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制度范文

听证制度篇1

关键词：行政听证 行政程序 参与权

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主体在作出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主体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主体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已在行政处罚、行政立法、价格决策和行政许可中引入了行政听证程序，它标志着我国的行政行为在执法、立法和公共政策决策领域结束了过去的隐蔽集权状态，正在向公开、公平、公正和民主的价值目标迈进。

一、目前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在不断摸索和逐步本土化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和不足，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规范行政听证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尽管我国法律制度在不断地完善，但是目前我国有关行政听证的法律规定都分散在各个部门法和法规中，没有一部专门规范行政听证的统一法典，而且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还不够规范，多是以实体内容为主的，这给行政听证制度的应用造成了障碍。

（2）适用行政听证的范围过窄且不合理。

从总体而言，我国立法所规定的听证范围明显过于狭窄，如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仅局限于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领域等，对于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给付等没有规定听证程序。

（3）对听证程序规则未作出规定或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

目前我国《价格法》等法律规定的可以采取召开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未规定任何程序规则；对于《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虽规定一定的程序规则，但过于笼统，比如没有对回避的具体情形、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地位和权利、听证程序中举证责任等进行规范，可操作性不强，进而也影响了听证制度运行的效果，同时还存在地区、部门制定的部分听证程序规则不统一、相互矛盾的操作性问题。

（4）听证参与人的选择缺乏代表性。

有关部门在制定听证规则时以及在遴选听证代表时，忽略或者“刻意”制造代表的“非广泛性”。这是导致实践中公众对行政听证制度失望的最直接的原因。

（5）行政听证程序不够公开。

公开和透明不仅是行政听证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更加有效地防治腐败的要求。目前，我国行政听证制度有较为简单的具体化的听证程序，从实践操作来看，很多已经举行过的听证会对参与的新闻媒体与旁听者的数量等做出种种限制甚至拒绝旁听，“涨价会”、“作秀会”成了听证会的代名词。

（6） 行政听证主持人不够独立，难以保证行政听证独立性和公平公正性。

我国目前对于听证的组织者、主持人、行政相对人等的规定都较为笼统，不够具体，并没有像西方有些国家那样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禁止单方面接触等作出规定和规范。实际上，我国当前有关法律对听证主持人的规定中，是以行政机关首长或行政机关指定的人员来担任主持人。这种决定了行政听证人基本无独立性可言，很难保证能够独立地做好主持工作。

（8）行政听证过程的笔录法律效力不足。

行政听证笔录是确定行政机关是否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的凭据，其法律效力是听证笔录的命脉，是听证制度中的核心问题。 然而，《行政处罚法》 仅仅对听证笔录作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使得法律效力的不明朗，也使听证制度背离了该制度设计的初衷和良好意愿，整个听证程序无疑就是一场纯粹的“作秀” 。

三、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思考

（1） 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系统规定行政听证制度。

我国目前有关听证的制度仅散见于《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当中，而且，这些法律对行政听证制度的规定比较笼统。为规范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使行政相对人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能享受到同样的程序对待，迫切需要一部统一的对听证程序予以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典。

（2）确定合理的行政听证范围。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听证的适用范围，所以当前我国应尽快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尽量在对相对人实施不利处分时都能够适用该程序，甚至今后再逐渐扩大到抽象行政行为领域，同时，也应明确不予听证的事项。

（3）进一步完善关于行政听证主持人的规定。

为保证听证的质量，我国可借鉴美国行政法官制度，强调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法律地位，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具有独立地位的行政听证官队伍，并且，建立起一套有关主持人选拔、任命、权利义务、回避、监督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听证的公正性。

（4）进一步健全听证参加人制度。

公众知识构成不同，利益需求不同，作为听证参加人的主观态度和利益需求会影响他的主观判断，也必然对听证笔录产生影响，特别是涉及公众利益的听证时，听证参加人的素质、选任程序都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对听证参加人的资格、产生方式、专业背景、年龄限制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避免不称职的人员毁损听证制度。

（5）完善行政听证程序的监督和救济。

行政听证是行政程序的一种，但这一程序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行政行为，因此必须考虑到对这种监督程序的监督，否则行政听证也必然会出现被滥用、扭曲的可能。只有对行政听证过程各个参与人的行为后果及相应责任的明确规定，才能约束相应主体的行为。如果行政听证当事人一方对结果不服，其应当享有法律救济的权利。

总之，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总结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行政听证的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尤其是行政听证制度，实现程序参与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

[4]崔伟.行政听证制度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1.1

听证制度篇2

关键词：死刑；死刑听证；死刑复核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31-02

一、死刑听证制度的概述

1.死刑听证制度的定义

死刑听证制度，是指在案件经过一审或二审，被告人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后，通过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引入一个程序完备的听证机制，来最终决定是否对被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制度。

2.死刑听证制度的法律价值

通过死刑听证制度，再次对死刑案件进行公开质证，听取当事人和侦查机关代表等各利害关系方的意见。同时也可以根据案件需要或者当事人的请求，邀请人大、政协等有关专家及与案件有关的人参加，其他公民和新闻记者也可以旁听和采访，以便了解案情，监督程序，保证听证会的公开和公正。经过听证，可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证据材料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酌量，依法做出是否立即执行死刑的决定。随着案情的内容、证据及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的公开，案情的结果逐步水落石出，社会公众依据法律对案情的评价也逐渐成熟，死刑案件的判决结果才能得以服众。死刑听证制度的法律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是有利于死刑案件的公开和透明。二是有利于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三是有利于保障人权同时消解当事人的不满情绪。四是有利于公民积极参与司法。五是有利于贯彻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3.死刑听证制度运用的法理基础

听证程序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产生及发展有着深厚的法理渊源。普遍认为，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是听证程序得以依存的法理基础，之后美国出现的“正当法律程序”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法理，二者被视为现代听证制度的两大法律基石。自然公正原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适用范围很广。英国皇家法院要求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守这一原则。同时一切其他行使权力的个人和团体，在其行使权力的时候，也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就自然公正原则的核心问题而言，不在于公民是否享有某种权力，而在于行使权力对公民可能产生不利后果时，需要遵守一个公正的程序。对自然公正原则具体适用的借鉴，导致了听证制度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听证是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主要内容，对审判机关而言，应当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公正行使权力，所有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必须履行的宪法上的义务。正当法律程序是所有个人享有的公平的最低限度标准，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理想要求。

二、死刑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自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以来，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数量大幅度下降、案件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社会公众对死刑案件的复核过程不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死刑社会作用的认知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导致部分公众对于死刑的实施过程存在着一些怀疑和指责，从而影响到司法机关的权威。如果我们能在死刑复核程序之中引入听证制度，将大大提高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一是死刑听证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民意支持和社会认可，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裁决结果才能更好的得到社会的认可。二是可以控制死刑与国际接轨。让公民直接参与到死刑案件的听证中去，通过听证制度广泛吸取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对于死刑制度看法和意见，有利于我国在刑罚轻刑化以及减少死刑总量、最终取消死刑方面与国际接轨。三是能加强对死刑案件的监督，确保公正判决。听证程序事实上就是由社会公众对生效裁决质量的评判，也是对审判程序中行使审判权的法官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等综合素质的评判。四是可以减少误判。死刑作为一种无可回复的、终极性的剥夺犯人生命的刑罚，一旦误判就无法纠正，会给受害人及其家属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遗憾，也动摇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仰。因而对死刑案件应当慎而再慎，死刑听证制度的确立势在必行。

三、美国死刑的程序考察和借鉴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保留并且适用死刑最多的国家。国家通过设置严格的诉讼程序，来最大限度地避免错判、误判，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利。这对我国建立死刑案件的听证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美国的死刑司法制度具有几个特点：第一，要经过特殊批准和大陪审团决定才能对死刑案件。美国的大陪审团专门审罪案件的，对于死刑案件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体现了国家在司法领域对普通民众权利的重视。第二，充分保障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在《美国法典》里明确规定了被告可以自行指定律师而且该律师可以在任何时间与被告相沟通。美国的法律和司法重在保证每一个死刑案件被告人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律师辩护和自我辩护。第三，多渠道的救济程序。在美国，审判后免予处死的机会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上诉对原来的裁决进行改判。二是通过人身保护令程序进行改判。三是可能通过赦免或减刑获得不判处或者不执行死刑的机会。

美国的死刑案件审查制度、陪审团决定死刑的制度、死刑案件辩护制度、死刑诉讼救济程序和死刑执行制度，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作为我们在设计死刑听证制度时的借鉴。首先，死刑审判程序应当更加的严格和公正。其次，要给予被告人充分的辩护权利，而被告人辩护权在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中完全缺失，因此未来设计的死刑听证制度应该赋予被告最充分的辩护权利。第三，要给予被告充分的救济机会和救济渠道。

四、死刑听证制度设计程序初探

1.死刑听证制度的主体

听证会的主体由法院、公诉方、被告方、听证团以及旁听的人民群众组成。法官作为听证会主持人，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听取被告人、被害人、检察机关和其他听证参与人的意见和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裁决。为了保证法官的中立性，原案件承办法官不得作为听证会的组成人员。公诉方即控诉方，由检察机关和被害人代表组成，承担证明被告所犯罪行确实达到应当被立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责任。被告方由被告和其辩护律师组成，与公诉方就是否立即执行死刑进行最后的辩护。听证团由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人民陪审员、人大代表、新闻媒体界代表以及有关办案专家组成，这些人可以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供法官中立裁决。最后是旁听的人民群众，由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还有秘密性，因此应该对旁听人数做些限制，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些意外情况发生。

2.死刑听证的适用范围

死刑听证制度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生命权利而设置的最终补救程序，重点在于防止错判错杀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并非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实行听证，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就没有听证的必要。需要进行死刑听证的案件具体体现为以下两类：一是被告人不服的案件。因为死刑听证制度是为被告人权利设计的一个最终保障制度，因此只要被告提出听证要求，法院就必须为其提供完备的程序保障，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同时维护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二是法院认为应当听证的案件。针对部分案件如果被告未提出听证要求，法院复核案件时认为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过重或者案件本身还有部分疑点即法院复核时认为需要征求民意再进行裁决时，可以依职权举行听证。

3.死刑听证程序

目前我国对死刑听证制度尚无法律规定，其相关法律关系的规制尚待完善。在此参照审判程序的开庭方式和行政听证的一般程序而设计拟定了如下的死刑听证程序：一是听证程序的启动。由最高院依职权启动听证程序。二是听证团的选定。听证团由被告方、法院、控诉方三方在陪审员名单中各选若干名组成。之所以在陪审员名单中选择听证团成员，一方面是考虑与我国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接轨，方便听证团成员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本身就代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很好体现民意的选择。三是送达听证通知书。法院在确定听证会日期后，应当在举行听证若干日前将听证通知书以法定方式送达给参与听证的各方代表。四是听证。听证是死刑听证程序的核心，一般可分成四个阶段进行。第一是听证准备阶段，由书记员核对到会人员情况，宣布听证事由以及介绍主持人组成人员和书记员名单，并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及说明申请回避的原因。第二是听证调查阶段，由被告人检察机关分别主张权利或陈述意见和提供相关证据。然后各方到庭人员围绕法官提示的证明对象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作用进行举证、质证，各方到庭人员也可向他方提问，同时听证参与人也可以在法官的许可后向各方提出疑问。第三是听证辩论阶段。听证调查后，经过短暂合议，法官当庭确认经听证程序认定的证据，归纳出案件的争议焦点问题，引导各方到庭人员根据有效证据和相关法律依据进行听证辩论。之后各方到庭人员作最后陈述，对听证情况发表各自意见。第四是裁决阶段。听证会结束后，休庭一小时左右，由听证参与人进行秘密讨论，对是否应当执行死刑立即执行给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若给出的意见是不同意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则法院必须无条件服从，并改为死刑缓期执行；若意见为同意，那么是否执行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权交由听证主持人组成的合议庭经过合议后做出。死刑听证的全部内容，由书记员记录在卷。听证笔录应交参加死刑听证的各方当事人核对后签名或盖章。

参考文献：

[1][美]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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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6]樊崇义.刑事审前程序改革与展望[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7]姜小川，陈永生.论陪审制[J].刑事法评论，2000，（7）.

[8]高一飞.美国法庭上的陪审团[J].检察风云，2005，（18）.

[9]周道莺.关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几个问题[J].法学杂志，2006，（3）.

听证制度篇3

【关键词】 价格听证；科学民主；信息不对称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

我国《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政府制定价格听证是指定价机关依法制定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过程中，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采取听证会形式，征求经营者、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制定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的活动”，这是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法律依据。由此可以推知价格听证是指“政府在制定、调整列入听证目录中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组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社会有关方面对其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进行论证的制度。”

二、我国价格听证制度面临的困境

从我国价格听证立法和学者所下定义可以看出，价格听证制度的立足点是致力于实现政府价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以获得群众认同、提高价格的可接受度。然而，由于价格听证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参与人产生机制不健全、听证会主持人产生方式对其中立性的负面影响、信息不对称、组织者素质不符等客观原因，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往往流于形式而面临着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困境，甚至陷入“逢听必涨”的尴尬状态，极大地打击了群众参与价格听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价格听证参与人产生机制不健全

我国人口众多，消费者本身又是个庞大的共同利益群体，其相对于经营者而言虽然具有整体上的利益一致性与人数众多的表面优势，但其内部存在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在如此庞大且内部利益参差的消费者群体中仅选择少数代表（立法仅作出消费者代表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2/5的底线规定）或某几个阶层的代表（自愿报名方式下的随机确定）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消费者方面代表的广泛性与代表性，难以表达各方面消费者的利益呼声，而其决策结果却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就使得相当多数的消费者无法产生决策认同感而降低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从代表人员的产生方式来看，虽然有面向社会公众的自愿报名方式随机确定代表人选，但又同时赋予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行业组织等其他组织或者政府主管部门以推荐的权力，也即自愿报名随机选取不是唯一的代表确定方式，这就为政府部门避开此种做法改为委托推荐、事实上绕过自愿报名的方式进行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难以保证权力寻租情况下行政机关滥用代表确定权而在代表人员的确定上倾向于作出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滥权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一旦选出的消费者代表或有关利益代表与其他利益集团形成利益联盟，这样选出的代表反倒成为政府或某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再加上代表人员选择过程的不公开不透明及其监督机制缺失，甚至出现了听证“专业户”、“职业听证人”的现象，拷问着听证制度的设立初衷。

（二）听证会主持人产生方式对其中立性的负面影响

我国《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七条规定：“听证会设三至五名听证人。听证人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的工作人员担任，部分听证人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听证会主持人由听证人中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也即听证会主持人的人选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确定，且通常是该部门的主任或其他领导，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听证会的组织者，主持人又产生于该部门工作人员中，这就使得作为听证会主持人的该部门工作人员在主持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自身考核与奖惩因素而对本部门的内部要求妥协。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本身又与其他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导致听证会主持人中立地位受到极大冲击。处于听证会主导地位的主持人的偏向性往往抑制弱势方的发言权而使整场听证会成为某些利益集团论证自身合理性的秀场。听证笔录是听证报告的制定根据，而听证报告又是定价机关定价的依据，弱势方因为主持人的偏向没有足够的发言机会将使其意见无法在听证笔录上得到反映，整场听证只能流于形式。

（三）信息不对称对价格听证制度功能的削弱

政府相关部门、垄断性企业掌握大量专业性强的、难以为普通消费者所获得和理解的有关信息，而立法关于定价听证方案、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听证会议程等听证有关信息仅规定了15日的通知期，消费者代表要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搜集、理解、分析“拟制定价格的具体项目、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价额和调价幅度、拟制定价格的依据和理由、拟制定价格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分析”等专业性如此之强的大量信息并形成议案的确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信息储备严重不足的消费者难以与掌握大量专业信息的政府相关部门、垄断性企业相抗衡。在垄断性企业人为隐瞒重要信息、强化其价格行为合理性而专家学者又向对方利益集团靠拢的情况下，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只能冷眼视之。

（四）听证笔录效力不明确使听证记录沦为形式

我国《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听证会设记录员，记录员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的人员担任，如实记录听证会参加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听证笔录。该办法规定听证笔录是听证报告的制定依据，却没有规定不以听证笔录为制定依据的法律责任，使得听证记录行为失去意义。

三、完善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建议

价格听证制度在现实操作中虽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弊病，然而该制度本身若得到正确的贯彻实施必将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完善价格听证制度进行指引。

（一）针对前述价格听证参加人产生机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适当扩大消费者代表所占比例，根据听证主办方级别按照辖区进行分块选取，各辖区根据人口基数按照一定比例确定消费者代表人数，并力求选出不同阶层的消费者代表。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由辖区内居民民主选举再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推荐，并根据其受教育程度、表达能力、参与积极性在未征求有关价格具体意见的情况下由电脑随机确定代表人员，同时保证一定数量的底层居民在专家的指导下参与其中，选取过程通过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实行全程公示。

（二）听证会主持人不应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兼任，而应聘用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担任，如法制节目组中观众熟知的节目主持人，确保听证会主持人的中立立场。为加强主持人中立地位的积极效果，可以对听证会程序进行相应规定，赋予各方代表充分的发言机会和时间，由主持人遵循必要程序推动听证会进程。

（三）针对信息不透明，应强化非国家机密、非商业秘密的信息公开制度，将听证所需材料和相关背景知识通过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向一切人开放。通过政府官网建立专家学者在线答疑平台，让更多的参与者了解听证有关信息。在立法上给消费者代表更多的调查搜集时间，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对于企业方面提供的有关成本的材料，可由政府委托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专业机构综合各方面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论证，得出对其真实性的较为客观的评价，避免企业谎抬成本。同时，强化责任追究，对于提供虚假成本材料的企业，应当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听证笔录法律效力不明往往容易导致听证会流于秀场。因此，明确听证笔录效力和不按听证笔录真实情况制定听证报告、不参考听证报告定价的法律责任是十分必要的。在此，笔者认为，还应当把听证笔录置于价格制定依据的地位，而不能仅仅作为参考，其法理依据可参照行政法的“案卷排他性原则”，以听证笔录记载为制定、调整价格的依据，防止听证所记录的内容因听证笔录屈居于参考的地位而被有意地忽略。此外，听证人还应制作听证笔录与听证报告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定价机关也应制作听证报告和定价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并予以公示。

参考文献：

[1] 李昌麒.经济法学（第二版）[M].法制出版社，2008.

[2]罗艳琳，郭成.我国行政听证参与人产生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J].法制与社会， 2012，01-056-02.

[3]政府价格制定听证办法[K].

听证制度篇4

关键词：城乡规划；听证制度；法律

听证制度（hearingsystem）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表达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1]。它源于英美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

听证制度最初适用于司法领域，称为司法听证（judicialhearing）,后来逐渐扩展到立法领域，称为立法听证（legislaturehearing）。20世纪初，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听证程序开始在行政领域得到运用，称为行政听证（administrativehearing）。行政听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制作行政决定的过程中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活动；狭义的听证则仅指听证会，也叫正式听证（formalhearing）,即行政机关为了合理、有效地制作和实施行政决定，公开举行由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活动[3]。

一、听证制度在城乡规划中的适用情形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来看，对于听证适用范围的规定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对于听证适用的情形完全由行政程序法之外的单行法律规定，即具体在什么情形下适用听证程序由单行法律规定，而有关听证程序的具体规定则在《联邦行政程序法》中作出。第二种是由单行法律作出规定之外，行政机关也可根据需要自行决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如韩国。第三种则是采用列举适用情形和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相结合的做法，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的规定[4]。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虽然新修订的城乡规划法第26条和第50条对于听证程序的适用情形作出了概括式的规定，但是对于听证程序的细节方面并未作出规定，可见未来在制定城乡规划立法时有必要对听证制度的具体程序在实施细则或有关行政法规中加以明确规定。

至于城乡规划在哪些阶段和事项中应当适用听证制度，从目前世界各国和中国有关立法中听证制度的规定来看,听证主要有三种类型:立法听证(包括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听证)；行政决策听证(包括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政策的听证)；具体行政行为听证(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等行政处理决定的听证)。结合以上听证类型的划分，可见城乡规划涉及的内容十分复杂，规划的编制和审批阶段类似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应适用行政决策听证的方式，而规划的许可和实施阶段关系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实现，应适用具体行政行为听证方式。因此总体来说，对于城乡规划的各个阶段都应设立听证程序，使它成为相对方的一项权利。但考虑到所有的城乡规划的程序中都适用听证程序可能会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可以参照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做法，将城乡规划中的听证制度区分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两种方式，对于城乡规划中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的编制、审批等阶段，由于其制定的规划内容较为抽象，并未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可以采取非正式听证的方式，如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而对于城市规划中的详细规划的编制和规划的许可、实施阶段中行政机关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一定范围内的相对人利益产生影响，应当适用正式听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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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除听证适用的特殊事由

公众参与应当成为城乡规划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法律明确规定排除听证程序的适用时，应当适用该法的规定。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28条第1款规定：“干涉当事人权利之行政处分作出前，应给予当事人对与决定有关之重要事实，表示意见之机会。”但是如果根据案件的情况，没有听证的必要的，可以不举行听证。特别是在下列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免除听证：（1）于急迫的情形，或为公共利益有必要应立即决定的；（2）如举行听证将难遵守对决定有重大关系的期限的；（3）官署拒绝当事人的请求，而且对当事人在申请或声明中所作的关于事实的陈述，作出不同的对其并无不利的认定的；（4）官署作一般处分，或作大量相同种类的行政处分，或通过自动机器设备作出行政处分时，不适用听证；（5）行政执行时所采取的措施；（6）与公益的强制性要求相抵触时。日本、葡萄牙、韩国、澳门地区等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与德国相同的做法。

中国城乡规划立法中应当明确哪些情形不适用听证程序，总体来说，举行听证会的事项应当是涉及公民较重要利益且利害方有较大的分歧的事项，结合外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和城乡规划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城乡规划立法时可以考虑作出列举式规定，排除适用听证的情形包括：（1）规划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2）规划事项关系重大公共利益，且规划实施具有紧迫性的；（3）规划的制定、实施对于相关人没有产生不利影响的；（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适用听证的情形。此外，对于涉及总体规划、区域规划的编制行为等对相对人利益不产生直接影响的抽象性行政行为，可以参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宜采用非正式听证方式，而不需要适用严格的正式听证程序

三、听证制度中的当事人和参加人

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是当代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听证程序方面，有关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利害关系人范围的确定从中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然是一种直接的、严格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已经产生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时，才能被认定为有利害关系；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于利害关系人的认定并不是看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利益是否产生法律上的直接影响，而应当扩及到凡是因规划行为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人，都应当认定为利害关系人。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将间接利益相对人排除在听证之外不符合公正原则，与城乡规划的公众参与的理念也不一致。而对于有直接利益影响的人和间接利益影响人也可以进一步作出区分，前者一般称为当事人，后者被称为参加人。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看，参加听证的利害关系人有逐步扩大趋势。如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认为，“为了保证听证能够有效率地进行，方法不在于排除有权参加听证的利害关系人，而在于控制听证的进程，要求所有参加听证的人不偏离所争论的问题，不提出重复的或无关的证据。”[5]

各国行政程序法对于听证中当事人和参加人的规定也有所不同，有的对当事人和参加人分别作出规定，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听证主持人认为有必要时，对当事人以外之人，依该不利益处分所依据之法令认为与该不利益处分有利害关系者,得要求其参加该听证程序或许可其参加该听证之相关程序。有的则将当事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了参加人在内都由行政机关依申请或依职权，通知其参加为当事人，如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对当事人的界定。德国《行政程序法》第13条规定则采用了听证参与人的概念，听证参与人包括：（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2）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拟指向的或已指向的人；（3）行政机关拟与之或已与之订立合同的人；（4）行政机关可依职权或应请求，通知可因行政程序结果而损害利益的人作为参与人；（5）程序结果对第三人有影响的，应其请求亦应通知其为参与人；行政机关知道该等人的，应在行政程序开始时即对其作出通知。所以，中国在城乡规划立法中应当明确听证程序当事人与参加人，范围包括一切受规划直接影响其利益的人和因规划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的人。

结合各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城乡规划听证程序中的当事人一般应享有以下权利：（1）获得相关规划信息的权利。可以由规划机关在拟定、初步决定时发出公告，也可以由当事人申请获得，公告和申请内容一般应包括听证所要涉及的主要事实和法律问题。（2）委托人的权利。城乡规划的内容既涉及很多技术问题，同时又涉及事实认定和法律问题，因此，应允许当事人和参加人委托专家进行论证和律师。（3）陈述意见和提出异议的权利。听证的内涵即体现为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因此，当事人有权陈述其意见并可提出异议，对于异议听证机关应当在限期内给予书面答复。（4）提出证据和质证的权利。证据是行政程序的核心问题，行政决定要根据被听证主持人所接受的证据作出，因此，当事人应有权提出证据，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质证，以防止行政机关只根据一面之词作决定[5]。

四、城乡规划中听证制度的主要内容

按照上文关于城乡规划听证程序的分类可以将听证程序区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两种形式。然而，城乡规划中的听证程序与一般的正式听证程序相比，又存在特殊性，一般程序中的正式听证程序主要涉及一个行政机关与一个或少数几个当事人的关系，而城乡规划事项不仅涉及其他相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还与多个利害关系人有关。规划程序中的听证不仅是发表意见的机会，还是一个多种利益协调的过程。所以城乡规划的听证除了适用听证程序的一般要求外，理应有更为缜密的特殊规定[6]。在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于一定地区内土地的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设施的设置，涉及到多数不同利益人及不同行政机关权限的，应当采取规划确定裁决程序，必须经过公开和听证，最终作出的规划确定裁决具有核准规划实施、集中事权和形成效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对于城市总体规划和跨区域性的规划编制、审批一般属于宏观性、概括性的方案，不宜采用正式听证的方式，而对于各城市、乡镇的详细规划、特定区域内的规划、重大公共设施的建设规划和旧城改造规划等方案应当采用正式听证的方式，城乡规划中正式听证的主要步骤如下：

1.听证机关接到规划拟定主体的规划草案后，首先应当向规划事项所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送达规划草案，征求这些机关的意见。这些机关在收到听证机关的通知和材料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发表意见。表达的意见必须充分具体，主要是表明规划是否影响其利益，以及如何考虑该利益。

2.规划草案的公开。听证机关应当把规划草案公布在受规划影响的地方政府网站、地方日报或是公告栏上。程序法应当规定规划草案被陈列的时间，以保证社会公众有足够的机会能够了解该规划的内容。例如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机关可以决定将规划展示于预计受规划影响的乡镇一个月，以供人查阅。

3.提出异议。所有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规划影响的人都可以提出异议。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可以采取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如果是口头方式提出的异议，听证机关应当制作记录。

4.举行听证会。在异议期限届满之后，听证机关应当组织规划拟定主体、利害关系人和与规划事项相关的其他行政机关进行听证，根据单行法律的规定或者听证机关认为必要时，还可以邀请专门问题的专家或是为本规划提供鉴定结论的专家参加听证会。规划确定程序中听证会的目的就是要权衡与规划事项相关的各种利益。所以，听证会不仅仅具有听证功能，还具有协调功能；听证会不仅给予了各方以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且使彼此冲突的意见尽量得以协调，从而使最终的规划确定裁决的内容更为理性。规划确定中的听证程序除了适用针对规划的特殊规定之外，也要遵守听证程序的一般规则。

5.听证机关作出听证结论。听证结束后，听证机关应当作出听证报告书，递交规划确定机关[6]。

以上是正式听证程序的主要内容，而对于城乡规划的拟定、初步方案的公布等阶段和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编制等抽象性行政行为，应当采用非正式听证的方式以提高行政效率。非正式听证的方式主要有听取公众意见，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这些方式的内容方面可以参照正式听证中的有关内容，主要目的不是对规划涉及的利益进行协调，而主要是就规划内容与公众磋商，以做到事先使公众了解规划的内容，取得公众的认同和理解。

五、听证结论的法律效果

在听证过程之中听证机关应将规划草案内容、各方表达的意见、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没有消除的异议和听证机关自身对听证结果的意见予以记载形成听证报告书，听证报告书的性质类似于一般听证程序中的听证记录。对于听证记录是否具有约束力主要有两种规定，一种是以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为代表，明确规定了案卷排他原则，亦即行政机关的决定应当根据案卷作出，不能在案卷之外，以当事人不知道或没有论证的事实为根据，否则行政裁决无效。另一种是以德国《行政程序法》为代表，日、韩等国行政程序法也有相似规定，规定了听证记录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有一定的约束力，行政机关应斟酌听证记录作出行政决定，但行政机关不是必须以听证记录为根据，只有在行政程序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明确规定以听证记录为根据的，行政机关才必须以听证记录为根据。

听证制度篇5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听证的透明度不高。有些部门在举行听证时，亲自遴选听证代表，遴选后不及时向社会公布，公众在听证会后才能通过报纸零星得知个别代表名单，根本无法在听证前与听证代表进行交流。听证透明度、公开性不高，听证的科学性和民意基础将受到质疑，决策的社会认同度和支持率就会大打折扣。

2.听证的公正性不足。首先，政府主管部门既是听证会的组织者，又是听证会的主持人，还是价格的决策者，其中立性和客观公正性得不到充分彰显。其次，听证代表的产生存在着主观性、随意性和倾向性等局限，给人留下内部操作的嫌疑。第三，价格决策机关在最终决策定价时，对听证代表的意见不予采纳，又不给予必要的解释和说明，给人一种在价格决策中听证可有可无的印象。

3.听证的平等性缺位。听证资料往往只提前几天送到听证代表手中，听证代表掌握的信息资料不充分，短时间很难了解一些行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致使在价格听证中消费者、经营者双方话语权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消费者“虚位”现象。

4.听证内容不规范。听证会往往单纯就是否涨价、为什么涨价问题进行辩论，而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职工工资福利水平等一些关键问题则往往忽略，导致听而不证，或证而不力，听证会成为一般性讨论会、涨价会，甚至为某些不合理涨价提供合法外衣。

二、相关建议

1.听证的组织、主持与价格决策分离，保持听证的公正与中立。可以类似仲裁委员会的运作方式，选定若干名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听证主持人专家学者库，然后再结合听证领域，选择各界、各消费层代表组成听证委员会。由价格主管部门委托听证委员会主持听证，听证机构根据听证结果提出听证意见，提供主管部门作为价格决策的重要参考。

2.建立听证代表人制度，弥补听证的平等性缺位。首先，扩大听证代表范围，保证听证代表的广泛性。其次，各类代表的产生应有公开、公正、合理的程序。政府代表、经营者代表可分别由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指定，专家代表从不同行业、专业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消费者代表要由消费者推选产生。听证代表应在听证前2个月产生并及时予以公布。第三，对消费者代表应具有的代表能力和代表职责作出相应规定。

3.公开听证材料和听证过程，提高听证的透明度。其一，申请涨价的部门和单位提出的申请材料，不仅应包括调价方案、近三年经营状况，更应有企业管理水平、职工工资福利等方面的材料。其二，应在举行听证会的2个月前通过媒体、网络等方式公布经营单位的申请材料，特别是调价方案以及成本核算数据，让消费者代表和其他各界代表有较充裕的时间去研读相关材料，听取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其三，加大新闻媒体的介入力度和公众的参与程度，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价格听证情况，同时也便于公众对各方面代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其四，听证会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和消费者的意见，应该在政府的决策中得到尊重和比较充分的体现，应该作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最终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4.规范听证内容，提高听证质量。在听证内容方面，应按4个步骤进行听证，层层递进：其一，审计人员介绍审计情况，听证代表听取和分析企业财务审计情况，认定企业是否存在亏损。其二，分析亏损的原因，认定亏损性质，区分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并采取不同对策。其三，在企业经营管理和职工工资福利都得到社会认可的情况下，就弥补亏损问题进行听证，除了涨价，还有没有其他合理选择，如果需要调价，就调价幅度进行听证。

5.加快立法进程，进一步规范完善听证程序。结合我省实际，出台更加完善、规范的价格听证办法及实施细则。

听证制度篇6

摘 要 听证制度主要指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我国从上世纪引入听证程序,通过向行政机关陈述意见等方式,体现了相对人能动地参与行政程序。但是在我国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笔者在分析我国听证程序制度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阶段听证制度的不足,提出一系列完善建议。

关键词 行政许可 听证会 听证制度

2009年,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兰州、洛阳、济南、福州等城市相继召开调整水价的听证会,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继哈尔滨水价听证会引起社会广泛不满后,北京水价听证会的结果也引来公众很多议论,争议的焦点在于:听证会到底是听取民意还是“作秀”。在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中,听证被称为公众参与立法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在我国现行的制度规则背景下,如何保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听证的有效性,成为现阶段立法中重要的课题,本文针对行政立法事项中的听证程序加以阐述分析,从而提出完善建议。

一、听证制度的含义及在我国的起源

(一)听证制度的含义

听证(hearing)制度源自于古老的英国自然公正原则,它包含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一是任何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关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正地听取,亦即“听取另一方意见”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听证制度又传到日本和拉丁美洲一些受美国影响较大的国家,随着民主观念的逐步拓展,听证制度成为司法、立法和行政领域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程序。

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对方的意见”,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让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其次,弥补行政立法的不足。引入听证制度,利用听证会等形式,有效的将群众能够意见纳入到政策中,可以使行政立法得到实施,也贯彻了立法的宗旨。

(二)我国听证制度的发展

在我国,1993 年深圳市率先建立起价格审查制度,这一般被视为我国听证制度的雏形。随后,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基本确立。1998 年5 月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确要求“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从而把听证程序引入行政决策领域。1999年9月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草案)》听证会,标志着听证制度在立法领域中的应用。2000年3月15 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议程的法律案,立法机关“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至此,听证制度正式进入立法领域。

二、我国听证制度的缺陷

行政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政府管理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实现行政管理职能。虽然行政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但是仍然存在不足:

首先,相关立法滞后。听证制度较其他制度来说,立法力度不够强、范围不够广。不仅缺少全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而且也很少有单行的专门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即便在现有的一些规定了行政程序的法律文件中,也多是以实体性内容为主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价格法》中明文规定了听证程序。

其次,听证范围狭隘。我国目前听证的范围只局限于行政处罚、价格听证领域、行政法法规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听证不属于听证范围,国务院以及其它行政部门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属于听证范围)及行政许可领域等。

再次,召开听证会信息闭塞。这主要体现在通知不及时以及范围不广。政府召开听证会的主要方式是依照政策的分类,通过制定该政策部门的网站信息。公众很难做到每天登陆政府各部门网站查询各听证会召开的时间,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也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三、完善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的建议

针对听证制度本身的要求以及我国的适用状况,结合民主与法制的发展要求,我国完善听证制度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首先,完善立法。目前,在我国不论是价格法还是立法法乃至许可法,虽然确立了相应的公众听证制度,但是却没有规定公众听证的具体程序,对实施听证程序带来了很大障碍,这就决定这些法律规定的公众听证制度难以实现其公平、公正、公开的价值。应当做好两项工作:第一,建立具体详细的规定。针对行政立法中听证程序的盲点加以明确规定。主要涉及:事先通知和听证主体的规范。事先通知的事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听证内容、时间、地点、程序,主持听证机构以及有关法律依据。第二,规定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一方面是要适当实验非正式听证;另一方面要完善现行的正式听证,对听证中的主体、参加人、听证的原则、听证的步骤、听证的方法和具体程序作出详尽规定,使听证制度达到规范,具备较强的操作性。

其次,公开遴选听证会代表。遴选代表可以有助于将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汇集到听证会中。现在听证会代表选举主要是通过群众报名取得资格的。这种选举方法只将代表一个人带入了听证会,而不是把广大关系人的意见传到听证会,容易出现场内场外呼声不同的现象。选取听证代表应该通过严格的程序、科学的标准来选择。不仅每一个代表的身份、职业等个人资料公开,代表的听证意见也应该得到广大群体的认知。

最后,听证会引入监督机制。针对听证会“只开花,不结果”的现象,笔者建议引入会后笔录审查制度。对听证笔录严格审查,就是在听证会后,能够有政策审查的一句,实现有案可查。

行政立法的完备程度有赖于立法授权制度的完备。我国行政立法需要有公众的“声音”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行政立法的最终受益人是政府和群众,只有将群众的意见纳入到行政立法中,才会发挥作用。正为此,听证程序的完善,对于实现对行政立法的有效监督,无疑是程序意义上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1]陆斌.公共政策视角浅析我国听证制度.知识经济.2010.2:23.

听证制度篇7

论文摘要：现代民主宪政的运作和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参与，参与是民主法制的基石。听证作为公民参与行政的重要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法治各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对于听证的定义、范围、形式和程序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或统一，但从行政程序的角度看，听证制度所要求和体现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公开、合理的程序形式将行政行为建立在合法适当的基础上，避免行政行为给相对人带来不利或不公正的影响，从而实现行政管理公平、公正这一崇高的价值目标。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并提出了完善听证制度的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听证制度 行政程序 现状分析 作者简介：高秦伟（1973-），男，陕西韩城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宪法和行政法研究。 2001年12月24日，国家计委公开邀请消费者参加“铁路部分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这一举措使听证制度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虽然自行政处罚法和价格法实施以来，各地有关部门举行的听证并不在少数，但此次听证却仍然引起了空前的社会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春运价格影响面的广泛性，以及近年来对春运调价争议的激烈化，近年来针对铁路和公路春运调价合法性的诉讼案接连发生；二是2001年11月底，国家计委刚刚公布了《国家计委价格听证目录》，将与公路运输同质的铁路、民航客运价格列入其中，从而使得此次公开听证对习惯于“暗箱”提价的铁路、民航部门来说不无震动；三是欣逢入世，而WTO要求透明度、要求更多的消费者主权，并将对传统的垄断经营形成冲击。笔者认为目前正是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大好时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使政府与公民实现良性沟通，达到双赢。 行政机关实行听证制度不仅有利于政府行为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机关利用垄断地位谋取不正当的部门利益，而且有利于双向沟通、民主参与，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信任。听证制度所体现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法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行政行为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为了使中国行政听证制度得以顺利发展、发挥其在行政管理中的良好作用，本文就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 一、中国现行法律有关听证制度的规定及其分析 作为制度，听证是指听取利害关系意见的法律程序。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从而体现公正。听证源于英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这个原则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听取对方的意见；二是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它最初适用于司法领域，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必经程序，谓之“司法听证”（Judicial Hearing），听证的本质-听取对方意见，可以追溯到上帝惩罚亚当之前给予其辩护的机会。后来逐渐为立法吸收，适用于立法领域，称之为“立法听证”（Legislative Hearing），正如迪普洛克勋爵所说，人们获得“听取针对他的指控并提出自己理由的公平机会”的权利对文明法律制度来说如此重要，以致可以假定议会的宗旨是：“任何违背这一要求而作出的决定无效”。到20世纪晚些时候，才正式运用于行政领域并获得巨大发展。目前我国学界所谓的听证主要是指“行政听证”（Administrative Hearing）。所以，我国学者一般将听证作如下定义：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听证制度运用于行政领域并得到较大发展，一方面是行政权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行政权扩张的担心而导致 的对权力约束和对公民权益加强保护的结果。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的核心。这是因为，行政程序的公正与公开，构成了行政法的生命源；没有公正与公开，就没有行政程序法。而行政程序的公开与公正并不仅仅在于让行政相对人了解一个行政的结果，还在于让行政相对人得到“某种程序的保障”，“赋予行政相对人以某种程序上的权利，使之通过对程序上权利的行使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西方有关听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英美普通法最初的起源，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各国听证制度都有其不同但深厚的法理基础。如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 Justice），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德国的“法治国理论”，法国的“行政法治原则”等等。各国行政程序法之间有关听证制度的内容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基本的内容却有相同性。一般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听证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 第一，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将决定的事实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给利害关系人。通知是行政机关将有关听证的事项在法定期限内通告利害关系人，以使利害关系人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参加听证。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发挥着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作用，是听证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对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第二，公开听证。听证必须公开，让社会民众有机会了解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从而实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听证如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 第三，委托。行政相对人并不一定都能自如地运用法律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允许其获得必要的法律帮助。在听证中，行政相对人可以委托人参加听证，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 第四，对抗辩论。对抗辩论是由行政机关提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相对人对此提出质疑和反诘，从而使案件事实更趋真实可靠，行政决定更趋于公正、合理。 第五，制作笔录。听证过程必须以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行政机关必须以笔录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 我国的听证制度借鉴于西方国家，但也有着直接的宪法来源，其原则符合我国宪法精神，为我国宪法和行政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具体规定方面，以行政处罚法为契机，中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听证制度，此后的价格法将听证的范围扩展到政府定价行为领域，而2000年立法法使听证制度推进至行政立法领域。听证制度在中国渐有不断发展之势。 （一）宪法 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规定是行政听证制度公开、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公民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参与，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途径和方式之一。宪法第33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公正原则的法律依据，公民在行政活动中，应当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一规定为行政听证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倾听人民意见和建议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是 原则的、笼统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也应该表现为具体的法定形式，听证就是被国外的实践证明了的有益、有效的法定形式之一。这被认为是我国确立行政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可以说，此后的几部有关听证制度的法律法规都是我国宪法精神的细化。 （二）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听证制度，专设第五章第三节对听证制度做出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行政处罚法是中国移植国外听证制度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重要突破。在该法中，“听证”一词在中国法律中首次出现并成为与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并列的三种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它不仅界定了听证程序的定义，而且还明确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听证的告知通知制度、公开听证制度、主持人及其回避制度、对抗辩论制度和听证笔录制度等。但与国外的听证制度相比，该法中规定的听证制度存在着以下缺陷和不足：第一，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排除适用听证程序，范围过于狭窄；第二，在听证原则方面，未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第三，在听证主体方面，未规定听证的组织者，听证主持人的独立地位及职责，利害关系人或第三人参加听证的权利；第四，在听证的举行程序上，缺乏相应的操作规范；第五，在听证的证据种类、举证责任方面出现立法空白。 （三）价格法 如果说行政处罚法是移植听证制度的首次尝试，那么我国的另一部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对听证的规定就可以视作中国听证制度在立法上的扩展。1997年12月29日通过、1998年5月11日起实施的价格法很大地发展了听证制度。价格法明确了消费者在价格活动中的地位和参与定价的权利，要求政府在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以及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不但要听取经营者的意见，更要通过听证会制度、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参见该法第23条）。据悉，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价格法中有关价格听证的实施细则，价格听证主要内容是∶公开审核申报调价的经营者和主管部门上报的经营成本；讨论调价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公开确定作价原则和作价方法；讨论申报调价的价格水平与实施时间；确定调价的建议方案或进一步审议听证的工作安排。价格听证会可听证的主要内容是∶生活用电、自来水、民用燃料、公用住房租金、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公共交通价格、医疗收费、教育收费、邮电收费、有限电视收费、铁路收费、主要游览景点门票价格等。 价格听证会制度是一项强制性制度，列入听证范围内的任何一项价格都必须经过事先听证，申请调价的经营者和部门如在听证会上提不出充分的调价理由，或者参加听证人员多数反对调价，那么此项调价便不能实施。这种听证会制度类似日本、韩国等国公听会的非正式的听证程序，而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则是一种审判型的正式的听证程序，与美国类似。此外，价格听证制度还表明，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开始越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进入抽象行政行为领域。这里涉及到关于政府定价行为的理论定位问题，一般认为，“政府定价是国家价格管理部门就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定价问题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其结果是一个对供方的市场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定价规则。”[11]虽非行政立法行为，但又具有准立法性，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且具有反复适用性，所以笔者认为价格法中的听证制度所适用的政府定价行为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毫无疑问，价格法在听证制度的作用是巨大的，尽管当时一些实施的价格听证会并不能让人真正满意。[12] （四）立法法 立法法明确将听证扩展到行政立法领域。该法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虽然该法的制定体现了我国近年来的立法上少有的成熟，但问题在于，该条规定的听证会既不是必经的法定程序，也不是一种严格的制度，而是作为听取意见的一种方式存在，其法律地位比较低，是否适用，不发生对法规效力的影响；而且，具体如何操作，没有硬性的、详细的规定。这显然有别于美国在规章制定中的审判式听证程序或非正式听证程序。 二、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建议 行政权有易扩张性和侵犯性，如不加以制约和控制，就极易产生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和侵犯。[13]为此人们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控制行政权的方法，其中为避免发生行政违法和侵权的方法之一就是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程序义务，而相对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利，从而保持行政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衡，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达到公开、公正和民主、高效。其核心是在行政权运作过程中设置各种监督机制，在各种行政程序的监督机制中，听证制度尤为重要。人们到此已经认识到，“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14]所以，自20世纪以来行政法治已从注重行政行为的结果发展到不仅注重行为结果而且强调行政程序，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一股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潮流，听证制度也就是在此情况下获得重视与发展的。中国长期的集权体制和受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影响，程序一直被淡视。在立法中，往往实体规定多，程序规定少或根本没有；在执法中，往往只追求行政权的实现，而忽视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在思想观念上，往往认为程序繁琐、麻烦，影响效率，甚至多余，不能理解程序对实现实体正义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虽然听证制度在中国开始生根，但它目前还只限于少数几个法律，适用范围很窄，程序也很不规范具体；在操作的层面看，行政听证制度确立后，各地和各政府部门对听证制度的实行作了许多努力，但在众多受到处罚、有权要求听证的案件中真正举行听证的寥寥无几或收效甚微。这表明听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由于入世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政府行为的合法、合理化不但成为国人关注的重点，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重视，为了使行政行为更具有公开与透明性，增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更不必不可少。 行政法治与WTO规则的要求，使得中国政府的行为不得不与国际接轨，不得不从只重视实体规则的现实向既重视实体规则又重视程序规则上转变，所以完善中国的听证制度已成为时代之需，笔者认为，从上述分析来看，要完善中国的听证制度，应重点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当务之急在于完善正式听证制度 在国外，行政听证制度有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这是根据听证程序的严格性与繁简所作的分类。非正式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或作出决定时，只须给予当事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供行政机关参考，行政机关无须基于记录作出决定。而正式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和作出行政决定时，举行正式的听证会，使当事人得以提出证据、质证、询问证人，行政机关基于听证记录作出决定的程序。其特点是为通过口头表达意见，辩论，听证记录是制定规章或作出决定的惟一依据，行政程序规定不可省略。从我国听证现状来看，行政处罚法中的 听证是正式听证，但对于听证程序的规定仍是简单而粗疏的，无法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不能起到保障公民权益的基本目的。因此，听证制度的完善当务之急在于完善现行的正式听证，听证中的主体，听证的当事人和参加人，听证的原则、步骤、方式和具体程序作出详尽的规定，使听证制度达到规范，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便于执行。笔者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益，而且有利于我国听证制度的良性发展，因为从国外听证制度演变来看，其基本上是从正式向非正式、由繁入简过渡，如此没有良好运行的正式听证制度，非正式听证甚至整个听证制度便会流于一种形式。 第二，逐步扩大听证程序的 适用范围 国外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范围较广，一般不加太多限制；二是主要适用于对相对人不利的处理处分；三是在有些国家，听证不仅是用于具体处分行为，而且还广泛适用于制定法规等抽象行为。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制定法方式明确规定（概括式或排除式）听证适用的范围，普通法系国家则采用判例法方式加以规定，美国虽系英美法系国家，但也采用了制定法方式。而在确定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上两个法系国家也有所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根据行政行为性质和种类确定听证范围，普通法系国家从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利益或权利的范围出发划定听证范围。听证范围的进一步扩展是在“合法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s）概念引起的。即除了行政机关影响当事人法律权利时必须履行听证义务外，当它影响当事人合理的、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符合逻辑的未来即将得到的法律权利和自由时，也必须给予当事人听证的机会。目前世界各国听证适用范围在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而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听证程序主要还只限于行政处罚等几项行政行为，范围极小。当一种程序和制度还尚未被立法所广泛采用时，其影响力和效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当前我国应尽快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尽量在对相对人实施不利处分时都能够适用该程序，今后再逐渐扩大到抽象行政行为领域。 第三，进一步完善关于行政听证主持人的规定 由于行政听证制度具有准司法的属性，这也使得人们特别关注听证过程中听证的主持人的身份问题，因为主持人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中立性与公开性等特征。美国从有专门名称的“审查官”到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确定的“听证审查官”到1972年文官事务委员会改称、1978年国会予以承认的“行政法官”，听证主持人名称的演变反映了其地位日渐独立、日渐脱离行政机关控制的过程。主持人地位的独立赢得了公众对听证程序公正性的信心。我国现行价格法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为听证的主持人，而立法法也同样规定听证会的主持人为行政立法机关，至于其他省市的听证法规关于主持人的资格规定更少。[15]由于听证主持人制度同程序公正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达到程序公正的目标，人们要求主持人相对具有一定的中立性，笔者认为应该从制度上解决主持人问题，借鉴美国式行政法官的做法，应切实贯彻职能分离的原则（指主持听证的人不能同时是本案件的调查者），以避免明显的不公平听证。 第四，进一步完善对听证程序的审查 对行政程序的审查是指对听证程序是否合法，以及经过听证后的行政行政是否合法、适当问题进行审查。这是行政行为的一种监督，也是对受侵害的相对人的一种救济。听证制度目前我国尚属初创阶段，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此都未有充分的认识，也没有多少经验，在执行当中难免会有差错，违反听证程序的现象也属不可避免。因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是理所当然的。可以通过建立全面的监督机制来进行相应的救济，如以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监督听证行为，以社会组织、社会舆论监督听证行为等。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6]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从无到有，也体现了这一推论的正确性，从长远的眼光看，听证制度不仅会扩大适用范围，而且还将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日显成熟，或许2002年便是这一制度广泛植根于公民生活的起点，我们期待着通过听证的行政行为更加理性化，也期待着在未来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中能有相当完善的听证制度的规定-这正是民主政治的理性。 - 第一次是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的有关听证的规定。2001年底以来成都、广东、上海等地区都进行了类似的听证会，中央电视台还进行了现场直播。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89年版， 第153页 [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王克稳：《略论行政听证》，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第26页 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张春生、袁吉亮：《行政程序法的指导思想及核心内容的探讨》，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第7 其核心为排除偏见和听取对方意见。 杨海坤《行政听证程序-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重要突破》，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11] 应松年：《行政程序立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37页 [12] 如中国电信调价听证会，参见玄孝盛：《论行政立法性听证的运作机理》，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3]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5页 [14]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15] 可参见《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天津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辽宁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等。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2页

听证制度篇8

[关键词]价格听证；困境；出路

[中D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86 ― 02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产生发展

听证制度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我国引入听证制度始于1996年3月制订的《行政处罚法》，该法第五章第三节明确规定了听证事项和听证程序，这是我国听证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1998年制定的《价格法》首次引入价格听证制度，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此后我国开始了对价格听证的实践和摸索。2001年，依据《价格法》关于定价听证的规定，原国家计委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实施一年多后，原国家计委又于2002年底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重新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该办法对听证组织、听证程序、法律责任等作了全面规定，对于规范政府定价听证行为，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价格听证制度作用的正常发挥。针对这种现象，2008年10月，国际发改委颁布了新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并于12月1日正式实施。该办法实施以来，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取得很大进展，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但是由于制度设计、执行机制等方面仍存缺陷，导致我国价格听证并未完全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反思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弊端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完善，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实现价格听证制度价值功能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现实困境

1.听证主持人地位不中立

听证主持人地位中立、利益超脱，这是保证听证公正的基本前提，然而考察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可以发现，有关听证主持人的制度设计没有充分考虑“中立”的价值取向。《价格法》第23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为听证的主持人。《听证办法》规定：“听证会主持人由听证人中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理论上讲，价格主管部门作为主持人应当恪守中立，着眼全局，超越狭隘的部门与局部利益，客观公正地作出合理决策。而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利益与要求涨价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由其主持听证会，很难保证中立与独立，价格听证的公正性也就大打折扣。

2.听证方案设计过于随意

我国《听证办法》对于听证方案的规定过于简单，很难起到规范作用。实践当中，我国听证会的听证方案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并在社会上征求意见，根据意见做出调整后再行听证。至于听证方案如何设计、设计几个备选方案、备选方案是涨价还是降价，很大程度上是由定价机关单方决定，广大消费者的参与权和建议权很难得到充分保障。不少听证方案虽有多个备选方案，但是往往每种方案都是涨价方案，只不过涨的幅度不同而已，无论听证代表倾向于哪种方案，都会出现“逢听必涨”的结果。

3.听证参加人制度不规范

《听证办法》对于听证会参加人人数和人员构成比例的规定弹性太大：“听证会参加人的人数和人员的构成比例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办法只对消费者代表比例做出明确规定，对于其他听证参加人的人数和构成比例则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进行表述，过于粗疏，留下太大自由操作的空间，容易导致听证会带有倾向性，也难以保证与价格决策关系最密切的利益群体参与听证会。

《听证办法》对于听证代表产生方式的规定也不合理。“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消费者代表“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听证代表产生办法操作性不强，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代表产生的政府倾向性和主观随意性大；代表选择标准不明确，弹性太大，与经营者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容易混进来，非利益关系代表有被收买的可能性”。〔1〕据此听证办法，听证会的组织者即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于代表人数、代表产生方式等具有很大决定权，势必影响到价格听证的客观与中立。

4.听证信息公开制度缺失

虽然《听证办法》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会参加人、旁听人员、新闻媒体的名额、产生方式及具体报名办法以及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定价听证方案要点、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等具体信息，但是由于一方面这一规定太过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另一方面办法没有规定违反此项规定的法律责任，所以导致这一规定成为虚设，不能真正起到约束作用。实践当中，许多重要听证信息例如代表报名情况，代表的职业、身份，各方代表的比例构成以及代表产生的程序、听证的相关资料等往往披露不及时，公开不彻底，或者有选择地进行公开，只公开无关紧要的内容，核心内容则以保密为由拒绝透漏，消费者的知情权被剥夺。

5.听证笔录法律效力模糊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听证笔录具有多大的法律效力将直接决定着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2〕然而《听证办法》没有赋予听证笔录法律效力，听证代表的建议对决策的制定没有任何刚性的约束，听证会的作用也大打折扣。只是规定“定价机关作出定价决定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的意见”。至于如何“充分考虑”，自然是由定价机关灵活把握。面对幅度如此之大的自由裁量权，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与之抗衡，有些价格听证沦为形式也就在所难免。

三、完善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出路

1.保证听证主持人中立

听证主持人保持中立，这是价格听证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前提。当前我国价格听证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作为听证主持人的政府部门没有保持中立，行政权力过分强势，使得价格听证逐渐丧失它的制度r值和群众基础。应当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考虑听证的中立价值取向，确保听证主持人的中立地位，使得听证各方成为平等的利益主体。听证过程当中，听证主持人应当“扮演着一个过程主导者的角色”〔3〕，而不应当是结果的主导者。要做到这一点，听证主持人就不应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担任，听证代表人也不应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可以出自与听证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团体和按照法律规定需要通知的有关政府部门。

2.规范听证方案的设计

听证方案如何设计，应当通过立法统一加以规范。听证会设计几套方案，方案内容是涨价、降价还是维持原价，方案出台之前是否需要征求各方意见以及如何征求各方意见等基本问题应当保持相对统一，防止实践当中设计方案过于随意，导致听证缺乏公信力而遭受公众质疑。至于听证方案的提出，可以由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也可以委托专家学者或第三方独立机构等提出，这样不仅更加科学合理，而且可以避免有关听证参加人利用优势地位，把听证会变成“听涨会”。

3.健全听证参加人制度

首先，明确听证参加人的人员范围、资格能力以及比例构成。要扩大听证参加人的人员范围，不仅应当包括消费者、经营者、专家学者，还应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等，使得听证会能够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和心声。要对听证参加人的能力资格提出基本要求。在价格听证过程中，“参加人对信息的拥有和控制是有效参与的基础”〔4〕，这就要求参加人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能够真正履行听证职责，而不只是“例行公事”。要进一步优化听证参加人的比例构成，适当增加具备专业背景的听证参加人尤其是专家学者的比例。因为专家学者具有专业知识和理论功底，往往能对听证会提出更加客观、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保证听证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规范遴选程序，建立透明而公正的听证会代表遴选机制。参加听证会的各方代表不应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或者委托推荐，这样难免让人产生被人收买的合理怀疑，影响听证的公信力。专家学者代表应由消费者和经营方共同推荐，或者主持人提出名单，由双方共同指定。至于消费者代表要么由消费者推荐，要么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的方式。但是不管采用哪种方式，产生过程必须予以规范，做到公开透明，不能暗箱操作，否则，听证会的公信力无从谈起。

另外，培育规范、独立的社会组织，参与价格决策。由于个体的认识能力有限，有时候难以提出有价值、建设性的听证观点，而一些行业性的组织则可以把有关问题研究得更加透彻。如果吸收这些组织进入价格决策，必将有助于价格听证的科学化。

4.完善听证信息公开制度

价格听证的关键在于公开和透明。离开公开和透明，价格听证就会失去应有意义，沦为走过场的座谈会。完善听证信息公开制度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推进信息公开制度的具体化和规范化。我国现行听证办法对于听证信息批露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应当制订实施细则，明确信息批露的具体内容（包括运营成本、涨价理由等关键信息）和操作程序，使之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应当规定违反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责任，对于应予批露而未批露相关信息或者批露信息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并认定听证结果无效，以此保障信息公开制度落到实处。

5.明确听证笔录法律效力

听证笔录是记载听证会实况及各种意见的法律文书。正如学者所言，“如果行政机关的裁决不以案卷为根据，则听证程序只是一种欺骗行为，毫无实际意义。”〔5〕“不从根本上解决听证笔录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拘束作用，价格听证制度的困境也许永远都无法彻底摆脱”。〔6〕应当赋予听证笔录应有的法律效力，规定价格决策的作出应以听证笔录为主要依据，凡是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决策者必须在最后裁决中作出回应。唯其如此，听证会的价值才能充分彰显，听证会才能真正赢得公众的信任。

〔参 考 文 献〕

〔1〕彭向刚.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J〕.天津社会科学，2010，（03）.

〔2〕章志远.价格听证困境的解决之道〔J〕.法商研究，2005，（02）.

〔3〕黄华.完善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思路探析〔J〕.经济问题，2014，（03）.

〔4〕尹少成.价格听证中消费者参加人遴选机制的困境与出路〔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03）.

〔5〕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