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范文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1篇

人类社会开始重视知识的价值及其保护，最终导致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产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刑法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像一般财产权的刑法保护那样有更悠久的历史，它经历了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经济法律保护、行政法律保护，最后逐渐纳入刑法保护视野的发展过程。

一、主要国家刑法中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一)美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美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规定散见于商标、版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专门法律。总体看来，侵犯知识产权属于“重罪"(felony)，要处以巨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同时，刑事处罚的“门槛”很低，除了版权方面有一定的数量和金额标准外，一般只要存在主观故意和侵权事实，就可以判处刑罚。具体有以下犯罪:(1)贩卖假冒货物域服务方面的犯罪。凡是假冒或试图假冒商标的，都属于重罪，但假冒商标的数量和金额等，是量刑的考虑因素。2006年3月16日生效的《2006年打击假冒制成品法案》和《2005年保护美国货物及服务法案》又修改了《假冒商标法》，将其规定扩大到贩卖假冒标志的行为，将“贩卖”的范围扩大到进出口行为，并且加大了对假冒行为的处罚力度。(2)侵犯版权方面的犯罪。《数字千禧版权法》规定，如果被告人解密或者使用其他手段规避权利人对其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设置的技术安全措施以获取该产品，戴者使用或销售用以解密戴规避用途的产品也构成犯罪。《禁止电子盗窃法》规定，在数字环境下未经权利人授权散发或者复制权利人享有版权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额的，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构成犯罪。(3)浸犯专利权方面的犯罪。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为他人所有却谎称自己的产品具有这种专利的，产品没有专利却谎称具有专利的，绒者谎称已经申请专利戴专利审查正在进行的，应处罚款。对于伪造专利证书域者故意传播假冒专利证书的行为，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美元罚款，鱿者二者并罚。(4)盗窃商业秘密方面的犯罪。19%年《经济间谍法》规定，盗窃商业秘密的，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25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该法还规定，如果是为外国政府盗窃商业秘密，处罚应当加重，即处以巧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5)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刑法规定。例如:对仿冒食品、药品和化牧品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对于制造、销售、传播窃取电子信号设备的行为，对于贩卖规避版权保护措施技术的行为，或者提供错误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对于故意在物品上标记错误版权信息，或者故意销售这些物品，或者故意改变版权信息的行为，都处以相应的刑罚。

(二)日本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2002年12月4日，日本制定了《知识产权基本法》。之后又由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化知识产权刑事惩罚范围和力度:(1)侵犯著作权方面的犯罪: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戴罚款500万日元就两者并用。(2)不正当竟争方面的犯罪:2005年2月，国会收到议案，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或罚款500万日元或两者并用。(3)侵犯专利方面的犯罪:2005年3月，国会收到议案，侵犯育种者权利严重者可以用刑事犯罪论处。(4)海关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连年增加。2005年9月份的统计数据表明，案件同比增加36.6%。按照权利分类，浸犯商标权9157件，占97.7%，其次著作权138件，占1.5%，专利56件，占0.6%。与上年同期相比，著作权是原来的1.8倍、商标权1.4倍。

(三)德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德国刑法首先在版权即著作权的保护方面获得了重要意义。随后，德国立法者一方面通过加重对浸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处罚，另一方面逐步扩大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法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又统一作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修改:第一，提高了有关知识产权刑法中的最高法定刑。第二，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资格构成。第三，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未遂的刑事可罚性。第四，把浸犯知识产权罪划归为德国州法院的经济犯罪审判庭审理。

德国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犯罪主要规定在德国的专利法、实用新型作品法、外观设计作品法、版权法和标记法中，具体包括以下犯罪:(1)侵犯专利权的犯罪。(2)侵犯智力成果的犯罪。在德国的智力成果主要通过外观设计作品法、微电子半导体产品图形保护法和版权法进行保护。(3)侵犯商标权的犯罪。1994年修改后的商标法更名为标记与标识保护法。该法主要规定了两个罪名:一是该法143条规定的“侵犯标记、标识罪”。二是该法144条规定的“违法使用地理性原产地说明罪”。(4)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1997年修改后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三个罪名:一是该法第17条规定的“泄露业务或者经营秘密罪”。二是该法第18条规定的“使用样品罪”。三是该法第20条规定的“引诱和自愿泄密罪”。

二、我国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立法方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我国主要在刑活典中集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罪名，而在《民法通则》、《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民事和行政法律中设有刑事责任条款。这些条款中规定了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国对知识产权主要是通过刑法以外的法律进行调整，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历史始于1979年刑法，该法第127条规定了假冒商标罪。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第3章设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系统保护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这4方面的知识产权，共有7个具体罪名，同时我国刑法第3章还设专节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有9个具体罪名。它们共同构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我国为了履行所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义务，1992年9月、2000年8月两次修改了《专利法》;1993年2月、2001年10月两次修改了《商标法》;2001年10月修改了《著作权法》。对这些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完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快国内法与国际公约一体化的进程。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使我国刑法中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与已经修改的知识产权法律、与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一致。如《专利法》对符合条件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均授予专利权，而刑法对假冒此三种专利权的犯罪也不作区分，统一规定为假冒专利罪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是否合适，实际上，浸犯发明专利权和侵犯实用新型戴外观设计专利权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显然是不同的。在《商标法》中注册商标种类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细化为具体的罪名。再如《著作权法》在第47条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从8个方面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纳入刑法范畴，刑法又当如何与之衔接。著作权中“作品”范围问题以及数字化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保护问题等等与刑法规定还不协调。因此，建议刑法修正案出台前，可以通过刑法立法或者扩大司法解释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态势变迁

今天，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然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正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峻，犯罪手法日益专业化、隐蔽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组织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它像瘟疫一样正在吞噬着人类科学、经济贸易发展的成果。

(一)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性

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牟取非法暴利是驱动犯罪发生的最大动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商品转让额也不断上升，平均每5年翻一番，GATT，研究报告中亦称世界贸易中有2%(即近800亿美元)属于假冒和仿制贸易，严重的浸权行为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据欧盟沽计，由于仿造与盗版，全世界每年减少20万个工作岗位。

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犯罪仍然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世界上知识产权犯罪发生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受知识产权犯罪危害较大的国家。“十五”期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浸犯知诊产权犯罪案件2040件，审结2011件，奖处罪犯2503人。知识产权犯罪主要集中在商标犯罪，占84.66%;其次是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占9.46%0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1121件，判处犯罪分子1934人;审结非法经营案件1903件，判处罪犯2648人，这两类犯罪判处的人数分别比2004年上升33.2%和26.04%，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5年，我国公安机关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700余起，缉捕犯罪嫌疑人9300余人，涉案总价值近35亿元，集中摧毁了一批跨国、跨地区的犯罪网络。仅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已破获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以及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与2005年同期相比，立案数、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上升30%、31%和11%.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面临的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世界在享受知识产权带给人类社会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正在深受日益严重的假冒盗版犯罪之害。当前，国际社会乃至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假冒盗版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专业化、国际化和有组织化的趋势，不但严重浸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阻碍了技术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给各国执法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猖撅，犯罪的活动区域已经从实体空间向网络环境下的“虚拟空间”蔓延。特别是版权犯罪活动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光盘走私活动居高不下;计算机软件盗版行为越来越突出;网络环境下非法复制、套录、转载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相当活跃，虚拟空间已经成了“盗版的天堂’。

挑战之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但严重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假冒产品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对技术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危害的重要问题。

挑战之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呈现出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集团化的趋势，跨国(境)、跨地区犯罪活动十分突出，与有组织犯罪存在越来越多的关联。犯罪手法、犯罪技能呈现高智能性和犯罪组织网络隐蔽性的特征。

挑战之四:从浸犯知识产权犯罪地域分布来看，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情况严重;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严重。从国际范围看，确恰恰相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和保护观念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严重。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2篇

(一)国际上的相关规定

知识产权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和可复制性等基本特征,使得它所对应的财产形态比较抽象,知识产权在客观上更容易被偷窃、仿冒或无偿占有。就世界范围而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早已成为联合国规定的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这些犯罪包括侵犯版权以及非法使用版权的标志和商标等,它造成的损失很难用金钱衡量。据美国软件制造商协会估计,在美国,仅被非法使用软件一项,每年就有大约75亿美元的损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第61条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处罚:“全体成员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是如此。可以使用的救济应包括处以足够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处以罚金,或二者并处,处罚程度应与适用于同等严重程度的犯罪所受到的处罚程度一致;……各成员可以规定将刑事程序和刑事处罚应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是蓄意地和以商业规模侵权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无疑与“商业规模”的侵权行为最为相关;从实践中看,大量知识产权犯罪活动实际上都是单位所为,而且与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比较,单位犯罪往往还具有涉案金额更大、破坏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反侦查能力更强等特点。我国加入WTO签署了TRIPS之后,正式表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是一个知识产权十分发达的国际环境,应承担的国际条约的最低义务范围也随之扩大。这就要求对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处刑标准应当比自然人犯罪更明确、更严格。

(二)我国的相关规定

无论是我国1997年实施的新刑法之中对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专条规定(即刑法第220条),还是之后在1998年、2001年和2004年连续出台的三部相关司法解释都未能体现这一要求,因为立法规定之中存在着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不科学等问题,而司法解释之中又先后出现了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定为个人犯罪标准的5倍或3倍等不合理现象。长期以来,知识产权犯罪在我国是一种认知程度较低的犯罪类型,多数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持冷漠态度,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在整个侵权案件中的比例非常低,对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言,则明显地采取纵容的态度,单位真正被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寥寥无几,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刑事案件之中最终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罪名定罪的比例也不高。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较少受到或只受到较轻的刑事处罚,是向公众显示法律软弱与无能的例证之一,也会成为自然人为自己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理论根据,不仅会降低社会整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挫伤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还会为市场经济树立反面的道德典型、败坏市场经济整体的道德水准,甚至还会从根本上危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方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二)》)在司法解释中结束了长期以来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大大高于自然人犯罪标准的历史,其中第6条明确规定:“单位实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的行为,按照《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一)》和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即统一了单位与个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这可被认为是该解释之中最具突破性和标志性的规定,也符合了刑法第220条的立法原意;另外,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另一个问题相关的是,该解释第4条初步明确了罚金刑的处罚规则和数额标准,这也可以被认为是该司法解释之中的一大进步,有利于遏制实践中存在的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尤其是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判决的混乱现象。总而言之,《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二)》的出台加强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制力度,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趋势,表明我国正在以一种进取性的姿态推进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从而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总体态势亦呈现出进取性,结束了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上是选择“强保护”还是“弱保护”的政策不明朗的态势。

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主要缺陷

《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二)》统一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做法仍然沿袭了立法上简单地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来规制单位犯罪的思维模式。刑法第220条本身在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的问题上确实规定得比较笼统,这种原则性规定本身就隐含着立法对于司法规制乏力的危险,这也是导致司法解释之中曾经出现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定为个人犯罪的5倍或3倍等不合理现象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质属性认识不清,对其特殊性欠缺考虑,在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是否具有可比性尚存疑义的情况下,简单地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来规制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本身欠缺科学性才是更为深层的原因。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表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何种特殊性、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在什么问题上具有可比性等基本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知识产权犯罪解释(二)》虽然明确地统一了单位和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但是对于具体如何对犯罪单位判处罚金以及具体如何对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责任者判处刑罚的问题仍然缺乏明确规定。以罚金刑为例,即使在被认为是一大进步的第4条之中,该条虽然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刑处罚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单位犯罪之时的罚金刑处罚问题,能否据此就推断出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都统一适用第4条?这个统一标准是否意味着在犯罪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对单位和其中的直接责任者判处的罚金总额与相应自然人犯罪的罚金数额一致?如果能够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对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人民法院究竟应当如何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这个综合标准是否意味着既对单位判处罚金又对其中直接责任者也判处罚金?该解释对此语焉不详。试问,以前那些针对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判决哪一个不是人民法院“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的结果?总之,统一标准没有解决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罚金刑问题,综合标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畅。加大知识产权的刑事规制力度,关键不仅在于定罪量刑标准的明确性和统一性,而且还在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协调性。由于知识产权具有私权的属性,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往往与商标纠纷、专利侵权以及其他民事侵权行为交织在一起,当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限时,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案件移交的环节上可能由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判断标准、计价标准、移送标准等方面的认识不一致而增加移送案件的难度,行政执法机关为了追求执法效率,往往倾向于以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结案,这就为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即使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不严重的情况下,由于行政机关查办案件能够采取的程序和措施有限而且往往还要经过层层审批,即使在移送之后,侵权人的侵权产品也可能早已转移,不利于有效打击侵权行为。

完善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对策

(一)紧扣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罪的特性完善刑事立法

意大利学者加罗法洛根据行为人有无反道德性将犯罪分为自然犯罪和法定犯罪。自然犯罪是指违反一般人所共有的怜悯与诚实的道德情感的行为;而对法定犯罪而言,行为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性、反道德性,只是由于刑事法律的规定其行为才成为犯罪行为。法定犯罪与自然犯罪相比较,其违法结构往往具有多重性,既违反刑事法律,又违反经济法律和行政法规,同时也违反了民事法规。刑法理论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的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异,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只有在刑法具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成为犯罪,因此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属于法定犯罪当无疑义。在故意犯罪是否需要违法性意识的问题上,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别论”着眼于二者在犯罪性质上的不同,主张自然犯在故意上不需要违法性意识,而法定犯则需要违法性意识。从责任主义出发,只有通过肯定单位具有违法性意识这条路径才能肯定单位具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能力。根据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罪的罪质特性,需要对前置法即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

1979年刑法第127条关于假冒商标罪的规定:“违反商标管理法规,工商企业假冒其他企业已经注册的商标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由于当时刑法中并没有单位犯罪的制度,因此该条只能属于事实上的单位犯罪的规定,其中明确要求“违反商标管理法规”,可以认为已经直接性地体现了违法性意识的法定化。但是现行刑法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都没有直接性地明确规定以违反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前提,只是在第214条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以及第219条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之中有“明知”、“明知或者应知”等间接性的规定,总体上看违法性意识并未成为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要件要素之一,缺乏对法定犯罪立法的明确性。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同类客体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立法上还应当根据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罪名明确规定其所违反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从而实现单位犯罪违法性意识的法定化,这也有利于防止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单位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移交的环节上由于刑事违法性判断标准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

(二)紧扣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故意型单位犯罪的特性完善刑事司法

根据犯罪人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将犯罪分为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是刑法理论上通行的做法。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单位犯罪当无疑义。国外关于法人刑事责任论提出了多种学说:如美国的“替代责任论”和“保证责任原理”,英国的“法人代表的另一个我论”,日本的“无过失责任说”、“过失责任说”、“危惧感说”、“企业组织体责任论”以及南斯拉夫的法人客观责任论。我国学者在对单位犯罪的理论基础进行考察后提出的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两种:一是在对英国的“法人代表的另一个我论”和日本学者板仓宏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等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结合系统科学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二是在考察当今世界各国对法人犯罪研究的一般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之后,针对我国刑法学界庸俗地将单位犯罪看作是“经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而“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特征在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发生机制中的作用”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单位犯罪的“组织体责任论”。这两种观点都能较好地解释关于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笔者虽然于本文之中无力评述这两种观点的利弊得失,但是这并不妨碍笔者从这两种观点中总结出二者都赞同的共同点,即单位犯罪的基本特征起码应当具有组织性和整体性。所谓单位犯罪的组织性,是指不论单位是作为一个“人格化社会系统”还是作为一个“组织体”,都是单位有组织地危害社会的行为;所谓单位犯罪的整体性,是指单位犯罪意志的整体性、行为的整体性和利益的整体性。

从罪刑关系协调性的基本立场出发,由于在单位犯罪之中直接责任者作为个人的人格消失了,个人的意志、利益和行为也都从根本上上融入了单位一体化的利益、意志和行为之中,那么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自然人犯相应罪的情节、后果一致的情况下,不仅定罪标准应当一致,而且量刑标准也应当一致;不仅定罪时应当紧扣整体性和组织性这一特点,而且量刑时也应当紧扣这一特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在定罪之时起作用,而在量刑之时却弃之不用。

以罚金刑为例,对于为了单位整体利益而实施的经济犯罪而言,就应当只由单位承担罚金,而单位中的直接责任者承担自由刑而不承担罚金刑,如是观之,则刑法第220条之中“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即也应当判处罚金—引者注)”的规定就欠缺科学性。但是,笔者并非就主张非要修改或者废除此种规定不可,实际上,如果运用体系性的解释方法,可以结合刑法第52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的规定将直接责任者为单位整体利益而犯罪的情节视为对其不判处罚金刑的刑法根据。至于直接责任者应当承担的自由刑是否应当坚持总额一致原则的问题,仍然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的组织性和整体性,但是不能机械的理解“整体性”,不要以为在情节后果一致的情形下,若对自然人犯某一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应当判处5年有期徒刑,那么单位犯该罪的就应当由单位中的直接责任者来分担这5年有期徒刑,这样理解势必会出现参与犯罪的直接责任者越多,犯罪能力和犯罪危害越强,而每个人受到的处罚却越轻的荒唐现象。厘清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认识到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以组织性为前提的,在单位犯罪的内部,直接责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共同犯罪的特征,其行为的整体性和意志的整体性均是以单位的组织性为前提的,换言之,直接责任者之间的共同意志与共同行为因为从属于单位的组织性进而体现出犯罪单位的行为整体性和意志整体性,因此应当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对其处以自由刑。

总而言之,根据故意型单位犯罪的特性,基于单位利益的组织性和整体性,只对单位判处罚金,基于单位行为以及单位意志的组织性和整体性,对直接责任者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处自由刑的做法不仅符合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的根本要求,而且能够统一单位与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因而符合了罪刑平等原则的根本要求,从而能够全方位地确保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刑关系的协调性。

(三)紧扣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健全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配套机制

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主要由版权局、知识产权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多个行政部门分别实施,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多头管理的混乱现象,并进一步导致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不畅、以罚代刑现象严重。自2000年公安部与国家工商总局、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共同下发通知,建立起联系会议制度后,各地在衔接机制的建设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整体效果仍然不佳。此外,由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往往具有跨地域、跨行业作案的特点,权利人的举报可能并不能引起当地公安司法机关的重视,尤其是涉及到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仍然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

2008年6月,我国颁发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其中明确指出,必须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其中第13条和第45条还发出了两个重要信号,一是我国将修订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法规,加大司法惩处力度,提高权利人自我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有效遏制侵权行为。二是我国将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在知识产权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当务之急应当是统一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认识,总结经验,并充分调动权利人尤其是被侵权单位的积极性,进一步健全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配套机制。

首先,赋予权利人的程序选择权,充分发挥权利人的积极性。国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都规定有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原则。在相关司法解释降低了刑事追诉的门槛并统一了单位与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之后,如果能够建立起一般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刑事自诉制度,由权利人自由选择是提起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则意味着维权成本降低、权利人更容易请求公安司法机关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至少意味着权利人可以将此作为追究侵权人责任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砝码,从而更加充分地调动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即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创新的积极性。

其次,充分发挥联合专案经营模式的优势,清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标准。2001年4月《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颁布后,2001年7月,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也随之出台。根据该移送规定,在实践中存在三种模式:联合专案经营、现场移交和事后移交,从执法绩效来看,三者的效果是依次递减的,联合专案经营效果最佳、事后移交问题较多。今后努力的方向应当是结合知识产权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清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标准,明确单位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移送标准,在联合专案经营模式上形成长效机制,为将来我国建立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积累制度经验。

参考文献:

1.马一德.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M].商务印书馆,2006.19

2.何秉松.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

3.黎宏.单位刑事责任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内容摘要:我国正在以一种进取性的姿态推进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总体态势也呈现出进取性,但仍然存在着以个人犯罪为基础来规制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思维模式、定罪量刑标准不够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畅等缺陷。笔者认为完善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制的对策是:紧扣法定犯罪和故意型单位犯罪的特性,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并应紧扣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健全刑事规制的配套机制。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　刑法保护

当下“知识产权”已经是一个代表人类社会一切创造性智慧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当知识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技术，一种智慧的结晶，对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产品的美誉产生制约性影响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知识产权对创造财富的至关重要作用。“知识将会改变世界的竞争地位和利益格局;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的创造权”的理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倡导的新境界。人类社会开始重视知识的价值及其保护，最终导致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产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刑法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像一般财产权的刑法保护那样有更悠久的历史，它经历了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经济法律保护、行政法律保护，最后逐渐纳入刑法保护视野的发展过程。

一、主要国家刑法中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一)美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美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规定散见于商标、版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专门法律。总体看来，侵犯知识产权属于“重罪"(felony)，要处以巨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同时，刑事处罚的“门槛”很低，除了版权方面有一定的数量和金额标准外，一般只要存在主观故意和侵权事实，就可以判处刑罚。具体有以下犯罪:(1)贩卖假冒货物域服务方面的犯罪。凡是假冒或试图假冒商标的，都属于重罪，但假冒商标的数量和金额等，是量刑的考虑因素。2006年3月16日生效的《2006年打击假冒制成品法案》和《2005年保护美国货物及服务法案》又修改了《假冒商标法》，将其规定扩大到贩卖假冒标志的行为，将“贩卖”的范围扩大到进出口行为，并且加大了对假冒行为的处罚力度。(2)侵犯版权方面的犯罪。《数字千禧版权法》规定，如果被告人解密或者使用其他手段规避权利人对其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设置的技术安全措施以获取该产品，戴者使用或销售用以解密戴规避用途的产品也构成犯罪。《禁止电子盗窃法》规定，在数字环境下未经权利人授权散发或者复制权利人享有版权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额的，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构成犯罪。(3)浸犯专利权方面的犯罪。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为他人所有却谎称自己的产品具有这种专利的，产品没有专利却谎称具有专利的，绒者谎称已经申请专利戴专利审查正在进行的，应处罚款。对于伪造专利证书域者故意传播假冒专利证书的行为，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美元罚款，鱿者二者并罚。(4)盗窃商业秘密方面的犯罪。19%年《经济间谍法》规定，盗窃商业秘密的，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25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该法还规定，如果是为外国政府盗窃商业秘密，处罚应当加重，即处以巧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5)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刑法规定。例如:对仿冒食品、药品和化牧品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对于制造、销售、传播窃取电子信号设备的行为，对于贩卖规避版权保护措施技术的行为，或者提供错误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对于故意在物品上标记错误版权信息，或者故意销售这些物品，或者故意改变版权信息的行为，都处以相应的刑罚。

(二)日本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2002年12月4日，日本制定了《知识产权基本法》。之后又由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化知识产权刑事惩罚范围和力度:(1)侵犯著作权方面的犯罪: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戴罚款500万日元就两者并用。(2)不正当竟争方面的犯罪:2005年2月，国会收到议案，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或罚款500万日元或两者并用。(3)侵犯专利方面的犯罪:2005年3月，国会收到议案，侵犯育种者权利严重者可以用刑事犯罪论处。(4)海关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连年增加。2005年9月份的统计数据表明，案件同比增加36.6%。按照权利分类，浸犯商标权9157件，占97.7%，其次著作权138件，占1.5%，专利56件，占0.6%。与上年同期相比，著作权是原来的1.8倍、商标权1.4倍。

(三)德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德国刑法首先在版权即著作权的保护方面获得了重要意义。随后，德国立法者一方面通过加重对浸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处罚，另一方面逐步扩大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法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又统一作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修改:第一，提高了有关知识产权刑法中的最高法定刑。第二，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资格构成。第三，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未遂的刑事可罚性。第四，把浸犯知识产权罪划归为德国州法院的经济犯罪审判庭审理。

德国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犯罪主要规定在德国的专利法、实用新型作品法、外观设计作品法、版权法和标记法中，具体包括以下犯罪:(1)侵犯专利权的犯罪。(2)侵犯智力成果的犯罪。在德国的智力成果主要通过外观设计作品法、微电子半导体产品图形保护法和版权法进行保护。(3)侵犯商标权的犯罪。1994年修改后的商标法更名为标记与标识保护法。该法主要规定了两个罪名:一是该法143条规定的“侵犯标记、标识罪”。二是该法144条规定的“违法使用地理性原产地说明罪”。(4)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1997年修改后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三个罪名:一是该法第17条规定的“泄露业务或者经营秘密罪”。二是该法第18条规定的“使用样品罪”。三是该法第20条规定的“引诱和自愿泄密罪”。

二、我国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立法方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我国主要在刑活典中集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罪名，而在《民法通则》、《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民事和行政法律中设有刑事责任条款。这些条款中规定了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国对知识产权主要是通过刑法以外的法律进行调整，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历史始于1979年刑法，该法第127条规定了假冒商标罪。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第3章设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系统保护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这4方面的知识产权，共有7个具体罪名，同时我国刑法第3章还设专节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有9个具体罪名。它们共同构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我国为了履行所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义务，1992年9月、2000年8月两次修改了《专利法》;1993年2月、2001年10月两次修改了《商标法》;2001年10月修改了《著作权法》。对这些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完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快国内法与国际公约一体化的进程。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使我国刑法中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与已经修改的知识产权法律、与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一致。如《专利法》对符合条件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均授予专利权，而刑法对假冒此三种专利权的犯罪也不作区分，统一规定为假冒专利罪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是否合适，实际上，浸犯发明专利权和侵犯实用新型戴外观设计专利权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显然是不同的。在《商标法》中注册商标种类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细化为具体的罪名。再如《著作权法》在第47条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从8个方面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纳入刑法范畴，刑法又当如何与之衔接。著作权中“作品”范围问题以及数字化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保护问题等等与刑法规定还不协调。因此，建议刑法修正案出台前，可以通过刑法立法或者扩大司法解释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态势变迁

今天，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然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正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峻，犯罪手法日益专业化、隐蔽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组织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它像瘟疫一样正在吞噬着人类科学、经济贸易发展的成果。

(一)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性

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牟取非法暴利是驱动犯罪发生的最大动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商品转让额也不断上升，平均每5年翻一番，gatt，研究报告中亦称世界贸易中有2%(即近800亿美元)属于假冒和仿制贸易，严重的浸权行为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据欧盟沽计，由于仿造与盗版，全世界每年减少20万个工作岗位。

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犯罪仍

然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世界上知识产权犯罪发生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受知识产权犯罪危害较大的国家。“十五”期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浸犯知诊产权犯罪案件2040件，审结2011件，奖处罪犯2503人。知识产权犯罪主要集中在商标犯罪，占84.66%;其次是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占9.46%0 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 1121件，判处犯罪分子1934人;审结非 法经营案件1903件，判处罪犯2648人，这两类犯罪判处的人数分别比2004年上升33.2%和26.04%，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5年，我国公安机关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700余起，缉捕犯罪嫌疑人9300余人，涉案总价值近35亿元，集中摧毁了一批跨国、跨地区的犯罪网络。仅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已破获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以及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与2005年同期相比，立案数、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上升30%、31%和11%.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面临的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世界在享受知识产权带给人类社会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正在深受日益严重的假冒盗版犯罪之害。当前，国际社会乃至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假冒盗版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专业化、国际化和有组织化的趋势，不但严重浸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阻碍了技术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给各国执法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猖撅，犯罪的活动区域已经从实体空间向网络环境下的“虚拟空间”蔓延。特别是版权犯罪活动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光盘走私活动居高不下;计算机软件盗版行为越来越突出;网络环境下非法复制、套录、转载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相当活跃，虚拟空间已经成了“盗版的天堂’。

挑战之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但严重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假冒产品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对技术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危害的重要问题。

挑战之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呈现出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集团化的趋势，跨国(境)、跨地区犯罪活动十分突出，与有组织犯罪存在越来越多的关联。犯罪手法、犯罪技能呈现高智能性和犯罪组织网络隐蔽性的特征。

挑战之四:从浸犯知识产权犯罪地域分布来看，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情况严重;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严重。从国际范围看，确恰恰相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和保护观念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严重。

总之，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发展严重和蔓延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产生的非法暴利使不法分子艇而走险。(2)许多国家存在较大的浸权商品消费市场是诱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因素。(3)各国不法分子的参与直接导致跨国(境)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形势日益严峻。(4)惩治浸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还存有漏洞，现有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程序和证据机制复杂繁琐、程序和实体法律上存在的不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击力度。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4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259-02

随着知识产权经济价值的不断增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严重。正因为如此，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也日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越来越重视刑事手段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中的作用。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很多犯罪具有了跨国性，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也呈现增长态势，并凭借分布范围广、隐蔽性强、刑事责任追究难等特点开始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我国1997年刑法专设一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2004年12月和 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颁布了两个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从而在我国构筑了较完善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体系。但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其中在国际领域内开展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合作是当前保护知识产权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然而，令人颇为尴尬的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我国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在局部地区和某些领域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具有极高的潜伏性，其犯罪者经常逍遥法外，存在较大的“犯罪黑数”。中俄两国都存在着泛滥的知识产权侵权犯罪活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俄罗斯仅在侵犯软件著作权产品方面，每年损失就高达30多亿美元。据专家估计，俄罗斯在非法贩卖音像制品方面名列世界第二[1]。因此，有必要在全面考察世界各国和地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基本规定和具体做法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国际上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特点，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这不仅是深化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法理论研究、提高刑事司法水平乃至于完善刑法立法的有效途径，而且也可以极大地增进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交流和刑事司法协助的顺利开展。

一、《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析

在严峻的形式下，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在146、147、180条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2003年4月8日、12月8日和2007年4月9日俄罗斯联邦分别对刑法典第146、147条进行修改。这些修改结果扩大了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进一步加重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从俄罗斯知识产权刑法立法趋势来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罪名体系趋向完整、保护对象越来越广泛、行为界定日益细致，刑罚种类趋向多元、程度趋向轻缓，基本上与当代刑法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但是，部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尤其是其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有加大的趋势，因而刑罚措施也日益加重。

（一）刑法规范越来越严密细致

1.罪名体系趋向完整。从立法上来看，经过多次的修改与完善，俄罗斯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名体系均可谓内容丰富、罪种多样，凡是实践中所出现且有刑事规制必要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严重危害行为，均在刑法典或者附属刑法规范中有相应的罪名可资适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将146条侵犯著作权和邻接权、147条侵犯发明权和专利权的犯罪规定在第19章《侵害人和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和自由的犯罪》中，而将180条非法使用商标犯罪、183条非法获取和泄漏构成商业秘密、税务机密或银行机密的信息纳入第22章《经济活动领域的犯罪》中，而我国却将三种犯罪都纳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2.保护对象越来越广泛。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进一步巩固知识产权制度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同时，也使知识产权制度不断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新的受保护客体类型的不断出现。受此影响，俄罗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对象的范围也呈日益扩大之势。最近，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有关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法律保护不仅已被提到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层次，而且被俄罗斯纳入到其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之中。

（二）刑种多元、刑度轻缓

1.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为法定犯罪，其刑事责任归责的主要依据，是其刑事违法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综观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刑事罚则，绝大多数呈明显的轻刑化态势，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以短期自由刑为核心。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为法定犯罪，由于其应受社会道德谴责性和主观恶性不如自然犯罪那样强烈，所以一般认为其社会危害性较后者为小。因此，本着“罪刑等价相适应”原则，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定刑自然较轻。同时，近年来西方轻刑化的法律思潮的兴起，不可避免地使得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以及借鉴西方国家立法经验的俄罗斯的刑事立法受到影响。因此，从整体上来看，俄罗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体系中，短期自由刑占据了核心地位。俄罗斯刑法中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了强制性公益劳动、拘役、剥夺自由的刑罚种类。

2.普遍规定罚金刑，并将其与自由刑并科或选科。俄罗斯刑法在注重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规定短期自由刑的同时，十分注重罚金刑的运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尤其是其中侵犯工业产权的犯罪基本上是带有营利性目的的（当然并不排除有其他毁誉之目的的存在）。行为往往不仅使犯罪行为人获得极大的收益，而且还带给权利人极大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所以，对此类犯罪立法上普遍规定、司法上大量适用罚金刑，应该是一项必然的选择。

3.开始注重资格刑在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作用。例如，针对183条非法获取和泄漏构成商业秘密、税务机密或银行机密的信息犯罪，就规定了“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的刑罚。

（三）部分犯罪的刑罚有加重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整体轻缓趋向不同的是，侵犯著作权犯罪以及商业间谍犯罪的刑罚在俄罗斯有日益加重的趋势。通过对1996年刑法典的修订，加重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侵犯专利权犯罪的法定最高刑。

二、俄罗斯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司法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说立法是法律实践理性的最初环节，那么司法就是这一法律实践理性的最后保障。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完善的立法，也需要完善的司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的良好运行，除了其完善的立法体系以外，还与其高效的执法及司法密切相关。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发展趋势来看，立法保护与司法保护并重，两者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

俄罗斯在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领域都对知识产权给予保护，可是司法实践的结果却不容乐观。1985年，俄罗斯和中国专利部门所接收的专利申请数量几乎相等——大约5万份；而2005年，俄罗斯接受了大约9万份的专利申请，而中国这个数字接近60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俄罗斯缺乏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其他创新活动机制，未能给予知识产权成果有效的法律保护[2]。在一个国家，如果新思想、新工艺、新科学及其智力成果无法实现，就为非法犯罪商业活动在这个领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非法使用知识产权致使知识产权所有人和其他相关权利人遭受亿万美元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国家为此遭受的损失则更加巨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且对于降低俄罗斯国家信誉这样的损失，是难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高水平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不但阻碍了其他国家对俄投资，同时也使贸易伙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难以互信。

三、俄罗斯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一）刑事立法上的借鉴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对我国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俄罗斯刑法将侵犯著作权和邻接权、侵犯专利权纳入第19章《侵害人和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和自由的犯罪》中，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4条“保证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其他种类的创造性，教学自由”的反映。可见俄罗斯将著作权和专利权作为俄罗斯公民的基本宪法性权利给予保障。我国对于著作权和专利权仅从财产性权利的角度给予保护，境界相差太远。我国宪法虽然也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可却将其置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确实有待修改。我国刑法应该专章设立《侵害人和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和自由的犯罪》，而不是仅专章设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造成我国刑法规定的好些罪名存在逻辑错误。

（二）刑事司法引以为戒

俄罗斯的刑事立法很不错，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司法机关，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恶化。既要重视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保护，也要重视刑事司法保护，两者共同构筑起完善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完善的立法是正确司法的前提和基础，而严格的司法是保证立法意图得以实现的关键，同时，将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予以总结、提炼，提出立法议案，还可以推动立法的进步。中俄两国都存在严重的腐败，如何使司法机关更加有效的执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加强中俄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合作

由于刑法一向被认为是“地方性知识”，与国家紧密相连，传统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也主要发生于一国国内，因此，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主要是一国国内的问题，由各国司法机关依照本国刑事法律进行侦查、追诉乃至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中，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关都扮演着主要角色。

但是，随着互联网络的兴起和国际经济贸易交流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产权犯罪开始跨过国界，发展为国际犯罪，并被联合国规定为“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可以预见，在经济全球化和犯罪国际化的总体趋势下，知识产权领域跨国（境）犯罪现象还将呈现增加趋势。为打击越来越严重的跨国知识产权犯罪，中俄两国应该更加重视国际合作，在双边条约和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开展司法协助，共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

参考文献：

[1] А.Г.莫罗佐夫.在著作权及相关权利领域的犯罪：社会危害性与专业规则[M].诺夫哥罗德：2004：3.

[2] Л.И.罗曼诺娃.当今俄罗斯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现状；赵秉志.国际化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M].北京：中国人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当下“知识产权”已经是一个代表人类社会一切创造性智慧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当知识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技术，一种智慧的结晶，对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产品的美誉产生制约性影响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知识产权对创造财富的至关重要作用。“知识将会改变世界的竞争地位和利益格局；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的创造权”的理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倡导的新境界。人类社会开始重视知识的价值及其保护，最终导致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产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刑法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像一般财产权的刑法保护那样有更悠久的历史，它经历了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经济法律保护、行政法律保护，最后逐渐纳入刑法保护视野的发展过程。

一、主要国家刑法中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一)美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美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规定散见于商标、版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专门法律。总体看来，侵犯知识产权属于“重罪"(felony)，要处以巨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同时，刑事处罚的“门槛”很低，除了版权方面有一定的数量和金额标准外，一般只要存在主观故意和侵权事实，就可以判处刑罚。具体有以下犯罪：

(1)贩卖假冒货物域服务方面的犯罪。凡是假冒或试图假冒商标的，都属于重罪，但假冒商标的数量和金额等，是量刑的考虑因素。2006年3月16日生效的《2006年打击假冒制成品法案》和《2005年保护美国货物及服务法案》又修改了《假冒商标法》，将其规定扩大到贩卖假冒标志的行为，将“贩卖”的范围扩大到进出口行为，并且加大了对假冒行为的处罚力度。

(2)侵犯版权方面的犯罪。《数字千禧版权法》规定，如果被告人解密或者使用其他手段规避权利人对其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设置的技术安全措施以获取该产品，戴者使用或销售用以解密戴规避用途的产品也构成犯罪。《禁止电子盗窃法》规定，在数字环境下未经权利人授权散发或者复制权利人享有版权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额的，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构成犯罪。

(3)浸犯专利权方面的犯罪。根据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为他人所有却谎称自己的产品具有这种专利的，产品没有专利却谎称具有专利的，绒者谎称已经申请专利戴专利审查正在进行的，应处罚款。对于伪造专利证书域者故意传播假冒专利证书的行为，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美元罚款，鱿者二者并罚。

(4)盗窃商业秘密方面的犯罪。19%年《经济间谍法》规定，盗窃商业秘密的，应处以10年以下监禁，或者25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该法还规定，如果是为外国政府盗窃商业秘密，处罚应当加重，即处以巧年以下监禁，或者500,000美元罚款，或者二者并罚。(5)其他保护知识产权的刑法规定。例如：对仿冒食品、药品和化牧品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事处罚。对于制造、销售、传播窃取电子信号设备的行为，对于贩卖规避版权保护措施技术的行为，或者提供错误的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对于故意在物品上标记错误版权信息，或者故意销售这些物品，或者故意改变版权信息的行为，都处以相应的刑罚。

(二)日本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2002年12月4日，日本制定了《知识产权基本法》。之后又由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化知识产权刑事惩罚范围和力度：(1)侵犯著作权方面的犯罪：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戴罚款500万日元就两者并用。(2)不正当竟争方面的犯罪：2005年2月，国会收到议案，将原来最高3年刑期或罚款300万日元以下提高到最高5年刑期或罚款500万日元或两者并用。(3)侵犯专利方面的犯罪：2005年3月，国会收到议案，侵犯育种者权利严重者可以用刑事犯罪论处。(4)海关查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连年增加。2005年9月份的统计数据表明，案件同比增加36.6%。按照权利分类，浸犯商标权9157件，占97.7%，其次著作权138件，占1.5%，专利56件，占0.6%。与上年同期相比，著作权是原来的1.8倍、商标权1.4倍。

(三)德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范围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德国刑法首先在版权即著作权的保护方面获得了重要意义。随后，德国立法者一方面通过加重对浸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处罚，另一方面逐步扩大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法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又统一作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修改：第一，提高了有关知识产权刑法中的最高法定刑。第二，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资格构成。第三，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未遂的刑事可罚性。第四，把浸犯知识产权罪划归为德国州法院的经济犯罪审判庭审理。

德国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犯罪主要规定在德国的专利法、实用新型作品法、外观设计作品法、版权法和标记法中，具体包括以下犯罪：

(1)侵犯专利权的犯罪。

(2)侵犯智力成果的犯罪。在德国的智力成果主要通过外观设计作品法、微电子半导体产品图形保护法和版权法进行保护。

(3)侵犯商标权的犯罪。1994年修改后的商标法更名为标记与标识保护法。该法主要规定了两个罪名：一是该法143条规定的“侵犯标记、标识罪”。二是该法144条规定的“违法使用地理性原产地说明罪”。

(4)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1997年修改后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三个罪名：一是该法第17条规定的“泄露业务或者经营秘密罪”。二是该法第18条规定的“使用样品罪”。三是该法第20条规定的“引诱和自愿泄密罪”。

二、我国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立法方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我国主要在刑活典中集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罪名，而在《民法通则》、《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民事和行政法律中设有刑事责任条款。这些条款中规定了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国对知识产权主要是通过刑法以外的法律进行调整，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历史始于1979年刑法，该法第127条规定了假冒商标罪。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第3章设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系统保护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这4方面的知识产权，共有7个具体罪名，同时我国刑法第3章还设专节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有9个具体罪名。它们共同构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我国为了履行所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义务，1992年9月、2000年8月两次修改了《专利法》；1993年2月、2001年10月两次修改了《商标法》；2001年10月修改了《著作权法》。对这些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完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快国内法与国际公约一体化的进程。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使我国刑法中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与已经修改的知识产权法律、与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一致。如《专利法》对符合条件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均授予专利权，而刑法对假冒此三种专利权的犯罪也不作区分，统一规定为假冒专利罪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是否合适，实际上，浸犯发明专利权和侵犯实用新型戴外观设计专利权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显然是不同的。在《商标法》中注册商标种类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细化为具体的罪名。再如《著作权法》在第47条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从8个方面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纳入刑法范畴，刑法又当如何与之衔接。著作权中“作品”范围问题以及数字化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保护问题等等与刑法规定还不协调。因此，建议刑法修正案出台前，可以通过刑法立法或者扩大司法解释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态势变迁

今天，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然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正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峻，犯罪手法日益专业化、隐蔽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组织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它像瘟疫一样正在吞噬着人类科学、经济贸易发展的成果。

(一)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性

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牟取非法暴利是驱动犯罪发生的最大动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商品转让额也不断上升，平均每5年翻一番，GATT，研究报告中亦称世界贸易中有2%(即近800亿美元)属于假冒和仿制贸易，严重的浸权行为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据欧盟沽计，由于仿造与盗版，全世界每年减少20万个工作岗位。

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犯罪仍然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世界上知识产权犯罪发生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受知识产权犯罪危害较大的国家。“十五”期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浸犯知诊产权犯罪案件2040件，审结2011件，奖处罪犯2503人。知识产权犯罪主要集中在商标犯罪，占84.66%；其次是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占9.46%0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1121件，判处犯罪分子1934人；审结非法经营案件1903件，判处罪犯2648人，这两类犯罪判处的人数分别比2004年上升33.2%和26.04%，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5年，我国公安机关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700余起，缉捕犯罪嫌疑人9300余人，涉案总价值近35亿元，集中摧毁了一批跨国、跨地区的犯罪网络。仅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已破获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以及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与2005年同期相比，立案数、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上升30%、31%和11%.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面临的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世界在享受知识产权带给人类社会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正在深受日益严重的假冒盗版犯罪之害。当前，国际社会乃至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假冒盗版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专业化、国际化和有组织化的趋势，不但严重浸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阻碍了技术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给各国执法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猖撅，犯罪的活动区域已经从实体空间向网络环境下的“虚拟空间”蔓延。特别是版权犯罪活动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光盘走私活动居高不下；计算机软件盗版行为越来越突出；网络环境下非法复制、套录、转载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相当活跃，虚拟空间已经成了“盗版的天堂’。

挑战之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但严重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假冒产品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对技术进步、文化传播和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危害的重要问题。

挑战之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呈现出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集团化的趋势，跨国(境)、跨地区犯罪活动十分突出，与有组织犯罪存在越来越多的关联。犯罪手法、犯罪技能呈现高智能性和犯罪组织网络隐蔽性的特征。

挑战之四：从浸犯知识产权犯罪地域分布来看，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情况严重；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严重。从国际范围看，确恰恰相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和保护观念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严重。

总之，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发展严重和蔓延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1)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产生的非法暴利使不法分子艇而走险。

(2)许多国家存在较大的浸权商品消费市场是诱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因素。

(3)各国不法分子的参与直接导致跨国(境)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形势日益严峻。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6篇

一、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特点

纵观番禺区院受理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从犯罪主体上看,近九成属个人犯罪,行为人多为20至40岁的青年,文化程度普遍较低,60%以上仅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但也有高学历“人才”,四分之一涉案人员具有专科、本科学历;

2.从侵犯对象上看,触及领域较广,主要分布于烟酒、饮料、服装、电器、电池、日用品、游戏机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侵犯的不仅有国内驰名商标的产品,更有外国知名品牌的商品;

3.从犯罪手段上看,行为人多以工场、作坊的形式,招募帮工,在其经营的个体工厂、店铺或承租的厂房、出租屋内加工、生产、制造,并通过物流、网络等渠道对外销售,制假窝点隐蔽,分工明确,且逐渐形成产业化链条;

4.从侵权结果上看,涉案金额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其中犯罪情节特别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25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据一半,如张某某生产假冒诺基亚品牌的手机外壳案,涉案金额竟高达800多万元;

5.从案件查处上看,触犯的罪名主要是假冒注册商标,亦出现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等新类型案件,此类案件存在取证程序复杂、数额难以查证等问题,导致最终认定的数额远远低于实际造成的损失。

二、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案发原因

假冒伪劣侵权产品的泛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额利润驱使行为人铤而走险。知名商标本身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而制造、销售伪劣知名商标商品的成本低,投入少,回报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行为人不惜从事此类违法犯罪活动。如包某等四人假冒注册商标案中,生产一台假冒“漫步者”商标的音箱成本价仅为60元,市场零售价可卖到238元,利润高达300%。

2.消费市场不成熟,为侵权产品提供生存的环境。一方面,有些消费者贪慕虚荣,明知是假冒伪劣的“名牌”产品而仍去购买,主要体现于服装行业,夜市里的“耐克”运动服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假冒伪劣产品仿真度强,普通消费者真假难辨,即使事后知道购买的是假冒产品,如果没有造成实际人身伤害,一般也不会通过退货、投诉、举报等途径进行维权。

3.权利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致使行为人有机可乘。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未与雇佣人员签订完备的保密协议,或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责任不明,或知识产权使用、转让中合同格式不规范,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预防可能遭到的侵权风险。如陈某某等四人侵犯著作权案中,陈原是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游戏编写程序员,掌握该公司某游戏程序的源代码,由于公司管理上存在漏洞,陈辞职时带走该源代码,并与他人利用该源代码生产销售假冒游戏板,造成该公司直接受失140多万元。

4.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尚未完全衔接,案件来源较为单一。现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衔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信息不互通,致使一些涉嫌犯罪的侵犯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的行为被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没有依法移送给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案件主要源于权利人委托第三方咨询公司明查暗访发现制假窝点后的报案。

5.取证难度大、法律适用有分歧,刑事打击不力。此类案件具有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牵涉面广的特点,加之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方式的隐蔽性、产业化,致使案件的查处成本高,发现、固定和收集证据的难度大。而且,知识产权如何认定、侵权行为如何界定、非法经营及违法所得数额如何计算等法律适用问题,理论与实践存有一定的争议,影响案件的最终处理。

三、处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对策建议

1.加强公检法协调配合,形成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合力。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公检法应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此类案件在实务中存在的常见性问题,加强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统一证据的认定标准及法律条文的理解,畅通侦、捕、诉、判的诉讼渠道,形成打击合力,配合专项活动,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分子。

2.建立移送案件备案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主动加强与工商、知识产权等相关行政执法机关的联系配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通过联席会议、情况通报、查阅行政执法案件的台帐和案卷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信息衔接,摸查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拓宽案源,敦促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对该立案而不立案的,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3.加大专业培训力度,提高知识产权刑事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近年来,复杂、疑难、新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突出,此类案件专业性极强,办案人员的专业知识储备已明显不适,难以应对高智能犯罪。对此,可充分利用市院与广州大学联合成立的检察理论研究中心平台,通过专题讲座、理论研讨等培训方式,实现高校理论资源与检察机关实践经验的优势互补,提高办案人员的知识产权专业技能。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7篇

“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后的一种新社会经济形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直接依赖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知识的经济功能得到凸显。”［1］知识产权这一高收益属性，使得经济因素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表现突出，犯罪数额成为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加以量化的重要标尺，正确把握犯罪数额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中至关重要。

[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经营一家运动鞋专卖店。2005年4月，陈某以每双30～50元的价格购进大量假冒“耐克”、“阿迪达斯”等注册商标的运动鞋。随后，陈某又以每双50～80元的价格将鞋卖给泉州、福安、武汉等地的客户，非法牟利27万余元。2008年，工商局在陈某的仓库内查获大量假冒注册商标的运动鞋，价格约26.6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获利27万余元，“获利数额”不同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罪状表述中的“销售金额”，是扣除经营成本后的纯利润，其数额计算范围要小于“销售金额”。而陈某仓库中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运动鞋的价格，不能计入“销售金额”当中。因此，本案中犯罪数额的认定由于“销售金额”大于“获利数额”27万余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已达到犯罪数额巨大（25万元）的标准，对陈某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

一、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犯罪数额的概念特征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数额是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所指向或导致的，反映行为社会危害程度并能够以货币加以计算的经济利益数量。在现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相关规定中，所有七个罪名都涉及到了犯罪数额的认定，详见下表：

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物质性。无论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还是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犯罪数额都能折算成一定的现金，计算单位可以统一为人民币。如果侵权行为所指向的物品不能够换算成一定的金额，就不包括在犯罪数额之内。也正因为如此，相关的司法解释在具体认定犯罪数额时都划定一定的金额作为标准。

第二，指向性。知识产权的本质在于人们依法享有的一种无形财产权，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与一定的经济利益产生联系，犯罪数额就表现为犯罪行为明确指向或导致的经济价值量。当然这一指向必须是必然的，如果是危害结果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所导致的其他损失则不能包括在犯罪数额之内。例如，侵犯商业秘密罪中，权利人在发现侵权行为后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补救，从而扩大的损失不能计算在犯罪数额之内。

第三，重要性。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不仅影响定罪，还关乎量刑。首先，刑法明文规定一定量的数额是成立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必要条件。例如，在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只有“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才能够成立犯罪。其次，除了假冒专利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只有一个量刑档次之外，其余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都划有轻重不同的两个量刑档次，区分罪轻、罪重的重要依据就是犯罪数额。

二、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犯罪数额的基本分类

由于具体犯罪行为性质的不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当中涉及到的犯罪数额又表现为“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直接经济损失数额”、“损失数额”。鉴于所涉犯罪数额的纷繁复杂，我们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以下分类：

（一）以犯罪数额的表述方式分为：显性数额和隐性数额

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有些罪名在刑法条文中明文出现犯罪数额的规定，以其作为定罪量刑的必要条件。例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侵犯著作权罪规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要求“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而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大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条文中均未明确表述一定的犯罪数额，而使用了“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这些较为模糊的术语。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情节严重”、“造成的损失”都在于考量侵权的程度，而侵权的程度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犯罪数额加以量化。故而，这些罪名虽然立法中未明确表述，但相关司法解释在认定“情节”、“损失”时不免借助了“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这些具体的犯罪数额标准。例如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侵犯著作权罪认定“情节严重”要求“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假冒专利罪认定“情节严重”除了“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之外还可以通过“直接经济损失”衡量；侵犯商业秘密罪认定“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规定了“损失数额”的标准。

（二）以犯罪数额的选择程度分为：单一数额和选择数额

犯罪数额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犯罪数额也并非所有罪名的唯一选择标准。

犯罪数额的单一选择性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当中为数不多，只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了“销售金额”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表述的“违法所得数额”。在这两个罪名当中，认定行为构成犯罪就不免需要达到一定的犯罪数额，数额具有犯罪构成上的定量功能。例如，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就必须达到违法所得数额10万元的最低标准。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8篇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类案件中证据的提交、质证、认证工作在审判程序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尤其是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据，由于这类案件标的具有不同于其他案件的特点，因此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对各类证据的提交就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下面笔者针对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包括软件著作权）这三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应提交哪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谈一些看法。

一、关于原告提交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的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由于客体的不同，可以将民事案件分为若干类，而各类不同民事案件中的证据又与该类案件的自身特点紧密联系，因此，要正确把握各类案件中证据的使用方法不仅要了解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意义上证据的特点，也要了解该证据是在哪一类案件中应用以及该类案件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该类案件对证据的特殊要求。

与有形财产权的客体不同，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的智力成果，它具有以下五个特点：1.大多数知识产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其中人身权主要指署名权、名誉权，而财产权主要体现在所有人自己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从而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2.由特定机构依法律程序授权或确认。如经审查后专利局授予申请人专利权，商标局核准申请人申请注册的商标，以及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的著作权等。3.独占性或排他性。大多数知识产权是由法律赋予的一种独占性权利，未经权利人的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否则将构成对权利人的侵害。4.地域性。知识产权是国内法，在一国获得的知识产权只有在该国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除本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外，任何国家都不承认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授予的知识产权。5.时间性。知识产权都有法定的保护期限，一旦保护期限届满，权利就将终止。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提交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证据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

一般情况下，无形的权利客体需以有形的载体体现出来，使法官能够了解该权利的内容和适用范围。如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案件中当事人须提交专利授权文本、商标注册证、原创作品文本或计算机软件的源程序等。

2.与上一原则相关联的是当事人就技术问题进行举证时应当尽量避免提交证人证言类证据。证人证言因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可变性较大，尤其在使用证人证言对技术性问题进行描述时，就难以达到准确、专业、全面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对这类问题进行认定时证人证言一般不宜采用，但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的证人证言除外。与证人证言相比，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则具有内容明确、具体，证明对象与证据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楚，当事人双方在证据的真实性方面争议较少，易于认定和把握的特点。因此在知识产权纠纷，尤其是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对被告实施侵权行为进行举证时应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以便于法庭将侵权物与权利保护范围进行对比。

同时，在使用上述证据时，应注意对一些新类型的特殊证据的认定问题。譬如，目前网络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电子邮件是否可以作为证据提交法院的问题日渐突出。由于电子邮件没有改变以文字、图形记载表明案件事实的本质，仅是在载体上发生了变化，故仍属于书证的范畴。对电子邮件作为证据进行审查时应考虑到，电子邮件界面所反映的收发邮件的地址并不能完全真实地表明该邮件是否为该地址的真正注册人收发（尽管在技术上可以确认邮件确实是从该地址发出的），因此在对方当事人否认电子邮件证据真实性，并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电子邮件不能单独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应当有其他直接或间接证据相互佐证，配合使用。

3.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当事人不仅需要提交自己享有何种权利的证据，还应提交该权利现处于何种状态即是否还在保护期内的证据。对于外国民事主体作为原告向中国法院要求保护其知识产权的，还应当提交其在中国可以获得该知识产权保护的证据。如专利权人须提交最近一次缴纳年费的收据，要求给与保护的注册商标如已经超过有效期的应说明该商标是否办理了续展手续等，以便法官据此确定权利受到保护的期间。

4.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在时应当提交被告有侵犯其知识产权行为的直接证据，至少是间接证据，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所谓直接证据，一般是指被控侵权的物证。所谓间接证据，是指原告在不能获取侵权的直接证据即被控侵权物的情况下，至少应当提交可以使法官认为被告确有侵权行为的间接证据。如在侵犯专利权案件中，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被控侵权产品时，可以将被告销售的与原告专利产品名称相同的被控侵权产品的发票或者买卖合同作为间接证据提交法庭，从而使法官能够据此判断出至少被告有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所谓“至少”主要是指其潜层含义而言，即原告在提交了上述间接证据之后，可以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对侵权的直接证据予以保全。当然，如果最终判决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则应由原告承担因错误保全给被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但相反，如果原告在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人民法院则必然不会毫无根据地进行证据保全，否则不仅会使保全错误的风险全部由人民法院承担，而且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举证的原告自然要面临败诉的结果。

5.在给付之诉中，原告应当提交有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由于在上述几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均不止一种，且在两种计算方法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应当由原告选择对其最有利的一种，并据此提交相应的证据。如专利权人可以提交其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而获得的实施许可费作为索赔的依据。在确实不能提交索赔依据的情况下，原告可以就提出该请求所考虑的主客观因素、参考的其他案例等作出说明。

由于在侵权案件中一般原告都提出一定数额的赔偿要求，因此由原告提交该数额的计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做法既可以促使原告或其人在时了解有关法律规定，选择最有利于己的计算方法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而不盲目提出诉讼请求，也可以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诉讼支出，如案件受理费和律师费等。

二、在各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交哪些证据。

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实践和上述举证原则，笔者就各类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举证要求分别论述。

1.在侵犯专利权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交的证据主要有3类：

（1）权利证明。提交该证据的目的在于明确专利权的归属、权利状态、专利的有效期限，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主要包括：A、专利权证书，包括授权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该专利权如经历无效或撤销程序，且对专利文件进行了变更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行政审查决定。B、最近一次缴纳年费的收据。C、专利独占实施许可权人与专利权人作为共同原告一同提起侵权诉讼的，还应当提交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权人与专利独占实施许可权人一般情况下无须提交其专利产品。

（2）被告实施侵犯其专利权行为的证据。提交该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被告实施了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行为，是判令被告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事实依据。

主要包括：A、被告生产的被控侵权产品，即侵权行为的直接证据。对该产品的取得方式和过程最好进行公证，并将侵权产品交由公证处封存备查。B、如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被控侵权产品，则可以先提供诸如被告在报刊上刊登的销售其产品的广告，与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等间接证据，再以其他方式获得侵权的直接证据。C、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和使用者明知该产品是侵权产品而仍然进行销售和使用的证据。D、原告就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专利权利要求书进行的对比，说明其技术特征如何落入了原告专利的保护范围，从而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

（3）赔偿损失的依据。提交该证据的目的在于以侵权事实为依据，以专利法及其相关法规规定的侵权法律责任承担为原则，说明原告提出赔偿经济损失具体数额的计算方法或考虑的主要因素，使法庭注意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主要包括：A、依照1992年12月3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确立的三原则进行计算的方法和结果。B、原告认为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其它因素。

2.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交的证据为3类：

（1）权利证明。提交该类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商标权的归属，受保护的是何种类型的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从而确定该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主要包括：A、商标注册证（如指定颜色的须提交商标注册证的原件）及续展手续。B、驰名商标认证书。

（2）被告实施侵犯其商标权行为的证据。提交该类证据的目的在于确认被告以何种形式侵犯原告的商标权，侵权行为发生的范围等。

主要包括：被告生产的被控侵权产品（同样最好经公证取得）及销售发票、买卖合同、视听资料等。需要注意的是，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由于商标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构成该商标的文字、图形，也包括文字的发音、字形、图形的含义等，故在原告不能获得被控侵权产品时，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发票、合同也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譬如原告是一家生产休闲食品的厂家，注册了“同享”文字商标，如果原告发现某同样生产休闲食品的厂家在其与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将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为“同享牌”或“同想牌”时，就可以以此合同为直接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而不必必须获得被告的侵权产品。

（3）赔偿损失的依据。

主要包括：A、原告为宣传自己注册的商标支付的广告费用，以间接证明被告非法获利的程度。B、依照1985年11月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犯商标专用权如何计算损失赔偿额和侵权期间问题的批复》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执行〈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通知》中确定的赔偿原则，进行计算的过程和结果。

3.在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交的证据主要有3类：

（1）权利证明。提交该类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著作权的归属、该作品是否已进入公有领域、该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权利的性质和范围等。

主要包括：A、著作权登记证书。尽管我国著作权法并不要求必须以著作权登记证书作为权利证明的依据，但提交著作权登记证书是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证明权利方式，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更是规定，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办理软件著作权的登记是根据本条例提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B、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首次发表时，登载该作品的书证、视听资料等，如报刊杂志、录音、录像制品。C、原创作品的证明。如摄影作品的底片、计算机软件的源程序等。D、在侵犯专有出版权案件中，原告应提交专有出版权涉及作品的作者给予原告的授权。

（2）被告实施侵犯其著作权行为的证据。提交该类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被告开始实施侵权行为的时间，侵权行为的方式，实施侵权行为所达到的程度，如侵权出版物的发行量、印刷次数等。

主要包括：A、被控侵权出版物，包括书籍、报刊、宣传画册、挂历。B、载有侵权作品的其他载体，如户外广告、向公众散发的印刷品、载有侵权作品的其他有形产品、商品说明书等。同时原告在提交上述证据时应当说明该侵权作品是以何种形式侵犯原告著作权的，如复制、抄袭、未经许可改编等。

（3）赔偿损失的依据。

由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专门就其反著作权纠纷案件下发司法解释，故现行的一般做法是参照《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报刊转载、摘编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等规定中有关支付稿酬的办法以及被控侵权出版物的版税，并结合案件中侵权的具体情节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而在侵犯软件著作权案件中，更是无法对软件的开发创作制作出统一的付酬标准。故在这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只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视侵权事实、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大小等情节酌情确定。因此，原告在向人民法院时，应当着重就被控侵权出版物的数量、单价、有无再版等情况提交证据。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9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归责原则；过错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250-01

0 前言

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是指,擅自行使知识产权人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利，或给权利人的其他利益造成损害的不法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问题。

1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1.1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概述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有着相同的法律性质及一定程度上相似的法律后果。但是，由于侵害对象的不同，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又有其独有的特点。由于目前，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认定，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在一个国家被认定为是侵权的行为，在另外一个国家有可能是合法的行为。

在我国，大部分通说认为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是指,擅自行使知识产权人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利，或给权利人的其他利益造成损害的不法行为。其特点表现为：

（1）侵害行为表现的特殊性。

侵害财产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对有形财产的占有、使用、妨碍或损害。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的，这就决定了对客体侵害行为的特殊性。它往往表现为剽窃、修改和假冒，其侵害的对象是作者、创作者或传播者的思想内容或思想表现形式，与客体所依附的物化载体无关。

（2）侵害行为手段的技术性。

由于知识产品含有相当程度的技术含量，使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人必须凭借相应的技术手段才能实施侵权行为，因而较一般的财产侵权，更具有技术性和隐蔽性。

（3）侵害范围的广泛性。

普遍存在的侵害行为主要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个体侵权行为的普及化。二是高科技侵权行为国际化。

（4）侵权行为类型复杂化。

①按照侵权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在侵权中的作用，可以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

②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可分为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

③根据侵权行为主体的数量进行划分，可分为单方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

1.2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一般认为包括对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权、反不正当竞争权等智力成果权的侵害行为。知识产权法相对于民法来讲，属于特殊法。民法概括性的规定了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或条件，知识产权则更加具体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

2 侵犯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

侵权的归责原则在侵权法中居于核心地位，既是认定侵权行为的基本原则，也是指导侵权损害赔偿原则的基本规则。归责原则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责任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等，是在处理侵权纠纷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侵犯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问题。关于侵害知识产权的赔偿责任的归责问题，主要有三种学说：过错责任说、无过错说、混合说。理论中之所以出现如此悬殊的观点的根本在于：立法中混淆了知识产权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的不同。

2.1 过错责任说

过错责任说是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的一种归责方法。该说认为，知识产权侵权为一般侵权行为，在我国民事基本法及知识产权部门法没有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应坚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就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2.2 无过错说

一般说来，在知识产权的侵权构成上，使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侵权人是否知道他人的权利，也无论侵权人是否知道他人的权利，也无论他在侵权是是否具有主观的故意或过失，只要发生了侵权的事实，就可以认定为侵权。

2.3 混合说

此说主张对于不同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即对直接侵权行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此说的依据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确认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并要求侵权人停止有关侵权活动时，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确定是否赔偿被侵权人或确定赔偿额度时，适用过错责任。

3 我国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

虽然我国知识产权学术界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在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方面的工作却做得非常成功。在我国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这三个知识产权法，实际上采取的归责原则，是在各自侵权行为的判断上，采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在对侵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上，则采取的是过错原则。

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我国民法据此确立了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导、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补充的侵权归责任原则。同时，据第118条规定，确立了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地位。在我国，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普遍采用的归责原则，是二元归责原则，在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补充适用其他归责原则。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TRIPS协议第45条规定：“涉及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及私法救济诸多问题，对各缔约方相关国内立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TRIPS协议第45条的标题是损害赔偿，该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即主观过错，也就是说，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害赔偿以侵权人有过错为归责原则，这一条款肯定了过错责任原则是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王建平主编.民法学（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2］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郑成思.TRIPS协议逐条讲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侵犯知识产权范文第10篇

1、积极开展车用燃油专项整治。按照《省工商局关于开展车用燃油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车用燃油专项整治，加大对车用燃油的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销售质量不合格车用燃油和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行为。

2、开展集中整治空气和饮用水净化类生活用品专项行动。针对市场上出现部分经营者在空气和饮用水净化类生活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情况，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空气和饮用水净化类生活用品专项行动。

3、积极开展2015红盾网剑专项行动。按照《省工商局关于印发2015年“红盾网剑”专项执法行动方案的通知》（工商发〔2015〕13号）的要求，突出对网络交易平台的重点监管，深入开展2015红盾网剑专项行动，坚决打击网络商标侵权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二）积极做好各项重点工作

1、严厉打击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查办商标侵权大要案件，规范商标行为。以高知名度商标、涉外商标、地理标志、农产品商标和绿色食品标志为重点，围绕食品、农资、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等行业，依法查处商标侵权行为和商标违法使用行为，督办查办一批重大商标侵权案件。加强商标行为监管，依法查处商标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商标市场秩序。

2、继续整治不正当竞争突出问题。加强对实体经营者网上经营、宣传的监督检查，实行网上网下结合，加强对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保护；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积极查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促进创新发展。

3、进一步加强农资监管工作。深入推进红盾护农工作，进一步规范农资经营行为，突出打击销售假冒伪劣肥料、农机具、农膜等违法经营行为，切实解决农民生产后顾之忧。

4、强化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工作。进一步做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贯彻实施工作。围绕家用电器、服装鞋帽、装饰装修材料、交通工具等涉及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重点商品和有关服务，组织安排2015年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指导各地开展抽检并依据抽检结果开展监管执法。组织开展农村商品质量和儿童用品质量等专项整治。会同或配合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开展消防产品、建材市场等专项整治，积极开展行业治理整顿，促进商品质量源头治理。

5、强化违法广告查办工作。依托广告数据中心，以传统媒体为重点，开展重点领域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突出案件查办重点，对于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药品、医疗、食品等类别虚假违法广告案件一查到底，加大对违法主体的惩治力度，建立完善广告信用“黑名单”制度。认真落实新修订的《广告法》。

（三）认真落实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

认真贯彻落实《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和《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公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意见（试行）》，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健全工作机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门户网站或者专门网站等及时全部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二、组织机构

省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办公室、人事处、法制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处、企业处、市场处、个体处、外资处、消保处、网络与合同处、商标处负责人组成，统一组织领导全省工商系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督促检查工作落实情况，协调查处、督办跨市地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重大案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商标处，承担综合汇总工作。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要加强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落实方案，精心组织、层次分解，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有利氛围。以网络市场监管、农村市场整治、商标专用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广告法》修订等方面的内容为重点，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增强正面舆论引导力度，扩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加强重点舆情监测与分析，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

（三）加强工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的领导及相关人员要增强大局和整体意识，上下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将专项整治与日常执法工作有机结合，确保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取得实效。

（四）加强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网络和政务公开受理窗口的作用,提供快速、便捷的举报、投诉、申诉和咨询渠道,及时发现违法线索,及时移交、依法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