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管理论文范文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审判管理改革的模式探索:系统审判全程管理

(一)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内涵宗旨1.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内涵"系统审判全程管理,以司法公正与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审判工作为服务对象,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对立审执进行一体化整合,将系统优化与全局一盘棋的审判管理理念渗人到审判过程每一个环节的管理模式"易言之,系统审判强调审判工作向其前道环节和后道环节的延伸,强调立审执的一体化,前道环节如财产保全诉前调解诉前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基本状况的调查证据保全等)立案立案前等环节,后道环节如执行结案后等环节;全程管理就是对立审执的全程进行协同管理,既包括全员管理,又包含全院管理,既包括院党组的宏观管理,也包括审判管理办公室的中观管理庭长的微观管理,既包括审判工作的管理,又包括审判管理与服务于审判工作的人事管理政务管理的契合管理"理论研究表明,审判管理,是围绕案件审判展开的,以审判决策程序控制质量督查行为激励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制度体系".,〔5〕因此,系统审判全程管理模式的主要运作要素是:科学的审判决策机制有效的程序控制制度合理的质量督查制度和完善的绩效评估与奖惩制度"2.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必要性"任何强调法官独立性的理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法官不能像一个医生或律师一样独立开业或独开一个审判机构"因为法院是国家权力机关,而权力机关的运作单位是一个分工协作的整体"这不仅是效率的需要,也是公正的前提"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司法运作的过程必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民法院在人财物的资源整合上,在人事管理政务管理上审判实务管理上一体化推进公正审判的过程"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必须突破原有的单一管理分散管理的落后模式,对原有单独的分立的管理制度进行整合创新,总结各部门存在的问题难点,整合法院系统的各条战线,形成结构完善责任明确的系统管理模式,实行法院的综合管理集约管理"(二)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新型理念1.以系统论整合立审执监审判管理活动"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任何基层法院都是一个大系统,由审判管理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组成"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可能有许多个庭室组成"各个庭室如果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将难以形成合力"所以,审判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这么说,审判工作除了案件审判就是审判管理"因此,构建科学的审判管理模式,必须全面梳理和整合审判工作中的有关管理事项,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制度体系".,〔〕在基层法院系统建设过程中,应将法院内部不同系统之间法院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建立接口关联,形成一个联动整体,以便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检查,从而促进审判行为廉洁规范;尤其是,我们应当树立立审执监一盘棋思想,〔7〕全方位推进审判管理工作的改进"江汉的三位一体模式,〔〕北京朝阳法院一体化审判管理体系,都是系统管理思想在一个个个案中的体现"2.以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全面协调审判管理活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意思就是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社会是个大系统,法院是个小系统"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内部管理"基层法院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审判人事与政务管理统筹立审执统筹管案与管人统筹管理与服务统筹局部与整体"在审判管理中,要坚持全员管理,把审判委员会审判业务庭合议庭,从院长庭长到审判长法官等每个审判组织每个审判人员,纳人到审判管理体系之中;要坚持全程管理,以过程管理为抓手,为立案分案排期开庭裁判执行等每一个环节配以任务指标要求,确保裁判过程严谨规范公开透明;要坚持全面管理,从人到财物,从管理到服务,从立案到执行,从法院内部到法院与外部的接口"总之,审判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司法实践中的统筹兼顾方法论,就是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并且,能立足当前,谋划长远"

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实践运行

(一)整体与局部,无缝链接1.坚持立审执各环节环环相扣,实现审判环节的全面协调"(l)案庭立足服务,兼顾审判与执行质量"在立案机制改革中,应根据立案庭的职能和作用将立案庭定位为服务+管理,即为诉讼当事人服务,给法院领导当参谋,为审判业务执行业务提供服务的同时,监督审判业务执行业务"按照滨湖法院制定的立案审查要点,立案庭有三大管理监督职能:一是完善分案工作机制,实行电脑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原则,从源头上杜绝人情案关系案;二是承担流程管理的一部分职能,对每个受理案件的审判环节进行一定的流程监督"三是为审判执行做好服务工作"例如,为了提高执行力,立案法官必须加强对当事人诉讼指导法律释明和风险告知,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采取诉前和诉讼保全措施"(2)强化审判业务管理,明确审判人员配合执行的职责"在审理阶段,明确各个环节的操作标准和要求,并对各个环节实行同步跟踪监督;加强案件审限管理,细化各个环节的审限要求,严格审限变更的条件和程序,重点加强对审限延长中止扣除中断四类案件的管理,防止超审限现象发生;在定案阶段,完善合议庭议事规则,加强对独任审判的监督管理,切实提高办案质量"(3)加强执行阶段的资源配置,提高执行质量"虽然,立案阶段执行阶段作出了最大的系统审判的努力,但执行阶段的执行难的问题还是难以避免"对此,我院的措施是:第一,审执配合,夯实执行基础"在审判阶段,法官对被告转移财产的行为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强化诉讼调解工作,提高调解案件的当庭履行率和自觉履行率"不能当庭履行的,引导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设立约束性条款"要求审判法官作出的裁决文书要充分考虑案件的可执行性以及社会的认可程度,特别是判决主文,必须具体明确,避免可能引起的歧义,减少执行时执行异议的发生率"强化判后答疑制度,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案结事了"第二,强化执行,提高执行效率"在进人执行程序后,灵活运用执行方法,大力推进执行和解,把强制措施和说服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案件执行到位"注重发挥典型案件警示宣传作用,并予以公开曝光,营造生效法律文书必须执行的声势,从而起到威慑作用"第三,以执促审,提升执法水平"通过实施立审执联动机制,审判人员更加注重审判行为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注重执法水平的提高"同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了审判作风,解决了对当事人的感情态度问题,想当事人所想,急当事人所急,帮当事人所需,增强了工作责任心"2.科学配置指标体系与单项指标,实现审判考核的合理化"科学的考核指标的制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审判质效评估指标体系是各个单项指标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各单项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案件审判的不同方面不同环节,既有其独立意义,也与其他指标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和互补性"〔〕在实践中,法院考核要避免指标的片面性与单一性"28年以来,我院准确把握当前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将科学管理作为推动自身科学发展的必然和关键手段,通过一年多的试行和完善,初步形成了以三大机制三项内容三化管理为核心的三三制大绩效管理模式,初步实现了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形象的预期效果"绩效考核办法将法院管理和考核内容确定为审判工作法院队伍司法政务三大块,深化为岗位业绩思想作风廉政建设调研信息诉讼成本五大部分,具体细化为7多项,每一项均有相应的量化指标与分值,并设定每一项的加分或减分点"考核中对每一项事项打分,得出全院19个部门与全体干警的最终得分与排名,让人一目了然"(二)全面管理与周到服务,并行不悖1.管理与服务,两手都要硬"审判管理包括审判业务管理和审判服务或政务管理管理两大方面"其中,政务管理的本质就是服务"因为法院的基本工作就是审判工作,一切管理工作要以审判工作为前提并服务于审判工作"滨湖法院紧紧围绕法院审判职能这个核心,努力为审判工作提供优质服务,为审判工作提供后勤保障"滨湖法院树立人本管理的理念科学管理的理念,建立起一套保证各项工作高效运转的运作机制,如院务会议和庭务会议制度,岗位考绩规定开庭规则等,使广大干警明确工作原则和职责,理顺各方关系;还能建立一套确保法院干警正常生活活动的秩序,拓展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生存发展空间,增加法院文化氛围,解除了法院干警的后顾之忧,提高了干警的生活情趣,激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例如,滨湖法院通过摄影讲座摄影实践与摄影比赛活动,干警在审美与找美的活动中深化了对核心价值的理解,注人了强烈的精神动力,从而在全院营造了一种正气昂扬蓬勃向上的工作氛围"当然,滨湖法院还注重对司法行政干部的培养"滨湖法院在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同时,努力提高广大干警的业务能力,强化对广大干警的专业教育,使其知识不断优化专业眼光不断提高"2.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有效提高审判服务手段"建设计算机局域网,能够加强流程管理审判辅助管理司法档案管理司法统计管理等功能,能有效提高审判工作的综合效率"审判业务管理应用软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功能:一是实现立案分案审理结案归档等各个环节的基本功能;二是对审判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跟踪的功能;三是提供输出一些固定格式的报表单据裁判文书的打印功能等;四是在多用户并发操作时,保证数据的一致性等"我院依托信息化管理,保证审判流程的全程公开,使全程管理得以落实"我院网络信息化建立起来后,每个案件从立案到结案的各个环节的信息,都按既定的运行方向运行"这就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了公正程序的客观化与真实性,也为法官的审判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例如,立案时,负责立案的法官只需将案件相关信息逐一输人电脑的立案信息栏中,由电脑对案件的案号自动生成"负责排期的法官利用电脑对案件自动生成开庭时间承办人书记员和法庭后,通过局域网传到辅助法官手中,电脑操作避免了手工操作可能出现的排重开庭的情况,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三)审判管理与人事管理,互相街接1.突出法官主体地位,建设民主管理机制"由于审判权与审判工作的特殊性,审判管理不能简单地采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或等同于行政管理"因为,审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它是对原被告之间权利与义务及其相应责任大小的判断,是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判断"判断属于思维范畴,它是一种认识活动,必须符合思维规律"而行政活动属于行动范畴,它以决定或命令为前提,强调行动的整体性行动的统一性"一如论者所言,行政是一种管理性活动,行政运行结构是单向的线形的,运转程度是调查一决策一执行一反馈,主体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运行的方式是命令和服从"审判由于是一种判断性的活动,它要求判断者超脱于纠纷之外,兼听双方的意见,保持中立的态度,依照法定的程序审查事实和证据,经过独立思考,根据法律标准作出权威性判断"主体是由诉辨双方和居中裁判的法官组成,是一种三角结构".,〔.〕公巫祥院长认为,审判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正确把握管理的制约性与审判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科学的审判管理,应当在审判权的规制与独立之间寻求一个连接点,使两者之间既保持必要的合理的张力,而又不至于相互排斥甚至对抗"一方面,要遵循权力必须接受制约的铁的定律,加强对审判权运行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要坚持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为此,滨湖法院在突出法官主体地位方面,坚持:第一,发扬民主,吸引法官参与管理"在实践中,审判管理要突出法官主体地位,增强法官的民主意识,鼓励和重视法官对审判管理的参与"例如,以审判管理中的案件质量评查为例,引人一线法官参与案件质量评查的方式"〔川第二,明确不同审判组织之间的职责划分,发挥法官的自我管理能力"明确划分不同审判组织的职责,进一步规范独任法官,合议庭,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分工,通过引导广大法官普遍高度关注自身的审判质效状况的自我意识,以质量评查的数据或结果,促使法官分析对比审判质效指标,总结审判经验查找差距,逐步提高各自审判业务水平与技巧"2.加强监管与注重激励不可偏废"在人与事人与物的关系上,人始终是主体,审判质效的提高最终要通过审判人员的能动性来实现"因此,审判管理的重点应当放在人员管理上"人员管理,从管理方式上看,有制约性管理和激励性管理之分"公王祥院长认为,制约性管理侧重于对审判行为的约束和规范,有利于规范法官行为;激励性管理则侧重于对审判行为以积极引导语鼓励的方式引导,有利于调动法官对审判工作产生热情与兴趣"所以,加强监管与注重激励,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制约,必然带来审判行为的失范;没有激励,审判工作将失去生机和活力"因此,在审判管理工作中,要充分兼顾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当前,案多人少,审判庭法官都承受巨大审判压力"我院尤其能抓好激励性管理工作,切实增强审判管理的互动性,真正使审判管理体现人本主义精神"对表现突出的审判人员,及时予以肯定和奖励,使审判人员的积极行为维持下去"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审判质量奖,每年评选出若干名审判数量居前案件质量高的法官授予审判质量奖,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等"而且,我院还经常组织一些法官自娱自乐的活动,如红歌会体育比赛等各种休闲方式,有效地激励了广大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肯干的精神"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法官社会责任的含义

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指，法官作为司法权运行的主体，因其行为决定着司法权实际运行的效果，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以机械地适用法律、表面地解决纠纷作为自己的职业目的，而应重视自己的审判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最大限度地通过适当的审判行为增进社会经济利益、道德利益等社会利益，并充分发挥裁判的行为指引作用的责任。它是法官职位或者职能的本质要求。“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3]法律职业（法官）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着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4]

在刑事审判、行政审判中自然也存在着法官的社会责任，但体现最突出、作用最显著的是在民事审判中。因为在三大诉讼中，民事审判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范围最为广泛、宽松的诉讼活动。在刑事审判中，由于涉及剥夺公民的自由、生命等重大法益，必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幅度要比民事审判中小得多；在行政审判中，由于一般只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判断，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的余地也要比在民事审判中小得多。立法的稳定性和社会情势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无法彻底解决，这就造成了法律不适时宜的滞后性，这一现象在以社会经济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民商法领域非常普遍，在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显得更为突出。我国的民事法官时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严格执行落后或存在漏洞的法律，无法面对原告的眼泪，而如果无视法律任性而为，作为一个法官又无处归依。这时就迫切需要民事法官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充分认识判决可能发生的经济效应、政策效应、道德效应，智慧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积极、适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在立法不能触及的领域通过裁判充分地发挥对社会的调控和整合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实现对社会的责任。因此，笔者就从民事审判的视野对法官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考察。

法官在社会中担当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其主要职责就是依据法律规定对特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确认、分配和调整，通过解决纠纷有效地维护法的价值。而法的价值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维护法的价值就是维护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念。我们知道，法律观念对于司法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法官必须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充分认识和理解并随时准备承担自身的判断可能带来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对司法的目的和法官的职责应作以下理解：司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更是为了通过解决纠纷来维护法律所宣示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法院所面临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终极目的则在于针对社会的需求提供其所需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要对纠纷所涉及的经济、道德、政治因素给予必要的关注，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发现社会的基本需求，在求得司法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对司法判断的社会效果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克服形式合理性所带来的局限性，回应社会生活的真正需求，实现司法的终极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法官的社会责任”与“办案的社会效果”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不同。办案的社会效果是指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和裁判，获取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它要求法官摒弃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片面意识，通过对案件的审判，达到宣传法律、弘扬法制、消除矛盾、促进稳定的目的。[5]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考察的角度、层次不同。“社会效果”以社会评价为出发点，着重公众对个案效果的评价，并未上升到法官职位本身要求的层面；而“法官的社会责任”则从法官的义务角度立论，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升到法官本职要求的层次，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未能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的法官就是不称职的。质言之，“社会效果”通常是通过社会舆论、行政干预等外部压力对法官发挥作用的，有为“以权压法”、行政干预司法等做法大开方便之门的危险；而“法官的社会责任”着重考察法官对所有案件或者某一类案件进行处理时的心理状态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公示作用，求诸于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借助外力的挤压，层次要高于“办案的社会效果”，避免了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提供冠冕堂皇的说辞。

第二，内涵宽窄不同。“社会效果”比“法官的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更宽，它包括法官在裁判活动之外进行的宣传、教育活动等在内；而“法官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法官在裁判时所要秉承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指导思想，强调对判决的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作用的追求，严格来讲并不包括社会宣传等活动。换言之，进行法制宣传等严格上讲不应属于法官的职责范围，法官的职责就是办案，并通过办案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只是基于当前中国民众法制水平较低的现状，使得法官不得不进行一些额外的工作。可见，相对“社会效果”非常宽泛的内涵而言，“法官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则是法官职位本身所决定的，是法官审判工作的本质要求。

当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重合或相同之处，如都包含了司法对社会的推动、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这种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将“办案的社会效果”作为与“法律效果”相对应的概念使用，给人如下一种错觉，即：社会效果是一种与法律效果并列的、对立的评价体系，换言之，好像社会效果是一种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独立的评价体系。[6]同时，“社会效果”对外在监督、外在评价的过分借重，客观上使其容易成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的借口。而“法官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直接从法官的义务、职责角度出发讨论问题，求诸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外力对法官的挤压，避免了前述不足。笔者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办案的社会效果，应当是法律本身所蕴涵的社会价值，而不应当在法律效果之外另行建立独立的社会效果评价体系；我们的法治，更应强调和亟需树立的是对法律、法院、法官的信心，而不是对它们的怀疑。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提法。

二、民事审判中强调法官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对国外有关法官社会责任理解的考察

通过对国外一些学者有关论述的考察，笔者发现他们大多也强调，一个优秀的法官，尤其是民事法官，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纯粹地解决纠纷。以波斯纳（Posner）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任何一项司法决定，甚至任何一个个案的判决，不仅直接决定着资源的分配，而且也决定着相关的经济活动的走向和轨迹，法官应从经济目标与功利中寻求自己的基点，超越法律。美国学者科斯（Coase）曾指出：法院的法律判决，“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着各种资源如何利用。”“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因此，看来法院得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7]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Badehaimer）更是把法官比作“社会医生”，认为“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和维护社会机体的健康，从而使人民过上有价值的活跃的生活，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工作者视为‘社会医生’，其服务工作应当有益于法律最终目标的实现”。“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8]

从国外学者对法官社会责任的前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要体现一定的社会职能，法官均要进行价值评价，且其价值评价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作用，判断过程与结论必须获得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才能使纠纷得到圆满的解决。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负载司法机关社会职能的、具有公众指引效应的评价活动。国外的法学家们认识到，司法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的调整，不注意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就难以实现法律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严守法律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矛盾，是否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本身就是评价法官执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法官不能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有形的法律规则中，而必须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法律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势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获得社会的公众认同。

（二）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察

1、强调司法的社会责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

司法对伦理道德的密切关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大多由行政官员兼任，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官员们一直将裁判的教化作用作为行动的指南，在司法裁决中注重道德说教，强调裁判的社会教化效果。由于“礼法不分”，因而受到成文法律的牵制较小，清官们往往可以别出心裁、最大限度地为百姓解决纠纷，极力维护裁判的公正性。笔者随便一找，就发现古代官吏在裁判时秉承社会责任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包拯、海瑞到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状王宋世杰》中以罚丈夫做百担面条的方式促成夫妻和好而解决离婚案的县令，他们都往往以其充满智慧的裁判获得了百姓的好评，实现了司法的社会教化作用。这种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使得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

2、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官的司法权是人民赋予的，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我国的司法更应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应该与法治以及该理想所要求的一切相互协调一致”，[9]“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10]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更需要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这是在司法领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从民众中来，更应通过司法回到民众中去，满足社会的需要。但实践中，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手段的有限性、转轨时期利益冲突的复杂性等原因，有时法官虽然查清了事实，适用法律也正确，在形式上做到了司法公正，但是裁判的社会效果却并不好。这说明，机械地适用法律，并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依法办事的基础上，在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内充分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3、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的内在要求

2003年8月，最高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审判工作理念。司法为民，意味着法官办案要以民为本，为人民谋便利。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内容。有人认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要“获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无疑是要法官以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其危害性可想而知。[1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注重裁判的公众认同并不是要根据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由于职业、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难免存在差异。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主流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法律也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制定的，是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以适用法律为任务的司法活动自然也应以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为指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放眼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让裁判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社会效果良好的司法活动。

第二，司法推理不能脱离于公众的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司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技术方面，二是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的层面。依照杨仁寿先生的理解，法律技术方面，应以法律家的立场为之，而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方面，则宜以一“外行人”的立场为之，始能切合社会需要。[12]这里的“外行人”，即指一般大众。司法推理与公众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之间确实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的过于脱离也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取向。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就陷入了法官越专业就越自以为是、民众越不懂就越不信任司法的困境，[13]司法改革难以为续。外国同行们也早已注意到，“在民”原则下的司法权在不断走向异化，即专业化使得职业法官与大众之间产生了一道屏障，话语难以沟通，甚至屡遭民间讥讽和戏谑。

针对这种情况，波斯纳提出，“何以防止法律专家成为一个职业的特权等级，防止他们的目的与社会需要和公众所理解的目的有巨大的不同？换言之，何以保持法律既通人情，却又不过分人情化、个人化、主观化和反复无常？”[14]这种司法与民众疏离的现象在我国大陆地区也日趋严重。我们应当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教训，在现阶段就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好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长期浸润在注重人情的文化土壤中，大众从心理上是排斥不近人情的法律的。我们之所以提出“司法为民”、“法官的社会责任”这类理念，就是意在缓和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因为法官的思维过分地脱离社会，会降低其对社会生活的职业敏感性，易遭到社会成员的反感而不是认同。质言之，司法不是“阳春白雪”，不能“和者弥寡”，司法权的人民性和纠纷的世俗性决定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要“下里巴人”。因此，为了扭转目前业已存在并日趋严重的司法对民众的疏离倾向，提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寻求民众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15]

4、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中立”理念的要求

有人认为，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司法中立”，民事审判强调法官在对待当事人双方时应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在由双方当事人和法官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应是“等腰三角形”的构造，因而对弱者的偏袒和保护、对社会责任的强调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有违现代司法理念。笔者认为，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非但不会违反司法中立的司法理念，反而是促使人民接受“司法中立”理念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目前的司法改革意图淡化诉讼活动的职权主义色彩，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当事人所分担的责任和成本增加了。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法院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成本是由诉讼当事人分担的，这就需要对当事人的适应和承受能力有充分的考虑，否则法院的现代化进程难免步入歧途。适当的方式只能是，把当事人对诉讼成本及责任的实际承受能力作为法院推进审判制度改革进程的重要参考指数，寻求两者之间的适调[16]，即通过法官的释明、指导举证、诉讼风险提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双方诉讼能力上的平衡，这就决定法官在审判中不应该也不可能绝对中立。

第二，法官在与当事人的关系中，也是难以做到绝对中立无私的。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既有自己的政治功利，也有自己的经济功利，更有其社会声誉等方面的独立性功利。[17]客观地说，法官作为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在裁判时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功利，绝对地排除功利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这种功利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就使法官的中立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一种“神话”。

第三，法官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法官对弱者权利的漠视，也不意味着法官社会责任的泯灭。只要法官的行为符合公正、合理的要求，就是符合司法中立理念的本质要求的。在民法的价值取向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过程中，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也经历了一个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法官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裁判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体现对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怀而不是无原则地滥施同情，并不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反而有利于“司法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为民众所接受[18].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官“独立必将导致孤立，中立必将引起对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的前半句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但后半句对于中国民事审判的现状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的民众还无法承受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的急剧转换，“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在中国的确立，尚需要一个缓冲期，应逐步“软着陆”。所以，在现阶段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5、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

司法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强制性，更来源于人们发自内心的信服。如果没有民众的信服，司法的权威无法真正确立。博登海默就曾指出，法律制度所应获得的尊严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19]澳大利亚法官马丁也认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20]树立司法的权威，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树立权威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裁判得到公众的认可，让公众心悦诚服。如果法官适用法律时不能体现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情感和对利益衡量的期望，裁判就得不到公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破坏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从而危及法治的根基。

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还是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第一，我国司法改革的阻力之一，就是法院系统自发的司法改革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长期直面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往往无论如何解决矛盾，与人们的期望总有一定的差距。法官的裁判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因此法官的裁判最多也就是让50%的当事人满意，而实践中即使是胜诉一方，其诉讼请求也一般不会得到全部支持，因此满意率又少了一半，最多25%.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当事人评价的辐射作用进行的。在当前民众的法制意识还比较淡薄的情况下，当法官的裁决与一方预期的结果不甚相符时，司法很容易被指责为不公正。当这些所谓的“错案”被媒体曝光时，法官们感到不平乃至面对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在这种不理解甚至误解的沉重压力下，司法改革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得不开始寻求公众的理解，通过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寻求最佳的社会效果等方式，来获取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人们认识到，法官保持法律推理的抽象和中立，固然具有很大的好处，但也使司法成为了冷漠、代价昂贵的东西。[21]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司法活动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动摇了公众对司法的认同，从而使司法自身无法进一步获得正当性的心理基础，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正当需求。而为了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司法权必须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成为社会调整中更能动的工具。目前的“司法改革”，面临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之间的对立、断裂，带来整个司法改革进程的精神困境[22]，欲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迫切需要获取来自民众、来自政治上层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成为拉近司法与群众距离、获取支持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目标的设计中，应立足于司法整体的、最终的社会功能，而不应局限于司法自身的某些形式上的标准。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过渡时期当事人、法官的承受能力，在减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如果全盘接受西方的法治思想，搞“休克疗法”，无疑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的。中国的司法改革要继续深入，要在司法体制、财政拨款、法官待遇方面有所突破，迫切需要获取民众的支持。在“司法独立”、“中立”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对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实现最终的改革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和具体体现

（一）对社会需求的认识是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

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指出，“规制的含义体现在它们的渊源中，这就是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当需要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我们应当向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而更多是社会需求。”[23]可见，卡多佐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理解法官的社会责任的，认为法官在立法出现空白、不得不充当立法者的情况下，应从司法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实现法官的社会责任。因此，认识社会的需求，是法官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法官必须认识到，一个法律上无可挑剔的审判行为完全可能给当事人各方造成重大损失，并时刻警醒自己，将重视社会责任的思维方式牢记心中，通过专业性法律技巧的运用来实现对社会的责任。既要关注司法判断的法律效果，又要体现对司法判断社会效果的关注，增强司法判断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能力，将司法判断和司法良知、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在司法过程中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道德反思和经济考察，实现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和统一。而法官要获得对社会需求的正确认识，仅有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是不够的，还应具有必要的常识、生活的智慧以及丰富的社会认知。“历史或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情感，有时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24]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准确把握现实生活的走向和趋势，进而承担起对于社会的责任。

（二）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

法官社会责任的承担应当遵循以下六项原则：一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化解矛盾；二是要有利于弘扬社会公序良俗，为醇化社会风气贡献力量；三是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审判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裁判要具有较高的公认度，提升司法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五是在考虑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时，不能牺牲法律效果以追求社会效果，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求二者的统一；六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注意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尽可能避免短期行为。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法官的社会责任不应是空洞的司法理念，在具体个案中得以体认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个案中如何体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项需要高超司法艺术的活动。在此结合几个实例对民事审判中如何体认法官社会责任的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1、释明权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种严格的举证责任与我国当事人的实际诉讼能力及诉讼条件是否相称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且不说我国民事案件律师率不高的现状，就是在有律师的情况下，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往往也很难落到实处，此外，政府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也很难满足举证的要求。这些因素都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规定法官的释明权，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防止法官的突袭性判决。释明权名为权利，实为义务。法官不尽释明义务，要承担案件被发回、改判的风险。但如果法官在不需释明的情况下仍然对一方当事人进行提醒，就会影响法官居中裁判的形象，就可能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要求法官合理地行使释明权。

2、调解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有人认为，调解结案是社会效果最好的结案方式，特别是在复杂案件审判中“两个效果”难以统一时，调解是统一两个效果的最好途径。[25]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必须有一定的前提，即调解是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无道”的调解非但不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影响法院的权威形象。目前调解中普遍存在不查明事实和分清责任的“和稀泥”现象，使得许多情况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严格按照法律处理的结果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法院利用双方当事人法律知识的缺乏和信息的不对称，不惜以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为条件，诱压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等债权人明白之后，得出的评价只能是“好人吃亏，法官助纣为虐”，债务人的评价则是“法官软弱可欺，我是无赖我怕谁”，社会效果很不好。这样的调解实际上鼓励了人们的不诚信，这与法院本应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在强调调解重要性的同时，不应忽略对法官在调解中社会责任的强调，坚持调解的“有道”性。

3、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26]法官在选择纠纷的处理方式时，应尽可能消除导致再次诉讼而浪费社会资源的各种诱因，减少二次争讼、次生争讼，形成良好的审判预期。但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不是出于为当事人提供便利、促进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的考虑，而是片面地追求快速审结、追求结案率，动辄以各种理由动员当事人撤诉另告。这是法官在巨大的办案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也与我国对当事人更换等制度规定的缺失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普遍存在的动员撤诉现象，使得当事人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可能会引起矛盾的激化和审判资源的浪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法官基于社会责任感，多为当事人考虑一下，通过多种方式促成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4、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与法官的社会责任。债务人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公司终止后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从而逃避债务的案件在我国较为常见。但由于我国法律对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的人缺乏制裁措施，因而难以达到保护债权人权益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在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案件中，一般是要求原告即债权人对被告不清算造成财产损失、毁损的情况承担证明责任。但债权人对于损失的情况（大多涉及被告公司的财务帐册）往往是无法掌握的，难以积极地证明，如果因此而使其承受败诉的结果，有失公平。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法官的社会责任意识处于休眠状态，机械地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往往不但会使得债权人丧失寻求公力救济的信心，转而求助于违法的私力救济措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可能会使越来越多的债务人群起仿效，使得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信用彻底崩溃。这时，法院的判决不仅没有发挥良好的指引作用，反而扮演了鼓励债务人逃债的负面形象。而如果法官秉承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责任，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判定应由债务人负责证明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损失少于债权额，否则推定原告的主张数额成立，则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5、新类型案件的自由裁量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处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时，更应注意司法评价对于后续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塑造出适应新型经济生活需要的合理的权益关系格局。以公司类型案件为例，由于牵涉利益的广泛性，案件具有对世性、争执焦点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法官如果就事论事地适用法律，仅仅就当事人的具体纠纷作出一般性判断，而不考虑社会效果的话，将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导致正义的丧失。因此，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充分考虑判决所带来的社会效果。[27]

6、判决书的制作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写作判决书时，应忠实地反映庭审活动的全过程以及作出裁判的逻辑推理过程，对于作出判决的动机和根据也应给予恰当的说明，让当事人能透过判决书看到“法官通过踌躇再三比较掂量该案件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然后作出判决，而这种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不是出自纯粹的理性和冷酷的逻辑”[28].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胜负皆服”。

7、判决的可执行性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审判时不考虑将来执行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造成判决的可执行性不强，是目前“执行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应本着对当事人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在判决时就充分考虑执行的问题，使得当事人拿到的不是“法律的白条”，而是能够实际执行的法律依据。以判令公司股东限期清算的判决为例，就不是一种易于执行的判决，因为股东可能不负责任地进行清算，由于缺少债权人对于执行过程的监督机制，债权人往往很难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后来又进行了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执结率也非常低。作为司法的最后一个环节，执行的无法实现会导致人们对诉讼这一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望，导致司法公信力的崩溃。因此，法官裁判时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确保判决的可执行性，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8、诚信风尚的培育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进行裁判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的追求，还应考虑法官在社会风尚培育方面的责任，通过司法在全社会培育一种诚实守信的风尚和守法的自觉性。比如，对于效率违约行为，其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但良好的信用可以带来更大的预期社会功利。在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期的我国，歪风盛行、交易秩序混乱，更是亟需培育诚信精神，因为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基础。因而，法官不能只为了追求效率而树立可以随意毁约、谋取己利的恶例。法官应通过判决责任人继续履行等方式，促成良好的诚信氛围的形成。

注释：

[1]在2003年8月24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肖扬院长明确提出：司法为民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

[2]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4][美]哈罗德·伯曼著：《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8页。

[5]参见陈保国：《浅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载，2004年1月9日。

[6]如有人认为，法律效果就是最大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就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有人认为，所谓社会效果，除了特定少数的案件以外，多半都是行政官员的臆想，或者幕后交易的借口，不讲法律效果，规则破坏了，是最坏的社会效果；有人甚至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立起来，将社会效果理解为徇私枉法的遮羞布、以权压法的尚方剑、拒不执法的好盾牌。参见/public/detail.可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对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混乱。

[7][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105、第96页。

[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第491页。

[9]解兴权著：《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0]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11]参见山里人：《对办案要追求社会效果的疑惑》，载/public/detail.php？id=113276.

[12]参见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

[13]参见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中国民商法网港澳台民商法栏目，2002年11月18日。

[14]参见[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5]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法官的职业化，因为从中国的现状考虑，职业化还是应该加强的，只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注意缓和这种矛盾，免得重蹈覆辙。

[16]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7]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8]这从最高法院20003年12月2日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而这种体现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措施非但没有使法院丧失中立地位，反而获得了各界的好评一事中，可以看出。

[1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91页。

[20]转引自张忠斌、黄芙蓉：《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24页。

[21]参见[美]P.塞尔兹尼克·P.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22]参见万毅、林喜芬：《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中国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机及其消解》，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第111页。

[23][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6页。

[24][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25页。

[25]曾浩荣：《析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6日。

[2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页。

[27]参见李颖：《论公司类型案件特殊诉讼机制的构建》，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9期，第33页。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民事再审程序，是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确立的。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及影响，1991年的立法就当时而言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法实施多年来的实践也表明，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不但在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在实践中运作效果也很不理想，在以程序公正保证实体公正的法制社会中，其自身缺陷更是不断凸现。因而我国的该项程序越发难以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于是改革与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已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

二、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若干弊端

（一）指导思想有失偏颇。事实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也是民事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其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其作为一种司法原则，作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其正确性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它与民事诉讼的目的相悖，与审判工作的规律不相融，与程序本位的现代司法理念不符。它对司法机关而言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转贴于（）判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来说只要他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实际上，民事诉讼中通过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依法公正、有效、及时地处理纠纷才是诉讼的目的。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真实，裁判结果正确与否只能讲相对性，那种要求法院裁判都必须达到绝对客观、真实、正确的想法，仅仅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一味强调客观真实，审判中就会造成拖延裁判、强迫调解、审委会干预裁判和频繁再审等后果。

（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职权色彩浓厚，主体多元化的问题。首先，就法院而言，其依职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有悖于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司法实践中的负面影响颇大，因为现代民事诉讼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法院居中裁判、不告不理原则，其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平等抗辩。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启再审程序，不可避免的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法官的中立性也受到影响，再审裁判的公信力也受到质疑，有悖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其次，就检察机关而言，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检察机关运用公权干预一般民事案件，违背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民事权利的原则和当事人平等抗辩的原则，实际上扮演着一方当事人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使对方当事人在不平等的地位下参与民事诉讼，使人们对诉讼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产生了合理怀疑。最后，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当事人在法律上都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者。但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多元化并没有产生立法预期的效果。

（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缺少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制度。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如何正确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关键。我国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但对于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如何审查、法院在审查中依据什么程序、转贴于（）审查的期限是多少、当事人在审查中享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是否享有申请回避权等却未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该阶段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以致司法实践中这一过程各行其是，随意性极大。不仅一系列的诉讼原则、制度在这一审查程序中未能得以贯彻执行，以致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审判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法院限制或剥夺了当事人委托人、申请回避的权利，二审法院在审查申诉阶段中对所取得的证据不经开庭便直接认定的情形也时有发生，极大的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四）再审无次数限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限为两年，但却没有规定申诉时限和再审次数，法院自行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再审更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也就是说再审是无次数限制的。这种做法存在较多弊端：例如1、对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稳定性、权威性构成极大破坏。2．容易给当事人造成诉累。由于任何一方当事人在终审裁决2年内可以无数次地提出再审申请，那么相对方当事人在2年内则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形成事实上的诉累，这对其权利的正常行使无疑形成了巨大威胁，对其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退一步说如果判决、裁定生效后,可以无次数以限制地再审,势必使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遭到极大破坏,使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对当事人权利的正常行使无疑形成了巨大威胁。

（五）申请再审的事由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实践中难以操作。再审事由是引起再审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一方面在再审条件方面作了极为宽泛的规定，力图为再审申请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但此种后果却忽视了相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造成了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再审法定理由过于原则，致使法院的主导地位过于突出，形成再审申请人诉讼权利形式上的宽泛和实质上并不能得到有效行使的尴尬局面，造成再审申请人另寻途径反复申诉，反而使法院再审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三、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弊端之原因探析

从目前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立法设计与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该程序存在弊端的环节确实不少，为了完善改制度就必须了解其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通过对上述问题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产生上述弊端的原因：

1、强烈的职权主义的影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包括民事再审程序是以原苏联的相应制度为模本移植的，因此受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和诉讼理念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观念和诉讼理论已经固定化了国家的观念和意识在其中，甚至起到强化和指导作用，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角度看，现行的民事诉讼体制依然属于职权主义类型。从上述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来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可以是法院、检察院，再审启动无次数限制，再审立案审查的不规范性等等，无不显示着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设置背后的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

2、指导思想的偏差。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指导思想，“实事就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人民法院审理一切案件，必须贯彻这一思想路线，认识案件实事的本来面目，严格依照法转贴于（）律的规定处理问题解决争议。对于已经生效的裁判，如果确实发现认定实事有错，适用法律不正确，也即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应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将其纠正过来。”实事求是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固然正确，但不能蒋其机械地套用到某一学科领域。改思想对于法院而言而言也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有错误都应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而言只要他自己认为生效裁判有错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如果按照这一思想，那么纠纷的解决将勇无尽头。而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必然被牺牲。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财经》2013年第32期“司法改革的中国困局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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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司法改革面临的问题

（《财经》2013年第32期“司法改革的中国困局及其反思”）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司法改革方面，再提“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专家认为，司法的行政化与地方化是司法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首先，要把基层检察院、法院，从地方横向领导改为由省级领导并负担财政，同时将人事权从地方党委中解脱出来。其次，要强调法院自身的判决裁定要过硬，依照法律规定公正断案，党和国家才敢将彻底的独立权交给法院。 上海 黄一 培养下一个“李超人”

（《财经》2013年第32期“李嘉诚西进启示”）

作为华人财富的标志性人物，李嘉诚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不少人认为，李嘉诚撤离房地产和股市，预示着中国经济要走下坡路。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本文提出，李此次“西进”所蕴含的深意，深值希望发展壮大、走出国门，以及培养第二代成功接班的中国企业借鉴和参考。由于父辈不放心、不放手，中国企业第二代往往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接班。李放手让其子去打拼事业的做法，值得成功企业家学习。 杭州 林川 律师不能有奶便是娘！

（《财经》2013年第32期“律师伦理及其冲突”）

如果材料显示被告有罪，被告的委托律师按照当事人要求来做无罪辩护，这是否违背律师职业伦理？律师应该坚守职业伦理，依法辩护，还是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竭尽全力、竭尽所能为被告人提供尽职的辩护？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第12届非洲增长与机遇论坛于8月9日至13日在埃塞俄比

>> 2013海外并购前瞻 2013年经济政策前瞻 2010年法治前瞻 2012年耳机前瞻 2012—2013SLAMCBA前瞻 2013防务技术前瞻 前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前瞻 2013年22期 前瞻 2013年22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8月9日-13日 非洲增长与机遇论坛

第12届非洲增长与机遇论坛于8月9日至13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这是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所进行的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贸易和技术带动的可持续转移”，部长级会议将探讨美国和非洲未来贸易和经济的合作。 8月15日 日本战败纪念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参议院选举中获胜稳固了其执政基础，外界认为，在8月15日日本战败日当天，安倍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将是他准备带领日本往何处走，尤其是如何解决与中韩等邻国关系的指标。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或不会在当天参拜。 8月21日 底特律破产案听证会

8月2日，底特律申请破产第二场听证会就破产时间表征求各方意见，从10月23日起，开始进行底特律是否具备申请破产保护资格的庭审。各方对时间表存在分歧，底特律市政律师表示希望加速破产进程，在年底前递交债务重组计划。负责该案的法官可能会在8月21日再次召开听证会。 8月25日 穆兄会领导人受审

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导人·巴迪亚及其两名副手在内，被控煽动暴力的六名穆兄会领导人将从8月25日起接受审判。埃及在穆尔西上台执政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他下台，并提前举行选举。埃及军队于7月初介入将其罢黜，多名穆兄会成员被捕。 媒体视线 数字大亨买下《华盛顿邮报》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将以2.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华盛顿邮报》，结束这家报纸的家族控股时代。《华盛顿邮报》因在“水门事件”中的角色，曾在美国历史上写下重要一笔，但在网络新闻时代却发现难以维系昔日荣光。

【金融时报】

贝佐斯以个人身份向纸媒发起了第一次突袭。一名腰缠万贯的数字时代企业家的到来，将会撼动《华盛顿邮报》和整个报业。

“水门事件”期间执掌《华盛顿邮报》的家族掌门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后人表示，出售的决定从情感上来说代价巨大。

贝佐斯说：“《华盛顿邮报》的价值取向不会改变。这份报纸依然要为读者负责，而不是为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负责。”不过，他承认变化是必要的。 贝卢斯科尼被判有罪

意大利最高法院做出最终核准，贝卢斯科尼将因税务欺诈入狱，意大利最具戏剧性的政治人物由此遭遇沉重打击。不过法院同时也要求重新评估禁止他担任公职的决定，这个妥协也许可以暂时消除意大利左右翼联盟政府发生瞬间倾塌的隐忧。

【纽约时报】

最高上诉法院的裁决是和意大利司法体系纠缠20年的贝卢斯科尼第一次得到最终定罪。这些年来指控贝卢斯科尼的案件不是上诉后被判无罪，就是以超过诉讼时效告终。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本刊讯】（记者 王丽娜）上海高级法院法官

>> 141期　法治＆＃8226；动态 2008年第22期47版《动态》 法治动态 法治．动态 法治．动态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法治动态 2013年22期 法治动态 2013年22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聚焦 上海高院法官集体事件

【本刊讯】（记者 王丽娜）上海高级法院法官接受吃请、夜总会娱乐、集体事件，在一段时长8分34秒的爆料视频中被公开传播，让司法再次蒙羞不已。2013年8月7日，最高法院通报称，四名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要求各级法院整顿作风。

上海高院法官集体招嫖的举报视频于8月1日出现在微博上，爆料人称“上海高院副院长陈雪明”等五人在夜总会吃饭、娱乐和集体招嫖，视频拍摄于6月9日。

视频显示，当天17时50分，五名男子进入饭店包房吃饭，三小时后进入浦东新区一度假村夜总会“钻石一号”包房娱乐，多名年轻女子多次出入包房。视频记录，其中两人和年轻女子拉手、勾肩搭背走出包房。

当晚，五人夜宿该度假村宾馆客房。次日零时30分许，数名女子进入几间包房。

爆料人随后称，他的房子去年被法院执行，他被逼卖掉位于上海最好路段价值700多万元的房子，现无家可归。走投无路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视频。同时，他还声称掌握上海高院法官赵明华包养二奶的资料，愿配合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这一司法丑闻在网上迅速流传。次日，上海市高院回应陈雪明为该院民一庭庭长，而非副院长，赵明华为副庭长。上海市高院和上海市纪委均表示将开展调查。

调查组查明，视频中的四人是上海高院法官，除已曝光身份的陈雪明、赵明华，另两人是上海高院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上海高院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当天赵明华接受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郭祥华邀请吃饭，赵明华又邀其三位同事前往。晚餐后，这五人和三名社会人员去夜总会娱乐，接受异性陪侍服务。当晚，赵明华、陈雪明、倪政文三名法官。

目前，视频中的五人均受处分。赵明华、陈雪明、倪政文被，由上海市高院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按法律规定撤销其审判职务，开除公职。王国军被两年，被提请免去审判职务，撤职处分。郭祥华被，由相关企业给予其撤职处分解除劳动合同。而爆料人所称的案件遭受不公事件，是否属实并和四名法官有无关系尚未得到确认。

法官违反职业要求、抛离道德标准违法违纪，集体公然接受吃请、夜总会娱乐、招嫖事件，凸显司法腐败的形势，让公众再次质疑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正。

8月7日，最高法院针对此事通报称，四名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整顿作风，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日，上海举行全市法院系统领导干部大会通报此案，市委书记韩正强调，要深刻认识这起案件极其严重的性质和极为恶劣的影响，依法依纪，从重从严惩处，一追到底。 案讯 成都高投董事长平兴被查

【本刊讯】8月7日，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在此前一天接到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书面通知，通知载明公司董事长平兴先生因涉嫌个人违纪问题，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公告称，平兴在公司经营管理层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该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自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等陆续被查后，四川企业界“余震”不断。此前，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何燕被查。 刑责上海“1·10”水污染事故

【本刊讯】8月5日，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以涉嫌罪将金山区“1·10”水污染事故渎职责任人栾卫平提起公诉。

金山区检察院查明，栾卫平在担任金山区地方海事处朱泾海事所所长期间，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从2012年8月开始违规授权没有执法权且未经过培训的海事协管人员沈某（另案处理）从事船舶签证工作。

1月10日，沈某的船因操作不当致使52吨碳九混合物泄漏至码头所在的河道内，导致金山区、松江区取水口自来水原水不达标，松江区部分区域被迫停止供水，46名居民身体不适入院治疗，事故造成经济损失480余万元。 法制 检察机关上半年批捕侵犯知识产权案1428件

【本刊讯】最高检察院对外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始终保持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共批捕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428件2176人，2253件3805人。

近五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列为检察机关的重点工作。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十年来，死刑数量减少，刑事诉讼制度逐步完善。不过，其在律师参与、标

>>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路径 “少杀慎杀”的死刑复核 浅谈死刑复核程序的构想 死刑复核程序的问题研究 死刑复核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完善 浅谈设置死刑复核程序的原因 浅议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源流 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造 浅析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问题 死刑复核程序的律师参与 死刑复核权回收 死刑复核权归位 浅谈死刑复核 从吴英案看中国的死刑复核制度 论我国死刑复核的问题及其完善 新刑诉法下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与缺憾 慎之又慎的清代死刑复核 浅析死刑复核程序的历史发展及完善 我国死刑复核期限确定的问题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死刑复核的改革前路 死刑复核的改革前路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张玉学")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法眼

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十年来，死刑数量减少，刑事诉讼制度逐步完善。不过，其在律师参与、标准统一、程序明确上仍大有进步空间

经历28天的延长后，贾敬龙最终难逃一死。

2016年11月15日，贾敬龙被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执行死刑。

此前的10月18日，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最高法院已下达对贾敬龙故意杀人案的死刑核准裁定书。当时，贾敬龙案曾引起波澜，学界和法律界多名人士呼吁“刀下留人”。

贾敬龙是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2015年2月19日，正月初一，因自己的婚房被强拆，持射钉枪将其所在村党支书何建华杀害。后经一审、二审，贾敬龙被判处死刑。

贾敬龙的死，正值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十周年，死刑复核再受关注。

诸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学者认为，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意义重大，十年间，不但严控了死刑数量，且将死刑复核引入规范化、常态化的诉讼程序之中，更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另外，死刑复核权收回对错杀的冤案起到一定的把关作用。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这十年中，公开的案件中，没见到错杀的冤案。”

不过，死刑复核程序仍有改进空间，比如，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并未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更多的争议之处在于，死刑复核是否需要庭审程序、是否该重视律师的参与、死刑复核的标准是否明确等，均有改革空间。

十年变化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诸刑种中最严厉的一种，称为极刑。中国法律一方面把死刑作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又强调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因此，除在实体法中规定了死刑不适用于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等限制性要求外，还在程序法中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规定了一项特别的审查核准程序――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是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核所遵循的一种特殊审判程序，判决和裁定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并交付执行。

中国1979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至202条对死刑复核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最高法院来核准死刑。

但由于历史原因，从1980年至1983年，死刑复核权经历三次下放，本应在1983年收回最高法院，因中央作出的“严打”决定，被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高级法院，直至2007年1月1日。

死刑复核权下放到高级法院后，一直伴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下放死刑复核权，从当时的形势和社会治安环境来说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但也增加了不少死刑执行的随意性，造成一些错杀、冤杀，与长期坚持的“少杀”“慎杀”的原则矛盾。

陈光中认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死刑数量有了增加，原来可以不判死刑的判了死刑，死刑标准也变得不太统一。

被死刑“错杀”的呼格吉勒图，是在死刑复核权下放之后产生的冤案。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其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该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所有死刑案件复核都要经最高法院核准。

死刑复核权被最高法院收回至今的十年间，死刑案件的审核尺度略有起伏。

在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办的死刑复核收回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将这十年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前一两年对死刑案件证据把关最严;第三年到第七年略微放松，当时重视社会效果超过法律效果，提出“核不核准死刑，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感受”;第八年至今，中共十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辩护权被特别强调保护。

死刑复核权被收回最高法院后，使得死刑多了一道更专业、更严谨的保障，学者普遍给予肯定。陈光中称，死刑复核权的收回，对贯彻死刑政策、严格控制死刑、慎重使用死刑，起到重要的作用。

严格的复核程序，对一审和二审法院也起到很大制约作用。上述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称，由于最高法院对死刑案件复核极其严格，所以不核准的死刑案件比例相当高，这减少了一批死刑案件，少杀了一些人。

陈卫东认为，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全国各地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数量在减少。比如某直辖市的中级法院，现在基本不判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复核得太严，报上去经常不核准。 律师参与之重

为了保护被告人最基本的人权和诉讼权利，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法院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称，通过实证调研发现，死刑复核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案件并无辩护律师参与。

律师张青松也指出，在死刑复核案件中，律师参与“无门”。“律师找不到案件在哪里，找不到承办法官在哪里，不知该如何表达意见，直到家属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案子结束了。”

曾成杰案颇为典型。2011年5月，55岁的曾成杰因犯集资诈骗罪被长沙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同年12月湖南高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2013年7月12日，长沙中院对曾成杰执行死刑。

其家属及律师表示未接到曾成杰被执行死刑的通知，这引发系列讨论和舆论关注。最终，长沙市中院表示会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工作制度，加强司法管理，进一步改进工作，努力提高司法水平。

相比较学界和律师界，法官的声音略有不同。

一位匿名法官表示，在其阅过的死刑复核案卷中，全部都有律师参与辩护。问题在于，律师辩护的质量有待提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长、法学系教授林维，在2015年5月4日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他表示，法官普遍反映死刑辩护中律师辩护意见的质量太差。

死刑复核案中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往往也存有不足，法律援助案件成为很多新人律师的练手案，甚至有不少律师是在走过场。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建立法律援助参与刑事和解、死刑复核案件办理工作机制。但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观察，该《意见》出台后，各部门动作积极，比如财政部落实了法律援助的钱，但遗憾的是，至今有关细则并未推出。

相比曾成杰，吴英相对幸运。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法院复核。最高法院综合全案考虑，认定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裁定发回浙江省高级法院重新审判。最高法院认为，“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吴英最终“死缓”，辩护律师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

为保障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确保死刑复核案件质量，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最高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

熊秋红称，上述《办法》对律师如何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对律师的一些具体权利都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办法》出台后，非常大地改变了律师参与死刑复核案件的空间。”吴宏耀说。 改革空间

“死刑复核程序这些年，特别是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有一些进步。”陈卫东称，但书面化、内部性的办案方式仍然没有解决，不开庭、不听证、不能当庭听取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目前存在的不足。

死刑复核程序是由三名审判员组成死刑复核合议庭，“书面化”即阅卷外加提讯，“内部性”即层层汇报、把关。有律师称，现在对一些事实比较清楚的案件，也采取变通的做法，一般以远程视频提审为主，极少情况下会赴案发地提审。

针对这种现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建议把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位去行政化，强化其司法属性，把死刑复核真正看作“一个审判程序、一个司法程序、一个诉讼程序，而不是一个报请领导的批准程序”。

这就要强调死刑复核过程中的律师参与，以及提出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死刑复核是否需要再次庭审，由书面审核彻底走向诉讼化？

陈卫东认为，可以把死刑复核程序往三审终审制上考虑，或者在刑事诉讼法中把死刑复核程序纳入特别程序。现有的刑诉法司法解释对死刑复核程序规定得还不够具体，有必要着手建立死刑案件复核程序的规则，制定规范性的文件。通过文件的制定，把复核程序进一步往诉讼化的方向去推进。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卫民提出不同观点。他不同意死刑案件的三审终审程序，理由是，最高法院的功能如果定位为一个国家的顶级决策机构，绝对不应该是对某一种案件的每个案子都进行非常细致的审查，否则会不堪重负，问题应该在下面解决。

顾永忠说，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不宜介入过多案件，但最高法院介入最多的不是死刑复核案件，而是民商事案件，“这才是需要减少的”。

林维认为，就死刑复核案件，最高法院还是应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指导性的案件，适当地开庭。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 美国慈善组织法探微 中介组织法律问题论析 建筑装饰工程两阶段施工组织法 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 复杂网络的自组织法则 埃及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组织法》 国外检察院组织法典评介 社会组织法律地位探析 论乡镇行政组织法治文化建设 传统信息组织法在网络信息组织中的应用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区域国际经济组织法 新修订的村委会组织法:村民自治更好的法律保障 再次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步与不足 彭真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 《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中的几个问题 非政府组织法治化管理的对策研究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律特性简论 关于我国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思考 浅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村民自治 修改地方组织法应研究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法院组织法变迁 法院组织法变迁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丽娜 赵碧华")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1979 年 7 月 1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代表们举手通过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 1979 年 3 月开展工作，短短 3 个月里，就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 部法律草案，并全部在当年7 月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创造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一项纪录。

《法院组织法》又迎来一次修改时机。2013年10月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法院组织法》被确定为一类立法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在任期内提起审议的法律草案。

这部已运转34年的法律不只是明确法院的组织机构、职权设置等，还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并以司法体制的整体设计作为底色。

年届81岁高龄的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最高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张泗汉曾在1992年主持该法的修改，时下热议的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去司法行政化、法官的选任机制、专门法院的设置等，亦是当时的修改重点，但在起草20多稿后因各种原因搁置。

时代变迁，这部法律虽经几次修改，与目前的司法理念和审判需求仍多有脱节。“此前15年的司法改革主要集中在司法工作机制上的改变，司法体制改革进展有限，大修的时机并不成熟，水没到渠不成。”张泗汉对《财经》记者分析。

刚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将在法院人财物的管理、建立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这将加重《法院组织法》修改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其修改的力度又决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司法改革能走多远。 建立各级法院的蓝图

与法同行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张泗汉，先后在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工作，对法院建设和司法制度有深刻体察。1958年他作为法律科班生走进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才成立三年多，因1954年《法院组织法》的颁布而催生。

依据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废除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随后，各级法院相继成立，但有些地方尚未建立司法机构，已建立的也存在组织、编制不一的问题，亟须建立统一的制度。

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召开，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表示，主管机关已准备提出各级法院组织法的草案，有了“建立各级法院的蓝图”后，全国各级法院的组织基本上可以一致。1951年的《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下称条例）因此产生。

条例初步描绘了新司法制度的雏形，规定了法院与同级政府的关系，基本上实行三级两审制，设立民事、刑事审判庭和审判委员会，建立公开审判、调解制度等。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许德珩在条例说明中表示，由于各项建设尚在开端，战争尚未最后结束，关于法院的组织和各种司法制度，尚难做过细的硬性规定。更完备的法院组织法有待吸取更多经验后逐步完成。

回顾该条例，张泗汉称其总结了老解放区法院的工作经验，结合审判实际，还参考了苏联的法院组织法如人民陪审制。条例规定的审级制度与清末、民国时期、苏联及西方国家的审级制度均不同。基本上的“三级两审制”下，设立最高法院、省级（行政区、自治区、中央直辖市）法院、县级法院。最高法院在六大行政区设立分院，省级法院分省法院及其分院和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法院两种，这与建国初期，实行中央（大区）、省（大区辖市、行署区）、县、乡镇的区划行政制度有关。

“名义上是三级法院，但从机构设置上，实际上是五个层次。”张泗汉说。

两审终审制则是避免因三审制带来的诉累，但条例规定特殊情况下得以三审或一审终审，当时的考虑是既能保证人民的诉讼权利，又能及时有效制裁反革命活动。

条例还规定，下级法院受上级法院和同级政府的双重领导。许德珩称，垂直领导还是双重领导，曾有过不同的意见。经过多方研究，认为下级法院受上级法院和同级政府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中国革命才刚刚取得基本的胜利，对于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造成的政治经济不平衡，以及我们现在工作上的不平衡，在短期间还很难完全克服。”否则，最高法院在具体工作上不可能对全国司法工作实现正确的领导。 第一部“熨熨贴贴”

条例施行两年后，1953年，民主法治建设提上日程，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等五部法律。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王怀安是当时的三人起草小组成员之一。他回忆，起草的根据有三：正在起草的宪法草案；土地革命时期以来革命根据地的司法经验；世界各国的法制资料。初稿出来后，报送中共中央和时任国家主席。毛看了以后表示很满意，“他认为‘熨熨贴贴’，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符合中国国情”。

1954年9月，《法院组织法》通过，这是条例的“发展与提高”版。

法院独立审判是新增的原则。1954年的《宪法》借鉴德国经验，规定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还明确了法院院长的任命及法院与人大的关系，这对《法院组织法》的起草起到了指引意义。

这部《法院组织法》重新设计了法院的设置和审级；在法院体制上不再受同级政府领导，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对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增加了辩护权和死刑复核的规定；完善和规范了合议和审判委员会制度、上诉抗议制度等。

法院由三级设置改为四级，司法机关整编，张泗汉进入增设的北京市中级法院工作。“当时该院有80余人，最高法院120余人，北京市高级法院40多人，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才10多人。”张泗汉称。

他解释法院设置的改变缘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省（自治区）分院作为省（自治区）法院的派出机关，其判决和裁定就是省（自治区）法院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服，只能向最高法院或者分院上诉，而1954年中央政府撤销了大区一级行政机构，最高法院分院随之撤销，这就给当事人上诉带来很大不便，且大量案件涌入最高法院难以及时处理造成积压。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当时交通不便，三级法院不方便当事人。审级则统一定为两审终审，“现实中三审的并不多”。

当时，司法机关更多的是曾在老解放区做过司法工作和军队中调来或转业的人员，“一些法官小学文化，不会写判决，由书记员帮着写。”张泗汉是为数不多的法律科班出身，从事刑事审判工作，那时法院业务庭只有刑庭和民庭。民庭案件类型不多，以离婚案居多。刑庭案件很多，多是常见的盗窃、伤害、故意杀人等，还有“运动式执法”下重点打击地富反坏右，严惩现行重大刑事犯罪等，一个运动出来就打压一批，“三五”的后期贪污受贿案也时有发生。那时，法官也很忙，“一周只有三个晚上可以回家，其他时间都要工作到晚上8点半，还经常加班，会特别多”。

这时，法院内部的行政化色彩已经显现。张泗汉称，有的案件送到庭长那里，后者可以直接改罪名和刑期，庭长拿不了主意就找院长，有的还要交审委会讨论。

审委会作为中国独创的一项制度，起初是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疑难案件，到1954年上升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的问题。最初的设计意图是法院面临的新问题增多，有些法官无力解决，需要审委会集体讨论研究。但后来弊端日增，很多案件都要讨论，造成“判者不审、审者不判”，审委会不堪重负。

在实践中，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和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遭遇了阻力。张泗汉称，当时批条子的还不多，但有领导交办的案子。党委审批案件也在“反右”运动中应时而生。

由此，早在1956年9月，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就表示，还存在党政不分，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超越法治的恶劣现象，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另外，这部《法院组织法》还提出设置专门法院。新法通过后，依照苏联模式，在全国铁路管理局所在地建立了16个铁路运输法院。

但是好景不长，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反右、和中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挫折，甚至“”中提出了砸烂公检法。建立不久的司法制度在时代洪流中尽毁。 三次修改

中国的法制建设再次重建，已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彭真复出，在组建法制委员会工作班子的同时，领导和主持了7个法律的起草或修改工作，其中之一是《法院组织法》。

《法院组织法》的起草由最高法院负责。草案对1954年《法院组织法》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修改。总则中的修改集中在：在专门法院的规定中，增加铁路法院和水上法院；在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之后，增加法院审理案件“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干涉”，此前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曾取消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在一切公民“适用法律一律平等”之后，增加规定“不允许有任何特权和歧视”，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审判原则。另外，在条文中，增加了最高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的规定。

彭真仔细研究后，认为原则上应当肯定这些修改，他认为1954年的《法院组织法》总体上可行，不必做大的修改。但“”中，审判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需要总结历史教训，加强法院在保障公民权利中的作用。

随后，最高法院和全国人大共同研究，对法院的任务、辩护制度、陪审制度和错案纠正等方面又做了一些修改。补充了“各级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应当认真负责处理”，以及“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等。1979年7月1日，该法通过。

次年9月，江华作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称，截至当年6月底，两年多来，各级法院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25.1万余件，反革命案件中冤错比例约占64%，还处理了对“”前后判处的刑案提出申诉的案件29万多件。

新法在运行四年后，再度修改，一大背景是1983年正式开始严打。为了满足“从重从快”的精神，死刑案件的复核权被迫下放，杀人、、抢劫、爆炸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核准权，最高法院在必要的时候授权高级法院行使。

1983年的修改，还涉及了几个关键性问题。其中，“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被修改为“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张泗汉认为，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通过《宪法》赋予法院独立行使，审判独立是分权制衡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和现代司法制度的核心，此规定被修改是一个倒退。在他的观察里，改革开放后人情案、关系案逐渐增多，只是“不像现在这么彰显”。

同时，在专门法院的规定中，删去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等，以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替代。张泗汉称，彼时铁路法院因依附于当时的铁道部，人们对其弊端反映强烈。但由于涉及司法体制问题，改革之路漫长，在1986年撤销铁路运输高级法院后，铁路法院全部改制移交地方则是在2012年。

在这次修改中，审判人员的专业背景亦引起重视，首次增加规定“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其时已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发展下经济法律关系复杂，经济纠纷增多，审判范围拓宽形势发展已不能满足审判的需要，1983年修改时规定在县级以上法院设经济审判庭。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本刊讯】（记者 王丽娜）葛兰素史克（中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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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聚焦 葛兰素史克涉贿赂丑闻

【本刊讯】（记者 王丽娜）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因涉嫌严重经济犯罪，在日前公安部的统一指挥行动中被警方带走，并被依法立案侦查。7月22日，葛兰素史克对此声明称：“他们（部分高管）熟悉公司的运作体系，可能会通过逃避公司流程和监管进行不当操作，触犯中国法律。葛兰素史克公司绝不能容忍此类行为。”

目前，涉案的四名高管分别是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商业发展事业企业运营总经理黄红；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他们有葛兰素史克中国的“四驾马车”之称。

公安部消息称，葛兰素史克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行贿。同时，该公司还涉嫌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旅行社开具假发票或虚开普通发票套取现金等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该案涉及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涉案数额巨大。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和相关旅行社的部分高层人员已涉嫌严重商业贿赂和涉税犯罪。

此外，公安机关还查明，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旅行社以提取会议业务回扣、接受项目好处费等形式收受贿赂。

据悉，该案案发并非传言中的公司“内斗”或行业竞争举报，而是在今年初时，公安机关对旅行社行业经营异常情况进行分析调查，发现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等相关旅行社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葛兰素史克牵涉其中。

葛兰素史克贿赂案发，被认为是有关部门加大对制药行业贿赂行为的打击力度。药品流通的不透明、不合理的药物定价机制等因素，使商业贿赂滋生并抬高药品价格。

葛兰素史克的总公司是一家世界知名的跨国药企，药品研发覆盖抗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科、肠胃、肿瘤和疫苗领域。据被查高管梁宏的说法，一种药品要上市，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如注册涉及药监部门，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进入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入医院要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以一种治疗乙肝的药为例，出厂价约140元，经过经销商、医院等层层加价，最后到达患者手里价格是210元左右。

葛兰素史克总公司分管国际事务的总裁Abbas Hussain代表葛兰素史克总公司致歉，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国警方的调查，并将积极改进原有的业务和操作模式，降低药品价格中的运营成本。

随后，又一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位于上海的办公室被查，一名员工被带走。该公司是前英国捷利康公司与瑞典阿斯特拉公司合并而成，2010年全球总销售额超过330亿美元。 案讯 四川国腾电子实际控制人何燕被查

【本刊讯】7月18日午间，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公告称，经过多方核实，并从何燕家人处获知，公司实际控制人何燕因个人涉嫌非法经营正在接受湖北省宜昌市公安机关调查，公司目前尚未能与其取得联系。

国腾电子称，何燕一直未在公司以及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国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其受调查事项与公司无关，目前尚无法确定是否影响公司股权结构。

此前，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等已陆续被查。 “上访妈妈”唐慧胜诉劳教案

【本刊讯】7月15日上午，湖南省高级法院对“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案二审作出终审判决：撤销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由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641.15元，但不必再进行书面赔礼道歉。

2006年10月，永州发生一起“11岁女孩被逼”案。2012年6月5日，湖南省高级法院终审裁定判处两名被告死刑，四名被告无期徒刑，一名被告有期徒刑15年。2012年8月2日，永州市劳教委以唐慧闹访、缠访严重扰乱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决定对其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 法制 两高规范寻衅滋事刑案办理

【本刊讯】7月15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共八条，并于2013年7月22日起施行。

审判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 协调 和解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运行现状

理论上对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20世纪80、90年代,行政法管理论的行政机关无处分权说在理论界占上风,强调“公权力不得处分”,认为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只能对被告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据此直接裁决,无权要求行政机关对原告让步,否则构成行政违法。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因带有调解性质遭到否定。2000年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由否定行政诉讼调解到赞成行政诉讼调解,从而肯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主要理由如下:一、行政权绝对不可转让、不能妥协的说法,只是学理上的一种假设,事实上公权行使远比行政领域更加严格的刑事领域都可允许辩诉交易。二、司法实践中存在普遍的变相调解、协调处理,与其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进行规范,使之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①三、从域外制度来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调解(和解)已是行政诉讼程序终结的方式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ADR运动发展迅速,推动纠纷解决方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行政立法逐渐明确协调和解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由20世纪80、90年代的排斥调解(包括协调和解),到本世纪初提倡协调和解,将其与民事诉讼调解相提并论,后来通过《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撤诉的概念、适用条件,为与撤诉制度密切相关的协调和解机制提供间接法律依据,巩固了制度空间。此外,《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协调和解案件的范围。

司法实践开始探索行政诉讼协调和解。2006年以来,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理论界对行政诉讼调解(和解)的宣传,各级各地法院广泛深入地开展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在制定协调和解规则方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在协调和解模式方面,福建宁德中院总结了多主体、多角度、多对象、多方式的协调模式,提出了七种协调方法:党政授权协调法、借力协调法、提前介入协调法、左右联动协调法、换位思考协调法、利益衡量协调法、层级协调法等。②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法律支撑不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只是从完善撤诉制度方面予以间接的法律支撑。由于相应立法的缺失,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不能形成有效约束,如果事后一方违约,则诉讼之前的冲突局面又重新出现,当事人和法院因此付出的财力、时间等都归于“沉没成本”,甚至因此发生二次冲突。③

对行政诉讼和解调解机制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各地的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协调解决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法律规范,做法也是多种多样。一是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二是没有统一的范围;三是没有统一的程序规则;四是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法。

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抵触心理直接影响协调和解的成功与否。当事人对协调和解的理解和认识是影响协调和解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行政机关出于维护其行政行为权威性的考量,在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的情况下,不愿主动与行政相对人和解而自行纠正错误。而作为原告的被诉行政行为相对人大多是公民,往往以弱势自居,只要法官着手协调和解,就习惯性对协调和解持抵触情绪。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得法官难以开展协调和解工作。在行政诉讼中,大多数案件均有第三人参加诉讼,进行协调和解时,除考虑原被告双方的权益之外,还必须兼顾第三人的权益,这种利益冲突元素的增加,往往会导致“三角利益关系”的不可均衡,从而使得协调和解工作难以进行。④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的优化构建

修改《行政诉讼法》,确立协调和解制度。鉴于建立和规范协调和解机制已经成为司法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难以为属于司法制度或诉讼制度范畴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因此,应当修改《行政诉讼法》,给予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缺失多年的“正式名分”,使其走上规范、高效、稳定的轨道。在修改过程中,可以考虑按照200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将《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修改成“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适用调解。可调解的行政案件的范围和调解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此外,还要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不违反、不违背公共利益或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对行政案件调解的具体规则作出规定。⑤

明确自愿合法为协调和解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本质上就是由法院主导的合意解决行政纠纷机制,合意是其纠纷解决的正当化基础,由此引申出自愿原则;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的主导就意味着被诉行政行为、和解协议要接受合法性审查,故产生合法原则。诸如法律地位平等、公平合理、诚实信用都可以从自愿合法原则中引申出来,不必将其作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原则。而有限协调、程序规范以及和解的实效性更多的是协调和解规则所需注意的技术性规范。

合理设置协调和解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协调和解案件的大致范围。在立法时,可以采取先列举后归纳再排除的体例,即先列举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所作的行政裁决、行政确权等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补偿和行政合同等行政案件,以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合法但不具有合理性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协调和解,然后以“其他适宜和解处理的案件”作为兜底条款,在从排除的角度规定法律、法规、规章有关禁止性规定或者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不适宜协调和解的,不适用协调和解。⑥

完善协调和解程序规则。首先,建立以当事人申请为主的启动机制。应以当事人申请启动协调程序为主,法院依职权启动为辅,以体现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促进合意的形成。此外还可考虑制作《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程序提示书》,对协调和解的目的、原则、和解协议的效力、协调和解工作程序等事项进行详细说明,以起到释疑解惑、正确引导当事人心态、提高协调效率的作用。其次,建立相对调审分离的程序。相对的调审分离,就是把庭前协调程序与审判程序相分离,确定不同的协调和解主持人及法官分别进行协调。由于前后审判人员视角不同、切入点不同,当事人通过换位思考,认识可能发生转变,从而增加协调机会。当然,在相对的调审分离的情况下,不能放弃庭中协调、庭后协调。第三,建立圆桌审判的审判环境。在协调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抗心理能否得到极大地缓和,影响着合意的达成,关系着协调效果的好坏。因此,有必要借鉴圆桌审判模式,为协调和解创造一个庄严而又相对宽松的氛围。

明确和解协议效力及其瑕疵救济。首先,明确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协议是混合性法律行为,有关公法事项的部分是公法契约,有关民法事项的部分具有私法契约的性质。关于公法契约部分,服从公法法规、公法原则;关于民事契约部分,服从私法法规及私法原则。⑦对于和解协议效力可规定,行政诉讼和解成立后,即产生诉讼终结之效果,并产生与诉讼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其次,规范和解协议的救济途径。基于协调和解协议前述的契约性,其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可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之规定。另外对协调和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之救济,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即和解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时,当事人得请求继续审判。为了维护已经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当事人请求继续审判应当自和解成立之日起30日不变之期间内为之,当事人对于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知悉在后者,自知悉时起计算。和解成立后经3年者,不得请求继续审判。但当事人主张权有欠缺者,不在此限。(作者单位:重庆市酉阳县法院)

注释

①刘高林,徐继超:《行政诉讼调节制度理论讨论述评》,《求索》,2009年第3期,第135页。

②“闽东经验――宁德中院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调查”,《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17日。

③白雅丽:“论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第163页。

④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www.whfy.省略/remark.ap?id=2704,于2010年5月18日访问。

⑤徐静:“行政诉讼中协调和解机制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22日,第38页。

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在行政诉讼中引入和解机制有关问题的调研报告”,《山东审判》,2007年第2期,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