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范文
时间：2023-11-27 04:25:59
侵犯知识产权篇1
论文摘要:本文以研究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内容及意义为基本切入点，主要阐述了世界主要国家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内容和范围以及我国开j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内容和范围。并根据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犯罪态势变迁的现状，总结归纳了目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当下“知识产权”已经是一个代表人类社会一切创造性智慧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当知识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技术，一种智慧的结晶，对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产品的美誉产生制约性影响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知识产权对创造财富的至关重要作用。“知识将会改变世界的竞争地位和利益格局;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的创造权”的理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倡导的新境界。人类社会开始重视知识的价值及其保护，最终导致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产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刑法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像一般财产权的刑法保护那样有更悠久的历史，它经历了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经济法律保护、行政法律保护，最后逐渐纳入刑法保护视野的发展过程。
一、主要国家刑法中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一)美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美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规定散见于商标、版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专门法律。总体看来，侵犯知识产权属于“重罪"(felony)，要处以巨额罚款和长期监禁。wwW.lw881.com同时，刑事处罚的“门槛”很低，除了版权方面有一定的数量和金额标准外，一般只要存在主观故意和侵权事实，就可以判处刑罚。具体有以下犯罪:(1)贩卖假冒货物域服务方面的犯罪。凡是假冒或试图假冒商标的，都属于重罪，但假冒商标的数量和金额等，是量刑的考虑因素。2006年3月16日生效的《2006年打击假冒制成品法案》和《2005年保护美国货物及服务法案》又修改了《假冒商标法》，将其规定扩大到贩卖假冒标志的行为，将“贩卖”的范围扩大到进出口行为，并且加大了对假冒行为的处罚力度。(2)侵犯版权方面的犯罪。《数字千禧版权法》规定，如果被告人解密或者使用其他手段规避权利人对其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设置的技术安全措施以获取该产品，戴者使用或销售用以解密戴规避用途的产品也构成犯罪。《禁止电子盗窃法》规定，在数字环境下未经权利人授权散发或者复制权利人享有版权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额的，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构成犯罪。(3)浸犯专利权方面的犯罪。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为他人所有却谎称自己的产品具有这种专利的，产品没有专利却谎称具有专利的，绒者谎称已经申请专利戴专利审查正在进行的，应处罚款。对于伪造专利证书域者故意传播假冒专利证书的行为，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美元罚款，鱿者二者并罚。(4)盗窃商业秘密方面的犯罪。19%年《经济间谍法》规定，盗窃商业秘密的，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25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该法还规定，如果是为外国政府盗窃商业秘密，处罚应当加重，即处以巧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5)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刑法规定。例如:对仿冒食品、药品和化牧品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对于制造、销售、传播窃取电子信号设备的行为，对于贩卖规避版权保护措施技术的行为，或者提供错误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对于故意在物品上标记错误版权信息，或者故意销售这些物品，或者故意改变版权信息的行为，都处以相应的刑罚。
(二)日本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2002年12月4日，日本制定了《知识产权基本法》。之后又由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化知识产权刑事惩罚范围和力度:(1)侵犯著作权方面的犯罪: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戴罚款500万日元就两者并用。(2)不正当竟争方面的犯罪:2005年2月，国会收到议案，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或罚款500万日元或两者并用。(3)侵犯专利方面的犯罪:2005年3月，国会收到议案，侵犯育种者权利严重者可以用刑事犯罪论处。(4)海关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连年增加。2005年9月份的统计数据表明，案件同比增加36.6%。按照权利分类，浸犯商标权9157件，占97.7%，其次著作权138件，占1.5%，专利56件，占0.6%。与上年同期相比，著作权是原来的1.8倍、商标权1.4倍。
(三)德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德国刑法首先在版权即著作权的保护方面获得了重要意义。随后，德国立法者一方面通过加重对浸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处罚，另一方面逐步扩大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法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又统一作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修改:第一，提高了有关知识产权刑法中的最高法定刑。第二，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资格构成。第三，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未遂的刑事可罚性。第四，把浸犯知识产权罪划归为德国州法院的经济犯罪审判庭审理。
德国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犯罪主要规定在德国的专利法、实用新型作品法、外观设计作品法、版权法和标记法中，具体包括以下犯罪:(1)侵犯专利权的犯罪。(2)侵犯智力成果的犯罪。在德国的智力成果主要通过外观设计作品法、微电子半导体产品图形保护法和版权法进行保护。(3)侵犯商标权的犯罪。1994年修改后的商标法更名为标记与标识保护法。该法主要规定了两个罪名:一是该法143条规定的“侵犯标记、标识罪”。二是该法144条规定的“违法使用地理性原产地说明罪”。(4)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1997年修改后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三个罪名:一是该法第17条规定的“泄露业务或者经营秘密罪”。二是该法第18条规定的“使用样品罪”。三是该法第20条规定的“引诱和自愿泄密罪”。
二、我国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立法方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我国主要在刑活典中集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罪名，而在《民法通则》、《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民事和行政法律中设有刑事责任条款。这些条款中规定了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国对知识产权主要是通过刑法以外的法律进行调整，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历史始于1979年刑法，该法第127条规定了假冒商标罪。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第3章设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系统保护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这4方面的知识产权，共有7个具体罪名，同时我国刑法第3章还设专节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有9个具体罪名。它们共同构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我国为了履行所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义务，1992年9月、2000年8月两次修改了《专利法》;1993年2月、2001年10月两次修改了《商标法》;2001年10月修改了《著作权法》。对这些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完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快国内法与国际公约一体化的进程。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使我国刑法中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与已经修改的知识产权法律、与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一致。如《专利法》对符合条件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均授予专利权，而刑法对假冒此三种专利权的犯罪也不作区分，统一规定为假冒专利罪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是否合适，实际上，浸犯发明专利权和侵犯实用新型戴外观设计专利权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显然是不同的。在《商标法》中注册商标种类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细化为具体的罪名。再如《著作权法》在第47条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从8个方面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纳入刑法范畴，刑法又当如何与之衔接。著作权中“作品”范围问题以及数字化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保护问题等等与刑法规定还不协调。因此，建议刑法修正案出台前，可以通过刑法立法或者扩大司法解释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态势变迁
今天，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然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正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峻，犯罪手法日益专业化、隐蔽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组织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它像瘟疫一样正在吞噬着人类科学、经济贸易发展的成果。
(一)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性
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牟取非法暴利是驱动犯罪发生的最大动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商品转让额也不断上升，平均每5年翻一番，gatt，研究报告中亦称世界贸易中有2%(即近800亿美元)属于假冒和仿制贸易，严重的浸权行为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据欧盟沽计，由于仿造与盗版，全世界每年减少20万个工作岗位。
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犯罪仍然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世界上知识产权犯罪发生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受知识产权犯罪危害较大的国家。“十五”期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浸犯知诊产权犯罪案件2040件，审结2011件，奖处罪犯2503人。知识产权犯罪主要集中在商标犯罪，占84.66%;其次是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占9.46%0 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 1121件，判处犯罪分子1934人;审结非 法经营案件1903件，判处罪犯2648人，这两类犯罪判处的人数分别比2004年上升33.2%和26.04%，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5年，我国公安机关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700余起，缉捕犯罪嫌疑人9300余人，涉案总价值近35亿元，集中摧毁了一批跨国、跨地区的犯罪网络。仅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已破获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以及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与2005年同期相比，立案数、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上升30%、31%和11%.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面临的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世界在享受知识产权带给人类社会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正在深受日益严重的假冒盗版犯罪之害。当前，国际社会乃至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假冒盗版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专业化、国际化和有组织化的趋势，不但严重浸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阻碍了技术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给各国执法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猖撅，犯罪的活动区域已经从实体空间向网络环境下的“虚拟空间”蔓延。特别是版权犯罪活动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光盘走私活动居高不下;计算机软件盗版行为越来越突出;网络环境下非法复制、套录、转载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相当活跃，虚拟空间已经成了“盗版的天堂’。
挑战之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但严重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假冒产品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对技术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危害的重要问题。
挑战之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呈现出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集团化的趋势，跨国(境)、跨地区犯罪活动十分突出，与有组织犯罪存在越来越多的关联。犯罪手法、犯罪技能呈现高智能性和犯罪组织网络隐蔽性的特征。
挑战之四:从浸犯知识产权犯罪地域分布来看，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情况严重;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严重。从国际范围看，确恰恰相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和保护观念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严重。
侵犯知识产权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 刑法保护
当下“知识产权”已经是一个代表人类社会一切创造性智慧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当知识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技术，一种智慧的结晶，对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产品的美誉产生制约性影响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知识产权对创造财富的至关重要作用。“知识将会改变世界的竞争地位和利益格局;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的创造权”的理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倡导的新境界。人类社会开始重视知识的价值及其保护，最终导致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产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刑法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像一般财产权的刑法保护那样有更悠久的历史，它经历了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经济法律保护、行政法律保护，最后逐渐纳入刑法保护视野的发展过程。
一、主要国家刑法中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一)美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美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规定散见于商标、版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专门法律。总体看来，侵犯知识产权属于“重罪"(felony)，要处以巨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同时，刑事处罚的“门槛”很低，除了版权方面有一定的数量和金额标准外，一般只要存在主观故意和侵权事实，就可以判处刑罚。具体有以下犯罪:(1)贩卖假冒货物域服务方面的犯罪。凡是假冒或试图假冒商标的，都属于重罪，但假冒商标的数量和金额等，是量刑的考虑因素。2006年3月16日生效的《2006年打击假冒制成品法案》和《2005年保护美国货物及服务法案》又修改了《假冒商标法》，将其规定扩大到贩卖假冒标志的行为，将“贩卖”的范围扩大到进出口行为，并且加大了对假冒行为的处罚力度。(2)侵犯版权方面的犯罪。《数字千禧版权法》规定，如果被告人解密或者使用其他手段规避权利人对其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设置的技术安全措施以获取该产品，戴者使用或销售用以解密戴规避用途的产品也构成犯罪。《禁止电子盗窃法》规定，在数字环境下未经权利人授权散发或者复制权利人享有版权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额的，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构成犯罪。(3)浸犯专利权方面的犯罪。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为他人所有却谎称自己的产品具有这种专利的，产品没有专利却谎称具有专利的，绒者谎称已经申请专利戴专利审查正在进行的，应处罚款。对于伪造专利证书域者故意传播假冒专利证书的行为，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美元罚款，鱿者二者并罚。(4)盗窃商业秘密方面的犯罪。19%年《经济间谍法》规定，盗窃商业秘密的，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25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该法还规定，如果是为外国政府盗窃商业秘密，处罚应当加重，即处以巧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5)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刑法规定。例如:对仿冒食品、药品和化牧品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对于制造、销售、传播窃取电子信号设备的行为，对于贩卖规避版权保护措施技术的行为，或者提供错误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对于故意在物品上标记错误版权信息，或者故意销售这些物品，或者故意改变版权信息的行为，都处以相应的刑罚。
(二)日本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2002年12月4日，日本制定了《知识产权基本法》。之后又由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化知识产权刑事惩罚范围和力度:(1)侵犯著作权方面的犯罪: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戴罚款500万日元就两者并用。(2)不正当竟争方面的犯罪:2005年2月，国会收到议案，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或罚款500万日元或两者并用。(3)侵犯专利方面的犯罪:2005年3月，国会收到议案，侵犯育种者权利严重者可以用刑事犯罪论处。(4)海关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连年增加。2005年9月份的统计数据表明，案件同比增加36.6%。按照权利分类，浸犯商标权9157件，占97.7%，其次著作权138件，占1.5%，专利56件，占0.6%。与上年同期相比，著作权是原来的1.8倍、商标权1.4倍。
(三)德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德国刑法首先在版权即著作权的保护方面获得了重要意义。随后，德国立法者一方面通过加重对浸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处罚，另一方面逐步扩大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法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又统一作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修改:第一，提高了有关知识产权刑法中的最高法定刑。第二，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资格构成。第三，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未遂的刑事可罚性。第四，把浸犯知识产权罪划归为德国州法院的经济犯罪审判庭审理。
德国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犯罪主要规定在德国的专利法、实用新型作品法、外观设计作品法、版权法和标记法中，具体包括以下犯罪:(1)侵犯专利权的犯罪。(2)侵犯智力成果的犯罪。在德国的智力成果主要通过外观设计作品法、微电子半导体产品图形保护法和版权法进行保护。(3)侵犯商标权的犯罪。1994年修改后的商标法更名为标记与标识保护法。该法主要规定了两个罪名:一是该法143条规定的“侵犯标记、标识罪”。二是该法144条规定的“违法使用地理性原产地说明罪”。(4)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1997年修改后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三个罪名:一是该法第17条规定的“泄露业务或者经营秘密罪”。二是该法第18条规定的“使用样品罪”。三是该法第20条规定的“引诱和自愿泄密罪”。
二、我国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侵犯知识产权篇3
WTO规则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各成员国把达到商业规模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纳入刑事司法程序制裁，而许多国家更是把轻微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都视为犯罪。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以此为由，欧盟在2004年6月底出具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申请初步评估意见书中，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事实上，近几年美国商务部多次派官员携跨国公司专人来华，敦促中国政府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力度，并希望对盗版商给予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自2002年下半年，《解释》就已经开始酝酿，最高法院就把如何加强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作为全国法院当年的重大调研课题。为切实制定好这一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司法解释，“两高”共同研究，先后赴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进行深入调研，广泛听取了当地公、检、法机关以及工商、知识产权、技术监督、海关、版权等部门的意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起草司法解释的过程中，“两高”还就该司法解释涉及的一些问题，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美国商业软件联盟、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以及美国电影协会等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次的研讨和意见沟通。这在以前的司法解释制定中是史无前例的。
新的司法解释较之以往的司法解释，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在2005年年初的中美知识产权圆桌会议上将其归纳为以下六点：
1、降低了定罪的门槛。《解释》对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非法经营数额”l0万元以上，以及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和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非法经营数额”20万元以上，统一调整规定为5万元以上，或者非法所得数额3万元以上，使原来很多只能按照民事侵权处理的行为变成了犯罪行为，有利于打击此类行为。
2、缩小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之间的数额差距。新司法解释在降低个人犯罪定罪门槛的基础上，把单位犯罪的倍数降低到个人犯罪的3倍，有利于对单位犯罪的查处。过去单位假冒他人商标，数额达到50万元才构成犯罪，现在数额达到15万元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3、规定了有利于追究犯罪的数额计算方法。《解释》针对知识产权犯罪调查取证难、数额计算难的问题，对“非法经营数额”规定了三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4、明确了刑法中有争议的术语。对刑法条文中一些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不同认识的概念和表述，均作了明确解释。这些解释基本上采纳了民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中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解决了执法机关对上述概念和表述存在的争议和分歧，从一定意义上讲，《解释》对这些术语所做的解释，也是降低定罪门槛的一种形式。
5、将在生产、流通及进出口等环节为犯罪分子提供帮助的行为纳入了刑法制裁的范围。近年来在实践中发现了一些专门为侵权产品提供进出口服务的行为，此外还出现了为侵权行为提供资金、场地、仓库等行为，对这些行为如何处理，刑法和以前的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现行司法解释把这类行为明确规定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同犯罪，这对于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意义非常重大。
6、将在网络环境下复制、传播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定为著作权法和刑法规定的复制发行行为，使刑法在制裁这类行为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效地拓展了刑法的保护功能，对于打击实践中比较猖獗的在线盗版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有专家指出，《解释》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刑法对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精神，切实履行了我国政府加入WTO时的庄重承诺，反映了当前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的需要，并借鉴了有关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有益经验。
侵犯知识产权篇4
记者从河南省公安部门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了解到，目前知识产权侵权现象在个别地区越演越烈，严重损害了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活动已经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是侵犯商标专用权现象突出。据统计，2001年至2004年上半年，河南公安机关共立侵犯商标专用权犯罪案件313起，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总数的76.16％，被侵权商标权利人既有国内企业，也有国外企业，假冒商标的商品类型五花八门，渗透到生产、生活各领域。仅2004年1月，郑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破获一起假冒一家国外公司的注册商标案，涉案金额便达1431万元。被侵权的大多为国内外的知名品牌，且种类繁多。侵权案件侵犯的对象大多是享誉省内、国内或全球的知名品牌，如莲花味精、王守义十三香、双汇火腿肠、洛阳轴承、东方红拖拉机等。
二是单位犯罪增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单位犯罪所占比例较大的犯罪，而且一般是一些规模不大、效益不好或声誉不高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急功近利，大肆假冒他人的知名商标、专利，非法获取他人的商业秘密，扰乱市场秩序。
三是社会化趋势明显。侵权商品往往是多个地区、多个企业的新产品的组合物，销售范围涉及多个省市。今年4月，河南省洛阳、新乡等6个省辖市公安、知识产权部门联手查处了一起多个企业假冒外省一家玻璃公司专利产品案件，这些假冒公司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大肆生产假冒产品，向全省各地销售。
四是是犯罪的组织化、专业化趋势明显。一些假冒工厂隐藏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农村，有的地方甚至全家造假、全村造假；有的假冒工厂还不时更换地点，策划制假的首要分子并不露面，只与生产假冒产品的工厂主管人员单线联系，一旦被公安机关查获，扣留的只是假冒产品，千方百计逃避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篇5
论文关键词 电子证据 知识产权犯罪 证据收集
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电子证据的种类
电子证据是一种借助于现代数字化电子信息技术及其设备进行存储、处理、传输、输出的证据。此类证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证据。最初证据法学的主流理论将电子计算机所记录的资料纳入到视听资料的范畴，但随着对电子数据认识的逐步深入，电子数据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2013年1月1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在基本法律层面涉及到电子证据问题，并将电子证据列为类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之一，这也使得电子证据有了明确的立法依据。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电子证据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网店交易记录
犯罪分子通过开设网络虚拟店铺，利用网络交易平台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或者销售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图书，并通过物流公司以快递的方式完成产品的交易和销售。以罗孝聪、罗孝明案为例，二人在淘宝网上注册网上书店来销售盗版的医学类考试用书。通过对网站交易情况记录的调取和分析，最终确认网店的非法经营数额达人民币20余万元。
（二）互联网广告链接
犯罪分子通过互联网传播其广告链接，扩大受众范围，并以网络为媒介，一方面从上游联系购货渠道，另一方面，拓宽下游的销售渠道，来扩充其作案空间。以姚立明假冒注册商标案为例，姚立明在网上信息，联系客户收购二手的思科产品，然后经过测试、清洗、灌粉、打标、贴标和包装后又通过网络广告，招揽卖家进行销售。
（三）互联网站截图
犯罪分子搭建互联网网站运营牟利，从事新型犯罪活动。以李玉峰等人侵犯著作权案件为例，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游戏《剑侠世界》源代码架设服务器运营游戏私服，从中非法获利。犯罪分子开设“私服”《情缘剑侠世界》网站，在界面、地图、场景、人物设置和功能方面都同正版的《剑侠世界》网络游戏一样，并且可以和《剑侠世界》的官方网站进行链接。通过对游戏网站的截图对比可以得出私服游戏和官方游戏的相似度，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私服”游戏网站的会员注册情况。
二、电子证据的取证现状
目前公安机关在搜集和移送电子证据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公安机关有时不能及时搜集、固定证据。在姚立明假冒注册商标案中，嫌疑人供述曾在淘宝网开设网店销售假货，但由于年代久远网店被关闭，公安机关无法调取网店销售交易记录，故对网络销售的事实无法指控。
第二，公安机关提供的电子证据缺乏实质证明力。如在刘修贵等人侵犯著作权一案中，刘修贵等人在淘宝网开设书店来销售各类盗版教材，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批捕时提供了案发前几个月网店销售情况的Excel表格。由于“淘宝交易宝贝”在一套书与一本书上并无区分，均显示为一，仅从表格记载的“淘宝宝贝”数量无法准确得出实际的销售的册数。故此类Excel表格记载的内容缺乏实质证明力。
第三，公安机关提取电子证据的程序存在瑕疵。侦查人员违反程序搜集扣押证据，会降低证据的证明力，导致其面临被排除的风险。即使检察机关可以将此类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或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说明或解释，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四，公安机关提交电子证据的形式过于简单。公安机关通常只对电子证据进行简单收集，装订成册或刻录光盘移送了事。公安机关在内容上并未对提取的对象、方法、程序和过程予以说明，也不会将扣押的存储介质一并移送审查。
三、电子证据的审查方法
《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对电子证据的审查方法有明确的要求，包括：电子证据的制作、储存、传递、获得、收集、出示等程序环节是否合法，电子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有无裁剪、拼凑、篡改、添加等伪造、编造情形，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等。笔者认为，此种审查方法对一般刑事案件中的电子证据审查同样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审查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的电子证据。
第一，审查电子证据的合法性。电子证据的收集主体必须合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据的收集主体只能是拥有侦查权的侦查机关。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网络服务商作为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罪的直接证据使用，只有公安机关对网页或电脑进行勘验检查后提取的证据，才符合电子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电子证据的收集程序也必须合法。根据公安部在2005年颁布的《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的规定，电子证据的收集涉及犯罪现场勘验，应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该规定对电子证据的制作、存储、传递、获得、收集、出示等环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公安机关仅将电子证据的打印件提交，却不对提取的过程、方法予以说明，也不提供相应的检验报告文书，有的甚至只是移送一张电子证据内容的光盘，即便上面有犯罪嫌疑人的签字确认，也违反了电子证据收集的程序性规定。如果程序上存在瑕疵或者手续不全，承办人必须要求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对程序上存在的瑕疵进行补正或做出合理的解释，否则该份电子证据则会由于收集程序不合法，可能面临不能被采用的风险。承办人应重点审查公安机关在勘察过程中程序是否合法，对勘察的过程是否进行全程同步录像。审查公安机关是否在勘验检查报告中记载了目标设备和系统名称等必备信息，对于远程勘察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还应当记录目标网络的地址、服务器名称、网络运营商等信息。
第二，审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要确定电子证据的真实性，首先，要对电子证据原始性进行审查，以确定电子证据的数据和内容是否被篡改、修改或删除。其次，要保证电子证据收集的全面性，防止侦查机关片面的收集证据，遗漏重要的犯罪证据。以上两点就要求侦查机关在移送电子证据时将电子证据的原始存储设备连同电子证据的打印件或光盘文件一并移送。承办人应重点审查电子介质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同打印件和光盘文件一致。因为电子证据的打印件或光盘文件并非原始证据，而是电子证据的转化物，一旦转化证据出现了错误而不能及时被发现，就会导致依据转化证据而做出的审查结论存在问题。
第三，审查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审查关联性关键在于把握电子证据与事实的连接点，电子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必须和其他证据结合才能有效指控犯罪。如利用淘宝网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中，除了公安机关提取的网店的销售记录外，还需结合买家的证言、汇款凭证、起获的实物、快递公司的证言、发货单据等一系列其他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得出结论。承办人应重点审查侦查机关提供的电子证据同在案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鉴定结论是否互相吻合，是否互相印证。
四、完善电子证据对策
（一）电子证据法律层面的完善
电子证据不能套用传统证据的程序法规定，应在立法层面上制定出一套符合电子证据特征的取证规则。一种做法是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经验，制定统一的电子证据法，也可以根据《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等相关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专章对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收集和审查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另一种做法是可以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联合出台对刑事案件中电子证据收集、审查方法的相关司法解释。这就可以在立法层面形成一个电子证据收集和审查方面的明确系统的规范。
（二）电子证据制度层面的完善
电子证据的固定和调取离不开网络运营商的配合，但现在主要存在两大困难。一是网络运营商不配合；二是电子证据受时效限制。常见的淘宝交易记录、QQ聊天记录的保存时限通常仅有六个月，大部分案件在案发时都已经过了电子证据的保存时限，导致公安机关无法有效的开展侦查工作。笔者建议，司法机关可以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签署合作协议，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适当延长信息的保存期限，对发现可能涉及犯罪的电子数据应予以恢复以配合司法机关工作，保证电子证据调取过程的顺畅。
（三）电子证据人才建设层面的完善
侵犯知识产权篇6
[关键词]侵犯知识产权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打击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7-0013-01
一、承担打击假冒伪劣和知识产权工作
一是进一步增加与打击假冒伪劣和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增强企业对销售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认识，提高全民的维权意识。二是继续抓好“双打办”工作，积极探索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建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销售假冒伪劣行为的多部门执法联动机制，出台并印发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系列制度，具体制度是：《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制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联席会议制度》等多项工作制度，维护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打击侵犯商标权、著作权等违法行为。打击经营或通过互联网等销售仿冒他人名牌商标的服装、皮具、手表、箱包、化妆品，以及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涉农商品、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等商品的“傍名牌”违法行为，加强对恶意抢注商标行为的防范和规制。以驰名商标、涉外商标等为重点，查办跨区域、大规模、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侵权案件。加强商标机构监管，规范行为。开展印刷复制监管专项行动，在国庆等关键时点，开展专项检查，打击印刷复制出售盗版图书、音像制品、仿冒名家书画作品等侵权出版物，规范互联网传播作品的版权市场秩序。
二、加强成品油市场管理
一是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职能划转过渡时段成品油市场流通工作运转的通知》加强加油站点的调查工作。二是做好调查摸底，对所管辖区的成品油市场进行统计调查，掌握一手资料，为今后执行成品油月报表制度和规范成品油市场奠定基础；三是严格规范成品油市场供销秩序。由我们系统组织牵头会同县工商、质监、安监等部门对成品油市场进行严格监控，严厉打击倒买倒卖、黑市提价、积压惜售等不法行为，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让全县人民用上“放心油”。四是按照商务部《成品油管理办法》和《成品油经营管理服务规范》要求，科学规划加油站点。
三、继续实施药品流通统计工作
加强统计分析工作，提高管理水平。认真贯彻全国药品流通统计制度。进一步加强宣传，夯实基础，重点做好指导零售企业报表工作，确保统计数字真实可靠，并保证报送率。同时做好企业数据统计工作；加强对行业统计数据的分析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县药品流通经营信息收集、整理、分析体系，全面掌握行业动态，加强行业监测，确保行业稳定发展。
四、单用途预付卡管理工作
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做好备案与管理工作，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维护好消费者利益。
五、规范零售行业和直销行业的网点审核工作
认真执行《零售商管理办法》和《直销管理条例》，使我县商贸流通市场秩序进一步向着诚信经营，健康有序方向发展，为我县经济二次腾飞做好应有的贡献。
积极开展电视购物专项整治活动。将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按照规范与发展并重、整治与建设并举的原则，重点部署五方面整治任务：一是严厉打击电视购物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严格监管电视购物经营行为；三是加强电视购物频道诚信服务建设；四是加大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力度；五是建立健全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电视购物行为，曝光一批大案要案，遏制电视购物行业违法违规多发势头，净化电视购物市场环境，引导电视购物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公平诚信、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的打击侵权假冒社会舆论氛围。利用重要时间节点，集中开展宣传。充分发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政务微博等传播载体，加强政府与企业、消费者的互动交流，及时准确地报道打击侵权假冒政策部署和工作成效。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加强互联网管理和舆论导向，积极推动舆论监督，培育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唤起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营造良好有序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举行工商、质监等部门打击侵权假冒成果新闻会。
侵犯知识产权篇7
本刊记者于7月20日获悉，一份实名举报函已于6月末送达中国证监会，遭举报的是已于5月13日成功过会的宁夏日晶。根据招股书，宁夏日晶成立于2007年8月14日，主要产品是单晶硅炉。
据悉，这一份举报函所揭露的问题涉及宁夏日晶控股股东之一程旭兵恶意违反竞业限制和技术保密协议，公司核心技术研发涉嫌侵犯举报人知识产权等，“最终结果很可能导致该公司上市遇阻”。一位资深投行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蹊跷的离职
实名举报方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汉虹”）的一名高管表示，当看了宁夏日晶的招股材料后，便有了可以举报该公司及控股股东之一程旭兵的确凿证据，而此前的信息相对不透明。
上海汉虹成立于2005年3月，是一家专业生产单晶炉等太阳能设备的制造企业，其单晶炉的技术是日本FERROTEC集团（日本Jasdaq股票交易市场的上市公司）最早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生产及销售，用于半导体领域单晶硅棒的生产。上海汉虹是日本FERROTEC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也是宁夏日晶招股书中所披露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上海汉虹方面表示，两家公司的核心研发技术和主要产品几乎完全相同。并且，宁夏日晶控股股东之一，任职董事兼总经理的程旭兵与FERROTEC集团和上海汉虹颇有渊源。
程旭兵于1996年9月-2000年1月担任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2000年1月-2005年5月担任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电气主管；2005年6月-2007年1月担任上海汉虹电气主管。这三家公司都为FERROTEC集团的下属公司，而程旭兵进入光伏行业始于上海汉虹。
“当初上海汉虹在接到日本某知名公司的一批单晶炉订单后，公司需要派遣一批技术人员前往FERROTEC日本总部进行技术交流，公司就挑选了一批人员到日本总部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这其中包括程旭兵。”据上述上海汉虹高管回忆，当单晶炉在国内制造投产后，程旭兵担任上海汉虹研发中心课长一职，相当于整个技术中心的二号人物。然而，上海汉虹在市场打开后没多久，2007年年初他便突然离职。
但时隔没多久，行业内突然出现了一家同样做单晶炉的宁夏晶阳公司，这家“神秘”公司在与客户接洽时强调“我们做的东西和汉虹一样，但价格比它便宜”。
根据宁夏日晶招股书，宁夏晶阳其实就是宁夏日晶的“替身”。2009年9月之前，其以宁夏晶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宁夏晶阳成立于2007年4月2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由发行人股东之一周凯平之妻倪娜一人出资，占比100%，后于2011年3月21日注销。
但据本刊记者调查，周凯平、程旭兵、周凯忠实为宁夏日晶的前三大股东，分别持有公司29.88%、24.227%、20.189%的股份，也是公司控股股东暨共同实际控制人。其中，周凯平与周凯忠是兄弟关系。
不可能完成的研发
在上海汉虹多位同事的印象中，程旭兵平时看上去胆子很小，话也不多，但行事非常谨慎细心。“公司领导对他比较放心，研发中心所有资料的取得都会有等级密码，只有他一个人有密码的最高权限。”
招股书显示，自2007年3月程旭兵加入宁夏日晶后的四个月时间里，2007年6月份，第一台单晶炉样机就试制完成。2007年7月成功进行了单晶炉的样机测试，各项技术指标基本达到了相关设计要求，单晶炉的研发工作完成。
对这样的研发速度，有业内人士表示非常佩服。“我们即使是在有图纸的情况下，也要花大半年时间，才做出来第一台样机。如果没有图纸，完全自主研发要1-2年以上，而且需要反复调试，一次过的几率很小。”
据上海汉虹方面透露，其每年的研发投入都在4000万-5000万元。而业内领先的同类上市公司晶盛机电在2008年至2010年的研发投入分别为1004万元、3132万元、2739万元，最高一年占到营业收入的17.25%。而宁夏日晶的招股书披露，2009年至2011年的研发费用分别为239万元、648万元、963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都在3%左右。
招股书中关于核心技术研发的信息披露称，周凯平在公司成立之前就进行了大量的单晶硅炉研发工作。2006年3月份，周凯平组织了包括机械、电气、工艺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进行前期研发工作。2007年3月份，程旭兵加入了研发团队并全面负责后续研发工作，同一时期，公司的研发方向改变为以单晶炉为主。
上海汉虹方面因此认为，程旭兵加入宁夏日晶之前，宁夏日晶并无单晶炉和多晶硅铸锭炉等太阳能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宁夏日晶在招股书上关于技术研发过程和技术成果取得信息的披露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程旭兵和宁夏日晶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严重侵犯了上海汉虹的合法权利。
根据宁夏日晶招股书披露推算，程旭兵于2007年1月从上海汉虹离职后仅两个月，就加入宁夏日晶的研发团队，从事单晶炉和切方机等太阳能设备的研发。
如上所述，自程旭兵加入该团队后，宁夏日晶团队研发方向变为以单晶炉为主。上海汉虹方面认为，此研发方向同程旭兵在上海汉虹任职研发中心课长期间所从事的研发方向一致。2007年8月，宁夏日晶成立后，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的程旭兵也是该公司总经理及核心技术人员，主要负责公司产品的技术研发工作。
侵犯知识产权篇8
关键词: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刑事规制 法定犯罪 故意型单位犯罪
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总体态势
(一)国际上的相关规定
知识产权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和可复制性等基本特征,使得它所对应的财产形态比较抽象,知识产权在客观上更容易被偷窃、仿冒或无偿占有。就世界范围而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早已成为联合国规定的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这些犯罪包括侵犯版权以及非法使用版权的标志和商标等,它造成的损失很难用金钱衡量。据美国软件制造商协会估计,在美国,仅被非法使用软件一项,每年就有大约75亿美元的损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第61条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处罚:“全体成员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是如此。可以使用的救济应包括处以足够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处以罚金,或二者并处,处罚程度应与适用于同等严重程度的犯罪所受到的处罚程度一致;……各成员可以规定将刑事程序和刑事处罚应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是蓄意地和以商业规模侵权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无疑与“商业规模”的侵权行为最为相关;从实践中看,大量知识产权犯罪活动实际上都是单位所为,而且与 自然 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比较,单位犯罪往往还具有涉案金额更大、破坏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反侦查能力更强等特点。我国加入wto签署了trips之后,正式表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是一个知识产权十分发达的国际环境,应承担的国际条约的最低义务范围也随之扩大。这就要求对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处刑标准应当比自然人犯罪更明确、更严格。
(二)我国的相关规定
无论是我国1997年实施的新刑法之中对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专条规定(即刑法第220条),还是之后在1998年、2001年和2004年连续出台的三部相关司法解释都未能体现这一要求,因为立法规定之中存在着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不 科学 等问题,而司法解释之中又先后出现了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定为个人犯罪标准的5倍或3倍等不合理现象。长期以来,知识产权犯罪在我国是一种认知程度较低的犯罪类型,多数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持冷漠态度,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在整个侵权案件中的比例非常低,对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言,则明显地采取纵容的态度,单位真正被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寥寥无几,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刑事案件之中最终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罪名定罪的比例也不高。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较少受到或只受到较轻的刑事处罚,是向公众显示 法律 软弱与无能的例证之一,也会成为自然人为自己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理论根据,不仅会降低社会整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挫伤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还会为市场 经济 树立反面的道德典型、败坏市场经济整体的道德水准,甚至还会从根本上危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方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二)》)在司法解释中结束了长期以来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大大高于自然人犯罪标准的 历史 ,其中第6条明确规定:“单位实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的行为,按照《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一)》和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即统一了单位与个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这可被认为是该解释之中最具突破性和标志性的规定,也符合了刑法第220条的立法原意;另外,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另一个问题相关的是,该解释第4条初步明确了罚金刑的处罚规则和数额标准,这也可以被认为是该司法解释之中的一大进步,有利于遏制实践中存在的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尤其是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判决的混乱现象。总而言之,《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二)》的出台加强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制力度,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发展 趋势,表明我国正在以一种进取性的姿态推进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从而推进 企业 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总体态势亦呈现出进取性,结束了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上是选择“强保护”还是“弱保护”的政策不明朗的态势。
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主要缺陷
《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二)》统一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做法仍然沿袭了立法上简单地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来规制单位犯罪的思维模式。刑法第220条本身在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的问题上确实规定得比较笼统,这种原则性规定本身就隐含着立法对于司法规制乏力的危险,这也是导致司法解释之中曾经出现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定为个人犯罪的5倍或3倍等不合理现象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质属性认识不清,对其特殊性欠缺考虑,在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是否具有可比性尚存疑义的情况下,简单地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来规制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本身欠缺科学性才是更为深层的原因。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表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何种特殊性、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在什么问题上具有可比性等基本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二)》虽然明确地统一了单位和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但是对于具体如何对犯罪单位判处罚金以及具体如何对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责任者判处刑罚的问题仍然缺乏明确规定。以罚金刑为例,即使在被认为是一大进步的第4条之中,该条虽然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刑处罚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单位犯罪之时的罚金刑处罚问题,能否据此就推断出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都统一适用第4条?这个统一标准是否意味着在犯罪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对单位和其中的直接责任者判处的罚金总额与相应自然人犯罪的罚金数额一致?如果能够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对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人民法院究竟应当如何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这个综合标准是否意味着既对单位判处罚金又对其中直接责任者也判处罚金?该解释对此语焉不详。试问,以前那些针对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判决哪一个不是人民法院“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的结果?总之,统一标准没有解决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刑问题,综合标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畅。加大知识产权的刑事规制力度,关键不仅在于定罪量刑标准的明确性和统一性,而且还在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协调性。由于知识产权具有私权的属性,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往往与商标纠纷、专利侵权以及其他民事侵权行为交织在一起,当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限时,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案件移交的环节上可能由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判断标准、计价标准、移送标准等方面的认识不一致而增加移送案件的难度,行政执法机关为了追求执法效率,往往倾向于以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结案,这就为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即使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不严重的情况下,由于行政机关查办案件能够采取的程序和措施有限而且往往还要经过层层审批,即使在移送之后,侵权人的侵权产品也可能早已转移,不利于有效打击侵权行为。
完善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对策
(一)紧扣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罪的特性完善刑事立法
意大利学者加罗法洛根据行为人有无反道德性将犯罪分为 自然 犯罪和法定犯罪。自然犯罪是指违反一般人所共有的怜悯与诚实的道德情感的行为;而对法定犯罪而言,行为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反社会性、反道德性,只是由于刑事 法律 的规定其行为才成为犯罪行为。法定犯罪与自然犯罪相比较,其违法结构往往具有多重性,既违反刑事法律,又违反 经济 法律和行政法规,同时也违反了民事法规。刑法理论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的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异,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只有在刑法具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成为犯罪,因此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属于法定犯罪当无疑义。在故意犯罪是否需要违法性意识的问题上,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论”着眼于二者在犯罪性质上的不同,主张自然犯在故意上不需要违法性意识,而法定犯则需要违法性意识。从责任主义出发,只有通过肯定单位具有违法性意识这条路径才能肯定单位具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能力。根据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罪的罪质特性,需要对前置法即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
1979年刑法第127条关于假冒商标罪的规定:“违反商标管理法规,工商 企业 假冒其他企业已经注册的商标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由于当时刑法中并没有单位犯罪的制度,因此该条只能属于事实上的单位犯罪的规定,其中明确要求“违反商标管理法规”,可以认为已经直接性地体现了违法性意识的法定化。但是现行刑法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都没有直接性地明确规定以违反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前提,只是在第214条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以及第219条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之中有“明知”、“明知或者应知”等间接性的规定,总体上看违法性意识并未成为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要件要素之一,缺乏对法定犯罪立法的明确性。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同类客体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立法上还应当根据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罪名明确规定其所违反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从而实现单位犯罪违法性意识的法定化,这也有利于防止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单位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移交的环节上由于刑事违法性判断标准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
(二)紧扣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故意型单位犯罪的特性完善刑事司法
根据犯罪人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将犯罪分为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是刑法理论上通行的做法。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单位犯罪当无疑义。国外关于法人刑事责任论提出了多种学说:如美国的“替代责任论”和“保证责任原理”,英国的“法人代表的另一个我论”,日本的“无过失责任说”、“过失责任说”、“危惧感说”、“企业组织体责任论”以及南斯拉夫的法人客观责任论。我国学者在对单位犯罪的理论基础进行考察后提出的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两种:一是在对英国的“法人代表的另一个我论”和日本学者板仓宏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等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结合系统 科学 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二是在考察当今世界各国对法人犯罪研究的一般现状和最新 发展 动态之后,针对我国刑法学界庸俗地将单位犯罪看作是“经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而“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特征在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发生机制中的作用”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单位犯罪的“组织体责任论”。这两种观点都能较好地解释关于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笔者虽然于本文之中无力评述这两种观点的利弊得失,但是这并不妨碍笔者从这两种观点中 总结 出二者都赞同的共同点,即单位犯罪的基本特征起码应当具有组织性和整体性。所谓单位犯罪的组织性,是指不论单位是作为一个“人格化社会系统”还是作为一个“组织体”,都是单位有组织地危害社会的行为;所谓单位犯罪的整体性,是指单位犯罪意志的整体性、行为的整体性和利益的整体性。
从罪刑关系协调性的基本立场出发,由于在单位犯罪之中直接责任者作为个人的人格消失了,个人的意志、利益和行为也都从根本上上融入了单位一体化的利益、意志和行为之中,那么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自然人犯相应罪的情节、后果一致的情况下,不仅定罪标准应当一致,而且量刑标准也应当一致;不仅定罪时应当紧扣整体性和组织性这一特点,而且量刑时也应当紧扣这一特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在定罪之时起作用,而在量刑之时却弃之不用。
以罚金刑为例,对于为了单位整体利益而实施的经济犯罪而言,就应当只由单位承担罚金,而单位中的直接责任者承担自由刑而不承担罚金刑,如是观之,则刑法第220条之中“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即也应当判处罚金—引者注)”的规定就欠缺科学性。但是,笔者并非就主张非要修改或者废除此种规定不可,实际上,如果运用体系性的解释方法,可以结合刑法第52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的规定将直接责任者为单位整体利益而犯罪的情节视为对其不判处罚金刑的刑法根据。至于直接责任者应当承担的自由刑是否应当坚持总额一致原则的问题,仍然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的组织性和整体性,但是不能机械的理解“整体性”,不要以为在情节后果一致的情形下,若对自然人犯某一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应当判处5年有期徒刑,那么单位犯该罪的就应当由单位中的直接责任者来分担这5年有期徒刑,这样理解势必会出现参与犯罪的直接责任者越多,犯罪能力和犯罪危害越强,而每个人受到的处罚却越轻的荒唐现象。厘清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认识到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以组织性为前提的,在单位犯罪的内部,直接责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共同犯罪的特征,其行为的整体性和意志的整体性均是以单位的组织性为前提的,换言之,直接责任者之间的共同意志与共同行为因为从属于单位的组织性进而体现出犯罪单位的行为整体性和意志整体性,因此应当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对其处以自由刑。
总而言之,根据故意型单位犯罪的特性,基于单位利益的组织性和整体性,只对单位判处罚金,基于单位行为以及单位意志的组织性和整体性,对直接责任者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处自由刑的做法不仅符合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的根本要求,而且能够统一单位与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因而符合了罪刑平等原则的根本要求,从而能够全方位地确保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刑关系的协调性。
(三)紧扣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健全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配套机制
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主要由版权局、知识产权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多个行政部门分别实施,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多头管理的混乱现象,并进一步导致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不畅、以罚代刑现象严重。自2000年公安部与国家工商总局、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共同下发通知,建立起联系会议制度后,各地在衔接机制的建设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整体效果仍然不佳。此外,由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往往具有跨地域、跨行业作案的特点,权利人的举报可能并不能引起当地公安司法机关的重视,尤其是涉及到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仍然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
2008年6月,我国颁发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其中明确指出,必须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其中第13条和第45条还发出了两个重要信号,一是我国将修订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 法律 法规,加大司法惩处力度,提高权利人自我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有效遏制侵权行为。二是我国将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在知识产权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当务之急应当是统一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认识, 总结 经验,并充分调动权利人尤其是被侵权单位的积极性,进一步健全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配套机制。
首先,赋予权利人的程序选择权,充分发挥权利人的积极性。国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都规定有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原则。在相关司法解释降低了刑事追诉的门槛并统一了单位与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之后,如果能够建立起一般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刑事自诉制度,由权利人自由选择是提起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则意味着维权成本降低、权利人更容易请求公安司法机关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至少意味着权利人可以将此作为追究侵权人责任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砝码,从而更加充分地调动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即 企业 开展知识产权创新的积极性。
其次,充分发挥联合专案经营模式的优势,清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标准。2001年4月《 经济 犯罪案件追诉标准》颁布后,2001年7月,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也随之出台。根据该移送规定,在实践中存在三种模式:联合专案经营、现场移交和事后移交,从执法绩效来看,三者的效果是依次递减的,联合专案经营效果最佳、事后移交问题较多。今后努力的方向应当是结合知识产权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清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标准,明确单位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移送标准,在联合专案经营模式上形成长效机制,为将来我国建立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积累制度经验。
参考 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