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决策透明

今年6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就加强市县两级政府依法行政的相关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决定中要求，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要扩大听证范围，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听证，对听证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要吸收采纳，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听证代表，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听证，这一名词早已为我们所熟悉，但对于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听证，在国务院层面上明确提出，并自上而下向全国作出具体部署，将其制度化、法制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可谓开天辟地，它对于中国政府的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

听证，通常是指相关的国家机关(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作出影响对有关利害关系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决策、裁决和法律前，就有关的问题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性法律制度。

一般认为，听证制度最早发端于英国，其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英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原意为裁决者应听取对立双方当事人意见(hear the other side)的制度，要求审判中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

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项具体形式。听证制度创立之初仅仅适用于司法审判领域，主要用于体现司法运作的公平性和贯彻司法救济原则后来，为保证立法协调各方利益的公正性，提升行政民主化程度以及广泛获取相关信息，英美等国将听证从司法领域引入立法领域和行政领域，发展了听证会制度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听证制度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所接纳并加以改进。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受现代民主理念的渐进传播潮流的促动，听证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众多国家或地区的司法、立法和行政运作中的一种颇具实效和影响力的程序性民主形式。

在美国，正式的听证通常会有抽签选定的对立双方，由行政机关指派一名行政法官主持，听证会类似于法庭辩论，双方不仅发表意见，还会提出自己的证人和文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最后行政法官必须像法院审判一样做出最后的裁决，裁决必须详尽地回应双方的观点，否则在司法审查中该裁决可能因程序问题而被判无效。

在许多国家，立法程序中也经常使用听证会，立法中的听证会相对要随意一些，通过抽签产生的听证代表就某个法案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将成为议员们投票时的重要参考由于议员的言论、表决免责权，立法程序中的听证会不像行政程序中的听证会那样有拘束力，因此，从理论上说议员可以完全无视听证会上的意见但是，毕竟听证的意见多多少少代表了选民的意见，议员为选票考虑，往往会参考这些意见来进行投票。

听证于民与决策利民

杨　涛

行政听证充当急先锋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公民习惯了由政府做主，一切决定、政策和法规的出台，都是由政府说了算，“听证”是闻所未闻。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历史，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听证制度成长的历史。

《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被视为是我国听证制度最早和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1993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价格审查制度，这一般被视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雏形。

1996年施行的《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一词第一次从学者的书橱走进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用语。

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确要求“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从而把听证程序引入中国行政决策领域。

2008年4月17日，由湖南省政府颁布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更是对行政听证制度作了专章规定，从而第一次在地方性政府规章中，完整地对行政机关听证制度和具体程序作出规定。此次，国务院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更是在全国层面上推行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听证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行政听证制度发展进程中，公民的积极行动，推进了行政听证制度完善与发展。“交强险听证会”、“手机漫游费听证会”，“世界文化遗产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等一系列听证会，公众参与的热情出乎组织的意料，有许多公民是自发报名参加听证会，而在听证会，许多听证代表发言极为踊跃与尖锐。尽管大多数听证会的结果，还在行政机关的意图内，但确有一些行政决策在听证会后进行了调整甚至是全盘。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厦门PX事件的听证会。

厦门市政府原定在海沧区兴建台资翔鹭集团二甲苯(简称PX)工厂，但这一项目遭受许多市民的反对，市民通过上街散步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项目反对意见。在这一背景下，厦门市政府在去年12月决定召开了“厦门市重点区域(海沧南部地区)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听证会，有624名市民报名参加听证会，最终通过公开摇号产生了100名市民代表。在听证会上，85％以上的代表均表示反对兴建PX项目，厦门市政府最终顺应民意的要求，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兴建。

听证会成为了公民表达诉求和政府吸纳民意的平台，成为官民互动共建和谐的示范。公民社会的行动推进听证制度深入人心。

如今，行政机关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上如果不进行听证，其合法与合理性就会遭受公众与媒体质疑，公民在实践中了解听证制度、完善听证制度、发展听证制度。

立法，司法听证在前进

在行政听证制度推进的同时，立法听证制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999年9月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草案)》听证会，标志着听证制度在立法领域中的应用。

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议程的法律案，立法机关“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至此，听证制度正式进入立法领域，立法听证开始逐渐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尤其是公共决策民主化进程中的普遍事件。

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就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问题举行了首次立法听证会，有28名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先后在立法过程中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听证会。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上海、广东、四川等20多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了数十次立法听证会，听证所涉及的法规包括经济管理与市场秩序、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保障以及教育、文化、公民和企业权益

保护等领域。

在行政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蓬勃兴起之时，听证制度也开始引入司法领域。

从严格意义上讲，法院的庭审是最完善和最健全的听证制度，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可以阐述自身的事实与证据、诉求，可以进行辩论，法官作出判决必须听取双方的意见并在判决书上充分引用双方观点进行说理，但这并不表明法院的审判活动不需要听证。因为法院的司法活动包括执行、审判、司法行政工作等多项活动，法院的许多工作程序并不像庭审那么完善，往往由法官单方面决定。

因此，从审判公开和司法民主的角度，听证在法院审判活动中非常有必要。因此，一些地方法院在执行活动中、在减刑假释中，在对申诉案件决定是否进行再审程序中，举行公开听证，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将意见考虑到作出的裁决之中。

检察机关也在大力推进司法听证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5月10日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该规则中有关“公开听取当事人陈述”的规定，在我国首次建立了民事检察听证制度。

2006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中，制定了不案件公开审查规则、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等规则，进一步为检察业务的听证提供了依据。

各地检察机关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相继制定了听证制度的规定和推广了听证制度。

例如，浙江省检察院在全省推行检察机关涉法案件的听证会制度，对检察机关涉法案件进行听证；天津市和平区建立了不案件听证会，专门对拟不案件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建立了刑事申诉听证制度，聘请专家学者、人大代表作为听证人员，介入案件复查。

促进民主科学决策与程序正义

在行政、立法、司法领域引入听证制度，对于推进我国民主与法治，打造“法治政府”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十分深远和重大意义。

听证制度发展推进了直接民主。民众通过参与行政决策和法律草案的讨论，直接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决策中来，进一步实现了民主。

听证制度发展推进了法治。按照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的原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官必须听取利害关系人双方的意见。听取所有与决定、决策有关的人意见，让他们参与到决策中来，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听证，无论行政听证、立法听证还是司法听证，都是让有关利害关系人参与到决定、决策中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体现了程序正义，从而有利于法治精神的传播和法治的完善。

听证制度有利于集思广益、科学决策。无论是政府进行执法、决策还是立法机关进行法律草案的起草，如果仅仅局限于本机关的人，难免挂一漏万。而向社会公开听证，听取社会上方方面面人士的意见，有利于兼听则明，吸纳各方面的意见，使得决策考虑到各方面利益的平衡，更加科学。

听证制度有利于争取民众理解，促进社会和谐。行政听证、立法听证、司法听证，都让有关利害关系人直接参与到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决定、决策、和法律草案的讨论，并在最终决定、决策和法律正式出台时，吸纳他们的意见。这让他们得到尊重，并且能平衡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他们愿意在实践中配合政府的决策、司法机关的裁决，遵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听证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

价格听证的中国结

刘增芳

听证会有两个基本功能:

一是体现民主。听证会能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包括代表不同利益的少数人的意见，拓宽了普通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

二是调查事实。通过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辩论，有利于决策机关认清事实，作出较为科学的决定。

时下，中国的听证会可分为三大类别：行政处罚听证(1996年建立)，价格决策听证(1997年底建立)和立法听证(2000年3月建立)。其中，和公众关系最密切的首推价格决策听证。

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实施后不久，政府为转变职能，立法机关将听证制度扩大到了行政决策领域。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到目前为止，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都举行了价格听证会。我国的价格听证会集中在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教育收费、电信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价格听证会，使民众对政府价格决策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不再是一句空话，“听取相关利益群体意见”变成了一项真正的法律约束。

谁是中国价格听证的第一只“螃蟹”

我们是个重史的国度。价格听证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统共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不过，真要追本溯源，竟然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时间第一

1993年，深圳开始实行价格审价制度，政府在制定或调整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时，需要先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专家的意见。

深圳市的这个审价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价格听证制度。根据现有的资料，也没有发现在《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前，举行过大型的审价活动。这不能算作中国的第一个价格听证制度，但就时间上来说，这是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最早雏形。

形态第一

2001年12月8日，中央电视台对广东省2002年公路春运价格听证会进行现场直播。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直播一场虽然可能激烈，却也很可能沉闷的价格听证会，在中央电视台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一场地区性的价格听证会，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就更显得不同寻常。由此向世界宣告：中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正式全面启动。

级别第一

2002年1月12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价格听证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就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听证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听证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听证制度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大范例。2002年12月1日《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正式施行，修订后的办法进一步保证了听证会代表产生的公开和民主，增强了价格决策的透明度，更好地体现了公正、公开、客观和效率的原则。至此，我国具体实施价格听证制度具备了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星星之火，可以燎“听”

曾几何时，中国民众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不多，知情权也多半是事后补发的。听证制度的出现，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些状况。国家一旦有了法定的制度，民众一旦尝到了制度的甜头，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随即一发而不可收。三大听证类别中的价格听证，从此如雨后春笋

般，活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

下面四次有影响的价格听证会，无论从内容、知名度和地域上，均有代表性。

北京故宫颐和园等门票价格上涨听证会

2004年11月30日上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定陵、长陵等6处世界文化遗产调整门票价格听证会。申请门票价格涨幅最大的是天坛公园，涨幅超过200％，另外5家申请单位提出的门票价格调整方案，平均上调了近一倍。

听证会上，公园申请方要求调价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现行门票价格过低，不能体现世界文化遗产参观点包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二是北京这6个具有皇家园林规格的世界文化遗产都面临着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损坏严重、缺乏修缮的困境，抢救性修复工作任务繁重，资金缺口巨大；三是普遍低于国内其他地方的世界文化遗产参观点价格；四是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目前超负荷的参观流量，保护文物古迹。

听证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代表黎玖高反对提价，理由是在物价整体涨幅偏高的情况下，大幅度调整门票不合适，他建议采取阶段式的提价方式。也有代表指出，像八达岭长城这样的自然景观占很大比重的景点，由于所需投入相对较少，其门票价格调整幅度要小一些。

辩论过程中，有的代表提出，在价格提高后，景点可以实现控制客流量的目的。同时，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调价不能控制客流量，因为6个景点的主要客流来自于外地和国外，从以往的调价经验来看，价格杠杆对于客流抑制的作用并不明显。

参加听证会的20名代表在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后，最终同意调整这些景点价格。

四川九寨沟门票调价听证会

从北京故宫等6个世界遗产景区申请涨价以来，有相当多的世界遗产景区也提出了涨价方案，原因集中在两条，要么是景区维护成本惊人，要么是票价太低景区亏本；希望通过提高门票价格来限制游客人数，保护世界遗产的生态环境。

九寨沟、黄龙景区会以什么作为涨价的理由?原来，九寨沟、黄龙门票调价的理由是为了“物有所值”――景区的品质达到了一定高度，高票价与其高品质才相符，而145元／张的门票与其品质不匹配。

2005年3月17日，四川省物价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九寨天堂召开听证会。30余位来自物价、旅游等方面的听证代表对九寨沟和黄龙景区门票“到底该不该涨”以及“上涨幅度到底多少”进行听证。

针对“价格反映价值”的申请调整门票价格理由，多数代表认为，名胜景区无法与其他商业场所一样，把门票价格作为其价值的标志。

这次门票调价听证会，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媒体被获准进入听证会旁听，参加听证的人员也被有关部门告诫不得向媒体透露听证会的具体内容。就连四川省物价局的政府网站主页，也没有关于九寨沟和黄龙景区申请门票调价听证会的消息。

上海举行燃气价格形成机制和调价方案听证会

物价是个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能源价格猛涨，原材料成本上涨，市民用的燃气价格没法维持原价不动。

2006年9月12日下午，上海市物价局举行“上海市建立燃气价格形成机制和调价方案听证会”。来自上海市人大、市政协以及市总工会、市消保委、居民用户、企业用户、燃气生产经营企业、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21名代表。同时，主办方还邀请了8名市民代表到场旁听。

申请方上海燃气集团向听证会提交了《关于建立本市燃气价格形成机制和调价方案的听证报告》。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对方案进行论证。大多数听证会代表对推进燃气价格改革及调价方案表示理解和支持。

北京地铁票价听证

2007年9月26日上午，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票制票价改革方案听证会举行。来自全市各界的代表表达了对新票价方案的意见。绝大多数代表赞成第一方案，即2元全路网统一票价。

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中，有19位代表明确表示支持“2元”单一票制，约占代表人数八成。另外，6位代表倾向于“2元起步，4元封顶”的计程票价。

来自宣武区南菜园社区的消费者代表赵美丽说：“北京轨道交通发展较快，实行2元的单一票价，考虑到了全局的利益，有一定的市场。其次，票价降低以后，会吸引部分人首先选择乘坐地铁出行，有利于缓解地面交通拥堵的问题，对改善路面环境和空气质量有好处。”

也有代表对方案的不足提出了批评。代表陈玉龙认为，关于学生、现役军人、残疾人、老年人这些特殊群体一些优惠没有体现，在制定的公益公共价格上优惠方面应该体现，尤其是学生和残疾人、老年人，他们的收入很少或者是没有。

最终，2元的单一票制方案得以通过。

手机漫游费听证的深远意义

2008年1月22日14时，“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在北京拉开序幕。参加本次听证会的18位代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消费者协会分别推荐。另有5名普通消费者、3位专家学者代表和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以及中国铁通公司的经营者代表。

18位代表围绕此前已经公布10天的两个听证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提交听证会讨论的两个方案是否降到位了，很快成为代表们的关注焦点。来自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的江宪律师认为，两个方案均取消了每分钟0.2元的漫游费，值得赞赏。他建议在不降低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应逐步降低长途费。全国政协委员朱锦林建议，在方案二的基础上还应再下降。他列出的数据显示，中国移动2006年总收入为2953亿元，利润为921亿元，税前和税后利润率分别约为31％和22％，电信全行业的税后利润率为19％，这一利润率超出全球很多电信运营商。他认为，电信运营业不应该是暴利行业，应让利于民，使其利润率降到15％以下。

降低手机漫游费，是否只是减少了高收入者支出，也是此次听证会的一大关注点。中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黄新炎也直言漫游费降低只是为高收入者牟利，并非让手机用户普遍受益，资费改革重点不应在此。

舆论对手机漫游费听证反响强烈，存在四大质疑：一是漫游费成本，到底能不能算清?二是听证两方案：消费者看不懂!三是听证代表，咋选出?能否代表民意?四是听证会，岂能悄悄开?

尽管漫游资费没有达到手机用户的预期幅度，但从客观上说，没有听证会，降价的透明度更低，手机漫游费和长途话费的天空，无疑将更不“晴朗”。

价格听证之痒

刘海明

一位美国政治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没有民主。没有绝大多数民众的参与，就没有健全的民主。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反映并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健康。”这个论断，同样

适合于评价包括价格决策在内的听证制度。经过十几年的价格听证实践，我国的价格听证虽然有成功的案例，毋庸讳言，也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

价格听证之痒有哪些，是如何形成的，有无更好的解决途径，无疑是公众需要知道的。

“美丽的花瓶”

对于生活而言，短暂的热闹过后是长时间的平淡；而对于以价格听证为代表的中国听证制度来说，刚降生的时候，不乏喝彩的声音。2002年8月27日，傅达林在人民网观点频道发表《价格听证与依法行政》，就此前广东省举行就春运票价上涨召开的听证会发表看法。他认为，从2001年1月河北律师乔占祥因春运票价上浮而第一个向铁道部“叫板”到广东的春运票价听证会，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我国行政管理程序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进步，让人体味到了其中的非凡意义――行政程序化的现代行政理念。

价格听证的意义，首先，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的过程，让来自不同岗位的代表在听证会上积极行使自己的“发言权”，本身就意味着我国社会行政制度的巨大进步。其次，树立了一个行政程序观念，体现了法律要求的程序规则，充分保障了在定价问题上公众的参与权利。

然而。民主不仅是个过程，而且是个需要不断修复的过程。之所以需要不断修复，根子在于民主的天平也有倾斜的时候。我国各地的一些价格听证会，有的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有的采取封闭性的价格听证，不向社会公开；有的请本单位的专家学者、内部职工参加听证会，并美其名曰“广泛征求了专家学者和群众代表的意见”，虽程序正当。可想而知，这样的听证制度，虽然中看，但未必中用。

很快，有人用“美丽的花瓶”来比喻听证制度这个“新生的婴儿”。信任危机

作为器物的“花瓶”，虽说长不出鲜花，毕竟还有其独特的功用――成全鲜花之美。华而不实的价格听证制度，必然引发某种程度的信任危机。

2002年8月26日，南京的公交月票价格按照公交公司提交的方案原封不动地涨了。

家住南京鼓楼四条巷居住的王先生听说公交车月票马上涨到40元，嘴张得大大的：“不可能吧，不是说小幅度调整嘛?”当听说学生月票同步上调，王先生摇摇头：“怎么一切都按照公交公司的提价方案调价了?价格听证委员们不是都反对的吗?再说调价理由说是因为油价上涨，现在油价下调了怎么月票还涨价?”

市民失望，参加价格听证会讨论的委员们则愤怒了。听证代表童大友说，每次调价都是申请单位在方案中把价格提到最高点，而听证委员们则是尽量往下压，月票的最终价格不会和公交公司的提价方案一致。对不顾听证代表意见的“照单提价”，他失望之余更多的是不满：“民意在哪里?听证委员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哪里?听证会还有什么必要?”

听证会委员朱志明的话更直接：“听也是调，不听也是调，那听证会可以不用开了。”在他看来，“意见根本得不到重视!”价格听证会则成了一个程序，好像传达文件似的，“根本没法向市民交代呀”!

南京市物价部门有关人士对此的解释是：“价格听证会不是价格决策会，它只是反映市民的意见，而不能决定价格。”既然听证会不是决策会，那又何必轰轰烈烈问计于民?民间的意见不能为职能部门所用，只有苦劳没有功劳的听证会，还给职能部门造成新的信任危机。

不起作用的听证会，和格林童话中那个明明还以为是黄袍加身的皇帝满街炫耀，你说效果能好得了吗?

“计划生育”

价格听证变成了一种“行政时尚”，试过的以为这就是民主了，没试过的当然不甘落后。于是，攀比惯了的一些职能部门，对举行大型听证活动“乐此不疲”。既缺乏规范性，又不起实质性作用的听证会的数量，急剧膨胀起来。民主不怕数量多，但缺斤短两的半民主或者伪民主，一个嫌多，两个已经麻烦，三个就滥了。遍地开花的听证会，显然属于“超生”。计生部门无权过问听证会的超生问题，但是，国家计委(2008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干了。

2004年1月16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16日以特急电报的形式，向各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的物价部门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价格决策听证工作的若干意见》，针对当时听证制度尚处在探索阶段，对公开举行的听证会，提出了严格把关，防止听证会过多、过滥的要求。

当然，这不是要禁止听证会的“生育”，而是要讲究听证会的质量。意见除了重申听证项目要严格限定在重要的公用事业、重要的公益以及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外，强调已经制定听证目录的，要严格按听证目录办；尚未制定的，要慎重确定听证项目。国家计委的意思是，凡确定实行公开听证的，要充分准备，确保成功。

政府“垂帘”，精英“听证”

国家计委的这纸通知，在一定程度上给地方、行业部门随意举办听证会敲响了警钟。问题是，按照计划审核出来的听证会，一定能赢得民心吗?危机源自何处?

意大利学者G・萨托利在评述“欧洲形态的伪装”时，曾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个伪装“实际上是犯了把西方成人的衣服穿到的婴儿身上的错误”。在我国风靡一时的价格听证会，因为没有纳入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缺乏规范操作，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够客观和公正。结果，徒有其表的价格听证会制度，将听证代表当作木偶，听证的结果，必然是逢听必涨。

以峨眉山景区门票听证为例。2007年8月24日上午，四川峨眉山景区门票价格听证会召开。22名来自京、渝、成都、眉山、乐山等地的专家学者、消费者，以及旅行社和省市相关部门的听证代表，对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提出的门票价格调整方案均表示支持，其中多数代表支持涨到170元。

纵观国内名胜风景区的门票涨价听证会，听证会场外面的反对声每每不绝于耳，而场内的讨论听证代表，很少有举手反对的。人们总是纳闷，门票涨价的提案，缘何一经听证便被通过?是景区的门票价格，远远低于国内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还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在暗助听证的百战不败?

“精英听证”，应当是涨价提案一听证就通过的奥妙所在。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用投票的方式博弈，谁的票多便是民主的化身。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为规避这种弊端，参加投票的成员必须具有足够多的数量。如果投票名额有限，必须有广泛的代表性。换言之，投票者是真正的人民代表，由基层民众投票选出，代表他们的意愿去投票。时下国内流行的听证会，尤其是价格变动听证会(当然是涨价了)，实在是披着民主外衣的一种欺骗性游戏。

以峨眉山景区申请的这次门票价格听证会为例，物价部门挑选了22名代表。峨眉山景区年均旅游人次151万多，调一次价，起码有数年的有效期，相对于数百万乃至千万之众的旅游者，让区

区22名代表决定是否涨价，本身就是十分可笑的。更要命的是，这些代表是如何找来的，物价部门没有公布。再看看这些人的成分：专家学者、消费者，以及旅行社和省市相关部门的代表。除了消费者和旅行社，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的代表，基本上属于所谓的“精英代表”了。他们的意见不能说不重要，但是，由这些社会精英充当听证代表，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区。这些人的意见，既不能代表真理，又代表不了消费者的利益，本该回避才是。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听证会上，不该直接投票的精英代表，却参与了听证。而真正的消费者，却成为名副其实的少数派。

真正的听证会，应当让消费者唱主角，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反客为主，在那里民意。如果由电视台全国直播，群众短信投票，或者网上投票，听证会的通过率，还会有如此般的成功奇迹吗?

表现上看，我国价格听证会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听证过程缺乏公开性，听证材料缺乏客观性、听证代表缺乏广泛性以及听证结果缺乏制约性。本质上说，恐怕和最后政府部门的虚假放权有关。他们喜欢“垂帘听政”，结果那些被邀请来的听证代表们，尽管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最后也只能举手赞成。

中国能否念好听证这“外来经”

海　明

不可否认，听证制度是西方的发明。不过，政治文明也是一种世界公益性资产，尽管国情不一样，文化有差异，法律制度有区别，但这并不妨碍一项行政制度的国际化。和国际接轨，不仅限于听证制度，既然别的“轨”可以接好，有的甚至还接出了特色，听证制度难道就真的困难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只能说明听证制度本身存在先天的不足。问题是，很少有人质疑这种制度设计本身的质量问题，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信心和能力，念好听证制度这个“外来的经”。

挖掘实质，博弈是听证的灵魂

有人说，听证会的灵魂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不是说这个说法不着调，而是说太牵强了。如果说所有的听证会的终极目的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相信人们不会有争议。但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显然不是听证会的灵魂。

灵魂者，精神之谓也。如果承认听证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不妨追问：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博弈。利益的博弈，最终换来是利益的妥协。博弈和妥协，遂被视作民主的本质。严格地说，听证制度是民主的号角，它是民主的武器。它的战场(空间)在民主的门槛之外，它发生的时间属于前民主时刻。离开刀光剑影的实战，听证还是听证吗?

事实上，任何类型的听证会，客观上也是为了让不同利益集团能在立法程序中有一个较为公开和公平的较量，令各方利益都能得到公正的反映。行业利益的代表和民众利益的代表，在政府职能部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展开角逐。谁胜谁负，尽管不是角逐双方能裁定的，关键要看召集听证的决策部门，以超然的姿态，客观决断。

应当承认，中国目前处于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与政府相比，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听证，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部门利益对行政立法的腐蚀，并协调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给听证制度真正施展拳脚的机会，而不是走过场。那样一来，丧失的是听证制度的灵魂。

一点心愿，何妨敞开“胸怀”

小肚鸡肠，或者带预设的听证，都是听证的“杀手”。在政府职能部门还有价格决策权的今天；倘若物价部门抱定“听证大门虽敞开，如有意见别进来”的原则，那么如何能确保听证会的公正和客观呢?

针对一些地方举办价格听证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社会各界也有不少批评意见。我国修订了《听证办法》，围绕参与听证会的成员组成，提出了新的办法。但就实践操作而言，听证会的“胸怀”还有待进一步敞开。

让听证会“敞开胸怀”，可以避免听证会“沙龙化”，从而确保听证会的公正和客观。从各地的实践看，以往的听证会制度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一些听证会打着“听证”的旗号，暗地里对参加听证的成员严格“把关”，目的在于满足举办者自己的最终需要。不难想象，倘若召开听证会伊始，就抱定“听证大门虽敞开，如有意见别进来”的原则，那么如何能确保听证会的公正和客观呢?那样的听证会，表面上是公开了，可那样的公开，充其量不过是一件美丽的外衣而已。编辑学上有条“得传播者得积淀”的原则，意思是说，只有被媒体采用的稿件才有可能参与历史文化的积淀。听证会也是如此，只有真正公正客观的听证才有价值。如果为着通过某项决策，不惜打着听证的幌子，行着“沙龙”的实质，无疑是对听证会的滥用和歪曲。

让听证会“敞开胸怀”，可以使“兼听”成为听证会的主旋律，保证听证会不流于形式。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听证会就是要多听听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以利于决策之前较为全面地权衡利弊，减少脱离实际的决策。笔者注意到，修订后的《听证办法》明确规定，主管部门聘请听证会代表时，可以采取“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委托有关社会团体选拔”等方式。一个“自愿报名”，虽然还不能做到来者不拒，但对以往的挑选办法，其实已经是个很大的突破。至少，只要报名者熟悉听证的内容，并且其职业有一定的代表性，主办方就不能轻易将人家拒之门外。

此外，“敞开胸怀”的听证会，也是确保政府政务公开、鼓励公民民主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采取自愿报名的办法，不应仅仅局限于价格听证会一家。其实，只要是公开举行的听证会，都应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敞开自己的听证大门，欢迎关注此项决策的仁人志士踊跃参与。作为决策部门，应当从听证会上吸收更多方方面面好的建议和意见，这对于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将不无裨益。

学会创新，网民听证会

找到了听证的灵魂，组办听证方的胸怀也敞开了，听证这部西方的“经”，是否就真的念好了?未必，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做好，那就是创新。

创新需要智慧。智慧在哪里?任何时代，从来不乏贤哲。贤哲在哪里?所谓的“精英”，当然是贤哲的组成部分，但真正的贤哲，如今聚集在网上。价格听证虽然不能过多，但有一种“听证会”，却可以打破地域限制，经常开开。这就是新兴的“网民听证会”。

2008年“两会”前夕和期间，腾讯网推出了一个“两会之网民听证会”的专题，作为向全体网民奉献“网上听证会”大餐。何谓网民听证会?“零八两会，全民盛事，全民参与。”网民听证会选取最热话题，汇聚代表委员，邀请权威专家，征集激情观众。“思想交锋，去伪存真!”是其特征。

共计十四场的“听证会”，每期也是有主持人和特邀嘉宾。和现实版的听证会不同的是，网民的声音和力量，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主持人还是嘉宾，无视网民的声音，这样的听证会注定

是“无效”的。

和价格有关的“网民听证会”，不知是故意安排的还是别的原因，放在了最后。也许，这是压轴戏吧。

2008年春节前后房地产降价风是地产市场的真实反映，还是一个促销噱头?全国楼市的房价拐点到来了吗?悬念性的设问，引出了第十四场听证会：房价是否已到拐点?

互联网是各个阶层利益博弈的重要战场，“网民听证会”，其效力也许不足挂齿，但是，谁又敢说，这不是中国未来听证制度网上召开的一个前奏曲?

听证，路漫漫其修远兮

杨文浩

尽管我国的听证制度从无到有，发展得很迅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听证制度在我国毕竟才十几年的时间，属于新生事物。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还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加以完善。

首先，听证会组织者的独立性问题亟待解决。这方面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听证会上，政府就某一事项组织听证，往往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出面组织，而不是由相对中立的其他政府机关来主导，例如价格上涨的问题，由直接收取费用的部门主导听证，而不是政府监管部门进行听证，导致“听证会”往往开成“涨价会”听证流于形式。

其次，听证代表的广泛性上亟待完善。听证能不能体现民意。能否体现科学，听证代表的选择程序上非常重要，如果听证代表能从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产生或者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广泛性，那么这种听证会是能有成效。目前，有些地方组织者害怕听证会的结果与自身的意图相悖，在代表选择上进行“暗箱操作”，或者让自己指定的代表参加或者让代表的组成上对自己有利，代表缺乏广泛性，最终让听证会按照组织者意图进行，听证无法取得实效。

再次，听证代表的意见必须能真正吸纳到最终决定和决策上。有些地方，政府部门虽然就某些决策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貌似轰轰烈烈的听证背后，却是一地鸡毛，代表意见根本就不能吸纳到政府的最终决策中去，形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局面。这样的听证徒具有听证的形式，却没有听证的实质，最终不过是一场“听证秀”。这种现象任其蔓延，将严重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公信。

目前，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上面这些，例如哪些事项应当进行听证，而不是由政府机关选择性听证，听证会的具体程序应当怎么样，这些在各地的做法都不一致。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对听证制度进行探索，尽快对听证制度进行完备的立法，制定统一的《听证法》，让听证制度法制化，真正成为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制度。

今后，当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政府决策出台时。民众都会问一声：这一决策，举行了听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