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6 22:54:02
财政补贴论文篇1
关键词： 农业 财政直接补贴 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
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
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华元渝、陈舒泠编著：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2] 段爱群：论wto中的财政补贴与我国的战略取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4] 郭宏宝：中国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5] 樊胜根主编：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贫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启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 高宏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 文小才：当前我国财政农业补贴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经纬，2007（3）.
[8] 闵宗陶、魏剑锋：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j].财政与金融，2007（4）.
财政补贴论文篇2
【关键词】 农业 财政直接补贴 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 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
[1] 华元渝、陈舒泠编着: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段爱群:论WTO中的财政补贴与我国的战略取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吴方卫、孟令杰、熊诗平:中国农业的增长与效率[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郭宏宝:中国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樊胜根主编: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贫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启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高宏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文小才:当前我国财政农业补贴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经纬,2007(3).
财政补贴论文篇3
关键词：财税激励；创新绩效；研发投入
一、引言
高技术上市公司具有科技含量高、成长迅速的特点，对于高技术上市公司而言，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规划和实施适当的财税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刺激功能，而且通过优化市场机制，使得财政福利与税收优惠双管齐下，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呈现出“财税优惠―研发投入加大―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局面。所以，本文以高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高技术上市公司财税激励政策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同时从高技术上市公司的角度出发，为政府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建议。
二、国内外文献述评
目前，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并没有得出统一定论。
Holger Gorg（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规模较小的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存在正向影响，规模较大的政府财政补贴反而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替代效应。
赵心刚（2012）在探索研发投入对上市公司绩效的作用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累积效应。
解学梅、戴智华（2013）通过使用C-D生产函数去设计面板数据模型，利用我国20个省市高技术产业数据，去研究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新产品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能够对企业的新产品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最终选取了2012～2015年沪深两市高技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为依据，手动搜集了中国专利数据库中的企业专利信息，本文通过以下原则进行筛选：剔除了2012～2015年所有被ST和PT处理的上市公司；剔除了当年专利数据披露不详和不完整的高技术上市公司。
（二）研究假设
1. 财税激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市场失灵”的现象，高技术公司在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和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热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从而提高创新绩效，故本文提出：
假设1：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均可以提升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
2. 政府提供给企业进行创新研发行为的的财政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的增强研发力度，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具有积极作用，但二者在影响创新绩效方面存在很大差别，故本文提出：
假设2：相比较税收惠而言，财政补贴更有利于提高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
3. 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的不竭动力，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可以有效地弥补企业的亏损，进而提升企业对于研发活动的投入，许多国家通过财政补贴以期达到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目的，故本文提出：
假设3：财政补贴政策与高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
4. 企业通过学习和利用新知识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最终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着明显的提升，故本文提出：
假设4：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与其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5. 财政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财政补贴的增加可以提高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而研发投入的的增加又会提升创新绩效。所以，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是其财政补贴与创新绩效的一个中介因素，故本文提出：
假设5：财政补贴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对高技术上市公司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三）变量选择
1. 净资产收益率（ROE）
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来源于自身的投入、财政的补贴、税收优惠等，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表明其获利能力越强，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多的利润可以投入到企业研发活动中去从而企业的创新绩效得到提升。
2. 企业规模（Size）
企业的规模大小与研发投入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对高技术上市公司当年年末的总资产取对数来衡量。
3. 企业年龄（Age）
企业的年龄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产生了影响，为消除高技术上市公司的成立时间不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选取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来衡量企业成立的时间。
4. 财政补贴（FS）
由于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国政府为了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许多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进行财政补贴。
5. 税收优惠（TP）
对于高技术上司公司而言，无论是税收的直接优惠还是间接优惠，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研发投入都有着重要影响。
6. 企业研发投入（RD）
企业研发投入包含了人员的投入和费用的投入，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研发人员投入标准，故本文选择高技术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投入作为企业研发投入的衡量指标。
（四）模型假设
针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设计了三个实证模型用以检验财税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1. 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从表1和分析可知，本文假设1和假设2均得到了验证，即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均可以提高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但是与税收优惠相比，财政补贴与创新绩效的相关性更强，所以政府补贴更有利于提高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
2. 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和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和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显示，在模型4中，企业的研发投入与财政补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向的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为0.078，P值为2.7327。假设3得到了验证，即财政补贴政策与高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财政补贴越大，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越高。在模型5中，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与其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2484，P值为2.702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4得到了验证。在一定条件下，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越高，其创新绩效可能就越高。
3. 研发投入对政府补贴和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
因此，根据验证中介效应3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研发投入是财政补贴对创新绩效影响的部分中介变量，假设5得到了验证，说明财政补贴能够激发高技术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了其研发产出，即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
五、结论
根据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了以下研究Y论：
1. 财税激励两种政策中，无论是财政补贴还是税收优惠，都会对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2. 财政补贴对公司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补贴越多，企业的投入就越大。
3. 研发投入充当了高技术上市公司财政补贴和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角色。
4. 就公司规模来看，企业的总资产即企业的规模会对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公司创新绩效与企业规模呈现出正向的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Holger，andE.Strobl.“The Effect of R&D Subsidies on Private R&D.”Economica？74.294（2007）.
[2]赵心刚，汪克夷，孙海洋.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滞后效应研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2（08）.
[3]解学梅，戴智华，刘丝雨.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研发投入与新产品创新绩效――基于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3（03）.
财政补贴论文篇4
关键词：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再分配
作者简介：陈云凡，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1）
谭 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引 言
前总理在2013年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当年养老保险将基本覆盖全民。在2012年底，各地先后宣布进入“全民养老时代”。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覆盖的华丽数据下也存在发展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缴费档次选择低和对青年参保缺乏激励性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普遍选择较低缴费档次。当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虽然覆盖面扩大了，但在2013年人均缴费为170元左右{1}，即大部分农村居民选择的是100元或200元缴费档次。因此，现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提供的养老金不能满足“老人”、“中人”和大部分“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2}。二是对于青年农民参保缺乏激励。根据谢勇对南京市的调查发现，年龄大的参加社会保险意愿更强{3}；陈世金等对河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分析得出，当前制度对青年农民的参保吸引力偏弱{4}。穆怀中对辽宁漳县调查结果分析也发现，新型农村居民对于参保回报时间短的人具有较大激励性，而对于参保回报时间长的却缺乏激励{5}。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吸引青年农村居民参与采取以家庭为单位“捆绑式”缴费。这种缴费方式不仅容易引起家庭矛盾，而且违背“谁缴费谁受益”的保险原则，侵害了一些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主体的基本原则{6}。当前对农村居民参保意愿研究普遍采取研究设计思路是以农民是否参保作为因变量，以农村居民个人特征作为自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技术分析个人特征对居民参保意愿影响。即主要从居民自身特征分析其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但由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采取自愿参加，农民参保决策是建立在农村居民对成本与收益权衡理性决策之上。从个人特征分析农村居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并没有触及到制度激励机制设计。因此，本文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作为研究对象。
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的基本理论解释是戴蒙德{7}所提出的个人短视与政府父爱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个人“短视”行为，政府出于父爱主义，将强制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进行适当的储蓄以支出年老时的消费。政府介入个人养老保险后，在制度初期个人财务实施的是待遇确定制度（Defined Benefit，一般简称DB）。DB制度中通过调整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或养老金计发办法来影响参保人一生中的养老金纯受益，从而实现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8}。由于缴费记录与待遇缺乏相关关系，逃费是待遇确定制中的主要道德风险问题。为了解决逃费问题，主要存在两种激励制度：一是个人账户投资收益激励。为了激励个人参加社会保险，各国相继采取提升养老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记录与养老待遇相关性。比较激进的是智利养老金改革，建立个人账户积累制度，在财务上实行的是缴费确定制（Defined Contribution，简称DC），即个人养老金待遇与个人缴费完全相关。在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采取相对温和的措施，相继建立名义账户制度，名义账户制度的个人财务模式综合待遇确定（DB）和缴费确定制度（DC）制度特征{9}。无论智利个人账户制度还是欧洲国家名义账户制激励机制主要通过个人账户收益产生激励。二是财税激励。财税激励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通过免税等方式激励个人参加社会保险。即从个人所得税税基和公司所得税税基中加以扣除，鼓励更多人积极参加养老保险，并如实申报个人的工薪收入。另一种方式是政府通过财政直接补贴激励个人参加社会保险。当前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属于政府通过财政直接补贴方式激励个人参保。
当前国内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贴研究，可以分为三类：（1）关于财政补贴方式研究。认为财政补贴激励制度应分为“多缴多得”和“长缴多得”两种方式{10}。（2）关于财政补贴水平研究。通过相关计算，认为应提升财政补贴水平，使财政补贴缴费激励效果提升{11}{12}。（3）关于财政补贴再分配效应研究。再分配效应研究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等价原则”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再分配效应，得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有代际再分配效应{13}{14}。另一方面是利用Auerbach提出的代际核算方法测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再分配效应，认为当前制度具有较好的代际再分配效应{15}。国内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方式做了相关探索，但是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提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来提升保障水平，而较少考虑财政补贴的代际和代内再分配效应。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激励实际上使财政补贴肩负公平和效率双重任务：一方面财政补贴方式需要具有激励个人积极参保的效率效应；另一方面财政补贴方式需要达到具有再分配效果的公平效应。财政方式是否能同时达到效率与公平双重目标成为本研究的研究中枢。
二、中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激励机制
国务院在《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和“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由于中国大部分农村没有集体企业，农村居民基本上缺少集体补助。财政补贴和利息就成为激励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重要方式，而利息普遍规定以一年定期利息为准。因此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主要是财政补贴方面，具体可以分为缴费固定补贴，即每个缴费的居民都可以获得30元财政补贴；缴费累进补贴，为激励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缴费档次，每上升一个档次增加相应的补贴；基础年金待遇固定补贴，符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关缴费规定，农村居民在满60岁以后，每月可以领到55元养老金待遇补贴；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缴费年限超过15年，每多缴费一年可以增加相应的基础年金待遇补贴。
根据各省市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规定，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财政激励基本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财政激励中只包括缴费固定补贴和基础年金待遇固定补贴。主要有16个省市采取该模式，分别是北京、河北、辽宁、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和新疆（以下简称A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包括缴费固定补贴、缴费累进补贴和基础年金待遇固定补贴。实施该模式的省市有11个，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广西、海南、四川、陕西、青海、宁夏（以下简称B模式）。第三种模式包括缴费固定补贴、基础年金待遇固定补贴和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实施该模式有3个省市，分别是天津、安徽、湖南（以下简称C模式）。第四种模式是包括缴费固定补贴、缴费累进补贴、基础年金待遇固定补贴和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实施该模式只有内蒙古（以下简称D模式），见表1。
三、模型设计与参数选择
1. 基本思路和假设前提
（1）基本思路
本文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激励机制进行考察。首先将利率设置为外生变量；然后根据具体的制度模式，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运用保险精算的基本方法建立参保人员的缴费模型、受益模型、纯受益模型和财政补贴模型，分别测算参保人所缴费用、受益额和财政补贴在选定基年的现值；最后计算受益额和所缴费用之差，财政补贴在不同档次和不同年龄之间分布，得出参保人纯受益和补贴状况，以此判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否符合效率与公平原则。
（2）假设前提
为了方便分析，进行以下假定：1）由于集体补助在全国大部分农村里都没有，因此本文假定集体补助为零；2）选取全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全面普及的年份（2013）为基准年；3）假定人口环境处于封闭状态，即不考虑人口迁移因素；4）家庭参保人员养老金领取年龄统一为60岁（这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是相符的），死亡年龄统一为72岁。5）假设中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设置在近几十年不变。
2. 基本假设
为检验现有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提出效率和公平的两个假设：
效率假设：农村居民对于是否参保以及参保档次选择为理性决策的假设，即农村居民是对参保成本和预期收益现值进行权衡比较而做出的决策。根据理性决策做出如下推论：
推论1：如果参保的预期收益现值大于参保成本，即纯收益大于零，农村居民选择参保。
推论2：如果随着档次提高，参保的纯收益增加，农村居民选择高档次激励性较高，即存在“多缴多得”。
推论3：如果随着缴费累计年限越长，参保的纯收益增加，农村居民选择长期缴费积极性较高，即存在“长缴多得”。
公平假设：财政补贴在新型农民居民养老保险应具有再分配效应，根据假设做出如下推论：
推论1：财政补贴纵向上应该向年龄长者倾斜，即存在代际公平效应；
推论2：财政补贴横向上应该向缴费档次低的倾斜，即存在代内公平效应。
3. 精算模型设计
为检验现有制度模式是否达到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本文根据现有制度对缴费、收益、纯收益和财政补贴的精算模式进行设计。效率假设主要通过农村居民参保的纯收益现值来检验，纯收益现值等于参保收益现值减去参保成本现值；公平假设主要通过财政补贴对不同档次和不同缴费年限补贴的现值进行检验。
（1）缴费模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参保人员的年龄（用X表示，下同），将农村居民分为“老人”（X≥60岁）、“中人”（45≤X
P1=■■（1）
P1表示参保者缴费在2013年的现值总和；R表示居民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X表示参保年龄；i表示年平均利率；Wn（n=100，200，300，400，500）表示农村居民选择缴费n元的缴费档次。
（2）受益模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将保险给付分为基础年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因此，被保险人的总收益为基础年金给付和个人账户给付加总，具体模型为：
I=I1+I2（2）
其中，I表示参保人达到退休年龄后每年收益额在2013年现值总额，I1表示参保人在满60岁后每年领取基础年金给付在2013年时的现值总和，I2表示参保人在满60岁后每年个人账户给付在2013年时的现值总和。
由于基础年金给付和个人账户给付方式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分别进行测算。
1）基础年金
基础年金包括待遇固定补贴和待遇累进补贴两个部分。居民退休待遇固定补贴为每月55元，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对缴费年限超过15年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年缴费给付相应的补贴。具体公式如下：
I1=■■（3）
其中，D表示参保人员的死亡年龄。
Gm表示累进补贴金，如果缴费年限小于或等于15年，Gm=0；如果缴费年限大于15年，Gm=（60-X-15）L，其中L为基础年金每月累进补贴系数。
f为引入的累积因子，用于计算考虑利息因素时一年按月领取累积至年终的总额。
f=■（1+■）12（4）
2）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金额由缴费总额和缴费补贴总额两部分组成。居民退休时，每月领取个人账户金额等于个人账户金额除以139。具体公式如下：
I2=■■（5）
其中，T1表示参保人各年缴费在退休年龄时终值总和，T2表示参保人各年缴费补贴在退休年龄时终值总和。具体公式如下：
T1=■Wn（1+i）R-s（6）
T2=■（30+nQn）（1+i）R-X（7）
其中，30元表示缴费固定补贴，即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能获得最基础的补贴。Qn表示缴费累进补贴基数，即根据农村居民选择不同的档次给予激励补贴数额。
（3）纯受益模型
纯受益模型用于计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总收益现值与总缴费现值的差额，计算公式为：
？仔jn=I-P（8）
其中，？仔jn（j=A，B，C，D；n=100，200，300，400，500）表示j模式中参保人员选择缴费n元缴费档次在2013年纯受益总额现值。
（4）财政补贴模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分为两大块：缴费补贴和待遇补贴。具体公式如下：
Fjn=P2+I1（9）
其中Fjn（j=A，B，C，D；n=100，200，300，400，500）表示j模式中参保人员选择缴费n元缴费档次获得财政补贴总额在2013年时的现值，P2表示缴费补贴总额在2013年时的现值，I1表示基础年金待遇补贴在2013年时的现值总和。I1的计算公式已经在公式（3）中定义了，P2的计算公式如下：
P2=■■（10）
4. 相关参数选择
相关参数选择根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相关规定及实践而定。
（1）缴费档次。缴费档次根据规定设定为五个档次，分别为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2）政府补贴额取值。政府补贴分为四个部分：缴费固定补贴、缴费累进补贴、基础年金待遇固定补贴、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缴费固定补贴根据全国统一规定设定为30元；缴费累进补贴标准根据全国大部分实施每提高一个档次增加5元的补贴方式，定义补贴基础为5元；基础年金待遇固定补贴根据全国统一规定设定为55元；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根据全国大部分规定缴费满15年，每增加一年，基础年金提高2元，设定养老金累进补贴系数为2元。（3）养老保险参保、领取和死亡年龄。根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相关规定和本文假设前提，确定参保年龄为18岁，领取年龄为60岁，死亡年龄为72岁。（4）利率选择。一般而言，养老保险利率参照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指标。近几年虽然中国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有所调整，平均值基本上为3%。在本文中，设定利率为3%。
四、测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根据相关模型和参数设定，对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A、B、C、D四种模式的净收益和财政补贴现值进行测算，并根据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对测算结果进行讨论。
1. A模式测算结果及分析
A模式中缴费补贴为30元，与选择缴费档次无关；基础年金发放与缴费年限长度无关，年龄满60岁以后就可以每月领取55元养老金。根据精算模型测算可知（见表2）：（1）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居民理性决策。A模式中不同档次和不同年龄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纯收益现值都大于零，说明参加新型养老保险是居民理性决策。（2）选择缴费低档次和中年参保是农村居民的理性选择。农村居民纯收益现值随着缴费档次提高而递减，随着参保年龄增大而净收益递增。（3）财政补贴具有一定代际再分配效应。A模式五个缴费档次财政补贴现值横向相等，纵向随着参保年龄提高而递增。这说明A模式财政补贴在代内是绝对公平，与缴费档次无关。在代际方面具有再分配效应，财政补贴向参保年龄高的居民倾斜。
2. B模式测算结果及分析
B模式中，缴费补贴分为固定补贴和累进补贴两部分，固定补贴为每个参保者都可以获得30元补贴，缴费累进补贴系数为5元，即参保者每提高一个档次增加5元补贴。基础年金待遇补贴为固定补贴，每月55元。根据精算模型测算可知（见表3）：（1）缴费累进补贴对于参保者激励效果有限。虽然制度上试图通过累进补贴方式激励参保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档次，但是由于补贴金额有限，B模式中参保者净收益依然随着缴费档次提高而递减。（2）缴费累进补贴产生横向逆向收入转移效应。从纵向上讲，B模式缴费累进补贴并没有改变财政补贴向参保年龄高的倾斜法则，具有一定代际再分配效应。但是横向上却发生改变，财政补贴现值随着缴费档次提高而递增。因此，在横向上，财政补贴实际上向收入高进行转移，即在横向上产生逆行收入转移，不具备代内再分配效应。
3. C模式测算结果及分析
C模式采取补贴方式是缴费补贴与缴费档次选择无关，为固定补贴，统一为30元；基础年金待遇补贴分为固定和累进两种补贴，基础年金固定补贴为每人每月55元，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系数为2元，即如果参保者缴费满15年，每增加一年基础年金补贴提高2元。根据精算模型测算可知（见表4）：（1）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激励效果甚微。C模式中基础年待遇累进补贴制度设计意图是去激励参保者在年轻时积极参保，但由于补贴金额有限并没有改变参保者纯收益随着参保者年龄提高而递增的局面。（2）缴费补贴横向再分配效应低。C模式中明缴费补贴在横向上采取绝对公平的原则，没有向任何缴费档次倾斜，不具备代内再分配效应。在纵向上虽然提高年轻参保者净收益现值和财政补贴现值，在18～44岁参保者净收益值和财政补贴现值明显高于A模式和B模式，但依然向老年人倾斜，具有一定代际再分配效应。
4. D模式测算结果及分析
D模式采取补贴方式是，缴费补贴分为固定补贴和缴费累进补贴，养老金固定补贴为30元，缴费累进补贴系数为5元，即参保者每提高一个缴费档次补贴增加5元；基础年金待遇补贴分为固定补贴和待遇累进补贴，基础年金固定补贴为每月55元，基础年金待遇累进补贴系数为2元，即如果参保者缴费满15年，每增加一年基础年金每月提高2元。根据精算模型测算可知（见表5）：（1）累进补贴激励效果有限。D模式设计缴费累进补贴和待遇累进补贴目的是激励参保者选择较高档次和年轻时参保。但是限于补贴资金有限，横向上虽然不同档次纯收益较为接近，但纯收益依然随着缴费档次提升而递减，对居民选择较高档次依旧缺乏激励。纵向上，在40～44岁之间，有一定激励效应，但是在18～40岁之间激励效果不佳。（2）累进补贴在横向上产生逆向收入转移。D模式中累进式的补贴在纵向上是向老年人人倾斜，具有一定代际再分配效应。在横向上，向缴费档次高的倾斜，产生逆向收入转移效应，不具备代内再分配效应。
五、结论与制度优化
1. 结论
从四种模式测算结果可知：
（1）财政方式激励效果有限。四种模式居民参保现值都大于零，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居民理性决策。根据规定缴费满15年的中青年即可在其满60岁以后领取基础年金补贴及相关待遇。由于四种模式中收益现值随着参保年龄增加而递增，这就导致参保激励效应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增，对青年居民激励效果偏低。个人收益随着缴费档次提高而递减，这使参保居民都不愿意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择相应档次，而仅选择低缴费档次。
（2）财政方式补贴具有一定代际再分配效应，但是不具备代内再分配效应。A、B、C、D四种模式在纵向都具有一定代际再分配效应，即财政补贴随年龄增加而递增。横向上不具有代内再分配效应，A模式和C模式中的财政补贴与缴费档次无关没有考虑横向之间再分配，B模式和D模式产生收入逆向转移效果，因此四种模式都不具有代内再分配效应。
（3）个人账户贬值与财政补贴并存。从四种模式测算结果可知，财政补贴现值都大于居民纯收益现值，而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居民个人账户处于贬值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于一种尴尬状态。一方面各大银行通过个人账户赚取高额利息差。因为个人账户资金放入银行是按照一年定期利息计算的，而养老金个人账户资金流动性不高，这就使得银行可以通过低利息揽存款，高利息贷款的方式赚取高额利息差。另一方面是财政对农村居民巨额补贴，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表面上看是政府在补贴农民，实际上这种收益通过个人账户贬值外溢至银行。
因此，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通过财政补贴方式同时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目标是不现实的，从制度实践来看，财政补贴实际上对中老年农民参保产生一定激励效应，而对于缴费档次选择和青年居民参保缺乏激励。如果要进一步提升保障水平，按照当前将财政补贴作为激励手段的制度逻辑，只有提高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提高一方面可能产生收入逆行转移，另一方面又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这就需要对制度进行优化。
2. 制度优化建议
由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采取是“混账”模式，居民自愿参加，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将制度激励重担赋予财政补贴，但财政补贴不能同时兼顾达到公平与效率目标。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激励效应有限，而逆向再分配现象频现。如果要提升制度公平性和效率性，就需要转变思维，坚持以人为本的思维{16}，对制度激励机制进行调整和优化。从世界各国个人账户制度运行实践来看，实行个人账户的国家，无论是新加坡，还是智利，都以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息回报率激励个人积极参加储蓄型养老保险。因此，中国提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关键还是需要理清财政补贴和个人账户之间的关系。财政补贴应侧重再分配效应，向缴费年龄高和收入低的居民倾斜。而个人账户应主要侧重激励效应，通过较高回报率激励居民参保，提高保障水平。且从个人账户投资收益角度出发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可行性。
首先，农村居民高储蓄意愿为制度提升水平提供制度基础。截至2011年底，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34万亿{17}，居民储蓄率在全世界居于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本身具有储蓄性质，农村居民较强储蓄意愿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升保障水平提供了基础。
其次，银行现有定期存款利率可以为制度提供选择。根据相关测算，如果个人账户基金年收益率在5%左右，可以达到激励效果。在个人账户收益率为5%的情况下，财政补贴方式采取A模式，经过测算个人账户纯净收益在横向上会随着缴费档次提高而递增，而纵向上在18～44岁这个年龄阶段，个人账户纯收益随着参保年龄提高而递减，见表6。这就从制度上可以激励居民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缴费档次和积极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采取A模式财政补贴方式也具有一定代际再分配效应，尤其是在纵向上向年龄长的倾斜。而个人账户年利率5%，又在银行风险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为5%左右。居民个人账户资金流动性不高，只有在其达到退休年龄时才能领取。因此，如果按照五年定期存款利率来计算，一方面银行不需要承担较大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也符合居民理性选择，个人账户资金收益率相当于其存入银行五年的定期存款利息。
最后，个人账户收益激励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高保障水平提供平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当前五个档次设计并不能完全化解农村居民养老风险，养老风险化解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个人账户储蓄率。如果在现有财政激励方式下，要促使农村居民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只有提高财政补贴，而财政补贴又可能带来逆向再分配效应和增加政府财政危机风险。但是如果采取提高个人账户回报率，既不需要扩大政府财政责任，又可以提高居民缴费档次。综上所述，提高个人账户回报率，通过个人账户投资收益激励才是提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之本。
注 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5月19日。
{2}薛惠元：《新农保能否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10期。
{3}谢勇、李放：《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意愿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人口研究》2009年第5期。
{4}陈世金、李佳、李秀丽：《河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问题及精算分析》，《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
{5}穆怀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人口研究》2012年第1期。
{6}刘建：《新农村建设：陶行知乡村建设思想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
{7}Diamond，P. A.：“Framework for Social Security Analysi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1977.
{8}何立新：《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9}郑秉文：《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的制度渊源与理论基础》，《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10}米红，王鹏：《新农保制度模式与财政投入实证研究》，《中国社会保障》2010年第6期。
{11}封：《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规模测算：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筹资优化方案设计》，《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1期。
{12}曹信邦，刘晴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财政支持能力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10期。
{13}黄丽：《中山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9 年第4期。
{14}王翠琴，薛惠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8期。
{15}蒋云S：《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财政体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代际核算方法的模拟分析》，《财经研究》2011年第12期。
{16}姜正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在思维方式的转变》，《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The Research on Incentive Mechanism of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CHEN Yun-fan，TAN Xuan
Abstract：Based on the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framework，the incentive and redistributive effects of the four pension insurance modes for new rural residents were calculated in actuarial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has low incentive effects on the willingness of people of middle and young ages to buy insurance and their choices of pay level of insurance，although this system owns intergenerational redistribution effects to a certain extent，there are not only no redistribution effects on the intra-redistribution，but also some of them even bring reverse transfer of income. It’s unrealistic to balance incentive and redistribution effects by means of finance in the existing system；on the contrary，it will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the security level. Therefore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hould be optimized，and the key is to clarify the functions between the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individual accounts. Financial subsidies should focus on redistribution effect and be inclined to pay high age and low income residents，while individual accounts should mainly focus on the incentive effect，motivate residents insured by a higher rate of return，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Key words：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incentive Mechanism；redistribution
财政补贴论文篇5
关键词：政府补贴；企业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LP生产率估计方法；政府补贴效果
中图分类号：F812.45；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027-10
Are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Increasing
the Firms’ Efficiency Positively?LU Yu-duo, SONG Qiao, LIU Hai-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aoning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ouble incentives of system of tax distribution and promotion tournament,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increase the subsidy for the firms year by year. We use the data of over 1.8 million big scale enterprises during 2000―2007 to tes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al subsidies on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firms by using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in general improve firms’ efficiency and the impact can last more than 3 years, that the regional efficiency differences of the subsidies is significant, the influence on west region is most, then the middle and then eastern region, and that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subsidies depends on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ms and the subsidies can only impact 22 industries among 40 ones. Thus, the subsidy policy is positive,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s should sufficiently consider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differences to make the subsidies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 when the governments implement the subsidy policy.
Key words: government subsidy; enterpri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LP approach; governmental subsidy effect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动机逐渐增强。这种激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分税制改革能够使地方政府从本地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Qian et al，1996；杨瑞龙，1998；林毅夫 等，2000；张晏 等，2005；郭庆旺 等，2006；王永钦 等，2007；杨其静，2010）；二是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标准由过去单纯的政治表现转变为经济绩效为主（周黎安，2004；张军，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 等，2010）。因而在财政收入分成和政治锦标竞争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邵敏 等，2011；耿强 等，2011）。
逯宇铎，宋 巧，刘海洋:政府补贴是否正向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在以上动机的驱使下，地方政府投入越来越多的财政补贴来帮助本地企业的发展。以本文所研究的规模以上企业为例，2000年平均每个企业得到的补贴数额为22.08万元，2006年这一数额达到29.11万元，2007年的补贴数额稍虽有降低但仍然达到25.28万元。由于接近90%的企业没有受到补贴，所以按照受补贴企业获得补贴的数额来计算，2000年受补贴企业平均受补贴额为201.44万元，2006年受补贴企业的平均受补贴额为226.75万元，2007年这一数额为206.91万元。
当前国内学者对财政补贴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是政府实施财政补贴的原因分析，即政府实施财政补贴的现实动机是什么；二是补贴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即补贴效率的分析。王凤翔等（2005）发现地方政府给予本地竞争性企业财政补贴，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还有增加就业以维持地区经济的稳定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社会效益的目的。唐清泉等（2007）也认为政府补贴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追求社会效益，他们以2002―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在维护社会目标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政府补贴虽然没有增强上市公司的经济效应，但却有助于社会效益的发挥。但以上研究并没有具体分析政府在实施财政补贴时的选择性：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受补贴。邵敏等（2011）基于这一角度考察政府补贴企业动机是扶持强者还是保护弱者，他们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补贴企业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了“保护弱者”特点。
但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的动机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还可能是基于某种关系。余明桂等（2010）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政治联系、寻租对企业获得财政补贴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补贴获取效应越强。
除了对政府补贴企业目的的研究，针对政府补贴企业效果的研究则普遍持有怀疑态度。姜宁等（2010）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认为由于研发活动存在一定的外部性，因而政府有必要通过补贴的方式来激励企业增大研发投入，但该文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政府补贴并不一定会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水平，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行业间的补贴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杨其静等（2010）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间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1999―2005年全国120多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获补贴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显著高于未获补贴的企业，但补贴导致的工资差异并非直接来自补贴收入本身，而是由“是否获得补贴”这一性质所决定的。潘越等（2009）则动态研究了政府补贴企业的效果，发现政府补贴虽然短时间内可以帮助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保牌、扭亏，在救助当年可明显改善公司业绩，但对公司长期业绩的提升作用却不显著。耿强等（2011）则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形成产能过剩，是导致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上面的数据和文献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数额是十分巨大的，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此巨额的补贴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企业发展？是否能够落实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轨道上来？如果地方政府补贴不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反而因为政治关联等因素降低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使部分企业仅仅靠获取补贴来维持运营，那么地方政府的补贴无疑是适得其反；如果地方政府巨额的补贴投入仅仅增加了企业产出规模，而没有内在地提高企业效率，这种依靠投入提高产出的粗放式经营方式，也会使补贴效果大打折扣。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正向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先前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虽然已有很多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财政补贴的动机与效果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探讨，但本文认识到政府对企业实行的补贴，最终应当落实到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轨道上来，这是正确认识补贴意义的关键，也是正确制定相关补贴政策的关键。但先前研究主要从补贴动机以及补贴对企业研发、工资、财务业绩等角度展开，而从生产率角度出发研究补贴效果的文献则相当有限。
第二，先前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使用全国、省际或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研究深度受到一定限制。企业生产效率受企业所有制性质、人均资本状况、企业存续时间等多因素的影响，如果使用宏观层面的数据就无法控制这些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从而使得估计产生较大程度的偏误。例如成立30年与成立仅3年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可能存在极大的差距，而使用省际或区际层面数据进行估算时这种信息得不到反映。因此，先前采用宏观数据的研究通常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最为细化的企业层面数据作为估算样本，数据涵盖2000―2007年间所有规模以上企业（180多万家）。
第三，本文运用Levinsohn-Petrin半参数方法（以下简称LP方法）精确化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解决微观生产率估计时通常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差和联立性偏差问题，而先前大多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事实上都是不太精确和有偏的（余淼杰，2010）。
此外本文还分行业、分地区估算了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率影响的长期效果，为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二、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数据库》，选用该数据库的原因在于其所拥有的三个优点：数据来源可靠、涵盖范围广、指标丰富且易于跨期分析。具体地：
（1）从可靠性角度来看，该数据库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报表”整理而成。数据库的统计对象为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包括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与《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部分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覆盖范围一致，因此该数据库具有足够的权威性。
（2）从数据的涵盖范围来看，《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覆盖了中国工业40 多个大类、90 多个中类、600 多个小类的企业。
（3）从变量角度看，数据库给出了每个企业的两类信息，一是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涵盖“三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主要信息；二是对企业身份和属性进行描述的信息，该类信息相对固定（如企业法人代码），因此横向上易于进行分类汇总，纵向上易于追踪企业的发展变化，方便建立面板数据。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中国工业数据库》并未统计2004年的工业增加值，本文借鉴张杰等（2011）的思路予以了补充，具体方法为：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应缴增值税。历年数据均以1999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指数平减。
2.初步分析：受补贴与非受补贴企业差别的统计性特征
根据本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测算，2000―2007年我国受补贴企业总数呈现递增趋势，从2000年的1.67万家增加到2007年的4.06万家；受补贴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在2002年左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一直处于高位水平。但随着我国企业平均规模的壮大，政府补贴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存在逐年下降趋势，详见表1。
表1 受补贴企业比例的变化趋势
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受补贴企业数/个16 79418 07621 40025 12837 01735 40138 21540 660企业总数/个157 182166 939177 538193 351262 954269 034298 175333 886受补贴比例/%0.106 80.108 30.120 50.130 00.140 80.131 60.128 20.121 8补贴/销售收入/%0.010 10.012 60.009 30.006 80.004 60.003 90.003 30.002 7进一步地，就本文研究目的而言，受补贴企业与非受补贴的企业效率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我们记受补贴企业为S-firm，非受补贴企业为NS-firm，详细比较了两类企业的分位数效率差异，具体差异数值详见表2。
表2 受补贴企业与非受补贴企业生产效率差异的分位数统计
年份分位数S-firmNS-firmS-firm >NS-firm年份分位数S-firmNS-firmS-firm >NS-firm200010%2.271 82.173 4√25%3.076 62.999 9√50%3.735 33.652 1√75%4.359 84.257 6√90%4.929 14.824 9√200410%2.919 72.790 1√25%3.460 73.333 9√50%4.023 13.864 2√75%4.625 74.458 2√90%5.208 95.056 7√200110%2.495 62.320 7√25%3.232 13.089 2√50%3.830 83.705 4√75%4.442 54.297 2√90%4.998 74.855 3√200510%3.012 62.912 7√25%3.558 33.462 4√50%4.144 84.038 7√75%4.777 54.673 1√90%5.386 85.279 4√200210%2.642 33.183 8×25%3.327 43.183 8√50%3.926 23.783 8√75%4.512 64.373 6√90%5.064 34.935 7√200610%3.115 83.033 6√25%3.656 43.555 8√50%4.264 44.140 4√75%4.902 84.787 0√90%5.534 45.410 1√200310%2.867 82.660 6√25%3.450 63.307 2√50%4.026 73.880 9√75%4.598 34.469 1√90%5.149 75.030 7√200710%3.198 23.159 0√25%3.747 83.671 6√50%4.356 64.277 6√75%5.009 04.953 5√90%5.641 65.578 6√
从表2的统计结果来看，我们有如下发现：
（1）2000―2007年，受补贴企业的生产率几乎在所有年份、所有分位数水平上都显著高于非受补贴企业，而按照邵敏、包群（2011）的分析，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的目的不是为了“扶持强者”,而是为了“保护弱者”，因而受补贴企业的高生产率很可能是企业受补贴的结果。
（2）对于具体某一年的受补贴企业与非受补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比，虽然比例均大于1，但从10%到90%的分位数来看，比率大体上呈递减趋势，所以政府补贴效果对生产率已经较高的企业可能并不明显，这更加说明了企业补贴应该适度向弱势企业倾斜。
三、实证检验
1．补贴对企业效率影响的估计模型与指标选择
我们采用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补贴与生产率估计方程，各解释变量的选择既来源于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的成熟成果，也来自于对中国转型背景定因素的考察，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lnTFPijkt=β0+β1subsidyijkt+β2stateijkt+
β3foreignijkt+β4sizeijkt+β5klratioijkt+
β6ageijkt+β7age2ijkt+β8regionijt+β9industryikt(1)
公式（1）中的下标ijkt指的是位于k 省份在t时期处于j行业的企业i的具体变量，各变量含义及其指标选取为：
（1）被解释变量
我们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生产效率内涵的界定仍有分歧，索洛也将全要素生产率称为“我们无知的变量”（measurement of our ignorance），但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综合反映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效率，所以到目前为止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效率仍然是一个普遍而合理的方法（钱学锋 等，2011），本文将其定义为扣除要素贡献（如资本和劳动）后的“剩余”生产率水平。针对微观生产率估计中存在的同时性偏差（Simultaneity bias）和样本选择性偏差（Selectivity Bias）问题，我们采用Levinsohn等（2003）发展的半参数估计方法予以克服，该方法的具体估计方程为：
lnvat=β0+αlnkt+β1lnlt+ωt+et
=β1lnlt+φ(lnkt,lnmt)+et(2)
公式（2）中的下标t表示年份，va表示企业的工业增加值(value added)；k表示企业资本存量，参照亓朋等（2008）的做法，我们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固定资产存量的变量；l表示劳动投入，我们采用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数进行估计；m为中间品投入；η为残差项。公式（2）中φ(lnk, lnm)是资本和中间投入品的函数，即：
φ(lnkt,lnmt)=β0+αlnkt+
ωt(lnkt,lnmt)(3)
通过公式（2）我们可以得到估计系数β1，通过公式(3)我们可以得到估计系数α，将这两个系数代入式（4）就可以得到Levinsohn-Petrin方法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lnTFPLPt=lnvat－β*1lnlt－α*lnkt（4）
（2）解释变量
综合针对政府补贴的已有研究，结合中国国情来考虑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各种因素，本文选择如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一是政府补贴收入（subsidy）。借鉴邵敏等（2011）的思路，我们选用企业是否受补贴的二元虚拟变量来表示。
二是企业规模(size)。我们用企业雇佣人数的对数值来表示。在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规模经济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进而会形成较高的产出比率（(Bonaccorsi，1992；Yeaple, 2003)；考虑到地方政府给补贴本地企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增加地方就业以维持地区经济稳定，因而企业的规模越大,获得政府补贴的概率也就越大（王凤翔 等，2004）。
三是企业是否国企的虚拟变量(state)。由于国有企业肩负较多的社会功能以及体制不灵活等原因，国企的生产效率可能与其他企业存在显著差别，因而需要进行控制。
四是虚拟变量“是否外企”（foreign）。根据Helpman等 (2005)的理论研究，跨国经营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因而引入企业外资所有制性质这一虚拟变量。
五是人均资本（klratio）。人均资本较多的企业往往拥有较高的生产率，我们用企业固定资本/雇佣人数表示。
六是企业存续时间（age和age2）。存续时间较长的企业，能够优化内部组织架构、获得学习效应，因而生产率可能更高。考虑到企业存续时间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并非是单纯的线性关系，我们引入企业存续时间的二次项。
此外，行业因素、地区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也有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参照邵敏等（2011）的方法加入以上因素的虚拟变量，以得到一致无偏估计。相关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3。
2．补贴对企业效率影响的整体效果分析
表4报告了公式（1）的回归结果。表中第1列为未控制年份、地区和行业因素的估计结果，第2列为控制了以上因素的回归结果，第3~5列是考虑到补贴滞后效应的估计结果。从表4的估计结果来看，我们有如下发现：
表3 研究变量设定及含义
变量变量名称变量含义subsidy受补贴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受到补贴则为1，否则为0subsidy受补贴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受到补贴则为1，否则为0foreign外资企业虚拟变量如果企业为外资企业则为1，否则为0state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如果企业为国企性质则为1，否则为0size企业规模变量企业雇佣人数的对数值klratio资本劳动比率企业固定资本/劳动总量age企业成立时间统计年份-企业注册时间+1age2企业成立时间的平方企业成立时间的二次方region地区虚拟变量设置企业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industry行业虚拟变量设置行业二位码的虚拟变量
（0.013 9）年份因素―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地区因素―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行业因素―控制控制控制控制R20.0920.0540.0500.0560.062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估计值在1%、5%和 10%水平上显著。
第一，对本文的估计方程来说，核心解释变量subsidy的系数在各种估计模型下都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补贴与企业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因而表4第2列的估计结果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率在受到补贴之后将会有5.56%的提高，政府补贴的效果是显著的。考虑到政府补贴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期，本文又以滞后一期、二期、三期的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发现下一年企业效率仍有4.98%的提高，下两年的提高作用仍达到2.9%和1.75%，这说明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率的存在长达3年以上的持续性影响，政府补贴的作用是深远的。
第二，从企业所有制性质来看，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比民营企业高4.84%，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比民营企业低15.79%，这说明企业所有制属性也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
第三，企业规模与生产率、人均资本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被解释变量和企业规模、人均资本变量皆为对数值，因此从表中第2列的系数来看，生产率对企业规模的弹性为0.293 2，对企业人均资本的弹性为1.81E-06，这意味着企业规模每增加1倍，企业效率增加29%；人均资本每增加1倍，企业效率增加0.000 18%。这一结论与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四，企业存续时间较长的企业，生产效率较高。我们发现在不控制年份因素、行业因素和地区因素的条件下，企业生存年限与生产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在控制以上因素后，这一结果发生了逆转，说明如果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寿命存在显著差别，如果不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将会出现严重的估计偏误。为了深入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区域因素、行业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
3.补贴对企业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1）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政府补贴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根据樊纲等(2006) 对 31个省市的市场化指数测算发现，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可以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显著不同。因而我们将企业划分为三组，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12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市。 。以LP半参数估计方法得到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方程（1）分区域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5。从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我们有如下发现：
（5.08E-08）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代表估计值在1%、5%和 10%水平上显著。
第一，各地区的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西部地区财政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达到10.6%以上，中部地区可达到7%，东部地区为4.38%，说明西部地区的政府补贴效率最高，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应该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第二，所有制性质对所有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都有显著影响。企业的国有性质会降低生产率水平，而外资性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皆成立。
第三，企业规模和人均资本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企业规模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最大，人均资本对中部地区的企业效率影响最大。这也说明中部地区的企业亟需加大资本深化力度。
（2）各省区的差异
中央政府实施分权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级政府的决策安排，即企业能否获得补贴、企业获得补贴的力度往往因各省的省情不同而不同。因而为了得到更加直观的政策启示，我们对各省份的财政补贴效果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详见图1。从图1中的分省份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
第一，中国各省区财政补贴效率有很大差异。在控制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其他因素后，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南和6个省区的财政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图1中我们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省市的subsidy的系数值设为零。 ；剩余26个省区的补贴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图1 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省级差异
第二，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超过10%的省区包括青海、四川、贵州、安徽、陕西和宁夏6个，其中青海、四川、贵州、陕西和宁夏属于西部地区，安徽属于中部地区，这和东、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是相一致的。以上结论说明我国应当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加大补贴力度，而北京等6个省区则需要注意政府补贴的效率问题。
4.补贴对企业效率影响的行业差异分析
接下来我们分析在控制了企业所有制、人均资本、企业存续时间等因素上存在的差异后，政府补贴对企业效率影响的行业差异。之所以做行业差异分析，是考虑到政府补贴可能偏重某些影响国计民生、外部性较强的特殊行业。我们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2002”二位码作为行业的划分标准，并对2002年前行业划分标准后的差异进行了调整，得到的估计效果详见图2。从图2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
只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6）的企业效率与财政补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意味着该行业在实施补贴政策时出现了一定问题，致使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07）、农副食品加工业（13）等17个行业的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政府对石油化工类企业高达15.99亿元的补贴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饮料制造业（1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等22个行业的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图2 政府补贴对企业效率影响的行业差异①
四、结论及建议
在分税制和政治锦标赛的双重激励下，我国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补贴力度逐年增加。本文运用2000―2007年中国185.9万家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微观效率的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总体来看，政府补贴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即使在考虑到政府补贴对企业效率影响的滞后作用后本文的估计结果也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率至少存在3年以上的深远影响，因而政府补贴的整体效率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政府补贴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补贴对西部地区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进一步地分省份估计结果发现，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南和6个省份的政府补贴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青海、四川、贵州、安徽、陕西和宁夏6个省区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超过10%。因而我国政府的财政补贴应该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第三，政府补贴的实际效果还依赖于企业所属的行业。政府补贴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6）企业的生产效率起到了反作用；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7）、农副食品加工业（13）等17个行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对饮料制造业（1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等22个行业起到了显著影响。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我国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行业投入的巨额财政补贴，恰恰落在补贴效果不显著的组别中，因而政府在实施财政补贴时应该充分考虑行业差异，使财政补贴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① 图2横轴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的行业代码：06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7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8为黑色金属矿开采业，09为有色金属矿开采业，10为非金属矿开采业，11为其他采矿业，12为开采辅助活动，13为农副食品加工业，14为食品制造业，15为饮料制造业，16为烟草制造业，17为纺织业，18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9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20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1为家具制造业，22为造纸及纸制品业，23为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24为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25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6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7为医药制造业，28为化学纤维制造业，29为橡胶制品业，30为塑料制品业，31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2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为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4为金属制品业，35为通用设备制造业，36为专用设备制造业，37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9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40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1为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2为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43为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44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5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46为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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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论文篇6
关键词： 农业 财政直接补贴 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财政补贴论文篇7
论文摘要:新农保的筹资机制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该文利用2008年全国人口、财政等方面的数据，分别劝个人、集体、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筹资能力做出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有能力墩费，集体可补可不补，中央财政“不差钱”，而筹资最困难的便是地方财政，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地方财政。因此，需要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合理划分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责任。
2009年9月1日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人了一个崭新时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农合、农村低保等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新农保制度在推行中会遇到各种难题，其中第一个便是筹资难的问题。本文试对新农保的筹资机制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新农保的筹资机制
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表明新农保的筹资机制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其中，政府补贴包括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
1.个人缴费。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国家依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2.集体补助。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可见，集体补助不是硬性规定，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补助，没有条件的村集体可以不补助。
3.中央财政补贴。中央财政主要负责“补出口”。所谓“补出口”，就是指在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给付环节给予财政补贴。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
4.地方财政补贴。地方财政补贴分为“补人口”和“补出口”两部分。(1)“补人口”。所谓“补人口”，就是在农民参保缴费环节给予财政补贴。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确定;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2)“补出口”。对中央确定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55元/人/月)部分，东部地区需要负担50%的补助资金，中西部地区因中央财政全额补助则无须再安排补助资金。另外，国发[2009]32号文件还规定:“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国家财政对新农保的补贴情况如表1所示。
二、新农保筹资机制的具体分析
新农保的筹资机制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那么个人、集体、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筹资能力如何呢?下面我们利用2008年全国人口、财政等方面的数据，分别对个人、集体、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筹资能力做出分析。
1.个人筹资能力分析。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目前个人缴费标准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设档次，由农民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缴费。这里我们对新农保个人缴费数额与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做一下比较，具体如表2所示。
总体来看，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为4760.6元，最低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100元/年)占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仅为2.1 %，这一比例远低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比例8%，农民完全可以负担得起;最高档次的个人缴费标准(500元/年)占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为10.5%，这一比例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有点高。
分地区来看，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为上海11440.3元，如果按最低档次100元/年缴费，缴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仅为0.87%;如果按照最高档次500元/年缴费，缴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也只有4.37%。可见，发达地区和收人较高的农民不仅完全有能力参加新农保，而且还可以选择较高档次的缴费标准。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人最低的甘肃为2723.8元，如果按最低档次100元/年缴费，缴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人的比重为3.67%;如果按照按最高档次500元/年缴费，缴费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8.36%。可见，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的农民也有能力参加新农保，不过适宜选择档次较低的缴费标准。
由此可见，最低档次个人缴费标准(100元/年)比较低，除对家境非常不好的农民产生一定压力外，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可以负担得起。
2.集体筹资能力分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村集体在农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另外，一些村集体有经营性收人，因此，有条件的村集体应该对农民参保缴费给予支持，既体现了集体的责任，也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但是，由于广大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可以说我国除了少部分城乡结合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非常薄弱，集体补助可能很少甚至没有(耿永志，2009)。又由于集体补助不是硬性规定，可补可不补，因此，指望集体来进行补助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集体补助是一句空话。
3.中央财政筹资能力分析。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55元/人明)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这里我们将测算一下，在新农保制度“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的条件下，中央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
2008年末我国各地区的农村人口数和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如表3所示。根据文件规定，中央财政对东部地区基础养老金的年补贴数额=乏东部各地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50%×l2，通过计算得出为105.7287亿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基础养老金的年补贴数额=艺中西部各地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12，通过计算得出为429.3551亿元;进而可以计算出中央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为535.0838亿元。
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收入为32680.56亿元，这样，中央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占2008年中央财政收人的比重为1.64%。由于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收人占总财政收人(61330.35亿元)的比重达53.3%，而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21.3%。可以说1.64%这一比例非常小，中央财政完全可以负担得起。
4.地方财政筹资能力分析。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另外，在发放环节，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55元/人/月)给予50%的补助，中西部地区不补;参保年龄段为16~59岁，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60岁。这里我们将测算一下，在新农保制度“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最低补贴数额(这里我们不考虑地方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适当鼓励”，对农村缴费困难群体的缴费补贴，以及提高和加发部分基础养老金的补贴)。
2008年末我国各地区16~59岁、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如表4所示。根据文件规定，东部某地区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该地区16~59岁农村人口数×30十该地区60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数×55×50%×12;中西部某地区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该地区16~59岁农村人口数×30。据此可以计算出全国各地区地方财政对新农保的年最低补贴数额，具体如表4所示。
通过计算可以看出，全国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为245.126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人的比重为0.86%。总体来看，地方财政负担并不是很重，但问题在于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的不平衡，贫困地区地方财政支持的压力很大。具体来看，在东部，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占地方财政收人的比重最低的为上海0.06%，最高的为河北2.84%，平均水平为0.84%，负担比较重的为河北、海南、山东和福建;在中西部，地方财政年最低补贴数额占地方财政收人的比重最低的为内蒙古0.36%，最高的为1.79%，平均水平为0.88%，负担比较重的有、贵州、甘肃、河南。可见，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采取的政策倾斜，其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中西部地方财政的总体负担还是比东部重;另外，农业人口比较多的东部省份，如河北、海南、山东、福建等财政负担也比较重。因此，如何解决地方财政筹资难的问题将成为制约新农保制度推行的一大瓶颈(朱俊生，2009)。
新农保财政补贴在地方各级财政之间该如何分担呢?省级和市级财政的情况还好一些，在县级财政中，对东部富裕县来讲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对我国中西部数百个吃财政饭的贫困县来讲，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越是穷的地方越与民争利，越不肯为老百姓花钱，对于一些贫困县来说，最令人们担心的是，由于县一级财政无力配套财政补贴资金，将挪用农民个人账户中的钱用于当期的财政补贴资金，形成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制。因此，如何解决地方各级财政的分担问题成为新农保制度推行中的又一大难关(林义，2009)。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有能力缴费，集体可补可不补，中央财政“不差钱”，而筹资最困难的便是地方财政，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地方财政。
三、完善新农保筹资机制的建议
1.加大新农保的宣传力度。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客观上都具备了参加新农保的能力，但由于新农保是自愿参加的，他们能否参加到新农保中来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主观参保意愿。因此，目前要加大新农保的宣传力度，宣传的方式除包括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墙报、传单之外，尤其要发挥村级农保协管员的作用。要加强对村级农保协管员的培训，保证把新农保的试点办法正确无误地传达给农民，要让农民清楚地认识到新农保制度能给自己带来实惠。
2.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2008年我国中央财政收人占总财政收人的比重高达53.3%，而中央财政支出仅占比21.3%。相应地，省级及省级以下层级政府都存在着收支缺口，地方政府都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贫困地区尤其如此。这样，在新农保制度的构建中，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就难以支付必要的保费配套补贴，从而影响新农保制度的扩展与推进。为了缓解这样的矛盾，保证贫困地区新农保制度的建立，需要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中央财政按照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30元/人/年)予以分担。具体来说，可以对各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新农保缴费补贴予以分担，分担的标准为10元/人/年，以后视情况再作调整。
3.合理划分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责任。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不同，地方财政补贴在省、市、县三级财政的分担没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从目前试点情况来看，由于新农保的实施主体(包括方案制定、经办管理、基金管理)是县级政府，县级财政将承担重要的责任。在财政收人高、富裕的县，县级财政要多承担一些责任，省、市、县三级财政可以按1:1:2或1:1:3来分担;在财政收入低、贫困的县，县级财政可以少承担一些责任，省、市、县三级财政可以按1:1:1来分担。省、市、县三级财政的责任划分问题，各地可以先试点探索，然后由各地省级人民政府来制定。
财政补贴论文篇8
摘要:主要分析了农业补贴的一般理论和我国农业补贴的现状,考察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历史演变,指出我国必须加大农业补贴,尤其是加大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思路。
关键词:农业补贴;补贴方式;直接补贴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8902
1农业补贴政策的一般分析
农业补贴方式与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直接相联。根据农业补贴政策的不同目标,农业补贴方式基本上可分为三种:(1)投入补贴。这类补贴可分为降低农产品生产经营内部成本的直接投入补助和降低农产品生产经营外部成本的间接投入支持。前者包括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贷款贴息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补助等。后者包括政府强化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农业科技投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以及资助农村居民教育培训的投入等。(2)产出补贴。其最典型表现就是农产品价格补贴,即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水平的价格从农民手中采购农产品,政府的采购价格与市场均衡价格的差额,就构成了农业补贴。产出补贴兼有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双重功效。当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民收入的方法来刺激农产品供给量普遍增加时,就应该采用这种补贴方式。(3)直接补贴。投入补贴和产出补贴都是通过市场传递给农民的,都是间接补贴方式,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是无法得到这些补贴尤其是现金补贴的。即使能得到补贴也因补贴的迂回曲折方式导致补贴流失,最终落到农民手中的补贴大打折扣。如果政府的农业补贴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直接支付给农民,则构成了农业补贴的直接方式。直接补贴方式的效果是补贴资金完全落到农民手中,能够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主要在于增加农民收入,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要限制农产品生产时,则可选择这种补贴方式。
2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2.1我国农业补贴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2005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2.2目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1)财政农业补贴支农总量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
与发达国家比,目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水平不高,补贴总量根本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并且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补贴数量虽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补贴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按照WTO《农业协定》我国可利用的支农补贴分为以下几方面:黄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根据WTO黄箱政策规定,我国今后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480亿元人民币,而现有补贴大约平均每年仅276亿元人民币,离480亿元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即所谓的“绿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我国绿箱补贴量较多但结构不尽合理。如我国每年平均支出1514.2亿元人民币,主要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所占比重较小,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2)各地方补贴标准和办法混乱。
我国的补贴数额随意性很大,省际间补贴标准差距过大。由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同,以及核定包干基数的因素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而积的差异,各省粮食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例如,江苏省补贴水平较高,水稻亩均补贴20元;山西省补贴水平较低,玉米亩均补贴5元。省际间人均粮食直接补贴金额也相差较大,四川省享受直补的农民人均补贴8元,辽宁省人均25.66元。我国各省补贴的依据也不一样。如粮食直补依据的确定,按照补贴是否与当期粮食播种面积及价格挂钩分为两种情况:①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②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效率难以提升。
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
(4)补贴方式及结构不够合理、明确。
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的短期化。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方式模糊等现象,影响了补贴效果的发挥。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补贴政策一般与当时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相挂钩,成为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财政的直接补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是补贴重点欠明确,某些方面补贴力度不够强。就补贴领域而言,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集中在粮棉产品,虽然已开始有选择地补贴某些优质品种,但还不够普及、稳定;对投入品的补贴几乎涉及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而且很少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的力度有限;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同样面临金融支持乏力的难题,这些均反映出补贴重点不够合理、明确。从补贴力度来看,在一般政府服务中,对农民培训的支出比例很低,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其中没有或很少有补贴,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农业技术推广补贴力度不大,进展迟缓;市场营销服务未明确给予补贴性支持,呈现短缺态势;检验服务因补贴资金缺口大,比较落后,难以满足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出口及国内生产的需要。在国内粮食援助上,一方面补贴资金欠缺,另一方面粮食库存积压严重。三是忽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农业保险业务出现全面萎缩,农业缺乏防灾补损的支持。在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危害程度不断加重,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也给国家财政造成较大的压力,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用于灾后重建。四是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使财政、信贷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面临较大难题。由于财政和银行信贷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补贴中占用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
3改革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思考
(1)建立符合WTO农业协议的直接补贴方式,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改变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方式和重点,从根本上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价格支持政策,将节省出来的宝贵财政资源,转为直接补贴等其他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会大大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改善。
(2)改变农业补贴政策的取向。首先支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其次用于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通过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增加农民收益,为确保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适当考虑引入第三方和农村金融机构的监控机制,并通过年终审计,防止直补资金的挪用或克扣。再次用于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文化、农村医疗卫生等,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3)加快农业补贴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农业支持法律体系,改变过去某些仓促的政策实施,严格实行支出预算制度。在WTO规则框架下,着手研究制定有关农业保险、农业灾害、救助贫困地区援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法律法规,健全农业支持法律体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农民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经营主体,解决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纠纷中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4)积极研究绿色贸易壁垒的利弊。同时为了促使我国农产品提高环境标准,发展绿色农产品,加大对无污染无公害农产品的补贴力度,引导农业资源转向绿色农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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