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范文
时间：2023-03-14 14:23:46
河洛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
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铫、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
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着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河洛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河洛文化；话语分析；媒介话语
引言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河洛文化研究兴起较晚，CNKI文献检索论文有24篇左右。大多数学者如杨作龙、郭绍林、董延寿和毛阳光等使用史料考据法对河洛文化进行梳理，其中也包含有河洛文化对书画艺术（宫大中，1998）及豫剧艺术的影响研究；有些学者如刘保亮、余艳等对河洛文化进行研究，仅有少数学者从语言角度对河洛文化进行研究，如李焕有从晋语与河洛文化的渊源进行探寻。
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河洛文化话语个案进行系统、细致的分析、评价，描述其在媒介话语流传中的现状，以发展河洛文化话语理论，为中原崛起话语实践乃至发展本身产生明确的指导意义。
理论框架
话语(Discourse)缘起于语言学，其研究原是对单语词或句子的分析，而后发展成更高层次的文本结构研究。由于其忽视了人对话语的解释权而受到批判，话语理论旋即转向社会实践的层面。“话语”由此延伸为“指任何具有类似语言结构的表意方式和表意单位，它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1]，“在话语中我们能听到欲望、历史、政治无意识等诸多异质成分交织起来的混响”[2]。“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3]
话语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其本身反映了言说者主体的意愿；其他受者在接收话语时，会对其有一番解读，话语本身的物质化体现和传受之间的背景、情境差异都会影响二者对同一话语的解读，进而影响彼此的实践行动。话语的内容、形式、过程和权势关系等，可以决定区域发展的方向，影响其发展的策略、机遇甚至成败，因为话语与经济发展两者有机结合，不可分割[4]。
河洛文化媒介话语
河洛文化媒介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本文无法对此进行全面研究，但期望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做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和评估。因此本文将聚焦所收集的话语主体和内容情况，对所收集的有关河洛文化的新闻、讲话、文献等媒介话语材料进行个案分析。
本文将借鉴话语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和评价河洛文化旅游节媒介话语中传受者的情况，对具体的河洛文化旅游节媒介话语事件文本进行梳理，透析出说者、听者之间的话语互动和洛阳城市品牌传播的媒介环境。从2011年举办的河洛文化旅游节来看，文化节组织实施的话语传者是以洛阳市旅游局为主体的政府话语、媒体话语，参与群众为客体的受者话语，可以通过对一些新闻案例的解析看出话语传受之间的互动及民众的参与热情。
官方话语主体下的河洛文化旅游节。河洛文化旅游节是洛阳文化中的一项盛会，以“让世界了解洛阳，让洛阳走向世界”为宗旨，以“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以促进旅游发展为重点，深度挖掘河洛文化的博大精髓，着力推介洛阳旅游的丰厚资源，努力把河洛文化旅游节办成中外文化交流、客家文化交流的平台，办成洛阳人民和游客的盛大节日。如：
洛阳确定河洛文化旅游节总体方案：二十三项旅游活动九月将让您大饱眼福
河南文化产业网8月24日消息：……据介绍，本届河洛文化旅游节由省旅游局、河南电视台和洛阳市政府主办，由洛阳市旅游局和洛阳市花会办承办……[5]
该新闻凸显的话语主体是主办方省旅游局、河南电视台和洛阳市政府，承办方为洛阳市旅游局和洛阳市花会办，各单位配合，树立一盘棋思想，齐心协力，要做到产业发展与城市提升相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
对官方话语的回应和互动。新闻话语群指的是传者从某一意图出发，将内容相似或相近的三篇以上报道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传播的新闻报道群体。新闻话语群比单个新闻话语文本更具张力。这是因为新闻话语群是一个经过精心构建的自足体，内容更为丰富，其蕴涵着巨大的意义能量，受众在对新闻话语群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这巨大的意义能量团得以释放，从而形成张力。这种话语群张力对受众的影响是：引发受众思考，而受众思考的问题一般又会超出新闻话语群之外，新闻话语群外的相关社会问题都会被受众链接在一起，形成文本、受众、社会现实的立体互动，从而使受众的话语群解读获得派生意义。媒体在对河洛文化旅游节报道时以预告的方式向受众搭建了河洛文化旅游节新闻话语群落的框架（如：洛阳将推出河洛文化旅游节特别报道：搭建国际文化舞台 展示旅游名城风采[6]），并对河洛文化旅游节期间作为媒介话语客体的受众即群众对官方话语的回应做了一系列报道，如：
演出56场观众50余万“河洛欢歌・广场文化狂欢月”显成效[7]
开幕式细雨绵绵 中外演员热情不减 文化盛宴精彩现[8]
为了打造传承和发展河洛文化的标志性特色符号，展示河洛文化的深厚内涵，洛阳河洛文化研究会充分依托洛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特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河洛郎”标志性动漫卡通形象，媒介对这一进行报道，彰显了该事件的受众（群众）对官方话语的热烈呼应。
河洛文化旅游节开幕在即 大奖征集河洛郎动漫卡通形象[9]
“河洛郎”动漫卡通形象征集评选揭晓――
“阳阳”代言2011河洛文化旅游节[10]
媒体话语是最为直接的话语主体,其话语的构建与传递常常牵涉到媒介对受众即群众参与的转译与传播。同时,每个主体都在自身的现实情境中对河洛文化旅游节这一事物进行着话语的构建。
话语的经济文化生产力。话语具有产生效益的能力，是传者直接的利益收入。传者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实现话语文本的张力，在媒体消费者阅览文本的同时，使话语进入生产和消费的意义场。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先秦时期孕育出了不少商业巨子，如商圣、财神范蠡，中华第一儒商子贡，商人的祖师爷白圭。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河洛文化话语的内核――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们弃官从商的气魄，敢于冒险的精神，体现了河洛文化的精髓。河洛文化话语及精神通过媒介的传播可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如：
2011河洛文化旅游节圆满落幕 旅游总收入47.65亿元[11]
河洛文化旅游节新闻话语群在媒体的频频亮相，会吸引大量游客、客商来洛，从而使文本事件转化为经济事件，在传播河洛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拉长了文化旅游产业链条，带动了当地市场的繁荣。
媒介话语内容的分析和评价。这里所说的内容分析不是简单、表面的文字语义分析，而是通过多元的综合、对比去挖掘话语的各种言外之意（如隐含之意、意料外语义）和话语语言特点。本文拟以话语分析的视角，参照自由、和平、民主的国际追求准则，揭示媒介话语现象的河洛文化本土特质和媒体在洛阳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河洛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世俗生活的和谐有序和人文关怀。媒体在本次河洛文化节期间从“和谐文化”、“关圣文化”以及“邵雍理学”等侧面塑造了洛阳文化的厚重。如：
第二届世界和谐文化论坛在洛阳召开[12]
关林朝圣大典暨海峡两岸关公文化论坛将开幕：为河洛文化旅游节增光添彩[13]
河南伊川筹备祭拜邵雍千年诞辰[14]
然而本届河洛文化旅游节仅仅让一两个与河洛文化有些关联的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和河洛文化论坛撑起河洛文化旅游节的核心内容，略显单薄；而由10多个国家和地区表演团带来的“世界风情大巡游”作为河洛文化旅游节的亮点，给人的感觉似乎更显河洛文化的没落而不是复兴。一系列当地房地产、名车展示和苹果、葡萄节，虽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主旨在内，但因为河洛文化的展示太过单薄，难以撑起“搭台”的大任，经济唱戏就显得过于突兀。如：
“河洛文化节”难寻河洛文化 “西洋景”唱主角
……17日开幕的“2011中国洛阳河洛文化旅游节”上，由10多个国家表演团带来的“西洋景”唱起主角，反倒是河洛文化的身影难寻。[15]“河洛文化节”要突出洛阳为河洛文化核心地位，譬如儒释道文化、饮食文化（水席）、周易文化、周文化、商文化（忠义孝）、墓葬文化、陶瓷文化、建筑园林文化、服装文化（周服、汉服、唐装）等。然而为什么会出现以西洋景为河洛文化节展示的亮点，而不是以独特的河洛文化地方戏曲及其他节目表演为亮点的现象呢？究其原因是主办单位的话语呈现方式不对。洛阳要将挖掘培养展示河洛文化作为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依托，“世界风情大巡游”只能作为点缀，而不能作为话语的主干，其对洛阳名城的国际化更无多大助益。
结论
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者一般都采用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的视角，而本文意在通过对河洛文化媒介话语中的语言交际活动的系统分析和价值判断，揭示特定标本区域（河洛地区）媒介话语的重要特点和问题。但由于选取的新闻文本数量有限，不能绝对客观地穷尽河洛文化话语所隐含的传受者之间的互动，弱化了对新闻话语做出的定性分析。
本文仅从河洛文化话语的主客体分析、话语的内涵和话语的生产力三方面对新闻文本进行分析解读，有兴趣的学者还可以从话语语言使用形式特点和使用策略等方面对河洛文化话语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1年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012-QN-276）的阶段性成果，洛阳师范学院2011年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河洛文化话语向度研究》，课题编号：2011-QNJJ-0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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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河洛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超级秘书网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⑤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河洛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 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铫、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 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着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着”)。(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⑤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河洛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原则
“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焦作、济源、沁阳一线为界”。[1]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作为区域文化，它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与地方特色；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又占有重要的根源性文化地位，长期以来曾是华夏文化的根基、源泉与纽带。随着文化热的升温、区域文化的方兴未艾，河洛文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显现于世人面前。河洛文化研究欣欣向荣，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得到一定的重视，但鉴于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我们在其保护、开发、利用中应注意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
一、层次性与针对性
河洛文化源远流长，涵盖内容丰富。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的说法到老子朴素自然的思想；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宋代洛学；从夏、商、周的青铜文化、礼乐制度到当今河洛文化的丰厚意蕴。面对历史跨度绵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河洛文化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保护、开发、利用模式，而是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载体对象进行层次划分，实施保护、开发与利用方法也需要分级分层。1.对于历史留存资料较多的河洛文化我们应该做好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并在保存文本、实物资料同时，注意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永久性保存。2.对于一些民间传说、民俗风物等文献记载不多而一直活跃在民间的河洛文化，如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婚俗文化等应采取田野调查方式搜集、汇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民间的河洛文化虽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如果没有人采取有意识的保护措施，那早晚有一天会淹没无存，成为历史长河中的记忆。3.对于一些历史遗存、遗迹，它们存世数量相对较少，且具有不可再生性。应把它们列为重点、濒危对象来做以重点保护。针对这三种情况都应建立电子档案，随时了解它们情况，把保护工作做到位。
不同的河洛文化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各级部门对其保护、开发、利用也应分阶梯进行。在具体实施中，应严格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适当开发的原则，形成国、省市、县、镇、村阶梯式层次，可以申非遗的积极申非遗，进入部级别的保护视域。省、市、县、镇、村应逐级建立河洛文化名录体系，按照河洛文化人文价值大小进行备案。河洛文化可以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为防止对个别机构、个别人对河洛文化的滥用与过度开发，还应在省、市、县、镇、村逐级设置监督机构，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情况不时进行监督、监管，以保证河洛文化的来日方长，持续发展。
二、及时性与适时性
河洛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文化指向性，因而对其保护、开发、利用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生活在这一区域之中的个别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毕竟因为河洛文化存在的分散性、零散性、杂乱性，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仍存在很多的盲区与空白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是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应注重及时性与适时性原则。1.及时性。早发现早抢救及时处理。对河洛文化的保护是争分夺秒的大事，应广泛查阅典籍，民间走访调查，发现一项，记录一项，汇总一项，研究一项，尽量全面收集相关真实资料。只要具有全面而真实的资料才能进行恰当的保护、开发与利用。2.适时性。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无客观现实条件的，需要等时机成熟再做。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是一项庞大而琐碎的工程，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名誉与经济利益提前或过度的开发、利用。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三、合理性与科学性
对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是个别人、个别政府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而是一项有规划有系统的工作，需要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1.河洛文化种类、内容众多，搜集到的资料可能杂乱无章，这需要对获取的资料进行仔细的辨别、整理、归类、分析，使之条理有序。2.河洛文化的开发、利用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合理的论证才能进行，尤其是对历史遗址遗迹的开发。对于这方面，洛阳市政府做出了有效的尝试与努力。一经确立把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放入市“十二五”发展之后，即邀请知名城市发展战略策划机构王志纲工作室进行设计规划，并组织各方面专家参与论证，从而确定一些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是否实施。洛阳这一做法值得其它地方政府效仿。3.合理规划，统筹组织。对一些大的重点遗址、遗迹、产业园开发、利用，各级政府部门要相互协调，不能各自为政，文物局、旅游局、规划局等部门不能为各自政绩，各搞一块或相互推诿，应相互通气沟通。4.河洛文化是河洛人创造出来辉煌而灿烂的文化，对其保护、开发、利用应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合乎人们的美好愿望，迎合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符合区域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服务。
四、综合性与特色性
综合性即从宏观上审视河洛文化，着眼综合性保护、开发与利用，兼顾河洛文化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最突出的名片，地方政府应从广阔的视野，兼顾全局的视点进行河洛文化建设。1.以“人为本，河洛文化为魂”的理念规划城市建设，积极推进种种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综合整治名人故居、文化遗址、历史遗迹、历史街区、古建筑等，打造特色文化示范区，将城市建设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进而达到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三者的相辅相成。2.围绕河洛文化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积极宣传、提升河洛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河洛文化的精髓是精神性财富，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带给人们精神愉悦与享受的。在政府牵头、民间力量支持下诸如各种民俗馆、博物馆的展出、庙会、花会的举办、直观呈现各种艺术工艺、艺术技巧、涉及文学、历史、艺术、政治、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这些活动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享受与丰美的精神盛宴，也是河洛文化的多种形式与品质要素的展现，使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不知不觉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特色性则从具体微观细微河洛文化点入手，进行深入探讨挖掘。河洛文化特色鲜明，如洛阳牡丹花会、牡丹文化节虽以花为媒，观赏牡丹为主，但实际上却是融游园赏花、观光旅游、经济洽谈、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2012年牡丹文化节活动包括了龙门魏牌国际书法节，关林国际朝圣大典，伏牛山红叶节，洛阳美食节，黄河奇石展，秋季牡丹精品展等众多活动。一个花会、文化节涵盖众多的文化内容，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以管窥豹了解感受河洛文化的精彩与精妙。牡丹花会、文化节的举办既是对牡丹文化的保护也是对牡丹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因其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其它河洛文化诸如豫剧、书画等提供了个案与范本。
河洛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相辅相成，开发利用的前提是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遵循以上四条原则，守护好、利用好这笔珍贵的财富，不愧对那些逝去的河洛人的馈赠，不愧对将来生活在河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参考文献：
[1]薛瑞泽.河洛地区的区域范围研究.洛阳示范学院学报，2005（1）.
[2]杨天才，张善文.周易.中华书局，2011.
基金项目：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编号2012AJ001）《最具中原特质的河洛文化保护、开发、利用问题研究》成果。
河洛文化范文第6篇
农耕文明是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自人类产生以来，黄河流域就以其独特的宜居环境和农作物生产环境，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农业作为整个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生态环境成为决定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生存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类的定居、迁徙、生存与发展。 一、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自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河洛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随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大体而论，河洛地区五千年来的生态环境变化，客观地体现在植被和湖泊的变化上。 （一）河洛地区植被的变化 植被是生态系统的基础，为多种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息乃至生存的环境。因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在植被的变化上。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的主要植被类型是森林，史念海教授把河洛地区植被变化过程分为四个时期：（1）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人类的增多及活动面积的扩大，平原地区的森林逐渐被砍伐。至战国末期，河洛地区原本覆盖率较高的植被大部分受到破坏，林区面积明显缩小，有些曾经植被覆盖密集的地区开始显现出的迹象。（2）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平原地带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平原地区的森林近乎绝迹。（3）唐宋时期。此时河洛地区森林面积继续缩小。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技术革新，同时伴随着平原地区森林的绝迹，这一时期的开采开始主要针对京畿以及人类聚居区附近的山林。（4）明清时期。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山地林区不断缩小，植被面积减少等。 影响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两个方面，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又是这两个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建筑、农业和手工业工具、交通栈道桥梁、船舶制造、家具器用、燃料几乎都取自于森林资源；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缓解不断增强的人口压力，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这样，必然导致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达四千年之久的黄河流域自然森林资源的损耗十分严重。虽然古时候历代统治者都强调天人合一，但是在需求面前，往往对森林的砍伐采取的是一种无节制的竭泽而渔的态度，相反之下并没有为此采取对森林保护或者减少对森林的砍伐。而位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中心自从在河洛地区起源后，先后有数十个朝代在这里定都，这一盛况在唐宋时代达到顶峰。一个国家的都城不仅仅是其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同样是人类聚居最多的地区，而人类聚居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可想而知。此外，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产业选择与资源的最佳配置往往是无意识的，往往一味强调农业文明优于林牧业文明，历史上的“重农轻牧”思想就是具体的体现。而重农轻牧所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在本应以牧业为主的地区进行大面积的垦殖，造成森林急剧减少，水土流失加剧，水文状况恶化。 传统农业社会对森林资源的依赖远比现代文明社会大。森林资源的丧失必然会从经济资源角度直接影响传统社会的兴衰；同时森林资源的丧失造成水土流失，农业生态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效益；再者森林资源的破坏，造成自然江河生态的更加恶劣，自然灾害的频率增大，强度增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这便使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凝聚力衰弱，文明兴盛便失去了依托[1]。而从近三千年的历史来看，黄河流域的森林兴衰正好与黄河文明兴衰同步，这说明黄河流域森林植被对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资源兴废与黄河文明的兴衰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二）历史时期河洛地区湖泊的变化 我国拥有众多的湖泊，自古以来对湖泊有大量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河洛地区较大的湖泊达四、五百处之多。如蒲田泽是《渠水志》、《职方》、《尔雅》等文献记载的古代大湖之一，它位于中牟以西，对黄河及其以南的鸿沟水系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当郦道元记载此湖时，该湖泊的面积还相当大：“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有将近200平方公里以上。到了宋代以后，蒲天泽陆续湮没，至今完全於成平地，湖泊早已不复存在，绝大部分成为耕地。而《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四五百处湖泊至今也全部湮废。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湖泊湮废，总会招致一些不良后果。最先蒙受这一不良后果的往往是农业；其次，湖泊的减少抑或湮灭都直接影响到了漕运或人类生存饮水。河洛地区长期作为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存在，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一大部分依赖于航运。而湖泊的湮灭无不加剧了航运的难度。北宋之所以建都开封，正是因为开封水系发达，物资经由黄河及其支流转运方便，而到14世纪开封已经成为一个不通航的城市。 二、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生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自然灾害 由于黄河流域降雨量的不平衡与分布极其不均[2]，又为多发性暴雨，暴雨夹杂着泥土又造成中下游地区河道的淤塞，以至于雨水宣泄不及，发生洪灾。此外，由于滥砍乱伐所造成的植被的大量减少，加之湖泊淤塞的增多，河洛地区也极易发生区域性旱灾。 （一）河洛地区的水灾 历史上长期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河洛地区很早就有水旱灾害的记录。先秦诸子乃至历代的典籍里多有河洛地区水旱灾害的记录。《墨子》：“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管子•权数》：“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 西汉以后，由于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生态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大量泥沙从黄土高原随流而下，因之黄河下游普遍修筑堤防，以至于形成地上河；黄河决溢的次数也因之增多。东汉王朝在王景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黄河运动，之后虽然黄河安澜达数十年之久，但由于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水土流失的加剧和治河思路的错误，为以后黄河的大规模泛滥和形成更高的地上悬河埋下了伏笔。北宋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软弱和政府的无能，黄河长年失修。此外，北宋王朝定都开封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凭借黄河的天险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北宋之后，河患更加剧烈，黄河的决溢更加频繁。黄河的决溢不仅仅影响到沿黄地区经济的发展，更威胁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北宋之后关于黄河的决溢就不绝于史书，仅根据各种史书的不完全统计，北宋之后就有三百多个年份发生过决溢灾害，而且不少决溢给人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如明代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河南连降大雨，“黄河溢，南城不没者数版”，陕州“淫雨四十日，民屋倾坏大半”。“黄河涨溢至上河头街，河神庙淹没。”黄河下游孟津、中牟、曹县、安东均决口，河南境内黄河洪水“横溢数百里”，许昌、鄢陵、扶沟、西华、淮阴、鹿巳、拓城、沈丘、商丘、虞城、砀山、萧县、丰县、太和等淮河以北地区均被波及。陈留一带“白骨如山，人至巢居”。许昌地区平地水深二丈，灾情严重。#p#分页标题#e# （二）河洛地区的旱灾 旱灾也是河洛地区主要的农业灾害，黄河流域的旱灾，具有频率高、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农业危害大等特点。1946年以前，河南省内大旱和特大旱灾总计达296年次。公元630年到992年是一个相对湿润的多雨期，尤其是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这200多年间，是近3000多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但北宋之前河洛地区在所谓”隋唐暖期“的背景之下，湖泊干涸，运河淤塞，无疑都证明了在北宋之前河洛地区长期作为都城的所在地，其对生态环境及自然的破坏之大。而湖泊的干涸、运河的淤塞又加重了旱情。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黄河中下游出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干旱。河南一地“有四五季末收者，有二三季未收者，……报灾者八十七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在《嵩县志》中，也有所谓“半西北天下连年亢旱，赤地千里，河南斗谷二干钱有奇，案晋三倍之，父子兄弟，骨肉相食者不可以人数计”[3]的记述。当时清政府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虽然也搞了一点所谓赈济，然而，“一两银仅买米二斗，但敷一月之食，一月之外，仍归一死，况银赈不及一两乎”[4]。 历朝历代通过加固河堤的治河措施对旱灾、水灾的加深不无关系。如北魏时决溢记载固极少，但兖、济、冀等州（今豫北、鲁西北、河北东南部等）近黄地区旱灾的记载也极少，似乎不完全由于记载的不详，也可能由于多水道、多湖沼等，可以引水救旱。而唐宋之后这一情况有所转变，似乎是旱灾水灾并至。 三、结语 唐宋之后，河洛地区黄河悬河的彻底形成，植被的毁灭和盐碱地的大量滋生，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对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北宋以来河洛地区由生态环境恶化所引起的自然灾害规模之大、频率之高都为全国其它地区所罕见。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古代农业社会，河洛地区由生态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除对人们的财产造成莫大的损失之外，其人民的社会心理意识与价值观念也在灾害中受到严重的摧残。与此同时，由灾害所导致的社会萧条、经济发展滞缓、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价值观念恶化等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了河洛文化的发展。
河洛文化范文第7篇
据悉，洛龙区地税局先后获得全国税务系统先进集体、河南省税务系统先进集体、省级文明单位、省级青年文明号、洛阳市优秀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该局开展的“服务世界邮展，情动牡丹花城”纳税服务志愿者建功营活动，获得了国家税务总局全国税收宣传月最佳优秀项目奖。
优化环境，为服务立税撑起“遮雨伞”
洛龙区地税局紧紧围绕洛阳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评选活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营造标准化办税环境，给服务立税提供了坚实支撑。为给纳税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办税环境，洛龙区地税局按照标准先后投入100余万元对区局的办税服务厅进行了标准化改造装修，改造后的办税服务厅使用面积510平方米，布局大气合理，服务设施齐全，环境整洁美观。共设12个全职能综合服务窗口和4个功能服务区，分咨询辅导、办税服务、等候休息、自助办税四大功能，集申报、征收、咨询、服务、协调于一体，为前来办税的纳税人提供更为方便、快捷，办税效率更高效的服务。
该局还统一了“服务窗口、窗口职责、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标准”，并实现一机双屏，让纳税人始终得到高质量、高效率的办税服务。设置的触摸屏、电子显示屏、排队叫号系统、POS机等设施为纳税人提供了便利的服务。实行弹、延时服务，为老、弱、病、残人员开通了“绿色通道”等服务措施。该局办税服务厅因此被省局评为“优秀办税服务厅”。
作为省、市局新征管业务系统上线试点单位，该局积极协调，多方筹措资金，购置更换了45台电脑、20台打印机和UPS电源等设备；对区局局域网进行了升级改造，探索服务外包，减轻人员压力，对网络设备进行定期检查，为新系统上线试点工作和提升服务质效提供了硬件支撑。该局在全省新系统上线中按时开出第一张税票，为金税三期全线联网打下了基础。
税法宣传，为服务立税架起“连心桥”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每年4月是一年一度的“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也是全国税收宣传月。近年来，洛龙区地税局充分依托重大节会平台，发挥地利优势，积极开展税法宣传，与市局联合共青团洛阳市委、洛阳市文明办、洛阳市邮政局等承办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围绕“税收、发展、民生”主题，每年一个主题项目，先后开展了“服务世界邮展，情动牡丹花城”纳税服务志愿者建功营开营仪式，“征纳和谐文明花”主题换位实践暨“真情体验，共建和谐”，“万人百场税收大讲堂”暨“环境创优、真情服务”行动计划，“我与文明同行，情动牡丹花都”服务志愿者行动计划，“税收助力生态文明”暨志愿者服务第31届牡丹文化节活动等，以新颖的形式、广泛的发动，在社会各界扩大了地税影响。
在税法宣传活动中，该局还借助洛阳市文明城市创建，以纳税服务志愿者建功营为主体，做实“税收政策、征收管理、建账理财、产销信息、就业牵线、市场规范”六项服务，开展税收宣传 “进景点、进社区、进厂矿、进学校、进军营、进农村”活动，促进征纳和谐，树立地税“文明、规范、高效”的崭新形象。近两年来，通过开展“六项服务”共举办政策培训、辅导咨询1000余人次，促成10余家企业签订了供销合同，促成房产销售百余套，成交金额达5000余万元，先后使8家企业摆脱困境，税收宣传活动先后获得国家税务总局优秀项目和省、市优秀项目一等奖。
“一站式”办税，为服务立税铺就“发展路”
在纳税服务工作中，洛龙区地税局坚持科技引领，不断创新，打造 “一站式”办税服务特色。通过“一站式”办税，该局形成“窗口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的办税模式，从实际工作出发，适时推出效能管理系统和办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把服务做到最好。
一是制定详细规范，简化工作流程。“一站式”办税服务涉及到基层人员的岗位职责、工作方式、办税流程等多方面的变化，为此，该局制定下发了《“一站式”服务实施规范》，对业务类别、服务内容、受理方式、办理流程、监督考核等进行详细明确，将纳税人办理涉税业务划分为即办事项和限时办结事项两类。对于即办事项，如：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领购、发票代开、发票缴销、发票真伪鉴定、证明开具等，实行即到即办。对于限时办结事项，如：税务登记注销、减免税审批、抵税退税等需要税务部门审批的事项，严格按照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和限时服务制的要求，实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服务。通过反复的动员和培训，使每一个人都明确自己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办，明确了责任。为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办理环节，加速内部流转，节约办税成本，该局制作了“一站式”服务申请单、受理告知单、业务流转单、服务中止单、服务终结单等5类单据，规范了流转传递方式。并制定了“一站式”办税服务操作流程，对6大类55个涉税事项进行了明确，简化了工作流程，明确了办税时限，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是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科学流转。通过开发应用“办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对日常需要税务部门审批的登记注销、减免税备案审批、征收方式认定、抵（退）税等事项，采取窗口受理，网上流转传递，审批资料网下交接，短信同步提醒，受理窗口出件的流转模式进行传递审批。在大厅受理窗口添置了高分辨率的图像采集仪，通过影像采集，由服务窗口对受理的涉税事项和相关资料进行同步图像采集上传，依托“办税服务信息系统”将审批信息和影像资料在税所、业务科室、主管领导等审核环节之间进行传递，避免了纸质资料频繁传递，降低了办税成本，实现了办事效率的显著提高。
三是完善汇签制度，确保合法合规。每月月初，由征管和科技发展科负责组织业务科室和税源管理部门召开汇签会，对已通过“办税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办理完结的涉税审批事项，依法依规进行二次复核。同时，由各部门对照自己已办理的各项业务进行纸质资料事后意见补签，并将相关资料筛检、整理、归档。
“一站式”服务真正实现了办税窗口服务的综合化、科学化，实现了纳税人来一个窗口一次办结涉税事项的目标，切实减少了办税环节，优化了工作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服务效能得到有效监控，确保了服务质量。“一站式”服务运行以来，共受理即办事项32582次，限时审批业务165项，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好评。
河洛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河洛文化 开放性 包容性 “一带一路”
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与洛河交汇地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以我国古代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形成于夏商，成熟于周，鼎盛于汉、魏、唐、宋。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华夏文化的源头和主干、中华民族远古文明之曙光，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它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延续为儒家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它以洛阳古都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性。它以河洛人口南迁和丝绸之路为途径，把这一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内外，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它广泛吸纳其他文明，使其成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文明和睦相处，体现了它的包容性。
一、河洛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
（一）河洛文化的开放性
河洛文化自产生以来，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向域外传播，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周武王选择伊洛一带，特别强调“自洛I延于伊I，居易无固”（逸周书・度邑篇）。洛I是洛水入黄河处，在今巩义市市区北；伊I是伊水入洛水处，在今偃师市域西南。以此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明显的障塞险阻，适合古人建都的要求。这是因为都邑是“都国诸侯所聚会”，是四方交往的中心，政治、经济的枢纽。周公在确定成周位置后说：“此天下之中，诸侯四方入贡职，道里均矣。”（史记・刘敬传）这表明周朝重视新都应当便于四方的往来相聚。后来建都洛阳的王朝也常有类似的考虑。韩国磐认为，东汉都于洛阳，“除客观上长安残破的原因外，主要是洛阳有其主观上的优势”。他引述班固《东都赋》对洛阳的描写：“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辏。”[1]p7“土中”即天下之中，“平夷洞达”即“居易无固”，其思想是一脉相承。在这里形成的文化传统，自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河洛文化向外传播，“丝绸之路”是重要途径。“丝绸之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广义的“丝绸之路”，不但包括张骞开辟的经过今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往亚洲大陆、欧洲以及非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包括中国与日本、朝鲜以及印度、非洲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乃至中国的优质商品被输送到亚洲、欧洲、非洲多国，当地民众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推崇有加，争相购买，有的商品成为上层社会人士的奢侈品，成为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其他地区，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东汉时期造纸术曾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中国古代印刷术是沿着“丝绸之路”西传的技术之一，唐朝时期印刷术已经传到西域。
（二）河洛文化的包容性
包容性通常是指某些社会个体或社会主体能够包容客体的特性。在思想文化领域，包容性是海纳百川、吸纳其他文明成果，成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包容性是河洛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河洛文化所吸收的外来文化，从内容来看，有原本不属于中原民族的异质文化；从文化生成的地域看，有原本不属于中原民族的异域文化。例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带入的北方鲜卑等民族的文化，以及南亚传来的佛教文化等，既是异质文化，又是异域文化，在传入河洛地区并同中原文化融合之后发生了变异，成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洛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兼收并蓄；二是求同存异。这是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不断具有新鲜活力和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丝绸之路”不仅是河洛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丝绸之路”开通后，河洛地区成为华夏文化传播中心，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中心。河洛文化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推动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在历史上，洛阳曾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河洛文化伴随着中原地区的物产到达“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当地民众通过中国商品认识河洛文化，继而认同中国。先进的河洛文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西域以及世界各国不断派出使者，经过“丝绸之路”到洛阳开展贸易，学习中国文化。隋唐时期，洛阳既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传播中心，其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洛阳，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仰慕中华文明，长期定居下来。在洛阳发现的外国钱币，有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日本和同开尔银币、尼泊尔银币等就是有力的例证。
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洛阳。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派遣中郎将蔡喑、秦景、博士王尊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法。蔡喑等人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与之东归。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阳，并将所得佛教经卷用白马驮回，汉明帝建精舍供他们居住，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寺院洛阳白马寺。迦叶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翻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经典。在洛阳东郊的福先寺，既有女皇武则天御书浮图碑文、画家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壁画，还有印度僧人阿弥真那、善无畏、菩提仙那和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禅居修法的场所。佛教源于印度，来中国后，扎根于洛土，并在河洛发扬光大，河洛人对外来的思想和艺术体现出包容的接纳心胸，以至北魏时洛一度被称为“佛国”。
二、“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大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国务院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2014年，国务院将“一带一路”战略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我国政府又制订并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景与行动意见》。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出的战略构想。
经过39年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有利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今天，我们的对外开放已经由引进外资为主，转变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我国经济渐深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需要秉持开放的精神，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推动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当今中国经济文化和世界经济文化高度关联，要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升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深化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开放，实施向西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有利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同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国家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增加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三、河洛文化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范围广阔，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将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连接中外海上贸易交通线为平台和载体，由此促进中外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关系。它涉及同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延伸到广阔的印度洋海域，即大约几十个陆上和海上邻国及周边国家，与我国经济结构有较强互补性。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只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不应只是中国努力、中国“独唱”，应该充分调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性，共同参与进来，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社会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一个模式。应弘扬河洛文化的包容精神，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经济、区位、文化等多方面优势，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可以将自己的规划和项目与沿线各国的规划和项目结合起来。例如，哈萨克斯坦正在施的“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项目，契合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当前我国的友好邻国均可参与。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是“一带一路”交汇地，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也可融入合作。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很多项目，涉及国家和实体可能更多，开放性更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应当形成基于多条经济带的纺锤形经济网络，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推动的欧亚发展带相互衔接，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将会形成许多交汇点。
“一带一路”建设是基于各国文化认同、平等框架下推动的经济合作，底蕴是“丝绸之路”文化。作为合作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倡议，体现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性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陆续推出基建、交通的互联互通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等措施；依赖“丝绸之路”经济、人文、贸易的千年传承，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建设“一带一路”，这不是追求建立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不刻意追求强制性制度安排，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恶性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涵是致力于实现“五通”，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是一个复杂、包容、开放的系统工程。有关国家可以由易到难、以点带面、由线到片，逐步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参与者和建设者，共同商议、共同建设、共同受益。“一带一路”优先领域和早期收获项目可以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可以是贸易投资便利化、产业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人员往来。在“一带一路”平台上，相关国家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目标是政通人和、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虽然是中国倡议，但这是一个多元、开放、需要区域内各国共同推进的合作进程，通过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把各国紧密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河洛文化范文第9篇
作为古建筑，一般建筑材料无非就是土、木、砖、石、瓦。康百万庄园也不例外。康百万庄园地处黄土高原，所以一般的建筑墙体、台基多为黄土所制，充分利用其塑形。木头沿着顺纹具有很好的抗拉和抗压性能，而且自重轻。因此，在康百万庄园中，木常用来做屋架和柱。砖和瓦是人工烧制而成。制作起来劳民伤财，所以常用于重要的起维护作用的墙体和屋面。石材加工比较困难，因此，一般用于装饰材料。庄园里的石雕就是很好的体现。康庄的建筑结构类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北方的建筑形式。康庄的结构类型主要分为三类：
一、木架与墙体共同承重的抬梁式结构：康庄中的花厅和厅堂多采用木架与墙体共同承重的抬梁式结构。这种结构是柱子和墙体共同承重屋架荷载。
二、墙体独立承重的抬梁式结构：该结构的四面墙体均承重，四面无柱，山墙无梁。前两类均为抬梁式结构，都是梁头搁檩，梁上放矮柱，柱上又架短梁，其上复搁檩，层叠而上形成整个屋架。这种形式在当时北方的官、民建筑中都非常流行。
三、拱券式结构：康庄地处黄土地区，当时的建造者充分康庄的这一地理特征，将黄土断崖削齐，沿着断崖开挖出一个个窑洞。窑洞顶呈半圆形，利用青砖砌筑成拱券式，充分拱承压能力强的特点。
通常窑洞内比较潮湿，所以内壁常用石灰砂浆粉刷。康庄是一个大庄园，所以要做好防护措施。康庄多采用木结构，如柱、屋架，所以防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康庄从两方面加强庄园的防火。一方面是利用墙体等非燃烧体保护木结构。另一方面是在院内设置大量的水缸，以备失火时及时将火扑灭。康庄大多采用两层，外砖内土，屋顶面采用炉渣、砖渣伴着石灰砂浆涂抹，所以具有很好的保温隔热。由于康庄依山而建，地处黄土地区，所以排水问题是庄园安全与否的关键。为了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康庄采用以疏为主、堵为辅的思想在邙山建造防护墙，将雨水分流。而且庄园内采用内院高外院低，内院中间高、四周低的建造形式以利于排水。
2.建筑文化内涵
庄园主把自然环境与河洛文化结合的非常好。康店村西依邙岭，东临洛河，按说“背山面河”“坐西向东”的小环境是再适宜不过了，但是那不符合“天一合一”的河洛文化和更大的自然环境。远古人类依河而居，“河图、洛书”都产自水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河洛文化就以代表水、代表母性、代表北方的“坤”为上；而南边的嵩山离天、离太阳最近，河洛文化就把代表火、代表男性阳刚之气、代表南方的“乾”来代表它，并把这种特殊的地理现象列入八卦之中。康百万庄园浸泡在河洛文化的氛围中，尽管它是民间建筑，也在选址上严格按照河洛文化的要求去设计。在修建明代寺沟、张沟和东、西福禄堂时，不按照“依山临水”的小地形、小环境去建宅，而是力图在以水为上“坐北面南”的规范下，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建庄园。康百万的代表人物康大勇是饱受河洛文化熏陶的人，在选取“神龟探水”这个主宅区时，大量动土，切断邙岭东部伸延部分以减弱“金方”的肃杀之气，“以北为上”建筑了10座窑洞，然后在五座厢房的山墙博风版会合处，刻出精美的、形式不同的10幅太极图与八卦图，以洛河文化“独占鳌头”。
综上，通过对康百万庄园的历史、整体布局、建造技术及建筑文化全面分析，可以看出庄园主生活情趣和审美思想，同时也更多了解庄园的建筑结构和整体布局，以及通过建筑结构和整体布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
河洛文化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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