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范文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篇1

当救援人员已抢救出不少学生时，他们开始靠近薛枭了。余震不断，但被埋在废墟下的薛枭感觉不到，他有点心慌地问：“叔叔，你们不会不救我了吧？”

“不会的，我们肯定救你出去。”

救援人员反问他：“出来后你想干什么？”“我想喝可乐，最好是冰的，太渴了！太热了！”“好，你出来后我给你买。”“那叔叔，你想要啥？我也卖给你吃”“那你就给我买根雪糕吧！”

当晚7时许，压在薛枭身上的板子终于被移开，薛枭被救了出来。他说：“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冻的。”这句引人发笑、逗人乐的话通过镜头，传遍了被悲伤笼罩的整个中国。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篇2

[关键词]《阿甘正传》；跨文化解读；本族文化；异质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人们越来越多地去其他国家进行学习、工作、经商、旅游等各种活动。世界各国的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人们身处异国跨文化的情境中，需要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体验和探索跨文化知识。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普及形式，对跨文化交际及跨文化传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影语言是具有丰富内涵和极大感染力的艺术语言，生动、直观，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通过观看表现跨文化差异的影视作品，有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交际意识，推动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开展。本文主要以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为例进行跨文化解读。

《阿甘正传》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由罗伯特·泽米吉斯导演，汤姆·汉克斯在影片中扮演的阿甘是一位有生理、智力缺陷却并不愚蠢，一生历尽坎坷但从未放弃的年轻人，这是他的又一力作。该片当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最佳特技效果六项大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现在，我们再次想起这部电影，仍能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强烈的震撼。《阿甘正传》讲述了一个智商不高的年轻人的传奇，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传奇，不仅受到了美国观众的喜爱，也对中国观众带来很大的影响。影评人Angela Allan说：《阿甘正传》是一个关于人生旅程的故事，它反映了生命的意义。它讲述了人通过简单、单纯的生活就能度过人生中的坎坷这样一个故事。评论界对《阿甘正传》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看法，但也有一些异样的声音，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很难给解读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不管如何，《阿甘正传》对中国观众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主要对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从跨文化角度分析，并深入探究影响跨文化解读的因素。

电影《阿甘正传》的跨文化解读

（一）对阿甘和他的母亲的解读

《阿甘正传》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主人公之一就是阿甘，他那智商不高但十分从容又不显愚蠢的形象已经为大众所接受。阿甘一直按照母亲的安排进行生活，可以说是母亲理想的实践者，并总能获得成功。阿甘是位英雄人物，他的成功令很多人艳羡。他能和很多人进行真诚的沟通，如珍妮等。同时，阿甘头脑中没有邪念，保持着人与生俱来的纯真、善良。电影《阿甘正传》给人们展示的历史阶段正是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失去纯真的年代，独有阿甘保持了精神上的纯洁，自始至终没有改变。那阿甘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阿甘的形象受到了大部分人的喜爱，人们喜欢阿甘主要是因为他的纯真、善良、勤奋、正直、负责等。同时认为阿甘身体和智力上的缺陷并不是坏事，恰恰成了阿甘不受社会不良风气如吸毒、求名等影响的关键，保持了他的天性。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阿甘之所以具有这些优秀品质，是因为他的低智商，使他免受社会的侵染。他身上所具有的这些品质是导演倡导的，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丧失的又渴望拥有的美德。虽然阿甘有身体上和智力上的残疾，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对此有着明确的目标。如他知道“傻子才会做傻事”，所以他不会去做傻事。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阿甘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梦想，因为阿甘智商低，就是有自己的梦想，在那种智商下也不可能实现。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理解残障的深层意义。还有一些人强调阿甘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残障小人物，更是美国人的典型代表。这说明阿甘代表了典型的美国精神——喜欢自由、冒险。总的来说，中国观众认为阿甘真诚、善良、持之以恒，虽然身体与智力不健全，但拥有自己的梦想并实现了。

阿甘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拥有自己梦想的权利，她把美国的价值观传给阿甘，阿甘深受母亲的影响，母亲也是阿甘的精神支柱之一。阿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对他说：“阿甘，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不如他们。”“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从不知道其中滋味。”“我相信你会把握自己的命运的，你一定会用上帝所赐予你的做得最好。”……这些朴实无华又富有智慧的语言影响了阿甘的一生，激励着阿甘前进。阿甘母亲的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她善良、宽容，为了儿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她用自己的整个生命爱着儿子，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女性形象。

（二）对珍妮的解读

阿甘与金发小女孩珍妮是在上学的校车里相遇的，后来，珍妮成了阿甘的女友，最后成为他的妻子。珍妮的性格与阿甘截然相反，她不是一位甘于平淡的女子，一心追逐名利，但事不如愿，最后落得个贫困潦倒并染上不治之症的下场。她交际复杂，周围都是一些捉摸不定的人物，如虐待狂的父亲、对她的大感兴趣的疯狂观众、花花公子、吸毒的嬉皮士男朋友等。她为了自己的目的，一次次离开了阿甘，当她需要帮助时，她会回到阿甘的身边。但即使这样，她仍是阿甘的挚爱，是阿甘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珍妮和阿甘的母亲一起支撑了阿甘的前进。如电影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镜头——阿甘在大步奔跑中挣脱金属支架的束缚，一路狂奔躲避学霸的追打，他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动力都是来自珍妮对他说的“快跑，甘，快跑”，珍妮的这一忠告一直影响了阿甘的一生。所以，有报道说：丹中尉和珍妮都是阿甘一生的爱人，代表着处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中被救的两种人。珍妮是反文化的代表，丹中尉和珍妮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阿甘拯救的对象。

（三）对丹·泰勒中尉和黑人士兵布巴的解读

对阿甘来说，丹中尉和布巴都是他最重要的朋友。越战中，丹中尉不幸受伤，双腿截肢，士兵布巴死于非命。丹中尉出生于军人世家，丹家族的勇士们对美国历史上历次战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布巴是黑人，但非常善良。阿甘处于困境时，他们都给予了帮助。很多人认为丹中尉是越南战争的牺牲品，最后由于阿甘的帮助，他取得了成功。丹中尉是和阿甘一起从捕虾业成功的，这也是阿甘对布巴的承诺，是阿甘遵守诺言实现布巴梦想的象征。这也说明了不同肤色人种合作的重要性。

（四）对爱、纯真、持之以恒的解读

电影《阿甘正传》中讲述的一些主流价值观如爱、纯真、持之以恒等也对观众产生了深刻影响。爱是电影中的主题，影片中的不同人物表达了不同的爱，最为明显的是阿甘母亲表现出来的母爱。阿甘虽然有点残障，但她为了儿子和正常人一样上一所普通学校，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被迫与校长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其次是阿甘的爱。阿甘一直爱着自己身边的亲人与朋友如母亲、珍妮、丹中尉、布巴等。他一直致力于让母亲高兴并为他自豪。他对珍妮是尽一切可能给予保护。在知道珍妮患上不治之症的时候还娶她为妻，表明了他对珍妮真挚的爱。

阿甘的纯真在影片中有着经典的表现，他接受总统接见时，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的伪装，很自然地就说出来如“我想撒尿”等。他环美长跑时，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跑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就是因为我喜欢”。停止跑步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很累了，我想回家”。阿甘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他的纯真，没有任何的功利之心，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活得自由、洒脱。持之以恒是电影反复呈现的另一主题，阿甘超乎寻常的执著筑就了他的成功。开始捕虾时，他和丹中尉经历了各种苦难，什么都没有收获，但是他们一直坚持下来，最后天道酬勤，他们的捕虾业终于大获成功，阿甘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

影响跨文化解读的因素

《阿甘正传》作为一部经典文化影片，受到了美国观众的喜爱，更受到了中国观众的青睐。但由于影响跨文化解读的因素，使得我国观众与美国观众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观众对美国文化不甚了解，对影片中体现的文化价值观产生误读，如对珍妮的误读、对阿甘智商的误读等。要想全面、深刻地进行跨文化解读，必须了解异质文化，同时也要了解本土文化。

（一）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

对《阿甘正传》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美文化的差异，这是解读的障碍。中美两国由于环境、时代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如美国以基督教、自由主义为基础，而中国则以孔孟儒学为基础，形成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中美观众对同一部电影的解读。美国基本价值观倡导个人主义，但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我们所说的利己主义有所不同，很多学者认为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的个人主义至少是一个中性词，它包含着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进步意义。很多观众对珍妮的误读就是因为受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

（二）受本族文化思维方式的影响

我国观众固有的本族文化思维方式也是影响跨文化解读《阿甘正传》的障碍。爱德华在《超越文化》中提到：文化创立之初，居住其中的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自由的，一旦确立了文化，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固定下来且很难改变。同时这些人会认为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也应该按照他们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所以，文化具有矛盾性，会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相互交流的障碍。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是将认知与情感融合在一起，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所决定的方向发展。千百年来，中国文化视气节高于生命，在此影响下，中国观众很难接受阿甘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和校长易的行为，还有珍妮将性体验作为体验人生一种方式的思想观念。在大部分中国观众眼里，阿甘母亲和珍妮都是曾经生活有“污点”的女性，很难获得足够的尊重。而美国文化思维特点主要是讲究真实性和准确性的理性思维，只考虑“合理”，不考虑“合情”。美国文化推崇成功与个人奋斗，甚至有人认为美国人常以牺牲群体和别人为代价，极力追求个人发展。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推波助澜下，美国观众普遍认为阿甘母亲是一位具有强烈竞争意识和坚定信念的伟大的母亲，珍妮也不失为一位正直善良勇敢追梦的性情中人，美国观众对这两位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理解。中国观众惯有的思维模式势必会影响到对这部电影的解读。

（三）对异质文化的不了解

影响跨文化解读《阿甘正传》的一个障碍是对美国文化的不了解。很多中国观众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国文化教育，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只停留在表层，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电影的深层解读。

总之，美国电影《阿甘正传》是一部经典的文化影片，通过这部影片我们能管窥美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但由于各国文化的差异，对影片的跨文化解读存在不同的声音。因此，不仅要了解本族文化，还要了解异质文化，从宏观角度对《阿甘正传》进行跨文化解读，从而解读得更深、更全面。

[参考文献]

[1] 齐小新.美国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3] 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篇3

关键词：房价 人均可支配收入 房屋施工面积 经济发展

一、经济背景及研究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而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已经成为国内不断升温的热点。2014年，我国股市行情发展大好，流动性资产的增多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房价开始不稳定并有不断飙升的迹象。为此，我们必须要深究其根，找出影响房价的主要原因，从最根本的基点切入，解决房价不稳定的状态，以达到一种平衡，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为国民谋福利。

二、文献综述

周艳（2009）通过对供求机制的分析来研究房价的影响因素；季方（2010）对影响我国房价的因素进行了主客体分析：主体是政府、房地产商和需求方，客体是地价、房地产的建造成本、房地产税费以及房地产不可移动的特性；石艳丽（2012）认为我国房价一直呈现居高不下状态的原因在于国内物价上涨快、房地产的刚性需求、政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考核机制短期化。本文主要通过研究经济发展方面的变量，与各地商品房平均售价进行模型的设定并改进，找出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为有关部门提出部分合理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设定原模型为：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u

（二）变量选择

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房地产实际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先试图引入以下自变量：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地区人口、各地房屋施工面积。除了以上研究变量，其它影响房价的因素通过扰动项来反映。

Y=pri――各地商品房平均售价（元/平方米），x1=gdp――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x2=inc――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3=pop――年末常住人口（万人），x4=squ――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x5=com――房地产开发企业个数（个），u――其它扰动项。

（三）方法选择

E-views中的OLS模型估计法

（四）分析过程

1、对被解释变量各地区商品房平均售价与各解释变量的总体回归得：

n=31 R2=0.89 F=40.637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价的影响最大，而其它几个因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我们通过E-views检测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1：

解释变量中的gdp、pop、squ和com的相关性比较大，squ与com的相关性最大，而inc与这几个变量的相关性都很低。

结合上述回归结果，为了更好的构建拟合模型，我们可以分别对pri做gdp、inc、pop、squ和com的回归，确定对pri影响最大的因素后，再顺次加入其它变量，模拟出最好的回归结果。

利用E-views做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房价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各地人均可支配收入（inc），其它因素相对inc来说影响都比较小，所以我们以inc为基础解释变量，顺次加入其它几个因变量进行回归：其中加入squ这一解释变量后，inc和squ的显着性都明显增加，加入其它三个变量后虽然显着性也有所增加，但幅度没有加入squ的大，所以确定了两个解释变量inc和squ，再以此为基础，加入其它三个变量后，显着性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的下降了，所以我们最终确定的解释变量为inc和squ，这也正和上述相关性检验相吻合：inc和squ的相关性较低。相应的回归模型如下：

2、异方差检验

由异方差检验中的B-P检验结果得知：上述回归结果确实存在异方差，所以我们需要消除或减弱异方差：将各变量变为对数形式后，异方差性消除，且常数项的值也变得相对较小，有利于实际分析，各解释变量的显着性没有多大改变。

3、自相关检验

将模型改为对数形式后，DW=2.07≈2，所以，自相关性检验通过，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确定的最终模型为：

四、模型分析

根据以上我们所确定的最终模型，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一）地区生产总值（GDP）不是影响各地房价最主要的因素

虽然GDP单个变量对房价确实有影响，但是当它和其它几个变量结合起来分析时，产生了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且影响并没有预期那样大。

（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各地房价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显著

由模型可以看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房价就会提高1.75%，这个因素的影响是很大的，超过了1∶1的增长比率，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基于市场自身的调节，则会导致人们的收入越多，房价上涨越迅猛。

（三）各地年末常住人口相对于其它因素来说，影响甚小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各地流动人口不定，人口短暂的增加和减少并不会影响各地最初的人口数量，市场规模也不会有大幅度的变动。所以，人口对房价的影响不是太大。

（四）各地房屋施工面积是继人均可支配收入后对房价影响较大的因素

由模型可得出：房屋施工面积扩大1%，则房价就会降低0.07%。究其根本，各地区土地占有面积有限，分给房屋建设的土地更加有限。若房屋施工面积不断增加，那么单位住房面积的价值就会降低，总的房价就会下降。因此，二者成反比例变动。

五、结论及建议

房屋价格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指标。各地区房价揭示了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现状，代表了一个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和物质文化的富足程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分析房价的影响因素对于政府作出合理决策、市场自动调节经济状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房价的最关键因素

它代表了国内居民购买住房最基本的能力，收入越多，居民的购买力越强。无论发展到什么年代，居民收入都体现了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不只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也是分析其它经济问题不可忽视的一大关键。因此，保持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尽量使居民的收入呈现稳定增加的态势，控制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比例，这样就有利于市场自动调节房价的稳定，不至于出现房价短时间内的大幅度波动。

（二）房屋施工面积也是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

政府应尽力控制好各地区房屋修建面积，杜绝房地产商大量开发土地来进行房屋修建，以免出现房屋建设过多，残留诸多“空房”的现象。“空房”过多，不仅是对各地土地资源和空间的极大浪费，也是造成房屋掉价严重情况的导火索。因此，控制好房屋施工面积也有利于房价的稳定。

（三）做好政府与市场协调配合的工作

政府和市场都会对房价产生一定影响。若只是任由市场自动调节房价，则不利于房价的稳定；若只是由政府调节房价，则缺乏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二者必须做好协调工作，发挥对经济（房价）的共同作用，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DB/OL].http：///tjsj/ndsj/，2013

[2]周艳.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与房价关系的实证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09

[3]季方.影响房价的主客体因素分析及房价调控对策[J].理论参考，2010

[4]周鸣.影响房价的因素分析.时代金融[J]，2012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篇4

关键词：健康；教育；人力资本；城市居民收入；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1-0025-02

一、引言

经济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Schultz（1961）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所定义的人力资本是包含了教育、健康和移民等方面投资所形成的资本。Mushkin（1962）首次将教育和健康并列为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随后，Grossman（1972）首次正式提出个人健康需求模型，提出“健康资本”概念，将个人健康视为一种可以随着年龄增长而折旧、但可以通过投资而增长的特殊人力资本，工资、教育、营养摄入等医疗及非医疗因素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目前国内对此领域研究尚不够充分，还处于起步阶段。刘国恩等（2004）首次将健康人力资本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利用1991-1997年CHNS中的自我测评健康状况数据，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研究发现个人健康水平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健康回报方面，存在明显的农村大于城市，女性大于男性的区别。潘思思（2007）运用1997-2004年CHNS数据，分别对简单最小二乘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来验证个人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个人健康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并且健康对农村人口收入的影响高于城市人口。邓新波（2010）利用2006年的CHNS数据估计了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为了克服健康度量指标的内生性，他使用社区居委会到居民常去的医疗机构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健康对收入没有影响，可能是中国城市居民主要从事的是非体力劳动的工作，对健康状况的要求并不像从事体力劳动那样高。

上述文献在健康、教育对收入影响的问题上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在变量度量和分析方法上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如将家庭每个劳动力的收入视作相等、忽略GHS（General Health Status）的内生性、健康指标的选择不够全面等。

针对国内外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笔者从健康、教育两种人力资本入手，更为全面地研究了其对我国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2009年CHNS的截面数据，选择了长、中、短期的三个指标衡量居民健康水平，受教育年限衡量居民教育情况，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进行回归，分析了健康、教育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

创新之处在于对健康水平评价指标的选取与健康对收入影响的间接途径的研究。为减小选取单一指标的误差，以三个指标作为健康的度量标准，即长期健康指标身高、中期健康指标BMI评分与短期健康指标SRH。身高较为稳定，最适宜作为反映个体长期健康状况的指标。BMI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主要用于统计用途。SRH为健康的自评指标，主观性较大。因此文章选取三个指标共同衡量健康水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主观影响因素，较之前的研究更为全面、准确，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二、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及估计方法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1.数据的来源与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截面数据。使用截面数据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相对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截面数据的分析方法更加全面和准确；二是截面数据分析不仅能够考察整体的情况，还能对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很好的分析。

CHNS样本覆盖了我国沿海、中部、西部等地区的9个省（自治区），在抽样时兼顾了不同大小和收入水平的城市（省会城市及非省会城市）。为避免自然衰老对健康的影响，本文把样本限制为20-65岁的居民。同时，在CHNS提供的2009年截面数据中，由于部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数据缺失，经过数据处理和删除缺失值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为778人。

2.变量的说明

（1）因变量（lnincome）

模型中的因变量以城市居民月平均净收入的对数形式表示，单位为元。

（2）自变量

①教育（Edu）的度量

模型中教育是以受教育年限来度量的。受教育年限所代表的居民受教育程度如表1所示。

②健康（Health）的度量

衡量健康的指标较多，但选取单一指标得出的误差可能较大，因此本文以三个指标作为健康的度量标准，即长期健康指标身高、中期健康指标BMI评分与短期健康指标SRH。

一般认为身高较为稳定，最适宜作为反映个体长期健康状况的指标。因此，本文以身高作为长期健康指标，单位为cm。

BMI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主要用于统计用途。当我们需要比较及分析一个人的体重对于不同高度的人所带来的健康影响时，BMI值是一个中立而可靠的指标，一般适宜作为反映个体中期健康状况的指标。参考WHO制定的标准并结合我国居民体质情况，以22-25为标准指数，位于标准指数22-25之内，为满分20分，每偏离标准指数1，扣除3分，最低值5分。

CHNS对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估健康状况（SRH）进行了统计，将SRH分为四级，健康状况很好为1，好为2，一般为3，最差为4，因此得分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为健康的负向指标。为了与客观健康指标方向一致及比较方便，也与我们的习惯性表达一致，本文对此进行了调整，定义很好为4，好为3，一般为2，最差为1，调整后为健康的正向指标。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总是存在基本假设：解释变量为非随机变量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实际上我们一般只要求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完全共线性），样本容量多于参数个数，随机误差项与解释变量之间不相关，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服从期望为零、标准差为的正态分布即随机误差项具有0均值和同方差的特性。在这些基本假设下，我们可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回归模型中的回归参数，得到最优线性无偏估计量。

但在在建立实际经济问题的回归模型时，经常存在与这些假设相违背的情况，异方差就是其中之一。本文研究的模型中，采取的是截面数据，并且残差包含了所有无法用解释变量表示的各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模型中略去的非教育、健康因素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因此存在异方差性。当回归问题存在异方差性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未知参数，就会造成估计值不是最优、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失效、回归方程的应用效果极不理想等严重后果。由于异方差问题的出现对回归模型有严重的影响，本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消除异方差性。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方差分析表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残差图见图1。

从方差分析表和残差图可以看出，以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的结果存在异方差性。因此，运用Eviews软件，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以残差的倒数为权数，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加权后的为0.989，平均而言，城市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会使得收入提高7.4%，意味着“高学历”确实能够对收入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而健康对收入的影响，身高作为其长期指标，每增加1cm会使得收入提高1%；BMI评分作为中期指标，每增加1分使收入增加0.4%；而SRH作为短期指标，每改善一个级别会使收入增加22%，这意味着对城市居民而言，其收入受短期健康状况的影响较大。年龄对收入的影响为正，符合城市居民收入的实际情况。

（二）评价与预测

根据回归方程，对数据进行回代检验，并计算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绝对值差，大于1为不符合，小于1为符合，结果符合回归方程的数据样本为703个，占数据样本总数的90.36%，拟合效果较好。

基于此回归方程，可以通过个人的年龄、受教育年限、身高、BMI评分及健康自评来预测其个人收入。例如，年龄为23岁，受教育10年，身高160cm，体重60kg，计算出BMI评分为12.59，其自评健康等级为3，则预测的收入为：ln（income）=3.777+0.073×10+0.01×160+0.004×12.59+0.22×3+0.01×23=7.04736

即其月净收入约为1150元。

四、结语

笔者使用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的截面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收入受短期健康状况SRH影响较大，每改善一个级别会使收入增加22%；而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会使得收入提高7.4%。最后，得出的回归方程能较好地吻合数据的真实值，并能通过个人的教育、健康水平大概预测出个人收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9个省份城市居民的收入影响分析，可以看出健康与教育对于个人收入增长的重要性。因此，对城市居民而言，保持身体健康对收入会有积极的影响，应遵循健康的工作方式，以便更好地完成工作，提高个人收入水平。

笔者对之前此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如直接采用以个人为基础的微观收入数据及对应个人的健康、教育数据，极大地缩小了误差；在健康指标的选取上，用SRH、BMI评分及身高三个指标共同评价居民健康水平，体系构建较为合理。但在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身高等指标有一定的地域性，未加以严格区分；SRH测量包含了一定的不准确性，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教育年限是否能代表教育水平仍有争议等。总之，笔者的分析与之前学者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旨在通过经济学角度思考健康、教育对个人生活发展的重要性，对当今社会及个人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储雪玲.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2] 邓仕燕.健康、教育与我国农民收入的关系探讨[J].商业时代，2009（36）.

[3] 邓新波.健康、教育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0（21）.

[4] 刘国恩，傅正泓.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4（10）.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篇5

1999年，程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作业《犯罪分子》当时即技惊四座，业界对他寄予厚望。然而足足七年之后，他才拍了自己第一部长片，原因很简单，他无法说服投资人——他想做的电影，在两个主流（瞄准电影节的艺术片和迎合市场的商业电影）之间，两头不讨好。一直到2006年，他才拍出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悬疑惊悚片《第三个人》。影片具有强烈的风格、复杂的结构，但在商业上，却一败涂地。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无异雪上加霜，他不得不再度蛰伏，又经过六年，才拍了《边境风云》。这次，他的个人风格更明确、更凌厉，但在严峻的市场面前，也显得更惊心动魄。这是一部很容易被市场忽略的好电影，剧本扎实，叙事结构不寻常，剪辑迷人，其中孙红雷出门镜头，前后用了三次，有纯粹的电影味道。整体上，影片虽然尚有遗憾，却称得上内地十年来最具水准的犯罪片之一。几乎所有人都对票房不乐观。今天的市场，当然有消化这种电影的能力，但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仍然需要点儿运气。

程耳不是个运气好的导演，他说他喜欢一句话，“相对那些注定会成功的事业，我偏爱那些注定会失败的。”我们希望所有像程耳这样的导演，都能不断拍下去，终有一天，人们会惊喜地发现，在这些当时错过的电影里，有那么一些真正属于电影的，闪耀的东西。

1. 在价格和价值之间，我选择后者

从《犯罪分子》讲起吧，为什么从《犯罪分子》到《第三个人》用了七年？

毕业以后，我去了上影厂。当时厂里比较重视，就让我拍电视剧。这期间，一直在写剧本，但我的性格，不太适合找投资，这是个问题。我不太善于说服投资人，很难把一个东西推销出去。我自己也反思，为什么《犯罪分子》之后那么长时间，既没有找到第六代那种投资，也没有找到迎合市场的那种投资，这可能和我想做的电影也有关系。我一直以来做的剧本，两边都不太讨好。我认为是可以找到平衡的，在我的趣味和市场之间，包括《边境》，我一直在找这个平衡。

你觉得，比如诺兰，他找到了这个平衡吗？

他在找。《黑暗骑士》很好，但《盗梦空间》为市场丧失太多，《黑暗骑士》又没有《致命魔术》好。《致命魔术》我喜欢里面那种纯粹电影的东西，诺兰绝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奔票房去的导演……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不能孤立地聊中国电影，就像中国足球，不可能脱离大的社会背景；第二，是创作者一定要有冲动，要有拍出好作品的自尊心和执着，这之后再谈市场。我想做的，是有个性、有个人色彩的商业片，虽然我不认为自己强大到可以像诺兰那样，但希望将来能做得更好一些。

从《第三个人》到《边境风云》又用了六年？

如果不回避之前说的两个原因，这次可能又多了第三个原因，就是《第三个人》市场反响确实不好。而且这几年市场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倾向商业……

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拍的是《河东狮吼2》那种电影，会获得更多机会？

我很乐意和你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价格和价值的问题。拍有些电影，当然会给你带来票房、机会，但说到底，它卖到一两亿甚至更多，也只是一个价格，不是价值。在《米开朗基罗传》里有句话我很喜欢，“对绘画这件事，他太真实了，不可能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假装喜欢。”对电影，我有自己非常固执的一面，明明不喜欢，假装喜欢，作为权宜之计，比如让我去拍《河东狮吼3》，拍了就能如何如何……但必须假装喜欢，我肯定没法投入去做。

这种想法其实是有代表性的，但你似乎比很多人又更固执一些？

还有句话我特别喜欢，忘了是谁说的，他说，“相对那些注定会成功的事业，我偏爱那些注定会失败的。”所以，我其实很宅，而且过于敏感。其实《边境》我拍了很多素材，但没用，没用是因为，有些戏一上来我觉得它在美学上过时了，这对观众也许并不重要，但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容忍美学上的陈旧感，包括结构。我现在在做的剧本，至少目前来看，更不会迎合市场……这个困境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困境的根源在于，我的才华可能还不够，因为，真正才华闪耀的它是可以通吃一切的。

2. 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朴素的情感

你的电影都是自己编剧，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我喜欢写剧本，很享受这个过程。我硬盘里有不少剧本，基本都没拍成。也有别人的剧本来找我，这些年有过好几次，最终都不了了之……当然，一定有好剧本，但我没碰到。我喜欢的状态的确是自己写剧本、自己拍、自己剪。

你特别喜欢犯罪题材？

作为拍出《第三个人》的导演，说这话可能有人不信，但我的确认为电影一定要好看。我喜欢表现一种非常态下的常态的情感，喜欢把人推到一个极端环境……

你的故事是从哪儿来的，社会新闻、小说？

我很赞同那个说法，就是没有“我想”，而是一个想法向我走来。而且我写剧本，和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从来没有大纲，都是从第一行开始写。我并不知道下一行要写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

《边境》里孙红雷演的毒贩，并没有徐峥在《第三个人》里演的何伟，在人物内心上挖地那么深，是出于商业考虑吗？

照现在这一版的剪法，我倒认为这可能不是个简单的深浅问题。现阶段，更能打动我的，也不是人物的深浅，而是一种命运感的东西。《边境风云》应该结束在哪儿，有人跟我说过，他说我把电影结束在孙红雷的那个镜头，给他的直观感受是，孙红雷是我要传达的价值。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边境》在审查上遇到过什么问题了吗？

说起来比较幸运，审查意见只针对个别小细节，一个是缠保鲜膜。意见觉得，歹徒施暴时间长，“过于逼真”，我们一共缠了八圈，最后被剪短了。这样，它给观众带来的窒息感会有些损失，很可惜，但对全片影响不大。这是我们幸运的地方。

宁浩是《边境》的监制，他在这部电影的拍摄中，给了你哪些帮助？

我们在每个阶段都有具体沟通。我跟他的合作特别好的地方是，我们语境比较相似，说话不费劲，简单一聊就通了，基本没有无谓的消耗，而是在加分。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电影的风格那么不同，但遇到具体问题，又那么彼此认同？我们电影的差异性是不言而喻的，只能说，在电影之上，我们的认知是很一致的。

你怎么理解职业导演？

职业导演有两个层面，有一种我做不到，就是以导演为职业。非要自己写剧本，从这一点来说，我就不可能作职业导演。可以进步的，永远是经验和认知，但像昆汀、像库斯图里卡的《地下》那样，闪耀的东西，是学不来的，是天赋，没有就没有。对《边境》，我曾经对它有更高的期待，直观一点说，我觉得它还不够生猛。我喜欢结尾和剪接上的节点，但故事结尾本来不是现在这样，它更宿命、更黑色。现在的结尾还是有些讨好观众了，它更阳光了，给我的感情没有那么真。

你的排他性，包括不拍年代戏和古装片吗？

我一点都不排斥。我排斥的，是为了通过审查拍民国戏、古装片。我其实特别想拍一个像《武士的一分》那样特别安静的古装片。我们常常在探讨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在哪儿？《武士的一分》做的就非常到位，日本人作为日本人的强大、他的精神核心在哪儿？看完电影，非常清楚。我们的古装片，完全没有做到。所以我一点不排斥甚至很想拍年代戏、古装片。《武士的一分》是用大导演、大演员拍的，那么朴素的一个电影，我的电影，追求的其实也是这样的东西——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朴素的情感。这是我创作的初衷。

3. 电影是一个庞杂的系统

有人说，“《犯罪分子》和《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巨大杀机和能量。”其实《边境风云》也有这种特点，这是你的表达习惯，还是你想确立的风格？

我追求一种戏剧性，喜欢那种貌似非常平淡，然后突然有个大逆转，我偏好这样的东西。

这种风格的形成都受了谁的影响？

影响太多了。影响最大的不好说，比如写剧本，给我影响最大的你可能想不到，是布努埃尔。我觉得布努埃尔很好地解决了动和静的关系，包括一种点到为止的手法。我拍《犯罪分子》的时候，正是我最迷恋布努埃尔的时候。

我以为你最喜欢的是梅尔维尔或者朱尔斯·达辛？

如果我说这两个导演我都没看过，会雷到你吗？我在每一阶段，对喜欢的导演有高度的忠诚度，我总是在一个阶段就喜欢一个导演。《红圈》我可能看过开头，字幕不好，就放弃了。

你有受到科恩兄弟的影响吗？

科恩兄弟是水平发挥不太均衡的导演，包括《老无所依》，也有些让人费解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更多是实现度很高的导演，但他们的风格，还不足以强烈到对我构成影响。布努埃尔让我学会了如何写剧本，接下来给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黑泽明和莱昂内。黑泽明宏观驾驭命题的能力、宏观驾驭一部电影的能力……黑泽明的电影，比如《乱》，给我的影响很大。莱昂内的《西部往事》、《革命往事》，给我的影响也很大。

杜琪峰对你有影响吗？

杜琪峰对我来说够不上影响。我喜欢他对一些场景的处理，最有味道的，比如《PTU》开场火锅店那场戏，比如《暗战》里蒙嘉慧和刘德华在公车上那场戏。其实，华人导演里我最喜欢的是杨德昌和周星驰，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说的是同一回事。

除了建立人物内心世界，动机的真实性、复杂性，你的电影非常注重叙事结构，你对结构有怎样的迷恋？

这应该是个本能。结构有其自身的魅力，这种魅力是电影本体的核心之一。《犯罪分子》、《第三个人》、《边境》，都是直接从中间讲起，这是我的一个本能。有些镜头，我喜欢重复用，比如孙红雷开门出去。我喜欢这样讲故事。电影是一个庞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导演的叙事和观众的接收去建立的，如果这个系统观众能领会到，我会很有，就好像我看电影，看《21克》，最后我领会到了导演的用意，就会很爽。

你的电影结构很迷人，但这也会给一部分观众造成障碍。

对，但这我没办法妥协。

4. 没有文学性的电影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还有谁对你的创作构成重大影响？

我突然想起来，有个人对我的影响可能和这些导演一样大，就是博尔赫斯。他很多作品都很短，我喜欢短故事，或者说，我喜欢把长故事短着说，把短故事长着说。这是受博尔赫斯影响。他的小说，往往有炫技式的大段描述，而事件的发生、发展，可能就是尾巴上一句话。我喜欢这个。怎么讲故事是矜持的、优雅的、有气质的，博尔赫斯对我影响很大。说到这个问题，我顺带说一下，我一直有个观点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不认为电影要远离文学，反倒觉得电影的根在文学上。

这是不是跟你是个作者型或者说作家型的导演有关？

可能。文学性对电影很重要，没有文学性的电影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比如《低俗小说》，它充满絮絮叨叨的脏话，我反倒认为昆汀是个文学修养非常好的导演，甚至《杀出个黎明》，台词充满文学性。当然，我指的文学性不仅仅是台词，而是蔓延到一部电影方方面面的一种东西，你的认知、你的价值观，甚至一上来你要讲个什么样的故事，没有一个能逃脱文学性。

文学性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意识到我不足的地方，恰恰是不能像昆汀那样把文学性更自然地注入到电影中去。它解释了《第三个人》为什么有些地方有人觉得做作，就是文学性没有很好的融入。我们再拿昆汀举例，他有部电影看上去离文学性最远，《死亡证据》，乍看和文学完全不沾边，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变态，喜欢做局，把人撞死，然后成功逃脱了，这是第一场；之后有个非常短的第二场，两个警察对话，这段很短，插科打诨，算中场休息；然后，这个变态又想作案，又想如法炮制的时候，遇到狠角色，被搞翻在地。这是一个多么工整的故事。它整个气质很粗野，但充满文学性，所以昆汀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好地把文学性融入了自己的电影。

《边境》的文学性在哪儿？

宁浩有一次概括《边境》，有句话概括地很准，他说，“《边境》有一种优雅的阳刚。”这让我想到《罪恶之城》，它暴力、血淋淋，但处处透着优雅，比如有句台词是这么说的，“我要对付你，让你感到即将到来的地狱完全就是天堂。”这完全就是诗。如果你把《罪恶之城》这种文学性拿走，它是什么？那种暴力、视听盛宴，其他导演也给过你，什么是罗德里格斯给你的？就是他暴力之中透露着优雅。包括他和昆汀合作的《杀出个黎明》，玩地那么飞，最后能收回来，我觉得他有文学的根基。很多人觉得电影拍好，要远离文学，可我觉得，文学是个底色。

好电影除了文学的根，还需要什么？

好电影需要光彩，它不能是“不错”、“挺好”。还有就是，剧本太重要了，比如那个墨西哥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跟他的编剧闹翻之后，自己写《美错》，我至少试了20次，都没看完。他一上来，第一张牌打出来，第一个镜头出来，就已经和他以往作品不在一个水准了。他丧失了这个文学的底之后，连镜头语言都失效了。与此同时，那个编剧（吉勒莫·阿里加）自己拍的《燃烧的平原》，正经很不错。你很难理解，2000年他的处女作出来的时候，《爱情是狗娘》，那种冲击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年我没有拍，其实这种戏一出来，你一半的剧本就废掉了。简单讲，一方面，我们没有把电影做的那么好，另一方面，我们又把电影摆在了一个过于显眼的位置，把它的影响夸大了。

以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夸大，现在是商业上的夸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篇6

关键词 代际因果关系 农村教育 基础教育普及政策

一、 引言

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个人都很重视收入的代际流动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问题。教育代际联系则可能是影响收入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父母教育影响子女教育水平，进而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教育代际联系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和公平教育政策的效果以及它们的持续效应是密切相关的。在现代社会里，如何有效改善弱势群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是很多公平教育政策的目标之一，比如中国政府在2006年9月1日开始在农村实施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并在2007年推广到全国，以及各种为贫困大学生提供的国家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政策。

常识和经验研究(Behrman et al., 1997; Case and Deaton, 1999)都表明，子女教育和父母教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女教育水平往往也越高。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包含了多种因素，比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Brown and Park, 2002; Loken, 2010)、个人的选择性婚姻行为(Boulier and Rosenzweige, 1984)、父母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的行为(Li et al., 2008)、遗传性因素以及教育本身的外部效应。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控制前面几种行为的影响之后，确定父母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是遗传性的原因――自然作用(natureeffect),还是由于教育本身通过家庭教育引起的外部性作用的结果――抚育作用(nurture effect)文献中对于教育的抚育作用或者代际溢出效应尚未有明确的专门定义。根据相关文献，父母教育水平提高除了提高家庭经济地位从而为子女获取更多教育提供必要的经济支出之外，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子女的教育水平(教育的代际溢出效应或者抚育作用)：1.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更高，也更重视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Behrman et al., 1999；Brown, 2010; Sathar and Lloyd, 1994；李实和佐藤宏，2008)。2.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效率更高。3.家庭文化氛围(文化资产积累)更利于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李实和佐藤宏, 2008)，出生在这些家庭中的子女也更容易获得相关方面的帮助和指导。等等。。文献中也把后一种由于教育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叫做因果联系，即不考虑父母教育水平提高带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影响，父母的教育水平是否同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区别父母教育的自然作用和抚育作用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从政策制定者角度来看，如果在政策干预较少的情况下，是遗传能力和家庭社会经济水平在个人获取更多教育上在起主导作用，那么公平教育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到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作用，公平教育政策直接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水平，从而改善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如果教育存在抚育作用，就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作用的渠道，为政府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其次，对个人来说，如果教育存在代际因果作用，个人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更高教育水平就存在持续性效应，对下一代的福利提高有积极的影响。如果忽视对两种效应的分析，就可能给我们的政策分析带来误导，其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

研究教育代际因果关系在计量经济学上的问题时，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父母的遗传性因素。为了控制遗传性因素的影响，在文献中主要使用了三种思路加以控制。第一种是使用匹配的父母双胞胎数据(Behrman and Rosenzweig, 2002)，第二种是使用养父母数据(Plug, 2004； Chevalier, 2004)，第三种是使用历史上教育政策的变动作为父母教育的工具变量(Chevalier, 2004；Black et al., 2005；Oreopoulos et al., 2006)。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在我国，使用大规模调查数据研究代际人力资本流动性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已有的研究也主要是考察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政治背景和父母的职业特征)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有李春玲(2003)和李煜(2006)。这些研究都发现父母教育和子女教育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由于他们的目的是分析时间变化中父母教育和子女教育关系的变化趋势，因此，他们都没有区分遗传因素的作用和抚育作用。

研究中国代际联系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教育的抚育作用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不同的社会在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家庭结构方面都有所不同，父母在子女成长中所承担的角色也不同，从而父母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也可能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得到的结论会有所不同。基于中国农村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教育普及政策，本文在国内首次尝试在控制父母教育的遗传性因素的情况下，分析中国农村父母教育的代际因果联系(抚育作用)。从1971年起，政府在农村地区就开始实施基础教育普及政策，计划5年内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初中和高中教育。在1971年之前，农村还只有少数人接受初中以上教育，但这次政策广泛实施后，农村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入学数(招生数)分别从1965年的101万人和4.4万人迅速增长到1977年的1955.6万人和666万人。此政策对父母教育的巨大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工具变量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代际因果关系。以教育普及政策作为父母教育的工具变量，排除父母教育的遗传性因素后，本文发现，母亲教育对子女接受10年以上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正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为10%)，父亲教育的影响不显著。分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教育的代际联系主要发生在文化资产较少的、时代家庭成分为中农以下的家庭，这意味着提高父母教育水平并不一定能提高子女教育水平，教育的代际影响同家庭已有的文化资产水平有关。本文的发现为我国相关公平教育以及致力于改善弱势群体收入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的背景，即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分析了使用工具变量的原因以及使用的估计方法。第四部分是数据和变量描述，同时还简要分析了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对父母教育的影响。第五部分是估计结果。第六部分是样本选择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总结和政策建议。

二、 1970年代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及其影响

1971年4月，中国国务院教科组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并公布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计划五年内在中国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条件好的地区普及初高中教育。但在197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认为《纪要》不切实际，因此对农村中小学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大批农村中小学被取消，这其实宣告了基础教育普及政策的结束。

在普及政策推行时期，全国从上到下采取了各种途径和方法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比如，抽调大批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下乡知识青年、复员转业军人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新华社，1971)，同时各地的师范学校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培训新教员以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广东连县革委会，1971)；学校管理体制下放――中学下放到区和公社，小学下放到大队，在集体的农用地中划出学校用地，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劳动所得作为学校的办学经费，以缓解国家投入不足导致的办学经费不足问题；各个自然村办了分校或者在各个分散的居民点设立教学点来解决农民居住地分散导致子女上学困难的问题(山西壶关县革委会，1971)；大多数学校采取半农半读，即学生每年参与集体劳动一百天左右，剩下的两百多天时间上课学习(柴德林，1971)，以此解决由于家庭负担导致学生辍学问题。

杨东平(2006)指出，在这个政策推行过程中，考试和留级基本上被取消(在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取消考试，但考试只是作为一种参考而不再是选拔学生的手段)，因此，当时适龄子女能否上学以及接受的教育程度主要决定于当地的办学条件，与子女本身的能力无关。

我们可以从表1看到这场农村基础教育普及政策的结果。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从1971年到1977年，招生数变化最大的是农村学校，尤其是农村初中和农村高中。从1971年到1975年，农村小学每年招生数都维持在3000万以上，但从1976年开始有所下降，而且除了1978年之外，都低于1965年的水平。相比之下，同期农村初中和高中招生数有显著的增长。农村初中招生数从1971年的944.3万增长到1977年最高水平的1955.6万，增加了一倍多，接着逐年下降，到1981年只有1075.6万，略高于1971年的水平。同期农村高中招生数从1971年的212.1万增长到1977年最高水平的666万，增加了两倍多，然后逐年下降，到1981年为135.8万，低于1971年的水平。从招生数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71年到1978年，农村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初中和高中教育。

三、 计量模型设定

考虑子女的教育决定模型简化形式(Reduced Form)：

y*ij=δ1Edumj+Γ1hmj+Fmj+δ2Edufj+Γ2hfj+Ffj+εcij(1)

其中， y*ij 代表第 j 个家庭第 i 个子女的教育年限， m 和 f 分别表示母亲和父亲。 h 表示父亲或者母亲的遗传因素。 Edu 表示父亲或母亲的教育年限， F 表示母亲或者父亲的其他个人特征。 ε 表示子女的其他个人特征。这个模型和Behrman and Rosenzweig(2002)提出的家庭成员教育简化模型是一致的。采用潜变量模型(latent variable model)形式，可以定义子女教育水平如下(9是子女接受初中教育水平对应的教育年限)。

yij=1, 如果y*ij>9

0, 如果y*ij≤9

于是(1)式变为

yij=δ1Edumj+Γ1hmj+Fmj+δ2Edufj+Γ2hfj+Ffj+εcij (2)

在模型(2)中，我们感兴趣的是 δ1 和 δ2 大小，但是模型中父母的教育 Edu 同父母的遗传因素 h和 父母的个人特征 F 之间，以及这些变量相互之间都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以母亲教育为例，

hmj=γ1Edumj+γ2Edufj+b1hfj+b2Fmj+b3Ffj+ζmj (3)

Edumj=λ1Edufj+λ2hmj+λ3Fmj+λ4Ffj+ξmj (4)

式中 ξj 和 ζj 分别是母亲教育及其与遗传因素相关的其他特征。方程(3)表明子女从母亲遗传得到的禀赋和母亲教育、父亲教育以及父母的个人特征存在着相关关系。方程(4)则表明父母教育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可能来自于选择性婚姻行为(assortative mating effects)，即个人选择跟自己能力以及其他个人特征相匹配的异性作为自己的配偶( Boulier and Rosenzweig, 1984)。对于父亲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 h 通常是无法观测的，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估计方程是

yij=δ1Edumj+Fmj+δ2Edufj+Ffj+ucij(5)

其中，ucij=Γ1hmj+Γ2hfj+εcij

根据方程（3）和方程（4），我们有 E(ucij|Edumj,Edufj,Fmj,Ffj) ≠0。在一般情况下， Edumj 与遗传因素 hmj 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直接估计方程(5)得到的 δ1 和 δ2 是向上偏误的。我们可以使用父母教育的工具变量来控制 h 的影响，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模型可以简单设定如下：

方程(6)是第二阶段估计方程，其中 Edup 代表父亲或者母亲教育年限。 X 是其他控制变量。方程(7)是第一阶段估计方程，其中 IVEp 是父母教育的工具变量。

四、 数据描述

(一)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于2003年春天调查的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截面数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农村部分(简称 2002 CHIP)。调查涉及了分布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2个县和961个行政村的9200个农村家庭这22个省市是：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样本从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的大样本中随机抽选出来，调查变量包括影响个人收入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种背景特征。同时调查对象涵盖了家庭中所有子女，还包括离家的子女。

本文把样本限制在2002年子女年龄在16岁到23岁之间。选择在16岁以上的原因是由于，调查数据中只有1500个左右子女年龄在24岁以上30岁以下(1972年出生即改革开放后开始上学的子女)，这对我们分析父母教育对子女最高学历的影响就有所限制，因此，我们研究对象是父母教育对子女接受至少10年及以上教育(高中或者中等职业以上教育)可能性的影响(假设子女满六岁时入学)。我国在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子女必须接受至少9年的义务教育，因此，我们考虑子女是否接受10年及以上的教育较为合适。

选择子女年龄小于23岁(包括23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子女年龄小于23岁保证了所有子女都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二，我国在1986年7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因此，选择子女年龄小于或者等于23岁保证了大多数子女都受到《义务教育法》的影响。参考佐藤宏和李实(2008)的做法，本文把子女教育水平定义为高中以上教育(是否接受10年以上教育)。

(二) 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对父母教育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可能会对三类学生产生影响。第一类是1971年以及之后上学的学生。这一类学生要比那些早上学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小学以上教育，即1962年以后出生的父母都会受到政策的影响。第二类和第三类分别是当时正在上学(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以及刚结束小学教育或者初中教育的学生。因为普及政策的实施，这些学生继续上学机会增加，辍学可能性下降。由于没有父母上学时候的数据，我们无法直接确认这三类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本一个合理的假设：父母最迟不会晚于9岁入学。于是我们可以根据下面式子确定他们是否受影响：

2002- Agep +9+ Edup ≥1971 (8)

即出生年份加上入学年龄和教育年限大于或等于1971(假设没有留级)。这里 Agep 是父亲(或母亲)在2002年底的年龄， Edup 是父亲(或母亲)教育年限。根据上式，如果一个1959年出生的父亲接受3年以上教育(1971-1959-9=3)，他就会受到这次普及政策的影响。同时出生在1962年之后的父母都会受到政策的影响。由于这场政策的目的是普及农村小学和初中教育，并尽可能普及高中教育，所以大专以及大专以上教育的学生不受这次政策的影响。因为农村中具有大学学历的父母极少，所以我们不明确区分父母是否有接受大学教育。

确定了某个父亲或者母亲是否受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影响后，表2 总结了这次政策的结果。从表2第1列和第2列看到，同没受影响的父亲相比，受影响的父亲平均教育年限增加了2.65年左右，从5.71年增加到8.37年。从比例看，高中及以上教育的父亲所占的比例从5.64%增加到33.85%，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从35.95%增加到54.82%，而同期小学文化程度以及文盲或者半文盲文化程度的比例则分别从54.75%和3.66%下降到10.97%和0.35%。这次教育普及政策对母亲教育的影响也很大，这反映在表2的最后两列中。与不受影响的母亲相比，母亲平均教育年限增加了3.14年左右，从3.67年增加到6.81年。高中及以上教育和初中教育的母亲所占比例分别从1.68%和10.33%增加到14.35%和37.53%。而同期小学文化程度以及文盲或者半文盲文化程度的比例则分别从69.63%和27.75%下降到37.53%和3.6%。

2. 括号内为标准差。

(三) 主要变量描述

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子女年龄及其平方项、子女性别、父母年龄、家庭2002年的人均支出水平、家庭人口、父亲和母亲是否是党员、父亲母亲是否来自毛时代的贫(雇)农和下中农家庭、村庄特征（包括是否是丘陵地带、是否是平原地区、是否是部级或者省级的贫困县(贫困乡)）。主要变量的样本均值如表3所示。考虑到省份之间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还加入了省份虚拟变量(22个省市21个虚拟变量)。

五、 估计结果

(一) 合并样本的估计结果

我们估计了三个模型：单独的母亲教育、单独的父亲教育以及同时考虑父母亲教育的模型。同时包括父母亲教育在同一回归方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排除父母的选择性婚姻行为。第一阶段估计即估计方程(7)的结果显示在表4中。根据表4中可以看到工具变量(mompol或者fathpol)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与不受影响的母亲相比，受影响的母亲教育年限平均增加了3.92年左右。与不受影响的父亲相比，受影响的父亲教育年限增加了3.02年左右。

第二阶段估计的因变量是子女接受了至少10年以上的教育，这是一个0 1变量，结果显示在表5的第二列。为了比较，我们同时给出不使用工具变量而直接进行OLS回归的结果。从表5看出，OLS估计结果中父母教育年限和子女教育水平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2SLS回归结果表明，单独估计父母教育影响的情况下父母教育年限对子女接受10年以上教育的可能性有正相关关系，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同时系数显著小于OLS估计值；但是，在同时包括父母亲教育的回归方程中，父亲教育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母亲教育则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其值显著小于OLS估计的结果。这个结论和Black et al. (2005)的结论类似，即母亲教育对子女教育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教育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在本文的估计方程中，除了控制父母的变量外，还控制了子女的年龄及其平方项、子女性别、父亲的年龄、母亲的年龄、家庭人均持久收入水平(2002年家庭人均支出的对数)、家庭人口、父母政治背景、村庄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及省份虚拟变量。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没有报告省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子女年龄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子女年龄的边际影响是负的(表现为年龄平方项的估计系数为负)。这跟我们的常识是一致的：年龄越大，教育水平会越高。父亲的年龄、母亲的年龄以及子女的性别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父亲是否是党员对子女接受10年以上教育有显著的影响，且在各个回归方程中值大小差不多。母亲是否是党员对子女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因为母亲是党员的比例很小(只有2%左右)。家庭人口和子女教育水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期以及文献中的结论(Li et al., 2008)都是一致的。家庭的经济水平对子女是否接受更多教育有显著的正的作用，这与理论和实际都是相吻合的。与佐藤宏和李实(2008)的结论一致，父母亲来自贫(雇)农和下中农和子女接受10年以上教育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稳定的负相关关系。村庄的基本经济地理特征对子女接受更多教育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 儿子和女儿样本的估计结果

下面我们分别估计父母亲教育对儿子和女儿教育的影响。前面我们看到基础教育普及政策对父母亲教育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因此，为节约篇幅，本文就省略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可以看到，在OLS估计中，父母亲教育同儿子和女儿的教育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在控制了遗传的影响后，只有父亲的教育对女儿教育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同时只有母亲的教育对儿子教育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母亲教育和女儿教育之间以及父亲教育和儿子教育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对这种性别上的交叉关系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农村还存在比较稳定的“慈母严父”的传统以及重男轻女的思想。重男轻女使父亲对儿子要求很严格甚至很苛刻(严父)，但对女儿则不会严格要求，甚至出于补偿心理会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满足女儿一些不重要的要求。相反，母亲因为重男轻女的影响会尽可能满足儿子的要求(慈母)，同时却会忽视女儿的成长甚至有意无意忽视女儿的某些合理要求。结果儿子从小更愿意和母亲在一起，主要受到母亲的影响，女儿则认为母亲偏心而不愿意和母亲在一起，并认为父亲对其更好而更愿意和父亲接近从而受到父亲的影响较大对中国传统家庭中严父慈母以及父母亲的相应角色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考费孝通（2003）。。本文的结论也可以说是对“女儿像父亲，儿子像母亲”这一传统说法的一次经验证明。

六、 样本选择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本文样本中只考虑了现在户口在农村的家庭，而经验研究表明(Zhao,1999)，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人更有可能迁移往城市，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可能低估了父母亲教育的影响。第二，本文限制子女年龄在16岁以上，但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倾向于晚婚晚育，从而他们的子女年龄可能还没达到16岁，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结果可能低估了父母教育的影响。

本文前面估计的第三个问题是教育政策的效果可能和政治成分是相关的(Deng and Treiman, 1997)，而政治成分由于和家庭的文化资产积累是直接相关的家庭政治成分也可能和家庭成员的能力存在相关关系，但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这种相关关系的存在，所以本文不讨论由于政治成分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会影响子女的教育水平(李实和佐藤宏, 2008)。本文以下分别估计不同政治成分组的样本，即分别估计三个子样本：贫(雇农)农和下中农、中农以及地主和富农的样本，以此考察不同家庭文化资产积累水平下教育的代际联系。这里定义的中农、地主或者富农家庭是户主以及户主的配偶的父母有一个来自中农、地主或者富农的家庭。为避免由于父母教育存在较大程度的相关性而引起的共线性问题，这里在每一个回归方程中都只包括父亲或者母亲的教育年限。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在表7中(为节约篇幅这里只给出主要变量的估计结果)。女儿和儿子分别表示女儿样本和儿子样本。和全样本估计的差不多，主要变量估计系数基本上显著为正。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教育对不同群体父母亲教育的影响确实有差别，来自中农家庭、地主以及富农家庭母亲受政策影响最大，教育年限增加了4.2年左右。影响最小的是来自贫(雇)农和下中农家庭的母亲，其教育年限只增加了3.6年左右。来自中农家庭、地主以及富农家庭父亲受政策影响最大，教育年限增加了3.4年左右。影响最小的是来自贫(雇)农和下中农家庭的父亲，其教育年限只增加了3年左右(在儿子样本中只有2.79年)。

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在表8中，相应的OLS估计结果显示在第1、3和第5列。OLS估计结果表明父母教育和子女教育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地主和富农样本的母亲教育对儿子教育的影响估计除外)。2SLS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贫农和下中农家庭母亲教育对儿子教育以及父亲教育对女儿教育有显著正的影响，中农家庭中母亲教育对儿子教育也有显著正的影响，其他相关关系估计都是不显著的。这意味着家庭文化资产水平对子女教育获得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贫农、下中农以及中农家庭中，家庭文化资产相对地主和富农家庭较少，从而教育的边际增加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地主和富农家庭的文化资产积累水平较高，从而教育的边际增加不显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水平。本文的结论因此可以看作是对李实和佐藤宏(2008)结论的另一个角度的阐述。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问题。本文以1971年基础教育普及政策这个“自然实验”为基础，对比分析父母是否受影响从而获得更多教育。在本文的分析中，只使用了一个时间前后对比的维度，从而没有排除时间趋势的影响。虽然时间趋势和父母的能力是不相关的，但时间趋势的存在使得我们可能高估了第一阶段的结果。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基础教育政策的影响不存在，从而父母教育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时间因素。本文采用以下途径证明教育政策影响的存在。

由表1我们看到，入学率变化最大的是农村地区，而城市入学率变化并不大。所以，我们可以在假设城市和农村是可比的同时城市入学率变化反映的是时间趋势的条件下，以城市父母作为参照组，农村父母作为处理组，使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分析方法分析基础教育政策是否影响农村地区父母获得初中以上教育可能性(初中以上教育变化最大)。我们估计两个模型：在模型1中，我们只是考虑基本的变量，包括是否受政策影响、是否农村、是否是农村和是否受政策影响的交叉项。在模型2中我们增加了省份的虚拟变量，以控制省份的特征对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9。根据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分析方法的基本结论，交叉项即为政策效果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从表9我们可以看到，交叉项对于父母是否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这表明基础教育普及政策确实导致了父母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从而证明了基础教育普及政策确实导致了父母教育年限的提高。

由于农村多数地方受到资源限制都实行短学制(7年初中小学)，而城市则一般实行的是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的学制，从而两地的教育年限可比性较差，我们没有进一步综合两地的样本来分析父母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七、 总结和政策建议

作为国内研究教育代际因果联系的首次努力，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普及政策作为父母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来排除父母遗传性因素在子女接受教育中的作用。本文发现，总体上母亲教育年限对子女获得10年以上的教育的可能性有正的作用，并且在10%水平上显著，但父亲教育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分女儿和儿子的估计结果显示，父母教育存在性别上的交叉现象，即母亲教育对儿子教育有显著正影响，父亲教育则对女儿教育有显著正的影响。根据毛时代家庭政治背景细分样本估计中，贫农和下中农样本以及中农样本估计结果也基本支持前面的结论，但地主和富农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排除父母遗传能力的影响后，父母教育和子女教育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提高父母教育水平，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水平，可能会对子女教育有积极的影响，同时，父母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同性别和家庭的文化资产积累水平有关。在家庭拥有较少文化资产积累水平下，父母教育增加对子女教育有显著为正的影响，但是，在家庭文化积累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父母教育的边际增加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本文的结论意味着，个人提高自身教育水平的努力存在持续的代际影响，它对下一代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积极的作用。

本文的结论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在过去政府公平教育缺乏的情况下，个人教育水平主要取决于遗传能力、家庭经济水平和家庭的文化资产积累，因此，目前政府通过公平教育政策来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状况以改变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就尤为必要和迫切；其次，本文的结论表明父母教育增加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在教育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中最为显著，这意味着针对弱势群体的公平教育政策是有效的；最后，文化资产积累水平是影响教育代际联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公平教育政策具有持续的效应。通过促进家庭不断积累文化资产，对子女的教育乃至劳动力市场表现都有积极的作用，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也具有持久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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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篇7

【关键词】英美影视；影视文化；当代大学生；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56-01

将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娱乐媒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影视，影视文化对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极强的吸引力，尤其对正处在思想萌芽期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英美影视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一）引导大学生独立自主的个性。在欣赏英美影视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英美人身上那种坚持不懈、不畏艰辛、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影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所崇尚的是积极奋斗以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比如，上世纪90年代在英美上映的《阿甘正传》，影片讲述一个弱智男孩成长的历程，正是孩子父母始终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比任何人差，才能使其按照父母所教导的生活观念成长，直至最后他取得了成功。这种典型的平民观念的阐述，使人们相信只要你有能力，愿意付出加倍的努力，那么最后一定可以取得满意的成果。在与之类似的英美励志片中，人们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去欣赏影视，并在欣赏的过程中受到更多的思想感染和素质文化教育，从而提升个人的思想观念以及改变看待问题的视角。

（二）指引大学生自力更生的个性。将个人自立的价值取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是英美影片最大的特点，对他人人格的尊重也是通过影片的内容体现出来的。英美一直崇尚的以个人自立为荣，以依赖父母为耻的观念，使其在现实生活当中，将个人的独立自主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必经之路。比如影片《绝望主妇》中的Lynette，她在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年满18周岁之后，要求他们独立生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在欣赏英美影片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英美家长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都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从而使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观念。

（三）引导大学生乐观上进地生活。一些英美影片对我国当代的大学生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教育意义。比如《丑女贝蒂》中的主人公贝蒂，虽然是一个外貌平平的女孩，总是信心满满地面对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并利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重重困难和危机。这部影片就是极为典型的麻雀变凤凰的案例，但是其最大的意义却是对观众的心灵激励。

二、英美影视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一）英美人开放的思想性格，也通过他们的影片对当代大学生的爱情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美人希望得到的是没有约束的恋爱，而且对待也非常的随意。经调查发现，婚前同居以及已经非常普遍，只要两情相悦就可以在一起，如果彼此之间感觉不合适了就会分开，这种观念和意识不仅与中国传统的婚恋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对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念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比如，目前大学生非常喜欢的《绯闻女孩》这部影片，剧中的人物关系非常复杂，不仅主人公的父母经常结婚离婚，就连未成年的男孩与女孩也经常发生性关系，而这些在英美影片中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就算是发生了关系，也不会有人要求你负责。

（二）人物特点鲜明且立，是英美影视中表现出的最大特点。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影片充分表现出来，从而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但是在影片中也有很多宣扬极端主义思想的作品。比如影片《绝望的主妇》中的四个妇女都是个人主义典型的代表，虽然她们在各自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但是在她们内心都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经营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也是英美影片所体现出的特点，我国大学生也因为越来越多英美影片的涌入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广受欢迎的《绯闻女孩》这部影片，很多大学生都在欣赏完影片之后受到了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种追求富裕、奢华的生活无可厚非，凡事必先言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在这些学生的心中已形成了一种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实现，将钱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也正是因为受到影片中所体现的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导致当代大学生中形成了一种及时享乐、相互攀比的不良社会风气。

三、结束语

英美影视文化具有其独有的特性，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应当包容并且吸收其中富有正能量的一面，取其精华，认真仔细地去学习和研究英美影视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才能吸纳英美影视节目的思想精髓，并且进一步利用这种正能量教育和帮助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刘李敏.影视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15.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作文篇8

【摘 要】影视文化因为绚丽的画面、轻松的氛围正逐步深入中学生生活。中学生可通过大众媒介接触题材各异的影视信息。由于中学生选材和途径不当，加之自身的身心特征，大量涉及暴力、低俗信息、金钱至上等观念对其价值观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如何正确利用影视文化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视文化概况，中学生接触影视文化的途径和目的，影视文化对中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及原因，探讨如何正确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以提高中学生思想素质。

【关键词】影视文化；中学生；价值观

一、影视文化概况及影视传播的相关性分析

（一）影视文化概况

影视文化通常指以电影和电视、网络为载体和媒介的多媒体综合性文化，主要包括电影文化和电视文化。影视文化的传播途径包括电脑网络、DVD等多媒介的影视传播。影视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大众文化的模式化、复制性、满足感观等特性。影视文化因其独特的特征作为中学生娱乐休闲的重要工具，早己深入到中学生的生活中。

1.通俗性。影视媒介所传播的影视文化都是通俗易懂的。以影视剧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内容与叙事技巧是通俗而又取巧的。在影视剧中，我们往往看到世俗的需求与情感。而对于讲故事的技巧，可以发现，为了迎合观众的观赏需求，故事的展开都是一些固定的套路。

2.商品性。从影视文化产生开始，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博得大众眼球获得经济利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影视文化商品性质一直深入人心。

3.多样性。影视文化的角色定位是多样性的，它可以是精英文化，也可以是大众文化；可以是主流文化，也可以是边缘文化。在不同时期，影视文化会根据当时具体时代特征而扮演不同的角色。

（二）影视传播的相关性分析

1.最主要的影视媒介。电视是中学生接触时间最长的媒介，网络次之：电视以其试听终合，形象生动，传播范围广泛，接收方便等特征在大众传媒中占据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互联网逐步成了具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成为中学生接触时间第二长的大众媒介。

2.中学生收视的渠道和内容。电脑和电视是中学生收视的主要渠道。据调查发现95%的家庭拥有至少1台电视，79%的家庭拥有至少1台电脑。电脑，电视的普及为中学生通过网络分享信息，扩大人际交流提供了可能。影视剧，动画片和娱乐节目是中学生观看的主要节目。

3.中学生观影的意愿，行为和评价。娱乐和解压是中学生主要的观影目的，且在观影因素中，中学生受同龄人，媒体的宣传影响最明显。不同电影类型中，喜剧片，科幻片最受未成年人欢迎，本土题材影片中，“动作和功夫片”和特色喜剧片也很受欢迎。

二、中学生的价值观及影视文化对中学生的影响

（一）中学生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值得”的看法。中学生的价值观反应了对于世界和人生意义的一种认识。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受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多种多样的价值观的多重影响。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有自己的个性。

1.个性与自我意识高度发展。这个阶段的中学生多处于12到18岁之间，其认知能力随着生活阅历与文化知识的增长开始逐渐成熟，他们已经能够分析社会现象，并考虑社会的种种问题。

2.心理状态不稳定。青春期常被人们称为叛逆期，中学生思想波动性很大，自控能力差，一旦受到某种影响或者诱惑刺激，就很容易产生偏激行为。

3.较强的模仿与从众心理。中学生正处于仿成人化阶段，好奇心强，通过模仿他人或者前人经验，可以加速其成长过程。在集体价值观中，虽然中学生渴望独立，但也渴望得到同龄人群认可，所以也会倾向于群体的价值观。

（二）影视文化对中学生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1.影视暴力对中学生的影响。影视暴力是影视节目中所展现的暴力现象或行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热衷于渲染犯罪细节、犯罪手段，动画电影等影视作品以幽默夸张的方式表现社会暴力，掩饰暴力的社会危害性。中学生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对暴力信息真实性的价值判断偏于模糊，容易受不良行为影响，其造成的后果巨大。

2.影视低俗信息对中学生的影响。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中学生需要释放紧张的心理情绪，他们迫切需要释放的通道。影视剧，影视节目营造的娱乐氛围正迎合了中学生的心态，但其低俗化的倾向却导致了中学生们价值观上的庸俗，影响其价值观的健康发展。

3.影视广告信息对中学生的影响。影视里播放的广告往往是根据大众口味，通过明星，豪华外包装以吸引观众眼球，最大限度推销产品。中学生由于价值观的不完善，加之明星崇拜的心理，逐步形成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

三、影视文化对中学生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

（一）全球一体化语境下当代人类核心价值理念的偏离

全球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人类最基本生存状态，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当代人们的价值理念是以个体为轴心，以刺激和鼓励个体自由追求实利的功利主义。影视文化毫无疑问也受到了功利主义污染，导致低俗文化冲斥文化市场。中学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成长，导致了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在群体中蔓延。

（二）大众文化的发展导致价值观的庸俗化和世俗化

大众文化是文化的一种，但是其偏重于娱乐性，其突出功能是世俗娱乐功能。由于影视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集中表现，因而大众文化的喜爱偏向通过影视文化的传播进行反馈。然而，影视文化所反映的快乐生存的梦幻容易影响中学生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判断。

四、合理利用影视文化，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影视文化给中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浓缩了人类文化的精粹，对中学生价值观点发展和完善具有引导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影视文化，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一）发挥影视文化的积极作用。为满足影视文化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我们要提升影视文化的品味，营造健康有益的氛围。

（二）大力弘扬主流文化。通过“主流文化”表达国家的根本意志、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并借助于多种表达形式，在广大中学生中普及主流文化，传播内容健康、反映社会主导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文化作品。

（三）制定影视文化法律。我国需要制定较为详尽的政策法规，规范、调整和改变影视文化的“偏离”行为，强化对大众媒介犯罪的打击力度，因此要科学地制定《影视文化法》，加强法律监督，保证影视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四）引导中学生正确选择文化资源。引导中学生树立坚定的人生信念、确立崇高的理想与健康的人格，提高中学生对不良文化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树立正确的影视鉴赏观念。学校、家庭、社会应形成合力，帮助中学生构建价值体系与人生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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