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法范文

知识产权保护法篇1

[关键词] 刑法保护;刑罚配置;资格刑;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 D9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187-03

[作者简介] 余向阳,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刑法､民法;

郑小明,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知识产权法｡(广东 广州 510090)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历程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属于无形财产,因而极易受到侵害,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始于1979年的刑法,在我国旧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假冒商标罪,而且对商标权的保护仅限于“工商企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随后,1982年至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商标法和专利法,并将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归入到假冒注册商标罪中,并规定了假冒专利罪的刑事责任｡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假冒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提高了假冒注册商标罪的量刑幅度,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新增加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并且规定了相应的处罚｡

1990年的著作权法并未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问题,直到1994年制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才规定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1997年10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七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涉及商标､专利､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大部分内容,与TRIPS的有关规定相比,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高于 TRIPS规定｡根据TRIPS的规定,受保护的知识产权只有七种,刑事保护内容只涉及商标权和版权,而我国新刑法保护不仅包括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权,它共涉及7个罪名｡

二､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主要缺陷

(一)罪状缺陷｡罪状是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我国刑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现有罪状存在缺陷,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主要表现在:

1.保护范围过窄｡首先,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范围过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的高速发展,有关技术措施和权利信息的保护许多国家已纳入到著作权刑法保护中,而我国在著作权刑法保护中对于技术措施和权利信息等网络技术环境下出现的著作权保护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其次,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仅限于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且必须具有实用性,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法国刑法第418条､比利时刑法第30条等,都没有实用性的要求,条件过于严格不利于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再次,刑法将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客观行为限制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这一范围内,其行为并不包括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根据商标法与WTO规则的规定,服务商标与商品商标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我国刑法对服务商标没有给予同等的保护｡我国假冒专利罪仅限于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而冒充专利行为和专利侵权行为则完全被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事实上冒充专利的行为欺骗了公众,侵犯了国家专利管理制度,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会造成公众对专利权产品的信任危机,因此,冒充专利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亚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有必要将冒充专利行为规定为犯罪｡

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指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才能构成犯罪,这样规定限制了刑法的保护范围,因为有的侵权行为即使没有对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却已经严重侵犯了权利人的利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并没有这样的限制｡

2.主观要件不合理｡犯罪目的是犯罪人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追求,犯罪目的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仅仅是犯罪构成的选择要件,然而,我国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却规定了“以营利为目的”,而对侵犯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权的犯罪没有这样的规定,即出于其他目的侵犯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权可以构成犯罪,而出于其他目的侵犯著作权,则不能构成犯罪｡现实生活中许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其主观上并没有营利目的,有些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报复毁损他人名誉､毁坏他人作品声誉,就其危害性而言,这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与出于营利目的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危害后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罪状中附加目的要件,无疑缩小了刑法保护的范围｡从世界范围看,TRIPS协议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并没有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英国1984年《数据保护法》35章15条规定:与计算机服务社经营者提供的服务相关的被服务者的个人资料,除非得到被服务者的预先许可,不得被计算机服务社经营者披露｡任何故意或过失违反本条规定的人将构成犯罪｡其中就没有规定行为人必须具有营利目的,而且“过失”也构成犯罪的｡德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也没有“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只要在法定许可情况之外未经权利人同意,不法使用了其作品就可以构成犯罪｡

从主观方面看,我国刑法第219条第2款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其中,“应知”的主观心态是应当知道由于疏忽大意而不知道,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可见,在我国即使是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也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精神,过失行为只有严重且具有较大的危害性才需要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这种过失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纳入到民事制裁或行政制裁就足够了｡相反,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他人专利,主观上故意并极其严重的专利侵权行为因刑法未作规定而不能纳入刑事制裁,这样显然不利于专利权的保护｡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刑法规定,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犯罪,而故意严重的专利侵权行为却不构成犯罪,显然是不合理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其目的是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鼓励公民发明创造,因此,刑法对专利的保护应侧重于保护专利权人的权利,对于情节严重的专利侵权行为刑法应当给予保护｡

(二)赔偿缺陷｡首先,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上,不管是商标､专利还是著作,往往都倾注了权利人大量的心血,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主张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权利只包括物质损失,而没有精神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再次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利用刑事程序虽然能有力打击侵权行为,权利人却不能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被侵权人一般不愿意寻求刑法保护,导致实践中动用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件并不多,大量案件出现“以民代刑”或“以行代刑”现象｡

其次,知识产权的被侵权人更关注的是其经济损失是否能得到赔偿,然而,我国刑法并没有充分重视对被侵权人实际损失的赔偿｡国家在立法时,未把知识产权作为财产加以保护,立法指导思想更多倾向于保护公权利,而对知识产权私权保护不够｡在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犯罪的侵权物品和违法所得没收后上缴国库,往往导致对被处罚的犯罪人无力对被侵权人进行经济赔偿｡

(三)级别管辖缺陷｡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审由中级法院受理,但许多影响较大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基层法院却可以受理｡众所周知,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涉及侵权人的人身自由,错判将对当事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一般来说,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更高,而基层法院技术力量和法官知识产权审判水平相对较弱,有些司法工作者不能正确把握立法精神,不能完全理解法律条文,因此很容易发生错案｡

三､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构想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为了增强刑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立法机关对刑法进行修改时,应当充分考虑以下构想:

(一)扩大刑法保护范围｡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扩展至技术信息领域,以充分保护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不仅仅以违法所得为标准,增加以侵权的销售数量为定罪量刑标准,因为权利人的损失与侵权人销售数量有关｡扩大商业秘密的范围,去掉具有“实用性”的限制,以便能更好地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也能使我国有关商业秘密的保护规定与TRIPS协定一致｡另外,关于定罪标准问题,对于严重侵犯了权利人利益的行为虽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也应纳入刑法保护｡扩大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保护范围,增加对服务注册商标的保护,明确规定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也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将刑法第213条修改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或者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假冒专利罪修改为“假冒专利,情节严重的”行为,删除“他人”二字,以便包括假冒专利和冒充专利两种行为｡

(二)完善犯罪主观要件｡借鉴英国､德国､法国刑法,只要有侵权事实和结果存在,不论侵权人采用何种方式,都可予以刑事处罚,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并不重要,因此建议我国刑法取消侵犯著作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将是否具有营利目的规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这样规定和TRIPS协定也是一致的｡

严格限制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构成,将所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要件全部限定为故意,修改刑法第219条第2款的规定,将该款中的“应知”去掉,修改为“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对于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再纳入到刑事制裁的范围内,即侵犯商业秘密罪修改后主观上必须是故意才构成犯罪,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

(三)完善罪名体系｡增设反向假冒商标罪,我国《商标法》明确规定了反向假冒商标行为,实际上“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这种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与假冒商标行为具有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在国外,如澳大利亚《商标法》第148条,葡萄牙《工业产权法》第264条都将反向假冒商标行为规定为犯罪｡建议修改我国刑法,增设反向假冒商标罪的规定:“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者明知是撤换商标的商品而出售,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增设侵犯专利权罪,我国刑法只将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非法实施专利的行为,使专利权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其社会危害性较之假冒专利的行为更为严重,为了加强公民的专利保护意识,更好地保护专利权人的权利,将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行为纳入刑法保护是十分必要的,在法国侵犯专利权罪,处2年以下监禁及100万法郎的罚金,在德国侵犯专利权罪判处罚金或者1年以下的监禁｡因此,建议修改我国刑法,增设侵犯专利权罪,其刑事责任建议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另外,为有效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增设进出口侵权货物罪､假冒商号罪､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罪等｡

(四)完善刑罚配置｡完善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配置,建立以罚金刑和资格刑为主,自由刑为辅的刑种体系,并依据不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确定不同幅度的罚金刑和资格刑｡

增设倍比罚金刑,我国刑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罪未规定具体的罚金数额,也没有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容易造成裁量的偏差,不利于执法的统一,建议参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偷税罪罚金刑的规定,以知识产权犯罪的侵权数额为基准,对侵犯知识产权罪规定单处或者并处侵权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这样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且更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知识产权犯罪｡

增设资格刑以剥夺或者限制其从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业务资格,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中,财产刑或自由刑很难从根本上制止行为人再次犯罪,一些犯罪分子在执行完一定刑罚之后,又重操旧业｡在法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可能面临自由刑､罚金,还可能被判处一定的资格刑,我国仅有剥夺政治权利,且不适用于知识产权犯罪,而资格刑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制止犯罪人继续犯罪,还可以对其他人起警示作用,具体适用上可根据罪犯的恶性程度,处3年资格刑､3-10年资格刑､10-15年资格刑或终身资格刑｡

(五)加强对被侵权人的保护｡目前,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要么采取当众销毁的方式对侵权物品进行处理,要么予以没收上交国库,从而导致侵权人可能无力赔偿｡因此,被侵权人一般不愿利用刑法救济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侵权物品和违法所得,多数国家均规定没收后交给被侵权人以作为对其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建议我国刑法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对于侵权物品及各种违法所得,一律予以收缴,并交给知识产权犯罪的被侵权人,这样可以确保被侵权人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实现刑法的正义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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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riminal Law , Series Editor :D G Cracknell, Editor: P N Hollick,OLD BAILEY PRESS, Third edition,1997.

知识产权保护法篇2

世界知识产权体系所恶意创设的症结在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过度维护本国优势和跨国巨头的垄断利益，严重扼杀发展中国家和后来竞争者的发展与创新。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知识产权斗争的核心，发达国家现在想要做的，不过是在自己爬上楼之后，就撤掉发展中国家借以向上攀登的梯子。“梯子”是世界知识产权斗争的本质所在，知识产权跨国巨头成了现存世界知识产权体系客观上的受益者。知识产权的理想状态正是“完美无缺的财产”;其目标是“完美无缺地控制”。例如，劳伦斯•莱斯格教授曾言:“美国人是有些精神分裂，一方面，在知识文化发展上，重视自由，鼓励创新;但另一方面，却采取极端保护主义的版权法律架构，垄断知识，压制创新。”“但无论如何，这绝非早期建国者对于知识产权和知识公有领域的构想和初衷。”①世界各国都希望自己能在知识产权领域有一席之地。一国对其国产软件企业保护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企业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这一点上看，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就拥有了未来。然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秩序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过多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科技发达的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已经掌控了数量庞大的知识产权，并依此获得了世界市场的现有优势和垄断地位。数十年以来，通过创新开发出Windows与Office等软件的微软公司，成了现今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直接和主要的受益者。微软以反盗版或者验证正版为名，大规模推进“黑屏”计划，直接危及“网络安全”，损害了装有微软软件的电脑正常运行，以及广大用户的正常学习工作的权利。虽然微软的这一行为客观上可能促进人们尊重知识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觉醒与行为自觉，进而可能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但是，这并不利于在公平合理的知识产权国际法保护的法律框架内实现人权的国籍保护。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人文思想、价值观念及其影响的过程中，各国学者更加注重对人类自身的审视和对人的价值诉求的新思考，乃至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新的思潮、新的理念。②对人性的深入探索和人的全面发展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思潮。由此，应该坚持以国际社会本位理念和构建国际民商法律新秩序为价值目标与内涵，思考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可能给“网络法治”的构建、“人权保护”的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危险和冲击。以“微软黑屏”为中心，要处理好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人权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公有领域保有)之间悖反关系的话，需遵循以下几方面的法则:

(一)“私力救济”应以“国际社会本位”为思想边界

无救济即无权利。“救济是纠正、矫正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损害的不当行为的权利。”③倘若可以从民法上寻找“微软黑屏”的合法性依据，那么“私力救济”或“自力救济”可能是最佳解释方案。“私力救济”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主张权利?其边界问题，可以从传统民法学、社会学等理论关于“私力救济”的复杂论证中寻找答案。④尽管国内外法学界关于“私力救济”的认识不相一致，①但一般认为，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的“私力救济”是指权利受害方在情况紧急且迫不得已时，以维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为目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必要限度内实施自卫、自助或自救等行为去制止不法侵害，且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方式的总称。早期的人们在简单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各种利益冲突，进而出现了侵害权利的现象，但因当时并没有公共权力机构(政府)，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等冲突解决方式就出现了。可见，私力救济是人类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最原始、最简单的救济方式。私力救济应以正义为道德基础和首要价值，以效率为经济目标，以秩序为制度追求。在正义、平等、安全和自由等价值体系中，秩序为其他价值目标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制度保障。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博登海默指出: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绝不是人类所作的一种任意专断或“违背自然”的努力。……那种倾向是深深地根源于整个自然结构之中的，而人类生活正是该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②随着国家公共权力渐趋发达和社会规范(如法律)日趋完备，个人的权利就逐步由国家公共权力来保护，公力救济日渐发达，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古代及中世纪以私力救济为原则，现今则以公力救济为原则。”③微软公司的行为无疑已经违反了这一根本原则，同时也背离了国际社会本位理念。所谓国际社会本位，是指国际法将进一步深入到某些传统上纯为国内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去，一国的法律遵循某些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成为客观要求，个人乃至国家为民事法律行为或行使民事权利，都应考虑到不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④作为后现代法学思潮、新自然法思想与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等法学思潮的载体或精神，它科学地坚持了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有助于法律更好地实现人类对于诸如正义、自由和平等的普遍价值诉求。所有国际法律制度的行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组织和个人，在行使自己享有的各种权利和权力(包括)时，都不能不受到更高层次的利益、正义与需要的约束，即受到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普遍的国际社会正义与构建和谐的国际法治社会的需要的约束。⑤国际社会本位理念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国际法治环境，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保护弱方利益，有利于推进全球问题的解决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由此来看，“微软黑屏”所宣扬的非法性“私力救济”无疑是当今网络法治社会中的一大败笔。它俨然上演了一股强势逼人的态度和做法，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无异于“野蛮”。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两个问题:“法治世界”里“私力救济”的边界在哪里?“人本”是否应成为个人权益主张的核心价值取向?而这就是公众利权意识的觉醒，更是“人本思想”的一大飞跃。倘若不从“人本”出发，微软的黑屏行为不仅仅只是伤害了其用户，而且还会适得其反、自食其果。任何非法性非理性地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人和行为必然遭受世人的唾弃和社会的谴责。“微软黑屏”给现有的国际民商法律秩序添了一道伤疤，同时引起了世人的反思与“法格觉醒”，⑥必将加速国际民商法律新秩序的到来。

(二)构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新秩序应坚守平等原则及容忍义务

当今世界，盗版和侵犯知识产权等一些不文明行为是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深恶痛绝和明令禁止的，①但其总有存在的现实可能和合理空间。在黑格尔的哲学范畴中，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②因此，各国公司或企业在不断提升自身知识和技术水平以防范盗版和侵权行为的同时，也需要对此多一些理解和包容。诚如劳伦斯•莱斯格教授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之讽喻:“偷书是一项高贵的罪行。”③有趣的是，这也似乎印证了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所言的“窃书不能算偷”这句话。亦即，应该花更多一些时间和耐心去正视和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各国基于发展基础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使得这个世界上还大量存在着无法获得公正和平等对待而又紧迫的需要。例如，对于知识产权问题，不能单纯地用发达国家的目光和思维去审视、思考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客观事实、发展需要和对价格的承受能力。既得利益者不能基于这种“先天的客观不平等”，而去遏制后来竞争者或者要求相对弱势的人支付对价。这本身就是一种实质的不平等。基于现实不平等的形式平等就是实质不平等。博登海默先生认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④在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和健康的法治环境的历程中，人类必须坚持这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基本价值。国际民商法律新秩序的构建与和谐法治世界的营造需要国家、各种组织乃至个人的共同努力。如果说，托夫勒预言并勾勒了信息时代的宏观视野，尼葛洛庞帝宣告并描绘了信息时代的到来，那么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为真正面对的信息时代制定新规则。因为规范网络空间的法律规则将直接决定与塑造生存的未来，这些规则绝不能照搬旧工业社会的一切，绝不能仅仅体现那个时代既得利益者的意愿，而应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和全人类共同进步的历史广度，重新制定。⑤事实上，综观西方民法典及其民法学，不难发现:整个西方社会可能尚未养成“平等待人的习惯”。⑥这从国际贸易谈判步履维艰的情势中也可以寻找到答案。⑦然而，在国际民商法律秩序中，“平等互利”作为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地位早已被确立。⑧萨维尼(Savigny)在1849年指出: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决定了各国在处理案件时，最好采取互惠原则，并坚持内外国人之间的平等。在国际交往的国家之间存在一个跨国性普通法(或共同法)的观点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广泛的共识。⑨一国在处理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时，应该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既平等地对待关系双方利益，也不至损害第三方的正当权益。然而，如果只满足于形式上的平等互利，而不从国际私法制度来保障实质上的平等互利，仍将不能推进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也不能推进国际民商新秩序的建立。瑏瑠诚如沃尔夫所言，国际私法的立法者必须记住一个社会的利益，而那个社会既不是他本国人的社会，也不是每个国家或每个民族的社会，而是全体人和整个人类的社会。瑏瑡世界范围内，自然法的复兴以及各种具有强烈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征的当代社会思潮①也证实了人们对于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基本价值的普遍诉求和真实回归。回顾总结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与趋势，以解决双边或多边法律规范冲突的为逻辑起点的国际私法的本质就是要“平等”地对待国内外法律及其规范的人与物。没有人会怀疑:知识产权(甚至科技)发展与保护的核心本质和终极目标是“人”。“人”是整个法律制度的中心。“人”是法律存在的惟一理据。②德国学者沃尔夫在其《民法通论》中就把人这一享有自由和尊严但同时也负有责任的主体作为私法价值体系的基础，并置于私法的中心地位。③“微软黑屏”行为让我们看到，“人本”思想和国际社会本位理念乃维护、促进国际社会法治秩序和人类共同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公共秩序与个体权利主张之间冲突时应先保障前者

公共秩序与个人权利主张的博弈实质上是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孰高孰低、孰先孰后的问题，亦即一个深层次的价值选择问题。微软绕过现有法律规范及其法律程序，径自采用“以牙还牙”的原始报复手段直接打击“非正版受害用户”或“盗版用户”。无法想象，该行为一旦不受法律约束，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后果甚至灾难。对于任何权利的主张与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倘若当事人自己能够不受限制地径直采取所谓“自力救济”或“私力救济”的手段，那么这又与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有何分别?整个人类社会还有什么秩序可言?有两个以上的人共同生存的地方就必有规则，秩序是支撑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脊梁。任何国家或个人保护知识产权，都不应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知识或技术而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微软的知识产权是通过法律获得并受法律保护的。在侵权行为发生后，首先应当诉诸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不是避绕之。但事实是，微软公然藐视法律、拒绝协商，并一意孤行采取“强保护”(推进“黑屏计划”)，甚至以暗箱收买等“阴招”封嘴，希图蒙蔽公众的眼睛。这一系列公然挑衅法律和良知的强势行为既伤害了公众用户，也损害了自身利益。“微软黑屏”行为已经对“法治世界”进程中的知识产权公有领域(公共秩序)产生了极大冲击。微软黑屏计划扰乱了互联网正常秩序，诱发了当年最大安全漏洞(代码为MS08－067)，从而使得黑客可以利用此漏洞发动大规模远程攻击。相当一部分电脑用户为免受“黑屏”之苦，关闭了系统自动更新。电脑无法通过自动更新及时为系统打上补丁，从而使电脑暴露在黑客攻击之下。这些无疑会给电脑用户，尤其是关闭自动更新的电脑用户带来极大风险。不难看出，“微软黑屏”行为是逆势而为，公然倚仗自身的垄断地位和绝对优势扰乱“公共秩序”。④在这个案例中，面临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必须进行选择时，微软公司仍然一贯地坚持“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不惜危害社会利益而采取“黑屏”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

二、结论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和保护从来就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因而知识产权保护本质上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制约。科学技术正在渗入到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之中，科学技术都已不再仅是传统的“工具”，其意识形态作用越来越得到现代西方思潮的重视。从宏观上看，被西方强国操纵的世界经济秩序实质上既把社会资源由“穷人”转移到“富人”，又是“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广泛干涉和压制;“所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某种方式继续殖民主义”。无怪乎，有学者形象地称，“赢家通吃是知识产权领域最显著最核心的本质”。“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家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与‘国际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情势下，在具有积累性和交互性特征的科技发展进程中，某些占垄断地位的公司或企业对关键创新不恰当地“强保护”可能会延误自身与竞争者创造出更有用的新科技。这不利于创造者与后来者之间的竞争，也导致了创新投资的重复。此外，它还一定程度地导致创造者致力于改进已有专利或作品，而不是创造出真正的新知识，因而，其自身也可能带来资源浪费。而且，在推进人权保护和构建“网络法治”进程中，现今世界知识产权体系和各种“法律漏洞”中可能已经滋生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某些垄断巨头(如微软公司)绕过法律而径自采取的所谓“强保护”措施(如“黑屏计划”)，必定会导致“以恶制恶”、“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思潮和私暴力行为的复起。倘真如此，这将是对几千年文明法治和人权发展的极大挑战，或是人类社会的严重倒退。事实上，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一定会推进知识技术和产品革新。譬如，麻省理工学院所作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完善以来，软件行业的研发速度实际上早已变慢，但以信息共享为基础的某些特定行业更能从信息公开分享和公开竞争中获益。

因此，在现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中，首先应坚持国际社会本位理念，将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民商法律新秩序作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目标与内涵。其次，知识产权保护不应偏离普遍的人权诉求和知识产权公有领域的真实存在，要在互利共赢的精神指引下，正确处理知识产权所有者个体利益与全人类集体利益的关系。最后，知识产权所有者要在各国法制框架内寻求法律保护，并对普通消费者对其产品的消费负有一定的宽容义务，而不应效仿微软恃强凌弱，径自实施“强保护”的侵权行为。在历史上，当美国身为发展中国家时，本身也是个“盗版国家”，利用盗版知识，加强自身文化，吃了欧洲知识拥有者的免费午餐。亦即，应逐步消除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人权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公有领域的合理保有)之间的悖反因素，推进二者融合互动关系，切不可顾此失彼，让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沦为少数(掌控科学技术财产权利)的人剥削压榨大多数(不可能掌握科学技术财产权利并有科学技术等知识消费需求)的普通劳动者的新的“恶法”。综观欧美国家大财团为保护自身利益所进行的“立法游说”、“操控立法院”等历史事实，在构建法治国家和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尤其应防止和避免少数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法律机制，公然掠夺剥削普通民众的权利，必须以“法律留白”、“确定科学技术研发总投入与收益回报的合理比例”等严格限制其产权收益的方式，公平保护好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防止知识产权沦为合法谋取暴利的手段。不能因为要鼓励科技、文化艺术等发展创新，就一味倾斜、不顾公平正义价值诉求，让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剥削奴役绝大多数成为合法(但不合理)的事实。倘真如此，这便是“恶法”。实际上，大家不应忽略的一点是，无论哪个国家，掌握科学技术等知识产权的人总是占人口总数的少数，而有能力左右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司法乃至操控整个知识产权法律机制的，只是属于这部分的少数人。

知识产权保护法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完善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国际上广为使用的一个法律概念，起初称为“无形产权”（Intangible property），主要包括著作权（copy Right）和工业产权（Industrial Property）两大类。根据《成立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67年）第2条的规定，知识产权的范围主要包括：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权利；对演出、录音和广播享有的权利；对一切活动领域内的发明享有的权利；对科学发现享有的权利；对外观设计享有的权利；对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和标记享有的权利；对制止不正当竞争享有的权利；以及对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里一切其他智力活动成果享有的权利。[①]在我国，知识产权是对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明权、发现权、商业秘密、商号、地理标记等科学成果权在内的一类民事权利的统称，是人们基于自己的劳动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中的成果和经营管理中的经验、知识的结晶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②]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利，在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③]同时，知识产权又是一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有机结合体，它具有与一般的财产权不同的社会价值，对其进行刑法保护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我国通过对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规的立法与修改补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初步建立了一个法律系统。然而在刑法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本文拟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出发，结合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对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一、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指通过刑法（本文所指“刑法”指我国1997年刑法）来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就是说立法者将一些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给予其刑法制裁，以刑罚作为手段，通过刑事程序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以保护知识产权，从而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和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秩序。 [④]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之一，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后防线。知识产权具有与一般的财产权不同的社会价值，是一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有机结合体，它有着特殊的存在形态，主要表现为智力成果。智力成果的创造需要权利人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成果却很容易被复制或使用。因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成本极低，无需犯罪人冒生命的危险，对罪犯的个体自然条件要求不高，而且在知识产权犯罪的开始阶段，来自被害方的抵抗阻力几乎为零，犯罪的实现难度很小。尤其重要的是，知识产权犯罪的收益性非传统自然犯罪所能比，一项知识产权的开发往往需要投资几百万甚至上亿元，建立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侵权人在几天之内即可坐享其成。这种特点使一些市场主体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惜采取非法手段侵犯知识产权、降低竞争成本，从而进行不公平竞争成为可能和必然。市场经济中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大量存在，侵犯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这种状况也违背了刑法对公正的追求，使刑法的介入成为必然：为了公正地保护平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必须控制这种由利益驱动的侵权行为；只有加大侵权人对为侵权行为时可以意识到的将要承受的惩罚的畏惧才能够有效控制侵权行为，而在各种法律手段中最有可能、最有效遏制这种侵权行为的只有刑法规定的刑罚。其次，刑法的保障功能决定了刑法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刑法是各种社会关系法律保护的最后保障，是调整、保护社会关系的终极法律调控手段，它能够通过剥夺或限制犯罪人权利来惩罚犯罪人，同时对潜在的犯罪人发生威慑和教育作用，最终达到惩治犯罪、保障权利的目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不仅会侵犯权利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破坏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阻碍社会知识经济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危害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单纯采用民事和行政手段不能有效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发生，甚至可能愈演愈烈。

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日渐完善，人们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功能也越来越重视，反映在法律条文上，便是从无到有，从薄弱到强化，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对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及相关配套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继颁布，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概括起来，我国刑事法律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对著作权的保护中，1979年刑法分则、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均未有侵犯他人著作权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1994 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列举了侵犯著作权的种种情形，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也规定了法人犯罪。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将“侵犯知识产权罪”单列一节，规定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四种严重侵犯著作权所构成犯罪的情况，以赢利为目的的销售侵权复制品所构成犯罪的情况。第220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单位犯罪。刑法相应各条规定了单处或并处罚金、拘役及最高刑为7年的有期徒刑刑罚方法。

（2）在对专利权的保护中，1979年刑法没有将侵犯专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1985年4月施行的专利法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却实际上确立了假冒专利罪，该法第36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20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了假冒专利罪，并在第220条中规定了该罪的单位犯罪。对“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3）在对商标权的保护中，1979年刑法第127条中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该条文保护的范围很窄，而且处罚也偏轻。1983年3月1日起施行的商标法的规定也同样不尽完善，1993年2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别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和《补充规定》第2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犯前两条罪的对单位制处罚金”。1997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了非法使用、销售、伪造、擅自制造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所构成犯罪的情况，第220条规定了以上各罪的单位犯罪情况，并在相应条文中分别设定了并处或单位罚金、管制、拘役及最高刑为7年的有期徒刑的刑罚。

（4）在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中，1997年以前，除了《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外，大都规定在行政法规之中，对于较为严重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没有作犯罪处理。最高法院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于1994年下文规定对于非法窃取重要技术秘密的行为，以盗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219条增设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第220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单位犯罪情况，并在第219条中规定了并处或单位罚金、拘役及最高刑为7年的有期徒刑的刑罚方法。

（5）此外，在司法解释方面，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并于2004年11月2日最高院审判委员会第1331次会议、2004年11月11日最高检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自 2004年12月22日起实施。《解释》中，具体规定了侵犯商标罪、侵犯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情节严重”的情形和“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的具体范围；规定了如“相同的商标”、“销售金额”、“非法所得金额”等的基本涵义；规定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明知”的四种情形；规定了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实行数罪并罚的情形；也规定了对单位实施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单位实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同时规定，对“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货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条件，或者提前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运输、储存、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

三、关于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的几点建议

尽管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已初步建立了一个法律体系，在实际运用中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但是，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任务更加繁重。作为调整社会关系、保护合法权益最后和最强有力手段的刑法理应在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由于刑事立法滞后，犯罪现象尽出不穷，犯罪手段“日新月异”，传统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规定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存在不少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

（一）关于著作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217条、第218条具体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

（1）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范围过窄，已不适应著作权保护的需要。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在大多数国家都相当宽松，具有不断拓展的趋势。各国刑法所保护的著作权作品，目前一般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电影、建筑作品、表演作品、电视节目、民间艺术作品以及科学技术的表现形式（包括电脑程序）以及与著作权产品相关的物质如（台湾地区刑法条款保护的制板）。①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有关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法律保护不仅已被提到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层次，而且还被部分国家纳入到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之中。我国对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与大多数国家没有太大差异，但对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网络技术环境下出现的著作权保护的新现象，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鉴于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实际发生情况，有必要加紧对此类问题的立法研究，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扩展至技术信息权利管理措施，以充分保护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2）刑法着重对著作财产权的保护，忽视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从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四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可以发现，被刑法保护的财产权的种类有复制权、出版权、发行权，而对人身权保护的只有署名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大多数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从表面上看是直接侵犯了著作者的著作财产权，但这些行为往往也同时侵犯了著作者的著作人身权，甚至首先侵犯的就是著作人身权。从各国著作权保护的法益来看，基本上都对著作权和邻接权、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给予同等保护，对于侵犯著作者的其他著作人身权的行为，一概不予刑罚处罚。相比对著作财产权的规定，我国刑法对著作人身权的规定仅在第 217条第四款以“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简单规定，显然与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的实质特征是不相符的。因而，一方面为了弥补刑法对侵犯著作人身权的犯罪的不足，另一方面为不打乱刑法条文的次序，维护其完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建议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设增设侵犯著作人身权的犯罪。如增设侵害已亡作品作者著作人格权罪、不履行注明义务罪等罪名。具体可以将该“修正案”插入刑法第217条，标号为第217条之一。条文规定：侵害已亡作品作者著作人格的；不履行注明义务的；等等。这样对著作权的保护将更加完善。

（3）在对侵犯著作权罪状设计上，我国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过于限制。许多国家都尽可能放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减少限制性要求，以严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扩大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范围。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要件，仅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至于是否有营利目的，于犯罪的成立不发生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展趋势。[⑤]相比之下，我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显然已远远滞后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立法发展趋势。我国刑法第217条、第218条的规定明确了侵犯著作权犯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必须“以营利为目的”。我们认为，刑法这种限制是没有必要的。行为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并非一定是为了营利，也可以是出于其他目的，如出于报复毁损他人的名誉。但是出于其他目的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危害后果与出于营利为目的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可能并没有区别。仅仅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侵犯著作权行为为犯罪行为从逻辑上是不合适的。再者，我国刑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规定所保护的四种权利中，仅仅只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了“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而对侵犯专利权、商标权和商业秘密的行为则没有此要求，甚至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都将“以营利为目的”的前提删除了，刑法这样区别保护是不妥的。因此我们建议取消侵犯著作权犯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即将刑法第217条、第218条中的“以营利为目的”删除，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的故意严重侵权行为都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也符合TRIPS协定关于各成员国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以故意的具有商业规模”规定范围的法理内涵。

（二）关于专利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

对于侵犯专利权的犯罪，刑法只规定了一个罪名，即假冒专利罪。刑法第216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1）对侵犯专利犯罪行为范围的界定过窄，应当拓宽保护范围。我国刑法对假冒专利罪仅在第216条中一句话予以概括，两高在2004年12月22日起颁布实施的《解释》也只规定了四种“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犯罪情形，但对《专利法实施细则》第85条规定的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五种行为，都没有规定为犯罪。因此，刑法只规定假冒专利罪而未规定非法实施专利罪，实际上是只保护形式，而不保护实质内容。根据专利法第59条的规定，冒充专利行为是指“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而不可否认的是，冒充专利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能并不小于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两者同样是作假行为，都能达到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对情节严重的，都应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我们认为，专利法第59条对此类行为规定仅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任改正，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我们应将这五种行为犯罪化，充分发挥对专利权的保护作用。

（2）对侵犯专利犯罪的制裁力度不够，处罚力度有待加强。侵犯专利犯罪与侵犯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犯罪同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程度都类似，刑法也都将他们归于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相比之下，在某种程度上，专利权的获得比其他三种权利的获得所付出的劳动要大得多，而刑法对侵犯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按重罪和轻罪规定了二级处罚制，而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却没有这种区分，仅为一级刑事处罚，即只处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有必要将刑法第216条规定的刑期修改，以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期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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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13条、第214条、第215条对侵犯商标权犯罪分别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三个罪名。但刑法规定的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商标专用权人的权益。因此，建议将下列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化：

（1）直接侵犯商标权行为。直接侵犯商标权又称直接侵权，是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为了商业目的在相同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擅自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行为。[⑥]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刑法只有第213条规定了直接侵犯商标权犯罪，而此条也仅仅只规定了“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为犯罪。刑法的如此规定使得实践中有许多侵权人钻法律的空子，使用与他人的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将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用于其他商品，侵权而不犯罪。

（2）反向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根据商标法第52条第4款规定，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是指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行为。反向假冒商标行为非法割裂了商标与所标识的商品或服务之间的联系，使二者分离，从而导致经营者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智力建立起来的无形资产的丧失，给消费者造成了混淆和误认，它与普通假冒商标行为具有同质性，都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具有类似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大幅度上升，我国企业正在国际市场寻求提高竞争力的途径，实施创品牌的“名牌战略”，反向假冒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将成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一大障碍。然而，对于反向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我国刑法却未作为犯罪加以规定。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商标权，与商标法及相关国际条约相协调，我们认为我国刑法也应将反向假冒注册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3）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虽然刑法第123条规定了“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认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犯罪情形，但我们认为此条并不逻辑地当然包括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1997年及此以前修订刑法时没有规定此罪，主要是由于当时服务项目注册的情况在国内实际生活中很少出现，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也不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法治意识的加强，人们对其提供服务项目的保护的认识不断提高，申请服务注册商标逐渐增加，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也日益增多。根据商标法与WTO规则的相关规定，服务商标与商品商标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商标法第4条规定：“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TRIPS协定也把服务商标与商品商标同等看待。[⑦]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不断深化，当前我们应该对与商品贸易相关的商品商标和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服务商标予以同等的法律保护，应将假冒注册服务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刑法条文中明确地加以规定。

因此，针对上述刑法关于专利权保护规定的不足，我们认为，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刑法第213条修改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或者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在第213条后增加一条：“未经许可撤换他人商品上的注册商标或者明知是撤换商标的商品而出售，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关于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219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了相关规定，但我们认为，若从以下方面将该条修改补充，则能使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更为完善。

（1）对商业秘密的定义过于严格，应扩大商业秘密的范围。刑法第219条规定，只有“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的才能纳入商业秘密的范畴。而TRIPS协定第39条规定商业秘密的成立条件有三个：是保密的，即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就其各部分精确的排列和组合而言，该信息尚不为通常处理该信息的人们普通知晓，或不易被他们获得；因为保密而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由该信息的合法控制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了合理的步骤以保持其秘密性。[⑧]这使得 TRIPS协定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范围比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要大得多，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对商业秘密的限制过于严格，往往有许多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而实质上具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我国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权益遭受损害而得不到刑法的保护。因此，去掉具有“实用性”这个限制不仅能更好地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也能使我国有关商业秘密的保护规定与TRIPS协定相一致。

（2）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方面。刑法第219条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我们认为，此处规定“应知”不妥。刑法这样规定是针对第三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应知”意味着应该知道而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或其他方面的缘故而没能知道，其法理内涵实质为过失，这也就意味着侵犯商业秘密罪有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我们通过刑法第219条可以发现，该条前三款所规定的都针对的是第三人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都是故意犯罪，最高刑为7年。如果将“应知”而“为”的也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和前款规定并列同等行罚，则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混为一谈，显失公平。因此，有必要将刑法该款规定修改为“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而对“应知第219条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则可另列一条参照侵犯商业秘密罪减轻处罚。

（3）增设“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随着国际经济交往不断扩大，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也伴随而来，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我国的经济犯罪活动也更加猖獗。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与利益，建议在刑法中设置“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具体可以根据刑法基本原则参照刑法第282条对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规定而设置。

（五）关于其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

（1）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国际互联网络的运用，一方面极大方便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成了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伴随出现了不少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络进行犯罪活动，使得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网上对自己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盗版、走私知识产权产品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公众福利、社会安全、国家税收，侵权的严重性和行为的恶劣性已经不是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所能解决的，单纯的民事、行政等低风险救济，非但起不到罪犯应有的震慑作用，有时甚至滋长了其犯罪气焰，必须让刑法保护社会的功用介入。目前，我国处理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条件，主要是追究行为人的行政、民事责任，还没有出现刑事处罚的条例。 1991年出台的《计算机保护条例》、2000年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也没有将知识产权纳入到刑法的保护范围中。因此，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对惩治日益严重的网络侵权行为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2）明确对“地理标记”的刑法保护。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没有明确对“地理标记”的保护，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规定：“经营者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然优标志等质量标志，对商品质量作引入误解的虚假表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处罚”。其中的“产地”类似于地理标志。但是该法虽然规定了“依照商标法处罚”，却未明确规定可以按照侵犯商标罪而将其纳入刑法条文。而以地理标志误导消费者的欺骗行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危害性，与假冒商标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危害性都类似。因此，我们认为刑法也应将对侵犯地理标记情节严重的行为予以明确规定，使之犯罪化。

（3）建立对“商号”、“集成电路”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制度。我国对于擅自使用、冒用他人企业名称情节严重的行为，也只规定了民事和行政责任；2001年 4月9日颁布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确定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内容、法律责任，但未纳入刑法保护。现实中经常发生的假冒他人商号销售商品、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行为得不到刑法的制裁，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给权利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而现有法律法规对这些侵权行为的惩治和对专利人损失的挽回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我们认为应在适当的时期将其也纳入到刑法保护中。

（六）关于完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罚体系的建议

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具体规定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刑罚。概括来说：侵犯商标权、侵犯著作权、侵犯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假冒专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对单位制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该节各条的规定处罚。此外，两高的《解释》对刑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作出了相应的解释规定，前面已作简要介绍，在此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认为，无论是刑法还是两高的司法解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体系的设置，都不太合理，对罚金的具体数额也不明确，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1）建立以罚金刑为主、自由刑为辅的刑种体系，并依据不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确立不同幅度的法定刑。我国对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了以自由刑为基础辅之以罚金刑的刑罚种类，划分了轻重两种刑度。刑法的这种规定从结构上看，并不适应知识产权犯罪主要作为一种法定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性质，建议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显然这种观点与我国刑法对主刑、附加刑的适用原则有一定冲突，我们若改变传统观念，将其加以灵活运用，则能更好地针对侵犯知识产权行的社会特征，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对罪犯起到经济上的震慑作用。

（2）设立新的资格刑，并将其与自由刑一道辅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种类。目前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并不适用于知识产权犯罪，一些犯罪分子在执行完一定刑罚之后，又重操旧业。相比之下，国外则将资格刑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罚之中。其适用范围较广，包括禁止担任一定职务，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剥夺一定的权利等等。[⑨]建议对现实中出现的某些犯罪现象，借鉴国外的实际经验，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适用新的资格刑。具体适用上可根据罪犯的恶性程度，参照剥夺政治权利的年限，几年或几十年，或终身。

（3）修改罚金刑，采用“限额罚金刑”或“倍比罚金制”，增强罚金刑的可操作性。尽管两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单位犯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按照《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但整个刑法和《解释》均未对侵犯知识产权罪明确规定具体的罚金数额，也没有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的规定，使量刑时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任意性，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而建议对罚金刑规定一定的参照标准，以确定罚金数额。

四、结语

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法律不可能包罗所有社会现象，立法者也不可能预测将来可能要发生的所有社会行为，我们在强调法律的稳定性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其完整性与连续性，不断对其补充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法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诚然，修改法律并非易事，它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阻力也是不小的。我们只有通过全面系统、客观地分析现实情况，权衡利弊，不断总结完善，才能真正使法律在现实中发挥其公平、正义和效率的功能，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

刑法是各种社会关系法律保护的最后屏障，是调整、保护社会关系的终极手段，当一种行为具有违法性并且运用其他法律不足以控制此违法性时，就需要求诸刑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利，其私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需要刑法的保护，并且需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完善的刑法的保护。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才能维护知识产权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才能有效地体现刑法对民事、经济、行政法规、调控市场经济的坚强后盾作用；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才能有效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繁荣，更好地促进小康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①]赵国玲主编：《知识产权犯罪调查与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5页。

[③]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8月4日。

[④]参见姜伟主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

[⑤]李文燕、田宏杰：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第19页。

[⑥]赵国玲主编：《知识产权犯罪调查与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⑦]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论》（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⑧]谢望原、张雅：略论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载《现代法学》第25卷第5期，第62页。

知识产权保护法篇4

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方式

一、网上侵犯著作权方式

传统知识产权可分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具有地域性、专有性、时间性等特点，而网络具有自由性、开放性特点，著作一旦上网很难控制，网络著作权的保护与网络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根据我国颁布的《著作权法》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即为侵犯著作权行为。网络侵犯著作权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转载侵权。作者在网上发表的，但声明不能转载的作品予以转载的属侵犯著作权行为；虽然著作权人没有声明不能用于转载，但转载时未标明作者姓名的属侵权行为。

第二，网络抄袭与剽窃。一些单位或者个人通过剽窃方式使用其他网络上已经发表的文字、影音等资源用于非公益目的，如直接复制他人的作品或者对他人发表的内容稍作修改等，在网络上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这种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同时也侵犯了其他网站或者网页的权益。

第三，网络下载侵权。一些商业性经营组织没有经过网站和著作权人的同意，私自下载网络上著作权人的文字、图片等，以获取高额的利润，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

二、网上侵犯商标权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销售日益盛行，网络交易中通过浏览网页、图片等了解商品信息，而网络信息又难辨真伪，有些商家故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利用注册商标进行广告宣传等增加自己的收入，这是侵犯商标权的表现。

第一，冒用他人商标。网络侵犯商标权方式之一就是把大众熟悉的商标图案或者文字置于自己网站或者网页的明显位置，这样会侵害商标持有人的商标专用权，也会侵害其名称权。

第二，网上隐形商标侵权。一些网站为了提高自己的点击率，利用互联网把其他企业的驰名商标等用到自己网站的原代码中，如果读者点击搜索，就会出现这些商标或企业的标识，侵犯了企业拥有的商标专用权和名称权。

第三，网上网络域名侵权。网络侵犯商标权的方式除了上述两种，还有通过网络不正当竞争，侵犯网络域名。

三、网上侵犯专利权方式

网络侵犯专利权方式很多如未经他人许可，在自己制造或者销售的商品中标注他人专利号的；未经他人许可，在广告宣传中使用他人专利号的；未经他人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专利号，误导他人的；伪造他人专利证书的等。

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的不足

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与传统知识产权法相比，有其自身特色，这给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带来了诸多难题。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主要是针对纸质媒体、影像等实体的，具有可控性和物质性。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针对的是互联网，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其承载的知识产权介质不具备物质性，必会给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带来挑战。目前，网络知识产权法律规定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

为了迎接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的挑战，我国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2000年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2年通过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6年通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促进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网络发展速度快，我国现有的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远不能满足需求，如网上出现侵权行为，证据搜集与保存就是一个棘手问题。因此，急需制定出与网络知识产权相适应的法律保护环境。

对网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一、重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当前，我国已建立相应的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但基本上是以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的，很少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的，法律效力不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原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已远不能满足需求，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很多内容、权利等无法规范，因此，完善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我国制定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应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网络域名注册管理、国际互联网管理、计算机信息安全等方面，规范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网路知识产权立法经验，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行为较为常见，与商标权和专利权法律保护相比，针对著作权的法律法规较多，需要加强对专利权、商标权的法律规定。因此，要重视网络知识产权立法，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二、提高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要发挥作用，必须为大众所了解并自觉执行。因此，除了形式上明确立法外，还要加大打击侵权行为的力度，设法提高人们的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一是改变思想观念，了解知识的商品属性，认识到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二是大力宣传网络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营造社会氛围，引导人们认识到任何在网络上想无偿使用他人成果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三、强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交易越来越普及，网络交易平台需要法律的监督，在其设计的网络交易中加大知识产权审查程序，提出缴纳保证金、追究售假责任、提高准入门槛等方法，建立投诉受理机制，使网上交易做到可查、可控、可问责，从源头上制止相关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规范网络知识产权法律管理

网络环境下，我国应借鉴国际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先进经验，缩小专利法差距，加大执法力度。采取适当措施做好网络信息安全保护工作，这是吸引更多的商业秘密所有人通过网络传输的基础前提。网络环境中保护商业秘密首先要运用网络安全技术和密码技术、防火墙技术、数字签名、认证技术等，阻止黑客及网络间谍窃取网络信息。同时还要通过网络信息立法保护，如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诸多法律法规都体现了对商业秘密信息保护的重视。

总之，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问题，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必会落到实处。

知识产权保护法篇5

[关键词]竞争法；知识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04-01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现象的日趋普遍和激烈，竞争法逐渐成为人们的焦点，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其作为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和兜底法，在知识产权方面具有巨大价值。我们知道，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可以理解为：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直接目的；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直接目的的延伸；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凡是其他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而经营者的市场行为与竞争法所确立的市场竞争原则相违背时，均应依照竞争法进行规范。它不仅是对整个宏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前行起着保障与促进作用，而且对于特定经济领域、法律领域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除了垄断之外，更多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例如假冒商标、侵犯他人商业秘密、不合理地使用他人专利产品等等，给知识产权所有人造成了巨大损失的同时也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竞争法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特点。

一、竞争法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竞争法是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保护知识产权当然主要是专门的知识产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的任务，但它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最初关注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对象。因为早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就是围绕着为专利法和商标法提供补充，因而我们往往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的一部分。虽然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关注的对象已远远不限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而涉及整个市场竞争领域，但是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无疑仍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项非常重要和基本的任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专门的知识产权法一般要求严格的授权条件和保护程序，这就限制了其保护的范围，使得很大一部分本应受到保护的客体被“漏”掉了，而这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确定性”特点使其可以发挥“补漏”的作用。因此，专门的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相互扬长避短，共同对知识产权提供程度不同但均为必要的保护。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讲，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那些不能受到专门的知识产权法保护，但基于公平竞争又应该得到保护的特定知识产品提供法律保护，以弥补专门的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不足。

二、竞争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特点

说完了竞争法是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那么在其保护知识产权的时候，其又呈现出了什么特点呢？那就是相对于专门的知识产权法，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着不同的立足点和方式。如果说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提供基本的、专门的和静态的保护的话，那么可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提供补充的、兜底的和动态的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中，就明确涉及到了知识产权的内容。例如，冒充他人的注册商标的行为。注册商标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权利之一。商标法对注册商标权的内容、行使方式、保护范围作了专门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禁止，其立法意图是编织更严密的法网，使这种行为受到来自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两方面的防范和制裁。因此，在法律责任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此种行为依据商标法加以处罚。若不能适用商标法制裁，而行为人确实对他人注册商标造成损害的，就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追究法律责任。

知识产权法作为权利保护法，主要表现在它对各类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客体、内容、获得程序、行使、限制以及救济措施等进行全面的规范，以法定专有权为核心来对知识产权进行直接的、积极的、细致的保护；而竞争法作为行为规制法，主要表现在它将各类利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进行规范，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核心来进行间接的、消极的、通常为原则性的保护。由于两者的出发点、调整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它们之间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代替，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对知识产权进行全方位和更充分的保护，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保护知识产权必不可少的。

三、结论

知识产权保护法篇6

[关键词] 知识产权 国际投资 投资法

一、 识产权保护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在技术、信息、交通和通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扭转的世界里，谁拥有知识，谁就拥有一切，哪个公司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该公司就是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哪个国家能够拥有最前沿的技术，该国就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借助国际投资谋求技术垄断和运用技术垄断进而加强和维护竞争优势，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竞争的重要策略。在发达国家已经率先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情况下，技术成为获得垄断、维护垄断、打破国外垄断、取得国外垄断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知识产权在当今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中就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

中国知名国际投资法学者余劲松教授在论及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时曾精辟地指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若未作为投资，则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无论海外投资企业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有些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若对知识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其技术就有被竞争者自由和无偿取得的风险，它们当然也就不愿意前往投资了。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低成本地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1] （P329 -330）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一个跨国公司越是有能力开发新技术，就越是有能力向海外开发新市场和占领新市场；越是有能力通过含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投资海外，就越是有能力取得国际垄断地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投资——竞争——投资模式。可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将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知识产权投资在未来国际投资竞争中将占据主导地位。

从国家经济竞争的角度来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竞争优势的转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发达国家渐渐失去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服务方面的竞争优势，它们所保有和仍在不断加强的是高技术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竞争优势① ，这种优势的发挥和保持乃至加强，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②。过去几十年来，知识产权的假冒和盗用已经给发达国家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仅以美国为例，商业性仿冒、版权和工业设计的侵权和其他的知识产权侵权的狂潮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在发明创造方面的比较优势[2]（P368）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仅在1986 年，美国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因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而蒙受的损失就在430 亿美元到610 亿美元之间，而其中通过平行进口渠道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00 亿美元[3]（P309）

知识产权侵权往往会使投资者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的诸如避免关税障碍、降低生产成本、直接占领海外市场的优势在瞬息间荡然无存。对于高新技术投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这些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可以被轻易地仿制和假冒。举例而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一种被掩膜的三维立体集成电路原件布局图，其设计极其复杂，投资巨大，但这种布图设计却可以轻易地通过拍照等手段复制。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使跨国投资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的国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因为，这些投资在东道国形成成品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时，虽然没有关税阻挠，有东道国各种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使产品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在母国的生产成本，但是，作为高新技术产品，产品的研制开发费用不会降低多少，而且还面临着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负担、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等许多新的困难，因此，实现高新技术投资的高利润并非易事。但是，一旦产品被低成本仿造而又不能依靠强有力的当地知识产权立法加以制止和制裁，投资者的产品不但难以进入东道国以外的海外市场，就是东道国当地市场也难以保住。

二、知识产权投资保护在资本输入国外资法中的地位

资本输入国为保护和管理外国投资，通常制定一些关于外资的法律，对于外资的准入及投向、外国投资者及外国投资企业的法律地位、税收及优惠、原本及利润等合法收入的汇出、征用、国有化及补偿、企业自的保障及投资争议的解决等作出规定。这些法律往往被称为外资法。广义的外资法除了专门的外资法以外，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外国投资的规定，如外汇管理法、涉外税法、专利法、商标法、合同法、海关法、民法、商法、公司法、反托拉斯法等。因此，各国对知识产权投资的保护，不仅要借助专门的外资法，还要借助于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向性立法以及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其他立法，有的甚至可以上升到宪法保护的高度。

为保护外资和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有的国家在宪法中对外资和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利作出了专门规定。例如在中国，作为第一层次的立法规范，中国宪法规定了利用外资举办企业的形式，并规定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的保护，从而从根本上肯定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保护。应该说，宪法保护的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包括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的所有形式的财产权，而不仅仅是那些现金资产和有形财产。

各国专门的外资立法，通常包括对外国资本构成（即外国投资的出资方式） 的专门规定，往往对外国资本形式做广义的理解。为各国外资法保护和管制的外资形式，通常同时包括现金、有形资产、工业产权。各国外资法上保护的工业产权，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专利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设计、商品商标、服务商标等各种知识产权财产形态。各国外资法上保护的工业产权，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专利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设计、商品商标、服务商标等各种知识产权财产形态。不少国家的外资法还有关于知识产权出资的各种管理性规定，涉及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作为出资的条件、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作为出资的权利担保、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作为出资的作价等法律问题，从而为外国投资者以知识产权方式投资创造了一个权利得以保障、权利的行使有明确引导的法律环境。

从各国外资政策的制定和外资法对外资投向的引导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在发达国家，虽然有些国家政府几乎不指明重点投资领域，或在把投资引向特定领域方面几乎不进行任何干预，而让市场力量有较大的自由来决定投资的性质与程度，但有些国家政府在指导外国投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日本，政府就对工业增长作长远规划，注意有系统地削减被认定是衰落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而把长远规划和支持集中在新兴的或在将来会具有较高增长和竞争潜力的领域。在法国，政府的工业政策重视把工业发展引到高级技术部门，支持发展诸如微电子产品、生物部门和宇航等尖端技术领域[1] （P185 -186） .这些高新技术领域，外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较高，因而，产业政策必须得到投资政策的配合，而投资政策和投资立法就必然要注重对外资的知识产权保护。

外资知识产权的保护，仅仅依靠专门性外资法的简单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各种专门性的知识产权国内立法在外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当地法人，不论是销售产品，抑或正式设厂进行制造、销售产品，都须受到以保护专利权为代表的专利权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制约。具体地讲，外国投资者必须掌握及了解其所进入的各国工业产权制度及著作权制度的基本概况及其立法原则，这是确立项目抉择的前提之一[4] （P133）。反过来看，只有一国拥有高度发达的知识产权国内立法体系，具备高度的知识产权立法透明度和完善的知识产权执法制度，才能创造一个对外资，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外资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三、知识产权投资保护在资本输出国国内立法中的表现

作为主要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一直积极支持本国拥有高新技术、良好商誉、驰名商标和技术秘密的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占领国际市场、谋求超额垄断利润。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向来很高。以美国为例，该国甚至将促成其他国家对美国投资者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美国在许多公开的和官方的场所明确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经济和整个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体系的重要性。早在80 年代中期，美国官方就曾经强调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正"迅速成为一个在本10年和未来的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问题。"[5 ]自此，美国就一贯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贸易问题和投资问题。也正是基于此种理念，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就不仅被美国视为是一种传统观念中的对文化、科学技术财产的侵犯，而且应被视为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这种观念的形成和逐步被发达国家接受，也为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纳入GATT 多边谈判范畴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国际社会一直认为GATT是只解决贸易问题的。

为维护本国作为知识产权拥有者的跨国投资者的利益，发达国家往往运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不断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施加压力，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甚至不惜动用经济制裁和报复的手段。虽然发达国家不能直接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和知识产权立法，但迂回地通过贸易制裁和报复的手段，的确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差的国家的压力，间接地促进和加快了这些国家在外资立法中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订立和改进以及知识产权专门立法的形成。

美国是通过国内贸易立法敦促外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典型国家。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该法增加的作为1974年贸易法的第182 节（美国法典第19 篇第2242 节） ，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特殊301 条款③。该款对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的重点国家（即所谓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 作出了专门规定。特殊301 条款规定，在美国贸易代表应确定对知识产权拒绝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对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拒绝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的国家以及从上述国家中确定重点国家，贸易代表还可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

美国的上述立法，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做法遭到其他国家的激烈反对，也往往造成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纠纷与摩擦。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从1989 年以来，美国数次对中国运用301 条款，使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作出了重大妥协。1989 年，美国贸易代表将中国列入知识产权重点观察国家名单。1991 年，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将中国从重点观察国升至重点国家名单，并威胁进行单方面贸易报复，双方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承诺：加入伯尔尼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修改专利法和著作权、颁布有关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1994 年，美国再次将中国列入知识产权重点国家名单开始调查，经过近6 个月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宣称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作法妨碍或限制了美国商业，宣布将对中国进行贸易报复，双方对峙的结果是，1995 年2 月达成中美知识产权协议，避免了一场重大的贸易战[6]（P410-411）。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三年中国没有被放进特别301 条款中观察，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已经满意了，所以不放在特别301 条款中观察了，但中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郑成思教授曾警告指出，情况并非如此！ 美国在1996 年以后，又出台了一个特别306 条款，中国是在特别306 条款里的观察对象。特别301 条款规定，已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执行协议，美国就不用按特别301 条款的规定，要多少天的观察期，多少天的磋商期，而是马上就可以制裁，实际上比特别301 条款还要来得快[7]。

美国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别301 条款的目的在于提高外国知识产权水平，似乎与国际投资没有关联，但笔者认为，虽然我们反对借助经济势力滥用单边贸易报复的作法，反对将一国国内立法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的霸权行径，也反对不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两类国家之间立法和司法传统的差异，片面维护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所有人利益的不公平作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殊301 条款对美海外知识产权投资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仅因为美国强大的贸易力量和贸易制裁的威慑力，还在于美国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通过特殊301 条款促成的国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改善，对于美国高新技术投资者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战后产生的海外投资保险体制资本输出国国内立法的新形式，对海外投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项重要的投资保证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一般都对所有形式的投资提供政治风险的保险。各国对所承保的投资一般没有形式上的限制。符合承保条件的投资，通常既包括投资者用现金、实物进行的投资和基于契约安排的权益投资，也包括用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进行的投资。可见，知识产权形式的投资得到了海外投资保险体制的应有重视和充分保护。

四、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的体现

促进和保护知识产权投资，仅仅依靠各国的国内法还远远不够，因为国际投资具有跨国性，不仅涉及到私人投资者与他国间的关系，还涉及到投资者本国与投资所在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贸易法和海外投资保险法，如果不能得到东道国的支持与配合的话，是难以达到其立法目的的；同样，无论资本输入国的外资法和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投资者作出多少保护和鼓励的规定和承诺，投资者始终担心政策和法律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因而，投资者难以仅仅依据东道国国内立法确立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持久和完全的信心。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国际投资条约关系，借助条约来加强国内法的效力，确立成员国相互之间的国际义务，无疑是帮助投资者更加持久和稳定的投资信心的重要手段。

双边的投资立法，从来就重视对投资者知识产权财产权利的保护。最早出现的双边投资条约——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虽保护对象的重点在于商人而非工业投资者，但其中关于保护商人及其资产的规定所涉范围相当广泛，知识产权通常被认为是包括在资产范围之内的。随着关贸总协定的出现，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作为调整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国际法手段的意义大减。条约保护对象的重点逐步转向投资者，其内容也开始更多地涉及国际投资保护。现代的美式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开始涉及众多的投资保护条款。其主要条款中，有不少是专门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有关科学和技术知识转让的保护等。

战后出现的大量的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既包含大量的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实体性规定，如投资待遇、投资保护、政治风险的保证等等，也含有关于代位求偿、争议解决等程序性规定，内容十分详尽。在此类双边投资条约中，受保护的投资的范围通常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有形资产、股份、可通过诉讼取得的财产权，而且包括知识产权和特许权。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对知识产权权利的列举十分详尽，有的协议甚至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投资的政治风险防范，例如中英协定明确规定：投资者从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商誉中所得的使用费，中国政府应允许把当地货币兑换成可兑换货币进行转移。

重视对知识产权投资的保护已经成为战后国际投资多边条约的立法趋势。晚近出现的一些冠之以自由贸易协定的多边条约，实际上也是投资保护和投资促进性质的条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自由贸易条约，开始采取三位一体的立法方式，即，在一个条约中同时规定缔约国之间多边贸易纪律、多边投资纪律和多边知识产权保护等重大问题，从而大大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多边的基础上同时推动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知识产权投资和知识产权贸易创造了良好的多边环境。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就设定了许多条款专门就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了详尽的规定④。这些专门条款，广泛涉及版权保护的范围、权利所有者的排他性权利、版权所有者的精神权利、缔约权利、国民待遇；商业秘密的保护；专利权保护的范围、强制许可；商标保护；地理标志的保护；平行进口；知识产权执行措施；例外规则等等。这种将知识产权保护与投资、贸易自由化规则并重立法的立法模式，可能对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甚至对日后的全球性贸易投资条约产生影响。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 协议，更是集中体现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多边立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高新技术国际投资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更加完善的投资环境。TRIPs 协议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处处体现着人类追求知识产权更高保护标准的精神。该协议无论是在保护范围还是在保护标准方面都比以往知识产权公约有了很大的突破。TRIPs 协议的保护范围几乎涉及到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包括版权、商标、地理标志、工业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程序及未公开的信息等，而且，不少为协议所保护的权利和标的，如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地理原产地标识、驰名商标、版权中的邻接权和租借权，是首次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获得承认和保护，从而快速全面地提升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认识上的长期分歧和法律上的巨大差异。有学者认为，TRIPs 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间建立了普遍适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而这一保护标准是不低的。同时，TRIPs 协议将GATT 中的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有助于成员方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趋同和成员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五、结论

作为无形财产，知识产权是一种最容易被侵占、盗用、复制的财产，此类产品的仿冒速度快、成本低⑤ ，极易造成对正当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严重损害。因而，知识产权需要特别的保护。而国际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侵权更是难以防范和控制，建立完善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就成为尤其重要的问题。所有的知识产权所有人都期望建立一个承认其权利并保护其权利顺利行使的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国内法制度，也包括国际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法制度，应当就知识产权权利产生的条件、权利行使的规则、权利保护的期限、权利滥用的制止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侵权行为的制裁和知识产权执法等关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应当防止跨国界的侵权，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需求，通过保护技术革新和创造来促进投资，通过制约知识产权方面的限制性商业行为导致的知识产权权利滥用来鼓励竞争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未来知识产权国际投资的顺利拓展以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前提，适当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是应当引起各国注意的问题。

注释：

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已经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远距离通讯、生物工程、计算机软件开发等高新技术产业。

②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加强，有两个主要的途径：一个是贸易途径，通过出售技术产品获利；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国际投资直接占领海外市场。

③欧共体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追随了美国的作法，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类似的政策目标，即为了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欧共体保留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利。

④有学者认为，NAFTA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基于乌拉圭回合缔结的TRIPS 协议的基本规则，但其保护标准要高于TRIPS 协议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而且，美国并为将NAFTA 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作为最终的保护标准，而仅仅作为未来知识产权保护的起点。See Charles S. Levy &Stuart M. Weise ： The NAFTA ： A Watershed fo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 93 Fall ， Vol . 27. No3 ， at 672.⑤据报道，价值2万美元的信息容量最大的计算机光盘，其假冒产品在有的地区销售的售价仅为50 多美元，而且难以与真品辨别真伪。

参考文献：

知识产权保护法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完善

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分析

1.知识产权保护法不健全

在面对着全球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中，尤其在我国在加入世贸以后，我们认识到只有合理有效的保护我国的知识产权资源，才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经济、科技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就对我国加入世贸后的两次知识产权法修订来说，虽然在表面上强化了知识产权专利的司法有效保护和对于违法、侵权的行政执法力度加深，但是其造成的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保护水平与TRIPS协议的之间的差异，使得修订工作略显不足，甚至一些立法在某些领域中有脱离实际的倾向。另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不够，对某些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非法行为的打击还不到位。地方保护主义是执法力度较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地方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其重要财源就是盗版、盗用他人商标和复制他人作品，加之打击这方面的执政执法部门也受到这些利益的驱使，不仅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反而成为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盗版和假冒商标的现象非常常见，小商小贩假冒商标、盗版猖獗现象肆无忌惮，目无法纪，已经几乎成为了一种合法交易；

（2）各地执法不统一，有的地方政府领导甚至假借发展本地经济，追求眼前利益，不制止那些侵权行为，反倒对其进行保护和纵容，从而使得认为的增加了知识产权的执法难度。执法力度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领导非但没有起到以身作则而且时有违法乱纪现象发生，如甚至假借发展本地经济，追求眼前利益，不制止那些侵权行为，反倒对其进行保护和纵容，从而使得认为的增加了知识产权的执法难度。

2.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知识产权资源流失严重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和个人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因此我国已经流失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真正开始建立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之前则几乎一片空白。我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加强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保护

在知识产权犯罪中，它的被害人与其它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知识产权其本身属于一项抽象的物权，它的利益实现必须通过一定途径的转化将其生成一种实质的物品才能实现，而这些物品本着又具有着公开性和易复制性，因此，导致了知识产权的被侵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在受侵害中可能同时遭受多个犯罪主体的侵害且对自身的侵害往往不能及时发现，这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来说想要及时维系自己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困难的。本文认为，可通过协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以及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可以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从我国目前刑法立法中的侵犯知识产权定罪看来，知识产权侵犯被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认定，将主要打击力度放在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中，这种只注重维护公法秩序而忽视处于弱势的私权的保护,是导致知识产权犯罪率高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前我国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管理与处理过去粗疏，对一些被查处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通常都是没收侵权物品，在对其相应的罚款，很少将这种侵权行为移交到司法机关追求其刑事责任，更没有做到对受害人的合理补偿。在一些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中，不法商贩制造成本低廉的侵权商品，以假抵真，从中获取暴利，这些对其实施没收和行政罚款的处罚对其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也不能从本质上遏制其二次犯罪的违法行为。因此,必须坚决改变由于行政机关执法力度不够,以罚代刑,而使得构成犯罪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逃脱刑法制裁的情况。对于构成犯罪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应该由行政机关将其犯罪人送至公安机关立案审查，当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应及时审查起诉。

三、防范知识产权犯罪的严密法律体系之建构

1.降低追究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责任的门槛

我国目前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追诉标准较高,打击难度较大,使得许多构成犯罪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逃脱了刑法的制裁,难以实现刑法对该类犯罪的有效惩治。笔者认为,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标准、取消“以营利为目的”作为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可以有效扭转这一局面。

2.增设非法实施专利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将未经许可实施专利的行为、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以及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而刑法只将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专利权是法律赋予专利权人对其发明创造在一定范围内独占实施并排除他人非法实施的权利,专利权中实施专利的独占权是实质性权利,而专利权人对专利标记和专利号标识等享有的标记权只是形式性权利。因此,专利侵权行为直接侵犯的是专利权人的实施专利的独占权;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直接侵犯的是《专利法》所规定的专利权人的标记权。刑法只规定假冒专利罪而未规定非法实施专利罪,实际上是保护了专利权的形式而未保护专利权的实质,可谓是舍本逐末。非法实施专利的行为,侵犯了专利权人独占实施专利的权利和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权利,使专利权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使科技工作者丧失科研开发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其社会危害性较之假冒专利的行为更为严重。因此,及早增设非法实施专利罪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 尚爱国,鲍永红.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缺陷与完善刍议[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 (01).

[2] 吴宗宪.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理念[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0, (01) .

知识产权保护法篇8

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上海市副市长赵雯，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出席仪式并为基地揭牌。

为什么成立交流基地？

近年来，中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长迅速。据统计，2013年全国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二审案件已超过11万件，成为全球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一些在国际上属于前沿领域的新类型知产案件，以及与其他国家法院、司法机构受理案件存在关联的知产案件已经越来越多。仅在上海，历年来就受理了不少具有国际影响的案件，如北京锐邦涌和科贸公司诉强生公司垄断纠纷案、诺基亚公司诉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美国圣莱科特公司诉华奇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和专利纠纷系列案、上海高通半导体有限公司诉美国高通公司等侵害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3年12月，最高法院批复同意在上海成立“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并明确此举旨在加强与国际组织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验丰富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畅通交流渠道，拓宽交流领域，丰富交流内容，借鉴国外先进成果，坚持中国特色，贡献中国经验，有效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陶凯元表示，此次成立“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是最高人民法院促进知识产权审判事业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项制度创新，意义重大而深远。基地不仅是中国法院了解和获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展示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更是中国法院参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平台。

此外，有专家认为，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扎实前进，大大激发了全民创新热情，有力推动了我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经济转型升级，同时也切实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基地的成立和建设，体现了真诚、开放、合作的态度，将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和透明度，助力国家经济外交和司法合作。

为什么是上海？

记者了解到，知识产权工作在上海一直备受关注。2012年，上海颁布了《上海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1-2020年）》，纲要明确提出建立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的未来10年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上海高院先后接待的曾任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雷德、美国知识产权人协会代表团、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知识产权法官罗宾・雅各布爵士、韩国专利审判院院长李在薰等国际知名人士，均对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分别在2008年度、2010年度的《“特别301”报告》中指出“上海司法系统官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与能力，愈来愈多的外商选择在上海提起知识产权诉讼”、“产业界人士向来认为上海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总体情况中的一个亮点”。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相关调研报告显示，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具有很强的公信力。2012年，上海高院民三庭（即知识产权庭）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金奖（中国）保护奖”。

实际上，上海法院在承办国际会议、开展国际交流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2005年9月，上海高院曾成功承办了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部分会议，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代表参会。同时，受最高法院委托，上海高院每年承办一次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此外，上海法院选派法官先后赴美、德等国进行培训，目前已拥有一批外语、法律专业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基地要做什么？

此次成立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重在打造“适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需要的平台”。基地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最高法院和上海高院相关领导担任，主要负责协调、指导基地开展重大国际交流项目。同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日常管理、年度工作计划制定、报审批立项等工作。

基地将在最高法院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紧紧围绕法院的中心工作和外事工作总体规划开展国际交流工作，充分发挥“平台效应”，整合资源优势，不断拓展知识产权司法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陶凯元对基地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四点希望。首先，要强化机制建设，尽快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广泛开展与国外司法机构、学术机构、国际组织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其次，要强化国际视野，打造适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需要的平台，深入开展高层次、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交流合作，充实精通知识产权法律与外语的国际化人才。再次，要强化司法特色，拓展知识产权司法交流广度与深度。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实践需要出发，选择交流议题，从议题的多样性、参与者的广泛性，拓展知识产权司法交流的广度；从议题的专业性、前瞻性、参与者的专业性，拓展知识产权司法交流的深度。最后，要强化品牌效应，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流基地。力争通过开展更多的交流活动，不断扩大基地的品牌效应，使之成为能吸引全球知识产权领域有影响力人士乐于参与的国际化交流平台。

崔亚东表示，上海法院将高起点、高标准、高层次地建设发展好“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努力发挥基地的功能作用，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发挥基地的窗口优势，向世界展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成果，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并培养高素质知识产权法官和人才，不断提升上海法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姜平要求，上海法院要以基地挂牌为契机，发挥上海特有的地域和国际窗口优势，努力将基地建设成为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要积极服务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和上海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及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服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建设；要创新交流形式，提升交流效果；要强化国际视野，既要大胆了解和吸收国际成熟经验和方法，又要善于让国外同行分享中国的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