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经贸政策论文篇1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in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摘要：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始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需要的考虑。

经贸政策论文篇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低端加工贸易的发展使我国加工贸易呈现出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局面,对经济社会环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由于加工贸易出口量的急剧上升,引发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对我国外贸经济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从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看,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从广义讲,加工贸易是外国的企业以投资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境外销售的一种贸易形式;从狭义上讲,它是指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从本质上讲,加工贸易是指一国进口料件,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活动。我国《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制成品又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剧,加工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加工贸易形势对于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足的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正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意义所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则是实现这种资源转换的重要途径。因此,目前加工贸易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方式,我国的加工贸易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且多数只需劳工成本低廉的半熟练劳动力,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交通条件和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带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就珠三角来说,利用加工贸易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垂直分工,实现了本地区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起飞和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据海关统计,1980年我国加工贸易总额为1666亿美元,仅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4%,而到2006年,加工贸易总额达到8319亿美元,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86%(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随着近年来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快速上升,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以来,加工贸易快速地促进了我国GDP总量的增加,极大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为我国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总体科技水平。通过进口加工贸易,我国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一些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填补我国工业技术方面的某些空白,提高我国主要工业方面的科技水平;通过出口加工贸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改造。

2.创汇作用。贸易顺差是外汇的最主要来源。统计数据显示,1991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额为729亿美元,而到200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上升到为8319亿美元,实现进出口顺差高达1750亿美元。而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外贸进出口近50%,很显然,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外贸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加工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提高了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快了生产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转移,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此外,对外国资本、技术、管理方法的引进加快了我国潜在比较优势向现实市场竞争优势的转变,从而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品出口能力,加快资源在产业间的转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出口商品的产业发展速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推动了保险、运输、仓储等第三产业部门中与其相关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改善了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4.加工贸易增加就业。加工贸易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也为我国培养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管理人才,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目前还没有对于加工贸易从业人数的专门统计,但是加工贸易企业大部分属于第二产业,因此我们近似地认为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对加工贸易从业人数有一定的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贸易还不发达,加工贸易对于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也不是很大,20世纪90年代后,加工贸易进出口迅速发展,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总额以每年25%以上的速度增长。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从1985年的10384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9225万人,同样在2002年以来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从2002年到至今,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与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增加与就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关系。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加工贸易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局限性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例如,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产品附加值很低、利润薄,企业技术水平低,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甚至有一些国外企业把一些有毒有害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等等。另外,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增加了巨额贸易顺差,频繁引发与他国的贸易摩擦。2006年年底,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环保总局了《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2006年第82号公告),将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以及部分加工层次低、污染高、资源能源消耗大的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2007年初,又有804种商品被列入其中。禁止目录的出台将促使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快转型升级。

目前加工贸易政策的出台,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总量造成一定的影响。许多现有加工贸易行业将会受限,尤其是低层次、高能耗的加工贸易,已有部分厂商退出我国市场,由此造成一定的就业缺口和GDP的增加量的下降。如青岛,在《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颁布后,就有300多家韩国企业撤走,不仅造成了一部分人口的失业,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岛的经济发展。就长远来说,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着正面影响的。一方面,它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效益,改善我国贸易环境和自然环境。所以可以预测,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长期来看是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将创造新的岗位,改善人口知识结构,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占了我国加工贸易的975%,而中西部21个省区市只占加工贸易的25%。当前,加工贸易新政策的实施,起到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效应,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就业增加。中西部地区具有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在相关政策综合作用下,中西部地区建设承接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转移的集中区域,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将在长期内有利于就业增加。因此政策调整对就业总量影响不大。

三、当前加工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建议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注重以下几点:

1.鼓励和培育本国企业自主创新。我国加工贸易的投资主体是外商,政府要稳定未来加工贸易发展,就要大力培育国内企业,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鼓励国内企业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实现本国为主导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2.延伸产业链条。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的一大障碍在于其与国内产业关联度较低,因此,促进配套产业发展,提高中间投入品的国内采购率,延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对其转型升级起着重要的作用。

3.积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政府不仅要重视一般加工贸易的发展,还要积极开拓境外加工贸易。这样不仅可以为我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有利于将成熟生产线转移到国外,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韩可卫.对我国加工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工业技术经济,2006(1).

[2]张华初,李永杰.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J].财贸经济,2004(6).

[3]廖涵,曹仕龙,杨恺.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5).

[4]何斯斐.关于推动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宏观思考[J].金融经济,2006(3).

经贸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贸易政策；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070-02

1 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 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

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 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 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美］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 国际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 国际贸易［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王正毅，张岩贵.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经贸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模型；中点选民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简介：白洁，女，山西忻州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进世界福利，一国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国最优的贸易政策应该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理论和现实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它已经成为一国干预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虽然在WTO的倡导下，各国施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但是非关税壁垒却盛行不衰。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更青睐于保护而不是补贴等直接根治经济扭曲的手段。经典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政策，所以，诸多经济学家从最优关税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市场失灵、次优等角度出发试图解释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以效率为基础的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所以，只有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引入传统的贸易理论当中，从收入分配而非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视角探究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即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利益集团模型的出发点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政治捐资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中点选民的出发点则缩小到不能进一步分解的选民个体，政治家要赢得选举，得到选票的最大化，必须代表中点选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团模型及相关研究

利益集团模型是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理论，大部分学者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贸易保护政策了进行分析。该模型主张资本家通过影响政治家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支出，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团模型理论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早期研究介于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是利益集团模型的雏形。大部分学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这些研究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一阶段的理论是分散和片面的，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体系。到20世纪80、90年代，利益集团模型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代表理论有关税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护代售模型和信息传递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的提出成为利益集团模型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模型较为完备和成熟，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热情持续不衰。其中一些学者以保护代售模型为基础，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因素加入模型当中，使该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学者用利益集团模型分析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等具体问题，使其解释力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学者以本国数据为基础对利益集团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该理论在本国的适用性。根据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研究重点的不同，将相关研究分为四个方面：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研究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构成了利益集团模型理论的基础部分。早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数目少、地理集中度高、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能有效调整集团内部利益并形成游说，因此行业获得的保护水平以及行业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能力与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认为不利于收入、就业水平提高的经济环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团的形成。所以行业保护水平和行业产出、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渗透率呈正相关关系；Gawande等[2]研究了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学者认为，国外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游说对国内经济是有损失的，但Gawande等却认为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可能会减少贸易壁垒，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提高该国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利益集团模型当中。认为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受到企业游说能力的影响，而企业的游说能力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在企业游说的过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献，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拥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所以，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如果该产业内大型企业较多即产业集中度较高，则该产业的游说能力就较强，贸易保护水平也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将劳动力流动程度引入利益集团模型中，认为当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变弱时，民主国家更容易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

2.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决策过程的研究。

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影响因素可以看作是一个输入变量，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现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以作为一个输出变量，那么中间的影响过程和决策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诸多学者通过构建函数或者是利用博弈论对该环节进行展开。如Findiay等[5]构造了关税形成模型，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团影响关税的具体过程。认为关税水平取决于对峙的两个游说集团游说竞争的结果。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最终的最优关税便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该模型认为关税是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而政府在关税的决定过程中退居其次。该模型较好的利用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对关税决定水平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在此过程中过分看重利益集团的作用，忽视了政府、消费者等其他社会群体对关税的影响。

Magee等[6]构造了两个政党、两个利益集团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该模型认为利益集团为候选政党或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党或候选人当选执政的概率。假设，各党在得到利益集团政治捐献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导的贸易政策，并且该贸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献的影响与干扰。利益集团只是根据自身的贸易政策偏好，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那么，在该情况下，利益集团并不能以政治捐献的方式直接影响贸易政策，只能通过政治捐献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的获胜几率，从而间接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贸易政策。

上述研究将政治捐献作为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筹码，而Ainsworth[7]认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同样可以起到游说作用。由此，我们研究的前提从充分信息演变为非充分信息状态。于是，信息便成为了利益集团游说决策者的重要砝码，能够帮助资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经济状况，作出决策。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便由“保护待售”模型中的交易双方，变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团向决策者传递对自己有利的真实信息，决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选择以延长政治寿命，双方互惠互利。

传统的利益集团模型大多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关税形成模型。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关税获得全部的贸易保护利得（租）。随着贸易保护手段的日趋丰富，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不能获得全部的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acchini等人[8]将配额等非关税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团模型当中。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过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终由政府获得。该研究大大拓宽了以往分析的视野，使得研究学者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给予关注。从而使得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3.关于利益集团综合模型构建的研究。

上述文献分别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和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只是利益集团模型的两个方面，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权衡，最终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呢？这就涉及到了综合模型的构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个较为完备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该模型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关税过高，虽可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却由于价格提高，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关税，虽可满足消费者，却无法让利益集团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通过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结果：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很大，政府将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该模型虽然比之前的理论更完善，但单从公众的角度或单从政治家与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仍然不够丰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团模型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而非提高竞选政党的当选概率或是当权政府的连任几率。当权政府则为了再次当选，除了借助政治捐献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选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该情形下，利益集团应向政府提供适当的政治捐献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当权政府则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使总政治捐献与社会总福利的加权值最大。Grossman等假设，一小国中存在n个利益集团，分别代表各自产业利益游说当权政府。在劳动报酬为1的前提下，构建了利益集团的福利函数和社会总福利函数，政府的目标是使游说集团的政府捐资和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为了达到目标，利益集团和政府间形成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团之间首先提出纳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献安排，然后政府在给定的捐献安排上再决定最优税率。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根据政府与游说集团之间“菜单拍卖”的纳什均衡条件，得出了均衡时的关税表达式。其结论表明：均衡关税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总体利益集团人数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组织产业。只要产业内部存在利益集团，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献，便可享受到关税保护，而未成立利益集团的产业则需忍受负保护。若所有产业均存在利益集团，并且每位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则此时会形成全面的自由贸易。该模型是利益集团模型中最为完备的一个，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缺陷，即对于利益集团期望利用政治捐献影响所有商品关税的假设，与现实情况并不一致。在现实中，利益集团更希望将有限的政治捐献投入到直接相关的贸易政策游说中。利益集团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产品的保护程度，对于其他产品则并不关心，因为对其他产品关税进行游说，将是一件边际收益远低于边际成本的行为。

基于此种考虑，Helpman进一步假设利益集团只对自身产品的关税水平进行游说，结论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将实行自由贸易，而并非征收出口关税；提供政治捐献的产业将一定受到关税保护。即使出现所有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的极端现象，全面的零关税也无法实现，除非只存在一个产业、一个利益集团。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其关税具有独立性，并与该产业特定要素的所有权集中度有关，集中度越大，保护率越高，而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实力无关。然而，该模型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为一个外生变量，这种假设仍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在现实中，只有当利益集团的潜在收益足够高或者组织成本足够低的时候才可能形成。保护代售模型作为利益集团模型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后期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Chang[11]对保护代售模型进行了深化，将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植入保护待售模型中，探讨了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该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1）即使是在没有组织的产业中，内生性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不会降到零。（2）对于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内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现为出口补贴。但对于没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则表现为出口税。（3）不管该产业是否有组织，进口保护水平与进口渗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护待售模型为基础，探讨了上游生产者和下游生产者的游说竞争问题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文章认为来自于相互对峙的两个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搜集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一个有组织的产业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但是如果该产业中下游生产商也存在强大组织的话，往往会削弱政府对该产业的贸易保护力度；Matschke等[13]将劳工问题引入了保护待售模型中。通过构建新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确实受到劳动力市场变量的影响。并认为，如果一个特定产业中的工会而不是资本拥有者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会比保护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为工会会将零散的游说租金集中起来。反之，如果资本拥有者而不是工会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就会较低；Facchini等[14]将产品替代率引入了保护代售模型当中，认为如果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国产品所在行业得到的贸易保护就越强。

4.关于利益集团模型应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团模型日臻完善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将利益集团模型运用到分析其他问题中去，比如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问题等等，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广化。比如，Maggi[15]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自由贸易协定确实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但是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仅与一些政治变量相联系，还与部门间资本流动性有关。如果资本的流动性越好，越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间接投资问题。该论文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如何影响政府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决定。认为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资产去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作为外部人员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无法获得有效保护，这些因素会导致投资者获得的保护水平在一个次优的状态下达到均衡。

通过上述归纳，可以看出利益集团确实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但是普通选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又涉及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另外一条主线――中点选民模型。

三、中点选民模型及相关研究

中点选民将立足点放在选民个体。政府或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在选择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从选民的角度考虑其对贸易政策影响的观点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选举最大化模型就将行业的就业人数与选民人数联系起来，并考虑选民人数对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行业就业人数是利益集团和政府谈判的筹码，有更多选民的行业更容易得到候选人的偏好，即行业就业人数与行业保护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理论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却给出了与利益集团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场，即从选民的角度来考虑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点选民模型。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过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只要中点选民对政策的偏好有“单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点选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比率比经济体的总比率低，那么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时，这个国家就会征收正的进口关税。即如果该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它的贸易政策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如果该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那么它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但这与各国实际情况很不吻合。事实上，很多国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国少数要素拥有者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点选民模型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且将中点选民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近几年，学者对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持续进行，他们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经济、政治变量，集中分析了中点选民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从而使该模型与现实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该模型解释能力的局限，导致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贸易保护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另外一类是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将中点选民模型与要素禀赋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拥有量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他利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尔玻-萨缪尔森定理构造了一个经济均衡时关税水平的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均衡关税水平是中点选民的个人最优关税水平。然而，对于中点选民的识别依赖于对投票者资格的判定和要素拥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资格判定中对最小资本拥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该行为就体现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贸易保护的意图。如果最小资本拥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保护的意图就越明显。保护性关税水平取决于中点选民对相关要素拥有量与经济中要素拥有总量的关系。如果中点选民对资本拥有量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数投票原则将导致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反之亦然。自由贸易仅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即中点选民的要素拥有量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时候。除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投票成本为正，则个体进行投票的可能性将随着投票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那些边际收益在征收关税后提高很少的个体，将没有激励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与征收关税密切相关，即征收关税以后会明显提高该选民的利益。于是，从贸易保护中得到的利益将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产业当中，而损失则被广泛的分散到整个经济当中。该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与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富参考价值的论点，但是对间接民主下的贸易保护问题没有涉及。

Dutt等[19]将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当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在中点选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一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文章指出，如果一国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禀赋的价值比较低，那么相应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较高。对于资本丰富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反之，对于劳动丰裕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将越低、补贴越高。总之，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开放性的贸易政策。该模型运用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首次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给予关注。

Daron等[20]将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某些经济因素比如分配效应、外部效应、规模效应和消费者效应与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将腐败引入了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腐败会提高劳动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与其他因素相比，腐败会使贸易政策偏离中点选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给中点选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变量，认为在西欧国家全球化对派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点选民的位置。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会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贸易政策。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则会采取较为极端的、不友好的保护贸易政策。

中点选民模型从Mayer的首次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日渐丰富，诸多经济学家将要素禀赋、收入分配、外部效应、规模效应、腐败、中点选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点选民模型当中对其进行完善，使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现在不仅可以利用其分析关税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等诸多经济现象。

2.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将中点选民模型运用到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当中。具体分析了一国在从封闭经济走向双边贸易协定或多边贸易协定过程中的损益情况，并且剖析了双边贸易协定到底是多边贸易协定的绊脚石还是铺路石。通过分析，芬斯特拉证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观点。首先，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如果两国的中点选民都会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个国家一定会在多边贸易协定中获益；其次，如果允许垄断竞争下产品的多样化，那么两国的中点选民一定会在从封闭经济到双边贸易协定，或是从封闭经济到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收益。但可能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受损。所以，双边贸易协定会阻止参与国向多边贸易协定发展。对于多边贸易协定来说，双边贸易协定是一个绊脚石，而不是铺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在关税同盟内部不存在贸易转移的条件下，优先贸易协定一定会阻碍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并通过对欧盟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该论点。上述经济学家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了贸易协定问题，从广度上拓展了其解释能力。这为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中点选民模型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可以把其当做是一个分析工具去解释其他经济现象。

四、现有研究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小结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沿着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两条主线并行发展，但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即对利益集团模型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中点选民模型的关注。最终导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的研究中，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中点选民模型则相对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两个模型解释力的差异所致。利益集团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团游说的基础之上，而利益集团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这就奠定了该理论继续深化和发展的基础。中点选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为常见的政治体系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选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议制民主下，个体并没有机会参加投票来直接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虽然他们可以寻找可靠的代表参与政治决策，但是由于政治进入壁垒、投票者理性、搭便车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导致中点选民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减少。所以，后期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贸易保护问题的研究与利益集团模型相比较少，而更多研究学者利用它来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问题。

（二）未来研究展望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补充和完善成为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首先，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保护主要是针对于产品贸易，忽略了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国外的研究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学者，要么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一个统一体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贸易保护问题，要么单纯的研究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少有学者专门将服务贸易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而我们知道产品贸易政策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区别很大，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差异性和不可储存性决定了服务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结合服务贸易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次，对贸易保护政策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丰富。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数已有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唯一表现形式，尽管后期一些经济学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关税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在整个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对于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的政府管制等贸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将非关税壁垒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转化为定量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综合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献针对于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研究较少。相关的模型不是针对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针对于代议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样结合这些国家的特点构建相关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虽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针对于中国提出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决策过程，并没有针对贸易保护进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分开讨论，研究了保护待售模型在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应用。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未能成为后续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所以探讨利益集团模型在非民主国家适用性的相关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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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政策论文篇5

【论文摘要】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出现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以及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该理论的内容、实施条件和对其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的介绍，分析其在我国的适用性，最终给予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规模经济 产业政策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内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1.“利润转移论”。“利润转移”理论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理论基础，政府通过对对外贸易进行干预可以剥夺外国厂商的出口利润，政府政策起着实现超额利润由外国向本国转移，或扶植本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等“战略性”作用。它主要包括出口补贴论、战略进口政策、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 2.外部经济理论。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且投资的风险很大，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而这些行业又往往具有战略性，其创造的知识、技术、产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政府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加以扶植，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该行业，推动战略性产业的成长。 二、战略性贸易实施条件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两类条件:一类是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不可少的。另一类是约束或限制条件，这些条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应用，但关系到政策能否正确制定并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又可称为政策实施的充分条件，可以概括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条件主要包括：产业存在相当高的进入壁垒；被扶持的与出口相关的国内产业应该比外国竞争产业更集中或同样集中；被扶持的产业的生产要素要丰富易得，至少要有限地使用瓶颈资源等。政治条件主要包括：不存在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政府掌握完备的信息，并能进行有效干预；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 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一经问世就招来了各方的支持与批评，并且随着它在美、日、韩及欧共体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的应用，更引起了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也使我们能从正反两面对该理论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 1.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1)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世界总福利水平不会增加，因而被指责为以邻为壑战略。 (2)补贴会损害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具有战略性的部门实行补贴，必然会从其他一些部门抽取资源，这种资源的再分配虽然降低了特定产业的边际成本，但却提高了其他产业的边际成本，阻碍后者的发展。 (3)政府干预是否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值得怀疑。政府的决策是有倾斜性的，就不可避免有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且还可能引起厂商或政府官员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 2.尽管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上述诸多批评与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积极意义和贡献： (1)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的，强调各国应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来发展贸易。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一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或有利的分工格局，提高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本国的社会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政策考虑的情况更为细致全面，更接近现实。 (2)该理论对政府的干预给予了重新的定位。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政府的干预行为只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战略性贸易政策则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竞争力。 (3)“外部经济理论”强调通过政府干预促进具有外部性或促进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以此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和增加本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有外部性的产业不仅会对本国而且也会对其他国的相同或相关产业产生正效应，所以，与“利润转移理论”相比较，“外部经济理论”是可以大力提倡和应用的。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给我国制定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的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我国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能力进一步加强等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应用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在制定、实施时，需要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特点运用好 战略性贸易政策： 1.在我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既不是提倡单一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是宣扬保护政策，而是指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对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的全局、长期地坚持自由的竞争政策，而在对个别行业、有限时间内实行产业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相结合的策略，不断创造我国动态的比较优势，促进我国战略性产业的赶超发展，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2.强化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功能，完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各项配套措施，如信息服务功能、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资本重组的途径，以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3.注意与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有机组合。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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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国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而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等。对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起初新贸易理论旨在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后来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新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国际技术外溢等假设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观点。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由于技术因素的引入，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战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增,直到今天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的现象。

2.贸易构成和贸易量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量,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新贸易理论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3.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说,新贸易理论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替代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争论的实质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

二、新贸易理论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贸易理论是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理论发生变化必然导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新贸易理论家一再强调“新贸易理论最初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但新贸易理论却在理论上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支持。贸易理论家们和许多政府就借助新贸易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或局部结论，努力寻找那些适合于不完全竞争的新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具争议性的贸易政策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了。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关于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但却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斯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自产生之初，就由于它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提供理论依据而倍受关注。支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利润转移的论点；另一个是外部经济的论点。

1.利润转移

利润转移论点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主张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其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二是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三是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有效手段。

2.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论点则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该厂商占有，因此，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总而言之，新贸易理论政策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中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直主要采取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而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例如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如下：

1.重视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还是进口替代战略，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做为重点。

2.重视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3.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4.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郑吉昌:论新贸易理论与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2001.1

[2]宁冬莉: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经济问题，2004.8

[3]王建福:新贸易理论及其政策的适用.特区经济，2005.8

[4]徐栋霍俊卿:国际贸易新理论及对中国外贸政策的启示.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01.6

[5]刘力:内撑外开: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战略.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8

经贸政策论文篇7

Abstrac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 indepen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law-base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e world's largest organizations. As we all know, after eight years of GATT negotiations, the end result i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both tariffs and subsidies limit the use of some of these measures on the memb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play a limited ro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der which the trade remedy measures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 救济措施 战略性 政策

Key word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lief measures strategic policy

一、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救济措施

从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分析,它是一种建立在行政管理之上依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法律行为,但终其目的而言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正因为它的行政管理性质,就赋予了它单方性、强制性以及政策性的特点。然而,从权力的实施主体而言,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实现是通过进出口国际贸易管理机构实施,而贸易救济的发起者大都要经过申请人的申请才能实施,但这并不否认存在少数当局者根据现有的调查数据而主动进行调查程序的启动措施。因此,归根结底,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若从其实施的效果而言,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是由受害国的国际贸易管理机构来决定,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相关产品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进出口货物数量限制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均可对进口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概况

世界贸易组织为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定义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品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利润转移理论”以及“外部经济理论”两项,同时这两个理论又包含了利用关税方式,从而抽取外国垄断行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并且采取以进出口行业竞争的方式,促进进出口以及因进出口所获得相应补贴,为本国寡头企业争取更大的国际份额。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行意义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旨在增进本国的福利。在针对寡头垄断、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领域以及不完全竞争行为采取相应的贸易措施。然而,这些高端产业对本国国民经济技术产生外溢效益并能获得超额垄断资金。

2、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以及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是一种随机的、动态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该体系中,政府政策的规划与制定以及各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均是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

新修订的《外贸法》对加强与完善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第一,新外贸法增加了“对外贸易调查”一章。第二,新外贸法还对对外贸易救济、指定经营、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等制度进行了完善。第三,新外贸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

3、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竞争优势作用。国家兴亡的根本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然而,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它具有了竞争优势。尤其在高端产业中,发达国家已熟练运用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已占有一定的先行优势。

4、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中应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一国企业可以通过借助本国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出更加雄厚的国际地位。例如,一国政府可通过对国内产业进行集中引导,培育并发展大型跨国企业,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国内一些大型企业还可通过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补贴,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最终也能提高该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国对外国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按照世贸规则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按规则办事,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也体现了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世贸成员的形象,证明我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像那些欧、美等老资格世贸成员一样,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综合所述,世界贸易组织被定义为“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于1995年运作以来,始终负责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的维持工作。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上具有法人地位,因此在各成员国争端调解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是通过征收关税、提供出口补贴和数量限制等措施来扶持本国的产业,提高竞争优势,在市场上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历了八轮贸易谈判后,关税大幅度降低,一些补贴也不允许使用,这对成员方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的使用起到了限制作用。为了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公正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曾兆祥;《关于“贸易中心”与流通中心作用的几点意见――兼论城市批发渠道》[J];工业品贸易中心理论研讨会论文集[J];1985年

经贸政策论文篇8

关键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189-02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1）非关税壁垒。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2）集团化和区域化。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1985年为57%，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 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三、贸易保护给中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理论上发展和实践中的推行是大相径庭的。从规律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自由主义，而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斯密自由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实现英国利益的最大化，李斯特、凯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理论的提出也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之首位。（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如前文所述，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把政府和企业放置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遭到迫害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政府应尽快掌握驾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整体协调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丹丹.贸易保护形式的演变及发展趋势[J].现代商业，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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