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13 12:52:16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制度；司法改革
程序作为一种规则，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秩序。法律作为社会法权要求的集中体现，其不仅反映着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还应该以最便捷的方式为人们所接受。而正当程序则是程序法对这一要求的回复。正当程序是程序法的内核，也是程序法的外在要求。正当的程序是实体审判的程序保证，也是实体审判的正确保证。审判委员会制度究竟在何种层面体现了司法公正的要求？本文拟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瑕疵进行反思，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完善提一些建议。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概述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中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条例》就规定设置“裁判委员会”，即审判委员会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早规定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及职责以来，各时期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都规定了审判委员会制度。自设立至今，审判委员会在抵御司法干预、保障司法独立、把好案件质量关以及统一司法尺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瑕疵
（一）组织形式行政化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一般均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庭长组成，除了即将退休不再兼任院长、庭长等行政职务的委员外，由普通法官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十分少见，中级以上的法院也是如此 [2]。由法院内部司法行政部门或党务部门领导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他们或没有司法经验，或没有取得法官资格，在讨论案件时，多为随声附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表明，它难以保证一个法院最高审判组织的专业性与权威性，给予其位于专业合议庭和专业法官之上的政治权威，其弊端可想而知。
（二）运行机制不合理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
1、与直接言词原则相悖。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中，只有承办案件的法官有机会向审判委员会委员当面汇报。这就意味着作为案件最终裁判者的审判委员会，对几乎每一个案件的决定都是在案件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
2、与审判公开原则相悖。《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不准进入会议室，更不用说旁听、报道，是典型的“暗箱操作”。
3、回避制度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从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3]。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判委员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回避。而司法实践中，一些应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此种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判委员会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形同虚设。
4、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的落实。审判委员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来说应由审判委员会集体承担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往往是无人负责。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完善
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是不现实的，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
（一）组织形式司法化
改变审判委员会委员资格条件，突出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首先得打破行政管理模式，不再以行政职位来决定进入审判委员会的资格条件。对于难以适应审判委员会工作的应予及时免职，不能再将委员一职视为一种政治待遇。其次可以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考试、考核制度，确定相应明确、标准较高的任职条件。
（二）工作程序诉讼化
程序法作为法规范的一种，其直接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秩序。秩序是一定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态。因而是他们摆脱了相对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态。在现代社会，秩序价值的意义有着愈来愈重要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社会生活日趋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社会现象交织在一起，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让社会生活出于一种有序的状态。因为这种有序的状态能够减少社会摩擦所带来的生活成本。从这一点来看，是与法治对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与此同时，秩序始终是与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通过规则对主体行为进行引导或者评价，这是规则的重要功能。无论是传统的道德规范，还是近代以降的法律规范，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有序状态。程序法的制定是为了实现社会秩序功能，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秩序化状态。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运作，从准入、汇报、调查、辩论、表决及异议等都应制定出一套细化的程序规则。
1、审判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法庭审判。在案件决定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后，所有将要参加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委员都必须参与法庭审判活动，这种参与可以采取旁听的方式，也可以在法庭上设立审判委员会专席。
2、实行案件讨论公开制。案件讨论公开，至少可以向本院的审判人员公开。凡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讨论时合议庭其他成员到场补充汇报并听取审判委员会意见。讨论案件的记录应当作为诉讼材料可以被具有阅卷资格的诉讼参与人查阅。
3、设立先期预告制度和申请回避制度。在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或决定案件会议程序之前，应当实行回避制度，操作方式是审判委员会会议及参加人员的先期预告。当事人可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审判委员会委员应自行遵守回避制度。
对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司法体系中没有与其相同或者类似的制度存在，就简单地否定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当前中国现实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制度固然有其难以根除的缺陷，但是只有结合审判委员会制度所依存的社会现实环境进行研究，那些有关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理论探讨才会真正做到全面和客观，也才真正具有了现实意义[4]。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只是整个国家司法改革中的一个环节，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体系中其他环节改革进程的影响，必须将其纳入到整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改革中进行整体协调的考虑。
参考文献
[1]罗书平.审判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司法公正漫谈[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
[2]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J].北大法律评论，1998（1）.
[3]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审判组织 司法改革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1]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
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2]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理论层面的缺陷
1、有违程序正义
（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3]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
2、有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4]，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
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
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
（二）实践层面的缺陷
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
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
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
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
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 ：“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
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5]
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
（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
（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
（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
（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
（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
（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
（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
（八）可尝试设立专业委员会。鉴于法律分类日益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考虑设立分工不同的专业审判委员会，如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委员会。这些专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决定本专业的案件，总结本专业案件的审判经验，以适应审判专业化的需要，保障审判委员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结语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审判组织司法改革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1]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
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2]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理论层面的缺陷
1、有违程序正义
（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3]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
2、有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4]，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
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
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
（二）实践层面的缺陷
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
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
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
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
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
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5]
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
（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
（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
（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
（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
（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
（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
（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
（八）可尝试设立专业委员会。鉴于法律分类日益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考虑设立分工不同的专业审判委员会，如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委员会。这些专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决定本专业的案件，总结本专业案件的审判经验，以适应审判专业化的需要，保障审判委员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结语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语：审判委员会制度 合理性 缺陷与改进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与其合理性
审判委员会是当代中国法院制度体系中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曾在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起过积极而有效的推动作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条例》就规定设置“裁判委员会”，即审判委员会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早规定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及其职责以来，各时期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都规定了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⑴细分可为：一、总结审判经验；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三、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审判委员会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体现中国特色的作用：一、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发挥集体的智慧，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这在中国法院的法官普遍存在着法律知识水平较低和素质不高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二、有利于防止腐败，减少办人情案和关系案的情况。这体现了审判委员会对法院内部审判人员及审判活动的某种监督，尤其是在一些重大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法律适用的审查与控制以及对审判人员的纪律监督的结合，这种监督要比其他方式的监督与控制来得更加直接与有效；三、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有利于排除各种对审判活动的干预和干扰。这体现出了审判委员会的一项不能被规定于条文中的对外的社会功能，是多年来应对中国权法不对称的社会现实而产生出来的无奈的功能，这一点到现在仍是无法改变或修正的。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长期存在是破坏了法制建设还是推动了法制现代化的建设呢？回顾一下中国法院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不难看到，这项制度的存在，从形式上避免了审判活动、业务指导中出现以长官意志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使某种规则的统一、理念的更新和法院未来发展方向的设计变得便趋于实际、更具有合理性。有人问，这在基层法院适用吗？回答是肯定的，这涉及到一个深刻的问题，即法院的基本职能究竟是形成规则（普遍性的解决问题）还是解决纠纷（具体的解决问题），虽然这两个功能并不能完全分离，但现代法院的功能确实已经从具体地解决纠纷日益转向通过具体的纠纷解决而“建立一套旨在影响当下案件当事人和其它人的未来行为的规则”，即通过法院法官的专业活动来保证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规则，而规则之形成与个别纠纷之解决相比，前者具有巨大的外在性。有时，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大潮流中，出现“社会公正”与“规则下的公正”相冲突的时候，基层法院的法官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案件审理的正确与否，而是怎样达到“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结合”，某种切实存在的巨大的社会压力是一个法官或一个合议庭无法承受的，这时就需要一个更高阶位的、更有权力的机构来承受，审判委员会则要比一个院长更合适担任此角色⑵。
二、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缺陷
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就是各个法院是在原则而简单的规定基础上按照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上形成了一种惯行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中国长期的司法活动中，为满足中国社会状况与法院审判工作需求而设置的，至今在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复杂的多重功能，使之在某个大家都明白的环境里，又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但是司法现代化和法院改革的要求，使审委会制度的某些不合理性凸现出来了。需说明的是，对于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这一职责并无人指责，批评与讨论主要集中在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这一职权上，而几乎所有的不合理性都是从这表现出来的，并与发展中的现代审判制度滋生出诸多矛盾。
（一）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之职存在立法冲突
多年来，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以“审批案件”为重的，即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并最终决定某种结果，这在基层法院尤为明显。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但并未规定可对重大或疑难案件作出决定。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未规定审判委员会有对案件作出决定的职权，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也就是说只有刑诉法有不同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⑶即使有审批权，也仅限于刑事案件中“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而目前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则不分民事、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对各个案件都要作出决定，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职权范围的限定，是对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职权的扩张，这一点理应引起特别的注意。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体现出司法行政化特点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实际上是各级法院中最高审判组织，其活动的规则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中规定：“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对议题应当展开充分讨论。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必须获得超过半数的委员同意方能通过。少数人的意见可以保留并记录在卷。”而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在总体上参照了该工作规则，具体的运行方式是由院长或副院长主持案件讨论，先由案件承办人汇报案件事实，庭长、分管院长作补充，而后其他委员发表个人意见，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议事规则，是司法行政化的典型体现，审判委员会与案件承办法官或合议庭之间于事实上仍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内部行政关系模式。其开展的形式是“开会”而非“开庭”，在此过程中，各委员因其不同职位所体现出来不平等性暴露无遗，一般情况下职位较高的委员先发表意见的，就会形成多数人的附合，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就当然形成的案件的结论，还有当委员们争论不下时则由院长或副院长拍板。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与现代审判制度间存在矛盾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一种审判活动，而现行的运行模式与审判制度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
1、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是一种典型的“审”、“判”分离的模式，违背了直接审判原则
先审而后判，其为公正所必需。审判委员会在实际运行当中，承办人员汇报案件几十年来都沿用了口头形式，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审”只是听取汇报，一般都是当场汇报、当场讨论、当场决定，而且对一个案件事实与审理过程中的情况几乎都依赖承办人汇报，汇报人的主观性往往是案件情况反映准确与否的关键，还要考虑承办人在汇报时事无巨细、拖沓冗长、层次不清、重点不明的情况。理论上讲，审委会委员都必须看案卷，但事实上这一点是在目前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可以说，审判委员会在“审”案件时，既避开了案件审理中一切程序性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对一个案件“审”的要旨，却最终要为案件下一个裁判结果，客观上造成了法官审、判职权的分离，同时也造成承办人对案件事实负责、委员对定性与法律适用负责的割裂。
2、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与审判的“公开”原则相违背
现代审判机制与审判改革要求增加司法活动的透明度以示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一个案件的公正审理必须建立在以诉讼参与人为主体，通过当事人的公开辩论、公开质证、认证而查明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所有的审判活动应该可以公示于诉讼参与人，才能体现审判制度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受到必要的监督。但审委会讨论案件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汇报人和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讨论现场的。有人认为“保持法律的神秘感是体现法律威严的最好手段”，这在落后的毫无法制的社会可能是适用的，但要进入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一个法律的权威性不在于它是否能以其本身的规则来震慑民众，而在于这种规则本身已经成为民众内心统一并恪守的行为标准，人民法院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审判活动来达到某种规则的统一，使社会中各种利益间在法律的状态下趋于平衡。这时，法官的审判活动是解决个案中利益平衡，而审判委员会则要更加注意规则的统一，这才是对审判委员会区别于普通法官的职能要求⑷。如果审判委员会议事是秘密的，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就不能排除所谓的“暗箱操作”，也不能排除出于法院或个人的私利而对规则的歪曲。?
3、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没有遵循“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之一，但当案件提交到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时，这一项制度和权利就被阻断了。这是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议事是秘密的且不定期的，有哪些人参加、何时讨论甚至案件是否提交了审判委员会讨论，当事人都是不得而知的，更不能申请其中与案件有某种“特殊身份”或“利害关系”的委员回避。反过来，这又使那些与委员有“特殊关系”的当事人或请托人找到了偏袒己方利益的突破口，有时人为地将一些没有必要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被送入审委会讨论，又彼此心照不宣地得出统一的结论，承办人或合议庭只能执行，至于理由，如果审委会没有拿出理由来，那么只能让承办人、合议庭自己去想了。
（四）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上存在不合理性
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的组成沿袭了行政管理模式，即进入审判委员会都是具有院长、业务庭庭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而与之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专业技能并没有多大关系，进入审判委员会是一种政治待遇而非更高的责任要求。在许多法院，是从党政机关调入的，其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许是欠缺的。而法院内部一些非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也成为审委会委员，也是根本违反审委会制度的工作职责要求的。审判委员会要讨论的案件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还有执行等案件的，不同性质的部门法在审判中运用的理念和技术都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在各个庭都浸淫若干年并从未放弃过对各种法律知识的学习、研究，有谁能够全面地去掌握这些区别并在前一个是民事后一个是刑事案件的讨论过程中适时转变判案理念和标准呢？这些客观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的案件审判的质量与效果，更影响到了审判委员会的权威性。
审判委员会是一个审判机构，事实上它在从事比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审判更为严肃而重要的审判活动。但每一次审委会会议的集合是临时性并是松散型的。因为每个委员都是“兼职”的，要召集一次都要事先通知并要求安排好工作，如果遇上某些情况比较紧急的案件，临时通知召开审判委员会还会出现人员不齐的情况。那么，审判委员会的管理和事务性工作又由谁来承担呢？在法院改革过程中，一些地区的法院设置了审判委员会办公室，承担了审委会的召开准备工作、议事程序安排以及会后整理工作，与审判委员会会议相结合，使审判委员会成为一个专门而独立的机构，但由于没有统一的设计和指导，各个法院做法仍存不一，许多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还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
（五）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存在不合理性
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合理性或不适应性：
1、委员会会议的启动和应当讨论的案件没有严格限制。
由于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职责之重，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启动经常是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而定的，临时性召开的审委会不在少数。但对是否需要召开审委会进行讨论的事由没有事先审理，因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有严格的限定，即只限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但什么的案件是属于此类的案件，却无明确的规定。有时，只不过出于某种需要，而找理由把案件“送”到审委会去讨论。结果造成大量的案件排队等待审委会讨论，委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各种案件加以讨论、决定，有时竟不堪重负，直接影响到了案件讨论的质量。一些案件并不构成讨论条件的，却因为承办人在审理水平、经验或认识上的不足而也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范围，增加了审委会的工作量。
2、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没有规定
在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下，在召开审委会会议之前，委员们并不知道要讨论什么案件，讨论的内容又都以承办人汇报的内容为依据，有时需要讨论的案件并不复杂，甚至仅需要解决一个法律适用问题，但在汇报过程中把案件从事实、定案证据和法律适用都要详细汇报，各方面都事无巨细地审查一遍，有时候委员们争论的焦点会偏离承办人汇报的中心内容，从而在某种角度上将一个案件重新审理了一遍，人为地使案件讨论变得复杂、繁琐起来。合议庭的案件却只由承办人一人来汇报，可能造成承办人汇报案情不全面、不客观，或对其他合议庭成员意见的不正确表述，或对不利于已的不同意意见不进行汇报等，这些都会对案件的最终决定结果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对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
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事实上已经成为妨碍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羁绊，应该在法院改革中对这项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使之更适应现代审判机制的需要。针对上述不合理之处，理应加强立法、具体规定，在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人员组成、运行机制与程序以及落实责任等方面进行新的设计和规定。
（一）重新界定审判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明确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刑诉法单独规定了审判委员会有讨论决定部分案件的职责，其他法律并无规定，就应该按规定确定审判委员会工作内容和议事规则，必须遵守审理与判决必须同一而不能分离的原则，人民法院的判决，只能由具体办理案件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根据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作出裁判，而不能由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来作了决定。
在新的社会问题、新类型纠纷及案件不断涌现、国家与社会处于法制建设的重要时期，审判委员会应当将其主要事务转回到总结审判经验和研究审判工作中的其他问题上来，对现行法律作出准确的解释和确定适用法律的原则，有效地指导法院的各项审判工作，确保规则的统一和执法的严肃性。《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规定：审判委员会要“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此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明确了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改革的方向。
当然，要做到准确总结审判经验进而正确指导审判工作，必须建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的。审委会委员分属于各个业务庭，平时只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对法律问题、社会动态进行观察、发现和总结，要把不同层面上不同性质的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并产生某种理论或经验时，接触各类型的案件和法律又是必须的，所以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仍需坚持。但审判委员会在针对具体的案件时，只能是一个法律咨询机构而非裁判机构，审判权必须回归于独任法官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案件讨论后提出的意见，只能是一种咨询意见而非判决结论，由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自行决定对这种意见采纳与否。如果条件允许，如在人数较多的中级以上法院，可在审判委员会下再设置若干专业委员会，如“刑事专业委员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等，可以把法院内具备资格的法官吸收进来。这样可以把审判委员会从繁重的讨论案件的工作重任中解放出来，减少对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不正当的干预，还可通过落实责任追究办法使法官判案时更加谨慎而减少法官的依赖心理，这对提高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和提高法官的素质都是有利的。
（二）改变审判委员会委员资格条件，突出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
审判委员会围绕着审判开展一切活动，因此其组成人员必须具有专业性。首先得打破行政管理模式，不再以行政职位来决定进入审判委员会的资格条件。审委会委员必须从法官中产生，即使不具备某种行政级别，只要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法官，都具有参加审判委员会的资格。其次是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考试、考核制度，审委会委员的产生要摒弃行政级别的限制，可以从工作年限、法官级别上确立提名标准，如从事审判工作满五年以上且已取审判员资格的法官，可具备被提名的条件，这时可以由院长在符合条件的法官中进行择选，确定人数，并向同级人大提名，然后被提名者必须参加由某一组织举行的专业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审委会委员资格。同时，对审委会委员还要进行定期的考核，对委员在工作上的表现、专业知识能力以及身体状况等进行考核，把那些不再具备审委会委员资格的人员淘汰出去，保持审委会在法院中于法律知识水平上的高层次。
（三）具体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权力与责任
审判委员会委员如果不是一种政治待遇而是一种荣誉，这对许多具有上进心的法官而言则更具有吸引力。但这种荣誉的背后必须具有权力的特别和待遇的增加。被授予审委会委员资格的应当给予普通法官更高的经济收入，这也和其所担任的工作多少、繁简成正比的。
为充分发挥委员的业务优势，赋予他们某些特别的权力是有必要的，如：1、平等表决权，每个委员都有权参加审判委员会会议，并对会议中议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一人一票，在实现民主集中原则时充分体现平等原则；2、询问权，委员可以提前借阅案卷，在讨论案件时可就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向汇报人或合议庭提出并得到回答，也可要求承办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答复。3、言论不受责任追究权，不能以审委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所发表的意见错误而追究其责任，因为讨论案件时审判委员会仅是咨询机构而非决定机构，有不同的意见引出的讨论更具有意义，更能提高讨论的水平与层次，追究责任则会慎言观望，或者是跟随，这就使讨论制度失去存在的意义了。4、越部门的调研的权力，审判委员会委员除了在自己的部门内调查研究相关问题外，还可以去其他部门调研，这时不论其行政级别如何，其他部门都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配合，不能以部门划分为界而拒绝。
审委会委员还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与之权力相对称，如：1、回避义务，审委会委员对要参与讨论或需决定的案件发现有回避情形的（可以参照诉讼法的规定），应主动提出回避请求并说明理由报院长批准，或在当事人提出充分理由并要求其回避时，应当回避参与该案的讨论或决定。2、对特别规定下讨论决定案件的错案责任，这里专门指在讨论并决定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审判委员会可以讨论决定的几类型案件时，对因其所发表的意见导致错案发生的，应承担责任。3、参与调研的责任，调研不仅是审委会委员的权力，同时也是义务，为更好地发现问题并了解法院审判活动状况，尤其是为更好地总结审判经验，达到规则的统一与正确性，委员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专题调研，除自己参与案件的审理外，应当定期到其他业务庭参加开庭旁听，也可以对某项专题要求某个业务庭开展讨论并提供材料或数据等等。
（四）明确审判委员会议事内容及讨论决定案件的标准
审判委员会可以讨论并决定的案件只能被限制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几类案件中，根据1999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4条规定：对下列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包括独任审判员）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拟判死刑的；（二）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四）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五）其他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只有以上几类案件才能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而其他案件都只能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咨询案，审委会只讨论不决定，由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根据审判委员会提供的意见自行决定。
在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中，必须符合“疑难、复杂、重大”的要求，而对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可作出如下限定：1、合议庭形不成决定性意见的。这里指如果合议庭成员之间分歧重大，形不成定论时，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2、对案件是否复杂或重大，可考虑该案件在当地是否影响重大，如犯罪官员的级别、涉案当事人人数、百姓关心的程度、党委政府关心程度、是否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等因素，或者是否涉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如严打整治斗争、涉及“”、破产、职工下岗、拆迁等案件，或者是涉及法律空白地带等。
（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设立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
审判委员会松散型的组织机构及临时性的议事方式显然是不利于其工作的顺利开展的。因此，有必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和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如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其工作职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实施方案》中对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及其职责的规定为：1、审查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及有关事项的材料，对没有必要提请或者不符合提交审判委员会讲座研究条件的案件及有关事项，建议主持审判委员会的院长进行协调。2、对符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的案件，负责审查审理报告的格式是否规范，是否对案件事实、证据和争议焦点进行了分析，是否提出了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明确事项和具体问题等。对不符合要求的，通知承办人进行补充。3、研究审判委员会拟讨论决定的疑难案件，并提出参考性处理意见。4、调查、论证审判委员会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整理、编篡或者组织案件承办人撰写，指导实践。5、提交审判会研究的复杂、疑难案件，由审判委员会办公室通知案件承办人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材料。6、对审判委员会研究确定的案件及有关事项进行督办。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是有益的。
（六）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
在具体落实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措施时，应当在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上进行必要的修正、补充相应的制度并应当予以明文详细规定。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严格启动审判委员会程序和上报案件条件
启动审委会讨论案件或议事的条件、提交讨论的案件标准必须加以严格限制。除了由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预审外以及提交的案件必须符合“疑难、复杂、重大”的要求之外，在上报案件或其他工作事项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须已经合议庭讨论并由审判长决定提请汇报的；2、独任审判员审理的案件须经所在庭室集体讨论并由庭长决定提请汇报；3、对庭室中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由庭室集体讨论并由庭长提请汇报；4、关系全院工作且必须经审委会讨论的问题，由院长提请审委会讨论。
2、设立先期预告制度和申请回避制度
在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或决定案件会议程序之前，应当实行回避制度，操作方式是审委会会议及参加人员的先期预告，对已确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可于会议召开前五日以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提前十日书面告知当事人会议召开时间、参加委员名单以及提出回避申请的权利。当事人可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此时对该案件暂时不予讨论。对审委会委员的回避应当由院长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对回避或不回避的决定均可申请复议一次，待复议决定后再将该案件置入讨论程序。
审判委员会委员应自行遵守回避制度，对委员提出的回避申请及理由，由院长审查决定，并在审委会会议召开时以口头形式进行答复，并记录在案。对违反回避制度，应当回避而不进行回避的，按违纪处理，情节严重并造成后果的，应当报请人大取消其审委会委员的资格。
3、实行审判委员会案件讨论公开制
基于目前的社会状况，把审判委员会案件讨论会议过程向社会进行公开还不具有现实意义，毕竟这样的案件讨论会不是可与当事人或社会公众进行交流的，是法院内部类似于法官学术讨论形式的会议，同时还必须考虑不能泄露审判机密的问题。因此，对案件讨论实行公开，至少可以向本院的审判人员公开，不限制其他审判人员进入讨论现场，这有利于改变审判委员会工作无监督的状况，杜绝暗箱操作或其他非正常情况发生，也可使审判会成员在讨论案件过程中进行现场辅导、灌输先进审判理念，有利于提高法院整体的审判水平。同时，凡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讨论时合议庭其他成员必须到场，补充汇报并听取审委会意见，可以防止承办人作不客观、不全面的汇报或故意误导审委会委员的情况的发生，这也是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案件和其本人负责的一个要求。
公开制度还应当要求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记录应当作为诉讼材料可以被具有阅卷资格的诉讼参与人查阅，如律师。既然讨论案件其实是一种咨询活动，在不用作出决定的案件中，这样的咨询笔录当然是可以公开的。
4、建立完善的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
一次审委会的召开，应该确立一整套流程以规范审委会会议的召开方式，包括确定会期、会前准备、会议的提起、会议讨论的步骤、会议决定的贯彻与落实、与会人员须注意的事项以及会议材料的整理、归档等各项制度。在为总结审判经验或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而召开的审委会会议前，应当由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将讨论的议题和调研报告提前交于各审委会委员，给予各委员以充分的时间进行研究，在会议中应认真听取汇报人的调研报告，并可询问和发表意见，对会议形成决策性意见应当共同署名。再由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对最后决策性意见整理、汇编，根据规定制作法院内部文件并归档。
在为讨论案件而召开的审委会会议，应当分以下几个步骤：1、案件承办人应提前将汇报的案件基本情况填写于申请表并注明汇报重点，报于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进行审查；2、专门机构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要求承办人按申请表逐项填写，尤其对汇报重点填写清楚，并由审判长或庭长签署意见并制作审理报告书附于申请表后，并在通过初步审查后将案卷按规定装订整齐提交专门机构，由专门机构针对承办人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与案件事实进行对照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通知承办人进行补正，符合要求的交由院长提请进入审委会会议讨论；在会议召开前，专门机构还可以要求承办人提交相关的法律法规材料；3、确定会期和讨论内容后，专门机构应当将会议通知及拟讨论案件情况登记表发至每一个审委会委员，各委员应当在会议召开前三天内查阅承办人登记情况、审理报告和案卷材料；4、会议召开后，由承办人向审委会提出需讨论的重点问题，然后再进行案情介绍，陈述时必须围绕争议焦点，突出重点、思路清晰、材料详实，并辅以法律法规材料。合议庭参加汇报的，承办人汇报完毕后，由其他合议庭成员进行补充说明。听取汇报后，由委员进行提问并发表意见，此时，院长不应当发表意见，而是听取各委员的意见并协调引起的争论，并在讨论的最后阶段发表其意见；在需作出决定的案件讨论过程中，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决定结论，由记录人在笔录最后写明审委会决定意见，包括对案件的定性、法律的适用及裁决的具体内容，由全体审委会委员共同署名；5、会议讨论经过应当由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的记录人员制作审委会笔录，讨论结束后交各委员审阅并签名。笔录应当交承办人或合议庭参考并装卷，审委会专门机构也应将笔录复制后予以归档；6、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在作出决定并制作裁判文书后，应当提交一份裁判文书于审委会专门机构存档，以备查阅。
如前所言，对于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这个问题，笔者是站在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实际的角度上，根据基层法院审判人员对于审判委员会的某种相似的看法来分析和设计的，这里更多地体现了基层法院的普通法官对审判委员会机制的某种需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支持与批判，从而表达出要求进行变革的意向。
注释：
⑴罗书平《审判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司法公正漫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94页。
⑵朱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法律思想网2002－04－03）
⑶罗书平《审判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司法公正漫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95页。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改革指导思想;救治措施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缘由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曾对中国审判工作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法学界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是导致中国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出现“判、审分离”,“先定后审”,直至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并没有很多的学者直接正面提出废除这一制度,而是主张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加以限制,明确和扩大合议庭在审判中的权限。这一建议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反映。此后的一段时间,至少在诉讼法学界,有关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讨论趋于平静。但是,随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呼声的渐趋高涨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日益深入,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弊病不断被揭示,使其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评论的焦点。具体如下:
第一,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尽合理,其成员基本是院一级和庭一级司法行政负责人,这可能使得一些业务能力强但行政职务低的审判人员被拒之审判委员会的大门之外,形成行政色彩浓厚而专业色彩淡薄,与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主要职责相违背,从而影响办案效率的提高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二,当前对于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法律上只片面地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样的表述过于笼统和宽泛,再加上有关司法解释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留下了一个弹性十足的条款,以致于司法实践中真正由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不仅远超出该法律真正想划定的范围,而且其范围还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
第三,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直接接触诉讼参与人和亲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或辩护,感受证人语气的迟疑,表情片刻间的不自然等关乎案件审理的细节,而只能以合议庭提交的案卷书面材料作为定案依据,且有可能被承审法官汇报的主观性或个人错误所误导,从而影响了审判委员会成员依事实判案的公正性,不利于保证裁判的科学性,这堪称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天然”缺陷。这一硬伤亦与诉讼法的公开审判原则的要求相悖。
第四,由于法院根本不告知当事人是否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不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不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所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形同虚设。为此,一旦审判委员会成员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就很难保证其审判的公正性,实践中也因此出现过一错案。
第五,由于多数案件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造成当庭宣判率极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必须达到法定人数,造成案件等待讨论的时间越来越长,案件运转节奏越来越慢,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
第六,从表面上看,审判委员会人数较多,被“买通”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审判方式的间接性决定了它对案件的讨论裁判是在不面见当事人甚至是检察官、不听取他们直接言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幕后”式的审判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给当事人的“私下”活动提供了宽松的空间,为某些不良的干扰开了后门。然而独任庭或合议庭的决策主体受到当事人、人、旁听者以及公共媒体等公开地监督,后者能比较有效地对法官施加影响力,使之能更注意抵制腐败风气的侵袭、追求案件的公正审理。
然而,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尽善尽美,利弊相较,择优取之直至今日,审判委员会在司法领域一直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现在它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了,存在着许多缺陷,但是并非到了非弃之不可的地步,仍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完善和配套措施的健全来暂时补救,所以我们不应因该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立刻全盘否定,而应根据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和制度改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做出合理的规划。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1、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建立的,这使它既不同于英、美等国的“陪审团”,也不同于法、德、意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法庭”,而成为独一无二的审判组织。一方面,我们能简单地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没有审判委员会制度这样一个通例的存在,就简单地否定该制度在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固然有缺陷,“但仅因一个制度存有弊端,就要予以废除,恐怕世界上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可能建立的任何制度都是没有理由存在的”。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我们必须综合考察它及其所依存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全面、客观地对审判委员会的存续与否作出判断,若为肯定,则应针对现状的不足进一步地探求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对策,若为否定,则应有充分的理由和更为合理的替代制度。
2、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废依赖司法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为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完善自然离不开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孤立出来,而不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方面,那么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必然会与其他制度的改革不协调或不能得到其他制度的有力配合,在实际操作中就会遇到重重困难,难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况且,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属于各项政治体制改革中风险最小,但社会效益却较大的领域。如果忽视司法制度实际为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现实,以为只要建立了法官高薪制,实现了法官的专业化,克服了法院组织和审判活动中的行政化趋向,解决了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就可以完成或基本完成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那就真正地忽略了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还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由此可见,该制度的改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我们要有平稳的心态,不能求之过急。
(二)改革的步骤及具体举措
从中国当前司法实践看,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因而亟需加以修正改良。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会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因而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最终是要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对审判委员会的改废只能循序渐进、稳步推进。为此,本文主张对审判委员会的改废可分两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是针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尽量予以救治,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1)就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而言,它包括如下几点:一是采用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等方式把那些业务精通、作风正派的法官吸纳到审判委员会;同时定期对审判委员会委员进行考核评定,实行竞争淘汰机制,从而健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提高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树立其权威地位。二是最高院应明确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必须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并尽可能做出详细的、类型化的限制性解释,同时应由合议庭掌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程序的启动权。三是要真正落实回避制度,应在开庭时明确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申请回避的权利,审判委员会有法律规定应回避的情形,亦应自行回避,或由院长指令回避,以保证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公正性。四是建立审判委员会旁听制度。
(2)涉及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改革人事组织和财政制度,杜绝地方对当地法院的干预。二是提高法官素质,确保案件公正审理。除了进一步坚持司法统一考试制度,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外,还应增加法律职业经历的要求。同时要增强法官职业道德素质,对于未通过年度的考核或明显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法官,应及时清出法院系统。三是通过终身制和高薪制,保障法官的职业永久性和较高生活水平,使法官在外来的金钱诱惑面前不为之所动,从而确保司法廉洁和审判独立。四是改革错案追究制,确保法官的能动性。
2、第二阶段则应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在取消审判委员会后,笔者尝试对中国的审判模式作一构想,即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并采用不同的审判方式。对此,已有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就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方式而言,德国的方式是值得一提的。德国的法院审理重大、疑难案件时采取两种审判组织形式:陪审大法庭和专业审判委员会(相当于中国法院中的专业法庭)。在地方法院,由1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的陪审法庭审理可能判决不超过4年监禁的刑事案件,复杂的案件,还需要1名职业法官的协助,即可建立扩大陪审法庭。地区法院刑事法庭分为小法庭和大法庭,大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审理严重的一审刑事案件。州高等法院设有审判委员会(庭),由主席和2名法官组成,主要审理民事上诉和特别重大的一审刑事案件。联邦法院分设12个民事、5个刑事、7个专门的审判委员会,每个委负会包含有4位法官和1位主席。还设有特大的民事审判委员会和刑事审判委员会,各由9位联邦法官组成,专门审理涉及重要的法律变更和法律的一致性问题的案件。另外还有一个大联合审判委员会,专门负责就民事和刑事法院间的法律变更和法律的不统一性进行监督。联邦行政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通常由5名职业法官,重大案件可由7名职业法官组成;劳动法院和社会法院基本同此。联邦设2个审判委员会,各有8名联邦宪法法官组成。日本、德国与中国都属大陆法系国家,而且中国长期以来都受着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做法具有可借鉴性。
此外,可以考虑在法院设立专项审判的咨询委员会。法学家当然是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尤其是一些研究未成年问题、妇女问题的专家。该咨询委员会的功能是对案件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咨询意见或方案,供法官或合议庭参考、选择,其意见对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没有约束力,审判组织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该咨询委员会对审判结果也不负责任。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纳入法院人事编制,不属于法院的审判组织,各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立,并非每一个法院都须设立,其设立的形式、成员的任免比较灵活,可以中级法院或高级法院为单位设立,其成员也可跨地区、跨行业聘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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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6篇
一、青州市法院审判委员会基本情况：
1、青州法院现有委员17人，对审委人数有单数要求。
2、青州法院审委全部为院庭领导，单设了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层单位，设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
3、最近三年来青州法院每年召开20次会议以上（分别为2002年21次；2003年23次；今年至10月份18次），共讨论议题102个，其中刑事26件，民事45件，行政21件，执行10件，国家赔偿0件。02年共开会21次，讨论案件33件，其中刑事11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5.1%；民商事15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行政7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2%；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03年共开会23次，讨论案件35件，其中刑事16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4.85%；民商事18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1%；行政8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06%；执行4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3%；04年共开会18次，讨论案件34件，其中刑事9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3.2%；民商事13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3%；行政6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31%；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12%；
4、在本院办理案件中比例为0.57%，案外议题2件，讨论并通过了审委会工作制度和审委办职责。
5、审委会已开展了编纂案例工作，已编辑发行《审判案例精析》一书（约15万字），正在编辑《青州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2004卷），已送审。
6、案件提交具体标准以疑难重大为主，由分管院长把关。
7、只有分管院长按规定提交审委会。
8、审委会召开时间固定在双周的周五，由院长主持，实际人数必须过半，不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
9、审委会讨论议题须经过半数以上委员同意形成决议，形成会议纪要。文字材料入档。刑事裁判文书不写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其他均写明。
10、在讨论法律适用的同时，有时也讨论事实和证据。
11、规定了回避制度，以自行回避为主，辅之以事后惩戒制度。
12、审委会的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由审委办进行监督。
13、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该机构为院中层部门，无隶属机构，人员为中层干部，副科级审判员，法律大本学历，二级法官。
青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一）整理审判委员会会务；
（二）组织业务庭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工作情况，分析审判工作形势；
（三）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或会议主持人的指示，组织有关人员对有关案件提出参考性处理意见；对审判委员会就案件和有关事项作出的决议进行督办；
（四）组织整理典型案例；
（五）承担审判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理下列日常事务：
（一）审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材料；
（二）办理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登记和排期；
（三）通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有关人员出席、列席会议。
14、审委会实行错案追究制度。按表决结果正确与否承担责任。
15、未设立审委会的专业分会。
二、取消审判委员会之设想
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步伐的加快，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也暴露出很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审委会的设立有“行政化”因素，组成不科学。
在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大都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干部，审判委员会委员往往与行政职务挂钩，大凡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可取得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行政色彩较浓，使一些有学术专长，但行政级别不高的同志难以被吸收到这个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中来。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大都有行政职务，因自身的行政事务较多，难以拿出较多的精力，研究讨论审判工作中重大问题，甚至在召开审判委员会时，经常有请假缺席现象，即使勉强到会，对研究问题不深不细，对研究案件不深不透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审委会人员组成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质量，也大大影响了审判委员会在法院内部的威信和声誉。
二、审委会的存在使审级、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现式。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由于审委会的存在，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并且必须以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委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审委会作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却从不在裁判文书上署名，让持不同意见的合议庭法官以自己的名义去制作反映审委会意见的裁判文书，并承担不排除被错案追究可能的案件责任，不仅对法官过于苛刻和不公，对当事人也未免不负责任。
三、现行审委会的运行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造成“审”“判”分离，很难得到公正裁判
审判委员会超越合议庭之上的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加深了法官和合议庭对审判委员会的依赖心理。为了逃避错案责任追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越来越多，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法官之上无法官”，由于法官在疑难复杂案件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裁判权，很难使业务素质适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各业务庭审理的案件稍有难处，便借故推给审委会，这样就造成审委会的案件积压成堆，再加上院长、副院长们的行政事务繁杂，更难保证由审委会讨论研究的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从而使审委会效率很低，这项职能也常常被法官们利用来达到既可推行自己意见又可推卸自己责任的目的，汇报法官为使审委会成员赞成自己的意见，常常有意无意的带有某种倾向性，没有直接临审案件的审委会委员对案件事实的茫然，专业知识的欠缺、大量待定案件的压力以及不必对案件结果承担个人责任的安全感，很容易被利用来作为推行己见的挡箭牌。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四、现行审委会的存在和运行，与我国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不相适应。
我国法院系统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正是为了有利于保证裁判正确，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法官素质，加强法院队伍的廉政建设。而审委会的活动则是不公开的，而且是不经过庭审的，所以是与改革和完善的庭审方式不相适应的。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就曾指出：“今年改革重点是：改变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审判工作特点，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法院管理机制。”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意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
五、现行审委会忽略对审判工作和总结经验的讨论。
由于审委会主要将精力放在讨论个案上，而无暇讨论审判工作的其它问题和总结审判经验。在不少法院，审委会一般只讨论具体案件，没有研究审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总结审判经验，就削弱了审委会的其它职能。
三、关于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专业咨询委员会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
我们设想设立专业化的咨询案件委员会。
一、可由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改任，针对不同专业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提供业务咨询，最后仍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由裁量，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恰当地作出裁判，自负其责。切实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具有“暗箱操作”之嫌的这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审判工作机制的问题。
二、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细化，案件类型和分工更加具体明确，审判工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而每一名审判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更不可能样样通，因此分专业设立咨询委员会是可行的。我们认为应设立刑事、民商、行政三个专门委员会。
三、咨询委员会应当由法官当中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要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本身应当是该法院法学方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单纯的审判职务，并不是一种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只要符合法官专家的条件，就可以吸收到咨询委员会中来。反之，虽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但并不具备研究、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则不应予以吸收，以保证法官专家咨询意见的科学性。
四、咨询委员会是只提供咨询性意见的机构，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案情，提供法律适用的参考性意见，法官和合议庭可以执行，但不是必须执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咨询意见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承担责任。
五、委员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地作出其认识合理的解释，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影响，因为真理有时就在少数人手中掌握。对委员的不同咨询意见，由法官进行取舍。
以上设想如能成立，就既能代行了审委会职责又舍弃了审委会的弊病。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革新设想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审委会作为“瓶颈”的负面效应渐趋显现，从而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当前国情的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并且主张在反思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改进完善审委会制度，从而将其功能充分发挥。在此指导思想之下，我们撰写拙文，以陈管见。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具体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分析：
1、违背了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1）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未能有效贯彻。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2）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3）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4）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二、革新设想
在考察了我国审委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我们拟从组织构成、工作规则以及审委会委员良知等角度入手提出如下改进设想：
（一）优化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优化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是实现审委会公正、高效的前提条件。在审委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改变那种论资排辈，且要摒弃那种与行政级别挂钩的状况。在目前，我们可以考虑将审委会组成人员分为若干个层次，例如可分为：（1）常设委员。由院长、副院长、研究室主任担任，参与对所有提交案件的讨论。（2）专职委员。从本院选任若干名精通一门或多门法律的审判人员担任，参与其所精通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案件的讨论。（3）专家咨询委员会。从有关院校、科研机构、专业部门聘请通晓法律或其它与法院审判业务相关的专家、学者若干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及其成员提出咨询意见或参考审判方案，供法院审理时考量。这其实在北京、上海等地早已自觉为之，并总结了许多成功的经验。（5）（4）常务办事机构。可设立秘书一名或由研究室指定一成员负责处理审委会的日常事务。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较多法院在自行制定的内部制度上体现出来。如：北京一中院审委会工作规则（6）第四章第14条就规定：“审判委员会设秘书一人，负责处理审判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法院审委会工作规则（7）第四章第2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本院研究室。审判委员会的日常活动由研究室负责作出安排”。
（二）完善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姑且不论制度本身设立的合理与否，制度的运作是制度能否实现其设立鉴于审委会运作方式的不规范，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1、自行制定审委会工作规范。各级法院应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自行制定出审委会工作规范，健全具体的办事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使审委会的工作得以具体落实，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做到有章可循和良性运作。
2、确立回避告知制度并完善回避决定程序。针对前面提及的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的状况，应当建立完善的回避告知和决定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凡是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保证当事人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无论审委会以何种形式涉入案件的审判，合议庭都应当事前向当事人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各级法院应当制定具体的告知规则并形成完善的决定程序。
3、完善审委会讨论案件的“准入”制度。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重大疑难案件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但是对何为重大疑难案件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某个案件应否由审委会讨论决定，随意性很大，从而造成审委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负担过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应用法律明确界定审委会的受案范围。如何界定，我们倾向于先概括后列举式。即首先通过司法解释对何为疑难复杂案件，作定义性的阐述，而后用列举方式，列出若干目前属于审委会受案范围的重大疑难案件，最后用一弹性条款兜底。
4、审委会讨论案件仅限于合议庭审理案件，并实行部分案件的审委会听审制度。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而言，如果合议庭合议认为疑难、复杂，则可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我们以为，如果合议庭在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是可能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重大疑难案件，在开庭审理时可要求审委会委员到庭旁听，从而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以消除审判分离的缺陷，此举有助于抑制审委会流弊，以促进司法公开和公正。这种制度已有部分地方法院开始了有益的尝试。（8）听审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前面所述审委会制度违反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的问题。但如果案件是在合议庭开庭审理后，评议之时才认为需提交审委会的，这时就要求全体合议庭成员共同认真做好向审委会的案件汇报工作，写出高质量的审理报告，详细叙述清楚案件的事实、证据、双方争议的焦点，合议庭的意见分歧等。审委会通过对审理报告的认真审阅来了解案情和审查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
关于独任审理的案件是否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问题。我们以为，独任审理的案件一律不得提交审委会讨论。从民事案件的角度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2款规定的独任审理针对的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而依据第142条适用简易程序的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既然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自然不属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但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很多地方法院对部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进行讨论，这是与立法宗旨相违背的。事实上，如果独任审理的民事案件如果在审理之时发现其并不“简单”，则可以依据司法解释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这时如果认为确实属于疑难、复杂案件则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从刑事案件的角度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刑事案件只有由合议庭审理的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方可提交审委会讨论，这就排除了按照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的刑事案件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的可能性。对行政诉讼案件，由于《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所以不会发生独任审理的情况，自然就不属此问题探讨范围，况且行政案件多涉及到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因此“绝大多数行政案件都会进入审判委员会”。（9）事实上，独任审理的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在审前程序中发现案件疑难、复杂或者重大均可直接确定由合议庭审理，从而取得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条件。如果在开庭审理阶段发现案件不属简单案件，需提交审委会讨论，则应依法转为合议庭审理并经合议后可提交审委会讨论。所以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不应违背两大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将独任审理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
5、案件呈报制度应做到有章可循。针对司法实践中汇报敷衍和倾向性汇报的现象，应当确立一套汇报制度，承办人员应当书写详细的汇报材料，而非仅限于合议庭倾向认定的部分，不得按照自己的意见任意增删案件事实，误导审委会委员。即使是倾向性意见部分应阐述清楚依据和理由。为确保汇报时委员能够“吃透”案件，要求委员应在讨论前阅卷，从而提高讨论效果，当然这前提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尽量减少。
应当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审理报告进行规范化，如对其主要内容就必须要做到条理清晰、详略得当、有理有据并且要做到一目了然，具体应当包括：案件来源；当事人基本情况；对案件事实的叙述；案件的性质，诉讼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法律关系；合议庭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合议庭意见分歧的焦点，各不同意见的理由和依据；拟适用的法律条文（若适用司法解释或行政法规作为裁判依据的，则应当将条文内容详细抄录）；拟作出的裁判内容。另外，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还应当做到主题明确、问题突出、材料翔实并且要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亦即要阐述清楚：要求审委会研究解决的问题和必要性；是否解决该问题对审判工作将产生的影响；解决该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及其依据和理由。（10）
6、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凡是经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审委会委员应在裁判文书上署名，一旦发现错案就应该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三章第25条的规定追究相关委员的违法审判责任。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如果是承办人汇报不全、错误造成的，追究承办人的责任；如果是表决错误造成的，应追究表决人的责任。即便是院长、副院长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决不应回避。防止客观上存在的一人发言，特别是领导人先发言定调，他人附和的情况。对经常表决错误的委员，说明其不能胜任职责，应考虑提请人大常委会免去其审判委员会职务。（11）
7、审委会应转移目前的工作重心，加强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实践的功能。前面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审委会的任务之一——讨论决定案件提出的，事实上审判委员会还负有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相关问题的任务。各级法院审委会应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将审委会工作重心放在宏观指导审判工作及总结经验上，因为总结审判经验是法律规定的审委会的一项任务和常规工作。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应当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总结推广经验；分析共性案件；借鉴其他法院经验，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审判技巧、策略和规则等等。
此外，审委会委员的自身素质的提高须待体制之完善。我们认为，提高委员素质需要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其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同时确立委员的选拔制度，完善教育培训方式，并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加强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首先，在现行的审委会制度之下，审委会委员的形成过于行政化，致使其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这时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新的委员选拔制度，比如我们可以在本院法官中根据综合素质选拔少量委员，从而得以促进本院法官努力工作和提高素质的积极性。其次，应对审委会委员进行教育培训，这里应当包括入选培训和定期轮训。入选培训亦即对新当选的审委会委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不仅是业务方面的内容，还应当包括从宏观上总结审判经验和把握疑难案件的能力，而定期轮训则指的是分期对委员进行日常业务培训。最后，应当促进委员自觉加强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审委会委员在参与个案讨论的之时，应当运用自己的日常工作经验、业务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认真、反复的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的选择。
结束语
审委会制度是基于我国当时国情产生的，尽管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认为尚没有到需要废止之境况，最为现实的思路就是考虑如何去改进完善它，以期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立刻废止”这一在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无法实现的想法，与其提出一些虚无缥缈的制度构想，还不如着手思考完善现有制度，或者说分阶段、分步骤地完善现有制度。前述对审委会制度的构思就是这一思路的初步体现。
参考文献
（1）参见程新生：《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度的缺陷》，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2）参见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7页。
（3）参见前引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该文作者苏力先生述及其调查显示的状况，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4）参见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fid=298
（5）参见王利明、姚辉：《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上）》，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6）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
（7）参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
（8）参见《与当事人面对面，鼓浪屿法院首次启动审判委员会听审制度》，载.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区法院让审判委员会成员亲自听审的司法改革举措，曾引起了关注中国司法改革的人士以及媒体的密切关注。
（9）参见前引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
（10）参见前引莆田市秀屿区法院审委会工作规则第30、31、32条。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实践反思，制度瑕疵
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是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传统审委会制度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相适应，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国情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基于此，我们拟从实践层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反思。
一、从实践层面反思的必要性
首先，形成良好的“治疗方案”的前提是发现“病因”。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原因在于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审判组织内部都并不设置审委会，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也经常是学界对我国审委会制度提出质疑的理由之一。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与世界接轨”为理由而全盘否定现存的审委会制度，同时审委会的存在，至少对于基层法院而言，对于保障更为良好的司法是必要的，或者说是利大于弊的（1）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不主张立刻废除审委会制度，而主张保留审委会制度，同时转变其部分职能。这实际上就是要对该制度“动一次大手术”，而这前提就是要能够将制度这一“手术对象”身上存在的“病变”处找到，否则就显得有些盲目。因为外科医生不可能在没有发现病因的情况下，就对病人的身体任意的手术，他必须要在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和知识，结合故有的医疗经验得以发现病因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提出理性的“治疗方案”，做到有目的地手术，从而达到救治病人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审委会制度“生病”，而它的存在比废除是“利大于弊”，那么这时候要救治它，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其次，发现问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反思制度存在的瑕疵的过程。尽管我们对废除审委会制度持反对态度，但一项制度如果期望能够长远、正常地运作下去，就必须能够为人们所真正广泛地接受和认可，避免“说三道四”。回避存在的问题不是支持一项制度的明智之举，而应当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善制度，从而赋予其生命力和说服力。既然反思、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此必要，下面我们就从实践的层面将审委会制度存在的瑕疵揭露出来。
二、审判委员会的制度瑕疵
就像前面所举“外科手术”的例子，医生在手术前总是依据一定的医学逻辑、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来发现病因，从而救治病人。反思审委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一样，应当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运用分析研究方法来分析。这里的分析研究方法是指把审委会制度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研究，或者把审委会制度的个别特征和方面分解出来进行审查的方法，它是与系统研究审委会制度的系统方法是完全对立的。根据分析结论的精确程度不同，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两种。对于审委会制度的定性分析是该制度好与坏；而对它的定量分析则要是研究该制度的利弊分析和解决概率，解决它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的问题，二者应当相互结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在审委会制度的研究中，经常做的是定性分析，却忽略了定量研究。另外，我们分析和考察审委会制度是否应当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以为，外部因素对审委会的作用发挥和运作程序应当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熟人社会里，外部因素的干扰是个痼疾，一时难以根除，但就一项制度的弊端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隐藏于其自身的问题着手解决，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基于上面的分析，下面我们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拟按照四个思路进行分析：审委会制度实践效能；审委会的组织构成；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一）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能
既然审委会制度实施了数十年，那么它必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该制度设立的任务和目的：保证审判质量，发挥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但是经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质量、裁判结果是不是就一定不存在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审委会委员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而不可能是“万事通”，这样要求他们就他们并不熟悉的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的意见，确实勉为其难。二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过多，容易出现“讨论走过场”、“责任大家担”，从而降低了讨论质量，使得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质量并非就高于未经讨论而直接裁判的案件。三是审委会委员往往是“不审而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上诉、申诉、抗诉的比比皆是。我们曾一当事人吴A提出申诉，申诉过程费尽周折，其实案情很简单，这里不妨一说。吴A从事水产养殖，年收入百万元左右，而吴A之兄吴B曾从事竹器生意，但因亏损，欠下外债10万余元。吴B欲找王某借10万元，但吴B不会写字，遂由吴A为其写一借条（包括借条上吴B的姓名也由吴A书写）。因吴B无钱还债，王某就将吴A和吴B告上了法庭。审理过程中，王某申请撤回对吴B的诉讼请求，法庭予以了准许。该案一审、二审很蹊跷地回避了被告提交的证据，而对原告的证据一一进行了认定，案件甚至在审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判决吴A支付王某10万元。但我们细观一审、二审判词通篇是“按照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分析的（注：该案审理之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尚未生效）。姑且不谈该案从实体的角度来说有多么的不公，仅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裁判结果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对法律的适用均让人难以信服。于是乎，吴A就不断上访，申诉信投向了当地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大，当然这种情况都是“石沉大海”。我们不敢就此个案而断言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的上诉、申诉、抗诉的比例就大于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以此案件为例，旨在说明我国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往往由于运作程序瑕疵、委员良知缺乏等原因而影响了裁判结论和案件质量。
可见，审委会制度的实践效果表现的较为低下，它的功能发挥不全，很多制度在实施中任意性太大。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多是被当成处理案件的“工具”来对待的，在很多法院“审委会工具主义”观念极为普遍。现实中的实施效能不力和错误的观念其实都可归结于一整套机制的缺乏，具体制度不健全是审委会效能低下的制度原因。
（二）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反思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我们认为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审委会制度产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立法、司法的水平。在立法上，法律还不够健全、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人员的水平还不够高，当事人的参诉能力不够强；加之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仅凭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很难把握一些重大、疑难案件。这时审委会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由于审委会大都是由党组成员、正副院长、业务庭长，原则上讲其法律、政策水平应该较高，综合分析能力更强，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审委会讨论，相对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
然而，如果我们具体调查分析现有制度环境下，审委会组织构成是否存在问题时，我们会很“如愿”地发现很多瑕疵，例如：（1）中国各级法院里，尽管审委会是作为审判业务机构设置的，但实际上审委会委员享受的却是行政职务待遇，和他们在法院任职级别相连结，这样就从事实上降低了审委会这一机构的很多功能的发挥，尤其是其专业技术性的降低。在很多地方，审委会委员主要由院长、各分管副院长、各业务庭庭长、政治处主任、纪检委主任、研究室主任组成。（2）审委会委员“外行”现象广泛存在。审委会委员中很多只精通某一部门法，如民事行政案件的分管副院长，往往只对民事行政疑难、复杂案件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刑庭庭长往往只对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较为熟悉，而对其他案件则缺乏敏锐地断案能力。当然不排除有的审委会委员一门法律都不精通。这时，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可能出现“外行委员”受“内行委员”诱导或者左右，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外行委员”不发言，跟着附和。（3）缺乏具体的办事机构。目前， 多数法院的审委会是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机构，多没有设立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议案的呈报纪录、整理归档以及决议的监督执行，致使审委会监督乏力，工作随意性大。有的地方法院审委会出席率较低，有的审委会委员“出勤不出力”，还有的地方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意见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审委会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密切联系。
（三）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诉讼公正要求通过程序的公正，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即由程序及于实体的公正，诉讼公正既是程序自身的公正，也是实体法律及实体权利义务得以正确归结的公正。（2）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具体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与审判公开、直接审理原则相悖。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3）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4）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5）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6）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四）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良心是一种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行为必须坚定地履行的执著信念。缺乏法官良知的法律就不会去积极地追求公平和公正，就会陷入一种冷漠的状态；有良知的法官则会通过能动地执法，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官运用智慧和良知审理案件就是要在准确把握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内心确信，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法律精神恰如其分地体现在案件裁判之中。（7） 审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某个案件的过程，也就是道德选择的过程。审委会制度设立之初衷是希望审委会委员运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反复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选择。
另外，2001年10月18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颁布，并于当天开始起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当天的会上说，法官是否具有优良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确保公正司法意义重大。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良好的职业道德被列为从事法官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准则或意见的出台对于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审委会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法官应属其调整对象，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法官需要进行职业道德建设，而审委会委员可以例外。我们以为，基于审委会是各级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对其成员不应降低任何要求，对审委会委员的道德建设应该高标准、高要求。
但实践中，还是存有很多审委会委员违背良知和职业道德的现象。曾有某中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对我们描述了该院审委会开会的场景通常是：承办案件的法官将开会前一天已发送给各审委会委员手中的汇报材料宣读一下，然后由各位审委会委员讨论。这里的“奥妙”之处在于，只要有一位审委会委员发言并谈了自己的裁判意见后，其他审委会委员一般情况下都是附和的，反对之声较少，因为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据说，反对者有之，甚至为案件的裁判意见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似乎都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还曾实地了解了某地基层法院审委会召开的状况：案件经分管副院长同意后，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讨论前，承办人员多已将裁判文书制作好存于电脑之中，这时只需将格式调整一下，将“本院认为”改为合议庭合议意见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将裁判结论部分删除。而且这些简单机械的操作多由随案书记员完成的。这样符合格式的汇报材料就制作完成了，随后于审委会开会前一天送交各审委会委员，开会之时这些委员所听到的承办人员案件汇报的内容也是这些内容。在会上，承办人员一般阐述一下合议庭合议形成的意见或者自己作为独任审判员审理时的个人意见。至于审委会讨论的细节，因属秘密，我们这样的局外之人自然就无从知晓。但如果基于某种“关系”还是可能知晓一些情况的，前面某中院法官的描述就是明证。这明显违背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规定的“忠于职守、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惩恶扬善、弘扬正义……要自觉抵制不正当利益”的道德要求。实证研究表明，前述情况虽不具有普遍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委会运作的“实况”，至少表明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审委会制度亟待进一步规范。
结语
审委会制度是结合我国国情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我国现有法律对审委会制度所进行的规定是较为宏观的，且具有前瞻性，但基于历史、现实的原因和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改进，正是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以上制约审委会功能难以发挥的诸多因素，以期为审委会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粗浅思路。
注释：
（1） 参见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
（2） 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3） 参见程新生：《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度的缺陷》，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4） 参见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7页。
（5） 参见前引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该文作者苏力先生述及其调查显示的状况，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6） 参见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我国民事诉讼的合议制度与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都是民主集中制在司法制度中的体现，两者设置的目的都在于保障诉讼的公正性。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往往会干预合议庭的正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诉讼的公正性。因而，找出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并积极寻求协调和改善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事诉讼合议制度
合议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实行集体审理和评议的制度。所谓集体，是指三人以上的审判集体。所谓审理和评议，是指对案件由审判集体共同审理后共同进行评议，对外以审判集体的名义负责，在诉讼中由审判集体行使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①合议制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审理案件的全面性，即合议庭可对法院受理的所有案件进行审判；二是审判权力的完整性，即合议庭享有对庭前的审查权、庭中审理的指挥控制权、庭后审判的决定权；三是审理案件的独立性，即合议庭审判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涉。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合议制的组成形式进行了规定，强调了合议庭成员的人数必须为单数，评议案件的原则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合议制作为审判组织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比独任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根据民诉法的规定，除适用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采用独任制外，其他案件一律采用合议制进行审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各种新型的经济纠纷不断出现。而法官的总体水平不高，司法腐败的现象将长期存在。而适用合议制度，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保障诉讼的公正性。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一项独具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早在建国初期就已得到确立。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这一制度的内容大致是：各级人民法院均设立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职权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或者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名，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在现实中，审判委员会主要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庭长以及研究室主任组成；审判委员会不仅讨论、还"决定"某些案件的处理；案件可由院长、副院长自行决定或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请求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时庭长、副庭长也可请求提交讨论。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工作程序，除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外，并没有其他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做专门规定。③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设立以来，在提高法院审判质量，减少冤假错案，监督合议庭法官的审判行为，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法官素质的提高，随着司法改革的日益推进，随着法官独立审判案件等现代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审判委员会制度也日益暴露出其弊端。
三、合议制度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一）合议制度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冲突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目标在于监督、指导法官的审判，提高审判的质量，保障审判的公正性。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与合议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1.审判委员会妨碍了合议庭的独立审判
有学者提出，司法独立应当包含三个层次：司法权独立、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其中，作为第三层次的法官独立是目前实现司法独立的最为现实的着手点。要保障法官独立，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应当满足以下要求：审理与判决应当是统一的，不应由不同的主体进行。具体案件的每名审判人员都应自始至终地参与庭审，并在完全自主的状态下就审理结果作出判断……④而事实上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参加庭审，但他们作出的决定却能够凌驾在实际参与庭审的合议庭的判决之上，从而造成"审而不判，判而不审，审判分离"的尴尬局面。合议庭成员亲身参与了庭审，对案件有直接的感受，他们应当有权根据自己参加诉讼所获得的信息独立地就有关问题作出判断。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最终决定判决的结果，该结果往往并非合议庭成员的本来意愿，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了合议庭进行独立审判。
2.审判委员会降低了合议庭成员的责任心
合议庭审理案件后，认为属于疑难复杂案件或合议庭成员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且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这样一来，审理案件的是合议庭，而判决案件的却是审判委员会。这种情况会导致合议庭成员产生心理失衡，很容易产生消极想法。同时因为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这样使得他们在审判过程中责任心降低，无法认真对待案件及当事人，从而影响公正判案。
3.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现代诉讼的基本理念
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推动下，现代诉讼讲求公开原则与言辞辩论原则，庭审是诉讼的核心。公开原则保障了诉讼的公正性，正所谓"阳光之下没有腐败"；言辞辩论原则则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在法庭上展开辩论，并出示、说明相关证据，通过言辞辩论，法官可以清楚地把握案件的全貌，作出公正的裁决；而庭审集中原则则为诉讼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司法空间，在这里，只考虑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和法律，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⑤而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一种秘密的、书面的审判方式，审判的场所是在远离当事人的法院办公室内进行的。在这里，无需直面当事人的目光，无需听取针锋相对的争辩，仅仅在静默无声的卷宗当中，就可以产生出凌驾于合议庭的判决之上的决定。⑥
4."相互推诿"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
案件经合议庭审理后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但是，一旦审判委员会判决的案件为冤假错案，法律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承担责任，而合议庭没有最终判决案件，也不应该由合议庭来承担责任，从而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如果符合国家赔偿要件的，由国家来进行赔偿。但是审判委员会判决了案件，行使了职权，却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权责不对等，影响了审判委员会承认责任意识的确立。这样将不利于提高审判质量，不利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审慎行使审判案件的职权，不利于权职责相统一。
（二）合议制度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协调
鉴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学者主张废除审判委员会。的确，从长远看，为了保障合议庭的独立审判及顺应现代诉讼理念，审判委员会应当被撤销。但在当前，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仍有一定的意义：其一，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领域的新事物不断涌现，随之产生了不少新类型的诉讼。目前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法官在审理新型民事案件时，需要得到指导，审判委员会可以发挥审判指导的职能。其二，我国的民法体系尚未完善，具体条文有的彼此冲突，让人无所适从；有的规定过于概括、抽象，为法官解释法律留下过多空间。审判委员会应当在适用法律方面对法官进行指导，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其三，审判委员会是民主集中制在司法制度中的体现，在官僚体制仍存在的司法系统，审判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某些法院领导的个人专断。
为了协调合议制度与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必须作出调整：审判委员会不应成为凌驾于合议庭之上的裁判机构，而是应当成为一个咨询性的机构。在出现疑难问题或合议庭无法形成多数意见的情况下，合议庭可以申请审判委员会进行指导。并且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应当是指导性的，不能强制合议庭据此作出判决，合议庭如认为意见不恰当，可以不予采纳。此外，由于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应当形成于法庭之上，因此，审判委员会的指导应当主要针对法律适用的问题进行。
注释：
①柴发邦：《民事诉讼学》(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②王仲云：《合议庭制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析》，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7期。
③陈瑞华：《正义的误区--评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第387页。
④章武生：《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的调整》，载章武生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32页。
⑤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审判委员会制度范文第10篇
任何一项司法制度，应当以能否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益作为衡量价值标准。即使历史传统赋予其合理性，它同时也必须契合时展的需要。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1][345]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2][513-515]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虽然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其中也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3]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审判委员会在建国初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运动中，新成立的司法机关每年要处理大量的刑事、民事案件，而当时实体法和程序法又不健全，加之司法工作人员中绝大数是从工农干部和复员军人中抽调的，在此情况下，由审判委员会把关确实有利于保障案件审判质量。因此，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4]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制度。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也都延用原来的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案件的作法。
二、审判委员会的性质与职权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性质，理论界意见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审判委员会是审判组织。理由是：独任庭作为由职业法官一人组成的审判组织，有权对简单案件进行审判。合议庭则是根据合议制原则建立的审判组织，负责绝大多数案件的审判工作。审判委员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各级法院内部设立的机构，由于审判委员会拥有对案件进行讨论并进而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尽管审判委员会并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成为一种审判组织。[5]（2）审判委员会既是审判组织，又是法院内部集体领导组织。其理由为：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就其活动的性质，应当遵守的规则，都与审判组织的概念相符合，且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合议庭必须执行，因此它是一种审判组织。当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和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时，其行为属于非讼性质，因而是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活动。[6]（3）审判委员会仅是法院内部行政领导机构。
我们认为，判定审判委员会的性质，既要看它是否具有审判组织的外在形式，更要看其实际上是否承担着审判的职能。根据诉讼法对审判委员会的规定，其职权、功能主要有三：第一，法院院长任审判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第二，重大、疑难案件，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第三，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法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也规定，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因此，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成为一种审判组织。这样，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实际上就有三种：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不同的是，审判委员会一般不亲自参加法庭审判活动，只是听取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就进行裁决；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否决独任庭、合议庭的意见。
由此可见，审判委员会是凌驾于独任庭和合议庭之上的特殊“审判组织”。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法院审判队伍的整体司法水平，解决法官素质不高问题，实现审判权的整体独立。但是，其最大的缺陷是它从设置之初就充满了行政色彩，审判委员会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案件的命运，但是又因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决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任免，会议由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程序也由院长控制，所以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命运的权力又要隶属于院长的权力之下，这样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7]可见，审判委员会是极具行政色彩、具有行政决策职能、违反审判规律的“审判组织”。
三、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与运行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则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审判委员会在宪法、组织法上的根据。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极其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此外，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条件、任期、届数、组成人数、工作程序等作进一步的规定。法律的疏漏造成审判委员会组织上两个制度性缺陷：其一是审判委员会实际上隶属于院长的“行政化”的司法权力之下，而民主集中制不能切实贯彻；其二是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在实践中，法院院长理所当然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和会议主持人，实际操纵着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相关调查表明，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一般均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长组成，除了即将退休不再兼任院长、庭长等行政职务的委员外，由普通法官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十分少见；中级以上的法院也是如此。[8]以某法院审判委员会构成为例，该审判委员会委员共计11名，其中院长1名，副院长3名，政治处主任、办公室主任、刑事、民事、行政、经济、执行庭长各1名。由此可见，审判委员会委员均是由院长、庭室负责人构成，而业务能力强但行政职务低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而且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一般长期固定不变，有的一直任职到退休。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本应当是在法院中，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资深法官，院长、庭长也应是其中的佼佼者，实际情况则不然。据调查，某省基层法院院长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仅占28.9%，而其中大多数大专以上的学历还是近几年在法院工作期间通过法院业大取得的，个别地方法院院长仅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山西省某法院甚至出现了文盲院长。[9]令人费解的是，法官法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必须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组织的法官资格考试或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而初任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却并未要求必须经过什么考核，只需由人大选举、任命即可。有的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任命时还没有被任命为审判员，这就造成当他们担任会议庭审判长、审判员时有违法之嫌。当前，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不仅没有精英化，有的法院根本不具有司法经验的法官，或者根本不能称作法官的人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稍加观察，我们发现竟有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党委书记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现象，审判委员会构成如此混杂，根本不能保证一个法院最高审判组织的专业性与权威性，给予其位于专业合议庭和专业法官之上的政治权威，其弊端可想而知。
同时，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也有巨大的缺陷。由于法律对什么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意性、任意性较强。在实际操作中，不仅合议庭可以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庭长签发时认为案件重大、疑难或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也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启动程序是不规范的。据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的统计，该法院全年共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138次（天），讨论审批案件1011件（次）。其中，复杂案件100件。该法院当年审结各类案件3000件左右，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占全年审结的各类案件的三分之一。[10][233]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时应当出席多少委员才合法有效，法律没有规定。从实际执行来看，基本上过半数方可，但也有不到半数；作出决定时，多数意见应当是占全部出席委员的一半以上，实践中也有审判委员会已形成多数意见后，本应当作出决定，但主持的院长经常拍板拖后再议，不按多数意见形成决定；审判委员会虽有固定时间的例会，但常因院长和其他委员事务性工作拖延，这也造成重大、疑难案件超期审理。由此可见，审判委员会运行程序和方式的最大特点，也即最大缺陷是随着性、不规范性。这种在运行方式上存在巨大缺陷的制度，人们不禁对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产生质疑。
审判委员会的运行程序在法律上也存有巨大的缺陷。我国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调查、辩论、表决、异议的可操作性规程。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时，每个委员一般不亲自查阅案卷和详细研究案件，究其原因，一是没时间，二是没有这个必要。审判委员会委员只需听取承办人的介绍和汇报，承办人汇报案情沿用几十年来的口头形式，主观随意性很大。如果一个案件开庭后间隔一段时间才安排汇报的，承办人对案件形成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日渐模糊，则汇报就可能是不客观、不全面的。同时，表决时往往是一人发表意见，众人随声附和，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得到落实。就连主张改造并保留审判委员会的学者也认为：象审判委员会这样重要的组织，其审断案件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竟然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令人惊讶。[7]
四、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基本程序规则的冲突
当前，我国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科学依据，它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一句话，它与基本程序规则存在冲突。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
司法权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诉争的权力，它应当是独立的、超然的，它既不能交给特定阶层-常设性的立法团体所专有，也不能交给某一特定职业人所专有，而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法庭，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为立法者。如果司法同行政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用一个或者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项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11][156]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对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作了精辟地表述：“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便不再是法院了。”[12][236-237]司法独立应当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仅服从于法律；外部独立，指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内部独立，指在法院内部法官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4][86]首先，司法独立应具有外部性，即法官所在的法院，集体独立于法院系统以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因为法官必然归属于某个法院，如果法院不独立，法官的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法官所在集体独立，法官才有可能独立于法院。同时，司法独立还应当是内部独立，即法官在法院系统内部也是独立的。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时独立于其同事或上级法院的法官。因为法官独立所面临的威胁不仅可以来自于法院系统外部，也可能来自法院系统内部，法官很可能在进行审理和裁决时屈从于领导、同事甚至上级法院的指示、压力、控制和影响，以致于不能公正的审判。[13]可见，如果只承认法院独立，否认法官独立，司法独立实际上成为形式，司法独立原则也就没有生命力。
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的实践表明，它加强了司法的“行政化”。审判委员会按行政方式管理审判组织、管理案件，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而院长的司法职权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审判委员会本身的功能大为走样，“法院院长往往在遇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甚至未经合议庭评议）就提交给法院党组，或党的政法委，或党委政府，或这些单位的领导人，避开了审判委员会；尔后，又把有关党政部门及其领导的意见带回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7]显然，审判委员会并不能发挥帮助法官抵制外界干扰的作用，反而成为行政权等外部权力影响司法权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也使得合议庭制度、独任审判制度流于形式，法官独立更是无从谈起。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公正要求相悖
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对违法犯罪者给予了应有的惩罚和制裁。程序公正又称为形式的公正，是指司法程序必须公正、公开、民主，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施有效保护、切实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以及充分体现效率的原则。[4][11]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公正的程序是实体公正实现的保障，程序公正还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一般是公开进行的，对于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容易发现和纠正；程序创造了一种根据证据材料进行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这样可以使各种观点和方案得到充分考虑，实现优化选择。[14][120-123]程序具有排除恣意、优化选择的功能。没有法定程序，就只能是任意随意；没有程序，就难有公正；没有公开而周详的法律程序，法律的公正正义就没有保障。司法组织及活动的特征与法律，就在于重程序、依靠科学而详备的程序。对作为程序性制度存在的审判委员会的最有力批判就是其对程序公正与正义的破坏。
1、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审判公开原则不符
审判公开原则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司法专制、秘密审判而提出的司法原则，该原则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为不同制度和国家所接受，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司法准则之一。一般认为审判公开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审理案件的活动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宣判活动应当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惟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欲望。”[15][20]第二，审理案件的人员公开，法院应当适时公布审判人员的组成。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秘密的，是典型的“暗箱操作”，与审判公开原则不符。
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具体由哪些委员组成，一般不予以公开，当事人也无参与权。
2、审判委员会制度违反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也称直接审判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16][69]直接言词原则包括直接和言词两项原则。直接原则又包括直接审理和直接采证原则。直接审理原则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和案件的其他诉讼参加人都必须到场，法官必须与当事人面对面地接触。直接采证原则要求对案件有权裁决的法官必须通过开庭审理，在法庭上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不得委托其他法院或本院其他法官进行，法官裁判必须以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资料为基础。言词原则是指法官在法庭上对案件进行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信，均应当通过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以口头言词方式进行，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是基于强调司法过程的亲历性，以及它的过程和结果不可分离性。在法官司法的过程中，不仅仅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确定他在一个诉讼案件中的权利义务或根据一方提出的刑事指控而作出刑事惩罚，还要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见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审理，为纠纷各方当事人提供一个公开的场所-法庭，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当庭辩论、当庭质证，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然而审判委员会审断案件，往往不能亲自阅卷，对认定事实的证据也不是从法庭上直接获得，没有听取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而主要是通过听取汇报间接了解案情，在法庭审理外进行认证，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3、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回避制度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那些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别关系的司法人员回避。申请回避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案件公正裁判的必要条件之一。回避制度的法理在于，“人类乃血性动物，难免有感情作用，故法律特设回避之制度，使法院职员如有某种情形，不得执行职务，以期审判之公平。”[17][62]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活生生的人，司法人员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从脱离各种人际关系，设立回避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司法人员在当事人之间的争讼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塑造司法独立、公正、公平、民主的形象，树立司法权威。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且不定期进行，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何时讨论，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并不知道，而且我国法律对于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程序，没有任何规定，因而当事人无法对审判委员会申请回避。此外，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组合议庭审理，这是对再审和重审案件规定的一项特殊回避制度。但是，如果该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审或再审时一般不再另组审判委员会审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目的无法达到。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有碍于司法效率
市场经济要求通过社会对资源进行合理、高效的配置，追求效率是其本质。司法也存在是否快速有效的问题，存在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这就司法效率问题。[18]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诉讼周期越长，所耗费的人力、财力越多，司法成本就越大。而通过公正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追求司法效率的提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如果司法的效率低下，必然会使进入司法程序的各种社会资源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还要消耗社会资源，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如前所述，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着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又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程序在法律上存有巨大的缺陷，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随意性、时间的不确定性，造成司法实践中，只有当需要讨论的案件积压到一定数量，并在各委员有充分的时间后才予启动，法院的年终“突出”、“会战”并不鲜见，这样不仅司法程序遭到破坏，无法保障司法公正，而且也造成司法效率低下。
五、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可行性与迫切性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存留的条件已经丧失
首先，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有了巨大变化。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社会是以自由竞争和交易为特征的社会，而经济活动主体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其目标，这就难免出现对他人利益的损害现象。从而需要通过司法规范和调控各种经济活动，矫正种种经济违规行为。司法虽不能向立法那样设定具体的规则，但司法可以通过执行这些规则而规范经济活动。一方面，司法要促使人们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采用合法的途径而谋取利益。另一方面，司法要保护正当的竞争，并形成良好的竞争秩序，对采用不正当竞争的方法而谋取利益的当事人应给予应有的制裁。自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在我国，曾几何时，行政的调处、领导的平衡和干预以及组织的调解，都曾是解决民间纠纷的最重要方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形成于旧体制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已被证明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需要。在开放的、由广泛的交易构成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必须由一个独立的、中立的、享有公共权力的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就是人民法院。公民和法人之间甚至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各种纠纷，只有依法院的裁判才能得以最终解决。随着参与市场主体在量上的迅速增加，立法的健全而使主体享有的法定权利的扩大，主体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长，都促使进入法院的案件的逐年增加，并使法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不断加强，司法已经成为维护社会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正是因为司法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显得十分迫切。
其次，近些年来我国法官素质有了普遍提高，律师队伍迅速壮大。按照我国《法官法》的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下列资格条件：（1）年满二十三岁；（2）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3）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两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的，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而且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大力开展法官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尽管这种在职培训，其教学水平不能与专业教育相比，但由于所学知识正是其审判实务中所需要的，因此学习比较有针对性，能够使其业务素质有较快提高，改变了传统法院审判业务靠师傅“传帮带”的做法。据统计，“截止到1995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共有法官165085人，其中……大专文化水平以上的138938人，占84.1%，法律专业毕业的97872人，占59.3%.”[19]自1997年开始，法官的任命须先通过最高法院统一的任职考试或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可以预见我国法官的素质将会有更大的提高。我国的律师队伍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据统计，截止到1996年底，全国律师行业从业人数己达10.02万人，比上年增12.6%，律师事务所已达8265家，比上年增长14.8%.[16][25]
最后，我国法院功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我们也处于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整个社会也在相应地发生转型。改革开放和推进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关系越来越市场化，经济交往日趋频繁，经济形态日益复杂，经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中国正从一个熟人的社会向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过渡，人与人之间基于血缘的身份关系将逐渐让位于基于利益而联系的交往关系。[20][45]人们对法院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职能作用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司法功能的实现越来越不单纯依靠暴力，而是由当事人将纠纷交到法院，法院并非简单地依据单方面的指挥对纠纷加以解决，而是要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给予双方以平等的机会，在严格的程序规则下，通过双方提交证据和对证据加以对质，从而使案件得到最终的解决。”[21]法院的审判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进入到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调整过程中，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权力，法院的职能作用从无产阶级的工具转变成为调整社会纠纷的居中裁判者。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任务的核心内容便是社会正义，法院的功能则是实现社会正义。也就是说，法院要“维护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乃至一切公权力）之间的平衡，并在这种平衡的动态性的维护中既对公权力的恣意予以扼制，又对来自个人权利的滥用倾向加以限制。”[22][179-720]法院功能的转变，使法官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是否具有权威就愈显重要。然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不仅降低了庭审的作用，也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改革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从强调庭审功能的审判方式改革，逐渐向完善司法机制的司法改革推进，针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开始对法院管理体制和审判工作机制进行反思和探索。如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推进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的指挥、协调作用；强调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依审判职责签发裁判文书，院长、庭长不得改变合议庭的决定等，以实现司法活动的公开、公正、廉洁、高效目标。显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与这些改革要求相背离。
现行审判委员会的正面作用不大，负面影响却不小，其副作用将会永久性地危害我国的司法制度，与其在稳固审判委员会这种难以增进司法公正的事业上下功夫，不如用更多的心力去探索如何以司法而非行政的形式和机制去解决目前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问题。[21]透视审判委员会制度，我们既不能一概否定它曾经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同样也不能无视它难以掩饰的致命缺陷。我国数十年司法实践和当前的司法改革表明：审判委员会制度尽管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作用，但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已逐步成为实现司法独立、程序公正与正义的重大障碍，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日益加剧，修修补补的改良也无法掩饰这一矛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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