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服管理:从强制走向非强制

有关校服的争议，折射出价值多元时代人们对一些诸如校服这类教育现象的不同立场。在所有这些争议中，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秉持一种单级思维，执一端而反对另一端。

自一些学校要求学生统一穿着校服以来，有关校服的争议就一直不断。围绕校服的争议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校服本身的性价比问题、家长的承受能力问题、校服的卫生问题，等等。这些争议说明，校服的存在，无论如何都有利弊两个方面。在这些争议的问题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强制学生统一穿着校服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本身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撇开有关争议的那些具体问题，着重讨论要求统一穿着校服背后的价值观及其问题，并对此提出一些思考。

一、学生统一着装的由来

学生到学校上学，什么时候开始有校服并要求学生统一穿着校服的，并没有确切考证。有研究者认为，16世纪英国开办慈善学校并为学生提供统一的着装，以便将他们和皇室贵族子弟区分开，是为学校校服之肇始。20世纪60年代，美国只有教会学校有着装要求。1987年，美国首家公立学校――巴尔的摩的樱桃山小学了穿着校服的硬性规定。[1]

我国古代私塾对学生的衣着通常都有明确的要求。《程氏家熟读书分年日程纲领》规定弟子“衣冠必整。勿为诡异华靡，毋致垢敝简率。虽燕处，不得裸袒露顶；虽盛暑，不得辄去鞋袜。”[2]这是有关学生衣着的行为规范，对学生着装提出了明确要求，不过并没有统一着装的要求。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开始在我国建立，有关生徒的衣着也只有一般的要求。例如，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生徒须知》规定，“衣服冠履，宜朴雅整洁”，[3]也没有统一着装要求。1912年，民国成立，教育宗旨大变，中央教育部组织临时会议，征集全国教育专家于北京讨论民国教育的重大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教育部预备议案四十余种，学生制服为其中的议案之一。后“学生制服”改为“学校制服”，统一学校制服的式样、颜色、质料等。[4]这大概是我国校服的开始。民国时期，学生是否穿学校制服，甚至成为教育视导的内容。例如，民国二十五年，雷志诣视导江西丰城县教育，所撰《视导丰城县教育报告》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师生应一律穿着制服，遇家贫学生无款添置制服者，亦应令其勿着长衫”。[5]这大概是我国强制学生穿着校服的源起。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校服没有统一要求，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一直没有强制穿着校服现象。直至改革开放，一些学校开始推行校服。由此，中小学校穿着校服渐成普遍现象。

费孝通在论及民国乡间妇女发式时认为：“表现着三代人的帽型和发式的一张照片……三种样子代表了三种价值观念。”[6]校服亦如帽型和发式，代表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些学校的管理者之所以热衷于让学生穿着校服，乃认为校服不仅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而且在学校的教育活动中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当然没有什么问题。2015年，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就指出：“校服被形象地称为中小学生的‘第二层皮肤’，其质量关系学生的健康成长，式样影响学生的形象和气质养成。优质、合体、美观、舒适的校服是培育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团队意识、传播平等精神的有益方式，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探索。”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官员也认为：“校服能够规范学生行为。校服作为一种校园文化符号，通过创设一种环境氛围，可以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感染、陶冶学生。学生穿上校服，就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约束，就会时刻提醒自己要遵守纪律，注意言行，维护自身和学校形象。”[7]

校服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并且具有教化功能，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来传递某种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是学校对于社会的职责所在，也是学校建立的本来之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学校通过强制的方式，要求学生统一穿着校服，以此传递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这种做法，姑且不论其实效性如何，其行为本身就不能不让人深思。

二、需要警惕强制穿着校服的价值观

强制本身体现出某种价值观，一种隐含着的并未显现的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且完全不同于其意图的价值观。一方面是要传递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则是隐含在强制这一行动中的价值观念。正是因为强制，使得原本作为教育场所的学校在校服的问题上演变成权力运作的场所。

学校是培养和教育年轻人的机构。当学校采取强制的权力来推行校服时，则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便沦为权力意志的对象，学校也就丧失了它作为教育机构的伦理性辩护。现代学校教育的伦理性和合法性，不仅源自于它的目的的合意性，更源自于它实现目的之手段的伦理教育性。强制穿着校服是借用教育之名而行管理权力之实。

无论校服具有怎样的教育意义，对于学校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固化作用，这些都不能成为强制的借口。即便如强制穿着校服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校服可以直接反映学校的文化特色和办学理念。通过统一着装的校服，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荣誉意识、审美意识等。”这也不能构成对强制的充分辩护。人类自现代社会以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教育实践中，单纯依赖强制来实现教育的意图，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与否定。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事物的存在能够对特定的对象产生某种作用，并不能构成强制推行该事物的充分必要条件。理性的教育实践坚持认为，学校坚持认为的那些“好东西”，不能用强制而只能采取理性说服或对话引导的方式来让学生接受。这就是说，即便“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荣誉意识、审美意识等”等都是社会的可欲之物，对这些可欲之物的实现手段提出正当性要求。

我们不能只看到校服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及其教育功能，而忽视强制本身对学生的独立判断和心智发展所产生的危害。与强制学生穿着校服所所带来的好处相比，强制这一行为带来的危害可能更为深远。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强制，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认为，教育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来推行。恰恰因为教育是一种强制，因而活动层面的教育，往往否定强制，而倡导引导。这在孔子、《学记》以及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教育思想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阐述。当学生处于某种强制的状态下，学校就会失去教育学生应用知识去实现自己的或社会的目的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外在强制所产生的规训，让受教育者变得没有自己的思想，最终成为无意识的个体。

此外，还要提醒注意的是，穿着校服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并不是自动发挥出来的，而是在由学校组织的实际活动中，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才能够发挥作用的。单纯地穿着校服，只会让学生感受到某种程度的不自在以及无可奈何的抱怨而已，谈不上有什么教育意义。

三、非强制性穿着校服更有教育价值

有关校服的争议，折射出价值多元时代人们对一些诸如校服这类教育现象的不同立场。在所有这些争议中，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秉持一种单级思维，执一端而反对另一端。撇开这些各自对立的争议立场以及争议的具体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争议均源自于校服的“强制性”这一行动特征，都围绕“强制”作为学生穿着校服的选择方式而发生。因而，就校服未来的出路而言，我们也同样需要从这种特定的行动方式入手。

事物的利弊并在，使得人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或者是基于特定的价值观进行权衡，通过避其害而舍其利以作出取舍的决断；或者是通过对选择方式本身的改变，来实现一种更多利益更少危害的选择。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有关穿校服的较好选择是，既要发挥校服本身的教育功能，同时又要克服强制穿着校服而带来的危害。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反思强制来否定强制本身，进而确定一种有关校服的非强制性的立场，从强制的方式转向一种理性选择与教育引导并举的非强制性方式。

非强制性的穿着校服，包含着三层含意。

首先，学校应该倡导学生穿着校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穿着校服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因此，倡导学生穿着校服，较之强制学生穿着校服，便获得了更加充分的价值正当性。在重大的节庆日以及重要的日子里，提议学生穿着校服，既能避免强制穿着校服所带来的问题，同时又能发挥校服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的教育作用。倡导学生穿着校服，意味着一种非强制性的选择。倡导学生穿着校服，也必须要考虑由此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因无力购置校服而带来的对学生精神上的伤害。因此，在倡导校服的过程中，学校必须要正视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穿着校服面临的经济负担问题。一方面，学校倡导学生穿着校服，另一方面要求学校或政府能够为那些家庭力不能及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帮助，从而使学生不因购置不起校服而自卑，又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帮助实现学校教育的伦理性义务。

其次，学校应尊重学生对校服的选择。这种选择包括两个方面的含意。一是对校服的选择，二是对穿着校服的选择。关于校服的选择，《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学校应在深入论证和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是否选用校服。……学生自愿购买校服，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校服的选择性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个人“按照我自己的意图（不一定是理性的或有益的）来造就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有资格被别人承认是这样一种人。”[8]从培养人的自主精神及创新精神，乃至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而言，这种观点至少提示了一种学校管理理念，即学校的各项活动和事务应该具有教育性，使学生学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来生活。

再次，学校应使穿着校服成为一项常规性的教育活动。在这里，原本作为管理活动的穿校服被学校转换为一种教育活动，它包括：根据不同的年龄和学段，利用相关的课程资源以及校本课程的开发，让学生自主设计或参与设计或在多种形式的校服之间进行选择。这既是一个有关学校内部事务的治理过程，同时也是学校美育、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以及学生学会彼此合作的教育过程，借此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公共事务参与意识、以及主体意识。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在这个时候应该退隐其后，只是作为公共事件处理的程度设计者、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决策过程的指导者。由此，非强制性的校服要求实际上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为学生提供了按照自己的意图来造就自我的教育机会。

让学生在尝试性的选择中学会选择，在表达自己的意图中学会正确的表达意图，在实现自己意图的活动中学会理性地造就自己的生活，这正是非强制性穿着校服的教育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未名.校服简史[J].留学生，2015（9）：56-57.

[2]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M].台北：世界书局印行，1981：3-4.

[3]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48.

[4]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5-16.

[5]雷志诣.视导丰城县教育报告[J].丰城教育.1936（3-4）.

[6]费孝通.怎样做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63.

[7]豆俊杰，苏令.对校服“兴师动众”的背后[N].中国教育报，2015-09-21（5）.

[8]以赛亚・伯林化.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29.

【周兴国，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