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保险论文范文

强制保险论文篇1

1．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来源。

关于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来源问题，众说纷纭，早期曾有观点认为是被保险人将其对保险人的债权转让受害人，是一种对被保险人权利的继受。但是随着各国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的不断修订，受害人权益的保护程度不断提高，人们认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而是根据强制保险法的规定独立取得，交通事故发生后，绝对地归属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也不受机动车责任保险合同的效力、效力变动以及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由此可见，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属于法定权利，不能通过保险合同当事人间的协议而排除。

2．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内容。

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实质上就是债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人身或财产上受到损失，且系由被保险人造成，则受害人可以直接向被保险人投保的保险公司(保险人)请求赔偿。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1)给付请求权。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受害人有权就其人身或财产损失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权，要求保险人以支付保险赔偿金方式赔偿其损失。(2)给付受领权。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受害人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依据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规定，其享有接受保险赔偿金的权利，同时对取得保险赔偿金具有保有权。(3)债权保护请求权。这是受害人最后的保护权利，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一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向保险人提出行使直接请求权，而保险人不履行给付赔偿金义务或者是拒不履行给付义务时，受害人有权以向法院等方式寻求公力救济的权利。

二、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的立法理由

1．法律价值的需求。

从法律价值上看，授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是为了保障受害人利益。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首要目的是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利益，使其能够迅速及时获取赔偿，次要才是填补被保险人损害。从该立法目的出发，最佳的制度设计就是赋予受害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若不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而仍然遵循传统保险理论，由被保险人行使请求权，则无以体现首要维护受害人利益之宗旨，反倒将被保险人的利益置于受害人之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便无法得到贯彻。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方面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一些人在思想上也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或延迟向保险人行使赔偿请求权，则会影响被害人医治，甚至造成更大的损失，更有甚者以此为由和被害人讨价还价，以达到自己少付损害赔偿金的目的。所以，从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目的出发，必须赋予受害人能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从根本上维护法律的价值。

2．法律功能的需求。

从立法的功能上看，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是为了确保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受害人能否顺利得到赔偿，是检测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成功与否的标准。若不赋予其直接请求权，而由被保险人行使，难免存在被保险人怠于行使或者将保险金据为己有之可能。2009年某市A区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中，张某驾驶一辆机动车，在一丁字路口将骑自行人李某撞到，经交警现场勘察在此起交通事故中张某应承担80%的责任，李某向张某请求支付其住院花费5000元未果，遂向法院递交诉状张某及保险人，法院以被害人无权直接保险人为理由，驳回了李某对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处张某赔偿李某各项费用4500元，张某以无力赔偿为由拒绝执行。后不久张某根据法院判决要求保险人根据强制保险的规定给付其保险金。待执行法官找到张某要求其履行法院判决时，张某已将此款消费，受害人因此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而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实施中也将背离其立法初衷，导致该制度无法发挥应有之功能。

3．法律体系上的需求。

从在法律体系上看，赋予受害人请求权可以与其他法学理论相协调。在分离原则指导下，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强制保险中，应当将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和强制责任保险合同责任区分开来，因为两者分别属于侵权和合同法律关系，不能混淆。该观点认为受害人在保险合同中处于第三人地位，因此无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否则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理。笔者认为，包括责任保险在内的财产保险，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情况下，本身即为利益第三人合同，被保险人并非保险合同的缔约主体，即并非该合同当事人，但却可基于保险合同主张权利承担义务，故保险制度之存在，本身即已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同理，在强制责任保险中，为保障受害人利益，实现强制责任保险之功能，再度突破合同相对性而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并无不妥。以必须遵循合同相对性而反对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理由是以牺牲该制度所欲实现的价值和功能为代价，实不足取。由于合同相对性乃合同法之基本原理，突破该原理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故通过法律规定赋予受害人请求权，在体系上只是对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种必要限制和突破，同时体现了强制保险的“强制”色彩，两者在体系上可以共存。

三、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行使的法律适用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理想状态是赋予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支付保险金的请求权。但由于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仅规定被保险人的请求权和保险人可选择向受害人直接支付保险金，并无明确规定受害人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的请求权，因此如果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必须寻找其他法律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由此可知，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人可以适用《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行使其直接请求权，理由如下:

1．从条款文义来看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表述是关于责任保险的一般性表述。该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方式，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情况下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第三款规定被保险人请求权，第四款是规定责任保险含义。该条款内容既未体现商业责任保险的任意性特征，也未体现强制责任保险的强制性，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并不冲突。因此单纯从该条款来看，可理解为责任保险的一般条款。

2．从体系上理解

《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了“本法所称保险，是……商业保险行为”，由于商业保险主要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该条款的规范意旨是指在法无特别规定情况下，本法所称的保险应当遵循商业交往的基本原则，坚持意思自治原则而不能强制，从而体现了保险法应归属于私法的本质属性。因此该法所指保险原则上系指商业性保险，但在法有特别规定情况下，也可理解为其他非商业保险，如该法第十一条第二款“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和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强制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中的“必须保险”和“强制保险”均非自愿性的商业保险。并且，从保险法规定整体上来看，该法关于保险需遵循的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填补损失、近因原则等规定，属于所有保险的共性特征，对强制保险也可适用。因此不能拘泥于保险法第二条“商业保险行为”表述而忽略该条文规范意旨和保险法其他可适用于所有保险的一般性规定，而将第六十五条责任保险的一般规定作狭义解释，将其界定为商业责任保险。

3．从立法史来看

在2006年国务院未出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之前，强制责任保险于法无据。故保险在法无特别规定情况下必须遵循自愿保险原则，责任保险实际上只有任意责任保险一种，保险法关于责任保险规定在当时实务中仅能适用于任意责任保险(即商业责任保险)。但2006年之后我国建立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此时我国机动车责任保险分为了传统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法的责任保险的外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此时就不能仅将责任保险狭义地理解为只能适用于商业的第三者责任险。

4．从立法目的来看

“责任保险的基本政策目标，正日益倾向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国家为了贯彻责任保险领域的政策目标，推行强制责任保险”。机动车责任保险为保障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救济，须“解决受害人和保险人之间存在的某种非合同的法律关系的立法选择，而此种立法选择的基础只能是强制”。可见，受害人请求权的依据在于国家为实现保障受害人而实施得强制规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受害人的请求权，其法理基础即是为实现保障受害人的政策目标而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进行强制规定，与强制责任保险立法目的完全相符。因此，从立法目的可知，《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内容涵盖了强制责任保险。

5．从域外法的比较来看

通常规定保险法可适用于强制责任保险，以体现其作为保险业根本大法之地位。如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依本法之规定;本法未规定者，适用保险法及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因此，笔者认为，由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未规定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在该法无规定情况下，应适用《保险法》中责任保险的一般规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为司法实践中认定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的法律适用依据。

四、完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制度的建议

尽管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可以以《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为依据认定机动车强制保险中的受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然而，此种请求权与在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以立法形式明确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仍存在一定区别，受害人行使直接请求权的前提是被保险人怠于行使请求权，由于认定是否怠于行使请求权，实乃一种价值判断，在具体化该判断标准过程中，需要考虑强制责任保险立法目的，在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要求被保险人在合理期限内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权，而被保险人不行使的，才可认定被保险人存在怠于行使之情形。此种对被保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认定标准之严格，显然不利于保护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利益。建议今后在修订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法条款或出台相应司法解释时，赋予受害人直接的保险赔偿请求权。

强制保险论文篇2

随着社会的迅速机动车辆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交通事故也如城市中的“猛虎”，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对机动车辆强制建立保险制度，保护弱者利益，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促进社会管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普遍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对强制保险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建立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有利于构建系统完整的责任风险转移机制，增强肇事人的基本赔偿能力，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

论机动车的强制保险制度与法律意识

一、客观标准原则

我国《保险法》第107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保险合同条款具有格式化和统一化的特殊性，解释时一般应当适用客观标准，以符合保险行业惯例和社会公益性，而不得适用强调当事人个人利益的主观标准。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1991年《道路交通处理办法》颁布后，我国部分地区通过地方性立法的方式推行了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截至2004年，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了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地方性立法推行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逐渐显示出其局限和不足：一是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不断上升，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交通事故进入多发期。据统计，2003年全国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受理的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约为66万起，造成约10万人死亡、近50万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3亿元。与1998年相比，5年时间道路交通事故数量增长92.8%、死亡人数增长33.7%、受伤人数增长121.9%、直接经济损失增长74.6%。二是民事赔偿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人们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数量和金额大幅上升。原有的地方性强制保险制度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对受害人的赔偿，但由于其效力层次低、覆盖面有限、赔偿标准不一、保障的随意性较大，难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

2003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该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集中统一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保监会积极开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起草工作，将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作出详尽的规定。然而，由于强制保险制度涉及到国家、社会公众、经营主体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从条例起草开始，对于几个重大问题的争议一直比较激烈。例如：强制保险是由国家经营还是实行商业化经营；如果实行商业化经营，保险公司是否可以从强制保险中获取一定的收益；是否应当确立道路交通事故对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费用来源和管理问题等。，条例草案历经多次修改而未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条例迟迟不能出台。

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从上探讨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制度体系，为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就非常有必要。

二、制定强制保险法律法规是确立法定赔偿的规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从2004年5月1日施行以来，人们越来越关心生活和工作的该法第75条的执行情况。该条涉及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由于我国没有出台强制保险条例与之配套，当前保险人的险种大都是自愿投保的商业保险，法律规定的是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才应当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而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不是强制保险险种，所以，保险人没有支付不是强制保险的抢救费用的法定义务。当事人要求保险人支付抢救费的，人民法院还不便给予支持，这就会导致损害国家的法律权威和保险行业的信誉。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出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的规定配套起来，明确保险人支付抢救费用的具体情形，达到执法的统一，以健全的法律规定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贯彻落实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应当确立相应的保险赔偿规则，这至少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1)如何合理确立交通事故赔偿规则?

这一问题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规定了机动车一方的过错推定责任，即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首先推定机动车一方有过错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所谓的“机动车负全责”。然而，该条款的缺陷在于：机动车一方的免责条件过于严格，举证过于艰难，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可能承担过大的风险。我国现行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已经比原来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提高了很多，《道路交通安全法》确定的赔偿原则如果完全倾向于行人，则必然加大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赔偿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了行人严重违章，机动车所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案例。在巨大的赔偿压力下，有的机动车所有人由于支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面临着陷入贫困的尴尬境遇。目前，我国部分地区通过制定地方立法进一步完善了前述条款，减轻了机动车驾驶员的举证，扩大了机动车一方的免责范围，对如何减轻机动车一方责任进行了细化。建议我国立法进一步明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的内涵，更多地考虑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加公正、合理确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关系。

(2)如何合理确定保障范围?

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来看，保障范围相差很大。有的只保人身伤亡，如新加坡、地区；有的则既保人身伤亡也保财产损失，如德国、美国部分州。《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无过失责任。同时，强制保险既保人身伤亡也保财产损失。在我国强制保险设立之初，应当遵循强制保险提供基本保障的原则，即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不能过宽，责任限额不能过高。这样，才能在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基础上，为我国现在还很稚嫩的商业保险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强制保险制度可以考虑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对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规定不同的归责原则，尤其强调对人身损害的赔偿，即人身伤亡在责任限额内实行无过失责任，财产损失实行过错责任。这样做，既符合国际惯例，也不违背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本意。

(3)是否将驾驶员的违法行为纳入保障范围?

驾驶员饮酒、吸毒或服用物及无有效驾驶证或所驾驶车辆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行为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对于机动车驾驶员此类违法行为所引发的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有观点认为，如果将这些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纳人保险责任范围，将不利于引导行为人的行为，反而会“鼓励”违法。因此，醉酒驾车等行为应当作为强制保险的责任免除，对由此引起的受害人损失，由救助基金负责垫付。从国外强制保险制度的立法来看，由于采纳了无过错赔偿责任制度，醉酒驾车等行为仍然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有效保护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建议强制保险条例进一步规定：在因驾驶员醉酒驾车等情况下致人损害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赋予保险公司对肇事人的追偿权。这样，可以更加妥当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发挥强制保险制度的功能。当然，如果受害人与被保险人或其它致害人恶意串通，或因受害人的故意行为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三、实行商业化运营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对机动车强制保险采取何种经营模式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我国台湾地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立法过程中，对采取何种经营模式(即实行公办公营还是公办民营)进行了长时间的论证。考虑到实行公办民营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经营网点众多、经营成本相对低廉、经营经验比较丰富等优势，有利于减少政府在财政、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足，台湾地区强制保险制度最终采纳了公办民营的商业化运营模式。此外，美国、德国、日本机动车强制制度也都由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经营。在我国，普遍认为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应当采取商业化运营模式，即由经批准的有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经营。当然，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应当与其它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但是，在商业化运营模式下，保险公司是否可以盈利?有一种观点认为，强制保险是一种政策性保险，保险公司不能从经营该项业务中获利。保险监管机构应当按照强制保险业务“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这一观点不尽妥当。

首先，不同法律之间将发生冲突。我国《公司法》、《保险法》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属于营利性的独立法人组织。2003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过股份制改造，分别在海外上市。今后，将有更多的保险公司挂牌上市，保险公司上市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由于股东可以采取“以手投票”和“以脚投票”的机制对公司业绩进行评价，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必须始终贯彻利润目标。强制保险一旦出现经营亏损，而国家没有设计相应的制度或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弥补这些亏损，将严重阻碍保险公司特别是上市保险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强制保险制度将面临很多现实的障碍。我国采取商业化运营模式后，如果要求商业性保险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强制保险的发展将面临很多问题：第一，在实行分帐经营、单独核算和经营亏损如何弥补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如果强制保险没有盈余甚至出现亏损，投保人和受害人的利益如何保障?第二，要求保险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机制难以形成，保险公司在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方面投入不足，服务水平将得不到有效提高，如何使消费者得到更加满意的保障?第三，机动车强制保险实行强制承保制度，保险公司在对风险的选择、合同的解除的等方面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加大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难度。在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国家和地区，强制保险的出险率和赔付率都比较高，保险公司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第四，在商业保险中，费率厘定要贯彻公平合理的原则，体现不同被保险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下，强制保险难以实行差异化定价，少数高风险投保人(不良驾驶人)的责任危险，可能会由大多数投保人(优良驾驶人)分担，无法体现社会公平。

从实行商业化运营模式的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案例来看，并不禁止保险公司从强制保险业务中获利。例如：在台湾地区，强制保险采取商业运营模式，保险公司之间可以竞争，保险监管机构按照车辆用途、风险程度等因素制定详细费率表，供保险公司；在新加坡，强制保险实行完全的市场竞争，强制保险的条款、费率及其它事宜，与商业保险基本相同；在德国，强制保险的条款费率完全放开，保险监管机构不进行干预，监管目标通过对偿付能力指标的监管来实现。从实施情况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强制保险制度运行良好。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立法经验，考虑实行真正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不应就保险公司是否盈利的问题作出太多限制。对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贯彻从车及从人因素，根据被保险人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和是否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等情况，由保险公司根据经营状况予以确定和调整。

四、实行强制缔约制度

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下，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强制投保和强制承保两个方面。

从投保人的角度看，国家强制要求其投保。从国外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立法看，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绝对强制保险。是指机动车所有人在领取行驶牌照之前，必须投保最低限额的责任保险。英国、新西兰、德国、法国和美国部分州实行绝对强制保险。二是相对强制保险。是指机动车所有人可以自愿选择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但是，机动车所有人如果因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机动车发生道路事故致人损害或者严重违反交通规则，经法院判决确定机动车所有人投保责任保险或者提供财务责任保证金的，所有人有义务投保汽车责任保险或者提供保证金。否则，机动车所有人已领取的行驶牌照将被予以吊销。美国大部分州和加拿大的主要省份，实行相对强制保险。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国家强制要求其承保。投保人在投保强制保险时，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承保。实行强制承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推行强制保险制度，避免因保险公司的推诿导致立法目的落空，从而有效保证受害人的利益。当然，为了保证强制保险的经营效果，国家应当对经营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资格加以一定的限制。

参照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8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保险费的二倍罚款。”显然，我国立法采取的是绝对强制保险的立法模式，实行强制缔约制度，对投保人和承保人的合同自由加以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前，我国虽有部分地区实行了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据统计，2003年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商业性保险和强制性保险)的承保面仅有30%。这表明，强制缔约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没有完全达到地方性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因此，统一规范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实施后，国家应当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尤其要通过建立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确保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投保强制保险。同时，强制保险合同订立后，除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或丢失等少数情形外，投保人不得解除强制保险合同；强制保险合同订立后，除投保人对重大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重大危险增加未履行通知义务等少数情形外，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强制保险合同。

五、确立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保护义务

保险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格式条款中，设计的第三者范围是不包括被保险人本人和家属成员在内的第三者。换句话说，机动车行驶途中将本人或者本人的家属成员撞伤亡的，保险人是不予赔付保险金的，而撞伤亡的其他人却能得到保险人的赔付，同样的人、同样的生命、同样的车祸，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违反了生产生活中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实际上，保险条款这种设计存在逻辑错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普遍认识是针对机动车上的人而言的第三者，即在行驶车辆外的所有路人为第三者；而除本人和其家属成员以外的第三者是针对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本人而言的第三者，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在逻辑上偷换概念，错误的将本人和其家属成员排除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之外，因此，应当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例，纠正本人和其家属成员不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的错误规定。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的第三人，是责任保险单约定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外的、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责任保险的赔偿，取决于第三者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从责任保险制度的趋势来看，责任保险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给予了特别的尊重。在受害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方面，各国立法主要有两种做法：

(1)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为了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利益，在规定的情况下，受损害的第三方享有并取得被保险人责任保险合同项下的利益，因此第三方可以请求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都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我国地区《强制汽车保险法》第28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得在本法规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

(2)要求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

从各国立法来看，在责任保险领域维持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普遍做法。除少数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外，因被保险人的行为而受损害的第三人，对保险人没有直接请求权。但为了更好地维护第三人利益，法律要求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督促被保险人尽快履行对第三人的赔偿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6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根据法律的规定，责任保险合同可以约定先付条款，在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前，被保险人应当先行给付第三人损害赔偿金，被保险人非经第三人诉追并已支付赔偿金额及费用后，不得对保险人请求赔偿。

从长远来看，我国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应当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但在，则建议采纳第二种做法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我国强制保险制度刚刚确立，保险公司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积累经营强制保险的经验；同时，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护受害人的注意义务，也可以有效地维护受害人的利益。采纳第二种模式后，国家应当加大干预力度，进一步规定保险金的归属，要求被保险人从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后，及时全部支付给第三者。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规定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要求保险公司根据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况，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六、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均设立了相应的国家救助基金，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最后的救济。

韩国设立了机动车辆损失赔偿保障事业，属于政府的交通事故保障事业；德国设立了具有权利能力的公法入团体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基金；日本设立了政府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事业，由交通部作为政府代表予以管理。从管理体制上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规定主要包括：基金的设立、基金的来源、基金的用途等。参照我国台湾地区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政府设立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受害人或其继承人因下列情事之一，未能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者，得在相当于法律规定的保险金额范围内，向特别补偿基金请求补偿：(1)肇事汽车无法查究者；(2)肇事汽车非被保险汽车者。根据台湾地区《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特别补偿基金为财团法人。其职责主要是：受理有关补偿请求、调查、审核及给付发放业务，或处理有关之求偿、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及其它相关业务时，应由具适当专长之人员处理；必要时，并得委托经营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保险业或其它适当之机构代为处理。

参照国际惯例，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该法第76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从我国立法看，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对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导致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先行垫付。在条例起草过程中，人们对救助基金的救助范围分歧不大。救助基金的救助范围包括：抢救费用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肇事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的；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这完全符合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基本精神。

目前，财政部正在会同保监会制定《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要建立高效率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应当考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与保险公司的关系问题。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来源来看，从强制保险保险费中提取是最重要的渠道。但是，从强制保险保险费中提取多大的比例至关重要。如果将从强制保险费中提取的比例定得太高，将使救助基金的来源过分依赖强制保险费。这样，基金的偿付风险将主要由保险公司承担。在基金发生亏损的情况下，从强制保险费中提取的比例将相应提高，基金的亏损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保险公司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强制保险的价格很难趋低，投保面无从保证，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保障。因此，合理规定基金的来源、基金亏损的弥补措施，是建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重要前提，对构建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至关重要。

[1].覃有土．保险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1995，131．

[2].陈欣．保险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9．

[3].张洪涛，郑功成.保险学[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马永伟.各国保险法规制度对比[M].中国出版社，2001.

[5].邹海林.责任保险论[M]。法律出版社，1999年.

[6].袁宗蔚.保险学一危险与保险[M].首都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7].江朝国.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论[M].台湾智胜出版社，1999年。

[8].周延礼.机动车辆保险与实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强制保险论文篇3

一、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对比分析

1.数据来源。

为避免个别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本文特收集了交强险实施前后整个保险业1999―2007年产险业务收入及业务毛利的财务数据，并据以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信息。

2.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说明。

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将产险保费收入看成自变量，产险业务毛利看成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根据交强险实施前（1999―2005）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得出模型为：

Y^=0.440165X+274280.9086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可以发现：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908，正相关特性十分显著。此外，我们还计算出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9817，这说明在交强险实施前只有1.83%的概率属于随机因素来影响产险业务毛利，因此所建立的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3.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

一方面，由产险业务毛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5%，而在交强险实施后，2006年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增长率为27.78%，2007年这一比率更是达到了37.0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2007年产险保费收入的实际数据，按照上文所得的回归模型来预测2007年产险业务毛利的话，其预测数为9067608万元，这也明显低于2007年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的实际数9772660万元。因此，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交强险实施后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出现了非常增长，我们认为这种非常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一结论将在下文费率影响因素分析中加以利用）。

二、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于交强险本身的独特性，其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交强险的实施强化了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不仅将商业保险公司带入了交强险这一服务领域，同时为公司的其他业务产品开拓了市场。我国交强险实施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的实际投保数据表明，投保人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后，如果要购买其他商业险种，90%以上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出单。另一方面，由于交强险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其条款、费率水平由监管机构统一制定，各商业保险公司统一使用，国家又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实行“无盈无亏”的原则，加上对交强险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势必导致商业保险公司运行成本的增加，从而加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这种复杂影响也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1.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对自身业绩的评价又片面地追求规模的扩张和当期的经营利润，从而忽略了业务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平衡（胡宏兵，2007）。然而，按照上文分析知，由于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会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如果商业保险公司还是与受理传统产险业务一样，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不注意业务审批，不注重对风险的控制和衡量的话，势必会加大保险期限内的出险频率，从而增大赔付率，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乃至导致整个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因此，从风险价值管理来看，要从源头防范和控制风险，并在理赔的各个环节做好应对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和恶化：在受理每笔交强险业务以前做出风险评价，尽可能地防止赔付的发生；公司业绩考核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要对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具有引导作用，使其能够体现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文化，有利于形成对风险进行全员、全过程、全范围管理的理念；为交强险业务制定新的理赔流程，进一步完善核损管理模式并加强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联系，消除投保人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2.商业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这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资产具有明显的负债性，将这种负债性结合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所受理的产险业务实际来看，还具有短期性，从而要求商业保险公司的资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戴成峰，2007）。然而如前文所述，对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一来交强险业务对赔付资金的流动性要求相对于其他产险业务来说更高。因此，从资产负债管理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重新分析公司整体的业务结构，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风险状况和实力来配置投资资产：充分考虑交强险业务的出险概率和平均偿付金额，合理分析其平均偿还期，在此基础上考虑其对公司整体业务负债的影响，根据资产分配原则合理配置投资资产；在注重投资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保障公司实际偿付能力的同时，要加强资金运用方面的研究，着力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

3.从有关产险费率制定的精算模型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考虑到影响产险费率水平特别是车险费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或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然而交强险业务是一项具有较高经营风险（主要是赔付风险）的业务，并且具有强制性，保险公司不能拒绝受理交强险业务，由此我们认为，交强险业务费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不能单一地看作是历史索赔次数或者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应该是多因素决定某项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以风险的大小来决定费率的高低。因此，从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对交强险费率的制定建立一个风险影响因子库，在受理交强险业务前进行风险评价，以风险水平来确定费率水平。下面对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费率决定机制做具体说明：

可行性说明。我们所提出的这一费率决定机制的主要思想是根据交强险业务的不同风险水平决定不同的费率水平，而这一思想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不同费率水平的法定可能性。根据前文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所得结论：目前我国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为交强险业务制定不同费率水平提供了法定可能空间。如果投保人风险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他/她的投保费率水平将收敛于法定最高费率水平，反之，则收敛于一个较低的费率水平。

风险水平影响因子库的建立。这种由不同的因子影响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由风险水平来决定费率水平的思想，明显比由单一因素来决定费率水平更合理、公平。影响因子的选取对于不同的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大体上都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子：

（1）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这是现有车险费率水平决定模型中考虑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另外，从实际经验来看，以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来作为衡量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仅以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来考虑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明显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公平性，所以我们认为以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来修正风险水平是必要的。

（3）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单从投保人历史索赔情况来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还是缺少说服力，同时也不能体现公平原则，所以我们将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作为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用来评价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风险水平决定费率水平的方法。这种费率水平计量模型建立的瓶颈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将前文所讨论的各风险水平影响因子赋予一个权重，以期能够准确合理地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这尚需要更多基础数据的支持和业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在能够合理计量风险水平后，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车险费率奖惩系统，改进其中的负二项模型或二元风险模型，尽可能地准确计算费率大小。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数据的对比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现行交强险费率水平偏高。随后根据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性，分析其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和财务管理的影响，其别提出了交强险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在分析交强险费率影响因素时，我们结合前文对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数据对比分析所得的结论，提出了按照交强险业务的不同风险水平决定不同的费率水平的思想。这对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商业保险公司虽然不能拒绝受理这一业务，但是可以根据个别投保人风险水平的不同，按照合理的方法制定差别的费率。此外，本文的研究对建立交强险费率的精算模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戴成峰. 2007. 论资产负债管理与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 ［J］. 金融会计（8）：40-45.

强制保险论文篇4

一、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对比分析

1.数据来源。

为避免个别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本文特收集了交强险实施前后整个保险业1999—2007年产险业务收入及业务毛利的财务数据，并据以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信息。

2.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说明。

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将产险保费收入看成自变量，产险业务毛利看成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根据交强险实施前（1999—2005）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得出模型为：

Y^=0.440165X+274280.9086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可以发现：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908，正相关特性十分显著。此外，我们还计算出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9817，这说明在交强险实施前只有1.83%的概率属于随机因素来影响产险业务毛利，因此所建立的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3.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

一方面，由产险业务毛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5%，而在交强险实施后，2006年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增长率为27.78%，2007年这一比率更是达到了37.0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2007年产险保费收入的实际数据，按照上文所得的回归模型来预测2007年产险业务毛利的话，其预测数为9067608万元，这也明显低于2007年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的实际数9772660万元。因此，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交强险实施后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出现了非常增长，我们认为这种非常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一结论将在下文费率影响因素分析中加以利用）。

二、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于交强险本身的独特性，其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交强险的实施强化了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不仅将商业保险公司带入了交强险这一服务领域，同时为公司的其他业务产品开拓了市场。我国交强险实施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的实际投保数据表明，投保人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后，如果要购买其他商业险种，90%以上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出单。另一方面，由于交强险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其条款、费率水平由监管机构统一制定，各商业保险公司统一使用，国家又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实行“无盈无亏”的原则，加上对交强险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势必导致商业保险公司运行成本的增加，从而加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这种复杂影响也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1.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对自身业绩的评价又片面地追求规模的扩张和当期的经营利润，从而忽略了业务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平衡（胡宏兵，2007）。然而，按照上文分析知，由于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会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如果商业保险公司还是与受理传统产险业务一样，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不注意业务审批，不注重对风险的控制和衡量的话，势必会加大保险期限内的出险频率，从而增大赔付率，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乃至导致整个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因此，从风险价值管理来看，要从源头防范和控制风险，并在理赔的各个环节做好应对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和恶化：在受理每笔交强险业务以前做出风险评价，尽可能地防止赔付的发生；公司业绩考核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要对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具有引导作用，使其能够体现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文化，有利于形成对风险进行全员、全过程、全范围管理的理念；为交强险业务制定新的理赔流程，进一步完善核损管理模式并加强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联系，消除投保人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2.商业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这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资产具有明显的负债性，将这种负债性结合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所受理的产险业务实际来看，还具有短期性，从而要求商业保险公司的资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戴成峰，2007）。然而如前文所述，对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一来交强险业务对赔付资金的流动性要求相对于其他产险业务来说更高。因此，从资产负债管理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重新分析公司整体的业务结构，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风险状况和实力来配置投资资产：充分考虑交强险业务的出险概率和平均偿付金额，合理分析其平均偿还期，在此基础上考虑其对公司整体业务负债的影响，根据资产分配原则合理配置投资资产；在注重投资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保障公司实际偿付能力的同时，要加强资金运用方面的研究，着力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

3.从有关产险费率制定的精算模型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考虑到影响产险费率水平特别是车险费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或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然而交强险业务是一项具有较高经营风险（主要是赔付风险）的业务，并且具有强制性，保险公司不能拒绝受理交强险业务，由此我们认为，交强险业务费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不能单一地看作是历史索赔次数或者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应该是多因素决定某项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以风险的大小来决定费率的高低。因此，从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对交强险费率的制定建立一个风险影响因子库，在受理交强险业务前进行风险评价，以风险水平来确定费率水平。下面对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费率决定机制做具体说明：

可行性说明。我们所提出的这一费率决定机制的主要思想是根据交强险业务的不同风险水平决定不同的费率水平，而这一思想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不同费率水平的法定可能性。根据前文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所得结论：目前我国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为交强险业务制定不同费率水平提供了法定可能空间。如果投保人风险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他/她的投保费率水平将收敛于法定最高费率水平，反之，则收敛于一个较低的费率水平。

风险水平影响因子库的建立。这种由不同的因子影响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由风险水平来决定费率水平的思想，明显比由单一因素来决定费率水平更合理、公平。影响因子的选取对于不同的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大体上都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子：

（1）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这是现有车险费率水平决定模型中考虑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另外，从实际经验来看，以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来作为衡量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仅以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来考虑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明显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公平性，所以我们认为以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来修正风险水平是必要的。

（3）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单从投保人历史索赔情况来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还是缺少说服力，同时也不能体现公平原则，所以我们将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作为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用来评价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风险水平决定费率水平的方法。这种费率水平计量模型建立的瓶颈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将前文所讨论的各风险水平影响因子赋予一个权重，以期能够准确合理地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这尚需要更多基础数据的支持和业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在能够合理计量风险水平后，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车险费率奖惩系统，改进其中的负二项模型或二元风险模型，尽可能地准确计算费率大小。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数据的对比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现行交强险费率水平偏高。随后根据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性，分析其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和财务管理的影响，其中特别提出了交强险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在分析交强险费率影响因素时，我们结合前文对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数据对比分析所得的结论，提出了按照交强险业务的不同风险水平决定不同的费率水平的思想。这对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商业保险公司虽然不能拒绝受理这一业务，但是可以根据个别投保人风险水平的不同，按照合理的方法制定差别的费率。此外，本文的研究对建立交强险费率的精算模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戴成峰. 2007. 论资产负债管理与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 ［J］. 金融会计（8）：40-45.

强制保险论文篇5

当前社会各行业中危险行业比例不断增加，而这些行业又在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易受侵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亟待保护。和其他国家相比，强制责任保险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务上都还有很多问题处于研究阶段，相关立法和制度建构起步较晚。文将通过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研究，以期探求强制保险制度的立法目的，并将目前经验推广到其他强制责任保险领域。

【关键词】 强制 责任保险 政府干预

一、 强制责任保险概述

在对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前，我们必须明确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内涵，以及是对谁强制、如何强制；强制责任保险的特点和与一般保险的区别；强制责任保险的基本种类等问题。

通观我国相关立法和论文专著，我国学术界尚未对强制责任保险达成统一的定义。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2款对强制责任保险的上位概念作出了规定，强制保险则又称为法定保险，是由法律规定的股和条件的当事人必须参加的保险，其最主要特征是强制性。其次，在一些具体险种上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规定了交强险，在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1]

由此可以归纳出强制责任保险的定义：强制责任保险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在某些特殊的群体或行业对其可能承担的风险责任,不管当事人愿意与否,都必须参加的责任保险。在我国，强制责任保险主要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环境责任强制保险、雇主责任强制保险和旅游业

二、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立法现状

虽然我国责任保险起步较晚，但国家队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较为重视。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1995）11号文件，公安部《公共娱乐长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都已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都必须参加火灾和公众责任保险”。 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会不重视保险，以致中国的强制保险在立法、覆盖范围、险种开发、监管制度等方面相对较为落后。依据中国保险法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规定强制保险。

（二）我国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缺陷

法律是责任保险来意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和约束，责任保险所承保的法律责任就无从谈起。从法律环境来看，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与国家保护民事责任受害方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界定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1、立法数量少，规则不够细化

我国的强制责任保险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造成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责任保险的开展尚不具备必要的法制条件。责任保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由于自身的疏忽、过失行为而导致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根据法律应成安的经济赔偿责任。而在我国，截至目前为止有关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相当有限，已有法律法规涉及的责任保险覆盖面窄，从投保到监管都缺乏可操作的条款[2]。因此对企业和公民来说，当法律么有明确界定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时，当然不会向保险公司需求寻求责任风险的转嫁，也不可能产生对责任保险的需求。[3]尽管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五十一、九十二条从法律层面上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法律框架，但是其他的法律中，对强制责任保险的界定仍不够清晰、充分，内容也多为笼统性规定，，未对具体操作进行进一步阐述。[4]

2、立法覆盖面窄，危害大、涉及面广的领域未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范围

如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仅适用于井下作业的煤矿工人，而未将同样属于高危行业的劳动者考虑在内，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同时，涉及各行业的相关行业法律法规也还很不完善，虽然有些行业通过立法部门本部了航路也的法律法规，但其处罚力度和执法水平相当地下；一些伤亡重大、易损害巨大公共利益的事故如公共场所的火灾事故也危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范畴；在国外受到普遍强烈重视的医疗责任保险未在我国得到有效开展和普及，“看病难”已成为关系我国民生的重大问题，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有利于缓解医疗纠纷、解决看病难问题，有助于社会和谐，应得到足够重视。[5]

3、上下位立法存在冲突

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限制了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主体即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规才可以制定强制责任保险的有关法律。但存在着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特点出台相应的地方法规或振幅规章 指定强制责任保险种类的情况，虽然对强制责任保险的推广和实施具有积极作用，但因违反上位法《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而无效。《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使大部分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的规则失去法律依据，限制了它的发展，扰乱了它的立法。

二、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之完善

（一）放宽立法限制

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明确了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该规定出台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全国保险业只有3家公司，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格局，保险公司不注重市场营销和提高服务质量，而是通过公关和利益分配，由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文以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以至于有些地方将保险列为变相乱摊派、乱收费的一种，予以清理。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保险法严格限制了强制保险的权限，这对抑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险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中外资保险公司约100家，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随着保险在处理突发事件、稳定社会和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作用越来越突出，仅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显得过于严格，而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已经被突破。鉴于中国目前各地和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把确定强制保险权授予保险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规章。[6]

（二）理顺监管体制

由于一些法规没有得到及时修改，社会对有的强制保险存在一定的疑虑，有的甚至引起行政诉讼。如目前仍在执行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火车票中含有 2%的强制保险费，其依据是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经委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保险金额为2万元。依据保险法规定，只有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强制保险的条款和费率由保险监管部门审批。据铁道部介绍，由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提高，2万元的保险金额已远远达不到受害人的赔偿要求，这一强制保险的条款、费率、保险金额等应尽快作全面修改。此外，有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越权规定了强制保险，有的是在办事程序中通过必须出具保险凭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对此，应加强研究分析，及时清理和修改。

（三）加强监管

加强对强制保险条款和费率的审批。中国保险法规定，保险监管机构在审批强制保险时，应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原则。因此，在审批强制保险条款和费率时，应当特别注重条款的公正性，非盈利性，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强制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于被动地位，对条款的公正、费率的高低等均无选择权和谈判权，特别是强制保险中的被保险人往往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没有特定的利益主体关心被保险人的权益。20__年3月国务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监会按照总体不盈利、不亏本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这一规定为以后审批强制保险费率树立了典范。推动强制保险的目的，是利用保险的市场手段帮助政府处理事故和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从而服务构建和谐社会，而并非帮助保险公司扩大业务范围或盈利。因此，在审批费率时，应当扣除盈利因素和部分展业成本，要特别注意程序公开，原则上开听证会，聘请有关专家参加，将精算数据公开，支持媒体报道，来年再对强制保险业务情况进行核查，用程序的公正保证实体的公正.

参考文献：

1. 邹海林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 乔卫兵、陈光著：《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研究》，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__年版。

3、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法学》20__年第5期。

4、张卉芳：《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法律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__年学位论文。

5、/view/38324.htm 强制保险

[1] /view/38324.htm，2013年4月3日访问。

[2] 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法学》20__年第5期。

[3] 郭颂平主编：《责任保险》，南开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18页。

[4] 乔卫兵、陈光著：《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研究》，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__年版第178页。

强制保险论文篇6

论文题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一、文献综述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坚持市场原则，调整我国对农民救济政策，提高农村保险的风险管理能力

(三)合理设计政府对农村保险的补贴政策，推动农村保险市场向深度发展

强制保险论文篇7

[ 关键词 ] 农业保险； 社会保险； 商业保险。

近年来，农业保险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发展农业保险作出部署，国务院也早已将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列入规划①。这一方面表明党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许可以反映农业保险立法工作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再度审视农业保险基本理论问题，为尽早克服立法障碍，完成立法规划而努力。本文以现行法律为基础，以公、私法区分为视角，分别从农业保险的概念、运行和立法三个方面，讨论农业保险的基本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含义。

在学界关于农业保险的定义中，典型的表述为：“农业保险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 即保险人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 对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 1 ]（P236）或农业保险指“以长期和收获期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禽畜和水产养殖动物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害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 2 ] （ P2 ），或“适用于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保险”[ 3 ] （ P12 ）。可以看出，上述定义均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 农业保险被定义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单从概念定义的角度看，如此定义农业保险尚无问题，但从立法角度看，将指代如此含义 的“农业保险”一词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于法律文本，则未必恰当。

我国《保险法》（2009 年） 第186 条第 1 款规定： “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②立该法条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宣示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责任，二是厘清“农业保险”与保险法的关系。但现实是，一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对农业保险作出“另行”规定； 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不但存在，且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 3 ] （ P114 ）这种状况难免让人产生法律适用上的疑问——— 该法条既然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应“另行规定”，自然应得出“农业保险”不受《保险法》规制，也不受《保险法》确立的主管机关管理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试点开办的“农业保险”却确实应受《保险法》规制，并实际由保监会监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是实务运作藐视或违反立法，而是由于相关概念的混淆和立法技术的粗疏。

实际上，“保险”一词本身并不是一个严谨统一的法律术语。保险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除商业保险外，还包括社会保险。[ 4 ] （ P19 ）商业保险受保险合同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产生私法上的关系； 社会保险一般受专门立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通常产生公法上的关系。只是由于商业保险一枝独秀，以至于人们一般将“保险”与“商业保险”等同。

此外，我国商业保险采取的是合并的立法体例，即将商业保险合同法与商业保险组织法同时规定于一部法律中，并命名为“保险法”。相比单独制定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的立法体例，这种统一的立法体例通常会进一步掩盖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几个相似概念的差异，尤其是容易使人误认为《保险法》是规范一切保险的法律，进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农业保险虽特指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但其既然名为保险，自然在逻辑和现实上都会面临上述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政府往往基于特别的政策考量，对农业保险采取异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故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概念混淆的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保险制度中有被放大的可能。

无论我国采取何种模式，在逻辑上农业保险都可以被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③前者当事人间属于公法关系，后者属于私法关系。因此，我国《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中所谓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实质仅指产生公法关系的农业社会保险。其需要“另行规定”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保险属于公法关系，依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有特别的法律渊源，不能适用作为私法的《保险法》、《合同法》，[ 5 ]而正在我国如火如荼试点和开展的各种所谓的农业保险，实质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其产生私法关系且不受《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的制约。据此，上述《保险法》中看似矛盾的现象，便通过对法律文本的限缩解释得到了解决。

区分“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农业社会保险”这几组概念，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农业法》中的有关条文。《农业法》（2002 年） 第46 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其第 1 款宣示国家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负有义务，第 2 款区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赋予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在农业保险中的合法地位，第 3 款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

与 1993 年《农业法》第 31 条相比，该条文修改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条文第 2 款中首次出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等表述。而对于这里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的关系问题，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从法条的文义及立法沿革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没有交集，前者属于社会保险，产生公法关系，后两者属于商业保险，产生私法关系。还有人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既包括农业社会保险，又包括政府扶持的“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解释显然更符合法条文本本身的表述，④但是，由于当前的农业保险立法和理论研究基本接纳了第二种解释，⑤为了避免立法和研究出现不必要的概念混乱，我们应便宜行事接纳第二种解释。至于第三种解释，因其在与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杂糅之后，更易让人混淆公私法关系，故而不可采。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可以通过对法条限缩解释调和实务与法律的矛盾，但法条文本本身存在的争议并不会消失，今后仍可能随着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或创新而重新浮起甚至放大。但遗憾的是，当前有关农业保险的研究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 6 ]事实上，从比较法上观察，各国都极为重视农业保险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日本于 1947年将其《农业保险法》与《家畜保险法》合并，制定了新的《农业灾害补偿法》

[ 7 ] （ P11 ）。虽然该法所规定的补偿制度，实际上仍是不折不扣地以保险基本原理为基础，[ 8 ] （ P776 ）但为了彻底区分于商业保险，避免概念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日本立法完全摒弃使用“保险”一词。虽然在具体立法技术上各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但这种主动避免法律适用争议的意识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二、农业保险的运行模式。

中国保监会曾提出五种发展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 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 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上海、黑龙江等地，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9 ]分析可知，模式一、二、三、五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区别仅在于保险人分别是专业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或相互保险公司，模式四我们暂时将其归类于农业社会保险⑥。无论选取何种模式，实际上都逃脱不了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也即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二元分类⑦。

我们首先考察农业社会保险模式。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既然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自然产生公法关系，其优势在于直接由政府承保，保险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在我国，社会保险部门若能逐步开展农业社会保险，还有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权利均等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开办农业社会保险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全国范围的农业社会保险需要动员极大的社会资源，仅仅以必须设立专门机关一项而言，即可谓工程浩大，难度很大； 二是社会保险虽然收费低廉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分散风险，往往表现为强制保险。[ 8 ] （ P733 ）但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如果采取强制保险，即便收费低廉，农民也未必认同，反而往往易被认为是“伤农”行为。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农业法》第 46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但如果不采取强制保险，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把农业生产风险列为其受威胁的主要风险，[ 10 ] （ P2、P75 ）故而不愿参加农业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越少则风险越难分散，保费就越难以逐步降低，如此恶性循环，高效、顺畅的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恐怕永远难以建立起来。

实际上，我国早些年曾经错过了一次全面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良机，若在逐步减少农业税税率时，将合适比例农业税税金调整为农业社会保险的保费，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或许早已成功建立。而在当前农业生产不需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强制农民购买保险，必然会受到来自农民的强大阻力，这正是我国未来开办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障碍。

谈及商业性农业保险，不少人都将“赔付率高”作为其特点，[ 11 ]我们认为该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实践中并不存在任何以“赔付率高”为特点的保险，某种特定的保险如果在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的统计表明赔付率过高，为了保持正常经营和合理的盈利，其自然会在下一阶段调整保费降低赔付率。其实，商业性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主要是因为保费较低，而保费低又源于农民支付能力的低下。农民购买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本来就不高，如果保险人因赔付率高而继续调高保费，必然更加无人问津。近年来，商业性农业保险虽然在保费政策性补贴制度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保费未提高的情况下，补贴的效果只是减少了农民一方的负担，并没有提高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并未改变赔付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局面。因此，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困境，是面临作为商事主体的保险公司的盈利目标与农民支付能力低下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外商业性农业保险取得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　[ 8 ] （ P792 ）。

无论是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均面临较大的困难，其中又以建立农业社会保险为甚。保险贯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聚集集体的力量救济遇险的个人，因此，既不愿让农民交保险费又想开办农业保险，恐怕是保险制度不能承受之重。

其次，在论述开办农业保险的优势时，有些学者指出，开办农业保险可以节省政府救灾资金，[ 12 ] （ P2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开办农业保险目的是丰富化解农业风险的机制，并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从而改变传统救灾模式。仅能弥补农业生产者很少一部分的生产风险的状况。社会保险及社会救济均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在危难时获得政府救济乃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农业生产者在遭受灾害接受救济的权利并不因开办农业保险而消灭。

未来我国若要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若无法实现修改法律强制参保，则只能在初期按照自愿保险的模式试点，并采取措施引导农民参与，逐步扩大参与规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并及时减低保费。而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则应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并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和运营费用的补贴[ 13 ] （ P58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困难的最终解决，还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者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路径。

在公私法区分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农业保险相关概念和开办不同模式农业保险可能遇到的障碍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类农业保险在立法上的总体规划。需强调的是，探讨两类不同性质农业保险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科学确定两者于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我国必须同时开办这两类保险。

对于农业社会保险而言，由于其创设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如果政府决定开办，必须制定专门的“农业社会保险条例”。该法规应该明确此类保险的社会保险属性，并确立基本原则、主办机关、参保条件，同时还需规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等问题。该项工作可以借鉴《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

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存在两方面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法规的主要内容仅包括政府对某些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补助等，法规条文主要表现为政策宣示，形式上并不具备完整法律规范的要素； 第二，忽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仍属于商业保险这一事实，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中重复作为普通法的《保险法》、《合同法》甚至《民法通则》已有的一般规定。

这样的立法除了能使我们拥有一部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外，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同时，其忽视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功能划分，给人以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即政策性农业保险） 是超脱商业保险之外的制度的错误印象，增大了法律冲突的风险，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商业性农业保险领域亟须制定的法律，可以被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换句话说，我们要制定的法律是公法性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管制法，而不是私法性质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基本法。

商业性保险合同基本问题在《保险法》中早有规定，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自然应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应该解决的是农业保险的特殊问题，其实质是基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公共商品的属性[ 6 ]，基于农业需要特别扶持、农民需要特殊帮扶的社会政策考量所产生的在私法关系框架中对一方的特别保护。

其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与劳动合同的立法十分相似。以台湾地区的劳动“立法”为例，台湾地区“民法”中的雇佣合同确定了雇佣关系在私法上的基本问题，“劳动基准法”则确定了公法对雇佣合同的干预。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立法略有不同的是，在保障程度不高的初期，政府只能支持商业性农业保险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只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而“劳动基准法”却约束所有的雇佣关系。我国在劳动立法的过程中，未采用单独制定法律性质属于公法的 “劳动基准法”的立法模式，而是制定了混杂公法私法内容的《劳动合同法》，以致关于劳动合同性质的无谓争议延绵至今，希望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中，我们能汲取该教训。

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定义、特别的准入条件、保费补贴制度、税收减免及经营补助、监管方面的特别规定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农业社会保险，还是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 即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均属公法的调整范畴。

四、结语。

在我国农业保险仍在试点、农业保险的模式仍在探索中的特殊背景下，农业保险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因此，为了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并为将来农业保险模式的创新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我们反对将“农业保险”一词直接用于立法，而应按照产生公法关系抑或私法关系的不同，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分别处理。对于仍存争议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我们也应基于当前通说，将其理解为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以保证概念的统一。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抑或完善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都面临农民支付能力较低以及农业风险并不被农民视为生活首要风险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在农业发展和转型中逐步解决。

加强农业保险立法，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的发展，开办农业社会保险，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制定“农业社会保险条例”，确立主办机关、费率、参保条件、救济等基本法律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必重复《合同法》、《保险法》已规定的基本问题，而需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确立政府对某些种类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扶持、对农民保费补贴及对保险公司的特别监管等特殊问题。

无论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均需由公法规制。当然，虽然社会保险产生的是公法关系，但该制度仍是以民法上的制度为基础构建的，[ 14 ]（P50）而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与《保险法》、《合同法》等一般私法的关系，也是私法学者跨公私法研究的好素材，因此，这个过程少不了私法学者的努力。

注释：

①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0月19日） ，其中指出： “（ 收到） 关于制定农业保险法的议案1件。国务院已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列入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

②从法律沿革来看，该规定源于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2002年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该条文变为第155条，内容没有任何改变。2009年我国再次修订《保险法》时，除了将该条前段后的逗号改为句号外，在文字上并没有其他修改。

③关于“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这组概念，笔者可谓思考良久，在“社会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社会保险”“商业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商业保险”等词组中反复比对，才选定。选择的主要标准有两点： 一是表述简明、含义精准； 二是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④事实上，在保险法领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学者都认为政策性保险与社会保险基本同义。

⑤国务院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交给作为全国商业保险主管机关的保监会牵头办理，显然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一种特例。即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受到政府政策性扶持的那一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

⑥但“五种模式”中所谓的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究竟是何种组织形态，不仅让人产生疑惑，这种表述明显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独立责任不符。此外，官方在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同于“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后，又以其指代产生公法关系的社会保险，无疑是概念混乱的表现。

⑦农业保险可以是多层次的，即农业社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是可以并存的，至于并存模式下可能出现的跨公法、私法间的“超额保险”等复杂问题，本文暂且不论。

 

 

[ 参考文献 ]

[ 1 ] 覃有土。 保险法学 [ M ]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2 ]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注释本[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

[ 3 ] Olivier Mahul， Charles J. Stutley. Government Sup-port to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2010.

[ 4 ] 温世扬 . 保险法 [ M ]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 5 ] Legislative Counsel Office. Agricultural insuranceAct（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农业保险法草案） [DB /OL]. http :

/ /www. gov. pe. ca /law /regulations /pdf /A＆08 －2. pdf，2011 －06 －23.

[ 6 ] 何文强 . 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J ] . 法学评论，2008， （ 3 ） .

[ 7 ] 吴树波 . 日本农业保险及其启示 [ J ] . 世界农业，2000， （ 12 ） .

[ 8 ] 袁宗蔚 . 保险学——— 危险与保险 [ M ] .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 9 ] 新华社 . 保监会提出五种模式办农业保险 [ J ] .

领导决策信息，2004， （ 2 ） .

[ 10 ] 张跃华 . 需求、福利与制度选择——— 中国农业保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M ]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 11 ] 沈诤，魏敬淼 . 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 [ J ] . 行政与法，2009， （ 4 ） .

[ 12 ] 龙文军 . 谁来拯救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行为主体互动研究[M ]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 13 ] 庹国柱， 朱俊生 . 关于农业保险立法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 ] . 中国农村经济，2007， （ 2 ） .

[ 14 ] 谢怀繵 .

强制保险论文篇8

对于交强险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有。大部分认为交强险的推出不仅体现了关注生命，以人为本的立场，同时还由于其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体现了很好的社会公益性。也有对交强险的质疑声，比如认为它相对于之前的商业性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来说可能加重一部分机动车的保费负担。还有观点认为交强险削弱了保险公司通过不同的保单类型来减轻投保人逆向选择的能力。

对于一个新的险种进行多方面多视角的讨论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在理论层面上探讨交强险的推出对投保人带来的影响，笔者相信这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交强险的理解，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分析

(一)强制性的交强险减少恶意逃逸行为

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即充分考虑该保险条例如何改变一些驾驶者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激励，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机动车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恶意逃逸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会延误受害一方的及时治疗而使得事故的后果变得更加严重。下面将分为两个步骤仔细地分析交强险的推出如何有效地遏制了这种不良行为的发生。

作为分析的第一步，我们先确定分析的主要群体——因交强险而行为改变较大的群体：即在交强险没有推出之前，尚未购买商业第三者保险的人或驾驶者。选择这个群体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的理由有两个方面：其一，该群体的数量庞大，据有关预测投保商业第三者保险的比例大约不到50%。其二，这部分群体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因为以前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购买相关的商业保险(比如商业第三者保险)，而现在根据交强险规定中相关条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他们必须购买交强险。

分析的第二步是通过一些简单数据分析，指出在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该群体的个人将减少肇事逃逸的行为。

不难想象，对于在交强险实施之前未投保相应商业第三者险的驾驶者来说，无论交通事故大小，他们都有逃逸的激励，并期望能侥幸避开惩罚或赔偿。只不过对于不太严重的交通事故，他们逃逸的相对可能性要小一些而已。而一旦这部分驾驶者投保了交强险之后，本文下面的分析表明他们逃逸的激励会变小。

根据交强险的规定，在机动车驾驶者负全责的情况下其赔付标准的最高限额是6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是5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是8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

假设某个交通事故中，肇事者应该赔付受害者x<60000元钱。我们先考虑以前没有购买商业第三者保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可能会有逃逸从而希望侥幸躲避赔偿的激励。假设肇事者逃逸后被发现的概率是P，发现后给予处罚的金额是F，那么肇事者实际面临这样的权衡取舍，如果不逃逸其损失是x，如果逃逸其损失期望是PXF，只要P×F<x，即满足P<x/F，这个肇事者就会选择逃逸。通过这个简单式子，我们可以发现，在执法力度一定的条件下(即概率P固定)肇事者选择逃逸与这样两个因素相关：其一是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事故越严重肇事者逃逸的激励就越大，理由是事故越严重意味着x越大，从而不等式P<x/F越容易满足，换言之，肇事者逃逸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正相关；同理可知其二，如果逃逸被抓到后的处罚越低，即F越小，肇事者逃逸的激励也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前面的第一个结论：肇事者逃逸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正相关。一般说来，交通事故越是严重，受害人越是需要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补偿，但是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在没有购买保险的情况下，肇事者此时越是可能丢弃受害人而选择逃逸。再来考虑交强险强制推行后的情形，因为所有机动车驾驶者都购买了该保险，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其逃逸的激励就有了变化。仍然以前面的交通事故为例，肇事方应该赔付给受害者的还是x元钱，但是该赔款完全由保险公司负担，所以肇事方如果不选择逃逸，那么他的边际损失是下一年增加的保费y元，一般来说y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数额。如果肇事司机选择逃逸他损失的期望值是P(Fy)，我们不难得到肇事方逃逸的条件是P<y/(Fy)。将这个式子和前面的条件P<x/F做一个对比可知，只要满足y/(Fy)<x/F即y<x(1y/F)，肇事方选择逃逸的激励就会小于以前没有强制保险情形下的激励。显然这个式子一般都是成立的，因为根据惯例保险公司保费的上涨很少翻倍(事实的情况是只有对那些经常出险者才会适当提高保费)，以6座以下家庭自用汽车为例(其交强险的费率定为1050元)，由于交通事故赔付，肇事司机下一年度保费的上涨一般不会超过1050元，即y<1050。也就是说只要x>1050元，y<x(1y/F)就会满足(事实上，当x<1050元左右的事故都不算严重事故，即使肇事方逃逸也不会给受害者带来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一个结论：交强险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交通事故逃逸的不良行为，保障了受害者及时得到治疗的权利。

所以通过前面简单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实施交强险后，有一半左右的机动车驾驶者会减少事故发生后的逃逸行为。这种行为的变化显然对于交通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同时整体的社会福利也因为受害方比以前更可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进。

(二)交强险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驾驶行为更加谨慎

我们将根据很简单的理论分析来探讨交强险的推出如何影响驾驶者的驾驶行为。首先用B(e)、C(e)、T(e)分别代表一定谨慎程度驾驶的收益、成本和带来的保费支出，其中e表示谨慎程度的大小。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假设有B，(e)>0，B”(e)<0，这说明驾驶越谨慎收益越大(因为事故率越低)，但是谨慎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由于收益递减的假设对于分析的结论非常重要，有必要对该假设的合理性B(e)做说明。可以将事故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即驾驶者越是谨慎事故率就越低。另外一种是不可控的事故，比如一些突发性的难以预期的事故。当一个驾驶者从较莽撞变得更加谨慎时，第一种类型的事故发生率会明显下降，但是当驾驶者的谨慎程度已经很高时，第一种类型的事故率基本已降到最低程度，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一般属于第二种不可抗力型事故，而这种事故率一般不会因为更加谨慎而减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谨慎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比较符合现实的。同时，仍然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常识假设C''''(e)>0，C”(e)<0，这说明谨慎驾驶的成本是递增的C(e)(因为越谨慎所花费的精力越多)。T(e)表示投保人在下一年度保费的变化量。通常的商业保险一般都会根据投保人发生事故的次数来调整下一年的保费，事故率比较高的投保人其保费会随之上涨。交强险也有类似的条款，即保费也是与投保人的事故发生次数挂钩的。因此可以假设T''''(e)<0，即越谨慎事故就越少，那么与事故挂钩的保费增加幅度就越小。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商业性的保险和交强险都通过保费的调整来应付投保人驾驶行为中的道德风险，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在商业性的保险下，投保人可以通过下次购买另外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来规避保费的增加，即T(e)=0；而在交强险的情况下，由于有资格经营该险种的保险公司相对较少，可以认为投保人规避的难度更大。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在商业性的保险下驾驶者的目标函数是B(e)-C(e)，其一阶条件为B''''(e1)=C''''(e1)。而在交强险的条件下，目标函数变为B(e)-C(e)-T(e)，其一阶条件是B／(e2)=C''''(e2)T''''(e2)。对比上面两个一阶条件并结合T''''(e)<0，可得B''''(e2)<B''''(e1)e=>e2>e1。这说明，实施交强险后驾驶者的谨慎程度变得更高了。当驾驶的行为变得更为谨慎时，道路的交通安全也就更有保障。

二、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