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安全论文范文

虚假安全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 名人代言 虚假广告 民事责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利用名人做广告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但是，名人代言有时也超越了真实广告的界限，成为虚假广告，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应从法律的角度，通过民事责任加以规制。

一、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民事责任的争议

《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此外，“正在修订的《广告法（修订送审稿）》已把名人代言行为纳入规范范围，将要承担连带责任”。但自《食品安全法》开始实施以来，关于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却一直争议不断。

（一）坚决反对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定

一些明星认为，如果明星要承担连带责任，那电视台、新闻媒体、国家质检等部门也应负连带责任。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规定是片面的、不公正的。如果要明星负责，那所有的质检部门也应负连带责任。

（二）法律责任性质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应承担法律责任。但其所侵害的对象是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具体权利主体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由公法而非私法来保护，因此，除少数情节极其恶劣、理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作为广告代言人的名人主要应承担行政责任。多数人从产品责任的角度出发，认为应承担民事责任。

（三）归责原则争议

从《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来看，名人代言虚假食品广告，不管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民事责任，即采纳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一些学者认为应设计为过错责任更适宜，理由是“代言人的代言行为虽然隐含着一定的危险，但这种危险并不属于高度危险，因而不适宜纳入无过错责任之下”，而且不符合法律正义等。也有人对无过错责任持支持意见，认为“对于名人代言食品虚假广告的侵权责任，《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应作为特别规定优先适用”。

此外，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二、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和理由

一般来看，产品责任首先是产品不合格造成的，但广告代言人应承担民事责任仍有其依据。

（一）名人代言应遵守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

名人代言广告，是行使私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私权的行使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又衍生出公共利益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名人代言广告，应当顾及而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不仅是公共利益，而且是人类最基本的福祉，名人代言广告必须维护这类公共利益，不能滥用自己的私权。当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自然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名人代言应履行注意义务

名人在消费者心目中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示范效应，基于此，消费者会购买名人代言产品或者产生购买的冲动。也就是说，消费者基于对名人的信赖，购买了产品，名人代言实际上有鼓励购买，甚至说服购买的实质作用。名人对消费者施加了影响，就应履行一般的注意义务。而“一个行为只要违背了注意义务的一般要求就（已经是不法的）”，就构成了侵权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民事责任源于共同侵权

如前所述，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并不能单独或直接侵犯消费者权益，是与产品制造者、销售者一起共同侵害消费者权益。共同侵权有意思联诺说、共同过错说、关联共同说、折中说。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明确采纳哪种学说，但立法者认为“共同”包括共同故意、共同过失、故意与过失相结合。从共同侵权的构成来看，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侵权一般是生产者、销售者的故意和名人的过失相结合。因果关系上，产品缺陷或质量问题是根本原因，但名人代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二者也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所以在因果关系上形成了“关联共同”。违法性和损害自不待言。当然，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不构成共同侵权同样要承担责任，后文详述。

三、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探讨

名人代言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权益损害，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但在责任的具体认定上仍存在不同看法。

（一）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

从立法来看，2009年初出台的《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2009年底出台的《侵权责任法》明确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侵权责任法关于特殊侵权的规定中并没有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内容，那是否就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呢？《侵权责任法》第20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就从法律适用上明确了侵权责任法和其他特别法的关系，承认其他特别法的效力。相关立法者也认为，“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案件，所适用的是本法或者其他法律关于无过错责任的具体规定”。据此，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无过错责任在法律上没有障碍。

从法理来看，不少学者否认无过错责任是一种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是与企业发展和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代言行为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而且按无过错责任会限制代言人行为选择的自由，因此过错责任更合适。然而，不管学术怎么争论，《侵权责任法》明确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立法者也认为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并存是共识。而且，食品安全关系广大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产品责任的角度出发，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另外，无过错责任理论之一是“报偿责任论”，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一般会获得巨额报酬，损害消费者权益，承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无过错责任是为了免除消费者证明名人有过错的举证责任，使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更容易获得赔偿。

同时，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名人要承担绝对责任。比如，某些产品缺陷连专业人员或设备都很难检测，甚至是“国家免检”产品。名人如果尽到注意义务，可以向法官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

（二）确立连带责任的理由

如前所述，如果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与产品生产者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现实一些情况是名人代言不存在过失，代言只是为产品缺陷侵害消费者权利创造了条件，并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有学者据此认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而是按份责任。

实际上，共同侵权与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并不完全重合。“数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除了共同侵权行为外，还有其他一些适用连带责任的情形”，所以，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不构成共同侵权与承担连带责任并不矛盾。事实上，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源于共同侵权，但理由并不局限于共同侵权。《食品安全法》并不是传统民法，而属于经济法领域。当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严重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背离社会正义理念，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性格出发，必须要从严控制。连带责任对侵权人来说较为严重，但它的制度价值恰恰在于被侵权人更容易得到救济，更容易得到全额赔偿。这契合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理念。在“报偿责任论”的框架下，也表明若名人代言了虚假广告，既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也有承担责任的赔偿能力，因此应承担连带责任。

同样，连带责任的规定并不会妨碍名人代言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产品侵权会通过名人代言的连带责任来解决，这只是为消费者提供一条救济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为了促使名人代言时更审慎、更严谨，履行好注意义务，是对名人的“提醒”。退一步讲，名人即使承担了连带责任，还可以根据连带责任内部追偿制度或者与商家的代言合同获得补偿，并不会背离公平正义。

四、结论

虚假安全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 明星 虚假广告 民事责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家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追求经济利益，采用各种手段吸引消费者，其中广告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手段之一。形形色色的广告充斥于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商家为了达到广告传播效果，不惜重金雇佣名人做代言，明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消费倾向。但是近年来，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愈演愈烈，各种“明星产品”不断出现问题，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所引发的产品纠纷事件不断被曝光，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对不负责任的代言明星进行谴责，要求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的立法和相关措施不尽完善，明星承担法律责任的要求总得不到实现。我国亟待完善对明星代言各种产品虚假广告的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本文就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民事责任承担及如何完善广告代言制度展开分析。

一、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界定

（一）虚假广告的认定

在我国，对于虚假广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我们从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可以推测出来。结合《广告法》对广告的定义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可将虚假广告定义为：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介绍其商品或服务时，采用欺诈手段，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导致或是足以导致消费者对其产品或服务产生错误的判断的宣传行为。

（二）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特征

上文已对虚假广告做出了认定，那么怎样界定何为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行为，哪些明星代言行为是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要求呢？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具有哪些特征。

1.主体的复杂性

虚假广告的主体一般包括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一般情况下虚假广告行为是由三方共同施行的，或者由两方联合实施。豍

2.内容的不真实性

虚假广告所宣传的内容往往与商品的真实功效不符或者过于夸张商品的某些功能，或虚称商品具有其实不存在的功能。可能会误导消费者或可能使消费者对商品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误理解，从而影响其购买决策。

3.行为的违法性

虚假广告大多采取欺骗的手段，且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广告主体在广告中虚构或夸大事实，而明星代言人依然为其代言，使广大消费者对商品产生错误认识。

4.主观上存在过错

代言明星对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只要代言人明知是虚假广告，或应当知道而没有尽到基本注意义务仍为其代言，则毋庸置疑构成代言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

5.实际引起了损害后果。

必须有相当比例的消费者被欺骗或误导，多人利益都因此虚假广告而受到损害，才可要求代言人为此承担责任。由于造成消费者利益损害的原因是复杂的，若仅是个别消费者被误导，还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有消费者被欺骗或被误导达到一定数量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行为才能成立。

二、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民事责任的构成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并从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准点出发，我认为将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更为适宜，更有利于消费者因明星代言的虚假广告受到损害时得到充分救济。所以其民事责任的构成即可参照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分析。

（一）实施了代言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

明星要为其虚假代言行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其确实实施了虚假代言行为，他们利用自身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为其雇主代言瑕疵商品或服务，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反之，若代言人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而是由于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则即使造成损害，也不用承担民事责任。

（二）引起了损害后果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必须引起了一定的后果才需承担责任，若其行为没有引起任何不良后果而要求其承担责任则会违反我国民法公平、平等等基本原则。

（三）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须是由于相信明星代言的广告而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而明星代言的产品或服务存在缺陷而使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只有代言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要求明星代言人承担侵权责任才言之有据。

（四）代言人存在主观过错

过错，是指行为人通过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豏代言人对其代言的虚假广告承担民事责任须具备主观过错这一要件，即代言人明知该广告为虚假广告仍为其代言，或者代言人应当预见到该广告虚假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仍旧代言。

三、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制及其完善

（一）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制

在我国，明星代言广告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商家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争相寻求明星代言其产品，而明星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对商家的要求来者不拒。那么对于近年来虚假广告的不断涌现的现象，我国目前有哪些规定来予以规制呢？

从我国《广告法》第3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广告法规定了虚假广告应由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承担责任，然而对于代言人的责任却只字未提。而正是由于这种法律规定的漏洞使得代言明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进行代言。即使其代言的广告是虚假的，也有其他责任主体在其后担着，大可高枕无忧，虽然可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对其实际的直接利益并无多大损害。显然，这样的规定远不能达到遏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目的。

另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第1款，第39条，及《刑法》第220条，都明确的禁止了虚假广告行为，对虚假宣传的责任主体进行了规制，规定了责任主体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却无一涉及到明星代言的民事责任。

（二）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民事责任法律规制的局限性

2009年6月1日实施的《食品安全法》首次提到了个人承担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问题，其中第55条唯一一次将个人在虚假广告中的民事责任正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但是仅仅限于对食品领域内的代言行为加以约束，而未涉及其他领域。2009年5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对“提供广告等宣传”（自然包括明星代言广告）的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代言虚假药品广告将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对代言明星具有巨大的震慑与约束作用。

但是，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就追究明星虚假代言广告行为的民事责任，立法上仍然存在以下局限：

1.调整范围较窄

现行法仅规定了虚假代言食品与药品的代言明星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对其他商品或服务方面则没有明确的规范。

2.责任承担方式单一

《食品安全法》虽规定了虚假代言食品广告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但这仅仅是民事责任。除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而提供广告等宣传的要承担刑事责任外，对其他虚假代言行为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却不明确、不具体、实务操作难度大。

3.救济方式缺乏

即使《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为消费者提供了一定的追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救济方式，但仅仅要求其承担较轻的民事责任，并未引入先行赔付和惩罚性赔偿的做法，救济方式过于单一。

总之，尽管《食品安全法》为我们提供了从法律上规范明星代言广告行为的先例，但是仅凭这些规定，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当前规范广告代言制度的不健全局面。

（三）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民事责任法律规制的完善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泛滥不仅给消费者造成了严重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而且给国家、集体和社会也带来了巨大负担。但目前法律现状却不容乐观，本文就完善明星代言广告法律的规制提出以下构想。

1.完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至今为止，通观我国规定广告行为的相关法规，除最新的《食品安全法》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法规专门规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行为。所以我们必须对明星代言广告行为进行严格规制。如在民事法规中明确规定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承担民事责任，加重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程度。明星应为其代言的产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代言之前应尽仔细审查、体验的义务。若其代言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则应当对因此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明星代言必须有明确严格的归责体制

法律法规必须要求明星代言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设置严格的义务性规定，所以我国在为明星代言广告设立法律规制时，同时也必须明确严格的代言义务。豒可以规定以下义务：代言人须确保其所做广告与产品真实情况相符，保证广告词与其真实意思一致的义务；代言人所声明的产品质量和效果必须要有事实依据，已经过其审查或试用。同时，还应加大代言人承当虚假广告的责任力度，如根据虚假广告引起的损害后果的大小，可以规定代言人承担停止代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罚性赔偿、登报公告等多种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合并适用。

3.建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虚假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一般的过错责任显然不够奏效。代言人如果明知或应知是虚假广告仍参与设计、制作、并或推荐的，毋庸置疑构成违法行为。但是，普通消费者想要证明代言人的主观过错何其艰难。所以，我认为应当建立过错推定原则，法律应明确规定明星应负举证责任，代言人如果不能证明其代言广告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就应推定其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在诉讼中，应由明星承担证明广告是否为虚假的举证责任。

4.引入先行赔付制度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在使用一些明代言的问题产品后受到损害，但因缺乏资金，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落下后遗症甚至终身伤残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及时充分的救济，我建议应在我国广告代言制度中引入先行赔付制度。即在消费者因使用虚假广告中宣传的产品而受到损害时，先由代言人进行赔付，使受害者得到及时救治。然后，再追究问题产品的责任应归咎于何方，而后再进一步考虑是否需追偿的问题。

5.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是指赔偿金额超过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统观现在明星代言广告的混乱局面，一般的赔偿制度难以遏制虚假广告的泛滥。可以效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广告法中也规定代言人应对消费者所受的损失双倍赔偿。只有加大惩罚力度，使明星因代言虚假广告而付出的代价大于其收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泛滥的问题。

6.加强各部门的监管力度。

（1）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如定期对明星代言的产品进行抽查检验，一旦发现与广告宣传中的质量便准不符合，要立即进行调查查处。特别是对与消费者的健康和人身安全密切相关、影响较大的食品、药品和各种日用消费品的广告，必须列为重点监管的对象。

（2）加强我国广告审查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广告的出现。广告相关部门应自觉、积极审查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严格按照广告审查的规定和程序对广告进行审查。

（3）发挥消费者与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积极主张权利，政府应鼓励消费者进行监督，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对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进行曝光、追踪调查等行为。

四、结语

虚假安全论文篇3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和利益诉求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趋势。而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信息的制造、、交互的最大的平台，无疑为新闻信息的传播带来前所未有快捷、方便，但是到目前为止，网络仍是一个不成熟的媒介，因此，网络媒体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真实性不能完全的保证 ；不健康内容，如暴力，，犯罪内容泛滥；网络新闻媒体的媚俗化现象严重；侵权问题屡禁不止；关于责任追究的规定并没有健全；网络陷阱、网络诈骗屡见不鲜 ；新闻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不高，业务水平良莠不齐，职业道德不到位等问题。其中网络虚假新闻尤为突出。作为网络媒体的从业者，将一些思考沉淀成文字，望观者不吝赐教。

一. 网络虚假新闻的危害

虚假新闻指未能真实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貌，带有虚假成分的报道。主要表现为道听途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夸大渲染、以讹传讹、添枝加叶、移花接木、事后导演、凭空捏造、篡改事实等。比如，有的媒体在报道上片面追求娱乐性、轰动性，甚至不惜制造、一些颇能吸引读者眼球的消息；有的媒体把社会公器当做牟利的工具，新闻的真实性服从于经济利益；有的记者为了赢得竞争，未经主管部门或权威检测机构审核就大肆刊发涉法涉诉、涉民族宗教以及涉食品、药品、大宗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等容易影响群众情绪和社会稳定的报道，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典型的案例有：《一女生世博排队被怀孕》“5月30日上海世博会一女生在世博展览馆被人挤怀孕”一文于6月14日在北大未名站上，随即百度贴吧首先转载，此后天涯、宽带山、猫扑、红网论坛、东方纵横等虚拟社区纷纷转载，22日四川新闻网、山东新闻网、荆楚网、中国日报网、大众网等新闻网站作为新闻转载，给上海世博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东方网记者刘轶琳、桑怡7月22日报道：东方网记者立即向浦东新区公安分局求证该消息的真实性。经查证，该帖内容纯属虚构。

虚拟社区造假者纵然可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恶搞，但是，众多网站的管理者却不以为然，在网上疯传，显然是想赢得更多的点击率。或许网站的点击率上去了，但是，网站的品位、声誉必定下跌。

又如2010年12月6日刊播于《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的《金庸去世》。都说名人难当，可怜金庸老先生“被去世”已非首次。2010年6月，就有媒体爆炒金庸去世。当时，金庸的好友倪匡、潘耀明曾痛骂媒体“没牙齿”（）。

二. 网络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

虚假报道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1、政治目的。个别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利用网络进行造谣蛊惑，企图达到动摇人心的目的。

2、利益驱使。某些媒体忽视了舆论导向，在思想观念上无视职业道德，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所谓的影响力、追求轰动效应，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了社会责任。或以网络虚假新闻达到宣传、销售产品进而牟利的目的，或以网络虚假新闻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

3、个人目的。由于网络的便捷特性，任何人在上面都可以发表自己发现的“新闻”或者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尤其是因为网络留言者可以隐蔽身份，极易导致某些道德不健全的留言者因为个人目的而使虚假新闻现身网络。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背景下，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人会产生各样不满情绪，甚至会不理智地把制造网络虚假新闻作为宣泄的渠道。而网络媒体传播迅速、受众面广，如果把关不严，虚假新闻便可乘机迅速大范围传播，以致造成严重后果。

4、监管不力。网上新闻成本低，方便自由，监管难度大。广义上讲，网络上人人都是通讯员，个个都是一线记者。任何网民都可以通过贴文、微博等形式提供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借助以下三种途径形成一个新闻报道：一是普通人通过论坛的跟帖、博文、视频、搜索等形式让一个事件自发形成公众关注热点，如“局长日记”；二是名人或者企事业单位通过自己网络平台的信息，如3q之争；三是记者从贴文、博文等中间寻找线索，如近期的“复旦清华两博士遇拆迁”，“跨省刑拘”等，都是传统媒体从网上找到的线索。前两个，利于虚假新闻的制造，因为依照目前的管理方式，对这两种途径形成的新闻几乎没有事前的监管。而第三种途径，记者过度依赖网络线索也容易造成实地调研的缺乏。

5、网络传播流量大，交互性强，助长虚假新闻的扩散。相比较于传统媒体，网络对信息的监管还难以做到完善、全面和有效。一批批操控网上舆论的“水军”和“网络打手”，其追逐非法利润的出发点使得其制造和传播的新闻信息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是真实的。

三. 网络虚假新闻的治理对策。

1、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加大新闻造假的惩罚力度。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对于网络虚假新闻的治理对策虽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将其纳入法治轨道是比较一致的选择。

目前，对于网络虚假新闻传播的惩戒，国内立法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全面，不系统，而且还很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第5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9月25日起施行）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制作、复制、、传播信息也作了规范。但互联网的发展一日千里，在应对以贴文、博文、微博、短信、飞信、手机报、图片、音视频等形式的虚假新闻方面，在应对肆意操弄舆论的“网络打手”、“网络公关公司”方面，在面对立法机关还在为要不要网络实名制争吵时，只有原则而缺乏实际有效防范与惩罚措施的管理办法还远远不能够适应网络发展的现状，不能为有效遏制虚假新闻的传播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2、建立健全网络新闻把关制度。

最早提出把关思想并在理论上开启把关研究之先河者是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Lewin）。卢因于1947年的《群体生活渠道》一文中明确提出“把关人”概念。为实际信息传播过程当中的信息把关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网络媒体的出现，给人类的传播活动带来巨大的改变，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增强，传播主体增多，去中心化等特征，导致了把关人在网络信息传播当中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是缺失。把关人在网络信息传播当中的缺失导致了网络传播当中不良、垃圾信息泛滥，严重破坏了网络传播的环境，对社会也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对网络传播的正常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对网络传播的把关人研究迫在眉睫。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做法可以借鉴：如新华网在网络媒体中率先实施“终审发稿人”制度，终审发稿人的职责是在报道中严把稿件的政治关、事实关、技术关。

3、完善内部管理，规范采编工作流程。

媒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应建立健全新闻采编、播发制度。责任落实到人，事前预防，事后惩戒。这就要我们严格遵守宣传报道纪律，切实贯彻“三贴近”要求，深入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材料，了解真实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如对于通讯员来稿，新闻热线平台报料和引用互联网信息，严格执行关于社会自由撰稿人来稿、“新闻线人”报料及互联网信息使用等管理规定，并结合自身实际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切实加强管理；对新闻热线平台提供的新闻线索和新闻信息，要派记者认真采访核实，慎重选择报道，防止和杜绝虚假新闻传播；网站不得将网民在论坛、博客、播客中的信息，不加核实就作为新闻报道登载等。

特别是应加强对微博等新型传播手段的管理。2009年8月，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由此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也因此，2010年微博造假“异军突起”，如影响恶劣的“金庸被去世”、“鲁迅作品大撤退”等假新闻都来源于微博。

尽管一条微博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稿件，但是其传播的速度、覆盖面以及影响力往往超过新闻稿件。一些不负责任的网民杜撰并假消息，在目前尚未实行实名认证制度前是无法避免的,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问题出在不少知名网站也跟进转发这些假消息。因此对于相关论坛、搜索等信息平台和网站，应加强贴文审查机制和后台处理机制，不得随意可能引起轰动效应的虚假信息，一旦发现，及时删除。

4、新闻网站和采编人员要加强自律。

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加强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规范素质的“三项学习教育”。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性质决定我国的新闻队伍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职业规范或职业道德素质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社会信誉的保证。

因此应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通过学习关于新闻工作的一系列批示精神，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新闻职业道德，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职业追求，坚决杜绝虚假新闻，自觉维护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提高采编人员综合素质，避免因知识结构缺陷和业务能力不足导致虚假报道。

5、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要在网站上公布举报方式，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举报的问题经调查核实后，要将情况及时报告，并视情况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

6、构建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

信者，国之大宝，民之大宝。互联网的前途在于诚信，互联网的发展依赖于诚信，互联网的各种有效应用都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政府部门或国家机构指责媒体传播假新闻，如指责“出台房产税”是不实消息，谴责“征收拥堵费”是假新闻，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垄断信息的政府部门信息不公开，政务不透明，记者无从得到权威信息，只能未经证实的稿件。因此只有形成政府机关与新闻媒体的良性沟通，共同构建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才能取得双赢和多赢的局面。

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更是媒体形成影响力、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基础。在真实的前提下，舆论监督才会有分量，媒体的点击率、收视率才会有意义。

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是新闻事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最基本要求。

虚假安全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虚假新闻；信息传播；职业道德

1虚假新闻对社会的危害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了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纸箱馅包子”的新闻。节目播出后，北京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工商局立即派人检查并了解情况。7月l1日一l4日，北京市工商局等单位迅速部署．在朝阳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拉网式专项检查行动．却没有发现包子馅中含有纸纤维及其他违禁成分。随后调查人员发现，新闻“纸箱馅包子”存在虚构举报，未对包子和肉馅进行法定检测等疑点。7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成立专案组对此进行立案侦查。侦查发现，此节目内容是由北京电视台2007年新聘用人员訾北佳一手策划、编造的虚假新闻报道。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京城“纸箱馅包子”事件最终以“虚假新闻”收场，导演这起“闹剧”的北京电视台聘用记者訾北佳等6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7月18日晚，北京电视台为此在“北京新闻”中公开向社会道歉。无独有偶，假新闻“女儿状告爸爸的吻”“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假新闻不仅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声誉。而且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误导舆论，危害社会。新闻报道具有舆论导向的社会功能，虚假新闻不仅浪费了受众的时间和精力，更使他们的感情受到欺骗和伤害，直至造成思想行为方面的误导，有碍整个社会的常态发展。wwW.133229.cOM更为严重的是，虚假新闻轻则对社会公众形成误导．引发公众思想的混乱。重则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2)影响形象，丧失威信。虚假新闻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通常意义上说，新闻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播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渠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传达的是党和政府的声音。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如果虚假新闻不遏制．不仅对社会和受众伤害严重．对于新闻界自身的损害也是不言而喻的。虚假薪闻在破坏了人们对媒体信任的同时，也严重影响我们的党、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因此，虚假新闻是把双刃剑，既害人害己，又害社会。

3)形成侵权伤害，造成经济损失。由于虚假新闻是不真实的，这往往会形成侵权，带来不必要的新闻官司。而虚假新闻的直接生产者——新闻工作者，轻则要被拉上“社会法庭”听候审判，重则可能要被追究相关刑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

2导致虚假新闻出现的原因

1)虚假新闻是媒体向受众献媚的产物。传播学专家认为，人们通常只接受感兴趣的新闻，绝大多数的假新闻是社会新闻，与具体生活中的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有人怀疑．也很少会与报道者较真。其实从传播学角度看，受众应该说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有自己的喜好，对于各种信息也会有选择性地吸收。那些有轰动效应的假新闻屡屡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就是因为这类新闻存在一定的受众市场。一些受众的文化水平和素质较低。还有一些人存有“窥私”“猎奇”等心理．这从另一个方面也促成了假新闻的泛滥。

2)新闻造假难度低。假新闻屡禁不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像“纸箱馅包子”这类新闻容易造假。记者先是想象一个新闻事件。接着找个“托儿”进行所谓的“采访”或“暗访”，然后再让所谓的“事件当事人”讲述经过，必要时用马赛克效果处理“事件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此外，对一些故事性的文字报道，造假就更容易了，无非是任意取个名字(还会煞有介事地宣称这是“化名”)，随意给当事人安排一个籍贯、年龄、职业、长相，再胡乱编造一个让读者都感兴趣的故事。例如，“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就是由湖南省一无业青年想象而成，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3)行业自律的缺失。“纸箱馅包子”假新闻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组工作人员审稿不严、追求轰动效应造成的，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是行业自律的缺失。行业自律不仅仅是一家新闻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还应包括同行业之间的相互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强有力的自律机制。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新闻行业的自律远没有发挥其监督功能。

4)新闻工作者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指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孤立地取其中的一段话或一句话的意思。首先，很多年轻的记者，特别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记者。对于被采访人的语速把握不当，造成了记录上的遗漏(也许这位记者遗漏掉的正是话语中最核心的东西)，这就会引起记者对于被采访人观点理解的偏差与错误，造成断章取义的不实报道问题。其次，很多记者在采访过程时对于被采访者一些重点词语印象深刻．而对于一些不是很有刺激性的语言往往忽视。比如说2008年年初流传的所谓“李咏把she说成是外国人”的传言，其实这就是只重视重点词语，忽视过程的结果，经仔细查阅其中的台词。这句话不是李咏说的，而且也没有引出she，所以这个报道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

3消除虚假新闻的对策

1)完善媒体的用人机制。媒体应该明确把关人的责任，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所以。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2)加强新闻法规建设．强化行业自律。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强制性。加强新闻法规建设，不仅能保障新闻自由，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行业自律是媒体的自我约束，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自觉行为。因此，新闻法规和行业自律的两相结合是从法律、政策、制度的高度对媒体的管理与约束，会有力地规范媒体的传播行为。

3)牢固树立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双重角色使得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媒体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是现代社会问题中应有之意，但媒体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社会效益永远高于经济效益．决不能牺牲社会效益谋求经济效益，否则无异于舍本逐末。

4)大力加强新闻记者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虚假新闻的出现由其现实客观的社会原因造成．而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格遵守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从而为广大受众提供最真实客观的新闻内容，满足大众需求。

虚假安全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 明星代言 虚假广告 连带责任

一、引言

《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基于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合同，因产品缺陷致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承担加害给付的法律责任，而此条文同时规定了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推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连带责任，与食品生产经营者共担风险，以下主要以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明星代言为例，对其原因、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方面予以探讨。

二、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分析

（一）代言明星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承担连带责任

明星代言广告是其吸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以巨额代言费与广告主签订合同，表面上看由广告主支付，但此负担最后还是转嫁至消费者，基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法律在认可明星代言人高额收益权利的同时，也应为可能出现的虚假宣传、产品质量等问题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代言明星与食品生产经营者共同侵权须承担产品侵权连带责任

代言明星因为与广告商以及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之间签订的巨额代言费合同显然不是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因为根据合同之债相对性原则，消费者并非合同当事人，对因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损害应该无法给予损害赔偿，而且这也不属于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情况。那么，基于明星代言依附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产品经营者，产品买卖合同能否作为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笔者认为此时对于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的产品使用人无法以加害给付责任对其赔偿，而且代言明星也并非此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有的学者提出，明星广告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合同法律关系，而明星代言的是以其公众影响力，受大众爱戴和信赖标识经营者的产品，明星的代言行为与消费者形成默示的保证合同。可是明星代言合同只是向消费者推荐某种产品，基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心理，代言明星并没有对所有不特定的消费者给予一种允诺或保证，也不是对其承担保证责任的默示，所以笔者认为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并不是基于广告代言合同、产品买卖或者默示保证合同等合同之债。

根据我国侵权法的相关规定，产品生产经营者因产品缺陷而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笔者认为明星代言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构成共同侵权更为合理，即因缺陷产品使消费者受损害是基于产品代言、生产者及销售者行为结合而导致的，产品代言行为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产品代言有助于生产经营者侵权行为。根据广告心理学原理，广告代言人特别是名人在传播中形成的“晕轮效应、移情效应、示范效应”会在受众（即广大消费者）中产生特殊的心理效应，可以使相关产品或服务迅速被消费者所认知，令消费者对产品、服务产生认可，并最终说服其做出决定促成购买行为。所以，明星代言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扩大产品的销售，对于产品缺陷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事实中，产品代言行为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代言明星应与生产经营者承担共同侵权连带责任。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生产经营者与广告代言人明知其食品存在缺陷，仍然故意利用广告虚假宣传；二是广告代言人知道其代言的食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却放任其虚假宣传的后果；三是广告代言人应当知道，却没有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疏忽或者懈怠了解其代言食品的安全性。其中，第一种、第二种属于主观关联共同，第三种为客观关联共同，无论是主观关联共同或客观关联共同，广告代言人都应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广告代言人与食品生产经营者间对于所代言的食品质量及广告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意思联络，当他们的行为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害的结果出现时，仍应承担连带责任。

（三）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的份额

但是，代言明星的连带责任的承担比例不应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份额相同，毕竟明星代言并不是造成消费者损害事实的直接原因，食品经营者应对其加害给付行为负主要责任。笔者主张依据代言明星应承担依其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出于保护消费者弱势利益的价值衡量，消费者有权要求食品经营者、食品生产者或者代言明星中的全体、部分或任何一个人承担责任，若代言明星清偿该产品侵权之债后，有权再向食品经营者、食品生产者予以追偿，追偿的范围为超出其应该负担的依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所应承担的赔偿份额。

三、代言明星承担的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旦出现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事实，明星是否就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食品安全法》弥补了《广告法》的缺陷，对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也给予了一定的连带责任。因为根据我国《广告法》的规定，承担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为广告主、广告者、广告经营者，以及在虚假广告中推荐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不包括以个人名义的商业广告虚假宣传活动（如广告表演者、代言人），作为代言人的明星的代言虚假广告行为也没有予以规制。可是，在实际的明星代言纠纷中，明星承担责任应符合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明星代言虚假的食品广告的事实。代言人可以在与广告主签订的书面合同中，约定与广告主的责任分担，不要只约定广告报酬。代言人还要履行一定的“查证”义务，要查看广告主的营业执照、查验其各种真实有效的证明文件，通过这些步骤，明星才可以去代言。我国对明星代言的审查尚为形式审查，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有关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和评估机制的规定，代言人代言时应尽到查看广告主的质检、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等必备证件的义务，如果代言人连这些最基本的义务都未尽到，就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明星代言的为虚假的食品广告。“虚假广告”的界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广告法》第3条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一般认为，虚假广告就是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广告，它的虚假性主要表现是消息虚假、品质虚假、功能虚假、价格虚假、证明材料虚假。而在明星代言虚假的食品广告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广告的内容与食品的质量不符，尽管广告需要适当的夸张艺术性，当不能与食品质量差距太大或者试图掩饰其缺陷；二是广告的内容与代言人的自身情况不符，明星在未亲身试验所代言的食品是否安全的情况下予以推荐。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此处的损害应是明星代言食品存在缺陷所致，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食品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的法律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并未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予以明确，在产品侵权责任中，损害是指使用缺陷产品所导致的死亡、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以及其他重大损失。在食品领域，应是食品食用人自己在食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而出现的人身或财产损害。

明星代言虚假的食品广告与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间存在因果关系。代言明星并不是所有经其代言的食品出现问题就一定要承担责任。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和其他方法，对商品质量、制作成分、功能、用途、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笔者认为应考虑到虚假广告是否引人误解，因为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购买决策可能受到“明星效应”的影响，但是消费者会理性判断，即使虚假的广告，消费者也可以不会误解而去消费。比如欧洲的明星代言产品的宣传效果不是很大，不同于美国要求明星代言需“明示担保”的高要求，欧洲人坚持理性消费的理念和习惯。欧洲人的消费习惯是，如果要买一件大宗物品，首先要做的是上网了解情况，在网上货比三家，这样既可知晓商品生产厂家的具体情况，也可了解消费者对其的评价。如果网上没有，他会设法找朋友了解。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解释第8条可知，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认定。所以，即使名人代言了虚假广告，但这些虚假广告以明显的夸张方式宣传产品的，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那么消费者购买此食品与明星代言该产品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对某一特定领域的明星予以知晓，而且消费者也会基于理性选择利益最大的商品。

四、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的举证责任问题

举证责任问题，对于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而言，其所承担的产品责任是适用过错责任，而且基于其强势地位，并且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应承担严格责任。但是对于代言明星而言，其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为间接共同侵权人，笔者主张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消费者提出诉讼后，明星代言人可举出证明自己代言无过错责任的证据。明星可举证证明其具备代言产品亲历性的条件，如自己有食用过或者代言期间内一直在食用，并且是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而推荐给消费者，或者明星也可举证自己同时尽到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义务。如明星不仅到工商局、药监局、卫生局等国家机关去了解其代言产品的详细信息外，还要求其委托律师、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调查鉴定以证明产品没有问题。同时，明星还可举证自己所代言的食品广告并没有引起消费者的误解，只是出于广告的艺术夸张性表现的需要等原因。

五、结语

虚假安全论文篇6

《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本身未明确虚假证明文件的含义，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是对情节严重列举了几种情形，也没有对虚假证明文件的概念进行解释和说明。在理论和实务界，对什么是虚假证明文件理解有很大不同。因此，对房地产估价行业来说，从规范房地产估价行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对何为虚假的证明文件进行研究，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一、房地产估价中提供证明文件的范围

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对房地产估价行业而言是指承担资产评估(其中包括房地产估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出具、提供各种虚假证明文件。对房地产估价来说哪些是具有证明效力的文件呢?应当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和《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对房地产估价机构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范围进行深入的分析。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活动，包括土地、建筑物、构筑物等、以房地产为主的企业整体资产、企业整体资产中的房地产等各类房地产评估，以及因转让、抵押、房屋征收、司法鉴定、课税、公司上市、企业改制、企业清算、资产重组、资产处置等需要进行的房地产评估。人们的一般理解认为房地产估价师评估的价值就一定能在市场上实现，否则就是失误，要求赔偿。实际上，房地产估价是房地产估价人员以专家的身份提供的专业意见，而不是可实现的价格的保证。当然估价机构和人员也不能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估价可以分为两种性质(根据意见的用途和作用不同)：一是咨询性估价(或称参考性估价);二是鉴证性估价(或称证据性估价、公证性估价)。估价报告是给委托人以外的第三方特别是众多的不特定第三方使用，为委托人向第三方证明或者说服第三方而提供的估价，如为证券发行、上市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提供参考依据的估价，估价报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通常属于鉴证性估价。为委托人自己使用而提供的估价，即估价报告是供委托人自己使用，如为委托人确定投标报价提供参考的估价，估价报告是一种私人产品，通常属于咨询性估价。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估价中，估价机构和估价师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但鉴证性估价承担的法律责任一般要大于咨询性估价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虚假证明文件的定义

虚假证明文件是指虚假的证明文件，虚假也就是说不真实，关键在何为虚假?不同的文件类型对何为虚假有不同的认识。如同房地产估价行业和法学界对如何认定房地产估价活动中出具的证明文件为虚假证明文件，有不同的看法。判定房地产估价师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是是否为虚假证明文件。

(一)法学界的观点

学者孙国祥等指出，所谓虚假的证明文件，从内容上看，应该指内容完全失实或主要内容虚假的证明文件;从形式上看，一般表现为书面的形式。

学者聂立泽指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是指提供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等证明文件。

学者张明楷等也认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是指提供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资产评估报告、验证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法律见证书等证明文件。

由此可知，法学界认为虚假就是内容或结论与事实(或实际情况)不符。法学界认为房地产估价证明文件必须证明结果是真实的，是客观事实的真实。

(二)房地产估价业界的观点

房地产估价业界的基本观点是只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严格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进行了估价，就不能认定出具了虚假证明文件。如果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严格遵循了估价规范，应当免责。

由此可知，房地产估价界认为程序正义或过程的真实重要性高于结果的真实，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如果严格遵守房地产估价规范，尽到了应尽的职业关注，即使最后的结果没有保证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真实)，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最多也只能负执业责任，不能为其非故意为之的结果负刑事责任。

三、房地产估价中虚假证明文件的认定条件

那么到底如何判定是否为虚假证明文件?判定是否为虚假文件的条件是什么?房地产估价能不能在严格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的情况下保证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或者对法学界要求的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在执行估价准则时是如何评价的?

其实，两者本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房地产估价界要求首先从程序上合理保证证明文件不存在重大错报，而法学界是从实体上或者说是从内容上考虑的。法学界强调的虚假是指证明文件的内容或者结论与事实不符，而房地产估价界认为判定估价报告(或其他鉴证报告)是否虚假的关键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执业过程中是否恪守估价准则;从程序上讲，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恪守估价准则的过程实际上是保证估价结果客观合理的过程。

所以是否为虚假文件可以从以下条件判断：

1、估价对象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肯定是属于虚假的;

2、待评估房产面积与实际面积是否相差巨大，如果明显超过合理误差范围，显然属于虚假文件，如果还是故意为之的，那就涉嫌犯罪了;

3、房地产估价师是否到现场查勘。如果房地产估价师未去实地查勘出现重大漏洞应该属于虚假文件的范畴;

4、对委托人提供估价所依据的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不能无理由怀疑委托人提供的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5、是否有不当得利。礼下于人必有所有求，如果存在利益输送则虚假文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6、估价公司法人代表亲笔签字与盖章。估价报告签字是否为估价师亲笔签字与盖章。

虚假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 自我中心；假想观众；虚构自我；横断面研究；高中生

中图分类号： B 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7-00461-03

Ego-centrism of 93 Adolescents

LIU Jian-Rong, LI Lin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Abstract】 Objective：To understand the state of ego-centrism of adolescents. Method：93 adolescents aged 16 to 18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dolescent Egocentrism Scale". Result：The mean of imaginary audience was 2.6±0.9, the mean score of personal fable was 2.8±0.8. Boys' imaginary audience (2.8±1.0) was weaker than girls' (2.4±0.6), but their personal fable (2.6±0.8) was stronger than girls' (3.0±0.8). The personal fable was influenced by parents' occupation and mothers' education (need further clarification and data,P

【Key Words】 ego-centrism; imaginary audience；personal fable; cross-sectional study；adolescents

皮亚杰将“自我中心”定义为个体不能区分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不能区别自己的活动和对象的变化，把注意集中在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动作对象上［1］。阿尔金德（Elkind，1967）将这种自我中心区分为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和虚构自我(personal fable)。假想观众指青少年认为每个人都像他们自己那样对他们的行为特别关注，在真实的和假想的情景中去预期他人反应的倾向。虚构自我指的是青少年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2］。

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在青少年时期处于高峰，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的成熟，这种现象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3］。对于这一问题，国外的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但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Enright等（1980）证实了中学生有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的观念，但没有年幼的被试做比较；Peterson和Roscoe（1991）发现在年龄较大的青少年中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的建构更突出［4］。本研究探讨青少年自我中心的一些发展性特点，并从人口统计资料方面寻找影响青少年自我中心的因素，为自我中心的研究提供跨文化的借鉴，也为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提供相应的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福州市区某中学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从高一、高二各抽取一个班的学生共110人，发放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93份。其中高一35人，男生22人，女生13人；高二58人，男生30人，女生28人。平均年龄16.8岁，其中16岁28人，17岁50人，18岁15人。

1.2 工具

参考Elkind和Bowen的假想观众量表（Imaginary Audience Scale，IAS）［5］和Enright等人的青少年自我中心量表（Adolescent Egocentrism Scale，AES）［6］自编了青少年自我中心量表。该量表原始题目有14题，通过项目分析删除了未达到鉴别力的2题（分别是“有人来访，我会很愿意告诉他我自己的事”和“在一个多数人都不认识的晚会上，我会对别人的想法考虑得很多”。在项目分析中，这2题所对应的高分组和低分组间的差异P>0.05。）剩余的12题在项目分析中均有鉴别力（所对应的高分组和低分组间的差异P

1.3 统计方法 进行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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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 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得分及年龄、性别差异比较

根据量表的5级计分，3分为临界分。假想观众的总体平均分（2.6±0.9）与虚构自我的平均分（2.8±0.8）都低于3分。分别以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为因变量，以年龄分组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假想观众还是虚构自我，在16、17、18岁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假想观众F=0.553，P=0.578；虚构自我F=0.813，P=0.447）。男生的假想观众得分显著低于女生，男生的虚构自我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见表1）。

2.2 父母职业及受教育程度对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得分的影响

父母职业对假想观众的影响无统计学显著性，而对虚构自我的影响有统计学显著性；母亲受教育程度对虚构自我的影响有统计学显著性（见表2）。

进一步对父母职业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虚构自我评分影响做事后比较，表3显示发现父亲下岗的学生虚构自我评分低于父亲为公务员、教师或医生、私企老板、一般员工以及其他职业的学生；父亲为其他职业的学生虚构自我评分低于父亲为教师或医生、私企老板、一般员工、以及父母下岗的学生。母亲下岗的学生虚构自我评分低于母亲为教师或医生、私企老板、一般员工以及其他职业的学生；母亲为公务员的学生虚构自我评分低于一般员工的子女；母亲为一般员工的学生其虚构自我评分高于他职业的子女。表4

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学生其虚构自我评分均低于母亲为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子女。

3讨论

皮亚杰认为，随着青少年形式运算思维能力的巩固和社会交往的深入，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的观念会减退，大约在十五六岁开始逐渐消失［2］。本研究显示16-18岁的青少年存在一定程度的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观念，与Enright、Hudson等的结果相似。Enright等证实中学生具有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的观念［4］，Hudson和Gray（1986）发现在青少年后期存在这两种观念随年龄增长表现出负相关［4］。本研究和国外的这些相关研究都说明了在16岁以后仍存在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的现象，但并不能完全证明或否定皮亚杰的观点，因为皮亚杰认为15、16岁后个体的自我中心开始减弱消失，并未说明何时彻底消失。若要做进一步的证实，必须寻找年龄更小的被试。

本研究显示青少年在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男生的假想观众弱于女生，而虚构自我强于女生。这与皮亚杰的观点不一致。皮亚杰认为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与个体的认知有关，而认知发展应该是与性别无关的，那么假想观众和虚构自我也应该与性别无关［4］。这种不一致可能与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的特点有关：女性青少年一般比男性青少年更关注自己的外貌［7］，更关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更缺少自信心［8］，所以其假想观众观念强于男青少年；而男青少年更具自信［8］，更关注自己的力量感，在同伴群体中更期待支配，因此在虚构自我方面更胜于女生。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中心的影响尚未见到有关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父母职业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影响青少年的虚构自我观念，而假想观众观念不受父母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父母职业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父母下岗的学生虚构自我的观念比父母从事所有其他职业的学生强烈，可能是由于父母下岗导致家庭经济状况低下，家庭成员对外部世界的控制感减弱，这样家庭中的青少年更渴望控制外在世界、更容易幻想自己超乎寻常的能力。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表现为母亲为小学受教育程度的被试其虚构自我比母亲为其他受教育程度的被试强。可能原因是母亲在养育子女中的作用体现为情感性，她们更善于和孩子进行情感交流，更体现情感上的呵护与支持，更多采用情感的方式去教育、感染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关心、体贴、温情［9］。青少年子女也在情感上更多依恋自己的母亲。母亲只有小学受教育程度，伴随着的可能就是相应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这容易使孩子在情感上同样感到虚弱的外控力，也同样容易进行强大外控力的幻想，导致较强的虚构自我观念。

本研究为青少年自我中心理论的丰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但尚有不足，如被试的年龄范围和被试数量需进一步扩大等。同时，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关于青少年自我中心的两种表现与青少年自我意识特点、亲子依恋质量、家庭气氛等的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文新.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64-267.

2 Elkind D. Egocentrism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 1967,38:1025-1034.

3 程利国.儿童发展心理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354-355.

4 雷雳，张雷. 青少年心理发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8-89.

5 Elkind D, Bowen R. Imaginary audience behavioral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ev Psychol,1979,15: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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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文新.青少年发展心理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440.

9 张进辅.现代青年心理学.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466.

2006-10-13收稿，2006-12-27修回

虚假安全论文篇8

【关键词】流言；依法惩谣；信息公开；新闻核实

一、谣言的日常理解与法律

在日常生活中，谣言是指流言。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正规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1]日常生活中的谣言也是泛指一个缺乏可靠证据标准的消息，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进行病毒式传播。日常生活中未经证实的消息不等同于虚假信息，它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日常生活中的谣言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虚假信息，谣言的日常理解包含范围更广。在此基础之上，日常生活中的谣言等同于流言。在法律层面，谣言的概念被明确确定为虚假信息，即与事实相反，并产生负面影响的消息，主要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虚假、缺乏事实依据的信息，二是以公众的正常思维水平和辨析能力难以辨别真伪的消息，三是产生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等严重后果的虚假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可知，法律界定的谣言所包含的范围要比日常理解的谣言范围小，法律能够制裁谣言。

二、法律是惩谣的主要方法

日常的谣言是一种常见的信息传播现象，谣言的日常理解与法律定义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在整个疫情防控中，法律制裁的主要对象是虚假信息，而且法律要求虚假必须被证明。不具备主观恶意、主观故意或者达不到损害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后果的传谣，不应当负担法律责任，即使传播的客体确实是虚假的信息。日常生活中未经证实的消息并不等于虚假信息，法律制裁的主要对象是谣言，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流言。在疫情防控期间，法律对谣言的罪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此通知中，谣言主要涉及五大罪名，分别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2]其中，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和寻衅滋事罪为主。截至2020年4月16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涉疫情刑事案件批捕2910件、3527人，不批捕329件、456人。其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41件、41人。依法批捕起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8件、8人。疫情防控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侦察刑事案件中占比数量6.6%、人数5%，批捕案件数量占比2.7%、人数占比2.2%，批捕人数对涉嫌侦察人数占比19.5%。由上可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刑事犯罪中的比例不高。而且，自2020年2月25日至2020年4月16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涉疫情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41件、41人，而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2月15日至4月16日两个月中，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辟谣信息约达491条，在日常生活中，法律进行规制是谣言而不是流言，谣言所占流言的比例并不高。在整个疫情防控中，谣言的负面影响可以依靠法律制裁，但是法律并不能消除流言。

三、日常生活中谣言治理的有效手段

集合行为类型众多，流言就是其主要的信息形态，流言的泛滥会造成质疑、恐慌等群体性行为，流言会造成扰乱社会秩序的风险。流言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滋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后，政府部门或公权力机构发表真实言论，也会受到公众的质疑，逐步趋近于马太效应，意味着政府部门和公权力机构不再被受众信任，也会破坏社会信任体系，因此，消除日常生活中的谣言的负面影响对公权力部门至关重要。在新媒体环境中，日常生活中谣言规制的困难之一是互联网具有匿名性，为控制网络谣言的传播，责任机制落实到个人，2012年12月，我国人大常委会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该文件内容明确提出中国应当推行网络实名制度。网络一旦推行实名制度，管理层面的诸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当前因某些问题还未全面实施，网络谣言依靠网络实名制进行规制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法律能够消除谣言即虚假信息的负面影响，却不能消除日常生活中的谣言即流言的负面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提出谣言公式：谣言强度=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不确定性[3]。从公式不难发现，事件的不确定性与谣言强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在谣言传播过程中降低事件的不确定性能够有效控制谣言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公权力机构保持信息透明，公开回应降低事件的不确定性才是消除日常生活中谣言发生温床的有效手段。由中央网信办主办、新华网承办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设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专区，分门别类地正面回击谣言，让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人们能够在网上自行查证消息真伪。

四、后真相时代媒体如何寻求真相

后真相时代，谣言的负面影响瓦解着公权力机构的公信力，透支公众的信任。对于新闻业来说，部分媒体报道以情绪渲染、过度鼓吹为目的，造成报道内容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甚至背离报道的初衷。这些情绪化新闻的接连诞生，造成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一再被透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互联网门槛低、人人都有麦克风等特点导致互联网平台往往是新闻真实性的低谷。虽然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在不断变化，但是新闻从业者应该遵守职业道德，这就要求专业的媒体人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把新闻事实核查工作贯彻到实际操作中，从事前核查演变到事后核查。但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生态中，谣言可能被视为一种社会抗争，事实核查新闻就会影响风险社会中的信息流动。其次，新闻真实性是一个流动性的、过程的概念，新闻真实是阶段性真实，指在某一特定条件或范围之中的真实，新闻从业人员应积极地使用答辩更正权。新华社的记者廖君获得了表彰、享受荣誉称号受到公众质疑，廖君受到批评的三条新闻分别来自武汉卫健委、国家卫健委、武汉公安局，根据1998年《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精神，对于国家机关的文书和实施的职权行为，不能要求新闻单位预见其中可能有错或者可能发生变化，无须再作核实。虽然对于公权力机构的文件、结论不需要核实，但当发现报道与事实不符时，应及时更正后续报道。因此，媒体坚持新闻真实，及时进行事实核查，不断跟踪、深入报道是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坚守，以免为谣言的产生提供空隙。具体而言，第一，新闻报道要留有余地，进行多方面调查；第二，重大事项可辅以独立调查；第三，发现与事实不符应采取措施补救，及时更正报道。在疫情防控期间，新闻核实是媒体人所具备的媒介素养，个人需要学会借助辟谣平台自主核实信息真伪，这是每个公民的必备技能。

五、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法律是能够对谣言进行有效规制的，但是无法消除流言也就是日常生活中谣言的负面影响，日常生活中的谣言需要依靠公权力机构治理，及时公开信息，保证信息的透明性，除此之外，个人也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善于使用辟谣平台辨别日常生活中的谣言，减少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