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哲理故事范文

最新哲理故事篇1

[关键词]《大众哲学》；历史贡献；当代启示

《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代表，为当前理论工作顺利的开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一、《大众哲学》创作的背景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大众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反动派对日一方面主张“攘外必先安内”，采取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战士进行大肆“围剿”，在国统区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青年学者对前途和命运充满迷惑。“九―一八”事变，激发了艾思奇爱国情怀，他毅然放弃在日本留学的机会，返国回昆明，弃工从哲。他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造社会制度，首先在于改造人们的意识形态，使人们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其次，要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重新燃起对前途和命运的希望，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们的精神世界，引导他们正确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大众哲学》能够在当时的历史坏境中取得理想的效果并非偶然，这与艾思奇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教育环境、个人意志是分不开的。首先在艾思奇的个人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李日垓经常教诲他：“写文章应该像白居易那样，要通俗，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懂，要能起到启蒙作用。”艾思奇在耳濡目染下，养成了使用接地气的写作手法使大众读者普遍接受和理解他的作品；其次，艾思奇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五四精神的洗礼，被称为是“五四之子”。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引导下，他到达上海之后，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相结合来分析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五四时期，社会强调民众力量，艾思奇注意秉承这一价值取向，在《大众哲学》的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最后，苏联哲学家米丁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也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大众哲学》的出版也不例外。

艾思奇用通俗的手法，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写出了《大众哲学》，这与当时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个年代，社会生产力落后，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较少，对哲学思想了解少之甚少。当时中国的许多有志青年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于是就想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理论武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基本上都是德文原著，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读者并不能轻易掌握这一理论，虽拥有一腔革命热情，但最终未能付诸实践。艾思奇在日本留学期间，自修德语，并深入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思奇自觉地投身于“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的探索。其次，当时正值统治的高压之下，写作环境异常紧张，有的话不能直接说，有的字为了避讳，只能用其他字取而代之，举例子也只能举日常生活的例子，却不能使用经济斗争方面的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容易遭到读者的曲解。最后，考虑到每个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掌握能力，文章中的每个问题都经过重复的申说，满足了普通读者的胃口，但理论修养较高的读者对此却并不领情，并且批判这本书在文章的裁剪和布置方面不合理。由于读者在知识结构和理论基础方面存在差异，众口难调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艾思奇也称哲学通俗化这项工作“吃力不讨好”。

二、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历史贡献

（一）《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

《大众哲学》之所以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因为它完美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劳动者在旧社会，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很难使人民大众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此，要想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精神武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需要作大量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这要求理论工作者一方面，揭开哲学神秘的面纱，将哲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为广大青年指明革命的道路和方向，以此来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同各种反动哲学思潮进行斗争，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二）《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系统、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主要由绪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四个部分组成，揭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内容。绪言部分以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什么是哲学。在本体论中，他用“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不如意的事”来阐明观念论、二元论、物质的特点等问题。在认识论中，他以“卓别麟和希特勒”小胡子的分别、胡桃是否一定有肉等来阐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原理、实践和哲学的党派性原理等。在方法论中，他用“追论雷峰塔的倒塌”、“没有了”“笑里藏刀”等解释了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以及五对基本范畴的内容。至今，辩证唯物主义的教科书都没有超越《大众哲学》的框架和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艾思奇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群众，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拉近了普通群众与哲学的距离，这就使得作者与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了哲学的大众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大众哲学》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解决了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并无法解决的认识问题。

（三）《大众哲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大众哲学》的当代启示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追捧。如今，这种通俗的内容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但它依然给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其中的精神，加强在理论创新等方面的工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如果将其全盘拿来，必然会与我国的文化产生冲突。艾思奇曾指出：“不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行动中的盲目性和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大众哲学》所开辟的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道路，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时代的脉搏，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借鉴。

《大众哲学》注重理论内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体系的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活力源泉。艾思奇在他的《大众哲学》中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在该书中已经比较完整、基本准确地把握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其次，《大众哲学》中包含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答，从文章的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把哲理和那个时代的革命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最后，他的表述形式和语言结构体现时代特色，符合大众口味，既体现时代性，又富有创造性。

（二）加强通俗读物的建设工作，让理论成果惠及群众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并非是一件易事，我们常说“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没有厚积哪来薄发，没有深入哪来浅出。目前，要加强通俗读物建设工作，让党的科学理论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然而在通俗读物编写之前，理论工作者要广泛听取人民大众的意见，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在编写过程中，要精心选好题目，能真真切切反映人民大众的所思、所想，用新颖的题材、新鲜的话题吸引群众的眼球，既要做到理论的严谨性，又要做到理论的生动性，切实解决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通俗读物普及到群众中去，得到群众的认可，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度。

（三）坚持理论和群众相结合，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艾思奇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将哲学从“高处不胜寒“的殿堂，融入到大众的内心。如“天晓得”、“无风不起浪”、“追论雷峰塔的倒塌”等等，标题引人人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不关注现实，不体验与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历程，只躲在象牙塔里无病，他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反映现实，关注群众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众哲学之所以在内容和形式上易于被人民群众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艾思奇一直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艾思奇密切关注时代的信息，寻找和利用各种机会到工人、农民中间展开调查，他写的文章著作，都是时代实际的反映。

时下，理论工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学习，自觉承担起理论为群众所创造和掌握的责任；另一方面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解决谁来讲的问题，在对外宣传工作中要杜绝“官味太重”、“花架子”太多的问题；其次，是要解决讲给谁听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大多集中反映精英阶层的价值诉求，而很少反映普通老百姓的诉求，所以才会给人留下不接地气和不够亲民的形象；最后，我们要拓宽讲故事的渠道、增强讲故事的效果。由于受众群体的多样性、层次性，要想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需要构建多样、分层的渠道。在偏远的山区、农村使用广播讲好中国故事，在城市媒体和电视中宣传中国形象。理论工作者要想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最好能够深入到群众中去。

最新哲理故事篇2

关键词：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哲学分析；希腊哲学；智慧

中图分类号：B50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040―04

《名哲言行录》是一本独特的哲学史书。它的独特之处也许在于：通过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叙和描述(也许还加上些想象的成份)，仿佛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逐渐模糊和被人淡忘的古希腊先哲们的古旧形象重又变得鲜活生动和清晰了起来。这是读任何一本现当代哲学论文集或哲学史书所难以获得的生动感受和体验。因此，确如这本书的英文译者在序言里说得那样，“《名哲言行录》更多属于文学而不是哲学”。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了此书的独特价值所在。“因为对于碰巧成为哲学家的那些文人学者的传记而言它是一个贡献。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流传至今的这类古老传记是如此至少”。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本标准的哲学史书，而更像是一本参杂了各种奇闻轶事以及大量的史实和想象成分并存的有关古希腊哲学家的历史故事书。因此，这么一本“混合体”史料集无疑让某些哲学史家或者古典学家们头疼不已或者不屑一顾；但是另一方面，恰恰也因此“缺陷”，这本书才有幸从众多严肃谨慎的哲学史书籍中脱颖而出，让那些被成天板着面孔的枯燥乏味的论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可怜的人们得以呼吸些清新的空气。

相对于其中所记叙的种种哲学史实(这些史料相当庞杂，如何鉴别其真实性，以及它们的种种来源如何，那是哲学史家们干的事情。我不敢奢望在这方面有什么发言权，还是保持沉默比较明智些)，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些哲人们的奇闻趣事。这些有趣的故事，就像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素描画，巧妙而随意地勾勒出了一个个古希腊哲人的独特个性，展现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另类、可爱而又不失风趣的一面，仿佛让我一下子和这些早已远去的陌生先哲们亲近了许多。这种奇特而美妙的感受是在众多严肃而正统的思想传记中所难以体会得到的。此外，令我惊讶的是：这些性格迥异的先哲们种种显得有些古怪和可笑的举止以及某些偏执和顽固的言行，竟然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一种独特而宝贵的哲学精神。

顺便说一下，也许有人觉得我应该先交代一下这本书的写作年代和背景，或者至少也应该先简单交代一下所描写的那些哲学家的思想背景吧。但是，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原因有三：第一，关于写作年代和背景的介绍，此书的中英文译者已经做得非常详细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序言。我已经从中受益匪浅，觉得如果在这方面再说些什么都显得多余；关于所描写的那些哲学家思想背景的介绍，我觉得书中已经说得够多了。如果有人还想了解得更多些，或是质疑其中某些内容的真实性如何，我建议他们找些正统的哲学史书来看看。在这方面，我实在也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第二，多谈些奇闻轶事或许才能够彰显这本书的独特价值；第三，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么做也许更能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初衷。透过这些有趣的故事，拉尔修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很可能不是什么史实，而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一种独特而宝贵的哲学精神”。

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我选取并简要叙述其中五个哲人的故事，经由对这五个故事的具体分析，以揭示出这些先哲各自的离奇经历以及鲜明个性背后蕴藏着的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这就是一种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独特而宝贵的哲学精神”。

故事一：泰勒斯和三角鼎的故事。

这个故事出现在《名哲言行录》第一卷第一章中，大意如下：有人发现了一个三角鼎，神谕宣称应该把它送给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人们就想到了泰勒斯，然而泰勒斯却把他让给了其他贤者，结果这个三角鼎传遍了希腊每一个贤者又回到了泰勒斯手中。于是，泰勒斯就把这个鼎献祭给了阿波罗。泰勒斯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这是公认的，然而他最终还是把鼎献给了神。

故事二：苏格拉底死前的小插曲。

有关“苏格拉底之死”的记载有很多。例如，柏拉图的《斐多篇》，记载了苏格拉底在临死前与其跟随者的长篇谈话，很值得一读。《名哲言行录》第二卷第五章中记载的一个有关苏格拉底死前的小插曲：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在众人面前常常显得邋邋遢遢。当他以读神和腐蚀青年罪被雅典法庭判以死刑后，阿波罗多送给他一件漂亮的外衣，希望他在喝下毒药之前穿上这件衣服。苏格拉底却拒绝这样做，他说“什么是我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足够好以使我活在其中，而不是死在其中”?

故事三：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趣事。

第欧根尼的言行举止极其古怪另类，有时显得疯疯癫癫，有时显得滑稽可笑，有时令人讨厌，有时又让人不由得心生钦佩。据拉尔修记载，第欧根尼是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人，思想言行却于柏拉图大相径庭。他常语出惊人，行为举止更是令众人刮目相看。这一点有些类似于“令人头疼的苏格拉底”，却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柏拉图而言，第欧根尼的确是个比苏格拉底更难对付的家伙。因此，当有人问及他有关第欧根尼的印象时，柏拉图干脆说“他是‘发了疯的苏格拉底”。下面是拉尔修记载的有关这位犬儒主义者的三则对话(第六卷第二章)：对话1：有人嘲笑第欧根尼：“你虽然是个哲学家，却什么都不懂。”第欧根尼回答：‘使我在装着有智慧，但这本身就是在从事哲学。”对话2：有人对第欧根尼说自己不适合学习哲学，第欧根尼就对他说：“如果良善地活着是你从不关心的事，那你为何还要活着?”对话3：据据说曾有人问第欧根尼：“如果你死了，希望如何料理你的后事?”第欧根尼回答说：“不要埋他，而是将他抛到荒野里，以便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分享他。

故事四：平静出奇的怀疑主义者皮浪。

相对于第欧根尼的古怪举止和唠唠叨叨，怀疑主义者皮浪则显得平静的出奇。据拉尔修的记载，皮浪仿佛对什么都无所谓似的。他不做任何预见，任何新奇的事物都难以引起他的兴趣。他从不逃避任何事物，甚至在面临各种危险时，例如狂风巨浪、火灾、被狗追咬。他怀疑一切，否定以往和现存的(甚至包括还没出现的)一切学说，却从不提出自己的丝毫观点或主张。他否认事物有美丑善恶等各种性质的区别，甚至认为世间万物没有什么真假可言，因此他也拒绝做出任何肯定的言论。他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和“随遇而安”的生方式，引起了当时许多人的好奇与效仿。《名哲言行录》中记载了不少皮浪的事迹，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也许就是“皮浪与猪”的故事(第九卷第十

一章)：有一次，皮浪乘船出海，遇上了风暴，除了皮浪和同船的一只猪神态安详，镇定自若之外，其余人都显得惊慌失措。等到风暴过去了，大海又恢复了平静。皮浪指着那只猪对这群惊魂未定的乘客说到，“智慧的人就应像那样毫不慌乱”。然而此刻，那只猪也没有因为人们的关注而显出丝毫“沾沾自喜”的神情来，依旧埋头在默默啃食着自己的食物。

故事五：异常“神秘”的毕达戈拉斯。

相对于以上四位哲人的种种奇闻趣事而言，毕达戈拉斯则显得异常“神秘”。但是这么说并不准确，因为在他幽秘的学说里面，透射出一种耀眼的“理智性”。拉尔修告诉我们，毕达戈拉斯是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智慧爱好者的人。而且，他首次把宗教的神秘与数学的理性结合在了一起，在罗素看来，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其名作《西方哲学史》中，罗素用了如下的语句来评说毕达戈拉斯的学说：“他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至康德为止的宗教哲学的特征。”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下面是拉尔修记载的有关毕达戈拉斯的二则轶事(第八卷第一章)有人问：哲学家怎样生活?毕达格拉斯把生活和盛大的聚会作了一个比较：一些人去是为了赢赏，一些人则是为了做买卖，而最好是去作观众。因此，他说生活中那些具有奴性的人，生来就只知道追逐荣誉和财富，而哲学家追求的是真理。毕达格拉斯相信灵魂存在，它与肉体的生命不同，可以从一个生物体内转到另一个生物体内。他指出，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感知、理性和意愿。感知和意愿也为其他动物所有，但是理性则为人所独有。理性是不朽的，其余则是可朽的。又由于整个空气中都是充满各种各样的灵魂，一些被称为鬼魂，一些被称为英雄。它们将梦托给人，也向人们以及其他动物显示健康疾病以及旦夕祸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灵魂，才有了洁净、驱邪、各种预言、征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毕达格拉斯认为，能够引领灵魂向善而不是向恶，此乃人身上最好的东西。当灵魂变善时，人就是幸福的；如果灵魂是恶的，那人就会不得安宁，限于纷乱中。

由上面的故事，我们发现五位哲人的言行举止各个不同，性格迥异。通过对以上五个故事的论析，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一方面，拉尔修笔下的古代先哲人人都是个性鲜明，思想学说自然也就千差万别，难以一概而言了；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能够被拉尔修称为“名哲”，自然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或延续性，否则本书就不该叫“名哲言行录”，而改叫“名人言行录”岂不更合适?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种相似性或者说延续性是什么呢?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对上面五个故事做些简要地处理：滤过表面的差异性，找找内在的相似性。

先来看故事一。泰勒斯为什么要把鼎让给别人?最后鼎传了一圈又回到他手中，他为什么要把鼎献给神?对于前一个问题，我认为表明了泰勒斯的“谦让”，因为他是公认最具有智慧的人。对于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中译者的序言中找到解答：因为古希腊人认为真正的智慧属于神，把鼎献祭给神，表明了哲人对神的尊崇，同样也表明了对智慧的尊崇。

故事二里苏格拉底对阿波罗多洛斯好意的拒绝，说明他并不看重现实的物质生活。否则他就不会拒绝美丽的外衣，更不会明知可以逃走却宁愿饮毒芹汁而亡。他的回答表明，他真正追求的是“可以在其中永生的东西”，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真正的知识”，他毕生不懈追求的“智慧”。相对而言，世间的万物则都是暂存的。诚如他在《斐多篇》里说的：哲人应该追求永恒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知识，那就是不朽的智慧。因此，哲人追求智慧，就应该忽视暂存的可朽的物质生活，应该快乐地平静地接受死亡，因为死去乃是一种真正的解脱罢了，是一种获得新生的途径。换句话说，哲人应该“向死而生”。

故事三里记载了第欧根尼的三段对话。对话3是说他根本不在乎别人如何料理其后事，表达了他对世俗生活的漠视；对话2通过反问的形式，表明了第欧根尼认为哲学才是使人生获得意义的东西；那么，哲学是什么呢?对话1给出了第欧根尼的解答：哲学就是智慧本身；哲学家就是追求智慧的人。

皮浪的平静是一种智者的平静。这是一种只有通过哲学修炼，获得真正智慧的人才能有的平静。这是故事四要告诉世人的：平静的底面乃是智慧。因此，当皮浪指着那只吃食的猪对一群惊魂未定的乘客说“智慧的人就应像那样毫不慌乱”时，他的意思其实也是说：我们要获得这种“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宁静从容，就应该追求真正的智慧。

而毕达戈拉斯则认为，哲人应该追求真理，而真理则体现在驱邪、各种预言、征兆，以及其他等等诸如此类的知识之中，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哲人才能最终获得或领悟到“人身上最好的东西”，即智慧。只有智慧能引领灵魂向善，从而使人获得幸福。因此，要获得幸福，哲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智慧(尽管表面上看来，哲人学习和运用的是种种具体的知识，但这和追求智慧在根本上并不冲突)。

可见，尽管五位哲人经历有别，性格迥异，思想见解不一，但是他们似乎都在坚守着某种共同的精神。换句话说，这五个故事无一例外地表明了“哲学乃是对智慧的追求”，而这恰恰印证了拉尔修在序言里说的一句话：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

参考文献：

[1]DIOGENES Le Lives oplnons Eminent Philosophers[DBOL].省略／pw／diogenes／.2011―09―04.

[2]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最新哲理故事篇3

关键词： 浪漫主义时期 哲学界 神话

1.引言

神话承载着人类最早的文化记忆，是人类文化最早的结构形态之一，被誉为“原始哲学”。而在西方哲学界，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来，神话长期遭到敌视。柏拉图视荷马等诗人创作的神话故事为“虚构”和“谎言”，不符合神的理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荷马史诗不过是把谎话说圆。希腊哲学家对神话的贬斥长期影响了后来西方对神话的价值取向，从中世纪开始，中经文艺复兴直至启蒙运动结束，神话一直与哲学水火不容，神话研究进入了漫长的沉寂期，这种状况直到浪漫主义阶段才发生扭转。

2.浪漫主义神话观的基础地位

一般认为，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前半期达到繁盛期，并与现实主义一道成为近代西方的两大思想体系。欧洲步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基督教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各国民族意识高涨，纷纷建立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英国人在经验主义、法国人在唯理主义中确立了自己的民族精神，而在浪漫主义发源地的德国，长于哲学思辨的德国人走向了乡间田野，选择在民间文学中寻觅自己的精神之源，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受到哲学界的关注。

安德鲁・冯・亨第（Andrew Von Hendy）在其专著《神话的现代建构》中指出，神话有各种定义，但是这些类属都显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一庞大的神话家族谱系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起源――浪漫主义神话观。他将神话研究划分为四类：意识形态的（the ideological，起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民间文学的（或人类学的，the folkloristic or anthropological，起始于格林兄弟）、建构性的（the constitutive，起始于尼采）及浪漫主义的（或超验的，the romantic or transcendental，起始于德、英国两代诗人和哲学家），前三者都源于第四者并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只是由于20世纪的研究者忽视其思想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加之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倾向，导致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被遗忘和边缘化。（Von Hendy，Andrew，2001：xii）意识形态论者和建构派理论家“都继承了浪漫主义诞生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化想象具有力量并普遍存在”（Von Hendy，Andrew，2001：xv）。意识形态论者认为“神话意味着广泛用于宣传的谎言”，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神话持否定态度；建构论神话观则是从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定义（即“神话是一种信仰，文化凝结在其周围”）而获得的主要推论之一，认为“神话是既定文化内的任何基本信仰，是曾经被认为必要和虚构的一种建构”，因此对神话持中性态度。民间文学研究者将神话定义为“一种文类，是在具有口头文学传统的社会中讲述的故事，其区别性特征是涉及集体性的、通常是神圣的重要事务”，这一学派关注边远地区和遥远年代的神话故事，而这种民族志上的尊重如果没有“之前浪漫主义对全人类想象性产品的升值”是不可能出现的。（Von Hendy，Andrew，2001：xii-xiii）安德鲁・冯・亨第全面论述了浪漫主义神话观在近、现代神话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古代神话研究的发展史也表明，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和自然科学就一直试图将神话驱逐到被人遗忘的角落，只有到了浪漫主义阶段，神话才在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复苏。因此，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神话研究的转折期。

3.浪漫主义阶段哲学界的神话研究

浪漫主义结束了哲学与神话长期的对峙局面，神话在哲学系统中找到了重要的位置，神话甚至成为哲学的最高形式。在浪漫主义阶段，哲学界对神话最为关注的是谢林、施勒格尔和尼采，三人都是“新神话”构想的设计师，施勒格尔和尼采一直是诗学和哲学研究的宠儿，而作为第一个为德国思想史建立了完整的神话哲学的谢林却一直未曾受到学界的重视。除此之外，按照学科自身的发展史，生活在启蒙运动末期的维科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他的《新科学》被认为是欧洲近代神话学诞生的标志。因此，本研究将选择以维科和谢林这两位浪漫主义神话哲学的开拓者和卓越建设者为代表，通过他们了解浪漫主义神话哲学的概貌。

3.1维科的神话哲学

维柯神话研究的突出贡献首先在于协调了神话与历史的对立，从神话的角度研究历史的发展阶段，又从历史的角度确立神话的真实性。“他的新科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神话哲学，他是把神话哲学始终作为其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来加以论述的”（高乐田，2004：20）。维柯借鉴埃及传统的历史分期法，将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神的时代，人类缺乏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对世界的认识“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维柯，1986：162），这种想象力的产物就是神话，因为凭借想象来创造，原始人就成为最初的诗人。到了人的时代，推理取代了想象，哲学取代了诗歌，但神话思维和诗歌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维柯认为，理性膨胀后产生的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使得人类重新回到最初的历史阶段寻求精神安慰，历史因此呈现为一轮一轮的循环。维柯总结道：“由于人性的必然，诗的风格比散文的风格先起，正如由于这种人性的必然，寓言故事或想象性的共相比理性的哲学的共相先起，哲学的共相正是通过散文的手段来形成的。”（维柯，1986：213-214）

维柯认为，与历史的这个阶段相对应地出现过三种语言：“第一种是象形语言，用神的字母；第二种是符号（象征）语言，用英雄的字母；第三种是书写的语言，用人民约定俗成的字母。”（维柯，1986：44）这就是说，神话是人类最初使用的符号，通过词源学的考察，他发现，“mythos原来在意大利文里的定义是‘实物，真事，或真话的语言’”（维柯，1986：178）。在他看来，神话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史上客观存在的现象，并非纯粹的虚构，神话故事起源时都是真实而严肃的，只是后来被人们依据各自特定的目的做了任意的篡改。维柯在此为长久以来神话的虚构性抑或真实性的争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即虽然逻辑否定了神话的真实性，但神话具有别样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是意味着对远古人类社会实发状况的真实描绘，而是作为一种神圣的叙事，规范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经济关系和政体形式等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神话在此展示了它对现实生活的建构功能，神话的神圣力量使它具备了“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维柯提到：“神话故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既然就是想象的类概念，神话就必然是与想象的类概念相应的一些寓言故事。”（维柯，1986：179）这就是说，原生态神话作为人类最初使用的语言符号，真实地表达了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与社会生活的理解与感受，神话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想象的主要功能是比譬（trope），而“最鲜明的因而也是最必要的和最常用的比譬就是隐喻”（维柯，1986：180）。因此，神话的真实是一种“隐喻的真实”。

维柯对神话研究的第二个突出贡献在于协调神话与理性的对立。这首先是从词源学考察开始的，“Logic（逻辑）这个词来自逻葛斯（1ogos），它的最初的本义是寓言故事（fabula），派生出意大利文favella，就是说唱文。在希腊文里寓言故事也叫做mythos，即神话故事”（维柯，1986：177）。这样，逻辑与神话的对立从词源学上就消解掉了。维柯进一步提出“诗性智慧”和“诗性逻辑”的概念为神话在哲学中找到一席之地。根据构词法，“哲学家”（philosopher）的意思是“热爱智慧的人”（“philo”意为“爱”，“soph”意为智慧），维柯在对“智慧”做词源学考察后发现，“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维柯，1986：155）。这种诗性的智慧作为“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维柯，1986：161）。诗性智慧遵循一种“诗性逻辑”，这种依赖想象的诗性逻辑是人类的天赋能力，它不同于依赖推理的理性逻辑。人类在神的时代靠幻想，在英雄的时代靠感觉，在人的时代靠反思，“诗人们是人类智慧的感官，哲学家们是人类智慧的理智。……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维柯，1986：152）。因此，诗性思维是比理性思维更原始、更基本的认知方式。这样，维柯将逻辑从数学、物理、天文学等自然学科领域迁移到语言、历史等学科，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逻辑，这种诗性逻辑处于比传统的理性逻辑更本原的位置。后来的许多神话研究专家接受了维柯“诗性思维”的概念，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称为“野性思维”，卡西尔称为“神话思维”。卡西尔后来以神话思维作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无疑是受到了维柯“诗性逻辑”的启发。

3.2谢林的神话哲学

谢林认为，哲学的出发点和最高原则是绝对同一性，体现出主观与客观、存在与意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的无差别的同一。由于是超验的，绝对同一性无法被理性的逻辑科学，以及经验的自然科学所把握，惟有通过同样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将意识和无意识、对象与活动、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统一于一体的理智直观才能把握。理智直观是一切哲学的官能，而理智直观的这种普遍的直观性，只能是艺术，因为唯独艺术能用普遍有效性把哲学家只会主观表现的东西变成客观的。哲学只能引导一少部分人认识最崇高的事物，而艺术能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引导全部的人认识最崇高的事物，这是艺术与哲学的永恒差别，艺术由此具有高于哲学的特质。通过艺术，人们在理智直观中直观到同一性和绝对。谢林沿袭了新柏拉图主义“艺术本身是绝对者之流溢”的思想，认为绝对同一与有限可感事物的完美结晶就是神话，希腊神话中的每一个神祗既分有神性绝对，又具备鲜明的个性，神话世界是绝对理念的象征世界，以理念为中介，神话成为“绝对同一性”的最高典范，这是谢林神话哲学的核心观点。

在谢林的艺术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体系中，神话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他提出，神话在艺术中的地位，如同理念在哲学中的地位（谢林，1996：47）。首先，通过对神话与艺术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他断言，神话是诗歌的源头，“神话乃是任何艺术的必要条件和原初质料。……神话是绝对的诗歌，可以说，是自然的诗歌。它是永恒的质料”（谢林，1996：64-65）。艺术家的个性在于创造自己的神话，伟大的艺术家就是杰出的神话创造者。其次，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结尾，谢林提出科学与诗的统一存在于古代神话中，“通过哲学而臻于完善的科学”必然复归于诗，其中间环节就是神话。

谢林不仅建立了神话哲学，而且从历史的视角研究神话的变迁及对艺术的影响。他认为，古希腊神话和近代的基督教神话的区别就是古代艺术和近代艺术的区别，他把前者叫做实在主义（或现实主义）神话，后者叫做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神话。“希腊神话的质料，是自然，是对作为自然的宇宙之普遍的直观；基督教神话的质料，是对作为历史、作为幻象世界之宇宙的普遍直观”（谢林，1996：87）。前者是质朴本真的，后者则有了理念的介入。基督教在犹太教基础上发展而来，和希腊神话一样，犹太神话本是现实主义神话，对于“这一素朴的质料，基督将高级伦理的胚芽纳入其中”（谢林，1996：85），进入新纪元后，人渐渐脱离自然，“而倾向理念世界，以期这种世界成为其发样地。基督教产生以后，世界便为这种情感所左右。希腊的美，已属于往昔”（谢林，1996：87），同时代的施勒格尔与他有类似的艺术史观。

谢林之后的德国哲学家，从尼采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也致力于创建新神话，都有意无意受到了谢林思想的影响。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1953）一书中将谢林奉为整个现代非理性哲学的鼻祖。就神话研究而言，“谢林的神话哲学研究几乎涉及了二十世纪神话研究的各种方法，从集体无意识到心理学分析，从社会学分析到人类学分析，从原始思维到原型理论等。谢林的第三酒神的神话学与荷尔德林的酒神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以及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都有隐秘的关系”（张旭，2003：115）。

4.结语

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理性认识论的泛化，非但没有为人们提供新的建构意义的方式，还将人类原本通过神话把握世界意义的方式驱散到意识形态的边缘，强化了人类的孤独感。浪漫主义的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神话哲学提升人类的自我意识，以对抗科技理性对人的物化和异化，为功利的西方人重建诗意化的生活世界，他们的思想为近、现代神话研究的兴起和开拓提供了文化基因，其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后来的众多学派。

参考文献：

［1］Von Hendy，Andrew.Modern Construction of Myth［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2］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谢林著.梁志学，石泉译.先验唯心论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4］谢林著.魏庆征译.艺术哲学［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5］高乐田.神话之光与神话之镜――卡西尔神话哲学的一个价值论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张旭.在后现现谢林［J］.山东大学学报，2003，（6）：112-116.

最新哲理故事篇4

1.引言

神话承载着人类最早的文化记忆，是人类文化最早的结构形态之一，被誉为“原始哲学”。而在西方哲学界，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来，神话长期遭到敌视。柏拉图视荷马等诗人创作的神话故事为“虚构”和“谎言”，不符合神的理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荷马史诗不过是把谎话说圆。希腊哲学家对神话的贬斥长期影响了后来西方对神话的价值取向，从中世纪开始，中经文艺复兴直至启蒙运动结束，神话一直与哲学水火不容，神话研究进入了漫长的沉寂期，这种状况直到浪漫主义阶段才发生扭转。

2.浪漫主义神话观的基础地位

一般认为，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前半期达到繁盛期，并与现实主义一道成为近代西方的两大思想体系。欧洲步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基督教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各国民族意识高涨，纷纷建立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英国人在经验主义、法国人在唯理主义中确立了自己的民族精神，而在浪漫主义发源地的德国，长于哲学思辨的德国人走向了乡间田野，选择在民间文学中寻觅自己的精神之源，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形式受到哲学界的关注。

安德鲁·冯·亨第（andrew von hendy）在其专著《神话的现代建构》中指出，神话有各种定义，但是这些类属都显示一定的家族相似性，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一庞大的神话家族谱系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起源——浪漫主义神话观。他将神话研究划分为四类：意识形态的（the ideological，起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民间文学的（或人类学的，the folkloristic or anthropological，起始于格林兄弟）、建构性的（the constitutive，起始于尼采）及浪漫主义的（或超验的，the romantic or transcendental，起始于德、英国两代诗人和哲学家），前三者都源于第四者并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只是由于20世纪的研究者忽视其思想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加之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倾向，导致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被遗忘和边缘化。（von hendy，andrew，2001：xii）意识形态论者和建构派理论家“都继承了浪漫主义诞生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化想象具有力量并普遍存在”（von hendy，andrew，2001：xv）。意识形态论者认为“神话意味着广泛用于宣传的谎言”，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神话持否定态度；建构论神话观则是从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定义（即“神话是一种信仰，文化凝结在其周围”）而获得的主要推论之一，认为“神话是既定文化内的任何基本信仰，是曾经被认为必要和虚构的一种建构”，因此对神话持中性态度。民间文学研究者将神话定义为“一种文类，是在具有口头文学传统的社会中讲述的故事，其区别性特征是涉及集体性的、通常是神圣的重要事务”，这一学派关注边远地区和遥远年代的神话故事，而这种民族志上的尊重如果没有“之前浪漫主义对全人类想象性产品的升值”是不可能出现的。（von hendy，andrew，2001：xii-xiii）安德鲁·冯·亨第全面论述了浪漫主义神话观在近、现代神话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古代神话研究的发展史也表明，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和自然科学就一直试图将神话驱逐到被人遗忘的角落，只有到了浪漫主义阶段，神话才在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复苏。因此，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神话研究的转折期。

3.浪漫主义阶段哲学界的神话研究

浪漫主义结束了哲学与神话长http://期的对峙局面，神话在哲学系统中找到了重要的位置，神话甚至成为哲学的最高形式。在浪漫主义阶段，哲学界对神话最为关注的是谢林、施勒格尔和尼采，三人都是“新神话”构想的设计师，施勒格尔和尼采一直是诗学和哲学研究的宠儿，而作为第一个为德国思想史建立了完整的神话哲学的谢林却一直未曾受到学界的重视。除此之外，按照学科自身的发展史，生活在启蒙运动末期的维科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他的《新科学》被认为是欧洲近代神话学诞生的标志。因此，本研究将选择以维科和谢林这两位浪漫主义神话哲学的开拓者和卓越建设者为代表，通过他们了解浪漫主义神话哲学的概貌。

3.1维科的神话哲学

维柯神话研究的突出贡献首先在于协调了神话与历史的对立，从神话的角度研究历史的发展阶段，又从历史的角度确立神话的真实性。“他的新科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神话哲学，他是把神话哲学始终作为其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来加以论述的”（高乐田，2004：20）。维柯借鉴埃及传统的历史分期法，将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神的时代，人类缺乏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对世界的认识“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维柯，1986：162），这种想象力的产物就是神话，因为凭借想象来创造，原始人就成为最初的诗人。到了人的时代，推理取代了想象，哲学取代了诗歌，但神话思维和诗歌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维柯认为，理性膨胀后产生的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使得人类重新回到最初的历史阶段寻求精神安慰，历史因此呈现为一轮一轮的循环。维柯总结道：“由于人性的必然，诗的风格比散文的风格先起，正如由于这种人性的必然，寓言故事或想象性的共相比理性的哲学的共相先起，哲学的共相正是通过散文的手段来形成的。”（维柯，1986：213-214）

维柯认为，与历史的这个阶段相对应地出现过三种语言：“第一种是象形语言，用神的字母；第二种是符号（象征）语言，用英雄的字母；第三种是书写的语言，用人民约定俗成的字母。”（维柯，1986：44）这就是说，神话是人类最初使用的符号，通过词源学的考察，他发现，“mythos原来在意大利文里的定义是‘实物，真事，或真话的语言’”（维柯，1986：178）。在他看来，神话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史上客观存在的现象，并非纯粹的虚构，神话故事起源时都是真实而严肃的，只是后来被人们依据各自特定的目的做了任意的篡改。维柯在此为长久以来神话的虚构性抑或真实性的争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即虽然逻辑否定了神话的真实性，但神话具有别样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不是意味着对远古人类社会实发状况的真实描绘，而是作为一种神圣的叙事，规范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经济关系和政体形式等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神话在此展示了它对现实生活的建构功能，神话的神圣力量使它具备了“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维柯提到：“神话故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既然就是想象的类概念，神话就必然是与想象的类概念相应的一些寓言故事。”（维柯，1986：179）这就是说，原生态神话作为人类最初使用的语言符号，真实地表达了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与社会生活的理解与感受，神话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想象的主要功能是比譬（trope），而“最鲜明的因而也是最必要的和最常用的比譬就是隐喻”（维柯，1986：180）。因此，神话的真实是一种“隐喻的真实”。

维柯对神话研究的第二个突出贡献在于协调神话与理性的对立。这首先是从词源学考察开始的，“logic（逻辑）这个词来自逻葛斯（1ogos），它的最初的本义是寓言故事（fabula），派生出意大利文favella，就是说唱文。在希腊文里寓言故事也叫做mythos，即神话故事”（维柯，1986：177）。这样，逻辑与神话的对立从词源学上就消解掉了。维柯进一步提出“诗性智慧”和“诗性逻辑”的概念为神话在哲学中找到一席之地。根据构词法，“哲学家”（philosopher）的意思是“热爱智慧的人”（“philo”意为“爱”，“soph”意为智慧），维柯在对“智慧”做词源学考察后发现，“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维柯，1986：155）。这种诗性的智慧作为“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维柯，1986：161）。诗性智慧遵循一种“诗性逻辑”，这种依赖想象的诗性逻辑是人类的天赋能力，它不同于依赖推理的理性逻辑。人类在神的时代靠幻想，在英雄的时代靠感觉，在人的时代靠反思，“诗人们是人类智慧的感官，哲学家们是人类智慧的理智。……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维柯，1986：152）。因此，诗性思维是比理性思维更原始、更基本的认知方式。这样，维柯将逻辑从数学、物理、天文学等自然学科领域迁移到语言、历史等学科，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逻辑，这种诗性逻辑处于比传统的理性逻辑更本原的位置。后来的许多神话研究专家接受了维柯“诗性思维”的概念，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称为“野性思维”，卡西尔称为“神话思维”。卡西尔后来以神话思维作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无疑是受到了维柯“诗性逻辑”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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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谢林的神话哲学

谢林认为，哲学的出发点和最高原则是绝对同一性，体现出主观与客观、存在与意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的无差别的同一。由于是超验的，绝对同一性无法被理性的逻辑科学，以及经验的自然科学所把握，惟有通过同样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将意识和无意识、对象与活动、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统一于一体的理智直观才能把握。理智直观是一切哲学的官能，而理智直观的这种普遍的直观性，只能是艺术，因为唯独艺术能用普遍有效性把哲学家只会主观表现的东西变成客观的。哲学只能引导一少部分人认识最崇高的事物，而艺术能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引导全部的人认识最崇高的事物，这是艺术与哲学的永恒差别，艺术由此具有高于哲学的特质。通过艺术，人们在理智直观中直观到同一性和绝对。谢林沿袭了新柏拉图主义“艺术本身是绝对者之流溢”的思想，认为绝对同一与有限可感事物的完美结晶就是神话，希腊神话中的每一个神祗既分有神性绝对，又具备鲜明的个性，神话世界是绝对理念的象征世界，以理念为中介，神话成为“绝对同一性”的最高典范，这是谢林神话哲学的核心观点。

在谢林的艺术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体系中，神话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他提出，神话在艺术中的地位，如同理念在哲学中的地位（谢林，1996：47）。首先，通过对神话与艺术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他断言，神话是诗歌的源头，“神话乃是任何艺术的必要条件和原初质料。……神话是绝对的诗歌，可以说，是自然的诗歌。它是永恒的质料”（谢林，1996：64-65）。艺术家的个性在于创造自己的神话，伟大的艺术家就是杰出的神话创造者。其次，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结尾，谢林提出科学与诗的统一存在于古代神话中，“通过哲学而臻于完善的科学”必然复归于诗，其中间环节就是神话。

谢林不仅建立了神话哲学，而且从历史的视角研究神话的变迁及对艺术的影响。他认为，古希腊神话和近代的基督教神话的区别就是古代艺术和近代艺术的区别，他把前者叫做实在主义（或现实主义）神话，后者叫做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神话。“希腊神话的质料，是自然，是对作为自然的宇宙之普遍的直观；基督教神话的质料，是对作为历史、作为幻象世界之宇宙的普遍直观”（谢林，1996：87）。前者是质朴本真的，后者则有了理念的介入。基督教在犹太教基础上发展而来，和希腊神话一样，犹太神话本是现实主义神话，对于“这一素朴的质料，基督将高级伦理的胚芽纳入其中”（谢林，1996：85），进入新纪元后，人渐渐脱离自然，“而倾向理念世界，以期这种世界成为其发样地。基督教产生以后，世界便为这种情感所左右。希腊的美，已属于往昔”（谢林，1996：87），同时代的施勒格尔与他有类似的艺术史观。

谢林之后的德国哲学家，从尼采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也致力于创建新神话，都有意无意受到了谢林思想的影响。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1953）一书中将谢林奉为整个现代非理性哲学的鼻祖。就神话研究而言，“谢林的神话哲学研究几乎涉及了二十世纪神话研究的各种方法，从集体无意识到心理学分析，从社会学分析到人类学分析，从原始思维到原型理论等。谢林的第三酒神的神话学与荷尔德林的酒神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以及海德格尔晚年的思想都有隐秘的关系”（张旭，2003：115）。

4.结语

最新哲理故事篇5

关键词：小学语文；思维能力；哲理性文本；非哲理性文本

中图分类号：G62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 x(2012)06-0019-03

一、绪论

教育的核心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古往今来，许多大教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启迪学生的思维。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苏格拉底也说：“没有思想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小学语文是集形象描述、理解感悟、体验积累等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基础课程。新课程标准要求：语文应该“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然而，纵观当下的课堂，我们不难看到，重意会、重感悟已经基本成为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共识，形象性、情感性已经基本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特征。人们谈“理”色变，似乎一谈“理”就会与机械分析、空洞说教划上等号。于是我们看到，小学语文教学被自然矮化和简单化——阅读过程中“只关乎表层的词语和词语的表层，不见语言中的‘人’之存在”，“所谓的阅读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指涉、反思、深度和意义的‘观看’，只是遗弃意象与情理后的物质表层的细摩”……不错，小学语文课堂应该是感性的，关注人文，注重情感，着力感悟，但缺少“理”的课堂则是表面的、肤浅的、低效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发学生对文本的哲理性反思，并用哲理指导对文本的理解，这对于培养学生思维，形成科学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具有积极意义。

二、哲理性文本的非哲理“演绎”

在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以及小学生的课外拓展阅读中，有不少思想内涵较为深刻的文章，大多以一人、一事或一物来揭示一个深刻的道理，探讨人与生活、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人深思，耐人寻味，我们称之为哲理性文本。哲理性文本大多包含一定的情趣和理趣，而且往往情中含理、理中含情。文章融合着哲理性的感悟与思考，因其哲理而显示其情感的深刻性，因其感情而使说理更加能感染人、鼓动人。哲理性文本的语言不仅一如其他散文，具有形象性、趣味性、独创性，而且具有启示性、深刻性、凝练性的特点。教学中以哲理性文本为依托，把感悟人生{彳理、发表独特见解作为教学的重点，有利于发展学生思维和创造潜能，启蒙学生的理性精神。

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哲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对真理的掌握，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哲学就意味着追求。对于哲学来说，问题比答案更为重要，并且每个答案本身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儿童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哲学家，因为他们是爱智慧的，他们对世界充满了新鲜感、好奇心和困惑，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康德说，儿童是有情感的，也是有理性的，情感中渗透着理性。感性与理融、情理相携，正是儿童的特点，儿童语文素养的两大元素即是“情”与“理”。情与理有机统一才是完整的教学。

教学哲理性文本，如果仅仅用哲理的方法去解读文本、去实施教学、去揭示道理，有理无情，容易造成理论与实际脱节，使得教学索然无味，儿童不易接受。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事物、感知事物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感性地感知事物”，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文本，教师在教学此类文本时，不能采用“以理对理”的方法直奔目的，忽略过程，要给儿童铺设一条“拾级而上”的道路，引导儿童由浅人深，理性地感知事物，做到情理交融，理在情里，情在理中，追求“全人”发展，实现儿童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

在小学语文哲理性文本的教学中，我们要从非哲理“演绎”角度出发，围绕教材文本的人文性特征，对“唯理性教学模式”进行反思，倡导阅读教学的人文关怀，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实施目标为依据，从接受美学中获得理性思维，批判传统的文本解读的单一化、模式化、概念化的弊端，要将文本的多元化解读引入课堂；将文本阅读与生活感悟联系起来，将文本阅读过程中获得的人文意识、情感体验带人生活去验证。如在教学寓言《狼和小羊》时可以让学生逐步思考：狼吃小羊为什么要找碴儿?它找了哪些碴儿?“反正都一样”是什么意思?说明狼是怎样的一个坏家伙?……这样由浅入深地设问置疑，循循善诱，学生就不难理解寓意了。再如，在教学《争论的故事》时，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思考：兄弟俩的争论分出了胜负吗?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听了这样一个“争论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说一说生活中有哪些事你抓住时机做好了?哪些事没有抓住时机而没有做好?引导学生了解“抓住时机，先做起来”的含义。

教师在教学哲理性文本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出发，“吃透两头”，即“教材”和“学生”。首先，要懂得教材要揭示什么“理”，通过教学要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样的“理”。其次，要懂得儿童已有什么样的理性基础，同时儿童的理性能力也是有差异的，教师要注意因材施教，教给不同的儿童不同的语文。要考虑学生的实际，为他们量体裁衣，“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可以适当让文本向儿童“妥协”，降低难度，采用富有童趣的教学方法，激发儿童的兴趣，“朝着对方走”，引领儿童向“它”靠拢，给儿童一块“糖衣片”，让儿童乐于接受，易于接受，感受到学习哲理性文本的乐趣。小学课外阅读资料也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当然，在把这些材料展现给学生时要注意到学生理性精神发展的基础。例如，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往往是以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承载表达的，如螳臂当车、伯乐识马、邯郸学步等。此外，儒家传道解惑的过程，也有许多趣味横生、令人叫绝的故事。我们可以让儿童听故事，动脑筋。只要哲理故事编排得当，儿童对哲理内容的认识必然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正是儿童接受文化陶冶、挖掘自身理性潜能、提升理性精神的过程。

三、非哲理性文本的理性透视

最新哲理故事篇6

即使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也发生过一些纷纭的文化现象,其中一次就是全民学哲学,神州大地,一夜之间,仿佛成了哲学家的“生产线”,以至于黑格尔成群、艾思奇结队,那些食不果腹、精神匮乏的“革命群众”,“物质”与“精神”、“内因”与“外因”之类的哲学概念整天挂在嘴边。流风所及,甚至在今天,一些官员仍然充满了哲学思维。请看元旦前后的两个例子。

死亡108名矿工的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事发元旦之前。事故曝光之初,结果似已底定。作为新闻发言人的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张金光在答记者问时说:“这里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主流的东西,528人有420人是成功地走出了井下,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现场,这应该是主流。”无独有偶。另一个例子也发生在黑龙江。今年冬天冷得出奇,哈尔滨气温几近零下30℃。由于供暖设备故障,一些市民居然在“冷屋子”里度过了2010年元旦。面对新华社的“负面报道”,该市供热办宣教处处长黄丽亚指出:“全市140万住户,出的事故毕竟少数……从开栓到现在,8000多件(投诉),还不到1万,1%都不到。”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心有灵犀,面对事故,使用的都是主流与支流这对哲学范畴。

一个强调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逃生的是多数,一个强调挨冻的是少数。两位官员运用的技法可谓深得辩证哲学之真谛。既然是少数,就是支流,就要多看主流。谁要老盯着死难的少数矿工,谁要老强调挨冻的少数市民,那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在哲学上就是形而上学,这在政治上就是不顾大局。这就是某些官员的逻辑和哲学。多么可怕的逻辑,多么冷酷的哲学!现代商家都知道,1%的质量缺陷,对用户可能是100%的灾难,而一些官员居然将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分为主流与支流,只要强调主流就是“政治正确”,支流只是“学费”和“代价”,不仅是应该“投入”与“付出”的,甚至是应该“牺牲”与“奉献”的。

这个逻辑似曾相识。在十年浩劫中,不是也曾反复强调“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么?现在中央强调“以人为本”,正是对以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哲学的终结,正是对以往无视人权,否定人道的“斗争哲学”的否定。一个当权者缺乏最起码的悲悯情怀与人道关怀,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与手中的权力,竟然将遭遇无妄之灾的鲜活生命,将遭受严寒冻害的普通市民,视为“支流”,视为少数,居然以什么主流支流、多数少数的所谓辩证关系,应付媒体、淆乱视听,这不仅反映了权力的傲慢和狂妄,显然还反映了权力的冷酷和无情,在这些人身上,哪里还能看到“执政为民”的影子?

这种偏爱“主流”,无视“支流”的思维惯性,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早已习非成是。对他们来说,主流与支流的逻辑,并非形而上的哲学问题,而是掩盖错误,伪造政绩,封

最新哲理故事篇7

关键词：生活与哲学；引入方式

中图分类号：G63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30-0067-02

高中思想政治课必修四《生活与哲学》模块的主题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基础。和思想政治课的其他三个必修模块相比，《生活与哲学》模块的理论性较强，教材内容也较为深奥。在学习之初，许多学生就有些望而却步。柏拉图说：“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在《生活与哲学》的课堂上，教师要想克服学生的畏惧心理，顺利开展教学活动，就必须设置一个良好的导入环境，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的思考，这样学生才会主动地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求知、去探索，并在求知、探索中产生愉悦的情绪和体验，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新课标教学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教师作为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在新课开始时设置一个合适的引入点，对整堂课来讲至关重要。在《生活与哲学》课堂的教学实践中，笔者采取了以下的做法来引入《生活与哲学》课：

一、古诗引入：提升课堂的文学性

我国有着悠久、优秀的传统文化，高中生的思维能力和知识积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运用古诗引入新课，可以使课堂多一些文化气息，既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和拓宽学生的知识底蕴。笔者在《认识运动 把握规律》一课中，给学生出示了两首古诗，一是南宋陈与义的《襄邑道中》：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与我俱东。二是杨万里的《晓行望云山》：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在欣赏和体验文学作品中，让学生感到哲学课堂并不像之前自己所想的那样枯燥，再让学生结合中学物理课学过的相关内容说一说对这两首诗的理解，然后引出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顺理成章地引入了新课；同时，用古诗来点缀哲学课堂，也启迪了学生的思维，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习效果，陶冶了师生的情操。

二、故事引入：提高课堂的趣味性

一直以来，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枯燥无味的认识还不时存在，于是，一到政治课堂上，就有些昏昏欲睡，如果在课堂一开始，能够找一些可以调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小故事，这样的课堂就会有生机，学生就有兴趣学下去。比如：在进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课的教学中，笔者先给学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代正德年间，四川有个状元叫杨慎，热播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临江仙》用的就是他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杨慎在二十四岁那年，他在殿试中取得头名。而杨慎的父亲当过主管教育考试的官员，于是，他家在朝廷里的仇家向皇帝告发其在考试中作弊。于是正德皇帝召来杨慎当庭询问，杨慎家的仇家之一江彬进谗言让文武百官提问以试其才学。正德皇帝让杨慎站在大殿的鳌头上回答问题，文武百官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没有难倒杨慎。最后，江彬亲自来问，只见他拎着一只俗称“猫叹气”的竹篮，上面还用布盖着，问杨慎里面装的是什么。杨慎说，你这里装的是“东西”，江彬说，照你的回答，为什么不能是 “南北”。杨慎说，按照五行，东方属于木，西方属金，东西为实物，篮子里装的是实物；南方属火，竹篮遇火而焚，北方属水，竹篮打水一场空。从皇帝到群臣，全部为杨慎的机智倾倒，于是他成了当之无愧的新科状元， 而“东西”也从此成为了物品的代名词，而“独占鳌头”此后也成为科考佼佼者专用的形容词。根据这则故事，把我国传统的五行学说和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尤其是第一个阶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阶段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照本宣科式的教学而导致的学生听不懂也不想听的状况，从而使学生产生学习抽象的哲学理论的兴趣。

三、谜语引入：体现课堂的探究性

明代学者陈献章说过：“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授课内容设置适当的谜语，就会使学生产生急切期待而积极思考的心理状态，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在进行《世界是永恒发展的》一课时，笔者先给学生讲了斯芬克斯之迷：在古希腊的庇比斯城有一个名叫斯芬克斯的女怪，她背上长着翅膀，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却是狮身。她向庇比斯城的过路人提出一个谜语——什么动物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当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在一切生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脚最多的时候，正是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在学生的好奇中，让学生展开讨论：这则谜语体现出什么哲学道理，然后结合学生的讨论结果引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这一教学主题。

四、寓言引入：创设课堂的幽默性

寓言本身篇幅短小，寓言精炼，符合中学生快捷的思维习惯，再加上寓言以其生活化的比喻性故事蕴含着意蕴深长的道理，也使学生在轻松幽默中对这些生活中的故事产生深刻的反思。《百喻经》中有“笨人吃饼”的寓言：有一个人肚子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饼，没吃饱，又一连吃了六个，还是没饱，于是拿起第七个饼接着吃，吃到一半，觉得饱了，这个人非常后悔，一面用手打自己的嘴巴，一面说：我今天饱了，是因为我吃了这半个饼，前面吃的六个都白白地浪费了，早知道吃这半个饼会饱，我应该先吃这半个就对了。讲过这个寓言之后，在学生的哑然失笑和思考中，笔者总结：这个笨人之所以会闹这样的笑话，是因为他不懂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新课。

五、歌曲引入：增强课堂的艺术性

歌曲通过人的听觉作用于人的大脑，可以让人产生各种情感体验，引起共鸣，在教学中如果能够借助于适当的歌曲引入教学，既符合青少年喜欢音乐的爱好，同时也可以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增强课堂的艺术性。在进行《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一课时，当讲到整体和部分的联系时，笔者先让同学们听了付笛声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这一首歌，然后，着重把歌词中的部分内容提出强调，比如：一支竹篙耶，难渡海，众人划桨哟，开动大帆船……一根筷子耶，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哟，牢牢抱成团。在歌曲烘托的气氛中，再加上歌词的暗示和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归纳出将要学习的新课内容。

最新哲理故事篇8

近日，导演滕华涛接受了凤凰网《非常道》的独家专访。谈到转型拍电影，滕华涛坦言：“电视剧让我觉得，我该做的已经都做完了，我还在这占着这个地方待着，有点骗吃骗喝的嫌疑。”

中国人集体焦虑拍《等风来》讨论“幸福感”

滕华涛最新电影作品，名字为《等风来》。说到拍这部片子的初衷，滕华涛说是因为感受到周围的焦虑情绪。“我觉得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不高兴，总体感觉这个社会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而且是相当焦虑的状态，大家都着急，着急往前冲。但是你看尼泊尔尔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十个国家之一，但是它又是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这种对比很好玩，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跟编剧鲍鲸鲸说，如果中国的几个人去了尼泊尔旅行的话会是什么样？然后我就说让她去看看，就这么—个想法。”

导演是“手艺活”拍电视剧 太完美有恐惧

从电视剧到电影，滕华涛完美转身。他喜欢挑战，“觉得有时候把一件事干到一个极致挺享受的，虽然也会有恐惧感，但还是挺享受的。”这其中也有爸爸对滕华涛的影响：“我翻会儿告诉我，你干导演啊，其实是一个手艺活。我以前小时候不太理解这个事，后来越拍越能理解这个东西。其实我就是—个工匠，拍到头了，可能也就是把这个碗给做好了，如果你再干一别的，手艺还在，还有挑战性，那多好啊，心里能更释然一点。所以就这么着开始转，要找合适的故事去拍电影，《失恋33天》那会儿及时的又跳出来了。”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引人入胜”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滕华涛都做到了“流行不流俗”。问及他如何做到这点，滕华涛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讲故事的八：“我觉得讲故事的人和一个做学问或者做哲学的人的区别是，做哲学的是需要有—个深刻的理论，我们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你听得引人入胜，但是你听完故事，最好的—个结果就是这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八个人站起来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了，今儿这故事讲得不错，但是有两人觉得这里边好像还说了点别的。”

在婆媳关系里藏哲理中国观众才能接受

滕华涛会想尽办法在故事中蕴含自己想要讲的哲理，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一件有趣的现象，就是你的哲理一定要有一个通俗的故事来做载体：“就是你一个深刻的主题和想法、中心思想，你把它藏在一个通俗的故事里边，甚至你把它藏在一个婆媳关系，儿媳妇和婆婆打架的这样一个故事里边，它也一定能找到那个支撑的和对应的点。但你要不藏，直接摆大道理，人家观众可能不爱看，看不懂，太深奥，他就可能已经不去理解你后面要藏的那个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