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知识范文

法律法规知识篇1

5月30日，我所领导参加了市处组织的2012年路政所长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活动，培训内容多元化，与工作实际相结合。这次培训很及时，很有实际意义，受到培训人员的一致好评，培训之余，各所所长就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共同探讨、沟通交流。

培训结束后，城区路政所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及时的传达和学习，要求路政所所有人员熟悉掌握《公路法》、《路政管理规定》、《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路政法律法规知识，通过路政业务学习让全体执法人员深刻体会到，行政执法是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依法行政是每一个行政执法人员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律准则，也是行政执法人员应当自觉遵守的基本职业要求和道德准则。对违反交通行政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必须坚持执法依据法定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认定和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随意处理和处罚。

通过此次学习，城区路政所全体人员深受鼓舞，受益匪浅，决定以此次学习的各类法律法规为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以更高的精神姿态，更好的精神面貌为民服务。

法律法规知识篇2

总的看来，禁止权利滥用既是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基本的法律观念，也是现代各国法律乃至宪法所普遍规定的基本法律原则。而“权利滥用”的实质在于权利人以不公平、不适当的方式行使其权利，不适当地扩张了其所享有的权利。关于构成权利滥用的标准，各国先后一共确立过故意损害、缺乏正当利益、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损害大于所取得的利益、不顾权利存在的目的、违反侵权法的一般原则等6个标准，并且呈现由主观化向客观化发展（以解决主观恶意难以证明的问题）和严格化的趋势（故意的和过失的、损害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①有的学者则认为，构成权利滥用要有四个要素：主体是正在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客体是社会的、国家的、集体的或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主观方面是权利人存有故意的心理状态；客观方面是有危害他人权利和利益后果的行为。②

以上关于权利滥用的分析也完全适用于知识产权的滥用。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是私权，这是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所明确承认的基本原则。与任何其它民事权利一样，知识产权也有被滥用的可能。

知识产权的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的，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在这里，知识产权的获得与知识产权的行使是两个问题，不能因为知识产权是合法获得的权利就忽视、甚至否认其也有滥用的问题。③知识产权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意义，使得它容易被权利人不正当地加以利用，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例如，在知识产权行使的过程中，权利人往往利用许可（授权）方式，扩张其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或者说，权利人往往利用许可合同的规定，限制被授权人所可以正当从事的行为。

由于知识产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产权，因此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知识产权被滥用的可能性还是被滥用后造成的后果，都会大大增加。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滥用知识产权的例子都不鲜见。例如，近几年来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垄断案以及微软在欧盟、我国台湾地区等地方受到的违反竞争法或公平交易法的指控，都涉及微软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问题。而在今年初美国思科公司起诉中国华为公司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背后，也存在思科滥用其知识产权的深层次问题。

二、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体系

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使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认为，对权利的限制有内部限制和外部限制两种，前者认为权利本身包含义务，权利应为社会目的而行使；后者则是在承认并保障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权利行使的自由性的前提下，以公法的措施适当限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限制权利行使的自由权。④这同样适用于对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限制。“个体知识产权的行使，不仅与有效竞争的理念存在冲突，而且也极易与民法上的公平、诚信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发生背离，与知识产权法自身维持社会整体效益的目标之间也有抵触。”⑤相应地，知识产权的滥用要受到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民法的基本原则的限制和主要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的限制。它们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出发，确保知识产权这一合法垄断权的行使不背离法律设定它的基本宗旨。

如果说“滥用所有权并非对存在于所有权外部的法律的违反，而是对所有权本身的违反”，⑥那么至少可以说滥用知识产权也构成了对知识产权法自身的违反（尽管还不能说它不是对知识产权外部的其它法律的违反）。因为，禁止知识产权的滥用与保护合法的知识产权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就划定了正确行使知识产权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行使权利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而超过了这一界限，就侵害了社会利益，也违背了知识产权法本身的基本宗旨。

就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的限制来说，知识产权除了其所固有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以外，为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知识产权法还通过一些具体的制度使知识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受到限制，如著作权要受到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的限制、专利权要受到强制许可制度的限制等。甚至还有直接的有关权利不得滥用的条款，如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本身的有关权利限制的规定，正是知识产权的调节机制的体现，目的在于尽可能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一部分（一般性规定和基本原则）第7条制定了如下的目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作者与使用者相互收益并且是以增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式，以及有助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第8条第2款规定了如下的原则：“为了防止权利所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者采用不合理地限制贸易或对技术的国际转让有不利影响的做法，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以这些措施符合本协议的规定为限。”这也包含了在知识产权法内部来解决的情形，如在有关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设置禁止权利滥用的条款， 使被控侵权人可以以滥用知识产权来进行抗辩，提起反诉，甚至另行提起诉讼。

所谓知识产权的滥用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主要是指受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的限制。实际上，它直接和主要地是受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即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权利不得滥用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法原则，它实际上是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也规定了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从事一切民事活动，包括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都不得违反这一原则。“民事活动是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以满足个人需要的活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要旨，就是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⑦同时，我国《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法人和其它组织同样也应当遵守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权利不得滥用也应当是所有法律的共同的原则。按照学者的看法，民法上权利滥用禁止之机能包括侵权行为机能（使某种权利之行使构成不法侵权行为而负损害赔偿责任）、权利范围明确化机能（使制定法欠缺时权利内容及范围加以明确化）、权利行使范围缩小化机能（使某一权利范围缩小）和强制调停机能（强制权利所有人参与调停，但以涉及公共利益者为限）。⑧在作为制定法的知识产权法对有关权利行使的界限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运用权利不得滥用等民法基本原则可以对一些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加以一定程度的控制。不过，这只能是在特定情况下起漏洞补充的作用，而不能成为主要的适用依据。

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还是民法基本原则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都属于在民商法范围的规制，这种规制受到民商法自身性质和手段的局限，因此还不足以解决知识产权滥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而属于经济法范畴的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规制。⑨虽然并非所有知识产权滥用都涉及反垄断法上的问题，但是由于竞争政策是各国基本的公共政策，而且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也决定了其滥用行为往往会造成对竞争政策的破坏，因而现代各国主要是在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竞争法、公平交易法等）的框架中来解决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的。

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的基本前提和特点在于维护有效竞争，即反垄断法通过维护有效竞争来使得社会个体的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不致破坏了社会整体利益-实质公正和社会整体效率。这里的知识产权的滥用就主要表现为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不正当地限制竞争的行为。这是由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性和保护竞争的特点和调整角度所决定的。这既不同于知识产权法针对权利本身进行的限制，也不同于民法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从更为广泛的角度考虑社会公共利益而并不特别关注竞争所受到的限制。尤其是，反垄断法作为典型的经济法，其所进行的限制必然主要运用不同于民法的公法的方法，有专门机关的主动介入，即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主要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方式。

加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对这种滥用行为予以制裁。例如，一些国家或地区不仅适用其反垄断法中的有关规范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而且还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专门性规范，如1995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1996年欧共体委员会《技术转让规章》（ECNo240/96），1999年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重新颁布的《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以及2001年我国台湾地区所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审理技术授权协议案件处理原则”等。同时，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也规定，各成员可以在与该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合同的做法或者条件，例如，独占性回授条件、禁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强迫一揽子许可。这为目前国际上规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从TRIPs协议第二部分第八节的标题以及第40条的内容来看，协议所涉及的仅仅是对竞争产生限制作用的行为，这就明确了其较窄的范围，将它更直接地与反垄断法联系起来。至于具体的规制方式，则由各成员自己决定。[10]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在有关反垄断法中没有明确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的规制，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门执法规范（或者在有这方面的专门规范之前），但在解释上均认为反垄断法适用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例如，虽然韩国反垄断法即《关于独占规制及公平交易法律》第59条规定该法不适用于行使依据著作权法、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或商标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但韩国学者一般认为，对买进多数知识产权，在一定领域内形成垄断并滥用的行为或不正当利用知识产权的行为适用该法。[11]又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5条明文规定：“依照著作权法、商标法或专利法行使权利之正当行为，不适用本法的规定。”对此，即使在其主管机构在2001年制定具体执法规范之前的长时间里，学者和有关机构一般也都认为，对该条做反面的解释就可使知识产权人不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滥用行为）适用该法。当然，如果有这方面的专门执法规范，就有利于更集中、更明确地对此问题作出了正面的回答，从而有利于具体执法，也便于当事人遵守。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

（一）我国现行涉及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范

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现在就没有任何这种性质的法律规范。事实上，在我国有关的法规中还是有一些涉及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范。除了前述知识产权专门法律中所体现的限制知识产权范围的制度（如“强制许可”或“合理使用”等规范）以及《民法通则》等法律中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外，主要体现在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含有反垄断性质的规范。

1983年9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46条规定，合营企业订立的技术转让协议，应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同时，技术转让协议不得含有为中国的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国务院2001年12月1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12]第29条明确列举了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得含有的7项限制性条款。而且，与以前的规定不同，这里不得包含的限制性条款是强制性规定，是不许变通的。1999年制定、实施的《合同法》[13]第329条规定：“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第334条规定：“技术转让合同可以约定让与人和受让人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但不得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这就使原《技术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得以保留。该法第355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进出口合同或者专利、专利申请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又使前述有关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得含有的限制性条款的规定在《合同法》实施后仍然得以适用。

另外，1993年制定、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条款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知识产权领域行为的，但同样也可适用于涉及知识产权的有关行为。该法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它不合理的条件。”该法第15条规定：“投标者不得串通投标，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不得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这种关于搭售和串通招标投标行为的法律规范一般理解为可适用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方面。同时，1994年制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27条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不得有的行为中就包括“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竞争对手”，而这也应理解为包括涉及滥用知识产权的限制竞争行为。据悉，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外贸易法》修改草案中不仅增加了“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专章，而且其中除了重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外，还特别规定了控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内容，这有利于在对外贸易领域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在这方面总体上的不足。从以上我国现行的有关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法律规范来看，它们虽然对涉及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作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极为零散、不完整、不明确，主要表现为散见于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之中，不是专门从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角度对此作出规范的；而且，现有的多数法律规范是适用于有关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行为，而不是普遍适用于我国市场上的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行为（特别是涉及其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因此其适用范围还极为有限；从其内容来看，它也需要根据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加以更新、完善。可以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未来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反垄断法律制度在我国还处于萌芽状态，从严格、完整的意义上来说，甚至还近乎空白。因此，我国在这方面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二）建立和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想

在前述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体系中，由于其中的禁止权利滥用等民法基本原则规制本来就属于在没有具体制度或具体制度不明确时适用法律的原则来使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制度方面就主要涉及知识产权专门制度和专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中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就是在现有相关法律原则、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细化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条款，从而使得在有关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为被控侵权人提供明确的抗辩依据，或者使其可以对权利人提出反诉，甚至另行单独起诉。这就使得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这需要对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专门知识产权法律进一步进行修改，或采取其他配套的措施。

由前述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体系中的特殊角度和性质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情况所决定，我国在建立和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时无疑是以反垄断法律制度为核心的。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在2002年9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的报告中也在有关技术转让方面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的竞争政策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首先应当建立起基本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主要是指制定比较完整的、作为法典的《反垄断法》。在这样的法典中建立的基本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应当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即适用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可以在《反垄断法》中设置专门的条款，既明确将行使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又明确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加以必要的规制。至少，应当像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公平交易法”第45条那样在除外条款中涉及这一问题，因为对该条的反面理解就可使有关不正当行使知识产权即滥用知识产权以限制竞争的行为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当然，最好还是在《反垄断法》中设置若干条款，从正面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加以明确的规制，以便增加其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由于在《反垄断法》中无论对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加以何种程度的规制，它都不可能完全解决适用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是不可能全面、具体地阐述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的一般原则和一系列具体问题，因此需要借鉴美国、欧盟、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在这方面的经验，由反垄断执法机关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指南或规章加以解决。在我国，由于国务院制定或经国务院批准的行政法规也是法院审理案件适用的法律依据，因此反垄断执法机关制定的这种指南如果经国务院批准、从而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这就有利于它不仅在行政执法中而且也在司法活动中的遵照适用，增强其权威性和执行效力。

注释：

①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7页。

② 杨春福：《权利法哲学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85页。

③ 权利意味着得到法律肯定和保障实现的利益，因此，严格说来没有不合法权利的说法，权利滥用中的权利本身也应是合法的。当然，有时也将不正当获得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这种表面上“权利”或者根本就不应获得的“权利”行使行为也称为权利滥用。例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5年4月6日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就指出，实施或者企图实施以欺诈方法从专利商标局或者版权局获得的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的规定（如果能证明符合该条的其他要件）或者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这也往往被视为知识产权的滥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将专利权人采取规避法律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明知其申请不应当获得专利而申请专利并且获得了专利权，据此行使权利的行为称为专利权滥用，被控侵权人可以提出滥用专利权的抗辩。

④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252页。

⑤ 缪剑文等：《知识产权与竞争法》，《法学》1999年第6期。

⑥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⑦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0页。

⑧ 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⑨ 这里的所谓高层次不涉及不同法律部门的优劣与重要程度的判断问题，只是从对经济关系进行的第一次调节与第二次调节的意义上来说的。

[10] TRIPs协议第40条关于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法规制方面的规定是比较笼统的，它与协议中诸多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详细具体的规定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发达成员的利益。

[11] 参见韩国忠北大学教授卢秉昊提交给2000年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韩国的反垄断法》。该文也是引用韩国另一位学者李基秀书中的观点。

[12] 被该条例所取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1985年）第9条以及该条例的《实施细则》（1988年）第14条也有相关的规定。

法律法规知识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规制。

当前，知识产权滥用已成为各国反垄断法立法和执法的热点问题，在我国《反垄断法》已经实施的背景下，加强对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规制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以滥用知识产权垄断行为认定分析原则的适用为出发点，为我国在反垄断法框架下进一步增强滥用知识产权行为规制的法律确定性提出思路。

一、知识产权滥用的概念及在反垄断法中的适用。

知识产权的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通常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权利的不正当使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规制体现了法律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基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法律赋予的一定“垄断权”，知识产权行使行为都会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竞争，但基于利益衡量，反垄断法对其不予干涉。若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扩张了该垄断权的范围，或凭借该合法垄断进一步谋求非法垄断或优势竞争地位，对公共利益的不利影响超出了合理限度，反垄断法则必然会介入规制。因此，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均将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纳入了反垄断规制范畴，而正如本文摘要所述，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也作出了明确规定二、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在反垄断法框架下的主要表现形式。

《反垄断法》所规制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典型的表现形式：

（一）拒绝许可。

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拒绝授予竞争对手合理地使用许可，从而排除竞争，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的行为。

（二）搭售行为。

指权利人滥用其在知识产权相关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将其拥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和其他互相独立的商品捆绑在一起进行销售。此外，搭售还可能包括一揽子许可，即一方在一项或一组相关的许可协议中，许可他方同时使用其多项知识产权标的，如果一揽子许可是强制性的，则亦应视为搭售。

（三）价格歧视。

指具有支配地位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在提供产品和技术时，对不同的客户在同等的交易条件下实行与成本无关的价格上的差别待遇。

（四）过高定价。

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牟取在正常竞争环境下不可能获得的、远超出竞争价格利益的行为。

（五）不质疑义务。

指被许可人直接或者间接地承担义务，不得对权利人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六）排他性回授。

指知识产权权利人以许可为条件。要求被许可人将基于该知识产权而作出的改进或发明专利只能授权给许可人。

（七）知识产权交叉许可与联营安排。

交叉许可与联营安排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权利人相互许可或联合对第三方许可的协议。交叉许可一般是两个企业之间相互许可对方使用自己的技术，联营安排的参与者则可能是一个行业涉及核心技术的多个企业甚至包括所有企业。在某些情况下，交叉许可与联营安排也可能具有反竞争效果，典型的有联营安排中的集体定价或产量限制、搭售非必要专利和收取不合理的许可费等。

三、反垄断法框架下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认定分析。

（一）合理分析原则。

在规制知识产权垄断中的一般原则意义鉴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并非一种独立的垄断行为类型，而是根据其具体表现形式，分别归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是經营者集中，因此在具体认定中应遵循反垄断行为认定的相关原则。

对于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触犯反垄断法，各国在执法实践中基本上都遵循了两个重要原则：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分析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规制中，虽然两个原则都会得到运用，但相比较而言，合理分析原则的应用范围较本身违法原则更广，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具有一般原则的性质。一是行使知识产权的主要方式就是许可，而知识产权许可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一种纵向关系，在其中发生的纵向限制行为基本属于适用合理分析原则的范围；二是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法律赋予的专有性，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本就是在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与竞争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作出的平衡，通过合理分析，能够客观地评价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对竞争产生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在具体案件中协调相关利益关系；三是与各国当前所采取的知识产权政策相协调。随着各国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反垄断法领域对知识产权的限制也相应趋于宽松，执法部门更多地采取合理分析原则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进行认定分析。

（二）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认定分析时应注意的要点。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于 1995 年 4 月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同等对待原则，即对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利同等对待，适用相同的反托拉斯法原则。但同等对待原则并不意味着不承认知识产权有别于其他形式财产权利的特性，而是在尊重知识产权特性的前提下加以更进一步的客观分析。②2007 年 4 月，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共同出台的《反托拉斯法与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和竞争》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同时要求注重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的区别，以更好地促进创新与竞争。因此，虽然对知识产权行为适用与其他形式财产的行为相同的反垄断原则进行认定，但在有些环节的认定和分析上还应当充分尊重知识产权行为的特性：

一是经营者之间竞争关系的确定。竞争关系的界定对于垄断行为性质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产权许可协议关系中，需要确定相关主体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也即是横向关系还是纵向关系。但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不以占有作为权利行使的前提，因此在竞争关系的确定上较其他财产权更为复杂。一般说来，如果一方从事技术研发，许可另一方使用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该许可协议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是纵向关系。而当许可人同时使用所许可的技术时，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双方会因为生产同类产品而成为竞争者，相互之间还将产生横向关系。但如果订立许可协议时，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技术远不在同一水平，许可人的技术可以制约被许可人的发展，被许可人只是潜在的竞争者，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界定为纵向关系则可能更为恰当。③。

二是相关市场的界定。基于知识产权自身的特性，涉及知识产权垄断行为中的相关市场界定较其他垄断行为的界定更为复杂。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2009 年发布的《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指出，在技术贸易、许可协议等涉及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中，在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时，可能还需要界定相关技术市场，考虑知识产权、创新等因素的影响。通常来说，当知识产权市场所涉及的商品为实物时，主要是对其相关产品市场进行界定；当知识产权和使用该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市场上分别销售时，则需要界定相关技术市场；最后，当许可协议不易通过其对现有的产品或者技术的影响进行评估时，则可能需要通过其对相关创新市场的影响进行评估。④。

三是经营者市场地位的认定。经营者市场地位的认定主要是指当事人市场份额的认定分析。从世界各国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当事人的市场份额在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认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不仅影响当事人在纵向关系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还将实际影响当事人在横向关系中的联合行为是否可以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例如，美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划定了一个反托拉斯的“安全区”，在知识产权的许可安排中如果该限制性条款不易于导致限制竞争，而且许可方和被许可方在每一个受到该限制显著影响的相关市场中共同拥有的市场份额不超过 20％的话，当局就不会对该限制采取措施。此外，在知识产权权利人市场地位的认定上，除了市场配额之外，市场进入门槛、技术标准等也日渐成为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⑤。

四是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后果认定。对于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应予以综合评判。首先确定知识产权行为业已促进和可能促进竞争的程度，再确定该行为已限制和可能限制竞争的程度，最后将两者的效果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如果最终效果是限制竞争大于促进竞争，则该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反之，则该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行为。在此。尤其要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性：一是由于知识产权所具有的专有性，致使知识产权行为一般都会对竞争产生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影响。二是相关因素对知识产权专有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可以在特定因素的影响下向垄断进行转化，例如一项专利技术被某一通用标准所采纳后，就将影响我们对其限制性做法作出的评判。

四、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分类规制思路。

鉴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认定的复杂性，为了进一步明晰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增强法律确定性，提高执法效率，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颁布和制定了有关知识产权垄断的指南或规章等，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认定作出了细化规定。在上述指南或规章中，虽然在具体细节和形式上不同，但基本上都采取或遵循了一种分类规制的原则思路。分类规制原则，又被称为“类选法策略”，是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分析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规制中的一种实践性运用。⑥该规制原则将知识产权领域特别是知识产权许可贸易中各种具有限制竞争性质的行为或条款划分为以下三类：（1）本身不合法或推定为非法的限制性条款；（2）为了确定合法性而需要根据一定原则进行详细分析的限制性条款；（3）不违法或推定为合法的限制性条款。如美国在《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中，明确了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分析原则的适用对象与范围，并给出了一般不违反反垄断法的“安全区”。欧盟和日本在相关的条例和指导方针中都曾采取划分有色条款的方式对许可合同的限制性条款施以区别对待。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制中采取分类规制的方法，较为明确、清晰，能够在一定程度弥补传统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规制不够明确的缺陷，也为我们在反垄断法框架下进一步构建知识产权反垄断制度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参考。⑦。

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对知识产权合法行使的反垄断适用除外和知识产权不当行使的反垄断规制仅作出了一个原则性规定。为了提高法律的确定性，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行为指引以及为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执法指引，极有必要研究制定有关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执法指南或者规则。在制定过程中，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行做法，以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分析原则为基础，引入分类规制的思路，将反垄断框架下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划分为不同类型进行规制：⑧第一类是根据知识产权的专有特性和通过总结司法、关规定。而对毒品滥用问题而采取的最普遍的处罚体例就是吊销营业执照。例如在爱尔兰，1997 年的《执照法案》就规定：如果在其营业场所发生毒品违法行为则该场所将被永久吊销营业资格。

3.环境策略。

环境策略旨在建立更为安全的空间从而减少毒品相关问题的滋生。环境控制策略包括：控制区域内经营场所的密集度；对不同场所的营业时间进行调配，防止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密集的人群涌向街道；控制室内温度，保持良好通风，控制音乐音量等；提供免费引用水、避孕套和耳塞等；及时清除空瓶子，以及破碎的玻璃等其他一些可能威胁安全的锋利物件；对厕所等封闭空间进行不定期检查，防止意外发生；加强室内及街道照明，减少黑暗角落的毒品贩售行为等。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还包括，改进娱乐场所和活动举办地的公共设施，如变更的士或班车停靠点从而提供更为安全的晚间交通，更好地照明和减少噪音等。

4.个体防控。

个体防控主要是指针对那些经常出入娱乐歌舞场所的青少年开展的毒品及其危害的相关信息普及。该类措施在许多地区都被广泛开展，其形式包括： 向该类人群散发关于使用毒品危害的宣传手册；建立涉及该类信息的网站，为浏览者提供详尽的有关毒品，毒品相关危害的信息以及如何避免沾染毒品建议等。

四、结语。

预防娱乐歌舞场所毒品滥用并减少其相关危害，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一味地“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配合有效的“疏”才能够更好地应对。青少年精力旺盛，好奇心强，面对各种诱惑的抵制能力差，在各种娱乐歌舞场所，鱼龙混杂，很容易受不良影响沾染毒品，并可能由此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后果，给其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整个社会都带来危害。因此，政府要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调动各个部门的合力，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给青少年营造积极向上的娱乐休闲环境，使其在闲暇之余能够将精力和注意力投入到其他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中而不至于沾染毒品。此外，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调动各部门、各民间力量开展预防和减少娱乐歌舞场所毒品滥用策略时可以考虑听取青少年的意见建议，以期制定的各项措施能够更具针对性。

[注释]

①防止青少年在娱乐和休闲时使用毒品，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五界会议执行主任的报告，联合国文件号 E/CN.7/2002/3：3.

②防止青少年在娱乐和休闲时使用毒品，执行主任的报告，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2002 年 3 月，维也纳联合国文件 E/CN.7/2002/3.

③Draft 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and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Member States on the prevention of the recreational use of drugs. Cor-drogue 2 Rev 3, 15.4.2002.

④ Objective 9 of the EU drugs action plan 2005-08. OJ C 168,8.7.2005, p. 1.

[参考文献]

[1]防止青少年在娱乐和休闲时使用毒品，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五界会议执行主任的报告，联合国文件号 E/CN.7/2002/3。

[2]Amador Calafat and members of the Pompidou Group PreventionPlatform, Prevention Interventions in Recreational Settings, August 2010.

[3]Babor T. F., Caulkins J., Edwards G., Fischer B., Foxcroft D.,Humphreys K., Obot I., Rehm J., Reuter P., Room R., Rossow I., andStrang J. （2010） Drug Policy and the Public Good. Oxford: Oxford UP.

[4]Ferrence, R. （2001）， 'Diffusion theory and drug use', Addiction, 96.

法律法规知识篇4

一、应当考虑的前提

如欲正确、适当地适用知识产权法律，必须探讨其不同于其他法律之特有规则。为确定这些特有规则，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一些特殊之处。

第一，知识产权作为新类型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民事权利的内涵，也为权利行使方式、保护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权利类型已有悠久历史，其保护方法也有其传统性。但知识产权作为新型的民事权利，即无形财产权和人身权，传统的保护方式也因其特点而有了一些变通，例如禁令制度、强制许可等。

第二，调整范围越来越广。这主要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智力活动的多样化而致。例如，录音、录像、信息技术、网络、数据库等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为着作权法开辟了全新领域；生物工程中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以及克隆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专利制度；服务商标、立体商标、非形象商标等也为商标法提出了新课题。如此广泛的范围为确定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程度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复杂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复杂化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保护机制上的复杂化，包括行政、司法、自治等保护机制；二是规范体系上的复杂化，包括刑法的、民法的、行政法的规范体系；三是立法体系上的复杂化，即除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等专门法律外，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等法律文件也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相应规定；四是国内保护机制与国际保护机制共同发生作用。

第四，规范结构的特殊性。知识产权法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首先确立了民法的理论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根据人的智力活动规律、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以及知识产权本身的要求，建立了若干新的、特有的原则、制度和规范，其中不乏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的一般性的技术性规范。因此，对知识产权（包括科学技术活动）的规律认识越深，对知识产权法律的执行、适用、解释就越贴切、适当和正确。这也正是强调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法官不仅应当是法律专家，还应当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原因。

二、创制新规范

法律规范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在适用和解释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新内涵，而这种生命力在规范形式比较概括、简约，规范对象发展迅速以及立法滞后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活跃。知识产权法律领域即属此种情况。实践表明，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这种“丰富、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的工作，多数可称为“新规范创制”。在这一活动中，作为一个法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新规范”是法律解释的产品。新规范的创制可以是立法活动，而在审判活动中的“创制”则只能是法律解释。我国法官不是立法者，所以不可能制定新的立法性规范。即使作为法律渊源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也只是“解释”而已。既然如此，法官必须掌握法律解释的理论与技能，这样才能创制（或解释）出合乎法律本意、满足实际需要的新规范。

第二，“新规范”蕴含于现行法律制度、规范或原则之中。例如，北京市法院通过审理周林公司诉华奥公司、奥美公司专利侵权一案，确立了“多余指定”规则；通过李光诉首钢总公司重型机械公司“旗杆”专利侵权一案，确立了“自由公知技术抗辩”原则等。这些规则尽管未曾明确规定在现行法律条文中，却都是专利法的立法目的、保护原则以及民法通则的公平、诚信原则的体现。这些新规则实际上已经蕴含在法律之中了，需要的只是法官通过自己的解剖、诠释而使之释放出来。

第三，“新规范”的产生需要法官具备良好的自身条件。与其他法官一样，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法官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需要对人类智力活动和知识产权有深刻的理解，能够熟练地应用法律方法、技能，还要具有开放的思想。缺乏任何一点都会影响新规范的创制，影响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贡献。

三、法律适用和解释须与调整对象的发展协调一致

法律在运动和发展中获得生命，而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进步越快，法制发展也就越快。而在某一具体领域中，无论是科学技术活动还是普通人类活动，快速发展必然引起立法及适用和解释法律活动的更加活跃。而知识产权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迅速的领域。法官在适用和解释知识产权法律时，必须与这种发展协调一致。

调整对象的新发展会产生新的要求。知识产权领域的新发展并不是原地不动的循环反复，而是代表着某种新方向和新高度。即便是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经典的法律原则，也会遇到知识产权领域里一些无法预见的挑战。实际上，在通过立法或解释创制新规范的同时，知识产权新发展可以使传统法律原则更具适应性、包容性，有时甚至会产生一些“旁系原则”。例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网络作品着作权、驰名商标权保护范围、方式、机制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法通则以及着作权法、商标法所保护的权利类型、内容、原则等在我国的一些知识产权案件判决中都有新的发展，适应了这些新要求，从而丰富了其内容。

四、对行政决定的司法尊重

在知识产权管理领域，行政权力的介入甚至终局决定权是我国“入世”之前讨论较多的问题。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根据WTO协议的要求进行修改后，法院的司法审查任务将会更重，同时，行政机关对知识产权的管理范围仍然很广（这里暂不讨论行政、司法的权限划分问题）。因此，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时如何适用和解释法律问题，便引出了适用知识产权法律过程中对行政决定的尊重问题。

法律法规知识篇5

〔关键词〕贸易法,竞争法,知识产权

一、贸易法、竞争法对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规制成因

(一)Trips的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旨在通过促进充分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和确保包括程序在内的措施实施知识产权,从而降低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和妨碍。Trips协议专门对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反竞争行为做了规定,认为一些限制性竞争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活动或条件可对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会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并允许各成员对此加以法律规制。Trips协议没有详细罗列反竞争的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但指出了技术许可中存在的主要反竞争行为,规定各成员可在与该协议的其他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协议的做法或者条件,包括诸如独占性回授条件、阻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这些规定为国际上规制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壁垒。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智力资源的竞争上,知识产权及其相关规则成为发达国家用来夺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利器。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有关国际条约的内容在对世界经济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倾销法、产品责任法一起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法律壁垒。如美国“337条款”,较之反倾销更具杀伤力。

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垄断密切相联,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垄断,法律通过两种途径维护其垄断地位:一是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限制;二是直接赋予权利人反不正当竞争权。但知识产权法对垄断地位的维护是有限度的,一旦越过了这一限度,就会造成对竞争的限制,会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是与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基本原则相悖的。而当这种行为对市场竞争带来的限制超越了竞争法的“容忍”度时,就会受到竞争法的调整和约束。从某种角度上说,权利人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法但却有可能违反竞争法,这是由知识产权本身缺乏对垄断的“度”之规定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法律反对垄断行为但不反对垄断本身,垄断本身合法,但垄断行为不合法,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这方面最常见的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市场上合法地形成垄断地位后,再借用这种地位限制他人与之竞争。

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权,可以为权利人带来垄断利润,从而激发发明创造者的创造积极性,促进竞争。但知识产权毕竟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不能违背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不能滥用权利。这要求法律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应当限制权利人实施的反竞争行为,这是合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

二、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

(一)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知识产权权利人拥有法律赋予的垄断权,可以自己使用也可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权利人之间也可以联合授权或交互授权以取得更多的信息使用机会。正是出于巩固或扩张这种垄断地位、谋求更高经济利润的动机,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常有反竞争行为的发生。

1.不许可。独占权是知识产权人的一项专有权,通常情况下,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并不违反法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权利人拒绝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技术、技术秘密等,也会造成妨碍、限制甚至消除市场竞争的效果。例如,不许可的目的在于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其所在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与其竞争。这可能会导致与垄断共生的资源配置不经济、损害消费者利益、垄断利润以及企业惰性等一系列弊端,也会妨碍科学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再如,不许可他人使用其智力成果是为了恶意闲置专利、消除或减少自己在特定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在尚未建立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国家,如英国在执法中将这类拒绝许可认定为拒绝交易行为,通过竞争法加以管制。

2.限制性许可。权利人在技术贸易活动中有可能利用其缔约优势,在许可协议中订入各种反竞争性质的条款,这类行为是法律最应予以规范的。限制性许可主要有以下形式:(1)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当许可方要求被许可方同时认购几个相关的许可,而实际上被许可方并不需要这么多知识产权;(2)搭售。许可方在实施技术许可时,要求被许可方必须同时购买与被许可技术无关的或者被许可方不需要的技术、原材料、设备,否则就不转让技术。(3)不异议条款。即要求被许可人不得就所许可的知识产权之有效性或技术秘密的秘密性提出质疑,或不向有关机构举发和主张无效。(4)单方回授条款。要求被许可方在许可技术的基础上对该技术有所改良时、或取得专利权时,有义务向许可人报告、让与及授权使用。通常,回授条款被用来限制接受技术方的创新,从而影响竞争,阻碍技术进步。(5)知识产权失效后的支付和其他义务。根据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性,知识产权期满,该智力成果即进入公有领域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许可协议中要求被许可方继续支付费用是不合法的,但有例外,如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包含几项专利,而且每项专利的有效期限起止时间不同,技术价格若是一揽子计算,则部分已失效专利的使用费难以区别计算,可不以反竞争行为论。

3.限制横向竞争。为了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有些企业在专利许可中附加限制横向竞争的规定。横向限制主要有两种形式:(1)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即两个或多个专利所有人同时互相许可其所拥有的专利,以排除竞争对手,阻止其它企业进入市场。交叉许可或者一揽子专利协议实际上促进了竞争企业的共谋,许多国家对其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查。(2)限制研究开发、制造、使用或销售竞争的其它条件和行为。如,(a)对利用许可专利生产的产品施加质量控制,附加一些超出保证许可专利的效力或维护商标名誉必须的条件。(b)限制许可专利的使用。限制被许可方向某些用户销售含有许可专有技术产品的权利,被许可方只能向许可方指定的对象销售许可技术产品。(c)限制被许可方的经营管理。规定许可人有权介入被许可人内部管理和人事安排,如只能雇佣许可方提名的雇员。在许可合同到期后,不允许被许可方生产可以竞争的产品,或者使用竞争性技术。(d)限制销售和出口。要求被许可方必须通过许可方来销售相关产品,限制被许可方出口其产品,或限制出口地区和国家等。(e)限制许可产品的价格。其它限制如不适当地限制被许可者的经营范围等。

(二)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要素分析。任何经济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主体、行为和结果,反竞争行为作为正常的经济活动的一种异化形式,其构成同样也不可缺少这三要素。在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主体”是正在行使权利的权利人,包括权利所有人和权利的合法受让人;“行为”则是指权利人实施了上列反竞争行为的一种或几种行为,以及上列未穷尽的行为表现,反竞争行为的“结果”是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贸易的正常进行。

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决定了其专有性,权利人对其权利客体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许可权是知识产权人的一项重要权利,通过许可,权利人可以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有利于鼓励创新,刺激对研发的更多投入,同时也推进了技术的传播,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又可以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使消费者获益。但是,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有一条自身正当与合法行使的界限,知识产权除了其所固有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以外,还要符合知识产权法自身的权利限制规定。为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知识产权法在赋权的同时,还直接对权利人施以限制,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商标权许可中的产品质量监督义务等。这实际上划定了正确行使知识产权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行使权利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而超过了这一界限,就侵害了社会利益。因此,对于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反竞争行为的认定,须把握一个“度”。

三、贸易法与竞争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竞合适用

(一)贸易法、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主要运用私法的方法关注竞争价值,而贸易法、竞争法则主要以公法的方法来介入和调整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关系,以维护市场交易的整体秩序,保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促进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以垄断权,使权利人比较确定地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并带动其他竞争者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而竞争又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与竞争法的目标是一致的。尽管知识产权本身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如果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或想凭借合法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来实施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就会违反竞争法,亦即知识产权与经济竞争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特定情况下私人财产权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矛盾的反映。因此,为平衡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体现公共利益的公法规范的竞争法应对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知识产权行使理应服从竞争法的必要干预。当然,为维护公平交易秩序,竞争法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甚至扩大了知识产权法对智力成果的保护。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把仿冒商标及商品、服务和营业上的其他标记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禁止,与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责任竞合的关系。

贸易法则通过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并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国家的对外贸易秩序,保护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对外贸经营活动中的知识产权的反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贸易法与竞争法互相协调,一般而言,对于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依照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有前述违法行为,同时又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依照外贸法的规定处理。可见,几部法律规范目标最终整合到促进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及社会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外贸法规制。我国2004年对外贸易法列举了三种知识产权许可中反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阻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进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和在许可合同中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与Trips的规定一致。此外,我国1985年制定的《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涉及技术引进合同中出现的反竞争行为也作了列举,但该条例覆盖内容有限,只适用于以中方为受让方的涉外技术交易而未延及知识产权的其他领域。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通常会限制被许可人的经营自由,造成其他竞争者的市场进入障碍,甚至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格管制。但是,我国原有的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仅侧重于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而不涉及对权利人滥用权利的规制,有保护“过度”之嫌。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把知识产权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用贸易制裁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并实现其贸易政策的情况下,我国2004年外贸法增加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专章,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对知识产权领域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秩序的反竞争行为采用对外贸易救济措施加以规制,有利于净化竞争环境和促进技术贸易。

(三)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竞争法规制。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地位,知识产权的行使也必须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接受竞争法制约,以竞争法允许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我国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列举式立法方法,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明显缺陷是没有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内涵上进行界定,也没有规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兜底条款”。因此,对于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反竞争行为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实难适用,因此,制订《反垄断法》和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已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N〕.国际金融报,2004-07-27.

法律法规知识篇6

【关 键 词】知识产权/微观公共权力/法律规制/正当程序

【正 文】

一、从两件“学位案”谈起

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委员会在21位委员只到16位的情况下，以6票同意，3票弃权，7 票反对的结果，决定不授予北京大学博士生刘某的博士学位；随后，北大只授予了刘某博士 “ 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此后，刘某在长达3年半时间内四处询问、反映，要求回答他“ 未获学位”的原因均未得答复。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 不予受理。1999年9月，刘某再次起诉，终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他请求法院责令 被告撤消其1996年的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判令北大向其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并 对其 学位授予问题重新审查。

海淀区法院在有关学位授予纠纷处理的法条缺位情况下，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及法律 的 “正当程序原则”，认为：北大学位委员会作出“不授予”决定涉及学位申请者能否获得相 应学位证书的权利，故在作出否定性决议前应告知相对人。法院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 会撤消“不授予”刘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的博士学 位进行重新审议。（注：二审法院受理此案审理后发回重审。但2001年初，原审法院（北京海淀区法院）以“超过 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刘燕文的起诉（据说是海淀区法院在“请示”了上级有关法院后作 出的）。贺卫方教授在2001年3月某日的《时报》上曾以《转了向的里程碑》为题，评海 淀区法院这一“驳回起诉”的判决“在法律的程序方面存在许多疑点”，他说：“最关键的 问题是，当一个法院已经受理了一起案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裁判，就意味着法院以权威的行 为承认了案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法院受理了，然后经过一方当事人上诉，上一级法 院 又发回重审，下一级法院又说当事人在一审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样就等于出尔反尔，法 院的威信得不到保障，当事人对法院的预期也会变得复杂和混乱”。

贺文还说：“实际上，海淀法院一审判决非常仔细地界定了什么是司法权力能做的事情， 什么是司法权力不能做的事情”。）

无独有偶，2000年7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华西医科大学博士 生 张某状告华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其博士学位一案。1992年张某考入华大攻读妇科肿 瘤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修完全部学位课程，成绩平均85.75分，临床技能考核平均79分； 从未出过医疗事故，也无错误及犯罪行为。1996年6月，张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由5名 同行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成绩评定为良。华大论文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原告博 士学位的建议后，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医学分会。医学分会在一名委员缺席，八位委员参 加（ 全体成员共九位），4人同意，4人弃权情况下，作出“不授予”张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同年7 月，华大向张颁发了博士毕业证书。从1996年医学分会作出“不授予”决定后，张一直 为此四处反映，要求华大学位委员会就“不授予”学位一事说明理由，听取其申辩，并作出 答复。但该委员会既未将“不授予”决定送达张本人，也不作任何回答。长达4年申诉无果 后，2000年3月，张以学位委员会“违法不作为”为由，起诉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就 在法院于同年4月受理此案后，华大学位委员会于5月11日召开会议履行“作为”职责。以1 票赞成，20票反对，作出“不授予”张博士学位的决定。于是张变更诉讼请求，以学位评定 委员会的决定缺乏事实依据、程序违法为由，重新起诉。2000年7月31日上午，武侯区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注：有关张某案件的报道，见2000年4月19日和2000年8月1日四川《华西都市报》。）

法律法规知识篇7

这好办。学语法，找规律，做个有心人；变复杂为简单，巧记固定搭配。下面就部分语法知识进行归纳：一、非谓语动词

“非谓语动词”可分为动词不定式、动名词和分词。它在句子中的作用很多：除了不作谓语外，它可以充当主语、宾语、表语、定语、状语与复合宾语(主语补语或宾语补语)。有些及物动词后面接不带to的不定式作复合宾语。这些动词归纳如下：一感(feel)．二听(hear，listento)，三让(have，1et，make)，四看(see，watCh，notice，observe)。再加上helpsomebody(to)dosomething和美国英语lookatsomebodydosomthing。还有“二让”属特殊：getsomebodytodosomething与keepsomebodydoing。而有些及物动词后面接动名词(the-ingform)作宾语。这些动词归纳为一句话：PapaCmakesfriends。这是由如下动词的开头字母组成：permit，advise，practise，avoid,consider,mind,allow,keep,enjoy,suggest,finish，risk，imagine,escape,need，delay，stand(忍受)。为了容易记住，也可以编成顺口溜：“允许完成练习，建议避免冒险，考虑延期逃跑，喜欢保持想象，需要反对忍受”。其相对应的动词依次是：permit/allow,finish,practise；

advise／suggest，avoid，risk：consider，delay，escape／miss；enjoy／appreciate，keep，imagine；need/want／require,mind．can''''thelp／can’tstand。

二、复合句

1、学生最容易混淆的是定语从句与同位语从句的区别。

例如：A、Thenewsthatourteamhaswonthematchistrue．(同位语从句)

B、Thenewsthathetoldussurprisedeverybodyhere．(定语从句)

关键的区别在于连接或关系代词that：有意义的是定语，无意义的是同位。因为引导定语从句的that在从句中作主语或宾语，而引导同位语从句的that只起到连接词的作用。

2、接着容易混淆的是引导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that与which：that之前是不定(代词)、序数(词)、(形容词)最高级：which之前是介词短语与逗号(非限制性)。

例如：A、Allthatwehavetodoistopractiseeveryday．

B、ThefirstlessonthatIlearnedwillneverbeforgotten．

C、Ihavelostmypen，whichIlikeverymuch.

D、Thehouseinfrontofwhichthereisagardenismyhome．

三、It的用法

1、It除了代替人和物以外，还可以作形式主语。而真正的主语(不定式、动名词或从句)则放于谓语或表语之后。

例如：Itisnoreasytofinishtheworkintwodays.

然而有少数表语之后接动名词作真正的主语。这些表语是：无助(nohelp)、无用(nouse)、没好处(nogood)；工作(hardwork)、费时(awasteoftime)、又危险(adanger)。

例如：A、Itisnousecryingoverspiltmilk.

B、Itisawasteoftimewaitingforhim．

2、It还可以作形式宾语。通常下列动词后面可接it作形式宾语：2f2tcjm(find，feel,think,take,consider，judge,make)。

例如：A、Hemadeitclearthathewasnotinterestedinthissubject．

B、Ithinkitnousearguingwithhim.

3、It用于强调句式。要强调句子的某一部分(主语、宾语、状语)，可以把it当作先行词。这种句子的结构是：Itis(was)+被强调部分+that(who)+句子的其余部分。

例如：A、ItiSProfessorLinwhoteachesusEnglish—(强调主语)

B、ItwasinShanghaithatlsawthefilm.—(强调状语)

C、Itwasin1990thatIworkedinthefactory．(同上)

但要注意与定语从句的区别。

例如：D、Itwas1990whenIworkedinthefactory．(定语从句)

在强调句式里，我们把强调结构Itis(was)…that除去，句子还很完整。如例句C。而例句D就不能。

四、倒装结构

学生容易混淆的是全部倒装与部分倒装。如何区分之，编个顺口溜：副(adv.)介(prep．)提前全倒装，其它句式部分倒；否定提前倒助动，让步状语倒表语；复合句式倒主句，不

倒装的属特殊。下面举例说明：

A、Herecomesthebus．(副词提前，全倒装)

B、Herehecomes.(代词作主语，不倒装)

C、Infrontofthehouseliesagarden.(介词短语提前，全倒装)

D、NevershallIdothisagain.(否定词提前，部分倒装)

E、Youngasheis,heknowsalot.(让步状语从句，表语倒装)

F、OnlywhenhetoldmedidIrealizewhattroublehewasin．(only修饰状语，主句倒装)

G、Onlyhecansavethepatient.(only修饰主语．不倒装)

H、Notonlywillhelpbegiventopeople,butalsomedicaltreatmentwillbeprovided.(否定词提前，部分倒装

I、Notonlyhebutalsowelikesports.(连接两个主语，不倒装)

五、虚拟语气

虚拟语气也是一个难点。所谓虚拟语气是表示说话人的愿望、假设、猜测或建议，而不表示客观存在的事实。它通过句子的谓语动词的特殊形式来表示。现归纳如下：纯假设，用虚拟，动词时态退一级：条件句，分主从，主句谓语前加would(should,could，might)；表愿望,用虚拟，wish后面接宾语(从句)：现在过去与将来，动词时态退一级：提建议，用虚拟，宾语(从句)动词用(should)do：俩建议，三要求，再加坚持与命令(suggest,advise,demand,require,request,insist,order)：Itistime和eoukdrather,后接丛句用虚拟：部分主语从句中，谓语用虚拟结构(Itisnecessry/important/natural/natural/strange/strangethat……shoulddo)。下面举例说明：

A、Ifyoucametomorrow,wewouldhavethemetting.(条件句虚拟)

B、Withoutair,therewouldbenolivingthings.(同上)

C、Wewishwehadarrivedtheretwohoursearlier.(表示愿望虚拟）

D、Hedemandedthatwe(should)startrightaway.(表示建议虚拟)

E、Itis(high)timethatweleft(shouldleave)now．(特殊从句虚拟）

F、Iwouldratheryougavemethebook．(同上)

G、Itisnecessarythatweshouldcleantheroomeveryday，(主语从句虚拟)

H、HespeaksEnglishsofluentlyasifhewereEnglish．(特殊从句虚拟)

法律法规知识篇8

关键词：中风；方剂；配伍；数据挖掘；双向聚类；聚类分析；知识发现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11.007

中图分类号：R2-05；R277.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11-0016-04

医学信息量的不断增长催生了一项目前在医学信息学领域的活跃分支——医学数据挖掘/知识发现。在该领域中，聚类方法是一项核心技术，是探索性数据分析和模式发现的一种重要手段[1]。聚类分析是一个将数据集划分为若干类的过程，其结果是使得同一类内的对象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类中的对象是不相似的[2]。在统计分析和模式识别领域，聚类已被广泛研究，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和方法，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3]。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研课题（L2012345）

双向聚类（biclustering）源于Hartigan[4]提出的同时聚类算法，是一种对数据矩阵中的实例和变量同时进行聚类的新型数据分析方法，可同时使用对象及其属性来提取它们的联合信息，对稀疏和高维矩阵尤其有效，在应用上具有很多优势[5]。该方法在生物医学领域的首次应用见于基因表达谱的分析，随后在微阵列和生物信息学中得到广泛应用[6-8]。而将双向聚类方法应用于中医信息分析则刚刚起步，相关研究较少，笔者以中风病中医治疗组方配伍规律知识发现为例，对该领域内方-药两方面数据进行双向聚类，在对复方聚类的同时反映其配伍信息，以揭示其组方配伍规律。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源数据采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开发的《中国方剂数据库》和《方剂现代应用数据库》。预处理采用BICOMB（http：///m/user_content.aspx？ id=300020），双向聚类分析采用gCluto（http：//glaros.dtc. umn.edu/gkhome/cluto/gcluto/overview）。

1.2 数据采集

登录中医药在线（）多库融合平台，检索策略为“主治=中风”，年代不限，命中记录情况为《中国方剂数据库》中1758条、《方剂现代应用数据库》中91条。套录后转换为文本格式的待处理源数据。

1.3 数据预处理

纳入资料标准：主治病证中明确出现针对中风、半身不遂、偏枯、神识昏蒙、言语蹇涩、口眼歪斜及其同义词或近义词等主症，或与已知的中风病因病机符合的方剂。排除资料标准：所治症状可明确为其他因素所引起偏枯、偏瘫等，无主症或主症不符合，以及属于治疗外感表证和类中风的中风方剂。

经标准过滤及整理后，共得到有效记录648条。首先对文本进行处理得到方名和药物组成两项信息，再对部分药名后不相关信息进行清洗，最后对药名进行规范和统一。本文涉及的中药异名，主要参考《中药学》[9]及《中药大辞典》[10]进行规范处理。

1.4 信息抽取

使用BICOMB的提取功能[11]进行方名和药名的识别和抽取。通过频次分析，初步归纳出不同药物在诊疗中使用情况。为确定核心药频次阈值，使用Donohue[12]根据齐普夫定律推导出的高频低频词界分公式进行计算。

其中，I1为词频为1的词个数，T为高频词中的最低频次数。再使用BICOMB系统的进行药方和药名统计，构建“方-药”向量矩阵，矩阵的行为高频药名，列为相关方号。

1.5 双向聚类

采用gCluto对上述矩阵的行和列同时聚类。将之前导出的高频矩阵导入gCluto中，聚类算法采用重复二分法（repeated bisection），类数量设置先后测试了从10（默认）到2，本着ISim（表示类间的紧密程度）尽量高而Esim（表示类间的离散程度）尽量低的原则，经对比发现4类效能最佳。相似性函数（similarity function）采用相关系数。判别函数（criterion function）采用I2。

聚类结果的类内和类间特征以描述度和区分度属性表示。根据各类对象中描述度（descriptive）较高同时区分度（descriminating）较低的原则来筛选效能最佳的各类代表方，作为方证对应判别的主要依据。

2 结果

2.1 预处理结果

预处理后得到有效记录648条，如：NO.1[方名]化风丹。[药物组成]白附子，天麻，羌活，防风，抚芎，人参，陈皮，石菖蒲，荆芥，甘草。NO.2[方名]化风丹。[药物组成]白附子，天麻，防风，荆芥，羌活，独活，人参，细辛，川芎，木香。NO.3[方名]化滞丸。[药物组成]荆三棱，蓬莪术，桔梗，大黄，陈皮，半夏，白术，旋覆花，鳖甲，葶苈子，紫苏叶，木香，沉香，麦芽，槟榔，舶上茴香，硼砂。

2.2 统计结果

Cluster 0类：191号方-龙珠丹（描述度2.3%）：[药物组成]川乌，虎骨，牛膝，败龟，全蝎，白芷，附子，枫香脂，踯躅花，独活，藿香叶，僵蚕，麻黄，当归，白花蛇，地龙，萆薢，金毛狗脊，天麻，川芎，凌霄花，犀角，没药，朱砂，牛黄，麝香，乳香，龙脑。

Cluster 1类：567号方-再造丸（描述度7.8%）：[药物组成]蕲蛇肉，全蝎，地龙，僵蚕，穿山甲，豹骨，麝香，水牛角浓缩粉，牛黄，龟甲，朱砂，天麻，防风，羌活，白芷，川芎，葛根，麻黄，肉桂，细辛，附子，油松节，桑寄生，骨碎补，威灵仙，萆薢，当归，赤芍，片姜黄，血竭，三七，乳香，没药，人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天竺黄，制何首乌，熟地黄，玄参，黄连，大黄，化橘红，青皮，沉香，檀香，广藿香，母丁香，冰片，乌药，豆蔻，草豆蔻，香附，两头尖，建曲，红曲。

Cluster 2类：341号方-独活汤（描述度5.8%）：[药物组成]独活，芍药，远志，薏苡仁，甘草，麻黄，丹参，陈皮，熟地黄，桂枝，，人参，防风，茯神，山萸肉，天门冬，厚朴，牛膝，五加皮，羚羊角，麦冬，山芋，白术，秦艽，黄芪，川芎，附子，石膏，升麻，防己，地骨皮，石斛。

Cluster 3类：207号方-夺命还真丹（描述度3.0%）：[药物组成]天麻，人参，木香，白术，菟丝子，藁本，独活，川芎，僵蚕，黄芩，全蝎，半夏，熟地黄，蔓荆子，甘草，桂枝，生地黄，地骨皮，薄荷，黄连，，防风，茴香，知母，杜仲，茯苓，柴胡，桔梗，陈皮，枳壳，石膏，当归，羌活，白芍，麻黄，细辛，蛤蚧，金箔。

gCluto生成的可视化矩阵中，水平方向为高频药物聚类，垂直方向为这些药物的方聚类。方药矩阵中的四类树结构对应生成的山峰图见图2。

3 讨论

3.1 方药对应判别

将高描述度代表方和该类结果中的高区分度方进行药物组配比对，并结合可视化矩阵的类内药物聚类树结构分布，挖掘该类方中的核心药/药组，最后查阅文献进行方解和功效分析，梳理出方药证治规律。

以Cluster 0为例，将191号方-龙珠丹与类内区分度最高的341号方-独活汤进行组配比对，得到独活、牛膝、麻黄等药物为非该类代表药，排除在外。方解如下。

191号方-龙珠丹出自《杨氏家藏方》卷一，316号方-金汞灵丹出自《续易简》卷四，此二方都有祛风化痰、活络通经、开窍止痉的功效，主治风中经络，口眼斜。主要成分有犀角、牛黄、麝香、朱砂等，该配伍应用的代表方为安宫牛黄丸。方中牛黄、麝香为主药。牛黄味苦甘，性凉，气味芳香，具有清心豁痰、开窍、凉肝、熄风解毒的功效；麝香辛散温通，为开窍之首药，与牛黄配合突出了清热解毒、芳香开窍的特点。药性上，牛黄与麝香一温一凉、相反相成。朱砂镇静安神通心窍，龙脑芳香开窍，能化痰堕痰，辅佐主药加强镇心、定惊、安神的作用。

同类内描述度次之的316号方由牵正散加味转化而来，其主要成分为白附子、僵蚕、全蝎等。主要针对风痰阻络、经隧不利之证，祛风化痰、通络止痉。方中白附子辛甘而热，功能祛风化痰，为君药；全蝎、僵蚕有祛风搜风、通络止痉之功，其中全蝎长于通络止痉，僵蚕优于化痰驱络中之风，共为臣药。三药合用，药少力专，使风除痰消，经络通畅，则病证可愈。

其余方也都侧重于祛风化痰通络，共同点为都重用牛黄、麝香、龙脑、白附子、僵蚕、全蝎等祛风化痰、开窍通络的药物。该类方药适用于痰热腑实、风痰上扰证，体现了清热化痰、熄风开窍、急下通腑的治法治则。痰热腑实、风痰上扰证为本虚标实、上盛下虚之证，虽有本虚之证，但以风、痰、火等标实之候为主。此时邪盛，证偏实，按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当治以熄风化痰通络、清热通腑之法，速去其邪。

其余类别均可按此法进行比对分析。

3.2 证治配伍规律

①外风初中经络证：治法治则为祛风扶正、活血通络，标本兼顾。组方以祛风通络、辛温发散药为主，配伍养血调血活血益气药。代表方为夺命还真丹、保命延寿烧酒方、大秦艽汤。常用药对为：半夏+陈皮、羌活+防风、苍术+白芷、当归+川芎等。②痰热腑实风痰上扰证：治法治则为清热化痰、熄风开窍、急下通腑。组方以侧重祛风化痰通络。代表方为龙珠丹、金汞灵丹、安宫牛黄丸。核心药/药组为：朱砂+麝香+牛黄、僵蚕+全蝎+白附子等。③气虚血瘀证：治法治则为益气活血。组方侧重用补气药，并伍以活血化瘀药。代表方为再造丸、神效活络丸、大活络丹。核心药对为：大黄+黄连、熟地黄+肉桂等。④肝肾亏损，阴虚风动证：治法治则为滋补肝肾、熄风潜阳。组方重用牛膝、杜仲等补益肝肾药，辅以丹参等益气养血药，攻补兼施，标本同治。代表方为独活汤、茯苓浸酒。核心药对为：附子+干姜、远志+石菖蒲、牛膝+杜仲等。

结果表明该方法可成功抽取中医方剂数据库中的方药信息、结合不同证型配伍用药特点探索方剂制方要素，梳理出中医中风病方药证治规律。

4 结语

目前，中医药信息处理与分析中的数据挖掘方法种类繁多，本研究试用双向聚类方法探索疾病最为广泛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组方用药规律，从多维角度分析了中风病中医方药间的聚类关系，总结出针对4类证型的中风证治规律，是中医药数据挖掘领域的一次新的尝试，希望对后续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预期为方剂配伍理论研究、药性理论研究、中医临床用药研究提供新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

参考文献：

[1] 刘春鹤，赵玉虹，张相苏.试以双向聚类法分析肩周炎治疗热点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12（19）：107-108.

[2] 崔雷.医学数据挖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6-68.

[3] 赵恒.数据挖掘中聚类若干问题研究[D].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5.

[4] Hartigan JA. Direct clustering of a data matrix[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72，67（337）：123-129.

[5] Banerjee A， Dhillon IS， Ghosh J， et al. A generalized maximum entropy approach to bregman co-clustering and matrix approximation[J].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2007，8：1919-1986.

[6] Kluger Y， Basil R， Chang JT， et al. Spectral biclustering of microarray data：Coclustering of genes and conditions[J]. Genome Research，2003，13（4）：703-716.

[7] Cho H， Dhillon IS， Guan Y， et al. Minimum sum squared residue based coclustering of gene expression data[C]∥Proceedings of the 4th S/A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SDM’04）.2004：114-125.

[8] Cho H， Dhillon IS. Co-clustering of human cancer microarrays using minimum sum-squared residue co-clustering[J].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2008， 5（3）：385-400.

[9] 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10]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大辞典[M].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1] 崔雷，刘伟，闫雷.文献数据库中书目信息共现挖掘系统的开发[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24（8）：70-75.

[12] Donohue JC.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literature：a bibliographic approach[M]. 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3：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