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范文

河洛文化篇1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180-03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f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史记・秦本纪》又称颛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g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耒、耜、、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k,鸟形k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p。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⑤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河洛文化篇2

脱胎于洛阳琴书的河洛大鼓，较之“母体”优越处有几点：首先是唱腔质朴流畅，清新明快。既便于叙事，又宜于抒情，胜于琴书的一唱三叹、字少腔多和过于低沉冗赘；其次，河洛大鼓革除了琴书长期以来艺人闭目坐唱的呆板形式，演唱者站立表演，一手击鼓，一手打板，速度变化由演唱者通过击鼓和打板来掌握，同时，通过表情和形体动作来辅助说唱，刻画人物；再次，咚咚作响的书鼓和清脆嘹亮的钢板，在响度、力度和速度方面，极大地活跃了书场气氛，烘托了故事情节，令人精神振奋。

琴书以唱为主，极少有道白，“进戏”慢，一味地吟唱亦令人感到单调乏味；而河洛大鼓的音乐唱腔更大众化，易学易唱。大量地加进了道白，既便于叙事，演员们土腔土调的叙讲也使群众感到自然亲切；还有，在演唱书目方面，琴书因于陈规，多唱小段短篇，且多为讲述才子佳人、儿女情长之缠绵故事，而河洛大鼓脱胎伊始，便大量地演唱公案书、武侠书和袍带书，如段炎之《施公案》、《双打擂》；胡南方之《大红袍》、《小八义》；吕禄之《红风传》、《打严嵩》；高廷章之《彭公案》、《刘公案》等等。这些描述风云际会、金戈铁马，赞颂拔刀英雄，耿直义士的书目，更符合广大群众的欣赏口味。

凭上述优势，河洛大鼓很快便取代了洛阳琴书的地位和作用，迅速在伊、洛河两岸流传发展开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主要文娱活动形式。从艺人员也迅速增加，在豫西地区几乎每县都有10多班以至20多班演唱组织，从艺人员有五、六十人之多。有不少家庭兄弟数人、祖孙三代都演唱河洛大鼓。解放后至前，除众多的演出班组外，几乎县县有专业曲艺队，而曲艺人员演出的主要形式就是河洛大鼓。自1985年至2004年，洛阳先后举办了11届河洛大鼓书会，书会会期在5月，每期来自各县的艺人有40至50名，他们一方面免费为群众演唱，一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切磋技艺、取长补短。书会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河洛大鼓的提高、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河洛大鼓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二、三人伴奏。伴奏乐器除书鼓、角鼓、扬琴外，兼用铰子、檀板、三弦、二胡、琵琶、笛子、坠胡等。初期大多演唱长篇，也有演唱短篇的。如：《刘公案》、《响马传》、《水浒传》、《薛仁贵征西》、《五色云》、《交趾罗》、《小黑驴》、《张廷秀私访》、《打慢船》、《金钱记》，以及“三国段子”《草船借箭》、《赵云截江》、《舌战群儒》和“西游记段子”《大闹天宫》、《高老庄招亲》、《武松赶会》等曲目。现代题材曲目大多为短篇。

河洛大鼓的音乐有独特的风格，唱腔热情洒脱，既能发挥音乐的歌唱性和抒情性，又能表现出说唱音乐的叙事性。其唱腔音乐属于板腔体，以[平板]为基本板式，其它的板式在[平板]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根据故事情节的不同分别使用不同的板式，如伤感时唱[悲平板]、情绪激昂时唱[飞板]。另外，还根据不同的句式结构采用相应的变化板式，如[五字垛]、[三字嘣]等。[马趟子]则用于描写浩浩荡荡的官兵出征的气势，颇有神韵。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时用“滚口白”诉说。河洛大鼓的音乐以五声宫调为主。偏音仅作为经过音或辅助音使用。在[马趟子]、[小数板]中时而用到清角（即“4”音），此时主要是运用移宫泛调的手法，临时离调到下方五度调上，以增加调性色彩的对比，推动音乐的发展。

河洛大鼓的音乐唱腔以级进和同音反复为主，以四五度跳进为辅。小六度滑跳为点缀，构成独特的旋律特点。最有特点的是击打乐器钢牙板的不同演奏方法，使音乐风格催人奋进，慷慨激昂。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洛阳市有关部门对河洛大鼓进行了发掘和收集整理，但仍然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1.曲艺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革，审美需求随之提高，对曲艺的兴趣愈来愈淡。

2.师承艺人愈来愈少。一些颇有造诣的老艺人相继谢世或年事已高，而年青的艺人在技艺上能够独树一帜，在其行当中享有威望的极少。

3.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投入和扶持。

河洛文化篇3

一、生态环境对河洛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优势是河洛文化形成的基础性成因。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中原”和“黄河”是“天时”与“地利”的完美阐释。夏、商、周等13朝都曾定都洛阳并非偶然和随机，而首先是生态环境的优越性成就了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时期，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显性而直接，所谓“靠天吃饭”表达的就是早期先民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人类对于自然条件的选择也成为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先决条件。“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年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肥沃的土壤、充裕的水源、适宜的气候等物质资料为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尤其是在古代农耕社会里，“农业兴则国兴，农业亡则国亡”更凸显出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性。

（一）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风水”优势促进了古国都文化的形成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先秦时期是生态环境最理想的地区，其森林资源丰富，生物种类繁多，水资源充沛，美丽宜人的生态环境成就了“风水宝地”。在神话“创世说”里，造人造世者总是先创造出自然生态条件，再创造人。人只有在和自然的互动中经历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之后才能选择出更好的自然环境，总结出更多的自然规律。在人类的认知能力尚不能科学解释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时期，人们往往把对地理环境和国都的选择依据定位在“风水”上，借助鬼神，通过占卜等方式来选择地理位置。如周公认为爆发叛乱的原因是周朝的首都太偏于西部，只有重新营建东都于洛阳才能改变国运。“他派人准备各种材料，上山去采石头，到森林里去砍伐木头，还指派工匠烧制大量陶瓦”，从表面上看，“风水”是一种玄学，缺乏科学理性，但事实上，它的研究对象是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生的愿景，相信“国有国运，城有城运”的早期“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等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二）以“居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促进根文化的形成

河洛文化是一种区域性文化，河洛地区指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35°、东经110°～114°之间的地区。其中心洛阳市位于地处东经111.8°～112.59°、北纬33.35°～35.05°之间，位处亚欧大陆桥东段，横跨黄河中游南北两岸，位于暖温带南缘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带，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约15℃，极端最高气温40.4℃，极端最低气温20.2℃，降雨量约630毫米，地理位置、水资源、气候等条件彰显出适合人类居住的“九州之腹地”优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优越的生态区域优势造就了伟大的河洛文化。

（三）以“生态宜居”的优势成就现代旅游文化

拥有地理环境优越性的古代洛阳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有着“千年，牡丹花城”美誉的新洛阳，打造“生态宜居”城市是洛阳的发展战略。在经历了古代早期、汉唐兴盛时期、新中国成立早期的时代跨越后，人们更加注重发展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生态环境标志意义的牡丹是大自然对洛阳的馈赠，也是生态环境良好的风向标。现代洛阳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城市建设更加突出生态布局和感官效果，“生态长廊”、绿地建设、“河洛文化节”“生态农业旅游”等举措，既是文化游也是生态游，使洛阳成为具有浓郁河洛文化气息的现代化生态旅游都市。

二、构建河洛生态环境支撑力的基础

支撑力本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是一种强作用力。笔者这里的生态环境支撑力主要是指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生态文明为价值诉求、以综合体系合力为支撑的作用力，意在强调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强大影响力量。河洛文化所倚重的生态环境支撑力有着交叉综合的科学基础和生态文明价值观基础。

（一）科学基础

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是直接的学科基础。20世纪中后期，人类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生态学对创造和保持人类高度文明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类应该把自身放在生态系统之中来看待人在生态系统和整个生态圈中的地位与作用，生态学由此成了一门伦理科学，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之一，和环境伦理学一道成为国家和政府指导有关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理论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夯实了科学基础，河洛地区的古代科技发明，如浑天仪和地动仪以革命性的意义将人类认识和解决天文地理的进程推向了新的高度，使生态环境支撑力更强。环境史研究丰富了学科基础，它伴随着当代绿色环保运动而兴起，并于最近十多年成为热点研究，它从全球文明史的大视野中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并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基于对全球环境生态危机的现实关怀，为生态文明和人类文明提供了科学支撑。

（二）价值基础

生态文明价值观是生态环境支撑力的价值基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崭新形态，它的价值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构建先进的生态伦理、完善的生态制度、发达的生态经济、良好的生态人居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等，是生态环境支撑力的体系范畴。只有确立起生态文明意识，建立合理的生态运行机制，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实施文明的生态行为，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价值也才能得到本质实现。

人类在自然中的探寻本质上是在探寻当下的自己，当人类站在人类与自然双重的意义上去思考和解决当下的环境问题时，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哲学的生态向度和价值论的现实关照。生态文明是生态意识、生态制度和生态行为的辩证统一，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本质上也是价值实现的过程。

三、生态环境支撑力对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作用

（一）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

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既响应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与号召，也是河洛地区建设现代化和谐社会的一大着力点。尽管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已初见成效，河洛文化研究热度持续上升，河洛文化研究机构在高校和科研单位落脚，以旅游为驱动力的硬、软件建设有序进行，如洛阳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主题公园建设等。但是，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空间还有待深化拓展。

1.加大华夏寻根文化的内涵建设。内涵主要是指气质、个性、精神等被我们用情感的概念创作出来的一切属性之和，即精神内质，而不是实物载体。祭祖大典和建立商会是开发和利用河洛根文化的常见方式，但目前仍停留在“小众”范围内，且形式化大过文化内涵本身。“碎片化”是大数据时代的重要特征，家国情怀容易被稀释，加上因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而累积起来的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根文化的消解，只有把河洛文化的精气神通过人文的、地理的、环境的现实关照表达出来，把河洛地区的区域特色变成“万有引力”，不断丰富华夏根文化的内涵，才能体现出河洛文化魅力的真正所在。

2.提高客家文化对河洛文化的反哺作用。诞生于中原文化母体的客家文化成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移民大军”， 母体丰润而强健的基因给予了客家人几千年来“生命不竭”的底气，也形成了“爱种爱家、同仇敌忾”的客家心理和“尊祖爱贤”的客家文化，这是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间永远割裂不开的精神纽带。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兼收并蓄，从而使客家文化变得丰富有力，完全有能力推动中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客家文化对河洛文化的“反哺” 作用，使河洛文化与世界接轨，无疑是对河洛文化资源的有力开发与有效利用。

3.资源整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质是如何实现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手捧“金饭碗”收取门票费用，而不注重本地“捧碗人”和外来者所进入的文化遗址、景点、区域等所在的生态环境吸引力，是现代人逐步疏远古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开发和利用河洛文化资源是一项系统而长远的大视野、大工程和大事业，应将生态文明、公共文化事业、文化遗产以及现代传媒手段整合起来，用系统思维和方法走“一面”“一带”道路，实现文物保护、文化产业和城市发展共赢的局面。

（二）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契机

1.文化底蕴深厚，“基座”稳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底蕴深厚，为当代的生态保护以及“美丽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将生态文明置于“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遵循“六个坚持”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更加突出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为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稳固了基础。

2.“内功”招式增多，效果显著。就“见多方能识广”的文化传承而言，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视觉与感官并举的事物，现代人在领略河洛文化思想精华的同时，也要有视觉和触觉的直观感受。在发挥内因的策略上，现代旅游业是其主要开发和利用手段，近几年，洛阳实施了50个重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开展大遗址保护工作，发挥牡丹花的文化产业效应等，多措并举，取得了显著成效，洛阳的城市知名度享誉盛赞，旅游城市名片打上了浓厚的文化烙印，人们对于洛阳作为文化历史名城的记忆逐步在超越对牡丹花和龙门石窟等具体景点的旅游观光。

3.“外力”来源广泛，合力渐长。以班超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东方起点、隋唐大运河中心为代表的丝路运河文化即“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原崛起”、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国家政策支持，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交通枢纽的便利等外在合力势必将洛阳与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抓住时代契机，广泛利用外力条件，增强自身的内力，形成强势合力，为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供更大的舞台和更广的途径。

（三）生态环境对河洛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支撑力作用

在反观人与自然关系以及河洛文化被日益重视的今天，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大小强弱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对于生态文明的“内功”和外在动力的综合反映。生态环境对于文明盛衰程度的影响力和支撑作用不容小觑，具体表现在：

1.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供思想前提。生态环境的优劣既关系到人类生存的质量，也对文化、文明的繁荣与衰亡产生巨大的影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自古有着浓厚的环境保护意识，主张仁民爱物，对自然万物也要“仁爱”，主张敬天畏地，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先祖们总结农、林、牧、副、渔、药业等经验并逐步升华到“天人合一”的思想高度，既让人懂得了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关系，也为现代社会和当代人提供了价值尺度。

2.环境保护成果支撑代际公平。暖湿气候对黄河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历史上由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迁徙”而引发的战争，割据之间的相互争斗，无一不对当时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然而，河洛地区“有山做屏障、有水兴生活、有地养人畜”的生态环境优势为繁荣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生态保护成果从伏羲发现“河图”与“洛书”“洛阳纸贵”“洛阳牡丹”、儒、佛、道在洛阳的发展等描述中表现出来，这都是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子孙后代的馈赠，让今天的河洛人享受到生态环境支撑力所给予的公平。

3.生态支撑力保证了生态修复力的可持续性。身为古国都的洛阳，背负着复杂的政治命运，盛世时，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文明得到发展，乱世则反之。生态环境的命运在政治需要和战争、斗争中跌宕起伏。东汉诗人王粲在《七哀》诗里描写的“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情景就是京都洛阳被凉州军洗劫一空的惨状，房屋、庙宇、宫殿、物资等尽毁，生态环境也因战乱而遭到极大破坏。然而，自然界顽强的生态修复能力和承载力一次次为后来的社会发展提供条件，如武则天时期洛阳发达的旅游业，显示出生态环境对洛阳城市旅游的支撑作用，历史上的洛阳多次成为国际化都市。环境史随同社会历史变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保证了河洛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资助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15JD710047）、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河南省生态城镇化建设与政府生态支撑力研究”（1221102310662）的阶段性成果】

河洛文化篇4

摘要：洛阳运河遗产廊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现代价值，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如运河遗迹、风俗人情、历史文化等。运河遗产廊道景观的开发利用要把握几个原则：特色定位；旅游开发与生态资源保护相结合；市场化与企业化运作相结合；多层次、多样化开发旅游产品等。本文立足洛阳的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阐释了运河遗产廊道景观的开发利用，如构建主题公园、建立文化活动场馆、开展各类水上娱乐活动等。以期用现代化的包装设计，推动洛阳文化遗产的传承开发，为地方经济做贡献。

关键词：一带一路；洛阳；运河遗产廊道；开发利用

一、洛阳运河遗产廊道的价值与文化资源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运河工程分为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共四段，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一伟大工程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都有重要意义。

（一）洛阳运河遗产廊道的价值

1.历史价值

从历史上讲，运河的开凿对于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如洛阳、开封、商丘等，这些城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大运河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如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大运河的中心的洛阳，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团和商队，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隋唐大运河还为元代的京杭大运河打下了坚实基础，不少河段在元明清三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当今价值

（1）复兴运河城市的历史文化。洛阳的历史名城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历史悠久的遗址古迹、丰富多样的人文活动（如民风民俗、地方戏曲歌舞等文艺形式）、引人入胜的传统科学艺术，对这些内容加以挖掘、整理、打造，是申遗成功后大势所趋。（2）保护生态环境。大运河贯通南北，沟通五大水系流域，目前还担当着南水北调的重任，大运河对水土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3）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隋唐大运河文化符号的城市，整理开发运河文化遗产，让那些已埋没的遗迹、文化，再现昔日容颜，吸引游客观光旅游，是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洛阳运河遗产廊道的资源

洛阳运河遗产廊道有丰富的资源，如运河遗存、传统民俗与工艺、历史文化资源等。

宋代以后洛阳逐渐失去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但隋唐大运河的遗存、历史文化历经沧桑却得以保留。主要有：1.运河遗存。通济渠洛阳段（即洛河）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中叶，其遗存如通济渠、含嘉仓、回洛仓、天津桥、南关码头、山陕会馆等，让我们有机会一睹昔日运河的风采。其中，洛仓遗址、含嘉仓遗址160号仓窖遗址等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传统民俗与工艺。洛阳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就有河洛大鼓、洛阳宫灯、洛阳水席、关公信俗、唐三彩、洛阳牡丹花会等，仅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就促进了牡丹产业的发展，为洛阳的腾飞做出了很大贡献。3.历史资源。洛阳是千年帝都，华夏圣城，文明之源，丝路起点，运河中枢，牡丹花都，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洛阳密切相关。从洛阳一地就可看出，河洛地区运河遗产廊道资源丰富，是旅游开发和经济建设的文化保障。

二、洛阳运河遗产廊道景观构建原则

洛阳运河遗产廊道景观构造，要注意几个方面：

（一）特色定位、主题鲜明

当前，旅游市场上的旅游产品日益丰富，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旅游者的旅行经验也日益丰富。在此情况下，特色成为旅游产品生命力之所在。要在旅游项目设计中注入和提升历史文化因素，突出旅游产品的垄断性和独有性。如洛阳就要把“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丝路起点”作为城市品牌，彰显独特的人文价值。

（二）旅游开发与生态资源保护并重

在当今钢筋水泥建筑林立、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生态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发展的主流趋势。运河沿岸自然风光优美，是人们休闲度假的上上之选。保护好运河的生态资源、生态环境，运河遗产廊道的旅游开发才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要积极开发自然生态型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迎合旅游者越来越高的生态环境要求，进而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旅游产品开发中贯彻绿色化、生态化理念，推广并普及绿色旅游、绿色饮食、绿色酒店、绿色装修、绿色消费等，使旅游者身心得以放松，从而促进运河旅游的发展。

（三）市场化与企业化运作相结合

旅游业发展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其产品开发就必须牢固树立市场化理念，以旅游市场需求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出发点。旅游产品的开发不仅要立足本身资源，更要着眼与市场的需求。要在市场调研与分析基础上，进行科学定位，确定目标市场的主体和重点，并针对市场需求，对各类预设产品进行筛选、加工或再造，从而设计、开发和组合成适销对路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如开发哪些重点产品或项目，重点策划哪些活动、打造哪些品牌，树立什么样的旅游形象等，由此完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核心内容。

旅游企业是旅游产品开发工作的主体，必须树立旅游产品企业化开发理念。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项目和产品时，会以盈利为目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规划设计旅游产品、旅游项目，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吸引游客的目光，而这些是保证旅游产品开发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四）多层次、多样化开发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可以划分为基础型产品、提高型产品和发展型产品三个层次:1.基础层次：为陈列式观览。内容为自然与人文景观，属于最基本的旅游形式，是旅游规模与特色的基础。2.提高层次：为表演式展示。内容为民俗风情与购物，满足旅游者由静到动的多样化心理需求，通过旅游文化内涵的动态展示，吸引旅游者消费向纵深发展。3.发展层次：为参与式互动。内容为亲身体验与娱乐，满足旅游者自主择项、投身其中的个性需求，是形成旅游品牌特色与吸引旅游者持久重复消费的重要方面。

因为旅游者需求（如年龄、收入、职业、偏好、学历等）的差异，旅游消费也越来越多样化。旅游产品既要有“观光型产品”这样的基础层次，也要有“表演式、参与式、体验式旅游产品”这样的提高层次和发展层次，还要有高、中、低档不同消费档次，通过多样化、多功能、多档次的旅游产品，全面提升旅游收益。

  三、运河遗产廊道的景观打造方法

  运河遗产廊道的景观打造，可以依托运河的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从构建主题公园、建立文化活动场馆、开展各类水上娱乐活动等几方面入手。

（一）建立主题公园

可以沿洛河建立各种主题公园，如特色花卉主题公园、运河遗址公园、历史文化公园、民俗风情园等，宣传运河文明和历史文化。

1.特色花卉主题公园

花卉主题公园可以怡情养性，是深受人们欢迎的休闲方式，各地可以建立特色花卉公园，如洛阳以牡丹闻名天下，可以建造牡丹主题公园。洛阳牡丹栽培始于隋，鼎盛于唐，宋时甲于天下。洛阳牡丹花会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知名度。牡丹主题公园内应广植各类牡丹，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让游客在夏秋冬三季也可看到牡丹，避免错过花期的遗憾。牡丹主题公园应设有供人拍照的和牡丹相关的雕塑，雕塑的内容可以是民间传说，也可以是小说故事，可以以风骨气节为题，可以以爱情为题，增强牡丹观赏的文化性。公园内应精选有关牡丹的诗文，体现国人对牡丹的喜爱。园区内还应有以牡丹为主题的文艺演出，如《丝路花开》等，让游客劳逸结合，在欣赏歌舞的同时再次加强对牡丹文化的认知。此外园区内可设置牡丹纪念品，如牡丹瓷、牡丹食品、牡丹饰品等，满足游客的消费需要。

2.运河遗址公园

运河遗址公园是人们吊古思今和展示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遗址公园可精选地址，如洛阳可以建在天津桥附近，因为天津桥曾是是隋唐大运河地标性建筑。遗址公园设计思路如下：（1）对遗址进行保护和展示。如建设天津桥遗址水上保护展厅；恢复天津桥的历史面貌。让游客在桥上可以观光、购物、品尝美食等。（2）4D电影展示繁华历史。洛阳可以再现隋唐时期商业的繁荣和中外文化的交融，让游客穿越历史时空，梦回大唐盛世。（3）建造拍照景点。如建造西域商人铜雕、遣唐使铜雕等反映隋唐时期洛阳的兴盛；用古船的形象表现隋唐时期洛阳城水运交通的发达等，凸显运河的历史作用。

3.历史文化公园

历史文化公园主要展示洛阳厚重的文化底蕴，可以设计如下内容：（1）建立成语典故公园。洛阳是千年帝都，成语典故俯拾皆是，它们是洛阳历史的缩影，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宝库。（2）建立洛阳历史名人雕塑园。    洛阳自古名人辈出，通过历代名人雕塑，展现洛阳辉煌的历史，激励后人为社会做出贡献。名人雕塑可以分为文化根脉区雕塑、文学名人雕塑、科技名人雕塑、政治名人雕塑、道德教育名人雕塑等类别。

历史文化公园策划思路如下：（1）按朝代分段展示。采用仿古建筑，按历史年代分段展示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便于游客记忆。（2）精选故事与人物。择其精华、诠释内涵、赋于新意，通过碑刻、壁画、园雕等艺术手法，配以小桥流水、亭台楼榭，使其具有艺术性、可观赏性。（3）注重娱乐和体验。可将故事性、趣味性强的历史故事，白天可以安排话剧演出；晚上可以依托运河廊道安排水幕演出。演出时可以让游客作为群众演员一起参演，甚至不必拘泥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如玄奘是洛阳人，他的故事可以根据《西游记》加以杜撰，相信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比真实的历史故事更受游客欢迎。体验式演出一定会给游客留下独特深刻的记忆。

4.民俗风情园

民俗风情园主要展示洛阳丰富的民俗文化，如传统体育游戏、武术、节庆民俗表演等。

传统体育游戏如抽陀螺、弹弓、老鹰捉小鸡、跳绳、抓子儿、滚铁环、跳马、跳方格等。体育游戏可以用雕塑的形式凝固下来，便于拍照；也可以提供实物，让游客在玩中获得运动的喜悦。为了提高兴趣，还可以组织游客比赛，给与奖励。

洛阳节庆民俗表演很多，如河洛大鼓、跑旱船、抬花轿、骑毛驴、大里王狮舞、曹屯排鼓等。表演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精选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形式新颖，生动活泼，恰当融入流行时尚因素，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3）加强互动，让游客参与节目演出，体验民俗表演的魅力。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群的青睐。仅洛阳知名的武术就有宋氏通背拳、心意六合拳、南无拳等。武术表演应该组建集武术、灯光、音乐为一体的演出团队,以策划及承接大型武术演出活动。通过表演，打响地区武术知名度，成为另一张城市名片。

（二）建立文化活动场馆

文化活动场馆不仅要向游人介绍当地的历史文化，更要注重体验与游乐，要玩中长知。本着这一目的，可设置以下项目：

1.设置“穿越时空”游乐项目

“穿越时空”项目的目的在于让游客在玩中了解洛阳的历史文化。如洛阳可以建立悬空式球幕影院，倾力打造电影场景，形成极具震撼力、冲击力和视听享受的效果。在巨型球幕的包围下，在奇幻的座椅升腾中，游客将插上翅膀，像飞翔的神鹰般穿越洛阳历史时空，从河图洛书、到夏都斟鄩、商都西毫、周代的洛邑、汉魏古城、隋唐洛阳城……亲历酣畅淋漓的飞翔与尖叫，畅享痛快至极的玩乐与释放，观众在看电影的同时会了解洛阳为何是“千年帝都，文明之源”。

2.设立手工制作创意园

洛阳唐三彩烧制技艺、洛阳宫灯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黄河澄泥砚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普通人来说，它们一向高高在上，遥远而神秘。它们是如何制作的？我能不能亲身体验制作过程？大概是很多人都渴望的事情。

游客如能自己参与制作、雕刻，比买工艺品更有成就感。创意园的环境要精心装饰，安静舒适，使游客既能玩制作也能坐下歇歇，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在放松解压的同时，还能加深亲情友情，体会创造的乐趣。

3.打造歌舞盛会

旅游不仅要有自然风光，游客的体验式娱乐，还要有视觉盛宴，有大型表演观看。如洛阳历史资源丰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可以抓住这一优势打造一台歌舞盛会。比如说“武皇十万宫廷乐”，为唐代的武则天时期的汉族乐舞，曲内容主要是歌颂太平盛世、赞美大好河山等，可以对其挖掘整理，反映丝绸之路上的盛世景象。此外，还可以设计“礼乐周公”、“忠义关公”、“隋唐百戏”等的演出。

（三）建立水上娱乐项目

人类活动与水息息相关，水带给万物生命和快乐，水上娱乐项目在旅游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湿地生态游。湿地可以保护改善环境，被称作“地球之肾”，是重要的生态系统。湿地拥有众多野生动植物资源，也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湿地生态游要将自然风光、人工建筑风光、娱乐科普结合起来。可以设置水上垂钓、水边烧烤、自行车观光、湿地科普馆等项目，但不管哪种，务必以保护湿地环境为前提。

2.画舫昼夜游。画舫昼夜游应以欣赏沿河风光为主，顺便加入文化因素。运河遗产廊道要打造一段观光河段，这一河段要恢复古风古貌，使人能够遥想九朝古都洛阳昔时城郭巍峨、宫阙壮丽的画面。要让游客在古色古香的河道上观水、赏景，体会清幽、静谧、闲适的古城风情。

3.画舫表演。游客囿于地域、知识的局限，对其它城市的河流知之甚少，比如洛河，周公曾在洛水之滨举办过“洛水流觞”、曹植曾在此写下千古名赋《洛神赋》，隋炀帝的龙舟曾在此处流连忘返，白居易等诸多历史名人于上巳节这天曾在这里诗文唱和等等。洛阳可以依托这些文化资源，进行艺术创作，举办画舫表演，带给游客视听盛宴，让他们了解、传播当地的历史文化。

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运河遗产廊道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重新思考如何把河洛地区悠久的历史文明与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用现代化的包装设计，推动河洛地区文化遗产的传承，提高它的知名度，并让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河洛地区资源丰富，要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把悠久的运河文化用现代化的设计加以展示，推动河洛文化遗产的传承开发，为地方经济做贡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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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阮仪三.价值评估、文化线路和大运河保护[J].中国名城,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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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孝廉.隋通济渠与东都洛阳城布局[J].华夏考古,2009(3)．

河洛文化篇5

河洛地区洛阳经歌洛阳文化世俗化民歌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以及黄河与洛河交汇的河洛地区，是洛阳传统民间音乐资源荟萃之地。其中广泛流传于河洛地区的经歌，以独特的音乐特征和文化内涵成为洛阳民间音乐种类之一。本文是在以洛阳关林镇、龙门附近一带地区为中心，遍及洛阳所辖各县采风后，在收集其经歌基础上，将洛阳经歌的音乐特征作为切入点，对河洛地区洛阳经歌进行具体的本体研究和分析。

一、洛阳经歌的生存根基

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洛阳文化，是指以黄河与洛河交汇处和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这一地区不仅正处于人们常说的与文明起源有缘分的北纬34℃半，同时也为洛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大面积的洛阳王湾遗址、二里头遗址等众多文化遗址的发掘，都说明了河洛地区早已成为文化内涵丰富的地区。

洛阳文化以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积淀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洛阳经歌的形成发展创造和提供了天然的客观条件和便利场所。在洛阳文化的沃土中孕育滋长而成的洛阳经歌，不仅吸取和承继了洛阳文化的营养文化，它的发展与洛阳文化的生态圈息息相连，而且它又是洛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民间音乐在这一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二、洛阳经歌的音乐结构特征

（一）题材内容种类特征

洛阳经歌的主题思想以宣传佛教思想教义为主，因此，就其题材内容来讲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以宣传佛教信仰或描述佛教寺院的生活习俗为题材，如《扫经堂》《十上香》等这类经歌内容，主要体现了佛教信徒通过吃斋念佛、出家修行的虔诚心理和对佛的敬重。

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事为主，内容大都为宣扬传统道德观念，即劝人行善行孝、从善节俭、勤劳戒恶、忍让等，这类题材内容在洛阳经歌曲目中占大多数，如《试试儿的心》《十大劝》等。由于这类经歌以劝善为主，故在民间又被称为“劝人方”。

三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或以地方景象为唱诵对象，或讲述古代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故事为主，如《赶会》《观花》《弹琵琶》等，这类经歌内容虽然没有佛教思想内涵，但它连续使用衬词“弥陀佛”构成一个“副歌”的衬腔，从而强化了经歌的佛教色彩气息。

（二）节奏节拍特征

从1996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所收集到的17首洛阳经歌中，2/4节拍者12首，4/4节拍者3首，二者约占总数的88%，在2/4节拍者偶尔穿插3/4节拍者2首。

可见，洛阳经歌的节拍形态多以8分音符的均等性节奏性为主，节拍严谨、均匀和规整。但在衬腔“嗨嗨阿弥陀佛”的节奏形态，却具有明显的强弱变化，这是木鱼或梆子等伴奏乐器逢强拍必敲击的缘故。洛阳经歌上下句之间节奏形式的对称性和统一性，使其唱词的轻重位置与唱腔节奏的强弱位置相顺，因而使洛阳经歌的诵唱较顺口和简洁，乐曲起伏变化比较平和、连贯。

（三）唱腔旋律形态特征

洛阳经歌的旋律进行，是在洛阳方言音韵、声调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洛阳方言又因“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陆游、陈寅恪）以及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记载的：“……其调值阴平走高，阳平走低，上声高平，去声走低而有转折，尤其是洛阳一带语音符合中州韵的发音特征”。可见，洛阳方言以特有的四声调值规律对洛阳经歌旋律形态生成的重要性。

洛阳经歌的旋律线条趋向是基本与洛阳方言的字调走向相吻合，唱词字调对唱腔的旋律曲调有着制约的作用，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经歌唱腔的旋律是语言在音乐上的“翻版”，是一种带有情感的语言，浸透着洛阳方言本身特有的声调趋势、逻辑重音和感情重音等多种形态因素，因而洛阳经歌的唱腔旋律形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以洛阳方言为基础构成唱腔音乐形态的主要腔型为短腔形态，它是经歌中处处可见的较接近口语的一种腔型。其唱腔形态多为一字一腔，腔与字同进同出，依字行腔，腔随字转，具有诵唱性的风格。

2.经歌的唱腔多以旋律的下行形式进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洛阳方言走向支配而形成的，在方言声调调值的阴阳上去四个调类中，“洛阳方言无论是在每个调类所包含的字数中，还是在每个调类的使用率中，都是阴平字多于上声字”；另外，上声字起点较低，但又不到调值的四度，只有一点微升的感觉，形成了洛阳方言在四声中以升声调、降声调占多数的特点，因而使洛阳经歌的旋律进行多以下行进行为主。

在经歌中，那些用来表现唱词声调中升降幅度的音符，不仅直接再现了生活中的语言声调，而且也扩大了声调的幅度，使它在音乐上有一种语气性的强调，从而强化了经歌唱腔的音乐表现。故其唱词旋律比较贴近生活语言，给人一种话家常、较自然、顺口的感觉，听起来入耳、亲切，增强了经歌内容的亲和力表现，也更体现了经歌的唱腔旋律是语言情感和音调在音乐上的延伸和深化。

（四）调式调性特征

洛阳经歌的旋律多以五声调式为基础，宫音、商音和徵音三个骨干音是构成经歌调式的的核心音调，旋律多为五声音阶。在五声音阶基础上加入“清角”或“变宫”形成的六声音阶的宫调式、徵调式构成了经歌基本格调，给人以平稳、肃穆的气氛。

带有“变徵”的七声音阶调式在洛阳经歌中的使用，相对加强了七声性，减弱了五声性的特点，其“变徵”音的使用，不仅只作为经过音或辅助音，特别是“变徵”音常出现在洛阳经歌的终止结束句中，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以G宫调式为例将其基本音阶排列如下：

（五）河南豫剧对洛阳经歌的影响

河南豫剧对洛阳经歌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在经歌中含有特殊音级“变徵”的七声音阶：（1 2 3 #4 5 6 7 ì）。“变徵”七声音阶的使用，不仅是河南豫剧音乐的地域标志，也是河南地方色彩标志。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汉民族就逐渐出现众多的氏族具有各自独特的音阶，其中中原地区，即今天的以河南省为中心的这一带地区，就使用“变徵”七声音阶。“据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编钟的音阶（1 2 3 #4 5 6 7 ì），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记载，和我国古音阶（雅乐音阶）相吻合，当时记载这套编钟铭文“令伊子庚”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552年；同时以河南为首的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就是商代的文化中心；河南梆子使用古音阶”，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变徵”音阶是河南特有的色彩点。

雅乐七声音阶在河南豫剧中占主导地位，它以宫、商、角、徵、羽五个正音为主，两个偏音（变宫和变徵）在旋律进行时作经过音或作辅助音分别上行到宫音和徵音。而变徵音在豫剧中主要以这三种变化形式形成独特的基本乐汇：第一，是作为音阶中的一音在强位使用或长时值的连续使用；第二，是经常出现在乐句或乐段的结尾处，形成很有特点的终止式，变徵音作为辅助音的进行；第三，是常与它的上方三度音、下方三度音结合或于上方五度音、六度音的结合。这三种变化在豫剧中随处可见。

同样，洛阳经歌中变徵音的使用与河南豫剧的偏音变徵是一脉相通的。如经歌《哭五更》等都是五声性比较强的七声音阶徵调式，都是变徵音出现在结尾处，以小二度上行（#4-5）形成终止式。

可见，从最早古音阶中的出现“变徵”音，发展到成为河南地方音乐的色彩标志，直到今天的洛阳经歌中仍有“变徵”音的存在，正如黄翔鹏所说的“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面目、发展了面目流传至今。”更加证实了洛阳经歌是河南乃至河洛地区特有的地方音乐种类。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洛阳经歌的社会价值

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而发展。洛阳经歌是河洛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习俗、观念及行为的总和。它是河洛地区民众对生活的一种创造性的反映，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所表现的内容是一致的。

河洛地区过去有很多人虽不出家为僧为道，但他们却非常笃信一切神灵或佛像，他们除了平时在家中的佛堂上吃斋念佛自我修行外，还常常在民间举行香火会或庙会时，为报答诸神，烧香拜佛，为祈福，报答恩谢，唱起各种佛教经文或劝人行善的故事，在这种民间信仰活动中所唱的曲调就是所谓“经歌”。“经歌”在民间常广泛俗称为“经调”“念经儿”“唱经”或“说经”或“跑经”。通俗的讲，“经歌”和在佛像面前的烧香祭祀、敬奉贡品都是一样的性质，只是方式的不同而已，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灵和诸佛、菩萨的庇佑。

由于洛阳佛教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深入民间，佛教寺院在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经歌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经歌也在民间广泛的流传和发展。洛阳经歌主要在这两种时间场合出现：一是在祈神求愿、烧香拜佛等香火会之类的活动中出现，主要是“娱神”；二是在春节、元宵节以及各种庙会等传统节日进行娱乐性的表演，主要是“自娱自乐”“娱人”，体现了更多的世俗化气息。

综上所述，通过对可考资料与笔者实地考察资料的分析和思考，据此认为：经歌最初系寺院僧尼诵唱经文之经调流入民间后，在吸收和容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曲调的基础上，以佛教思想内容或神话故事传说为题材内容而形成的一种风俗民歌，是民间善男信女们在朝山拜佛或进庙拜香时而演唱的劝善歌。这里的“经”是当地的信徒们根据佛教思想或佛教教义而编唱与佛教有关的各种题材内容。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洛阳经歌不是佛教音乐，它是具有佛教文化色彩的世俗化民歌。

参考文献：

[1]周鸿俊.河南文化艺术年鉴1995[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166.

[2]洛阳市地方史志办.洛阳市志・语言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417-418.

[3]王誉声.音乐源流学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128.

河洛文化篇6

当代赏石洛阳是国内起步较早的地方，洛阳的日月石曾经是奇石市场的宠儿。洛阳的黄河石、梅花石、荷花玉以及近年热度较高的黄蜡玉，都在全国的奇石大市场中频繁流动。洛阳的石头大量流向全国，多年来价格却并没有随石界对其广泛认知度而上涨。洛阳奇石的价格洼地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然而在洛阳，石事热度却不减。多次石展的成功举办、洛阳奇石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洛阳石友间奇石交易的频繁、洛阳与周边县市的积极互动、展会上洛阳石友大手笔铲摊清江石……，洛阳的石是热的，有自己的节奏。

黄河：河道砂石厂和支流均可捡拾奇石，沿河两岸县、区、市各自都有自己的奇石协会。其中济源市奇石协会在会长张建军的带领下，人数众多，规模档次最高，曾多次组团来洛阳调研交流、购石，赏玩收藏以洛阳黄河石为主，经常参加全国性石展，书写论文，畅谈石文化。

伊河：伊河之源栾川县，为伊河上游，山水形胜天下，是河南省以及洛阳市的后花园，是亚洲钼都，也是旅游胜地，更是美石高产区，有丰富的石种。最早成立了栾川县奇石协会，现任会长吴学文、中国洛栾黄蜡玉研究协会会长张斌于2012年6月，曾组织以《中国洛阳栾川黄蜡玉横空出世》为题的《特别策划》，在国内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中华奇石》杂志上集中展示。社会效应、经济效益双丰收，猛然将本县奇石事业推进到历史新高度。县办公室主任、原栾川县奇石协会长王延生说：栾川“中国观赏石之乡”的成功挂牌，得力于2012年8月份《中华奇石》杂志的有力宣传，及广大石友和县政府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当然，这其中也有王延生主任个人无私奉献的原因。

伊河中段的嵩县奇石协会发展最猛，形势良好。张红光领先组织建设了较大的奇石市场――嵩北奇石基地，石美价廉，名扬省内外。

紧邻洛阳之南的伊川县，古称“伊阙”，为伊河龙门石窟段的上段。交通便利，石产丰富，是石友采石圣地。去年，新成立了伊川县奇石协会，在师少辉会长的带领下，会员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并经常组织团队外出考察学习、观摩，举办研讨交流会。伊川县奇石协会是目前洛阳周边县区协会成立最晚，人数规模最大，热情最高，最有号召力，最出色的团队之一。

汝河：石种丰富，所产的梅花玉自古名闻天下。汝阳县奇石协会在王红军会长的带领下，团结奋进、无私奉献，所有会长和副会长捐款一到二万元支持协会工作，服务于石农会员，两次组织上《中华奇石》杂志《特别策划》，给上书会员每人以经济补助，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还成功首创奇石拍卖会，由王文B副会长主拍几十次，是洛阳县区奇石交易最火爆的市场之一。

中原赏石文化研究协会和新成立的洛阳市赏石协会华夏分会，位于洛龙区洛宜路，目前此路已成为洛阳市奇石花卉交易中心，其中有十余年历史的洛阳市花卉市场和新建三四年的洛阳市晶海花卉市场两大市场。东边为新建成三年的大型中原奇石书画城，商户入驻三百余家。西边洛阳市华夏奇石城，建成时间为2005年，商户百余家，两大奇石市场位于洛阳大桥与牡丹大桥中间地位，紧邻洛阳国花园，与洛阳市中段西工区隔洛河相望。地域优势和交通便利是洛阳市民节假日赏玩购物的鼎盛之地，是每年3月10日全国性石展必同时举办的两大市场，是集雕座、整理配套最完善的奇石集散地。

洛阳龙门古玩城位于洛阳市中心、洛阳桥东南角上，与洛河堤相邻。仿唐式古典建筑群，商业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是目前河南省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经营环境最好、设备设施配套服务最优、最完善的仿唐式建筑市场。室外空地六千多平方米，属洛龙区主管，紧临洛龙大道，对面是“洛阳国花园”正大门，集古玩、奇石、杂项、珠宝、玉器、翡翠、陶瓷、书画、根艺、古旧家具、邮票钱币等为一体，是“荣宝斋”入住经营的重要场所，是洛阳市文化产业的支柱性产业。古玩城设立有奇石、玉器、根艺交流鉴赏中心，古玩艺术品交流鉴赏中心，三彩及国花瓷艺术品展示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心，拍卖行，文物鉴定评估中心，古玩商会以及奇石、玉器、古玩、根艺室外展销活动、管理办公室等配套服务机构。

为了深度挖掘洛阳历史名城优势资源，打造洛阳赏石新亮点。最近，洛阳龙门古玩城已与“洛阳中原赏石文化研究协会”成为友好单位，拟举办首届“中国洛阳奇石玉器古玩根艺大型博览会”，拟五百家客商商铺的招商容量。会展之前，将做大量宣传工作，组织邀请全国有实力的财团、协会、企业家、奇石收藏家参加交流选购，为奇石古玩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诗话洛阳石

洛阳奇石，有专家称有五十余种，若细分数量远远超出此数，若谈盛兴之石，质地首推黄蜡玉、梅花玉、河洛玉、荷花玉、伊源玉，若以变化特色论有黄河日月石、人物石、风景石、伊河梅花玉和荷花玉、荷花石，各色梅花石（红、黄、绿、墨、白）同时风行市场，后续不绝。

“河洛地，产奇石，质彩丰富，琼姿身不凡。宇宙精灵探索中，人和自然，感生命局限。玄妙乎，奇趣也，紧扣心弦，美艺留人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好石拥有，此生也没憾。”一首《苏幕遮・话奇石》，代表了洛阳人的玩石之爱。

《西江月・太阳石》：“进赏河洛石馆，满壁美图谁书。万紫千红竞缤纷，江海花草异树。午过人众难散，点点评评。红日配得好景色，顿言万金幸福。”

《西江月・月亮石》：“望观河图洛书，古来尽誉称颂。今有洛石月色明，俏显姿色芳容。彩云竹菊兰松，胜却画笔人工。万物肖像居其中，嫦娥羞比脸红。”

河洛文化篇7

1、洛阳是13个朝代的古都，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洛阳建都。

2、洛阳市，简称“洛”，别称洛邑、洛京，河南省地级市，洛阳市总面积15230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803平方千米，河南省西部，东西长约179千米，南北宽约168千米。横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东邻郑州市，西接三门峡市，北跨黄河与焦作市接壤，南与平顶山市、南阳市相连。

3、洛阳市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洛阳建都。洛阳市有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五大都城遗址。截至2019年3月，洛阳市共有龙门石窟、汉函谷关、含嘉仓等3项6处世界文化遗产 ；2019年末，洛阳市共有A级旅游景区82处，其中4A级以上景区30处。洛阳市有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游节等节日活动。洛阳市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荣誉。

（来源：文章屋网 ）

河洛文化篇8

一、乐文化的内移

隋唐时期，大量胡乐胡舞蹈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内迁也进入到中原地区。胡乐舞早在汉代就已经进入河洛地区，《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汉灵帝刘宏好“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胡舞在东汉时期就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魏晋时期，拥有长期作为都城的优势地位，洛阳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盛极一时。隋承前朝制度，承袭了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在隋政府的官方音乐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音乐，如西凉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等。唐承隋制，基本上继承了隋代的音乐体制，唐太宗以后，随着西域高昌被征服，又增加了高昌乐。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发展到隋唐时期种类繁多，有泼寒戏、胡腾舞、胡旋舞等，甚至在汉族的百戏中也混入了少数民族舞蹈的成分，这是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到汉文化的重要一步。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被中原汉族所接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支持或者说喜好对胡乐胡舞的发展至关重要。《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中宗喜好泼寒戏，于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同卷还记载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泼寒戏又称乞寒戏，它来自西域康国，武则天、中宗时在河洛地区盛行，河洛地区有许多西域康国人活动，当时“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每年十一月，当地百姓和西域人一起加入到乞寒的队伍中，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中就记载有《苏莫遮》等西域舞蹈，可见乞寒戏已渐渐地融入到当地乐曲中来，为人们所接受。胡人乐舞伴随着少数民族到来而风靡于河洛地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乐给河洛地区人们带来新的艺术元素，也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受到当地人的极力推崇，以至于出现了王建《凉州行》中所描绘的“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况。

二、外来宗教文化盛行下的河洛地区

隋唐时期，河洛地区外来宗教主要有佛教（此处指非本土化的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它们在该地区大多建有教堂，从事译经、传教等宗教活动。在长期的大杂居过程中，这些异域宗教也渐渐地影响到河洛地区，使当地许多百姓也开始信仰这些宗教、参加宗教仪式，甚至出现了跋涉远洋求经问法的宗教徒。伴随着外来宗教的盛行，河洛地区宗教文化异域化倾向明显，在宗教意识、宗教建筑、宗教习俗等方面无不受到少数民族宗教的影响。

（一）佛教文化的盛行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原，作为外来宗教，发展到隋唐时期其本土化越来越浓，已演变为本土宗教。佛教的盛行自始至终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支持有关，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纪九》载，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政府鼓励僧人翻译佛教经典，致使“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倍”。同时异域佛教的进入也深深地影响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佛教进入河洛地区后，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发展到全盛时期，凿窟雕像、建庙立寺、广译佛经、举行各种佛事活动。据《宋高僧传》卷三《唐洛京长寿寺菩提流志传》，菩提流志为南天竺国人，“游历五天竺，遍亲讲肆。高宗大帝闻其远誉挹彼高风”，特遣使迎至洛阳翻译天竺经书。在译经方面，武则天邀请了一批少数民族异域僧侣前来译经。西域康国血统的僧侣法藏受命在洛阳译经，翻译《华严经》，并创立华严宗。武则天还把法藏召入宫中，让他为自己讲解《华严经》。武则天在生病时，还不忘让法藏持舍利“普为善祷”，可见其受佛教影响之深。时而，武则天还把僧人请入正堂，参与解决政治事件，处理军国大事。神功元年（697年），契丹入侵，武则天一方面派军队迎战，一方面敕令法藏在神都洛阳“依经教遏寇虐”。佛教行为已经进入到政治领域，影响政治活动，这在历朝历代中是少有的事情①。当然，武则天这种过度崇尚佛教的做法与其执政理佛政治理念有关，她受佛教影响较大，因此赋予了佛教太多的政治内涵。佛教的传入也间接地影响到了河洛地区老百姓的生活，吃斋念佛、做法事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常事，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大多在寺院中供养造像。龙门石窟中就有大量造像题记，如龙门石窟莲花洞外南崖张世祖造像题记，曰：“大唐贞观廿年三月二日，弟子张世祖及妻儿子等奉为亡父母敬造尊像一龛，上资皇帝，下及苍生，俱免盖缠，同时作佛。”这尊供养人有像三身，男者幞头，腰束窄袖长袍，足履深筒胡靴，手持熏炉，是典型的胡人形象。龙门石窟老龙洞北壁中心大龛的下方画像及袁弘绩洞西壁供养人画像都有明显的胡人形象，这在隋唐寺院供养人造像中是很常见的。唐代以慕胡风为社会风尚，造像中的蕃胡形象已不足为奇，这也是河洛地区百姓胡化倾向的一个方面。另外在万佛洞壁基上还发现有许多西域胡腾舞伎乐雕刻，从舞者一身胡人装束来看，这也是一典型胡人雕刻形象。龙门石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纵观唐代石窟中的许多佛像、雕刻，我们不难发现里面所蕴含的异域文化因素，像窟龛装饰的纹样、建筑装饰中的雕刻式样、华盖等雕像都能在更早的异域找到模型，这或许是异域文化内移的产物［4］。隋唐时期的河洛地区，在保有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无不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并适时接受予以留存，这也是河洛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外在表现。

（二）其他异域宗教文化的盛行

除佛教外，隋唐时期在河洛地区活动的其他异域宗教主要有景教、祆教和摩尼教，这些宗教在河洛地区都建有自己的宗教场所。它们不但建有宗教场所，还时常举行独具特色的宗教仪式，吸引当地百姓围观。据《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五《河南妖主》引《朝野佥载》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祆教信徒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庆祝祆教节日，围观的百姓施以钱财。像“琵琶鼓笛，酣歌醉舞”这种带有西域色彩的欢庆方式久而久之为当地百姓所接受，融入到隋唐百戏等活动中去，丰富了当地文娱活动。至于祆教里面的幻术也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并且时有表演，《唐会要》卷三十四《杂录》记载唐高宗“显庆元年正月，御安福门观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这种表演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由于太血腥，最后被予以禁止。祆教在河洛地区得到了快速的传播，一些当地人也加入到祆教的队伍中来。《墨庄漫录》卷四《祆庙庙祝及英济王祠祠祝累代相继》记载：“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当地百姓对祆教相当尊重，并且已有祆教信徒支持祆教的活动，说明了祆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洛阳城内也有景教胡寺，《河南志》卷一《京城门坊街隅古迹》记载，洛阳城内“修善坊……唐有波斯胡寺”，通过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5］，可以详细地了解景教在河洛地区发展传播的情况，这足以说明当时河洛地区景教影响之大。

三、少数民族文化内移的思想性分析

夷夏观念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对于孔子“夷夏之辨”思想的讨论也始终没有间断过，但是后人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以中原为本位，反对用周边的夷狄来改变以华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思想。以《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中所言“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和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口号为中心的民族思想始终占有主流的地位。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夷狄进至于爵”的较开放的民族思想。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夷夏观念渐渐松弛。隋唐时期，随着大量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夷夏民族观念已经出现淡薄的趋势。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却深深地影响了河洛地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观念。隋唐时期，统治阶级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隋文帝提倡“君臣一体”的民族思想，认为“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比较客观地对待少数民族问题，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出现了“自轩辕以来，獯粥多为边患。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闻”的局面②。“君臣一体”的思想影响深远，炀帝继位后，继续推行这一思想，并有所发展。《北史》卷三十八《裴矩传》记载，裴矩经略西域数载，撰有《西域图记》，并在其序言中写道：“皇上应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隋炀帝对前来河洛地区的少数民族予以款待，时常在洛阳端门外设百戏。在隋炀帝的思想中已基本实现了“无隔夷夏”。唐代，夷夏观念已相当淡薄。首先从统治者说起，唐朝的开创者与少数民族有解不开的因缘。李氏宗室里充满着胡族气息，开国皇帝李渊为西凉国开国君主李暠之后裔，母亲为独孤氏，妻子为窦氏。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为长孙氏。这些都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她们的存在无不影响到李氏宗室的少数民族思想观念，当然这不是最主要因素。唐代，民族关系基本融洽，民族融合加强，统治者要想有所作为，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至关重要。唐太宗作为一位圣明的君主，推行“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民族思想，并积极予以实践。据《唐会要》卷九十四《北突厥》，贞观十八年（644年），大批突厥人内迁中原，太宗应允，曰：“夷狄亦人，以德治之，可使如一家。”唐太宗把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迁到河洛地区，并施以优惠的政策让其安居乐业，与当地汉族和睦相处，这样更加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这也是他的“四夷可使如一家”思想的积极实践，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促进了夷夏观念在河洛地区的进一步淡薄。武则天时期的河洛地区，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与少数民族的联系更加紧密，夷夏观念也愈加淡薄。在武周政权里，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官吏，他们还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曰：“则天朝，诸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则天尝问张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对曰：‘朱前宜着绿，录仁杰着朱。闾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扬吾。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授别敕。”武则天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几乎处于平等的地位，像靺鞨人李多祚还长期担任武则天的宿卫长，拱守洛阳宫，少数民族僧侣法藏也时常出没于洛阳宫殿讲经于帝王，甚至参与朝廷机要，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这些都体现了河洛地区夷夏观念的淡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唐代，世人有崇尚胡风的习俗，喜欢着胡装、食胡食、奏胡乐、跳胡舞，胡风无处不在。处于丝绸之路起点的河洛地区，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活动于此的少数民族较多，胡风胡气更加浓厚，一些少数民族杂居于洛阳城内，死后很多安葬在邙山之上，他们已渐渐融入到河洛地区，同时也为当地百姓所接受。这或许就是河洛地区开放的文化、开放的民风、开放的思想。河洛文化凭其所具有的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吸引了周边诸多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胡汉文化的交融促使河洛地区夷夏观念变得越来越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