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控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16:50:36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文献控制 社会控制 述评与展望
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书目控制”一词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文献控制”一词却尚未普遍流行起来。人类社会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过程进行政策和法律控制，是古今中外各国普遍的做法。社会控制也是人类社会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追求社会秩序，而秩序的形成和稳固需要控制。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正式制度（如政策、法律等）和非正式制度（如道德规范、宗教戒律等）就是社会控制的典型表现。书目控制是文献控制的手段之一，文献控制是书目控制的上位概念。文献控制尤其是对文献的思想内容进行政策与法律控制是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亦即社会控制是文献控制的上位概念。这就要求书目控制理论与实践需要放眼于整个文献控制理论与实践，而文献控制理论与实践又要放眼于社会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由此形成“社会控制-文献控制-书目控制”这样一个完整的理论与实践序列。
1.“文献控制”概念辨析
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一般把英文“Bibliographic Control”中的“Bibliographic（a1）”一词译为“书目的”或“目录的”。然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刘苏雅于1995年撰文指出，“Bibliographic（a1）”一词有时可译作“书目的”，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既可译作“书目的”，也可译作“文献的”，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只能译作“文献的”。也许因为此故，在英语世界中，尚未发现有区别于“书目控制”的另外一个专门的“文献控制”一语。这就表明，“Bibliographic Control”一语既可对应于汉语“书目控制”一语，也可对应于汉语“文献控制”一语。然而，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文献控制”概念可以也有必要被理解为是有别于“书目控制”的另外一个概念。
1986年，我国学者刘正福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有别于“书目控制”的“文献控制”概念。刘正福对“文献控制”所下的定义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其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身结构的调节，以具有确定功能的信息输出作用于文献流，从而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缩小其状态变化的可能性空间这样一种控制行为。”
在汉语逻辑上，“书目控制论”可以理解为“用书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而“文献控制论”则不应理解为“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也许有人反驳说，把“文献控制论”理解为“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也能成立，因为在“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一语中，前面的“文献”指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后面的“文献”指一次文献，这样，“用文献控制文献”的意思是指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所以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是的，“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这种说法是成立的，然而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实际上就是书目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所谓“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基本上是“书目控制”的同义语，那么在已有“书目控制论”称谓的情况下，再把“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的理论和方法另称为“文献控制论”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文献控制论”成立的前提是：“文献控制论”中的“文献”必须是受控客体，而且文献控制的方法或手段包含但不局限于书目控制方法，以此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书目控制论。文献控制论是以整个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特征及其控制机理的科学理论。在这一定义中，“社会文献信息系统”是文献控制论的控制客体（控制对象）；“文献控制系统”是由“施控主体一控制手段一受控客体”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的控制手段不仅包含书目控制手段，还应包括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如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和伦理评价的等控制手段。
《文献信息学》一书的作者朱建亮也曾为“文献信息的控制”下过如下定义：“文献信息的控制，是以系统论的原理对文献信息的生产、传递和转换、摄取全过程进行序化管理，使之达到最优化的状态。这种控制，是通过对信息内容和载体两个方面的序化管理实现的”。该书在有关论述中涉及到了社会控制的一些论点，但未做展开论述。
由上述可知，要想建立超出书目控制论范畴的文献控制论，必须强调两个前提：一是必须以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作为控制对象；二是必须把控制手段理解为“集成控制系统”，即既包含书目控制手段，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和伦理评价的等控制手段。这就需要引入把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伦理的等控制手段融为一体的综合性控制理论――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 Theory）。
2.社会控制论：文献控制论的上位理论
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社会对个体的控制，无论这里的“社会”表现为家族的、团体的、社区的还是表现为民族、政党或国家。研究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及其方式和手段，以此探索社会秩序形成机理的学问，就是社会控制论。田佑中和陈国红对社会控制作了这样的定义：“社会控制是指人们依靠社会力量，自觉地以一定方式协调个人与社会及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使群体的社会活动或个人的社会行为符合某种社会规范和发展目标，从而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及和谐发展的方式系统”。自从1948年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控制论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符合控制论原理的“控制论系统”。
从国外的研究情况看，正式使用“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一词而且把社会控制当作专门研究对象来研究的学者应首推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Ross，1866-1951年）。1896年，罗斯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社会控制”一词，五年后（1901年）他把自己的相关论文集结成《社会控制：秩序的基石》一书出版。罗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社会控制是一种正面力量，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限制个人自由的负面力量。正如他所说，“社会控制在其真实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传统和社会团体的保障；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秘等等的保护者”。罗斯的这段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控制是人类包括个体的利益的保护者。社会控制之所以能够保护人们的利益，就在于它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人们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罗斯看来，社会秩序是人工秩序，它优于自然秩序，“如果社会解除所有对其成员的控制，一种自然秩序便会出现。但是，这样的秩序同人工秩序比较，粗糙而不完善，而容忍这种自然秩序，其惩罚必定招致非常惨重、明显的普遍灾难”。因此罗斯主张，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进而保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保证社会对个体的合理控制。为此，罗斯列举并论述了诸多社会控制手段的类型，包括：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教育、习惯、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像、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控制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或途径是通过社会组织来承担控制任务，“控制不是由人民大众进行，而是由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特色要素的组织进行的”。按照罗斯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合法的社会组织都要执行社会控制的职能。大体说来，这些社会组织应该包括：家庭、学校、宗教组织、政党、警察、军队、国家以及各类职业团体。
罗斯开启的专门的“社会控制”研究领域及其思想方法，启发了许多其他学者的思维灵感和研究思路。如美国法学家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年）在1942年出版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直接用“社会控制”一词命名，而且该书第一章标题又命名为“文明与社会控制”。庞德认为，社会控制是社会文明的表现，因为文明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
我国正式引进和研究社会控制理论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我国最早专论社会控制的著作是吴泽霖（1898-1990年）于1930年出版的《社会约制》一书。吴泽霖认为，为了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生活秩序，“社会上不得不想出各种标准，定出各种限制，积极方面使一般的人都能团体化，社会化；消极方面限制他们的行为，使不致妨碍社会，陨越团体。这种积极消极二方面的总和，就是社会约制”。与吴泽霖同时代的孙本文（1891-1979年）也是我国社会控制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在1935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认为，社会控制就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任何约束，“可供社会上各人行为标准的规则与制度，对于各人行为，即具有约束的力量。社会控制，就是此种种行为规则与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约束的作用”。关于社会控制的方法，孙本文认为有自然的控制方法和人为的控制方法两类。前者是由暗示与模仿形成的自发性控制方法，后者为社会有意加给个人的一种人为控制方法。其中人为的控制方法大体有教训、劝导、命令、奖励、惩罚、立信、明断、讥刺等。
新中国成立后迄今，我国的社会控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官制史、社会史、法制史等领域中涉及的社会控制研究，二是对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评述。其中对本文最具启发意义的莫属蒋传光先生的研究成果。蒋传光把社会控制的方式归纳为三对范畴：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
（1）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积极控制是社会通过对个体行为的正面引导所实现的社会控制，其途径如价值观引导、奖赏、榜样示范、沟通、说服等。消极控制是指对各种偏离行为的限制过程，是建立在惩罚或对某些惩罚的畏惧心之上，其途径有批评、谴责、处分等。
（2）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正式控制是社会通过一定的控制机构实施的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其规范主要有法律、纪律、宗教制度等。非正式控制的特点在于没有明确的社会控制机构，它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过程完成的，道德控制是非正式控制的主要形式。
（3）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外在控制是用社会规范直接约束个人行为而实现的社会控制，这些社会规范包括国家的法律体系、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以及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内在控制是指社会介入到人们的主观意识建构之中使人们把社会规范加以内化，并在行为中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而实现的社会控制。内在控制最终表现为一种自我控制。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社会控制研究成果的粗略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方面的认识：第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社会控制的思想和实践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控制发展史；1896年罗斯提出“社会控制”一词以后，社会控制研究已成为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所以社会控制论的诞生比维纳于1948年提出的控制论早约半个世纪。第二，从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控制的后果来说，社会控制有良性控制（结果是“好的”）和非良性控制（结果是“坏的”）之分，但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走向民主化、理性化，良性控制的比例越来越大，亦即良性的社会控制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这种良性的社会控制是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不是个人自由的障碍。第三，虽然现代社会中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越来越大，但是非良性控制现象总是难以消除殆尽，因此如何不断扩大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而缩小非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问题，仍然是值得长期关注和研究的。第四，社会控制的实际过程必然表现为分领域控制的过程，这里的“领域”从大的方面说有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等，从小的方面说必然包括社会的文献领域。社会对文献领域实施的控制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献控制。显然，社会控制与文献控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3.文献控制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刘正福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将书目控制拓展为文献控制并对“文献控制”作出专门定义的人。遗憾的是，1987年后，刘正福出国谋职，未能继续他的文献控制论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并根据我们长年关注文献控制研究所了解到的情况发现，迄今为止，我国大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学者在完全有别于书目控制意义上专门论述文献控制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不足20篇（部）；若从作者数量看，不足10人；而从成果的著述形式看，仅有1部正式出版的专著（表1）。
（1）从成果的著述形式看，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只有《文献信息控制学》一部。此前刘正福著述的《文献控制论导论》为其学位论文扩展后的铅印本，但未正式出版。唐建华在《文献信息控制学》中提出，“总揽文献、信息、控制三者，以文献信息为标的，以控制为手段的总体结构作为文献信息控制结构；这样的系统就是文献信息控制系统；这样的研究学科就是文献信息控制学”。然而，从全书的内容架构看，似乎尚未建立起科学、完整的文献信息控制学内容体系，如该书论述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控制，文献信息的计算机控制，文献信息的运筹学控制。其中，“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控制”实际上是指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为手段的控制，属于书目控制论的范畴；“文献信息的计算机控制”指的是计算机在文献控制过程中的应用，属于硬件工具的使用范畴；而“文献信息的运筹学控制”则指控制决策方法，属于思想工具范畴。
（2）从作者情况看，表1中所列作者人数不足10人，尽管这一数字不一定准确，但能够说明国内专门关注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而且，除了刘正福和蒋永福之外，其他作者都只完成了一篇（部）研究成果。从研究成果数量上看，蒋永福的成果数量最多，而蒋永福的研究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初和2012年以后。前一个阶段，蒋永福发表有5篇文献控制论方面的论文，此后蒋永福的主要精力投入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未能在文献控制论研究方面持续发力。不过，2012年以后至今，蒋永福又连续发表深化文献控制论研究的4篇论文。然而，这种回归者迄今为止只有蒋永福一人，而且还未发现其他新人的加入。仅从这种单薄的学术力量看，我国的文献控制论研究前景堪忧。
（3）从已有研究内容看，由于大多数学者没有把文献控制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长期探索，所以其成果大都局限于文献控制的某些方面而缺乏广度和全面性，而且个别研究成果尚未区别“控制”与“管理”。如黄素芬、克俊豪的《文献系统的一种经济控制模式》一文，提出了文献部门以文献利用率为衡量标准的经费管理模式，而丝毫未涉及经济控制论原理。当然，有些研究成果在某一局部方面的论述有其独特见解与特点。如李明杰在《试论文献传播的法律控制》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文献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对其进行的法律控制无一例外地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巩固其统治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阶级性、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性等特点。其实质就是统治阶级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对文献传播行为进行规范，以确定、保障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蒋永福的后期研究成果如《尊经重教以成“为治之具”――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思想宗旨》、《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中国古代国家修书活动控制史论》、《以禁书求秩序：中国古代对民间文献活动的控制史论》等论文，明显看出从社会控制论高度阐发文献控制的学术脉络。如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即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蕴涵的秩序建构逻辑。从社会控制论角度阐发文献控制思想的学者还有董绍杰和卿家康。董绍杰根据不同文献控制主体把文献控制分为私人控制、文献控制机构控制、国家控制和社会综合控制。卿家康认为，文献的社会控制有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两种形式，进而专文论述文献社会控制的正式形式，将其划分为法律和行政指令的控制形式、制度的控制形式、经济的控制形式、图书评论的控制形式和阅读指导的控制形式五个方面。卿家康的此文后来成为他于1995年出版的《文献社会学》一书的一个章节内容。
纵观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文献控制论研究状况，可以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有：致力于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学者数量极其有限；研究成果数量少；一些基本概念尚待进一步厘清；基本原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远未成型。尤其是后继乏人的局面，使得我国当前的文献控制论研究几近跌入荒芜境地。
4.关于文献控制研究的几个认识问题
4.1关于文献控制的概念问题
关于“文献控制”的定义，上文已有交代，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谈对“文献控制”这一概念的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
第一，文献控制和书目控制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的客体对象都是文献，只不过“书目控制”是以控制手段命名的称谓，而“文献控制”是以受控对象或受控领域命名的称谓。在控制论家族中，“经济控制论”、“人口控制论”、“教育控制论”等称谓中的经济、人口、教育领域就是被控制的客体对象，可见，以文献为客体对象的“文献控制论”称谓是合乎控制论逻辑的。
第二，文献控制的控制手段不能仅局限于书目系统，因为以书目系统为控制手段的研究领域属于书目控制论范畴。必须把书目控制（论）视为文献控制（论）的一个“子集”，才有建立文献控制论的必要。
第三，对文献信息进行控制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对文献信息进行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文献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活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而有利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那些有利于增进社会秩序的文献信息，应通过正反馈手段加以进一步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而那些有害于社会秩序的文献信息则需要通过负反馈控制途径加以限制。
以上三方面是文献控制（论）得以成立的逻辑依据和社会需要依据所在。反过来说，在这三方面依据中缺了哪一个都会导致文献控制（论）的不成立。
4.2关于文献控制的基本原理问题
文献控制的基本原理问题，其核心有三方面，一是对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构成要素）的界定问题，二是对文献控制手段的划分问题，三是对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问题。
关于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问题，目前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即大都把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描述为“施控主体一控制手段一受控客体”这样一个三要素及其信息反馈回路构成的控制系统。其中的施控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受控客体指文献，文献是文献控制活动的直接客体，而与文献有关的人或组织有时则成为间接客体（连带性客体）。
关于文献控制手段问题，其中关于文献控制手段类型的划分是关键。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往往采取不同的划分标准而有多种类型划分，使科学划分文献控制手段类型很难达成共识，在此我们根据社会控制和文献控制的一般原理，列出11对范畴的控制手段类型，供研究者参考（表2）。
表2所列的文献控制手段类型范畴，其含义大都一目了然，但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表中的有些范畴之间存在交叉或包含关系，如合法控制、理性控制一般可以认定为民主控制，而非法控制、非理性控制、失度控制则往往表现为专制控制；属于民主控制范畴的控制手段一般可定性为良性控制，而属于专制控制范畴的控制手段则一般可定性为非良性控制，等等。第二，表中所列每一对控制手段范畴大部分（不是全部）由正反两方面构成，但在实际的控制行动中两方面之间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截然分开的关系，而可能是交叉共用的关系，如硬控制和软控制之间往往是“软硬兼施”（无贬义）的关系。其他控制手段范畴如积极控制与消极控制、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书目控制与非书目控制之间都应该是互补和交叉共用的关系。再者，正反两方面的关系是逻辑关系而不都是价值关系，即正反两方面中的“反”方面，不一定都具有反面的或不良的含义，如消极控制、事后控制、软控制、非正式控制、非书目控制等手段，就不具有价值上的反面或不良含义。
文献控制手段的划分和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是对每一文献控制手段如何实施的问题进行分析。如蒋永福在《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是如何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的内在机制问题，作了三个方面的分析：（1）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总结统治经验，这属于学习机制；（2）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宣扬“文治”，这属于文化机制；（3）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排除异己，这属于排斥机制。在总结统治经验的学习机制中，包含着积极控制、正式控制、理性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在宣扬“文治”的文化机制中，交织着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以及软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在排除异己的排斥机制中，渗透着专制控制、非法控制、失度控制、硬控制与软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可以说，在文献控制论研究中，对文献控制机制的深入分析是重点、难点，也是其学术亮点所在。
4.3关于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问题
文献控制论应该建基于什么样的思想方法之上，或者说，文献控制论研究应该得到哪些学科理论、思想观念的指导，这就是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问题。从广义上说，能够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思想启发和知识支撑的学科理论、思想观念都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从狭义上说，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应该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可以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诸多的方法论启示。控制论中的控制系统结构原理、控制行为的目的性特征、控制过程对信息反馈的依赖性要求等，都适用于文献控制的理论与实践领域。控制论中的诸多概念和方法如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多变量控制、非线性控制、随机性控制等等，都可以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某些启示或借鉴。
社会控制论是文献控制论的上位理论，因而社会控制论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社会控制论视角的引入和借鉴才使得以往的书目控制论研究有必要也有可能扩展为文献控制论研究。从我国大陆目前的文献控制论研究现状看，社会控制论视角的缺失是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不尽如意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控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且这种控制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这是因为文献所载的内容本身无不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的反映，对社会的思想和观念的形成具有广泛的传导影响力，因此社会的统治阶级必然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活动加以控制（包括良性控制或非良性控制）。其中关于政治与文献的关系问题，王余光先生曾有过论述：“时代政治不仅影响旧文献的保存，而且也影响到新文献的增长。秦始皇焚书，使大批先秦文献失传，这就是政治的原因。隋代学者牛弘论历史上书有五厄，这五厄都是政治与战争的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无不剪制与本朝统治思想违迕之书。明清两朝屡兴文字狱，不仅祸及其书，亦祸及其人”。这说明文献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献控制研究就是社会控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文献控制论研究必须以社会控制论作为理论基础之一。
若从学科性质或研究领域性质上说，文献控制论可以把它看作是文献学和控制论合一的交叉学科或研究领域。因此从逻辑上说，既然控制论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基础理论，那么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自然也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献学应该是包含古典文献学在内的普通文献学。周文骏、杨晓骏在《文献学新论》一文中指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特征、规律以及社会文献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传统的‘文献学’实质上是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阔，可以说包括一切与文献有关的现象及其本质。……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成员”。这里，周文骏、杨晓骏明确指出了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且，他们还认为“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如果说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文献控制论为何不可以成为文献学学科群中的另一“支柱子学科”？对此我们是持肯定态度的，即文献控制论完全可以成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而论，文献学理论和方法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便毋庸置疑了。
4.4关于文献控制研究的必要性问题
研究文献控制问题有何必要，尤其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而言，研究文献控制问题有何必要？从学科分野及其关系看，人们一向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之间存在族系关系，亦即它们之间存在有紧密相关性，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所以在我国有“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样的统合称谓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这样的一级学科名称。在隶属关系上，笔者赞同周文骏、杨晓骏所说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成员”和“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的观点，同时认为文献控制论也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一个“子学科”。按照这种立论，既然文献控制论是文献学下属的研究领域，那么同样作为文献学下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与文献控制论之间也必然存在某种族系关系，它们之间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完全可以相互交叉或相互渗透。由此可以认为，文献控制问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共同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有必要研究文献控制问题，而作为它们上位学科的文献学更有必要研究文献控制问题。其实，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之所以被“捆绑”为一个学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们都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既然以“文献”为共同的研究对象，那么“文献”下属的文献控制问题自然也应该成为它们共同的研究对象。再者，从目前国内学科分类角度看，对“文献”的研究主要分布于两个学科：一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一是隶属于文学学科的古典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研究内容，而一般不直接涉及文献控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不去研究文献控制问题，那么文献控制问题便可能成为无人问津的“空地”了。而作为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若出现这种“空地”，就只能说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本身的缺陷了。所以，无论从学科本身性质而言还是从目前国内学科分类形成的边界划分而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都要承担文献控制研究的责任。
5.结语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安全； 安全文化； 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企业文化中蕴含着诸多的内容，安全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企业管理者赢一局企业内外安全生产环节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企业安全生产的理念和价值体系，以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的方针和原则。具体来说，就是围绕企业安全生产而形成的一系列理论.
1、安全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安全文化是存在于组织和个人的素质和态度的总和， 它建立了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 即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 可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定义对于安全问题进行整体的阐述，及时针对态度问题又是针对组织问题；与组织和个人都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说在这一企业中的组织与个人都应对其有着正确的理解与行动，将其和自己的实际工作融合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 安全文化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 其出发点与归宿是爱护自己、爱护他人， 爱护人类共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安全文化不是安全行为本身， 而是用于构造安全行为和理解安全行为的知识体系。安全文化的概念、特征是对当今世界/ 大安全观及 相关方利益维护的最佳注解。
2、企业构建安全文化的作用
2. 1 引导
企业的安全文化石一种理念，是企业员工的一种观念和认识，通过安全文化可以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安全生产动机， 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预防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员工以此为安全行为准则来要求自己，构建安全的价值观，自觉遵守安全行为专责，并形成员工自觉、自信和自我实现安全生产和安全生活的内在动力。
企业在安全文化的引导下，健康有序发展，可以说企业安全文化能够反映企业员工共同的安全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利益，指引企业员工按既定目标开展活动。使安全价值观在全体员工中逐步形成共识， 引导员工的思想、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自我约束、自我控制。
2. 2 凝聚
企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准则， 都有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安全文化能使全体员工在安全观念、目标、行为准则方面保持一致， 形成心理认同的整体力量， 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 3 组织及协调
在安全生产管理中， 一是安全管理决策协调， 二是协调企业中各子系统的安全职能。使系统构成一个整体， 克服管理缺陷， 建立在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基础上。在生活及生产活动中， 每一个参与者的行为都与该项活动的安全状况有关， 只有使每一个人都可靠， 才能保证系统处于安全生产的良性发展状态。必须提高每一个人的安全觉悟、规范每一个人的安全行为， 在高度的安全文化环境中， 不安全的行为也会被安全氛围所不容而纠正。通过潜移默化的安全文化渗透， 可使员工形成安全价值观， 实现自我控制。
3、企业安全文化建设途径
3.1 树立正确的企业安全理念
通过对企业现有的安全理念进行归纳整理， 结合企业发展要求， 吸收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 并根据生产现场实际及特性进行补充完善， 确立正确的安全思想、原则、道德和观念等。
3.2 建立现代安全管理模式
构建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指导思想， 从现代控制理论的角度， 以危害因素、作业风险预知预控管理为中心， 以车间、班组安全建设为基础， 实现对各类危险的预知预控。
3.3 企业安全制度文化建设。
企业安全制度文化建设，就是要制定科学的、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安全作业指导书和安全操作规程，做到事事有章可循，供企业员工共同遵守。安全管理制度是企业安全生产的“法”，其制定要充分识别相关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以确保安全管理制度的合法性；安全作业指书和安全操作规程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制定要在充分总结企业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兄弟单位的经验，认真研究现有的工作流程和有关设备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安全制度的制定是要求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因此，安全制度的建设除了要具备合法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要求之外，还要体现广大员工的意志。在其制定过程中要发动广大员工积极参与，特别是一线的业务骨干的参与。这样制定出来制度凝聚了广大员工的智慧，容易使员工产生自觉维护和遵守的意愿。
3.4 要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文化活动
企业要增强凝聚力，当然要靠经营上的高效益和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员工心灵的认可、感情的交融、共同的价值取向也必不可少。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文化活动，是增强员工凝聚力，培养安全意识的一种好形式。因此，要广泛地开展认同性活动、娱乐活动、激励性活动、教育活动；张贴安全标语，提合理化建议；举办安全论文研讨、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演讲、安全事故展览等活动；建立光荣台、违章人员曝光台；评选最佳班组、先进个人；开展安全竞赛活动，实行安全考核，采取安全工作一票否决制。通过各种活动方式向员工灌输和渗透企业安全观，让安全文化取得广大员工 的认同。所开展的“安全生产年” “百 日安全无事故”“创建平安企业”等一系列活动，都要与实际相结合，活动最根本的落脚点要放在基层车间和班组，只有基层认真地按照活动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扎扎实实地开展安全文化建设活动，才会收到实效，才能使安全文化建设更加尽善尽美。
4、结语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目标管理;目标;目标控制体系
中图分类号:F280;TB11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09)11-0070-04
0引言
现代工程项目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动态系统,往往面临规模大、参与方众多、技术要求高、干扰因素众多、计划实施难度大的问题,因此,能否有效加强项目目标控制对项目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关于目标控制的研究,普遍存在对工程项目的目标理解偏于狭隘和目标控制未能系统化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角度探讨工程项目的目标[1],并就系统化建立工程项目目标控制体系的问题进行研究。
1目标控制体系的构建依据及框架
1.1 目标控制体系的构建依据
1.1.1 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的概念是管理专家德鲁克中最先提出,是让组织的主管人员和员工亲自参加目标的制订,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并努力完成工作目标的一种制度或方法。目标管理与传统管理的区别体现在:①关注焦点不同;②管理动力不同;③强调要素不同;④激励方式不同;⑤审视并优化目标。
1.1.2 控制论
一切控制系统共同的基本特点是信息变换过程和反馈原理。信息变换过程,包括信息的接收、存取和加工过程。反馈原理,就是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将其作用的结果返送回来,并对再输出发生影响,从而起到控制、调节的作用。输出和输入两者的变化是同方向的,为正反馈,反之,则为负反馈。由此可见,任何控制工作都是以既定的系统目标为出发点的。
1.1.3 系统论
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表明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这正是系统论这门科学的特点[2]。
1.2 目标控制体系的框架
目标控制体系主要由目标规划、目标实施和目标考核三大部分组成,其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工程项目的目标规划实质上是对工程项目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的描述,也是整个目标控制体系的核心内容。本书将工程项目的目标系统划分为:社会性目标、成果性目标两个层次。目标实施,是项目各参与方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产品创造阶段,包括基础撑、信息平台、流程与制度以及运行机制四部分。
本体系主要是针对政府投资项目建立,故其目标考核部分可划分为政府对业主的目标考核、业主内部考核及业主对承包人考核三个层面。
2目标控制体系的组成
2.1目标规划
2.1.1 社会性目标
工程项目社会性目标是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来确定的[3]。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作为关系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的系统,投资大、消耗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多,对社会,对环境影响大,所以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在确立项目目标控制体系的实施对象时,不仅仅要考虑到项目本身的经济绩效,还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项目的社会和生态绩效,系统、整体地思考项目的目标系统,使项目在受益的同时亦能造福社会。一般来说,工程项目的社会目标主要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廉政建设、环境保护、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其具体内容则依据项目特性而确定。
2.1.2 成果性目标
成果性目标是项目的来源,也是项目最终目标,是项目全过程主导目标,其核心目标至少是由项目的质量安全、费用和工期三个最主要的基本目标构成。
成果性目标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主导目标,一般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需要将目标进行分解,对其进行多个层次描述,形成表现明确的、可测的并可控的具体目标。而建设工程三大目标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确定建设工程目标时,必须将投资、进度、质量三大目标作为一个系统统筹考虑,反复协调和平衡,力求实现整个目标系统最优。另外,依据目标管理人性假设的Y理论,应通过各种协调手段将个人目标融入到组织目标中,保证员工在实现组织要求的同时实现其自我要求。成果性目标分解如图2所示。
2.2目标实施
2.2.1 基础业务
基础业务主要包括招标管理、合同管理、档案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四项,是项目管理人员进行目标控制的重要手段和确保目标控制顺利实施的有效措施。
2.2.2 流程与制度
合理的流程制度设计是目标控制顺利实施基础之一,组织与流程设计模式如图3所示。
①管理流程设计。流程是由一系列单独并互相衔接的任务或作业组成,使一种输入变成输出的全过程,构成的关键要素是输入、活动和资源。建设项目流程包含专业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流程。本文讨论项目管理流程,这是项目管理活动中一系列相互关联活动的序列,面对的是项目管理全过程;项目管理各种职能及各管理部门在项目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关系,互相依赖、互相影响,既有工作过程的联系,也有信息联系,形成项目管理工作基本逻辑关系,构成了完整的项目管理过程。对项目管理工作进行详细分析,确定项目管理工作流程、操作程序、工作逻辑关系,通过流程分析,可以构成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4]。
②组织架构。组织架构是指对于工作任务如何进行分工、分组和协调合作。项目组织架构是指项目各参与部分(包括一切机构和部门)排列顺序、空间位置、聚集状态、联系方式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模式。
③确立管理制度。管理制度是保证项目管理质量和运作秩序的各种规则、章程、程序和办法的总称,是项目参与方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应遵循合法性、实用性、规范性和协调性原则。
④设置关键控制点。关键控制点是指一些要害问题,它们是业务活动中的一些限定性不利因素,或是能使计划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有利因素。由于控制点种类繁多,所用标准也是多种多样的有:1)实物标准;2)货币标准;3)综合标准;4)把目标作为标准等。
2.2.3 信息平台。
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传递、各利益相关者协调、项目各类数据采集等问题,这些对目标控制有重大影响。传统的沟通方法已满足不了信息传递的要求,必须依靠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创建一个信息共享、信息传输、协同办公的综合信息平台。
2.2.4 运行机制
项目目标控制体系的运行需要有效的运行机制的支持,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协调机制和竞争机制,其运行模式如图4所示。
①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依据组织目标在分析被管理者的需求与动机的基础上,通过组织管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管理方式方法的优化组合,制定必要的引导、强化手段及可实施的制度,所形成的能在较长时间内激励被管理者思想、动机、行为的相对固化、规范化的一系列制度与工作规范。激励机制的内涵就是构成这套制度的几个方面的要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诱导因素集合、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幅度制度、行为时空制度、行为归化制度。
②约束机制。约束机制是通过牵制、监督、检查、考核、惩戒等方法促使被管理者积极、守规工作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同属于人力资源管理概念,是同一维度上的,同一事物的两面。契约关系是市场经济关系的基础,对工程项目系统而言,契约关系亦是其核心关系。为防止委托――问题,对人进行约束是十分必要的。对目标控制体系而言,约束机制可分为外部约束机制和内部约束机制,外部约束机制主要是指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内部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合同约束和制度约束。
③协调机制。协调机制是指为使项目控制体系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能无缝地、顺畅地在体系中传递,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确定性,以及消除因项目组织各成员目标不同而造成的利益冲突,提高项目的整体绩效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对目标控制体系而言,协调的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内部与利益相关者两个方面。建设项目协调管理机制主要通过协调目标一致、加强组织间的信任和各参与方的协商来实施。
④竞争机制。竞争机制是商品经济最重要的经济机制。在同一生产部门内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价格竞争,以较低廉价格战胜对手。在部门之间主要是资金流入或流出,由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
2.3目标考核
2.3.1 政府对业主的考核
政府投资项目是实施政府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具有工程量多、投资额大的特点,对经济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对项目业主进行考核,保证其按照政府原定规划实施项目是政府相关部门对项目监控的重点。 一般来说,政府对业主的考核主要体现在项目的社会影响上,主要指标应包括项目三大目标的落实情况、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项目文明施工的实施、项目对周围居民的干扰状况、项目征地拆迁的实施、项目的廉政建设及成效、项目技术创新成就及效益以及项目为社会所培养的人才几个方面。
2.3.2 业主内部考核
业主作为项目管理主体,其员工对项目的管理能力、介入程度、敬业精神等对于项目的管理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业主在明确各部门及人员职责的基础上,应加强员工绩效管理,建立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绩效考评办法,并将个人工作业绩与绩效工资直接挂钩,以充分发挥和调动全体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业主内部考核的指标可从任务的完成、日常工作的执行、工作纪律和工作态度四个方面着手建立。
2.3.3 业主对承包人考核
项目承包人主要包括施工方和监理方。施工方作为施工的主体,其管理水平和工作业绩对于项目顺利实施及项目目标最终实现起着决定性作用。监理方受业主委托对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对施工方进行监督,其工作绩效同样对项目实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强施工过程监控,以阶段目标的实现促进项目总体目标的实现,引入激励及处罚机制,定期开展对承包人的考核评价非常必要,可以提高承包人积极性、创造性,确保项目目标实现。对承包人考核以相关合同为基础进行,但由于工程项目面临诸多环境变化的风险,因此在实际考核过程中,业主应在对项目实施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对承包方的工作成果、工作行为、服务态度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进行阶段性和总结性评价。
3结束语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森林病虫害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十亿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近年来，全国各地森林病虫害时有发生，危害极为严重：一是危险性森林病虫害扩散蔓延迅速，对我国森林资源和自然景观构成巨大威胁。二是常发性森林病虫如松毛虫、森林鼠、光肩星天牛、黄斑星天牛等害虫发生面积居高不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三是偶发性森林病虫害大面积暴发。做好森林病虫害的监测工作是决定我国森林群体健康成长的有利保障。
森林病虫害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十亿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是难以估量。由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局限性,过去人们在控制森林病虫灾害的过程中,总存在着被动抗灾的思想意识,往往在森林病虫害暴发成灾后,再筹集巨额资金救灾。《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中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综合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与森林病虫害发生发展相关的诸方面因素,但其核心内容还是落实在"预防"上,怎样预防灾害?除了营造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提高林分的自控能力外,从森防理论角度来看,是要在森林病虫害的增殖初期就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防御大灾形成。要达到预防灾害的目的,认真做好森林病虫害的监测预报工作是关键,只有及时、准确地掌握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动态,才能适时做出正确的防治决策,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达到治早、治小的目的。
一、森林病虫害的监测要素分析
要做到及时、准确地监测和预报,必须把握时间、空间和人三大要素。
1、时间要素
把握好监测预报的时间有两个层面的作用。一是直接影响测报的准确性。按照森林病虫的生长发育规律,要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和适宜的自然条件下,才表现出可视症状或前兆特征。如黄脊竹蝗产卵地调查,可行的时间区间在9月至次年5月,而在每年的10月左右于竹林中查找竹下盘枝条受害严重、地上可见到竹蝗尸骸(如头壳、前胸背板、足后腿节等)的地段进行调查,则可以大大提高调查的准确性和效率。过早这些特征尚未出现或不显著,而过晚这些特征又可能自然消失,使之难以分辨。二是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暴发性害虫,如松毛虫、竹缕舟蛾等,如果不能根据准确的调查和在当地的发生规律及时发出预报,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造成大面积的灾害。因此,掌握病虫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当地的发生发展规律,适时进行病虫情调查是做好测报的关键。
2、空间要素
从空间上来说病虫的发生与自然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在森林害虫防治中有一个"虫源地"的概念,即每一个发生周期或大多数发生周期都起源于数个相对稳定的小面积地域,这些地域上害虫种群的动态往往是监测预测的重要依据,是预报的敏感地带。根据长期积累的调查资料和观测经验,找准"虫源地",设立固定调查样地,定期观测调查,既能为掌握害虫在当地的发生规律积累有用的资料,又能提高测报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事半而功倍。现在有人从地理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害虫种群的发生发展规律,希望找出害虫种群变动与地理景观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提高选择观测调查点的科学性和机动性。
3、人的要素
首先,社会对监测预报工作在预防森林病虫灾害中的重要作用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投入足够的资金,采取严格的组织管理措施,这是最重要也是目前最薄弱的一个方面。
其次,对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工作者的素质有较高的要求。专职测报员既要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在昆虫学、植物病理学、生态学、调查统计学等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又要具备良好的跨学科综合能力,气象学、系统控制论、仿真动力学、网络信息技术等学科的综合运用是森林病虫监测预报做到"耳聪目明"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为提高测报技术水平带来了便利,要有跟踪新技术发展并能将之应用于工作中的能力;还要有丰富的经验积累,这是发挥创造力的平台。既有高度的事业责任感,又有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
第三,林农观测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动态占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优势。让林农掌握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基本知识,建立林农报告森林病虫情奖励制度,充分发挥林农的积极性,就能形成一张巨大的、严密的、高效的实时监测网。目前,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森林病虫害监测预报工作对预防灾害的贡献率的认识还未达到应有程度。要转变"灾来救灾"的意识,将防御灾害工作的重点转移到"预防为主"的轨道上来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二、森林病虫害的控制措施
近半个世纪来，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化学防治以产生目标生物的抗药性、误杀天敌生物以及污染环境等问题备受批评。
生物防治以能克服上述缺点而被寄予厚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仍有许多缺陷，如缺少人工施放的天敌生物种群持续存在的生态学动态证据，生物防治的研究者考虑更多的是食物链而不是食物网络的关系等等，在森林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也没有成功的事例表明在人工的或人工干预的森林生态系统中，建立了对森林病虫害控制持续有效的天敌生物种群。
由于生物防治的步履维艰，加上相关学科发展的推动，抗病抗虫选种、育种的研究形成了热点。特别是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DNA(基因)重组技术突破了远缘杂交不亲和性的困难，为抗性育种开辟了新的途径。
对于现有的、具有一定生态系统性的人工林，采取改造提高其自我调控病虫灾害的能力，运用对环境和其它有益物种的生存和发展影响较小的各种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生态和经济效益可接受(或允许)的低密度，并在时空上达到持续控制的效果。对于现有的、不具有生态系统性的人工林，采取以基因工程为主的技术措施，培育适应立地生态环境的抗性树种，逐渐取代现有弱抗性或抗性衰退、丧失的树种。对于将有的人工林，采取生态控制的策略，从造林开始就将病虫灾害的自我控制作为和高质高产同等重要的目标，以期得到自组织的人工林生态系统，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生态和经济效益可接受(或允许)的低密度，并在时空上达到持续控制的效果。
因此，森林及树木病虫灾害的生态控制技术和遗传(基因)控制技术是实现我国森林保护策略转移和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技术。
生态控制的原理在于系统生态学。一个生态系统内，物种之间协同进化，不同种的有机体或亚系统协调共生、互惠互利，和谐高效利用系统的能量，系统中的所有生物都占领着一切可利用的生态位、摄取一切可利用的能量，从而形成最佳的物流与能流状态，使整个系统表现出高效和谐的持续发展。在这种协同进化过程中，物种常表现出抗逆性和变异性，这些抗逆性和变异性的基础来源于物种基因的调控表达和变异。因此，自然森林生态系统中各种组分形成的各级结构具有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自我维持的稳定机制，这种机制构造了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起到对病虫灾害的可持续控制。
遗传控制得以实施的基础是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现代育种技术。从林木或其它动植物体内定位到抗病、抗虫基因，并将其克隆、转入到林木体内，表达出对特定或大多数病虫害的持续高抗性。目前，涉及遗传转化的树种已达9科19属近30种。一些重要的树种如杨树、欧洲落叶松等已获得了转基因植株。在报导的林木基因工程的目的基因中，抗性基因的种类最为丰富，包括了抗虫基因、抗病基因、抗盐基因、抗寒基因以及抗除草剂基因。
对于客观上具有或可能出现一定演替过程、形成一定自组织性而具有一定程度自我调控病虫灾害的功能的人工林生态系统，其病虫灾害生态控制的研究趋势是：从乔、灌、草及农作物多植物种合理配置人手，提高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改造现有林和营造混交林，为系统的演替过程构建初始可启动状态，使其伴随演替过程逐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组织性，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抗逆补偿功能和自我调控病虫灾害功能。
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编.森林病虫害防治知识问答[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47-49.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学习质量;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B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1―0029―03
所谓质量是指产品或服务的总体特征和特性,基于此能力来满足明确或隐含的需要。而学习质量就是指学习的产品或学习后的总体特征。在工业中的质量控制是指产品形成过程中消除质量环上所有阶段不合格或不满意效果的因素,达到和保持质量而进行控制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方面的活动。学习质量控制则就是指促使学习行为有较高的效率和优质特征而采用的各种措施。
为了促使混合式学习中学生学习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在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混合式学习质量控制模型。围绕着学习目标设计学习活动,并提供主题与扩展资源,通过资源和学习活动把以课堂讲授、面对面交流为主的课堂学习和以网络社区讨论、远程交互为主的网络学习有机结合起来,采用内外结合的质量控制方法(外:主要是教师的参与控制、社区环境平台以及学习资源的支持;内:主要是促进学生自我调节与控制),并实施以过程性为主的混合式学习评价方法,从而全面促进学习,提高课程学习的质量和效果。
一 混合式学习活动的设计与质量控制
混合式学习活动包含两个大部分,一是网上学习活动,二是课堂学习活动。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网上学习活动可包括讨论区、测验、作业、WIKI等;二课堂学习活动包括听课、讨论、案例分析、小组活动等。
本文就三个典型的学习活动作以论述和探讨,分别是讨论区、作业、WIKI。
1 讨论区
设置讨论区主要目的是就给定的话题引导发表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有效使用讨论区的关键是话题的设置。这个话题(或者说讨论的主题)必须具有两个特征:
(1)话题必须是开放性的结构不良的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现成的答案。如果是结构良好的问题,学生很难发表出自己的观点,大多数内容就是课程内容的不断重复,讨论失去应有的意义。[1]
在《学科教学法》课程[2]学习中,针对课堂教学,促使学生对教育实习的一个总结,就设置了这样一个话题:“分享:课堂教学的细节”。以下是话题导言:课堂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相信各位同学在教育实习和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好多经验,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反思。“电源插头掉了”这种类似的情况如何处理?在课堂中会不会出现“闭不上眼睛的学生”?请大家以这些文章为启迪,将自己的印象深刻的课堂教学细节以及教学反思以帖子的形式发到这里,以方便大家共享和激荡。每个同学要求至少写一个细节,包含有细节的描述、细节的处理以及反思。你必须发一主贴说明至少一个信息技术教学中的细节(500-1000字),并至少回复两人的帖子,对该同学所描述的细节以及处理方式做出简要的评价。
这样的话题学生有体会有话说,观点百花齐放,几乎每个帖子都很精彩很真实有情感,讨论很有气氛,回帖的质量和数量都很高。
(2)必须紧密结合课程内容,基于课程内容而不限于课程内容。一般来说可以就相应的课程内容给出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再结合实际情况和课程内容设置讨论的话题。[3]
在《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4]中,就以“学生上课时爱玩游戏”这一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来设置了讨论话题“我们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技术”。在讨论区中给出了正反两个典型的案例(正例:模范教师鼓励学生玩网游,曾受胡书记接见;反例:迷恋网络沉迷游戏,大学生无法自拔沦落为流浪汉),并给出专题视频片段,引导并提示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学生发贴讨论非常积极,基本上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发表观点,精彩观点纷呈。这样的讨论收到了非常好的学习与教育效果。
针对每个学生发表的帖子,教师都要尽快回复,这对于构建和维护课程中的讨论与协作气氛至关重要,同时也给出恰当的评语评价和等级成绩。评语评价要有针对性,应包括优点和不足之处以及如何改进。
2 作业
在这里的作业是指有很强综合性和分析性的任务,并不是简单的练习性的措施。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和资源配合起来,要能够促进学习目标的达成,能够促进对给定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有效使用。
如《教育传播学》课程[5]第三章学习完之后,设计了一个作业:请认真阅读下面几篇文章(《符号的魅力-世界著名Logo的文化解读》、《符号的魅力-漫说红楼梦之对额》、《对武林外传的传播符号学解读》、《读图时代》、《从奥运吉祥物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从QQ非语言符号演变路径看人际传播的回归》,)并浏览网站“从眼睛到心灵”。 以我们学过的知识为基础,以上述文章和资源为启迪,以“符号的魅力”为主题和主标题(副标题自己定义),写一篇小论文。
这样的作业具有综合和分析的特征,因此在整个课程学习中不宜太多,一般两到三个已经足够。作业的评价中同样要有针对性和恰当的评语以及等级成绩。
在作业中,有两种特殊的情况需要特别处理:一是优秀的作业:优秀的作业要公开展示,同时要把评语和成绩也要公开。二是抄袭粘贴的作业:抄袭粘贴组合的作业一定要能够指出,并给出警告,提示重新提交作业。
3 WIKI
WIKI允许人们使用简单的标记语言集体创作文档,而这完全可以在浏览器中完成。WIKI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创建并更新文档。WIKI模块允许参与者共同创建、扩充或修改页面内容。旧的内容永远都不会被删除,而是存储起来。[6] WIKI比较适合于网上小组任务驱动的学习,并以探索为导向,此过程充满交互、开放、建构。
例如:“桂林地方史”课程中其中一个WIKI模块的设计:“在国庆期间,每个小组的同学都围绕主题进行了调查和学习。这个WIKI模块(小组协作学习模块)以小组为单位,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在这里提交,并且做好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小组成果。依据这个成果,各小组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最后选派若干成员,在全班进行宣讲。注:这个模块中的内容是可以反复修改的,每个小组只能看到和修改本小组的内容。”[7]
二 混合式学习资源的设计与质量控制
学习资源主要是指提供给学生的与课程有关的教学材料,在混合式学习中,学习资源大致有网络课程、课程讲义、扩展资料、参考文献等等。资源提供了可以扩展视野的丰富材料,资源的建设与提供并不是难题,而对于资源的学习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要利用资源,做好学习的引导,以此来激活学生的思维。对于混合式学习来说,课程学习资源的设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以课程章节为主线
在魔灯虚拟学习社区中的课程《教育传播学》中就采用了以课程章节为主线的学习资源设计与组织方式。这种情况在混合式的学习中可以很好地配合课堂讲授和课程进度,并以章节来组织学习资源。可清楚地标明章节,以供学生按图索骥。这种方法直观明了,紧密结合课程内容。在实践中可适当地给予扩展,并和学习活动的设计配合起来(如讨论、单元测验等),可以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2 以课程专题为主线
在魔灯虚拟学习社区中的课程《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中就采用了以课程章节为主线的学习资源设计与组织方式。这种学习资源的设计和组织方法主要是打破课程内容章节的限制,融会贯通课程内容,重新以课程专题来设计和组织学习资源。重要的是这些主题必须体现课程内容,必须以学习目标为依据,以学习重点和难点为导向。这种方法能够有效配合课堂的讲授和讨论,能够综合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和培养学生应用、分析和综合的能力。同时,这种方法对老师的挑战更大,老师必须花更多的精力来设计主题和配置资源。
3 以资源库为主线
这种方式就是以资源库来设计和组织课程资源,主要是要给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资源形式,并有分类、检索等功能。
三 学习者自我调节与控制
形成建构的、高质量的学习活动的最有效方式可能应该是系统地从教师控制的学习过程向学生自我控制的学习过程转变。[8]因此,要形成有效率高质量的混合式学习,必须促使学生在自我调节与控制能力处于良好的水平。
1 明确的任务和目标
在每个单元环节中,必须给出学生明确的任务和目标,以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以及形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和目标。这是自我调节与控制学习的首要任务。
2 及时的监控
教师必须给予每个学生持续的关注,通过课堂和网络平台的监控,深入了解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情况,检测学生目标和任务的完成情况,给出必要的信息反馈,同时促使学生能够依据任务和目标自我监控和激励。
3 促进自我评价和反思
通过自我评价和反思,不仅可以深入到学习中的多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发现符合自身的一些学习特征和各项学习策略的有效性。[9]
当然,良好的自我调节与控制能力需要长期的指导和训练,这值得我们进行不断地实践与探索。
四 教师的调节与控制
混合式学习以学生为主体,也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资源的设计、学习活动的组织、评价的实施中教师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精细组织,注重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在每一个教学单元,教师要对学生的学习活动做好精心的设计与细致的组织,特别是注重学习过程中的细节。不管是在课堂教学中重难点的讲授、小组活动的组织以及对于每个学习者的提问,还是在网上学习活动的作业、测验、讨论区以及WIKI都应该做到精细组织、注重细节。
2 注重任何环节的信息反馈
从控制论的观点看,网络学习质量控制的核心在于反馈。[8]在教学和学习中,每个环节的信息反馈都对我们课程的设计和学习活动的组织有较大的启示,促使我们调整特定的学习活动以及学习的整个策略,同时也能促使学生借助于反馈信息去调节自己的行为。在课堂上的信息反馈包括学生的态度、表情,对提问问题的回答、讨论时的发言、小组活动中的行为表现、总结性测验中的成绩。在网络学习社区的信息反馈包括学生活动的记录、站内信息、答疑区的问题、测验成绩以及试答次数、电子邮件、讨论区中发贴的数量和质量、WIKI中编辑的次数和质量等。
3 积极交互,有效调节
教师无论是在课堂学习活动中还是在网络学习活动中都要积极和学生进行交互,促进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同时,要根据每个环节的信息反馈,对资源、学习活动、学习评价做出有效的调节,提高整个课程的学习质量。
五 混合式学习的评价与质量控制
评价贯穿学习活动的始终,是混合式学习质量控制的基石。评价要最终促进学生完成混合式学习活动,达到学习目标。为了真实地评价学生以及更好地以评促学,达成对混合式学习中学习质量的控制,在混合式学习中我们实施了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主要表现在:一是建立完整的学生学习记录,利用学习记录来推断可能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行为;二是作业、讨论以及其他学习活动可根据教师的反馈以及自己的反思与同伴的评价进行修正和重复提交,让学生经历过程掌握方法;三是把网络学习评价和面对面的学习评价结合起来,建立了适用的有针对性的评价量表,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体系。以课程《学科教学法》为例,我们建立了课程评价体系量表、课堂学习评价量表、网络学习评价量表、说课自评互评评价量表、试教自评互评评价量表等一些量表。当然,在每个课程结束时,我们也进行了常规的总结性评价。
参考文献
[1][3] 孔维宏.基于Moodle的混合式学习设计与实践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8,(2):80-83.
[2] 孔维宏.“学科教学法”课程-魔灯虚拟学习社区[DB/OL].
[4] 孔维宏.“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课程-魔灯虚拟学习社区[DB/OL].
[5] 孔维宏.“教育传播学”课程-魔灯虚拟学习社区[DB/OL].
[6] Moodle官方站点[DB/OL].
[7] 林玉连.“桂林地方史”课程-魔灯虚拟学习社区[DB/OL].
[8] 毛新勇.建构主义学习的质量控制与评价[J].教育发展研究,1999,(3):45-47.
[9] 王正聪,丁新.网络环境中学习者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培养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08,(2):43-46.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6篇
案例1：某校在办公平台上传530名学生信息时泄密，造成多名家长遭遇电话诈骗。（《新快报》2007年11月5日）
案例2：某校办公室内老师偷看，学校大屏幕直播20分钟。（《贵州商报》2008年11月5日）
案例3：某市55位中小学教师为评职称，网上抄袭论文被查处。（《新华日报》2011年5月24日）
以上案例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教师的信息伦理。信息伦理，指的是以“善”为目标，以非强制力为手段，调整在信息生产、传播、利用和管理等信息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准则。[1]内容涉及个人隐私权、知识产权、信息存取、信息责任、信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的授权等。其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是信息素养的重要维度之一，是信息技术的价值指导，它为信息技术的运用设定善的价值坐标。信息技术本身的价值是中性的，而人的行为则具有明确的价值倾向性。只有在信息伦理的指引下，信息技术才可以生成善的价值。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说：“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教育技术的发展，给教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信息技术在为教师工作提供有效支持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伦理问题。作为教育的实施者，教师具有较高信息伦理素养的意义重大。教师的信息伦理除了一般信息伦理所具备的特征外，还具有示范性和服务性，即教师的信息活动及其所蕴含的信息伦理对学生的信息活动及其信息伦理的建构起着表率作用，信息活动的宗旨是为学生服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示范性和服务性是教师专业特征在教师信息伦理上的体现。教师在获取、加工、处理、创造、传输信息的过程中是否恪守信息伦理、遵循信息法律法规，不仅影响其自身，更直接影响到学生信息伦理的形成。
上述案例，就是因为教师信息伦理水平较低而带来了相应的不良后果。因此，在信息技术时代，教师除了具有优良的传统道德品质外，还应具有良好的信息伦理。可以说，信息技术越是发展，越是要求教师的“道德自律”，越是要求教师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信息伦理素养。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对教师的信息伦理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美国《国家教师教育技术标准》（NETS*T）将 “促进和示范数字化公民和职责”的伦理要求作为五项标准之一，我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也将“社会责任”作为四大指标之一。
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对青少年，尤其是在校学生信息伦理的研究较多，而对教师信息伦理的相关研究较少。鉴于教师信息伦理素养的重要性，笔者对中小学教师信息伦理现状进行了实证调查，较深入地了解了当前中小学教师信息伦理现状，并对如何提高中小学教师信息伦理水平的路径和措施进行了探讨。
二、对当前中小学教师信息伦理现状的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
广东省湛江市4所小学、8所中学的340名教师。从各个学校随机抽取教师，取样时兼顾教师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学科等方面的分配，共发放问卷340份，回收340份，有效问卷340份。
教师基本情况：男教师190名，女教师150名，小学教师156名，中学教师184名，平均年龄39岁；语文教师102名，数学教师80名，英语教师46名，信息技术教师15名，其他课程教师97名；专科及以下学历者63人，本科254人，硕士22人，博士1人；职称上，初级64人，中级208人，高级68人。
（二）研究工具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参考国外有关信息伦理素养的要求，如美国《国家教师教育技术标准》、美国ACRL信息素养标准、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计算机伦理十戒”等，结合我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自行设计中小学教师信息伦理调查问卷。问卷由背景变量、测试题两部分组成。测试题共19个题目，分别从教师运用信息技术基本情况、教师对信息技术的认知、尊重他人、信息保护和安全、对低俗网络文化的态度几方面设计，每题都具有一定的区分度。
调查主要以发放问卷进行，部分教师通过电子邮件问卷调查，部分教师在问卷结束后还进行了深度交流。调查结果利用SPSS11・5 for window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对数据处理。
（三）分析
1. 中小学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基本情况
表1 中小学教师上机上网时间及目的
从表1和表2 可知，中小学教师每天上机的时间在1～2小时之间的居多，每周上网时间5～10小时的占了近85%，而且教师上机和上网的目的主要都是为了教学和学习。这说明大部分教师都把信息技术作为自己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支持路径，信息技术已与教师的教学工作密不可分。
2. 对信息技术的认知
表2 中小学教师对信息技术的认知
从表2可以发现，大部分教师认为信息技术能够提升教学效果，教师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的目的相对比较明确。而对于教学中没有网络“若有所失”和“无法忍受”的教师有41.8%，说明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已有“网络依赖”倾向，值得关注。在对网络信息法规和伦理认知方面，教师了解很少，不太了解、一无所知和说不清的超八成。这说明当前中小学教师的信息伦理和信息法律意识还有待提高。调查还发现，信息技术课程教师对信息法规和伦理认知程度明显高于其他课程教师。这个结果，与我国对网络信息伦理法规教育欠缺不无关系。由于教师自身对信息伦理法规知之甚少，自然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信息伦理法规教育的意识就不强，因此从不对学生进行信息伦理法规教育的占30.3%，经常进行的只有10.9%。
3. 尊重他人
表3 中小学教师信息活动中尊重他人状况
表3表明，有40.9%的教师经常通过网络与学生交流，说明网络已成为教师了解学生、联系学生的重要工具。在与学生网上交流中，大部分教师能够注重网络礼仪，尊重学生，但也有超过32%的教师有过不经学生同意进入学生邮箱，打开学生文档的经历，有19.4%的教师从不注意礼仪。这反映出部分教师在虚拟社会中不能像在真实生活世界中那样去尊重学生，可能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网络社会是虚拟社会，不像在真实的教育教学世界中那样重要和正式。
4. 信息安全和保护
表4 中小学教师信息安全和保护状况
从表4可知，有24.5%的教师在网络上泄露和散布过学生信息。进一步访谈得知，教师泄露学生信息大多并非恶意，而是出于不小心，甚至出于好意，泄露的内容涉及学生隐私、家庭状况、成绩等，说明有的教师在信息安全、信息保护上意识不强，责任心不高。而有近19%的教师对学生传播过不真实或不良信息，说明部分教师对信息的理解、评价、选择上还有待加强。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用过盗版软件和盗版影音资料，说明教师的版权意识不强。当然，这与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价格上的巨大差异有关。调查发现，有八成左右的教师在引用网上有关资料时很少注明出处，在与部分教师深度交流时，有教师就提到在备课时经常直接在网上下载、复制课件或教学设计，还有很多教师在提交教学论文或工作计划、总结等时也是直接下载，稍作改头换面后为自己所用。这表明教师的知识产权意识严重淡薄。关于举报非法网站问题，绝大多数教师没有过这种经历，说明部分教师对非法网站的辨识度不够，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社会责任感欠缺。在访谈中，老师都提到，只要不涉及自身利益，对非法网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老师认为不知如何举报。
5. 对低俗网络文化的态度
表5 中小学教师对低俗网络文化的态度
从表5可知，浏览过色情网页信息的教师占39.7%，对待低俗网络文化的态度不容乐观。部分教师坦承，在与网友的网上交流中，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涉及到“性”的话题。而相当多的教师不能自觉抵制黄赌毒以及反动不良信息的状况更令人担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说受当前社会大环境影响，教师尽管是为人师表的知识分子，依然不能超然于世外。主观上是部分教师自身修养不足，还存有低俗思想。
（四）结论
从整个调查结果来看，中小学教师的信息伦理水平整体上比较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 部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存在对信息技术过度依赖心理；
2. 绝大多数教师对信息技术方面的法规伦理认知匮乏，受此影响，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很少对学生进行相应的信息伦理和法规教育；
3. 教师在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教育时，尊重学生、保护学生隐私的意识和行为有待提高；
4. 教师知识产权意识非常薄弱，教学中对信息的选择、评价、理解、判断上还存在偏差；
5. 教师在抵制低俗网络文化的态度上应更坚定。
三、应对当前教师信息伦理现状的策略
《教育部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包括信息伦理的维度。提高教师的信息伦理水平应成为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议题。针对调查结果中教师信息伦理存在的问题，提高信息伦理水平可从教师自律、加强教育和建构伦理准则等途径着力。
（一）教师不断加强修养，强化信息活动上的自律
网络具有虚拟开放性、隐匿自由性等特点，网络人际关系呈间接的性质，信息活动表现为数字流，活动主体具有很强的匿名性、虚拟性，使得信息伦理的承受对象变得极为模糊，直面的信息伦理评价与抨击都难以进行，对有悖信息伦理行为的监督、约束、制裁比较困难。此时，信息活动主体就有可能行为失范，甚至恣意妄为。因此，特别要求信息活动主体具有慎独自律精神。教师应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恪守教书育人的职业道德，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信息伦理水平，在信息活动中慎独自律，做到网下是人民教师，网上依然是人民教师。
（二）加强对教师信息伦理的教育，提高教师信息伦理认知
调查显示，教师对信息伦理和法规的认知程度并不是很高，这与教师缺少信息伦理教育有关。绝大多数教师都认为自己几乎从来没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因此，应将信息伦理教育纳入教师教育课程，在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中实施。一是开设专门的信息伦理课程。美国在中小学和大学都开设了专门的信息伦理课程，如杜克大学开设“伦理学与国际互联网络”课程，肯特州立大学开设“信息伦理学”课程等。这一做法值得借鉴。二是在其他教师教育课程中渗透信息伦理教育。在诸如信息技术教育课程，以及教师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等课程中渗透信息伦理教育，将相关知识纳入进去。无论是专门课程还是渗透课程，在学习中，应尽量顾及教师专业的特性，运用案例教学、情境教学以及讨论教学法加强教师对信息伦理的体验。三是加强法制教育。目前，国家专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信息网络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在《刑法》、《知识产权法》、《民法》也有很多涉及信息保护、运用的条款。应加强对教师相关法律的教育和普及，增强其法制观念，强化其信息伦理意识，规范其信息行为。四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应将教师职业心理健康教育和网络健康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建立教师心理咨询中心、教师心理援助热线有针对性地对教师网络心理问题进行干预。
对教师的信息伦理教育形式应多样灵活。可通过校本活动，如专题讲座、信息报告会、信息演讲比赛和辩论赛等多种形式，还可设立专门的信息伦理网站，普及信息伦理知识，提供信息伦理的咨询、解答等服务。
（三）建设符合教师专业的相关准则，规范教师信息行为
信息伦理主要诉诸于个体的自律，但自律是在他律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如果缺乏清晰的伦理准则，那么大多数个体在面对各种行为选择时会茫然不知所措，只有提供了伦理准则，个体才能比较容易地作出是非评判。[2]因此，提升教师信息伦理素养还需建立符合教师专业的信息伦理准则。目前，世界各地对信息伦理准则的制定一般分普遍性伦理准则和行业性（专业性）伦理准则。前者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而后者是对特定人群的要求。教师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的专业，其对信息伦理的要求与普通公民相比应更高、更多。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结合教师专业特点，学校也可以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系统、本校的信息伦理准则，规范教师行为。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就制定了自己的网络伦理准则，并从逆向思维的角度指出6种网络不道德行为类型，要求师生克服。建立符合教师专业的信息伦理规范，既要体现教师专业的“示范性”，又要凸显教育“服务”理念，还要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合。教师信息伦理规范将使教师有则可依，教师对其反复践履，就逐步将这种外在的准则化为自己内在的自觉伦理意识。
教师信息伦理规范应与师德建设结合。目前，在教师守则、教师师德内涵中，涉及信息伦理的几乎缺如。这反映了师德建设不能与时俱进，也说明了教师信息伦理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和重视。应将信息伦理纳入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在教师师德评价、考核、晋职、评优等方面赋予一定的权重，使教师从思想上认识到提高自身信息伦理水平的重要性、紧迫性、责任感，自觉主动地加强学习、修养、提高。同时，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内部监管、奖惩机制，增强教师自我控制和约束能力，促其更好地遵守信息伦理规范。还应加强校园网建设，尽量过滤掉各种不良信息，维护校园网络的正常秩序，为教师搭建起一个安全、高效的信息平台。在校园网中经常开展一些融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炉的活动，向教师潜移默化地灌输主流思想和正确的社会准则与价值观。
注释：
[1]蔡连玉.信息伦理：概念内涵与特征[J].情报杂志，2007，（7）.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分类指导；地方高校；本科特色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中图分类号： g42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6-0045-05
如果说教学质量是专业生存与学科发展的基础，那么，教学质量监控将成为维护专业教学质量的“利器”。袁贵仁同志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开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一文中指出：“建立国家教育质量标准和质量监测评估制度，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1]这为深入研究专业分类，构建全社会、全方位、多维度本科特色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指明了方向。在地方高校专业教学中构建质量监控体系，把监控程序贯穿于特色专业建设与教学工作的始终，并不断探索完善实施的方法，是地方高校本科特色专业教学质量的保障。
一、 教学质量监控的意义
（一） 保障大规模本科教育质量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毛入学率逐年增高，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5%， 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毛入学率快速上升到10.5%，2010年跃至26.5%，达到大众化教育的标准阶段。据预测，2015年毛入学率可能达到36%，已离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标为期不远。这样快速发展的教育规模，给师资队伍及其办学基本条件带来严重的挑战，规模与质量效益问题突出，教育质量已成为政府、高校和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教学质量监控工作也应运而生并得到快速发展。
高校作为办学实体，应把体现特色专业建设、“以人为本，质量领先，以生为本，追求卓越”的人才质量理念放在首位[2]；高校作为基层监控组织，应通力与省级监控中心协同实现监控创新，接受省级监控技术指导，做好校内质量监控工作，切实保障特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
（二） 保障本科特色专业点建设质量
控制是基于计划、执行、检查、总结的闭环通路。在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需要有这样的闭环通路来保障专业建设质量。从监控体系程序运行的角度上，包括计划监控、实施监控与反馈监控三环节，对于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来说，具有现实性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从体系中派生出监控质量目标的规范性和发展性，监控对象的指向性和项目特色化，监控指标的针对性等特点；二是可以对本科特色专业建设各项目、要素、环节和工作状态的信息及时反馈，进行修正；三是可以与评估结合，获取监控信息，建立专业质量评估状态数据库，并通过好的状态数据来激励教学工作者、管理者，使专业建设与教学质量持续运行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四是对监控质量管理工作实施、建设的深层探索过程，是对专业建设各个项目、要素、节点所处状态进行的质量判断与调控，具有持久性和现实性意义。
二、 本科特色专业质量目标与标准的确立与界定
本科特色专业教学质量目标与标准是衡量教学质量高低的标杆，也是监控的目标和评估的标准。确立与界定本科特色专业质量建设目标与标准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 制定特色专业目标策略
专业建设点的总体目标内含有两个分支目标：一个是专业建设基础目标，另一个是特色专业建设引领目标。就特色目标来讲，主要是从专业建设与综合改革全面性、核心内容等方面去进行分析、整理、研制目标内涵。目标表述是“把本科特色专业建设成为高质量、高水平，在技术市场竞争中有地位、权威，深受社会、高校与家庭欢迎的专业”。基本内涵是专业质量对应人才质量；专业特色亮点对应人才个性化水平，体现学科潜在的生机活力；关于特色专业建设引领，只有建设好、实现特色专业目标，专业才能起到“引领”作用，即引导各级各类高校发挥特色专业优势，带动专业群，促进高校专业结构优化，提高整体办学能力和教学水平，使专业向重点学科方向发展。
（二） 制定课程目标模块标准
根据国家特色建设要求，经研究分析拟定为3个模块：
一是本科专业通识教育国家标准，二是专业基础通用学科标准，三是专业方向与个性特色标准。这样的模块标准划分，其结构层次清晰，易于接受，方便操作。
（三） 确定目标范围和内容
从专业建设与综合改革，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教学评估与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教师队伍、教学团队与教师教学能力，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课程与教材建设、实现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专业认证与社会评估等8个方面设定监控目标主体。生源质量的入口、人才培养质量的出口及其教学管理队伍与人员素质也是不可忽视的、可研究的标准要素。
（四） 制定目标的质量标准分类
除了专业分类外，对于不同种类、不同办学实力的高校，拟制定和采用两套本科特色专业分类标准。一套是最基本质量标准或者说是最低级质量标准，主要用于监评一般地方高校；另一套是在最基本标准基础之上，构建一套较高要求，体现办学水平高、能力强的高校的重点专业适用标准。但要注意的是对于一般性部属高校或地方重点高校也可在两套标准中自主选择，交叉使用，这样可避免统一化，克服专业办学水平与能力人为拉平的负面效应。
三、 本科特色专业教学质量四维监控体系构建
树立质量意识，更新质量监控思想、观念，确立以监控促管理，以评估促建设，以教学质量标准视为基质液，把业务流程再造理论与技术作为监控技术支持，实施“监评建”联姻，达成专业监控、评估、建设目标与标准三维求同而相对统一，全面维护本科特色专业建设。在本科教学质量上，符合部级特色专业标准，在专业发展趋势上倾向于重点学科。 特色专业建设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监控的多维性。因此，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要在符合本科专业教学规模与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将多层面、多元要素控制单元或控制点列并、归类、拟合成为4个类型分支控制系统，共同组建本科特色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在实施中启动分类联控、协同联控，发挥共同的质量维护效应，实现最大最好监控效果。
（一） 以办学实体为标志构建高校内部与外部联控系统
高校内部监控，从教育整体而言，也称为微观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主要是高校内部教学单位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对教育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的条件控制。从高校内部监控组织看，有教授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学督导、教学院系和教研室（或相关教学团队）等，各有其监控目标、任务。从属性看，高校内部质量监控是高校内部一种教学质量管理行为模式。从层次看，高校教学质量监控是最基层监控，是高校内部质量自我监控的主体，是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系统，也是教育系统内部监控的基础。高校外部监控，是相对于内部监控而言，外部监控主要来自国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监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特色专业、精品课程、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实践教学示范中心、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等“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的申报评审、投资建设与合格验收评估来保障本科专业教学质量。
（二） 以教育系统视野为标志构建系统内部与外部联控系统
教育系统内部监控，主要来自由国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高校自我监控共同构成的教育系统内部的监控体系。有3个层级，其中国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属高、中层监控，高校自我监控属于基层监控。
而教育系统外部监控，主要来自社会监督、独立的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专业认证，也有来自相关行业的管理部门或就业实体单位对毕业生评价或毕业生满意度专项调研分析等，也有来自周边环境人群对毕业生的口碑印象，这些也是很好的监控路径，并能获取监控的状态数据。
（三） 以质量监控活动状态构建动态监控和静态联控系统
多维动态教学质量监控系统是高校内部监控组织机构在执行相应的职能活动中，通过实施监控活动来完成的。从监控组织来讲，高校的教授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学督导及教务处是主导型监控组织，通过各自职责与议事决策、教学管理活动来实现控制；院系与教研室共同构成监控组织，它是主体型中心监控组织，具有承上启下的能动作用；教师与学生的监控是最基层的实体监控，是互质性的主体与客体，有相互认同与存异之分。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动态监控是分层级的监控，突出监控组织的权利与职责，表现为下级服从上级，个体监控目
标服从整体监控目标，是一个充满活性的活动过程。
研究教学质量的静态监控是通过建立教学管理制度系统，通过制度的规范化、标准化实施来体现，它在规范动态控制的运行中，致力于程序运行管理，致力于师生员工质量意识的全面提升。比如常见的教学管理制度有《专业建设质量管理程序》、《教学运行管理程序》、《实验教学运行程序》、《考试管理程序》、《教材建设与选用管理程序》、《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程序》等，这些以程序为导向的教学管理制度在实施运行中，形成以质量为基础、目标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静态控监文化。静态监控文化一旦形成，它将无声地规范教学行为，铸造人的灵魂，陶冶人文精神，成为校园文化的驱动器、教风与学风的晶体。
（四） 以教育资源投入状况构建硬件监控与软件联控系统
特色专业建设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财力资金用于购置教学仪器、设备等硬件教学资源，进行教学基本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满足教学基础条件的需求，这是第一步前期监控目标，解决满足的问题；第二步是如何有效利用教学资源，这是利用过程的监视，是人才培养过程的质量效益与效果检验问题。当然，监控目标不仅只看硬件条件如何，“软件建设”也是同等重要，软件监控的内涵也很广泛。充分开发利用软件资源，主要是通过建立数字实训资源库、网络教育平台、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讲坛等平台来实现，同时对教师的网络教学行为、学生网络学习行为、图书资料网上阅览、纠错与信息反馈等进行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约束。还应该明白，这些信息管理措施与手段都是网络与软件技术的应用问题，这些软件的应用均是“准软件”所要监控的目标对象、内涵。同硬件监控一样，也存在软件资源利用监视及其利用的效益与效果检验问题。硬件资源与软件资源配合利用，产生增益效应。
四、 本科特色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程序运行
控制是基于计划、执行、检查、总结的闭环通路，是闭环通路的系统控制。对于本科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系统的运行程序，选择了计划监控、实施监控与反馈监控模式，处理、完成监控系统的运行周期。
（一）编写分类监控程序，将专业教学质量监控方案编制成可运行程序——计划监控
特色专业建设内容是监控的对象目标，计划监控是对特色专业建设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计划性监控，是事先预定监控要实施的程序，这个程序也有人称预先控制。在计划监控中，要特别注意几个方面：一是高校内部质量监控应坚持“以内为主、以外促内”的定则；二是确认分类监控是为了达到监控到位，保障专业建设质量；三是在扩大高校办学自的同时，确立一种自我约束机制，以省级监控中心为指导，高校内部自我控制和自我检测为主体，把外部教学评估与专业认证作为增强型质量保障；四是在专业定位与专业发展方向体现建设“质”的规定性，而专业教学条件、专业认证及其毕业生的社会满意度则可从“量”的方面进行规定，同时还要确定周期性，找准关键性控制点。
（二） 启动分类监控程序，与特色专业建设同步规范运行——实施监控
1. 专业建设目标是监控的对象、要素和标准。专业建设方案中内容与要求是计划监控的对象、要素。其建设方案、措施可编制成可行性运行建设程序，这样就便于实施。从特色专业建设质量监控的角度上，理性地思考了专业建设目标问题，认为部级本科特色专业建设总体目标定位适应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对专业人才素质的高标准、严要求，引导各类高校根据专业定位，发挥专业优势、强势，增强专业特色，推进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融合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同类高校或专业建设与改革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具体建设目标以高校办学实力条件为基础，以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要求为核心，围绕专业建设总目标，分立多样性具体目标，如阶段目标、专项建设目标、个性化特色目标等。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建设目标也是监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施监控所要达到的质量标准。 2. 监控误差及其误差简要分析。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对照标准去衡量质量问题，去做科学分析与评判，这是评估目标与标准问题。只有把信息实际值与预期目标和标准进行比对才能分析、判断监控自身价值及其控制的元价值，才能寻找偏差，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由于教学质量监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偏差在所难免
有了偏差，就要分析和处理偏差，看偏差的偏离度，分析偏差产生原因。从一般来讲，专业建设与教学质量偏差主要分为3类：一类是方向偏差，来自专业办学定向、定位不准确，专业发展方向偏离度太大，专业结构也不合理；二是标准偏差，将预期目标与标准定得过高或过低，与实际值出现较大的偏离度；三是监控与评估运行程序效率、效益与效果的偏差。此外，还有可能是来自监控自身误差，称“控差”。
3. 误差允许范围及其处理。假定“标准”是真标准，误差允许范围有上限和下限值标，如某高校选择专业负责人的标准是教授职称、博士学位，这是上限，但不能低于教授和硕士学位的下限要求。再如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发展规划也是这样，规划中的任务目标或指标不能定得过高，否则就完不成预期任务，那么这样的目标就不能算是真标准，下一步就需要调整任务目标。在现实的社会中，绝对准确的任务目标是没有的，均存在不等的偏差，也说明标准是相对的，有“真”与“假”之分。从逻辑上讲，无论标准的真假，真实值与标准是有偏差的，在现实工作中，凡遇到这样的一些偏差或出现超限偏差，无论偏差是源自何处，都应及时找到误差原因，做好相应的调整或纠偏。
（三） 整理分析监控结果信息，纠偏修正监控方案与重编程序——反馈监控
从控制论观点出发，系统论是基础，信息论是向导，对监控过程所获得控制结果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节点的系统分析与处理后，使控制系统通过修正调整后得到优化，系统得到改进与完善。在本科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中，离不开对监控结果信息与质量标准的比较、分析，离不开偏差产生的原因、采取纠偏与消除“控差”措施这一环节。因此，系统纠偏与消除“控差”是优化系统而确保系统完善的有效方法，也是信息反馈系统的有效实现方式。
参考文献
[1] 袁贵仁.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j].党建研究，2012（11）：68.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翻译学 国际传播语言学 跨学科 传播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2－0037－03
一、引 言
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1972年首次由美国翻译家霍姆斯（Holmes, J.S.）提出。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被看作是“新学科的创建宣言”（Munday，2001：4）翻译学创建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门与多学科联系紧密的综合性学科，中外学者从不同领域以各异的视角进行过翻译研究，比如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文体学、哲学和美学等。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的是国际传播语言，概括而言，它是“一门由语言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交际学交叉渗透、协同互补而形成的学科。”（童之侠，2005：2）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因涉及语言等要素在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研究的诸多领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
在Mona Baker编著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编者明确指出“Indeed, the various methodologi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borrowed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adapted and reassessed to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of translation scholars.”（Baker，2004：279）（实际上，从不同学科借用的各式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正日益被翻译界学者所采用和再评价，以满足其特定的需要。）（笔者译）这表明，翻译界在广泛地汲取其他学科的有益养料。而大量的跨学科研究证明，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交融无疑能为其自身的发展拓宽领域，开阔视野。探寻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之交叉领域，更能让我们明确两者独立与交叉的部分，从而有利于明确学科界限，保持各自的学科特色。
二、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领域概述
1．翻译学研究领域
在霍姆斯的翻译学科蓝图中，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国内翻译研究中，曹明伦教授绘制的翻译理论定位图将翻译学划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学科范畴。其中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是翻译理论的两大类型。在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中，纯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的本质、原理、标准、原则、目的、任务、功能和过程等；应用性翻译理论关注的是翻译的策略、方法、技巧、教学、文体翻译、同声传译、译员培训和机器翻译等；在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中，有如下四个研究方向：①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②对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翻译现象的研究；③把翻译作为或视为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目的行为的研究；④对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传播、影响、变异等状况的研究。（曹明伦，2007：188）在上述的研究领域中，很多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纯翻译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的关注面与国际传播语言学有所交叉，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2．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领域
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国际之间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中，语言使用的状况、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涉及一个重要的学科――传播学，“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李苓，2002：8）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传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研究；理论模式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类型研究、传播的功能和效果研究等。（同上，9－11）在上述的研究领域中，传播内容研究关注涉及语言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传播的功能和效果研究往往也涵盖媒介、意识形态对传播的影响、传播效果的研究等，这些均是翻译研究关注的对象。
三、翻译学与国际传播语言学交叉领域举隅
1．从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定义看交叉
自翻译现象产生以来，人们给翻译下了很多定义，翻译的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和文化学派等各有自己的阐述，其实，翻译作为一项实践活动而言，就是“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文化活动。它包括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曹明伦，2007：186）这一定义概括了翻译的多种定义，借用了雅各布森对翻译的三类划分（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较为全面且接近翻译的本质。
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翻译，笼统地讲，“翻译学就是研究翻译的科学。”（谭载喜，2000：7－12）或曰“翻译学正是以跨文化的语际交流与传播为研究对象，又系统综合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文化学、心理学和思维科学诸学科的知识而形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的学科。”（吕俊、侯向群，2001：13）
国际传播语言学是“一个含有许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的有机整体，是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研究方法，运用语言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成果来解释、研究国际传播语言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涉及面广泛的综合性学科。”（童之侠，2005：2）而作为国际传播语言学中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的传播学，简言之，就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李苓，2002：9）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均是国际传播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覆盖了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文学和民族学等诸多学科。
上述对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定义见仁见智，各有特点。比较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翻译是表达信息的创造性文化活动，翻译学在研究跨文化的语际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势必要涉及传播学的诸多概念。其中翻译定义中一些关键词如“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信息”和翻译学定义中“跨文化语际交流、传播”等等都是国际传播语言学高度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本质乃是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这就说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是两门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二者定义反映出来相关的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等也高度重合，这说明它们的理论来源和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互相交融。
2．从翻译和传播的过程看交叉
翻译是一种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的复杂活动，不考虑翻译活动发起人和赞助商等因素影响，其过程可简单概括如下：首先是原作者创作原作的过程，其次是读者阅读原作的过程，若有读者萌发了发起翻译活动的意愿，则完成了翻译活动的准备阶段；当读者将自身的身份转化为译者，对原作带有翻译目的进行细读时，译者便开始了翻译；译者完成了翻译，译作以某种形式如书籍、影像等进入到目的语读者的视线，直至目标语读者阅读译作，如果不作翻译效果的研究，一个不考虑“前因后果”的翻译活动便得以完成。
再看传播的过程，根据布雷多克对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进行的扩充，信息的传播过程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①谁（who），②传播什么（says what），③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④向谁传播（to whom），⑤在何种情况下（under what circumstances）⑥传播的目的是什么（for what purpose），⑦效果如何（with what effect）。（邵培仁，2000：47）
在传播学的相关概念中，笔者认为，信息可以理解为“说了什么”，包括文字、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信源指的是信息的传播者；信道就是信息的传播渠道；而信宿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就是信息到达的目的地。传播的整个过程构成了一个系统，并非单向的信息传递，是可以反方向研究的，比如信息的反馈也属于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为信源与信宿架起一道桥梁，使其形成动态循环的模式。
从以上对翻译和传播的过程描述中，我们能看到两者有着及其相似的要素：都有信息的发出者（原作者V.S.信源）；都有信息的形成过程（原作创作V.S.编码）；都有信息的传播渠道（译作形式V.S.信道）；都有信息的接受过程（目标语读者阅读译作V.S.译码）；都有信息传送的目的地（目标语读者V.S.信宿）。因此，相应的两门学科在分析上述问题时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比如翻译的过程为：原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译作读者；借用传播过程的要素，翻译的过程可以扩充为：原作者编码原作译码读/译者编码译作译码读者。
上述过程借鉴了吕俊教授描绘的翻译过程图，结合传播过程，反映出翻译处理信息的过程与传播过程的高度相似性。其中原作者将信息进行编码，转化为语言文字等符号，形成原作，原作在读者那里被译码为可接受的信息，而读者在接收到信息后又转化为了译者，成为了新的一轮信息的发出者。这一过程表明了两者的模式有重合之处。我们可以将翻译看作“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吕俊、侯向群，2001：3）Ian Mason 教授也指出笔译和口译都是传播交流的活动（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re acts of communicating.）［1］同理反观传播过程，信息传播涉及跨文化和跨语际时，往往就是通过翻译来实现交流的。国际传播语言学中探讨的语言转换问题，其实就是翻译问题。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说，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各自可以从对方的研究中探寻新思路，二者并非一个是另一个的附属或分支，而是有着交叉互补的共生关系。
3．从研究内容看交叉
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其研究的高度综合性，国际传播语言学作为研究国际传播过程中语言现象的交叉学科也具有综合性。其他特性如系统性、科学性、实践性等也有共同之处。而二者的研究内容在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以下进行简要的比较：
（1）皆关注信息的发出者
翻译研究中，原始信息的发出者是原作者，而原作读者在转化为译者后又成为了新信息的发出者，他们都是翻译研究中的主体，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原作者的生平背景和写作风格等有所了解，有助于翻译其作品。而对译者的研究也能探寻翻译的过程、目的和策略等，从而进一步找出翻译活动的规律。
国际传播语言学中，信息的发出者是信源，是研究的“谁传播”的问题，“指的是传播者或信息来源，负责信息的采集、整理、制作和传递。”（李苓，2002：32）人际传播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组织传播讨论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大众传播讨论信息通过媒介向群体传播的过程；而国际传播讨论跨国际的信息交流，这与翻译联系最为紧密，二者都致力于传递不同文化间各异的信息，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
（2）皆关注信息的传播渠道
翻译研究中，研究传播渠道，笔者认为，就是研究信息以何种形式所承载，比如声音形式、文字形式、影像形式等，我们可以将口译的研究看作是声音形式的信息传播，以书籍、网络等为媒介的翻译是笔译的研究，而影视作品的翻译是以影视作品为媒介的。
国际传播语言学中，传播渠道是指“传受双方借以传递和交流信息的各种通道。”（李苓，2002：183）在传播学对传播渠道的两类划分中，人际传播渠道关注人的感觉器官传递接收信息的过程；而大众传播渠道传播功能更强，能让更广大的受众接收信息。通过不同传播渠道进行的两类信息交流各有特点，比如人际传播可以借助肢体语言等非言语符号传递信息，是双向的交流，有现场感，传播速度慢但信息反馈较快；大众传播比如借助广播、电视的传播相对程式化，现场感不强，信息反馈较慢。以上理论可运用于如下研究中：口译过程中译员的语气声调，肢体语言等对口译质量的影响；受众对各种形式翻译的接受和反馈等。
（3）皆关注信息的接收者及其反馈
信息的接收者，作为信息到达的目的地，在翻译研究中体现为译作读者。可以说，他是翻译活动的终点站，同时又是信息反馈的起点站。翻译研究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对这一环节的研究。早在鲁迅的翻译观中就有所体现，他把译作读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甲类读者是他定义的精英读者，也就是韦努蒂的读者即“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2］不同的读者对信息的接收和反馈有所不同，因而采取的相应翻译策略也会有所区别。在翻译界，对受众的分析在接受理论中颇受重视。
国际传播语言学认为，传播内容的接受者诸如观众、听众、读者等身兼传播者和受传者双重角色，受众因为知识结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不同对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要求。而受众除了被动接收信息外，还具有能动性，受众对信息的态度也因为能动性的体现或“赞成、同意和拥护，或反对、否定和拒收。”（童之侠，2005：42）从很大程度上，受众的反馈也在影响着传播者对传播内容和方式的选择。在翻译研究中，适当考虑受众的需求，也能帮助译者遴选所译内容，调整翻译策略，关注读者的反应，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了解两门学科中相似的受众研究，能让各自的研究更为完整和系统化。
另外，翻译学和国际传播语言学皆关注信息传播过程的噪音和控制研究，比如影响翻译的各种干扰现象；传播学的经济控制研究、自我控制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赞助人，意识形态的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两者都进行效果研究，比如探讨译作的接受和传播效果等，研究内容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多元交叉的现象，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研究跨文化跨语际的翻译活动，国际传播语言学研究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二者在研究领域、概念阐述、研究内容、相关术语方面有着大量的相互借鉴和多元交叉的现象，建立起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借鉴相互的先进研究成果，能为各自提供更为全面的研究方法，更为新颖的视角，使两者在相互交融的领域能够互动互补，互惠互利，更为清楚地阐述本学科的相关问题。
【注释】
1 引自Heriot Watt 大学教授Ian Mason 于2007年6月25日在四川大学“翻译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高级讲习班（Workshop on “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 in Translating, Interpreting and Training”）之授课内容
2 此处关于鲁迅和韦努蒂对受众的分类引自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2007年5月22日在四川大学所作相关专题讲座内容
参考文献
1 曹明伦.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2 李 苓.传播学理论与实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3 吕 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 谭载喜.翻译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6 童之侠.国际传播语言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7 王 宏.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J］.上海翻译，2007（2）：4
8 许 均.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9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设计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概述
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是税务机关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税收管理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概括性的评价。评价时应本着系统的、战略的、权变的眼光，注重对指标的相互关系及其权重的确定，采取客观、公正、科学、全面的评价方法，快捷准确地将信息反馈给管理层，以供实施控制决策之用。税收管理绩效评价可以从效果和效率两方面进行。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目标
税收管理的目标是为了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税收管理绩效目标服从和服务于税收管理目标，通过实施绩效评价，引导和促进税务机关实现税收管理目标。因此，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目标应当是在税收遵从的前提下，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从而达到税收收益最大化和纳税满意度最大化。
(二)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实施前提
一是要有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实施有效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要求高度的税收信息化程度，管理数据资源高度集中，至少要到省一级，有专业的数据处理中心，对产生的数据资源实时进行校验、统计、筛选、分类、分析，有相应的保障数据质量和安全的制度和措施。二是对税收管理过程及结果进行标准化管理。要最终做出绩效评价的判断结果，除了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还必须有可行的评价标准对评价对象进行分析评判。评价标准是评价结果产生的基准和前提。
(三)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主体
在高度信息化条件下，税收管理主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管理层面和操作层面。管理层面主要指省级以上税务机关和单纯具有内部管理职能、不直接面对纳税人的地市级税务机关，操作层面即为直接面向纳税人的地市级以下税务机关。在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下，税收管理主体就是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主体。
(四)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范围
现代税收管理理论中的税收管理．主要是指税收的征收管理，只包括税收执法权的管理。税务机关绩效评价包括对税务行政管理权和税收执法权行使绩效的评价。本文主要是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税收执法权的过程及其结果产生的绩效，即税收管理绩效进行评价分析。
二、构建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应注意事项
(一)合理设定评价指标
指标设计在以“目标管理”为手段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指标既是税务人员工作行为的导向，又是评价税务人员工作业绩的标准。好的指标可以起到事前积极诱导和事后公正评价的作用，差的指标会使整个绩效评价体系失效甚至对整个税务系统造成危害。我们对税务人员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和评价的全部内容，必须涵盖税务人员7O～8O以上的工作，根据岗位职责确定指标。指标的设计要体现多元化，不仅要能综合反映税务人员的工作业绩，还要考核其工作态度、创新精神、知识水平、工作能力，是否能与他人交流与共享信息。各级税务机关也可以结合实际在此基础上自行设计指标体系。这就意味着指标的设计要坚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于两类指标组合权重的选择取决于被评价税务人员的岗位职责。不同的部门工作侧重点不同，有的是在于提高纳税人的满意程度，树立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有的是在于实现税款的应收尽收、减少纳税人的税款漏征率。对量化指标要求高的税务部门，则量化指标的权重大些，对定性指标要求高的税务部门，则定性指标的权重大些。
(二)注意事中沟通
若把税务部门绩效评价体系比做一台机器，沟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剂，它能保证整个绩效评价体系良性运转。没有完善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也就没有税务部门的绩效评价体系。沟通存在于评价前、评价中、评价后三个阶段。在绩效评价实施前的指标设计阶段，税务部门的领导或评价者应把被评价人员纳入到指标的设计过程中。沟通一方面可以使绩效指标和标准成为每一个部门和税务人员均能理解的共同语言，从而对其行为产生事前诱导作用，消除排斥心理、引导接受并指导行为；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指标的设计与实际相脱离，增强了指标的可操作性。对于绩效评价后的沟通，评价人员根据被评价税务人员的绩效评价结果，鼓励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同时对于不符合或偏离组织目标的行为予以引导，帮助找到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使其接受进一步的培训或改变工作态度。人们最常忽视的是评价过程中的沟通，然而在评价过程中及时进行沟通引导被评价税务人员的行为，可以防微杜渐，大大改善评价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事中沟通也通常最有效。
(三)根据个体需要选择激励手段
绩效评价与绩效付酬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传统行为学理论分析，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由需要所引起的。因此了解和把握人的需要特点，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的基础。需要的层次性决定了激励手段的多样性，即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对于物质激励，可以通过对薪酬体制的设计而完成，在绩效评价体系中，税务人员的工资一公务员基本工资+绩效工资x工作难易系数。对于非物质激励，可以通过“情感激励”对税务人员个体工作给予认同、尊重、表扬，对其职位的提升、赋予信任和责任来实现。评价人员必须确定被评价税务人员目前所处的需求层次和特点，并依据其特点选择适合不同个体的激励结合方式。
(四)建立硬性约束机制
激励和约束是税务部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只有二者之间实现整体协调，才能发挥绩效评价的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内的约束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税务人员的评价结果较差或与整个系统的目标相悖，将遭受批评和惩罚，为此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对评价结果差的税务人员的处罚就是对其他税务人员的约束，或者说是反面激励，从反面达到激励约束相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绩效评价体系中，激励和约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协同在一起发挥最优作用。
三、不同层面设计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探讨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技术的运用及其分析
1．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
平衡计分卡是一种综合绩效管理体系。它将组织经营任务的决策转化为四大部分的指标：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发展，将组织战略分为这四个方面的考察目标，每一考察目标分别设置几个独立的指标，多种指标组成了相互联系的一个系列指标体系。这些目标和指标既保持一致又相互加强，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从而达到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因此，利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管理决策，能明确地看出它对整个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组织战略目标所带来的影响。在平衡计分卡中，财务方面是平衡计分卡的最终结果，财务指标的实现是客户满意和客户忠诚的结果。只有实现内部流程的效率性和一致性，即在时间、质量和价格方面满足客户，才能达到客户满意和客户忠诚。而内部流程的优化与否主要取决于企业员工的能力。
2．基于关键指标的绩效评价。
关键绩效指标的类型主要有数量、质量、成本和时限。在确定关键绩效指标时，指标的设定要具体，切中目标、适度细化、能够权变；指标是可度量的，是数量化和行为化的，数据或信息要具有可获性；要具可实现性，在付出努力的情况下，在适度的时限内可以实现；要有现实性，是可证明和观察的，不是假设或主观猜测；指标的设定要考虑时间，关注效率。
3．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
目标管理下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是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理论基础，把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激励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工作任务量化，层层分解。目标管理法是为了改善组织在竞争中软弱无力所实施的一项措施，通过权力下放和自我控制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它建立在充分信任和信息透明的基础上，更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四个操作步骤：设定绩效目标、确定目标达到的时间框架、实际绩效水平与绩效目标相比较、设定新的绩效目标。
(二)管理层面基于目标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分析
1．基于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构建要求。
管理层面的工作要强调纳税人导向、结果导向。它需要为操作层面提供政策咨询、宣传培训、协调审批等服务，而这些工作始终要围绕顾客的需求进行。管理层面许多工作的最终结果要靠操作层面的执行来实现，为体现它的导向思想，有必要将其工作绩效与操作层面的主要执行结果挂起钩来。管理层面要通过对关键绩效指标的筛选来突出工作重点，调整衡量标准，要加大对主体业务和主要职能的评价力度。对过程的控制主要通过正确执行管理体系文件来实现，采取抽查的方式进行，将需要关注的重要过程筛选出来，每次只从其中抽取部分进行检查。
2．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体系设计思路。
管理层面的绩效评价根据“目标引导，面向流程”的指导思想，按照“质量方针一总体目标一具体质量指标”的思路，结合管理层面的主要职能，建立起基于目标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的绩效评价体系。
(1)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税收政策能够有效地保证税收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保证税收“应收尽收”的收人组织原则，有利于收人水平的调节和收人公平分配，有利于营造公平有序、诚信纳税、和谐的税收环境，有利于促进依法治税目标的顺利实现。评价该绩效目标的指标可以使用税收征收率这一指标进行评价。
(2)税收分析预测的准确性。受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影响，政府部门一度强调用税收完成数来评价税收管理工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要树立制定科学税收计划的观念，实事求是地测算和上报建议计划以及影响收人的主要增减因素；二是运用科学的手段做好收人预测工作，对税收预测的效果主要引人税收收人预测准确率指标来评价，同时把查补税款总额作为税款预计水平的一个修正指标。
(3)税收数据质量和安全性。有效的税收监控是税收管理的基础，而它又是建立在有效的数据管理基础上。管理软件通过采取有效手段，对各类数据进行检验、审核、检测和维护，及时发现和避免异常数据，清理垃圾数据、冗余数据，纠正错误信息，确保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实用。数据高度集中，对管理层面而言，维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垃圾数据量、冗余数据量、数据利用程度、应急预案启动的次数、数据灾难发生的次数以及解决效果等方面设定评价指标。
(4)纳税评估的质量和效果。纳税评估的有效性评价应当包括评估对象确定的准确性、评估发现的问题户数、补缴税款、移交稽查户数以及纳税人真实申报率的提高等方面。
(5)执法监督的有效性和法律救济的处理能力。依法治税是衡量税收管理工作绩效的核心标准和实现税收各项职能的核心途径。管理层面通过执法监督和法律救济，可以通过执法检查、纳税人投诉、案件复查等方式进行，主要通过税务案件应诉维持率、复议案件维护率、税务案件审理准确率等指标来评价。
(6)提供服务的质量。无论纳税人将需求直接传递还是由操作层面传递给管理层面，管理层面都应当等同于与纳税人直接传递，进行及时、准确的处理。因此，顾客需求的有效处理率、处理及时性和准确性都应当成为关注的内容。
(三)操作层面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分析
1．财务的税收征收率指标选择。
税收管理战略目标主要是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程度，在财务角度主要体现为实现税收收益最大化，其“核心结果”指标主要体现为税收征收率的高低。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既定的税制模式下，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法定税收收人的实际征收量。因此，财务方面的指标主要体现为对税收管理水平的衡量和评价，具体包括纳税人户籍管理水平、核定征收户管理质量、纳税申报质量以及税负水平四个方面的相应指标。核心结果指标则依据税收经济观，在征管能力一定的情况下，税收规模随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从理论上说，只要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对无知性税收不遵从的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对自私性不遵从的纳税人加强管理监控，就能够实现应收尽收。在评价是否实现有效地组织税收收人方面，用税收征收率进行评价。
2．征管过程驱动性指标选择。
(1)纳税人户籍管理水平。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户籍管理水平主要反映评价期该辖区内纳税人获得的全面性，以及纳税人各项基础信息是否真实、准确。主要由税务登记率、发票使用率、户均发票使用量、税控装置数据采集率等指标来评价。
(2)核定征收户管理质量。在日常税收征管中，加强对核定征收户的管理和评价，可以有效监控操作层面行使推定课税权的情况，降低风险，实现核定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进而提高税收征收率。主要由查账征收率、定额调整率、定额户转查账户比率、个体户平均税负、未达起征点率、停业复业率等指标来评价。
(3)纳税申报管理质量。提高纳税申报的质量，一方面是要提高纳税人遵从度，保证纳税人能够依法、及时、足额地进行纳税申报；另一方面是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管，提高日常催报催缴的管理力度。主要由准期申报率、当期申报率、申报准确率、零税申报率、低税负申报率等指标来评价。
自我控制论文范文第10篇
此文酝酿时间较长，前后历经多年。论文的写作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法学博士曹丽红，她在而立之年突患癌症，7年前她曾提议应有专著来讨论“癌症患者的恐惧”、“癌症患者的身份转变”和“癌症患者的家庭生活”等议题，她的提议是笔者写作本篇论文的最初动因；在曹博士患病的两年时间里，她关于病痛的体验叙述及治疗建议也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原始灵感。曹丽红博士已于2006年7月去世，她睿智聪慧，实乃笔者的良师益友。特藉此文以示缅怀和哀思。
本书评对象为凯博文的《道德与重量》（2008）一书，但对其另一部著作《谈病说痛》（1998）有较多援引，尤其是关于医学技术批判部分，这是因为从凯博文的思想脉络来看，两书相互倚重。若对两者关系作一简单比喻的话，不妨可以说《道德的重量》试图回答“普通人/病人怎么做”的问题，而《谈病说痛》则试图揭示“医学/医生怎么错”的问题。不先说明“医学/医生怎么错”的问题，就不能引出关于“普通人/病人怎么做”的答案。而从凯博文对“道德生活”思想阐释的完整性来看，他既关注“破”（指出医学/医生如何错），也关注“立”（指明普通人/病人该怎么做），“破”乃“立”的基础，因而，对《道德的重量》思想阐释离不开对《谈病说痛》中有关医学批评内容的借鉴。俗话说，“破”已不易，但“立”更难，从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上来讲，《道德的重量》一书的意义更大，社会学意味更强，这也是笔者选择它作为书评对象的原因。
……生活世界始终是先于科学而存在着的……
——胡塞尔（2005：265）
“被知觉的世界上所有理性、所有价值及所有存在总是预先设定的前提。这样的构想并非是对理性与绝对的破坏，而是使它们降至地面的尝试。”（梅洛-庞蒂，2002：5）对现代科学理性的批判议题永无休止，批判的深刻性往往体现在特殊经验的实践反思中。与纯粹理论演绎方式的批判不同，一些实践性强的学科如人类学和医学等则通过对丰富经验的反思来提出批评。无论采用哪种形式，批评大多聚焦于自然科学理性对现实世界映像的局限性上。对这种映像局限性的揭示也成为提出新观念的依据，由此说来，“破”与“立”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What Realty Matters？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以下简称《道德》）较好地诠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但勾勒出了自然医学的窘迫图景，而且指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合理路径。
凯博文1941年生于纽约，1967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7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目前是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和人类学两个专业的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苦难的人类学研究、种族与健康、关于暴力和药品滥用的社会政策，以及有关抑郁症的跨文化研究等。在凯博文的多部著作中，这本名为《道德的重量》（克莱曼，[2006]2008）的新著非常特别：首先，作为一位高度专业化的学者，凯博文却以一种全新的表现手法来写作，在此书中他讲述了许多普通人如病人、朋友、同事的故事，以此希望该书能吸引广泛的读者；其次，该书呈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道理，即在现代无常和危机的社会生活面前，个体需要积极而有道德地生活。这种观点的提出，不由得让人产生极大的好奇感：作为一位医学大师，凯博文为何会提出一个如此常识且带有道德说教色彩的观点呢？究竟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抱有何种批判立场，才会促使他提出“道德生活”这一新观点的呢？从精神病学及医学人类学过渡到这种新主张——道德生活，贯通两者之间的认识桥梁是什么，或者说前后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联？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危机丛生的双重现象不仅同时伴随着整个人类，而且“无常”和危机也强烈冲击着普通中国人切身感受的今天，这种“道德生活”的主张究竟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启示呢？
一、警惕态度：对风险社会的知觉判断
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医学的科学主义特质的批评成为一股社会思潮，“去人性化”是批评的关键标语（华纳，2011），但是，凯博文的批判超出了医学专业的分析框架。他的分析由于是从对社会特征的宏观判断入手，所以一开始就有着广阔的视野。
凯博文认为，现代社会充满风险（risk），医学应对的患病风险（danger）只是其中的一种。“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由贝克提出，是对晚期现代性的总体性特征的一个判断，旨在凸显“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的转变”（贝克，[1986]2004：15）。贝克对风险社会展开分析的逻辑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工业是一种危机体制，因为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和依赖导致了生态、健康、卫生、污染等多重风险；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身份的淡化和消失开启了个体化的历史进程，而疏离化的生存状态又导致个体对风险体制的依赖。总之，宏观上展现出来的技术风险和微观上存在的个体认同风险之间具有着内在关联。与贝克相比，身为医师的凯博文对社会风险的认识更加直观，他将风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突发风险，如家庭破产、失业、恐怖事件、海啸、地震、飓风、饥荒、内战、禽流感等；第二，病老风险，如病痛、衰老和死亡威胁的风险，包括糖尿病、心脏病、溃疡、各种癌症、气喘病、狼疮症、肝炎、肾衰竭、骨质疏松症、老年痴呆症等；第三，社会竞争的风险。在凯博文看来，疾病风险与其他种类的风险并置，共存于现代社会，就风险的不可控而言，凯博文没有对疾病风险的特殊性进行强调（克莱曼，[2006]2008：4-5）。
凯博文关注的是人们对风险的承受和体验。而且，作为医生，他最关注的风险不是病痛的风险，而是上述所列的第三类，即日常的社会竞争风险，由于这种风险已然成为了一种常态性存在，从而决定了人们不得不时时处处去面对、体验和承受它。凯博文认为，带给个人无休止的心灵忧虑的风险，就是最终导致不平等结果的社会风险，他将其称为疯狂拼命的“日常奋斗”，“即使没有悲惨的飞来横祸，也没有至使失去工作能力的疾病，人们还必须奋斗不懈，努力保持那些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诸如社会地位和身份、工作、金钱、家庭亲情关系、、次序观念和自我控制意识、健康、生命，还有宗教社团、政治优越感、以及各种文化和个人特别看重的事项，都牵动着人们为之竞争奋斗的神经”（克莱曼，[2006]2008：4-5）。凯博文对风险的认识与贝克有所不同，在贝克看来，个体化的历史境遇及相伴的风险遭遇，是由传统身份如阶级和传统性别角色的式微所致；而凯博文则认为，传统身份，如上述的阶级身份、宗教身份、家庭角色等依然是一种前设性的存在。作为当今个体所努力追求甚至艰辛维持的外在目标，风险就产生于个体的这种追求和维持努力之中，然而社会竞争往往会带来不测后果，因此，只要传统身份固存，艰辛的“日常奋斗”就不会消减，社会风险也就常在，这是生活世界的常态（克莱曼，[2006]2008：8-9）。
在体验式的风险认知基础上，凯博文表达了关于社会风险的祛魅认识。凯博文指出，人们应当对社会风险保持知觉上的警醒。凯博文不相信风险可控论，而坚信风险无论是已有的还是可能发生的，都不能被控制或强效管理，所以他认为那种风险可控的想法要么过于乐观要么只是神话或幻像。这一点也体现于凯博文在《道德》一书中对风险应有知觉意识的强调，借助一位访谈对象警告自己孙女的话，凯博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小心！要非常小心！时代变了，历史变了，这世界不再是同一个世界，但社会生活永远是非常危险的”（克莱曼，[2006]2008：12）。同时，凯博文不断致力于解构有关风险控制言说的“神话”性甚至“谎言”性。他在书中写道：“‘风险管理’是每次灾难，从飓风到流行病，都能揭穿的另一个全社会的神话，其实这一专业所能做的只是指责我们没有作好对付灾难的准备，仅此而已，如此种种试图缓解或解除人的焦虑的专业技术和文化对策，都在迷惑我们，使我们看不到人类生存环境的本质，唯有如此，它们才能运行。”（克莱曼，[2006]2008：6-7）
凯博文强调对风险的警醒态度，说到底，是基于他对社会风险技术控制之道的深度怀疑。长期以来，在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问题上，主张风险管理及技术控制一直被视为积极乐观的对策之路（费斯科霍夫等，2009：184-223）。然而凯博文对此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迷信科学技术能解决所有生活本身问题的至高魔力，是另一种典型的美国式的对付现实生活问题的文化反应，当问题达到危机的程度时，人们只能诉诸于技术帮助。金融分析师、保险推销员、外科医生、心理医生、安全专家和许多其他专业人员都过于热情地推销各自缓解危机的方法。但从根本上说，这些专业误导了必然性的概念，把某一领域的具体概念和技术当成能控制人类社会事务的手段。”（克莱曼，[2006]2008：6）
凯博文对风险的技术控制论的批评，与贝克对社会风险的技术依赖批判相类似。贝克列举了风险背后理性计算的几大困境，如风险的责任主体难以准确认定；风险的破坏性边界难以厘清；知识解释与伦理道德的内在逻辑关系遭到割裂，风险控制的困境最终源于它只是一种知识上的因果解释，而这种解释只不过是一种技术上的简化处理。贝克（2003a：30-40）解释道：“将以前不可计算的事情，通过剥离和淡化其个性化特征并找出其共性而变成可以计算的事情，取决于人们可以通过探索事物的共性和规律而将风险的精确推算应用于一些完全互不关联的、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上，取决于有关风险事故的统计数据所提供的有力帮助和人们对统一的带有程式化特征的处理方式以及财祸互换、破财免灾之保险原则的普遍认同。”说到底，风险的技术控制与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相去甚远。
贝克对风险的修正看法，也与凯博文倡导的风险警惕态度不谋而合。针对一些批评，贝克曾对风险的认识做了八个修正性的说明，其中之一便提到了对风险的无意识态度问题，他（贝克，2005：329）指出，“风险来自‘无意识’（没有知识），同时也是由‘无意识’构成的”。贝克（2005：330）也认识到生活世界包含着“风险陷阱”，指出由于风险的技术可控制的局限性，“因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之负面作用对人类造成的风险和灾难游离在人类意识能力之外，甚至游离在借助于科学技术之力的人类意识能力之外。……技术专家们对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难而作出的所有预测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因此，无论某种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和灾难是否真的存在，技术专家们的所有这些预测都早已失去了其作为预测的本真意义”（贝克，2003a：34；40）。生活在风险陷阱的世界中，日常生活就成为一种对“不幸”（风险）的非自愿抽奖活动，风险是一种“知识和无意识的合题”，对于这种无意识，贝克将其解释为是一种潜在的知识，对它的认识应该从生活世界中的知识和确定性开始（贝克，2005：328-329），如此看来，贝克也肯定生活世界中有关风险体验和知觉的价值。凯博文对社会风险的知觉判断方式的强调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回应了贝克的这种见解。
其实，凯博文不遗余力宣传的风险警觉意识，对普通人来说也许是极为有用的应对之道，因为，毕竟对于那些人们将不断逼近或正在经历着的社会风险而言，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控制，客观地看，所有关于社会风险控制的言论及措施都带有历史盲目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某类风险与威胁已经客观形成和人们对此类风险与威胁取得认知并试图缓解、减轻、消除乃至作出各种安全承诺之间所存在的长达近一个世纪乃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差”（贝克，2003a：35）。因此，在“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难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专家，对那些技术专家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对巨大风险和灾难所产生的最初的直觉才是最重要的、最具有核心意义的”（贝克，2003a：40）。
凯博文大力倡导人们对社会风险保持警惕的理由是极为耐人寻味的。尽管人们可以将他对技术控制的不信任看作是其倡导警惕风险态度的原因，但这仅仅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对一般风险控制的技术之道本身展开过多的批评，相反，他将其批评的焦点集中于一种特殊性的技术，即现代医学技术。他所要做的，是通过其在医学领域丰富的实践观察，为人们揭示这样一个隐秘的事实，即医学技术正在将人与其道德生活世界相分离。不难想象，作为一位有着多年医学实践经验的执业者，他的批评将会多么与众不同。
二、众矢之的：对医学技术的深刻批判
如果说，凯博文对风险社会的批判是持之以恒的话，那么，不应忽视的是，他对医学技术的批评更可谓是不遗余力。实际上，凯博文对社会风险的知觉态度，正是建立在他对现代医学的深刻反思及批判的基础之上的（高永平，2005）。
与许多社会学家对现代医学所进行的总体性批判相比，身为医生的凯博文对医学技术的批判显然更加切中要害。贝克曾对现代医学理性进行过深入的批评，认为建立在生物技术之上的医学专业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医学人员集中的医院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力机构，他们运用生物医学技术对病患者开展各类诊治活动，由于医学技术形成了极强的专业性，从而导致外界对医务人员活动评估和监督的困难，因而医学理性在实践活动中享有从决策到行动的便利性，医院变成了专业权力循环的载体（贝克，[1986]2004：251-262）。如果说，贝克对医学理性的批判大体上还停留在医院大门之外，仅仅是一种远距离批判的话，那么凯博文的批判则可以说是跨过了医院这道高门槛，且在登堂入室之后对其进行的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的批判。凯博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揭示了现代医学能力匮乏的真相。
首先，凯博文揭示了现代医学“制造”病人的秘密。凯博文指出，医学的专业技术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术语，正是通过对这样一套技术语言的运用，原本作为生活世界“主体”的染病饮痛之个体被构建成了需要技术改造的“客体”——病人，其中隐藏着个体价值地位逆转的秘密，而这个秘密的制作过程就是病历。一位在医患关系领域出色的研究者古德（2010：36-95）发现，病人对疾病的叙述内含着一个符号化的探索过程，这种叙述是病人自身对疾病成因及有效治疗的一种认知探索，毕竟，疾病的成因与丰富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复杂的交错关系。然而，在诊治过程中，医生往往对病人的这种探索式陈述持漠视态度，相反，以病历作为体现其医疗知识权威的载体，来彰显医生控制病因叙述的诊治过程，由此可见，病人地位的逆转这一秘密恰恰隐藏在病历书写的过程之中。凯博文（1998：115）将病历称为医学的转化行为，认为这种转换具有深刻的影响，经由病历的制作过程，“病痛被改造成疾病，人变成患者……医生把病人由‘主体’变成‘客体’，先是专业性的调查，最后是操纵的”。这种病历的转换行为是医学界的惯习行为，超越了单个医生的诊治活动而成为医学界普遍的建构，“医学院的学生接受如何写案例报告的训练。他们被教导如何记录病状和病史，如何将它们重新诠释成为权威性医学分类中的正式诊断实体。每一位学生学习重新制造一份符合严格规范和标准格式的报告”。诸如此类的病历书写的结构，影响着乃至主导着患者的治疗进程，“患者的记录是正式的报告，采用生物医学的语言，有法律与官方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患者成了丧失主体意义而被规定和束缚的客体。
其次，病历之所以具有转化作用，源于病历书写采用了狭隘的生物医学技术语言。现代医学专业知识来源于与生活世界隔离的实验室科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被去“人性化”的（华纳，2011）。因此，疾病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分类体系，不可避免地具有知识涵盖范围上的狭隘性。本来，在归因解释上，生活方式和很多难以量化的因素都会对病患的发生产生作用（罗斯，2011），然而，医学知识却被作为唯一的普适性认识框架运用于对病患的认识判断和治疗实践之中，对此，凯博文（1998：2-3）指出，“疾病却是医生将病痛以异常现象的理论术语重新改造创立的。疾病是医生被训练后以他们个别的行医方式经由学理的眼光所见。也就是说，医生以狭隘的科技论点，将病患者与家属的病痛问题转化为疾病问题”；“治疗者——不管是神经外科医生或家庭科医生、接骨师或新出现的心理治疗师——都在一个特定的专门术语与生物分类学、一个疾病分类学内，诠释健康问题，造出一个新的诊断实体，一个‘它’——疾病”。
再次，病历书写包含的转化能力，还源于它遵循一种知识运用的序列结构。从病人的角度来看，医学专业知识离病人自己的生活世界较远，因而在对疾病的认识和判断上，医学专业知识本应处于后置地位。然而，在疾病的实际诊断及治疗过程中，这种医学专业知识却被理所当然地予以优先考虑，这显然是对病患者主体之生活世界的无端的漠视。事实上，病患者并非生活于真空之中，而是处在既定的生活世界中，围绕着对疾病的认识和解释，在各种文化中呈现出多元的解释模式，如掺杂民间信仰的模式，蕴含理性认知探讨的模式，包含地方性知识的模式，以及神秘化体验的模式，等等（古德，2010：52-94）。这些解释模式作为先在的既定事实暗含在病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之中，所以在病人的自我解释中蕴含着病患的种种致因及治疗契机。由此说来，关于疾病的知识类型，基于生物病变的狭隘知识归纳，应该作为后续援引的参考知识。但是，在现代医学的治疗实践中，这种知识运用的先后顺序却被倒置了，“事实上医学训练与执行健康医疗的每日优先秩序结构，对疾病的生物机制作唯物主义的追求，妨碍了这项（疾病及其意义）探讨。这种优先秩序，将医生、连带也将病人与家人的注意力从为病人翻译病痛凸显的意义上移开，这有害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对一些引起困扰却是有可能处理之问题的认识”（凯博文，1998：6）。
最后，与病历书写的隐性转化能力相对应，在医院的诊治体系中同样存在秩序倒置的转化活动。凯博文通过对医院会诊制的描述与分析，揭示了隐蔽在作为医疗诊治机构的医院系统中同样存在的秩序倒置问题。在病患处理上，为了解决疑难杂症，医院通常实行例行会诊机制，它类似一种治疗研讨会，一般有各科医生及相关医务人员参加，集中商讨针对一些疑难杂症患者的治疗方案，这些患者大多正经历着生活上的各种挑战。在众多参会者中，凯博文认为对病患治疗贡献最大的是两类治疗者，即精神科医师和患者医护人员，这并非他们医术高明，而是因为他们最贴近患者的实际生活，也最能为患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特别是有助于他们应对由疾病引发的种种生活困难。然而，实际上会诊大多由麻醉科医师和疼痛专家所主导和掌控，他们并不认真地去考虑患者在病痛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和情感挫折，而是利用所掌握的生物医学知识对患者草率地制定物理性治疗方案；而那些真正对患者有切实帮助的精神科医师和医护人员，在会诊中却被边缘化了：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周围，精神科医师和医护人员时常因座位紧张而挤坐在一边，这种座位排列恰好说明了他们在会诊中较低的地位和发言权的缺失。所以，凯博文认为，患者的真正治疗需求无法在秩序倒置的医院诊治体系中得到满足（凯博文，1998：157-166）。由此可见，尽管会诊是为了寻求有效治疗方案而产生的制度设计，但制度后果——经会诊产生的诊治方案——却更加远离了病人切实的治疗需求。在凯博文看来，其根源直接在于会诊制所存在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其实质正是医学知识运用上的秩序倒置问题。
凯博文借助他所敬佩的病人之口，表达了对现代医学的看法：“我们有强有力的科技，却没有智慧”（凯博文，1998：126）。现代医学就是一个“铁笼”，“这个铁笼是由于对痛苦的身体作用过分病态专注，而且太局限在技巧上，因此对医疗各自失去了人性观点而硬加上去的”（凯博文，1998：7）。铁笼隐喻来源于马克斯·韦伯，凯博文将其用于对医学理性的批判，其初衷与韦伯相似，无非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基于生物医学模式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无论对治疗对象还是治疗者来说，都成为了一种束缚性的认识框架。
在有关疾病的认识问题上，我们究竟该关注什么？现代医学知识体系具有局限性，它的实践应用正如手术刀的切割操作，生硬地截断了病人与其生活世界的本质联系。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病痛？在此，凯博文又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认识路径，即病痛本身，即病人身上的各种病痛，不仅仅是被界定的生理症状，它还是特殊的隐喻表达。
三、病痛隐喻：对生活世界的昭示
经由病历转化和霸权式的诊疗，专业医学不断地将病人与生活世界割裂，将病人的病痛体验缩减为一种扁平的知识载体。然而，病患者毕竟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他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展示作为主体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发生在病患者身上的病痛本身就是一种呈现媒介。
从概念对应来看，源自生活世界的病痛，与技术医学所界定的疾病不同。凯博文对生物医学的逆转机制深有体悟。这一点从他对概念的使用上可见一斑，他摒弃了一个医学上的常用概念——“疾病”（disease），转而使用更能涵盖生活世界的概念“病痛”（illness）。这种遣词造句上的锱铢计较对凯博文而言绝非随心所欲，他期望“病痛”作为一个新概念有更强的表达力，能容纳尽量多的生活世界内容，能凸显“人类”一词的基本主体性：“在动用‘病痛’一词的时候，我有意唤起人类对症状和苦痛的固有经验。病痛指的是病人和家属或更广的社会网络对症状与残障如何理会、共存和反应。”（凯博文，1998：1）具体而言，“病痛”概念包含有如下意思：（1）病人所在的社会网络成员及其态度；（2）生理病变及治疗方案的评估；（3）作为主体，病人的自我判断及在应对日常生活困难上的对策需求；（4）初步的治疗及灵活的医护安排等等。由此可见，凯博文对“病痛”这一概念的强调蕴涵着如下的新含义：首先，考量一个病人的首要因素是他的生活环境和人脉关系，而不是作为生物异常病变的医学知识；其次，病人作为治疗的主体，他的认识和判断应受到尊重和重视；再次，医学知识和治疗方案作为影响变量之一，变成了辅的力量。总之，“病痛”概念经过扩充性的改造，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疾病”概念所具有的容量，它已不再是停留在病历册上的平面知识记录，而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客观存在。
真实的病痛是一种隐喻。凯博文匠心独运地使用“病痛”概念，乃是为了深刻理解它所负载的意义。病人患病的整个过程都包含着可以解读其生活世界的信息，如病因的产生，病情的发展及治疗契机，“症状的第一层涵义是有关身体、自我和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我们生活中世界中其他更紧要面的关系之知识的接受形式”（凯博文，1998：8）。在凯博文对病患的解析中，处处可以见到他对其生活世界之源的说法，比如，“胸部不适可能暗示焦急或心绞痛、肺炎或丧失亲人。紧张性的头痛可能表明几种情况：从过分疲劳、慢性炎症，或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苦恼，或糖尿病的恶化，到失业、沉闷的工作情况或婚姻关系习惯性低潮引起的悲哀”（凯博文，1998：11）。又比如，关于当今极为常见的流行病——心脏病，凯博文（1998：18）认为，“心脏病控诉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紧张压力、亲密的社会性关连的崩溃，以及我们在日常工作的世界中缺乏休闲与持续的体力活动”。至于癌症，凯博文（1998：18）指出：“癌症也因看不见的污染危险意义而令人感到害怕，像离子放射线，甚至我们所吃的食物的化学成分。这些险恶的意义将古代的污染恐惧与现代人为的、以有毒废弃物毒害环境的巨大威胁混在一起。它们揭发我们无法控制科技效应。”
病痛的隐喻，不只是生活世界的模糊映像，其意义空间中还包含着地方性文化的深层内涵。如果说，生活世界可以提供理解病痛的宏观背景的话，那么地方性文化就是透射病痛的微观情境。凯博文（1998：2）认为，“地方性的文化导向（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学到的思考与行为，以及复制这些世界的社会结构的既定方式）构成我们如何了解病痛的传统性一般常识”。在对病痛的文化意义的探究中，凯博文借助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来展开更为丰富的阐释：首先，关于空间地域分布不同导致文化的差异，如新几内亚土著人以戏剧手法来表明身体患病，而在印度的许多地区，人们将病痛与纯洁和污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体现出印度独特的阶级关系（凯博文，1998：11）；其次，关于时间的纵向挺进导致的文化变迁，如巫术在今天被视为非理性和迷信而遭到控诉，但对于早期新英格兰清教徒群体和20世纪的非洲部落社会成员来说，巫术是恶性病痛的主要解释模式，且有助于对苦难和死亡的理解；再者，出于对个体与时空两维之下地方文化的认同问题的关注，凯博文（1998：17）对抑郁症多有研究，但他发现该病在中国多以神经衰弱的名义被接受；最后，关于地方文化中包含着的精神价值和理念信条等等。这最后一点也是凯博文所最为关注的，因为，在他看来，精神价值是地方性文化的内在灵魂，不仅仅是知识形态的常识，还能败坏或滋养病患的心性并影响着病患的健康状况，如“或许北美文化中个人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理念，归纳起来有许多保证免于忍受疼痛的意思。”（凯博文，1998：20）
总之，凯博文非常赞同米希勒1的观点，即医患之间的沟通对话，无论在信息方面还是在意义方面都是严重不对称的。这种沟通互动从本质上说是狭隘的医学和丰富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对话情境，然而，通常的情况是，医学的声音掩盖了生活世界的声音（凯博文，1998：113-114）。的确，病患者作为一个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的主体性存在，经由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认识体系转化之后，被转变成为一个与生活世界具有隔离关系的知识载体；然而，医学改造毕竟只是掩盖但却并不能彻底埋没病患者作为生活的主体这一点，事实上，病患者依然会通过病痛的各种隐喻来呈现其与生活世界的内在贯通关系。
四、道德赋意：苦难生活的提升
理解病痛隐喻背后的地方性文化及其内嵌的价值意义，就是发现主体在混乱的日常生活中引导其行动的精神力量。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病患者这一主体一即使处于医学治疗与生活世界的夹缝之中，却依然具有着自己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表现远非仅仅是以隐喻的方式展示出来的主体对生活世界的影像，而是可以有力地支撑其行动的内在源泉，正是这一能动性伴随着行动主体有效地抗击种种风险和危机。由此，凯博文极力倡导的“面对社会风险，需要有道德的生活”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开始浮现和凸显。
凯博文倡导的道德生活，并非简单说教，而是基于对医学的理性及其制度建构中缺陷的批判所提出的风险应对之策，其核心就是利用生活世界（内嵌地方性文化）中的精神力量去接替生物医学治疗的败局，对此，凯博文通过大量真实的道德生活案例来加以说明。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凯博文要向读者讲述如此之多的普通人，如病人、朋友、同事等的故事，毕竟，只有通过这样的案例，才能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主体能动性释放所带来的人生转机，而那些生动的故事，恰恰来源于凯博文本人对病患者与其病痛进行抗争的背后所蕴含的丰富道德生活内容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凯博文在《谈病说痛》一书中记载了很多消极案例，大多是一些息病者的悲惨遭遇，他们信任或依赖医学治疗，但技术性的生物医学治疗却让他们无力摆脱残酷的病痛生活。阅读这些案例，格外发人深思。譬如，一位46岁白人女新教徒，罹患幼年型的糖尿病导致心脏血管并发症，周期性的病情加重，严重的病情持续恶化（左脚溃烂做了膝下肢切除），陷入极其痛若乃至忧郁绝望的境地（凯博文，1998：28-41）；一位60岁的警官，因奇怪的脊椎疼痛而陷入脆弱、畏惧和孤立的生活状态，导致他与妻子和儿子同住屋檐下却无家庭的欢愉（凯博文，1998：58-71）；一位38岁的白人在读研究生，因慢性腹痛及腹泻的交替折磨，其生活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不但学业难以完成，工作也难以胜任（凯博文，1998：75-83）；一位35岁牛皮癣女性患者，在接受了15年的持续医学治疗后却仍未收到疗效（凯博文，1998：112-114）；一位39岁的黑人女性，尽管接受了种种医疗建议，但其高血压却仍然难以控制（凯博文，1998：114-118）；一位63岁的建筑师，心脏病复发者，在医学诊断后因死亡恐惧而活活吓死（凯博文，1998：134-136）；一位28岁的蛋糕师傅，因脸上破相般的胎记让他难以摆脱羞耻（凯博文，1998：145-146）；一位因车祸而导致智力受损的患者，长期处于被抛弃和遭忽视的环境中（凯博文，1998：149-154），等等。
相比之下，《道德》一书则描述了更多积极的案例，包括了许多医治无效的患病者凭借着对生活世界热爱的精神力量，竟然有效地克服甚至神奇地战胜了病痛风险的叙事。如一位受到精神创伤的退伍军人，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参加过二战，对自己曾经的杀戮行为（枪杀一个正在救治伤员的医生）异常悔恨，导致精神严重受创，长期的医学治疗一直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军人患者坚称自己“灵魂”出了问题，因为战争行为有悖于他从小就接受的人道主义行善的宗教思想，正是对行为的道德性思考和敢于坦诚的道德勇气，赋予了这位军人患者能够正面对待生活的力量（克莱曼，[2006]2008：26-44）；一个女性人道主义救援者，也是凯博文20多年的好朋友，几乎把毕生的精力用在非洲穷困地区的救援上，她时常深入极为贫困险恶的居民区，与当地居民同甘共苦，竟然能够忍受军事暴力的侵扰，救援成了她的事业，但救援行动异常艰辛，因救援的挫败使她陷入周期性的精神低潮，精神病学的诊治显然对她并不合适也无疗效。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家庭环境已型塑了她的内在精神和道德观念，因为，她“意识到她的父母执著于进步政策和解放神学对她精神激发的作用，以及为她祖父和纳粹合作、自私贪婪的行为，也为她母亲上流资产阶级家庭的傲慢自大赎罪和补偿的动力”，家庭环境造就了她公益的行动取向及后续的精神困扰（克莱曼，[2006]2008：45-75、200）；一位年近耄耋的中国医生，居住海外已达7年依然有不安全感，他所历经的磨难、家庭破裂、同事背叛和排挤等，是造成他安全感缺失的真正原因，但正是对其本人为自己家族缺乏理想状况的反思，使他在不稳定的现实生活甚至困境中，也保持着一种做人的基本原则：不背叛和不伤害他人，其生活的道德信念映射出他独有的理想及尊严（克莱曼，[2006]2008：76-108）；一位牧师，性成瘾患者，因难以遏制的性冲动使他往往陷于无法摆脱的有害性幻想，其性成瘾症一直医治无方，然而，他突然患上了一种奇怪的周期性头疼，且往往在望爆发之前发生，这种头疼逐渐地变成了一种积极的控制力量，因为这能有效地击退顽症般的性瘾，牧师将“头疼”视为对抗顽疾的“拯救”和“恩赐”，是来自宗教的一种道德力量，因为他觉得这能使他强有力地对抗无法医治的病患问题（克莱曼，[2006]2008：109-123）；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曾经的嗜毒者，尽管出生于糟糕的家庭（家庭暴力和父亲酗酒），但在丈夫和儿子的支持下，重拾信心正视生活，成了一名画家，正是对家庭环境的反思以及对自己有关生活责任态度的改变，使这位艾滋病患者超越了病患的消极生活，从一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最终成为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人，创造出具有勃勃生机的道德生活（克莱曼，[2006]2008：124-142）。
这些案例之间的差异性对比，有力地彰显了道德生活的重要性。这些案例，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性的，都共享着这样一种思想底蕴，即面对生活世界的风险本质并无力控制时，道德生活可以成为主体性保存的支撑力量。质言之，“道德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指向一个实体性的存在，即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生活世界。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才使得凯博文特意去搜集普通人的故事。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认识论，即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既是认识生活世界的可靠途径，又是创造生活世界的能动力量，选择了普通人就开启了展示生活世界本身的悠长之路，一旦深入普通人身后的生活世界，他们便不再普通，他们中间有律师、建筑师、警察、志愿者、学生、医生和画家等，他们和凯博文的关系来自生活世界的自然途径，如由他亲自治疗过的病人、从他同事那里转移过来的病人、共过事的同行医师、在异国他乡结识的朋友、多年的至交，等等。凯博文的案例带有民族志色彩，若用戏剧来比较的话，它们绝不是“独角戏”而是“舞台剧”，尽管每个案例的主角只有一个，但案例叙述却展现了与主角紧密相关的诸多人物，如影响成长经历的家庭成员、职场中的同事上司、人生偶遇的榜样人物等等，这些都是解析病患问题或道德选择的重要依据。作为普通人，凯博文自己也加入案例人选队列，在论述他人的案例时，凯博文还穿插有反思性的回忆如童年阴影、病妻照料和导师使命等（克莱曼，[2006]2008：143-171），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作为专业精神病学医生的成长历程以及对临床实践的批评转向，而且也能看到他受家庭经济状况衰落及亲戚关系变化影响所形成的心理阴影，还能看到他在人生转折点上从他人身上汲取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影响（克莱曼，[2006]2008：172-188）。总之，医学生涯内嵌在他的生活世界之中。
凯博文所倡导的道德生活，表现为对具有精神力量的病患者主体周遭环境的强调。如同水有源、花结果一样，这种精神力量也有根系，地方性文化得以存续的生活世界正是孕育其生命力的土壤，其中内含的道德资源是其凭依的养分。在作为医生的凯博文看来，道德生活总是离不开个体自身，终究关乎个体对病痛的各种体验及生活障碍的克服，关乎个体对提升生活质量与幸福自由的追求。然而，这种努力或追求并不是孤立的，诸如此类的个体道德诉求与个体所在的地方文化及生活世界有着太多的关联：父母的教育期望、家庭的宗教环境、亲情的维系和支持、职业的发展前景、意外变故的教训和榜样人物的偶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道德生活的基础，它作为病患者主体的道德库存，支撑着个体在生活世界里有道德地生活着。审视和重拾这种精神价值，不但能将个体对生活世界的无助感提升为秩序感，而且能够提供抵御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动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凯博文在《道德》一书中所倡导的道德生活。毫无疑问，在充满无常和危机的现实中，这种道德生活将会愈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意义。
五、结语
对风险社会的知觉判断，是凯博文“道德生活”说的认识论起点，其逻辑脉络不妨可以作如下概述：凯博文对社会风险体验的敏锐灵感，源自他对现代医学的深刻反思，正是由于凯博文在医学领域长期积累的经验及实践反思，为他的风险批判论及道德生活说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凯博文看来，从根本上说，生物医学漠视并割裂病患者与其所在生活世界的关联。换言之，病患的危险（danger）与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risk）模式如出一辙，现代社会的风险本质上无非是医学风险模式的放大与凸显。
“道德生活”说，可谓凯博文潜心学识之大半生智慧的结晶。凯博文强调指出，他“不可能在早年写这本书”，因为年轻时的历练还不够：“任何时代的生活都不是轻松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像学术报告勾画的那样，仅仅是简单的连续；惟一可以确定的是，生活是衰老、监控点无常，以及不可避免的灾难的组合过程。我不可能在早年写这本书，如果我在那时试图写的话，这一平衡就会大不一样，对危机的理解也大不相同。”（克莱曼，[2006]2008：170-171）的确，凯博文在书中所涉及的大量案例可谓是他人生历练的结晶，仿佛是纵横交织的图像：凯博文个人与案例对象的生活历程相互交织，凯博文将其作为透视点，用于管窥地方性文化的本真面相和生活世界的概貌，人即使作为患病者也能够认识世界，从而凸显人作为主体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根本作用。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以下的结论，作为一种理论主张，道德生活论虽然看似平淡无奇，然而，人们不应仅仅将其看作是凯博文作为精神分析专家执业经验之点点滴滴的归纳，若将其视为作者生活智慧的超越性感悟的话，由此所引发的共鸣将会是广泛而持久的。
凯博文的道德生活学说，带有一种鲜明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升华的色彩。这种道德学说，不仅体现出作者的冷静和睿智，如对技术理性强烈的批判和不信任警告，而且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作者始终关注个体的福祉意义，这也是凯博文何以不遗余力地批判那些在医疗领域盛行的主流观点的根本立足点所在，“将混乱的人类问题转化为关闭性结果而能以科技方法处理的问题，而非转化成开放性结果的道德问题。”（凯博文，1998：17-18）凯博文的道德学说，就是提倡一种消除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过度侵扰之影响的道德生活观，实际上乃是以拨乱反正的方式还原了一个真相，即病患者与普通社会成员并无异处。概言之，病患只是一场需要应对的风险，因而更加需要保持积极的道德生活，毕竟它是本真性生命体验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力量的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道德》一书体现了作者敏锐观察与思考的阐述随处可见，真知灼见层出不穷，然而，笔者以为，该书也并非完美无缺。譬如，作为引申出作者本人的“道德生活”论的基础，即对理性及其社会建构的一种批判性分析，虽然因凯博文本人丰富的医学专业实践经验，而使得该书在对医学技术及其医疗体系的批判方面精彩纷呈，但是，相比之下，在社会原因的分析方面，作者的批判远没有像其对医学技术所进行的批判那样犀利和深刻；还有，关于风险和病患责任的社会结构性和政治权力性因素问题，虽然作者多有提及，但对它的批判也同样不够深入和透彻，或许这也恰恰是许多读者对凯博文作品所具有的印象——他对社会风险的判断带有浓重的知觉色彩——的原因所在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以上不足终究瑕不掩瑜，毫无疑问，凯博文在该书中提出的理论将成为道德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典范，由于他将医学批判扩展到社会风险的宏观层面，开启了从医学角度去认识风险社会本质的路径，无疑为后人认识和思考风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透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