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对我最宝贝

102岁的叶圭英居住在杭州一个并不起眼的普通小区里，这套房子是叶圭英的弟弟、叶景吕的二儿子叶德澍1990年从台湾回杭州探亲时，花7000美元为姐姐购置的。因为2011年不小心摔了一跤，叶圭英走路不如以前方便，但她依然不喜欢有人搀扶，她甚至不太愿意拍照片，怕自己不够漂亮。从1930年考上大学离开福州，叶圭英便很少有机会回福州，但1968年父母离开时，叶圭英陪在他们身边。

叶圭英记得父亲严格，却从不曾打骂过孩子；也记得父亲给予的自由，“我一个姑娘都到处跑，放暑假、寒假就到处玩，去南京啊，芜湖啊，不必呆在家里头。我父亲对我最宝贝。”

叶圭英从小念的是教会学校，小学四年级开始住校，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叶圭英记得学校离家很远，坐汽车就要花两毛钱，而叶圭英一个月的零花钱不过六毛，这六毛还得是在父亲那里英文单词背得好才拿得到的。叶圭英在学校表现不错，“食堂开饭都是我去分菜，开辩论会、钢琴合奏也有我；高中时还是学生会会长，晚上睡觉打铃都是我管。”

在叶圭英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从没吵过架，“一个人声音大，另一个人声音就小了。我父亲讲《镜花缘》给我妈妈听，他们在房间里，一个讲，一个听，我们都不进去。”

20岁时，叶圭英考到杭州之江大学经济学专业，学费200大洋一学期，“我学习还马马虎虎，老师教课，有无锡话、绍兴话，我们福建人听不懂啊，就有男同学帮我们抄笔记。”

叶圭英后来在浙赣铁路会计科检查股工作，负责货运查验工作，但这份工作并没有做几年，抗战爆发，丈夫的工厂准备内迁，叶圭英跟着到了四川五通桥。不久之后，有了孩子，家庭便成为叶圭英的生活重心。

抗战胜利后，叶圭英急不可耐想回到福州，“那时候没有大飞机，就一边一排座位的，我带三个小孩从上海坐飞机到福州。我坐飞机回去的时候父母不知道，写信已经来不及了。机票300块钱，很贵的。”

短暂的相聚后，叶圭英回到杭州，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了4个小孩，生活并不是很宽松。叶景吕还会每个月从福州寄钱过来，“自然灾害时还给我们寄吃的，他的朋友从香港寄油、米啊，他又给我们寄一点过来。”

1963年，叶圭英准备回家探亲，但82岁的叶景吕却执意要来杭州，带着妻子在西子湖畔度过了惬意的短暂时光。叶景吕还把自己的相册也带到了杭州，叶圭英回忆说，父亲一直拍照片是知道的，但也没在意他能一年接着一年拍下去。“他有张拿哑铃的（指1908年肖像照），我印象很深，他有一次想撕掉的，我想想啊，他可能是觉得太露了一点儿。”

1968年，叶圭英收到电报，父母生病。“我第二天就回家，红卫兵抄家，乱糟糟的。我呆了整整一个月没睡觉，他们两个半夜都在喊我，我怎么睡得着。母亲先死一个礼拜，父亲然后死了。” 回到杭州，叶圭英得了肺炎，病了整整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