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财产罪范文

时间:2023-03-14 06:11:44

侵犯财产罪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1篇

关键词:虚拟财产;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入罪

中图分类号:D924.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04

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由于网络空间对现实的模拟性及密切性,“虚拟”一词就被用来描述几乎所有与计算机、因特网技术有关的东西。虚拟财产则是指狭义的数字化、非物化的财产形式,它包括网络游戏、电子邮件、网络寻呼等一系列信息类产品。但虚拟财产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国内的法学界专家意见各异。

一、虚拟财产的特性及价值分析

本文认为,对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是必然的,究其能否成为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要从刑法法益侵害的角度为其合理定位,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其本质属性和价值是符合侵犯财产罪的对象范围及要求的。

(一)虚拟财产的特性

虚拟财产虽然冠以虚拟的定义,但其在现实中具有效用性和可控性,而决非虚无缥缈,不可捉摸。

1.虚拟财产的可复制性。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电磁记录属于“以文书论”的范畴,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此,不论用户所看到的是“宝剑”、“盔甲”或是电子储备箱(包括收件箱、发件箱、垃圾箱、草稿箱等),法律上把它们全部都定位为电磁记录论[1]。但是2004年台湾地区又以电磁记录具有可复制性取消了这一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既然虚拟财产具有可复制性,那么从性质上就类似于知识产权中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发行行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但作品本质上是作者的思想产物,其必须通过某种载体表现出来并为公众所感知且能以某种方式复制,否则无需借助法律的保护。虚拟财产也是如此。他人能通过网络感知甚至复制财产的构思和设计,因此,虚拟财产无法仅凭思想上的控制就可以免遭侵害的,将其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乃属现实需要。

2.虚拟财产的现实转化性。依据传统刑法学理论,犯罪对象在现实世界中是真实存在的,而信息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电子数字被认为不是真实存在的,认为虚拟世界的虚拟财产在计算机上删除后就不存在了。其实可以把网上删除电子记录行为看成是打碎一个瓷碗,是人为地毁灭了它,但是它还是有记录的。不能因为虚拟财产是电子数据存储在计算机的电子电磁硬盘上,在现实世界中看不见摸不着,就否认了它的存在,这和否认油墨存储在纸介质上无异,如同古代的纸或文字在发明之前,无法将文字记录在纸上,就否认人类文明的价值属性一样,虚拟财产是存储在电子电磁硬盘上,它也是人类文明的新生产物也具备自身的价值属性。

3.虚拟财产是含有智慧和劳动的电子电磁记录。虚拟财产从表面上看是区别于现实的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但是随着计算机程序编译技术的发展,很多东西只要敢想就可以设计出来,这类似于人类把思维里所想的东西通过画或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网络用户在发现并使用这些虚拟财产的过程中,需要付出相当的智慧和劳动,其实也是一种创造过程。

4.虚拟财产的归属性。虚拟财产应归属于网络用户,虽然网络服务商对虚拟财产有绝对的控制权,但虚拟财产不归网络服务商所有,网络用户用大量时间、智力、金钱去获得的虚拟财产理应为该网络用户支配控制。网络用户就像银行储户,银行就像网络服务商,不能因为储户的钱放在银行里不在储户手上就否认了其权利属性。虚拟财产的权利归属应属于网络用户。

(二)虚拟财产的价值

虚拟财产的使用者为获得和维持虚拟财产投入了相当的财力、精力,因此其现实价值性和网络游戏内的公认价格性毋庸置疑。在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上就分类明码标价下类商品:网游装备、游戏币、帐号等,这就证明了只要符合价值规律,市场上就会出现合理的价格定位。

1.虚拟物品的价值。

虚拟物品多指网络游戏中的装备、游戏人物、等级、服饰等电子电磁产品。这种虚拟物品的价值表现是网络游戏玩家对网络游戏人物或装备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自我价值评价或感觉,表现为满足网络游戏者的某种个人需要。虚拟物品是游戏玩家在游戏开发平台上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劳动价值,而这些虚拟物品可以在某些公共共有平台基础上(如淘宝网)自由买卖,所以也产生了交换价值。所以针对网络虚拟环境所产生虚拟物品的价值应予以肯定。

2.网络用户号码的价值。

网络用户号码包括:QQ号、邮箱帐号、微博帐号、论坛用户号等。这些号码从技术角度讲,都是二进制的数据,但其创造和产生要花费上网者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网络和我们工作生活紧密相连,这些网络用户码的价值性表现在实际工具价值性上。比如有些QQ号就是因为号码的特殊性及功能的优越性可以卖到上万元的价格,也有的QQ号一文不值,这就说明了它的价值性存在,只是市场价格不一样。“无论怎样不能以价值难以计算或目前没有稳定的评估方法来否定该物存在的价值,进而否认其可以成为财物…… QQ号价值无法计算,不影响其作为财物的客观属性。”[2]

3.虚拟币的价值。

网络虚拟空间中有各种游戏币、Q币、猫扑币等其他类型的电子货币。这些网络虚拟币已经具有在网络虚拟空间的交换价值,也具有和现实社会的实质价值性,在很多网络电子商务网中都可以用人民币购买这种虚拟币,这种虚拟币也可以在对应的网络游戏或社区中买到虚拟物品,所以虚拟币的价值表现在既有使用价值上,也有现实价值性。法律上也承认了这一种价值属性,如2010年《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赌资数额可以按照在网络上或者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认定。对于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的,赌资数额按照购买该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

二、我国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之现状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也发生着巨大改变,虚拟财产在网络空间中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业价值链,2010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数达到7 598万,付费网络游戏用户数达到4 300.6万,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323.7亿元[3]。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整个行业的黑客产业已经泛滥成灾,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61%的游戏玩家有过虚拟财产被盗的经历。据腾讯公司统计,该公司高峰时期每天大概有10万人次反映QQ密码被盗,还没包括那些实际被盗而没有申述的网民。在网络虚拟财产被盗的背后,已经形成了由“制造计算机病毒――传播计算机病毒――盗窃网络账号――第三方平台销赃”等多个环节构成的黑客产业链。网络虚拟财产是否能成为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是网络信息环境下的带来的新问题。司法实践中虽有不少判例已把虚拟财产认定为财产罪的对象,但是在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仍有不少司法部门按兵不动或作出避重就轻的判决,在立法机关没有作出确切的解释或规定之前,司法审判结果各异。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对涉及侵害虚拟财产判定的罪名有如下几种。

1.盗窃虚拟财产案件。例如,2009年,谷雯雯以1 1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游戏帐号卖给被害人李某、任某,然后又用本人身份证信息重新设置了该游戏密码,将该游戏账号盗走。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谷雯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以“盗窃罪”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2 000元[4]。

2.侵犯虚拟财产案件。2008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盗窃QQ号码案作出了一审判决,11名盗窃他人QQ账号、密码的被告人因“侵犯通信自由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5]。

3.抢劫虚拟财产案件。2008年10月王春明等4人到网吧,用殴打、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网友“沈阳小伙”转出QQ币100个,游戏币1 100多万个和其他游戏装备。4名青年将上述网络虚拟财产予以平分。2009年,沈阳市东陵区法院认为,Q币、游戏币和游戏装备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具备财产的一般属性,应当纳入刑事法律保护范围,王春明等4名青年以暴力手段抢劫虚拟财产,构成抢劫罪[6]。

4.诈骗虚拟财产案件。2007年3月30日数码科技公司销售人员在“淘宝网”上发现,有网民大量低价销售该公司经销的久游休闲卡(游戏点卡),经查看服务器数据库发现,自2006年12月30日至2007年3月30日,多人登录到该公司在腾讯财付通网站网上商城游戏点卡交易平台,利用服务器漏洞,采取一次支付多次假购的手段,盗取久游休闲卡卡号和密码3万多条。利用QQ登录腾迅财付通游戏点卡销售网站,利用网络服务器程序漏洞,连续不间断地多次点击“付款”按钮使服务器程序出错,从而骗取大量游戏卡的密码,再打折在网上低价销售牟利。在2007年头三个月内,该方法通过网友在南京多家网吧传播蔓延,形成多个作案团伙或单独个人作案,以这种方法获利100余万元。江苏省首例网络虚拟财产诈骗案,法院对其中一被告人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

虽然虚拟财产纳入了刑事法管辖的范围内,然而,罪名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困惑的同时也不利于有效地打击犯罪分子。有些罪名定罪量刑过轻,对于不法分子来讲,违法成本太低,不足以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的安全,打击不力导致“网络大盗”横行,给网络用户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刑法各个罪名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仅从法条表面的意思得出的结论会导致法条之间的冲突,也难以实现刑法本身的作用和刑法要真正保护法益的范围。如果因为对新生事物的本质不能认识清楚,会导致难以认定是何种罪的犯罪对象,或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不处理或不能准确处理,也将导致在网络空间中无法准确地定罪量刑。只有对虚拟财产进行准确的认定,分析虚拟财产的本质属性,找到其法益侵害性,才能较准确地将其认定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

三、侵犯虚拟财产入罪之理据

各个国家进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时间先后不同,在法制设立及规划上都有所不同,尽管对这些新生事物全世界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世界各国和我国及港澳台地区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判例上都有不同的认定。比如我国香港地区《刑事罪行条例》规定,有犯罪或以不诚实意图取用电脑而使其本人获益或引致他人蒙受损失的,最高刑罚可判监禁5年。如以欺骗手段以网络虚拟财产取得财产的,最高刑罚可判监禁10年。韩国法律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独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网络财物的性质与银行账号中的钱财并无本质的区别。韩国把网络虚拟财产等同于一种“电子货币”,具有财物的属性。日本在2000年正式实行《禁止不正当存取行为法》,也加大了对网络盗取他人虚拟财产行为的处罚力度。

从立法视角来看,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没有具体规定并不意味着现行立法对这样的行为束手无策,无所作为。“我们的时代已不再有人相信这一点。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生效的法规相抵触?谁又可能完全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海洋中,何曾有一次被全部冲上沙滩”[8]?从立法的层面讲,如果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的途径,当现行法律对相关的行为存在立法疏漏的时候,应该存在完善立法的范畴。能否在现行框架下实现对虚拟财产的有效归置,其关键在于虚拟财产本身的特点和价值属性是否符合财产罪的法益保护范围,并作出适合的解释。“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9]。虚拟财产应该属于侵犯财产罪中的“公私财产”的范畴,是网络用户在网络空间行使自身权益的表示,虚拟财产貌似建立在无形的基础上,但是从虚拟财产的特性和价值上来看应当作为刑法所保护的网络用户的财产利益。从侵犯财产罪的行为来看,盗窃、诈骗、抢劫等行为的对象都可以为虚拟财产,也是符合现在侵犯财产罪法益保护的范畴的,只不过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多是网络“黑客”的技术手段行为,因而诈骗和抢劫虚拟财产行为多会采用现实手段行为,侵犯虚拟财产的这些手段行为也符合侵犯财产罪的客观要求,所以将虚拟财产纳入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与立法宗旨不相违背。

随着网络的发展,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层出不穷,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势必也越来越大,从虚拟财产的特性和价值性都表明虚拟财产应当是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人们在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时候,往往更看重刑法的明文规定,总认为事实是简单的或是类似的,在认识法条之间的规则或语义时有意或无意地不和事实相联。容易忽视的问题是:不是法律率领社会变化,而是法律跟随社会变化。甚至,所有的法律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事实问题[10]。有人一味强调罪刑法定原则,一味地从法律字面上理解,因虚拟财产是存在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内,就认为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手段行为,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处罚,表面上看是符合了法条,但是本质上不符合刑法所保护法益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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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志刚.论QQ号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J].法学家,2007(3):49-58.

[3] 2010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EB/OL].(2011-05-20)[2011-09-08]..

[4] 张胜利,中宝顺,张建华.郑州审结首起盗卖网络虚拟财产犯罪案件[EB/OL].(2009-10-30)[2011-09-08]..

[7] 戚晓宁,孟 军,魏晓昕.首例虚拟财产诈骗案告破 卖网游点卡获利百万[EB/OL].(2007-12-20)[2011-09-08].省略/gb/longhoo/news/nanjing/shehui/userobject1ai760022.html.

[8]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 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06.

[9]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45.

[10]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 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56-257.

On Criminalizing Virtual Property Violation

ZHOU Li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9,Hubei, China)

Abstract:The virtual property is an innovated term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and the real social values are highly controversial on this.This article researches on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to determine the existing value so as to apply to traditional property crimes.For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virtual property crime rationality analysis,it is necessary to well explain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 traditional property crimes so as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of virtual property.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2篇

关键词:侵犯财产罪,客体,探究

从封建社会起就有关于偷盗等罪的法律规定,在西方国家的法律里也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从刑法的第五章规定来看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有、挪用、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很多国内学者倾向于侵犯财产罪是典型的侵犯所有权的犯罪,所有权的内涵是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四项权能,核心就是处分权;但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侵犯财产权不仅仅侵犯了所有权,本文将对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展开讨论。

一、侵犯财产罪的分类

一是基于获取方式的侵犯财产罪分类。

1.秘密窃取型

所谓秘密窃取指的是行为人以不被受害人发现的方式或者行为人本人,侵占公司财务的行为。这种类型的行为特点必须是,行为人本身采取秘密方式或者行为人认为自己采取不以被害人发现的,至于这个行为从事实上来看是否符合秘密和暗中的特质在此不作考虑,也不影响行为的性质。举例来说,如果是行为人想要实施偷盗行为,悄悄的从被害人口袋欲偷走被害人的手机但是当场被被害人发现的,依然符合秘密窃取型的特征并不是公然夺取,在此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秘密窃取不以财产保管人、所有人不知情为条件。这种情况最常见的是盗窃。

2.公然夺取型

无论是抢劫罪还是抢夺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公然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些抢夺财物的行为必须是公然发生的。该类型的行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公然性。而公然发生的行为也就是指这个行为公然性也是行为人一种态度的选择。从这种态度上来看公然获取财物的行为明显较非公然获取的方式来说主管恶性大。行为人并非采取秘密的额方式夺取公私财物,而是采取暴力方式抢走财物。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手段一般比较粗暴,这是该种类型行为最显著的特征。

3.非法侵占型与欺骗型

侵占,是指行为人将自己已持有的公私财物非法转为己有的行为;欺骗型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欺骗性的行为特征是用欺骗的方式使得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将自己的次啊诶交给行为人的行为,这种交付财物的行为源于错误的认识,因此这也是欺骗性与公然夺取性和秘密窃取犯财产罪的区别所在。当然欺骗性必须要是欺骗的数额较大或者多次行骗,如果只是欺骗很少的数额属于治安管理的范围,只有欺骗的公私财物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期盼犯财产罪。

4.故意毁坏型

必须是故意毁灭或者损害公司财务,并且情节恶略的行为。故意毁灭或损坏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定义中的损毁是指导致物品全部使用价值丧失的情形。 “损坏”指使公私物品丧失部分的使用价值。但是在此应该注意到,如果是以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毁坏公私财物,可能会危害公共安全的,应定为放火罪、爆炸罪等。毁坏财产罪必须是主观上有故意的目的,如果是过失损害,毁灭公私财物不构成本罪。主要包括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等

二是基于财物最终是否有行为人的侵犯财产罪分类。

二、国外侵犯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学说

在外国刑法理论研究界(以德国为例),对于侵犯财产罪究竟保护何法益 ,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这三种。鉴于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德国的侵犯财产罪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借鉴意义有限,本文只在此不多做叙述。在日本的刑法理论中,对于侵犯财产罪究竟保护何法益 ,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本权说、占有说与以平稳占有说为代表的中间之间的对立。下面对这几种主要观点做简单的叙述;

一是本权说。本嗨等衔侵犯财产罪侵犯的是财物的本权,即法律所要保护的法益是财物的所有权为中心的其他本权。这种学说认为只要行为人以合法手段占有财物,这就构成法律上的正当理由,应当因此受到保护。除此之外,本权说认为除了所有权外,还有其他本权,侵害的行为只有侵害了他人的这种本权,才构成财产犯罪。

二是占有说。占有学说认为,侵犯财产罪侵犯的是一种战友的权利,法律所应该保护的也应该是这种占有的状态,至于说财产被占有的状态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都不予追究。那么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对于非法获得占有权的物是保护的,也就是说原所有权人只有采取自救和其他合法手段重新占有,否则法律将优先保护这种占有的状态。侵犯占有权则是侵犯财产的行为。

三是中间说。中间说说认为,前两种说法均有不合理和缺陷之处,本劝说意在将侵犯财产罪的范围缩小,而占有说则使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范围扩大。基于这种现状,有的学者提出结合两个学说的精华创造出一种中间说的说法。当然在中间说中既有侧重本权说的说法也有侧重占有说的说法。这其中最为影响力的是平稳占有说。平稳占有说是指,虽然承认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是占有的状态,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转悠状态都会被法律保护,只有合法的占有才能被法律保护,前文中提及的非法的占有,比如占有之物是盗窃,抢夺来的,这种情况下的占有就不属于法律的保护范。

三、我国对于侵犯财产罪的客体的几大主流观点

一是所有权说。我国几乎所有的刑法学相关教学资料中都认为侵犯财产罪是侵犯公司财产所有权,所谓所有权的内涵是指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四项权能。上述无论是采取哪一种方式的获得财物,或者销毁财物都是对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侵犯。从这个观点来看,的确对所有权的侵犯是侵犯财产罪的本质特质。但是该观点在实际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的漏洞和不足。

二是占有说。占有是指占有人可以使用管理占有物的一种状态,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人们可能占有一个物品,但并不享有该物的所有权。占有制度,是指为了保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占有这一种状态进行保护。而依照占有制度的定义来说,并不是说对所有的占有都进行保护,占有制度只对一些合法占有进行保护,二并不保护非法的占有,如法院可能会冻结一些有非法收入来源的账户。

三是修正说。由于无论是基于所有权说还是占有说来判定,都存在较大漏洞,所以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提出了修正说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张明楷教授的基于所有权基础上的修正说,也就是说兼具所有权说和占有说的优点。张明楷教授认为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这种观点也被称为新所有权说,所主张观点依然是保护所有权,在所有权的基础上提出占有的观点。

四、通过分析所有权和占有状态的情况来判断侵害客体

(一)所有人占有物品,所有权和占有同时具备

所以人完全占有自己的物品,占有人和所有权人是同一人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侵犯财产罪里最简单明确的。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率也是最高的。比如甲某自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坐火车来蚌埠的途中因为将电脑放在双肩背包中,并且背在身后,火车上因为人多拥挤,甲某的包被小偷划开一个口子,并将笔记本电脑偷走。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占有人就是所有人,那么甲失去了所有权的同时失去占有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占有人和所有人系一人,所以占有权也是所有权组成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情况下侵犯的更倾向于是所有权。

(二)占有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

只有占有没有所有权,(这里的占有指的是合法占有)在这种多发生在借用租赁的情况下。而我们知道,无论是租赁还是借用状态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这种占有状态是经过所有权人同意的。甚至在租赁大型、贵重物件的时候还会签订租赁合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占有人相对于所有权人来说是享有优先占有权的。例如,甲将自己的索尼单反租给乙,约定一个月50,租期为半年,那么在这半年里面,甲如果想着反正是自己的相机,便擅自秘密取回相机。这种情况下甲侵犯乙的优先占有权,故可以定义为盗窃。如果这个索尼单反在乙处保存的时候,乙带出去旅游拍照后在拥挤的旅游景点被小偷偷走,那么该小偷的行为即是对甲所有权的侵犯也是对乙的占有权的侵犯。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34-536.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05.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3篇

本文从财产犯罪对象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出发,着重探讨了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内涵与外延,讨论了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的关系,并对不动产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侵犯财产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现在刑法中规定较新的财产犯罪都可以从古代的刑法中找到其雏形。通过对侵犯财产罪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财产犯罪产生的那一天起,财产犯罪的手段日趋多样,财产犯罪的类型不断增多。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虽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也不是不可确定的。要深入研究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客体入手。不动产能否成为抢劫罪的对象,一直是刑法理论争议的焦点。传统观点对之持否定态度,但现在有些学者逐渐对之持肯定态度。

关键词:犯罪对象;犯罪客体;财产

侵犯财产罪是所有犯罪中最为常见多发且危害极其严重的一类犯罪,历来为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所重视并予以惩罚防范。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章对各种侵犯公私财产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但是基于财产犯罪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当中,关于各种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公私财物是侵犯财产罪的对象。然而再深入一步,对于什么样的公私财物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中外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在实行罪刑法定、依法治国的今天,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对于刑事司法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及保护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界定地过宽或过窄,都会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都会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要严重脱节,从而不能有效地发挥刑法的应有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笔者不揣冒昧,在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对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历史性和具体性

㈠、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历史性

侵犯财产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现在刑法中规定的较新的财产犯罪都可以从古代的刑法中找到其雏形。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这里的“昏”指“恶而掠美为昏”。可见夏代已有强盗罪的规定。⑴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十分重视财产犯罪的立法。《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把贼盗罪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到了明代,侵犯财产罪的类型已规定得相当完备,有强盗、窃盗、毁坏财物、诈骗财物和侵占财物等类型。清代财产犯罪的立法已具有现代意义,清律中规定了强盗罪、窃盗罪、诈欺官私罪、白昼抢夺罪、恐吓取财罪等。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侵犯财产罪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清律的影响。

通过以上对侵犯财产罪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财产犯罪产生的那一天起,财产犯罪的手段日趋多样,财产犯罪的类型不断增多。与此相适应,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每一个时代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由于当时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犯罪手段的局限性,以及当时人们对财物的观念,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都有其特定的范围。所以在解释侵犯财产罪对象的时候,要适应历史的变化。例如,最古老的财产犯罪的对象,只包括有形的财物,因为那时的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相适应的犯罪手段还不能控制一些无形的财物;但社会的发展,最终使无形财物也成为犯罪对象。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如果把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界定过宽,就会使无罪变为有罪,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反之,就会放纵犯罪分子,使一些财产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㈡、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具体性

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虽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也不是不可确定的。具体到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具体到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其犯罪对象总是有其特定的范围。这就需要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深入社会实际,研究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人们对于财物的观念以及当时物质财富的范围来确定财产犯罪的对象。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使财物的涵义比过去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财物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刑法第91条和第92条对公私财物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刑法第91条的规定,公共财产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此外,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根据刑法第92条的规定,公民私人所有的财物,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的关系

要深入研究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客体入手。按照刑法学界通行的观点,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对之直接施加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某种具体人或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具体物是具体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而具体人则是具体社会关系的主体或参加者。犯罪分子的作为作用于犯罪对象,就是通过犯罪对象即具体物或具体人来侵害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⑵进一步说,犯罪对象是犯罪客体的存在形式,犯罪客体是犯罪对象的实质内容,二者之间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体要件的现象形态,其内容必然由犯罪客体这一本质形态所制约和决定。因此,作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也必然要受侵犯财产罪犯罪客体的制约。也就是说,只有承担侵犯财产罪犯罪客体这一社会关系的财物才能纳入到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范围。

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即财产犯罪所侵犯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呢?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侵犯财产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财产所有权是物权的一种,根据《民法通则》第71条的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侵犯财产罪多数情况下是对财产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侵犯,即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使财物所有人在事实上永久、完全地丧失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所有权权能与所有权整体之间存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对所有权任一权能的侵犯同样是对所有权的侵犯。”⑶上述观点固然有助于我们对侵犯财产罪犯罪客体及其犯罪对象的理解,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上述理论解决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时就会遇到一些疑难。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所得财物,是否成立侵犯财产罪?⑷例如,第三人窃取他人所得财物,是否成立盗窃罪?借贷合同到期后,出借人擅自取回其财物的是否成立侵犯财产罪?对于这些问题,借鉴一下外国刑法中财产犯罪客体的理论或许有助于问题认识的深化和解决。

在大陆法系国家,财产犯罪的客体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⑸1、本权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的客体是财物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本权是指法律上正当占有的权利,即行为人占有财物是基于法律上的正当理由,本权首先是指所有权。按照此种观点,盗窃他人合法所有的财物,就是盗窃罪;但盗窃他人不法占有的财物,则不构成犯罪。2、占有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这里的占有不仅包括合法的占有,而且包括非法的占有。据此,行为人盗窃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也构成盗窃罪。3、安全占有说。安全占有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本权(包括所有权)以及安全的占有。4、与本权无对抗关系的占有说。此说认为,财产犯罪一方面以保护所有权与其他本权为目的,首先要保护本权的前提——对财物的占有本身。但是,当本权与事实上的占有产生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时,只要事实上的占有一方与本权的对抗没有合理理由时,则不保护这种占有。

上面四种学说中,本权说只重视结果无价值而忽视了行为无价值,使财产犯罪的保护对象过于窄小。占有说只重视行为无价值,而忽视了结果无价值,使财产犯罪的保护对象过于扩大。安全占有说和与本权无对抗关系的占有说则即重视行为无价值又重视结果无价值,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我国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在借鉴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侵犯财产罪的客体主要是财产所有权,其次是需要采取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⑹笔者赞同上述观点,认为非法占有也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即非法占有的财物也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要保护非法占有,基于以下原因:第一,维持社会的法律秩序。财物虽然被他人非法占有,但应该采取法定程序恢复其应有状态,如果不采取法定程序,则会造成财产关系的混乱。“如果债权人可以随时实现自己的债权,对他人占有的财物可以任意抢夺,对他人持有的违禁品可以随意掠取,则没有任何财产关系可言。”⑺第二,保障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当行为人使用犯罪手段取得对某物的非法占有后,追究犯罪的权力就应由司法机关行使而不应有其他人再继续侵犯这种非法占有。

三、刑法上财物的内涵和外延

在现代汉语中,财产是指属于国家、集体及个人所有的物质财富;而财富是指具有价值的东西。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集体、个人所有的具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财产。然而在刑法理论中,对什么样的财物能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却存在不同的学说。西方学者对侵犯财产罪的对象“财物”的理解上主要有有体性说、管理可能性说、效用说、持有可能说等几种观点。⑼1、有体性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具有具体形状,即有体,才能成为财物。有体是财物的标志,有体才能成为侵犯财产行为的目标。由此得出结论:无体物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将热能、核能等这些无体物以及无形财产如著作权、技术成果等排除在外。2、管理可能性说。此说又分为物理管理可能性说与一般管理可能性说两种。前者认为凡有管理可能性者皆为财物。不仅无形能源是财物,而且债权、发明权等也属财物,它们均可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后者则认为债权等乃是财产上的利益,因而,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3、效用说。认为具有经济价值,并且为财产权目的物者即财物,依此学说,无需具备有体性,具经济价值是侵犯财产罪对象唯一标准,一些无形能源具有经济价值,且为一定的所有权(主要是国家或集体)的标的物,也是一种财物,亦可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所谓效用则指财物的效能和用途,它由财物本身特性所决定,也是犯罪行为人意图获取的,并为法律所保护的内容。4、持有可能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凡有持有可能性即可为财物,持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并不以把握其物为必要。比如,具置于案内或车内或其它一定范围之内的笼与箱等,虽未用手把握,仍是具有持有可能性的财物,因为事实上所有权人对财物具有支配关系和控制关系,他人不得侵犯。上述各种学说都从财物的某一个特点来论述刑法上的财物,不能全面系统地归纳刑法上财物的本质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国对财物的观念不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国刑法典对财物的具体规定不同,学者们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作出了相应的解释。

结合财物在现代汉语中的本意和我国刑法第91条、92条对公私财产的规定,并借鉴刑法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刑法上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物”的特征归纳如下:第一,财物必须是有主财产,即归国家、集体或个人所有。一种物品要想承担一定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处于为人所占有的状态。否则,对之进行毁坏、挪用、不侵犯任何社会关系。第二,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如果没有物理管理的可能,就无法归人类支配,在实际上也不能对其侵犯。第三,具有价值或使用价值。“从实际上看,作为侵犯财产罪对象的财物一般都具有客观的经济价值,即具有金钱交换价值的财物。但从理论上说,作为侵犯财产罪对象的财物,并不要求具有客观的经济价值,只要所有人、占有人主观上认为该物具有价值,即使它客观上没有经济价值,也不失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⑽第四,具有法定排除性。有些物品虽然具备财物的上述特征,但由于刑法典的特殊规定而使其本身不能成为某些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例如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国有档案、正在生长的林木、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等。“因为上述犯罪虽然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关系,但同时还侵犯了其他社会关系,立法者考虑到这些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作出特别规定。”⑾

四、不动产能否成为抢劫罪的对象

不动产能否成为抢劫罪的对象,一直是刑法理论争议的焦点。传统观点对之持否定态度,但现在有些学者逐渐对之持肯定态度。认为抢劫罪的对象包括不动产的学者认为:第一,虽然在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属于抢劫动产,但也有以暴力手段赶走房主强行霸占的情况,这也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称特征。第二,不动产作为抢劫罪的对象,即有外国立法例可循,也不违反现行刑法典的规定。而赵秉志教授则认为不动产不能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其主要理由如下:1、由抢劫罪的性质所决定。2、外国立法例难以成为刑法典中的抢劫罪的对象包括不动产的理由。3、对实践中发生的采用暴力手段赶走房主的情况。对此如果行为人有伤害、杀人行为的,可以定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如果毁坏财产的,可以定故意毁坏财物罪。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动产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我国刑法规定抢劫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而公私财物在客观上的物质表现形态为动产和不动产,这表明立法者肯定了不动产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第二,抢劫罪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当场交出财物的手段多种多样,也不仅限于动产。例如,犯罪分子迫使被害人离开其所居住的房屋由其所占有,也是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手段。第三,如果行为人在诈骗不动产被发现后,当场使用了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根据刑法第296条规定,应定抢劫罪。本条进一步明确了不动产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刑法史稿》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2、 高铭暄《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3、 赵秉志《侵犯财产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4、 张明楷《刑法学》(下)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6—757页

5、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583页

6、 张明楷《刑法学》(下)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6—757页

7、 张明楷《刑法学》(下)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6—757页

8、 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9页

9、 金凯《侵犯财产罪新论》 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0、张明楷《刑法学》(下)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9页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4篇

一、析题

主要介绍了侵犯财产罪,它是一种单纯着眼于财产的价值,并以之作为实现犯罪目的的直接手段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窃取、骗取型财产犯罪,侵占、挪用型财产犯罪和毁坏、破坏型财产犯罪。至于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对之直接施加影响的,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具体人或物。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一般性问题

1.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物。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产,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至少必须具有主观价值。

2.访犯罪对象必须具有相当的价值。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不仅有质的要求,还有量的标准。

3.该犯罪对象必须专属于特定的主体。某具体的物之所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最根本的是该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状态被非法地改变。

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个别性问题

1.有关违禁品的问题。违禁品就是民法中的禁止流通物,指依法不得参与民事流通的物,如我国法律规定矿藏、水流等自然资源为禁止流通物。

2.有关不动产的问题。不动产作为财产的一种,完全可能符合本文所列的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三个条件。

3.有关赃物的问题。理解赃物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从物的取得,《辞海》持此种角度,认为赃物是指贪污受贿或盗窃所得;二是从物的占有关系上讲,我们可以将赃物理解为所有的其占有关系受到法律积极否定的物。本文中,笔者根据论题的特殊性,采取后一种角度,即赃物是处于占有人无权占有并且法律有明确排斥此种占有的物的存在状态的物。

四、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研究意义。

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刑法学在研究侵犯财产罪,以及刑事司法实践在适用侵犯财产罪各罪时,也必须着眼于刑法所保护的合法关系所体现于的具体的各种犯罪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更能更准确地把握犯罪客体的存在和定罪量刑。

一、析题

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名词短语。要明确界定它,必须先准确把握何谓侵犯财产罪,什么又是犯罪对象。由于笔者本文的思路是对立法现实,即对现行刑法典中的规定进行分析,所以这里的侵犯财产罪就是指的刑法典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它是一种单纯着眼于财产的价值,并以之作为实现犯罪目的的直接手段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窃取、骗取型财产犯罪,侵占、挪用型财产犯罪和毁坏、破坏型财产犯罪。

至于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对之直接施加影响的,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具体人或物。(1)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实际上就是通过犯罪对象来侵害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的过程。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与犯罪客体之间的中介,在故意犯罪中,它也是犯罪行为与犯罪目的间的中介。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它与犯罪客体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具体的人或物,而后者则是由这些人或物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两者是一种承担者与被承担者、现象与本质间的对应统一关系。

结合而言,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就是指侵犯财产罪犯罪主体通过其行为所直接占有或破坏的财产。它是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也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集中的表现。在侵犯财产罪中,各具体的犯罪类型只是行为主观或行为方式的区别,而犯罪对象上,却都存在着一致性。也就是说,就各类侵犯财产罪而言,其犯罪对象在性质上是基本一致的。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一般性问题

为了准确把握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内涵,首先必须充分了解这类犯罪在犯罪对象上的共有性质。换言之,就是要解决某具体事物要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所应具有哪些基本条件问题。

1.犯罪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物。顾名思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产,这正如侵犯人身权利罪的犯罪对象是一定人的身体一样。而且,该“一定的财物”对于犯罪主体的认识而言必须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至少必须具有主观价值。同时,笔者认为这种主观价值的认识主体只能是犯罪主体而不能是该“一定的财物”的合法主体,因为在判定具体的某物是否是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时,我们考究物的价值是为了确定该物与犯罪主体的主观认识的契合性,在此时,该物与其合法所有者间的关系是无足轻重的。

2.访犯罪对象必须具有相当的价值。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不仅有质的要求,还有量的标准。一般而言,侵犯财产罪都是结果犯,都要求犯罪客体被侵害的程度具有一定的严重性,显著轻微的则不认定为犯罪。相应地,对于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而言,因此也要求在价值上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

3.该犯罪对象必须专属于特定的主体。某具体的物之所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最根本的是该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状态被非法地改变。因此,某物只有专属于特定的主体,才能准确地确定它存在的初始状态,也才能进而分析其状态是否发生了改变及这种改变是否非法。在这时,笔者所谓的物的主体的专属性是指按照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的判断或推断,能够认识到该物不是抛弃物或无主物,而应属于某一特定的主体的状态性质。

是否可以说,任何物只要具备了以上的三个基本条件,就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呢?从物的安全性上看,要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物的静态安全或动态安全必须受到破坏,即丧失了静态或动态的安全。而这必然还需要不正常的外力作用,在物的合法权利人不自愿的情况下,改变了物的占有状态或价值存量。在刑法学中,这种不正常的外力作用只是指犯罪人实行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上述的三个条件只是物本身所应具有的属性,要实际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同时还必须实际地受到了犯罪行为的直接作用。

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个别性问题

要完整地了解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除了在内涵上对其进行分析,还需要从其存在的具体形态以及各具体形态的特定性方面进行仔细的探究。

从普遍意义上讲,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个别性问题有三层含义:一是侵犯财产罪作为类罪名与其他类罪之间在犯罪对象上的区别问题;二是侵犯财产罪的各罪的犯罪对象上的区别问题;三是具体的特定性质的物在成为或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上的问题。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只在第二和第三个含义上进行综合的论述。

1.有关违禁品的问题。

要解决违禁品的犯罪对象问题,首先要明确何谓违禁品。笔者认为违禁品就是民法中的禁止流通物,指依法不得参与民事流通的物,如我国法律规定矿藏、水流等自然资源为禁止流通物。从目的论的角度讲,探究违禁品的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其价值问题,即其动态安全的特殊性。如果按照有些学者的主张“违禁品一般是指法律禁止个人持有的物品”,由于只是立足于某种物的静态安全的特殊性,则将不利于很好地分析违禁品在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特殊性。

其次,违禁品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对此刑法学界没有争议,但其理由多种多样。(2)的确违禁品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可以从犯罪人的主观意图来分析,也可以从受害人的角度来论证,还可以从违禁品占有或价值状态被侵害的可能性上来说明。

违禁品的价值量,笔者认为不必考察,一旦实施了以违禁品为对象的侵犯财产罪,可以径直认为达到刑法所要求的价值量度。至于量刑,则可以参考违禁品的数量、相对价值及其它情节。因为,所谓违禁品是指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禁止流通的物品,行为人一旦以这些物品作为犯罪对象,则既侵害了一定物品的所有关系或占有关系,又同时触犯了相关的规定,其客观危害在同等条件下,要大于侵害其他物品的情形。

2.有关不动产的问题

不动产作为财产的一种,完全可能符合本文所列的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三个条件。但正如文中所说,这三个条件只是基本条件,不动产是否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呢?不无疑问和争议。

在探讨之先,当然有必要明确不动产区别于其他财产的、具有刑法上意义的特征。笔者认为这种特征主要是不动产的不挪动性,指无论是恶意行为人还是善意行为人,除非意图毁坏该不动产,都不会挪动它。当然更多情况下,任何人也是无能挪动的。它决定了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的侵犯财产罪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在破坏型犯罪财产罪中,由于行为人是以破坏为意图,不动产的这两个特殊对该类罪没有影响,所以本段中的论述只针对非破坏型的侵犯财产罪)。同时,由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采取在国家主管机关办理登记的方式,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和公信是以所有权或使用权登记而不是占有为标准,于是犯罪人只有以某种方式违背合法权利人的意志或使合法权利人违背自己意志在主管机关变更了权利人,犯罪人才取得了公示力和公信力。如果只是取得了权利证书而未变更于自己名下,犯罪人即并未侵犯到财产的所有权或占有关系。这又决定了该类犯罪具有长期性和程序性。

据此,笔者认为,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的侵犯财产罪只能是犯罪人的实行行为能够持续作用于合法权利人,使其非出于真实意愿地进行权利变更的犯罪。具体而言,这类犯罪只有: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侵占罪、公司、企业、单位人员贪污罪和破坏型财产犯罪。其他的犯罪即:抢劫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盗窃罪和以特定财物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不能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

由于在目前的刑法学界,关于抢劫罪能否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存在较大争议,(3)而其他侵犯财产罪能否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认识一致,下面仅就抢劫罪进行论述。

一般的抢劫罪,是指以不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它与敲诈勒索罪的典型区别是:它必须是当场取得财物,而不是事后取得财物。但不动产的特性又决定了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取得是无法即时取得,因此一般抢劫罪不能以不动产作为其犯罪对象。有人指出“使用暴力手段当场非法占有、控制他人房屋的,使用暴力手段迫使他人当场写出免除债务的承诺书的,应认定为抢劫罪。”从而主张抢劫罪可以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但笔者认为,无论是“非法占有、控制他人房屋”还是“迫使他人写出免除债务的承诺书”,都不能视为已经劫取了该不动产。因为前者只是临时取得了使用权,而后者则只是劫取了相当于该房屋价值的财产利益。对这类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因为犯罪人着眼的是房屋,又以抢劫罪定了罪,就推定房屋等不动产可以成为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否则就是割断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间的联系,将犯罪对象简单地、孤立地理解为犯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非必要条件。有人根据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规定,结合诈骗罪可以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的理论,认为抢劫罪可以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周延的。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抢劫罪在刑法学上被为事后的抢劫罪。即在行为人有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故意与行为后,又具有了典型的抢劫情节,而转化为抢劫罪。从犯罪构成理论角度看,与其说它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不如说它是符合了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又附有抢劫情节。与其说是转化为抢劫罪,不如说是为了简化此情形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责任的均衡问题而先行明定为抢劫罪。总而言之,如果说抢劫罪能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也必须说明是在“犯诈骗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的情况下,概而述之则难免失当。

3.有关赃物的问题

理解赃物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从物的取得,《辞海》持此种角度,认为赃物是指贪污受贿或盗窃所得;二是从物的占有关系上讲,我们可以将赃物理解为所有的其占有关系受到法律积极否定的物。本文中,笔者根据论题的特殊性,采取后一种角度,即赃物是处于占有人无权占有并且法律有明确排斥此种占有的物的存在状态的物。

刑法所保护的是合法的关系,与赃物作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之间有矛盾吗?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赃物的法律地位,必须认识刑法保护合法的财产关系的形式到底在哪些。

首先,赃物在法律上的地位。如前所述,笔者对赃物的认识是从其存在状态上来把握的。由于社会的复杂性,物的存在并不一定是安全和可靠的,当物的安全受到侵害,即物非因当事人的合法、真实或自愿意志而流转时,物的存在状态便异化了,物“变成了”赃物。一方面它仍是一定合法所有关系的标的物,仍然体现着一定的合法的所有权关系;但另一方面它的占有状态是不正常的,这种占有状态与它的所有关系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合法权利人非但不会因为这种占有与所有的分离而获益,反而是客观上暂时丧失了行使所有权权能的可能。

其次,刑法保护合法的财产关系,但这种保护的形式则是多样的。当合法的财产关系具象在处于常态的所有和占有下的物上时,刑法当然应当予以保护。但当这种合法的财产关系由于权利人的滥用权利或者他人的非法行为而具象在处于异处的占有状态的物即赃物上时,刑法一方面要将此赃物视为犯罪对象,另一方面又要恢复其合法的占有状态。

透过犯罪对象非富的存在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抢劫犯、盗窃犯等利用他人因进行犯罪活动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的心理,再次予以非法占有,归根到底还是侵犯了国家、集体或者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同样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四、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研究意义。

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刑法学在研究侵犯财产罪,以及刑事司法实践在适用侵犯财产罪各罪时,也必须着眼于刑法所保护的合法关系所体现于的具体的各种犯罪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更能更准确地把握犯罪客体的存在和定罪量刑。

尤其是如侵犯财产罪这类频发性的犯罪类型,由于本身的犯罪对象就存在着相当的复杂性,更有必要对之进行充分的研究。笔者相信,随着此类论文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有关侵犯财产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会更加准确和正确。

总而言之,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研究无论是对侵犯财产罪理论研究的周延化,还是对犯罪客体认识的深入都会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25

(2)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60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5篇

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侵犯的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增设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毫无疑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侵犯的法益可以从其隶属的类罪――侵犯财产罪的法益内容得出提示性的答案。侵犯财产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取得公私财物,或者挪用单位财物,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行为。对侵犯财产罪法益的正确理解,将直接影响违法犯罪行为的定性。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财产犯的法益是财产的所有权,没有任何争议,即财产罪侵犯的是公民的公私财产所有权,是对所有权整体全能的侵犯,这是绝大部分侵犯财产罪的本质属性。所以,作为侵犯财产罪之一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他所保护的法益亦为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

有观点认为财产犯所侵犯的法益首先应该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这里所提及的“财产所有权”可以根据民法来加以确定,即财产所有权包括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本权”包括合法占有财物的权利和债权,在合法占有财产的情况下,占有者虽然享有占有的权利,却没有其他权利尤其没有处分权。有观点认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侵犯的法益是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而非所谓的财产所有权,此观点的依据是,尽管我国《宪法》对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权利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在《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既然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已经被规定在劳动法中,那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侵犯的法益即为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笔者认为,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可以认定为民法上的债权,即上文中提到的本权,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是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但是其侵害的法益应该是债权。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财产所有权和债权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第一、权利主体有所不同。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不特定,然而债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均是特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是劳动者与特定的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务关系,权利义务均特定。第二、内容有所不同。债权的内容是债权人享有的权利和债务人应承担的义务,债权表现为一种请求权,其实现需要借助债务人的作为行为,而财产所有权表现为支配权,其权利的实现需要他人的不作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表现为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拖欠自己的劳动报酬的一种请求权,因此应界定为债权。第三、权利的产生途径不同。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主要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而债权的取得主要有合同之债和法定之债,本罪恰恰是由合同而引起的合同之债,因此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侵犯的法益为债权。

虽然侵犯财产罪这一类罪所侵犯的法益为财产所有权,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债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只不过在具体罪名下,将法益表述为债权更加形象更加贴切更加具体。本罪从法律关系上来讲,行为人拒付劳动者劳动报酬之行为,是侵权和违约二者之间的竞合,其本质为债权债务的纠纷,是侵犯财产的行为。本文之所以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中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权利属于债权,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点区别以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根据 2013 年 1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刑法所保护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依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应得的劳动报酬,而劳动合同则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的有力凭证,也是权利受侵害时获取公力救济的最好保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劳务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此时,如果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其劳动报酬仍然能够获得刑法上的保护;第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或者口头协议以后,通常情况下都是劳动者先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服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之后,用人单位才针对劳动情况或者根据劳动合同向劳动者支付相应对价,即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但是当劳动者通过自己辛苦的劳动提供劳务之后,其用人单位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使得劳动者不能获取相应对价,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此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应是用人单位将自己的一部分金钱义务性的转移给劳动者,即民法上的交付所有权转移。所以,本罪所侵犯的法益为劳动者的债权。

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成要件

1.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主体要件为为一般主体,即企业和自然人。

2.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主观上明知自己的“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这种不作为行为会产生劳动者不能及时实际得到劳动报酬的社会危害后果,却希望或放任这种后果发生。应认定为故意的几种情况:(1)明确表示拒不作为的,即明确拒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应当然地认定为故意。包括无正当理由拖欠,不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2)虽表示应支付,但主动实施作为,为不支付找借口的,应认定故意。如无正当理由转移财产,造成无支付能力假像的;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或指使发放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工作人员逃匿,造成无法支付假像的;或非法克扣工资或罚款的。

3.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客体要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劳动者的财产权,又妨碍了正常的劳动用工关系,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复杂客体;人身自由权;主要客体;生命健康权;自决权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108-02

一、概述

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利益。某一犯罪侵犯的社会利益大小,决定着这一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如故意杀人罪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故意伤害罪的客体是人的健康权,生命权大于健康权,因此故意杀人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故意伤害罪的社会危害性。简单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只直接侵害一种具体的社会利益,复杂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直接侵害两种以上的具体的社会利益。在其他犯罪要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侵害两种以上的社会利益应该比侵害一种社会利益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同样,绑架罪的客体也影响着该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仅如此,正确理解绑架罪的客体,对于认定绑架罪的既遂、未遂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既遂是“得逞”,意味着某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这一点与对犯罪客体的侵害程度有密切关系。如果认为绑架罪的客体仅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将被害人拘禁即是既遂。如果认为客体既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又包括第三人的自决权,只有行为人发出要挟才能是既遂。因此,研究绑架罪的客体,对于正确认识绑架罪的社会危害性、把握绑架罪的既遂、未遂,有重要意义。

关于绑架罪的客体,刑法理论有简单客体说和复杂客体说两种观点。简单客体说认为,本罪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1]复杂客体说认为,本罪侵犯的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2]笔者认为,绑架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及第三人的自决权,其主要客体应为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权。

公民的人身权利,包括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它指的是某一类犯罪,而不是某一种犯罪。所以,将绑架罪的客体界定为公民的人身权利,这就使它不具有特定性,不能反映绑架罪的特点以及与其他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区别。首先,绑架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身体活动的自由。绑架罪客观方面首先表现为绑架行为,绑架就是劫持、就是控制,控制即意味着被绑架人行动受到剥夺或者限制,行为人就是通过剥夺或者限制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而作为交换条件以实现其犯罪目的的。在被绑架期间,被害人当然没有人身自由。不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绑架罪。其次,绑架行为在侵犯被害人人身自由的同时,也威胁着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因为以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的绑架行为,俗称“绑票”,和以讨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行为不同。以讨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行为,行为人主观上只是为了要回债权,主观恶性不大,行为人一般不会加害被拘禁人。而“绑票”行为人没有正当的理由,主观恶性大,他们控制了被害人,就意味着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就在行为人的掌控之下,行为人可能因为被害人的不合作、抗拒以及第三人(被勒索人、被要挟人)的不合作等行为而使被害人的生命、健康遭受威胁。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害人因各种原因被撕票或受伤害的情形,有的是被害人或第三人不合作而没有实现行为人的愿望,有的则是已经实现了行为人的愿望而撕票。所以,绑架行为对被害人生命、健康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犯罪客体既包括行为实际侵犯的社会利益,也包括行为可能侵犯的社会利益。因此,把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作为绑架罪的犯罪客体既符合刑法理论,也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刑法第239条对绑架罪规定的基本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使被害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而刑法第238条对非法拘禁罪规定的基本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致人重伤的,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仅把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作为绑架罪的客体,那么就难以解释,绑架罪的法定刑为什么如此之高?它和非法拘禁罪的法定刑差别为什么如此之大?可以认为,绑架罪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正因为绑架罪对公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绑架罪才有那么大的社会危害性,它的法定刑才会那么高。

再次,刑法规定绑架罪的客观方面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作为“人质”即作为交换条件,第三人不满足行为人的要求,行为人就不释放被害人,甚至可能加害被害人。这样,绑架行为又侵害了第三人的自决权。自决权是指一个人决定自己为或者不为某种事项的权利。人身自由权是人支配自己身体活动自由的权利,而自决权是人支配自己其他行为的自由,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公民有支配自己任何活动的自由,这是现代社会对于自决权的当然理解。所以对自决权的侵犯其实是侵犯人权。在绑架案中,第三人往往是被绑架人的利害关系人,被绑架人的安危对他们来讲十分重要,当绑架人以虐待人质甚至杀害人质的方式要挟第三人时,第三人可能因担忧被绑架人的生命、健康而不安、恐惧,遭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因为担忧被绑架人的安危,他们不得不在满足绑架人的要求和解救人质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这就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如果行为人绑架他人后,没有使第三人为人质安危担忧而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而是直接向被绑架人勒索财物,被绑架人或者当场交付财物或者指令他人交付财物但不告诉实情,就不侵害第三人的自决权,不构成绑架罪,而构成抢劫罪。

二、财产所有权是否绑架罪的客体

犯罪的客体是犯罪必然侵犯的社会利益,我们说某种犯罪侵犯了哪种社会利益,就是说这种犯罪从性质上看侵犯了这种社会利益。比如盗窃罪,在任何情况下,都侵犯财产所有权。故意杀人罪,在任何情况下,都侵犯公民的生命权。抢劫罪在任何情况下都既侵犯财产所有权,又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因为刑法规定,抢劫罪客观方面必须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否则不构成本罪。而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就必然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这是由这抢劫罪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一种犯罪并不必然侵犯某种社会利益,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侵犯某种社会利益,那么它不应该成为该罪的客体。如抢夺罪,抢夺行为有时可能导致被害人的人身伤害,但抢夺罪的客体依然只是财产所有权,而不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因为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必须使用暴力、胁迫等人身打击或强制方法。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仍然构成抢夺罪。

绑架罪分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和实现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的绑架。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必然侵犯财产所有权;而以实现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的绑架,则不侵犯财产所有权。所以,人身权利是绑架罪必然侵犯的客体,财产权利或其他社会法益是不确定的被侵犯的客体,是可选择的被侵犯的客体。所以,不能认为,绑架罪侵害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犯罪的客体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如果把财产所有权作为绑架罪的客体,就意味着不侵犯财产所有权就不构成绑架罪。那么为实现其他不法要求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就不能定绑架罪,这显然有违刑法规定。

有观点认为,绑架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持此观点的人认为,“该罪对不特定公众的安全造成了现实的侵犯。从立法改革的角度,绑架罪应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绑架罪的客体应是公共安全。[3]

三、绑架罪是否侵犯公共安全

根据刑法理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或者公共生活利益的安全。“这里所说的‘危害公共安全’,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危害社会秩序的安定,而是指这类犯罪中的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一经实施,都可能使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或者公共生活利益遭受损害,或者使其处在遭受损害的危险之中。”[4]我国刑法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理论上可分为五种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破坏公用工具、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违反枪支、弹药、爆炸物和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过失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不管哪一种犯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损害或威胁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是行为本身导致的。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一经实施,不知会造成多少人死亡、伤害,也不知会有多少财产遭受损失。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备类的犯罪,会直接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制造枪支弹药类的犯罪,即使行为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这些物品一旦流入社会,不知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爆炸,因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始终处在遭受损失的危险中,过失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类的犯罪,则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实施恐怖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包括两个罪名: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恐怖组织一旦成立或行为人一旦参加恐怖组织,就会实施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直接危害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资助恐怖活动的行为,本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的帮助行为。而绑架罪,采取劫持人质的方式,对生命、健康造成直接威胁的只是被绑架人,尽管绑架行为给社会上的不少人造成恐慌,但并非因绑架行为而使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遭受直接损害或威胁。在我国刑法中,给公民造成恐慌的犯罪并非只有绑架罪,其他不少犯罪也能给公民造成恐慌,如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等都会给公民造成恐慌,但它们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危害社会秩序的安定,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赵秉志.海峡两岸刑法各论比较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96.

\[2\]严军兴,肖胜喜.新刑法释义\[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86.

\[3\]刘远,周海洋.绑架罪新论\[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5).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不动产所有权/刑事立法/权利保护

「正 文

对财产作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渊源于古罗马法,我国民事立法对不动产的含义没有作明确的规定,法理上认识也不一致。根据通说,不动产是指不能位移,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物,主要是指土地、房屋等,至于那些依物主意思属于永久性固定或在一定期限内相对固定物,移动后不损坏原价值或损坏不大的相对不动产,如树木、花卉、蔬菜等土地上的附属物,并不包括在内。(注:参见江平、巫昌祯主编:《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在民事法律领域和行政法律领域日渐周到,而刑事法律对侵犯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则打击不力,这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加强对不动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

保护不动产所有权是针对侵害不动产所有权的现象而提出的,侵害的存在是设立保护的前提,不仅侵害的存在决定着保护的必要性,而且侵害的类型也决定着保护的类型。从侵害行为的特点及结果形态看,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所受到的侵害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毁损,即使不动产遭到损坏或归于灭失;二是影响,即使不动产发生毁损之外的其他变化。上述两种侵害可分别称为毁损型侵害和影响型侵害。毁损型侵害是通过对不动产本身的存在或完整性的否定或破坏,使得不动产丧失或减低其应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侵害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从所有权的权能内容来看,毁损不动产实际上是行使不动产处分权的行为,具体地说,这种行为对不动产进行了非法的事实处分。影响型侵害可以是非法行使不动产所有权内容中的各项权能,即对不动产或非法占有、或非法使用、或非法收益、或非法处分的行为。这些行为都不是要毁损不动产本身,而是要非法利用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影响型侵害中的处分是指非毁损性或非事实性的处分,主要是非法转让不动产的行为。当然,“按照法律规定,取得所有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任何侵犯财产犯罪都不可能真正取得财产所有权。”(注: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但毫无疑问,非法处分行为在事实上会对不动产所有权造成侵害。

把对不动产的侵害分成毁损和影响两种类型,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全面保护不动产所有权的认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对不动产的刑法保护主要是针对毁损型侵害行为。因为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所有权各项权能高度一体化的条件下,现实生活中很少存在影响型侵害行为。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然人总是依某种行政关系归属于“公家”,尽管个人通过对不动产的影响型侵害可以获取一己之利,如私下开荒种地、强占或擅自转租公房等,但在封闭的经济政策和严格的行政控制之下,一方面实施这些行为和由此获利并不容易以至于这些行为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制止这些行为主要依靠高于一切的行政权力以至于制裁这些行为的手段首先是权而不是法。第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任何单位都代表“公家”,单位的任何财产都是“公家”的财产,“公家”实际掌握着单位财产的一切权能。“公家”既不会让一个有必要存在的单位破产,也不允许单位通过任何不动产为自身捞取任何好处,不动产带来的利益必须如数呈送“公家”,再由“公家”决定给单位的份额。在没有独立主体地位和没有商品交换的自由空间的情况下,单位实际上难以通过财产获取好处,所以单位很少有条件和有必要去非法行使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财产所有权权能,这也使得影响型的侵害行为较少存在。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有关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罪名,就是以上述社会条件为基础的。

随着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深入,我国原有的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局面被打破,财产所有权的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所有权主体由单一变成多元,所有权内容由统一变成分离,而且这些变化正日益地从动产发展到不动产。作为社会财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不动产,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越来越多地呈现分离状态,如国家、集体和单位、个人之间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上的分离、交叉、重合。同时,市场经济又直接表现为商品交换关系,每个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多元主体、多重利益需要又不断抑制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利益冲突,如此一来,不同主体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时,出现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就成为可能,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育、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展开和深化又加大了这种可能性。过去我国住房政策实行实物分配制,住房所有权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城镇居民对分配到的住房仅享有使用权。为了解决城镇居民住房困难问题,我国从80年代开始进行住房制度改革,90年代住宅商品化步伐加快,居民对住宅可以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对住宅可以进行自由转让,住宅商品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居民住宅基本自有化。目前,我国的房改已进行到房地产一级市场运转良好,二、三级市场正待启动和盘活的阶段,拥有自有住房的居民将越来越多。有学者预测,随着我国房改的进一步深化和住宅分配货币化的逐步实现,城镇居民住房自有化率必将逐步提高,到下世纪20年代前后,可能达50%以上。(注:参见毕宝德:《21世纪中国房地产业的五大特征》,《中国房地产信息》2000年第1期)由此可以预见,作为不动产的住房将与越来越多的家庭、个人联系在一起,侵犯房产的问题将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实践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严重侵犯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主要有:以暴力、胁迫手段在无争议的他人宅基地上强行建筑房屋;公然强占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房屋、土地甚至采取暴力、胁迫、勒索手段逼其交出产权证书;强行阻碍他人出入其住宅或干扰他人行使其不动产的各项权能;采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房屋、土地或产权证书;骗住宾馆或旅店而不交费;盗取、抢劫、抢夺和毁灭他人不动产证书;故意毁灭、损坏或污损他人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房屋、土地等。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已经过广过深,我们应当顺应当今世界非犯罪化的国际潮流,犯罪化是不尊重刑法谦抑原则的表现。(注:参见俞梅荪:《世纪之交:我国刑法的现实与趋势》,《山东法学》1999年第4期。)那么,刑法介入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是否有“犯罪化”之嫌呢?我们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并不是让刑法在新的危害行为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谦抑是指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注: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其要义就在于将刑罚权的行使限于必要的干预,即要求刑法对禁止行为与放任行为的范围确定具有合理性,将没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范的行为犯罪化固然有违谦抑原则,而将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制的行为非犯罪化也同样是与谦抑原则背道而驰的。况且非犯罪化是针对过度犯罪化的矫正。过度犯罪化现象的存在是非犯罪化的前提。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刑法犯罪化的范围及其程度究竟如何?有没有实行非犯罪化的客观必要,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注:参见陈兴良:《当代刑法新视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但至少可以说,我国刑法并不是处处都需要非犯罪化。如果前面列举的行为涉及的不动产的金额较大、后果严重或情节恶劣,在社会危害性很大而民事法律、经济法律和行政法律不足以对不动产所有权提供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加强刑法保护就成了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例如,某华侨在国内有祖屋数间无人居住,其远房侄子伪造文书谎称此屋已由该华侨赠予给他,于是将房屋卖掉并办理过户手续,价款归己并挥霍殆尽,且无返还能力。又例如,甲乙二人住宅相邻,甲为了自己方便,竟将乙家唯一的出口通道砌墙堵死,由于甲在当地很有势力,又以实施暴力等相威胁,乙只好忍气吞声,在自家后墙另开一门,绕道而行。再例如,某甲系刑满释放人员,刁蛮成性,经常骚扰四邻,某日窜至邻居某乙家中,大打出手,强逼某乙交出其别处自有空房一套,并逼其在转让房屋和已付房款之字据上签字,某乙因惧怕某甲,当场在字据上签字,某甲次日便持字据到有关部门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以上案例中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正日益增多,要不要对其动用刑法呢?

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有人采用上述案例中的行为手段直接骗取或抢得10000元现金,被定为诈骗罪或抢劫罪,恐怕不会有人提出异议,而房产金额无疑远不止10000元,难道不应动用刑法?

二、我国新刑法对不动产所有权保护的现状

尽管新刑法明确规定了一些以具体不动产形态为犯罪对象的罪名条款,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矿场、油田、港口、仓库、住宅、公共建筑物、桥梁、隧道、公路、机场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名胜古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耕地等,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军事设施等,但很显然,这里体现的是对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秩序和国防利益的保护,而不是着眼于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样,列于渎职罪中的非法批准征用、占有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罪,其立法意图显然也不是特地保护不动产所有权,而主要是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和国家军事利益。刑法对作为财产权的不动产所有权的专门保护,只能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以及相关的总则规定中加以体现,然而,新刑法对不动产所有权保护的情况并不理想。

侵犯财产罪一章的12个罪名中有9个罪名将犯罪对象明文规定为“财物”,将犯罪对象规定为“资金”、“款物”和“机器设备”以及“耕畜”的各有1个罪名。其中,“资金”、“耕畜”是典型的动产。“款物”是“资金”和“财物”的结合。“财物”一词也具有明显的动产色彩,即便勉强地把房屋和设施等不动产包含进去,也不能包含不动产的全部,如把土地说成“财物”就明显违背常识。至于“机器设备”,在机器与设备之间并无顿号,显然是与“非机器的设备”相对的概念,也很难理解成不动产。可见,使用“财物”概念不能全面反映侵犯财产所有权的实际情况,不能适应不动产所有权保护的客观需要。既然立法者在制定法条时不注意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别,就谈不上设立专门的罪名来体现对不动产所有权的特别保护。恰恰相反,新刑法基本上是按照侵犯动产所有权的行为方式设计了侵犯财产罪的罪名。这样一来,当一些特有的侵犯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方式在实践中出现时,要处罚行为人便于法无据。因为刑法专家和刑事法官们至今还弄不清侵犯财产罪中究竟有哪些罪包括不动产,在有关争论仍在继续时,却又始终未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与旧刑法相比,新刑法的侵犯财产罪变化不大,有关犯罪对象的规定更是沿袭了旧刑法的表述,透露出立法意识的滞后。如果说旧刑法的侵犯财产罪与当时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因而还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就不能不说新刑法关于侵犯财产罪的规定没有能够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

“不动产与动产的区别在于其位置的固定性”。(注:关涛:《我国不动产法律问题专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这种区别决定了侵犯财产罪章中规定的某些犯罪行为不可能以不动产为对象,因为这些行为意味着必然使对象发生位移。我们同意这样的认识:“受侵犯财产犯罪行为的性质、特点的限制,不动产不可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犯罪的对象。如抢劫、抢夺、挪用资金、聚众哄抢、挪用特定款物罪等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而不包括不动产。”(注: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 00年版,第15页。)这里列出的犯罪行为都与犯罪对象的可移动性相联系,不可移动的犯罪对象不可能实现这些犯罪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抢劫罪的对象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注: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60页。)这就形成了关于抢劫罪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的争议。类似的争议也出现在盗窃罪中。但无论如何,我国刑法并未就争议作出明确选择和表述。结合前面所论,新刑法侵犯财产罪各罪名是否包括不动产的情况大致如下:

(1)因行为方式明显决定了犯罪对象必须具有移动性而可以排除犯罪对象是不动产。具体罪名有抢夺罪、聚众哄抢罪、挪用资金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6个罪名。

(2)抢劫罪和盗窃罪因行为方式是否必然引起位移存有争议而使其犯罪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仍然存疑。

(3)因“财物”概念含义模糊而犯罪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尚不确定的罪名有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敲诈勒索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5个罪名。

(4)破坏生产经营罪因“机器设备”概念含义模糊也使犯罪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不够清楚。

可见,新刑法侵犯财产罪的12个罪名没有一个罪名的犯罪对象明确指出包括不动产。而且,从有争议的和不够清楚的犯罪对象表述来看,有关术语实际上更倾向于不包括不动产,这已如前述。因此,我们可以说,新刑法并没有把保护不动产所有权作为重要的立法任务。

即便侵犯财产罪的一些犯罪对象可以被理解成包括了不动产,有关罪名也表现出重处分权、轻其他权能,对不动产所有权内容的保护面狭窄的缺陷。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和敲诈勒索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注:参见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4 4、549、557、569、576页。)这里的“占有”有双重含义:一是作为财产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占有”,即对财产的实际控制;二是作为财产所有权核心权能的“处分”,即使得所有权人实际丧失对财产的处分权。行为人并不是为了占有而占有,而是或为了使用,或为了收益,或为了取得处分权,或单纯为了使所有权人丧失处分权,无论哪一种情况,行为人都在客观上使所有权人实际丧失了处分财产的权能。因此,上述犯罪直接侵犯的实际上是所有权中的占有和处分两项权能,刑法通过这些罪名的设置而保护的不动产所有权权能自然也不可能超出这两项权能的范围,难以及于那些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只是非法使用或非法收益的情况,例如,强住他人房屋、非法用地、强行将他人房屋出租取利等。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其行为特征都是毁损型的,只能是非法处分行为。

处分权作为财产所有权中最根本的、决定性的权利内容,受到优先保护是应当的。但很多时候,行为人侵犯不动产并不是为了取得处分权,也不想使他人丧失处分权,而仅仅是以其牟利。我国的民事法律为不动产规定了特殊的公示方法和公信效力,且为不动产转移设计了特殊的法律程序,要取得不动产的处分权或使他人丧失处分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故行为人往往并不以获取不动产的处分权作为利用不动产的前提,而是直接对不动产加以利用。因此,刑法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停留在处分权能上是不全面的。

三、外国刑法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专门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由于战争的破坏,许多房屋被烧毁,使得非法占据他人房屋、在他人土地上非法建构简易房屋居住甚至开办商店的案件连续出现,而且行为人还常常使用暴力。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想要通过民事诉讼使自己的权利及时得到保护往往不可能,于是又发生了一系列被害人诉诸暴力通过自救行为解决土地、房屋被占问题的案件。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日本于1960年在刑法中增设了侵夺不动产罪。(注: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页。)日本刑法典第235条规定:“侵夺他人的不动产的,处十年以下惩役。”至今仍然有效。在日本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保护不动产的条款还有第260条损坏建筑物罪和第262条损坏境界罪,这两罪的犯罪对象明文规定为“建筑物”和“土地”。(注: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6、82、83页。)

法国刑法典第3卷第2编第2章第1节“对人不具有危险的毁坏、破坏、损坏财产罪”中,第322条既出现了“动产和不动产”的明文表述,也有“建筑物”、“公共道路”、“市镇设施”等具体的不动产形式。第6卷第3编第2章“侵犯财产之二级违警罪”第R632-1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私人场所,存放、抛弃或乱扔任何性质的垃圾、废料或其他任何物品,如此种存放不是拥有场地使用权或得到允许的人所为,处二级违警罪当处之罚金”。(注:参见《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205页。)

意大利刑法典在第13章“侵犯财产罪”中也明确区分了“动产”与“不动产”,盗窃罪和抢劫罪都只能针对动产,而专门针对不动产的犯罪有第631条侵占罪、第632条改变水道和改变地点状态罪、第633条侵入土地或建筑物罪、第634条以暴力干扰对不动产的占有罪、第636条在他人土地上引入或者遗弃动物和随意放牧罪、第637条擅自进入他人土地罪等,既可以针对动产也可以针对不动产的有第635条损坏罪,即“毁坏、损耗、破坏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的,或者使之完全或部分不可使用的”行为。(注:参见《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189页。)

德国刑法典也对动产与不动产做了明确区分,第242条盗窃罪只能“盗窃他人动产”,第246条侵占罪则既可以“侵占他人动产”,也可以“侵占他人之不动产”。此外,第305条毁坏建筑物罪的犯罪对象既包括船舶这样的动产,也包括建筑物、桥梁、堤坝、公路和铁路等不动产。(注:参见《德国刑法典》,许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6页,第205页。)

加拿大刑事法典第9章“侵犯财产权的犯罪”第348条规定了“破门进入某场所”的“破门进入”罪,这里的“场所”既包括车辆、船只和飞机等动产,也包括“住宅”和“住宅以外的建筑物”等不动产。在第11章“关于财产的故意行为和违禁行为”第428条明文规定:“本章中的‘财产’,是指不动产或动产。”具体罪名有损毁罪、纵火罪、擅自移动天然栅栏罪、房客损毁建筑物罪、损害界线罪、损害国际疆界标志罪等。(注:参见《加拿大刑事法典》,卞建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219页,第251~256页。)

英国刑法汇编第7章第107条规定了强入田宅及霸占田宅罪,以之手段侵入他人土地或房屋,以图占有之者为强入田宅罪。所谓之意,不问其为加害于他人身体,或以加害为恐吓,或冲入住宅,或集合若干人达到侵入之目的者皆是。(注:参见法学教材编辑部《外国法制史》编写组编:《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页。)

俄罗斯刑法典第21章“侵犯所有权的犯罪”第158条规定了偷窃罪,“即秘密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虽然法条中没有直接界定该犯罪“侵占的”财产是否包括不动产,但是,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写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却有说明:“侵占的标的物可以是动产和不动产。”该书还援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30条的规定,指出不动产包括土地、地下矿床和所有牢固地吸附在土地上的物,即一经移动便使其用途受到损害的物体,其中包括种植物、建筑物、构筑物。还有航空器、海洋船舶、内河航运船舶和其他类似财产。别墅、独院住宅、城市的单元房、畜牧场的经营用房等也是不动产。(注:参见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下册),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400页。)

韩国刑法典没有明文表述“不动产”,但侵犯财产的有关犯罪条款中具体体现出了这种犯罪对象。其第36 7条破坏公益建筑物罪和第370条侵犯境界罪都清楚地表明了犯罪对象是不动产。(注:参见《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韩国]金永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瑞士刑法典明确区分了动产与不动产。在第137条窃盗罪、第138条轻微窃盗罪、第140条侵占罪、第141条侵占自己取得或发现之物罪、第143条物之夺取罪中,都明文规定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而在第147条侵占或夺取质物与留置物罪中,其规定的犯罪对象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注: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研室编印:

《外国刑法研究资料》(第四辑),1983年印,第235~237页。)

西班牙刑法典在“侵犯财产之罪”序列中使用了动产概念,如第500条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虽未使用不动产概念,但能从有关罪名的具体表述中加以辨别,如在篡夺罪中,第517条规定了“对别人使用暴力或恐吓占据其动产,或篡夺所有权属于别人之房地产”的行为,房地产显然是不动产;第518条规定了“改变村庄或农庄之界标或界限,或改变任何标示私有财产或公共财产之界限,或古代遗留之划界,或使任何公私河流改道”的行为,这里的“界标或界限”显然是作为不动产之地产的边界。第547~556条规定的纵火罪中,明列的犯罪对象有军械库、造船厂、军火库、博物馆、村庄、戏院、教堂、公共建筑物、住宅等不动产的具体形式。

(注: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研室编印:《外国刑法研究资料》(第五辑),1983年印,第135、140、148~150页。)

巴西刑法典在侵犯财产罪中使用了动产、不动产和财产三个概念。偷窃罪、抢劫罪和非法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篡夺罪则明确规定有不动产的犯罪对象;损坏罪的犯罪对象是财产,财产可以理解为动产与不动产的上位概念,即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如“未经所有权人的同意,把牲畜引进或留在他人的地产上”的行为,其对象就是作为不动产的“地产”。(注: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研室编印:《外国刑法研究资料》(第六辑),1983年印,第237~242页。)

纵观外国刑法典中的这些规定,可见以下主要特点:第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也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亚洲,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都在侵犯财产的犯罪篇章中以某种方式明确地规定或反映出不动产犯罪对象,普遍地体现出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专门保护。有的国家的刑法虽然完全没有表述不动产而只有“财产”,却在刑法解释中阐明“财产”包括不动产。第二,各国刑法中既有对动产与不动产犯罪对象的概括性区分,也有对不动产犯罪对象不同表现形式的具体指明。对不动产范围的表述主要有土地、场地、地界、建筑物、房屋、住宅、田宅等。有的更为具体,如指明桥梁、堤坝、公路、铁路、村庄、戏院、教室、博物馆、军火库、造船厂、植物等。有的国家的刑法虽然没有“不动产”的概念表述,却规定了具体的不动产形式。第三,各国刑法对不动产犯罪对象的规定见于其刑法典分则,而不是刑法典总则。第四,各国规定的侵犯不动产所有权的侵害行为有侵夺、侵占、毁损、毁坏、损坏、强占、强入、擅入、篡夺等。这些行为中既有作为,也有不作为;既可以采取秘密方式,也可以采取公然方式。第五,各国刑法规定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侵害,既涉及到不动产所有权的处分权能,也涉及到不动产所有权的占有权能、使用权能和收益权能。总之,各国刑法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不仅是专门的,而且是全面的。此外,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法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中,也有上述类似规定。对不动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具有世界范围的广泛性,这本身就反映了国家以刑罚手段遏制各种严重侵犯不动产所有权之行为的客观必要性。由此看来,我国新刑法在这方面的缺陷就十分突出了。

四、加强我国刑法对不动产所有权之专门保护的构想

我们认为,弥补新刑法在保护不动产所有权方面的缺陷之方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1.对侵犯财产罪一章中的“财物”概念进行有权解释,将不动产含于“财物”之中。如前所述,新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罪有9个罪名都明文规定以“财物”作为犯罪对象,如果将不动产理解为“财物”之外,便排除了这9个罪名保护不动产的功能;反之,如果将不动产理解为包括在“财物”之内,则大大扩展了这9个罪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范围。尽管“财物”在语义上更倾向于不包括不动产,但从刑事立法及已有的司法解释看,毕竟没有明文否定“财物”可以包含不动产或者明文肯定“财物”等同于动产,故还存在解释的余地。如果通过司法解释将“财物”明确规定为动产与不动产的上位概念,那么处罚侵犯不动产的行为就会有更多罪名和法条可供选择适用,一部分侵犯不动产所有权的案件难以处理之状况将大为改观。在目前刑法修订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力求在侵犯财产所有权犯罪的现有框架内加强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是较为可取的,这有助于保持立法的稳定性。

但是,将不动产解释为“财物”的做法毕竟有其局限性。第一,由于立法时本来就未能系统安排不动产所有权保护内容(否则就无需解释“财物”了),现有罪名很难将那些可能针对不动产实施侵害的行为比较全面地包括进去。第二,这种解释与“财物”的语义倾向不相一致,与民法传统也不协调,在适用中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第三,这种解释必然导致承认我国刑法中的盗窃罪、抢劫罪等罪的对象可以是不动产,这与盗窃、抢劫等公认的行为特征不相符合,也与各国刑法将这些罪的对象限定为动产的通行做法不相符合。

2.在新刑法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对相关术语作出调整性的补充规定。这又有两种办法:其一,在刑法总则第五章“其他规定”中增加“财物”概念的解释,以明确的表述将不动产含于其中。这种办法较为简便,覆盖面宽,经过对“财物”概念的补充解释,侵犯财产罪中9个含有“财物”概念的犯罪都可以包容侵犯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但这种办法仍显笼统。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财物包含不动产不会有什么争议,但说抢夺罪中的财物包含不动产实在牵强,因为抢夺“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所谓公然夺取,是指行为人当着公私财物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其他人的面,乘其不防备,将公私财物夺了就跑,据为己有或者给第三人所有;也有的采取可以使被害人立即发现的方式,公开把财物抢走,但不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注:参见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60页。)不动产不能被“抢走”或“夺了就跑”,难以成为抢夺罪的对象。从国外立法例看,也很少见刑法总则规定不动产。其二,在刑法分则侵犯财产罪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对于9个含有“财物”概念的犯罪,区别情况,将可以包括不动产的犯罪中的“财物”改为“财产”,不宜包括不动产的犯罪中的“财物”继续保留。这种办法是由立法者具体确定哪些犯罪包括不动产,修改面小,仅一字之差。但是,这种的修改只限于有“财物”概念的罪名,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否包括不动产仍不明确。

3.对刑法分则侵犯财产罪的所有罪名加以全面清理,作出必要修改。取消“财物”概念,代之以“动产”

与“不动产”的区分,对于一些传统上只能由动产构成的犯罪,或者罪名不变,而通过“以秘密方式侵犯他人不动产的,以盗窃论处”、“以暴力、胁迫方式侵犯他人不动产的,以抢劫论处”等补充条款将原罪名适用范围扩大;或者罪名实际范围不变,补充增加新的有关不动产的专门罪名,如相对于盗窃罪增加窃占不动产罪。

同时,根据需要直接出现“房屋”、“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具体形式的概念,以适应不同罪名的表述需要。这种办法最为明确,但修改、补充刑法的动作较大。不过,随着刑法修正案形式的正式适用,这一方案实行的可行性明显增加。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产犯罪;保护法益;所有权;占有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2-0038-06

引 言

偷回自己被交警部门暂扣车辆的行为能否构成盗窃罪,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近年发生在河南和四川的两起案件再次引起法学界和社会民众的热议。

案件1:2010年5月,河南姑娘张某与其男友李某骑自己的摩托车出行,因证件不全被交警扣车并开具罚单,在李某去交罚款时,张某回家拿来备用钥匙趁交警不注意将摩托车骑走,后打电话告诉李某:“我已经将交警队暂扣的那辆车偷走了,你不用再去交罚款了。”接到电话后,李某告诉张某:“我就在派出所内,你马上把摩托车送回去。”张某只好将摩托车又骑回了警亭处。经鉴定,该摩托车价值2450元。检察机关对张某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①

案件2:2010年7月,四川男子潘某用自家的小轿车非法载客营运,从乐山开往峨眉途中被运管部门查获并当场将车扣押在车管所。潘某害怕罚金过高,与他人合谋将车偷回。案发后,检察机关以盗窃罪批准逮捕。②

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处理,当事人及许多民众表示不能理解,怎么偷自己的东西也算盗窃。司法机关的解释是:即使是自己的财物,在依法被扣押时,该财物已由扣押机关合法占有,根据《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此时该财物属于“公共财产”,如果秘密取回也构成盗窃罪,因为扣押机关对财物的占有本身也受刑法保护。但也有一些法学界人士对这种解释表示质疑:财产罪的本质是要给他人的财产造成实际损失,如果只是单纯取回自己被扣车辆,没有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的,扣押机关就没有财物损失,虽然取回手段违法但不可能构成财产犯罪。

上述争议涉及的理论课题是: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笔者认为,此类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但背后涉及到的刑法理论问题却不简单。研究此类个案的意义已超出个案本身,其价值有两点:一是从观念上讲,法律人按照刑法理论得出的结论无论多么符合逻辑,如果与社会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不相符合,就不能以法律人的解释为标准处理案件,而应以社会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为标准重新解释和适用法律。二是从认定上讲,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想当然地下结论,要对行为是否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作规范的刑法评价,唯此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对本课题的刑法评价,关涉三个理论问题:即财产罪保护的法益是什么、盗窃罪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对《刑法》第91条第二款进行理解等,下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再思考

(一)三种理论学说之梳理

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追问刑法设立财产罪保护什么法益,是解读财产罪的根本与关键。因为只有行为侵犯财产罪法益时,才能构成财产犯罪,如果没有侵犯,是不能认定财产犯罪的。关于财产罪保护法益,③刑法并没有直接规定,需要根据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解释。在我国,关于财产罪保护法益的理论主要存在所有权说、占有说及中间说三种。不同学说将直接影响到对财产罪的处罚范围,也直接导致笔者所讨论的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能否成立盗窃罪的问题。

1.所有权说。所有权说是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学说,该说认为,“财产罪的本质是侵犯财产所有权,刑法规定处罚财产罪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财产所有权”。④“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最核心的是处分权,即按照所有人自己的意志对财产进行自由处置的权利。一般而言,对任何一种权能的侵犯,都是对所有权不同程度的侵犯,而对处分权的侵犯,则是对所有权整体的最严重的侵犯,也是绝大部分侵犯财产罪的最本质的特征”。⑤ 根据所有权说,所有权是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只有当行为侵犯了财产所有权时才构成财产罪,如果某一行为在本质上没有侵犯所有权就不能构成财产罪。针对笔者所讨论的对于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的行为,如果没有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由于没有侵犯他人财产的所有权,因而不能构成盗窃罪;反之,如果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则成立盗窃罪。

2.占有说。占有说主要是来自日本的刑法理论,该说认为,财产罪的法益是他人对财物事实上的占有。为保护财产所有权,首先必须保护对财产的占有本身。“从维护财产秩序,提高财产保护的效率,以适应财产高速流转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还是以保护财产的占有本身为宜”。⑥占有说是以占有制度作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认为对财物占有本身就值得刑法保护。根据占有说,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时,由于侵犯了占有人对财物的占有,因而构成盗窃罪。

3.中间说。中间说是在对所有权说的扩张和对占有说的限缩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目前在我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说。中间说认为,“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相对于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这里的‘财产所有权’可以根据民法确定,即包括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本权’包括合法占有财物的权利(他物权)以及债权;在合法占有财产的情况下,占有者虽然享有占有的权利,却没有其他权利尤其没有处分权。‘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的意思是,如果要违背占有人的意志改变其占有现状(如没收、追缴,将财物转移给他人占有),就需要通过法定程序(其中的占有,不限于对财物的占有,还包括对财产性利益的占有)”。⑦中间说是以财产的所有权及本权作为主要法益,非法占有也可以是财产罪保护法益,但相对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除外。根据中间说,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时,由于侵犯了本权(合法占有权)也要成立盗窃罪。

(二)我国财产罪保护法益之范围

上述三种学说争议的焦点实际上是财产罪保护法益范围的大小问题,具体讲是关于所有权、合法占有权以及非法占有三者哪些纳入财产罪的保护范围问题。首先,占有说的保护范围过于宽泛。通常情况下,保护占有也确实保护了所有权和本权。但占有又分为合法占有与非法占有,如果财物的被害人从盗窃犯处取回被盗财物,按照占有说由于侵犯了占有也成立盗窃罪,这与一般人的法感情相冲突,也与刑法保护法益以维护所有权秩序的目的不相符。其次,中间说修正了占有说,对非法占有的保护进行了限定,具有合理性。但对本权(合法占有权)是否要进行绝对的保护,需要加以分析。如果是对财产没有任何权利的第三人非法取得本权人占有的财物,表面上看是对本权的侵犯,在法律上需要给予保护,但实际上是对所有权的侵犯。因为本权人会因为财物的丧失而负有赔偿义务,即使所有人免除本权人的赔偿义务,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仍然受到了侵犯。但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如果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没有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的,对合法占有人而言没有造成任何的财产损失,怎么会构成盗窃罪呢。因此,中间说也有扩大处罚范围之嫌。再次,所有权说具有合理性,但对第三人盗窃、抢劫等违禁品或赃物的行为,所有权说也认为构成盗窃或抢劫罪,但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认为“盗窃的行为侵犯的不是持有人的所有权,而是侵犯了国家对的所有权”。⑧在国家没有没收之前,国家实际上也没有所有权,故被中间说所质疑。尽管所有权说在解释时存在瑕疵,但这并不影响其结论的合理性。

现代社会的财产制度是在所有权绝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财产的经济效益,对所有权绝对原则进行了某种限制,越来越多的他物权被法律创制出来,但任何权利的核心都是所有权,因此,财产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所有权关系。刑法作为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承担起保护财产权利的任务。但同时也要注意,虽然刑法与民法都对财产权利进行保护,但两者的保护机制是不同的。民法保护关注的是具体权利的实现,而刑法保护的是整个所有权制度的实现。因此,笔者认为,财产罪保护法益是以维护社会所有权制度稳定为目的的,以保护所有权为原则,以保护非法占有为例外。

维护社会所有权制度的稳定是刑法保护财产法益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刑法通过保护所有权制度的稳定,而间接地保护了各项民事权利和民事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这个角度讲,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本质上是社会所有权制度本身。因此,无论讨论哪种情形,都不能与维护社会所有权制度的稳定相冲突,财产罪法益是以维护社会所有权制度的稳定为前提的。

以保护所有权为原则,是指任何人如果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就成立财产罪,这可分解为三种情况:(1)如果是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外的第三人以非法手段取得他人财物,由于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构成财产罪当无疑问;(2)如果是合法占有人非法侵吞所有人财物,由于侵犯了所有人的所有权,也构成财产罪,但由于事先已合法占有财物,只能构成侵占类犯罪;(3)在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的情况下,如果又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的,会造成合法占有人的财产损失,侵犯了占有人的所有权,因而构成盗窃罪。但如果没有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此时没有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因没有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就不能构成盗窃罪。

以保护非法占有为例外,是指为了防止黑吃黑,维护社会所有权整体秩序的稳定,对于所有权或本权以外的第三人非法侵犯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时,也认为构成财产罪。这不是对非法占有本身的刑法保护,而是出于保护所有权制度稳定的需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刑法对财产利益的保护不同于民法保护的特质。但如果是所有人采用非法手段恢复权利的行为,由于符合人们的法感情,通常不认为构成财产罪。但非法手段造成其他后果的,如在非法夺取财物时造成伤亡后果的,可定伤害或杀人等相关犯罪。

《日本刑法》第242条规定:“虽然是自己的财物,但由他人占有或者基于公务机关的命令由他人看守时,就本章犯罪(盗窃罪和强盗罪)而言,视为他人财物”。由此可见,《日本刑法》规定了对合法占有的保护,即使是所有权人,对他人合法占有下的本人财物也不能采用非法手段取回,否则可能构成财产罪。有学者借鉴了日本刑法理论,认为本权也是我国财产罪的法益。“即使是自己所有的财产,行为人明知处于他人合法占有的状态而窃回的,也成立盗窃罪”。⑨正是出于这样的解释,才得出本文开头所提及的两起案件构成盗窃罪的结论。笔者认为,财产罪保护法益的范围,是在考虑具体民事权利与社会财产秩序,所有权人、占有权人与第三人行为主体,针对所有权、占有权与非法占有的全方位背景下确定的。但无论怎样论证,财产罪之所以成立,都要以给他人财产造成实际损失或有造成财产损失的现实紧迫可能性为根本,这是所有权制度的核心内容。具体到本文所提的两起案件,根本不会对扣押机关的财产造成任何损失,怎么会构成盗窃罪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合法占有权不能对抗所有权,此时其并非是财产罪的法益。

其实,我国司法判例也支持这一主张,在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编辑的《刑事审判参考》相关案件的裁判理由中明确指出:“本人所有的财物在他人合法占有、控制期间,能够成为自己盗窃的对象,并不意味着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自己的财物的行为都构成盗窃罪。是否构成盗窃罪,还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定。如果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是为了借此向他人索取赔偿,这实际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以盗窃罪论处。相反,如果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只是为了与他人开个玩笑或逃避处罚,或者不愿将自己的财物继续置于他人占有、控制之下,并无借此索赔之意的,因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以盗窃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按其他犯罪处理。”⑩普通民众的疑问也说明了这一点。盗窃是偷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不存在偷的问题。交警把车扣了,但所有权并未从此发生改变。因此,从财产罪保护法益角度看,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的行为,如果没有进行索赔或接受赔偿的,不能构成盗窃罪。

二、盗窃罪的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内容再论证

在上述两起案件中,司法机关均认为张某和潘某的行为已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成立盗窃罪。笔者认为,司法机关没有经过规范的论证过程,其结论占不住脚。成立盗窃罪不仅要求客观上具有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主观上也要有盗窃的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盗窃罪的客观行为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具体包含三项内容:一是行为人破坏了被盗财物的占有关系;二是形成了新的财物占有关系;三是财物的转移占有过程对于财物的原占有人来说是未被知晓的。B11根据刑法理论,盗窃罪的故意内容是针对其客观要件而言的,具体来说,盗窃罪的故意也要具有三项内容:一是行为人要认识到所盗财物正在被他人占有;二是行为人也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能够破坏原财物占有关系;三是行为人要认识到破坏原财物占有关系建立新的占有关系的过程未被财物占有人知晓,同时还希望或放任占有转移结果的发生。上述张某与潘某取回自己被扣车辆的行为,在客观上破坏了扣押机关对财物的占有关系,并对车辆形成了支配关系,并且这一过程相对于扣押机关来讲是未被知晓的。同时,行为人在主观上也认识到自己的车辆正在被他人合法占有,其窃取行为会破坏这种占有关系,行为人希望通过这种行为重新建立对车辆的控制与支配。因此,其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是相符合的,已具有盗窃罪的故意。有论者认为“当事人秘密取回自己被行政机关扣押的财物时的心理与盗窃罪所要求的故意不一致”B12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笔者认为,上述两起案件之所以不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并不是没有盗窃罪的故意,而是缺少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构成。B13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排除和利用意思是在没有正当理由或根据的前提下讲的。如果行为人认为自己占有自己所有的财物并非是非法时,由于缺乏非法性认识,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张某与潘某取回被扣车辆,由于认为是取回自己所有的财物,缺乏对非法占有目的非法性的认识,故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其行为不成立盗窃罪。

三、对《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再解读

认为盗窃在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又一个重要理由是《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有学者认为,“从第二款的规定可知,在国家机关等单位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被刑法拟制为公共财产”,并进一步指出,即使是私人财产,如果在国家机关的管理过程中,已属于公共财产,所有权人采用非法手段取回的,就是对国有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应构成财产罪。B14

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值得商榷。尽管刑法规定私人财产在被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人民团体管理、运输、使用时以公共财产对待,但需注意的是,这一规定是针对所有权人以外的人而言的,不包括所有权人。因为此时所有权的权属并没有改变,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原所有权人。根据民法一物一权原理,国家只是享有占有权。“《刑法》第91条第二款之所以如此规定,正是考虑到如果这类财物被盗或者灭失,国家或集体负有赔偿的责任,最终财产受损失的仍是国家或集体”。B15从这一规定并不能直接得出所有权人私自取回在国有单位管理的本人财物一定会构成侵犯财产罪的结论。因为所有权人取回自己的财产,如果没有借此索赔的,国有单位并不涉及赔偿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真实含义是对公私财产之间临时性性质转换的立法宣示。如果没有这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这部分财产,由于是私人财产,认定贪污罪存在障碍。正是由于本条款的规定,才使国家工作人员的侵吞行为成立贪污罪。B16因此,根据《刑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所有权人采用非法手段取回被扣车辆的行为是对国有财产所有权的侵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可能有学者会追问,为什么第三人侵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的私人财产,构成财产罪,并不要求以所有人或占有人的索赔为前提,而对财产所有人而言,却必须要求有索赔行为,才能构成财产罪?其实,这是根据人们生活经验和常识推知的。因为通常情况下,第三人非法取得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的私人财产,原财产所有人要求管理单位赔偿并造成管理单位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很大。但如果是财产所有人取回的,又要求管理单位赔偿并造成管理单位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就小得多。财产罪的本质是要给他人的财物造成损失或者有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所有权人取回财产,并非一定会给占有人的财产造成损失,所以需要附加是否进行索赔的条件。

可能有学者会反驳,如果第三人将被扣车辆偷走,倘若罚款数额高于车辆价值时,所有权人或占有权人会放弃向管理单位索赔,此时并没有造成管理单位的财产损失,为什么仍然要构成财产罪?笔者认为,虽然没有造成管理单位的财产损失,但仍然侵犯了原所有人的财产所有权。

综上所述,刑法设立财产罪的根本目的是要保护社会的所有权秩序,无论探讨所有权、合法占有权、非法占有状态哪种情形需要刑法保护,都不能与这一目的相冲突。成立财产罪的本质是要给他人的财产造成实际损失或有造成损失的紧迫可能性,否则不能认定财产罪。法律人按照刑法理论和刑法规范得出的结论无论多么符合逻辑,但如果与社会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不相符,需要修正的不是老百姓的观念,而应是刑法理论本身,否则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将会失去社会基础。

Evaluations by Criminal Law on Stealing One’s Own Property in the Custody of Others

SHEN Zhi-min

Abstract:How to define stealth of one’s own property in the custody of others arouse several theoretical issues of criminal law, such as the scope of interests protected in property crimes, the intention in the crime of stealth; the content of possession with illegal purpos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cond paragraph in Article 91 of the Criminal Law. Since not all legal possession can be defensive against ownership, stealth of one’s own property in the custody of others will not constitute crime of theft without claims for damages or acceptance of damages. Conversely, the crime of theft will be satisfied upon claims for damages or having accepted damages.

Key words:crimes of property; interests protected by law; ownership; possession

① 邱延波:《女子开走自己被扣摩托 被判盗窃罚3000引争议》,载《东方今报》2010年8月10日。

② 张运骄:《偷偷取回被扣押出租车 男子涉盗窃罪被批捕》,载《华西都市报》2010年9月15日。

③ 本文所述财产罪,一般是指取得型侵财犯罪,为论述方便全文仍然使用“财产罪”一词。

④ 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⑤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页。

⑥ 陈洪兵:《财产罪法益上的所有权说批判》,载《金陵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⑦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02页。

⑧ 陈兴良:《盗窃罪研究》,载《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⑨ 前引⑦。

⑩ 参见《叶文言、叶文语等盗窃案》,载《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件(1)》,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页。

B11 董玉庭:《盗窃与抢夺的新界分说质疑》,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15期。

B12 李纬华、向敦来:《秘密取回自己被行政机关所扣押的财物之行为性质研究》,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8期。

B13 前引⑦。B14 张明楷:《骗取自己所有但由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构成诈骗罪——对〈伪造公章取走暂扣车辆是否构成诈骗罪〉一文结论的肯定》,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

B15 前引⑩。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 职务侵占 财产权利

《治安管理处罚法》自实施以来,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公安机关经常会遇到未达刑事追诉标准案件的处理问题,对于其中职务侵占、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等违法行为(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未达刑事追诉标准的此类案件的适用问题),能否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时常存在疑问。

一、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等违法行为是侵犯财产权利的违法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也就是说,对于只要是侵犯财产权利的违法行为,可以评价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则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

(一)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侵犯法益分析

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在《刑法》中虽然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里面,他们侵犯的法益无疑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同时也不排除侵犯财产权利等其他法益,一个行为当然可能同时侵犯两个以上的法益,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是一般法条与特别法条的关系,根据法条规定,当能评价为其它特殊诈骗罪时,绝对不能再评价为诈骗罪。但不能评价为其它特殊诈骗罪时,又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则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刑法》中很多罪之间并不是排斥关系。罪与罪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重叠的、位阶的关系。

(二)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等违法行为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诈骗行为的关系

同样的道理,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当事人在实施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等行为时,其都有非法占有财产的目的,是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行为当然也是诈骗行为,属于诈骗的一种具体类型。这些具体的诈骗行为在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必然侵犯财产权利。

二、职务侵占的违法行为分析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此《刑法》条文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其侵犯的法益与盗窃、诈骗是一样的,属于侵犯财产权利。

从刑法条文可以看出,职务侵占行为要满足的首要条件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至于用什么方式并没有规定,行为人可以使用盗窃、诈骗等方式完成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根据对职务侵占客观行为的理解,可以认为,职务侵占罪的窃取、骗取行为,必然符合盗窃罪、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符合盗窃罪、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行为,却不一定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时,但达到盗窃罪、诈骗罪的数额起点的,应认定为盗窃罪、诈骗罪。不能因为行为人具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的身份,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盗窃、诈骗本单位财物的,就不是盗窃、诈骗。职务侵占是对一类盗窃、诈骗等行为的特别规定。

三、职务侵占、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等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从法条可以看出此条是针对侵犯财产权利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一个行为可以评价为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侵犯财产权利的,就可以依据此条文给予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是一个基础层次逐渐递增的关系,《刑法》之所以要规定的那么细致(例如诈骗类犯罪有几十种),是为了追求违法犯罪行为与责任的严格适应问题,作为最严厉制裁规范,有必要区分不同的种类加以规定,当触及犯罪时,需要按照复杂的司法程序追责。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做为行政法,不可能像《刑法》一样细致的规定每一类违法行为,只要违法行为可以客观的评价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行为,就可以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总之,当职务侵占、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合同诈骗、票据诈骗等违法行为没有达到需要《刑法》追责的程度时,其行为又可以评价为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行为,侵犯财产权利的,就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及其它相关规定处罚。

参考文献:

[1]刘凤科.刘凤科讲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侵犯财产罪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背信罪;法益;财产权;背信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国内学者中较早系统研究背信罪的是张明楷教授,早在上个世纪,他就提出增设背信罪的必要性,①进而引发了是否要增设该罪的讨论。肯定论者往往通过例举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典型的背信行为,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和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虽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却因为没有刑法规定而逃脱刑法的制裁,不处罚显失公平为由,论证背信罪的缺失,进而从弥补法律漏洞的角度论证创设背信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后就背信罪的范围,成立条件,构成要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线,所属的犯罪类型等,展开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设计背信罪是要保护什么样的法益,即背信罪的犯罪客体是什么。因为,只有明确了背信罪的法益,才使得刑事立法具有以保护该法益不受侵犯的合目的性和合理性,进而指导立法者确定犯罪的性质、范围和种类,这也是立法者规定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意义所在。此外,只有当法益具有了明确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将哪些行为列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才具有合理性。而且,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只有当法益受到严重侵犯时,或者说只有当其他措施不足以保护法益,值得用刑法来保护时,才动用刑法。这也要求首先要明确法益所在,才能有严重与否的判断。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如果否认法益概念,那么刑事立法就会变得杂乱无章。”②对于我国刑法尚未有背信罪的现状,面临有可能新增法益的情形,只有在允许增设法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借鉴他国设立背信罪。对此,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要求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亘古不变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承认法益会随之变化,而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扩张,那么,如何保证刑法的稳定性,坚持罪刑法定,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对于立法者而言,既然法益可以通过立法创设,那么,对具体法益的认识和确定以及具体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背信罪也是如此。

一、背信罪保护法益的争议

关于背信罪侵犯的客体,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派观点,可以归纳为简单客体论和复杂客体论,但在其内部具体内容又有不同。例如,认为是简单客体的,有的学者通过考察域外刑法关于背信罪的规定,例如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德国、奥地利、日本、瑞士、韩国、泰国、俄罗斯等刑法以及美国模范刑法典等都规定背信罪是给他人造成财产利益的损害,法国、加拿大刑法指明该罪的危害在于侵犯他人的财物,认为背信罪的犯罪客体是财产权。③而有的学者认为背信罪侵犯的单一客体是合法的委托、关系。认为是复杂客体的,其中有学者认为,“背信罪的犯罪客体是为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市场秩序和委托人的财产权利”,并且,“只有在法律上认为是合法的财产的才能认定为财产损害,……如果有精神损害的,可以作为背信罪的一个加重情节予以考虑”。④有的学者认为背信罪的客体大多是复杂客体,首先是委托人的财产利益;其次,大部分犯罪同时侵害了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信用制度。⑤有的学者认为除了侵犯合法的委托、关系外,侵犯了被人的财产权利。⑥可见,在复杂客体内部,财产权都是保护法益,但是否是主要客体观点不一,此外的另一客体究竟是什么,也各不相同。总结起来,复杂客体论者认为背信罪不仅侵害了财产权,还侵害了社会信任关系,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关系的一种破坏,扰乱了市场秩序。由于背信罪是舶来品,当孰是孰非难以评判之时,有必要考察一下域外法例。早在19世纪,无论是普通法还是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均已提出背信的概念,但是深受罗马法影响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多少受到法国的影响,但没有从立法上彻底地弥补这个漏洞。而相对较晚的1871年《德国刑法典》却首当其冲,规定了现代化的背信罪,明确了构成要件;其后日本深受启发,在1907年的《日本刑法典》中采纳了德国的背信罪立法例,并提出了新的表述,这也促使德国在1933年用抽象概括的方式取代了之前以列举的方式规定背信行为的种类。德国是背信罪理论学说和立法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研究德国背信罪的立法现状以及相关学说,对于加深对背信罪的理解,为我国今后增设背信罪打下理论基础颇有帮助。

二、背信罪的本质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丰富多彩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被创造出来,人类社会衍生出各种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关于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预言,人类社会将从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社会。按照梅因(HenrySumnerMaine)的经典概括,现代化是一个由家族本位的“身份”社会向个人本位的“契约”社会转型的过程。犯罪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同样也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其标志化的犯罪形式。许乃曼(Schünemann)教授将社会发展分为三个时代,前工业时代、大众工业时代和后现代社会,分别对应的标志性犯罪是抢劫、盗窃和背信。在他看来,背信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后现代工业社会所必然存在、无法避免的犯罪形态。在前工业时代,社会资源匮乏,社会阶级截然对立,上层贵族对资源享有绝对的垄断权和支配权,下层阶级在资源匮乏、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会采取最直接和暴露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也就表现为抢劫和掠夺这种原始的犯罪形式。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权意识也得到增强,而私密性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明的提升表现在犯罪形式上即行为人不再以的方式豪取强夺,而是用秘密窃取的方式,企图既获得利益,又不为人所知。或许有人说,在当今社会,盗窃或者盗窃罪的变形依然是财产类犯罪的主题,根据德国犯罪大数据的统计,大概有一半的犯罪都是盗窃或者它的加重情形。但是数量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在社会公共领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掠夺,给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无一不体现着掠夺和盗窃。当然,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致力于研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经济犯罪现象。在后现代工业社会,国民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财产和管理的分离,这也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力量的大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这些企业一般都以法人的形式存在,其资产分为大量的股份,收益大小跟所持股份多少成正比。这时,财产权人实际上只起到一个领导的作用,而真正的管理者是层级分明的公司内部各个级别的管理层。所以,财管分离的特点决定了在后工业时代,德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背信罪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经济犯罪的最大特征。背信罪虽然看似新颖,究其本质,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与司空见惯的抢劫、盗窃并无二致的财产犯罪。

三、背信罪的法益侵害性

财产犯罪侵犯的是刑法上保护的“财产权”(Verm觟gen)。它不同于人身权,人身权包括生命、身体和自由。生命、身体和行动自由原则上不能受到侵犯,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普遍认可的人权。它也不同于“所有权”(Eigentum),所有权本身在它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内,也是绝对的。德国民法第903条规定所有权人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排除他人对物的侵犯。我国民法学理论上将所有权视为最典型的一种物权,是权利人对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一种排他性物权。而财产权作为法益没有一个明确的保护界线,它是人们在一些盈利机会下所可能获得的所有财产性利益的总和,它尚未变成财产确定下来。在经济竞争中,这种权益似乎无法得到刑法的“全面保护”,因为在市场经济交易中遵循的是一种所谓的“零和游戏”,⑦即经济主体的一方通过另一方的损失使自己获益,这本来就是自由竞争中鼓励的行为,而非打击的对象。在经济刑法领域中立法者任务的特殊复杂性在于,要在经济竞争所尊重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保护对象,调查这个保护领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方式,最后用刑法作为“法益保护的最后保障手段”来论证刑法介入的合法性。从表面来看,对财产权的保护体现在刑法关于盗窃罪、侵占罪和损坏财产罪等的构成要件中。另外,对于财产权的保护,有两种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方式也是经济竞争中为财产所有权人所不能容许的:一种是诈骗罪,诈骗罪保护财产所有权人不会因为受欺骗陷入错误意思而对自己造成损失,对诈骗罪进行解读,也可以认为是以间接正犯的方式实施的盗窃罪;另一种是针对强迫或者不合适的威胁,德国刑法通过第253条敲诈勒索(Erpressung)的构成要件来对财产权法益进行保护,然而这种保护在国民经济财产所有人和实际管理人相分离的情形下就无法适用了。宾丁(Binding)早在100年前就已经说过:“在大量案例中,不诚实者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从法律上获得对他人财产的支配权。这个财产的敌人正是这个获得法律上权利的人,而要对抗该人,保护财产权人的利益就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这个人对他人财产造成损害的这种特殊方式,正是对法律或者财产权人为了自己利益而对其授权的绝对权力的滥用。”⑧这时,刑法所提供的必要的保护就不仅仅是最后的保障手段,甚至是唯一的保护手段,因为所有其他的事实上或者民法上的保护措施都沦为失效,这时民法成为了“该人”的保驾护航者,“该人”依据民法来对他人的财产具有支配权。所以从实践中来看,从受害者角度进行分析,财产权人的法益的确值得用刑法来加以保护。背信罪的刑事政策上的意义在于以往的刑法保护都是从外部进行保护,而背信罪则是从内部保护财产权人免遭财产损失。这是传统刑法保护的财产权所无法包容的。背信罪作为一项财产犯罪,也是介于行为自由、法益保护和刑法的最后保障性之间的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首先,背信罪入罪困难的实质在于跟使用暴力、威胁或者欺骗的手段进行的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等财产类犯罪相比,无法从表面就一眼看出刑法保护意义之所在,因为从犯罪学的受害者和施害人关系角度来看,刑法保护的必要性不够,或者说法益享有者之正当性不足。因为就财产所有人和他的管理者而言,如果前者无法从民法上得到保护的话,那么刑法的保护就晋升到了第一位进行保护,这是由宪法要求的刑法最后保障性本身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如何确定行为是否可罚,只有致力于考察构成要件中的“造成财产损失”这一要素,才能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在普通法中人们也意识到,刑法的保护是不够的,从而一直在寻求某种扩张,例如盗窃罪的对象扩大到无体物上。但这种方法在三个方面遭到了严历的批评。第一,有违背罪刑法定之嫌,按照主观解释,考察立法者原意,明确表明的只是某个特定含义,而今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由法官硬生生地采用客观解释方法将其含义朝着新的方向引导,进而将过去的所有权扩大为财产权。第二,由于财产权在市场经济竞争法中并没有受到保护,如果用刑法来进行保护的话,就会导致财产权作为法益一下子向外扩张到整个财产犯罪,包括例如盗窃罪等的一般财产犯罪。而背信罪的关注点其实并不是向外,而恰恰是向内,跟这种扩张方向相反。第三,普通的财产类犯罪都是所谓的财产挪移类犯罪,例如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变他有为己有。而处罚背信罪时,即使行为人没有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将他人财物转变为自己所有为目的,对他人财物单纯的损害也要予以肯定。⑨这并不是从概念中草率得出的论断,而是基于背信罪的构成要件所做的要求。因为对于管理他人财产的人来说,承担的是一种保证人责任,对于保证人来说,对于任何一个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法益侵害都应受到刑罚处罚,而不论行为人是否有为自己谋利益的目的。如果对他人财产疏于管理导致其受到损失,就像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一样,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四、信任保护的地位和作用

德国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实际上德国刑法第266条背信罪除了对财产权进行保护以外,还保护“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害人的处分自由,以及市场交易中的诚信。⑩但德国的主流观点认为,行为人的诚实义务和本人与行为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在刑法上尚不具有独立的保护地位,只有这种诚实义务和信赖关系的违背导致了财产的损害时,才能得到刑法的保护。换言之,如果没有财产上的损害,则违背诚实义务和破坏信赖关系也没有背信罪上刑法保护的价值。据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没有把信任关系作为背信罪的第二保护法益的意义。首先,由于社会的纷繁复杂,在经济生活中更是复杂多变,为了简化这种复杂性,基于交易双方约定形成了一种信任机制。当这种机制一旦形成之后,却变成了一把或将降低或将增加期许的行为风险的双刃剑,也就是说信任本身是不安全的。对之评价只有在等到结果出现时才能进行,即便在决定信任对方前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计划,也不能改变一旦信任后将对结果无法控制的现实。由于后工业时代资本和经营的分离已成常态,背信罪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降低这种“信任风险”,减少在期待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落差。当行为人失信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使得这种信任得到了保障。换句话说,背信罪的设立植根于信任原则,信任是联结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关键点,但信任本身又是抽象的,在法律上需要有具体的表现形式,例如,德国刑法第266条背信罪就规定了“滥用权限”和“违背信用”两种行为方式构成背信罪的客观方面的要件。也就是说,背信罪保护的对象不是纯粹的“信任”,无论是哪种信任关系,具体体现在背信罪中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为还是被授权者违背授权,对于破坏信任关系而言都没有区别,基于这种信任关系对财产所有人交付的财产都会有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此时背信罪中的信任原则更多地已经异化为一种财产关系,信任则只是作为法律和经济的伴随现象来理解。其次,背信罪保护的财产权首先表现为对财产的处分权和支配可能性。当财产所有人选择将财产交付他人管理时,是基于其意思自治。这是经济社会中首先要保障的原则,相较于意思自治而言,信任保护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于德国刑法第266条的法益保护意义来说,信任保护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窝藏者违背约定将赃物出卖获得钱款,并不构成背信罪。民法上的交易行为主要存在于双务合同中,因为不存在“授权”的意思自治,而自由地违反义务也不构成背信罪。例如,当卖方知晓,买方在某个时刻之前必须拿到标的物,否则他将因无法履行另一项合同义务而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于是卖方为了使买方受损,故意推迟发货,毫无疑问构成民法上的违约并承担相应损害赔偿之责,但这种纯粹的损害债务人利益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上的背信罪。对背信罪财产保护的理解固然是跟信任和意思自治相联系的,但意思自治或者个人信任都不是背信罪的保护目的。无论是违背信任,还是破坏意思自治,都是对财产的侵犯形式,也是背信罪不法性内容的表现方式。再次,德国的刑法理论和实践将财产犯罪分为纯粹的财产犯罪和其他的财产犯罪,前者如德国刑法第263条诈骗罪和第266条背信罪,后者如德国刑法第253条敲诈勒索罪,第264条补助金诈骗罪,第264a条投资诈骗罪,保护法益除了财产权以外还有处分自由等等。之所以将背信罪的法益限制在财产权,是为了防止背信罪过于扩张,影响处分权。背信罪对信任的保护仅仅当行为人滥用基于信任赋予的权限使得这种损害可能性变成现实时才起作用,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对于单纯的不加区分的信任保护的功能性限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自我限制,不是任何违背跟财产权相关的信任都要受到刑法制裁,而只有具有损害财产权可能性的信任才受到法律保护。信任只有在经济关系的结构中才发生作用,所以背信罪保护的依然是财产权。从对德国“背信罪”保护法益的严格限制中可以看出,德国的背信罪具有“消极的”从属性,輯訛輥这体现在:民法上允许的行为,在刑法上也不会引起任何法律后果。輰訛輥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并非所有民法上义务的违反必然会引起刑法上的惩罚,所以背信罪并不具备完全的“积极的”从属性,这在刑法上称为“非对称的从属性”。

五、我国特殊背信罪的保护法益

上述是对德国背信罪保护法益的解析,再来看我国目前背信罪的立法状况和法益保护所在。有些学者认为我国背信罪的客体是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制度或者正常的经济秩序,甚至认为是单纯的信用制度。輲訛輥这其实是想当然地将背信罪中的“信”理解为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制度,从而将背信罪理解为“市场经济活动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破坏信用制度的犯罪”。这是对背信罪的误解,它没有区分背信犯罪中的“背信”和一般社会用语中的“背信”,脱离了传统刑法意义上背信罪的理解和国内外的立法实践,是望文生义,仅凭“背信”的字面意思或从其他抽象理念或道德层面的认识上去理解,容易将背信罪的外延扩展为所有违背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犯罪行为。而实际上,“背信犯罪”或“背信行为”在刑法上已经有独特的约定俗成的含义和内容。例如,上文分析的德国刑法第266条是关于“背信罪”的专门规定。在中国刑法史上,背信罪也曾经作为独立的罪名出现过: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受日本刑法的影响,首次在中国刑法史上明文规定了背信罪;其后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1935年政府颁行的刑法都规定了背信罪。我国1979年刑法由于受苏联刑法的影响,未能规定背信罪。輳訛輥1997年刑法也没有对背信罪作出规定。然而实践中,一些典型的背信行为屡见不鲜,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和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理论界关于增设背信罪的呼声也此起彼伏。有鉴于此,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两个特殊的背信犯罪,分别是《刑法》第169条之一规定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和第185条之一第1款规定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这两个罪名由于有“背信”二字,被顾名思义地当作特殊的背信罪,但我国刑法上仍然没有规定普通的背信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以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指使前述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法定的相应行为,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关于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法益,有以下几种观点。观点一认为,该罪客体为简单客体即上市公司利益,包括上市公司的声誉和财产利益。輴訛輥观点二认为,该罪客体为我国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制度和上市公司的利益。輵訛輥观点三认为,该罪客体为上市公司的利益、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的管理秩序和有序公平的市场环境。輶訛輥观点四认为,该罪客体为上市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包括了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和其他人的合法的利益。輷訛輥笔者认为,该罪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中,可见其必然侵犯了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同时作为结果犯要求“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所以上市公司的财产权也是侵犯客体之一。至于对广大股民经济利益(尤其是中小股民)构成极大威胁,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不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在复杂客体中,如果说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作为抽象法益是这节所有罪名的同类客体,那么上市公司的财产权才是该罪的主要客体,其法益符合背信罪的一般要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指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和客户的财产利益。关于该罪所侵犯的客体,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观点一认为该罪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客户的财产利益。輮訛輦观点二认为该罪侵犯的是简单客体,该罪为情节犯,不是结果犯,不以行为造成客户的财产损失为必要,所以该罪不是双重客体,而是简单客体,仅为金融管理秩序。輯訛輦笔者本着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一样的分析逻辑,认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必然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但其不能作为主要客体,因为该客体不符合具体明确的要求。条文中“情节严重”的表述可使人们将该罪视为情节犯,关于什么是“情节严重”,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罪规定的情节严重是指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给委托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輰訛輦另一种观点认为,该罪的情节严重,主要是指给委托人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或者多次实施违背受托义务的行为。輱訛輦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情节是否严重主要是看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是否遭致重大损失或者说是否有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换句话说,如果受托财产没有受损或者没有受损的危险,是很难认定行为人构成刑法上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即便行为人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也会有其他经济行政法规进行处罚,而不至于动用刑法,所以客户个人的财产权仍然是该罪保护的法益。如果将客户财产遭受损失的危险也作为一种结果来看,则将该罪视为结果犯亦未尝不可。通过分析我国的两个特殊背信罪,可见其虽然规定在不同章节下,但本质上都是以保护财产权为目的,只是财产权的所有者有所不同,所以,冠名特殊背信犯罪也是名正言顺的。

六、普通背信罪的增设

笔者并不认为各国都必须设立普通背信罪,而是认为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设立普通背信罪,或者普通背信罪和特别背信罪并存,或者只设立一个或数个特别背信罪,甚至通过设立数个未冠名背信罪的其他犯罪(本质仍是背信行为)来达到完善背信犯罪立法的目的。既然我国已经有了两个特殊背信罪,为何还要增设普通的背信罪呢?首先,如前所述,背信犯罪作为后现代社会中的典型财产犯罪,开启了财产犯罪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犯罪新形式。我国《刑法修正案(六)》的及时补充就体现了对这种犯罪现象的及时回应,然而,为了与之展开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仅仅依靠不断地补充新的特殊背信罪会使得刑法亦步亦趋,使得高智商高技能的“白领犯罪”永远先行一步,从而国家、社会、公民的财产权得不到稳定、持久、全方位的保护。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国有公司或者国家控股公司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刑法典设立之初将对国有经济的保护置于首位,但如今非国有经济、非公经济已经占据了相当的份额,由于对非公经济相应的法律监管更为薄弱,发生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更高,如果没有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手段,国家、社会、个人的财产权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如果通过补充特殊背信罪,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一部分公私财产权,但终究会让立法修法变得精疲力竭,还丧失了刑法系统性和全面性。其次,从主体上看,特殊背信罪都是典型的身份犯,例如,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主体仅限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主体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而且只能是单位。相应地,其保护的财产权也只能是这些特殊主体受托、涉及、掌控的财产,相比较广泛的财产权,只能是沧海一粟。例如,在《刑法修正案(六)》颁布后,很快就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刑法第169条的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的主体仅限于国有公司、企业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第169条之一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主体仅限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仅仅是股份公司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国有公司、企业也不同于上市公司,并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有公司、企业的司法解释规定其股份必须是100%国有。这样,实际上大量的非国有公司、企业的相关利益就没有得到相应的同等保护。因此,有关学者认为应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扩大至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的检查人员、外聘会计、审计人员等,同时,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罪名改为“背信损害公司、企业利益罪”。类似的优化立法的建议不一而足。可以预见,这种小修小补的建议还将继续出现。这是因为,特殊背信罪的立法模式具有局限性,缺乏前瞻性。最后,否定背信罪增设的其中一个观点是,执法人员素质仍然不高,如果设立背信罪,很容易迅速导致口袋罪的严重后果,其结果是很多原本不应构成犯罪的人员却由于执法的原因而被列为打击对象。对此,笔者拟仍将德国的情况作为参考。德国背信罪自立法以来,争议从未停歇,尤其针对其是否违背宪法明确性要求有着旷日持久的争论,但德国人却没有“因噎废食”,认为有违宪的风险就彻底废除背信罪,而是从刑法信条学的角度严格从每个构成要件进行限制性解释,避免其成为口袋罪。在司法实践中,德国有很多著名的案例都是以背信罪定罪,輳訛輦虽然在适用标准上不尽统一引起或多或少的非议,但非议的内容也是在背信罪构成要件框架内,仍然回到对背信罪的信条学分析上。可见,哪怕司法适用具有瑕疵也远胜过放纵经济要案中的罪犯。当然,这有一个基础和前提,就是首先刑法上要规定背信罪。

综上,为了更好地与后现代社会中的典型财产犯罪“背信罪”作斗争,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上增设普通背信罪,以保护财产不受因财产所有人和财产管理人之间信赖关系的瓦解所造成的风险的侵犯。为了防止背信罪的扩张和滥用,宜将背信罪的法益限定在只保护委托人一方的财产上。因为背信罪的本质就是财产犯罪,其侵犯的就是财产权。因此,对于增设背信罪而言,无需增设新的法益,这在排除增设法益的困扰的同时,也就此将背信罪的位置确定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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