哲理签名范文

哲理签名篇1

2、有多少人, 以友谊的身份爱着另一个人。 又有多少人，以玩笑的方式说着真心话。

3、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是因为该用脑子的时候却动用了感情

4、在你面前我无需掩盖什么东西，因为你了解我的点点滴滴

5、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怒火在燃烧还保持微笑。

6、我宁愿保持沉默，也不向那些根本不在意我的人诉苦。

7、你如果想走，我绝不会留你，但是你若回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会去接你。

哲理签名篇2

2、人总是在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之后，再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

3、本欲起身离红尘，怎奈影子落人间。

4、因为你，我变得更好；更因为你，我想要变得更好！

5、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人，帮你晒晒所有不值一提的迷茫。

6、我不想改掉那些习惯，我也改不掉的。

7、我只是心很痛以至于呼吸有点困难。

8、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

9、我把心事写在纸上，放进瓶子里，却怎么也漂不到你的心里。

10、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哲理签名篇3

关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我们似乎可以回顾一下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问世的情况。“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费格尔（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学杂志》发表了名为《逻辑实证论——欧洲一个新的哲学运动》的具有宣言性质的论文，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在美国哲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不同的反响。而“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就是这篇论文首先提出的，后来就也被人广泛使用，成为经典的科学哲学的标识。那么“信息哲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的标签，无疑应归于《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论文。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and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4、PCI之二。今年8月份在土耳其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The21stWorldCongressofPhilosophy）专门新辟了一个section，其名称为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我注意到五年前的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并没有这个section。可以推断，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分支，1998年之后才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这与信息哲学得以确立的时间基本吻合。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社科院哲学所原副所长姚介厚教授，回国后在哲学所做了专场报告，其中还专门提到这个新兴的领域，并说哲学所目前也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把philosophyof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译为“交往与信息哲学”，我以为这也是个意蕴深远的理解。在中文中communication也是个外延很广的词，有“传播”的意思，在这个词项下它往往与“传输、传递（transmit）、扩散、散布、广播（dissemination,spread,broadcast）”相关联，表征的是某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单向“流动”，还有我们通常所谓的“通讯”或“通信”的意思。但是，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交通、交流、交换（exchange,intercourse）、互动（interactive）”具有双向流动的意思。这使人联想起当下比较流行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计算机网络构成的语义空间就是一个交往空间，是一个公共领域，因而在这个空间中引发的诸多话题无疑为哲学探究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5、中文译名。由此可以看出，“计算”和“信息”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历史渊源方面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信息哲学的内涵要更宽泛。我们说，“计算”更强调方法论的作用。而“信息”则肯定要包含更为宽泛的内容，计算机、网络、通信等诸多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哲学成就。另一方面，信息哲学对于信息的本质的讨论则远远超出计算机哲学所要讨论的范围。据我的研究，情况基本如此，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从这门哲学学科的名称上来看，基本采取了一种整合英美与欧陆哲学传统的态度，这也算是“信息哲学”所表现出的一种新气象吧。至于中译名，我以为“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足以表达其间的意蕴。我与弗洛里迪曾专门讨论过中文的表达方式的问题，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中文可以就叫“信息哲学”，而无需加入“计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所遇到的那类困难。我们的难处属于另类，或许叫“信息与资讯哲学”才对，这样便将台湾的表达方式反映出来。

哲理签名篇4

［关键词］宋哲元；华北事变；冀察政务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K264.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68-02

1 华北事变中宋哲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1907年入伍,原属冯玉祥部。宋哲元有过强烈的反蒋意识和实际行动,作为西北军著名将领,受到南京政府的猜忌和排挤。1929年10月10日由宋哲元领衔的西北军27名将领联名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中又参与反蒋,失败后,由于冯玉祥的强烈要求,宋哲元正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二十九军军长,统领西北军余部,这样就奠定了宋哲元后来崛起的实力基础。1932年,经过张学良的推荐,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此后的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在宋哲元指挥下,在长城隘口喜峰口、罗文峪杀得日寇心惊胆战,他从此名声大振,被全国人民誉为“抗日英雄”。

随着日军的入侵,宋哲元在1935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他一贯的抗日作风,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也与推行的政策大相径庭。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下,蒋借“察东事件”、“张北事件”,在1935年6月19日下令免去了宋察合尔省主席的职务。宋哲元得悉之后,颇为愕然。为此他诅咒说“谁再相信抗日,谁就是傻瓜、浑蛋”,表现了对的极大失望。借故“养病”,寓居天津家中。

1935年6月27日,在中央的命令下,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被迫与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根据此协定,二十九军撤出长城以北地区。、又计划将二十九军南调投入“剿共”战场。宋哲元对此深为忧虑,他惧怕二十九军被瓦解,不愿让“借刀杀人”,将其作为“剿共”战争的牺牲品,为了在日蒋夹缝中求得生存,6月28日,宋哲元抓住时机,借北平发生了汉奸策划叛乱事件,以“北平防务空虚,治安可虑”为理由,借自己的部下,时任北平军会委员的萧振瀛的名义,调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迅速开进北平,断然决定将留驻察哈尔省的二十九军主力迅速南调,一举控制了平津局势。7月6日,《何梅协定》正式签订,中央军和东北军撤出河北。这样,平津一带就成为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

宋哲元未经同意举兵进入平津,甚为不甘。他担心宋在北平会像在察哈尔省一样给他惹是生非,派政客张群与驻南京日本大使联系,希望“日方与蒋中央政权直接交涉……迫使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南撤剿共”。但是,由于日方转变了对宋哲元的态度,拒绝了的要求。看到了日、宋之间关系的缓和,使蒋不再担心和顾虑宋和日本发生冲突给他带来麻烦,鉴于《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冀察党、政、军及人权丧失殆尽,中央军、东北军、宪兵团退出冀察平津地区又不能与日本抗衡,对华北局势已经放弃挽回信心的对宋哲元进驻平津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相信宋哲元这位有抗日英雄美誉的爱国将领,是不会做出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的。二十九军进入北平对维持“危在旦夕”的华北政局大有好处,蒋决定放弃对宋施加压力的办法,改为承认现状,实行笼络、羁縻。

宋哲元作为军阀来说,地盘和统一的军政经济大权是生存和发展实力所必需的。他有摆脱挟制,独揽平津冀察大权的强烈欲望。1935年10月29日,宋哲元向发出告急电,表示了拟在不脱离中央原则下自治的意向。看到电报后大为恼火,他要求宋哲元以“和稀泥”方式替他在北方应付日本,但决不愿意宋哲元分割他的权力。10月30日,复电宋哲元：“此次华北策动,固非枝节应付所能解决,尤非局部敷衍所能了事,故中央根据整个对策,多方与之周旋,现正进行中,巳日已有转机”他警告宋哲元：“如兄不察情伪,受自由行动之虚声恫吓,即欲有所宣布,以冀避战待时不知实因此促成战乱,致中央一切努力,尽付东流而已,此时兄处境只听中央,诿责中央为唯一之法,否则所谓其他办法,皆自陷绝境,将来之悲惨烦闷更不堪设想。”警告之后又复以笼络,11月8日下令以秦德纯为北平市长,萧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目的在于压制宋哲元,使他不至于有所异动。

宋哲元既不能降敌,成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也不相信会改变对日妥协政策,面对日蒋两方面的压力,宋哲元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辞职,以此向南京方面施加压力。1935年11月27日,宋哲元两次向南京政府请辞绥靖主任一职。11月30日,即日本强迫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的最后一天,宋哲元致电说：华北“忧患叠乘,情势危迫……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希望南京政府“因势利导”，“拿出安民之有效办法”。当时华北情势确实紧张,11月底,日本侵略军陆海军队均分别向华北增兵,而平津等地,除汉奸组织请愿自治,也有受煽动的民众团体通电南京政府表示自治。

也认为河北、北平、天津的局势“险恶万分,朝不保夕了”,派何应钦北上。何应钦抵达北平之后立即发现处境非常尴尬。首先,日本当局对他持排斥态度。日本军部明确表示只以宋哲元为谈判对向。其次,宋哲元对何应钦北上一直是明迎暗拒,尽力拆台,施加压力,一面竭力强调事态的严重性,恐吓何应钦；一面又表示自己的忠诚。他力图表示如果没有他的苦撑,形势早就已经恶化,如仍不因势利导,答应自己的要求,形势将很快恶化。

宋哲元看透了不敢对日抗战,又不愿向他放权的矛盾心理,12月6日表示：“日方逼迫甚紧,须于今明日决定办法,否则唯有避居他处。”并且其本人也的确已经避往西山,将挑子撂给了何应钦。同时其部下又向何应钦要挟“非宋出来维持华北秩序,华北局势将不堪设想”。

12月6日,何应钦一系列努力失败后,他在致蒋急电中报告华北形势危急,宋负气出走。“意在使职独任其难,独负其责。职实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拟以宋为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蒋也无计可施,电告何应钦同意仿照西南政委会的模式设置冀察政委会,“将冀察事全交明轩兄妥慎处理”。宋哲元和经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终于达成了协议,被迫同意将冀察大权交给宋哲元。而对宋哲元来讲,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南京政府对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挟制,不再处处受的掌控。因此,宋哲元真正在华北找到了暂时的立足之地。

2 华北事变中宋哲元与日方的关系

1935年,中日严重对立,英美联合对日本抵制,中苏关系改善,尤其苏联对华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对日难题,在中国承认日本在华支配权的基础上,迫使日本调整中日关系。日本的军事目标已经完成,此时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造成中国的分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日冲突在1935年进入新阶段,日本得以把侵略地域从长城以北转移到长城以南,进而又推进到华北,这就向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迈进了一大步,华北形势更加危急。

对日本来讲,他们全力逼迫中央势力退出平津、河北。而二十九军突然进入平津,打破了《何梅协定》后形成的政治格局,日本侵略者不再成为河北的唯一支配力量,河北“真空化”的局面结束。日方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安,但他们在分析了宋哲元的历史后认为,宋过去有反蒋历史,如今宋不经南京方面允许擅自进驻北平,这更增加蒋宋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当时蒋对“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的处理使日本人看出蒋宋矛盾有增无减。加之进入北平的二十九军立足未稳,宋要抵制蒋的压力,在北平长期待下去,必然有求于日本。经过多方权衡,日本转而把宋作为策动“华北自治”的理想人物来加以扶植。日军希望利用宋哲元的这一特性,使其充当日军之傀儡。因而对宋部进驻平津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对宋哲元来讲,将大部分实力移至平津地区,客观上符合了日方的愿望。因为这既减轻了日本关东军推行“内蒙自治”的阻力,也与华北驻屯军推进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相适应。日方对宋哲元采取了既打又拉的策略。既在察哈尔省不断挑衅,又在平津施以利诱。宋哲元也以两手对付：一方面派秦德纯、萧振瀛与日方周旋；另一方面竭力抵制日本关东军在察哈尔省的挑衅和蚕食。特殊而复杂的处境与摆脱挟制的欲望,决定了宋哲元不能接受日方“华北自治方案”，为了能在华北长久立足,又不得不继续与之周旋敷衍。宋哲元决定改变对日强硬立场,开始与亲日派分子秘密交往,并派察省政府委员、与日本关系密切的萧振瀛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猛联系,表示“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既签约言和,便当竭弃前嫌,化敌为友”，宋哲元态度的转变,使酒井猛、土肥原等颇受鼓舞,遂决定放弃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而策动宋哲元等华北实力人物与日本合作,实现华北自治。处于日方威逼利诱下的宋哲元心情非常矛盾。他有摆脱挟制,独揽平津冀察大权的强烈欲望。可是,如果接受土肥原的方案则意味着在日本刺刀保护下当傀儡,必然遭到抗日意识极强的二十九军广大中下级官兵的反对,是他不敢也是深为不愿的事情。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前,宋曾不止一次地拒绝日本要他担任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要求。宋哲元委曲回应,隐忍折中,“以不丧权,不辱国自矢；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信”,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坚持冀察政委会“必须获得国民的信赖”,“必须承认是国民政府下的政权”这说明在事关国家、民族大义等关键问题上宋是经得起考验的。

3 结 论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自治”政策与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外交相结合的产物,而宋哲元的政治运作则是这一结合的关键。宋游刃于日蒋之间,一方面借助日本压力向索权,使自己成为握有军政统一大权的华北重吏,能够独立地处理对日关系。另一方面利用南京政府抵制了日方分裂华北,成立“华北自治政府”的阴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日方自治运动阴谋在很大程度上的破产。它绝不仅仅是对日妥协的产物,更是蒋日互相妥协,又共同对宋妥协的产物。

综上所述,宋哲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独揽了冀察平津大权。宋哲元执掌华北期间,并没有让日军彻底占领华北或实现日本分裂中国华北的阴谋,在一定意义上保卫了国家安全。该政权在宋哲元主持下,虽处境困难,不好运作,但在民族大义感召下,利用亲自掌握的二十九军实力与全军上下不可动摇的抗日意志成功缓冲了日本对华北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延缓和阻挡日本伪化华北的步伐。在事关国家领土等重大问题上秉承中央旨意,拥护国家统一,发誓永不做汉奸,绝不让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二十九军广大将士支持下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陈世松.宋哲元研究［M］.四川: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王殿礼.爱国将领宋哲元的抗日生涯［J］.海内与海外，2007.

［3］刘嘉琰.抗日名将宋哲元［J］.春秋，1995(4).

［4］张春生.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赵德教.忍辱含垢终还清白――纪念宋哲元将军逝世67周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1).

［6］赵德教.宋哲元守土华北功不可没［J］.理论导刊，2006(7).

［7］柴俊青,张春生.略论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J］.殷都学刊，1998(3).

哲理签名篇5

关键词:戏仿 存在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5(c)-0246-01

戏仿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法之一。这是一种最具意图性和分析性的文学手法。这种手法通过具有破坏性的模仿,着力突出其模仿对象的弱点、矫饰和自我意识的缺乏。戏仿“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体裁的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性模仿。其标志是文学上、结构上或者主题的不符”。戏仿“夸大种种特征,它把不同的文体并置在一起,使用一种体裁的技巧去表现通常与另一种体裁相连的内容”[1]戏仿的功能就是讽刺。巴思在《路的尽头》中运用戏仿这一手法冷嘲热讽了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正风靡一时、炙手可热的存在主义哲学,并创作出这样一部富有独创性的作品。

进入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最适于存在主义这种充满着悲观绝望、颓废情调的哲学生长的良好条件。存在主义不仅限于哲学领域,也像欧洲一样渗入文学、艺术、社会学、道德、教育、宗教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各种群众运动中。存在主义表现为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时期人们心理上的紊乱和对新的出路的寻求。存在主义哲学把个人的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指孤独的个人同自身的关系,他得自我表现感;指孤独人的非理性的情绪体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大师萨特从现象学一元论出发,划分了两个存在范畴: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指客观存在,它纯粹地无条件地存在着,它是偶然的、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巨大的虚无;自为是指人的意识、人的自我表现,它纯粹是预谋和意向。它处在永恒的流动变化之中,不断地否定着自己,并通过否定和虚无把自己展示为世界。自在和自为相互依存,是不可分的。萨特根据自为存在的特征引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萨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可以在面临的好几种可能发展道路中进行自由选择,这种选择的后果就是他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不是通过一次选择,而是通过不断的选择来完成的。存在就是要不断超越现存状况,人之所以得以存在,正是通过自由实现超存在[2]。

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兼剧作家萨特曾用小说,如《自由之路》等用来阐释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巴思戏仿萨特,也用小说《路的尽头》以“神话疗法”的失败来嘲讽当时在美国正时髦的存在主义哲学。小说的主人公雅各布·霍纳(Jacob Horner)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他的问题是不能确定目标和方向。他发现可行性选择太多了,但他却找不到一个有吸引他的特殊选择。在一次采访中,巴思说杰克·霍纳(Jake Horner)的名字同时取自摇篮曲(Jack Horner,《杰克·霍纳》)和使人带绿帽子习俗(“horns”)[3]。其名字意义的不确定和动机与方向的缺乏,暗示杰克(即雅各布)没有个性或没有目的。杰克的医生建议他做教师,教授规范语法。杰克遵从了医生的建议,成了一名语法教师,此间,他又成了另一位教师乔·摩根的好友且又卷入与朋友之妻伦尼的三角关系之中。导致伦尼在做流产过程中死于手术台上。死亡的事实使杰克彻底剥去了他的各种面具,又恢复了他的“绝对不动”状态。

雅各布·霍纳有麻痹症史。他看不到生活中的价值,于是“选择了绝对不动”。这时他遇上了一位专治麻痹症的黑人医生。医生对雅各布的病情作了“存在主义哲学”分析。他认为雅各布的病症是“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做出选择”。

这俨然是萨特在阐述“存在先于本质”的原理。当“病人”杰克问“为什么人人都得选择行动”时,这位庸医运用存在主义哲学原理,作了一个荒谬的回答:“不为什么！不选择行动也不为什么。一个人成了病人那只是由于他选择了一种只有通过治疗才能获得解放的存在方式……一段时间内我的所有的治疗就是要使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按照医生的逻辑,仿佛生病也是人为了实现本质的一种选择。这位庸医建议杰克去“读萨特,作个存在主义者”、“这能使你不断活动”。医生把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他的治疗方法之一,名曰“神话疗法”。何为“神话”？神话就是幻想和虚构。这位庸医倒是有力地揭示了存在主义哲学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接下来,医生解释“神话疗法”——存在主义哲学。萨特认为,“任何结果都是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自由选择可以改变过去,甚至通过自由选择,懦夫可以变成英雄,英雄可以变成懦夫,关键在于你的选择”。[4]根据这一原理,医生建议杰克,“在实际生活中,一定要演主角”。医生指出:“这种角色分配就是制造神话;当他有意无意地用于提高自我或保护自我—可能始终是这个目的—这就成了神话疗法”。医生让杰克“诚心诚意地去学习如何戴上面具,”因为“自我意味着我,我就意为着自我,自我的定义就是个面具。哪儿没有自我—哪儿就没有我”。杰克立即将其付诸实践。

因为杰克不相信真正的自我,他喜欢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他想扮演上帝,因为他说:“生活中人们时刻都在充当导演,若能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分配充其量是对演员个性无端的曲解,这个导演就是明智的”。杰克把明智的角色留给自己,把次要的角色留给他人,以此给他们的“本质”贴上了标签。这种贴标签做法最终把杰克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在伦尼死后,这种贴标签做法又把它送回了医院。因为他被对伦尼之死负有的责任弄的完全麻痹。但是杰克在“选择行动”的过程中却没有意识到,他对伦尼的行为要负有责任,他虽然反复强调“我渴望承担责任”,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还都是要从责任重压之下解脱出来,而且最后他成功了:“我已经不用去承担社会责任了。伦尼已经入土了。我仍然在工作,而且名声丝毫未损,但是乔失业了”。他不能不感到这“太丑恶了”。这就是杰克“自由选择”之后的结果。使杰克意识到:“神话疗法变得越来越不适用。因为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所承担的一切角色都是苍白无力的。存在不仅先于本质;就人类的情况来说,有存在未必有本质。一旦某人非常了解另一人并抱有各种与他相左的看法,神话疗法便彻底没戏了”。巴思也就此否定了存在主义。

参考文献

[1] Ibid,31.

[2] 许崇温.存在主义哲学,6～18.

哲理签名篇6

贻误战机之失，让宋哲元在压抑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三年。1940年，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与有联名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方面的陈立夫所写挽联亦云：“扶危济倾，临大节而不可夺;忍辱负重，闻斯言更见其人。”两副挽联均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是个有过争议的人，也是终让天下理解了的人。

战前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

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早在1927年出笼的“田中奏折”中，就表述得淋漓尽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为此，日本迈出了吞并中国的步伐，其后陆续发生的“九一八”事件与洲国建立、“七七事变”与全面侵华战争、“大东亚秩序”推行与太平洋战争，无不是这一计划的具体实践。因此，“七七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步伐中的重要一环。正是通过这一事变，日军揭开了由攻占华北到全面侵华的序幕。

通过“九一八”事件，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接着日本又把觊觎的目光盯向华北，试图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便是日方策划的闹剧。

日本人很清楚当时中国内部存在的矛盾。当时的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徒具形式，因一些地域有地方实力派存在，中央对那些地方缺乏有效控制。当时的华北，正属于这种状态。日本人就试图利用华北实力派宋哲元与国民政府的矛盾，向华北渗透，极力强化其在华北的影响力。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曾为冯玉祥部下，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职，为冯部“五虎将”之一。蒋冯中原大战，宋曾由师长升任西北军代总司令。冯玉祥战败，西北军受中央改编，宋哲元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

1932年，面对日本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宋哲元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决心，致函张学良，请缨杀敌。张学良也深感热河、察哈尔两省（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南部）危急，遂向推荐宋哲元。中央遂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肩负起捍卫华北的重任。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直逼长城。宋哲元下手谕传阅29军将士：“国家兴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遂下令29军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取得大胜。29军因此而声名大震，受到全国人民拥戴。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就取材于29军的长城抗战。

然而，国民政府当时委曲求全，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对热河的占领，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此后，日军多次与驻扎在察哈尔省的29军发生摩擦。1935年6月，由主持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竟然又按日方要求，撤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而宋离开察哈尔不久，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签署了《何梅协定》，进一步向日方退让，包括中央军撤出河北、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实际上意味着国民政府中央放弃了华北的，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

随着势力在河北平津一带被削弱，华北局势充满危机，各派势力均在角力，包括日本人都在试图掌控这一要地。鉴于形势严峻，不得不借助地方实力派控制华北，遂任命威望较高的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则趁势将29军37师进驻河北及北平，实际控制了冀察平津地区。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为实现中央在政治上对华北的领导，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由中央任命。因日本干预，委员会中也有几名亲日分子，但宋哲元将军政大权全握于29军将领手中，不给日本人有可乘之机。

此时，日本人加快了分裂A北的脚步，不断在政治上制造分裂。他们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搞所谓“防共自治运动”，试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脱离国民政府，达到其控制和占有华北的目的。1935年11月，在通州成立以殷汝耕为傀儡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是其“自治运动”在地方的具体实施。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加快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内阁提出的策略是，将华北变为亲日的“特殊地带”，以便日本“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实际就是掌控华北的经济命脉，掠夺资源以加强其侵华的力量。日本还强势威胁国民政府，不得干预华北事务，称华北的事由华北当局自行解决，包括华北当局与日方签定协议，也与中央无关。

日本人千方百计做宋哲元的工作，鼓动他加入“自治运动”，脱离中央;要求与他签定种种经济协定，诸如收购芦盐、棉花等，获取铁、煤矿产的开发和津石铁路的修筑等。

但宋哲元就像个太极高手，以“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与日本人打交道。他表面上不刺激日本人，与之谈合作通往来;而一涉及领土问题，他便打哈哈，回避，久拖不办，尤其是根本不参与所谓“防共自治运动”。这让日本人越来越失去耐心，决心以武力迫使宋哲元就范。

1936年，日本军部确定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作战计划要领”中，明确提出在华北作战时的规划，拟沿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向南推进，占领黄河以北各要地;同时向山西及绥东方面拓展。而次年事变爆发后的战事进展，基本上正是这一年度作战要领的具体实施。1937年上半年，日本军部还不断派员到华北活动，为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刺探局势，搜集情报，并加紧在平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调整。华北上空战争的阴霾密布，以致于在1937年5至6月间，东京朝野竟流行着这样的传言：“华北不一定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事件要爆发了。”“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柳条沟事件曾引发了“九一八”事变，则华北即将面临一场由日本人挑起的类似事变，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迫在眉睫了。因此，“七七事变”最终爆发，决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方长期以来处心积虑试图占领华北而挑起的。

夹缝中求生存

全面抗战爆发前，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深知日本咄咄逼人的侵华野心，一再强调加紧国防建设;然而他认为当务之急，仍是先清除各地方实力派。直至1937年上半年，此心依然不改。如他在这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对于对付四川刘湘，有这样的想法：“川事目的在制刘，使其绝对服从;或去刘，使四川澈（彻）底统一。”这种策略，此前几年一直在运作，因而在华北的宋哲元，不可能不对中央存有戒心。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加紧扩军，便向中央申请增发扩军经费。但中央不愿看到他的势力坐大，只按原规定番号拨发军费，新增军队费用不管。宋哲元很恼怒，便将中央在华北收入项下的关税、盐税、统税及铁路邮电等收入予以截留。这引起南京方面极大的不满。然而面对华北严峻的形势，中央还得仰仗于宋哲元维持局面，因此不得不对宋哲元极尽客气，请他替中央在华北苦撑危局，指示：“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直至事变前的6月22日，犹致函宋哲元，称赞他“不负中央付托之重任，……苦撑精神久而弥笃”，表示“成败毁誉，愿与相共”，表达了对宋哲元的倚重。

由此可见，华北地方当局既服从中央指挥，也与中央存在矛盾。而日本方面则利用二者的矛盾，挑拨离间。一方面，派汉奸给宋哲元送去“自治”方案，鼓动他;又逼迫他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力图使经济掠夺合法化;另一方面，日本人威胁国民政府中央，要求它不干涉华北地方政权的所作所为，“承认华北特殊地位及权益”。宋哲元受到来自日方和国民政府两个方面的压力，他也力图在二者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由此又难免两面招怨――他既不屈从日本的种种无理要求，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完整性，又不希望中央介入华北地方事务，1937年5月12日的日说，应以“严斥其妄”的态度对待“宋以中央放弃华北之口号”，可见在华北问题上宋哲元对于中央的排斥态度。后来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又一再要求中央军暂停北进，就是出于对自己的“华北地盘”被侵削的担心。

这样的状况，表明中央由于数年来对日本的妥协退让，导致自身失去对华北的控制，不得不依赖宋哲元维持华北局面;而宋对中央充满戒心，又给日方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宋哲元在与日方打交道中，既要坚持不丧失，却又对日方的侵华野心缺乏足够的认识，后来事变爆发，他一再不听中央劝告，寄希望于和谈，便是这一情况的必然走向。

日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回忆：1937年5月，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军部“还在向冀察政权强迫要求德州和石家庄之间铺设铁路权以及开采龙烟铁矿的权利，宋哲元对此无法处理，只好假装不知道，定于五月底答复，表面上以养病为名，逃回山东省乐陵家乡去了。这一次，宋哲元为了回避日方的逼迫，干脆回了老家，不与日本人接触。而“七七事变”，正是在他回老家约50天后爆发，日本人妄图借助武力来控制华北了。

“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显然还没意识到它的严重性，仍视同此前多次中日军队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地方性小事件，因而没有即刻从山东返回平津。

却已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考虑到天津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大本营所在地，又有不少汉奸在此活动，他急电宋哲元，让他勿去天津，急赴保定坐镇，以应对变幻莫测的时局;同时抓紧时间备战，准备应对日军的大规模挑衅。而宋哲元未听劝告，于7月11日直接从山东回到了天津。他辩解道，指挥官岂能远离平津前线？

此后十余天，不断催促宋哲元赴保定，宋哲元未予理会。派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星夜北上驰援，并明确这些军队悉由宋哲元指挥，而宋仍担心中央是不是真打算抗日，是否以此为借口将中央军派入平津地区，侵削他的平津地盘？

对中央的不信任，又受到日方及汉奸的挑唆，使宋哲元对于时局走向的判断，大有偏差，难以与中央达成共识。甚至对于中央的一些正确意见，也当成了耳旁风。中央不仅一再急催宋哲元抓紧备战，赶赴保定建立指挥部;而且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报，如15日，何应钦致电宋哲元，强调要注意日军有消灭南苑驻军的意图，宋也未予重视。后来全面开战后，日军果然全力进攻南苑中国兵营，给29军以重创。

徘徊在和与战之间

宋哲元一再公开表示，自己决不做损害国家领土的事情，但他过于寄希望于和谈解决冲突。虽然事变发生后也高调强调抗日，但宋哲元很难相信中央有底气真与日军大战。因此，他也是只要有一线和谈希望，就不放弃和谈机会。

他此时不想与日方撕破脸，打一场大战。当时29军号称有10万大军，这数字虽有些夸张，但相比于驻扎在平津地区的日军来说，军队人数占绝对优势是无异议的。事变一发生，如果迅速以优势兵力遏制在此挑衅的日军，很容易做到。然而他深知，若日军增加足够多的兵力，以其武器装备之优和军队战斗素质之高，29军就很难与之争锋。他担心事情扩大化，搞不好会导致平津难保，因而他希望和谈，派属下张自忠为代表与日军谈判。

日方也确实施放了和谈烟幕，进一步迷惑了宋哲元。实际上当时日军在平津的兵力有限，要打一场大战还远远做不到，正需要时间向平津输送更多的兵员和武器装备，遂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宋哲元和谈心切，对29军下达的命令是：应战而不求战。也就是即使当前居于主动地位，掌握有利时机，也不能主动出击。于是29军上层忙于和谈，下层将士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不断调兵遣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平津一带来。

和谈在7月11日达成了一个停战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卢沟桥及其附近之中国驻军即时撤退，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二，中国方面道歉，并惩罚责任者;三，实行防共，彻底取缔抗日组织及抗日活动。协议也要求日军退回到原驻防地。然而，日本军部及内阁急于扩大战争，视停战协议如废纸，因而有了协议后，双方依然冲突不断。

哲理签名篇7

据美国人权组织"人权了望"在2000年底公布的材料透露，美国移民局近年来囚禁移民人数不断上升。至2000年，每天平均被关押拘禁的移民多达两万人（95年平均每天拘禁移民的人数仅为6，700人），其中约有数千名为孤单儿童。许多移民的入狱都没有经过任何正常的司法程序，关押条件有的极为恶劣，移民局工作人员虐待移民、侵犯人权甚至导致移民自杀现象屡有发生。

一位逃难来到美国的伊拉克难民的故事反映了一般难民在美国移民局的经历。据美国newsday2001年6月3日的报导，这位21岁的青年名叫al-torfi来自伊拉克南部。他在父亲与两个兄弟被政府杀害后逃离的家乡，先是逃到北方，后通过一个走私犯的帮助进入了土尔其。他从依斯坦布尔飞至巴赛罗那，然后又从西班牙飞到纽约，前后碾转了十八个月。在飞机着陆的那一时刻，他回忆说，"我非常非常高兴。我觉得我终于到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他一下进入肯尼迪机场，就被移民局的人关押了起来。因为他没有合法的美国签证。他先同另一个申请政治避难的人铐在一起，然后被警员运到纽约150大道一个由旧库房改成的监狱。那监狱里拘禁着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200多名移民。在那里他被双手铐在腰间，全身剥光然后穿上桔红萤光的狱服，腿上喷写"ins"（移民归化局）。他在那里一关就是四个月。

al-torfi其实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还同其他移民同在一"大熔炉"里。许多州的移民局由于自身的监狱空间有限，就租用了许多州或市镇监狱。据"人权了望"组织统计美国有60％以上的移民都被囚禁在地方监狱中。有的州甚至因为租金收入甚丰而免了了州税。许多移民，特别是申请政治避难的移民，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属于"行政拘留"，却同刑事犯罪分子关在了一起。由于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这些无辜逃难的移民在美国遭受即使留在他们本国也不一定会遭受到的牢狱之苦。说al-torfi所以幸运还因为他只被拘禁了四个月，而美国移民局的大牢里还关押着许多被"无拘禁"(indefinitedetention)的移民。这些人许多没有犯罪记录，也什么指控或罪名，他们所以能被如此"合法"地被无限期的拘禁就因为他们不受美国宪法保护的移民。

美国移民局所以能如此肆意操掌玩弄别国公民的命运有许多原因，也有许多历史渊源。其法律依据及理论基础，至少可以追塑直十九世纪的许多排华案。发生在1888年的查参平（译.chaechanpingv.u.s.,9s.ct.623）就是其中一例。华工查参平自1875年起就侨居旧金山。1887年六月他因事回国，归国前他在旧金山港口海关的有关机构（当时移民局还没有成立，海关行使移民局的部分职能。）取得了一纸文书（相当于现在的"返签"或advancedparole）。次年十月八日他乘船重返旧金山港，结果被美国海关拒绝登陆并被囚禁在船上，依据是在七天前刚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称"

自本法颁布之日起，所有中国劳工，无论是否为或将成美国居民，凡离境或将离境而在本法生效之日起未返美者，所有返回或滞留美国之举均系非法。"换句话说，只要是华工，在1888年十月一日前没有返回美国的，或者在此之后离开美国的，就要么做一去不回头的韩湘子，要么做阶下囚。该法同时还规定"所有文件（包括查参平老哥的返美签证）一律作废失效。在此之后要求入境之华工将一律拒绝"。我们不难想象拖着长辫手提两口藤条箱的查参平，经数月跨洋颠沛，一身旅乏却又兴冲冲入港时的惊恐。象那时的许多华人一样，查老先生请了美国律师替他打官司。从地方法庭到上诉庭，查先生一路都败，最后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他们指责该法案违宪无效、政府违反与查参平的私人契约（他们视"返签签证"为合同的一种－－当然用契约法来打移民官司现代可能不太多了）及与大清政府的

公约等等。最高法院不为之所动，众口一矢地维持了原判。判词说"排外之权为宪法所赋美国政府主权之一。此权政府可依理因时因国家利益而行使，不得因任何人而放弃或限制。"至于政府在1888年10月一日所发的签证之类的文书，法院说"政府可随意随时随心收回。"查参平最终想必是被打发上船回了中国，关于他的生平如今除了美国案卷中所提供寥寥数笔外，也已所从所考。更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是如何面对这十二年在异国的艰辛努力因美国政府机构的无理而化为旧金山港湾中的泡沫这一无情打击的。如果有人说他后来加入了义和团，那可能一定也不会太让人吃惊吧。另一起与此相似的名案是王文（音译。wongwingv.u.s.163u.s.228）案，不同的是它发生在一八九二年的密西根州。王文也是中国劳工。1892年5月5日，美国通过了一项《禁止华工入美案》，其中规定从该法生效起一年内在美华工都得登记，违者一但查出，劳动教养的干活，然后潜返原籍。（现在美国国会好象又有人在提议让所有的外国学生、或某一种族的人都去移民局登记。历史真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反复重演的一重戏呀！）这王老先生八成是打工挣钱太忙，又不识字读报，把登记之事给耽搁了。结果让海关给抓起来了。虽没定个"恐怖分子"的大罪，可还是被关进了底特律改造所，准备先罚六个月的强劳动，再驱逐出境。王文不服，一咬大辫就控告了政府。结果象查先生一样，也是两战两负，最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战区。美国法院虽然觉得把王先生当刑事罪犯一般，不经司法程序，就剥夺其财产并罚强劳改造有违宪法，但仍然肯定了拘禁之必要。法院说"国会（立法）驱逐（华工）出境，并赋权行政官员执法，皆在宪法权限之内。···拘禁乃驱逐外人(aliens)之必需手段。···驱赶外人（无论其类）之绝对或有限之权，无论战时与和平时期，乃一主权与独立国家之内在不可分割之权。国会驱逐（外人）权可完全通过行政官员进行。"

从查、王两案的经过及诉讼结果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对待外国人、移民问题的处理方法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蒙一半睁开的那只眼。法院裁决同当时的政治气氛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十九世纪末一片反华排外的热浪中，被迫害被剥夺权力的移民极少有胜诉的。一般处理移民案的依据是国会有宪法之权制定移民法，政府机构（如移民局）奉宪执行移民法；缰土、边境、安全、涉外、移民等问题属政府之权限，宪法"三权分离"为立国之本，法律系统纵觉有些法律条款不公，也"爱莫能助"。

由于司法系统的不愿干涉，再加上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以及移民局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外国人的问题，美国大多数人，除了人权组织及一些法律学者外，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去为移民的人权去游说、争取，所以移民局也就自已管自己，自己玩自己的，越玩越不象活。其中在美国法律界移民法及人权法中最有争议的行为与政策就是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对移民的"无限拘禁(indefinitedetention)。"1950年美国移民局将一名欧洲移民麦哲(mezei)押入了纽约艾力斯岛(ellisisland)监狱(shaughnessyv.unitedstatesexrel.mezei,345u.s.206)。麦哲自1923年就居住在纽约巴弗罗地区，父母为匈牙利或罗马尼亚人。1948年5月他别妻离子前往欧洲探视在罗马尼亚即将病逝的母亲。结果在罗马尼亚被拒入境。后又因出境许可问题被迫在匈牙利滞留了19个月。等他终于在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取得一张签证再经法国于1950年2月9日返回纽约时，就被美国移民局拒绝入境。移民局先对他实行"暂时驱逐"(temporaryexclusion)并关押在艾力斯岛等待听证。同年5月10日，美国政府怀疑他与共产党有染，以国家安全为由，依照"密证"，宣布对他进行"永久驱逐"(permanentexclusion)，并不给予听证。不料匈牙利政府不愿再收留他。英国、法国也拒绝其入境。麦哲自己联系了十几个拉丁美洲国家要求入境，结果无一应许。麦哲进退两难，一下由纽约巴弗罗的永久居民移成了艾力斯岛大牢中的永久居民。

麦哲走头无路，状告移民局"非法囚禁"。纽约地方法院要求政府出示麦哲可能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的"密证"。结果政府拒绝出示任何证据。法官遂决定将麦哲获保释放。政府在上诉庭再次败诉之后，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申诉。高院以5:4的接近比分推翻了下院的判决，宣布"不经听证而对移民进行继续驱逐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力，即使由此而致的结果是他因无国可投而被拘艾力斯岛"。最高法院断此案的主要依据，就是上述十九世纪的一系统"排华案"，它并且再次重申"法庭一向认为，逐外之权为政府所行使的基本特权，不受司法控制。"

麦哲案维持了政府（移民局）对移民处置（包括无限拘禁）的绝对权威与合法性。80年代移民局拘留了数前往美国的千名古巴船民，由于古巴政府拒绝接受他们回国。移民局就把他们无限期地拘禁起来。移民法将一般把象麦哲及古巴船民这类移民称为"可驱逐"(excludable)类移民，以别于"可解递"(deportable或removable)类移民。可驱逐移民是指没有进入美国国内在边境就被移民局拘禁的移民，由于他们没有踏上美国国土，所以法庭认为他们不受美国的宪法及其它法律的保护（"宪权止于国境"），因而他们即使无罪，无限期拘禁也不是违宪违法的。可解递移民属于已经在美国国内但犯过罪按有关移民法案应解递出境的移民，他们基本上包括所有除美国公民以外的所以外国人（有绿卡的，没身份的，或持有各类签证的移民）。他们即使从理论中应该受到美国宪法及其它法律的保护，但在实际上被无限拘禁的这类移民也大有人在。2001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决断了在美国移民法上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案件：马金候（kimhoma音译。attooorneygeneralv.kimhoma）讼司法部长(121s.ct.249)。此案是对两件情节相似的移民案的合并裁决。马金候1977年生于柬普寨。两岁时随家人入泰国及菲律宾的难民营，七岁后到美国。1995年，"年小志高"岁方17的小马"金猴奋起千钧棒"卷入一场帮派的枪战，后以杀人罪被判入狱38月。服刑两年后被释交移民局看管。按移民法犯有马这类重罪的人属"可解递"移民，依有关《移民国籍法案》(immigrationandnationalityact)一般应在90天内就应"遣送原籍，"超出90天，除非有特别理由，应允许保释。但由于柬普寨与美国没有遣返条约，柬普寨不愿收回这"金猴"（估计改名"熊猫"也没用）。美国移民局左右为难，送出去没人要，放了又怕"逃之夭夭""危害社会"，就只得先把他继续关起来再说。"金猴"在移民局那"八卦炉"里已经炼了两年多了，那还受得了那份罪。遂状告政府并不顾两战（地方法庭、上诉庭）两怕一路打将上了美国最高法院。政府说依据《移民国籍法案》,政府有权根据各移民具体情况（狱中表现；潜在危害；再犯可能；逃窜藏匿等），决定是否允许交保释放。美国法院经激烈辨认，以5：4作出判决。指出《移民国籍法案》对等解递移民的拘禁条款含有合理的拘禁时间限制，一般以六月为限，无限拘禁系违返美国宪法的行为。

马金候案虽然解决了"可解递"移民无限拘禁是否违宪的问题，但它仍然坚持"宪法止于国境"的立场，认为对其他移民（特别是"可驱逐"移民）的无限拘禁仍属合宪合法行为。它甚至还认为，尽管无限拘禁可能会有宪法上的问题，但只有国会在其法案明确提出它的意图，法院就当维持它的效力。换句话说，如果国会立法，认为无限期长久囚禁任何移民有利国家利益，法院就绝不会说该法违宪无效。对此，法庭还似乎颇有预先性地特别指出，"在有恐怖主义等特别情况下"，可以考虑"预防性拘禁的形式"并对政府关于国家安全11事件之后，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取了许多"反恐怖分子"政策，包括对移民的管理。911后一周，美国司法部就宣布了对移民政策的改变，并授移民局无限拘禁期移民之权。据"大赦国际"3月14日报道，从911后的六个月中，移民局就先后拘押了1200之名移民（其中许多人来自中东或伊斯兰国家〕并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这些移民大多数自然都属于已在美国国境之内因而应该受到宪法保护的移民了。可到目前为止这些被拘者中只有100多人受到刑事犯罪起诉，但没有一项罪行同911有关。此外这些人的"罪名"大多数同签证过期等有关，根本没有必要受到进行镣铐加身及单独禁闭重刑犯的待遇。

同世界许多国家相比，美国法律系统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在同所谓国家利益、战争、移民有关领域内，美国法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的工具，而且受整个政治环境的影响极大。从上述几起十九世纪的"排华案"，到二战期间美国程度对日本移民的集体囚禁；从两年前的李文和"通共间谍案"闹剧到近几月因911所牵连的无辜中东移民，都无不反映了美国作为人权国家其政府及移民机构在对待移民问题上

的严重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有许多行业靠移民来支撑，如农业有近47％的劳力都是移民，其它行业，如科研、电脑、服务等的移民也占相当的比重。每年都有几十万人来到美国（移民局统计2000年有85万移民美国），寻求自由、机会与幸福。美国的社会制度、经济体系等虽然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完善与发达，但它仍然远非完美。在很多方面，特别是移民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缺陷。许多逃自美国避难的移民后，在移民局里受一番煎熬之后，很难不生出"才出虎口，又入狼穴"的感觉，无奈地接受"两害相权选其轻"的现实。去年夏天我在纽约港湾内乘游艇远眺曼哈顿。落日黄昏下，胭云碧水边的纽约灯火灿烂，世贸大厦南北两楼拨地而起，同一水之隔的自由女神遥相呼应，水色、灯色、幕色相织，有种难言之美。我同许多游人一样，对这景观望得如痴如醉。我一旁的美国同事更是一言不发地处沉思状。我问他在想什么，他的回答很让我吃惊。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很难想象一个来美国寻求避难的人，从入港的偷渡的船上看到这样的景致之后，却被移民局海关关员查获并驱逐出境的感受。

哲理签名篇8

作为中国最常见也是国人最喜爱的茶品之一，绿茶还有“国茶”之尊称。如果一个男生有“绿茶男生”之称，即便不能像战国美女一样获得国色天香的美名，也能落得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少女杀手”之类的美谈。

这位“绿茶男生”就是刘孟哲，2010年底，他刚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没多久，就自己出品了个人第一张EP。在拍摄个人EP（音乐小样）的时候，摄影师和录音师都说他的样子很干净，声音也像喝了绿茶一样清新，后来就用了“绿茶男生”的称号。

他是主持人，曾策划主持近百场活动和晚会，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艺人和文化人。他还是音乐策划人，23岁就独立出品自己的EP，并和国内知名音乐人合作大型公益、艺术歌曲。最近，他还成立创作组，要为自己的家乡打造一首艺术歌曲――《滨海恋歌》。

他曾是一位兼职达人，通过四年的勤工俭学解决了自己三年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他在人人网上的签名就是写照：水的灵性给了我山一样的坚韧，愿青春永不落幕。

兼职达人成为家里顶梁柱

1987年6月4日，刘孟哲生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苏北的一个水乡，东临黄海，淮河的入海口，还有黄河的一条支流经过（后来被截断）。刘孟哲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充满了水的灵性的地方，他评价自己的性格很江苏。

刘孟哲的父母都是农村的老师，很多亲戚都把小孩送他们家来学习，从小他就被教育成乖孩子，好作为堂弟表妹们的榜样。但年少的孟哲还是想多了解这个丰富的世界。

他妈妈是做早期教育的，家里有很多早期教育的杂志，刘孟哲喜欢看上面的小幽默。他还尝试着写一些小幽默，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投给了山西的《语文报》。1996年，他的文字作品第一次发表，还得到了6块钱稿费，那以后他开始对写东西感兴趣了。后来，他的语文一直学得很好，其他科目也都不错，很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

刘孟哲说，最喜欢的作家是韩寒。他喜欢韩寒那种犀利的语言，能说出大家心中想说的话，还能给人带来一种阅读上的。谈到爱情，他说，以前看《红楼梦》，会觉得自己的性格是像林黛玉那样的，要是爱一个人就会自始至终地爱下去。

中学时的刘孟哲比较烦闷，一方面来自物质生活的匮乏，一方面来自青春期的迷茫。到了大学，刘孟哲通过勤工俭学解决了自己三年学费和生活费。后来，他还给家里生活补贴，弟弟大学的生活费也是他抢着出的，就连弟弟现在老家经营的眼镜店也是刘孟哲帮着开的。

他去大中电器卖过电冰箱，去顺义做过夏令营的老师，还做过公司的兼职文员。有时一天只能挣几十块钱，晚上十一点多地铁停了，也没公交车了，晚饭也没吃，就从东城区一直走到了海淀区。

刚进校就急着做兼职的刘孟哲和同学一起去参加一个免费找工作的兼职活动，去了才知道要缴纳100元的中介费，但他手里只有50元。对方说100元可以一年免费介绍工作，50元就只能半年了，并收了他们的钱。工作的内容是给公司做一些市场调查的文字整理，三四天做了490块的收入，但是在结算工资的时候，发现是个皮包公司，找中介公司也没要回钱。这一星期，刘孟哲的生活费所剩无几，几乎都没吃什么东西。后来，他还被骗过一次兼职，同学给他介绍过一个主持的活动，缴纳了130元的介绍费，也是没了踪影。但两次被骗并没能阻挡他要通过做兼职养活自己的决心，后来他陆续干过销售类、文字类、教育类的兼职。

刚上大学的时候，他普通话特别不好。北京理工大学有个招募主持人的大型活动，刘孟哲本是陪同学去的，结果形象清新、正统的他被导演相中，当时的台稿都是标注了汉语拼音的，由于之前他已经下了一番功夫，所以整场活动都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那次活动有近万人参加，是学校内部的一个晚会，这也是刘孟哲第一次成功主持活动。

接着有一些商家和明星来学校做活动找到了刘孟哲，总政歌舞团谭晶的原声大碟《乔家大院》的签唱会，“音乐诗人”李健的新专辑《想念你》、海政歌舞团的吕薇，还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蒙曼老师。经过主持这一系列知名人物的锻炼后，大二时他能在北京的西单、王府井、中关村、富力城等地主持电影、汽车的首发会了，还有一些国内知名歌手、演员的宣传活动。这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就开始好转了。

刘孟哲自豪地讲起他在大中电器卖电冰箱的经历，他一天卖了27台冰箱。中学时优异的物理和化学成绩在销售冰箱过程中派上了用场，他告诉顾客如何分辨冰箱上的节能标志。再加上他伶牙俐齿，看上去颇招人喜欢的模样，一下子拉近了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有顾客问他们卖的冰箱为什么没有礼品，刘孟哲告诉他们，只有对自身品牌不够自信的产品才会送礼品，那些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的。他的话一下子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这也为他日后站在主持人的舞台上能掌控全场打下了基础，因为他能揣摩到台下观众的心思。这天的销售量比那个店一个月的销售量还多，大中电器给了他三倍工资，令他高兴不已。

投身公益心系家乡

毕业后，刘孟哲很顺利地进入了央视7套《乡村大世界》栏目做外景主持。这一年，他因为工作走遍了祖国诸多城市和乡村，增长了见识也陶冶了情操，但他的心始终和家乡联系在一起。

他的父母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是在家乡主持第二届“中国滨海泵阀展销会暨大型焰火晚会”，第二天，他被母校邀请回去参加校庆，并资助了两名贫困家庭的学生。

刘孟哲一直热衷于参与公益慈善等爱心事业。西南旱灾、玉树地震、盈江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刘孟哲在第一时间为灾区捐去钱物，并深切关注灾区儿童的成长与生活，为灾区儿童捐款捐书；同时不忘用自己的歌声去鼓励灾难中的同胞，创作演唱如《生命之源》《为你牵挂》等赈灾歌曲。今年3月11日，日本地震发生后，刘孟哲演唱公益环保大作《地球》。这首凝聚中国乐坛顶尖音乐力量，被业内人士誉为“震撼公众心灵”的音乐作品，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共鸣。

最近，刘孟哲在筹备一首以他的家乡滨海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地域元素综合而成的歌曲――《滨海恋歌》，他还用心组建了创作组，邀请《大明宫词》主题曲的创作者金放重新作词，沙宝亮御用的作曲傅雷来谱曲。他不想仅仅做成一首地方宣传歌，而是一首真正的艺术歌曲。

他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滨海这座海边小城，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历史和人文地貌。他想展示2000多年爱情的传承，以及表达一种对家乡热爱的传承。他想做成谭晶演唱的《康美之恋》那种效果，虽然是一家医药公司投资的，但是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曲。刘孟哲介绍，《康美之恋》不像广告那样直接，而是展示中药世家的故事，用唯美的画面和温情的故事来打动观众。

最早，刘孟哲是受到金放的作品《问情千千》的启发，这首歌写的就是江苏镇江的金山湖，用千年情缘的传承表现出这个城市的灵气。

《问情千千》深深地打动了刘孟哲。这首歌在当地的传唱率很高，今年中国小姐组委会就是看重了这首歌所展现的美景和女子的贤惠温柔，而把总决赛放到了镇江。就因为一首歌，对镇江的旅游产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刘孟哲了解到金放做这首歌单纯的动机后，更加坚信，只有单纯的心灵才能做出最好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