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风险论文范文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1

投资效率大多数学者是从投资非效率的角度去给予解释，将投资无效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个概念。投资不足是指企业主动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数量上表现为企业实际新增投资额低于其预期理想的投资水平,发生投资不足的原因一般包括企业自由现金流枯竭、融资成本过高、管理者厌恶风险等。过度投资是指除了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外，企业还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数量上表现为企业实际新增投资额高于其预期理想的投资水平，发生过度投资的原因一般包括管理者谋取私利、自由现金流充裕、零和市场竞争谋求扩大企业相对市场占有率等。投资不足普遍存在于企业中,非投资类企业对个别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的财务风险一般可控性较强，但对于投资类企业的投资非效率而形成的财务风险，一但爆发而形成的伤害可能就是致命性，因此投资效率是投资类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也是企业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投资类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项目主要包括：来自对被投资公司管理而取得的管理费用、对被投资公司的临时借款而收取的利息、还有以BOT形式投资项目收回的金额、投资收益等。投资类企业取得被投资企业的股利分红，是其重要的净现金流来源，也是其经营管理中能降低财务风险的重要支撑资源。对于投资类企业，无论去投资法人单位的投资还是BOT形式的投资都是公司经营的经常性事项、是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因此投资效率对于投资类企业我们可以看成其经营效率。

二、投资类企业的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在经营活动中,企业由于内外部环境以及各种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因素，而致使财务结果偏离预期财务目标的可能性。财务风险一方面可能给企业造成损失，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影响企业的正常有序经营；另一方面也可能给企业带来预期外收益。企业财务风险是指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不考虑财务风险给企业带来预期外收益的情况。投资决策、融资决策、股利政策是公司治理决策中三个重大组成部分,投资决策及其共生的投资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的实现，决定着企业发展过程中能承担多大的财务风险。投资类企业的投资效率如何却是经营情况的直接反应，没有任何可调剂的经营现金流，因为投资的相关回报就是其主营业务收入，投资效率导致的经营风险直接形成企业的财务风险。

三、投资效率与财务风险

最优投资效率要求企业内部资源得到最优分配，在投资决策与财务风险控制两者这间维持平衡，才得以实现企业价值实现最大化。笔者从委托理论和风险偏好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出发，结合自己在国有投资类企业多年经验，进行定性分析。

（一）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

委托关系必然存在股东与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道德风险等问题。管理层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由于业绩激励机制的不同、管理者防御效应、壕沟效应等，投资于不利于股东的项目。Jaffe,Russe(1976)的研究认为债权人会由于了解到自己处于信息劣势，从而采取贷款保障措施，贷给债权人较少的资金，导致企业资金不足,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从而投资不足。而相比股权债券融资，内源融资便能很好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相应的由股东决定的股利分配制度又限制了内源融资的融资程度。这种投资不足、投资效率低是因为企业没有现金流资源，投资企业的财务风险相对较小。但这种财务风险小的状况持续就是投资类企业经营的停滞，因此投资类企业不能长期停留在这种外部融资不足、内源融资有限的经营状态，必须设法解决融资问题而造成的投资低效问题，可适大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从管理层道德风险角度，由于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往往小于他的控制权，管理者便可能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非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了无效投资行为的发生。Williamson(1964)认为，管理者会为了自己的职业晋升而扩大企业业务规模，产生过度投资。Narayanan(1985)发现管理者会为了获得个人声誉,提升短期绩效，损害企业长期利益。管理层道德风险不仅造成了投资低效，同时伴随着企业的财务风险不断加大。对于投资类公司而言，投资的支出一方面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低效投资可能使企业未来的负净现金流，造成更大的财务风险，投资效率与财务风险高度负相关。因此，投资类企业必须设法避免企业治理结构问题造成的投资无效。

（二）从风险偏好理论分析

根据风险偏好理论，管理层会因为个人风险喜好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程度的投资，承担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的心理底线不同。Holmstrom、Costa(1986)研究发现风险厌恶的管理者不愿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项目，会导致自由现金流的闲置，损失股东利益；而风险偏好的管理者会进行激进的投资，甚至会投资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损失企业利益。从实现角度，大多数投资类企业，都会以可行性研究为正现金流量的项目才会进行投资，过度投资一般是市场竞争的需要或是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期非常良好。但无论何种因素，两者相关性较强，激进的投资造成投资类企业的财务风险迅速增大，未来财务风险更加不可控制，投资类企业的经营管理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果在市场正常增长率下，投资类企业与竞争对手竞争近似于零和博弈，只有蚕食对手市场、取代竞争对手的市场才能得以生存，才能取得投资项目未来正现金流量，才可能弥补项目投资的到期偿债的现金流出。因此，对于投资类企业的管理层风险偏好的投资行为，未来投资项目运营成功与否更加关健，即投资效率直接决定企业的财务风险程序。如果投资项目的未来市场在属于成长型，在项目生命周期内，企业现金流会很充沛，偿付项目借款的风险不大，投资类企业虽然承担了现实的财务风险，但投资类企业很容易得到股东的再融资资金或债务性外部融资，因此财务风险是可控的，两者相关性较弱。不过，投资类企业对一个行业持续投资时要预防被投资行业的市场由成长期到成熟期过渡，后续投资的风险会增大，这种投资的效率将变得更难以把握，对投资类企业而言又重新回到市场正常增长率的投资轨道上，投资效率与财务风险两者的相关性逐渐变强。

（三）从自由现金流理论分析

Jensen(1986)提出了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企业现金流越多，经理人倾向于采取更多投资活动，导致投资效率下降。Richardson(2006)建立了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的模型，并通过统计检验,认为自由现金流量高的企业发生过度投资的情况髙于其他同类型企业。Cleary等(2007)指出如果采用净流动资产作为现金流指标的变量，那么这一正相关关系会更加显著的表现出来。从自由现金理论看，企业自由现金充沛时，管理层倾向于过度投资。现实中，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及重大投资决策的制度化、科学化，一般过度投资问题是可控的。上述理论所呈现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了委托关系存在因素外，我们也可以理性认为是市场竞争的需要。在重大投资决策的制度化、科学化前提下，我们可以对此状态下进行定性分析：对于投资类企业当自由现金流充沛时，首先要考虑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形成是外部融资还是内源融资，其次要考虑企业负债水平、财务风险程度，最后综合分析投资机会、资金机会成本。由于投资类企业的投资效率几乎等同于企业的经营效率，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投资项目价值的确定等事项更加专业化。若企业负债水平不高、内源融资形成充沛的现金流量，企业对于投资项目的选择可以是风险型，投资的成功可以给投资类企业高于一般项目的回报率，即使投资失败也不致导致企业财务风险不可控。因此投资效率与财务风险相关性不是太高。若企业负债水平不高，由外源融资形成现金流量，投资项目应选择中性风险，以控制未来的财务风险，可知投资效率与财务风险相关性相对较强。当企业负债率较高时，无论是内源融资还是外源融资形成企业充沛现金流量，企业的投资效率与财务风险都有很高的相关性，投资类企业的投资决策需要谨慎，最好放弃风险较高的项目，除非市场竞争的需要、为生存而战时被迫选择风险较高的项目。

四、结语

本文根据相关理论定性分析了投资效率与财务风险相互作用机理、两者定性的关系，告诉了我们投资类企业在所处外部环境、具有的内部条件下怎么寻求投资效率与财务风险控制两者之间的最优平衡，达到资源最优配置、以实现企业价值实现最大化。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2

关键词：战略投资者商业银行风险控制

一、战略投资者可极大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的提高

(一)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消除体制性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聚却无法得到消解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因素，即银行的行政性治理结构。产权基本上属于各级政府的商业银行兼具商业功能和财政功能，承担了较多的社会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成本。另外，商业银行本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不用独立承担风险责任，无法形成科学有效的内在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严重以及违规违纪的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大大增加。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在政府主导下，商业银行基本上已构建起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但远远不够完善，加上缺乏制衡的力量和管理层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只是形似而神不似，董事会仅仅成为政府行政干预的工具而已。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稀释国有股权，形成稳定集中的多元化股权结构，有利于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治理效率的提高。首先，深谙银行运作之道、具有丰富的大型银行管理经验的外资股东必然会把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精髓、成熟的经验和文化引入银行，有利于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框架，真正建立起新型的按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运行的现代化银行制度。其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声誉，外资股东将通过派出从业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全面的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外资方将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目标，排除一切非生产经营因素干扰，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从而有利于形成以经济利润、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内部约束机制和发展动力源泉一方面，商业银行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运作方式治理企业，政府作为投资者之一，接受《公司法》约束，从而消除权利经济和关系经济袖以生存的土壤，有效抑制由行政过度干预造成的经济风险转嫁为金融风险的渠道；另一方面，权责分明的治理结构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在公司运作过程中既相互配合、又彼此制约，既充分激励、又硬性约束，有效避免因激励与约束机制弱化带来的机会主义倾向以及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

(二)增强风险意识，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信用和银行信用完全混为一谈，政府完全承担了本应由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和损失。这种单一的损失弥补机制导致商业银行尤其是基层机构对金融风险的危害性认识不够，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意识淡薄。随着商业银行向自负盈亏市场主体转变，对风险管理逐渐重视起来。但由于起步晚、起点低，与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相比，风险管理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显得非常落后。正是由于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和自身在这方面的薄弱和巨大差距，我国商业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几乎都与外资银行签定了在风险管理方面开展合作的协议。在外资银行的帮助下，商业银行将逐步建立起全面、科学、有效的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

1．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改变只单纯注重信贷风险管理的理念，要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且对不同业务、不同风险、不同地区实行差别化管理

2．建立健全科学系统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改变总分行制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董事会全面领导的相互独立的、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横向延伸、纵向管理，在矩阵式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管理过程的扁平化。

3．培养风险管理人才。由于银行风险的多发性、复杂性和隐蔽性，需要大批具有特殊素质和专业技能的风险经理人才专司银行风险管理。外资银行入股中国商业银行后，一方面，可直接输送一些索质高、实践经验丰富的高层次风险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可通过培训帮助提高现有风险管理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实践能力，努力培养一大批从事风险管理的专家，实现由感性、经验型、操作型的风险管理向理性、知识型、专家型的风险管理转变。

4．规范管理。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严密的规章制度是银行风险管理有效规范运作的制度保证。在外资方帮助下，我国商业银行将补充和完善风险管理操作规程和相关规章制度，以规范银行风险管理程序和行为，避免风险管理人员在进行风险评价和判定时。由于受自身素质的限制以及外界条件的影响，造成判定结果的随意性和主观性。

5．改进管理方法。引进外资方先进技术，改造传统风险识别、评价、决策与监督手段，设计和建立风险计量指标和模型，更多地应用量化分析工具；建立和完善信息管理系统。不断积累和丰富业务信息，为风险计量提供足够、准确和及时的数据信息，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三)充实资本金，增强自主抵御风险的能力

据2005年1O月统计，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约为4．5％。即使资本充足率达8％的银行，大部分也刚好超过8％，超过10％的很少。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赢利水平普遍比较低，自身资本积累能力比较弱。依靠自身利润、增加留存收益来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受到很大限制。继续依赖财政注资和政策剥离不太现实。年年给予银行免费“午餐”，政府有限的财力将不堪重负和显得效益低下。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以及由于银行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必将不断扩张规模，资本充足率问题将更为严峻。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首先可以直接引进境外资本，增加资本金规模，改善资本金结构。直接提高资本金充足水平。另外．还可以通过提高银行市场价值和证实银行发展前景，到境内外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利用发行股票，包括首发、增发、配股等手段募集资本。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资本补充机制。持续不断补充资本，增强银行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和业务持续发展的后劲。

(四)推动业务经营模式转变和国际化战略实施，降低和分散风险

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商业银行转变业务经营模式和实施国际化战略，从而降低和分散风险。

1．推进业务经营模式转变，降低和分散风险。现在，商业银行业务中传统存贷业务仍高达约90％，并且基本上依靠利差来实行盈利。传统存贷业务属于加权风险系数高的业务，并且，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间接融资将被赢接融资分流，传统存贷业务的市场占比将不断减少。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以及银行竞争加剧，利差将不断收窄，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而国外先进银行已经实行了综合经营，特别是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发展极好。如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普遍占到整个银行业务收入的40％一50％，高的甚至到80％以上。

2．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借助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实施业务经营国际化战略，有利于风险在地域和业务种类上进行分散。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商业银行可利用外资银行良好的国际声誉、广泛的国际业务网点、灵敏的国际金融市场信息和强大的人才优势，更加快捷地走向国际市场，实现国际化经营，扩大自己的服务地域和服务范围，有利于银行风险的分散二、战略投资者作用的局限性

(一)外费方的保守

外资方目标在于追求利澜，抢占巾市场，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改进作用只是实现其目标的一个副产品。根据弗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为了保持自身竞争优势，外资方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东道国；外资方所在国政府出于国家经济安全考虑，也会阻止外资银行转让最先进技术和经验。另外。由于外资银行在并购行中处于次要地位。会进一步降低其转让最先进技术和经验的积极性。

(二)我国商业银行吸收消化能力

外资银行的溢出能否在商业银行产生良好效应．还取决于我国商业银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吸收消化能力。如果商业银行不识“货”或学习吸收能力比较差，将丧失自我提高的机会。

(三)外资银行无法解决产生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外部环境

中国金融部门质量之优劣70％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的赢接干预。引进外资后，大部分商业银行中。国有股份仍然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由于政府行为目标包括了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业绩目标，政府对商业银行日常经营的直接干预将为银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二是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大批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甚至破产，企业经营风险向金融业转移，经济风险转嫁为金融风险。三是社会信用环境羞。我国金融运行的法制环境较差，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法律意识淡薄，银行的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社会信用意识薄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缺乏对企业和个人信用的评价和记录系统。

(四)金融监管不当和不力

金融监管重点不明确、风险识别严重滞后以及手段不充分，严重制约了监管的有效性，金融机构违规经营活动没有被及时发现、及时制止以致酿成大患。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外资并购的规制和引导

政府主管部门和金融管理层要加强对外资并购活动的监督管理和审核把关，督促商业银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严格执行银监会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要求和规定，坚持银监会提出的五项原则和五项标准，真正与外资方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互赢”的利益共同体。

(二)商业银行提高学习吸收能力

对外资银行提供的经验、制度和技术，我国商业银行要虚心接受和学习，结合自身实际状况，应用到日常的管理和业务经营中。同时还要加强研究分析，掌握吸收本质和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模仿创新，逐渐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三)创造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

一是加快政府改革进程，切实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使政府树立市场经济意识，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杜绝政府对银行管理和日常经营直接行政干预情况的发生；二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运行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加强宏观调控。减少经济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创造平稳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严惩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金融规范化、法制化环境。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单位及个人信用信息登记系统。

(四)加强金融风险监管

建立起比较全面的、持续的、动态的风险监管控制机制，注重监管的全方位和多角度。建立系统性的风险指标统计制度，既要全面收集银行内部运行数据，严密监控金融内生性风险，又要加强收集经济社会中可能对金融运行环境产生影响的数据和信息，以监控外生性风险和突发性风险。

(五)建立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3

风险投资推动美国高科技革命

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也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和风险投资业的“领头羊”。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科技及其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并不是由于欧洲的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美国许多知名高科技企业如微软、英特尔、苹果、谷歌、思科、数字设备、雅虎、亚马逊、Facebook等公司发展的初期都有风险资本的扶持，风险投资为这些企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美国风险投资助推美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整个IT行业从晶体管发展到集成电路，涌现了许多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和AMD就在这时获得风险投资。到了7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一批IT公司获得风险投资，例如苹果等，第一批做PC、软件的企业都是从此开始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风投开始投向网络和通讯设备，这时候思科诞生了。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互联网公司，首先是以雅虎为代表，之后又出现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这期间风投对TMT领域的投资非常活跃，除了这个主流以外，从90年代开始，风险投资行业也投了一些清洁科技公司，包括新能源、能源储存、节能环保以及新材料等，到2000～2005年时达到高潮。还有一个领域是健康医疗，1998~2000年，美国生物医药领域的风险资金从14亿美元上升至43.9亿美元。2000年以后，虽然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滑坡，生物医药产业创投资金占资金总额的比例却大幅上升，2004年达到46.3亿美元。2006年第3季度开始，美国风险资本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首次超过IT行业，成为风险投资的第一大行业，2007年依然延续了这一趋势。北极光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邓锋认为，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跟高科技极其相关，这些风险投资公司推动了高科技革命，甚至可以说没有风投就没有硅谷，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硅谷就没有风投，风投的方式跟硅谷的创业精神是很相关的，比如允许失败、靠大学资源。邓峰还发现，美国真正有品牌的风险投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投早期；另一个是非常专业化，不单单是投钱，最关键的是帮助创业企业快速发展。

风险投资催生中国互联网企业崛起

2014年9月19日上午，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融资341.25亿美元，创造了美国IPO融资额之最，市值高达231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谷歌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公司，举世瞩目。而阿里巴巴今天的辉煌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助力。14年前，那是中国互联网非常早期的阶段，孙正义旗下的软银就对当时还处于初创时期的阿里巴巴投资2000万美元，现在随着阿里巴巴的上市，这一投资额已经爆炸式增长至500亿美元。除了阿里巴巴，十多年来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中国成长了一大批知名互联网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并成功在境外上市，譬如早期的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携程等，以及2010年上市的当当网和今年五月上市的京东商城。其中，还有很多海外留学生回国发展，创办高科技公司。譬如亚信科技创始人田溯宁、百度董事长李彦宏、中星微电子董事长邓中翰、空中网总裁杨宁、北极光邓锋、网讯创始人朱敏、携程网创始人沈南鹏、展迅通信总裁武平等。他们给国内带回了大批风险投资，创造了企业在中国发展、在海外融资的新模式。这种融资方式，极大地催化了科技创业企业的成长，推动了国内新经济、新技术的发展，并促进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此外，在中国的国际风险投资机构的掌门人基本是海归，例如IDG资深合伙人熊晓鸽、鼎晖国际创投基金董事长吴尚志、赛富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红杉基金中国合伙人沈南鹏、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丁健、美国中经合集团董事总经理张颖、北极光创投基金创始合伙人邓锋、北斗星投资基董事总经理吴立峰、启明创投创始人及董事总经理邝子平、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合伙人王兟等。而且，国内大部分风险投资都是通过海归或海归工作的外企带进国内的。这些投资促进了国内对创业创新的热情，促进了一大批海归企业和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国内风险投资行业的进步。

风险投资的天性与科技创新息息相关

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犹如硬币的两面，具有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统一性。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从投资行为的角度来讲，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从运作方式来看，是指由专业化人才管理下的投资中介向特别具有潜能的高新技术企业投入风险资本的过程，也是协调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投资者的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种投资方式。从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历史来看，风险投资从成立之初就是以中小企业为投资对象，特别是高科技中小企业，因为高科技企业拥有巨大增值潜力的无形资产但缺乏运作资金，从而给风险投资带来了巨大的获利空间。风险投资与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融合符合了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风险投资主要着眼于种子期和早期阶段，而这个阶段是科研项目的发明者或创新者为了验证其创意的可行性，投入资金进行技术试制和开发的阶段。创业项目的失败率很高，大约是70%。风险投资的参与正好能对创业者进行“雪中送炭”，对冲巨大的不确定性。此外，风险投资是以获取利润退出企业为目的，而非控制企业。当企业通过上市或者兼并等方式使企业价值急剧增长时，风险投资者通过出卖股权等方式退出企业，实现盈利。企业的创业者和经营者，更加青睐企业的控制权，从而使风险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双方实现精诚合作，共同促进企业的成长。为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我国应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设立各级创业投资基金；引导民营产业资本积极参与风险投资；构建完善的创投金融服务体系；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环境；加强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培养。风险投资主要着眼于种子期和早期阶段，而这个阶段是科研项目的发明者或创新者为了验证其创意的可行性，投入资金进行技术试制和开发的阶段。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4

关键词:风险投资；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一、引言

风险投资（简称VC）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之一，已经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风险投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意识到风险投资对企业产品创新和业绩增长的重要性，并积极加以引导和推进。经过30多年发展，风险投资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方式，其投资总额和投资案例，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85年我国建立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来，到2014年有超过8000家活跃机构从事风险投资活动，管理资本超过4万亿人民币，市场规模较30年前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投中集团CVSource数据库统计显示，2014年风险投资案例中有80%都伴随着风险投资管理人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可以推测，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科集团吴家明的研究报告印证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已经进入了“投后管理时代”，即风险投资通过积极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来提高其经营业绩，增加其企业价值，最终实现自身投资增值的目的。面对实践中风险投资不断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这种行为的意义。以Lerner（1995）和Gompers（199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提高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而增加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在经营不善的时候，CEO更换的可能性更高，并且董事会的监督性更强（主要表现为董事人数增加）；而以Howorth等（2004）和Monks（2006）为代表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会追求自身的投资利益，不仅无益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改善，相反，还会与管理层“合谋”，共同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尽管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争论，但是Jensen（1989）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类“积极股东”，为了自身的投资利益，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治理活动），通过监督和约束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投资具有“外部性”，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改变了与他们具有一致利益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Hochberg（2012）认为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种调整组织结构的公司治理机制。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路径和结果，并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指出了风险投资治理被投资公司的能力和动机，并讨论了“股东积极主义”在其中的作用；第二，分析了风险投资通过股权和职权两种途径来发挥治理效应的方式；第三，从会计操纵、治理机构和机制以及问题三个方面，综述了已有文献存在的争议，进而探讨了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此外，本文也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出了风险投资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以期能够帮助未来的学者在本领域继续做出贡献。

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

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够成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风险投资的单次投资额较大，如果失败会损失巨大。Smith（1996）认为，机构投资者由于持股量大，很难在不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退出公司。所以他们有动机“用手投票”，通过《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力来抑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风险投资是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因此，他们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例如，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纷纷介入我国上市公司，要求更换管理人员，调整董事会结构。第二、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使其具有治理能力。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汇集了投资、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全面评估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行为，并设计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其与自身的利益相一致。同时，风险投资还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被投资公司融资、拓展市场、寻找低价供应商提供便利。第三，风险投资的投资模式决定其不得不进行公司治理。风险投资一般投资于未上市（Pre-IPO）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股权交易受到限制，如果风险投资不进行积极治理，一旦管理层发生“侵占”，那么风险投资就无法通过“退出”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只有依赖积极监督，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来约束管理层，促使其经营行为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

三、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

以往的研究显示，风险投资对被投资公司的治理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在实践中，公司引入风险投资一般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保持原所有人的股份数目不变，通过扩充股份的方式吸收风险资本；其二是保持股份总数不变，由某一原所有人（一般为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出让股份给风险投资。不论上述哪种情况，被投资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而风险投资正是在这变化的股权结构中要求自身的权力，进而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根据委托理论，风险投资成为股东后，就变成了公司的委托人，他们有权利监督人———管理层的工作，并对其私利行为加以限制。另一种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会审查其财务报表、战略计划和投资方案，以使其管理层的经营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同时，风险投资也会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和专业知识为被投资公司提供增值服务，增加其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风险投资在董事会中的积极行为会改变被投资公司原有的决策机制，进而影响其公司治理模式。

四、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结果

理论研究对风险投资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价值认证和道德风险。价值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具有认证、监督的功能，可以提高对内部人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而道德风险理论则认为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无益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基于此种争论，本文以下部分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综述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结果:

1.对会计操纵程度的影响

在认证理论下，风险投资会积极监督和激励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并降低外部投资者和内部人的利益冲突，因此坚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其会计操纵程度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高。例如，Ball和Shivakumar（2008）就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Morsfield和Tan（2006）以及Hochberg（2012）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以IPO为时间点，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操纵，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但是，道德风险理论不这么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风险投资具有“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其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建立声誉，有动机进行会计操纵，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调节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绩效，以便自己在退出时能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Chou等（2006）和胡志颖等（2012）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风险投资在IPO时和IPO后都有盈余管理行为。显然，这种行为会增加公司内外部投资者的冲突，不利于公司治理。

2.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影响

在认证理论下，Hochberg（2012）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有更优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尤其在被投资公司IPO时，风险投资可以很好地监督管理层行为，向资本市场投放积极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降低IPO折价率。Lerner（1995）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在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可以优化其决策过程，并在CEO更替时，增加自身董事数量以增强监督力。Suchard（2009）也发现，在有风险投资的公司中，董事会独立性更强。而在道德风险理论下，Howorth等（2004）认为风险投资为了获得退出收益，有可能和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治理结构和机制。Monks（2006）同意此种观点，并提出风险投资的介入无益于公司治理的改善。此外，张学勇和廖理（2011）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外资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其治理结构要优于无外资背景的。王会娟和张然（2012）也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包括风险投资）有外资背景，其治理结果更好（表现为管理层薪酬契约更具敏感性）。由于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存续时间更长、实力更强、经验更丰富，因此，可以推测成熟风险投资机构更重视被投资公司的治理状况。

3.对问题的影响

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降低被投资公司的成本，缓和委托矛盾。王会娟等（2014）提出，风险投资能够影响被投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体表现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而且现金股利支付率更高。由于现金股利的支付更能体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的介入有利于减轻问题。冯慧群（201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其提出风险投资能够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两类成本，有效地抑制管理层“侵占”和控股股东“剥夺”，优化委托问题。而道德风险理论却认为风险投资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问题，增加成本。Lee和Wahal（2004）提出，风险投资为了帮助支持的公司尽快实现IPO，会美化其经营绩效，以博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这样就损害了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了矛盾。杨其静等（2015）也提出，风险投资的参与既没有帮助被投资公司提高经营绩效，增加投资者的利益，也没有对其进行监督，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这样，风险投资的存在就无益于矛盾的缓和。综上，可以看出，已有的文献在风险投资治理结果上存在分歧，而Chahine等（2007）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不同，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和法律条件下才能发挥治理效应，因此，在我国，风险投资要进行公司治理，还有赖于政府在金融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和推进。

五、结论

与展望本文基于实践中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对其产生的原因、作用的路径和结果进行了综述，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风险投资是“积极股东”，为了保证自身的投资收益，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介入被投资公司的治理事务，监督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第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另一条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第三，学术界对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存在争议，但是一致认可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改变被投资公司的会计操纵程度、治理结构和机制以及矛盾。面对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学术界应该在以下方面加以研究:

1.探索国企混改中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

2013年，国家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尤其在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中引入非国有资本。在政策引导下，国有企业率先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这极大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巨头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企混改的先锋。风险投资参与国企混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其一，风险投资作为带资源的资本，可以通过强大的资本运营能力、广泛的信息渠道和社会资源，给国有企业带来机制上的革新、治理上的提高，弥补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激励机制、市场敏感性等方面的短板；其二，风险投资会通过资本市场的竞争价格来进入国有企业，避免了上一次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贱卖”的问题。鉴于风险投资在国企混改中的优势，要想使其进一步发挥治理效应，国家必须做好政策层面的建设，增加国有资产定价机制的透明性，保证风险投资在进入后拥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打消风险投资的顾虑，积极参与国企混改。

2.探索注册制下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

2014年，中国证监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2015年，注册制以授权国务院的形式出现，其速度超过市场预期，这为风险投资行业带来了重大利好。由于风险投资进入创业企业后一个重要的退出途径就是IPO，而核准制下我国IPO资源又是稀缺的，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显然，注册制的实行扩大了IPO资源，顺畅了风险投资的退出道路，可以极大地促进风险投资的成长。在注册制下，风险投资会出现两极分化，一些具有战略眼光，能够带来增值服务的机构会得到巨大的投资收益，因为其投资的公司价值高，能够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而一些错判形势，不能推进所司价值增值的机构就会投资失败，面临淘汰的局面。如何提高被投资公司的价值？公司治理是关键！风险投资只有严格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使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才能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为其提供增值服务，进而提高其经营业绩和公司价值。因此，注册制下，风险投资必须要治理、会治理、能治理，才能保证投资收益。

3.探索风险投资治理的法律边界

风险投资治理的法律边界是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近年来，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后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公司管理层转移资产、滥用资金，风险投资人过度干预经营事务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风险投资的治理边界不清晰。如果风险投资不能监督管理层行为，那么其投入的资金就存在风险；而风险投资过度控制管理层行为，又会导致越权，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如何界定风险投资的治理范围和内容，既体现其投资者权力，又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受侵犯，是风险投资有效发挥治理效应的关键。

作者:冯慧群 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维安.公司治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李昌奕.风险投资增值服务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5,（6）:98-101．

[3]胡志颖，周璐，刘亚莉.风险投资、联合差异和创业板IPO公司会计信息质量[J].会计研究，2013，（7）:48-56．

[4]张学勇，廖理.风险投资背景与公司IPO:市场表现与内在机理[J].经济研究，2011，（6）:118-132．

[5]王会娟，张然.私募股权投资与被投资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2，（9）:156-167．

[6]王会娟，张然，胡诗阳.私募股权投资与现金股利政策[J].会计研究，2014，（10）:51-58．

[7]冯慧群.私募股权投资能缓解委托矛盾吗[J].财会月刊，2016，（5）.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委托代理理论 风险投资 启示

一、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观点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 and 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 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 ，1994)、J．lerner 和Rodney 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代理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 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 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代理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代理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 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代理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代理的，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风险投资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代理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代理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从代理人的代理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集中于风险投资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代理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风险代理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代理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代理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代理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代理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代理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代理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代理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代理、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代理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代理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代理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征及代理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代理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代理的代理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代理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2、研究风险投资效率与委托代理的风险代理效率相关性。委托代理理论在风险投资中的运用和研究，是企业内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的拓展，应层级委托代理关系的代理效率对风险投资投资效率的因素，以及不同委托代理关系路径下代理效率问题。

3、对委托人和多代理人进行探索性研究。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企业也可能出现“委托人缺位”、“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将决定风险代理效率的传递机制问题。多代理人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关联产业内企业，或是具有产业链关系企业，或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别选择问题，其相互作用机理，代理关系效率及相互监督成本等系列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代理人缺位”问题等，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1] Holmstorm ·Bengt，1998. firm as a Subeconomy. MIT working paper.

[2] [3] [4] [5] 均译载自《的性质》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 李春琦和石磊《国外企业激励述评》 《经济学动态》2001、6

[7] [8] [9]均译载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编 孙经纬《新制度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经济》1996、9

[11] 徐新 邱菀华（1998）《委托—代理理论中状态的不确定性对最优契约的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院

[12] 高程德《公司理论》P167-204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美] L·吉本斯《博弈论基础》 出版社 1999年版

[14] Gompers， 1993 《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译自“The Theory，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5] 姚佐文《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预测》2002.1

[16] 黄美龙 《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硕士论文（2001）

[17] 张帏和姜彦福《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3、3

[18] 张帏《基于创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创业投资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学位论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9] 田增瑞《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代理分析》《中国软科学》2001、6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6

一、引言

所谓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危险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1]。风险投资的整个过程贯穿一系列的投资决策，决策正确，则投资成功；决策失误，必导致投资失败。因此，现代风险投资理论与方法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构建风险投资决策模型。准确构建决策模型不但需要利用恰当的研究方法，还要注重研究影响风险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正确识别评估风险，有效挖掘投资潜力，可以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使收益做到最大化。

二、国外风险投资决策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

国外关于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一般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体系研究，不同类型、不同阶段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体系研究和高科技风险企业成功关键因素研究等。

（一）一般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体系研究

国外对vc的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tyebjee&bruno[2]对41位风险投资家进行调查和谈访，从市场吸引力、产品差异性、管理能力、逆境承受能力以及退出风险等5个方面建立风险投资评估体系，为其他学者奠定了研究基础。风险投资是高风险与高收益并举的投资，投资决策是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damodaran认为风险投资决策中一方面需要评估风险企业的总体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另一方面是评估风险投资家的预期收益。macmillanl、siegel & narasimha（1985）沿用了tyebjee&bruno的研究方法，通过调研他们把风险投资家所关注的风险指标分为六类主要指标：竞争风险、投资风险、退出风险、执行风险、管理风险、领导者风险等。macmillanl、zemann& subbanarasimha（1987）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150个风险投资公司调查研究，研究表明新合资企业获得成功的标准与两大因素密切相关：初创期的竞争程度，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

对于之前的研究成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vance&robert（1995）认为之前的投资标准过于复杂，他通过自己的采访，从产品战略思想、管理能力、收益三个方面建立了一套简易的风险投资评估体系。风险投资虽兴起于美国，研究成果却跨越了国界。在韩国风险投资较为萧条时，joongdoug、jung&lee（1994）为了识别现有的风险投资评估指标中重要的投资标准，作者研究了现有风险投资的评估标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者的管理能力、融资能力、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产品或技术的优越性、原材料的可获得性、生产能力等六个因素在风险投资中较为重要。

（二）不同类型、不同阶段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体系研究

风险企业处在不同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不尽相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学者开始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风险企业进行研究。m.kakati（2003）针对高科技风险企业设置了38个评价指标，m.kakati教授把38个评价指标分为六类，分别为：企业家素质，组织资源能力，竞争战略，产品特征，市场特征，融资能力。研究表明企业家素质、组织资源的能力、竞争战略是企业生存能力和成就的关键性决定因素。chorev&anderson（2006）研究影响以色列高科技初创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发现在管理、客户关系、产品研发是比较重要的，然而通常所强调的经济政策、商业环境却不太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核心团队的创业态度和创业能力。

（三）高科技风险企业成功关键因素研究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投资决策的研究越来越细致，有学者开始研究影响高科技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关键因素无疑是做决策时的重要参考因素。创业企业通常以技术取胜，cohen&levinthal（1990）为缺乏技术优势，即便有外部网络资源和金融资本的支持，也难以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mcdougall、robinson& denisi（1992）认为新企业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就有获得成长的机会并相对竞争对手有进入市场的优势。hironori&sue（2002）研究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的认知和情感对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认知上的不一致的冲突有助于绩效的增加，但是组织内部私人之间的情感冲突则对合作绩效起着负作用。chen、zou&wang（2009）研究表明，技术能力、人际网络关系、金融资本是企业发展的三大引擎。

三、国内风险投资决策研究

管理学决策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包括存在先后顺序的三个阶段，即问题的识别与选择—决策分析过程—决策与实施方案，决策分析过程在整个决策问题中出于最重要的地位[3]。由于风险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而且投资资金有限，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项目需要谨慎筛选。如果风险投资家能在投资决策时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并正确分析评价和科学决策，那么就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国内学者对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投资影响因素和决策模型构建两个方面：

（一）风险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对风险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数是参考国外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形成决策指标体系。汤京华和王玉珍[4]分析美国、荷兰、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因素，结合国内实际，从产品差异度、市场吸引力、管理能力、经济绩效、环境影响等五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资金一直被视为企业运作的血脉，财务状况是企业运作效果的直观反映，客观、有效的财务记录能揭示公司运作的好坏情况。马扬等（1999）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增加财务状况等影响因素，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邹辉文等[5]通过对风险投资项目的投资政策和投资阶段的风险的分析，设置人员素质、市场前景、技术水平、财务状况、退出机制、社会环境等6个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建立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投资处在不同阶段、不同行业企业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彭卫民[6]研究高科技企业风险因素，认为高科技企业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管理能力因素、技术与产品因素、市场因素、退出及收获的可能性因素。风险投资既有高风险性，同时还存在高收益性，风险投资决策分析时不仅要考虑风险因素，还应考虑收益因素。liu et al.（2011）针对高科技初创企业风险建立了指标体系，经实证研究得到了17个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张春英和姜丹（2001）从风险和效益两个方面构建风险投资评估的多目标评估指标体系。钱水土和周春喜[7]从企业发展角度，引入成长风险和道德风险因素，分析成长过程和环境以及企业道德对投资者投资风险的影响。

（二）风险投资决策模型构建

风险投资决策分析过程中，充分预计到各种风险因素是关键，但识别到风险因素之后，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衡量风险与收益也至关重要。在国内的研究文献中，张春英和姜丹（2001）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的集值统计原理分别进行指标权数确定和专家打分的数学处理，建立了定量评估模型；王世良和王世波[8]利用ahp构建了一个具体的层次分析评价模型；魏星等（2004）[9]运用层次分析法求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并利用模糊数学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是一种比较简单实用的研究方法，但排列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时受人为的影响因素比较重，而且一致性检验难以通过，因此即便是同一套指标体系在不同的风险投资家所得出的结论也莫衷一是。针对上述弊端，王学军和郭亚军[10]运用序关系分析法（g1法）分析造成ahp判断矩阵不一致的原因，指出了g1法与构造判断矩阵的本质区别，解决了层次分析法的应用难题。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张丰和段玮婧[12]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风险投资评价决策程序中初步评价阶段的评价指标进行研究。孙晓梅[13]利用神经元网络建立投资决策模型，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已经被国外学者所证实，神经网络能弱化人的主观因素、降低人为因素在求权重中的影响。

四、对国内外风险投资决策研究基本评述

（一）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

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国外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决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①调查法，即采用对风险投资家面谈或填写调查表的方法，来总结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决策指标；②实证法，即采用对实践案例分析的方法，提炼总结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决策的指标；③理论法，即采用理论推导的方式来得出评估决策指标。国外现有相关文献中，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已经有了从实证到理论、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和更可操作性。

（二）国内文献研究内容有效性偏若

风险投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文献研究相比国外较为滞后[14]，因此国内研究文献多数借鉴国外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我国风险投资决策研究得到的结论缺乏检验论证，研究成果难以保证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总之，上述还处于定性研究阶段，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可操作性不强、难以量化[14]。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背景的创业企业风险因素不尽相同，国内现有文献研究的针对性较弱。

（三）国内文献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强

国内学者在研究投资决策方法时，普遍采取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德尔菲打分法及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对项目风险或投资收益进行评估。在使用这些方法求权重时，没有统一的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到的结论莫衷一是。

五、研究结论

针对以上国内学者的研究不足，拟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加强科学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投资影响环境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不一样、投资者风险偏好不一样，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不尽一致。因此，亟需根据我国的实践环境，研究符合我国投资实际的决策影响因素，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内在统一性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

（二）加强针对性研究，满足不同投资主体的需要。风险投资主要支持高技术风险企业的开拓与成长[1]，高新技术分布广泛，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风险不尽一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成果。因此，需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影响因素，加强研究的针对性。

（三）加强微观因素研究，检验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实际影响效果。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7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之一，已经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风险投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意识到风险投资对企业产品创新和业绩增长的重要性，并积极加以引导和推进。经过30多年发展，风险投资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方式，其投资总额和投资案例，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85年我国建立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来，到2014年有超过8 000家活跃机构从事风险投资活动，管理资本超过4万亿人民币，市场规模较30年前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投中集团CVSource数据库统计显示，2014年风险投资案例中有80%都伴随着风险投资管理人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可以推测，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科集团吴家明的研究报告印证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已经进入了“投后管理时代”，即风险投资通过积极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来提高其经营业绩，增加其企业价值，最终实现自身投资增值的目的。

面对实践中风险投资不断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这种行为的意义。以Lerner（1995）和Gompers（199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提高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而增加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在经营不善的时候，CEO更换的可能性更高，并且董事会的监督性更强（主要表现为董事人数增加）；而以Howorth等（2004）和Monks（2006）为代表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会追求自身的投资利益，不仅无益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改善，相反，还会与管理层“合谋”，共同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尽管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争论，但是Jensen（1989）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类“积极股东”，为了自身的投资利益，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治理活动），通过监督和约束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投资具有“外部性”，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改变了与他们具有一致利益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Hochberg（2012）认为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种调整组织结构的公司治理机制。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路径和结果，并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指出了风险投资治理被投资公司的能力和动机，并讨论了“股东积极主义”在其中的作用；第二，分析了风险投资通过股权和职权两种途径来发挥治理效应的方式；第三，从会计操纵、治理机构和机制以及代理问题三个方面，综述了已有文献存在的争议，进而探讨了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此外，本文也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出了风险投资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以期能够帮助未来的学者在本领域继续做出贡献。 二、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

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够成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风险投资的单次投资额较大，如果失败会损失巨大。Smith（1996）认为，机构投资者由于持股量大，很难在不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退出公司。所以他们有动机“用手投票”，通过《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力来抑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风险投资是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因此，他们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例如，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纷纷介入我国上市公司，要求更换管理人员，调整董事会结构。第二、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使其具有治理能力。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汇集了投资、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全面评估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行为，并设计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其与自身的利益相一致。同时，风险投资还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被投资公司融资、拓展市场、寻找低价供应商提供便利。第三，风险投资的投资模式决定其不得不进行公司治理。风险投资一般投资于未上市（Pre-IPO）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股权交易受到限制，如果风险投资不进行积极治理，一旦管理层发生“侵占”，那么风险投资就无法通过“退出”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只有依赖积极监督，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来约束管理层，促使其经营行为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 三、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

以往的研究显示，风险投资对被投资公司的治理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在实践中，公司引入风险投资一般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保持原所有人的股份数目不变，通过扩充股份的方式吸收风险资本；其二是保持股份总数不变，由某一原所有人（一般为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出让股份给风险投资。不论上述哪种情况，被投资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而风险投资正是在这变化的股权结构中要求自身的权力，进而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风险投资成为股东后，就变成了公司的委托人，他们有权利监督代理人――管理层的工作，并对其私利行为加以限制。另一种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会审查其财务报表、战略计划和投资方案，以使其管理层的经营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同时，风险投资也会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和专业知识为被投资公司提供增值服务，增加其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风险投资在董事会中的积极行为会改变被投资公司原有的决策机制，进而影响其公司治理模式。上述具有过程如图1所示。 四、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结果

理论研究对风险投资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价值认证和道德风险。价值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具有认证、监督的功能，可以提高对内部人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而道德风险理论则认为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无益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基于此种争论，本文以下部分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综述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结果：

1. 对会计操纵程度的影响。在认证理论下，风险投资会积极监督和激励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并降低外部投资者和内部人的利益冲突，因此坚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其会计操纵程度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高。例如，Ball和Shivakumar（2008）就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Morsfield和Tan（2006）以及Hochberg（2012）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以IPO为时间点，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操纵，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但是，道德风险理论不这么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风险投资具有“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其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建立声誉，有动机进行会计操纵，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调节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绩效，以便自己在退出时能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Chou等（2006）和胡志颖等（2012）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风险投资在IPO时和IPO后都有盈余管理行为。显然，这种行为会增加公司内外部投资者的冲突，不利于公司治理。

2. 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影响。在认证理论下，Hochberg（2012）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有更优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尤其在被投资公司IPO时，风险投资可以很好地监督管理层行为，向资本市场投放积极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降低IPO折价率。Lerner（1995）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在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可以优化其决策过程，并在CEO更替时，增加自身董事数量以增强监督力。Suchard（2009）也发现，在有风险投资的公司中，董事会独立性更强。而在道德风险理论下，Howorth等（2004）认为风险投资为了获得退出收益，有可能和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治理结构和机制。Monks（2006）同意此种观点，并提出风险投资的介入无益于公司治理的改善。此外，张学勇和廖理（2011）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外资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其治理结构要优于无外资背景的。王会娟和张然（2012）也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包括风险投资）有外资背景，其治理结果更好（表现为管理层薪酬契约更具敏感性）。由于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存续时间更长、实力更强、经验更丰富，因此，可以推测成熟风险投资机构更重视被投资公司的治理状况。

3. 对代理问题的影响。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降低被投资公司的代理成本，缓和委托代理矛盾。王会娟等（2014）提出，风险投资能够影响被投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体表现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而且现金股利支付率更高。由于现金股利的支付更能体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的介入有利于减轻代理问题。冯慧群（201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其提出风险投资能够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两类代理成本，有效地抑制管理层“侵占”和控股股东“剥夺”，优化委托代理问题。而道德风险理论却认为风险投资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代理问题，增加代理成本。Lee和Wahal（2004）提出，风险投资为了帮助支持的公司尽快实现IPO，会美化其经营绩效，以博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这样就损害了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了代理矛盾。杨其静等（2015）也提出，风险投资的参与既没有帮助被投资公司提高经营绩效，增加投资者的利益，也没有对其进行监督，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这样，风险投资的存在就无益于代理矛盾的缓和。

综上，可以看出，已有的文献在风险投资治理结果上存在分歧，而Chahine等（2007）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不同，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和法律条件下才能发挥治理效应，因此，在我国，风险投资要进行公司治理，还有赖于政府在金融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和推进。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实践中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对其产生的原因、作用的路径和结果进行了综述，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风险投资是“积极股东”，为了保证自身的投资收益，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介入被投资公司的治理事务，监督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第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另一条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第三，学术界对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存在争议，但是一致认可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改变被投资公司的会计操纵程度、治理结构和机制以及代理矛盾。

面对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学术界应该在以下方面加以研究：

1. 探索国企混改中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2013年，国家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尤其在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中引入非国有资本。在政策引导下，国有企业率先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这极大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巨头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企混改的先锋。风险投资参与国企混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其一，风险投资作为带资源的资本，可以通过强大的资本运营能力、广泛的信息渠道和社会资源，给国有企业带来机制上的革新、治理上的提高，弥补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激励机制、市场敏感性等方面的短板；其二，风险投资会通过资本市场的竞争价格来进入国有企业，避免了上一次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贱卖”的问题。鉴于风险投资在国企混改中的优势，要想使其进一步发挥治理效应，国家必须做好政策层面的建设，增加国有资产定价机制的透明性，保证风险投资在进入后拥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打消风险投资的顾虑，积极参与国企混改。

2. 探索注册制下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2014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2015年，注册制以授权国务院的形式出现，其速度超过市场预期，这为风险投资行业带来了重大利好。由于风险投资进入创业企业后一个重要的退出途径就是IPO，而核准制下我国IPO资源又是稀缺的，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显然，注册制的实行扩大了IPO资源，顺畅了风险投资的退出道路，可以极大地促进风险投资的成长。在注册制下，风险投资会出现两极分化，一些具有战略眼光，能够带来增值服务的机构会得到巨大的投资收益，因为其投资的公司价值高，能够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而一些错判形势，不能推进所投公司价值增值的机构就会投资失败，面临淘汰的局面。如何提高被投资公司的价值？公司治理是关键！风险投资只有严格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使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才能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为其提供增值服务，进而提高其经营业绩和公司价值。因此，注册制下，风险投资必须要治理、会治理、能治理，才能保证投资收益。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8

【关键词】证券投资 风险把控 统计方法 应用

一、引言

证券投资是狭义的投资，是指企业或个人购买有价证券，借以获得收益的行为。在证券投资过程中，如何做到最大限度的认识、计量和规避风险一直是证券投资行业永恒的研究课题。统计方法作为经过多少年来不断印证和完善的实用理论，已逐渐被应用于各行各业。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用数字来说话，是避免证券投资中拍脑袋做决策的有效辅助工具。

（一）证券投资风险的相关概念

1.证券投资风险的定义及特点。证券投资风险指因未来的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而未来带来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不仅包含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直接损失，还包括可能带来的相对损失以及潜在损失。

而证券投资风险通常表现出一下几点常见的特性：

a.普遍性和客观性。即证券投资风险是伴随着投资活动客观普遍存在的。

b.偶然性和必然性。即证券投资风险存在着大量风险发生的必然性，与某具体风险发生的偶然情况。

c.可变性。即证券投资风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投资活动进行有可能风险会转移、缩小或扩大。

d.多样性。即证券投资风险随着各式各样投资活动的进行常伴随着多变的风险。

e.可防范性。即尽管证券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又带有不确定性，甚至达到一定程度后更具危害性，但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来防范和规避证券投资风险，尽可能避免或减小风险带来的损失和危害。

2.证券投资风险的分类。不同的维度，证券投资风险可以分为多种。根据导致证券投资风险的原因是否与投资活动相关，可将风险分为经济证券投资风险和心理证券投资风险。证券投资所要考虑的风险主要是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来源于证券发行主体的变现风险、违约风险以及证券市场的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等。

根据风险的性质是否关系全局由共同因素导致，我们可将证券投资风险分为系统性证券投资风险和非系统性证券投资风险。证券投资的总风险即为系统性证券投资风险和非系统性证券投资风险的总和。其中，系统性证券投资风险是由某种全性活同性因素引起的收益降低或产生预期投资损失的可能性。由于该种风险难以通过不同证券组合等方式进行回避和消除，因而又称为不可分散风险活不可回避风险。如，通货膨胀或者政府政策带来的市场风险，信贷利率风险等都属于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证券投资风险就与系统性证券投资风险相对应。非系统性证券投资风险则多是由于投资公司自身等某种个别原因导致的收益降低或产生预期投资损失的可能性。这类风险主要表现出个别性、具体性和突发性等，可能是一个独特事件，但又关系证券投资活动的成败。但由于这种风险通常是个别因素导致，通常及时排查可以避免。因而非系统证券投资风险又称之为可分散或可回避风险。

二、如何在证券投资风险管理中应用统计方法

（一）量化统计在证券投资风险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统计科学中量化理论研究结果的不断深化，与此同时，Markowitz的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在实际证券投资活动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理论也逐渐完善起来。时至今日，Markowitz的证券投资组合理论随着实例中验证加之投资者对防范投资风险意识的加强已经成为现代证券投资风险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具。后又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运用比较、数量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等方法，对证券投资风险进行了量化研究。实践证明，虽然主要运用于指导决策的手段偏好于个人投资，但通过组合理论和其他技术分析进行量化的统计工具逐渐被认同，逐渐变为理性投资规避风险的一般常用形式。定量统计对于证券投资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依赖关系进行了梳理，也巩固了证券投资决策和管理的壁垒。处理好各种投资活动和行为中潜在的风险对于活动的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均值-方差模型应用于证券投资风险管理

除定量分析外，根据常见的证券投资活动又结合统计分析方法逐渐演变出了一些特定的实用模型。均值-方差模型便是其中之一。均值-方差模型主要适合于投资者根据证券的期望收益率估测证券组合风险，投资者仅依靠证券的风险和收益来做决策，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相应区间风险最小化的投资活动中。

该模型不仅适用于散户，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适用于大规模的投资决策，尤其是投资基金决策时。

该模型的意义就在于在满足预期收益率情况下，使得组合证券投资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随着参与投资证券活动种类的增多，组合证券投资的优势也随之凸显，证券投资风险也就越来越小。

（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应用于证券投资风险管理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也是有特定适用类型的一种统计方法与证券投资风险管理相结合的实际应用模型。该种模型适用于投资者较多，且都支持一个相同周期投资项目，且只关心本项投资活动计划周期内的收益情况，同时投资者只能公开交易，市场环境无摩擦的投资情况下。

该种定价模型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根据分析的结果区分证券类型，从而采取相应行动。当为进攻型证券时，系统风险高，但市场证券组合收益率呈现快升快降形势。因此，当市场看涨时要买入。当为防御型证券时，系统风险虽然低，但收益率也呈现慢升慢降形势。因此，当市场看跌时要买入。当系统风险等同于市场风险时，则购入证券涨势与市场趋势一致，需要根据市场情况行动。

无论哪种统计分析方法，共同目的只有一个即帮助投资人认清证券投资的风险，正确的评估当前投资行为的风险水平，及时采取相应的规避风险行动，从而确保投资活动的收益。

三、结语

总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证券投资行业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证券投资在我国的经济影响中也起了相当显著的作用。加之，证券投资行业高收益和高风险的行业特点，证券投资行业从业人员应当时刻树立风险意识，并研究和做好实时风险管理，及时规避重大风险，做到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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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周睿.统计方法在证券投资分析中的应用[J].东方企业文化，2011，2.

[4]周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风格分类研究[D].南京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