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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公十年（前756年）立鄜畤。《史记•封禅书》“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2]1358，卷28《封禅书》鄜畤在今甘肃华亭县麻庵乡境。秦宣公四年（前672年）所立密畤。[2]185，卷5《秦本纪》密畤在今甘肃华亭县麻庵乡境。秦灵公三年（前422年）建立的吴阳上畤、下畤。[2]704，卷15《六国年表》上、下畤在今甘肃华亭县麻庵乡境。秦献公十八年（前367年）所建畦畤。《史记•封禅书》“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2]1365，卷28《封禅书》畦畤在今陕西临潼东北。从秦襄公创西畤，到秦献公建畦畤，秦人在前后400余年中，不懈追求，创造和完善了有独自特色的畤祭祀典，成为后来封禅和都城南北郊礼天地（后称天坛、地坛）的先声。其实，秦襄公的西畤，也是总结民间早已有的农业祭祀创新而成的。徐中舒先生曾说：“秦国诸畤，出于当地传说，其初均为民间祠祀，所祭之庙为杂合体，其与五行配合乃后来之事。畤为峙立之意，民间所祭杂神，可能在田中立石以祭，属原始拜物教。”[4]535-536顺着徐先生思路，我们从造字上破析这一问题。畤字从田从寺。《说文解字•田部》“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凡田之属皆从田。”[5]290畤字以田为偏旁，说明其与土地耕植有关。而寺字的构形在金文中是上为止，下为又（即寸）。金文中，止为足之形，又为手之形，林义光《文源》言：“寸，象手形。”又言：金文寺“从又从之，本义为持。”《诗•大雅•瞻卬》“时维妇寺”句《正义》言：“寺，即侍也。”[6]577畤从田从寺，意为侍田，即人手足并用于田地之谓。而畤之肇始，当是农民祈求农业丰收的活动。由于原始农业对自然条件依赖极大，主宰风雨雷电的是天——上帝。所以早期的畤祭应为农民祈祷上天佑护的祭典。
而秦人之为秦，或者又与农业关系密切。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可知，秦人自非子以来就擅长于畜牧业，尤其是养马。因其为王室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2]177，卷5《秦本纪》此秦，史书中又称为秦亭、秦谷，在今甘肃清水、张川县境。非子封地何以称为秦？秦字的各种书体，包括金文“”“”，[7]卷7都是从禾。《说文解字》言：“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5]146禾本为谷子（粟），是自大地湾以来西北先民所种植的一种主要粮食作物。而舂，指将谷子壳捣去，以便食用。从秦字字形构造证明，秦谷或秦亭系适宜于农业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地方。由于秦人迁徙至此，遂在从事传统畜牧业的同时，致力于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以祈求上天佑护农业丰收的畤祭，就从民间走向国家层面，而正式开创了畤祭。秦人开创的畤祭，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周人所仿效，在秦皇朝灭亡以后，也被汉人继承和发扬。汉人将秦国的畤祀与五行学说相联系，用秦朝的四畤加上汉高祖新立的北畤，合称五畤，以与五行相合。《史记•封禅书》载：（汉王）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2]1378，卷28《封禅书》所谓“莫知其说”，其实就是时人尚未将秦之畤祭与阴阳五行的关系编造圆满。汉人所言之秦之四畤，乃指秦文公所立鄜畤、秦宣公所立之密畤、秦灵公所立吴阳上畤和下畤。①虽然汉人未将西畤和畦畤列入秦之四畤中，但据《史记•封禅书》，汉帝在祭五畤的同时，“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即仍定时对西畤和畦畤进行祭祀。
礼县鸾亭山为秦汉西畤遗址
据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等五单位编著的《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介绍：[8]（鸾亭山）遗址位于礼县城关镇后排村北侧，东为燕河（燕子河），西为刘家沟，南为县城，北为黄土峁梁地带，地势险峻。遗址位于山顶被挖断的山脊上，坡度比较缓，面积约2000平方米，海拔1576.9米。鸾亭山为县城最高点，山上和山下有汉墓，西侧的刘家沟里有墓葬，山的第3～4级台地上曾经出土玉戈，也曾采集到“长乐未央”瓦当和冥钱，山的最高点有祭礼坑和汉代的建筑遗迹，祭祀坑被盗。山腰的两翼还有对称的夯土台，山腰东部的夯土呈梯形，东西长20、南北宽25、高6米。山顶为夯土，面积20×20平方米。山顶上面散落大量的瓦片、陶片和骨头，另外还留有石头铺制的散水遗迹。瓦有板瓦和筒瓦，纹饰为粗绳纹，内饰布纹，还有内饰方格纹的。半山腰也散落瓦片。采集到乳状矮足鬲，素面泥质红陶鬲足、灰陶罐等。梁云先生对鸾亭山遗址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鸾亭山山顶应是历史上西畤的一部分。[9]我们赞同这一判断。在犬戎之乱中，秦襄公出兵勤王，且护送平王到洛邑，被封为诸侯，回西垂后创立西畤。关于秦襄公建西畤，《史记》中有如下说法：《秦本纪》：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嫡），数欺诸侯，诸侯叛之。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2]179，卷5《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引《秦纪》载：“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葬西垂。”①[2]285，卷6《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序》中言：“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十二诸侯年表》：“（周）平王元年/秦襄公八年，初立西畤，祠白帝。”《封禅书》：“自周克殷后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2]1358卷28《封禅书》秦襄公所立之西畤，因在西（县）而得名。西，或称西垂、西犬丘，秦人实行县制后，称西县，辖属于陇西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郡县制推向全国各地，西县仍属陇西郡。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言：西垂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2]178，卷5《秦本纪》正义即今甘肃礼县境。司马贞《史记索隐》称：“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为居西，西，县名，故作西畤，祠白帝。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谓为坛以祭天也。”[2]179，卷5《秦本纪》其所谓西，则后来之西县，亦即今之礼县境。近十几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礼县为秦人发祥地西垂、西犬丘，秦汉陇西郡西县之所在。因而襄公所立西畤在今礼县境。那么，西畤在礼县的具置如何？汉人记载西畤时说：“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种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10]100《史记•封禅书•正义》言“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畦各一土封。”[2]1365，卷28《封禅书》这两条材料，或言西畤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或说“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人先即人祖，人之祖先的意思。查古籍中“人先山”一名，仅在此出现。而“人祖山”却有两处。一在今甘肃张掖。《明一统志》卷37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即今甘肃张掖甘州区）山川类下有“人祖山，在都司城东北四十五里，其山不毛。”《甘肃通志》卷6《山川•甘州府》记载“人祖山，在县东北四十里，俗名快活山，其山不毛。”一在今山西吉县。《山西通志》卷167记载，吉州“伏羲庙在庖山巅，相传伏羲为人祖，故此山亦名人祖山，有旧碑，传为伏羲氏故宫。”后者明确称，因传伏羲为人祖，故名此山为人祖山。由此，可知称为人先或人祖者当应为一位古代传说系统中的神人或家族之始祖。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据秦人遗留史书《秦纪》记载，秦封侯以后居于并葬于西垂的秦君只有秦襄公及其子秦文公。礼县大堡子山发掘有秦公陵墓，或为二者之一。秦封侯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应该祭告祖先，于是秦襄公到祖庙去告祖，这是西畤之祭为史书所记之始。秦襄公时西畤人先山之“人先”应为其时秦人所认定的祖宗，至少是一位有关系的神祗。《史记•秦本纪》中秦君世系及其事迹的材料抄自秦史，该文称，秦襄公“祠上帝西畤”，而《封禅书》则说襄公“自以为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上帝者，天帝也。上也可以释为上下之上，即以前的为帝者，或即秦人之始祖。②而白帝，则是少皡。少皡又写作少昊。《路史》后纪第7卷《小（少）昊》称，“小昊青阳氏，名质，纪姓，其父曰清，黄帝之第五子，方傫氏之生也。胙土于清，是为青阳。配于类氏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媚之乐，乐而忘归，震，而生质也，白帝子也。”[11]95，卷7《小昊》文中之“居河之微……震（娠），而生质也，白帝子也”一句极为重要，是说少昊生于大河（即黄河）上游，是西天上帝白帝使其母受孕而生，故称其为白帝子。而礼县即在大河上游的西北地区，故礼县一带或为少昊出生地或活动地。少昊有子大业，大业生皋陶，皋陶生伯翳，伯翳或写作伯益。《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称：“秦之先曰伯翳，尝有功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2]276，卷6《秦始皇本纪》称因伯益有功于唐虞，舜遂封土赐姓予之。
以上资料证明，伯益为秦人之先祖，而少昊又是伯益的高祖，即秦人之始祖。《路史》称：“（伯益）生大廉、若木、恩成。大廉事夏后为鸟俗氏、路俗氏。后有孟亏、仲衍。孟亏能帅翳者，作土于箫，是为箫孟氏。夏后氏衰，孟亏去之，而凤凰随焉。仲衍臣商，太戊其裔。戎胥轩内郦山氏生仲潏。仲潏生处父。处父健步，是为蜚廉。生革暨季胜。胜二世造父，封赵。七世叔带乃隶晋九世。……革五世曰非子，孝王封之秦谷，使复为嬴氏。五世襄公勤于平王，锡之岐丰，以为侯。”[11]97，卷7《小昊》《史记•秦本纪》有另一套非子以上秦人祖宗系统，大体以颛顼为其始祖，其孙女脩生大业，大业生大费（即伯翳），大费生大廉、若木，大廉玄孙为孟戏、中衍，若木玄孙为费昌，中衍玄孙中潏，中潏以下大体与《路史》同。因秦襄公立西畤祭少昊，则其所认之始祖应为少昊，故以下以《路史》之非子以前宗祖系统，非子以后以《史记•秦本纪》之宗祖系统接入，做出秦襄公以上之秦宗族世系表：黄帝─清─少昊（质）─大业─皋陶─伯益（栢翳、大费，始赐嬴氏）─大廉（鸟俗氏）……①仲衍……戎胥轩─仲潏─处父（蜚廉）─恶来（革）─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秦嬴）─秦侯─公伯─秦仲（为大夫）─庄公（西垂大夫）─襄公（封公建国）这是秦人自始祖少昊至高祖伯益，又至五世祖非子被周孝王封于秦谷，即西犬丘、西垂，再至襄公从西垂崛起建国的世系传承的一种传说。也就是说秦襄公时的祖先认识，应以少昊为始祖，封土得姓者伯益为高祖，而封于秦谷的非子为直接祖先。
其时之人先祠，似应为祭其始祖少昊，附祭伯益、非子及其三代祖先。秦人始祖少昊传为西天之帝白帝所生，故称其为白帝，即西天之帝，生于“河之微”，其后代非子被周王封于秦谷，再传至秦襄公被平王封为侯。秦襄公在其发迹之地建畤祀祖，当在始祖所生之地或所葬之地（山）或始封西的非子之葬地称为人先山，应为理所当然之事。西汉人之称西畤为白帝少皞（昊）之祭，还应与人称少皞为“西方之帝”有关。《淮南子•天文训》言：“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12]卷3《天文训》，叶1B西汉人以少昊为白帝，西方之帝，少皞又是主农业收成的神，故而畤从字形上分析，与农业之祭有关。总之，所谓西畤所在之人先山，似应为祭秦人始祖少昊及其以后重要祖先的宗族祠庙所在地。查考古报告，在鸾亭山附近，如西山遗址有大规模的早期秦的聚落遗存。带陶水管道的夯土建筑遗址、城墙等遗迹。雷神庙遗址，都发现有“大量被盗掘的周代、春秋、战国和汉代墓葬等”。由此，我们应能推断，礼县鸾亭山遗址，古称人先山，是秦襄公所立祭祀其始祖少昊或始封西之先祖非子的西畤遗址。
关键词：清朝；《本纪》；《实录》；历史档案
Abstract:Th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is prosperous in Qing dynasty. The compil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The biography of emperor is the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Officers compiled Biographies of ten emperors in Qing dynasty. The sources of the biography of emperor are shilu of different ages. Original files from every government offices also are the important materials of the biography of emperor. Compiling of the biography of emperor involved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drawing up convention and compiling the text.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comprehensive and method of compilation is perfect for the compilation of biographies of ten emperors. The diction is concise. The content level of details is appropriate.
Key words: Qing dynasty；The biography of emperor；Shilu；Historical archives
清朝承袭历代官方纂修本朝正史制度，二百余年间，以纪传体例编纂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国史。国史纂修，本纪为纲。有清一代，国史馆史官先后为十位帝王纂修了《本纪》，其卷帙分别为：《太祖高皇帝本纪》二卷、《太宗文皇帝本纪》四卷、《世祖章皇帝本纪》八卷、《圣祖仁皇帝本纪》二十四卷、《世宗宪皇帝本纪》八卷、《高宗纯皇帝本纪》六十二卷、《仁宗睿皇帝本纪》二十五卷、《宣宗成皇帝本纪》三十一卷、《文宗显皇帝本纪》二十四卷、《穆宗毅皇帝本纪》五十四卷。国史《本纪》纂修历经征集史料、拟定《凡例》、纂修成稿等几个步骤得以告竣。本文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庋藏《国史馆全宗档》、时人抄录《清国史馆奏稿》等档案文献及《清实录》、《清会典》诸官修史书，从档案文献编纂的视角，对清国史十帝《本纪》纂修情形加以初步考探。
1史料的收集
1.1采择《实录》中相关史料。《实录》作为官修史书，多由同一王朝的后一代帝王为先帝所修。主要载录皇帝每天的重要活动及事关国政的诏令、奏疏，以编年体形式记述王朝历史。《实录》以史料见长，其史料基本源于当日保存之档案文书及《起居注》、《时政记》等记注性文献。这一特点，使得《实录》成为历代官方史料的总汇，也成为国史的重要史源。
有清一代共修纂了十一个皇帝的《实录》，加上《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总计十四部。这些文献中包含的丰富史料为国史馆史官所重视，乾隆十五年（1750年），国史馆校订《本纪•凡例》时，监修总裁官大学士傅恒即指出：“编次《本纪》，上述列圣功德、诏令政事，下及臣下奏报事绩，悉遵照《实录》。”[1]可见，《实录》是国史《本纪》纂修重要的史料来源。
国史《本纪》的纂修以《实录》为史料来源，其纂修时间固然晚于《实录》纂修，但《本纪》并非待《实录》编纂完竣后方行纂修。除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期间，集中编纂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本纪》外，嘉庆朝以后，国史馆往往是在实录馆开始纂修《实录》后不久，即着手纂修国史《本纪》。如嘉庆四年（1799年），清仁宗谕令开馆纂修《高宗纯皇帝实录》，至八年十二月纂修完成至“乾隆三十年”。当月，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贾允升奏请纂修《高宗纯皇帝本纪》。对于如何编纂《本纪》，贾允升指出，如果“采辑群书，逐条编纂，未免延迟时日”，“莫若查照《实录》成书，事半功倍为迅速”。他建议由国史馆遣派誊录赴实录馆借抄已经纂修完竣的《实录》副本。这样，“比《实录》成时，抄写亦即完竣。《本纪》自可恪遵查纂，陆续进呈，庶成功不致延迟。而将来《实录》抄本藏在史馆，办他书亦足以资考据”。[2]仁宗采纳了贾允升的建议，谕令国史馆遴派提调督率誊录赴实录馆，将业已进呈之《实录》，照副本恭缮一份。遵照《实录》，恪谨编纂《本纪》，随时进呈。所缮《实录》副本，即恭藏史馆，以资考证。[3]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文宗显皇帝实录》纂修至“咸丰五年”，穆宗亦谕令国史馆总裁派员赴实录馆，将业已进呈《实录》，照副本恭缮一份，遵照《实录》纂修《本纪》。
1.2行文各部院衙门咨取纂修《本纪》所需档案文献。《本纪》纂修，事关帝王政绩，意义重大，纂修舛误必定招致严厉处分。如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月初六日，国史馆将纂修完成的《高宗纯皇帝本纪》进呈仁宗御览。仁宗阅看时，发现卷三中有四处缮写错误，遂严令国史馆立即改正，并将承担核校疏忽责任的满总纂内阁中书联奎、汉总纂翰林院侍讲学士茹等六人开送吏部分别议处。[4]因此，为确保纂修质量，史官在纂修《本纪》过程中，遇《实录》记载不确或缺载之处，即行文相关部门，咨取档案材料加以核对。
检阅《国史馆全宗档》，可以看到，国史《本纪》纂修期间，国史馆行文咨取档案文献涉及的部院衙门有：
1.2.1宗人府。宗人府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掌皇族之属籍。以时修辑玉牒，辨昭穆，序爵禄，均其惠养而布之教令。”[5]主要职守是掌管皇族名册，按时撰写帝王谱系，管理记录宗室子女嫡庶、名号、嗣袭、婚嫁、丧葬诸事宜。国史馆纂修诸帝《本纪》，凡遇事关皇族宗室诸问题，均行文宗人府咨查。
如，为纂修《高宗纯皇帝本纪》，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十四日，国史馆行文宗人府：
本馆恭纂《高宗纯皇帝本纪》……相应片行宗人府，作速将履亲王子名讳查明，于即日内片覆过馆，以便纂入。
宗人府恭查《玉牒》所载履亲王之子名讳，并将履端郡王永奉旨承祀缘由一并抄录，粘单移送国史馆，计开：
第一子未有名，第二子未有名，第三子弘昆，第六子未有名。履端郡王永系奉旨承祀。[6]
1.2.2户部。户部“掌天下土田、户口、财之政，平准出纳，以均邦赋”。[7]即职掌全国户籍及各类经济事务。国史馆纂修诸帝《本纪》，遇有关涉经济钱粮类问题，均行文户部咨查。
如，为纂修《宣宗成皇帝本纪》，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国史馆行文户部：
本馆现奉特旨恭纂《宣宗成皇帝本纪》……其制造道光通宝钱文，始自何年月日，无凭查载。相应移会户部，希将制造道光通宝钱文年月日，查明声覆过馆，以凭纂辑。
户部查明，各局鼓铸道光通宝钱文自辛巳元年正月为始遵用，相应片覆国史馆。[8]
1.2.3礼部。礼部“掌吉、嘉、军、宾、凶之秩，序学校、贡举之法，以赞邦礼。”[9]即职掌全国学校、科举、典祀、封敕及各藩属、外国朝贡往来事务。国史馆纂修诸帝《本纪》，遇有相关问题，均行文礼部咨查。
如，为纂修《仁宗睿皇帝本纪》，道光四年（1824年）四月，国史馆行文礼部：
本馆恭纂《仁宗睿皇帝本纪》。应查嘉庆八年，礼部议准陕西巡抚方维旬奏请敕赐终南山神封号……系何事故奏请敕赐之处，希即查明抄录送馆登载。此系立等进呈之件，相应移会贵部，速行声覆过馆，幸勿稍迟。[10]
礼部遂将嘉庆八年议准陕西巡抚方维旬奏请敕赐“终南山神”封号原奏抄录片覆国史馆。
1.2.4兵部。兵部“掌中外武职铨选，简核军实，以赞邦政。”[11]即职掌武职官员考核、任免及各类军政事务。国史馆纂修诸帝《本纪》，凡遇武职官员升迁、降调、任免诸问题，均行文兵部咨查。
如，为纂修《宣宗成皇帝本纪》，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初四日，国史馆行文兵部，咨查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三日都统高喀鼎革职事：
高喀鼎系何旗都统？本馆无从查载。相应片行兵部，希将高喀鼎系何旗都统，任内革职之处，务于三日内，查明声覆。
兵部查明，高喀鼎系镶白旗都统任内革职，[12]旋即回复国史馆。
1.2.5内务府。内务府是清朝职掌皇家起居生活及各类“宫禁”事务的专门机构，管理“内府一切事务”，[13]“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14]国史馆纂修诸帝《本纪》，遇有相关问题，均行文内务府咨查。
如，为纂修《文宗显皇帝本纪》，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国史馆行文内务府：
本馆现在办《文宗显皇帝本纪》……寿安固伦公主系于是年何月日薨逝，本馆无凭查考。相应片行贵衙门，速即查明声覆过馆，以便纂辑。
经内务府掌仪司查核：
寿安固伦公主，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二日薨逝。[15]
1.2.6其他衙门。为纂修国史《本纪》，除行文宗人府、户部、礼部、兵部、内务府等部院咨取史料较多外，国史馆亦经常行文其他衙门咨问相关问题。
如，为纂修《仁宗睿皇帝本纪》，道光四年（1824年）八月，国史馆行文方略馆：
本馆现在赶纂《仁宗睿皇帝本纪》。查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章煦，著在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其军机大臣缺是否系董诰告假开缺，抑系添入？
方略馆查明回函称，章煦在军机处大臣上行走系大学士董诰未经告假之前。[16]
为纂修《文宗显皇帝本纪》，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国史馆片行钦天监：
将道光三十年正月起至咸丰十一年七月止，所有日月食、晴雨、星相、霜雪、风雹、地震等事，按年月日，详细逐款声覆过馆，以便纂辑。[17]
2稿本的纂修
2.1凡例的制定。《本纪》纂修之前，要预先制定《凡例》。纂修期间，始终以《凡例》所列诸条目为纲。《凡例》规定了纂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2.1.1本纪为纲，志传为目。传统史学认为，《本纪》记帝王行事、记年代月日，为纪传体史书之纲目。正如刘知几所言：“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18]国史《本纪•凡例》首先规定：《本纪》纂修，应遵循历代纪传体正史的纂修原则，以本纪为纲，以志传为目。
如《太宗文皇帝本纪•凡例》云：
太宗文皇帝时，规模大定。凡建官锡爵，定制立法，其详俱载于诸志。兹特书其大纲，而辞不敢繁，事不敢略，从《本纪》之体例也。
2.1.2因事而书，取舍有当。《本纪》以帝王生平事迹为主线，载录王朝历史，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哪些宜书于《本纪》中，哪些不宜，必须加以取舍。国史《本纪》纂修中，规定了“因事而书，取舍有当”的原则。
如《世祖章皇帝本纪•凡例》规定：
凡除授文武各官，如议政大臣、大学士、八旗都统、六部尚书、左都御史及督抚、提镇，俱书，余不书。
2.1.3“春秋笔法”，一字褒贬。所谓“春秋笔法”，意指行文中纂修者不直接阐述对人和事的看法，仅通过遣词造句，委婉而微妙地表达其主观认识和评价，即“褒贬寓于一字”。因普遍认为这种主观评价历史的书写方法源自孔子纂修《春秋》，“春秋笔法”备受后世史家推崇。国史馆史官在诸帝本纪纂修中，对这种史书纂修方法亦有承继。
如《太祖高皇帝本纪•凡例》规定：
官员老病闲废者，曰“罢”；有罪者，曰“免”；罪甚者，曰“夺职”。
2.2史料的处理。史料征集工作完成之后，史官又是如何利用这些史料来纂修《本纪》呢？通过对比《本纪》与史料中相同时间段的史事记载，可以看到，在纂修《本纪》过程中，史官主要对史料作了以下处理：
2.2.1事件过程，简化描述。试比较《太祖高皇帝本纪》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壬子年一段内容：
记载壬子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十月，努尔哈赤征讨乌喇贝勒布占泰的具体过程，《实录》中有详细记载，《本纪》大为节略。两军交战征伐，“张黄盖，鸣钲鼓”，“我军甲胄鲜明，士马精强，军势甚盛。乌喇兵人人惴恐，无斗志”等战争场面，《实录》中记载十分生动，纂修《本纪》时，这些内容都被删掉，仅保留努尔哈赤率军“克其河上五城，又取金州城”的战争结局。显而易见，《本纪》记录历史采用的是平铺直叙的手法。《实录》对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场面的具体描述，国史馆史官在纂修《本纪》时皆删略不取。
2.2.2谕令内容，采录从简。取《穆宗毅皇帝本纪》同治十一年十二月辛未日内容与《穆宗毅皇帝实录》比较：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本纪》对《实录》中载录的穆宗谕旨进行了大量删节。《实录》详细载录了岑毓英所上酌减钱粮成数的奏折及穆宗谕允蠲免云南省被扰荒地钱粮十年的上谕。《本纪》纂修采录从简，将岑毓英奏折及穆宗上谕删节殆尽，仅留存穆宗谕令蠲免云南省被扰荒地钱粮十年的事实。至于《实录》中所载皇帝问安、任命翰林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免受灾诸县额赋、予祭官员、册封嫔妃等日常琐碎事务，史官在纂修《本纪》时，俱依《凡例》，不加采录。
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朝第一次设立国史馆纂修纪传体本朝正史，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王朝灭亡，国史馆史官纂修国史《本纪》，以帝王为主线，系统载录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历史沧桑。在国史诸帝《本纪》纂修过程中，史官采撷《实录》及各部院衙门提供的档案文献作为纂修的重要史料来源。纂修之初即订立纂修《凡例》，纂修进程中依据《凡例》处理史料，文辞简洁，内容详略得当。档案文献作为史料基础，保证了清朝纪传体国史《本纪》纂修的质量。清朝国史馆利用档案文献纂修国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当代档案工作者很好地借鉴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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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是中华武术发祥地之一，彭祖首开武术文化的先河。有资料显示：“徐州武术运动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夏殷时期。”[2]从大量的文献资料来看，武术的最早形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周伟良的《中国武术史》指出，先秦时期，一般是指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夏、商、周三代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这段时间。在这18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大致经历了夏、商、西周三代及春秋战国几个历史时期。因此把这个时期称为武术活动的“初始形态”[3]。彭祖发明的导引术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养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彭祖养生文化是徐州历史文化发展上最精彩的一页，彭祖发明的中国最早的健身气功———导引术，具有健身祛病、延年益寿的功效。《史记•楚世家》记载“: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彭祖精于养生,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在尧帝时得到重用,也得益于此。”[4]庄子的《刻意篇》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受考者之所好也。”导气令和，引体令柔。”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彭祖以“导引行气”开我国气功先河的文字资料。庄子以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彭祖气功导引术。彭祖的养生文化流传至今，正是由于彭祖的导引术开启，为后世的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太极拳、硬气功等武术功法奠定了基础。这种健身气功广为流传，至今被人们所采用。
二、军事武术文化
徐州古称彭城，是兵家必争之地，乃“北国锁阴，南国门户”。徐州在2000多年的建城史上，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四百多次，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二百多次[5]。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历史悠久、战争频繁、规模宏大、程度大影响较大。“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兴衰”[6]。从古至今，每次的历朝换代，徐州便成各国的必争之地，徐州的得失也成为最终胜利的标志。《汉书•高祖本纪》“：夜行途中，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2]这段记载说明刘邦精通剑术与武技。《史记•项羽本纪》“：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4]不难看出项庄是练过武术的高手。“樊哙带剑用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可以看出樊哙的力量之大与练武有关。正是这些名将把古“徐州”武术推向了高潮。由于长期受到儒、道、释的影响，中国武术只注重武术套路的表演与修身，缺乏真打实斗经验，对于这一弊端，自古以来就多有批评者。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就反对那些受民间武术影响的花拳绣腿在军队中流行。他说“：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焉能容得或进或退”[7]。武术就是在无数次战争与冷兵器战火的熏陶下发展起来的，这样造就了徐州武术实战性强的特点，当然也是符合战争要求的。徐州武术“去花架，重实用，练为战”的战场武术风范[5]，造就了徐州民众粗狂豪爽、重情重义、顽强拼搏、坚持到底的武术精神。
三、汉画像石的武术文化
汉画像石是徐州的汉朝文化最具有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文化现象，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占主流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墓葬制度与习俗方面的文化，是汉代社会景象的再现。徐州的汉画像石题材丰富，击剑比武的图像也占据很重要的一部分。徐州汉画像石中有大量的描述武术动作的图像，有手搏、击刺、武舞、剑舞、刀舞等画面，可以看出当时武术发展的程度，是后人研究汉代的武术文化珍贵的文化史料。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砖上关于拿着器械兵器的人物形象非常的多。例如，在徐州市铜山区石墓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上，上面刻了两个执兵器相斗的人，左边一人左手举钩镶，右手舞剑，右边一人左手扬剑，右手执盾，作相互交打架式。可见，当时的武术在民间是非常流行的。1995年9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了戈勺戟、矛、钱、剑等大量兵器，表明古徐州是战事频繁之地，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古代徐州武术的发展。
四、史学著作中的武术文化
司马迁《史记》也有对古都彭城的记载。继《史记》之后，被称为古代“全史”的历代纪传体正史共有26种，其中《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周书》、《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以及《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8]都有关于古都彭城历史文化记载。《汉书•高祖本纪》提到刘邦精通剑术，在得天下以后，招揽的人才，皆为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的将士。《中国通史的分期》、《太平御览.州郡部》、《帝王世纪》、《明史•兵志》对徐州武术文化多有涉及。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校群书，完成了有名的著作《七略》，此著作包括兵书略，从这可以看出来古徐州的武术在当时的重要性。这些文学著作不仅为以后徐州的武术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从大的方面说也为中国武术文化理论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些历史武术文化迹象可以看出，武术在古徐州根深蒂固。彭祖养生文化为以后徐州的养生术、太极拳、养生文化等奠定了基础；军事武术文化养成了徐州热爱武术、习武防身的习俗。对古徐州武术相关文化应从全方位去考察，在前人积累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挖掘与整理，才能使徐州的武术文化向更快、更高、更强的方向去发展。
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教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一、活动目的：
通过纪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1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活动，让学生了解抗日历史，知道我们伟大祖国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我们英雄的人民奋起反抗，历时八年终于取得胜利，使同学们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并为祖国努力学习，使她更加繁荣昌盛。
二、活动准备
1. 老师和同学们收集抗日战争的资料(故事、图片、视频)
2. 学唱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3. 班主任总结
三、 活动过程
主持人甲：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1周年，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高奏凯歌走向和平。
主持人乙：那是一段沧桑的历史，那是一段为了正义与和平战斗的历史，他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主持人甲：让我们勿忘国耻，共同回顾那场空前的灾难吧!
播放《南京大屠杀》视频。
主持人甲：看到片中日本强盗的暴行，让我们感到可恨可耻;看到无辜的百姓被杀害，我们的心在滴血，让我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主持人乙：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城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我们的祖国遭到日本强盗疯狂侵略时，伟大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捍卫和平，他们的精神值得歌颂，让我们一起观看《狼牙山五壮士》的影片片段。
播放视频
主持人甲：正是这些像狼牙山五壮士的民族英雄，团结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使中国人民获得了今天的和平生活。
主持人乙：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让我们齐唱《团结就是力量》
主持人甲：在我们的英雄中还有许多少年英雄，有的比我们还小，却有同样可歌可泣的应用故事请孙茜茜同学给我们讲讲《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主持人甲：英雄的王二小为了保护乡亲们，牺牲了自己，真是伟大极了!
主持人乙：像王二小一样的小英雄还有很多，雨来，嘎子等，都与我们年纪相仿，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主题班会。
主持人甲：同学们，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这些英烈，让他们的精神代代相传，永远发扬。
主持人乙：回首过去，中国人民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无数革命前辈用不朽的身躯支撑起民族的脊梁，我们为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长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主持人甲：展望未来，我们是中国的接班人，祖国的发展需要我们来贡献力量。看了先烈的事迹，你有什么感想和愿望呢?
同学们可自由发言说说自己的感想与心愿。
主持人乙：同学们说的很好，都知道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都知道要努力才能使明天更美好。下面请班主任总结。
一、清顺治朝命修《明史》的动机与结果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转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注：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的记载，见于《清世祖实录》卷15，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时决议纂修，尚无确切史料证实。清代官书中亦不见有关纂修《明史》的诏令，《清世祖实录》中仅见几位总裁于顺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名单。这种“钦奉圣谕”，很可能仅是早朝时的口头指示而已。以往论著称顺治二年五月“诏修《明史》”，表述确实有所不当，准确言之为：顺治二年五月，清廷组成《明史》的纂修人员。），得到了清廷认可。其后，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操办此事。是年五月，由总裁提名副总裁和纂修官，并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2］（p141）， 揭开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这种具有定员、定额和明确纂修人选的组织方式，应当视为正式组成了明史馆（注：《清史列传·朱之锡传》载其顺治十二年上疏称，“自国家定鼎以来，开馆纂修《明史》”云云，是当时组建了明史馆，但其独立行使修史任务的权力甚小，有关事务多依靠于内三院。）。
然而，当时各地的抗清斗争仍然十分炽烈，战争未息，经济凋敝，并不具备纂修大型史书的条件。清廷所以这样匆忙地准备纂修《明史》，是另有政治目的的。清军占领北京之后，便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即如何将清廷显示为一个替代明朝的正统政权，这对于消减汉人反清情绪，对于占领全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颇为必要的。为此，清统治者实施了与历史、史学相关联的两大举措：一是继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将明太祖牌位移入历代帝王庙、祭文中明确宣布明朝已经灭亡之后，顺治二年三月又定议祭祀历代帝王［2］（p130）； 二是同年五月开馆纂修《明史》。
中国古代自唐朝之后，向有新建王朝纂修胜朝一代之史的惯例。清廷随祭祀历代帝王之后，紧接着纂修《明史》，等于再次强化明朝已经灭亡的宣传声势，并使自身具备继明朝而兴的新王朝形象。祭祀历代帝王和下令纂修《明史》，都具有配合清廷战略目标的政治舆论性作用，其影响虽不及“?发令”或其他镇压措施迅猛，但却没有激化民族矛盾的后果。而纂修《明史》，更能抓住汉族士人传统的心理素质，便于怀柔、笼络与安排已经归附清廷的汉族文官。至于当时是否具备纂修《明史》的条件，对清廷来说是次要的问题。
整个顺治朝在纂修《明史》的史料问题上，仅仅关注《明实录》，而其中却出现意外的损失，即发现明天启四年（1624年）的明代实录缺失。于是，人们传闻是原在明朝曾投靠宦官魏忠贤、此时当上清朝明史馆总裁的冯铨捣鬼，怀疑他得见天启四年《明实录》多记有他本人的劣迹，于是窃取销毁［3］（卷5）。顺治五年（1648年）九月，清廷谕内三院：“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着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2］（p321）后来，又多次有大臣提议征求该年份的文献史料，但均属了无结果。顺治朝纂修《明史》的史料工作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只局限于官方已掌握的范围之内，而且主要是原存于宫中的明代实录而已。但是，这一阶段毕竟使清廷形成重视官方历史资料的意识。上引顺治五年九月的谕旨清楚地表明，对实录缺失部分有着急切弥补的要求。所以，明代实录除最初遗失者外，后来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顺治朝在《明史》纂修工作上，不过是令纂修官按年分段抓阄，各依抓得之年抄略《明实录》。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入明史馆的傅维鳞，即抓阄得二十余年时限，馆中规定“止采实录，严禁旁搜”，大有“事既简静，偃息多闲”和“悲岁月之流迈”的感触［4］（《叙传二》）。看来，《明史》纂修人员十分悠闲，无所事事，其成效可想而知。乾隆初，史官杨椿曾追述顺治朝的明史馆，其成绩不过是“仿《通鉴》体仅成数帙”［5］（卷2）。这种所谓的“仿《通鉴》体”明史文稿，实际乃如纂修官傅维鳞所说，“止类编实录”［4］（《叙传二》），即仅仅抄略《明实录》“数帙”以敷衍了事而已。
整个顺治朝在《明史》纂修上之所以无成绩可言，除了客观条件所限之外，清廷对此并不重视是很重要的原因。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是出于政治目的做做姿态，对于应采取怎样的体例、如何处理一些重大的史事，官方并未予以讨论和研究。清廷对《明史》的体例问题，实际上处于无意识、不考虑的状态，根本没有指望它纂修有成。就是这种做做姿态，也是多尔衮掌政时所为。在多尔衮逝世之后，清世祖对《明史》纂修之事更为消极、漠不关心。例如，顺治八年闰二月癸丑日刚林上奏、十六年五月己卯日折库纳上奏，皆要求征求《明实录》所缺年份的文献史料，清廷对此则一是“下所司知之”，二是“报可”［2］（p426，977），实际无任何举措。期间，要求纂修《明史》的奏请者尚多， 无须一一列举，因为都是奏请后再无下文。在顺治朝晚期，不仅没有了纂修《明史》的活动，而且明史馆本身也处于或存或亡之间。请看《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1659年）闰三月壬午日的记载：“陕西道御史姜图南疏言：‘《明史》一书，虽事属前代，而纂修之典，则在本朝。请发金匮藏书，敕内阁翰林诸臣，开馆编摹，广搜会订，以成信史。’疏下所司。”其中竟然有“开馆编摹”的要求，直似当时已无明史馆的存在，而清廷仍是“疏下所司”，淡然处置。
明代历史纷纭复杂，史料史籍混乱歧异，清理考订十分繁难，清顺治朝确实尚不具备纂修一部高质量《明史》的条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当时并无修成正史的决心，开设明史馆，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基于传统的史学意识。这是分析顺治朝官方在纂修《明史》问题上的种种现象之时，不可忘记的一个总的前提。大凡出于狭隘、短视政治目的的官方学术文化事业，一旦政治效用过时不显，其事就可能逐渐废弛。
二、康熙四年再修《明史》的背景与成效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清世祖逝世，皇三子玄烨以八岁冲龄继皇帝位，是为清圣祖。此时，朝政由索尼、鳌拜等四名辅政大臣执掌，一时保守复旧之风大炽。尤其罕见的是：守旧大臣拟定的所谓遗诏，竟然以“自责”的方式批评清世祖的十四项大的过错，其中之一是“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2］（p1105）。于是，在“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6］（p73）的口号下，顺治后期的改制措施多被否定，如恢复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的历代帝王祀典［6］（p50），裁撤内阁、翰林院，恢复“内三院”制度，等等。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年（1663年）的不足三年时间内，制造出“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庄氏史狱”等多项惨烈大案，残酷打击汉人士绅。“庄氏史狱”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案发，因浙江富户庄廷?欲借纂辑《明史》留名后世，病死后其父继续雇人编纂，书稿刊印，载有努尔哈赤生平等为时所忌内容，且不避讳“夷寇”、“奴酋”等字样，又采用南明年号纪年，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株连列名参校、刻印、买书等人员甚广。康熙二年结案，多人惨遭杀害，其中名士、文人、学者实际多未参与其事，乃庄氏私自列入者。因此，“庄氏史狱”既是一个残暴的文字狱事件，其中又充满冤案。
这个案件事涉私修明史，办案中搜缴出许多私修明史的文稿与史料。例如，罹难的青年史家吴炎、潘柽章，二人纂修明史的手稿及史料即被搜去，其中有顾炎武借与的书籍上千卷［7］（p116）。 民间学人积极私修明史的现象，对康熙初年的清廷统治者也有很大刺激，他们感到朝廷不能再对纂修《明史》毫无作为。于是，即有康熙四年（1665年）再次纂修《明史》之举。是年八月，清廷对礼部下旨曰：
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查开送。至今未行查送。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察送。在内部院，委满汉官员详查；在外委该地方能干官员详查。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尔部即作速传谕行［6］（p239）。十月，山东道御史顾如华上疏云：
伏读上谕，礼部广搜前明天启以后事迹，以备纂修《明史》，诚盛典也。查《明史》旧有刊本，尚非钦定之书。且天启以后，文籍残毁，苟非广搜稗史，何以考订无疑？如《三朝要典》、《同时尚论录》、《樵史》、《两朝崇信录》、《颂天胪笔》及世族大家之纪录，高年逸叟之传闻，俱宜采访，以备考订。至于开设史局，尤宜择词臣博雅者，兼广征海内弘通之士，同事纂辑，然后上之满汉总裁，以决去取，纂成全书，进呈御览，以成一代信史［6］（p248）。这个奏请中“广搜稗史”的建议，与清廷谕旨基本相符；“开设史局”，语气中表明当为清廷已经决定之事，这里乃建言人员的选择。但“广征海内弘通之士同事纂辑”，绝非当时清廷所能应允。因此，现有史料显示，康熙四年的征集明季史料，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而设明史馆纂修，则仅委任朝官，秉承清廷旨意闭门造车而已。这次征集史料，虽表明是承接顺治五年的举措，但责任明确，督催严厉，不仅征集明朝公文案牍，而且将征集范围扩大到明季史籍，申明不避忌讳之书，因而成绩显然。今档案文献中尚存有《各衙门交收明季天启、崇祯事迹清单》［8］一件，此文件后有进呈者签名，日期为“十二月十五日”，签收者署名有大学士车克、巴哈纳、巴泰、伊图、魏裔介、李?及学士常（额）、章（云鹭）、蔡（毓荣），等等。朱希祖在上述“清单”的跋文中，据《清史稿》的《内阁大臣年表》（按：似应为《大学士年表》）指出，此数人同为大学士是在康熙三年至五年。何冠彪进一步考订，上述常额、章云鹭、蔡毓荣等分别于康熙五年四月、五月、九月调离学士之职。因此，这个清单所署“十二月十五日”，只能为康熙四年［9］。这些考订是确凿可信的。总之，康熙四年八月谕令征集明史史料后，迅速取得成效，清单内开载的档案文件与书籍数量相当可观。例如，兵部征集的明天启年间案卷有1742件，崇祯案卷21761件，簿册156本；礼部征集案卷1042件，簿册32本；内务府征集天启、崇祯事迹书籍717本，奏疏73件。此外，尚有工部、太仆寺、弘胪寺等征集的文献（注：笔者《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一书第180页， 论到这个清单载征集所得之“案卷、簿册、奏议、书籍数量相当可观”，但未列举数字。而何冠彪《〈明史〉编纂杂考》列举其总数曰“天启朝史料154件， 崇祯朝史料1826件，两朝共合1980件”，数量差误极大，未知何故。这里，不得不列举部分数字以正之。）。这只是少数部院衙门征集史料一次呈交的清单。可以想见，当时全国范围的征集所得史料文献总量应当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联系“庄氏史狱”来分析清廷这次比较认真的征集明史史料活动，不难悟出其政治目的：即通过这个举措，使官员和学人进一步明了纂修《明史》应是官方之事，朝廷要掌握明史史料而扼制私修明史的势头；同时，规定征集图书“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以缓和“庄氏史狱”造成的恐怖气氛。这样，清康熙四年在搜集明史史料上比顺治时期前进了一步。但是，在同样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之下，实际对《明史》纂修并未比此前有丝毫的起色。雍正、乾隆年间参修《明史》的官员杨椿追述说：“康熙四年，史馆复开，以国书译《明实录》，未数十卷，会修《世祖章皇帝实录》，遂罢。”［5］（卷2）据此，康熙四年不仅征集史料，还开设了明史馆，但以满文翻译《明实录》的做法，十分怪异，在顺治时期也无此举。无论如何，这反映了执政满洲贵族的狭隘复旧思想，只能将《明史》的纂修带进无法进行的死胡同。按杨椿所言，此次纂修《明史》，仅维持两年左右即再次停辍（注：康熙四年开设明史馆，应在十月顾如华上疏之稍后。纂修《清世祖实录》始于康熙六年七月，是年九月组成实录馆。中间间隔两年左右时间。），是完全可以据信的。康熙四年的再修《明史》，是在政治复旧气氛中进行的，其成效仅在于史料的搜集有所进展，纂修工作比顺治朝更加低劣，维持的时间也比顺治朝更短。
基于上述史实，笔者曾将康熙四年采取的纂修《明史》举措，与顺治年间的举措同归于清朝纂修《明史》的第一阶段。此阶段未能取得修史的实际成果，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窒息了编纂方法、编纂行为的发挥。但是，清廷至少在以下几点取得了定识或进展：第一，清廷应当组织人员纂修《明史》，这是责无旁贷、早晚必须完成的事业。第二，清官方纂修《明史》，是站在继起政权的立场上，而不是敌对立场，这是清廷推崇明太祖等明帝，宽容评价崇祯帝，以及宣称清取天下得自“流贼”之手所必定导致的结果。第三，为修《明史》而重视《明实录》等官方文献。康熙初已认识到应当参考其他史籍，在搜集史料方面也有所作为且取得成效。第四，顺治年间，汤斌等众多臣僚还曾提出相当中肯的纂修方法与纂修立意，清廷未采纳也未加否定，这对于清廷《明史》纂修的认识是有影响的。所以，顺治朝与康熙初对《明史》的纂修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在观念、认识与史料问题上，都做了一定的准备，是整个纂修《明史》过程的准备阶段。
三、对何冠彪论点的几处辨正
1999年前后，何冠彪博士发表了关于清朝纂修《明史》的两篇论文：《顺治朝〈明史〉编纂考》（下文简称《编纂考》）［10］与《〈明史〉编纂杂考》（下文简称《杂考》）［9］，发掘出许多细微史料，考辨史事也十分认真，对于进一步清理《明史》纂修的详细情节甚有裨益。但是，在有关评价顺治朝和康熙初《明史》纂修的较大问题上，何文却提出一些偏颇的新论点，影响对清朝纂修《明史》整个过程的叙述和评论，有必要予以讨论和辨正。
（一）顺治朝是否曾修成编年体《明史》
何冠彪《编纂考》一文根据谈迁《北游录》中“《明史》成，止编年。范文程阅‘二十一史’，谓编年未尽，仍另撰”［11］（卷8 ）等记述，认为至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编年体《明史》已经成书或接近成书”。这种看法是缺乏说服力的。第一，从顺治到乾隆年间，清朝官方以及众多参与《明史》纂修的人员，无一人讲过有所谓编年体《明史》修成之言。第二，“《明史》成”字样仅仅出现于《北游录·纪闻》下，而这样孤立的、不明来源的传闻之言，根本不足采信。第三，顺治朝即使纂修简略的编年体《明史》，也不可能完成。因为缺乏明天启间部分年份和崇祯朝实录，又未曾搜采其他史料，根本无法编辑成书。
为了给谈迁《北游录》中的“《明史》成，止编年”之语寻求可信的理由，何文称：“上述记载，乃谈迁在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正月间于北京朱之锡记室时的见闻。朱之锡在这两年间由弘文院编修转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少詹事兼国史院侍讲学士、詹事兼秘书院侍读学士等官。因此，作为朱之锡记室，谈迁的记载理应可信。”这里罗列朱之锡的“词臣”官职，强调谈迁为朱之锡的记室，其实对其论点毫无补益，却适得其反。因为谈迁将之写在《纪闻》，即说明来自于局外传闻，而不是得自朱之锡等文官。朱之锡于顺治十二年二月上疏，奏请广泛征集与购求明季档案文献和史书，提到此前纂修《明史》，“因天启、崇祯年间事实散佚，参考无凭，遂致停搁”［12］（《朱之锡传》），表明朱之锡决无“《明史》成”之类的说法。
谈迁的《北游录》是笔记杂录之书，内容有纪程、纪邮、纪闻、纪咏、纪文等五类。纪程是旅途中的日记，其中多亲眼所见社会民生状况；纪邮为留居北京等地时的日记，其中多简略记录与当时人士的交往；纪咏、纪文，乃这一时期所作诗文；惟纪闻是关于清初的传闻轶事，其中多道听途说，随手记录，而不论其真伪。谈迁在《北游录·纪闻》的自序中感慨自己身份低下，难得机会与贵人、硕儒谈说时事，“馀则垣壁?H杌之是徇，余之愦愦，不其甚乎。然幸于燕而闻其略也，若锢我荒篱之下，禽籁虫吟，聊足入耳，能倾?糜之残沈乎哉？”这段自序主旨是说他幸而到北方一游，才听得许多传闻，但同时也透露出这些传闻多得自“垣壁?H杌”之间，即市井、乡间的闲谈。朱之锡《北游录序》赞扬谈迁勤于记述，其文曰：“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这种勤于记述的笔记，当然是过而存之，不遑辨别真伪的。谈迁的其他笔记之作，也是这种风格。如《枣林杂俎》，明人高弘图为之写序，称其“时于坐聆涂听，稍可涉笔者，无一轻置也”［13］。笔记乃是有闻必录，不同于认真的历史著述，谈迁写于《北游录·纪闻》中的传闻，他自己也并非都予以相信。如果缺乏其他史料的有效配合，把这样的笔记传闻当成立论依据，实在有失于严谨。
《编纂考》一文还引述了雍正、乾隆时史官杨椿的追述，但却做了手脚。杨椿原文为：“《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通鉴》体仅成数帙。”［5］（卷2）何博士引文先是砍去“仅成数帙”四字，以突出“仿《通鉴》体”即编年体；后文又硬说顺治时修成编年体《明史》，但“无论如何，这部《明史》‘仅成数帙’，篇幅不多”［10］。明眼人一看即知：杨椿原意是说顺治年间《明史》纂修成绩很小，更谈不上编纂成书。而经过何博士这样腰斩史料，两处包装，不但所谓“编年体”似乎有了着落，就连“仅成数帙”也解释成《明史》修成，只是“篇幅不多”。然而，《明史》如果真的修成，怎么会仅仅“数帙”呢！为了自己的一个立论，竟然如此舞弄笔端，似乎不大值得。
在《明史》未完成定稿之前，顺治、康熙时期的纂修文稿应当如数保存于明史馆；杨椿作为雍正年间参修《明史》的史官，应当看得到官方此前的纂修文稿。因此，杨椿所说的“仅成数帙”是可以确信的。但“仿《通鉴》体”的说法，不过是杨椿翻阅“数帙”遗稿而产生的主观印象。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后，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官方曾经议论和规定过体例问题，说顺治时纂修《明史》采用“编年体”、“《通鉴》体”或别的什么体式，都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的《明史》纂修官傅维鳞，自称他“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工无庸多”［4 ］（《叙传二》），反映了明史馆内敷衍拖沓的情态。这种不下工夫、随意抄略的“类编实录”，只能是史料不像史料、撰述不似撰述的废品。按顺治初的政治背景，史馆中满洲掌权官僚并不关心《明史》的实际纂修，降清的汉官惴惴不安，惟恐触及忌讳，“止类编实录”乃明史馆的敷衍塞责、拖延观望之策，虽外形类若编年，实际并无体例可言。因此，顺治朝不仅没有修成编年体《明史》，而且根本没有采用“编年体”的意念和规定。
（二）顺治朝是否有过纪传体《明史》的议修和编纂
《编纂考》一文还断言，顺治朝“纪传体《明史》的编纂，不可能迟于顺治十二年才开始”［10］；《杂考》一文也如斯写道：“顺治二年（1645年）开馆纂修《明史》。但初时编纂仅系编年，及成书后，才改用纪传体重新编纂。”［9 ］这其实也是从《北游录·纪闻》下“《明史》成，止编年。范文程阅《二十一史》，谓编年未尽，仍另撰”的后半句发挥出来的。该文首先利用顺治十二年朱之锡的上疏当做旁证。这件上疏，笔者上文已经提到，主要是请求清廷着手搜集明季史料，理由是当初“开馆纂修《明史》，因天启、崇祯年间事实散佚，参考无凭，遂致停搁”，这对何冠彪的论点本无帮助。但是，其《编纂考》中却解释说：“疏中所谓纂修《明史》‘停搁’，相信指的是编年体《明史》完成而至纪传体《明史》未编纂的时候。”［10］这不但是巧文曲解，而且将己意强加于古人。请问：朱之锡既然明白指出“事实散佚，参考无凭”，又怎能修成编年体《明史》？因此，“停搁”只能理解为半途而废，无成书可言。与朱之锡同时上疏请修《明史》者还有汤斌。诚如《编纂考》一文所引，汤斌在申述《明史》编修方法时，确是按纪传体的思路展开的。但是，这件奏疏能否当做顺治朝纂修纪传体《明史》的证据，至少还必须认真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朱、汤二人的上疏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第二，奏疏引起了什么反响，其结果如何？
顺治十二年正月，清世祖鉴于“水旱相仍，干戈未息”、“灾变未弭，时艰莫救”，发出“广开言路，博询化理”的谕旨，令群臣上疏进言，并声称，“一切启迪朕躬，匡弼国政者，所言果是，即与采用；如有未当，必不加罪。毋得浮泛塞责，负朕求言至意。”［2］（p693）于是引发约三个月间群臣纷纷奏事，涉及时政甚广，诸如吏治、军务、国计民生、擢用人才等等，无不有所进言，甚至提出修改投充法、减轻“逃人”处置、恢复多尔衮王爵等极其敏感的建议，也有提出纂修两朝圣训、设立起居注制度之类的奏请，这些在《清世祖实录》有详细记载。朱之锡、汤斌关于纂修《明史》的上疏亦在此种背景下“应诏陈言”［12］（《汤斌传》），并非清廷专有一项议修《明史》的举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汤斌去世之后，汪琬为之撰《墓志铭》，提到这次上疏时写有“时方议修《明史》”字样，乃是事隔三十多年后的模糊、影附之词；其他记述汤斌生平之文若有相同字样，亦属于转相抄录，其致误来源如一，皆不足为据。然而，为何这个讹误不被时人察觉？思忖其因，是康熙十九年之后出现朝野议论《明史》义例的热烈情景，深入汪琬等文人学者之心，他们又不了解汤斌上疏的真正起因，遂无意中造成联想性笔误。何冠彪明知顺治十二年清廷的举动是“广开言路，博询化理”，但却接连突出地强调“‘方议修’的《明史》”、“顺治十二年所议修的《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史》”，此乃将朱之锡、汤斌个人的“议修”行为，偷运到了清朝官方的头上。
顺治十二年，清廷根本没有“议修《明史》”的旨意，朱之锡、汤斌等少数人关于编纂《明史》的奏议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反响与结果。这个问题不必深辨，何文亦承认清廷对之毫不采纳。既然如此，又哪里会有什么“改用纪传体重新编纂”之事呢！清世祖亲掌朝政后，对纂修《明史》的有关奏议一概不予理睬，包括不对奏议中的违碍言辞作出处罚，这是他很有定见的一贯做法，其定见就是使《明史》处于既无纂修行动、又不明言废止的状态。因此，所谓修成编年体《明史》和改用纪传体纂修，都是绝对的子虚乌有。何冠彪《编纂考》的全文其实就是对《北游录·纪闻》下中一句传闻之语的推演，引用史料虽多，但对其论点而言皆属于牵强附会。
（三）关于康熙初《明史》纂修的废弛
如上文所述，康熙四年再修《明史》，征集史料曾颇有起色，但纂修工作很快废弛。杨椿称，“康熙四年，史馆复开，以国书译《明实录》，未数十卷，会修《世祖章皇帝实录》，遂罢”，即反映出这种情况。清廷决定纂修《清世祖实录》是在康熙六年七月，组成实录馆在当年九月，按杨椿的语意，《明史》纂修即于此期间罢止，这是相当明晰的。
但何冠彪《杂考》一文认为，“杨椿的记载甚为笼统”，并举出明遗民阎尔梅在康熙七年的两句诗“朝来闻道修明史，洪武元年纪戊申”来证明康熙七年《明史》仍在纂修。这迫使笔者不得不废些笔墨说明此事。
阎尔梅是一位恪守遗民气节的文人。清军占据北京后，他曾南渡参与南明抗清事业。见事不可为，乃隐居，游历各地，撰写诗歌多首。其中如《题昭烈庙》一诗：“高皇世祖两贻谋，章武还从末路收。自可王孙承帝统，宁容国贼篡神州。蛮方扩地曾名益，蜀士谈天直姓刘。诸葛死忠谌死孝，当时悔不斩谯周。”［14］（卷3 ）诗中充满忠君爱国、痛恨卖国投降行为的思想感情。但他与龚鼎孳（字孝升）早有旧交，龚氏投降清朝做了高官，仍主动与遗民文人交往，以修补“失节”后的人格形象。康熙七年正月七日（人日），龚鼎孳请阎尔梅等几人饮酒，阎尔梅当场作诗曰：“雁后花前七日春，晴宵围坐百禽茵。尚平犹未完婚嫁，贾谊徒能说鬼神。遍考名山多得意，覃思佳句必惊人。朝来闻道修明史，洪武元年纪戊申。”（注：阎尔梅《白耷山人诗二·戊申人日孝升招饮与周山、陆冰修、朱锡鬯、纪伯紫分韵》，载《徐州二遗民集》卷6。诗中“尚平”乃别本异名，即东汉人向子平，隐士，子女婚嫁完毕便不问世事，出游名山大川，不知所终。事见《后汉书·逸民列传》。）最后两句诗字面的意思是：早晨听说修《明史》之时，把洪武元年改纪为戊申年。这实际是挖苦龚鼎孳等人背弃明朝，纂修《明史》连“洪武”年号也不使用。由于洪武元年是戊申年，康熙七年也正好是戊申年，促人前后联想，很有艺术感染力。稍有文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不论当时清廷是否正在纂修《明史》，也不论诗人早晨是否真的听到了什么，皆可以这样写作。引用“朝来闻道修明史”来证明《明史》还在纂修，就像引用“尚平犹未完婚嫁”来证明东汉人尚平还活在世上一样可笑。
顺治、康熙两朝开馆纂修《明史》，都未能坚持始终，但废弛、罢止又都不可能公开宣布，朝鲜人不知道《明史》已于康熙六年停修，这毫不奇怪。康熙十五年，朝鲜李朝派来使臣，请求在《明史》中为其先祖夺取君位之事正名，清廷当然不能告知《明史》已经停修，而漫答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等辞令。何冠彪引述这类事例，涉及的是不知内情的朝鲜和未讲实情的清廷，并不能证明《明史》是否还在纂修。
康熙四年开明史馆，乃以满文翻译《明实录》。对此，何冠彪《杂考》认为：顺治二年初设明史馆即有满字誊录官十人，当时修《明史》是要有满文本的，“为了预备满文本，先将重要的史料翻译为满文，是有所需要的”。此言非是，问题的关键是先修成何种文本作为底本。顺治时并未翻译《明实录》，是因为要以汉文本为底本，汉文本完成后再译为满文本，这不需要翻译史料。清入关前与顺治年间纂修实录，是以满文本为底本的；康熙四年纂修《明史》的做法，似乎也是要以满文本为底本。这种不顾史料特点的做法，是极端复旧的行为。面对浩瀚的明史史料，用满文翻译的做法只能将纂修工作带入死胡同。因此，明史纂修工作不待《清世祖实录》开修，就已经走向废弛。不过，纂修《清实录》可以给官方一个退步的台阶，将翻译《明实录》的工作草草收场。杨椿作为雍正、乾隆年间《明史》完成阶段的重要纂修官，应当有机会看到史馆案卷，了解以前的编纂情况。杨椿在编纂《明史》和《明史纲目》工作中，经常与总裁张廷玉见解抵牾，发生激烈争执，关于《明史》“会修《世祖章皇帝实录》，遂罢”这段话，正是出现在与总裁争论的书信中。面对顶头上司，岂敢没有根据地乱说！因此，杨椿的追述是不能轻易否认的。
以上笔者辨正何冠彪博士的三个论点，这是他关于顺治朝与康熙初《明史》纂修问题的主要见解。何文注释中还有对笔者一些文句的指摘，限于篇幅，有待他处随机论析（注：何冠彪对笔者《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指出几处失于检核与表述不当之处，是应当感谢的。但有些指摘则不正确，如关于顺治朝定议祭祀历代帝王问题，这里略作补充说明：第一，此前将明太祖移入历代帝王庙，虽等于宣布明朝灭亡，但这种宣传有必要反复进行。第二，祭祀历代帝王，显示清朝是自古一脉相承的正统政权，比其他方式更为系统。第三，明洪武时虽将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但嘉靖时又撤去；清初，汉人华夷之分思潮高涨，清廷此时添加多名少数民族君主，自有强调少数民族政权亦属正统的政治目的。）。这里还应指出，何冠彪的见解颇有自相矛盾之处，最明显的是他主张顺治朝修成编年体《明史》并且后来改以纪传体，可是却又说“终顺治一朝，也没有切实进行编纂《明史》的工作”；“在《明史》编纂史上，顺治朝谈不上有任何贡献”［10］。揆其原因，是何博士偏信《北游录·纪闻》之类的个别材料，又不能不正视正规的记载，因而陷入史料之间的矛盾。
顺治及康熙初期，清朝纂修《明史》成绩甚少，后来《明史》修成刊印，而原史馆案卷却未能留存至今，考察这个问题，仍需要广泛、深入地发掘史料。何冠彪博士的文章，无疑在史料发掘上作出了贡献。但是，对较为冷僻的史料一定要予以认真分析，不应遽然信据，更不应曲为解释。否则，史料的发掘反而可能导致偏颇的见解，这是驾驭史料的基本态度与见识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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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代；圣瑞；频繁；红光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65-01
从秦朝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帝王的记载呈现出一明显特点，即帝王出生时，往往会伴随着诸多奇异的现象，即“圣瑞”，这一点在开国皇帝或比较有作为的贤明君主的记传中表现得犹为明显，如汉高祖刘邦出生时，“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北魏孝文帝元宏“皇兴元年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帝生而洁白，有异姿，襁褓岐嶷……”唐太宗李世明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正史中这类奇异现象的记载比较常见，据初步统计，从秦朝到清朝，正式在位的皇帝当中，共有五十四位皇帝出生时有具体明确的奇异现象记载，其中两宋时期最为频繁，有十一位皇帝出生时有这方面记载，占总数的20.4%，其次为明代，有八位，占总数14.8%。两宋一共历经十八帝，出生时有奇异现象记载的十一帝占总数的61.1%，占有庙号皇帝的73.3%，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一、太祖
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识者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初，后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仪官舍。是夜，赤光上腾如水，闾巷有异香……明年正月，后梦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王梦两龙与日并堕，以衣承之。及帝生，赤光满室，或见黄龙游光中。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宫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宁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于宫中，赤光照室。观元年五月乙巳，生东京之大内，赤光照室。夫人张氏梦人拥一羊遗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于秀州青杉之官舍，红光满室，如日正中。宗为恭王，慈懿梦日堕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前一夕，荣王梦一紫衣金帽人来谒，比寤，夜漏未尽十刻，室中五采烂然，赤色属天，如日正中。初，荣文恭王夫人全氏梦神言：“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嗣荣王夫人钱氏梦日光照东室，是夕，齐国夫人黄氏亦梦神人采衣拥一龙纳怀中，已而有娠。及生，室内赤光。之下，可见宋代皇帝中这种现象的在历朝的皇帝当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宋代立国是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而成
尽管没有通过大规模的而实现，这在传统中国社会属于典型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因此需要通过某些奇异现然来表明自己获得皇位是“奉天承运”，受命于天，以消除通过兵变之类的非正常手段获得统治地位的负面影响，史籍中诸如此类的记载大都有这样的用意。
（二）宋代皇位在传承时多次出现本朝皇帝的非亲生儿子继承的情况
如太宗赵匡义是太祖赵匡胤弟弟，英宗赵曙是“濮安懿王允第十三子”，徽宗赵佶是哲宗煦的弟弟，高宗赵构是“徽宗第九子”，钦宗赵桓的弟弟，孝宗赵非高宗子，从辈份上讲是“太祖七世孙”，理宗赵昀亦非前代皇帝宁宗子，而是“太祖十世孙”，“父希，追封荣王，家于绍兴府山阴县。”度宗赵，“太祖十一世孙。父嗣荣王与芮，理宗母弟也。”此种情况与传统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不相符合，也就使得以非亲生皇子身份即位的皇帝需要通过“圣瑞”来强化自身帝位的合法性，所以除徽宗外，太宗、英宗、高宗、理宗、度宗出生时均有“圣瑞”出现，占非亲子继承皇帝总数的83.3%，徽宗之所未有出生时未有“圣瑞”记载，其原因可能是其为亡国之君，与受命于天的身份极为不符，故未出现。
（三）两宋时期，国家，内忧不断，外患重重
从宋太宗时期起的高梁河之败，到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其间与辽、西夏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内部则是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加之不抑兼并导致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以致后来为金人所灭。到了南宋，形势更加严峻，金朝和蒙古两大强敌的并存使得国家更加动荡不安，如此境遇之下，更需要通过“圣瑞”的宣传来达到稳定人心的政治目的。
此外，两宋末期的皇帝均没有“圣瑞”记载，如宋徽宗与宋钦宗，还有南宋度宗以后的君三位主赵、赵等皆是如此，这在以前的朝代也是这样，从秦代到清代，绝大多数末代皇帝没有“圣瑞”记载，不仅在出身时没有，而且在他们登上帝位之前都没有。唯一的例外是南朝宋顺帝刘准，有过大略的抽象记载，“帝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神人。”究其原因，则是亡国之君的身份与受命于天二者之间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没有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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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M].太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
2020年12月13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个国家公祭日，那么关于不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同行征文该怎样写呢?下面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不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同行征文600字”，欢迎阅读与借鉴!
不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同行600字一一个民族最不能失去的就是气节，家可破，但国绝不能亡。有国才有希望。就是因为历经沧桑，中国才能强大起来。我们不会再让别人骑在我们头颈上，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也绝不会允许向南京大屠杀那样，置之不管。因为此时中国站起来了，我们从此不会被任何国家侮辱。
在暑假中，我读了《建设幸福中国》，余心言对幸福渴望总结了三种：一是以前和现在相比，必须让人们感到衣食无忧;二是必须有丰富的资源，才能让中国十三亿人民共同奋斗;三是为建设幸福中国做出点贡献，今天可以做些什么，将来可以做些什么。共产党的宗旨及社会主义的要求就是为民谋取幸福。主席提出“为人民服务”，主席提出“共同富裕”，简单的一句话，都是为了给广大人民谋取幸福。
这本书让我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全世界亿万前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在我们感受幸福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在那战火繁纷的年代，是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为我们创造了幸福。是他们保卫着国家的和平，民族的希望。我们也都知道，这些让人自豪的成绩都是老一辈挥洒毕生的心血和汗水为我们打造的，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也正在把它们打造的更加美好。太阳每天升起，可不一定每天都是晴空万里。生活也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最大的幸福，生活中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辛勤努力，总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份阳光普照的幸福和愉悦!建设幸福中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智慧和汗水。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来武装自己，为将来奉献社会、展现美好人生打好基础。相信我们吧，我们现在这些祖国的“花朵”，一定会再接再厉，继往开来，把祖国大花园装扮得更加雍容华贵，灿烂多姿。
那些耻辱的历史不因被时间淡忘，要时刻的铭记在心。他们使我们逐渐强大。中国的未来属于我们新一代，幸福中国等待我们建设。我们要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认真学习中华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要加强思想品德修养，胸怀远大理想，陶冶高尚情操，把个人成长融入祖国和人们的伟大事业之中。
勿忘国耻，振兴中国，使中国逐渐在世界扎住脚。作为祖国花朵的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不忘历史，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栋梁之才。当然，想要幸福，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这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所作的贡献也会有各有不同。但只要我们共同为一个目标努力，我们的贡献就会集合成巨大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华民族腾飞华彩乐章中生动跳跃的音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以史为鉴，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决对不能忘记我们的使命。为了祖国辉煌壮丽的未来，让我们做高峰的攀登者，去饱览险峰的雄姿吧;让我们做浪尖的弄潮者，去领略大海的气魄吧;让我们做时代音符地弹奏者，去奏响祖国激昂时代的最强音吧。
终有一天，祖国会因我们而闪耀，也会因为我们而骄傲。让中华民族在我们的手中腾飞吧!
不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同行600字二泛泛而论，祭祀作为一种典型的仪式，通常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文明成熟，才有礼典。华夏文明发育较早，具有完备多样的礼典仪轨，而祭祀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并依此创立了专门的祭祀日。传统节日中的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都与祭祀有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祭祀文化的成熟。祭祀不仅包括宏大的天子祭，也包括士庶祭，都成为国家活动和家族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不过，曾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礼典仪式现在已渐趋消亡，不再是常规性的重要活动，其规范也逐渐瓦解。这其中，有国家形态在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也有祭祀文化的生存土壤发生变化的原因，过去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已不复现，对祖先的崇拜也由于家庭结构向原子化演变而削弱。近年来，虽然敬天敬地敬祖先再成时尚，但强调的也多是文化符号的意义，或者成为给地方经济发展搭建的平台，其本来意义已有所消散。相对而言，民间尽管失去了传统祭祀规范的许多内容，但仍然存在基于亲情的祭祀活动，而在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尽管仍然零星存在，比如为“9·18”事变悼念、为“5·12”大地震悼念，但没有制度化规定。
那么，今天需不需要设立国家公祭日?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说过去因敬天敬地敬祖先而创造的祭祀文化，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成熟，那么今天是否会忘记历史，也在考验一个民族是否成熟。
国家公祭日提供的庄严感，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庄严，特别是在虚无主义消解历史的价值判断之时。历史的荣耀和悲情，需要我们正确体会;国家公祭日提供的舆论平台，有助于帮助我们连接历史和现实，为我们找到历史中的正确定位;国家公祭日有助于我们回顾审视历史悲剧，维护基于历史形成的判断，防止历史被人为歪曲。而这些对于历史的冲击，一直在发生。
这个事件的警示意义是世界性的国家公祭日就是通过直面历的悲情时刻，以达到以史为鉴、警示后人的目的。在漫长的中国历，不乏对于悲情时刻的记录。以什么样的历史悲剧作现实的镜鉴，有不少选项。为什么确定的是南京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不是其他?
其一，它象征着中国苦难近代史的重要时刻。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外部压力，给整个民族留下了许多历史疤痕，而八年抗战最为艰苦，军民付出的牺牲，中国向现代性转变的进程被阻滞得最为严重。
其二，迄今为止，77年过去了，日本作为那场侵略的始作俑者，始终没有作出应有的历史反思。最近两年，还通过篡改历史、为侵略正名等方式，为修改和平宪法、重启军国主义之路制造声势。
其三，日本近年来的这些行为，不仅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构成了潜在威胁。
还原历史，需要一面真实折射历史的镜子。警惕历史反复，告诫_历史的行径，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传递和平声音，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而无论从反法西斯主义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他都不仅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伤痛，也是留给全世界的伤痛。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其警示意义是世界性的。
不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同行600字三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设定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首次以国家名义悼念大屠杀死难者。
在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81年前古城南京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惨案，仍是让人不忍卒读。和平来之不易，国耻勿忘，历史必须铭记!南京大屠杀带来的伤痛从未被时间抹去，人们对国家公祭日这个纪念日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缅怀过去、扶慰民心、顺应民意的措施。同时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是中国与世界更好地在沟通，在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态度，在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就如欧洲一年一度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死难者一样，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多么重要。国耻难忘，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强大、民族振兴，才是对侵略者最好的回击。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悲痛会随时间久远而湮没，但历史的启示不会。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铭记历史、唤醒记忆、开创未来的举措。促使人类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而避免出现哪怕是片刻的忘却与麻木，共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良知，促进共同发展和时代进步。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近代悲剧的极致，那么当历史翻开这一页，我们最终看到黑暗的离去和光明的到来。筑梦中国，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我们当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把爱国奉献的热情转化为创造创新的不竭动力。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国家精神、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传承。国行公祭，拉近了远去的硝烟，重温了民族的苦难;国行公祭，不为宣扬复仇与怨恨，是为唤起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许下复兴的心愿：吾辈当自强。国家公祭日，中国人民将聚集在一起，以沉重的心情缅怀逝者，但人们知道，这不是在宣泄情绪，不是在倡导民族复仇，而是提醒每一个人，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让中国人民更深切地体会到国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体会到国家统一强大的重要，让民族精神提升，让中国人民更加爱国。
“卅万冤魂招不去，百年凄雨惕重来”。一年一度的国家公祭，恰如振聋发聩的警钟，提醒人们：历史记忆需要时常擦拭，人类道义需要不断砥砺，民族精神需要时常检阅。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铭记南京的疼痛、南京的眼泪;每一个中国青年要不断前行、振兴祖国的动力。
不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同行600字四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x周年纪念日。从日历上看，那不过是一年中一个普通的日子而已。可是这一天，尤其是1937年的12月13日，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是一个不该忘却的日子，是一个让人的心会流血的日子。
x年过去了，斯人相继远去，南京大屠杀的人和事会否变得模糊不清?
x年前的这一天，日军攻占南京后，在长达六周的时间内，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遇难者达30万人，并发生了2万多起x、轮奸暴行。
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永远的伤痛，也把日本侵略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时至今日，日本却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相反，日本首相和一些高官多次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面对大量无可辩驳的物证和史料，日本右翼分子却一再歪曲和否认历史，还一再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甚至称南京大屠杀是“伪造的谎言”。
他们从未直面真实的历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到到南京实地考察，也无视中外学者考证确凿的历史铁证，而是仅凭个人情感和信念曲解事实，掩盖真相。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开放，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当年侵华日军的侵略罪行，将尘封的沉默和真实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其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永远不能忘记民族的苦难，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和平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同时也呼吁日本人民，以此开启被日本右翼势力长久封尘的记忆，坦诚面对那段历史，不要忘记和自觉接受那段历史的教训。然而，据称今天的日本教科书，很少有把日本的这段真实历史教给他们的下一代。这种异乎寻常的顽固与反动令国家人民感到愤怒和难以理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从来都是宽宏和包容的。x年过去了，仇恨不曾生长，时间可以消逝，但记忆不会风化，耻辱更是不容漫长的沉痛所尘封。
我们记住耻辱，记住南京大屠杀这段悲痛的历史，也就是让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一条巅覆不破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我们唯有时刻睁大警惕的眼睛，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听党指挥，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民族自爱心、自尊心、自信心，自觉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是的，我们倡导和平、友爱。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较量，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都非常激烈。让我们记住，x年前的今天，30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让我们记住，八年抗战，有3500万中国军民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尊重历史、牢记历史的民族。我们纪念历史，并不是一味地宣泄仇恨，而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每一位中国人，包括海外的炎黄子孙，要有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我们纪念历史，并不是为了反攻倒算，是为了避免“南京大屠杀”式的悲剧不再重演。是为了正告那些已经、正在或者妄图对中华民族施加罪孽、图谋不轨的国家和民族：团结、坚强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自信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没有任何人可以胆敢再次侵犯，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国!
我们应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训，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让我们的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让野心不死的日本右翼势力对我们望而生畏，让我们成为捍卫世界和平的坚定的有力的力量!
愿我们的生活能永远祥和、美满、幸福，愿我们能永远远离灾难与不幸!
不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同行600字五同学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世代都无法忘记那一天，1937年12月13日，这是历史上屈辱的一天，这是让我们中国人心痛的日子，这一天就是南京大屠杀那一天!在那一天，日军攻占南京后，在长达六周的时间内，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遇难者达30万人……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到底有多少南京同胞惨遭日寇杀害，恐怕谁也无法精确地估计。
七十多年过去了，国耻就如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们的头上，压得几亿人民透不过气来，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人还没有向中国说声对不起。也在我们这些少年人心灵里灌注了铅一样沉重的忧愁和哀伤，中国，我们古老的中国，生我养我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却遭到欺凌宰割，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挣断身上的屈辱锁链，铁骨铮铮地站起来啊!
半个世纪以前，我们中国被许多帝国主义者践踏蹂躏，我们的人民失去自由和生活的权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这些耻辱是我们祖国的伤痛，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有人会说，它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好了，干吗还要“勿忘”呢?这是因为，忘记“耻辱”虽然可以减少伤感，但是记住“耻辱”就是记住祖国的历史创伤，能激起更强烈的民族精神，让我们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记住中华民族的祖先为祖国所做出的牺牲，更能增强自己对祖国的责任感。只有记住历史，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保证世间不再有战争和屠杀。
我们纪念历史，并不是一味地宣泄仇恨，而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每一位中国人，包括海外的炎黄子孙，要有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我们纪念历史，并不是为了反攻倒算，是为了避免“南京大屠杀”式的悲剧不再重演。是为了正告那些已经、正在或者妄图对中华民族施加罪孽、图谋不轨的国家和民族：团结、坚强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自信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没有任何人可以胆敢再次侵犯，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国!
最后，让我们大家都参与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活动中来，勿忘国耻，振兴国家!
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想起了祖国——母亲，那位养育了我63年的母亲。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仅是缅怀党的光辉业绩，更重要的是着眼未来，作为新世纪的青年，我们要肩负起党和祖国人民的重托，重塑着东方巨龙的雄姿。我们说肩负的历史重任，是何等伟大，何等光荣，何等艰巨啊!我们是成长中的一代，新世纪祖国建设，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创造和奋斗!努力吧!新世纪的宠儿，把我们的青春，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一切都献给党， 奉献给我们亲爱的母亲。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仿如一道曙光划破夜空，在东方闪烁。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弹指一挥间”92年过去了，旧中国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一片繁荣的景象。昔日的穷乡僻壤，而今牛羊成群，五谷满仓:昨日的茅檐瓦舍，以被今天邻里高楼说取代……
岳飞精忠报国，死而后已，苏武可以忍辱负重，牧羊风雪:霍去病可以为将报国，有家不还;谭嗣同可以去留肝胆，笑傲刀丛;孙中山可以百折不回，上下求索，闻一多可以拍案而起，激情演讲……循着历史的源头，走到今天，我们不难发现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爱国史!
19世纪，俄，德，法，美，日，澳，意，英八国联军罪恶炮攻过的圆明园，浴火屹立百年不死的圆明园。曾经恬淡秀美的武陵秋色在哪里?那曲桥塔影的平湖秋月在哪里?那笙歌管乐的宴乐生平又在哪里?
当年的腥风血雨正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淡漠。千百年来的文明教导我们的忠孝礼仪，放眼未来，不计前嫌。然而，此刻的平静，此刻的健忘，此刻的冷漠，意味着更大的背叛。是的，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谈论日本出了个东史郎，为澄清历史而奔走，我们也可以大谈日本商业文明，接纳丰田，松下，东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半个世纪前的屈辱的岁月，忘记半个世纪前国土的沦丧，忘记半个世纪前同胞的血泪，正如二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所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63年的风风雨雨，63年的励精图治，欣看今天，我们拥有的是丰硕成果。回顾昨天，是斑斑的血痕。倭寇的贼船曾侵扰过的沿海人民;英国侵略者有鸦片。大炮敲开了中国大门;八国联军飞扬跋扈，列强们疯狂抢掠我奇珍国宝;圆明园在兽蹄下灰飞烟灭，日本鬼子烧杀抢掠，肆意践踏我锦绣山河，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黄河在咆哮，大地在哭泣，祖国儿女在苦苦挣扎，在奋力抗争。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最终打败日寇，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