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心理论文范文

自我意识心理论文篇1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构建；分类；因果关系

分类号：B84-06

1、引言

心理学在100多年的发展中，已经发展和形成了各具形态的理论体系，且每一理论体系都较为全面的揭示某个时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现象（Parker，2009；姜永志，2012；叶浩生，2003，p.5），然而心理学理论的庞杂使我们难以区分理论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按照传统的时间逻辑标准来区分，很多人习惯将心理学理论体系区分为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认知主义心理学等（当然还应包括当代心理学有影响的其它取向）。人们已经习惯了按照时间线索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分类，但是这样的分类通常会使我们混淆体系之间的联系，如认知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时间也存在重合，行为主义更是横跨了几个理论学派而仍具影响力。这样看来，理论的时间线索似乎并不能完美的揭示理论之间混杂的关系，尤其是当代心理学多元化发展趋势已经出现，心理学的社会论取向、生态环境论取向、文化论取向、神经科学取向等并行发展（车文博，2010，p.50），这使我们更加应接不暇。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自古就存在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与人文科学倾向两种竞争的取向，它们在心理学体系中始终处在彼此竞争又难以隔离的状态。虽然实证主义曾因生态效度的问题不断受到攻击，但人文主义却同样因为解释力的问题，无法取代实证主义。在当代心理学理论体系中，以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进行简单的理论体系分类似乎是可取的，但这样又会出现方法的模糊交叉，因为实证主义现在也开始注重人文主义的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而人文主义也在使用实证主义的调查和实验法，这种交叉又会使理论分类体系陷入痛苦的纠结之中，所以简单的二元分类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心理学的理论分类。

受实证主义因果关系论的启发，西方理论心理学界提出可以通过因果关系将心理学理论进行归类，通过确定因果关系在每种体系中的位置，史密斯（2001/2005，p.3）将其大致可分为四类范畴：（1）机体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机体为中心；（2）环境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环境为中心；（3）社会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社会建构为中心：（4）关系中心论体系一因果关系以关系为中心。按照这样的逻辑标准，大部分心理学理论都能以因果关系归为这四类中的一类，但我们发现这种分类仍使少数理论体系无法进行清晰的归类。如，近十几年发展的环境心理学主要关注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但却使用相互联系的观点定义自身，既可以将它分为环境中心论也可以分为关系中心论。虽然这样的理论分类体系可以使我们明晰不同理论体系的归属，但我们仍为那些不能归为某种类别的新出现的理论取向而感到惋惜。因此，文章将在对四种因果关系分类体系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试图以心理学研究内容为指向，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分类体系，作为对因果关系分类体系不足的补充。

2、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批判性反思

2.1 心理学的机体中心论

机体中心论起源于18世纪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和苏格兰的唯理论哲学。它假设我们生存在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世界之中，内部世界经常被转化为生物基础尤其是大脑，然后产生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自身引发的（夏基松，1998，p.248；杨鑫辉，1998，p.87）。机体中心论通常可以用伍德沃斯SOR这样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公式能够表示与机体中心论相同的因果关系线性心理结构。其中，s是引起刺激的环境，提供信息输入到0（机体的大脑），R是反应输出或是行为。而O也可以被称为经验、自我、信息加工、认知、伊底、动机、神经网络或其它介于二者之间的心理结构。这一体系可包括认知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主要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等。就机体中心论而言，中介变量总被称为意识、心理、大脑或者信息加工而不是环境刺激。心理学机体中心论总是以诸如神经网络系统和计算机程序（认知主义）、自我实现（人文主义）以及本能（进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假设开始其研究的，并根据这些假设来解释研究的结果（Goertzen，2010）。认知主义心理学始终是机体中心论的主导者，它假设心理机制类似于计算机程序，而不是驱力和本能fGoldman&deVignemount，2009；Wetterstein，1975；姜永志，刘额尔敦吐，2012）。人本主义心理学将因果关系归为自我，而自我是由人本身的本能引起的，如，强调人先天具有自我实现的潜能。它几乎没有给社会因素留有余地，具有典型的机体中心论倾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通过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还原，将伊底（id）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内部驱力，不注重主体之外的客体对人格的影响（Steele，1979；郭本禹，2007）。虽然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开始关注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客体对人格的影响，但这些理论也都受到了弗洛伊德或是驱力、或是本能、或是潜意识的影响，仍保留着机体中心论的某些特点（cabaniss&Roose，2005；高峰强，2013；郭本禹，2013；王国芳，2013）。进化心理学引进了认知心理学的机制问题，认为不是行为被选择而是心理机制和本能被选择，强调每一种心理机制的生成都是生物本能对环境的适应进化而来的。这些理论流派的显著特征都是，都强调个体自身的内部驱力或本能影响个体的心理与人格。但是，这些理论似乎并不安于被归为机体中心论，如，认知心理学也具有环境中心论的取向，认知心理学的方法论奉行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这就不可避免的使认知心理学与外部可观察的行为扯上关系。而进化心理学虽然强调生物的进化本能，事实上它也强调环境在生物心理机能进化中的作用。机体中心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各理论体系概括为具有某种典型特征，但它不具有随着理论发展而发展的灵活性。

基于辩证心理学与交互行为心理学的相似之处，关系中心论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共性：（1）强调双向性，传统心理学大多强调SR或者SOR的心理反应模式，但辩证心理学和交互行为心理学却试图用SR来取代传统心理反应模式；（2）反对传统心理学线性因果关系，反对简单的将心理事件归结为内部因素（心灵主义、神经元、大脑结构、驱力、思维等）和外部因素（历史文化、周围环境、客观他人），认为机体中心论和环境中心论将心理事件简单归结为内部或外部因素，这种简单推论将心理事件还原成了神经网络、无意识冲动、动机、本能、驱力、社会和文化等机体内部或外部刺激，却忽略了“个体在世界之中”这一命题；（3）强调变化是心理事件的主题。辩证心理学提出心理事件是由命题-反题-合题-命题-反题……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发展过程构成的观点，交互行为心理学强调行为场的变化决定了心理事件本身也将随之变化的观点（姜永志，2013a）。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承认，心理与世界是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如，作为机体中心论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已经开始关注文化差异对个体神经系统及心理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文化神经心理学的出现就是心理学关系中心论的又一例证（韩世辉，2011；刘将，2011）。

我们也发现，诸如叙事心理学和现象学心理学这样关注文本和意义的研究取向，并不能准确的归为上述四种分类体系，文本和意义明显趋向于社会中心论，现象学心理学强调意义行为是由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构成，心理事件不能还原为生物和物理事件的观点又使得它与关系中心论有着关联。尽管上述四种体系基本可以概括心理学各理论流派显著特征，但心理学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各流派的内部演变，都使这一理论分类体系难以适应现实要求。如，精神分析自弗洛伊德以来，历经三次较大的修正，在经历了早期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励骅，郭本禹，2012），卡伦・霍妮（1950/1988）社会文化学派对精神分析的外部指向的确认，克莱因客体关系理论将精神分析确认为一种关系取向f王国芳，2007），Schafer（1970）代替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动作语言，以及Steele（1979）将精神分析与解释学融合，新精神分析似乎达成了一个默认共识：即精神分析已经从驱力与冲突的内部指向，转为强调促使个体心灵愈合的外部客体及其关系的解释。其理论和方法几乎完全祛除了传统精神分析的本质特征，远离了它的生物学和物理学假设。按照因果分类体系的划分，当代精神分析既可以认为是机体中心论、环境中心论、社会中心论。还可以看作是关系中心论。心理学理论发展与融合趋势日趋显现，而这种理论分类体系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在下文，我们将试图以心理学研究对象发展轨迹为逻辑线索，从研究内容上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分类，希望这种分类体系可以弥补中上述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不足。

3、心理学理论分类体系的理论建构

通过对心理学史中心理学各大流派及理论的分析，从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指向进行分类，可以将心理学理论体系区分为四个体系：意识中心取向、行为中心取向、机制中心取向和意义中心取向。这四个体系可以从内容指向上涵盖心理学发展中较大的理论流派，而且不会出现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由于时间交叉而出现的模糊和混淆。虽然这种分类体系也会出现个别理论归属于两个或多个类别的情况，不过这种分类的方式却对现象学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心理学等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归类。这种分类体系旨在弥补因果关系分类体系的某些不足，并试图对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3.1 心理学的意识中心取向

自我意识心理论文篇2

【关键词】文化自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觉和自信，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464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进而使网络意识形态能够充分发挥其塑造政治认同、凝聚公众力量的作用。文化自信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密不可分。面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协同探索文化自信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是我国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

一、文化自信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在逻辑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软动力，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任何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或终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二者相融共生。

（一）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软动力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本质目的在于维护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对于我国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最直接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也直接表现为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32文化和政权从来都是荣辱与共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软动力，文化自信之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西方国家利用文化载体进行的意识形态软渗透，坚定文化自信，用文化来浸润人心，自下而上增进国人的政治共识和价值认同，筑牢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防线至关重要。

（二）意识形态的文化性：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动力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4]32决定文化的思想内容及价值取向，统领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进程及未来方向。意识形态所呈现的文化底蕴、文化特性及所发挥的文化功能是意识形态文化性的直接表现，文化性是意识形态的天然属性。纵观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三次跃迁，对应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表现形式。古代意识形态主要是为封建王权服务的，儒学作为较为稳定的文化形式，其中所蕴含的大一统、内圣外王等价值观念最终也是为封建政权服务；到了近代，一批仁人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展开革命斗争，其中蕴含着革命思想和观念的革命文化，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形式；而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化自信，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人民是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旨归。我国意识形态的变迁深深印证了意识形态具有的文化性。

（三）文化自信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同向同行、同频共振

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5]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反映，又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文化走向荒凉化，文化自信的消蚀，自然会造成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突破。反之，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自信心的增强，自然会促进意识形态治理的良性发展。以意识形态为引领，发挥意识形态的正向引领功能，并将此作为文化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框架基准和检视尺度，必将促进文化的创新发展。文化自信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提出，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一致的目标，两者同向同向，具有相同的逻辑起点和旨归。面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剧烈的隐性斗争，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凝聚共识、增进认同，助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以坚定意识形态自信作为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引，增进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在协同拓展文化自信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中，实现两者的双向互动，是筑牢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有效对策。

二、文化自信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互联网在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使得意识形态治理场域由现实空间拓展到了网络空间，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逐渐转向隐蔽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被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被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被侵蚀的现实问题。

（一）网络多元思潮削弱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更加迅速、便捷，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在文化大舞台上，文化的健康发展能促进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反之，借助文化外衣的意识形态隐形渗透，将是摧毁国之根本的“烟幕弹”。“当文化成为一种舞台，上面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而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各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6]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在文化外衣的遮蔽下，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多元社会思潮不仅打着学术的旗号，在学术领域以某种观念形式反映其所代表群体的利益和需求，更是通过一些文化载体，借助微博、微信、短视频等网络新媒体平台不断扩大、加快传播范围与传播速度，从学术领域蔓延到大众生活领域，削弱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些思潮的背后通常是以西方文明为标杆，站在西方价值立场上，其目的是要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二）网络文化“泛娱乐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

强调，“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7]网络空间的“价值凝练和信仰积淀本是一个洗尽铅华而渐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比较鉴别中愈显坚定的历程。”[8]但是，在网络媒介的助推下，网络文化的“泛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人们浸染在娱乐环境之下，逐渐丧失内心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思想，接受放弃理性、放弃崇高的思维。在网络空间的“娱乐狂欢”中，经典和权威被质疑，正能量、有价值的思想一度遇冷，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被消解，国人逐渐丧失正确道德判断力和价值判断力，精神世界贫瘠，信仰坍塌。尼尔·波兹曼曾这样描述：“互联网时代正在构建这样一种娱乐化的大众媒介，其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是缺乏思索和精神参与的。一切文化内容都无声无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9]网络文化“泛娱乐化”的背后，实际上是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的弱化，文化中介链条的腐坏，文化内涵的冰解云散。一旦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被削弱，文化自下而上凝神聚力、增进认同的软功能也会消失殆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防线将会不攻自破。

（三）网络舆论风波侵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被解构。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在网络上的技术优势，抢夺网络宣传的高地，在网上散布各种、主义的言论，过分夸大党的领袖人物在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大肆叫嚣西方所谓的“民主”“平等”与“自由”，宣传西方价值观，动摇意识形态的价值根基。聚焦国民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放大社会矛盾，宣扬论，引导错误舆论，酿造舆论风波，动摇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借机渗透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妄图以网络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正如福柯所说：“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者总是通过编制特定的话语，嵌入其复杂的思想意图，进而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并强化着权力。”[10]西方国家用正面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负面的网络舆论抹黑，唱响西方，唱衰中国，利用网民话语的聚合力量，逐步侵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三、文化自信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对策研究

文化自信与网络意识治理相融共生，抓住文化自信与网络意识形治理的契合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弘扬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化；增强党的舆论引导能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以有效应对网络意识形态现实问题，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1]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实践选择的正确的科学理论，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和人民就会失去共同前进的思想基础，必然导致文化的衰弱、思想的混乱甚至社会的动荡。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坚持党在组织上、宣传上、实践上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首先，在组织上，要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社会组织、网民群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率，积极有效应对网络意识形态纷争。其次，在宣传上，用国民喜闻乐见、与时俱进的宣传话语，提升话语宣传能力和理论宣传能力。最后，在实践上，要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看待和分析当下面对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

（二）弘扬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化

任何文化都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载体，亦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有效载体。指出：“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12]337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延伸，潜移默化地影响网民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共识、增进认同的作用。首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其融入到网络影视、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网络文化产品中，使凝聚着思想认同、价值共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融入到网络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与“魂”的作用，增进国人的文化认同和爱国意识。其次，推进开展网络领域的“四史”学习教育活动，利用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和广域性，通过党网、党媒等主流媒体和微博、微信和微视频等传播载体，通过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教育，形成最广泛的历史共识和思想共识，直面网络多元价值和多元思潮引发的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最后，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网络引领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下的网络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网络文化事业和网络文化产业也应当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下前进发展。

（三）增强党的舆论引导能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网络舆论格局不断被改变。指出，“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2]465因此，舆论阵地必须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占领，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掌握。这就需要不断增强党的舆论引导能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12]332占领“主阵地”、掌握“话语权”，首先，互联网部门和相关行政部门要不断提高管网用网能力和水平，积极培育具有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舆论平台，使其成为主流舆论的掌舵者和传播者，逐渐形成舆论中心，引导正确舆论走向。其次，以党报、党刊、党网、官网、官方微博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要创新网络话语传播形式，采取网民更易于接受、便于理解的话语形式，对错误言论和导向，准确、及时、有力地回击，避免其形成舆论态势。最后，依法加强网络舆论监管。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同现实社会一样，需要现实秩序的约束，促进其更好的发展。要构建完善健全、与时俱进的网络舆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强制约束各方主体的网络发声。通过灌输引导和法治约束使网上的红色地带迅速扩大，灰色地带加快转化，黑色地带明显缩小，进而占领网络舆论主阵地，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参考文献：

[1]王永贵.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J].学海,2017(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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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4-605.

[6]乔治·索罗斯.走向全球开放社会[M].王列,杨雪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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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集团,2015:4.

[10]米歇尔·福柯.性史[M].张廷琛,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99.

[11].决胜全年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1.

[12].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自我意识心理论文篇3

关键词： 多文明形态;价值理念;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B036;D82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5.03.12

海湾战争后，美籍日裔教授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的终结模式。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世界存在不同的文明形态，而且这些文明形态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1993年，他发表了论文《文明的冲突？》，后来扩展成一本以文明的范式研究全球政治演进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亨廷顿认为，21世纪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在于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因素，而在于文明。在他看来，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具有“联手”的可能性，是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不难看出，亨廷顿在坚持文明冲突论的同时，仍然坚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观念，意图构建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言，“所有类型的话语都在同等程度上得到意识形态的介入。”[1]85虽然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不断淡化，文明的作用日益显著，但是以文明的发展抵消意识形态的建设这种做法完全不可取。的系列讲话，曾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因为如此，根据世界文明的边界和内核重新构建意识形态，在多文明形态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提升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不可否认，一种意识形态的稳定与延续取决于该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进而使民众产生理论上的信服、文化上的自觉和心理上的认同。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国情，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就需要我们站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从剧变中汲取教训，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导权和主导权。

一、多文明形态的冲突与对话

1.文明的冲突

文明是文化高度发展的实体状态，在世界各国呈现不同的形态。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主要表现为世界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的互动。“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2]8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因文明形态的不同而彰显不同的姿态。国际会议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世界正处于不同差异文明相交融与纠葛的状态，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最大的威胁。亨廷顿将世界文明一分为二――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看待问题。这种划分方式虽然便于分析和理解世界文明，但却代表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世界上政治关系的轴心将是如何处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西方试图对其他社会施加影响，然而，其能力却在不断下降”[3]36。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话题为各国政府在国家战略和具体政策上提供了新的思考，尤其是处理本国的主要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

2.文明的对话

解决文明冲突的途径不是战争与冲突，而是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所谓对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是在宣传自己的教义，不是影响并使对方改变原来的信仰。”[4]9在杜维明看来，基督教与社会成员对话目的就是传教，让具有其他信仰的人改信基督教，这种对话方式是不可取的。可以看出，文明间的对话要首先尊重其他文明的信仰。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主要是通过了解和自我反思，在不改变自己文明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成分，补充自身文明的内核和外在形态，使得自身文明得以充分发展。通过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和吸收，各种文明相互发展，共同演绎着世界的大舞台，促进世界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二、多文明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

1.文明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在联系

文明是为了服务人而存在的，其内在核心要素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意识形态是“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5]17主流意识形态是构成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思想基础，其建构着国家文化的观念底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取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有益人民的政策和措施，使人民获得幸福、社会不断发展，使人民对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心和支持，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得到民众内心的认同和社会主流媒体的认可。可以看出，文明和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与获取要依靠吸收先进文明理念的要素，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化和全球化，掌握国际话语权。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利用途径。

2.文明的冲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

西方普世价值的背后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容易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亨廷顿则打着文明冲突的旗号，主张把东欧和拉美文明融入西方文明，促进俄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合作 ，从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完整体系， 其目的在于共同遏止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扩张’。”[6]79上世纪80年代，迎头赶上改革开放的一些人，受到西方“资本”文明冲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明显，游行、罢工、罢课等行为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当今时代，西方价值理念渗透我国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有大数据、自媒体、互联网等方式，越来越具有隐蔽性。特别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更善于利用这些先进的传播方式，侵蚀我们的价值体系，向我国青少年灌输不良的思想观念，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心生反感和厌恶情绪，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产生严重冲击。如果社会主义中国的儒家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之间产生冲突或战争，那么伊斯兰文明或印度文明将会是间接的受益者，这实际上也将不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不同文明背后的国家或民族主体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倾向，其冲突行为的结果会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取。

3.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回应

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该价值观的提出，继承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并彰显了与西方相容的法治、自由、公正等现代价值要素。党的十还提出“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更新治理理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大力弘扬法治理念，要求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2015年3月，提出“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构建思路。这些都表明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正在积极地回应西方文明，积极地吸收与借鉴西方文明价值的合理成分，并以此为基础，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科学化与国际化。

三、多文明形态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路径

1.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根基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多文明形态视域下构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众多，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主要方法论是三个分析框架：认识论、结构论和利益论。”[7]24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要体现在认识论、结构论和利益论三个层面。从认识论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得要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丑陋性和虚假性为手段。从结构论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要通过论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实现。从利益论角度而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是物质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领导权和主导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话语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梳理和汲取，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坚守和建设在多形态文明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2.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民族特色

儒家文明是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文化精粹、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是我国古代人民伦理道德、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的灵魂寄托。在当代中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明，有利于传承我国悠久历史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可以做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话语基点，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增添民族特色。2014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使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8]。从对意识形态构建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将传统文化融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的重要途径。有学者认为传统主流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入融合“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威力和话语优势， 又能赢得现代民众最为广泛的认同”[9]29。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

3.批判和吸收世界文明的合理因素，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化

西方文明形态是近现代以来处于世界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我们务必要摆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姿态，批判地借鉴、吸收其文明成果，比如先进的制度理念、法治精神等。我们也应坚持开放性的视野洞察当今国际发展趋势，积极融入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中。通过对世界文明理念的吸收，努力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走向国际化。当然，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消极因素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然后加以选择性地吸收，否则“中国就会在一场喧嚣的暴发之后最终沦为西方文明的附庸地”[10]69。“三个自信”表明，我国正处于制度、理论和道路三个层面较为先进的时代，然而我们的社会制度理念、法治精神等各方面都还有待提高。同时，我们还要辩证地看待世界各种文明成果，要注意批判和吸收世界除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11]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四、结语

世界不同文明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我国对待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将其合理部分吸收并融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成长中。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我国要在吸收其他文明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化，通过打造自身意识形态的民族特色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未来的世界将是不同文明共同演绎和繁荣发展的舞台，我国要在世界文明的大舞台上展示具有以儒家文明为“底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姿态，才能在大众化领域、民族化领域和国际化领域获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通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而演绎的中国道路，“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12]5，为世界文明的成果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J].郭学堂，成帅华译.国外社会科学，1998（6）.

[4][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J].回族研究，2003（3）.

[5]王淑芳.国家软实力竞争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J].山东社会科学，2012（2）.

[6]王岩，茅晓嵩.“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政治学研究，2009（5）.

[7]唐爱军.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下的中国梦[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3）.

[8]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

[9]袁三标.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J].理论导刊，2006（12）.

[10]韩水法.如何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1）.

[11]全面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8.

自我意识心理论文篇4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二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三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首先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所发现。如拉布里奥拉在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就竭力反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那种“非常粗糙和直线式的表达和说法”，强调“在力图从社会条件中引出作为它们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如艺术和宗教）之前，必须在研究某种为了一定变化的社会心理学方向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某种本领。”并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某种“教义和体系”，如在谈到道德时，所强调的就是“那种平常在一般人的爱好、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那种道德”。普列汉诺夫对拉布里奥拉的关于“社会心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这一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断言：“要了解某一国家和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有知道它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是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科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而之所以这样，就是由于文艺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作家创作冲动的首先并非是他理性上认识到的，而是他心灵所直接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文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意志、愿望、企盼、梦想等活生生的心理事实，所以列宁在把列夫·托尔斯泰比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时，特别强调他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所具有的思想情绪的体现者”，“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文艺作品与社会心理这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虽然不像其它意识形态那样致力于对社会心理作理论上的概括和提炼，但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是最直接、敏锐，也是最丰富生动，因而也最有利于我们认识它所反映和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诗可以观”，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所以《乐记》中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来说明文艺是“生人心者”，即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这在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自我意识心理论文篇5

关键词:容格; 意识; 无意识; 心理

在心理学史上,卡尔·古斯塔夫·容格(carl.gustav.jung)可能算得上是最难理解和最难评价的心理学家之一。容格理论的神秘主义色彩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一般对容格的介绍和评述都是在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背景下进行的,即以容格和弗洛依德在诸如性、梦、力比多和人格结构等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为线索来评介容格心理学。带着对现代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困惑看容格和弗洛依德的对立时,我隐约看到了贯穿心理学始终的两种基本取向的对立,即机械论和灵魂论、还原论和整体论、科学心理学和常识心理学以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对立。

一、容格与弗洛依德心理观点之比较

谈起容格,不可避免地要说起弗洛伊德。众所周知,在弗洛依德眼里,一切皆性。对他来说性是一种神圣物,一切不能被直接解释成性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心理上的性。弗洛依德要求容格永远不要放弃性理论,他认为性是所有事物中最本质的东西,必须使它成为一种信条和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然而在容格看来,若将弗洛依德的性假说引申到其逻辑的结论,将导致一种对文化的毁灭性判断。文化成了一出丑剧,一种被压抑的性能量的病态产物。弗洛依德认为这正是人类无力与之抗争的厄运,但容格不同意此观点。

弗洛依德的科学信条是牛顿式的,他相信存在着确定无疑的终极真理,他认为科学的结论必定是相同的,尽管它们的表达方式可以不同。作为一个还原论者,他倾向于把事物简化,用简明的结构和规律老把握事物。而容格却是酷爱沉思冥想的人,喜欢事物的原始丰富性,不愿把完整的世界打碎。美国学者施陶德说:“容格是一位有直觉的思想家,气质上属于自然神秘主义者。”①他把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视为人类至高的智慧。

弗洛依德崇尚理性,执意坚守19世纪科学理性主义思想,他付出毕生精力揭示人类无意识心理,把无意识看作是存放意识弃置物的仓库,其性质完全是个人的;而容格则认为无意识是“母体”是意识的基础,具有其独立性和创造性。他将无意识分成两个层次:表层的、具有个人特性的个人无意识,其内容主要是情结;深层的、非个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是原型。个人无意识一度曾经是意识,而集体无意识从来不曾在意识中出现过,它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它像世界一样宽广,向整个世界开放。情结具有心理能量和引力,能把一些观念和情感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情结可以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有些情结既是个人无意识,又属于集体无意识,有些情结人人都有,但并非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如救星情结,它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意象,“在我们这个充满灾难、迷惘的时代,它自然又被激活起来。”②原型即原始模型,表明了集体无意识中无数确定形式的普遍存在。它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是本能行为的模式。生活中有多少个典型情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数次重复的祖先经验嵌进了人类的心理结构,但它们在心理中并不呈现为有意义的形式,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一旦出现了符合某种原型的特殊情境时,该原型就会复活。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是一种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就像晶体的结构和轴系。

至此容格又将已被弗洛依德简化了的无意识推向了复杂和神秘。容格将无意识的范畴从个体的生命历程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这事实上使他的理论超越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他的学说对于年轻的“科学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有力的反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弗洛依德是一个还原论者和决定论者,其理论的目标依然在于将无意识现象意识化,进而寻求对人的心理世界的控制。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也坚信这种控制是可能的,因为他相信个体的所有的心理和行为都可以从其过去的经验中找到原因和理由。这实际上是大多数乐观主义心理学家心中的信念。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说和原型说虽然看起来也是在寻求某种因果联系,但其理论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从事实上否定了某种决定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简单的因果关系的存在。

对于整个人类心理而言,意识只是冰山之一角,人类心理的绝大部分都隐藏在无意识的黑暗之中。而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无意识无疑是可怕的噩梦,特别是如果如容格所说,无意识中存在着从来不曾或不能呈现于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回到冯特的原则:心理学只研究意识。

二、容格的人格理论

容格在《心理类型》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个性心理的外倾型和内倾型的分类。并认为内倾型具有更高的心灵价值。容格认为人们在天性上就是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心理类型的指向来理解每一件事的。他指出唯物与唯心、经验与理性、现实与浪漫在心理学上的根源正是外倾与内倾的对立。由此可知,与通常心理学家将自己当作旁观者不同,容格的人格理论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研究者观察者自身,这与量子物理将观察者纳入到科学活动中的原则是一致的。容格进而强调差别,他指出,不包括“人差”的心理学是“没有灵魂的心理学”,“有灵魂的心理学”必然会因人们在观察上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因此,“有灵魂的心理学”可以有多种而非一种,不同类型的人可以建立不同的心理学,不同类型的人可以建立不同的哲学和美学。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容格心理学基本立场显然是后现代的。

容格作为划分内外倾心理类型的鼻祖,他对于内外倾的褒贬与我们现在通常的看法是相反的。现代心理学家虽然表面上同意人格无好坏,但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倾向于认为外倾型更好。这种对外倾性的偏爱反映了现代文明和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以及基于科技进步带来的征服和控制自然的盲目的乐观主义。据此容格认为现代人要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否则非常危险。威胁人类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类自身的心理病态。容格把外在的意识人格称为“第一人格”,而把内在的、神秘的无意识的人格称为“第二人格”。第一人格使它倾向于科学和医学,并取得成就;第二人格使他不断地返回到自己的内心,返回到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历史极其奥秘。容格针对科技文明下人类的心理病态,强调向内投射,强调内在精神生活,这无疑是切中要害的。

三、容格的梦

容格的“梦”与弗洛依德的“梦”是不同的。和弗洛依德一样,容格也非常重视梦,但是他认为梦并不是过去经验的复现。容格认为人有许多梦是指向将来的,梦常有预言的作用,是对将来某些事件的预示和对个人、社会与人类的提醒。容格的这种指向未来的、预言性的梦对于长期习惯于用“科学”战胜“迷信”的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古老的神话中有无数的关于神启、预言和占卜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就被我们理所当然地当作与科学事实格格不入的迷信而抛弃。因此我们很难“科学地”理解容格的梦,也无法在“科学的”框架内对其加以评说。

在容格的三种精神治疗法,即联想试验、梦的解析和主动想象中,他认为梦是通向无意识的最佳途径。对梦的最好的解释,不是向后追溯被压抑的幼年期的记忆,而是要向外与类似的神话形式相比较,以便是受到困扰的人能够学会从人类精神之镜里看到他自己人格的形成,并通过类比来找到其自身实现的途径。在容格心理学中,对梦的片段的联想是最重要的,不要让他任意自流,而是进行有指导的放大。什么话接着什么话说出来是很重要的。技巧在于能看出琐碎片段之间的联系和模式是否恰当。艺术性则在于做一些简单的评论,强调病人在理解这些信息方面的智慧力量。容格的分析要求你用挑剔的眼光看待你的心理和梦,看待你所居住和生活的这个世界。它要求你能够赏识象征的世界,并且能够忍受模棱两可的解释和奇怪的梦。

四、容格的神秘体验

容格是一个孤独的沉思者,他试图在神秘的古老宗教传说中找寻他所说的“原型”。在容格看来,穆斯林教的基础是eros爱神,是女性原则;基督教的基础是logos(圣子、耶稣或理性),是男性原则。太阳与月亮两个天体是上述两原则的原型。容格推崇东方宗教并认为《圣经》是一部崇拜病理的书,并非真正的信仰。他需要有一丰富的象征和仪式体系以满足表达灵魂的需要。当今生活太多枯燥,物质生活太过平常。人要求转变,然而那是理智所不能达到的。我们应当超越平常的价值,以新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转变价值的价值,而不能被困在某一概念之内。我们每天都要经过“转变”的过程,最伟大的象征是“我们自己的象征”。

容格认为所有外界的知识,一定要拥有内藏的原始模型和知识,否则世上万物是不可知的。每个人都是一小宇宙。男女两性趋向于综合性而非分析性。我们的文化和宗教鼓励我们追求外界的成就,这是我们精神问题的根源。因此人生问题切不可简化,不能说“neither,nor”。社会带给人温暖,孤独带给人光亮。

容格认为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异化,人是很顽固的,当人们看到自己的盲点,或产生出某一种视野,就把它集体化为一种崇拜。往往是单轨(one sided)地崇拜神秘主义,达不到周全的信仰。例如对《圣经》的病理崇拜。实际上,他人的表情上有我的救主,我们看到是我们想看的,我看到的你实际上是我想象的你。他引用了诺斯替教的说法:人赋予生活以意义,意义是我们的房子,意义是人的粮食。人是生物,虽是被创的,却是整一的、周全的一。世界是人带来的,人乃创造者和毁灭者。容格说“我是我的命名者”③。

五、 容格与东方文化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thomas b.kirsh.m.d.曾经列举了容格心理学与道教相关的四方面:1、把心理世界的真实性放在首位。2、宗教的核心是精神世界的体验而非信仰或宗教教条。3、个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自我转变。4、心理完整性的基础乃是对立互补的双方之创造性相互作用的过程。他还指出了分析心理学与道家思想极其冥想方法的关系并认为容格具有道教随遇而安的气质。

容格与中国佛教也有很深的渊源。佛教重视人性中的佛性,注重内心体验,尊重个人修养的独特性,关怀的不是一种、一族、一国、一类,而是一切人、一切生命、一切有情与无情。在容格看来,佛教各派的目的都是提升意识以达到彻悟。佛的本义即“觉”、“觉者”,觉悟的能力和品性就是“佛性”。自性即佛性,原本精神无染,但由于无知无明的遮蔽和各种欲望的缠绕,以至于固执于谬知妄见或一己的贪欲而不能自拔,陷于困扰而掩盖了自性的清明。

容格看到了他的“自性”与“佛性”之间的共通之处。因此他对人性的假设是非善非恶的,他认为追求纯粹的善是危险的,主张善与恶的调和。容格认为内心矛盾对心理健康有害,但又是精神发展的必需。对年轻人而言,矛盾产生于外界;对成熟的人,矛盾常由于不能在内心塑造一个己即自性,这是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意和他所感受到的威胁或“阴影”妥协,而这阴影正来自于他的无意识。他同时认为对于人的心理健康而言,宗教是必要的,他说,人的最不理性的需要莫过于上帝,外界的宗教给人以内心的满足与行动的榜样,使他信守道德,有一定的行为标准。

容格相信,道家的“无为”可以使人自救。两极相合乃道,在太极图中,两极遵循相互恭维与补足的原则而非相互对立。相合就是“超越”。容格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模型的需要。

容格在推崇佛教和道教的同时断言,在21世纪,只有东方才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他认为宗教中往往蕴涵着有关人类深层心理的深湛智慧,并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维护心理健康的方法。宗教修炼本身就有利于身心健康,因为它兼有教化和治疗的作用。他认为,对于灵魂健全的人来说,一种超出纯粹的自然人极其尘世存在的精神性目标是绝对必要的。他视该目标为阿基米德点,经由此点,人得以从个人的个性存在走向超个人的集体存在,超越时空,从而返回到永恒的宇宙生命的终极存在。这不是一种理性,而是一种经验,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这是一种类似爱与美的内心体验,是一种净化、升华和神圣的愉悦,这也是自性的存在。

容格在《金花的秘密》的评论里认为,科学思想是西方心智的基础,科学是优良的,不可缺少的,但它是工具,而不应当作目的。科学的单一发展是片面的,单一的“科学理解”是“博学之士悲惨的空虚”。而东方宗教给了我们更开阔、更深奥和更高级的理解力,即通过生存而获得理解力。东方智慧并非怪诞和迷信,而是高度发展的知觉领悟能力。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可理解性问题,容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发现,已经揭示出人性的共同基础。他说“正如人类身体具有超越一切种族差异的共同结构一样,人类心理也具有超越文化和意识的一切差异的共同根基。”④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提供了人类心理沟通、相互理解的可能性。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道”是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正是大智慧者努力争取的状态。而西方盛行物质主义,沉湎于享乐,而中国传统教育以伦理为基础,注重深奥秘传的内省。他相信东西方可以从彼此的互补中找到各自的出路,他认为西方要找回anima,而东方则要寻求健全的animus。

长期以来在经典物理学成功的鼓舞下,心理学家也试图将意识对象化,将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简言之,心理学试图用意识“科学地”把握意识。这种企图是不恰当的和虚妄的。人类意识将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个难题。聪明的爱因斯坦早就断言意识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就是心理学永远不能成为象物理学那样的科学。量子物理首先将作为主体的观察者引入到科学观察和实验中,从而彻底打破了牛顿物理学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迷梦。而心理学的对象——意识(更不用说无意识)是比量子现象更加复杂易变的现象。容格批评科学主义心理学是19世纪后半在科学唯物主义影响下发展出的“没有灵魂的心理学、没有精神的心理学和没有心理的心理学”⑤,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不过是“意识心理学,对于它们来说,无意识精神生活根本不存在。”他指出,以为意识能够支配一切,不过是一种自我陶醉,生活是有“灵魂”的生活,应该建立有灵魂的心理学。从这点来看,容格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鼻祖,是最早一个拥有心理学家头衔却从根本上解构了“科学心理学”的人。

参考文献:

[1]张红梅,1969年生,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讲师,心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与发展心理学。

[2]刘亚,1970年生,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心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普通心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

注释:

①刘耀中、李以洪著《建造灵魂的庙宇—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容格评传》37页

②容格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74-175页

③同①109页

④同①292页

自我意识心理论文篇6

   学习四个自信个人心得体会1

   “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党的战斗力来自于全党意志的统一，全党智慧的集中，全党力量的凝聚。反复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党摆在心头正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自信是开拓奋进的强大动力，是通往光明的精神支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时刻提醒自己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真正把增强“四个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落实和运用的日常的工作中去。

   学习四个自信个人心得体会2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还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拓展了党的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谱系，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明确而开阔的文化建构。

   “四个自信”重要论述，从历史创造的厚度上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依据

   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这就表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的选择，也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创造、文化选择和文化超越的总体性成果。展开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奠基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之上的文化创造与意义建构，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革命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坚韧不拔而又与时俱进地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提升的历史性成果，是中华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空间广延性和价值普遍性在当代中国充满生机活力的现实展现与意义拓展。

   “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的提出，反映了坚持以中国为主体并注重从总体性这一内在属性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也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出了必须要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去坚守并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使命、文化权利和文化责任的历史要求，本质上是在贯通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文化创造的长时段历史尺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依据的深刻呈现。

   学习四个自信个人心得体会3    强化“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是一个有机整体，强化政治意识，要求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通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大局意识，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时刻不要忘记整体利益;强调核心意识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抓住重点问题，时刻不要忘记党和人民的需求;强化看齐意识，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正确方向。

   “两个维护”，自觉维护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力量的必然要求。

自我意识心理论文篇7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

1、理论业务学习不够，公文写作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原因在于：一是缺乏兴趣。一直以来，都觉得政治理论知识太枯燥，所以很少去关注一些理论性的报刊和杂志。学习只停留在集体学习上，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二是学习不用心，不重视。每次集体学习只是听听则已，没有真正掌握，做到融会贯通，更谈不上学以致用。由于理论知识掌握不扎实、不系统，导致在公文写作时缺乏信心，缺乏功底，缺乏素材，缺乏逻辑性。

2、思想不够解放，工作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

原因在于：一是缺乏信心，自我局限性强。工作中，总是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持有怀疑态度，不能大胆地发挥，不敢尝试新的业务工作，久而久之觉得所有工作都无法胜任，所有工作都会做不好。二是思想懒惰，缺乏积极性。总是怀有得过且过思想，对工作不重视，对工作完成的效果不在意。工作时经常会出现差错，例如文件印发出错，文件传阅有延误等。同时，最重要的是工作中缺乏积极性，缺乏竞争意识，缺乏目标，觉得怎样都无所谓，使得工作只停留在最初，没有进步可言。

3、工作创新不够，效率不高。

原因在于：一是不善于思考。每天上班时间8小时，但是真正用心工作可能连两小时都达不到。没有做到用一小时时间去认真思考一下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创新工作方式，只是停留在原有的脚印中，没有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想法，开拓自己的工作模式。二是工作作风问题。关键在于缺乏爱岗敬业意识，对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二、今后努力方向

1、加强理论业务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理论知识是作为一名行政人员不可缺少的知识储备，能说会写也是作为一名行政人员不可缺少的能力。所以，既然已成为一名行政人员，而且是一名宣传人员，今后，我更要加强理论业务知识的学习，才能在工作中做到游刃有余。一是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认真对待每一次学习机会，用心听，用心学，用心想。二是提高对理论学习的兴趣。从心里对学习产生兴趣，愿意去学，愿意为学习付出，愿意去关注所有理论性报刊杂志，慢慢提高理论水平。三是模仿公文写作。现在好多人提倡文字模仿秀，为的是在模仿别人的同时，加入自己的观点，慢慢再形成自己的风格。由于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不够、钻研不深、兴趣不足，所以对公文写作更是缺乏信心，写作时毫无头绪。今后，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尝试着去写，模仿别人的去写，慢慢提高。

2、增强信心，提高工作积极性。今后，我要充分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不能有半点马虎思想，绝不允许有严重失误，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虽说不能做到最好，但求做到自己满意、领导满意。

3、创新工作，提高效率。掌握新理论、新知识、新信息、新理念为创新工作提供素材；善于钻研、善于发现、善于效仿为创新工作提供思想基础。只有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才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发挥自己的才干，圆满地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我意识心理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在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众多的人格理论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脱颖而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本文对精神分析学派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人格理论进行梳理，并重点突出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鲜明特点。目的在于探究其深层的教育价值，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一经问世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之巨大。尽管精神分析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诞生近百年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声望有关，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新精神分析学派，并未把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当作不可怀疑的偶像和一成不变的经典。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既有抛弃又有继承更有发展。其

中代表人物有沙利文，霍妮等。

一、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简述

人格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些观点，但是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子。所以要想深刻的挖掘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的蕴含的教育价值，必须拿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大门。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意识是指个人此时此刻意识到的。“潜意识就是一种未被觉醒的心理历程或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活动的过程”［1］。潜意识可以被压抑，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的活动，以求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一般人格的主宰。

弗洛伊德基于潜意识系统提出了本我概念，进而提出了自我和超我的体系。本我又称伊低，它如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激荡不已。它完全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是快乐原则的出发点，是本能的储存器。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最原始、最隐秘、最模糊的部分。自我是理性的，服从现实原则，“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行政机构’，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间环节。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用是调节本我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控制和压抑，在理性现实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本我的欲望”。［2］超我是潜意识中最高的监督和惩罚部分，它主要根据至善原则活动。所谓超我，也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主要是习俗教育的产物。超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低的冲动。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1.沙利文的人格理论

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并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动力过程、人格化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发展过程。

沙利文认为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相对持久的模式，人格从来不能够离开人生存在于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他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中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沙利文把这两种基本的倾向看作是人格发展的动力。

沙利文用人格化来表示人的社会化和人格的形式，人格化是个体对他们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满足和焦虑中产生的情感、态度和概念的综合印象。人格化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人格化，一种是他人的人格化。“在儿童人格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焦虑，主要来自于婴儿期的无助情境。假如没有受到很好的养育，婴儿就会焦虑，过多的焦虑会导致儿童企图回避社会情境产生坏妈妈的人格化，反之会产生好妈妈的人格化”。［3］

沙利文把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未分化模式，这种经验是混乱的、无组织的、模糊的。婴儿的经验就属于这一种。第二是叫前逻辑模式，这是儿童所具有的一种主要模式。第三种是综合反应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沙利文所指的认知过程。

2.霍妮的人格理论

霍妮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改造是在精神分析中引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认为环境是形成人格和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她也强调冲突和心理问题是由环境影响的，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和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她也很认同早期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

霍妮人格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一个真正得到父母的关怀和肯定的孩子就有安全感，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充分的弹性应付和适应外在的变化。如果家庭环境不和谐，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是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

二、新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特点

（一）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人格理论强调性本能，新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由此则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不同，首先是人格动力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格的形成的动力因素。沙利文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发展受满足欲和安全欲两大动力驱使。霍妮说：“人不仅被快乐原则控制，而且也被安全与满足引导。”其次是神经症的归因，弗洛伊德认为是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而霍妮认为是个人和其所处环境之间冲突的结果。

（二）弗洛伊德主张性恶论，他所谓潜意识或本我充满不可告人的欲望。新派则倾向性善论，相信人具有向上发展的自尊心，有能力克服罪恶欲望，有能力向前发展。霍妮说：“我个人认为，人不仅期望而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成为高尚的人类。”［4］

（三）新派反对把人格分裂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新派认为人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在与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人的人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新精神分析强调主体性和主观性。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看作是由本能欲望决定的。相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本能论，新精神分析理论家们则认为“未来目标对人的拉力更强于先天本能对个人的推动作用，目标的产生基于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挥的主观作用，从而更强调个人在人格形成中的主体作用”。［5］

三、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对我国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对于早期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的生活经验，却完全忽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治病。”［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儿童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其潜意识力量，在自由和禁止之间寻得一条中庸之道，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其次要用游戏等“宣泄”方法释放儿童潜意识能量，培养儿童健康人格。另一方面，利用“升华”的作用，让儿童正确的运用潜意识的能量到自我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二）建立儿童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防御机制的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防御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的心理措施和防御手段，以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7］此理论后经过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扩充，变得更完善，安娜认为当内在和外在的刺激引起情绪冲动时，防御机制有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过多的冲动，行为，情感和本能欲望的作用。因此，要帮助儿童建立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最先接受到教育影响的地方。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儿童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通情达理父母的教养下，儿童很少动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反，经常运用惩罚，限制的方法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则多采用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三）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

从精神分析学家有关人格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养强壮健全的自我是形成健康人格的关键，而增强儿童的自信心和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发展自我的共同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当一个人经常受到贬抑或否定时，便会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这是一切品德和精神败坏的根源。因而，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机会让儿童体验成功、拥有自信、提高自我概念、形成健康人格。关于给予儿童高品质的爱，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性本能和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是对儿童的内在需要给予关注和给儿童充分的自由，这种爱是要尊重儿童的天性。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才能使儿童拥有幸福的人生。

（四）建立儿童期和谐的人际关系

霍妮和沙利文都很重视儿童期的人际关系对儿童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儿童时期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以及儿童间的伙伴关系，霍妮认为在童年期，神经症的性格结构萌发的根源是亲子关系的失调。沙利文也认为自我是在重要的他人的反应中确立的，在人格发展阶段中，对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三岁以前是父母，从童年末期到青春期，主要是伙伴。20世纪50年代，鲍尔贝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所做的相关研究说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西方学者斯特对有犯罪行为的人的研究表明，子女的攻击和犯罪行为与不良的亲子关系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应该重视儿童期和谐的亲子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建立。现在大多数父母都出去工作很多时间都疏忽了对孩子的照料。致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产生焦虑，从而埋下神经症人格的隐患，或是在儿童期就有明显的人格障碍问题。这就要求家长要多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积极疏导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另外家长也不应该过多限制儿童交往，应鼓励儿童学会交往，学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总之，我们通过对精神分析几位代表人物人格理论的梳理，看到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蕴含着对儿童健康心理教育的巨大价值。尽管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也存在局限。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性，却给予了我们一个认识人格的全新视角。相信在21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我们认识儿童人格的发展，开展有效的儿童健康人格教育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鑫辉.新编心理学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84.

［2］吴红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基础教育，2004（12）：15.

［3］宛容，兰文杰.沙利文人格发展思想探析［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44.

［4］杨汉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教育的影响［j］.教育研究，1998（4）：63.

［5］姚芳芳.新精神分析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改与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00（5）：59.

［6］连榕.论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