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的文章范文

林清玄的文章篇1

[关键词]林清玄 禅 佛家 小人物

现代生活的急速，难以满足的欲望，造成了很多人心灵的缺失，陷入一种迷惘的境地。在看似繁华的背后，却让人感到莫名的空虚。而佛家思想如同一盏明灯，让人的心灵可以得到指引，看到人性中的善良，人性中的光明，修补我们破碎的心灵，释放内心，让我们能得到一个宁静的归宿。而林清玄就是一位有着浓重佛教文化情愫的作家，他的文章渗透着“禅”，他冷静地关注现世人生，并将佛学智慧溶入文学创作，让世人能够在文学当中领悟到佛家的般若智慧。

林清玄自小就生活在一个极为浓厚的家庭里，父亲对佛家非常崇拜，常四处参拜，幼年的林清玄跟随父亲的脚步，历览众多的庙宇殿堂，在这神圣的建筑中，“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情怀”，到了学生时代，他也常信步进入后山的庙里，独自做一个下午，不思考，静静地，却得到一种心灵的沉淀。

生活环境给了林清玄“禅”的积淀，而其他文人的为人作品也影响了他对佛学的兴趣。林清玄喜欢阅读中国现代二、三十年代的作品，而这些作家里面，不少人是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接触佛教文化，尤其是许地山与丰子恺的散文，都富含深层次的佛教哲学。林清玄曾说过自己的写作深受丰子恺的影响，但又与众不同，因为他对佛教中的悲观、厌世、追求彼岸解脱等，持着摒弃的态度，他“更重视美好的情境”。

林清玄过了而立之年后，正式成为佛教徒，皈依阳明山，隐居了两年，在佛家经典中畅读，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佛家的思想，从中更深入理解“禅”的奥义。虽为佛家中人，但他始终与社会是藕断丝连的，无法六根清净，开始把佛教思想融入文学创作，用文学的语言去宣扬“禅”。

凭着对佛学典籍的熟悉，林清玄在撰写几十万字的禅理系列散文是游刃有余，不管是佛学义理，佛家公案，还是佛家的人物、传说，一一都汇聚到他的笔下，成为他抒写性情，阐发佛理的材料和依据。佛家的语言在世人眼中是枯燥无味的，但林清玄并没有老生常谈，而是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结合东方的审美智慧，综合自己对佛理的感悟，让芸芸众生能体会到“禅”的精要。林清玄对“禅”的理解，不是单纯、浅显的解释，他是有悟有得。他在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时，曾说：“十多年来，我整个写作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气觉培养得更敏锐而已，使我面对一件事物时，能凭着敏锐的感觉做联想来顿悟。所以林清玄的散文创作，注重现实人生，用佛教的思想去观察、感受、表现人生。

林清玄的禅理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将深远的禅意与日常生活的体悟融为一体，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关注现代社会的现实，对现代人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给予人文的关怀与思考。在林清玄的作品，既有禅的意蕴，又不失散文的优美，对人生面临的种种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佛家崇尚超脱避世，往生极乐等思想，这难免会沾染消极的情绪，但林清玄却把这些思想转化成充满希望，热情的积极思想，他认为佛家并不是要求人远离世间，反而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人只有在喧嚣尘世中反而更能得道修行。“红尘里就有菩提”，因此他对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大加赞美。孩子的形象在他文中大量出现，因为孩子代表着纯真无邪，无忧无虑，不受凡间俗气的沾染，所以他说：“孩子就是我的禅师，他是为了教育和启发我而投生做我的孩子。”如在《雪的面目》中，当小学老师努力讲解什么是雪的形态时，孩子不明白。但当老师出题目问孩子时，孩子的答案很不一般，他这样回答：“雪是淡黄色，味道又冷又咸的砂。”他以孩子的言行来阐释禅意，就是想告诉人们，有一些事物的真相，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因此林清玄在《姑婆叶随想》中就很深情地说“小孩子纯真，没有偏见，没有知识，也不判断，他只有本然的样子，或者在小孩子清晰的眼中，我们会感觉那就像宇宙的某一株花、某一片叶子，他们的眼泪就是清晨叶片上的一滴露珠。”

除此之外，他赞美伟大母爱，《浴着光辉的母亲》讲述的是一个母亲带着弱智的孩子坐公交车。在车上，母亲不断的安慰儿子不要怕，因为他第一次坐公交车。仅仅是如此，或者说不仅仅是如此，一车的人都用崇敬的眼神看着母亲，仿佛看见了母爱的光辉。对孩子的关爱，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爱，因此林清玄不由地感慨“我们为什么对一个人完全无私的溶人爱里会有那样庄严的静默呢？原因是我们往往难以达到那种完全溶人的庄严境界。”，这里就明显看得出佛教里的无私奉献之观念。还怀有对父亲一种深挚的情感，如《期待父亲的笑》中，讲述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对家庭的承担，父亲用坚强的臂膀，乐观的笑容来面对人生的风雨，在文中，林清玄提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家称“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读到此处，他“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林清玄引用佛家的道理来说明父亲对自己特殊的照顾，来启发人们要尊重孝敬自己的父母，承担自己身上应有的责任。

林清玄赞美了人世间诸多美好的感情，不吝笔墨地进行渲染，其实就是因“我佛有慈悲之心”生出的无限爱意。

林清玄的散文还把目光放到尘世间的芸芸众生当中。他身为佛教徒，对当代生活的种种充满着忧虑和悲切，却又带着宽容和期盼，带着“普渡众生”的宏愿，以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为意念，将自己的笔触指向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小人物”身上。如《木鱼馄饨》这片散文。散文写的是一个卖馄饨的老人，老人因找不到可以让远近听闻而不至于吵醒熟睡人们的工具，而他又不想失尊严得大声叫嚷，最后选择了木鱼――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唤，却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而后来，木鱼就成为了老人用来宣传馄饨的金字招牌。而林清玄发现了这木鱼声，这馄饨味，这可爱的老人。当多年后林清玄再去见老人和他的馄饨、木鱼时，老人仍旧开朗依旧，风趣依旧。林清玄在文中感慨道“木鱼在馄饨摊子里真是美，充满了生活的美，我离开的时候这样想着，有时读不读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馄饨和木鱼，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却因为老人的想法而成为了别有趣味的生活韵事，小人物笼罩在了一种超脱于苦闷现实的温情之下。林清玄从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中生发出明净的禅悦，读者读到此，应该也不自觉地笼罩在这温情的香气里了。

再如《月光下的喇叭手》写的是送葬时吹喇叭的一位老人，林清玄写道“借着几分酒意，我和老人谈起他飘零的过去。”于是他了解了老人在故乡的故事，老人是怎样辗转到了这里。老人说“故乡真不是好东西，看过也发愁，没看过也发愁。”林清玄说“故乡是好东西，发愁不是好东西。”乡愁是千百年以来华夏儿女缠绕心头的别样情思，文中老人和林清玄看似矛盾的话，其实却融合了浓郁的怀旧情绪。林清玄从来都认为台湾是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宝岛上源远流长，血浓于水。他未刻意去渲染吹喇叭老人的尴尬遭遇，也不去一味地强调老人如何抗争命运的坚忍不拔，而是突出“柔弱胜刚强，宁静而致远的温情”，这正正道出了佛家中的“超度众生”的内涵，显现了佛家中亲切和谐的慈悲世界。

林清玄除了关注人间凡尘之外，他也静静地观察着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彩虹白云、细雨微风、高山流水、花鸟虫鱼，把自己的禅理融汇在自然万物当中。如《激情的蔷薇》中，林清玄由蔷薇的花开花谢想到了生命的追求，“我时常觉得自然界充满了教化，那最美丽的昙花只开一夜，那最奔腾的潮水返潮最快。我们生命的追求也是这样的，激情难以恒久，但激情有激情的美。”蔷薇的自然现象却激起他的感悟，“这样想来，佛家说的‘平常心是道’，或道家说的‘道在瓦砾屎尿之中’，里面有真意在焉！”从自然中感悟出哲理，禅理，以禅的眼光去观察自然、表现自然，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旨趣。

林清玄的文章篇2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学校一年一度举办了“读书节”，通过“读书节”，让我阅读范围变得更广了，也更让我能汲取到更多的知识，而读散文更能陶冶人的情操。本届的“读书节”我读的就是林清玄的散文集。

林清玄写作三十年，成书百余部。他坚持自然、厚味、有机的文学，因为他深信“有真感情，就有好文章”。他以慈悲为经，智慧做纬，编织文学的锦衣，因为他深信“有大思想，才有真文学”。林清玄的作品曾多次被中国台湾、大陆、香港及新加坡选入中小学华语教本，也多次被选入大学国文选，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这时，我感觉我越来越崇拜林清玄了。

本次读书节我一共读了他很多篇散文，如《分到最宝贵的妈妈》、《台北闹饥荒》、《变色茉莉》等。读完这些文章，让我启发了很多很多。其中有两段话让我感触很深。

第一段话是《走钢索与空中飞人》中的一段话：

“我们在实际的人生中亦然如此，许多屏息以待，只等到了失败，但有过失败的成功更值得喝彩与掌声。

在马戏团里走钢索的人和空中飞人，在上台表演之前，必然都有许多的失败，才会使他们设计出这样的表演吧！

他们的成就正是建立在“危险”和“失败”上，如果是在平地上表演就没有人要看了。

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

这段话让你给我知道了失败使成功变得珍贵，其实，人生也像走钢丝，不断地会遇见失败和危险，而我们就要在危险中锻炼勇气，在失败中锻炼坚强，丰富我们的人生。

而第二段话则是《苦瓜变甜》中的一段话：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教化，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情爱是苦的，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这一点即使是修行者也不可能改变，何况是凡夫俗子！我们尝过情感与生命的大苦的人，并不能告诉别人失恋是该欢喜的事，因为它就是那么苦，这一个层次是永不会变的。可是不吃苦瓜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苦瓜是苦的。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苦，第二三口就不会那么苦了！

对待我们的生命与情爱也是这样的，时时准备受苦，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真正认识那苦的滋味，才是有智慧的态度。”

文章虽在写苦瓜，实质上是在写生活中的困难，告诉我们，要想取得成功，就要有吃苦的准备。能吃得了苦，才能获得丰收的果实。

林清玄的文章篇3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有一则《李文忠滥用乡人》的掌故，说李鸿章厚待安徽同乡，晚年坐镇北洋，同乡有求必应，安置在各局所军营。他认为自己曾率乡中子弟为国效力，现在太平年代，就应当让他们多积钱财，培植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同乡刘铭传因事至天津，观察李鸿章所用人后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并告诫亲密朋友说，北洋当有大乱，汝辈宜及早还家，以免公私俱败。

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从国外购置了多艘战舰，日日操习。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由于未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一时无法让舰队形成实际的战斗力。

面对海军人才匮乏的现状，李鸿章不得不借才异域，聘请时为英国海军军官的琅威理为北洋水师总教习，逐渐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为一支威震四方的“虎狼之师”。醇亲王奕X阅军时看到水师训练卓有成效，授予琅威理“提督”荣誉官衔。为了发号施令的需要，琅威理就常常以“副提督”自居。但却有人说琅威理是“飞扬跋扈，一心揽权”。

1890年初，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法国办事。刘步蟾提议从旗舰“定远”号上降下提督旗，升上自己的总兵旗。琅威理觉得这样做不妥，与刘步蟾发生激烈争吵。事情传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考虑到琅威理毕竟是外国人，担心他拥兵自重;而刘步蟾是本国将领，且为自己的亲信，就在信中回复“以刘为是”，等于直接应允了刘步蟾的请求。

李鸿章的意见挫伤了琅威理的自尊心。当年8月，舰队返回威海卫后，琅威理辞职离去。此后，北洋海军军纪日渐松弛。许多官兵在靠岸后起屋纳妾、赌博、嫖妓，再也无心治军，导致战舰上许多武器都无法使用。

李鸿章在用人上的开明与守旧可见一斑。开明的是聘请外援，引入先进的治军方法;守旧的是对外援的不信任和对亲信的偏信。他说：“人家都说我李鸿章重用亲信，我倒要问问，我不用亲信用谁，难道要我用一个我连认识都不认识的人？对一个我不了解的人，我怎么知道他能不能担当重任？我怎么对得起皇上的重托和江山社稷？”话说得慷慨激昂，可实际上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用人偏见。

任人唯亲，不问贤能，且姑息迁就，任其贪腐，其事焉有不败者？

唐玄宗穷奢极欲毁盛世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唐玄宗正是因由俭入奢而导致失败。他在登基初年，看到当时的世风奢靡，曾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却穷奢极欲，任人唯亲，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创造了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开元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页，但由于自己在用人方面的严重错误，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此后一百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

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和兴亡，关键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备。

唐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国家治乱系于丞相的道理，不顾权臣反对，于打猎时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任命他出任宰相一职。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曾屡次出任宰相，他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当场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之品。此后唐玄宗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即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在唐玄宗执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姚崇之后，又相继任用张嘉贞、张说、李元、源乾曜、宇文融、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张嘉贞吏事强敏;张说有才智、重文雅;李元以清俭著名;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宇文融善治财赋;韩休和张九龄敢直言，处事守正不阿。

唐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或后苑游猎，小有过失，都会问一问左右的人：“韩休知不知道？”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到了。唐玄宗“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唐玄宗）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蒿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晚年的唐玄宗见天下太平无事，以为再也不用操心了，于是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将政事全部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

史称李林甫柔佞多狡数，他和宦官以及宫中妃嫔的家属混得很熟，对唐玄宗的一举一动、兴趣爱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对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为人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当时人们说他“口有蜜，腹有剑”。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开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这个人已威胁到他的地位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赶出朝廷，“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

唐玄宗任用杨国忠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他倚仗杨贵妃得宠之势一身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决于私家”。并且大肆收受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除此之外，他还有意激怒安禄山，使“安史之乱”提前爆发。

林清玄的文章篇4

岁月沉香的意思是：年纪虽然不断变老，但是回首一生，日子过得很踏实、充足。”时光知味，岁月沉香。”出自林清玄的《苍茫深处等春来》。

林清玄（1953年—2019年1月23日），中国台湾省高雄人，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学者。笔名有秦情、林漓、林大悲、林晚啼、侠安、晴轩、远亭等。著名散文《查塔卡的杜鹃》。文章《和时间赛跑》、《桃花心木》选入人教版、北师大版小学语文课本。1953年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旗山。毕业于中国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海外版记者、《工商时报》经济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他是台湾地区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位，也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作家"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林清玄的文章篇5

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国粹。它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如今茶叶已成了风靡世界饮料之一。中国人真是存点石成金的本领呀!把平平凡凡的茶树芽叶制成了人类不可一日无它、却又物美价廉的瑰宝。

生活在著名的滇红茶乡――凤庆，从小就受到了茶的耳濡目染，把喝茶当作一种嗜好，屈指算来，也有十年了。

十年前，因创作《中国风庆茶歌金曲》歌词，我有幸品尝遍了香飘五洲、响誉华夏的凤庆名茶。半年多在茶的色、香、味、质、形的熏陶下，我与茶结为至交，一日不喝茶，总觉得缺点什么。

茶喝多了、久了，竟从中品味出一些绝妙之处：

喝茶，求一个轻松自在的忘我境界。斟上一杯清茶，闻其味，观其色，袅袅茶香氤氲弥漫，而心境也渐至悠然，虽然说不上四大皆空，万念俱无，但至少在茶水的香味中，暂时可将心中的烦恼放在一边。一杯香茶在手，往往能引发许多遐想，缕缕情怀如潺潺春水轻轻流淌。据说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有“醉”茶的癖好，他的创作灵感无不浸染茶的清韵。

有计留住春，无花一室香。其实，美好不是拥有，而是饮茶般有滋有味地品尝。美好不是浓彩重墨的拥有，而是如茶水一样淡淡的、雅雅的、静静的。原因很简单，浓彩重墨使人弦目；而喝茶，犹如夏夜星光隐隐地照亮内心深处的纯净明朗；犹如秋日薄云轻轻地昭示出神清气爽的人生境界……就像是人类本身气象万千的生活体验，于淡淡之中能品出真味，于雅雅之内可渐趋佳境，于静静的氛围里方可显现真情。可见，美好不是别的，它似一杯清茶，纯厚、清香、悠远、淡雅……

犹爱和着古乐品茶。茶，清澈而宁静；曲，和润而旷远。似有清风入弦，又如澄然秋潭，似皎然寒月。心底里便会涌起似曾相识久违的内心潮汐之涛。人到中年，百事缠身。一杯清茶、一曲古乐，心自然而然就可静下来。已进入中年的朋友，应学会饮茶赏乐，懂得宽容放松之道。前不久，我和夫君为风庆茶乡老年艺术团编创了《听洞经・品名茶》节目，很受中、老年朋友的青睐。想必人们的身心在古乐悠扬、茶香四溢的温馨愉悦氛围中得到了净化、陶冶。

最喜边读书边品茶。见到一本好书，常会爱不释手，但如果没有一杯好茶相伴，总感觉美中不足，我觉得好书配好茶就像玉马配金鞍一样。久而久之，便养成一种习惯，凡读书时，总要沏杯好茶放在一旁，或者喝茶时总要找一本好书看。喝茶醒神，读书清心，看到精彩处，轻轻呷一口茶，久久留在口中回旋，细细感受其中的滋味，然后再让原味的茶色茶香茶趣茶韵源源不绝地慢慢饮到心里。书韵茶香交融，其中的滋味实在难以言表。

我想，这世上只有喝茶的人最幸福、最从容，有一份独享的来自于茶的悠闲清悦心情!

品茶、品禅、品清玄

馨 碧

“众生都是为生命的学习而来，我们原都是来过更美的生活，开发更超越的境界而投生此世，只是有很多人忘记了。生命里的美好被发现、被体验、被提炼，那即是在进入宗教的情操，也更契入禅心了。”

每每触摸到林清玄那优美的文字、如涓涓流水般的言语，就仿佛尘世问所有的愁苦都会随着他娓娓道来的心情随笔而烟消云散。他的文章不张扬，淡淡而沁人肺腑，教人读过难忘，从而再三品味。

林清玄在他的《莲花香片》手记中，很多次提到陆羽，一个其貌不扬但“以茶为经”的雅士。陆羽的《茶经》能够令人在细小的玄思里品出不凡的美丽感受。“泡最好喝的茶、写最动人的诗、交最真诚的朋友，在最平凡的事物中体验美感。”这是林清玄一生的夙愿，他不仅实现了，而且还做得很成功。

林清玄关于茶的随笔大多是与禅理有关，多年来的写作经验，使得他在面对一件事物时，能够凭着敏锐的感受做联想和感悟，所以他才能从香茗中感悟出生命的真谛，同时也赋予了他超凡脱俗的性情，这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窥见一斑。

“茶与禅之所以相通，全在一个纯字。诗思禅心共竹闲，任他流水向人间!”“人生也应如是，沉苦时要加一点清凉的菊花；激越时要加一点内蕴的普洱；在苦中犹有向上飞扬的心，在乐里不失去敏锐深刻的态度；这样，生命的茶才能越陈越醇，越泡越香。”

“朱颜会消失，白发不会放过我们的。且让我们一起饮茶吧。让我们的心像茶叶初生尚未舒卷那样，那时节我们既不为成功、失败挂怀，也不为男女之情忧心，更不为人生的长路而心情惆怅。那时，我们只是笑，并在笑中看见光。”

林清玄向我们所昭示的就是人生如茶，用那种淡然的心态去面对尘世间的一切纷扰，不大喜大悲，万事万物皆随缘，少了几分世俗的争名夺利，多了几分心灵的纯净，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平常心吧。

林清玄的文章篇6

关键词： 谢氏家族 山水诗 谢安 谢灵运

六朝陈郡谢氏家族兴于西晋，盛于东晋，衰于南朝，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学舞台上有很大影响。当玄言诗在文坛上弥漫时，谢氏家族率先打破玄言诗的局限，写出夹杂玄言成分的山水诗，为玄言诗过渡到山水诗做出了一定贡献，推动了山水诗发展。谢氏家族山水诗的兴起与清谈玄理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但决定谢氏家族山水诗发展的因素不止有清谈玄理的社会风气，还有家族成员任诞放达、纵情山水的个性和擅长绘画、热衷于集会的品性。

一、家族名士任诞放达、纵情山水的个性对家族山水诗的影响

谢氏家族名士任诞之风，爱好老庄玄学的传统最早从谢鲲开始。谢鲲少年时便知名一方，知识渊博但不讲究仪表，喜欢《老子》、《易经》，能歌善舞好鼓琴，以放达之风闻名于世。“于时名士王玄、阮修之徒，并以鲲初登宰府，便至黜辱，为之叹恨。鲲闻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远畅，而恬于荣辱。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常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1］谢鲲喜欢游山玩水，在山林沟壑中隐居，如《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2］谢氏家族最值得骄傲的代表谢安，其风采也不减于前辈谢鲲。“安年四岁，樵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将不减王东海。’及总角，神识沈敏，风宇条畅，善行书。”［1］谢安寓居东山时“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常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咏啸自若……安虽放情沟壑，然每游赏，必以从。”［1］可知其雅量风度。谢氏家族子侄辈们和长辈们一样，大都潇洒聪颖、风流倜傥，其中最为放诞的人物要数谢灵运了。灵运少年时悟性极高，不但博览群书、富于辞令，而且文章之美当时无人能及。他以公爵身份主持着谢玄这一支门户，逐渐养成骄奢任纵的性格。《宋书・谢灵运传》记载：“（灵运）性奢豪，朝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3］他性格上总的特点是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因不能参与权要而“常怀愤愤”，“多称疾不朝，穿池植援，种竹树堇。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文，又不请急”，肆意游遨山水时“凿山浚湖，工役无已”［3］。

谢氏家族名士性格上的共同点是聪慧过人、放浪形骸、纵情山水，因此当他们周围的生活环境与他们的性格相得益彰时，就会出现美妙的山水诗。谢氏祖籍陈郡阳夏，家族因战乱南渡后世代生长于浙江绍兴一代。“东山在会稽上虞县西南四十五里，晋太傅文靖公谢安所居，一名谢安山。岿然屹立于众峰间，拱揖云蔽，如鸾鹤飞舞。其间有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二堂址。山里千峰林立，下视沧海，天水相接，该绝境也。下山出微径，为国庆寺，乃安石故居。”［12］由此可见东山的位置及其景色之美。谢安四十一岁前一直生活于青山秀水间，在其周围常有一批文人雅士，酬唱相合，漫游会稽。这种长期放情沟壑、置身于名山秀水间的生活不但陶冶了情操，而且比较有利于子侄后辈们热爱山水、纵情山水风气的形成，为山水诗创作的出现和发展奠定基础。

“谢灵运博览群书，文章之美冠于江左。”［9］他在谢氏家族中最富文采，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诗作尤以山水诗最富盛名。灵运恃才傲物、放浪形骸，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辗转许多地方，写出许多寓玄言于山水的诗作。永初三年秋，谢灵运因政治原因怀着满腔怨愤离开京都直抵永嘉。这段时间很少过问政治，只知纵情于山水。永嘉秀山众多，有东山、石鼓山、白石山、瞿溪山等，“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虽肆意游遨，遍身诸县，动逾旬朔，民间所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3］因此这一时期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高峰期，有名作《富春渚诗》、《七里濑诗》、《游南亭诗》等。灵运于景平元年称疾去职，离开永嘉，回到故乡会稽始宁县，这里有谢氏家族的田产和住宅。《水经注・渐江水》记载：“浦阳江自罅山东北迳太康湖，车骑将军谢玄田宅所在。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于江曲起楼，……楼两面临江，尽升眺之趣，芦人渔子，泛滥满焉。湖中筑路，东出趋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薨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水陆宁晏，足为避地之乡矣。”［4］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谢灵运又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创作山水诗的高潮，名作《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谢I是继谢灵运之后谢氏文学集团中又一代表人物，在诗坛上与谢灵运被称为“大小谢”。谢I山水诗创作的黄金季节是在宣城太守任上，当时谢I游历了宣城的山水，在敬亭山、句溪等有名的风景都留下了的足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游敬亭山》、《宣城郡内登望》、《落日怅忘》等。

谢氏家族名士任诞放达、纵情山水的潇洒风格对家族山水诗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谢氏家族周围的山水美景愉悦了家族名士的心情，为他们谈玄论道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生活基础，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提供了条件。

二、家族名士擅长绘画对家族山水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其实是魏晋六朝名士们试图在社会之外的大自然中寻求精神上的游息、恬适的产物。他们以静观的方式体味自然，然后把身边的山水以图画的形式展示出来，充分表现深沉玄远的自然之道。因此表现自然山水“冲淡美”的山水画对山水诗的审美韵味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山水画影响着山水诗的产生。

在绘画之风盛行的背景下，是否通晓绘画成为衡量名人雅士的标准之一。谢氏家族子弟善画者，仅见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就有谢灵运、谢稚、谢庄、谢惠连、谢约等人。在《历代名画记》中谢稚的代表作品是《濠梁图》、《轻车迅迈图》、《秋兴图》、《游仙图》、《秦王游海图》，又说谢庄画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中国绘画史》载“谢安：字安石，善画，不以画行；灵运袭封康乐公，为临川内史，于浙西甘露寺画有菩萨六壁；惠连，灵运弟，工书画；谢稚，西阳太守，有《烈女母仪图》、《三马伯乐图》、《洛阳门翻车迸水图》；谢约，为卫尉参军，擅山水，有《大山图》、《声伎乐器图》；谢赫，有《安期先生图》，著《古画品录》开品画之端”［5］。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谢氏家族多数成员通晓绘画，而且多是山水景物画。

由于谢氏家族名士擅长绘画，而文学和绘画又是相通相容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所以他们在山水诗的创作上会不自觉地借鉴绘画理论，从谢氏家族山水诗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宗炳和谢赫绘画理论的影响。东晋末年的谢氏子弟，如谢混、谢瞻等人对山水的描摹比较零碎，但运用绘画理论描写山水的倾向已初见端倪。“到了南朝以后，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I等人大力创作山水诗，注重景物的布局（疏密、聚散、虚实、远近、大小、动静等）、色彩（浓淡、明暗、冷暖等）、线条（疏密、曲直等），形成山水诗极强的画面感。”［8］布局、色彩、线条等方面的讲究是对宗炳和谢赫绘画理论的进一步细化。如谢混《游西池诗》里“回阡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囤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7］，该诗写作者站在高台之上眺望远处的飞霞、背后的陵壑、前面的园圃，这些景物在诗中的布局和描写这些景物的方法都反映了绘画中的透视理论。又如谢灵运《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操持岂独古，无闷征在今”［7］。此诗前十句写自己在官场不得志，不得已退而隐居的心情。中间六句乃描写山川景物。最后六句写隐居生活的孤寂、凄苦。这首诗形象的写出了诗人的心情，特别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出色地刻画了景物的“神”与“理”，充分体现了“气韵”、“骨法”的绘画技巧。

谢氏家族名士将绘画理论运用于写山水诗，提高了谢氏家族对周围景物的审美能力，在绘画史和诗歌史上都有特殊意义，这种在山水诗的创作中积极创新的表现手法推动了晋宋山水诗的发展，这方面的成就都应归功于谢氏家族名士对绘画艺术及其理论的通晓。

三、家族名士爱好清谈的个性对家族山水诗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清谈的主要内容，玄学的核心是有无本末的本体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明教与自然的矛盾。“玄学影响山水诗，既在于直接的，比如理论认识上直接影响，更在于间接的，比如，山水体道的某种启悟，等等。”［11］所以，魏晋清谈与自然山水之间有相通之处，人们常借自然山水来清谈玄理。如孙绰《秋日》：“萧瑟仲秋月，飚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历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7］诗的前十句都写的是山林景致，后十句写的是隐逸之趣，由景入玄，以玄统景，做到了景玄一体，典型的代表了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的状况，说明清谈玄理实质上导致了山水诗的产生。

在以玄学为主要内容的清谈风气影响下，谢氏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就某一玄学问题进行辩论或在诗作中夹杂玄言成分。这些诗作采用说理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人生或世事的看法，形成山水景物在前玄言成分在后的固定模式，表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的大致脉络。由于清谈的社会风气、家族成员对玄学的精通以及清谈与山水的密切联系，玄言成分逐渐渗透到山水诗的创作中。谢氏家族成员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有诗传世的有谢尚、谢安、谢万、谢混、谢瞻、谢惠连、谢灵运等十一人。在谢灵运之前，谢氏家族山水诗很少，比较优秀的有谢安的《兰亭诗二首》。这两首诗中前一首山水成分较多，但短小生硬；后一首玄言成分和山水成分交相辉映，但玄言成分更重一些。还有谢瞻的《游西池诗》，这首诗可以和谢灵运的山水诗相颉抗，基本具备先景后玄理的雏形，但山水的成分还是较少，景物没有展开，充分说明清谈玄理对山水诗的影响已经萌芽。

谢氏家族山水诗成就最高的是谢灵运，他是玄言诗过渡到山水诗的关键人物。从谢安到谢瞻再到谢灵运，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出以玄学为主要内容的清谈怎样一步步地演变到山水诗的出现和兴起。谢灵运的山水诗较前代长了许多，山水成分第一次超过玄言成分，而且形成由景物描写到玄言说理的固定模式，如代表作《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7］这首诗前十句都是写景，只有后六句说理，而且玄理成分通晓易懂，呈现出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的倾向。该诗虽然加上了说理的尾巴，但山水描写已成诗歌的主要内容，从诗作中可以窥出清谈玄理对山水诗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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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的文章篇7

《神兵玄奇》是香港武侠漫画宗师黄玉郎所着的畅销之作。《神兵玄奇》至今总共出版了13部，其中科幻纪停刊，神兵F清末篇共14回，已完结，神兵4共72回已完结，《神兵玄奇F二战篇》已经暂时完结，共10回。神兵玄奇之漫画系列包括《神兵玄奇》的三部，《神兵前传》五部，等共计16部着作。《神兵玄奇》系列的时间跨度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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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的文章篇8

关键词：玄言诗 义界 玄学义理 玄学思想方法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就在这样一个“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的土壤之上，曾经生长着一朵灿烂的文学之花――玄言诗。

玄言诗从正始发端到晋宋之际走向衰变，历时两个世纪，兴盛百年，表现出了与传统诗歌重诗情、重意境的审美趣味所不同的说理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探讨玄言诗的义界问题，是研究玄言诗最基本的问题，是探讨玄言诗的发展历程及价值意义等其它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什么是玄言诗?这好像不能成其为一个问题。但是，过去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就是以易、老、庄和佛理为内容的诗歌，这有些简单。如何给玄言诗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学界一直以来并未达成共识。

1．南朝玄言诗论的界定

从现有文献材料看，较早论及玄言诗的是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檀道鸾，他在《续晋阳秋》中说：

（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4］

他把郭璞“会合道家之言”的五言诗视为玄言诗的发端。郭璞（276―324）字景纯，学识渊博，精于历算和术数，精熟道典，以善于卜筮闻名。他的诗歌以《游仙诗十九首》为代表，表露了一个乱世清醒者的痛苦心态。这些诗歌的内容多写求仙者隐居深山的情趣和得道飞升的愿望，流露出孤高傲世、蔑视世俗的情绪。所以，钟嵘《诗品》才说郭璞之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4］。檀氏所谓“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的五言诗，应该就是指郭璞那些反映崇尚隐逸，以神仙为信仰的道教思想的游仙诗，如《游仙诗十九首》其一云：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下，长揖谢夷齐。［5］

所以，檀道鸾所认为的玄言诗，是指在“好《庄》、《老》玄胜之谈”的玄学背景下，“会合道家之言”，“又加以三世之辞”而形成的以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为主旨的诗歌。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耳。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6］

他认为玄言诗的主旨是理解、阐发老庄思想。这种说法体现了魏晋玄风兴盛的整体情况。魏晋玄学家多注解《易经》、《老子》、《庄子》等书籍，并在其中延伸发挥自己的玄学观点。他们注解的老庄思想已非其原始大义，而是应魏晋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新的玄学理论。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都是典型的例子。何晏、夏侯玄、阮籍等大都曾著有《道德论》，也是“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一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指出：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7］

此处的“旨归”、“义疏”，已经是魏晋玄学家对老庄之义进行阐释、发挥的新义了，其内涵应该是指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而非先秦的老庄思想。

钟嵘《诗品》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8］

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9］

钟嵘描述了玄言诗的一段发展史，虽然他对玄言诗的态度并不肯定，但他也认为玄言诗“贵黄、老”，“尚虚谈”，诸位玄言诗人的作品“平典似《道德论》”，此处的《道德论》应该是指何晏等人阐释《老子》的玄学著作，玄言诗的主旨就是“虚谈”。

可见，南朝玄言诗论诸家都是把魏晋玄学思想作为玄言诗的主旨。只有檀道鸾《续晋阳秋》把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均视为玄言诗的主旨。当然，如果考虑到魏晋时期，道教思想与佛教思想都笼罩在整个玄学思潮氛围下，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魏晋玄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续晋阳秋》的说法，与其它各家也有某种共通之处。

可见，南朝玄言诗论已经对玄言诗的义界进行了初步的区划。但是，这些批评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继续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玄言诗究竟如何定义？它阐发了哪些玄学思想?这些玄学思想在诗歌中是怎样表现的?玄言诗有什么基本特征?它与其它诗歌种类如何划界?它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它对后世有没有产生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南朝玄言诗论并无深入的阐述，也便成为当代玄言诗研究的着眼点所在。

2．当代玄言诗的义界研究

前人对玄言诗有过批评，但“玄言诗”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还是当代的事情。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提及到许询、支遁的诗歌多作玄言，但并未直接提出“玄言诗”之名。朱自清先生在对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一书的书评中较早使用了这一概念，后来一直被沿用，该概念从此逐渐为学界所接受。

当代学者在对玄言诗义界的研究上，得出了一些结论。但众说纷纭，各家的定义参差不齐。

王钟陵先生认为：“凡是以体悟玄理为宗旨的诗概属玄言诗。”［10］张伯伟先生提出：“玄言诗指的是在诗中敷陈、表现玄学义理的诗。”［11］胡大雷先生强调：“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才是典型的、完全的玄言诗。”［12］钱钢先生则定义为：“玄言诗，顾名思义是以诗的形式说玄言。”［13］这几家的说法基本上代表了现今学界对玄言诗的看法。

刘大杰先生说：“无论是文学哲学，都同样是老庄和佛道二教思想磨成粉末再加以水分的调和而成的一种结晶品。这种结晶品又一定要在有魏晋那种时代环境的冰箱里，才可以凝固，才可以完成”。［14］这其中当然包括玄言诗。所以，必须紧密结合这一点方可能得出玄言诗较为科学的定义。詹福瑞先生说：“所谓玄言诗，主要是指受清谈风气影响而产生的以表述老庄思想为创作意图，理过其辞，平淡而缺乏诗味的作品。”［15］罗宗强先生指出：“玄言诗的写作，乃是生活中谈玄、谈佛理的一种方式……玄言，就是深奥之言。玄言诗，是指那些抽象谈论义理的诗。”［16］许总先生认为，玄言诗是以“清谈‘言约旨远’的语言特征及清谈者‘麈尾扣案’的举止神态”所体现出的“一种极具艺术性质的精神风度”为“契机”，又与“自觉时代的文学艺术汇流”而形成的。［17］詹、罗、许三位先生都是在相关论著中涉及这一问题的，并无意严格界定玄言诗，但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得到了启发，对玄言诗本质的把握只有在顾及作家及其时代、尤其是他们特殊的精神生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

后来，胡大雷先生提出：“给玄言诗下定义，还有一点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即是否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才是典型的、完全的玄言诗。”［18］此说显然是为了修正旧有的定义。这种修正，对于重新界定玄言诗，很有启发性。

关于以老庄、周易为内容，后又融入佛理的玄学义理，笔者以为毋须赘言。这里有必要对“玄学思想方法”加以说明。玄学的思想方法是什么？这一点向来存在争议，一说是“辨名析理”，一说是“言意之辨”。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是玄学常用的方法，但较而论之，前者为哲学的一般方法，后者则是玄学的特殊方法。这两种方法，都用于玄学，也用于玄言诗的创作。不同的方法，而有不同的玄言诗。在玄言诗创作中，辨名析理的方法，多表现为直接说理的玄言诗，也有用玄学的观点来观照、解释人生世相的叙述体玄境界的玄言诗。言意之辨的方法，则通过“立象以尽意”［19］，提供了将哲学的推演转化为艺术表现，将抽象概念转换成艺术形象的可能途径，也就促进了后期大量出现的借山水体玄的玄言诗。此时，言意之辨也完成了由哲学方法向艺术思维的转变。例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20］

这首诗一直被世人所传诵，是用来说明陶渊明思想的重要材料。但在谈这首诗时，其思想及意象的来源则常为人所忽略。诗的末二句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的概念源自老、庄自不必说，“樊笼”二字其实也可以溯源到庄子。《庄子・养生主》曰：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郭象注：蕲，求也。樊，所以雉笼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间，逍遥乎自得之场，固养生之妙处也，又何求于入笼而服养哉！

成玄英疏：蕲，求也。樊中，雉笼也。夫泽中之雉，任于野性，饮啄自在，放旷逍遥，岂欲入樊笼而求服养！譬养生之人，萧然嘉遁，唯适情于林籁，岂企羡于荣华！［21］

“泽雉”的意象在嵇康、张华诗中已经出现。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章云：

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

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22］

又《与阮德如诗》云：

泽雉穷野草，灵龟乐泥蟠。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23］

张华诗云：

乘马佚于野，泽雉苦于樊。役心以婴物，岂云我自然。［24］

羊权《萼绿华赠诗》云：

翘想樊笼外，俱为山岩士。［25］

与诸人相比，陶诗是有独到之处的，根本的一点，就是“立象以尽意”。马一浮先生论陶说：“吾尝谓靖节似曾点，以其绰见天理，用现下语言说现前境界、本地风光，略无出位之思。”［26］陶渊明所见之“天理”就是对人的生存处境即关于“自然”、“樊笼”的思考，就这一点说，和前人并无不同。和前人不一样的是他的表述方式，借助于“象”也即“现前境界、本地风光”来表述思想，这“象”就是“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田园风光。

陶渊明对前人的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完成了玄言诗由演绎玄学义理向用玄学思想方法创作的转变，将抽象的哲学概念转换成了艺术的形象。玄学义理已经融入到诗人的生命意识之中。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玄言诗是用玄学义理和玄学思想方法创作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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