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自我,重塑自我

摘 要：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女作家，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不仅体现了丰富的女性主义内涵，而且蕴含着深厚的后殖民主义思想。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双重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审视，剖析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下主体地位的丧失和女性意识的缺失的原因，旨在呼唤黑人女性找回自我，重塑自我，关爱自我，完善自我。

关键词： 《最蓝的眼睛》 女性主义、自我意识 后殖民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黑人文学尤其是黑人女性文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托尼・莫里森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一直以来都关注着同族人的命运，正如她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我是为黑人女性写作的。”托尼・莫里森以其敏锐的视觉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选择独特的女性视角，着眼于黑人女性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剖析她们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制下内心的挣扎与矛盾，探索黑人女性摆脱白人价值观和审美观，摆脱依附于男人的客体地位的道路。她的首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角度深刻揭示了美国主流文化即白人男性文化对美国黑人女性心灵的摧残与戕害。同时，她呼吁黑人妇女热爱自己的身份特征和主流文化，抵制白人价值观的内化，充分体现了她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末，迅速得到了第三世界学者的呼应。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虽然结束了殖民统治，但是其他殖民形式，如文化殖民、精神殖民和思想殖民仍然存在，黑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摆脱殖民主义带来的阴影。后殖民主义批评主要针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而种族主义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父权制与殖民主义相互勾结，对妇女形成了双重压迫。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两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跨文化的理论空间――后殖民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同属于“少数者话语”，两者的有机结合丰富了理论内含，扩大了理论视野。不仅关注传统的女性主义话题如性别歧视、社会地位，而且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纳入研究范围，将女性主义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黑人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和女性意识的缺失

“在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中，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与白人男性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和主要的地位相比，她们都处在一种边缘的、从属的地位，都被看做是异乡的‘他者’”。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指出，第三世界女性一方面受到父权社会的压制，成为依附于男人的客体，一方面要承受殖民主义的迫害，完全丧失了主体地位。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年仅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不幸的经历。佩科拉又黑又丑，一直生活在父亲的粗暴，母亲的冷漠，同学的嘲笑之中，她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相貌丑陋，希望得到一双蓝眼睛和白色的皮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美好的愿望却被现实击得粉碎。长期的压抑与自卑、接二连三的不幸经历将这个无助的小女孩推向了绝望的边缘，精神崩溃成为了她的最终结局，她只能在镜子中想象着自己得到了蓝色的眼睛。佩科拉的悲剧既是缺乏自我肯定的信念造成的结果，又是外界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

“当产生羞耻感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把不满情绪向自己发泄。但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不满情绪也很容易被再次向外发泄。人们可能扭转局面，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他人”。佩科拉是黑人男性群体愤怒与压抑的发泄对象。在学校里，佩科拉是黑人小男孩嘲笑的对象，被他们叫着“黑鬼！黑鬼！”佩科拉的沉默说明她内心中对于这种侮辱的认同，自我意识的完全丧失。佩科拉父亲的不幸经历直接造成了他的人格分裂，作为白人世界中的弱势群体，他只能将自己的屈辱与愤怒转嫁到妻子和女儿的身上，让她们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比黑人男性更加孤立无援的黑人女性只能承受着他们给自己带来的不幸。

佩科拉的母亲波琳对白人文化和价值观顶礼膜拜，一心希望融入白人社会，从而找到自我实现的价值和心灵的归宿。她曾经对于未来充满憧憬，希望在北方找到新的生活，却在被黑人妇女孤立、嘲笑的过程之中逐渐脱离了黑人的文化传统，同时无法融入白人社会，夹缝中的生存状态令她痛苦至极。如果说一开始她对自己的丈夫、孩子还有些许温情的话，随后的冷漠与残忍让这一切都荡然无存。她将其服务的白人家庭摆在第一位，沉浸于融入这个家庭的假象，自我麻痹，自我否定。

二、回归黑人文化传统，重塑女性自我意识

正如弗朗兹・法农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中所写：“黑人想当白人……一些黑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证明自己思想丰富，自己有同样的智力。”在美国社会的文化霸权下，黑人因其肤色长期以来遭到歧视和排斥，最终导致黑人自我否定、自我憎恨。但是小说中也不乏敢于与白人主流文化相抗争，固守黑人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只有将反抗父权制与反抗殖民主义相结合，广大黑人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在《最蓝的眼睛》中，收留佩科拉并一直关心她的克劳迪亚一家虽然也是一个黑人家庭，同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遭受着种族歧视，但是他们对于生活仍然怀有热情，怀有希望，对于自己的黑人身份引以为荣。母亲麦克迪娅虽然唠唠叨叨，有时难免因为生活贫困而有些抱怨，但是她的内心充满关爱，给予可怜的佩科拉家庭的温暖。同为黑人女性，她选择了与波琳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固守着黑人的审美标准，不去迎合白人的文化传统。面对磨难，她会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化解。“她会唱歌，唱些诉说艰难岁月的歌，唱些年轻人相爱又别离的歌。她的嗓音是那么甜美，她的目光是那么醉人”。她的布鲁斯音乐就是自我疗伤，同时抵制白人文化霸权的武器，同时表明了她对于黑人文化和传统的热爱。

小女孩克劳迪娅同样对于自己的黑人身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我只有一个愿望：把娃娃拆了，看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成，发现她的可爱之处、美丽之处，发现我不钟爱娃娃的原因。显然，我是唯一不喜欢娃娃的人。大人们、大女孩们，商店、杂志、报纸、橱窗――全世界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都喜欢蓝眼珠、黄头发、粉皮肤的布娃娃”，而克劳迪娅对此却不屑一顾，甚至有些厌恶。在别人眼中漂亮的洋娃娃最终却在她手中落得个四分五裂的下场。克劳迪娅并不认同白人的审美观，希望通过拆毁洋娃娃表明自身的黑人身份，对黑人文化的热爱与追求。健全的家庭教育、独立的自我意识使得克劳迪娅具备了健康的人格，没有沦落为白人文化的牺牲品。她的身上体现着黑人女性热爱自我的人格魅力，也让追求全面解放的黑人妇女看到了希望。

三、结语

美国白人社会传统阶层表现为“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黑人女性”，毫无疑问，黑人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托尼・莫里森作品一向植根于黑人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刻画生动的黑人女性形象，剖析黑人女性的心理世界。《最蓝的眼睛》是她探索黑人女性生存道路的初次尝试，之后她又有大量的杰出作品问世，进一步地提出了黑人女性只有珍视自己、重塑自己，坚守自身的黑人身份和女性身份，摆脱白人和男人的双重压迫，才能真正实现解放，获得人格独立。

参考文献：

［1］胡俊.《最蓝的眼睛》中非裔美国人的自我憎恨［J］.山东外语教学，2006，（1）.

［2］高继海.佩科拉悲剧探源――评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3］程静，郭庭军.走出白人文化霸权的藩篱――对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的后殖民解读［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