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1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实践反思，制度瑕疵

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体制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在司法实践中，传统审委会制度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受到了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国情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基于此，我们拟从实践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一、从实践层面反思的必要性

首先，形成良好的“方案”的前提是发现“病因”。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审判组织内部都并不设置审委会，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也经常是学界对我国审委会制度提出质疑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与世界接轨”为理由而全盘否定现存的审委会制度，同时审委会的存在，至少对于基层法院而言，对于保障更为良好的司法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利大于弊的（1） .基于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不主张立刻废除审委会制度，而主张保留审委会制度，同时转变其部分职能。这实际上就是要对该制度“动一次大手术”，而这前提就是要能够将制度这一“手术对象”身上存在的“病变”处找到，否则就显得有些盲目。因为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没有发现病因的情况下，就对病人的身体任意的手术，他必须要在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和知识，结合故有的医疗经验得以发现病因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提出理性的“治疗方案”，做到有目的地手术，从而达到救治病人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审委会制度“生病”，而它的存在比废除是“利大于弊”，那么这时候要救治它，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其次，发现问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反思制度存在的瑕疵的过程。尽管我们对废除审委会制度持反对态度，但一项制度如果期望能够长远、正常地运作下去，就必须能够为人们所真正广泛地接受和认可，避免“说三道四”。回避存在的问题不是支持一项制度的明智之举，而应当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善制度，从而赋予其生命力和说服力。既然反思、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此必要，下面我们就从实践的层面将审委会制度存在的瑕疵揭露出来。

二、审判委员会的制度瑕疵

就像前面所举“外科手术”的例子，医生在手术前总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来发现病因，从而救治病人。反思审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一样，应当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运用分析研究来分析。这里的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审委会制度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研究，或者把审委会制度的个别特征和方面分解出来进行审查的方法，它是与系统研究审委会制度的系统方法是完全对立的。根据分析结论的精确程度不同，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两种。对于审委会制度的定性分析是该制度好与坏；而对它的定量分析则要是研究该制度的利弊分析和解决概率，解决它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的问题，二者应当相互结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在审委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做的是定性分析，却忽略了定量研究。另外，我们分析和考察审委会制度是否应当考虑外部因素的，我们以为，外部因素对审委会的作用发挥和运作程序应当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熟人里，外部因素的干扰是个痼疾，一时难以根除，但就一项制度的弊端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隐藏于其自身的问题着手解决，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基于上面的分析，下面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拟按照四个思路进行分析：审委会制度实践效能；审委会的组织构成；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一）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能

既然审委会制度实施了数十年，那么它必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该制度设立的任务和目的：保证审判质量，发挥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但是经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质量、裁判结果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审委会委员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而不可能是“万事通”，这样要求他们就他们并不熟悉的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的意见，确实勉为其难。二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过多，容易出现“讨论走过场”、“责任大家担”，从而降低了讨论质量，使得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质量并非就高于未经讨论而直接裁判的案件。三是审委会委员往往是“不审而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诉、申诉、抗诉的比比皆是。我们曾一当事人吴A提出申诉，申诉过程费尽周折，其实案情很简单，这里不妨一说。吴A从事水产养殖，年收入百万元左右，而吴A之兄吴B曾从事竹器生意，但因亏损，欠下外债10万余元。吴B欲找王某借10万元，但吴B不会写字，遂由吴A为其写一借条（包括借条上吴B的姓名也由吴A书写）。因吴B无钱还债，王某就将吴A和吴B告上了法庭。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撤回对吴B的诉讼请求，法庭予以了准许。该案一审、二审很蹊跷地回避了被告提交的证据，而对原告的证据一一进行了认定，案件甚至在审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判决吴A支付王某10万元。但我们细观一审、二审判词通篇是“按照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分析的（注：该案审理之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尚未生效）。姑且不谈该案从实体的角度来说有多么的不公，仅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裁判结果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对的适用均让人难以信服。于是乎，吴A就不断上访，申诉信投向了当地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大，当然这种情况都是“石沉大海”。我们不敢就此个案而断言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的上诉、申诉、抗诉的比例就大于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以此案件为例，旨在说明我国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往往由于运作程序瑕疵、委员良知缺乏等原因而影响了裁判结论和案件质量。

可见，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果表现的较为低下，它的功能发挥不全，很多制度在实施中任意性太大。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多是被当成处理案件的“工具”来对待的，在很多法院“审委会工具主义”观念极为普遍。现实中的实施效能不力和错误的观念其实都可归结于一整套机制的缺乏，具体制度不健全是审委会效能低下的制度原因。

（二）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反思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我们认为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审委会制度产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状况，决定着立法、司法的水平。在立法上，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人员的水平还不够高，当事人的参诉能力不够强；加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仅凭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很难把握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这时审委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由于审委会大都是由党组成员、正副院长、业务庭长，原则上讲其法律、政策水平应该较高，综合分析能力更强，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相对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2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审判组织司法改革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1]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

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2]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理论层面的缺陷

1、有违程序正义

（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3]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

2、有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4]，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

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

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

（二）实践层面的缺陷

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

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

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

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

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

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5]

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

（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

（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

（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

（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

（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

（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

（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

（八）可尝试设立专业委员会。鉴于法律分类日益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考虑设立分工不同的专业审判委员会，如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委员会。这些专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决定本专业的案件，总结本专业案件的审判经验，以适应审判专业化的需要，保障审判委员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结语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3

摘要：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为维护社会公平，确保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当今法治建设的进步，此制度也成为了我国司法改革中的热点问题。文章的研究目的就在于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展开，论述其改革与完善。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司法理念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审判委员会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才逐步转变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我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组织体系，创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长期以来作为我国特有的司法形式，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强化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有关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之争从未平息。目前实务界主流观点认为，在当前政治体制及司法环境下，审判委员会制度曾经发挥了且仍在发挥着其它制度难以替代的功能，应予保留。

201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审理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司法制度以及法官等管理制度方面有很多差异，英美法系国家的情况也与大陆法系国家很不一样。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选任是一种精英制，既只在执业最成功的律师和检察官中选任法官。这种选任方式有效地保证了法官成为法律职业者中最优秀的一部分。这种法官的选任方式，确保了法官的高素质。

而在我国，由于对法官的管理和要求过于宽松，一些不具备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的人进入法官队伍，掌握了审判权。在趋利性的本能驱使下各种徇私枉法、索贿受贿不断出现时必然的。

在法治完善、司法独立、法官已经完全实现了专业化、精英化的西方国家，法官也不是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陪审制、法官的选任制等一系列制度都是为了限制法官的任性与专断。我国虽然也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由于设计陪审员制度的初衷只是考虑对法官行为的监督和民主政治的彰显，而不是为了对司法权进行限制和约束，加上我国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和管理没有严格的制度，对陪审员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职业道德等资格条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司法过程中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更不可能遏制法官的肆意和权利的滥用。

因此，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由审判委员会对法官的权力进行约束是必要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能保证案件质量

通过集体决定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办案的质量。现阶段在我国法院系统内法官素质良莠不齐，总体来说，法官的执业素质较低。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素质普遍不高，许多法官缺乏办案经验，无法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进行审判，集中了多数人的智慧，防止因部分法官的素质低下，造成错案。这样由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审判进行把关，有利于保证质量。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司法腐败

在审判委员会制度下，集体作出决定较之于个人单独决定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官们在审判工作中经常要面对个方面的压力。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法官舞弊，减少了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所面临的压力。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能保证法律的统一

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法律缺少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有助于形成本法院管辖案件司法尺度的统一，便于形成一些规则性的具体做法，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过于重视讨论决定案件职能，而忽略了审判管理职能

对审判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主要来源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刑事诉讼法》。1979年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中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从法律规定看，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依次排序为：（1）总结审判经验（2）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3）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实践中各层级法院审判委员会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个案的研究上，越到基层这种情况愈为明显。各层级法院普遍不重视审判委员会组织职能的发挥，把审判委员会仅作为讨论决定案件或推动案件流转的机构对待，相当数量法院只在讨论案件时才召开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内容既包括法律适用，也涉及案件事实，事无巨细，缺乏宏观思考，而疏于对法院整体审判质量的提高和更有价值的归类总结提炼，从而造成审判委员会职能难以全面发挥。

（二）基层人民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的设立

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大部分是一般刑事案件和民商案件，当事人的争议一般不是很大，案情较简单，法院通过合议庭甚至独任庭的审判，绝大多数都可以再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

对此，笔者认为，可在基层人民法院中取消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后，法官责任比以前更重要了，建立一支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队伍是构建司法制度的必备要件，同时理应建立一套优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司法制度。因此对法官的选拔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可以对我国当前法官队伍实行精简，通过综合考核，优胜劣汰。同时还需建立起一整套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比如“法官任命终身制”“法官高薪养廉制”“法官逐级选任制”“法官违规惩戒制”等。

（三）进一步完善审判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具体程式

在我国，审判委员会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组织。既然是审判组织，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审判原则。首先，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具体程序应该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比如，什么是“重大”、“疑难”案件，对当事人的告知义务以及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时间、方法等作出明确规定，否则，当事人可以程序不合法为由提出上诉或者盛情再审。只有这样审判委员会的行为才会受到法律的制约，才能严格依法办事。其次，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期限，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完成，不能因为提交了审判委员会就无故拖延办案时间，影响诉讼效率。

（四）明确责任承担的分配

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决定案件之后，可以规定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负责任，旅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审判委员会对案件进行讨论之后须署上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成员的名字，由双方来负责。合议庭对自己在初步审理和汇报案情方面负责，而审判委员会则对案件的具体分析、定性和适用法律方面负责，各方权责明确。这样既可以促进合议庭成员充分行使权力、恪尽职守，也可以约束审判委员会成员认真办案，提高案件处理的质量。

（五）改革人事任免制度

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从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上看，一般是法院院长、副院长、各审判庭庭长，有的还包括办公室主任、政治处主任等，人员多是法院中行政职务较高的人。针对此种情况，应当优化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为了避免现阶段审委会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应该杜绝“门外汉”进入审判委员会。同时，吸收一些法律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并且公信力高的基层法官参与到审判委员会中。废除审判委员会资格与法院行政职务挂钩的现象。

四.结语

评判某一司法制度存在合理性及优劣的标准，应该是它是否符合司法的最高价值和永恒主题――公正与效率。但事实上决定一个制度是否存在的因素是多方位的，历史的原因、文化传统的影响利益的博弈等等均在其考虑之中。正是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审判委员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曾经发挥了切还在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因此，在简单的废除与保留之间，我们选择对其职能运作不断反思，并以解决其存在的弊端为目的，进行职能的重新定位，以使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更加契合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4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革新设想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的任务是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审委会作为“瓶颈”的负面效应渐趋显现，从而受到了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当前国情的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并且主张在反思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改进完善审委会制度，从而将其功能充分发挥。在此指导思想之下，我们撰写拙文，以陈管见。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具体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分析：

1、违背了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1）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未能有效贯彻。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2）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3）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4）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二、革新设想

在考察了我国审委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我们拟从组织构成、工作规则以及审委会委员良知等角度入手提出如下改进设想：

（一）优化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优化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是实现审委会公正、高效的前提条件。在审委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改变那种论资排辈，且要摒弃那种与行政级别挂钩的状况。在目前，我们可以考虑将审委会组成人员分为若干个层次，例如可分为：（1）常设委员。由院长、副院长、研究室主任担任，参与对所有提交案件的讨论。（2）专职委员。从本院选任若干名精通一门或多门法律的审判人员担任，参与其所精通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案件的讨论。（3）专家咨询委员会。从有关院校、科研机构、专业部门聘请通晓法律或其它与法院审判业务相关的专家、学者若干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及其成员提出咨询意见或审判方案，供法院审理时考量。这其实在北京、上海等地早已自觉为之，并总结了许多成功的经验。（5） （4）常务办事机构。可设立秘书一名或由研究室指定一成员负责处理审委会的日常事务。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较多法院在自行制定的内部制度上体现出来。如：北京一中院审委会工作规则（6） 第四章第14条就规定：“审判委员会设秘书一人，负责处理审判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法院审委会工作规则（7） 第四章第2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本院研究室。审判委员会的日常活动由研究室负责作出安排”。

（二）完善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姑且不论制度本身设立的合理与否，制度的运作是制度能否实现其设立鉴于审委会运作方式的不规范，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1、自行制定审委会工作规范。各级法院应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自行制定出审委会工作规范，健全具体的办事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使审委会的工作得以具体落实，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做到有章可循和良性运作。

2、确立回避告知制度并完善回避决定程序。针对前面提及的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的状况，应当建立完善的回避告知和决定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凡是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保证当事人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无论审委会以何种形式涉入案件的审判，合议庭都应当事前向当事人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各级法院应当制定具体的告知规则并形成完善的决定程序。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5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法院依法设立的一种对审判工作起集体领导作用的审判组织。它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在1932年6月9日，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七条规定，县以上裁判部即法院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就是审判委员会的前身。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10条进一步确认了审判委员会制度，并且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79年经修改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至此，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基本上确立。此后，三大诉讼法从不同的方面分别对审判委员会职权作出了与之相应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由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5条还增加“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合议庭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建议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复议。其他两大诉讼法即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只是对再审案件规定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除此之外，均未明确审判委员会对其他案件包括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是否有讨论决定的职权。

我国设立的审判委员会简称审委会，下同制度可以说一开始就是一种司法独创，这种独创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联系的。首先，作为革命性、人民性的政权，它不可能去学习与模仿为之否定的西方政治、司法制度包括西方的审判制度与审判方式，因此，审委会制度是不可能在美英法系或是大陆法系中找到它的影子和依据的。其次，人民政权也不可能沿袭中国司法传统中那种个人专横、个人说了算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模式。因为，这是人民政权绝对拒绝与反对的制度。因此，审委会也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第三，审判委员会在当时来讲是具有普遍民主意义和科学的领导形式。因为，在战争或非常时期，革命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往往都是既复杂又难以预料的，加上缺少经验，因此，除战场上需要指挥官当机立断之外，在一般的场所下都是需要集体来讨论决断事情，即实行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以集体的方式即委员会的形式讨论决定问题往往就比单个人或数量较少的人所讨论决定问题要智慧得多、可靠得多，尤其是在静态的时空由具有一定数量的群体充分发挥各自的智慧与见解来讨论决定问题，优点更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许多政权或领导组织如军事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等均采取委员会形式的根本原因。第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裁判部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是刑事案件居多数这种案件结构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是如此，对于这类决定人的生命与前程的案件审理工作，作为建立政权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素来都是慎重的，尤其是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审理更是慎之又慎。因此，采取审委会来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它是基于确保案件审理公正、准确所采取的一项保障制度。第五，建国后，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业，没有其他任何的经验可循。于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形成的许多好的作法与经验就成为建国后的一笔财富，得以沿袭与保留下来，并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认，委员会制度也就在诸多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等，审判委员会亦然。加上，中国素来缺少法官独立审判的传统及法治氛围，人们对法官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视与关注；同时，由于建国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社会经济形式单一即只有公有、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国家因经济形态单一立法不多，法院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明显社会很多事务，已被政治或行政所取代，人们对法院的要求并不太高。这样，法院所设的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也就不受太多的质疑一直存在到现在。第六，不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法院及法官重视与追求的都是实体法价值，忽视程序法的价值与作用，审委会讨论决定及议案的方式可以说正是这种司法观念的最好反映与体现。因为，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不需要太多的繁褥程序及法定步骤，适应了法官单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追求公正的心态。此外，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法院设立审委会，可以通过审委会对办案进行指导和监督，适当解决法律的疑难问题；并且，在法官素质偏低，独立执法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可以发挥法院的优势和整体智慧，弥补法官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执法能力的不足。

（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法院所承担的调整、规范、裁决人们在经济、民事、商事、知识产权、刑事、行政等方面关系的职能与作用越来越明显与突出；与其相适应，人们追求司法公开、公正、民主与平等的要求也更加强烈。于是，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组织-审委会，其讨论决定案件的作法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并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对之产生怀疑与责备。因为，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方式明显与现代诉讼制度如公开、直接、言词、回避等原则相矛盾、相冲突。而且，有的学者研究还证明实践中也有例证，由审委会讨论决定个案并不能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同时，它所造成的审与判的分离更是违反了审判的内在规律。故，许多人主张应彻底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当然，也有不少人主张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以适应审判形势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取消或抛弃。

那么，审委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否存在的必要与价值呢﹖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未触及与改变之前冒然地取消审委会是不可取的，这不仅不利于法院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将削弱法院、法官的独立地位与作用。其理由是：第一，国家司法体制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包括司法主体、司法主体的内部组织结构及管理与运作模式。我们知道，司法权是在人大监督下分别由法院、检察院来行使的；各级法院的人、财、物权均由同级的党委、政府所管理和调配；不仅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而且，检察院内部也设立检察委员会。因此，法院行使审判权不仅要受到同级人大的监督，而且还要受到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同时，更要经常受到同级检察机关的法定监督。在这种体制下，法院是没有任何司法意义上的独立的法律地位可言的，法官的独立更是无从谈起。这样，在法院无法完全独立，法官更难于完全独立以及法院、法官的管理与运作模式未有质的改变的现存司法体制下，作为法院这个单一的司法主体，其关键性的内部组织-审委会，如果被取消了，那么，法院将如何面对上述这些法定机关的监督与管理﹖尤其是人大对法院个案的监督现在全国各地人大的这种作法很流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检察委员会对法院个案讨论决定行使抗诉权时，法院又将如何的面对与处理﹖我们知道，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的关系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司法体制中各个主体及其内部组织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居于被领导地位的主体如果再削弱甚至是抛弃其法定的具有核心性的抗干扰的内部组织力量，在领导主体未削弱其监管力量之前提下，只会促使被领导主体走向更加微弱、更加不利的地步。这是有明显的实例可说明的，如某省人大对省高级法院进行评议，人大代表在评议中认为省高院审理的案件是错案的有5件，但省高院院长在向省人大汇报整改工作情况时，认为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错案的只有2件。笔者看后颇有感慨，如果没有审委会，省高院院长将以何名义来向省人大交待﹖又将以何名义来说明这些被人大代表认为错案的案件大多数还是正确的﹖这是其一。其二，综观世界各国政治、司法改革的通例或规律，不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司法体制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且都是同步的；不存在自下而上，且一方单独行动，其他各方未动的情况。其三，笔者始终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假如我国的司法体制真正彻底改革并真正实现了法院、法官的完全独立，国家的立法、行政两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法律意义上完全对等且司法权单由法院一机关行使，没有其他机关再来分享司法权，则法院的审委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它已失去存在的社会条件及司法基础。第二，审判方式改革同其他机关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必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决不能违背法律规定或者脱离法律另搞一套，甚至做出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相冲突的行为。不言而喻，法院是依法行使司法权的机关，忠于和遵守法律是其基本特征和关键性的价值取向。如果认为法院改革可以另搞一套，可以避开法律或者突破法律界限来搞所谓的创新，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为不妙的。因为法院将给世人这样不好的印象即有法不依，随心所欲，为一种实用价值来临牺牲国家法律的尊严与价值。有的人对改革总是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改革都可以突破现有法律界限，可以试验，待条件成熟之后，再修改或废除法律。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把社会其他领域中的改革模式搬到司法领域中来。殊不知，其他领域改革，其前提一般都是没有法律设定，如改革后实行的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土地承包，公司股份制等等，这些领域先前并没有法律规定政企不应分开，党政不能分开，土地不能承包，公司不能搞股份制等等。即使土地实行转让、出租的改革，也并没有突破土地不能买卖这一法律界限，且此也是唯一一种迫近法律临界之特例。同时，实施这些领域的改革可以说都是以行政机关作为改革的主持者，甚至是实施者。行政机关在权限和作为方式上均比司法机关灵活、机动得多，因为国家从未制订一部系统与全面的行政法来约束它，所以，社会对它的要求即依法行政较之于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即依法办案的呼声要强烈得多。因此，行政机关在实施改革事项时，如有突破法律的例外，人们是会理解甚至是不足为奇的，但司法机关却不能，因为司法机关在国家已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是不能有这方面的作为的，所以，从法治角度来讲，取消审委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行不通的作法，唯一的出路只能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改革与完善。

（三）

那么，如何改革与完善审委会制度，使之既能克服缺陷与不足，又能建立起符合现代审判规律即现代诉讼制度的机制，适应今后审判工作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审委会作为一个具法定优势的组织，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并完善来适应现代审判规律，发挥更优更好的作用的。笔者根据审委会工作的实践及法律规定，提出如下改革与完善的意见与举措：

第一，应当明确界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与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委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了审委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讨论决定权；但《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却没有此规定，只是对决定是否再审的案件规定审委会享有讨论决定权。实践中，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审委会都是按照《法院组织法》来履行工作职责的。有的学者就指出，审委会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全都按《法院组织法》规定来进行讨论是不当的，理由是《法院组织法》仅是针对法院内部而言的，对于法院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没有约束力；而三大诉讼法则不同，它们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效力应高于《法院组织法》，不仅对法院有约束力，而且对法院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诉讼时一样具有约束力。因此，主张审委会只能按三大诉讼法而不应按法院组织法来讨论决定案件。笔者认为，即法律效力来讲，《法院组织法》与三大诉讼法之间不存在哪个大哪个小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但众所周知，新法优于旧法，专门法优于普通法是一种公认的法律适用原则与惯例。三大诉讼法制订的时间均分别晚于《法院组织法》，且行政、民事诉讼法又分别晚于刑事诉讼法；同时《法院组织法》对于三大诉讼法来讲，前者应当属于普通法，而后者应当属于专门法，因此，按照新法优于旧法，专门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审委会应当按照三大诉讼法所确定的内容来分别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进行讨论，即审委会依法只能讨论决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再审案件及《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的再审案件，除此之外，审委会不应越权讨论普通的刑事案件和一、二审民事与行政案件。至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也应当具体界定范围，可用例举式界定：1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2重大涉外案件；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4再审或提审的案件；5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6可能宣判无罪案件以上方面为重大案件；7法律规定不明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新类型案件即复杂案件；8合议庭对案件定性、责任承担和适用法律存在较大分歧的案件即疑难案件。明确了审委会在案件审理方面的任务与职责之后，就能使审委会把精力放在总结审判经验及其他职能上，并真正贯彻与落实“还权于合议庭”这一法律规定，有效地调动与发挥合议庭的审判积极性及其职能之作用。

第二，应当优化审委会委员的结构，改变审委会的委员以行政职务为主的配置与结构机制，建立起以法律专业知识与丰富审判经验为主的委员配置与机制。长期以来，法院因为采取行政式的管理与运作，因此，具有行政职务高的人如院长、副院长、庭长总在法院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审委会委员的配置也不例外。几乎全国所有的法院审委会委员均清一色由领导型法官担任，正应验与反映了那种“谁的官大，谁的发言权就重要”的观念与作法。其实，这种委员的配置是缺少法律依据的。这种委员的配置不仅使许多委员其法律专业不强，缺少基本的审判经验法院院长、副院长并不都是从法院内部产生，而是从外面调进来，而且造成法官价值取向的错位即促使法官追求行政式的待遇，而不是追求法律的精神和价值实际上法院内部改革应从此方面着手。因此，改革审委会的委员配置与结构应是审委会改革的关键。因为事物结构及运作模式决定事物的性质，如我们可以看到，同为吃草的羊、牛、马，为什么出现迥异呢﹖原因在于其内在组织结构及运作不同而致；同样的道理，同为讨论案件的审委会，如果出现其委员的配置与结构不同，则其整体的功能与作用肯定是迥异于原委员会的。基于这种理论与认识，我们将如何优化审委会的结构呢﹖笔者认为，除院长这一审委会的主持人不能更换之外，其他任何委员都是可以通过竞争上岗方式提请人大任免来配置的，但竞争上岗的委员条件必须是：具有大学本科及法律大专以上的学历、具有审判员资格和十年以上的审判工作经验中、高级法院条件可提高，基层法院可适当降低。这样配置的好处是：1能把优秀的法官吸收到审委会中来，增强审委会适用法律的权威性；2制约外部与法院内部人员的不当交流，留住优秀人才，抵制庸才；3由于委员法律专业知识基础牢固，审判经验丰富，这样，复合型的委员将占一定的比例，甚至是很大的比例，有利于审委会对各类案件的正确讨论决定；4由于委员是以专业为主的，不是以行政职务为主的，因此，除院长之外，所有的委员几乎是平等的，等级服从关系取消了，委员平等行使讨论决定案件权的机会就大大增多，公正性就越来越大；5客观上促使法官追求法律精神与价值，不刻意追求官本位。

第三，应当彻底改变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运作方式，制定强制性及科学性的操作程序与规则，使之真正符合现代诉讼制度。良好的资源配置与结构需要科学的运作程序与方式，否则，其固有的优势与价值就难于得到充分的发挥，审委会亦然。长期以来，审委会讨论案件虽然是以民主集中制的名义出现，但由于缺乏强制性及科学性的操作程序与规则，再加上审委会原有的弊端，造成许多委员实际上只起滥竽充数的作用：要么是不愿发言不了解案情或对案情与法律研讨不深、或畏惧不发言；要么是为附和而简单发言，一切均以听从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为上策。这种情形就为个别领导利用审判委员会之名来达到个人之目的创造了条件。笔者认为，制订并改进审委会的运作程序是多方面的，只有这些程序具备并按照其要求严格操作，则就完全可以促使审委会制度符合现代的诉讼原则，具体为：

1审委会讨论案件只宜对案件的定性、责任分担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其他如对证据与事实的认定等工作应由合议庭去完成，审委会对之不能讨论；合议庭全体成员应当列席审委会会议，并且具有同等的汇报权。合议庭在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审委会组成人员的名单及可行使的申请回避的权利。之所以规定这样操作的内容，理由是：重大、疑难、复杂或再审、抗诉案件等，合议庭审理过程中出现分歧，往往都是因案件定性难于确定，责任分担难于平衡与把握，法律适用或冲突规范难于正确运用所致。审委会对这些案件讨论，可在合议庭认定事实与证据的基础上来进行讨论决定，从而使每个委员在了解案情，掌握案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评议案件。要求合议庭全体成员列席审委会，一是能使审委会全面了解案情；二是尊重合议庭成员的审理活动；三是防止审委会偏听偏信某个承办人的意见。这一改革的作法也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精神基本一致。

2审委会对于合议庭认定事实不清的案件可直接开庭审理。审委会开庭审理的情况是（1）原合议庭对案件认定的事实不清；（2）需要提交审委会的案件要求另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的。由于前面已严格界定了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因此，审委会每年需要讨论案件的数量将大大减少，这就使它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来从事直接开庭审理工作，从而使案件审理的质量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证。也许有人会认为，审委会委员事务那么多，哪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来从事开庭审理工作﹖笔者认为，这是法官对本职业持有什么心态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一个法官不认真把审理案件作为第一工作需要而热衷于应付其他事务，这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在以行政型委员组成的审委会时还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在以专业型委员组成的审委会就不应再出现其现象了，即使是为了总结所谓的审判经验，仍应让位于案件的审理工作，因为经验是从每一个案件审理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没有什么比审理好每一个案件更为重要，更富有意义了。

审委会直接开庭审案，可由3—5个委员组成合议庭审理，也可由更多的委员组成合议庭来审理；其审理程序与合议庭审理普通案件的程序一样，应当贯彻回避等原则，在法庭认定事实清楚后再提交其案件给审委会讨论决定审委会委员回避事由与上述规定相同，所做出的裁判应签署审委会名义。把审委会推向审判的前台，使当事人及社会直接看到法院最高审判组织的水平与面貌，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审委会工作透明度，而且也增加了社会对审委会工作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增强审委会的工作责任感和被监督意识，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3审委会委员讨论案件必须以书面形式发言。首先，合议庭建议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应于审委会讨论之前的3—7天把案情报告发给每个委员，使之有充分的时间对案情进行思考与分析。其次，要求每个委员回避的委员例外必须对所讨论的案件写出书面发言材料即每个委员在发言时应以书面形式即案件之定性，责任分担，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见解及理由并就适用法律原则阐述自己的意见与主张；如果听了别的委员发言后有启发，同意或不同意其他委员的意见，可在书面发言中增加或更改，每个委员的书面发言在审委会结束时再交给会议秘书登记备案。作出这种硬性的规定其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是促使每个委员全心全意投入对案件的研究，不能马虎应付，从而提高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与水平；二是提高委员的发言与议案水平；三是使委员明确其发言的责任与作用；四是书面发言既是检验委员的讨论案件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有利凭据，更是对委员工作成绩的良好考核；五是书面发言有据可查，便于后人对案件审查时，明确谁是谁非，同时，也便于错案追究。

4审委会决定案件应以记名投票或不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即不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虽然这种表决方式只是形式的不同，但其作用却是有质的差异的。众所周知，很多以民主集中制名义出现的决定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不能真正按民主的程序做出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同其讨论发言的方式及表决方式的不科学所造成的，审委会亦然。由于审委会素来是采取举手表决方式，大家都看到眼里，于是很多委员实际上是走过场，跟随他人尤其是领导的意见而举手表决，因为在这种由领导倡导表决的场所，如果某个委员与领导的表决不一致，对委员自己、对领导来讲都是十分尴尬的。但采取记名或不记名投票方式却不一样，因为大家都不知各自的表决决定，顾虑一旦消除了，则其表决就能真正反映委员的意见与主张。我们知道，这种科学的民主的表决方式在今天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早已实行，作为表决性的审判委员会应当学习与借鉴这一作法。

第四，应当建立审判委员会及委员优胜劣汰机制，不断增强审委会的活力和工作能力。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审委会也应该同合议庭一样，对其案件的审理、讨论决定等事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后果。即如果某个案是审委会一致讨论通过决定意见的，一旦被确定为错案，则整个审委会应当承担错案责任；如果审委会一年之中出现审委会三次审理、讨论决定案件是错误的或一届五年之中累计有五次审理、讨论决定案件是错误的，则审委会应当全体辞职，再由院长按审委会委员配置的规定与方法提请人大任免。如果审理、讨论决定案件的错误是由于个别委员的意见所致，个别委员应当承担该案的错案责任；一年之中如果出现三次或一届之中累计出现五次错误意见导致错案产生的，则该委员应当自动引咎辞职或由院长提请人大罢免其委员职务。这样规定的意义在于增强审委会工作的责任感、危机感，使之更好地履行法律义务，维护审委会的权威。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6

[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改革，正义，理想，误区

审判委员会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的一大司法特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未有先例。司法理论一般认为，审判组织形式只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案件持有最终决定权的并非承办法官本人或合议庭，而在于其审判组织内部设置的审判委员会。而且，无论其地位还是作用都远超过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在于将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从设立至今，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避免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正义。然而，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背离公开、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的价值方向，在回避制度、受案范围和工作运行等方面的矛盾与不足也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案件审理的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更从根本上妨碍了诉讼程序的公正与司法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初衷固然美好，也曾在一定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是其在新的实践中却日益偏离正义的理想，进入了万劫不复的误区。

一、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边区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 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类似。

新中国建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废除旧制度，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审判制度的历程。创立之初的人民审判机关 大多沿用解放区的群众式审判模式。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提出了建立审判委员会。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并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 1955年3月10日，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从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

依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强调它总结审判经验的职能，附带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这一时期对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要求是有区别的，中级以上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总结审判经验，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侧重于解决重大疑难的个案问题。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主导了司法工作，各级法院成了为扭曲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有些地方审判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则由诸如“院务会”等机构来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 1962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同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彻底砸烂。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司法制度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修订，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规范，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后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较低，法律又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指挥基本保证了案件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的建立是由历史、政治和观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的体制。在各级司法兼行政机关-衙门内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阶的长官统领的集权性行政权力层级模式，这种被现代司法组织原则所不取的层级组织模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仍能在司法机关中找到影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即在制度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司法官僚化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暗合了某种文化心理。我国法院内部似乎在审判制度建构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当浓的权力等级结构。相比之下，独任庭和合议庭处于权力底端，审判委员会处于顶端，从而更具权威性，它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执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最后，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利的制约与指导，法院结构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日本除简易法院外各级法院内部设置的“法官会议”都与我国的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司法审判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干预，强调集体智慧，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必要与可能。由院长主持、由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义理想的初衷：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 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

理论来源于实践，诉讼理论也是来源于审判实践。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及时地总结，既要研究历史经验，又要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这就完成了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审判实践中获得的诉讼理论，又反过来服务于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此其初衷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把工作放在对审判经验的总结，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现实似乎使审判委员会者一设置初衷显得尤为必要。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首先涉及到对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案件认定。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等三者结合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是否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为审判委员会设立初衷之二。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

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联系与区别。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它的全部活动所能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重要的任务和职能之一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补的。此其设立初衷之三。

三、正义理想的现实建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运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保障正义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绘，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形式。但是，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任职资格和组成上，法律没有像对独任庭、合议庭那样按照法院的不同级别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通常依照行政机构模式决定审判委员会的织织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会议”的特征。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但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主要行使“讨论”案件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四、正义理想的实践：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面效应

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行至今，我国特有的这一司法组织已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 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为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个别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种进路。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显然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会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审判委员会，使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对其有利的判决，比左右独任庭、合议庭要困难得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勿需考虑是否会遭遇当事人报复，思想上没有负担，可以客观公正地对案件作出判决。所以，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更容易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减少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公。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一边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边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案件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非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他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基本的判断。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关联性），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充分），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

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该法院辖区的执法标准，达到该地区法制统一。

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正义的误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

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正义通常被划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英国有句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意指程序正义。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违背，终究使这一制度走向了它设立初衷的反面。

理论界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建立与现实运行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正义的理想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这又与其设立时的“先天不足”又不无关系。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设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学理上缺乏支持

我们认为，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 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 ，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7

笔者对民事诉讼的回避制度，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因此，试图就如何完善该制度，谈谈个人看法。照理，这本是法学家们解决的问题，却偏偏让我这个小辈给撞上了，因为已有所思，又不敢忘却，因而斗胆提出来。

一、回避制度存在的不完善之处

我国现行《民诉法》对回避的适用、回避申请的提出、回避的批准以及回避申请的决定时限及法律后果都作了规定，这些规定为回避制度的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了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补充完善。主要集中表现于该制度不能适用于未参加某案合议庭又不自行回避的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诉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根据这一规定，回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审判人员自行回避，即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认为自己具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而主动提出回避。另一种是当事人申请回避，即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而用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他们退出该案的审判。申请回避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当事人这项诉讼权利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如何使审判人员的回避真正落到实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和独任制，合议庭和独任庭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是法定的审判组织，代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它同时又规定，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不开庭审理案件，但有权对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讨论并作出决定。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可见审判委员会所进行的讨论案件的活动具有正式的审判活动的性质。因此在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有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三种。根据《民诉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既然也包括审判委员会委员，那么，审判委员会委员也理所当然地同属于回避的主体，回避制度同样适用于他们。但长期以来，由于《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审委会委员回避和如何申请审委会委员回避，也没有规定告知当事人本院审委会委员姓名，且审委会委员也不可能都亲自参加合议庭，与当事人直接接触，《民诉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时间，又是在案件开始审理时到法庭辩论终结这期间，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却又都在庭外和法庭辩论结束后秘密进行，因此，除非该应当回避的审判委员会委员自行回避或者亲自参加合议庭，否则，回避制度几乎不能适用于这些审判委员会委员。因为当事人一般都不知道某法院哪些人是审判委员会委员，某案件是否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民诉法》也未规定当事人如何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等程序性问题，因此，当审判委员会委员中有人具有法定应当回避的情形而不自行回避时，就无法将回避制度适用于他们。这样，他们仍能参加某案件的讨论，这就使该案可能因该委员参加讨论而影响公正处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民诉法》应解决如何将回避制度适用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问题，即从程序上规定，当事人如何申请具有法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而不自行回避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使“审判人员”的回避真正落到实处。

二、完善回避制度的意见

（一）修改现行的《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把该条款规定的“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修改为，“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对重大、疑难、复杂，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将本院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一并告知当事人”。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和本院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这样，就使当事人清楚上述人员中，是否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他们是否要行使申请回避权以及申请谁回避本案的审判活动。从而避免当事人错误地认为合议庭是审理本案的唯一组织，不知道决定案件命运的，还有审判委员会。作此修改，第一，解决了当事人的知情权的问题。诉讼中，当事人有权知道除了合议庭以外还有哪些人是这起纷争的裁判者；第二，使审委会的审判活动，也受到监督。当事人得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审委会某委员也将参与本案的讨论时，可依法申请其回避，还当事人予平等地参与诉讼的权利。试想若案件的裁判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由他来审理该案，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还会平等吗?第三，完善了回避制度。回避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但因长期以来，法律规定不明确，操作性不强，此处出现法律真空，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作此修改，使审判委员会在诉讼中的地位和责任更突出，对其监督更到位，因而更符合公开和公正的原则。

（二）修改现行《民诉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将“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除外”的规定，修改为：“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判决前提出。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规定当事人在判决前可以申请回避，就使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得知审判人员?特指审判委员会委员?中，在具有法定应当回避情形的人员，仍可行使申请回避权，从而避免回避制度不能适用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出现，使具有法定回避情形的审判人员都受回避制度的约束。因为当事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应当是全程性的，审判活动还在继续，当事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就不应停止。

现行《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可行使申请回避权，这样做，无形中限制了当事人在此之后得知审判人员具有应当回避情形仍可申请回避的权利，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部分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其合法权益还能获得保护，不能不让人产生疑虑。审判委员会的审判活动是在无当事人参与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让作为裁判者的审委会委员在与案件或当事人一方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的情况下参与对该案的讨论，有谁还会相信它的决定会是公正的?而规定当事人在判决作出前可申请回避，就使某些具有法定应回避而不自行回避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在法庭辩论结束后仍受到回避制度的约束，当事人仍可申请其回避本案的审判，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可信度会更高，因而就更具权威性。

三、审委会委员回避的程序

由于审委会委员同属于审判人员，因此其回避的程序，不应有别于其他审判人员。

（一）告知，即人民法院应履行告知义务。这里主要解决的是当事人的知情权的问题。告知当事人法律关于回避的规定，让当事人知道他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申请回避权，他可以申请哪些人回避本案的审判活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期限内可以行使这项权利。

（二）回避程序的启动。启动回避程序，依《民诉法》的规定，有两种方式。一是因审判委员会委员提出自行回避要求而启动，即审委会委员认为自己具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而主动提出回避要求；二是因当事人申请某审委会委员回避而启动，即当事人认为某审委会委员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而用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他们退出该案的审判活动。

（三）回避的审查和决定。审委会委员主动提出回避要求的，分几种情形：1?审委会委员参加合议庭的。如果他是院长，他是本案合议庭的审判长，那他应向本院审判委员会提出回避要求，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做出决定是否准许其回避本案的审判活动；如果是副院长以下的其他审委会委员担任审判长的，其提出回避要求，应向本院院长提出，由本院院长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其回避的决定；如果是其他审委会委员参加合议庭，但未担任审判长的，其回避要求，应向合议庭的审判长提出，由该合议庭的审判长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其回避的决定；2?审委会委员未参加合议庭而主动提出回避要求的。如果他是本院院长，那他应向本院审委会提出，由本院审委会讨论并做出决定；如果是副院长以下的其他审委会委员，那他应向本院院长提出，由本院院长审查并做出是否准许其回避的决定。

当事人申请审委会委员回避的，无论该审委会委员是否参加合议庭，当事人的回避申请都应当向本案的合议庭提出。由合议庭根据不同情况处理。这里也分两种情形：?1?参加合议庭的。如果他是院长，应由他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被申请回避的是担任审判长的其他审委会委员的，由该合议庭的审判长提请本院院长审查决定；被申请回避的是未担任审判长的其他委员的，由本案合议庭的审判长审查决定。?2?未参加合议庭的。如果被申请回避的是院长，是否准许当事人的回避申请，应由合议庭的审判长向院长汇报，并由院长提请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如果被申请回避的是其他审委会委员，是否准许当事人的回避申请，由本案合议庭的审判长的提请本院院长审查决定。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8

一、建立审判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制度的必要性

这种必要性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整审判委员会结构、提高审判委员会委员专业化程度的需要。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遭到攻击和责难的重要一点是审判委员会的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2］而审委会的知识结构、专业化水平又直接关系到审判委员讨论、决定案件的质量。显然在审判委员会中设立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由资深法官或具有这方面专长的专业法官构成，可以改变现行由主要由院、庭长组成的审判委员会的人员及知识结构，最大限度地提高审判委员会的专业化程度。二是改变审判委员会官僚化倾向的需要。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构成，有的法院甚至还包括纪检组长、政工主任（科长）。由于这些人在惯常的工作中习惯了上下级的行政命令与服从关系，使得审判委员在讨论、决定案件时很难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思维定势，使审判委员会呈现出行政官僚化的特征。而行政管官僚化的客观存在又使民主集中制这一法律规定的审判委员会议事 原则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在审判委员会中设立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未必是有行政职务的人员，这些人员要么是资深法官、要么是专业人士，而这些人员由于与院长的行政关系的相对疏远，他们在思考问题时更多地是从专业角度出发。而且随近几年各地法院落实合议庭权责工作的推行，逐渐地培养出了这些人员独立地对案件负责的品性，因而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能更自主地不受其他人的影响而表达自己的意见。三是增强法院抗干扰能力的需要。在目前执法环境不尽理想、法院独立审判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抗抵外界干扰的一块有效挡箭牌。从这一角度而言，一个经验性的例证就是人数越多、越专业，抗干扰的能力就越强、越有效。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行政官职的专业委员会委员来说，因为“无官一身轻”，他更能、更愿意如实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他们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时投下的那一票更接近案件事实的原委。显然，这样的票数越多，审判委员会的决议就越公正，外界干扰所起的作用就越小。四是履行审判委员会工作职责的需要。《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讨论重大、疑难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把改革后的人民法院审判审判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定位在“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上”。［3］而所谓疑难、复杂案件，无非涵指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深度而言，涉及到专门的知识，因专而深、因深而疑难、复杂；另一方面，从广度而言，跨学科、跨专业，因广而疑难、复杂。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类知识越来越专门化，因而设立专门委员会可以应对这种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走势；与此相对应，也正是由于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各专业之间相依赖、相互交叉的情况也越来越多。特别是纠纷的发生并不以专业为划界的，一个案件涉及多个专业、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司法实践中民商事案件中涉及犯罪的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等案件有不断增多之趋势，因而在审判委员会中在设立专业委员会的同时，适当地把各分管副院长作为常设委员，可以弥补专业程度过高而带来的知识盲点，有利于审判委员会全面地衡界案件。

二、建立审判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依据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只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委员需由院长提名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外（第11条），而至于审判委员会究竟应由那些人员构成，如何设立等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显然我们现行的做法是一种习惯做法。正因为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组成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为我们建立专业委员会提供了空间。在如何组成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做法不断遭到非议和责难的情况下，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传统的习惯做法（陈规陋习）进行改革不仅必要，而且符合当今司法改革的基本精神。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把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作为人民法院改革的内容之一。由此可见，建立审判委员专业委员会制度虽无法律上的直接依据，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符合当今司法改革的基本精神。

三、设立审判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基本构想

设立专业委员会的基本思路是在审判委员会内设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对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按案件性质不同分别提交这两个委员会讨论并由这两个委员会分别作出决定。但考虑到审判委员会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的议事规则，而通常意义的民主集中制是指“两个过半”，即必须是有全体委员的一半以上人员参加始得举行会议，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才能形成决议。［4］由于专业委员会委员相对于整个法院的委员而言人数要少得多，为确保各专业委员会不因人数不够而无法举行会议和所议事项未能获得全体过半数通过无法形成决议情况的发生，可以在审判委员会中设立若干个常设委员。常设委员一般包括院长及分管审判业务的各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常设委员参加各专业委员会的会议。当然常设委员的人数及各专业委员会的人数因“两个过半”的要求而有一定的技术性安排，这种安排因各法院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别。由于各专业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参加会议的委员相对于全体组成人员要少，这就增加了各专业委员会所议事项不能获得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的可能性。因而对各专业委员经讨论不能形成决议的事项可交由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再行讨论决定。在设立专门委员会制度后，同时应对审判委员会工作程序作相应的调整和规范：

第一，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在法院立案时即可告知或通知当事人有对审判委员会委员讨论决定该案回避的权利，并按案件性质，把审判委员会常设委员及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一并送递给当事人。

第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严格限定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

第三，对法律规定必须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可以由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全体或部分组成合议庭审理，以解决审判委员会审判分离及有悖诉讼直接、言词原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