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3 01:57:09
【关键词】《二十四孝图》封建“孝道” 批判 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2-0189-01
《二十四孝图》的故事很感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揭示了封建“孝道”的残酷和虚伪，批判封建“孝道”复古主义的倒行逆施。“孝”在我国封建社会是重要的道德规范，受到封建经济、宗法、伦理的限制。在封建家庭中父亲具有权威性，儿子要完全受到父亲的支配，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二十四孝图》中儿子不顾自己的安危为父母做出牺牲，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看到“孝道”的作用，把“孝道”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封建中的“孝道”是私有制经济的产物，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笔者从《二十四孝图》出发，总结了封建“孝道”存在的糟粕，并对其进行批判。
一 对“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批判
《二十四孝图》中“孝亲”是家庭中的重点内容，在封建社会由于每个家庭都受到宗法制的影响，统治阶级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绝对权威的封建家天下的形式，这种封建制度的等级要求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封建家长要尽孝，直接升华到要对君主绝对尽忠。《二十四孝图》是封建“孝道”的经典图画，描述了“忠孝合一”的封建“孝道”观点，要求只要做到孝亲和忠君就能光宗耀祖。统治阶级大量宣传关于忠孝的理论，表示只有在家孝敬父母，才能对君忠诚。封建统治阶级发现只有人人都尽孝，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才能稳定。儒学理论一语道破了统治阶级提倡“孝道”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养成服从的性格。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把“孝”提升到绝对高的地位，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必须遵守“孝道”，“孝”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对这种封建的“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理论要持有批判的态度，这种方式是封建统治阶级蒙蔽人民的一种手段，推行这种观点的目的是要求人们以孝尽忠，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思想集中的反应，要持有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二 宣扬绝对服从父亲的奴隶主义剥夺了子女的独立人格
封建“孝道”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导致了家长专制主义和子女的奴隶主义。《二十四孝图》要求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甚至父亲死后明知道观点是错误的还要执行。孔子的儒家学派理论中阐述了“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可见孔子是承认父母会有缺点和过失的，儿子可以轻微婉转地劝止，也可以为其隐瞒，但无论父母态度如何，仍必须恭敬顺从，不悖其意，这种封建“孝道”理论是不对的。另外，在封建“孝道”理论中强调父亲对子女具有绝对的支配权，甚至有生杀权利，子女必须服从，逆来顺受，受父母的摆布，这种形式的“孝道”是专制主义的体现，子女变成父母的奴隶，可见其中蕴含了荒谬、虚伪以及不平等等众多因素。
封建的“孝道”还要求子女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这种思想蕴含了封建愚昧色彩，与科学观点相反。道学中把解剖尸体作为封建道德的破坏，造成古代医书上只有一些人体解剖位置的粗略描述。另外，这种理论剥夺了后代的创新的意识，对子女的价值进行否定，对青年人的发展造成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这种“孝道”，对青年人是一种摧残，这种保守的观念致使封建腐朽的霉气更加破烂。
三 宣扬婚姻不自主、男女不平等
封建理论的等级观念很强，男女不平等，父母包办婚姻，封建社会认为子女自由恋爱是伤风败俗，违抗家长的意见则为不孝。在这种道德的压榨下剥夺了子女追求婚姻的权利，葬送了子女的幸福。封建“孝道”中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想法也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结婚以后必须生子是对家族的义务，这种无后不孝的观念对妇女来说是灾难，对于没有子嗣的妇女被看做是极大的罪过，他们孤独终老，没有幸福，没有快乐。
这种观念同样需要批判，对封建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二十四孝图》中正好反映出这一点，需要对这种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封建社会的“孝道”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很多的不文明、不民主，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四 结束语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孝”恰恰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汉朝首倡孝治，举孝廉就属于彼时的发明，被荐举的人选必须孝顺父母，行为廉正。汉朝的孝子孝女奇多，董永卖身葬父，郭巨埋儿奉母，缇萦代父受刑，曹娥寻父投江，赵娥为父报仇，个个著名。我们读史细心，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除开汉高祖刘邦，汉朝其他皇帝的谥号均前缀一个“孝”字，孝惠、孝文、孝景、孝武，一直到孝献。吊诡的是，汉高祖刘邦并非孝子，项羽捉住刘太公要当众活烹，刘邦却说：“吾翁即尔翁，如欲烹尔翁，幸分我一杯羹！”如此看来，汉朝倡导孝治，仿佛中医常讲的“缺什么补什么”。
元人郭居敬迎合社会需求，辑录古代二十四名孝子的故事，编成《全相二十四孝》，序而诗之，用训童蒙，成为风行全国的孝道范本，官方和民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方面的传播。五四之后，鲁迅撰《二十四孝图》一文，认为古人把“孝”字抬得太高，“这些老玩艺，本来谁也不实行”。但专制魔王的工具理性不可低估，忠臣多出于孝子之门，岳飞就是显例，但宋高宗（幕后指使者）和秦桧（实际操作者）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将他冤杀于风波亭，可见忠孝者处境艰危，也可见极力倡导忠孝的专制帝王极为变态，内心阴森冷酷。
当代讲法治，孝治已不大行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孝治就丧失了市场份额，没有人再给它。你猜讲孝治谁最起劲？居然是某些贪官，这个事实真令人大跌眼镜。“新儒生”冯伟林的总结精妙无比，“廉洁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这篇讲演稿纲举目张，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廉洁”和“孝顺”并举而谈，将法治和孝治整合而论，最终使二者实现了无缝对接。某些官员贪赃受贿，额度之高近乎天文数字，法院依律判决，不是死刑，也是死缓。白发高堂听闻儿子转悠在鬼门关前，悲不自胜，情何以堪？不能为父母化忧解颐，反而令父母丢脸伤心，这种人显然是不孝之子。一旦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悲催又要大大加码。冯伟林的演讲稿立意不坏，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能说不能行，伸手被捉之后，所产生的反讽效果将他以往的孝文化建设彻底颠覆，夷为废墟，这就寒彻了天下孝子之心。
廉的倡导者不廉而讲廉，孝的倡导者不孝而谈孝，其弊害甚至大过质疑“廉”和“孝”，反感“廉”和“孝”，否定“廉”和“孝”。何以见得？伪善坏过不行善，伪爱坏过不施爱，是相同的道理。人们最恨的是欺骗，是虚假，因为欺骗和虚假能够轻而易举地孵化出丑恶。
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老百姓朴实无华，不会讲出这类文绉绉的句子，但他们的听力和眼光一点也不差。谁是真廉，谁是真孝，谁在撒谎，谁在忽悠，他们一目了然，某些官员自以为披了一件“新儒生”、“改革家”的炫酷外套，就能藏掖住自己骨子里的那份“小”，这种如意算盘还是少打为妙。
有一句老话是“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那些大讲廉孝合璧的贪官落马后，总有一群情妇浮出水面来，“孝”是掺了假，“淫”却落了实。所谓“孝为先”，他们只是把“二十四孝图”挂在嘴上，哄人权当哄鬼，又能收效几何？
参观金殿时，我对同伴说过这样的话：“吴三桂标榜忠孝，不惜斥巨资重修这座道观，最终却弄得满门抄斩，他忠从何来，孝从何来？这‘二十四孝图’更像是讽刺漫画。”
低调的贪官更容易邀得大众原谅，高调的贪官则备受世人鄙夷，老百姓恨假之心，远远超过恨恶恨丑，揆之今日，尤甚于往昔。
一、引言
中国文化历来尚人伦，而孝乃人伦之本，故而人们往往将将孝视为中华文化的特征与核心。不用说在传统社会，就是20世纪以来，孝也仍不失为学界颇为热衷的论题。大体言之，现代学界对孝的探讨经历一个从将其视为封建文化痛加批评到有限度的认可、提倡乃至认为应予以理性地批判分析并加以发展的过程。[1] 近年来，随着思想禁锢的不断松动，以及社会家庭问题日趋凸显，社会以及学界对孝的讨论似乎更趋增多。目前学界对孝的探讨基本集中在哲学与伦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与文献学等领域，其中似以伦理学的探讨最具规模。[2] 就历史上的孝而言，除了一般性的对孝之伦理、价值分析外，讨论的议题主要有孝的起源及其内涵的演变、国家对孝的重视与倡导、历史上的孝观念及其影响和有关孝的文献等。[3] 这些研究大都属于思想观念史和政治制度史层面的探讨，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明清社会中孝的探讨还比较缺乏。而且，目前研究所用资料基本多为一些经典性的论述，对于历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数量庞大的各种有关孝友之记载的利用明显不够。
明清时期有关孝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4] ，除了《二十四孝》、《百孝图说》、《二百四十孝故事》史籍以及散见于正史、官书、笔记小说、文集、族谱、家训等文献中的大量载笔外，还有方志，特别是其中的“孝友传”或“孝义传”，不仅记载相对集中，而且数量极为可观。现存的数千种方志中，绝大多数的人物传中均列有“孝友传”或“孝义传”。然而目前有关孝的研究中，还很少对这一资料宝库给予关注。对于这类记载，以往的研究一般有两种解读方法，一是正解法，就是完全认同这些记载，并据此来概括传统社会的特点并予以评判；二是反解法，认为这些记载反映的并非历史普遍的真实，相反它们只是当时社会的特例，所以才会被记载，因此，历史普遍的真实其实正好与文本的记载相反。这些解读法无疑都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反解法，就其立论本身似乎无可挑剔。但细究起来，这两种方法都不无将问题简单化之嫌，第一种方法完全未能考虑文本的限度及其书写背景，第二种解法虽然部分读出了文本背后的含义，看到了书写这些文本的背景，但却完全舍弃了文本记载的正面意义。而且问题也没有就此了结，既然这些记载并不反映当时的普遍真实，那么何以时人要做如此的记载？如此大量的记载涵义何在？它们又是怎样形成并逐步被强化的？这些文本本身是否体现了该社会与文化有别于其他时空的社会文化特征？诸如此类问题，显然使我们无法再满足于以上两种解读法，而需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细致的研读来解读这类文本。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史的视角透过对方志“孝友传”这类文本的解读对明清时期的孝行及其与家庭的关系做一探讨，不仅希望藉此揭示明清社会中孝行的地位与实况，呈现历史的经验，同时也对有意我们该如何认识和解读文本做一番考索，并看一看所谓的榜样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其具有怎样的力量。至于以江南一地为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将涉及面扩展到全国，笔者一时力有不逮；另一方面也由于江南为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仅方志内容相对丰富，还相对比较具有代表性。当然江南决不等于全国，通过对江南与其以外多个地区的经验进行比较进而概括抽象出全国的经验，则只能有俟将来和贤者了。
二、文本中的孝行
1．基本内容
在传统中国，孝一直是维系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之所在，《孝经》之《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三才章第七》又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5] 不过就其最基本而核心的内容则无疑为“善事父母”。[6] 那么，怎样才算善事父母呢？《孝经·纪孝行章第十》言：“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7] 孝的这些基本内涵，后代似乎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从明清方志的记载来看，时人只不过通过具体的人事将这些内涵具体化、感性化甚至极端化了。事亲，不外乎事生与事死两个阶段，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对明清方志所载孝行分别作一梳理。
（1）事生。这主要包括正常情况的尽心侍养，和特殊情况下的竭力救疗。前一方面主要是养亲、娱亲、顺亲，惟父母之感受是念，惟父母之命是从。比如，
（明）姚文，杭州前卫左所军，早丧父，事母尽孝，身隶戎伍，每晨出趋役，必拜母而往，暮还如之。[8]
（明）叶春华，海宁卫军，事母至孝，朝出暮返，晴樵雨渔，市以供母。母性暴多怒，酒肉稍不善，必令别置而叱，使跪以供食，不命之起，虽达旦不敢起。[9]
（明）邢桂，字思芳，力田自给。母宋性严厉，每不怿，桂辄长跪请命。遇夜寒，令妻侍寝以温其被。尝命市所嗜物二，仅得其一，母怒，桂跪而受责，不敢退，时桂年已五十余矣。[10]
（清）大笤陈某，巫也，父早世，事母至孝，为人迎神，必携酒肉供母，而与妻食糗草。遇朔望，则衣冠而拜。[11]
（清）沈士鳞，字余光，盛泽人，性至孝，知爱敬。饮食不敢先尝，父母有怒色则嘻笑膝下，令欢然乃已。[12]
（清）张骞，字驾六，父恒施，年八十有八，隆冬露顶游市，骞力供甘旨外，日资百钱以资弈戏。仲弟为翁钟爱，生给日用，没则厚殓以慰亲心。[13]
（清）陆再吉，幼孤，事母吴氏以孝闻。……母嫌溺器不净，躬亲洗涤，三十年如一日。习米业，归必遗甘旨，日为母??背摩痒，或日讲小说娱亲。一日，妻不顺母，立出之，一年后，感悔而返。[14]
可见，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孝子，首先要事亲保持必要的礼节，比如每日定省。此外，不仅竭尽全力保证父母的物质供养，宁肯自己食糗草，也要力营甘旨供父母，服侍父母安睡，躬亲为父母洗涤厕?ⅰM?被挂?×θ酶改富畹每?模?改肝蘖模?颉疤?栌谂浴保?颉叭战残∷怠保?浩淇?模桓改溉绻夷钇渌?耍?惨徊⒂????晕壳仔模桓改溉粲惺裁词群没蝰焙茫?幢悴缓侠恚?惨?×τ?希?粝肮卟┫罚?蚋??耙宰兽南贰保?⑵?┰辏?凸蚨?茉稹H绻?畔惫叵挡缓希?鸵?銎匏衬浮I踔廖?烁改福?耆?还俗陨淼男腋＃?丈?蝗⒒虿患蕖1热纾?br>
（清）蔡鸿逵，字紫侯，庙泾人。两兄均受室，而逵独不娶，父母问之，曰：“儿志无他，恐妇间我亲也。”年四十犹鳏。……性聪颖，喜书画，工金石竹木刻。[15]
（清）孝女张氏，父君明无子，有女三，长次既嫁，女亦受聘将笈，父叹曰：“三女出嫁，奈二老何？”女应声曰“儿誓作张家子，不作他家妇也。”毅然剪发，披缁衣承欢不懈。年三十二坐脱。[16]
而一旦父母发生意外，生病、发生意外或犯事等，孝子就要千方百计予以营救。父母生病，首先要延医治疗，自己尽心侍奉汤药，若不效，有些疾病则想办法以人力治之，如舔目、吮疽，或者吁天请代，请神减自己之寿以益亲寿，还不效，则割股以及身体别的部分以疗亲。比如，
（清）汪士善，字一乡，南桥人，监生。事母杨以孝闻，奉母回休宁省墓，归途母病，百里延医，力竭病作，至家，母起而士善殁。邑令旌其闾，入孝弟祠。[17]
（清）吴声九，字鹤皋，性至孝，……亲疾，日夜吁天求代，躬亲汤药，目不交睫者几半载。[18]
（清）沈雍嘉，字维章，少习儒业，念无以为养，乃去而服贾，藉所入供甘旨。父患溺不下，医罔效，或云：此非药力可治，若以人气吸之，当愈。雍嘉即以口吸，吸至再三，溺果下，病霍。父后又病痢，雍嘉年五十余矣，亲自澡拭，累月不懈。[19]
（清）顾人龙，字云驭，父患疽，吮之而愈。[20]
（明）沈奎，字天祥，性孝友。母尝苦目眚，医工谓不治矣，奎亟舐之，数月竟愈。父寝疾，奎侍之，衣不解带，所亲谓疫疠易染，宜少就外舍洗栉。奎不可，且戒其家勿以一切事关我。而奎卒无恙。[21]
（明）叶府，字孔?，……事亲笃孝，造次不敢离左右。父患肺病，思饮太白泉，府昏夜逾山冒险，必致之。后病沉疴，诸药莫能疗，情身迫?h，思古有割股事，遂焚香吁天为之，和药以进，父病顿愈，得以寿终。[22]
（清）吴耀本，住南吕，字圩。年十七，……母患寒症垂危，吁天求祷，愿减己算益母寿，跪拜七昼夜，不已，卒至?l股以进，母病获瘳。[23]
（明）丁应正，字东阜，入国监以才称。父春阳久病不起，公?l股疗之，无效，乃于元朔夜祷诸神，愿以身代父，家人莫知也。父病痊，应正遄逝。丧殓后，出其书箧，得疏稿，则为祈神请代之词。合境嗟异，远近闻之，咸歆颂其事，至今称丁孝子焉。[24]
父亲若因故外出未归，就会演出一幕幕不远万里寻亲的故事，比如
（清）叶子芳，父玉林贸易庐凤间，中途被盗流滞江湖者十年。子芳孑身万里寻父，遍历西江闽粤至浙中，遇于余姚逆旅，奉之归，以积劳遘疾，卒。父年八十余，每向人言父子重逢时事，闻者皆泫然。[25]
父母或发生意外，则要不顾一切包括生命予以营救。比如
（清）树云榛，随父卓如夜行，父失足坠溪中，欲救无策，即自投于溪，抱父尸死焉。[26]
（明）陈国珍，字公献，母失明，僦城外，鬻饼以养。崇祯十三年，家失火，母不得出，国珍号泣跃入，从烟焰中抱持以出，皆头额焦灼，人不能识，遂相继死。远近伤之。[27]
（明）钱淳，性至孝，父遇盗，将杀之，淳哀求代死，得释。[28]
即使父母身罹法网，儿子也要以身相代，替亲受过。如，
（明）陆安者，邑之三图民也。洪武癸酉，父德甫为安保事罪，坐大辟。时国法方严，即当弃市。安时年二十，随父抵京，痛不忍舍，伏阙哀请，愿以身代，诏许之。临刑之日，从容就刃，观者咸泣下称叹。[29]
（2）事死。《孝经》关于孝子事亲的五项要求中有两项是关于事死的，事死历来在孝道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的方志记载中也不例外。关于事死的内容，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父母过世，要哭丧尽哀，而且似乎是越哀痛越显孝心，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30] 在当时的文献常常将“哀毁骨立”作为一个人有孝行表现，其实就包涵了哀丧给孝子造成身心极大伤害的意思。当然这是就基本的，哭丧泣血甚至因此殉身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哀伤还尽量不要因时间的流逝而冲淡。比如，
（明）蒋朝宪，少失父母，哀恸死而复苏。贫不能葬，席藁枕块者三十余年，或问及先人，泪并注不能语，邵文庄宝亟道其行，众感其行而赙之，乃得葬。[31]
（清初）邹世麒，字鲁传，……父病，衣不解带，吁天愿以身代，及卒，擗踊泣血，绝而复苏。[32]
（清初，王）翰，字禹平，少孤，亦孝于母，母卒，哭泣过哀，泪尽继之以血。晚年承祭，犹?[郗洒涕云。[33]
（潘）多大，无名，为人操舟。……后母殁，自经死。[34]
而且，孝子还往往能在孩提时代就知哀痛，显现出他们孝的天性。比如，
申孝，字子纯，万历中诸生。周岁母死，即知哀痛，临殡号泣不休，父异之，故名曰孝。[35]
其次，若父母灵柩尚未下葬，则要誓死护卫尸棺。比如，
浦瑾，字文玉，宏（弘）治中南塘火风急炽，甚将及瑾庐，父柩方在殡，瑾呼天叩颡，血流被地，左右邻皆毁而浦室独存。[36]
赵维枚，父仁渊，年五十始举维枚，性至孝，……母既殁，方议葬，适邻人火延及，人怪维枚不出，火光中见维枚跪棺侧，号恸言欲与棺俱烬。众怜之，乃共冒火举棺出。嘉庆十二年有司表其闾。[37]
如果亲不幸亡故于外，则不惜千辛万苦也要迎骼归葬。如，
（明）韩鼎，字廷陈，父韩仕昭，贡入太学，以殴伤役人问充南京工部司吏，病卒，无力归榇，同伴权瘗江宁隙地。鼎年甫弱冠，痛父客死，悲泣二载，鬻产备赀，奔号千里，纵迹故地，以求父尸，感动江神，梦接指示，率得遗骨返葬发解。[38]
（清）张永贞，父客游不归，不知其踪迹。后闻殁于陕西，永贞辗转求之，函父骨归。[39]
再次，归葬后，应按礼仪庐墓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比如，
（明初）王建，字建极，达从兄。家贫，三十未娶，舅氏朱以女字之。会母病，二年卒，服除将婚，而父病，又久从之，亦卒。庐墓六年，夫妇皆年逾四十，始成婚。[40]
（清）陆利，字思义，……母亡，哀毁骨立，即葬，匍匐冢旁，哭曰：“母在此，儿安忍去。”众迫之归，勿听，且曰：“必欲归我，我其奉母于泉下。”众感叹为垒石作室，使可坐卧。……居八年以死。[41]
最后，每逢忌日或节日，祭祀必以礼以哀，同时做到事死如事生。如，
（明）吴凤，……年五十岁未尝读书，居常食贫，卖饧以为业。……母亡，……既葬，每夙兴拜墓下，具盥盆、进饼食如初，以母生前不?面不食也。伐树枝以为屋，栖号墓侧，历十二暑，人见其若此，谓为孝也。[42]
（张）经清生……提一筐走市中鬻饼饵，得钱必市甘旨奉母而自食草具。……虽为市佣，敝衣冠一袭，终藏箧笥，岁时衣以祀其先人，以拜其母。母殁，日市甘旨上食如生时。[43]
从以上所述，大致可以明了明清时期社会上孝的种种内涵，当然，这里揭示的只是说以上这样一些行为被时人视为孝行，而非要具备以上所有条件者才算孝子。需要指出，孝是一个极具扩展性概念，尽管该伦理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一个人的双亲，但对象往往可以伸展，祖父母自不必说，像兄弟、姊妹这样属于友的内容在时人看来也完全与孝是一体的[44] 。不仅如此，只要是父母牵挂之人，作为孝子对待他们也应该对其以敬以爱。因此，孝其实不仅仅是善事父母，也包括与父母关系密切之人。
2．特征
现代的一些有关孝的论著往往都会提到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愚孝问题，认为这是封建礼教对孝的污染，属于孝文化中应该剔除的糟粕部分。这些论述虽然大都是从伦理价值角度对孝的探讨，但其实暗含着对明清孝行特征的概括。他们所谓的愚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割股疗亲、为亲殉身等今天看来代价惨重却于事无补的行为。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这类行为是非常普遍的。此乃就行为的合理性而言，若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说，愚孝还应包括另一层含义，孝子责任与义务的单向性和无限性，有人曾概括为“孝道义务与实践的极端化、愚昧化”[45] 。即孝子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子女的权利和父母的责任则完全被隐去。也就说，在该伦理中，早已先验地预设“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只有不是之子女”这一前提。因此，当时的孝道要求孝子放弃对父母行为合理性的思考，而将心思放在自己如何满足父母的要求上，也就是文献中常常出现的“曲尽孝养”。这一点，明清方志中有大量的例子可供说明，比如，
（明）顾态，字汝美，父纳一婢，挟父势凌态，态事之益虔。积馆谷置田百余母，与婢所出弟均析之。父死，婢就养二子，态曰：“父之所爱，亦吾母也，岂以存之易（异）心。”乃举父遗物委诸弟，留婢养之终生。[46]
（明）归钺，字汝城，早丧母，父更娶，后妻生子，钺遂失爱。父偶挞钺，继母辄索大杖与之。家贫，食不足，每炊将熟，即??数钺过，父怒而逐之。钺数困匍匐道中，比归，父母相与言曰：“在外作贼耳。”又复杖之。屡濒于死。及父卒，母益摈不见。因贩盐市中，时私从弟问母饮食，致甘鲜焉。正德庚午大饥，母不能自活，钺涕泣奉迎，母内自惭，不欲往，然以无所资，迄从之。钺得食，先母后弟，而己有饿色。弟寻死，钺养母终其身。嘉靖壬辰无疾而卒。[47]
（清初）潘吴机，字士衡，真仪人，补上海学诸生。初父嬖一妾，逐机母子于外。时机尚少，亲为母执爨，涤秽器，备极艰辛，暇则读书以慰母，而事父亦尽多敬，父卒感悟。[48]
（清）陆大生，负贩人也。其父衣食不给，逐之于外，业贩盐，随所得供父，风雨寒暑无间。[49]
可见，无论父母有怎样的不是，作为孝子只能逆来顺受，最多通过以德报怨让父母感悟。
如此多今天看来不合情理的“愚孝”行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有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些行为？将是本文的第二部分要回答的，于此不论。这里要指出的是，与这一行为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特征。第一是对孝乃天性和孝感的强调。由于孝为天性，当时一些方志中常常有这样的议论：
夫孝，百行原也。本乎人心，发乎天性，不学而能者也。[50]
在具体记载中，往往通过以下事例来表明强调这一点，一是一些人自小就知孝、行孝。比如，
曹童子者，父南郭外墁工也。童子方五岁，父或扃户出，则竟日不食，邻舍?之，辄摇首泣，俟父归同食。未几，父死，童子呜咽匍匐死父旁，邻人敛之。康熙四十年间事。[51]
二是一些目不识丁，并不懂得诗书礼仪者亦有堪称楷模的孝行。比如，
（清）周三，酒徒，为市中人负脚夫。兄弟各恋妻子，不顾养老母，三只身力役供给奉母外，余钱付酒家，买醉歌呼以博母欢。晨昏必定省，虽儒者不及。母殁，寻醉死。[52]
（清）管孝子，名不传，十岁失怙，孝子朝夕吁天乞益母算。贫不能娶，躬自执炊，勉求干脆以进，三十余年汝一日。母以寿终，既敛，孝子恸哭七昼夜，眼血流地，竟死棺旁。[53]
既然并未受到诗书礼教熏染的市井之人甚至尚未谙事的儿童都能懂得孝，那孝不是人之天性又是什么呢？当然社会上不孝之人也大有人在，甚至比孝子更多，但那并非他们天性不孝，而是因为后天的名利私欲蒙蔽甚至湮没了他们的天性。对此，嘉道时期的石韫玉曾议论道：
夫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岂生人之性有孝与不孝耶？其不孝也，皆积习所移也，试以今之人言之，富，人之所欲，世有争财而忘其亲者矣；贵，人之所欲，世有贪仕宦而不顾父母之养者矣；婚姻，人之大欲，世有溺爱其妻子而日与父母疏远者矣，此岂秉彝之本然？[54]
至于孝感，在元代最终编成，明清时代又不断追加的“二十四孝”之类的故事中就有不少的范例，比如郭巨为母埋儿、王祥卧冰求鲤等[55] 。在明清方志中，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而且这些文本在叙述上还明显可以看到二十四孝故事的影响，只不过情节更加丰富生动了。比如，明万历《杭州府志》中的一则记载称：
孙海经，海昌农家子也。父早没，与弟纬奉母以孝闻于乡里。其母忽得一疾，医莫能疗，常时忽思食物，即得无恙，稍缓则疾作矣。由是二人竭力营办，诸品咸备，俟其需而叩纳焉。尝欲大虾汤，值二子农务方亟，即辍工周行河港数里，并诸坊市，俱无所觅。二子忧之，惊惶无措，少须于门，见水际忽动，?解衣入求之，却得数尾，既巨且鲜，喜不自胜。持归，为羹以供。其母赖其孝养，存活数年。[56]
海经兄弟虽未卧冰，但孝心是感动上苍，得到大虾在理念上是一致的，故方志编纂者不禁就此议论道：“传记中所云王太保之孝，往往得助于天。是故，解衣就冰，鲜鳞踊出；向空号泣，黄雀入帏。物感固奇，神应非爽，谅不诬也。以今观于海昌孙氏之事，虽云偶尔，然天人感应之妙，理信然，孰谓今人不如古哉？”[57] 而弘治《句容县志》中的一则记载，简直就是郭巨为母埋儿的翻版，
唐保八，崇德乡人，性至孝，幼丧母，力穑以养继母朱氏，得父之欢心。父殁，奉继母益孝，尝值凶岁，白金一两仅易米数升，保八罄所有得米以供其母，而与妻子啖草茹取充肠而已。有子方二岁，朱氏减食哺之，保八虑不能兼济，弃之于池中，妻往救之得存，后因锄地得窖钱三十斗，举家赖以活命。时人号以唐郭巨云。[58]
另一则记载虽情节不同，但结果却颇为类似，
（清）孝女某氏，年十三，丧父，母不能自食，鬻女于迮氏，居相近。女日节缩己食，又为诸婢仆任劳，丐其余饭抟以饷母，如是积年。一日，饭堕溷中，女深自咎，取出，濯于河，留自啖，复丐余于诸婢仆，得少许以食母，具述其故，母女相持泣，忽雷震其室，一无所伤，但有遗金若干包，裹如抟饭状，上有天赐。孝女字顾文亨，为作孝女格天记。[59]
此外，像上面提到的伏柩反风火灭，父遇盗求代获释等等，在方志中亦多被视为孝感的结果。可见，明清方志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的记载将二十四孝的故事现实化了，使它们不再只是一种遥远的传说，而是就发生身边的“事实”。
第二是将孝视为可凌驾于一切的最高伦理，只要在孝的名义下，任何行为，即便是犯罪行为也都应该容忍、谅解甚至倡导。比如，
（清）王彦华，以能孝闻。先是，母病笃，?l股和药饮之而愈。无何，父又病将殆，彦华计无所出，亦割股饮之，果疗，然人不觉也。有族叔，无赖子也，欧辱彦华母，邻里左袒五（回）殴，值彦华奔救，而族叔已伤重死矣。竟以活杀讼官，坐抵系府狱，太守李以暑月亲临清囚，见彦华臂二疮痕，诘之，得实，并得救母情，力为申雪，始得释归。[60]
王彦华尽管杀了人，而且是族叔，但因为是救母，而且还是孝子，因而获免。又如，清初无锡的虞尔忘、尔雪兄弟父亲被盗杜息所杀，兄弟俩立志报仇雪恨，后终于将杜息及其同伙二人抓获。兄弟俩便在父亲被杀之地架起一只大锅，并抱父木主放在边上，然后，报仇行动开始了，
尔雪热釜其旁，尔忘截息舌釜炙以祭，尔雪不胜愤，取心肝炙之，且祭且啖，众亦争脔食之。尔忘乃断息头悬腰间，将刃二人，其一人已胆裂死，一人乞哀，遂沈之河。[61]
这样的场景实在让人有些毛骨悚然，似乎称得上令人发指，然而方志中，因为他们的所为乃正义的、孝的行为，故不仅不应指责，反而被描述为英雄式的壮举。这也就是暗示，只要是行孝，可以不择手段。正因如此，割股疗亲这样明显有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教义的“愚孝”行为，就因为其出于孝之天性而被容忍甚至提倡，光绪《吴江县续志》的编纂者尝辩护道：
割股之事，儒者议之，以为伤生，非孝也。李龄寿曰：人之有身，一毛发无不爱也，蚊蚋攒之，即觉于心而动于体；针锥刺之，虽壮夫亦色骇。及至无可如何，顾引刃以自割，其心知有父母耳，不知有身也，尚何引《诗》、《书》绳礼仪，以自文饰哉？余考前辈诸纪载，得如干人，或士人，或农夫，或市人，盖天性之事，虽愚夫妇而或过于士大夫。[62]
不难看到，以上三种特征是密切相关的。既然孝乃人之天性，人出于自然天性的行为无疑应该得到鼓励。同时，正因是天性，且为百行之原，人之至性也必然能感到上苍，受到天神的赐福。这样的话，一些行为尽管从日用伦常中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和益处，但只要是出于真诚，就可能孝格于天，带来意外之喜。于是某些似乎不合理的行为也就有了合理性。
3．传主背景
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的方志中尽管记载着大量的孝子顺孙，但在书写文本的权利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且社会发表信息的资源与渠道还相对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被遗漏者必然更多。因为孝在正常情况下，不过为“庸行”，且是家内之事，也就很难为方志编纂者访知，故当时的一些方志编纂者往往感慨“文献不足、传录罔征，遂使贤人君子名姓行业湮没不著”， 或孝行“真不胜倦编而?\笔矣”。[64] 因此之故，一些文人每每将发掘孝子孝行为自己之责任，比如嘉道时期苏州的孙原湘言：
然节妇每岁下礼部者不下千人，孝行数人而已。盖节有年例可据，孝则自饬无人之地，非有奇节诡行足以震炫里?，人恒忽之。而有司又慎重采访，不轻信也。故举之尤难，然吾谓风俗之偷，由于无所观感，无所观感，则独行而寡和不自知，其相率而入于浮薄也。然则苟有其人，尤当思以广其传，非士君子居乡之责与？[65]
那么在入传人数有限的情况下，那些人最有可能入选，或者说入传所需依凭的条件主要有哪些呢？
总的来说，方志“孝友传”中的传主均是当时的中下层人士，根据地方志的分类，那些非常有名望和地位的人物都会被归入名宦、儒林、文苑等传中。概括起来，入选方志“孝友传”的条件大抵不外乎身份、地位、财力与名声，具体来说，以下这几类传主相对容易入选：
第一，拥有一定功名和职衔的文化人。这些人由于拥有文化资源，他们的若有这方面的事迹，不仅有朋友或门人记录，同时也较易引起官员的注目，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中下级官僚，自更易为同僚上报和记录。比如，
（清）华绍濂，字西京，少读书，一目十数行，下为文，握管立就，不加点窜。补诸生，困于省试，竟不遇。事寡母至孝，母病，侍奉汤药以劳瘁得疾卒。其友秦鸣雷为之传。[66]
（清）马国伟，字愚庵，性孝友，与弟用俊晨夕联吟庭，有常棣连枝之瑞。一时名公巨卿咸赠以诗。著有《愚庵诗集》。[67]
浦瑾，字文玉，宏（弘）治中南塘火风急炽，甚将及瑾庐，父柩方在殡，瑾呼天叩颡，血流被地，左右邻皆毁而浦室独存。瑾博学，与邵宝善举正德十六年进士，知丽水县，受事三日，疾作，仲子应元手状走当道，为父乞休，并日夜哭泣，祷于神求代，而瑾竟殁，应元自经死。处州知府黄体行上其事于朝而特为之传。[68]
第二，拥有一定财力且好行善事的乡贤。这些人虽然可能没有什么功名或一官半职，但因为其轻财重义，造福于地方，故在地方社会拥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他们的孝行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关注并被记录。比如，
（明）陈源（一作陆源），字本深，性孝友，好施，父所遗，尽让之兄弟。成化壬辰，岁大?，为粥以食饥。好纳四方游士，户履恒满，诏赐寿官粟帛。[69]
（清）葛受朋，字鲁山，画栏桥人。幼负异秉，母宋年迈，绝意进取，居积致富，凡善举，辄顺母志，不吝。[70]
这类人士在文本中虽亦称其孝友，但事迹大都不能给人以深刻之印象，他们的孝友，其实只是因为他们在乡民中拥有声望而被彰显。
第三，世家子弟。一些出生官宦之家的子弟，尽管自身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因家族因素，其孝行往往容易被人关注甚至放大。比如，
曹洵，字文泽，承仙乡人，吏部尚书羲之孙，性明敏，早失父，随母张氏泣甚哀，人见其幼，未识父而知痛，可谓天性孝也。祖母夫人四子俱逝，尝诱洵曰：汝长成，我死，当服丧三年。洵曰：无为是言，顾百岁寿，庶得尽养。人异之曰：幼不知承继之制而有承继之心，亦天性也。甫成人，以大臣裔例入太学，明经待用，因忧祖母成疾，即告归侍养，授以散官。承颜悦色，委屈尽孝，深得祖母欢心。祖母卒，哀毁逾礼，葬祭悉遵古仪，居丧三年，哀毁之情不已，乡人皆以顺孙称之。[71]
第四，普通人。这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自身乃一般民众，具有一定孝行，由于后代显贵而被追记。比如，明初吴江的孝子陈“和甫之父客游燕京，病笃，和甫闻，即驰往，彷徨呼吁，仰天愿以身代。既卒及殡，匍匐数千里，负骨归葬。此其孝为何如。又其弱冠时，曾?l股以愈母疾，?l股虽非圣贤中道，然一念至诚，母疾顿愈，复康宁。奉养几数年而殁”。尽管如此，却一直湮没无闻，直到嘉靖年间，后代中有人在京任职，将其事迹禀告时任高官的沈某，尤其作序推介后，其孝行才得以为世所闻[72] 。二是因为孝行特别突出，而受到世人和官府注意，这些的孝行一般都被视为“奇节”，比如割股疗亲，或出现难得的孝感现象等。比如，
（明）叶府，字孔?，为人狷介自守，未尝苟与人交，乡党目以为固。事亲笃孝，造次不敢离左右。父患肺病，思饮太白泉，府昏夜逾山冒险，必致之。后病沉疴，诸药莫能疗，情身迫?h，思古有割股事，遂焚香吁天为之，和药以进，父病顿愈，得以寿终。及居丧，哀毁逾礼，结庐墓侧，衰?不除，三年如一日，人以为难。县令王文贡扁其居曰：孝义。邑博士刘孔愚为之记。[73]
（清）沈士鳞，字余光，盛泽人，性至孝，知爱敬，饮食不敢先尝。父母有怒色则嘻笑膝下，令欢然乃已。年十二，父承源病，?l股以奉，得愈。父没，继母病笃，士鳞出祷佛寺，请剖心以救人，有见者惊告其家，急往视之，已血晕仆地矣。后子母俱全。康熙四十一年，巡盐御史雅某旌其门。[74]
再有一类就是生活在当时社会底层之人，由于他们目不知书，基本处于社会的教化之外，但却有过人的孝行，由于这正好可以显示孝为人之天性，故也往往受到方志编纂者的关注并被记录。这样的例子为数不少，比如，
折足者子，嘉靖初人，父折足而老，子负之乞于道，得少物必进父，父有遗余，子始食。历十余年，折足者死，子恸曰；父在冥，孰负之者？遂死父旁。[75]
另外还有些传主，事迹非常简单，并不容易归入以上的类别中。比如，
董谦，有孝行，亲丧庐墓，成化中表其闾。[76]
陈志夔，业贾事父，生死能竭其力，崇祯中旌。[77]
他们之所以被记录，应该跟他们被当时官府旌表有关，那么他们何以被旌表？原因大概仍不外乎以上所说的身份、地位、财力与名声。因此实际上应仍可归入以上各类，只是我们仅凭这些记载无法归入具体的某一类而已。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尽管当时方志中载有大量的孝友人物，但他们的入选的都是有某些特定的机缘与背景的，同样或更感人的人事湮没不闻应该相当普遍。同时，从中，我们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特别是地方知识精英有关孝的思想取向。
4．从明到清的变化
若从孝的内涵而言，从明到清，似乎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变化，但对照明代和清代编修的方志中有关孝行的记载，却很容易发现其间的差别。其差别首先表现在孝友人物的绝对和相对数量上。明代方志的人物传虽一般也都列有“孝友”或“孝义”等类别，但记载的人数非常有限，通常不过区区几人或十几人，而清代方志动辄几十上百甚或数百人。比如，以《杭州府志》为例，成化志载有明代孝子6人，[78] 万历志增加到15人，[79] 乾隆志所载明代孝子为73人，清代达176人，[80] 民国志明代孝友增加到131人，清代则多达302人。[81] 日趋增加特别是明清两代间突然增加的趋向非常明显。当然，总体上明代方志的内容一般均比清代简单，所传总的人物数也要少得多，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一点，明代方志中孝子相对数量要远少于清代。这一点，通过下表对明清两代方志孝友人数在总人数中比例的统计中可以清楚地显示。
表一 明清两代部分地区方志所载明清孝友人数在总人数中比例对照表
地区 |——明————————|——清——————
——|孝子数|总人数|比例（％）|孝子数|总人数|比例（％）
句容|10|184|5.4|115|911|12.6
江阴|2|45|4.4|133|714|18.6
象山|4|55|7.3|24|147|16.3
杭州|21|727|2.9|682|4931|13.8
合计|37|1011|3.7|954|6703|14.2
说明：
①表中所列总人数指所有人物传所载人数，选举志及职官志中所列举之人物未计算在内，同时亦未包括列女传中所载人数。
②从下面的资料来源可以看出，清代的句容和明、清的杭州的方志各有两部被统计，表中的人数是两部方志的总和。
资料来源：弘治《句容县志》卷6《人物类》，1a-68b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乾隆《句容县志》卷9《人物志》，“集成·江苏”，第34册，658－729页；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8上－11上、12《人物》，“集成·江苏”，第35册，151－245、287－291页；嘉靖《江阴县志》卷16－17《列传》，13a－33a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本；道光《江阴县志》卷15－18《名宦》、《人物》，“丛书·华中”，456号，第4册，1499－1909页；嘉靖《象山县志》卷19－11、13《历宦纪》、《人物纪》、《杂志下·仙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0册，207－285、301－303页；乾隆《象山县志》卷8－10《人物志》，“丛书·华中”，476号，第2册，539－682页；成化《杭州府志》卷37－4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 511－657页；万历《杭州府志》卷62－66、77－91，“丛书·华中”，第524号，3765－4220、4447－4930页；乾隆《杭州府志》卷77－96、105、108，“续修四库全书”，第703册，124－449、616－636、668－676页；民国《杭州府志》卷119－150、169－171，“丛书·华中”，第199号，2300－2851、3250－3282页。
除了数量上变化外，还有内容上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明代方志中记载的孝友人物大都是拥有割股、千里寻亲或归骸或出现奇特孝感现象等出于常情的奇节，比如，
韩鼎，字廷陈，父韩仕昭，贡入太学，以殴伤役人问充南京工部司吏，病卒，无力归榇，同伴权瘗江宁隙地。鼎年甫弱冠，痛父客死，悲泣二载，鬻产备赀，奔号千里，纵迹故地，以求父尸，感动江神，梦接指示，率得遗骨返葬发解。壬子，尹于句容砥砺名节，惠养梨元。[82]
范从文，字复之，范文正公十二世孙，六世祖之柔见节行。父原良任潮州推官，客死藁葬。从文方弱冠，匍匐至潮，求攒不得，日夜号泣，俄大雨溃封，得?T骨以归，人称孝感。[83]
而清代方志则虽亦载有拥有奇节的人物，但同时也有不少人物只有在常情之内的庸行。比如，
夏禹钧，字饮和，父卓之好洁，饮食必亲调。父疾，粪溺污床席，躬为拂涤。少精医药，诊者无虚日，以待父故力辞，间有急而求者，必计程数里内者应之，远即不往也。[84]
高承夏，字志鸿，早孤，事节母张綦孝。家贫，……夜深，母恐过劳，命先睡，即假寐作鼾声，母熟睡，复挑灯默诵。[85]
孝本来主要是家庭的日常伦理，对于明代方志中过于注意奇节的现象，清初的一些方志编纂者就已注意到，比如，康熙（十二年）《萧山县志》的编纂者虽然仍认可表彰奇节的必要行，但亦感慨说：“余观传中所刻孝行，多卓荦奇节，孝本庸德，顾安用奇节为之？奇节必非人子之幸也。”[86] 嘉道时期的石韫玉则进一步肯定了庸行的重要性，他说：
今夫孝也者，庸行也，非奇节也，自明人屠隆辑二十四孝图说，辄采卧冰哭竹等事迹以炫人耳目，世俗往往艳述其事，由是孩提爱敬之出自性生者，转为矜奇尚异之说所?R抑。思《礼经》所载《少仪》、《内则》诸篇，止于扶持抑搔膝下周旋琐屑之事，而大孝如文王亦不过致意于视膳问安而已。孔子曰：“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以为孝。”盖圣人论孝，必在庸言庸行，寻常日用之间，而不为新奇可喜之论，若君之于亲，生事死葬，尽诚尽哀，此可为一世法者。而果也仰承天宠，绰楔旌门，于以见圣朝章志贞教，以励风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87]
而光绪《吴江县续志》的编纂者除了肯定庸行与奇节同样的不易外，还以较大的篇幅记载庸行。其称：
人子侍疾养亲居丧尽礼，常也；割股疗病、千里归骨，变也。变者固难，常亦岂易哉。夫遭遇亦不一矣。生不逮养，终慕哀号；患难仓猝，死生莫顾；身处贫贱，孝养未遑。三者，人所时有，处之尤有不忍言，乃征之学士大夫所记载与父老所传闻，而乐为称述焉。[88]
第二，相对于明代或较早的方志，清代或较晚的方志中的孝子形象往往更具榜样性。历代方志的编纂一般除新纂和补遗外，多会大量抄录旧有方志的内容。通过对不同时期编纂的同一地区的方志的孝友传的对照阅读，我们很容易发现，后修方志在抄录中，往往利用“加法”和“减法”使孝子的形象变得更加光辉和更具榜样性。以下是明弘治时期和清乾隆时期编修的方志对同一人物吴璋不同记录；
吴璋，字廷用，县市人。年十一而孤，母陆氏孀居不嫁，永乐癸卯，朝廷选天下孀妇之贞者以备内役，而陆以例行。宣德丙午随亲王出封广东，改封饶州。璋弃家往来二藩间，累启本求见，不许。正统丁卯，乃冒死陈情甚切，王怜而许之，遂得入养赡所见焉。而陆病笃不能言矣，璋彷徨无措，乃出而?l股作糜以进，陆啖之，遂苏。于是母子相劳苦抱持以泣。王闻而召之，赐白金五两，???获猓?壁投?仓?2痪茫?阶溆诼蒙幔?坝腴垂樵幔??粗丈?啤?89]
吴璋，字廷用，年十一而孤，母陆氏永乐十一年诏选天下节妇给事内廷，陆以年例行。宣德四年（旧志作元年，误，此从献集），淮靖王出封广东韶州，后徙江西饶州，陆皆随行。璋壮而思亲（叶志云，璋壮不授室，诸书皆无之。按《吴氏谱》，璋访母前已生二子，妻亦力赞其行。后归而生第三子洪。今二子之后尚存。）日夜号哭，弃家往来二州，屡启求见，不允，时母子不相闻者二十年矣。璋哀痛益切，誓欲求见。正统十一年，康王嗣立，明年复冒死以恳，王怜而许之，遂得入宫见母。母时已疾革，璋彷徨割股作糜进之，病稍间，相持泣，王闻益怜焉，赐金币，劳遣之。母至旅舍卒，乃负骨归，潜置舟中，行至江，遇大风，舟将覆，长年乃搜得其母骸骨投之江，璋跃入江，抱母骸骨浮于水，风顿息。同舟者感而救之得归葬先墓，哀慕终生。璋多隐德，弱冠时，有富室赵宗辉挟厚赀诣之，偶遗金，璋急往归之。景泰间，为族人诬讼，尽其产，不与校，或讶之，璋曰：“自有天定。”未几，族人遭疫荡尽，而璋家日起。后子洪贵封南京刑部主事。卒年八十一，赠太仆寺卿，世称全孝翁。[90]
前后对照，不难看到，后者不仅比前者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孝行也更加感人，而且还显示了孝感的力量。而下面成化、乾隆和民国时期的《杭州府志》对何良的不同记载，则进一步表明某些细小的加减法对人物形象榜样性的影响。
何良，字永年，富阳坊郭人。年十四，母疾，?l股以进。父病，露祷于天，乞以身代。宣德七年，知县刘杰以其事上，未报。父嗜鲈鱼，临终思之，没后临祭，所居后有鲈跃于岸，取以供祭。又梦母思鹿肉，入山适有鹿驯伏就缚，载归以祭。人皆以为孝感所致。[91]
何良，字永年，富阳人。年十四，母疾，?l股以进。父病，露祷于天，乞以身代。父嗜鲈鱼，临终思之，殁后临祭，所居后有鲈跃于岸，取以供祭。又梦母思鹿肉，入山适有鹿驯伏就缚，载归以祭。人谓孝感所致。[92]
何良，字永年，富阳坊郭人。年十四，母疾?l股，父病，露祷于天。宣德七年，知县刘杰上其事。父嗜鲈鱼，临终思之，殁后临祭，所居后有鲈跃于岸，取以供祭。又梦母思鹿肉，入山适有鹿驯伏就缚，载归以祭。人谓孝感所致。[93]
何良的记载的差异不像吴璋那样显著，基本内容几乎是一样的，细小的差异基本只在于宣德七年知县刘杰上其事这一情节上，成化志不仅提到这一事件，同时明确指出“未报”，也就是说没有被批准。有如此孝行者却未能获得旌表显然不利于鼓励人们的行孝，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乾隆志的编纂者就省去了这一细节。而民国志的编纂者可能是想到有知县上其事，也不失为对其孝行的一种鼓励，所以又重新补上这一情节，但同时又隐去了“未报”这一不利表彰孝行的细节。可见，何良这一孝子形象的榜样力量通过方志编纂者“加法”和“减法”的运用而渐趋增强。
从以上所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从明到清，方志中有关孝行的记载，不仅数量急剧增加，内容不断丰富，而且文本的表述日趋完备，孝子形象的榜样力量也趋于增强，对孝行的宣传也更趋具体化和日常生活化。那么，这种变化反映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变化，这将是本文下一部分的主题。
注释
[1] 有关这一过程，可参阅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15－144页。
[2] 在为数众多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成果当数肖群忠最近的专著《孝与中国文化》。
[3] 这些方面的研究均为数不少，这里仅随举数例以示说明。关于起源与内涵演变，如查昌国《西周孝义初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2期）、吴锋《孝传统的形成及其现代际遇》（《孔子研究》2001年4期）和姜志信、阳贺敏《孝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2期）等；关于国家对孝的重视与倡导，主要体现对历代“以孝治天下”的探讨上，如常建华对清代孝治的全面探讨（《〈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1期；《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史文集》第二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清朝孝治政策述略》，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孝观念及其影响，如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家庭》（《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王月清《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质》（《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4期）、徐仪明《理学仁孝观与古代医学》（《史学月刊》1998年4期）、张皖华《论〈阅微草堂笔记〉的节孝观和爱情观》（《重庆师院学报》1998年1期）和李文海、刘仰东《近代中国孝的观念的变化》（《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华书局1992年版）等；关于孝文献的研究，如生《〈孝经〉是怎样的一本书》（载《孝经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赵超《“二十四孝”在何时形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1期）等。
[4] 有关古代孝文献可参阅宁业高、宁业泉、宁业龙：《中国孝文化漫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21－288页；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287－316页。
[5] 生译注：《孝经译注》，1、12页。
[6]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11－12页。
[7] 生译注：《孝经译注》，25页。
[8] 乾隆《杭州府志》卷91《孝友》，“续修四库全书”，第703册，349页。
[9] 光绪《嘉兴府志》卷57《海盐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597页。
[10] 道光《昆新两县志》卷25《孝友》，“集成·江苏”，第15册，380页。
[11] 光绪《嘉兴府志》卷57《海盐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608页
[12]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12－913页。
[13] 光绪《嘉兴府志》卷55《嘉善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523页。
[14]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9《孝友》，“丛书·华中”，第19号，第2册，512页。
[15] 光绪《奉贤县志》卷12《人物志三·孝友》，“丛书·华中”，第15号，第2册，663页。
[16] 乾隆《吴江县志》卷35《人物·列女》，“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1037页。
[17] 光绪《奉贤县志》卷12《人物志三·孝友》，“丛书·华中”，第15号，第2册，656页。
[18]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9《孝友》，“丛书·华中”，第19号，第2册，503页。
[19] 光绪《嘉兴府志》卷53《秀水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447页。
[20] 光绪《嘉兴府志》卷59《平湖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4册，1696页。
[21]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06页。
[22] 嘉靖《定海县志》卷12《人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956页。
[23] 光绪《嘉兴府志》卷53《秀水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449页。
[24] 康熙《萧山县志》卷19《人物·孝义》，“丛书·华中”，第597号，第2册，744页。
[25] 道光《江阴县志》卷16《人物·孝弟》，“丛书·华中”，456号，第4册，1700页。
[26] 道光《江阴县志》卷16《人物·孝弟》，“丛书·华中”，456号，第4册，1709页。
[27]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11页。
[28] 光绪《嘉兴府志》卷55《嘉善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511页。
[29] 万历《昆山县志》卷7《人物·独行》，“丛书·华中”，第433号，第2册，483－484页。
[30] 关于这一习俗的文化意蕴，可参阅王立：《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3期。
[31]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15页。
[32] 光绪《嘉兴府志》卷53《秀水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444页。
[33]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10页。
[34] 光绪《吴江县续志》卷18《人物三·孝友》，“集成·江苏”，第20册，426页。
[35] 乾隆《吴江县志》卷37《别录》，“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1094页。
[36]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16页。
[37]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27页。
[38] 嘉靖《定海县志》卷12《人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934－935页。
[39] 光绪《吴江县续志》卷18《人物三·孝友》，“集成·江苏”，第20册，426页。
[40]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14页。
[41] 道光《江阴县志》卷16《人物·孝弟》，“丛书·华中”，456号，第4册，1697－1698页。
[42] 嘉靖《江阴县志》卷17，31b-32a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3] 光绪《吴江县续志》卷18《人物三·孝友》，“集成·江苏”，第20册，428页。
[44] 比如王植曾在一则家训中城：“孝友本只一事，不友即其不孝。”（《崇德堂稿》卷6《家训》，26a页，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45]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104页。
[46] 光绪《嘉兴府志》卷55《嘉善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508页。
[47] 道光《昆新两县志》卷25《孝友》，“集成·江苏”，第15册，381页。
[48]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9《孝友》，“丛书·华中”，第19号，第2册，500页。
[49] 光绪《嘉兴府志》卷57《海盐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608页。
[50] 嘉靖《象山县志》卷11《人物·孝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0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273页。
[51]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22页。
[52] 光绪《嘉兴府志》卷59《平湖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4册，1676－1677页。
[53] 道光《江阴县志》卷16《人物·孝弟》，“丛书·华中”，456号，第4册， 1692－1693页。
[54] 石韫玉：《独学庐四稿》卷2《孝行录序》，9b页，道光间刊本。
[55] 唐碧编：《前后孝行录》之《二十四孝原本》，9、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影印道光甲辰京江柳书谏堂重刊本。
[56] 万历《杭州府志》卷89《人物·孝行》，“丛书·华中”，第524号，第14册，4695－4696页。
[57] 万历《杭州府志》卷89《人物·孝行》，“丛书·华中”，第524号，第14册，4696页。
[58] 弘治《句容县志》卷6《孝子》，49b-50a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9] 乾隆《吴江县志》卷35《人物·列女》，“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1026页。
[60] 道光《昌化县志》卷15《人物志·孝友》，“丛书·华中”，第594号，第2册，715页。
[61]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21页。
[62] 光绪《吴江县续志》卷18《人物三·孝友》，“集成·江苏”，第20册，425页。
[63] 嘉靖《象山县志》卷11《人物·孝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0册， 273页。
[64] 乾隆《昌化县志》卷14《孝友》，“丛刊·华中”，第555号，第2册，711页。
[65] 孙原湘：《天真阁集》卷49《浦孝子传》，1a页，光绪十三年重刻本。
[66]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27页。
[67] 光绪《嘉兴府志》卷57《海盐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611页。
[68]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16页。
[69] 光绪《嘉兴府志》卷51《嘉兴孝义》，“丛书·华中”，第53号，第3册，1347页。
[70] 光绪《奉贤县志》卷12《人物志三·孝友》，“丛书·华中”，第15号，第2册，655页。
[71] 弘治《句容县志》卷6《顺孙》，51a页，“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72] 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9《序》，清抄本，第1a-2b页。
[73] 嘉靖《定海县志》卷12《人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956－957页。
[74]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12－913页。
[75]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16页。
[76] 乾隆《杭州府志》卷91《孝友》，“续修四库全书”，第703册，350页。
[77]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24《孝友》，“丛书·华中”，第21号，第2册，419页。
[78] 成化《杭州府志》卷45《孝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635－636页。
[79] 万历《杭州府志》卷89《人物·孝行》，“丛书·华中”，第524号，第14册，4689－4700页。
[80] 乾隆《杭州府志》卷91《孝友》，“续修四库全书”，第703册，349－375页。
[81] 民国《杭州府志》卷173《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99号，第8册，2648－2685页。
[82] 嘉靖《定海县志》卷12《人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9册，934－935页。
[83] 嘉靖《昆山县志》卷11《人物·孝友》，34b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84] 道光《江阴县志》卷16《人物·孝弟》，“丛书·华中”，456号，第4册，1696页。
[85] 民国《上海县志》卷18《人物》，“丛书·华中”，第14号，第3册，1004页。
[86] 康熙《萧山县志》卷19《人物·孝义》，“丛书·华中”，第597号，第2册，731页。
[87] 石韫玉：《独学庐四稿》卷5《徐孝子墓表》，18a－18b页，道光间刊本。
[88] 光绪《吴江县续志》卷18《人物三·孝友》，“集成·江苏”，第20册，427页。
[89] 弘治《吴江县志》卷11《孝子》，“丛书·华中”，第446号，第1册，427页。
[90] 乾隆《吴江县志》卷30《人物·孝友》，“丛书·华中”，第163号，第4册，904－905页。
[91] 成化《杭州府志》卷45《孝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635页。
[92] 乾隆《杭州府志》卷91《孝友》，“续修四库全书”，第703册，349页。
关键词： 《孝经》 孝教育 承继
一、孝的内涵
孔安国在《古文孝经序》中讲道：“自有天地人民以来，而孝道著矣。”可见孝的起源极早。据相关史料记载，孝源于母系社会时期，至西周时，孝便开始规范化、制度化了，并且成为了一种政治伦理，一种社会规范。后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派的推崇，孝的价值和内涵更加明确，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孝的行为标准。
孝的含义是什么？从文字结构上看，孝是由省写的老与子俩部分组成的；甲骨文中的孝字是会意字，意思是小子挽着长着长长胡须的老人；《说文解字》写道：“孝，子承老也。”《尔雅释训》则认为：“善事父母为孝。”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简单概括起来讲孝的内涵便是“亲亲”，即要善待父母，子辈要对父辈敬爱侍奉，对有恩于自己的父母要敬要养。《小雅》中写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捋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富我，出入腹我。”父母生养我，经受了许多痛苦，付出了许多心血，他们爱护我，教育我，而我想报答他们的恩德时，他们已不在人间。不难看出诗中深刻地表达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哀思和愤怒。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肯定西周“亲亲，尊尊”的孝道思想上，对孝道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从而明确了孝修身齐家治天下的价值，提出了实施孝道的行为准则，使孝的内涵更加丰富。时至《孝经》《礼记》成书，儒家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化的孝道伦理体系。
毋庸置疑，《孝经》是儒家学派孝伦理的系统化。此书分为十八章，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中就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有心生也。”在深刻地论述了孝的价值、意义作用的同时，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了要求与规范。从《天子章》到《庶人章》更是列出了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不同政治阶层人实行孝道的具体准则，是谓“五孝”。《孝经》中对天子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故天子至于庶人，孝无始终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说不管你是哪个阶层的人，只要你愿意便能够行孝，尽孝。孔子说能够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能够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从效法，这便是天子的孝道，故在《尚书・甫刑》中讲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在论及卿大夫的孝道时《诗经大雅》写道要从早到晚晚勤勉不懈，专心侍奉天子，认为老百姓的孝道就是孝养父母。孔子则认为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的运作、地上万物的自然生长，天经地义，孝乃是人类最根本的首要品行。是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他在《纪孝行章》中更进一步地指出孝子侍奉双亲要敬，要能至其乐，使父母高兴，亲病则忧，丧则哀，祭则严，如果不孝就会受到刑罚，是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部孝也。”总之，《孝经》使人们知道了该怎么做，不该做什么，从而使孝的思想外化了形成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此后出现的《女孝经》《酒孝经》《大农孝经》等书使得孝的规范更加具体化。
二、孝教育的推广
黑格尔在谈及孝文化时讲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可见以孝为核心的人伦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是一个教化的国家，这一点尤其显现在中国政治与文化政策的相辅相成。孝历经千年发展，这是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效仿是分不开的。
（一）古代社会的孝教育
1.礼法的约束为孝推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西周时期孝与宗法政治联系紧密，认为只有对先祖和父兄的崇敬和孝顺才有利于周王政权的巩固，因此统治者把提倡孝悌作为强化政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背亲忘祖德现象时有发生，孔子为了进一步弘扬礼法，在西周孝德的基础上，对孝的内涵系统化、思辨化，将孝从单纯的家庭血缘的范围扩大为一种社会道德，进而将孝纳入礼法体系，此后孝一直受到国家礼法的维护。尽管秦朝崇尚法律，但也提倡孝道。据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简封诊式》记载：某家甲控告其子不孝，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魏晋时期法律规定“求留养亲，昌哀求任”以强制力量鼓励人们去尽孝。在北齐有“重罪十条”，其中第五条是“恶逆”，第八条是“不孝”，倘若犯了这不孝之罪，就是国公贵族也要严惩不贷。之后隋朝的开国皇律就效仿北齐的刑罚，并且把“重罪十条”改为“十恶”，将此作为封建立法重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而后各朝代的礼法中相继延续了这一规章，是称“十恶不赦”。孝由于受到统治阶层的需要，被纳入了国家礼法的体系，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下来，这样社会就接纳了孝悌这一思想。
2.统治者以“孝言”“孝行”进行示范，进一步宣扬了孝的思想。
在论及古代君王天子的孝道时，《孝经》：“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经》说：“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孝经广扬名章》写道：“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因此懂得以孝治天下的历代君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孝，甚至亲身厉行，争做孝的典范。汉文帝是以孝仁即位，因以孝治天下而为世人称赞。据民间相关史料记载，汉文帝在其母簿太后卧病在床的三年中，一直是“无昼无夜侍左右，无冬无夏奉高堂；未曾问病已断肠，未曾进药口先尝”。在唐朝，唐玄宗更是亲自为《孝经》作注。历代天子的以孝行为典范的做法，对孝思想的传播，对孝教育的推广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3.在各朝代的选拔官员制度上也大力提倡孝。
隋唐以前，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各个朝代的选拔标准虽不尽相同，但孝廉一直被视为其考试科目的重要内容。唐高祖时，设置童子科制度，“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十文，通者与官”。清雍正时期多次命举忠孝节义。可见，孝在各个时期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上以孝出名的男子都可以由当地长官推荐并且担任重要职务。西晋时期的李密学问出众，孝名远扬，晋武帝便召见他为官，但他却写下《陈情表》婉拒了圣意。天子能够批准他的请求完全是感于他的孝，不难看出当时孝子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古语有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在历代统治者大肆宣扬孝行孝德时，各大家族有关孝的教育也盛行起来，这些孝的教育大多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出现。如范仲淹所制定的《范式义庄规矩》，王守仁的乡规，吕坤的《训俗简编》，等等。这些乡约民约的主要内容大抵都是宣扬孝道孝行，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家族乡里的稳定和发展。在民间也十分重视孝教育。人们所接受到的关于孝的教育都是以简单的故事、歌谣、图画为主，如《二十四孝》、《劝孝歌》、《百孝经》、《柳枝词思儿曲》等人们通俗易懂的书籍。此外，各种地方戏也是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这些和孝行孝德有关的地方戏出现在街头巷尾。至此，有关孝的思想便播散在中国的每个角落，成为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意识和行为规范。
（二）古代学校和家庭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旨在培养学而优则仕的人才。学校的教学内容与科举选拔制度紧密相连。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孝行的大力提倡，孝的教育便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儿童进入到小学教育阶段时，主要的学习内容是识字修身，但孝道是其进行伦理道德教化的最主要内容。蒙学教材重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即所谓的“诗三百”）和弟子规。这个阶段教材大都是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讲述孝行孝德的故事，教育孩子懂得为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要懂得长幼有序，孝顺父母，使得他们从小懂得孝悌。在入县学、太学时，学生要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圣人的孝德，深刻地体会孝的内涵与其价值所在。进入仕途考试时，《孝经》是必考科目。由此可见，学校的孝教育贯穿了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孝的思想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伦理文化。
同时，孝教育还体现在家庭教育之中。对古代的家庭教育而言，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孝悌爱长的教育。颜之推在《生子孩提》以文中写道：“师保固明孝仁礼仪，导习之矣。”林则徐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时说：“须孝顺奉母。”此外，古代的家庭教育尤为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它们的教育由两部分构成，即女红和孝悌教育。古人认为孝是女子的必备品德，女子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教育的内容大多源于故事，如《女诫》、《女孝经》、《女二十四孝》、《烈女传》等。这些故事对女子灌输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思想，古人以女子被休为耻，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对女子侍奉公婆的教育尤为突出。
三、孝教育的承继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对孝的教育是由社会、学校、家庭这三方共同协力完成的。历经千年，孝的思想教化已深入人心，内化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品格。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关于孝的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也显示出了其消极、糟粕的一面。
由于历代统治者奖励孝子，有的人就弄虚作假，把孝道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有的人虽然真心尽孝，却措施不当，出现了种种愚昧的行为。根据史书记载，自陈藏器在其书《本草拾遗》中提到人肉能治病起，民间就兴起了割股肉为自己父母治病之风。让人不解的是这些荒唐的行为还不止一次地得到朝廷的嘉奖。如宋朝书籍中写道：“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幕。”又如《二十四孝》中记载的“孟宗哭笋”、“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故事。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违反了人性，而且构成了犯罪。究其产生的根源，主要缘于统治者为维护自身阶级地位将忠与孝单一的结合起来，曲解了忠孝的本义，从而麻痹了百姓的思想，致使社会上愚孝之风盛行。
传统文化往往都是精髓与糟粕并存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汲取其合理的部分。在当代，孝文化和孝道逐渐被弱化，孝道缺失现象屡屡出现，这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发展，因此重提孝道，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具有一定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孝教育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珍爱自己的生命。《孝经・开宗明义章》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人认为身体是父母给的，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损伤就是践行孝道的开始。孟子也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亲者，吾未之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毁伤身体，自身残疾，就不能尽到敬奉父母的责任，即使身体健全，但品行不端、名声有损，也是不能尽到孝敬父母之责任的。可见全身是事亲的前提，此外，很好地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是为了不让父母为我们操心，减少他们的精神负担。
其次，学习孝文化能培养青年敬爱父母的意识，使得他们学会感恩。古语云：“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葬，毕则祭。”可见，赡养父母是孝的首要要求，但不是说只要赡养父母就是孝，孝更重要的是要敬爱父母。孔子在回答子夏问孝时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以为孝乎？”意思是孝顺不但是奉养，而且要尊敬。
最后，学习孝文化能培养青年自强不息的精神。《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要立志，要为理想而不断勤奋地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事业上有所建树才是孝的终极目标，不难看出学习孝文化也是践行“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应然之意。
参考资料：
［1］中国孝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2］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32.
［3］任海燕.孝的历史演进及实践表现.安徽文学，2007，（12）.
［4］宁业高等.中国孝文化漫谈［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祖母长寿，所以我的老父亲到了七十多岁还在当孝子。父亲特别孝顺，白发苍苍的父亲天天无微不至地侍奉祖母：晨昏定省，一天不缺；每天只要有空，就一定会坐在祖母面前陪祖母说话，那样子真像个依恋母亲的孩子；凡有好吃的食物，一定先尽祖母吃。有一件事使我印象特别深。祖母曾经大病过一场，病愈后，有个著名老中医给我祖母开了个长期服用的药方：莲子冲蛋。从那时起，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给祖母冲莲子蛋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莲子不但不好买，而且都是带壳的，父亲买来带壳白莲，每天晚上帮母亲做完家务，就坐在祖母面前，一边打瞌睡，一边砸开莲子壳，砸好后泡在水里，第二天放到蒸饭的锅里蒸几餐饭的时间，直到莲子蒸融。每天清晨上班前，冲一个莲子蛋给祖母吃了再去上班。上世纪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祖母去世，从没间断过一天。有次碰上莲子缺货，父亲心急如火，拄着棍子满城去找，并拜托许多亲戚朋友到外地去买。当莲子买到时，父亲高兴得满脸皱纹像盛开的秋菊。老父亲退休后，大部分时间就是在祖母面前尽孝。这时九十多岁的祖母牙齿已全掉光，吃不得硬食。父亲每天专为祖母做一个菜：或把肉剁成肉饼子；或把鱼细剔除刺，蒸得融融的；就是青菜也细细切碎，这样祖母才能吃得下去。古有二十四孝图，不知他们能否和我父亲比？祖母能长寿到九十九岁，应该说父亲的孝顺起了很大作用。
那年夏天，祖母重病，父亲把我们这些在外地的姊妹儿女急电召回家。我们看到平时坚强沉稳的父亲，在祖母病床前惊惶失措，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母亲说：“你们父亲已在祖母病床前，不眠不休地守了七天七夜。”我们见他终日两眼泪涟涟，哭得像个孩子似的，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父亲流过泪，真是人不伤心泪不流。不知是医生下对了药，还是父亲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已经奄奄一息的祖母，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好起来。当祖母能坐起来自己喝粥那一刻，父亲喜极而泣。
父亲脾气大，可不管脾气发得多大，只要祖母说他一声，父亲便会迅速转怒为笑，趋至祖母面前轻笑着问：“妈妈，你有什么事？”我要是犯了错，便会躲到祖母面前。当父亲雷霆万钧地兴师问罪时，祖母把我搂在怀里笑着说：“算了，算了，莫吓坏我的大孙子。”父亲便只好叹着气收兵。
父亲的孝顺让我们耳濡目染，使我们八姐妹也都养成了孝顺祖母，孝顺父母的好习惯。后来父亲生病瘫痪在床，我们八个子女轮流照顾父亲五年，一点也不嫌脏怕累。本来有一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我父亲床前的子女个个特别孝顺。街坊邻居们都说：“柳大伯为子女做出了孝顺的好榜样，自己也享到了儿女们孝顺的福。”
中华民族有许多优良传统，孝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对父亲的孝顺被我们的子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落实到了行动上。如今，头发花白的我们八姐妹，也都尝到子女孝顺的福了
关键词：清代；文官；丁忧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52-02
官员丁忧源于汉代，原指遇为父母居丧守孝。后多专指官员守丧尽孝道。古代，父母死后，子女必须按礼为父母守丧三年，其间不能发生婚嫁之事，不得参加吉庆之类的典礼，任官者要离开所在职位，离职回到原籍，居丧守孝，称“丁忧”。 《宋史・礼志二八》：“咸平元年，诏任三司、馆阁职事者丁忧，并令持服。又诏：‘川陕、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既受代而丧制未毕者，许其终制。”清吴荣光《吾学录・丧礼门二》：“丁忧事例。《会典》：内外官员例合地制者，在内（在朝）由该部具题关给执照，在外（在地方）由该抚照例题咨，回籍守制。京官取具同乡官印结，外官取具原籍地方官印甘各结……开明呈报，俱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二十七个月，服满起复。”又“督抚丁忧，不得遽行送印，其任内文卷，择司道一人代行，听候谕旨方准离任。”古代的“丁”和“忧”，其解释不同于现代的“丁”和“忧”。据《尚书・说命上》：“忧，居丧也。”所以，古代的“丁忧”，就是居家守丧的意思。“守丧”时，亲朋子女会忧伤，会居丧，会遵守相关的民俗和规定“守制”，这比“人丁忧伤”包含的内容要广泛。“丁忧”，丁忧三年间，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丁忧是官员必须遵守并履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如有违反的官员，朝廷一定会进行惩罚。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汉文化，加上满汉融合的深化，满族汉化的逐渐加深，清统治者十分重视孝道习俗，清代对官员的丁忧制度十分重视。康熙帝曾说：“父母丧，天下通义，治丧守制，人子之情。”①丁忧制度的各项规定，是孝治天下之意。丁忧制度关系到移孝作忠，清朝重视它的执行，道光帝说：“我朝以孝治天下，凡属丁忧人员，非有重大事务，从不夺情起用”，“以崇孝治，而维风化”。②
一、文官的守制期
守制是十分繁杂的制度，它涉及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为此，清代对文官丁忧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大清律例》规定“内、外官员例合守制者……俱以闻丧月日伪始，不计闰，二十七个月，服满起复。”[1]内外朝的现任文官，遇父母病故丁忧，离职守制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文官的候补人员，遇父母病故丁忧，在籍守制二十七个月，不计闰。官员的守制期限一般为二十七个月，至于官员实际的守制期限，还须皇帝裁决。这与官员在朝的身份地位有关。丁忧制度的起源是从西汉开始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遵儒术”，使得汉代十分重视儒家的孝道观，“汉丧守制三年”，三年之丧期便是从汉代开始的。守制期限基本固定下来，至于以后的朝代，都是在三年之期的基础上稍加改动。
二、文官丁忧的报丧程序
百官遇丧，从原籍审核，还报奔丧，到闻讣即奔，再到京官勘合，外官有引。
官员丁忧应按程序回籍。丁忧回籍人员给一个月的期限，将回籍日期报明该管官，以凭核查。如果出现漏报现象，罚俸六个月。如果超过限期达半年以上的，降一级留任，达一年以上的降二级留任。官员丁忧回籍后，谢客居家，履行孝礼。有丧事与人往来的情况例外，“如有亲赴省城、更易服色、干谒地方官，并送礼赴席者，指名题参，于补官日降三级调用。即使赴书院教授圣生徒之类事项，亦概予禁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八）《大清会典》规定：“凡官出继者，辨其宗之昭穆，与其远近。本籍官询其邻汉，取其宗图册结，而达以部以定义。其归宗亦如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
在中国古代，孝是宗法伦理的核心，服丧，则是孝的核心。雍正帝曾在一道上谕中阐明了三年丧于“孝”之意义：“父母之恩昊天罔极，而丧礼以三年为断者，所以节仁人孝子之哀，而使所有极也。三年之丧犹不能终，则百行皆无其本矣。”[2]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守以孝治天下。而“匿不举哀”被列为十恶的大罪之一。
三、清代官员丁忧范围的扩大
清代在继承前朝丁忧制度的同时，丁忧官员的范围也开始扩大。一是除了汉官丁忧外，少数民族官员也开始丁忧，增加了满蒙八旗官员的丁忧；二是丁忧官员由文官扩大到武官，这在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是没有的，首开了武人丁忧的先河。
清康熙帝将丁忧官员扩大到武职人员，这其中的缘由与四川提督何傅的上奏有关。何傅奏请康熙帝希望武职官员与文职官员一样可以离任守制，康熙帝深明大义，予以积极的肯定。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孝者，治天下之本，理应丁忧。”（《东华录》卷三十七）
翌年二月，正式规定“嗣后提、镇以下，如奉特旨留任者，应令在任守制，其副将、参将以下等官，如系紧要地方缺，该督、抚、提、镇题留者，准其在任守制，余俱令解任守制。”（《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一三）
文官是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和文化群体，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两重身份的特征：在外是君王的臣子，在内是为父的儿子。臣，必须要有为臣之权利和义务；子，必须要有为子之权利和义务，清朝文官制度中的家族主义原则，其核心就是在强调文官为臣之权利义务的同时，充分兼顾其为子之权利义务，尽可能使两种权利义务协调并且互补达到平衡中和，让他们有可能既成为忠于君主的臣子，又成为“孝子。”
中国自古就重视‘孝“道，“孝”更是为人做官的必备品德。孝作为家族伦理的核心，在古代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以孝治天下，重视丁忧制度便是清朝重孝道的体现。人有孝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人无孝悌，对亲人都冷漠无情，何谈为忠为信。清朝以法律的形式将“孝”纳入文官的必备品格。
四、清代以孝治天下的意义
清廷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汉文化，《圣谕广训》的颁布，就体现了清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纲领。尤其是强化重视丁忧制度。孝治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对人的教化，封建王朝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灌输儒家教条的各种思想，把人们束缚在封建礼教之下。因此，封建社会的伦理政治不是法治，而是“人治”。要实现“人治”，使人们甘心接受封建理论的教化，就必须让每个人在思想上真正的纳入封建统治的轨道，完整、准确地执行政府的各项由人伦推及社会的规定。可是人的思想是自由的，这是人之天性，是左右不了的，所以这就需要封建统治者反复教化，改造人民。一是以孝治天下可以维护家庭、宗族、家族的稳定，并且可以使这些血缘组织具有政治性，成为封建社会生存的必须保障。二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组织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相结合，所以以孝治天下可以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加的坚实牢固。三是以孝治天下体现的是家长制和皇权专制的结合，这就使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加强。四是以孝治天下加强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大清律令[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方孝孺生于浙江台州宁海，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善作诗作文，人奇其才，被称为“小韩子”。
方孝孺拜著名学者宋濂为师，宋濂为明代开国元勋，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为理想，主张恢复古代的礼乐，以德治国，反对嗜杀。当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等，皆为学界名流，但与方孝孺相比，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
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26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太祖并未启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于是厚礼相待，遣返归乡。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10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书立说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为他讲解；临朝奏事时，遇到需商议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来批答；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也由方孝孺担任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对方孝孺，可谓言听计从，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方孝孺对这种“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朱棣夺取帝位后，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诏，受新仇旧恨夹击的朱棣终于没能压住怒火，方孝孺遂惨遭灭“十族”。朱棣如此残酷的报复，也说明两人积怨之深。
况且方孝孺所代表的决非他一个人的志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数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决不仅仅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
方孝孺在南京政权的影响极大，代表了当时江南民气，如果方孝孺肯归顺朱棣，那么其他官员自然也就会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终忠于前帝，那么他的门生派系也就不可信任。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学生都牵连进来，实际上是要彻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响的人。
关键词：孝文化;统治秩序;社会生活
我国是一个有着漫长的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创造了美丽辉煌的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价值观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着深刻的影响。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说“百善孝为先”。可见孝文化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的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然而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孝道，并且将孝道作为其统治的根本。下面我们就进行逐一的分析。
先秦时期起，孝道就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据《尚书・无逸》记载，殷王武丁的父亲死后，武丁“乃或亮阴，三年不言”。“亮阴”就是为父亲守丧。武丁的儿子孝己也是一位非常重视孝道，有德行的君王。在《庄子・外物》篇中，“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亚圣孟子就是一位十分孝敬母亲的人。孟子幼年丧父。孟母一个人将孟子抚养长大。幼年时，孟母为了能让孟子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曾经三次搬家。长大后，孟子对自己的学业有些骄傲自满，就外出贪玩。孟母将孟子叫来，狠狠地砍断机杼，告诉孟子，如果不能够持之以恒，就算知识再多，也会就像这个机杼断掉一样，无法成为人才。孟母的良苦用心，深深的感染了孟子，自从孟子懂事开始，就深深的体会到了母亲的辛苦，懂得孝敬母亲。
汉代，孝文化成为其统治的政治伦理的基础。孝文化贯穿于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甚至是官员的政治生活，都与孝息息相关。对于官员的选拔，就有“举孝廉”的说法，就是官员的任命，要由上级官员考察这个人是否孝顺，是否清廉，如果这是个正直、懂得孝敬老人的人，就有资格被举荐成为官员。曹操等人都是通过举孝廉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的。
到了唐代，由于其经济水平较高，政治制度也相对完善，唐代在文化制度上兼容并包，发扬孝道，前承秦汉时期传统，后启后世之思，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
唐代的统治者认识到，“孝”是全部道德的基础，是决定家庭和谐、国家稳定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统治者要求人们做到“耆敬色养朝夕不违，躬亲医药垂涕昼夜”也就是朝夕不改的侍奉双亲。
帝王本身严于律己，以身示范，尊老敬老，百姓自然也会学习，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长此以往，自然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曾言：“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臣勇，朋友信，扬名显君，此之谓孝。”[1]
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十分重视孝道，武则天在《臣规》中言：“人之事亲也不去乎父母之册，不倦乎劳辱之事，见父母体之不安则不能寝;见父母食之不饱则不能食。”[2]就是说，子女侍奉父母应该不辞劳苦，如果父母睡不着觉，自己就不能睡觉;如果父母没有吃饱饭，自己就不能够吃饭。
唐玄宗曾经认真的阅读《孝经》，并且批阅。当他读到《孝经・三才章》里面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唐玄宗御注云：“孝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3]
唐德宗在位时，其父亲已经去世。德宗能够做到“善事母亲”。德宗的母亲沈氏在安史之乱中失踪，于是德宗终有生之年遍访天下，仍然没有找到。有“自是诈称太后者数四，皆不之罪，终贞元之世无闻焉”[4]
到了宋朝时期，宋代开国之初，宋太祖就在开宝三年（970年）正月辛酉诏令天下，“民五千户举孝弟彰闻，德行纯茂者一人，奇才异行不拘此限，里闾郡国递审联署以闻，仍为治装诣阙。”[5]从这个时候开始，宋太祖开始了宋代劝孝之风，把劝孝定为宋朝一朝治国安邦的既定国策。
宋太祖不仅劝孝，而且以身示范，侍母至孝。宋太祖的母亲赵太后，在宋太祖登基后的第二年就生病了，据《宋史・宋太祖一》记载，“寝疾，上侍药饵，不离左右。”为了给母亲祈福，宋太祖还下令大赦天下。
宋朝将敬老作为一项国策，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给予奖励。对于高龄的老人，宋朝可以授予其官职。据《宋史》卷5记载，太宗于端拱元年（988年）春正月己未朔，“不受朝，群臣诣合拜表称贺，乙亥，亲耕籍田。还御丹凤楼，大赦，改元，除十恶、官吏犯赃至杀人者不赦外，民年七十以上赐爵一级。”闰五月乙未，“赐诸州高年爵公士。”[6]
宋代建国之初，为更好的实行以孝治天下，经常以天子的名义对高龄老人给予物资的赏赐。雍熙元年（984年）十二月癸未，“赐京畿高年帛”[7];淳化四年（993年）二月，“壬戌，召赐京城高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带。是日，雨雪大寒，再遣中使赐孤老贫穷人千钱、米碳”。[8]
从宋太祖开始，宋代历朝的统治者都对高龄老人给予物资奖励。所赏赐的物品除了粟帛外，还有茶、金银器皿等。宋代的历朝统治者都把敬老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的基本国策。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发展，孝文化更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士大夫的家训中，都对孝道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列举了孝道的种种细节。
孝文化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尊老敬老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既是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也是历代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基本秩序。在今天，尊老敬老，对于发扬传统美德，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的国家稳定、富强。老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生活越来越好。（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刘d《旧唐书》卷24《礼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7页
[2]《诸子集成》续编十《臣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卷3《三才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4]刘d《旧唐书》卷52《后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89页
[5]脱脱等《宋史》卷2，《宋太祖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页
[6]脱脱等《宋史》卷2，《宋太祖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1-82页
[7]脱脱等《宋史》卷4，《太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