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文范文

科学论文篇1

1.科学史与科学的动态性和发展性

科学是一种动态、不断进步和持续变化的过程，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即科学是一种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有了这些科学史内容，学生就容易理解教科书中所呈现出的科学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现在所学习的科学知识只是科学发展历程中的特定阶段的成果，在将来还有可能发生变化和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学史的主要作用是为学生展示一种关于科学本质的完全不同的观点，而不仅仅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当前的科学理论、进行实验操作和分析实验数据来理解科学的本质．例如，学生在学习“光合作用”时，如果没有相关科学史的介绍，学生所获得的知识只是该领域当前的研究成果，至于这些成果是如何获得的，以及还有哪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学生很难获取这方面的信息，这将导致学生对“光合作用”的认识只是停留在静态的层面，无法认识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进而限制其思维发展．经由科学史的学习，如果学生将来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视野在某种程度上会得到拓宽，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该学科的发展．因此，从这一点上讲，科学史对学生理解科学的动态和发展性本质，以及科学的长远发展都将是有益的．

2.科学史与科学研究方法

科学的发展过程总是依赖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根据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依赖的技术及其相应的成果，可以将其视作是基于实证研究的发展过程．在科学教育中，学生不仅应该学习已知的科学知识，还应该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这种探究过程既包括科学家曾经实施的实验或教师设计的类似实验，也包括教师引导学生对科学史资料的分析．不管采用何种形式的探究，其根本宗旨是训练学生的探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前的科学课程虽然强调科学过程技能的训练，学生可能有机会体验实验设计过程并学习实验操作能力，但是对于这些科学过程技能在科学知识的构建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并未进行深入思考．因此，这种课程只是以脱离情境的方式教给学生科学过程技能，未能向他们提供认识和探讨科学本质的机会．而强调依托特定情境的教学正说明了科学史在这方面所特有的教育价值．通过展示科学史中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可以使学生感受到科学方法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学生还可以比较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理解各自的优点及其局限性，从而为其科学思维的发展搭建平台．例如，在教授高中生物学中“DNA是主要遗传物质”时，教师可以先向学生展示艾弗里的肺炎双球菌实验，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充分理解该实验的设计原理和目的，然后得出初步结论“R型和S型肺炎双球菌中存在某种转化因子”．基于这一结论，再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这种转化因子是什么呢?”教师可以直接呈现格里菲斯的实验设计和赫尔希的噬菌体侵染实验，通过讨论和引导，确定遗传物质主要是DNA．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分析相关的科学史材料，使他们逐渐理解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这对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本质是必不可少的．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根据科学史设计特定的教学活动，并非将科学史内容像讲述历史故事那样直接呈现给学生．例如，在上面的教学内容中，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完艾弗里的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后，进一步思考“这种转化因子是什么呢?”接下来，教师不要急于展示格里菲斯和赫尔希的实验设计，而是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尝试设计实验回答这一问题，教师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教学支持，例如，通过问题串引导逐步思考解决方案．通过这种基于科学史特定设计的教学活动，既可以使学生理解科学研究的设计原则，还可以训练他们设计实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科学史与科学事业

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不同时代诸多科学家、社会学家等多个研究群体共同努力的过程，是一项人类事业．科学史正是反映这一科学本质的重要教学媒介之一．科学史材料一方面可以呈现众多科学家在同一研究领域的不同研究成果，例如，在细胞膜结构模型的研究过程中，至少涉及欧文顿(E.Overton)、戈特(E.Gorter)和格伦德尔(F.Grendel)、弗雷(L.D.Frye)和埃迪登(H.Edidin)、桑格(S.J.Singer)和尼克森(G.Nicolson)等科学家的重要研究贡献．这可以使学生意识到当前的科学成果是现代科学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修正和完善，这将影响他们对科学的认识．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任何科学家都需要与同行及其研究成果有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只有在这种交互作用下，才有可能取得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科学史还能使学生意识到某些科学家对于新发现的抵制，这也是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所研究的重要主题．此外，将科学史恰当地整合到科学课程中还能展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困境和曾经受到的批评．科学研究、科学家的研究动机等相关内容，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科学的本质和优势，同时还应呈现其不足之处．这也是科学得以持续不断发展的原动力所在．因此，对于科学是一项人类事业这一观点的理解，将有助于学生更加充分地理解科学的本质，这是科学史无可替代的教育价值．

二、科学史能促进学生的概念转变和知识建构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通过观察构建和重构他们对于自然界的看法，即意义建构．学生的学习也是一种类似和持续的意义建构过程．通常认为这种心理过程从本质上讲与专业人员构建新知识的认知过程是相似的．知识的建构过程是人类形成共同意义的复杂过程．如果能够很好地理解一个人是如何获取和组织知识的，那么就能够理解该学科领域的学者所构建的知识结构．在科学教育领域，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各种教学材料或教学策略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例如，皮亚杰(Piaget)提出的临床访谈研究法(clinicalinterview)、凯利(Kelly)的方格分析法(repertorygrid)和诺瓦克(Novak)的概念图法等．后来，人们又提出运用科学史教学的方法来帮助学生构建知识．

1.科学史有利于学生基于真实情境建构知识

当前的科学教育强调科学是“辩护知识”的过程，并且验证已知的内容，而对于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则关注不够．科学知识的本质包含了两个方面，“辩护知识”是其中之一，强调我们已经知道了哪些知识;另外一个方面是“发现知识”的过程，主要突出已知的知识是如何知道的．在科学课程中融入科学史内容，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到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学生往往容易忽视或意识不到这一点．例如，在化学课程中，在讲到阿尔弗雷德•维尔纳(AlfredWerner)的配位理论(co-ordinationtheory)时可以为学生提供如下科学史材料:19世纪上半叶，确定分子重量的唯一方法是测量蒸汽密度．直到后来法国化学家Raoult和荷兰化学家Van’sHoff对溶液依数性的研究，人们才发现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用来测定非挥发性化合物的分子质量．因此，人们通过分析挥发性物质Fe2Cl6认为CoCl3含有Co2Cl6组分，瑞典化学家Blomstrand从而推测钴氨络合物是二聚体．直到1890年丹麦化学家S.M.Jorgensen和1892年美国化学家J.Petersen通过冰点和测量金属氨合物(Blomstrand最初将其分子式二等分)溶液的电导率，推演出单体分子量．既然根据配位数6提出的八面体构型是Werner理论的基本假定，那么如果没有Jorgensen对Blomstrand分子式的二等分(例如，将Co2Cl6•12NH3二分为Co2Cl6•6NH3)，也就不会产生配位理论了．通过阅读和分析这些材料，学生可以认识到配位理论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同时代的众多科学家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融入科学史的科学课程能以更加真实的情境呈现科学的重要发现，学生不再将科学视作伟人创造的完全独立的事件，而是能够将这些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科学发展的逻辑视角认识科学发展过程，有利于其理解科学知识的构建，并将其整合到自己的认知框架中．此外，在科学课程中引入科学史不仅是介绍科学家个人或他们的研究成果，而更重要的是展示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过程．这种真实的知识产生背景对于学生构建科学知识是一种有效的情境支持．

2.科学史有助于揭示学生的前科学概念，并促进概念转变

科学知识可以分为果性知识(ready-madescienceknowledge)和过程知识(science-in-the-makingknowledge)．其中，果性知识是指科学事实或对客观现实的陈述，是无可争议的，也与产生这种知识的特定情境无关．而过程知识则是具有争议性和不稳定性的知识．学生学习过程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主动构建的过程，需要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情境，以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小组讨论和实验活动，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解决问题，并进行持续的个人反思．学生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他们的某些观点与前范式时期科学家的观点(pre-paradigmaticthinking)有可能是相似的．而学生持有的某些前科学概念或错误概念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时期的认识是类似的，这就使得科学史成为预测学生在构建概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例如，在光合作用的研究历程中，科学家曾一度认为构成植物体的主要物质来源于土壤中的营养物质，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而低年级学生在接受正式教学之前也存在类似的观点，这就是学生所持有的前科学概念．如果教师能够充分理解科学概念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那么他们就能够预测学生在学习这些概念时可能遇到的困难，这可以帮助教师在备课时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和创建有效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困难不能视为学生学习真正的障碍，而应将其转化为有意义学习的有效工具．科学史可以提供恰当的素材，以展示科学知识的修正与完善、排斥与重述，及其相对性并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等研究背景．与自我评判个人所持有的前科学概念相比，学生更容易先评判科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知识或模型．这也为学生继续意识到自己认知结构中存在的前科学概念，进而创造认知冲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说出自己对“构成植物体的主要物质来自于哪里?”这一问题的观点，暴露其前科学概念．然后，再通过讨论和分析科学史材料，让他们分析历史上科学家所持有的观点，通过讨论，逐渐理解自己原有认识是不科学的，而且还与科学家认识事物的过程是相似的，从而帮助其建立科学概念，实现概念转变．同时，还能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错误认识具有普遍性，通过材料分析，可以形成科学概念．由此看来，学生概念的发展过程与科学史中科学概念的演变过程是平行的，科学史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转变观念和构建科学概念．

三、科学史能改进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兴趣和态度

科学史材料涉及科学发展和有关科学家的“故事”，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为学生建构知识和思考问题提供了线索．同时，学生还能从中体会到科学与个人健康和生活的紧密联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科学作为学校教育课程的重要意义．科学史不仅可以将抽象的科学知识通过案例的形式予以具体化，并呈现给学生;同时，融入科学史素材的教科书能以叙事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从而创造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建立起所学内容与其前科学概念之间的联系，这将最终有利于学生构建科学知识和概念的意义，即形成科学知识．此外，这还能帮助学生形成对待科学的积极态度，并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科学学习，在以科学史为背景所进行的科学家角色扮演活动中这一优势更加突出．例如，生物进化是一个抽象的生物学概念，可以通过科学史材料将其具体化．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不同科学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学说，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神创论、拉马克“用进废退”“获得性状遗传”和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通过展示不同观点提出的背景和不同观点互相“博弈”的过程，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科学发展的过程会受到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意识形态、科学证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这种科学史材料的辅助下，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受到背景材料的刺激，同时，他们还能够逐渐形成对科学发展的正确认识，即形成良好的科学态度．澄清和展示科学史的影响可将科学带到生活中去，使学生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联系，这在传统的去情境化教学中是无法实现的．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学会欣赏科学是植根于特定价值观的过程，例如，客观性、好奇心、对真理的追求、诚实、谦逊和为人类福祉献身等．此外，学生还能意识到科学知识并非像教科书上所呈现的那样客观，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既有成功，也充满了失败和挫折．那么，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考虑学生的前科学概念，而且还应考虑学生的情感因素，例如，恐惧、焦虑、希望和期望等．

四、科学史能拓宽学生视野，促进科学与人文的交流

科学的发展同时还受到不同哲学、审美、宗教和政治观点，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从这一点上讲，科学史又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科学史学家应该在当时的空间和文化背景中研究科学的发展过程．萨顿认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科学史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尽可能填补二者之间的鸿沟．因为即使在科学课程中，坚实的文学艺术基础和强调历史观点也将会迫使具有更多科学头脑的人更细致地考虑人生中非科学的方面．另一方面，由熟悉科学史的人解释科学方法将会使比较有文学头脑的人认识到现代文明精神．也可以说，“向人文科学工作者说明科学发现的内在意义不仅是外在用途，向科学家说明人文科学的深刻人性，从而使他们紧密团结起来．”通过科学史内容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全方位地认识科学家，科学家不再是天才，而是和他们一样，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普通人．由此，学生在学习中会发现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与有创意的艺术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通过科学史使科学与人文之间建立关联，对于学生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发现直觉和逻辑都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而且也会发现科学家的性格多种多样，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创造力有更好的认识．学生通过科学史可以了解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垄断科学发现，这使他们能够充分地认识到科学无国界的特征．因此，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科学史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例如，化学家凯库勒研究苯分子式时，从梦境中得到启发，提出了苯环的结构．这种类似于艺术中的想象力和人文因素促成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他曾经说:“……我梦到有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在我眼前快速旋转，仿佛是被一阵灵感惊醒，就是在这个晚上，我形成了苯环结构这一假说．”当然，他成功地提出重要的结构学说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梦境，这是以其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因此并不是偶然的．凯库勒在大学里学习的是建筑专业，后来因为听了化学家李比希的化学课才转而学习化学．他的建筑学修养、化学专业基础和想象力共同促成了苯环结构理论的诞生．因此，科学史在拓宽学生视野，促进科学与人文交流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能使学生用多个角度(人文的视角)认识科学的发展，以全方位地理解科学．

五、结语

科学史能将科学概念、理论、自然现象、相关事件等方面与科学家及其当时生活和工作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建立起联系，可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地认识科学，因此科学史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通过选取恰当的科学史材料，整合到科学课程中，为学生展示更加真实的科学全貌．但是，我们应意识到科学史的作用不仅仅是展示科学概念这一有形的成果，也不仅是在课程文本或课堂教学中增加娱乐性的小插曲，还应将人本主义因素和科学的本质整合到学生的科学学习中．因此，在选取科学史素材辅助教学时，应尽量尊重涉及的每位科学家，并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传达给学生．在此过程中，这些科学史事实能够帮助学生经历好奇、探索、甚至是疑惑，进而形成充分的理解，因此，它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科学概念，进而构建科学知识．运用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知识，这为科学教育、课程设计和研发、基础教育和教师在职专业发展及其课堂教学实践等方面都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如何利用科学史更加有效地促进这些领域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都需要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科学论文篇2

英文名称：Science & Culture Review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2-6804

国内刊号：11-5184/G

邮发代号：80-18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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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科学文化评论》（双月刊）创刊于2004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主办。定位为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登载科学与人文、科学与社会以及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科学文化评论》的栏目设计，基本上依照国际学术刊物的通行规范，按论文、评论（包括争鸣、笔谈、访谈等）和书评等加以分类。

主要栏目

科学论文篇3

妇产科学论文1700字(一)：妇产科学临床实习教学中CP结合TBL教学的应用探讨论文

妇产科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临床学科知识，也是医学院校中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内容，此科学内容存在比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在传统教学中，通常使用常规临床带教教学形式，虽然也起到了一定成果，不过无法令人真正满意，并且此种常规带教形式存在很多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带教师生之间互动不到位等。现在医学院教学方式发生了变化，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形式转变为主动形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引领的互动教学模式。现在将TBL和CP结合教学法使用在妇产科教学中，针对患者疾病类型进行检查、诊断治疗以及护理

等，使得患者得以早日康复，基于此，我院尝试在妇产科临床实习带教中使用CP结合TBL教学，并选取近年来我院实习的90例学生作为临床研究对象，开展相关临床研究，现具体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从2018年8月-2019年7月我院实习的90例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方案分成对照组（n=45），与观察组（n=45）。所有研究对象都是专业许而生，其中观察组男性15例，女性30例，年龄19-24岁，平均（18.24±0.45）岁。对照组男性25例，女性20例，年龄20-23岁，平均（21.24±0.04）岁。学生来自的大专和本科学院，对两组学生的基线资料以及文化程度等各方面进行对比，没有统计学差异，可比较（p>0.05）。

1.2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传统临床带教方式，专业教师针对妇产科理论知识讲解后，引导学生进行查房实习工作，主要过程是，专业教师针对妇产科内容进行讲述，然后分配学生和患者进行沟通，掌握病史后进行妇产科检查工作，为孕妇书写病例、产程等。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依据实习具体情况提出问题，教师进行解决，最后以试卷测试形式针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检测。观察组采用CP结合TBL教学形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组划分，结合实际情况以每组3-5人不同成绩进行混搭【1】。第二，做好实习准备，教师为学生提供CP文本，简单接受后提出简单问题，实习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其中，对病情掌握后以自学形式查找资料，解决问题。第三，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基于教师引导下，做好治疗干预工作，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观察分娩过程，判断宫缩等。第四，个人发言时间，小组学生逐个提问进行解决。第五，总结点拨提升效果，依据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判断，做好重点讲解工作，做好知识拓展，引导学生解决问题【2】。

1.3观察指标

课程接受，组织学生进行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以百分制形式进行，理论为60分，而实践则为40分，以调查问卷形式，收集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实践能力等，针对结果进行对比。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0.0软件对实习学生进行成绩考核，做好统计分析工作，成绩差异性对比可以采用t值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2结果

实习结束后对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核，针对考核结果进行对比，观察组最终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学生学习兴趣优于对照组，理论实践能力高于对照组，系团结协作能力也高于对对照组，并且独立查阅资料能力和创新意识也高于对照组（p<0.05），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3讨论

妇产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内容，此科學是结合了内外和儿科学科知识内容，需要学生具备深厚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还要具备熟练临床操作能力，以及和其他医师合作能力，同时还要具备良好沟通能力。TBL教学结合CP教学形式和常规传统教学模式对比，可以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使得学生更加自主学习，同时可以提升学生合作能力和沟通意识，进而使得学生综合素养得以提升【4】。TBL和CP教学形式在妇产科临床带教中使用，以小组形式进行教学，在整个过程中，会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意识，进而使得学生综合素养得以提升。研究结果显示，TBL结合CP教形式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各方面能力，促进实习学生发展。

妇产科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浅谈留学生妇产科学教学心得论文

摘要：留学生教育现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一所高校开放程度的标准之一。但由于留学生在语言、文化及学习经历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留学生在课堂的学习和知识的理解上面临不同的困难。为了提高留学生妇产科学的教学质量，该文阐述了在妇产科学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

关键词：妇产科学留学生教学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9）10（c）-0246-02

当今留学生高等教育现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教学工作已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项新的任务和挑战。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一所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是高校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方面，也更是体现当代中国正不断由生产经济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变。妇产科学作为临床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旨在研究女性特有的生理、病理变化及生育调控，是集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操作性为一体的学科，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培养学生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充分发掘留学生的潜能，并令其逐步掌握各种常见妇产科疾病的诊疗方法。在多年留学生妇产科学教学过程中，笔者有以下几方面心得体会。

1留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

笔者学校临床医学5年制临床本科专业留学生，生源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口语基础，大部分学生英语口语相对流利，但部分学生英语口语带有较浓重的地方口音，并且汉语水平程度也参差不齐，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语言交流是教师面临的问题之一。并且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其国家的文化、信仰及教育背景也不同，所以对专业课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困难[1]。留学生课堂学习习惯与中国学生课堂学习习惯也有较大区别，留学生课堂学习气氛较为活跃，学生主动性强，与教师之间互动良好。但同时，课堂纪律相对比较难把控，因为上课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打断老师的讲课随时提问，所以课堂上教师需积极引导学生，争取让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有所收获。

2教学方法的实施

2.1理论课教学

因为考虑留学生未来毕业后虽然可能回国工作，但在中国留学实习阶段，面临的患者大多为中国患者，所以尽量让学生适应中国的医疗环境，在课堂上采取中英双语式教学。课堂首先先用传统多媒体课件展示全英文理论课程内容，但摒弃传统课件中冗长、繁琐的文字描述，课件中采用形象的图片、多彩的动画以及部分原版英语声音影像，形象生动地为学生展示该堂课的教学目的，通过生动的讲解带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课堂采用启发式及点拨式教学，在理论知识讲授完毕后，以“角色扮演”和“情景虚设”的方式对所学疾病总结，通过案例让留学生融入角色，并参与到情境模拟中，使其更切身感受到课堂的精髓所在，教师同时予以指导，培养留学生的临床思维，使学生熟悉和掌握相关知识点。教师事先选择一中国名学生，其作为“患者”经过课前简单的培训，以便于课堂上能轻松应对留学生的发问，并且尽量向标准化病人（SP）靠拢。然后，让学生分别对其进行病史采集、口诉体格检查项目及应实施的辅助检查名称。为了使学生更好地适应临床实习环境，要求学生需用中文依次询问病史，无法用中文准确表达者，教师在旁边进行解释说明，并鼓励课堂上其他同学用中文进行补充提问。若学生提出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项目有误，教师在其旁询问选择该项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的目的，进行解释说明错误所在，并回放课件中的相关知识点让学生深刻意识到错误的原因；若学生提出检查项目正确，教师应积极地对其进行下一步的引导，并以多媒体的方式展示该“患者”的检查结果，引导其针对性地探索该疾病，做出正确的诊断及同时回答出鉴别诊断名称。在这一模式中，有的学生可能因性格原因不愿意参与其中，或者对此表现得漠不关心，为了达到教学目的，应争取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进来。并且授课教师在补充和解答问题过程中对于重点中英文词汇做反复提醒、强调，进而加深学生对该堂课程的印象。

2.2实践课教学

因妇产科学其本身的特殊性，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很可能涉及患者个人隐私问题，且基于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实践课对于教师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实践课前教师事先准备典型病例，要求学生应在课前温习相关理论课知识，鼓励并提倡学生收集理论课堂上有所困惑的知识点。虽然理论课上有“角色扮演”和“情景虚设”环节，但牵涉到与真实患者沟通和相处的方式方法，也是医学生所必备的技能之一，在问诊过程中能让留学生深刻体会到医患沟通的重要性，旨在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病例对象选择能配合的典型病例为主，教师采用学生与患者“零距离”接触模式，事先与患者充分沟通，在取得其同意和理解后，带留学生走进病房。

然后采取将学生自由分组模式，一般分为4～5个学习小组为宜，每组选择一个学生作为代表向患者询问病史，同样使用中文式提问，再由组内其他成员补充提问。留学生代表可对患者进行简单查体，模拟式提问辅助检查结果，然后由教师在旁边给予辅助检查结果的回答。教学实践过程中组内同学可以随时讨论，尽可能完善病史采集。询问结束后再进行组间的补充回答，探讨在问诊及查体时的疏忽遗漏之处，然后进行弥补和纠正，并对该病例的体征、初步诊断、诊断依据及鉴别诊断进行分析，提出诊疗方案。最后环节再由带教老师对各组讨论结果进行补充及点评，并结合具体病例解答实践课前学生收集的有困惑和争议的问题。因留学生相比中国学生性格更加活泼、自信，且思维活跃，这种“分组式”的病例实践课，最大程度上采用了合作式、互助式的教学模式，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学生的反响普遍良好，同時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教师与同学之间的完美互动及配合，增加了师生及生生之间的交流。并且让学生通过与患者的切实接触，了解中国医疗现状，适应中国国情，让他们在案例学习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团队式”医疗，增加团队合作精神。

3讨论

医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留学生不仅要具备强大的理论知识体系，同时也要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妇产科学作为一门集实践性及专业性为一体的学科，在理论教学中教师应结合留学生实际特点，充分发挥留学生优势，采用“角色扮演”的理论课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积极提问，训练其临床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实现知识融会贯通，尽可能做到理论知识联系临床实际。同时实践课上对学生采用“分组式”培养，以实际医案作为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临床辩证的兴趣，进一步剖析具体疾病的特征、诊疗方案及远期预后，最终结合临床对疾病的整个诊疗过程做出总结。

科学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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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还是从其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2

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3

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4

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再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必须从总体上正确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科学实在论对现象知识进行客观化与本体化阐释的理性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在现代哲学中，始终还涌动着一股对理念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本体化阐释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以理性为尺度抛弃康德“自在之物”走向现象世界的同时，人文主义则以非理性为尺度把它又重新捡了回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之流”、鲍恩的“人格”等，都是从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它们抛弃子虚乌有的彼岸世界，以非理性取性，在此岸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超越之旅。这是古希腊理念论与中世纪实在论的现代翻版。至于马利坦复活的所谓“存有”、海德格尔在非理性直觉、领会和体验中所把握到的“存在”，更是把思辨的理念知识客观化与本体化的典型。

科学论文篇5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Science&Humanities:TheMeaningoftheCollisionbetweentheTwoCultures

Abstract:Thegloriousvictoriesthatsciencehasalreadyachievedhasneverbeendonebyanyotherknowledgesystembefore.ThesevictorieshasalsoproducedtheviewpointsofScientism.However,withthemoreandmoreauthorityscienceobtains,suspicionsonthiskindofauthoritybeginstoappearaswell.Thecollisionbetweenthetwocultures,whicharescienceandhumanity,hasgreatimpactandsignificance.

Keywords:Science;humanities;Scientism;Two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来自哲学的先见之明？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A.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Counter-RevolutionofScience:StudiesontheAbuseof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两种文化”的提出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P.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与科学哲学·“怎么都行”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公众理解科学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新理论成果的大胆接纳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参考文献及注释

[i]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科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从现代科技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法制建设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切入，对于科技法制建设的时代需求、科技法学与科技法制建设的关系、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法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指出科技法制建设是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科技法学是一个同当代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需要科技界与法学界共同予以关注。 论文关键词：科技法制；科技法学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代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科技创新能力为重要支撑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关注科技创新与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在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研究探讨科技法学和健全科技法制的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科技法制——时代与发展的呼唤 面对国际上科技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总体态势，我们不论是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还是对于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解，都应该比过去更加深刻。这些认识和理解，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从总体上来看，知识经济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知识经济之所以从最发达国家先形成气候，其原因即在于此。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知识经济是无国界的，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或核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不竭的动力，并非发达国家的专利。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认为，人类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农业经济和200余年的工业经济发展阶段。近半个世纪来，计算机、晶体管、集成电路、个人电脑、全球网络、多媒体通讯等相继出现并迅速发展。一般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以微电子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和动力，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 显然，导致知识经济的产生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不是别的，正是以科技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科技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生命和核心，没有科技创新，也就不会有所谓的知识经济。然而，创新是具有风险的，知识是可以为社会所共享的。没有国家的扶持，没有相应的法律机制确保这种扶持，并建立相应的知识产出与收益回报机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社会运行，是难以为继的。 2、科技创新呼唤科技法制建设。在以竞争性和法制化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对于知识与科技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效，影响极大。科技创新，呼唤科技法制建设。 随着科技进步和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科技、知识含量也在不断增加，知识经济也在相伴而生。相应的科技法律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 首先，科技知识的社会共享化属性，要求政府对科技工作尤其是基础科技工作的扶持，必须有相应的 法律保障。众所周知，今天所享有的有线通讯、无线通讯等许多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的科技创新成果，其基本原型和原理知识，就是贝尔、麦克斯韦尔等早年的发明和创新成果。①基础科学知识和其他公用性科技知识，是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需要国家长期稳定的投入与扶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重大基础研究计划（攀登计划）和正在实施的国家知识创新工程，正是这种投入与扶持的具体体现。基础性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周期较长，其效果的显现所需时间更长，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为了确保国家在某些重大基础科学领域处于主动地位，为了使全社会科技进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平台，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确保政府的扶持和科技投入。 其次，科技创新的与知识经济的社会运作，呼唤顺应科技发展规律、公平有序的科技法制环境。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产权关系的明晰是对市场竞争主体间关系的基本要求，投入的市场回报和价值的实现，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基本权利。而这些，都有赖于法律的确认和界定。按照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少数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机构以外，其他研究开发机构一律推向市场。2000年，242个原国家行业部门所属研究开发机构整体进行战略性改组，分别改制为企业或企业集团，或者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科技服务机构或中介机构。这些机构连同其它科技先导型企业，将以其适应市场需求的科技创新成果开拓市场、并在市场上取得其研究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条件。而要使科技创新能够形成这种良性循环，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是不可设想的。有人评判，如果没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有长达200多年的知识产权保护历史（美国1790年、英国1632年、法国1792年分别颁布实施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的专利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也许不会发生在今天的这些发达国家。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的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如基因专利的问题、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它法律问题等，都有待法学研究和立法做出相应的回答。 第三，科技创新需要一种适宜创新的文化氛围，更需要一种适宜创新的法律环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不仅应成为法律所确认的原则，而且应为具体的法律规范所体现。科技人员权益保护制度、专业技术职称制度、科技奖励制度等具体法律制度的确立，正是构建适宜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的具体工作。 另外，某些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也需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予以适当的限制。早在198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邀请联合国大学就科学和技术发展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研究，试图通过此项研究提出相应的法律方面的建议。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里的许多重大进展如基因工程与技术、克隆技术的应用等，也正在面临许多新的法律问题。 3、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离不开科技法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是知识的表达，知识的传播与转移，完全可以通过现代信息传播方式来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更是为知识的传播与转移插上了翅膀。今天，人们通过因特网，即可以完成计算机软件类商品的交易和有关知识产权的 许可贸易。如果说，传统的海关，还可以对作为知识产权载体的有形产品的贸易实施监管，那么，对于主要依赖信息传播方式实现的知识产权贸易这种知识经济运作的中心环节，如何实现监管，建立什 么样的运作规则等，都有待相应的立法做出相应的回答。 二、健全科技法制——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依法治国，首先就是要依法管理各项国家事务，使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利益的实现。科技事业，作为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事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在国家管理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健全科技法制，正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内在要求。 （一）科技法制的渊源与背景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当今世界，科技活动已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科技法律规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相当久外远的时期。纵观当今世界，科技进步速度较快、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科技立法也较为完备，科技法体系已经建成。如日本的《科技六法》收录科技法律、法规222件，另有科技条约31件，我国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长达134万字，其中大部分颁行于五、六十年代。近几年，有关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科技立法，不论是各国国内立法，还是国际立法，其速度都在加快。科技法在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正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科技立法也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二）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历程与阶段 我国的科技法制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949年10月至1976年12月为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初萌期，50年代初，60年代初期分别颁布了一批科技法规，1966年至1976年陷于停顿状态。 1977年1月至1984年12月，全国科学大会后颁行了四个科技奖励条例和一些科技法规规章，科技法制的春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春天同时到来，科技立法处于复萌期，其特征是，这时期较为零散，还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系统的科技立法。 1985年1月至1993年1月间，我国《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技术合同法》等重大单行科技法律和有关法规相继出台实施，并对专利法等进行了修改，有关智力劳动成果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成，标志着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已正式起步，并开始取得成效。在此期间，全国第一次、第二次科技立法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中国科技法学会正式成立并召开首届学术年会；科技立法作为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正式列入国家研究发展计划。由于科技法学及相关软科学研究的兴起，系统构建科技法制体系的任务已明确提出，并体现在国家科委发布的《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技白皮书）》上。 自1993年以来，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在“七五”工作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其主要标志是，具有科技基本法性质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已经正式颁布实施（1993年7月2日通过，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开始走向主动性、预见性、系统性立法阶段。科技进步法的配套法规，陆续出台并开始实施。 （三）科技法体系的建设与科技法学研究 综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科技法制建设的情况，大多也经历了从零散的科技法规范的制定、到单行或专门科技立法、再到系统化法制建设的过程。60年代以前，除了旨在保护智力成果权益的知识产权法以外，各国的专门科技立法较少 ，大都散见于其他立法之中。“6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制定科技基本法。这一工作是从实行判例法传统的英国和美国开始的。英国于196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法》，规定了国家的科技发展目标、组织形式等，成为英国科技活动的基本准则。美国于1976年在制定了《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组织和重点法》，确定了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准则、实施范围与步骤、政府职责、重点领域及科技计划实施的组织形式等。此后，法国等欧洲国家、日、韩等亚洲国家、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都先后制定了本国的科技基本法，并加紧各方面的配套立法，走上专门化、体系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科技进步法作为科技基本法的颁布实施，开始进入有规划、系统性、着眼于科技法体系的建设阶段。相应地科技法学研究，也已不再拘泥于某个单行法的研究或者某个专门法律问题的研究，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科技法体系的研究。 作为健全我国科技法体系的初步构想，笔者认为，除了宪法的有关法律规范外，我国的科技法体系应当是由科技基本法和15个方面的专门科技立法以及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组成的、多层次的科技法体系。这15个方面与科技进步法相配套的科技法律分别是：国家科技管理法，农业科技进步法，企业科技进步法，科技促进社会发展法，国防科技进步法，科技教育普及法（科普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法，基础研究与科学基金法，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合同法（已被吸收到合同法之中），研究开发机构法，科技工作者法，科技保障法（或科技投入法），科技奖励法，国际科技合作法，科技审议监督法。在科技法体系中，除了国家科技法律、科技行政法规、规章、有效的司法解释以外，地方性科技法规规章，也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 广义的科技法与科技法研究包括知识产权在内，是我们应有的共识。这一点，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台湾地区一年一度的智慧产权法研讨会，2000年改为“科技法研讨会”，其内容包括许多知识产权问题的研讨，许多新的知识产权问题也的确都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三、科技法学—— 一个亟待发展的交叉学科 法学理论的研究与学科发展，是法制建设的基础，也是铸就法治精神、培养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科技发展、技术创新需要加强科技法治，科技法治是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科技法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学科建设，亟待加强。 （一）法学科的整合与分化中科技法学的地位 80年代，在我国随着科技与法律的历史性联姻，科技法在中国诞生，科技法学作为一个新兴 交叉学科业被学术界接受，中国科技法学会和一批科技法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科技法学开始登上大学的课堂，一些全国性和国际性科技法方面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然而，其在中国大学的发展却不那么顺利。在大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同学科点的设置密切相关的。许多大学关心的是能否能他增加高层次学位学科授权点，至于该学科研究与发展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等专业性问题，则很少考虑。另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同学位授权点的设置的关系在大学里的表现，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学科的认可。这已经成为受“名正则言顺”训导的人们的思维习惯。随着法学科的调整，科技法学作为19 88年新增加的研究生学位授权点专业被取消，研究生的培养也只能作为一个方向，有的放在法理学，有的放在经济法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于科技法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淡化作用，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以及科技工作特殊的内在规律性、科技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等，都对建设和发展科技法学科提出了急迫的需求，即从社会需求和发展前景来看，科技法学科的建设与科技法学研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或者说“只能强化，不能淡化。” 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科技法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科技法学在台湾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了半官方性质的资讯科技策进会所属科技法律中心以外，台湾的交通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也设有科技法研究机构，承担科技法的研究工作，培养科技法学研究生。从2001年开始，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开始招收科技法的研究生。科技法学在台湾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二）法学科传统的分类方法及其对科技法学的影响 部门法的分类方法主要的可以表述为：依据调整对象的和调整方法的不同而将法律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同时又要考虑到现有的法律学科的划分和现有立法的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法学科。然而，在实际的划分过程中，每位学者则各自又有自己的划分标准和方法。而这种划分标准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又同该学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密切相关。 另外，学科的划分与认可，本来也应当是各个学科（含原本还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学科）自由发展的结果。许多原来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学科专业的，现在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学科专业。如计算机及其软件、网络工程、信息管理等学科专业的设立，大都是随着社会的需要和研究工作的开展而兴起的。原本搞数学和计算数学的部分人转来研究计算机及其软件；原本搞计算机或者通讯或其他专业的转来搞网络工程；原本搞计算机、管理学和其他学科的人转来搞信息管理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创立了这些原本没有的许多新学科。这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常态，一种趋势。 然而，这种情况在习惯势力和其他非科学因素影响较多的学术领域（请注意，这是事实而非应然）却表现得非常难以“容忍”。先是经济法学遭受“诘难”，后有科技法学学科点被取消，都是这种习惯势力和非科学因素的影响。 作为科技基本法的科技进步法，通过立法程序将我国推进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基本准则、基本经验、基本政策和目标体制、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同时，就科技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制度做出规定，从而，为建立科学合理、协调有序的科技法体系确立框架、奠定了基础。这部科技基本法的出台并实施，为科技法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也为科技法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 （三）科技法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思路 国家发展战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对于科技法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当代自然科学发展与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的经验，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因此，对中国科技法学界来说，理清发展思路，顺应社会实际需要，努力建设与发展科技法学学科，才是正确的选择。 1、既定学科专业目录的“限制”，不应成为学科建设的根本性障碍。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断提高，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产权法学在国际上格外被受到重视。联合国设专门法律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来管理和协调各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将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其重要的谈判议题并成为其重要的法律规则，近年来的纠缠不清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所产生的 影响也是尽人皆知，知识产权法学科专业发展的社会需求也是清楚的。尽管知识产权法学也没有被正式列入研究生的专业目录，但其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设立与发展均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和肯定。 2、重视和支持科技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结合深入研究科技发展与科技法治的实际，探讨科技法治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尽快确立起科技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为学科建设与发展奠定基础。社会实际需求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具备独立的学科特点和基本理论也是极其重要的条件。近年来，科技法学在科技立法和科技法的实施方面，国家和地方确立了一些应用性研究课题，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为我国科技法治建设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但在科技法学理论的研究方面相对较弱。建议在这方面予以关注，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也应当给以适当的经费支持。 3、重视和支持科技法学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建设，是建设与发展科技法学学科的基础。在大学设立科技法研究机构，并开展相应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于科技法学的发展与科技法制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学科专业目录的限制，常规的经费和其他支持条件同“本子上”有的学科点难以相提并论，给这类研究机构的工作造成实际的困难，而他们的工作又是直接服务与科技工作与科技法制建设的，因此，对于这类研究机构的建设，科技与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4、注重科技法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科技法学的教学，事关培养具有科技法律意识的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管理者队伍，也是科技法学学科建设的应有之意。但是，由于缺乏科技法教学方面的研究，使得教学与教材建设工作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 5、注重科技法学队伍的建设。由于科技法的研究毕竟涉及许多科技知识和科技管理问题，是许多原有的法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所不熟悉的，而加盟科技法学队伍的研究人员，由于其学科背景的关系，尚未得到传统法学界的认可。其结果是，一方面从原法学研究队伍中进入的较少（远不如经济法兴起的时候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研究人员加入的多）；另一方面，原本已有科技法基础的，也开始转向其他学科。因此，必须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稳定并发展这支队伍，这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 献： 路甬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N] 科技日报，1999 1 1（1）。 罗玉中·科技进步与法制建设[A] 司法部 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59-272。 C.G.威拉曼特里·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M].张新宝等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 《科技六法》翻译组。（日）科学技术厅 科学技术六法[Z].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方明伦·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进程及沿革[A].段瑞春·科技进步的法律调节[C] 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2.344-351。 & nbsp;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白皮书第3号[Z].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211-242。 刘尚志·全国科技法律研讨会论文集[M].台湾：2000 11。 倪正茂·科技法学导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赵震江·科技法学（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郭庆存·科技法学在台湾的兴起[J].科技与法律，2001，（1）：108-111。 郭庆存

科学论文篇7

1.教师层面。

（1）教学理念把握不准。由于部分教师对案例教学的盲从，以案例教学贯穿整个“管理学”的授课过程。这些教师完全颠倒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主次地位，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学生对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不牢，起不到应有的效果。（2）案例选择不当。案例是案例教学法的首要条件和关键所在。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作用于实践的载体，它既是案例分析的出发点，又是案例分析的归宿。如果案例选择得不恰当，相关因素处理得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授课教师应结合课程所讲授内容及学生受众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案例来开展教学。既有助于学生对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的应用与掌握，又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案例教学的目的。（3）教师素养欠缺。案例教学是管理学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教学环节，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教学，对授课教师有较高的要求。要求授课教师既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功底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又要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企业实践经验。但部分教师因为受传统“师道尊严”的思想的影响，害怕授课过程中出错，从思想上不乐于接受案例教学方法。另外，案例教学法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我国时间尚短，高校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不足。再加上目前高校从事管理学教学的教师多为经济与管理类相关专业的毕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从学校毕业即到学校工作。他们虽拥有较高的学历和学位，从事过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但普遍缺乏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教学经验，难以采用创造性的方式开展案例教学。

2.设施层面。

（1）案例资源有限。案例教学的顺利开展依赖于丰富的案例资源。目前管理学教学案例主要来源于部分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编写的相关案例教材。案例内容涉及国内外企业，国外企业主要是美国、加拿大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企业主要是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虽然利用国外现成的案例资料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管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但国外企业文化背景与中国差异较大，不利于学生的案例讨论。而国内企业案例又主要是国内知名的大企业比如海尔、华为等，普遍缺少中小型企业的案例。总之，国内现有的管理学案例资源不能很好地满足管理学案例教学的需要，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2）教学设施落后。一般而言，硬件设施主要包括专用的案例教学场所、幻灯片演示设施、电视录像演示设施和多媒体演示设施等；软件设施包括多媒体教学软件、数据库、定量分析软件等。然而，目前许多高校扩招后，因建设新校区等原因，导致“负债”运营。因而在各方面都投入不足，教学设施的落后，影响到案例教学的开展和最终的教学效果。（3）激励制度不全。有效的激励，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既定目标。管理学案例教学的激励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校制定相关制度以提高教师进行案例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教师制定合理的考核制度以提高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从目前许多高校的现状看，这两方面的制度都很不健全。最终导致教师不愿意主动进行案例教学，即使进行了案例教学，积极性也不高。

二、本科管理学案例教学困境突破

1.建立健全案例教学相关制度。

（1）激励制度。激励机制是否合理，直接会影响到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案例教学需要授课老师比理论讲授投入更多的精力，编写或选择案例、备课、组织开展案例教学等。因此学校要制定合理的激励制度，以体现对教师劳动的尊重，从而激发教师进行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2）教学评价制度。案例教学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教学，因而从评价体系上应区别于理论教学。因此，从学校层面上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评价体系，形成相应制度。从事案例教学的教师可以在该制度的引导下有效开展教学活动。（3）考核与考试制度。案例教学是一种体验式教学，主要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不能完全依赖于最终的考试成绩，而更多地应关注和评价学生在案例分析过程的参与主动性、发言积极性和团队合作性等方面。因此，应该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考核与考试制度，采取灵活的考核方式，加大考核成绩在最终考试成绩中的比重等措施，以提高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加大投入完善教学基础设施。

（1）软硬件设施。软硬件设施是教学的媒介，直接关系到教学的顺利开展与效果。目前，大多数高校软硬件设施比较薄弱，因此应该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尽快完善教学的软硬件环境。有条件的高校应建立专用的案例教学场所，比如“管理学案例教学实验室“”管理学模拟实验室”或“管理仿真模拟室”等，同时完善和更新多媒体演示设备、录像演示设备、幻灯片演示设备和案例教学用具等。软件方面购买或鼓励教师编制多媒体授课软件，购买管理定量分析软件、企业管理相关数据库等。有了良好的软硬件设施的支持，就能使学生不出学校，模拟仿真企业的运营过程，将抽象、复杂的理论具体化、直观化，从而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案例教学的效果。（2）教学案例库。案例是实现案例教学的重要媒介，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的直接效果。因此，鼓励授课教师根据授课内容选择合适的案例构建教学案例库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工作。案例库可以是电子形式，也可以编写案例教材。目前寻找的案例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种从国外引进管理案例，第二种是近年来国内编写的案例教材，第三种是新闻报道、报纸、杂志摘录改写的实例。这三种案例，各自有优缺点。国外案例比较成熟、比较经典，但有文化环境不同的缺点；国内案例大多来自于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案例中心和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三大中国案例研究中心，但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缺点；第三类案例在兼具紧跟时代，把握管理学实践与理论前沿的优点的同时，也具有因时间紧、编撰不全面的缺点。因此，教师在构建案例库选择案例时要考虑案例的本土性、时效性、典型性、针对性、实用性、适应性、理论性和启发性等特点，以使所选择的案例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

3.加强培训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教师是案例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其案例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案例教学成败。但高校绝大多数教师都是走出校园就走上讲台，成了授课教师。学历虽然很高，但缺乏企业实践经验。而且许多讲授管理学的教师大多数是经济、管理类研究生毕业，不同于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生接受过教学法等方面的培训，在授课经验方面也比较欠缺。因此，学校应该创造条件，多途径培训教师，以提高其教学水平。可以组织进行教学观摩活动，向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学习；可以选送优秀教师到国内知名院校进行短期的培训学习；可以聘请企业管理人员共同来开展案例教学活动；还可以选派教师到企业，在管理的实践中收集典型案例以丰富管理案例教学内容，提高案例教学质量，达到教师与企业管理人员的双向沟通、优势互补，以丰富教学经验。

4.创造条件提高学生适应能力。

大学生因为缺乏社会阅历，导致对案例教学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因此，学校要创造条件，努力提升学生的适应能力。首先，学工办和辅导员要引导学生多参与各种校园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和合作精神；其次，利用寒暑假期，鼓励学生利用各种途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再次，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多途径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外教学实习基地，为学生实习活动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总之，虽然目前本科生管理学案例教学存在诸多困境，相信通过学校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加大教学设施投入力度、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等措施，一定能突破目前的教学困境，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管理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使管理学的教学质量与效果取得较大的成效。

科学论文篇8

1.1“商务(business)”的定义

“商务”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的词典意义至少有20多种。那么,在商务英语中的“商务”到底指的是什么?它的界定,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都具有重大意义。有学者认为“商务”这个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申报报告中写道,狭义的商务指做生意,广义的商务是指包括贸易、金融、投资、旅游、外事等在内的业务和公务活动。但这种定义太过宽泛,并没有对商务英语中的“商务”进行准确定义。在英语中,“business”这个词在商务用语和普通用语中含义不同。《剑桥商务英语词典》网络版的解释是“买卖商品或服务的活动,或以从事此类活动的组织、公司或个人以求赚钱的工作”。在这种语境下,“business”的特点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也是“business”最初始的内涵意义,即我们汉语中“商务”的意义范畴,可以称其为狭义上的“business“。例如:?Ourfirmdoesalotofbusinesswithoverseascustomers.(business:theactivityofbuyingandsellinggoodsandservices)?Sheownsseveralbusinessesinthecity.(business:狂companyororganizationthatbuysandsellsgoodsorservices)?He''''sinthefrozenfoodbusiness.(business:workthatyoudotoearnmoney)在《剑桥英语高级词典》?这部普通英语词典(网络版)中,"business"除了表示以上含义外,还能表示个人所做的事情或只涉及个人的事项,或是个人参与其中并给出意见的情况或活动。这种用法中的“business”的特点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不能把它翻译成“商务”,只能译成“事务”。例如:?Whatshedoeswithherlifeisherbusiness.(business:thethingsthatyoudoorthematterswhichrelateonlytoyou)?Imakeitmybusiness(=Ifeelitismyparticularduty)tocheckthemonthlyaccounts.?Arrangingatripabroadisatime-consumingbusiness.(business:asituationoractivity,oftenonethatyouaregivingyouropinionabout)由此可见,商务英语中的“商务”应该指狭义上的“business”,即与盈利相关的商务贸易活动、组织或工作。而“以盈利为目的”是“商务”的重要特征,因为正是这一特征,最终从性质上确定了商务英语与普通英语的差异。这一意义的确定,对商务英语的学科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1.2“英语”的定义

商务英语专业中的“英语”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语专业)的“英语”并非同一个概念。在现行的英语教学中,英语专业是以文学英语为文本进行的普通英语教学。而商务英语中的“英语”是国际商务活动中传递知识信息的载体,由于所传递的知识信息具有国际商务活动的特性,所以与普通英语相比,商务英语中的“英语”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语言特征,如正式、准确、精练、专业性强等。因此,商务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研究应该是以合同、信函、演讲、报告、货币支付、保险等商务内容为文本,教学研究重点是商务交际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特点,包括词、句、篇章、语体、语用、修辞、写作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商务英语与普通英语所存在的差异(张武保、严新生,2008:102)。但是从目前的教学情况看来,商务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文本与英语专业的并没有太大区别,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改进。

1.3“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的定义

“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一词的定义在目前也存在很多争议,主要分歧在于作为专业的定义与作为课程名称的定义的混淆。我国学者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对商务英语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张佐成(2008:28)认为:国际商务作为社会经济活动,其活动参与人采用/化用商务惯例和程序,选择使用英语的词汇语法资源以及视觉、听觉符号资源,通过书面、口头或/及多种模态,以实现其交际目的。商务英语就是以这个策略际系统为内容的教学活动。翁凤翔(2009:7)认为:商务英语是人们在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以及国际商务学科所1涉及的英语。简单来说,商务英语就是普通英语+国际商务行业英语。从学科角度看,商务英语是研究商务英语教育规律、教学规律以及英语在国际商务环境中所使用的规律的科学。陈准民、王立非(2009:5)认为:商务英语指在经济钱化的环境下,围绕贸易、投资开展的各类经济、公务和社会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具体包括贸易、管理、金融、营销、旅游、新闻、法律等。总结以上观点,“商务英语”一词主要指的是两种概念:(1)指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概念;(2)指商务英语的专业概念。当“商务英语”指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时,它实际上是一种交际工具,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传递知识信息的语言载体。根据之前提到的“商务”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商务英语”定义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个人在买卖商品或服务的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当“商务英语”指商务英语专业的时候,它指的是以涉及贸易、管理、营销、金融、法律、外事、旅游等方面的国际商务活动为内容的英语专业教学。商务英语作为满足特殊商务目的的学科在语言层面上有自己的术语和形式,在需求分析、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评估、教学大纲上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尤亚敏、张武保,2011:160)。至于我国的“商务英语"是否应该叫做“国际商务英语”,正如翁凤翔(2009:98)所说,我国的“商务英语”其实已经等同于“国际商务英语”了。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本身就是一门外语,我们通常所提及的商务英语就是指在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英语,而从事国际商务活动就必然会涉及国际支付、国际金融等涉外领域,因此商务英语自然就具有国际性。换言之,在我国,“商务英语”就是指“国际商务英语”’而“商务”就是指“国际商务”,“国际”二字只是被省略了。

2.商务英语专业中旳概念

目前我国对商务英语专业的英文表达方式主要有“BusinessEnglish”和“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两种。虽然中文同为“商务英语”,但这两者的关注点是否相同?另外,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应该是什么?下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2.1“BusinessEnglish”与"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的异同

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起源于应用语言学的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简称ESP),它具有应用于特定职业领域的特殊目的性以及内容专门化的特点,而ESP的教学理论就是要针对学习者特定的目的和特定的需要进行英语教学。在ESP理论下,商务英语还可以分为普通商务英语(EnglishforGeneralBusinessPurposes,简称EGBP)和专业商务英语(Eng-lishforSpecificBusinessPurposes,简称ESBP)。EGBP是以各种不同的商务背景为综合教材内容的商务语言培训,而ESBP则对商务专门知识的要求较高,是指特定行业的专业语言培训(张武保、王维,2011:306)。前者的培训对象是粗放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对国际商务活动中各个学科领域的商务英语有所了解,掌握基本的商务英语知识。而后者的培养对象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学生以学习普通商务英语为基础,同时学习较为系统的国际商务基础知识以及某一国际商务学科的专业知识。目前’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外的语言培训模式,其特点是短期性、针对性、课程性、商业性等,属典型的ESP理念研究范畴。中国早期的商务英语教学取名为“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就是受了ESP理念的影响。这一类的教学模式能够针对不同职业领域进行英语培训,也更利于培训机构针对市场需求做推广,属于专业商务英语。而另一类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就是我国大学里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模式,具有全日性、复合性(语言与专业并重)、专业性、服务性等特点,属于普通商务英语。商务英语专业的英文名称虽然为“Busi-nessEnglish",但实质上只是“English",其课程设置与英语专业的没有太大区别,有些甚至连教材都是一样的,这就导致了概念的混淆。因此我们建议,商务英语专业应该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等方面着手,彻底从“English"转变为“BusinessEnglish"。为了更好地区分普通商务英语和专业商务英语,我们提议可以把普通商务英语称为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如我国的商务英语专业就属于这个范畴;而把专业商务英语称为EFX(Englishfor...),如“EnglishforMarketing"、“EnglishforManagement"等,以便于研究和区分。

2.2商务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的比较研究

2011年底,教育部把商务英语专业正式列入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中,商务英语成为了与英语专业平行的一门专业。根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下称“《要求(试行)》”),商务英语专业中英语语言能力课程、商务知识课程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课程的比重是6:3:1。然而,通过对比商务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管理专业的教学大纲①可以发现(详见附录一),商务英语专业有55学分的英语课程与英语专业的相同或相似,有34学分的商务课程与管理专业的相同或相似,它们分别占了商务英语专业总125学分的44%和27.2%,合计超过70%。所以说,目前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实际上是把英语专业的英语课程和管理专业的商务课程进行了拼凑的结果。虽然这是商务英语学科建设初期的必然现象,能够帮助一个新兴专业快速成型,但如果商务英语专业一直保持这种借鉴已有专业课程设置的过渡时期产物,而没有自己的独创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失去生命力。一旦英语专业加大商务课程的比重,或管理专业加大英语课程的比重,那商务英语专业的存在性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要求(试行)》中英语语言能力的课程约占了总比重的60%’在商务英语专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我们应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英语作为一种技能,是一种载体,在商务英语专业中大家都将其称之为工具。如果把工具与专业内容的比重倒置,这样合理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英语专业中获得一些启示。根据200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下称“《大纲》”),此前的问卷调査早已证明,参加调査的国有企业、外经贸公司和教育部门等对于单一外语类毕业生的需求量已降至零。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求,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对英语专业的大纲进行了修订。2000年的《大纲》把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其中专业技能课程占总学时的65%,专业知识课程占总学时的15%,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占总学时的20%。虽然相关专业知识(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的比例得到了增加,但从2010年开始,英语专业连续3年都被教育部列为中国大学十大“红牌”专业?,成为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月收人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高失业风险型专业。英语专业这个曾经的热门专业如今却变成了“红牌”专业,它是否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在专业课程设置中,英语专业技能课程的比例是否偏重?如果把语言这种工具当做是本科专业的核心,是否欠妥?毕竟只有在大专或中专这些培养层次才是以工具或技能为培养核心的。相比之下,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与英语专业如出一辙,除比例上有少许差异外’内容上几乎趋于一致,这样又是否恰当?从英语专业的《大纲》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每年仅需要少量的英语与文学或语言学相结合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却大量需要英语与其他学科,如管理、法律、科技等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复合型的国际化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英语教育提出的要求。因此,顺应时代新需求应运而生的商务英语专业,其专业核心内容应该是“商务”,即以英语为载体的商务学科知识。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文3.3中评述。

2.3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

根据《要求(试行)》,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宽阔的国际化视野、合理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掌握经济、管理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与沟通能力,能在国际环境中用英语从事商务、经贸、管理、金融、外事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陈准民、王立非,2009:5)。而英语专业《大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那么,商务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到底有何差异呢?如果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也能满足《要求(试行)》所提到的人才培养目标,教育部又何必另设商务英语专业呢?此外,“英语人才”指的是什么人才?是否只要能够用英语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就算是英语人才了?如果是的话,以此类推,只要能用汉语从事某种活动的人也算是汉语人才了。这显然不合乎逻辑。因此,商务英语专业培养的应该是国际化的商务人才,而非英语人才。英语只是国际化人才必备的技能,而非他们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知识范畴。英语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高校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综上所述,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以英语为载体,以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主干课程为主修内容,培养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直接有效地进行各种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人才。目前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较权威定义是:“在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国际理念、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意识;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注重多元化的吸收,并具备良好的文化“免疫力”,注重综合素质、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鼓励学生掌握一种或多种外语,并善于进行国际间的文化合作、沟通及信息处理;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但这个培养目标很宽泛,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关注点应该更为集中,即培养国际化的商务人才。那么,何谓国际化的商务人才?为了结合我国市场的实际需求,我们进行了一个《国际化商务人才知识技能调査》(下称"《调査》”),收集了来自不同行业的108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见附录二)。调査结果发现’受访企业普遍认为管理知识、跨文化商务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经济学知识、中国商务模式知识以及国际金融知识是国际化商务人才必备的重要专业知识,而人际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应变能力、执行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商务英语听说能力等,则是国际化商务人才应该具备的技能。总的来说,我国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在国际化商务背景下,掌握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跨文化商务知识、中国商务模式知识等商务专业知识,具备跨文化人际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应变能力等技能,了解中国国情,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直接有效地从事以国际商务服务、国际商务运作、国际商务管理为主的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商务人才。

2.4关于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原则讨论

在讨论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之前,有两个定义必须理清,那就是“curriculum"和“sylla-bus"。“curriculum"可以翻译为“全部课程、必须课程”,它是对一个学科或专业的总体课程规划,包括学科或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选修课等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目标和学习活动等;而“syl?labus"则可理解为“教学大纲、课程大纲”,是某一门课的教学计划,重点是在一门课的教学内容选择和组织上,同时还规定了课程的进程安排。可以说,“syllabus”与“curriculu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是有密切的关系,但不可混淆。根据《要求(试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主要由语言能力课程、商务知识课程、跨文化交际能力课程和人文素养课程4个模块构成,各课程群开课时数的大体比例为:语言能力:50%~60%,商务知识:20%~30%,跨文化交际能力:5%~10%,人文素养:5%~10%。虽然“试行”中的课程设置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但从英语语言、商务知识以及跨文化知识的课程约为6:3:1的比例中可以看出,英语语言这个“工具”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商务专业知识的比重偏少。在上文我们巳经提过,目前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实际上是把英语专业的英语课程和管理专业的商务课程进行了拼凑的过渡时期产物。为了突出商务英语专业所应有的独特教学模式,其课程设置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目标集中原则: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顺应国际化、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趋势;(2)商务名著原则:教学内容应该包括国际流行的商务教材与专著;‘(3)中外兼顾原则:教学应兼顾中外商务理念、商务实践和教学模式;(4)专业突出原则:教学应突出本专业特色和独创性;(5)动态变化原则:中国以往的国际化教育以“引进来”为主,现在应兼顾“走出去”。根据以上原则,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可以调整为三大主要模块’即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商务知识课程和商务文化课程。其中,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包括综合商务英语、商务写作、英语语言学等课程。笔者认为,此模块的教学应定位为基于商务内容的语言教学,将目标内容域的商务知识与英语语言技能的提高有机结合起来,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服务。因此,将商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渗透到基础阶段的语言学习当中是极为必要的。具体做法可以是在英语教材中加入经典商务内容为教学文本,如MichaelPorter^AdamSmith等的名家名著,通过对商务知识与语百技能的合并交融,使学生在商务内容学习中“习得”语言,在商务语境下实际使用和操练语言。语言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学生学习商务知识,而商务知识的学习过程又会帮助他们提高语言水平,两者相辅相成。第二个模块商务知识课程所传授的知识,应该是我国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国际化商务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根据调查所反映出市场对商务英语人才专业知识的需求,本模块的专业知识应该包括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国际贸易知识、法律知识、经济学知识等;而且,本模块课程应该采用灵活的双语教学模式。例如,采用全英课本、双语授课的教学模式,以求帮助学生把中英双语的商务知识融会贯通,遇到晦涩难懂的知识点时,老师也可以用中文解释,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学生一知半解,或只懂英文不识中文的尴她局面。最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现在的中国除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因此,第三个模块商务文化课程除了有跨文化商务、西方文化、企业伦理等课程,还应该加人中国元素,如中国文化、中国商务模式等,以达到中西结合,突出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特点。另外,“6:3:1”这种固定的课程比例设置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持续性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如果能够根据教学内容阶段侧重、动态调整专业课程的比重,从输人和输出两个阶段入手培养学生,将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开发(张武保,2011:9)。如图1所示,在大学一、二年级的语言能力培养阶段,商务英语知识课程、商务知识课程和商务文化的比重为6:3:1,对学生进行大量密集的英语教学和训练,使学生突破英语的听、说、读、写关;同时,在这一段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采用大量的商务背景的语言材料,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商务专业词汇和文化背景知识,从而为第二阶段的专业教学奠定基础。此为“输人”阶段。而在大学三、四年级的商务专业学习阶段,课裎比重则调整为“3:6:1”,并采用灵活的双语教学方式。此外,学生还需要参加各类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在实战中检验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此为“输出”阶段。商务英语专业动态教学模式体现了“双重复合”的特征和“知技并举、阶段侧重、先知后行、转识为智”的专业发展理念,也体现了“先英后专、由浅人深、先利其器、后善其事”的实施战略。这样的课程设置模式能够突出商务英语专业的独特性,也是我国商务英语专业的成功保障之一。

3.结语

本文根据去年全国商务英语协会拟定的研究课题,对商务英语学科理论研究中的9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和定义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商务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与管理专业的对比研究,结合市场调查’提出了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一些看法。总结多位学者观点,“商务英语”一词具有人们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语言以及商务英语专业这两种概念。对比“business”一词在普通英语和商务英语中的不同含义,商务英语中的“商务”应该指与盈利相关的商务贸易活动、组织或工作,而“英语”则是国际商务活动中传递知识信息的载体。本文还探讨了“BusinessEnglish”与“EnglishforInternationalBusiness”这两种商务英语英文表达的异同,建议把普通商务英语称为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把专业商务英语称为EFX(Englishfor…),以便于区分和研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企业的问卷调查对象范围不够广,也许不能代表市场的真实需求,而商务英语专业的动态教学模式也还未经过实践检验。这些在未来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