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范文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篇1

二十年了，我离开家乡二十年了，我至今还在美国工作，也是时候回到家乡看一看我离开的家乡现在变成怎样了。

清晨，我搭上了飞往家乡的飞机了，我一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二十年前的情景，那时家乡正沉没在一片废气笼罩里，以前，清澈的小河现在已变成了被废水污染了，小鱼想逃跑，可怎么也逃不出废水的五指山，最终也全都死去了。

目的地到了，我走下了飞机，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眼前的一切，眼前的一切根本是我想不到的，眼睛里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家家户户都盖上了高楼大夏，还建起了公园，花园等等……

我去到了以前被废水污染的小河，小河变得清澈了，小鱼在里面辛福的生活着，小河旁边还有几棵杨柳呢，杨柳的枝条长长的，披在水面上，如果有大的风吹来，杨柳随着风飘动起来，好似一个青春的少女一样飘拂着头发。

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了，也做起了高楼大夏，还有一个小亭子呢，突然有人拍了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不是姐姐啊，果然是我的姐姐，我和姐姐坐下来一起聊天了……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篇2

现在社会进入了高科技时代,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保姆"—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工作效率高任劳任怨,还像是满腹经论的高才生,在它们身体中的主控电脑知道世界上的所有知识,可为主人解决一切知识问题.在家中一些什么东西坏掉的时候,就可以要求它来修理这些坏的东西,因为它了解这些物品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我们造出来的这些机器人很有智慧,如果零件足够,它甚至可以拼出一个焕然一新的电脑来.

随着人类的迅速繁衍后代,地球上的珍贵资源也急剧减少,现在就算有效地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地球也难免资源枯竭这一劫.我们这些人身为科学家就要为了人类的生存进入茫茫宇宙中寻找人类需要的宝贵资源.鉴于在历史上太空探索出过事故,安全期间还需要工作效率高我们选派了一些智能机器人去探索,这些机器人遨游了一大部分太阳系带回重要的资料,太阳系中活性的状态与几十亿年前的地球相似,我们这一群科学家聚在一起根据机器人带回来的资料和我们的智慧研究出一套改变火星面貌的计划,时间不长我们人类就会另外拥有一个崭新的家园.

我为科学巨大的力量所折服,将来科学能改变一切,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篇3

俗话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在外工作多年的我，决定回家一趟。那里的变化是怎样的呢?可真令人期待！

我坐在我刚发明的“快速2号”，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奇花争艳，异草 纷纷坐上了垃圾的岗位；以前浑浊的污水和清凉的冰爽的溪水换了班……

“笃笃——”“快速2号”的警报笛响起来。屏幕上出现了：“前方五百米处出现了不明物体。只剩三……”我赶紧转动操作杆改变了方向。接着，那个物体打开了一道门。啊！这不是我的“死对头”符承永吗？他跟我解释才明白，原来村里的人们都住上了最新的房子——“空行房”。它可以在空中飞行，同时还可以预防天灾呢。进了屋，看不见一件家具。原来它们都缩小了，放到它的储存室里。经承永介绍，我知道了更多的功能。

接着，我来到了学校。看见许多机器人转来转去地环保。忽然，我听到了池塘边传来了一阵阵笑声。我看了一下，啊！这不是宋老师嘛？他怎么带着同学出来看鲸。哦！他们大概是在学习《鲸》这一课吧。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篇4

不知不觉中，二十年就过去了，我回到了阔别以久的故乡--长沙。走下我的“流萤号“新型全智能飞船，眼前的一切让我愣在了原地，整齐洁净的街道，高耸入天，直插入天的大厦。一切的一切都是新的，没想到，在我眼里只是一瞬间的二十年，竟然可以让故乡变化这么大，我陷入了眼前的美景之中。

走出飞船停泊处，我信步走到对面的新烈士公园，说是新烈士公园，其实也就是在原来的烈士公园上加了一些高科技产品。跨进鲜花环绕的金属门，我仿佛进入了一个花的海洋，团团鲜花簇拥着我，阵阵花香让我如醉如痴。蜂绕芳花，蝶舞飞扬，我也伴着蜂蝶一起舞蹈，一起歌唱．慢慢地，我停止了舞蹈，我捧起一束花细心地编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新烈士公园，眼神时满是不舍．

走出公园，我来到了新型农场．首先跃入我眼帘的是土豆，这种土豆中加入了牛的DNA，使土豆长得如公牛一般巨大，并且既有肉的鲜美，又有土豆的口感，让吃遍天下美食的人们又多了一种特别的食品．再往前走，我一眼看到了五彩苹果，这种五彩苹果是基因修改的产品，说是五彩，颜色可不只有五种，粉色的是樱桃苹果，是樱桃和苹果的杂交体；绿色的西瓜苹果，是在苹果中加入西瓜的基因；还有棕色的巧克力苹果，白色的奶油苹果，黄色的梨苹果、紫色的葡萄苹果，红色的水蜜桃苹果等各种五彩缤纷的彩色苹果，那绚丽的色彩，让我眼花缭乱，不禁对现在无比发达的科技水平的基因工程而赞叹不己，津津乐道．

以前有句话说是景物依旧，人面全非，而二十年后的长沙却是人面全非，景物也全非，科技让世界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丽，希望未来会更加漂亮！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篇5

二十年后的家乡话题作文怎么写?家乡，是游子儿时记忆中片断，游子越理越无法理处头绪，越来越无法剪接出来完整的画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穿越20年后的家乡想象作文_五年级20年后的家乡作文，欢迎大家阅读!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1“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总是回荡在我的耳际，二十年的异乡生活，恨不得马上插上翅膀飞回家乡，今天，终于能回到家乡了，小小的心充满了欢乐!

乘着私人飞船从月球赶来了中国的国际机场，一路上，我看着车窗外的稻田金灿灿的，风吹过麦浪，一个个麦子向我点点头，好像很欢迎我似的!进入了家乡的郊区，哇塞，原来的小平房如今已是高高的楼房;原来只有几辆小自行车在狭窄的马路上行驶，如今已是很多飞驰的汽车在宽大的公路上行驶;原来只有几个保安守护的小区，如今是一些机器人保护的花园!这些变化令我大吃一惊!

走着走着，我觉得家乡的样子虽然变了，但是家乡的那些山山水水一辈子都印在我的脑海，忽然我觉得有点儿渴了，正当我想去买水的时候，一个机器人给我送来了香甜的水，然后就走了，我觉得家乡的科技可真发达!

“王秦”我听到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表姐，她说：“听说你要来，我在这儿等了你半天，走吧，上车!”可我看看四周，一辆车也没啊，“在你后面呢!”姐姐说。我回头一看，明明是个座位，“这是车吗?”我问道。姐姐说：“你上去了就知道了!”我坐上去，姐姐拿出遥控器一按，立刻从地下钻出了金属，然后变成了一辆豪华的宝马汽车，姐姐又说了一声：“到新博街14号。”车子立马开动了，没到三秒钟就到家了。姐姐又拿出遥控器，按了关闭键，车子又消失了!

姐姐又从门口喊：“开!”门就开了，许多机器人围上来为我和我姐姐服务，真舒服!

家乡的变化真大!我想好了，下次再来看它老人家，哦不，不应该是老人家了!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2“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每当读到这句诗时，我就会不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来。

于是，次日早晨我坐上超高速火车，用了半小时就到了我的家乡——介休。我刚一下火车，就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叹：“哇，家乡好美呀!”人们都住进了摩天大楼和豪华精美的别墅里，草地上绿树成荫，小溪波光粼粼，原来的黄泥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汽车全部改为电力发动。公园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了各种游乐设施和锻炼器材……

我紧来到家里，哇!家里异常整洁，还有家庭机器人，想要干什么，动动脑子，他就会给你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服务。我又到我的母校去看了看。学生上学时，要经过人脸签到。上课时，全部改为电脑学习。并且人们也变得礼貌，讲卫生，不乱扔垃圾，不讲脏话，不吐痰，介休也因此被称为是最干净，整洁，宜居的模范城市。

我睁开眼睛，妈妈就站在我身边。哦，我做了个梦，多好的梦呀!我把这个梦绘声绘色的告诉了妈妈。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3转眼间，二十年后过去了，我已经学完清华大学的课程，步入社会了。我现在是一间高级公司的“老板”，再不是以前的小孩了。

我真想回家乡看看，于是，我坐上了穿梭机，“嗖”一下，我的飞船光速回到二十年前!我找了个五酒店住了下来，“咕……”我的肚子忍不住叫了起来，我从桌子上拿了一个遥控器，我按了一个饭，天花板上有个东西掉下来，原来是饭!我的家乡真高级!吃饱了，我的肚子“饱饱”地叫，我出去走了走，小公园的运动器材真多，各种各样。

我跳到飞行滑板上，它会根据指示飞到指定地方!“砰”撞到人了，咦我的老同学，“黄仔”黄雄涛，你怎么在这?“哦，钟俊贤我来看母校，走，去母校。”到了门口，这是我们的学校吗?怎么不一样，体育场竟然地底下，研究室也在地底下的，下面还有一个太阳灯呢。在学校地面上，有同学乱丢垃圾，过了一会，一个小机器人，身体像饭煲，身体中间有个洞应该是嘴巴，它用手把垃圾捡起来，放到嘴巴，一道光就把垃圾吸进去，没了。原来这是“垃圾机器人”。

花园里真漂亮，五彩缤纷。有两种花很特别，我看了看百花字典，原来是“食虫花”和“杂草花”，每几米种一棵，还有一些机器化，厉害。花群中还有一个大喷泉，但不会淋湿我们的，在空中时，可以看到隐隐约约有些彩虹出现。水里面又金鱼、金龙鱼、垃圾鱼专门吃那些鱼的大便。水中还有一些圈圈，中间可以穿过去，“咚”什么声音?我们立刻转过去身看原来有哪些鱼跳到空中并且穿过。正所谓：“鲤鱼过龙门!”

横坑公园上面依旧那么多人跳舞，还是那么多人在玩耍!

二十年后的家乡真美丽!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4二十年后，我坐着飞机从英国回到我的家乡——张店，一下飞机，一辆车就悄无声息地停在我面前。回来之前，妈妈就已经告诉我，现在人们已不再用原来的汽车等交通工具。因为不论是汽油还是天然气使用后都会对空气造成污染，所以人们发明了光能车，就是利用光制造能量来驱动车。

我坐进车里，这是一辆无人驾驶车，我说出目的地，很快车子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我走下车，咦!这是我的家吗?周围大树郁郁葱葱，各种美丽的花儿竞相开放，楼前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这不是在童话故事中才出现的情景吗?如今却成了我的家!

妈妈早已在楼下等我了，和妈妈一起回到家里。刚进门，一个小机器人递过来拖鞋，换好拖鞋，坐到沙发上，电视突然出现了画面，哎呀，原来电视也可以用意念来控制了，刚才我正想看电视呢。妈妈叫我吃饭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已摆好，可妈妈进厨房才几分钟啊，怎么能做出这么多可口的饭菜呢?我带着满腹的疑问吃完了饭。

要休息了，妈妈带我来到卧室，卧室窗台上摆放了很多叫不上名字的花，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妈妈说这是园艺家最近刚培育出的新品种，能缓解疲劳助人很快入睡，怪不得刚才我一进屋感到全身轻松了很多。妈妈让我早点休息，说明天带我出去转转，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回家才仅仅半天的时间，我已感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明天我又会看到什么呢?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5我坐着时光飞船，通过时光隧道来到了二十年后的家乡，我看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这里的房子真叫人眼花缭乱。房子不仅有羊驼形的、苹果形的、小猫形的······还有一些像小飞象一样的房子。它们不仅能飞翔，还能变成潜艇潜入海底。每间房子底下都安装了地震敏感器，在发生地震之前，敏感器会有所感应，然后第一时间响起报警装置。这时候人们只要按一下屋内的电钮，房子就会飞到天上去，当地震停止后，人们又可重新回到地面。

随后我又来到了海边。我发现海水格外清澈，连水底“鱼戏水草间”的情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水里新型的“水下垃圾处理器”那些鱼可能不是真正的鱼，而是和鱼长得一样;它们可以游动，去各个区域自动清理水里的垃圾，自动吸收水中的污染物，真是厉害极了!

这时，我看到了一座横跨海陆两边的大桥，高耸入云，人们可以通过电梯上到桥顶，站在上面就像腾云驾雾一般。桥分二层，最上层是行道，最下面是在海底，可以乘坐电梯到下面。

我喜欢上了这二十年后的家乡，一座发达的，现代化的，绿色的新城。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6我现在是一名伟大的发明家。住在离家乡很远的一个地方---美国。今天我被公司获准一天假，假期我准备回到我的故乡---襄阳。这次回去我不坐大巴、不坐火车、不乘飞机，这次旅行我要用到我的最新发明---飞行背包。

飞行背包它可以把你所有的行李全部装下，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大背包吧!但有一点，我给它装上了一个飞行器，它可以用电飞行，也可以用油飞行。它能绕地球一圈。

说完，我关上门，准备启程。我点开飞行按钮，它最高速度比飞机还要快，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到了我的家乡。

到了家乡，让我大吃一惊!绿化变得非常好，到处绿树成荫，树木非常高大。首先来到我家，妈妈已经白发苍苍。我问妈妈：“家乡怎么改变这么多呢?”妈妈对我说：“是呀!都变成高楼了!”吃完午饭，爸爸带我到我的母校去了。来到我的母校，我想的全是我以前的事情。

之后，爸爸还带我去看我之前创建的公司，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是人人都向往的一个高等学校。

这一次的旅行让我不再想回去了，我在我的高等学校当一名教师，让更多的人才为自己的家乡而努力而拼搏而冲刺，让家乡更美更好!

穿越20年后的家乡想象作文_五年级20年后的家乡作文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篇6

【摘 要】曹植是魏王曹操之子，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黄初二年（221年）被魏文帝曹丕诏贬安乡侯。后来，后魏明帝曹睿诏封其外祖父甄逸为安城乡侯。对于曹植被贬安乡的地望以及安乡的级别，历代众说不一，而且北宋以来诸多文献将安乡与安城县混为一谈。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据，结合实地调查，论证曹植被贬之安乡是县辖的下一级政区“乡”，其故址在今河北省晋州市侯城村。而曹睿诏封其外祖父甄逸之安城乡，则位于今无极县安城村。

安乡，西汉时期为刘氏子孙侯国封地。三国魏时期，成为乡级列侯封地。曹植曾一度被贬安乡侯，其地望在今晋州侯城村。而安城乡是无极甄氏列侯的封地。太和元年（227年）三月，魏明帝曹睿“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户千，追封（甄）逸，谥曰敬候，适孙像袭爵。”[1]其址在今无极县之安城。但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将甄逸所追封的安城乡讹为安乡，于是元明清一统志及清代以来的《无极县志》均因袭了《太平寰宇记》的讹误，将安乡与安城乡混为一谈，后世有了安乡地望之争。

一、曹植被贬安乡侯之史实

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曹操与妻卞氏所生第三子。他自幼颖慧，年10岁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十几岁时，曹操怀疑其文章是请人的，曹植请父亲当面测试，几经面试，曹植的确“援笔立成”[2]。他深得其父曹操的喜爱，曾一度欲立为王世子。为嗣位之争，曹丕与其弟曹植的斗争从此开始。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植被封平原侯，十九年（214年）徙临淄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关羽所围，曹操以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其前去解围，这是掌握军权的象征，是曹操重点培养的征兆。曹丕获悉，带着酒菜，跟曹植一起喝酒，曹植酩酊大醉。曹操派人来传曹植，连催几次，曹植却酣醉如泥，不能受命。曹操一气之下取消了曹植带兵的决定。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得立为魏王世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称帝。曹植从此处处受到限制和打击。

魏王曹丕在《曹植贬封安乡侯诏》中曰：“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3]曹植常酣饮醉酒，态度傲慢，威胁朝廷钦派监国使者，按律当治罪，只是碍于太后的面子，才免于治罪，贬爵安乡侯。但曹丕诛杀了曹植亲信丁仪兄弟及其家族的男性，打击曹植的势力。曹植在惊恐中写了《初封安乡侯表》，以表示谢罪。

曹植被贬之安乡，是汉魏时期县以下的乡级侯国。《后汉书·百官志》载：“列侯所食县为侯国。……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 [4]魏承汉制，列侯仍分食县、乡、亭等级别。如蜀国大将赵云，封顺平侯，为县级侯爵；关羽封汉寿亭侯，是汉三国最低一级列侯。曹植由临淄侯贬为安乡侯，是由县级侯国贬为乡侯。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曹植从鄄城王徙封雍丘王、浚仪王、东阿王，最后一个爵位陈王。太和六年（232年）曹植逝世，谥思，故称“陈思王”。其墓位于山东聊城市东阿县鱼山西麓，依山营穴，封土为冢， 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植确曾被贬安乡侯，但他在《迁都赋》序中却没有提到安乡侯之事。他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5] 所谓“号则六易”，而《迁都赋》序却体现了 临淄、鄄城、雍丘、浚仪、东阿五次徙封。平原侯是初始封号，是其父曹操健在时的封号，“转出临淄”是一变，“中命鄄城”是二变，“遂徙雍丘”是三变，“改邑浚仪”是四变，“而末将适于东阿”是五变，这其中实际上还曾被贬安乡侯。但 安乡侯只是一个惩罚性的象征，曹植并没有到安乡，因此他称“居实三迁”，也就是临淄、鄄城、东阿。

另外，黄初元年（220年）曹丕自立为帝，厚待前朝著名谋士程昱（141-220年），复为卫尉，从安国亭侯“进封安乡侯，增邑三百户，并前共有八百户。分封其少子延及孙晓为列侯。方欲以为公。会薨，帝为流涕，追赠车骑将军，谥曰肃侯。”[6]年逾80岁的程昱病逝后，儿子程武嗣位。程武死后，其子程克嗣位。程克死后，其子程良嗣位。直到司马氏篡权，程氏家族一直是安乡侯。

曹植被贬安乡侯只是一个虚名，而实际食邑安乡侯是程昱的后裔们。

二、无极甄氏被封安城乡侯之史实

无极甄氏是汉魏时期名门，尤其是曹丕夫人甄洛是东汉末年到曹魏时期的著名才女，建安文学女性代表之一。

甄洛（182-221年），一名甄宓、甄芾，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先人甄邯为汉太保，父甄逸任上蔡令。建安间，甄氏嫁袁绍之子袁熙，婚后袁熙北上幽州，留其在邺城奉侍婆母。献帝七年（202年）官渡之战，袁绍被曹操大败而死，身为幽州刺史的袁熙败逃辽西，曹操攻克冀州邺城。曹丕对甄氏一见钟情，曹操闻知，遂为曹丕迎娶甄氏。

甄氏嫁曹丕后，生子睿及女东乡公主。延康元年（220年）正月，曹丕即王位，甄氏虽未封王后，但实际上统领后宫，位居诸妃之上。黄初元年（220年）十月，曹丕践阼帝位，“山阳公（汉献帝）奉二女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7]。随着曹丕称帝，后宫佳丽增多，甄氏容貌日渐衰减，被曹丕疏远，甄氏不免心有所怨。后来曹丕新宠郭女王诬陷甄氏，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年）六月将甄氏“遣使赐死，葬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东南灵芝村）”[8]。其子曹睿即位，追谥甄氏为文昭皇后。太和元年（227年）三月，魏明帝为厚恤外祖父甄逸家族，“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户千，追封逸，谥曰敬候，适孙像袭爵。”[9]后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有相同的记载。无极甄氏家族被封魏昌之安城乡侯，在今无极县安城。

三、关于安乡与安城乡故址争议

对于安乡故址，后世有两种观点：一是无极县东3公里安城说。《大清一统志·正定府》记载：“安乡城，《太平寰宇记》：故安城，在无极县东南六里，《水经》云：‘安城即魏昌之安乡也。’《魏志》云‘明帝太和元年封外祖甄逸为安乡侯，嫡孙袭爵，即此城也。’”[10]新编《无极县志》亦载：“安乡城旧址，安乡城，在今县城南3 公里，汉置县，属巨鹿郡。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封赵襄王之子喜为安乡侯。东汉时并入魏昌县。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文帝曹丕黜贬曹植为安乡侯。《太平寰宇记》称：安城在‘县城东南六里’。《水经注》云，安乡即魏昌之安乡，三国魏时，魏明帝于太和元年（227年）赠外祖父甄逸为安乡侯，子孙承袭，筑以居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村东墓地有八角形曹植碑，汉白玉质，今不复存。”[11]二是晋州城东北侯城村说。《大清一统志·正定府》还记载：“安乡故城，在晋州东，汉置县，属巨鹿郡，竟宁元年封赵哀王子喜为侯国，后汉省。”并没有说明这里是曹植所贬安乡。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注了安乡的具置在今晋州东8公里左右，今侯城村[12]。

那么，以上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在封建社会，封列侯是严肃的大事，既然魏明帝的先王曹丕已诏封了名臣程昱家族为安乡侯，魏明帝曹睿就不可能再封外祖父为安乡侯。因此，安乡与曹睿诏封其外祖父的安城乡（无极安城）不可能是一个地方。无极的安城既然是安城乡侯的封地，就不是安乡侯的封地，这应该是常识，所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安乡侯封地在晋州侯城，而安城乡侯封地在无极安城。而无极安城之“安乡说”，应源于引用历史文献的讹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巨鹿郡”有安乡侯国。《王子侯表》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封赵哀王之子喜为安乡侯。曹魏王朝诏封程昱的安乡，与西汉安乡侯国名号有关，应该是同一个地方，只是侯爵食邑级别不同，西汉为侯国，曹魏为乡侯。那么西汉安乡侯国的封地是在无极安城，还是在晋州侯城呢？由于两汉的历史文献只记载郡县隶属关系，并没有像唐代李泰《括地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县治相对郡治的方位与距离，再加上安乡侯国在魏晋以后废置，因此，魏晋以来对安乡侯国的城治位置失载，所以出现了无极安城与晋州侯城两说之争。

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不仅把曹魏安乡标注在晋州侯城，把无极安城标注为安城乡，而且把安乡侯国的位置也标注在晋州侯城，为什么会如此肯定地把安乡标注在晋州侯城，而没有采纳《无极县志》关于安城的说法呢？我认为理由有三：

一是从曹魏的安乡和安城乡入手，进行甄别。因为《三国志·甄皇后传》、《资治通鉴》等史籍中，都明确记载曹睿诏封其外祖父甄逸为安城乡侯，且说明在魏昌（今无极），因此安城乡的位置是无极安城，没争议。那么，此前曹丕诏封的安乡侯就肯定在另一处，也就是晋州侯城。

二是既然安乡（乡级侯爵）与西汉安乡侯国（县级）有关，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在引用《三国志》关于甄逸封号“安城乡侯”的时候，都讹为“安乡侯”，其错讹太明显，肯定不宜采纳，所以西汉安乡侯国的位置，应在晋州侯城。

三是西汉的安乡属巨鹿郡，史籍有明确记载。而曹魏的魏昌之安城乡，属中山国。《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安乡侯国与陶（今宁晋）、宋子（今赵县宋城）临平（今晋州古城寨）、下曲阳（晋州西侧鼓城）、贳（今辛集市大车城）、安定侯国（今辛集市安古城）、柏乡侯国（今柏乡）同属巨鹿郡（治所在今平乡县），从方位上看，无一不在滹沱河以南。而毋极（安城乡属于魏昌）与卢奴（今定州）、新市（今正定新城铺）、安国（今安国）、望都等县属中山国，这些城邑都在滹沱河以北。也就是说，当时巨鹿郡与中山国以滹沱河为界，那么，属于巨鹿郡的安乡侯国，不可能在滹沱河以北的无极县安城位置。而且北齐时期下曲阳人（今晋州）魏收编纂的《魏书·地形志》，在中山郡魏昌县下记载：“有安城”（不是安乡）。而巨鹿郡曲阳（即下曲阳，今晋州）“有临平城、安乡城、曲乡城”。由此可证，无极的安城是安城乡，而下曲阳（今晋州）的安乡，才是安乡侯的封邑。这一论据说明，西汉的安乡侯国，应在滹沱河以南的晋州侯城，符合汉代置县的常规。或许这也正是《中国历史地图集》 确定安乡侯国在晋州侯城的另一个理由，且是一条很硬的理由。

四、关于安乡相关文物的甄别

关于汉魏时期的安乡，因与曹植发生了一点点关系，因此，后世攀附名人的附会很多。在无极安城，不仅当地村民至今坚持认为该村就是曹植被贬的封地安乡，而且民国时期还有关于纪念曹植的所谓“碑刻”，甚至当今无极县许多文人都坚持该县旧志中记载曹植被贬“安乡侯”，就是无极安城。笔者以为，所谓曹植的碑刻及无极安城村附近出土的汉魏时期墓葬的几个陶器，都难以作为汉魏安乡城地望的佐证。甚至安城是否汉魏古城遗址，还需要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以所发现的遗迹、遗物来证明。所谓民国时期保存的曹植“碑刻” ，应该是近代以来民间附庸风雅的伪作之物，不能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证据。

再者，明清以来某些县志，作为史学研究引文的价值不大。因为当时编纂县志的地方文人，对史料把握不严格，引文错讹甚多，所以，须对照历史典籍和距离史实最近年代的文献进行考订。一个基本的史实证明，清以来历代《无极县志》记载魏明帝曹睿给外祖父加封“安城乡侯”这个封号，从来没有一个正确的。但无极之安城确是魏明帝曹睿诏封其外祖父甄逸安城乡的封地，而且是曹魏时期无极甄氏列侯的象征，其历史地位并不比程昱所封安乡地位低。

对晋州侯城历史文化遗存，笔者与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研究员、石家庄市文物局张献忠研究员等考古工作者一并进行了调查。在该村周边，存在一座故城遗址。据宿老介绍，在上世纪60年代，土城墙尚存，城垣四四方方，围村子一圈，四街四关，南北、东西各有1公里。土城墙高四五米，宽三丈，城墙外还有沟，沟里有水。可惜如今绝大多数城垣已被拆除、填埋，唯村西北角尚有一段残破的夯土城墙，且墙外仍然是一条壕沟。老人说，过去村里打井、挖猪圈，常挖出砖块，有的带条纹，也有大大薄薄的。2003年文物普查中，在侯城村挖掘一汉代墓葬，出土了一些汉代文物。

五、结 语

无极安城与晋州侯城是河北平原两处重要的汉魏列侯城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无极安城作为无极甄氏家族的封地先后延续三代，与曹魏政权命运相伴生。而晋州侯城作为汉魏时期安乡侯国和安乡列侯封地，曹魏时期程昱家族封侯延续四代。尤其是西汉时期，安乡侯国作为县一级侯国封地，应该具有城垣。而且在东汉曹魏时期仍保存着城垣和护城濠，甚至作为历史遗迹一直残存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一方面为还原历史提供有力的文物佐证，另一方面，通过对一系列历史文化遗存的发掘，以及对无极甄氏和晋州文化的整理研究，发展文化产业，带动村镇文化的发展。

[1] 《三国志》卷5《魏书五·文昭皇后传》，载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二十五史》合订本，第二册总1087页，《三国志》21页1。

[2]同[1]，卷19《魏书十九·陈思王传》，《二十五史》合订本第二册总1133页，《三国志》67页3。

[3]同[2]，第二册总1135页，《三国志》69页3。

[4] 《后汉书》卷38《百官志五·列侯》，载同[1]，第二册总843页，《后汉书》83页4。

[5]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第427页。

[6]同[1]，卷14《魏书十四·程昱传》，总1118页，《三国志》52页2。

[7][8][9]同[1]，卷5《魏书五·文昭甄皇后传》，总1087页，《三国志》21页2。

[10]《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古迹》，清乾隆刻本，第6页，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11]《无极县志·文物古迹·古代遗址》，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1页。

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篇7

关键词：清代；乡约；职能演变；地方社会

作者简介：段自成，男，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从事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2-0170-07

乡约被赋予基层行政管理职能，在清代各地是普遍现象。史学界虽然已有一些文章论及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1，但尚无文章探讨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清代乡约职能演变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等特征，体现了清代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和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探讨清代基层社会组织职能演变的规律，说明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与乡村政治生态的关系。

清代内地的乡约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清朝最初在汉族聚居的内地设置乡约，并使其专司教化，负责于朔望讲读圣谕，但后来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逐渐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比如，于成龙在任湖北黄州府知府时曾说：乡约事务繁多，“一事未结，复兴一事”，致使乡约长“终朝候讯，迁延时日，无归家之期。离县近者，犹可朝来暮去。其远在百里外者，即以点卯论，两日到县，一日点卯，再两日归家，是半月内在家不过十日。加以协拏人犯、清理区保，手忙足乱，无一宁晷。……一旦责以风化，彼乡约曾未家居，何由而劝人为善去恶？”[1]（卷74，《兵政五·保甲上》）清初人汤斌在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时，设乡约负责教化，同时又要求乡约“每月朔望，仍各赴该管官投递有无左道甘结”[2]（卷2中，《陕西公牍》）。民国《重修咸阳县志》记载：雍正年间，该县“大乡、大村俱设立讲约一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有学行者一人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朔望宣讲。其后乡约催款而已”[3]（卷1，《地理志·礼俗》）。乾隆年间，河南布政使佛德奏称：“州县官于民间词讼，近有滥批乡约、地保等处覆者。”[4]（第18册，卷728，乾隆三十年二月戊子条）道光《阳曲县志》记载：“迩来六言不讲，为乡约者仅效奔走、供使令而已。”[5]（卷10，《刑书》）由此可见，清代内地的一些乡约确实经历了一个由教化型乡约向行政型乡约的职能演变过程，而且演变的时间各地不尽相同。

清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乡约在设置之初就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清代青海地区的少数民族乡约最早出现在雍正年间。当时清朝平定了罗布臧丹津的叛乱，川陕总督岳钟琪于是奏称：“凡切近河、洮、岷州内地番人，与百姓杂处者……但就其原管番目，委充乡约、里长，令催收赋科。”[6]（卷1，《建置沿革》）西北回民乡约则出现在乾隆年间甘肃回民起义被镇压之后。《阿文成公年谱》记载：“回民中选老成谨厚者充当乡约，令其查察匪类，随时举报，乃四十六年原定善后条款。”[7]（卷28，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条）新疆地区是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才普遍改设乡约的。《补过斋文牍》记载：“设省之初，巡抚刘锦棠裁撤伯克，改设乡约，听地方官之指挥，以办理地方之公事。”[8]（甲集上，P66）《新疆图志》记载：“新疆自乾隆时平定准回，设大小头目于各城，名为伯克，各有职掌，亦即乡官也。光绪初，建行省后，奏裁伯克，改为乡约、保长，犹其意也。”[9]（卷45，《民政六》）左宗棠收复南疆后，布鲁特十四头目回归祖国，“始服役输税”，清朝“以四乡约分理其事”。[10]（英吉沙尔乡土志·人类）由此可见，清代西北地区不同的少数民族虽然推行乡约的时间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普遍在设置之初就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没有经历由教化型乡约向行政型乡约的转变过程。

清代东北地区的乡约也在设置之初就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随着移民大批涌入东北以及晚清时期东北的开禁，乡约成为东北新兴垦区主要的基层社会组织。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曾说：在东北，“乡约、家长原为组织地方行政而设” [11]（卷52，《电文十》），“以为行政机关之辅助”[12]（卷1，《边务·延吉篇·纪交涉》）。在东北地区的宾州府，“向来催收大小租及学警各捐，报验命案，均归乡约经理”[13]（乙编《公牍辑要·吏治·推行宾州要政条陈》）。东北地区的梨树县设县之时，即“以乡约、保正专任乡村之公役”[14]（甲编地理卷3，《城垣公廨·区村》）。东北地区的乡约之所以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这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闯关东的移民潮水般涌入东北垦荒，使东北地区的基层社会控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清朝为了填补东北新兴垦区基层行政管理的真空，加强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东北地区开始推广乡约，并赋予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

清代西南地区乡约的情况则比较复杂。西南汉族聚居地区的乡约也与内地的汉族乡约一样，经历了一个职能逐渐由教化向行政管理的转型过程。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云南巡抚袁懋功曾说：“乡约之设，每一里中有齿德表率乡民者，该里公举一人，于朔望齐至公所，宣谕六事，使地方人等各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奉行毋违。……输纳钱粮，总领自有里长，催征自有排年及里名下花户。即有拖欠，该县自有限期追比，未有乡约经管钱粮者。今查昆明一县，据县所委乡约多至四百余名，各里钱粮听其掌管。”[15]（P262-263）看来西南地区汉族乡约的职能转型在清初就出现了。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乡约多是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后设置的，且在设置之初就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云贵广西总督尹继善疏定黔省九股新辟苗疆善后事宜，“酌定乡约、保长、甲长，令其管约稽查”[4]（第8册，卷141，雍正十二年三月辛巳条）。雍正年间，川陕总督岳钟琪条奏川省苗疆善后事宜时说，“择番苗之老成殷实者，立为乡约、保长，令其约束”[4]（第7册，卷66，雍正六年二月壬午条）苗民。《雷波琐记》记载：“雷波界内自设夷约后，事有统属。”[16]（P8）在贵州普安县，“嘉庆二年之后，四里土司陆续故决，所属苗民改置乡约、寨头管束”[17]（P293）。清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乡约被赋予基层行政管理职能，是为了适应改土归流后加强官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控制的需要。《黔南职方纪略》记载，改土归流地区设置乡约后，“一切催输、缉捕之责，皆经差役、乡约，而土司遂无权矣”[17]（P276）。可见，清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乡约被赋予基层行政管理职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削夺少数民族土司的权力。

总之，清朝的乡约普遍出现了职能变化，但有的乡约经历了由教化向行政管理的职能演变过程，有的在设置之初就被赋予了基层行政管理职能，而且乡约被赋予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时间各地不尽相同。因此，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演变方式的地域性，而且表现为演变结果的多样性。

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直接导致乡约类型的多样化。这里以河南乡约为例加以说明。河南一些州县的乡约自始至终都是纯粹的教化组织。比如，民国《修武县志》记载：“乡约专司朔望宣讲圣谕。”[18]（卷4，《舆地志·里甲》）而河南一些州县的乡约逐渐演变成为职役。比如，民国《重修信阳县志》记载：“其以乡人治其乡之事者，乡约、地方等役。……乡约管催钱粮，地方管田土、词讼、命盗等案。”[19]（卷8，《民政一·职役》）还有一些乡约则演变为半官方的基层组织。比如，罗山县于“清代康熙时，里改名为约，乡仍旧。当时为三十八个约，至乾隆时增为四十五个约”[20]（卷1，《历史沿革》）。嘉庆《洧川县志》记载：“康熙丁未……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约，而以八里均之。”[21]（卷4，《职官志·宦迹》）另外，还有一些乡约成为职能单一的基层管理人员。比如，田文镜在《抚豫宣化录》中记载：“嗣后有业主地亩，地方官多方劝谕，责令栽种树木。其无业主荒地自生酸枣，严禁斩刈。……仍择立保约一名，专司稽查。如有仍前恃强剪伐及乘间窃取者，即行报官，按法重处。”[22]（P89）可见，这里记载的乡约仅负责保护树木。而乾隆《林县志》记载：“洹河自西山各源迄水磨山二十里许，河流平地。自龙门冈桥西至柳滩，旧设管水乡约一人。龙门岗桥东至陵阳，旧设管水乡约一人。”[23]（卷4，《山川下·渠道》）这里记载的林县乡约仅负责水利事宜。从河南乡约的情况可以看出，清代乡约类型的多样化是十分明显的。

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不仅导致乡约类型的多样化，而且引起行政型乡约职能的多样化。就乡约催科而言，行政型乡约的职能各地就不尽相同。有的乡约主要负责催征钱粮。比如，乾隆《罗山县志》记载：“境内约分三十有八，约定而粮不移。甲长催征，惟本约是问。”[24]（卷5，《官师志·宦绩·知县》）河南光山县也是“用约保催粮”[25]（卷19，《艺文志三·议》）。但有的乡约主要负责征派陋规。比如， 山西高平县“里各里老一、地方一，甲各什牌一，掌其里之赋税。……乡约则视村聚众寡以为增损，而司徭役之征令、人徒之拘集焉”[26]（卷1，《地理·里甲》）。在云南呈贡县，“无论冲途及偏僻州县，皆设有夫局，多属劣绅或乡约、伙头经理”[27]（卷7，《艺文志·永远裁革夫马详文》）。在云南姚州，“州属支应公事人役有三，曰乡约，曰巡捕，曰保长”[28]（卷3，《食货志·力役》）。在新疆南部的维族地区，每“乡各设百户长……十户长……州县官吏又于城中设总长一人，谓之乡约。有大兴作徭役，乡约分檄各长，皆咄嗟立办”[9]（卷48，《礼俗》）。行政型乡约不仅催科职能因地而异，而且其基层司法职能各地也不尽相同。清代乡约一般仅有调解民间细小纠纷的职能，但有的乡约几乎包揽了乡村的民事纠纷。比如，在清代甘肃循化厅，官府“遇有讼案，察其情节，不关命盗，批令亲友、乡保斟酌和息”[29]（顺序号.17572）。《正谊堂集》记载：“台属有司率多不亲理民事，皆批乡约、保长管事，书役查覆。”[30]（卷5，《告示·申饬台地应禁诸弊示》）在东北宾州，乡约“擅受民词，拿赌勒霸，凶暴如虎。……其会房门亦悬虎头牌，立军棍焉”[13]（丙编《风土调查·公共团体·练会》）。江西吉安府的乡约则往往擅自处理盗案，“有指为偷窃者，辄于公所用刑审讯”[4]（第35册，卷165，道光十年二月丁丑条）。清代行政型乡约的其他职能也和催科职能、司法职能一样，地区差异非常显著，多样化特征亦十分明显。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举例说明。

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不仅导致乡约类型的多样化和行政型乡约职能的多样化，而且还导致教化型乡约和行政型乡约在同一地区同时并存。在教化型乡约转变为行政型乡约以后，一些地方官为了推行乡村教化，重新设置了以教化为主的乡约组织，从而造成教化型乡约和行政型乡约的并存。比如，在河南商水县，“康熙初改置二十四地方，后增七地方，共三十一地方。各有乡约、地方二人，时时稽查户口，勿使容留奸宄，窝藏匪类”[31]（卷5，《地里志·里地方》）。但该县于“雍正七年，奉旨设立讲所五处，各所选择绅士学行素优者，立约正一名，值月四名。每逢朔望，宣讲圣谕”[32]（卷2，《建置志·宣讲》）。光绪《富平县志稿》记载：“乾隆初，知县乔履信编合邑一千八十七堡，每堡设乡约、练总各一二人不等。习俗相沿，视为贱役。……又分县属为八十五联，每联领十堡，设立约、乡长各一人，给以条约，以申教令。” [33]（卷4，《经政志·乡甲》）《桑梓述闻》记载，贵州瓮安县“各里乡约一名”，承办公务，同时又“于各乡择民之端正、老成者，举为约正，使专任化导，而勿溷以赋税、词讼之事”[34]（卷3，《官政》）。在云南博白县，虽“设练总、练勇、乡约、长幹于各乡堡，出入守望，保护乡闾”[35]（卷7，《经政二·兵防》），但又有关于庠生庞灿文被“举为约正，使朔望宣讲圣谕”[35]（卷12，《纪事·义行》）的记载。咸丰《重修梓潼县志》记载：“各乡里甲旧设耆约、乡约、保正、里长。”[36]（卷1，《乡闾》）这里的“耆约”显然是负责教化的乡约，而“乡约”是职役化的乡约。黄六鸿也有类似的记载。他在《福惠全书》中说：“讲约正、副等专司讲政，宜待以优礼。或有关地方教化、风俗事件，听州县所委。其余琐屑，则别有料理地方之乡约在，非彼宜与也。”[37]（卷25，《家养部·择乡约》）光绪《珙县志》记载：“我朝设约正、约副宣讲上谕，职司化导，实本周官遗意。无如近世乡约，不问年德，徒取备数，甚至钻营保正，何能胜任教化？风俗颓败，职此之故。嗣后各乡士民宜于耆旧之中，遴择品行素著、众所推服者，公举数人，或充约正，或为约副，将《圣谕十六条》广行宣谕，以佐化理。”[38]（卷5，《风俗》）可见，教化型乡约和行政型乡约的同时并存，在乡约职能演变过程中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

由以上可知，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不仅导致乡约类型的多样化和行政型乡约功能的多样化，而且引起教化型乡约和行政型乡约在同一地区的同时并存。这说明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不仅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多样性。这是清代乡约职能演变复杂性的又一重要表现。

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是由清代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所决定的。

清朝设置乡约的本意是让其专门负责基层教化，乡约的职能演变是地方官提倡的结果，而不是清朝的统一规定和要求。不同地区的地方官府对乡约等基层组织责成轻重各有不同，因而各地乡约职能的演变不可能整齐划一。一般来说，在官府控制比较薄弱的地区，乡约的权力就会膨胀。在深山老林地区或偏僻的平原地区，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比较薄弱，乡约的作用自然要大些。比如，《牧令书》记载：“四川僻邑山中乡约，民间称为官府。”[39]（卷8，《屏恶》）在陕西凤县，“境域寥阔，远者离城至三四百里，地僻山深，官司耳目所不及。遇有是非斗争事故，恃乡约与为排解”[40]（卷8，《风俗·民风》）。在陕西石泉县，也是“山中乡约较山外为重”[41]（卷4，《事宜附录》）。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曾说：“因（一）无官治，（二）官不愿或不能治，而乡约乃分东省数百年政治之席，直接临民，置地方官于间接地位，为乡约之傀儡”，以致乡约“与官分治”。[12]（卷1，《边务·长临附件·纪乡约第八》）在清朝直接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官府对基层的控制都很薄弱，乡约的实际权力也比较大。比如，在青海丹噶尔厅，乡约调解民间纠纷时，“设立法堂，呼噶升坐，分班侍立。剖其曲直，判其是非。稍如情理不实，而鞭打之刑登时立至”[29]（顺序号.17518）。在广西贵县，“县民韦志刚向充五山五里总约，无知猺獞悉听指挥。獞人共呼为汗，乡民咸称老爷”[4]（第16册，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甲戌条）。乾隆《永顺府志》记载：“土民因仍故习，每于保正、乡约承役之时，俱送贺礼。或称为老爷，或称为父母官，以致舍把之名虽除，舍把之实未改。”[42]（卷11，《檄示·详革土司积弊略》）在甘肃临夏，“乡约的职务是催粮、催草、催银、调解地方纠纷、经管地方其他杂务。特别在远离官府的东乡，乡约的权势更大，他们可以‘一言灭人家，一言兴人家’，即所谓‘文官相爷，武官侯，百姓的乡爷（约）为了头’”[43]（P109）。民国初年，新疆省长杨增新曾说：“新疆知事不通回缠语文，往往视问案为畏途。一切词讼，多有批交阿洪、乡约处理者。……百姓亦知官之不乐问案也，凡百词讼，亦自行投诉于阿洪、乡约，代为了结。”[44]（卷12）杨增新说的虽是民国初年新疆的情况，但新疆民国初年的乡约是从晚清的乡约演变过来的。由此可见，乡约职权的大小与基层社会官权的盛衰关系密切，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程度的不同，必然引起乡约职能的地区差异。

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还与地方主流社会势力的地区差异有关。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是官府权力下移的表现，是官府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一种方式，因而乡约的职能演变必然引起官府和地方主流社会势力的权力博弈。在乡约职能演变的过程中，地方的主流社会势力不愿退出乡村政治舞台，双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只好互相妥协。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头目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乡约权力往往与少数民族首领和头目的权力相结合。比如，在四川阿坝藏族屯区，“乡约是寨首”[45]（P408）。光绪年间，刘锦棠在新疆各地裁撤伯克后，“准其各留原品顶戴，仍视城关事务繁简，分设乡约。……其乡庄地远，骤难户晓，旧有之伯克暂仍不裁。遇有缺额，亦不另补，以期渐照城关，一律改设乡约”[46]（卷10）。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乡约在改土归流的初期，也多由少数民族的头人担任。[47]（P21-24）在回教盛行的地区，宗教势力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职能转型的乡约往往与宗教权力相结合，不仅乡约由阿訇出任，甚至乡约也按照清真寺设置。比如，乾隆《循化志》记载：“掌教改为总练，阿洪改为乡约”[6]（卷8，《回变》）；“合属礼拜寺共五十九座，内大寺九座，小寺五十座，回约五十九名”[6]（卷6，《寺院》）。宗族势力在南方的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乡约权力往往与宗族权力相结合。比如，《西江视臬纪事》记载：“凡有世家大族，丁口繁多者，即令该族于尊长内无论是否族长、房长，择有举贡生监品行素优，实为合族所敬惮者，公举一人委为族约。无举、贡、生、监，即选人品端方足以服众者一人为之。……子弟不法，轻则治以家法，重则禀官究处。至口角争忿，买卖田坟或有未清，事涉两姓者，两造族约即会同公处。”[48]（《续补·议详·设立族约议》）在西北干旱地区，水利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约权力往往与水利组织的权力相结合。比如，甘肃东乐县“县境分为五台，台有坝，坝有约，约有耆约、渠甲等，供水利、粮草各差。凡有细故争讼，先质于耆约。……凡依科集捐，供支兵差，清查奸宄，一切细故之裁判，公令之宣布，皆责成之”[49]（卷1，《地理志·保甲》）。新疆奇台“境内共三十二渠，每一渠为一堡，有乡约、农官司之”[50]（宣统三年五月初八日条）。总之，清代地方的主流社会势力各地并不相同，因而体现官权下移的乡约职能演变也呈现出地区差异。

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也与地方社会的复杂性有关。清代乡约的职能演变必然引起权力在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重新配置。在不同的基层权力体系内，乡约职能演变引起的基层权力的重新配置是各不相同的。而清代各地的基层权力体系不尽相同，这就导致基层社会组织职能分工的不同，进而引起乡约职能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在甘肃各地表现就很明显。比如，华亭县每甲“设甲长一名统之，以稽查匪类；设里长一名，以司催科；设乡约一名，以办公务，司斗秤”[51]（卷2，《建置志·保甲附民团》）。成县“里屯各设乡约事宁息。千总、地方、练长司稽查，兼催办钱粮公事”[52]（卷2，《官师志·政教》）。前面已经提到，在东乐县，凡依科集捐，供支兵差，清查奸宄，一切细故之裁判，公令之宣布，皆责成乡约。敦煌县“耕耘灌溉，播种收成，专以责之农长。考课勤惰，化导愚顽，专以责之乡约。稽查匪类、酗酒、，催各户种地，以及不许私自他往等事，专以责之坊长。稽查各户，不许靡费口粮，并督令勤心喂养牛骡，守催耕种地亩，专以责之甲长”[53]（卷2，《地理志·乡农坊甲》）。洮沙县“分九适中，有九乡约，每乡约用保长一二人不等，分职办公”[54]（卷4，《政治部门·自治保甲志》）。合水县设有乡约、甲首、户首，“乡约有稽查保甲、保领借粮之责。甲户首则催纳钱粮，支应差徭”[55] （下卷，《风俗·吏事》）。固原“每里、监、堡、屯均按照村庄多寡、户口繁简，置有堡头、乡约各名色，办理地方公益。……丁银催征，政治推行，悉本于此”[56]（卷8，《治权志·民政·保甲》）。中卫县“自县令、丞、尉而下，各城堡有乡约、堡长、甲首、乡老、领催之名，以分司催办地方公务。复于衿士中立社长、公正，以监察之”[57]（卷3，《贡赋考·户口》）。在甘肃一省之内，乡约职能演变引起的基层权力的重新配置尚且不尽相同，不同直省之间地方社会的基层权力体系自然更是千差万别，因而由乡约职能演变引起的基层组织间的权力重新配置也就差异更大，乡约的职能演变也就更加复杂。

总之，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程度因地而异，地方传统的主流社会势力各地也不尽相同，基层权力体系的地区差异更是十分明显，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

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表明清朝制度设计的乡约与实际运行的乡约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既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结果，也是地方社会内部各种势力博弈的结果。清代乡约职能演变的复杂性，既说明清代乡约在基层社会中具有适应性，也说明清代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方式具有灵活性。清代的国家权力正是通过乡约灵活多变的职能演变逐渐向乡村社会深层渗透。清代行政型乡约的推行越来越广并一直持续到清末，对稳定清朝对基层社会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以地域性和多样化为特征的清代乡约职能演变是乡约职能转型的成功模式，也说明清廷没有对乡约职能的演变采取主动的政策干预，这不是清朝统治政策的失误，而恰恰是清朝对基层的统治政策走向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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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的家乡作文篇8

论文摘要：宋代乡村社会中纠纷的调解可展现出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其中既有宗族势力、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宗教人士构成的非制度性权威，也有乡村行政头目等制度性的权威，在实际乡村生活中，各种权威交织在一起，共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美国学者马伯良（brain e. mcknight）对宋代职役制度有系统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隋唐以前，乡村社会的权力主要由贵族豪强把持；明清时期，乡村社会的权力分散于吏人、乡绅及里甲和保甲头目之手。宋代是两个时期的转折点，乡村社会的权力几乎完全掌握在乡村职役人，即乡村行政头目手中。① 对于宋代乡村行政组织的地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其一，从乡村行政组织的职能来看，主要有催征赋税、维护社会治安、版籍编制、参与司法诉讼和社会救济及政令的下达等，涵盖了乡村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二，从乡村事务的实施过程来看，它在催征赋税、刑事诉讼、灾荒救助等众多事务具体实施的许多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乡村租税版籍的编制到赋税的催征，从刑事案件发生后的起诉到检验，从灾荒的检放、受灾人口的抄札到赈济粮米的发放，都有乡村行政头目的身影。总之，乡村行政组织广泛地参与了乡村社会生活，正是有了乡村行政头目的广泛参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各项措施才得以实施。乡村行政组织是整个国家行政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行政头目是乡村社会中国家的人，代表国家对乡村行施监督和管理职能。他们经国家授权，握有催征赋役、维护治安等权力，并主持和参与乡村社会的一些公共事务，是乡村社会的统治者。由此可见，马伯良先生强调乡村行政头目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并无不恰当之处，但如将其视为乡村社会中近乎惟一的权力所有者却未必允当。

傅衣凌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系统分为“公”和“私”两个部分。……一方面，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是组织严密、拥有众多官僚、胥役、家人和幕友的国家系统，这一系统利用从国家直至县和次于县（如清代的巡检司）的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等政治力量和经济的、习惯的等方面的力量实现其控制权，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影响深远的观念之下，国家的权力似乎是绝对和无限的。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却是乡族的势力。乡族……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每一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中，并且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公”和“私”两大系统互相冲突及互相利用的互动过程。②

宋代乡村社会应不例外，也是一个多元社会，其权力结构也应是多元的。乡村行政头目所控制的权力应当是属于“公”的那一部分，主要是乡村社会的行政权力，而“私”的那一部分则掌握在另外一些人或群体手中。

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力结构已引起学界注意。有的将称之为“乡村精英”，指乡村社会中有声望、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代表专制政府对乡村民户进行管理的乡里和都保甲制的头目和代表地方性的“私”的系统的宗族和家族的族长、家长和房长，一部分居住于乡村的形势户、士人、僧道等，他们在宋代乡村社会的控制中有较为重要的作用。③ 学术界一般多以“社会精英”指有功名的或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主要限于古代的士人阶层，如将地痞流氓之类也归入“乡村精英”似乎不妥。有的称之为“非政府势力”，既包括官户、胥吏和乡村基层政权头目及其家属、部分上户等形势户，也包括宗族和士人等富贵之家、为富贵之家办事的人及僧道、游民等，他们广泛介入乡村事务，既有干涉、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一面，也有协助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面。④ 这里的“非政府势力”包括胥吏和乡村基层政权头目在内，忽视了乡村基层政权头目作为乡村社会中国家人的性质，也不妥当。由于“乡村精英”和“非政府势力”这两个概念都有一定局限性，本文拟采取“乡村权威”这一概念来描述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力结构。本文所说的“权威”，主要指对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控制和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及其控制和影响能力。

鉴于学界对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力结构已有论述，本文拟以宋代乡村社会中纠纷的解决为中心来探讨乡村权威的构成。“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宋代司法实践中非常注重调处息讼，并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⑤ 各种纠纷自发生起就会有民间力量参与调处，即使诉讼开始后，各种力量仍可参与调处，以解决纠纷结案。由此，通过乡村社会中纠纷的解决足以展现乡村社会的权威。

纠纷发生后，调解一般先从家族或宗族内部开始，多由家长或族长等宗族中的头面人物进行。宋代的许多家法族规都规定族众之间发生纠纷后不能直接向官府起诉，“倘有不平，在宗族，则具巅末诉之族长，从公以辨其曲直”⑥。违反这一规定，“家长具其曲直，会宗族对庙神主声其是非，明加大罚大责”⑦。 《新安文献志》卷七九《胡大监传》称：“富民之讼析资不平，第严责族长平之，而讼以息。”吉州安福县王希淮宗族，“长者性笃厚，每一言一行，乡人取以为法，族里有争，率有直焉，得一言无不悦服者，每臧获有过，必三犯乃加责，仍先谕所厚者，使及略惩即劝止”⑧。邵武人李得之经常亲自调停宗族内部纠纷，尽量使之在宗族内部解决，“遇族党有恩意，少有忿争，则为居间极力平处，不令入官府”⑨。孝宗时永康人陈端中“平生不欲其乡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满之意”，“族人尝小忿争，至反眼不相视”，他临终时召集双方说：“兄弟不当至此。我死，谁当为汝解之？各为我饮一杯，还兄弟骨肉之旧，以此送我死，足矣。”⑩ 在其劝解下，双方重归于好。高安人陈大用“以儒倡其族……君诸兄殁，行于族为长，率以礼，训以义，患难疾病，萃力相援扶”，“姻戚乡党或有争，不诣官府，咸之君取决焉。君曰某是曰某非，皆悦服，愿释争以去，武断健讼见君皆黯有愧色”(11)。再如在下列因立继产生的纠纷中族人就参与了调解：

朱运干有两子，长司户登科，次诘僧，十岁幼亡……朱运干情之所钟，为族人鼓惑，遂立朱元德子介翁为诘僧之后。随即追悔，经县投词，遣已多年矣。近朱运干身故，肉未及寒，而元德讼端随起，且复欲以其子介翁为孙。朱司户在苫块之中，不欲争至讼庭，竟从族人和议，捐钱五百贯足与朱元德。……朱元德已立领钱文约，又责立罪罚二千贯，文墨显然，合族乃朱修炳等一一签押于其后，亦有一状申缴在官矣。岂谓朱元德已和而复讼，朱修炳又从而曲证之，却谓亲约文书不可照用，有此理否？可见族谊恶薄，贪惏无厌，复谋为诈取之地，使朱司户更罄竭资产，亦不足以饱溪壑之欲。未欲将妄状人惩治，仰朱司户遵故父之命，力斥介翁，毋为薄族所摇。今后朱元德再词，定照和议状，追入罚钱断罪，仍回申使、府照会。(12)

在上述纠纷中，朱氏族人不仅参与了调解，并作为见证人“一一签押于其（文约）后”，虽然参与调解的族人后来又作“曲证”，但官府仍旧认可原来的协议，并以此来维护了朱司户的权益。

除宗族势力外，乡里士绅和父老阶层也参与调解各种纠纷。他们或是拥有一般民众所没有的学识，或是因功名和出仕而拥有一般人没有的权势与特权，或是因其品德高尚而拥有崇高的威望，从而使其对乡村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调解乡村纠纷往往可以成功。美国学者魏斐德认为宋代“官僚绅士的势力还没有渗入农村社会，农村的行政操在富裕农民手里，他们被任命为正规的公务员，来管理征税、民团组织和保甲制体系等工作”(13)。魏斐德认为农村行政掌握在由富裕农民出任的“正规的公务员”（实际上就是乡村职役人）手里，这一认识没有问题，但其关于宋代官僚绅士的势力还没有渗入农村社会的观点尚需斟酌。通过下文对士绅在调解乡村纠纷中的作用的叙述，就会发现士绅在宋代乡村社会中已有较大影响。

乡里士绅权威的来源各不相同，有的因救济乡里贫穷而拥有较高威望。乾德人欧庆曾任县令，“为吏廉贫，宗族之孤幼者皆养于家。居乡里，有讼者多就君决曲直，得一言，遂不复争”(14)。巨野人张鼎家“饶于财而奉养薄”，“至赒人之急，则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满堂，尝买田三百亩以待宗党之贫无归者，使葬且养焉。岁凶，出粟数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计，为人宽厚坦夷，喜读书，乐善而好信。乡人有争者，至就平曲直，劝譬而去，无不满意”(15)。长沙人谭章居乡六十余年，乐于资助士人，周济穷困，“所施之博，至不可胜计”，“邻里之讼，有不能决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16)。成都人刘革好施舍，“凡以冠昏、贫病、死徙叩门匄貣，无戚疏高下，皆实而归”，民众“有争阋，不到官府，惟府君曲直，则頫首听命”(17)。德兴人余仲美“家豪于赀，自仲美先人，世以赒急赈穷为务”，“乡闾有讼，往往就之平决，耻于官府”(18)。

有的因为品行高尚而为乡里所尊重，从而参与纠纷的调解。南城县人李乔“好学笃善，应举不得官”，“喜犇人之急，里有争，往往和解之，使不致狱讼，众亦爱悦”(19)。麻仲英在临淄闲居时，因“行义高洁，乡党化服。邻里有争讼者，不决于有司而听先生辨之”(20)。义乌人陈允昌“自幼特立，严正而和，疏通而信”，“如老尊宿常梵行者，一方乡人，有讼必质公，公为剖析理道，定论曲直，又饮之酒以和之，故凶悍狡狯愧服，无复敢哗”(21)。临安人罗介圭“能积忠利平实之践，使乡人尊而信，家人亲而化”，每遇饥疫“率推食馈药，以振羸乏，惟恐不我闻”，“乡邻信其长者，有讼不之有司，而之君取平相踵也”(22)。

有的曾任地方官，熟悉法律及诉讼之事，富有调解纠纷的经验，在丁忧或致仕退居乡里时也参与纠纷的调解。傅楫乃治平时进士，历任知州、监察御史、权殿中侍御史等，曾“丁外艰，归里中，里中事有不能决者，悉从公折衷，或望公门罢讼而归”(23)。有的虽然未曾任官，但熟悉法律，也能公正地调解纠纷。井研人青阳简，“好读律，能通法意，乡邻讼者多决于君，君为道如是可，如是不可，多以君言解而不争”(24)。有的人富于智谋，擅长调解纠纷。泾县冯择之“有智善谋，邑人有讼者或不决于官而决于君，事有疑，众方含糊不断，君一言乃定，人称其长者”(25)。

梁庚尧先生指出：宋代居乡官户与士人在与乡村民众的关系上表现为豪横与长者两种形象。(26) 以上所举基本属“长者”一类，另一类豪横（包括没有士绅身份的土豪）在乡村社会中也调解民间纠纷，只不过他们更多地不是以公平和正义为目标，而是恃强凌弱，为自己谋利罢了。方震霆等豪横“承干酒坊，俨如官司，接受白状，私置牢房，杖直枷锁，色色而有，坐厅书判，捉人吊打，收受罢吏，以充厅干，啸聚凶恶，以为仆厮，出骑从徒，便是时官，以私酤为胁取之地，以骗胁为致富之原，吞并卑幼产业，斫伐平民坟林，兜揽刑死公事，以为扰害柄把”(27)。王东“家于溪洞之旁，既为揽户，又充隅总……自其充隅总也，则两都之狱讼遂专决于私家矣”(28)。顺昌官八七嫂母子“霸一乡之权”，“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乡民有争，不敢闻公，必听命其家”(29)。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地区乡村豪横的势力非常强大，以致于如饶州等地出现了“官弱民强”(30)的现象。“凡是豪民，作奸犯科，州县不敢谁何者，监司才要究见分晓，自度不得志，即越经台部，埋头陈词，脱送他司。则其声价非特可与州郡相胜负，抑可与监司相胜负矣。”(31)对这类豪横，乡村行政头目对其非法行为根本不敢干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所记浮梁县民臧有金就是这样，里正对其不肯输租无可奈何，只好自己代纳。《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三《以累经结断明白六事诬罔脱昏赖田业》记黄清仲强占陈氏土地，为此，“县司行下桩留，则保甲不敢收；行下供对，则保甲不敢近；委县尉勾追，则聚众打损其承人”。

宋代乡村民间组织十分兴盛，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规约，这类规约往往会对其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规定，一旦其内部成员发生纠纷，握有规约解释权和执行权的民间组织首领就成了调解纠纷的民间权威。北宋《吕氏乡约》规定“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32)。它不仅规定了乡约成员间关系的准则，也建立了奖善惩恶的运作机制，设有“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33)，负有调解纠纷之责。义役作为民间为减轻差役负担而结成的民间组织，一般都订有规约，设有首领，“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34)，“将都内当充之人，随其物力及参陪法公心排定，或独充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两户共充一年，或三户共充一年，其不可充者则出谷助役，各随乡例立定义约，经官印押，周而复始”(35)。义役组织及其役首实际上就充当了调解因轮充差役而产生的纠纷的角色，效果也十分明显，余姚县义役“行之有年，豪宗大姓无复仇讼而驩然相亲，中家儒民免于荡析，而安土乐业，其效甚美”(36)。

巫师及僧人、道士等宗教人士也参与乡村民间纠纷的调停，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于“神”的力量。《夷坚志》支丁卷三《廖氏鱼塘》记雩都县乡民廖少大称：

有亲弟少四，好使酒尚气，向时每每相凌，置不与校。所居有两塘，各广袤二十亩，田畴素薄，只仰鱼利以资生。弟忽起分析之议，勉从之。至取鱼之时，弟倩村巫书符于瓦上，沉于吾得东塘，洎举网，不获一鳞。徐知其然，亦召此巫，如前法，于是西塘亦然。其后巫来相告曰：“汝两人亲兄弟，自不相容，而使我以邪术干正。虑贴谴罚，各宜悔初心，复同居共业。吾当为尔解救之。切勿再起狂念。”兄弟皆奉其戒，巫乃别画二符投之，鱼遂如故。今每岁获直不下数百缗。

这里的巫师突然良心发现，借助“神”力使兄弟二人和好。宋代还有很多施黑巫术的巫者，因此产生的纠纷往往需要有正义感的道士或僧人等解决。“襄阳邓城县有巫师，能用妖术败酒家所酿，凡开酒坊者皆畏奉之。每岁春秋，必遍谒诸坊求丐”，“一岁，因他事颇窘用，又诣一富室有所求”，被主人拒绝，结果其人“酒瓮成列，尽作粪臭”，最终被一道士破解。(37)

以上是调解乡村纠纷的民间力量。乡村纠纷调解中的官方力量则是乡村行政头目和州县官吏等。由于州县官吏并不生活在乡村，不能视为乡村社会权威，这里只论述乡村行政头目的调解。《宋文鉴》卷一二九记有如下案例：

甲为县令，乙与其故人丙醉，殴乙，乙诣县讼丙，令问曰：“伤乎？”曰：“无伤也。” “相识乎？”曰：“故人三十年矣。” “尝相失乎？”曰：“未也。” “何为而殴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斗不致伤，敕许在村了夺，耆长则可，县令顾不可乎？”

此案虽非耆长调解，但通过县令的叙述可知耆长有权处理小的斗殴等事。耆长还参与调解乡村社会中因婚姻家庭及土地买卖等产生的民事纠纷。《作邑自箴》卷四记：“付镇耆定夺婚田事，于帖后连素纸十幅，印缝仰两争并邻保人写于其上，以防拆换。”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细故不应牒官差人承牒官不应便自亲出》称：“彭四初状所诉彭五四等闲争事，初无甚计利害，纵便是实，不过杖以下，本保戒约足矣，本保追究足矣。” 可见保正长也有调解乡村纠纷的权力。保正长和耆长都是乡村社会中代表国家力量的权威。

通过以上叙述可见宋代乡村权威的多元性，其中既有宗族势力、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巫师、道士等宗教人士构成的非制度性权威，也有乡村行政头目等制度性的权威。乡村社会的权力并不仅仅掌握在乡役人（乡村行政头目）手中，他们所掌握的仅仅是乡村社会的行政权力。各种权威的权力来源不同，其权力发生作用的边界也各不相同。耆长和保正长等是以耆及都保所限定的行政社区为其权力的边界。族长则以血缘所网络的自然社区为其权力的边界。民间组织首领以其控制范围为其权力的边界。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各种权威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秩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乡村社会权威的调解是有限度的，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起诉到官府，由官府裁决。宋代社会好讼风气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说明。(38) 另外有些民间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也需官府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执行，前引朱运干立嗣案中官府就认可了原来由族人调解达成的协议，并依此为据保证了朱司户的利益。这反映了宋代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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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朱熹集》卷九一《特奏名李公墓志铭》、卷一八《奏义役利害状》，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5]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36]孙应时：《烛湖集》卷九《余姚县义役记》，四库全书本。

[37]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邓城巫》，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