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审计论文范文

低保审计论文篇1

【关键词】：审计质量　内部　影响因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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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质量是指审计业务的优劣程度，即审计结果达到审计目的的有效程度。审计质量是审计服务的关键，其质量高低一方面对审计报告使用者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直接关系到审计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分析审计质量的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众多，CPA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CPA审计服务的主体，是审计报告的直接提供者，对审计质量的高低负有重要的责任。

一、我国CPA审计质量现状分析

近年来CPA审计质量问题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证券监管部门也为提高CPA审计质量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是我国CPA审计质量却不高。这主要体现在；近几年我国证券市场上爆发了大量上市公司造假丑闻，而相关CPA作为会计信息的鉴证者却未能揭示客户公司存在的问题，在审计意见类型的选取上更倾向于无保留意见。一般来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质量比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质量要高。

二、CPA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1、CPA的专业胜任能力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GPA的专业胜任能力是审计工作的基础，是审计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获得和保持专业胜任能力，CPA需要具有专业知识、掌握审计技术方法和具备良好的职业判断能力。具有专业知识是CPA从事审计工作的前提，各部分知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CPA专业素质的高低。而CPA专业素质的好坏与其审计业务能力成正相关关系-熟练合理地选择和运用审计技术方法有助于审计业务的正确处理，此外，会计是一项人造系统，对会计信息的审计需要CPA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大量的职业判断，所以职业判断是CPA最重要的执业技能。

2、CPA的独立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独立性是审计服务的灵魂，是审计质量的y，--决定性因素。独立性要求CPA具有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CPA在发表审计意见时，如果不能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其审计质量将得不到保证，但如果只是没有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则不—定导致其审计质量低下。

3、CPA的“理性经济人”思想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CPA作为市场参与的主体，运用理性经济人思想、考虑成本效益原则、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本无可非议。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审计市场不规范，各项监管机制等的缺位，造成CPA违反法规被发现或发现后被惩罚的机率很小，但是预期的收益却很高。那么CPA的理性经济人思想就很可能促使其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有损审计质量的事情。

三、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1、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活动主体——CPA的载体，其组织形式将对CPA的风险意识和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审计质量。目前我国实务工作中，绝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实行有限责任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缺点就是CPA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这一方面可能弱化CPA的职业谨慎意识，造成不应当的审计失误或失败。另一方面降低了风险责任对其职业行为的约束，导致CPA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降低审计质量，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

2、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一般来说，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关系。即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它主要是通过影响事务所的声誉、审计失败成本和CPA的独立性与专业胜任能力来影响审计质量。首先，“大所”的审计失败成本更高，所以“大所”有更强的独立性以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其次，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易于吸收更多的专业胜任能力强、执业经验丰富的CPA，易于进行合理的人员结构安排，进而提升整体执业能力、提高审计质量。吕先锫等通过对2005年的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证明了当上市公司由“大所”审计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说明“大所”的审计质量总体上来说是高于“小所”的。

3、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文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组织文化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的成长和审计质量的保证来说，看起来不是最直接的因素，但却是最持久的决定因素。组织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管理对事务所发展有重要作用：对内它能引导和塑造CPA的态度和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帮助CPA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对事务所的责任感，激励CPA锐意进取和注重团队合作，引导CPA自觉提高职业技能，严格遵守职业道德等；对外它有利于树立事务所形象，提高事务所的声誉等。通过对CPA和事务所整体的各种积极影响，组织文化可以促进事务所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审计质量的逐步提高。

低保审计论文篇2

低碳经济是指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经营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多种手段，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效率以及增加低碳或非碳燃料的生产和利用的比例、尽可能地减少对于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同时积极探索碳封存技术的研发和利用途径，从而实现减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长的目标，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局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解析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上升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自然资源的使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其后果日趋严重，各种环境污染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使得各个国家认识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步摒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采用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模式，由工业文明逐步迈向生态文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英国最早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了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并由此倡导低碳环境审计；200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达成《 哥本哈根协议》； 中国在哥本哈根会正式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在逐步完善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并且开始拟定开征独立环境税。因此，环境保护、环境管理以及环境审计工作在我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成为主要的工作重点。2009年国家审计署制定《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审作的意见》，由此环境审计在我国政府审计工作中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

（二）环境审计理论框架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将政府环境审计定义为“为促进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审计机关对政府和（或）企事业单位等被审计单位的环境管理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性所进行的监督、评价和签证等工作”。耿建新（2004）定义环境审计应该是由独立的审计人员，按照国家的环保法规与相关规范，对各级政府、企业能够用会计信息反映的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鉴证、评价，使之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审计活动。笔者认为，环境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用特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相关可靠的证据，按照环境法律法规及会计等相关规范对政府环境管理系统运行和企事业单位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督、评价或鉴证，向环境利益相关者提出报告，完成受托环境经济责任，使之达到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并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审计活动。随着现代审计职能、审计内容的扩大，受托责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现代审计除了注重传统审计经济活动领域中的监督职能，还注重评价、鉴证、管理、服务等多种职能，涉及社会领域乃至科技领域，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环境审计逐步成为现代审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的重担。环境审计首先要对环境管理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性进行评价，同时还要对资源与环境保护提出管理建议，有效发挥审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免疫系统”作用。西方国家的3E审计、5E审计的蓬勃发展正是环境审计的发展的重要体现。环境审计是现代审计在内涵和外延上进一步扩大和延伸的结果， 它融入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各个环节。

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主编的《审计理论研究》和《中国审计体系研究》两书中对审计基本理论体系的作了全面的概括和提升，包括审计主体理论、审计客体理论、审计主客关系理论、审计运行理论等。作为现代审计发展的重要领域，环境审计在基本理论架构上可以沿袭审计的基本理论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

（1）环境审计动因和环境审计目标。环境审计是产生的客观基础是受托环境责任。受托环境责任是环境审计的根本动因，它的存在和发展推动着环境审计的产生和发展，环境审计的本质是对受托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监督和控制。随着政府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日臻完善，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提高，市场的环境导向推动环境审计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环境审计的最终目标是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包含环境审计对环境管理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可靠性、合规性和效益性进行评价，并对资源与环境保护提出管理建议，有效发挥审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免疫系统”作用。欧盟于1993年的《环境管理和审计体系》（简称EMAS）对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包括对企业环境报告中资料和信息的可靠性、可信性和正确性、合规性进行调查和鉴证等。从环境审计动因和目标来看，环境审计能够有效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用以衡量环境对经济的贡献以及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并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因此，环境审计和低碳经济目标是一致的，保证了审计工作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2）环境审计主体和环境审计客体。环境审计的审计主体主要是国家审计机关、内部环境审计机构和社会环境审计组织。世界上许多国家重视国家审计职能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工作，已成功地制订了相关的环境审计的法律、法规和审计规范，建立了相应的环境审计部门，培养了许多专职环境审计人员，并且向企业内部环境审计深入发展。我国的环境审计处于发展初期，并且由于环境行为的外部性特点，决定了目前我国是以政府环境审计为主导，引领内部环境审计和社会环境审计共同发展的模式。因此，国家审计机关，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担负对环境监管的监督责任，在宏观层面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减少环境活动的外部性，持续提高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环境审计对象即环境审计的客体，企事业单位是实施环境治理的主体，对环境带来影响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事业单位的服务供给行为是环境审计对象的主要范围。出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微观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中的环境风险和环境效益越来越被现代社会重视。环境审计是从经济活动出发，监督、 鉴证、评估经济活动说带来的环境问题，需要查明经济活动的环境消耗是否恰当，生产取得和污染造成是否经济；治理环境问题的成本费用是否真实、合理；环境管理的有效程度和环境风险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视程度；经济活动对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成效等等。

（3）环境审计依据和环境审计证据。环境审计依据，是衡量和评价环境审计对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的准绳，主要包括：环保政策、方针、战略、环境法规、环境标准、环境会计准则、环境审计准则等等。环境审计的依据要比一般审计类型所采用的规范多、范围广，环境就审计人员不仅要熟悉环境会计准则、环境审计准则，还需要有丰富的环境科学相关知识。正因为环境审计依据的科学技术含量高，立法和执法的主体多元化，使得环境审计依据的建立和完善成为实施环境审计所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环境审计证据主要来自微观经济主体的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和环境管理控制活动信息。环境会计是会计学、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的结合，主要反映、报告及考核企业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的成本价格以及由“绿色产品”和“绿色经营”带来的环境收益等以企业的财务数据来表示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同时，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一个重要方面，企业环境管理控制活动信息也成为环境信息的另一重要组成内容。

（4）环境审计程序和环境审计风险。环境审计通过采取一定的环境审计程序，系统组织环境审计活动，提高环境审计效率，保证环境审计质量。环境审计阶段包括准备、实施、报告以及后续审计过程。在审计过程中，注重环境风险评估和环境风险应对。审计人员针对可能引起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环境事项，分别从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对环境事项的考虑，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审计程序时对环境事项的考虑和出具审计报告时对环境事项的考虑等三个方面，对环境事项的予以关注并实施必要的审计。

在以风险为导向的环境审计中，需要对环境审计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进行有效评价。环境审计风险融合了环境审计与审计风险概念。包括：由于环境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和审计过程的缺陷导致审计结果与实际不相符而产生环境检查风险；由于存在环境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在外部体制和内部利益驱动下，涉及环境事项的企事业单位或项目的环境信息披露存在失真现象，从而产生较高的环境会计固有风险；环境管理系统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使得环境控制风险处于较高水平，这些风险共同作用构成环境审计的终极风险，它是审计人员进行环境审计风险控制的重要依据。只有当环境审计风险被控制到低于或等于期望风险时，审计人员才能发表环境审计意见。环境审计人员可以恰当评价环境会计固有风险和环境管理控制风险的程度，采取合适的审计程序和方法，通过控制环境检查风险来控制环境审计风险，从而使整个环境审计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二、低碳经济下环境审计实施机理

低碳经济是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是现在和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环境审计不仅在环境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经济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不可避免。经济要发展，环境要保护，如何博弈，取得双赢，才是硬道理。我国当前倡导低碳经济，环境审计便担当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任。环境审计不仅是理念问题、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秩序问题。按照业务类型的不同，低碳经济下环境审计主要包括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和环境绩效审计三部分。低碳经济下环境审计实施机理如下图显示：

（一）环境合规性审计 环境合规性审计侧重于检查各种环境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是环境审计的主要切入点，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是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的遵守和执行，环保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等方面。具体包括保护环境资产、资源，保证相关会计记录准确，遵守相关法律所必需的环境管理系统的完善等等。环境合规性审计依据主要是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初期目标是保证企业遵守环境法规，其工作范围主要是在企业相对容易出现环境问题的环节实行的最佳管理实践的监督。

与环境合规性审计紧密相关的是国家环境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企业环境管理系统的建设。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93年成立的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制定的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该标准是目前环境审计规范中最全面和操作性最强的准则，也是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的标准。IS014000系列标准意在保护环境，但它并不排斥发展，它是建筑在科学的发展观基础之上，贯彻这一标准，有利于实现各国间环境认证的双边和多边互认，有利于消除技术性的贸易壁垒，体现了政府环保精神和人文主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环境管理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企业在社会公众中形象的意义，环境管理渐渐成为企业全面质量管理中的重要环节，环境管理系统逐步成为环境合规性审计的重点。

环境管理体系，是一个组织内全面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它包括为制定、实施、实现、评审和保持环境方针所需的组织机构、规划活动、机构职责、惯例、程序、过程和资源，还包括组织的环境方针、目标和指标等管理方面的内容。环境管理体系是一项内部管理工具，旨在帮助企业组织实现环境管理目标，并不断地改进环境行为，创造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的局面。在政府倡导和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企业环境管理从过去对事后污染的治理发展到对环境的全过程控制，从被动的环境管理向主动的环境管理转变；从过去单纯的遵守环境法规的合规性管理向建立有效的环境管理系统并使其得到持续改进的环境管理转移。这种转移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日趋明显。企业环境管理重心的转移促使环境合规性审计的重心从维护环境法规的合法性审计向环境管理系统审计的转移，这也符合现代制度基础审计的要求。

（二）环境财务审计 环境财务审计注重企业财务报表披露的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等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公允性。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以及可能会造成污染的企业，尤其是化工、造纸、发电、钢铁、建材等强污染、高能耗的企业，以及拥有如煤炭、天然气、原油等自然资源及生物资产并开发使用的企业，财务报表中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的确认和计量应当严格依照财务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定，对于财务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尚未明确披露的部分可以在报表附注中进行必要的说明。环境财务审计依据环境审计准则确定的审计流程实施审计，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经济技术指标，最后完成环境财务审计工作和编制环境财务审计报告，形成环境财务审计意见。当前，与环境财务审计密切相关的热点是环境税的征管。

环境税，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是国家政府为了实现宏观调控自然环境保护职能，凭借税收法律规定，对单位和个人无偿地、强制地取得财政收入所发生的一种特殊调控手段，充分体现了国家以自然环境保护为主体的宏观税收调控职能。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利于环保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环境税制改革。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碳税、噪音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英国低碳环境审计中采用低碳税收激励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已经开征和即将开征的资源类、碳税征管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效应。2011年10月21日，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将环境税费改革，开征环境保护税正式提上议程。明确提出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具体措施，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把环境保护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并逐步增加投入和其他财税优惠措施。加强环境保护，以税收强制手段控制全球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

（三）环境绩效审计 环境绩效审计主要是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关注生态、环境资源管理活动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主要由国家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管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以及有关环境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的监督、评价和鉴证。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以促进为主的建设性审计，是从传统绩效审计关注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环境性。环境绩效审计正逐步成为各国环境审计的发展重点。与环境合规性审计、环境财务审计相比，环境绩效审计更强调其评价职能。因此，环境绩效审计最关键的是审计依据即环境绩效指标体系，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是目前关注的热点问题，最能体现环境审计的技术性特点。IS014000系列标准中，IS014031为实施环境绩效审计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指标库，IS014031标准中依其评估对象与目的范畴大小，分为环境状态指标（ECI）和环境绩效指标（EPI），而EPI又可分为管理绩效指标（MPI）及执行绩效指标（OPI）。这些类型指标可以分别针对组织外界的环境与组织本身的管理系统和执行系统进行评价。可以借鉴IS014031标准，根据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建立适合国情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环境绩效审计的最终目标是维护资源环境安全，根据环境绩效审计的评价职能和最终目标，建立以维护资源环境安全目标为导向的环境绩效指标体系，将指标体系可以分为环境效率性、环境效果性、环境经济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四个子目标，据此进一步建立具体的、开放式的评价指标。由此形成层次分明、开放式、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结合组成的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和环境绩效审计共同组成了环境审计，三者之间既有不同，又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环境合规性审计是环境审计的主要切入点，环境合规性审计的重心转向环境管理系统审计，符合现代制度基础审计的要求，是实施环境财务审计的基础；环境财务审计是在环境内部控制测试的基础上针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真实可靠性、公允性进行鉴证；多层次、开放式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则通过环境状态指标、环境管理指标、环境财务指标等对环境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监督和评价。

三、我国环境审计现状

由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是影响环境审计实施的重要因素，笔者将从我国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现状和环境会计信息实施的困境两方面探讨我国环境审计现状。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耿建新（2004）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定义为：企业的针对环境状况而披露的治理环境的费用、由于环境因素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以及“绿色产品”和“绿色经营”带来的环境收益等信息以企业的财务数据来表示的，称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是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我国目前非强制的环境信息披露体制下，环境会计信息仅仅以自愿披露的方式进行，尽管近几年我国政府极力倡导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环境信息，但由于人们的环境意识淡薄，以及缺乏披露环境信息的规范，使自愿披露的环境保护信息不全面、可比性差、效用低，也不能形成广泛的效应。并且，由于存在环境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那些重污染、高能耗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一定程度上存在失真现象。此外，由于缺乏披露环境信息的规范和标准，所以，无法衡量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的关系，也就无法评估企业的环境绩效以及企业的环境活动对财务成果的影响。

我国会计准则规范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在不同准则之中均有体现。如或有事项准则中确立预计环境负债；石油天然气开采准则对所拥有的国内外的油气储量年初、年末数据的披露；生物资产准则中对公益性生物资产与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的确认和计量等等，体现了对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重视。但由于缺乏系统性，难以指导企业环境会计实务以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目前，环境会计在发达国家已进入操作阶段，污染损失、资源价格等已列入核算科目。在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实务以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索着开展的，没有完整系统的环境会计披露准则来指导，环境会计虽然开始了理论探讨， 但还缺乏足够的实践，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环境审计实施困境 环境审计实施是建立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础上，我国的会计准则对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为环境审计实施创造了条件。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中，《第163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环境事项的考虑 》对注册会计师的环境审计进行了规范，要求注册会计师在进行财务报表审计时考虑可能引起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环境事项。分别从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对环境事项的考虑，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审计程序时对环境事项的考虑和出具审计报告时对环境事项的考虑三个方面，需要注册会计师对环境事项的予以关注并实施必要的审计。该准则从注册会计师环境审计角度，对我国的环境审计进行了创新和探索。

基于环境审计内容的广阔性和形式的多样性，从环境审计主体上看，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环境事项的关注只是环境审计的一个侧面，而且是否需要对环境事项予以关注并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完全依赖于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这无疑加大了审计人员实施环境审计的难度和风险（毛洪涛、张正勇，2008）。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国的企业开始进行内部环境审计，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制度建立和完善使得企业由外部的、被动的环境管理变为自觉的、主动的环境管理，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环境审计发展的最新趋势，在我国却少有涉及。政府环境审计在环境审计中担当领衔重任，在环境审计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完善了环境法规，强化了环境会计准则和环境审计准则，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环境审计业务。然而，我国环境审计准则尚处于空白状态，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环境审计标准，使得环境审计主要依靠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加大了实施的难度，阻碍了环境审计的实施。要在低碳经济模式下建立完善的环境审计制度，任重道远！

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环境审计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应当构建中国特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环境审计机制和环境审计理论体系，借鉴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环境审计准则。创新发展信息化环境审计制度，改革和完善环境审计理论和实务中的重要环节和领域，推动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数据库的建设，体现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化的环境审计特色。

（一）建立健全环境审计法律法规，打造以政府环境审计为主导，社会环境审计、内部环境审计三位一体共同发展的模式 随着中国特色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环境标准体系、环境监察体系、环境政策体系、环境技术体系、环保装备体系等基础上，建立健全环境审计法律法规，加快环境审计准则的制订和颁布，体现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化的环境审计特色，完善环境审计的法律环境，形成健全有效的环境审计法律规范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国外的环境审计发展领先于我国，国外环境审计已经由外部强制式审计发展为强制式审计与自愿式审计并重，强调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担任主要角色以及对环境保护、环境管理的重要影响。我国目前倡导以政府审计为主导，宏观领域的审计事项主要由政府环境审计主导，微观领域的审计项目主要由社会环境审计和内部环境审计开展实施。强化政府环境审计为国家宏观低碳经济发展调控监督的主导作用，同时通过拓展环境审计领域，开展环境审计研究，扩大环境审计影响，引领环境审计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环境保护、环境管理方面的作用，突出环境审计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

（二）构建中国特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环境审计理论体系，借鉴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环境审计准则 中国特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环境审计理论体系兼具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特色。环境审计理论体系，包括环境审计基础理论以及环境审计应用理论。通过对环境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可以使环境审计理论问题的研究与环境审计实践的联系更加紧密，更易于在审计实践中贯彻落实。作为环境审计实务指导的环境审计准则制定势在必行。我国政府环境审计准则应当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及环境会计准则共同起到促进环境审计的作用，其中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与环境会计准则在建立环境审计依据上迈出可喜的一大步。环境审计融会计、审计技能以及环保科学技术为一体，《注册环境审计师的道德准则和实务准则》（国际注册环境审计师委员会1999年12月）提出了若干环境审计技能的新要求。因此，有效借鉴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成功经验，加快我国环境审计准则的制订和颁布，确定环境审计的具体实施程序、环境审计依据或评价标准，有效控制环境审计风险，完成环境审计受托责任，达到环境审计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环境保护、环境管理的目标。

（三）创新发展信息化环境审计制度，改革并完善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中的重要环节和领域，推动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数据库的建设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经济转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科学创新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知识经济和数字信息的快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电子化、管理手段信息化、人员素质复合化等。我国在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大力推行“金财工程、金税工程、金审工程”等金字电子政务工程，在这样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上需要我们在新的更高的起点创新发展信息化环境审计制度。所以，我们要从中国特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出发，将科学创新融入环境审计工作之中，全面提高环境审计质量和效率，在已有的环境审计理论和实务取得成绩和进展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环境审计理论和实务工作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和领域。如在环境绩效审计环节，循序渐进地推动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数据库的建设，实现环境审计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的数据共享，是环境审计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本文系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转型期安徽环境审计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批号：2011sk60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辛金国、李青：《环境审计准则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2］李金华：《审计理论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

低保审计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高校内部审计体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的扩大，国家对高校资金投入逐年加大，经济活动领域也随之拓宽，作为高校经济问题的护卫者，内部审计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高校的内部审计工作，在高校规范经济秩序，教育经费的管理，保障教育经费足额到位，减少损失浪费、保障国有资产的完整、维护高校的权益，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就我国高校内部审计工作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些观点。 一、高校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1、机构设置的问题

内部审计具有独立性。其独立性是内部审计部门能很好的履行其职责的基本条件,一是，内部审计有其专门的工作，需要设置专门的机构;二是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使其不能与其他部门职责相混淆。内部审计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内审的负责人可以直接向学校领导报告与内部审计工作有关的一切内容;根据内部审计准则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客观、公正的形式其权利。现阶段,纵观高校内部审计，高校的内部审计有的与财务部门设在一起,有的与纪检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也有与其他别的职能部门设在一起的,比较复杂。

2、制度还不完善

高校内部审计制度还不健全，工作不够规范。一是对于审计工作方案、审计工作底稿、审计谈话记录、审计取证方法等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做出严格的规定；二是对于一些重大经济事项、异常事项未能引起足够关注，对于审计深度也没有严格的要求。有些高校财务管理松散，账务处理不规范，提供给审计部门的材料不完整，甚至有意识的逃避审计，隐匿相关资料，致使内部审计无法得到真实的审计结论。还有些高校内控制度不健全或有健全的内控制度，但是不能按其要求得到有效的执行，使得高校的审计部门不能很好的发挥其职能作用。

3、内部审计人员自身的问题

高校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还有待加强，高校内部审计要求内部审计人员会计专业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应具有综合的素质，首先其业务水平和能力要满足开展财务审计的能力，懂得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损益、成本等财务会计专业知识，其次还要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及财务政策了解，关注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以便用最新的法律法规来维护学校自身的利益，能够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风险及时告知管理层，减少风险的发生，把损失将为最小。第三，还要具有开展工程决算审计的能力,要了解物资的市场行情,工程的结构、材料的性能、工程的计量标准和计价方法等有关物资与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测算专业技术。

4、内部审计技术本身存在缺陷高校的内部审计有别于政府审计和外部审计，高校内部审计在开展审计工作时，审计手段和方式方法容易受外界条件的限制。当前内部审计工作技术和方法，大部分还停留在纸质审计的阶段，对于计算机的使用还很少，致使审计效率低下。一些已被政府审计和外部审计广泛应用的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的科学方法，如以概率论为基础的审计抽样方法，对于内部审计来说很少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论文服务。另外内部审计受审计成本制约，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存在一定困难，致使内部审计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作用很难发挥。　二、完善内部体系的几点思考

1、要增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高校要增强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及权威性，保证其内部审计工作能过正常有序的开展，同事高校领导也要对内部审计工作给予一定的重视，在机构设置方面给予合理的配置，有助于审计部门跟有效的开展工作，为学校的发展保驾护航，从源头上制止舞弊现象的发生，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审计任务，保证审计质量，在内部控制的管理上，认真分析高校及二级学院等其他部门在管理活动中存在的漏洞，从而为高校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2、进一步完善内部审计制度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的行为是靠法律规范的，法律法规的健全不但是对内部审计员进行约束，对其他与经济活动有关的部门，也是一种约束。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内部审计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健全其内部审计制度，才能用制度来约束职能部门的行为，避免重要岗位重要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有了制度先行，内部审计的工作才会更好的开展。对于审计项目应重点建立主审负责、审计底稿三级复核等方面的制度，以把好每个审计项目的质量和风险关，确保审计结果公平公正。同时，国家应提早制定、颁布一些内部审计法规和内部审计业务准则，以统一内部审计执业规范，以便内部审计部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更有效的降低审计风险。

3、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高校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到内部审计的质量。因此，审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技能，而且要有一笑为家的主人翁意识、遵守审计人员廉政准则和职业道德。面对目前高校内部审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的状况会计专业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高校领导本身要对，审计部门高度重视，不能将随随便便的人放在审计的重要位置，在人员引进、聘任上要把好关，选择具有相应的专业资格和业务能力的人员上岗。二是对于内部审计人员要加强其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的培训，拓宽内部审计人员的知识层面，提高其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三是要求审计人员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有效地防范审计风险；四是内部审计人员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思路上创新，接受审计任务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在特殊任务面前，发挥内部设计部门的关键作用。4、引进内部审计的先进技术

要与时俱进，积极寻求和探索适应新形势下，有利于高校发展的内部审计技术与方法。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是提高审计质量的先决条件，是内部审计人员能圆满的完成学校内部审计工作任务的重要保证。作为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应积极学习先进的审计技术和方法，通过对先进技术和方法的学习，更有效的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内部审计部门要大力推行计算机辅助审计，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为干预，提高技术含量。同时要不断的完善审计抽样、风险评估等审计方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探索适合我国高校内部审计工作的先进方法，提高内部审计的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1】吴晓巍;牛学坤，论内部审计制度的完善，财经问题研究

【2】王海波，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内部审计制度，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低保审计论文篇4

关键词：审计质量 影响路径 形成机制

作者简介：

毛丽娟（1978-），女，广西桂林人，上海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陶 蕾（1988-），女，江苏南京人，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近年来多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因涉嫌财务造假、不符合信息披露规则和交易规则等原因，最终导致被停牌甚至被勒令退市。截至2011年11月30日，美国股市被长期停牌和已经退市的中概企业总数达46家。由于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问题不断，而这些中概股大多是由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因而引发了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简称PCAOB）对中国审计公司的关注。美国参议员舒默11月22日致信PCAOB主席，建议PCAOB应对美国无法检查的中国审计公司暂停注册或撤销注册，禁止其为美国上市的公司提供审计报告，直到美国检查人员获准评估这些审计机构的工作。目前美国官方尚未针对该建议作出决议，一旦该建议被采纳，约100家在PCAOB注册并从事着审计业务的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审计公司将失去其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美国PCAOB此举虽然有排斥中国审计公司介入美国市场的意图，但中国审计公司其审计质量受到美国资本市场的质疑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面对美国监管机构随时可能颁发的“封杀令”，如何提高我国独立审计质量再度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DeAngelo（1981）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发现和报告客户会计系统的重大错报、漏报的联合概率”。以该定义为依据，Anthony和Paul（1999）认为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操守是审计质量的直接决定因素。其中能否侦测出被审计单位存在重大错报、漏报属于执业能力问题，而发现问题之后能否对外报告则属于审计独立性问题。由此，我们认为审计质量具有双重维度，即真实的审计质量和市场及利益相关者所感知的审计质量。前者是从审计师的角度出发，可用审计师监督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真实公允的能力来衡量；后者则是从信息使用者和监管者的角度出发，可用审计师声誉来衡量，体现了市场对审计师的认可程度。进一步地，双重维度可视为从审计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定义审计质量，双方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从而对审计质量赋予了不同的经济含义。对于审计需求方来说，由于审计师监督能力的难以衡量性，信息使用者会依赖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先验概率，这将直接导致审计质量需求取决于声誉维度；而对于审计供给方来说，在既定的审计声誉下，提供何种程度的监督则主要取决于竞争策略和风险管理的需要，这时声誉一方面能够产生激励效应，强化审计师提供高质量信息的动机，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利用声誉信息的机会主义乃至共谋行为，导致声誉与质量背离的可能性。因此审计质量决定因素的研究需要关注审计质量的不同维度并着眼于供需双方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此外，由于审计师行为受到其潜在法律责任以及其他处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取决于审计师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审计师必须遵循法律、准则、规范以及监管等制度以承担其法定的审计义务，因而制度环境是审计质量分析框架中的基础性要素。我国审计制度是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的产物，代表政府实施监管的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和司法部门在审计制度的发展变革中对审计质量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保证作用。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法律法规、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注册会计师监管体系，但仍然存在着法制化监管不严、行业自律规范不完善等问题，从而影响到独立审计质量的监管效率和效果。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审计质量具有不可观察性、不可比性而难以对其进行判断，但由其形成机制可知，审计质量受到事务所（审计师）审计业务供给、被审计单位审计质量需求以及审计制度环境这三个层面的共同影响，任何一个层面中的不同因素都有可能对最终的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供给、需求和制度环境通过不同路径影响着审计质量。

二、基于供给方视角的审计质量影响分析

（一）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关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关系的探讨，学术界主要形成了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对于事务所来说，接手一家新客户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启动成本，而后续年份的审计成本则会低于第一年的准备成本。在竞争激烈的审计市场，审计师为获取客户的签约权，可能会以低于第一年审计成本的价格来“低价揽客”，所期待的是能够持续保有客户，在以后年度的审计中收回成本并实现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当审计师发现客户存在舞弊行为时，可能会屈从于被审单位终断聘约、更换事务所的压力而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但是一旦市场发现事务所的“欺骗行为”，将会导致其失去更多的现在和潜在的客户。对于大规模的事务所而言，由于其客户较多，来自每一客户的审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小。如果因为某一个客户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受到惩罚，会极其严重地影响到多年在审计市场上累积下来的声誉，使得大量的客户流失，其遭受的机会成本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小规模的事务所。因此与小所相比，声誉的存在能够很好的抑制大所的机会主义行为，抵制来自客户的压力，在权衡收益和机会成本后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性，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提高审计质量，这就是声誉理论。审计委托人通过对审计师的聘请，一方面可通过审计师的专业能力对财务报表的公允表达进行确认和揭弊查错，以减少财务报表隐含的错误和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另一方面还可将部分风险转嫁给审计师，如果审计人员失职而没有察觉人为舞弊，法院会判决审计人员提供赔偿，从而实现了风险分担，这就是“深口袋”理论。在“深口袋”理论下，事务所规模不仅意味着单个客户的重要性程度，还意味着事务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事务所规模越大，其财富越多，面临诉讼时被要求的赔偿金额也越多。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大所要想获得审计市场的行业平均利润，在审计收费一定的情况下，存在更高的动力来发表公允的审计意见，提供较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上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向相关性。国外学者从审计独立性（DeAngelo，1982）、发现管理当局的错报（Watts and Zimmerman，1981）、审计收费（Francis and Wilson，1988）、法律诉讼（St.Pierre and Anderson，1984）等角度的研究均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以上研究主要是针对国外审计市场的，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供给由沉重的法律风险和高昂的诉讼成本来保证。但是在我国却存在削弱事务所规模积极影响审计质量的诸多因素：首先，我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市场，上市公司的数量有限，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却相对较多，供大于求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审计市场是买方市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所有者对审计意见的发表具有主导作用。而上市公司出于各种需要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不足。其次，虽然我国法律允许投资公众对审计师的过失行为提讼，但提讼的多项限制条件、过高的诉讼成本以及较低的赔偿责任，使审计师被提讼的概率降低，面临的法律风险偏低。最后，我国审计市场是在政府的管制下形成的，政府对“四大”的“偏爱”导致“国际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入乡随俗”地提供低质量审计服务。以上原因的综合作用结果就是，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相关经验证据也表明，大所有可能会在中国审计市场继续保持其执业能力，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王鹏、王咏梅，2006），也有可能为适应中国审计市场需要而被“本土化”，降低审计质量（刘运国等，2006）。

（二）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 从美国《萨班斯—奥克斯来法案》颁布以来，关于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的证券机构强制性要求审计师轮换，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2003年我国证监会也了《关于证券期货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要求2004年起审计项目负责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至少5年轮换一次。各国之所以强调审计师轮换，主要是认为审计任期的延长会导致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事务所相互勾结，损害审计师的独立性。事实上审计任期长是否会损害审计质量尚未有定论。根据DeAngelo（1981）关于审计质量的定义，审计质量由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决定，同样，审计任期也通过这两个方面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从专业胜任能力方面来看，审计任期的延长能够使审计师对被审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内部控制状况、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等更好地了解，以便其在审计过程中有重点、有依据采取有效的审计程序，提高审计效率，保证审计质量。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审计任期越长，审计人员对被审单位实施的审计程序越容易被固化，在执业过程中也难保持执业的谨慎性。从独立性方面来看，如果管理当局有影响审计报告结果的意愿时，审计的独立性有可能受到威胁。前面已提到，事务所初期与客户缔结合同时的启动成本非常高，为了争取客户甚至有可能会以低于启动成本的价格进行“低价揽客”，并期待在后续年份的审计中赚取利润。因此审计师在审计初期考虑到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即便审计时发现错报，审计意见的发表也容易受管理当局的影响。随着审计任期的增长，管理当局的这种影响力也逐渐减少，审计人员越能保持其执业的独立性，因此较长的审计任期有利于维护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但是较长的审计任期又会使审计师与客户建立“私人情谊”，对客户产生经济依赖，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会过分相信被审单位的“真实情况”、过分关心被审单位的利益，在无意间使自身的独立性及客观性受损，进而影响审计质量。以上理论分析显示审计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是多样化的，国内外经验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Geiger和Raghunandan（2002）以美国证券市场上1996年至1998年间破产的公司为样本，对这些公司破产前的审计质量与审计任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审计任期越短，审计失败的可能性越大。陈信元和夏立军（2006）认为过短或过长的任期都会对审计质量产生损害，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关系：当审计任期小于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能够提高审计质量，当审计任期超过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会降低审计质量。

（三）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 行业专长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对某一行业的信息优势。审计师行业专长是审计师专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技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进而影响到审计质量，因此行业专长也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1998年，AICPA将行业专长列为影响CPA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审计准则明确指出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足以识别和评估会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具备了行业专门的知识，审计师可以首先进行被审客户的筛选，尽量避免与高风险的审计客户打交道。在制定审计计划阶段，掌握客户所在行业的专门知识，可以有效评估客户的可接受审计风险水平、识别客户的特殊固有风险、确定计划的检查风险及搜集、综合审计证据、有效地控制检查风险以确定客户会计报表真实、公允性的技能，从而有助于提高审计服务的质量。在审计实施阶段，掌握行业知识能够有效地进行分析性复核，有重点、有依据地搜集和鉴别审计证据。在审计结束出具审计报告阶段，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能够更好地评估客户会计估计和财务呈报的合理性，减少客户运用会计准则上的偏差，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审计工作整个程序的每一步都证明了行业专长有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因此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具有正向关系（Kwon，1996，Krishnan，2003；Robert et al.，2007）。在成熟的审计市场中，事务所把培养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作为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策略。近年来，尽管我国鼓励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并方式做大做强，审计市场的集中度逐年提高，但资本市场并未成熟，这成为我国事务所发展行业专长、提高审计质量的障碍。首先，我国证券市场上市资格、新股定价等都保有明显的政府痕迹，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是针对政府而言的，并非自发需求，同时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使企业不会选择质量高的事务所，事务所方面也没有了培养具备行业专门知识的审计师的动力。其次，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普遍偏小，业务分布地域分割现象严重，特定地域内的客户资源有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专业化（张立民、管劲松，2004），也就更谈不上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当前的我国，即便事务所具备了行业专门化能力，也会由于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总体上独立性不高、行业内经济依赖度较高以及专业化程度有限等原因导致行业专门化对审计质量的积极作用表现不明显（蔡春、鲜文铎，2007）。

（四）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 “安然事件”的爆发，安达信等世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受到了质疑，这导致了美国对会计师事务所一系列新的改革。中国银广厦等一系列财务造假案件，不断引起证券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作用的关注。事务所组织形式是否与审计质量相关？何种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提高审计的独立性？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应当采用何种组织形式？纵观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各国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主要有独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公司制、有限责任合伙制四种类型。国外审计学者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并无专门研究，对于组织形式的研究主要是从法律层面进行考察。我国《注册会计师法》明确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采用两种基本形式，即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和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简称有限责任所）。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太少，阻碍了中小企业对注册会计师服务的要求，是导致我国审计质量低下的原因（安广实，2011）。大多数国内学者都提倡采用合伙制的组织形式，该形式可以解决有限责任制在风险约束机制方面的缺陷，从而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李四能（2008）提出在我国现阶段，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应该选择“以有限责任合伙制为主体、以普通合伙制为补充”的模式，才能培育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审计市场新格局。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没有直接相关性，原红旗和李海建（2003）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目前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意见的主要是公司本身的财务特征，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没有对审计意见产生明显影响。

三、基于需求方视角的审计质量影响分析

（一）审计需求理论 从审计质量的需求方来看，对事务所的选择体现了公司内部即财务信息提供者对审计质量的需求。目前关于审计需求的理论有需求理论、信息假说、信号假说、保险假说等。审计需求的理论是在Jensen和Meckling（1976）所提出的委托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该理论下，独立审计被认是一项能够实现监督、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冲突越严重，公司降低成本的动力也就越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也就越强。信息假说认为审计担任着降低信息风险、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职责，为公司、投资者个人及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效益。信号假说将独立审计看成是一种缓解企业内部人员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节约融资成本的制度安排。审计作为一种信号，能够帮助市场区分出高质量与低质量的公司。保险假说认为，在管理层披露责任日益增长的环境下，独立审计作为一种担保机制，既可以转移披露责任，又可以承担诉讼风险。这些理论中，委托理论是目前审计需求解释理论中的主流理论。根据冲突涉及的主体不同，现代企业主要存在两类不同的冲突，分别称为第一类冲突和第二类冲突。第一类冲通常发生在股权高度分散的英美等国，是由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冲突；第二类冲突发生在股权高度集中的东亚等国（包括中国），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实施掠夺而产生的冲突。

（二）第一类冲突与审计质量需求 根据委托理论，Jensen和Meckling紧紧围绕委托关系中的道德风险和企业价值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当经理人拥有全部股权时，他需要对自己低效或无效的经营负责，当公司发展壮大对外融资时，不完全持股会使得他们有“偷懒”的动机。在完善有效的资本市场下，外部投资者能够预见企业内部的冲突，降低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冲突所导致的价值损失将全部由企业的内部人承担。因而委托问题较为严重的公司更有动机通过引入外部监督来缓解内部冲突，提升企业价值，且这种动机会随着冲突的加剧而增强。外部审计的需求应运而生。不同程度的冲突产生不同的审计质量需求，当前研究主要以公司的特征来反映冲突严重程度，研究其对审计需求的影响。这些公司特征包括企业规模、负债水平、成长性、管理层持股等。研究结论也呈现基本的一致性：公司规模越大、负债水平越高（Chow，1982）、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Tauringana and Clarke，2002），企业的冲突越高，越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

（三）第二类冲突与审计质量需求 第一类冲突与审计需求的研究是以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高度发达的英美等国为背景的，在股权高度集中的东亚等国更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类冲突。这类问题在新兴资本市场尤其严重，因为新兴市场中保护中小股东的治理机制非常不健全。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发展时间短，保护投资者的相关法律和司法体系不健全，股权高度集中，控制权市场基本不存在，存在人为的市场分割。同时中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国家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中国资本市场非常普遍，这样导致政府过多地参与到资本市场，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行。可以说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使大股东的利益几乎不会受到其他股东的约束和挑战，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中小股东的事件频频发生，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冲突非常严重。因此，分析中国的冲突与审计需求的问题将围绕两条思路展开：首先，控股股东是否会有高质量审计需求，试图通过购买外部独立审计服务来缓解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其次，作为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政府在审计师选择方面是否起着积极作用？成本影响公司选择不同质量审计师的前提是，证券市场是竞争性的、有效的。只有在此情况下成本才会由人承担，人才有选择接受高质量的审计以降低成本的动力。而在市场不完备的条件下，人并不会因为利己行为而要承担与之相匹配的成本，其通过高质量审计等手段来约束自己行为的动力也就不强。我国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薄弱，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内部治理结构失衡，外部治理结构失效，缺乏对公司管理当局的产权约束。加上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和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缺位，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独立审计的需求。同时，在不成熟的审计市场，大规模事务所的地位并不稳定（在供给方面已讨论），很多时候并不能向外界传达恰当的“信号”。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第一类冲突下成本对审计需求的结论在我国并不适用，我国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Backman，1999；夏立军、陈信元，2004；李明辉，2006）。但是，近几年我国审计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务所脱钩改制以及外资所的引入，我国审计市场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在不断提高。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双层冲突越发严重，这使得市场对高质量审计服务存在潜在的需求。因此相关研究认为冲突越严重，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越强（王艳艳、陈汉文、于李胜，2006）。在我国实行独立审计的所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政府成了审计服务的最大需求者，这与西方国家审计客户主要是政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不同。对于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由于政府不是其决策风险和收益的直接承担者，在监督评价经营者方面的消极性会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冲突加剧，成本较高。因而出于降低成本的目的会产生高质量的审计需求（王艳艳，2007）。

四、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审计质量影响分析

（一）法律环境与审计质量 LaPorta（1998）等经济学家和法律学家将法律引入了公司治理领域，指出不同国家的《公司法》或者《商法》对外部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保护程度有所差异，从而使不同国家形成了各异的股权结构和融资模式，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或者说不同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审计质量又会产生影响，因此，在考虑审计质量因素时，还有必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政策及治理环境的影响。审计的基本职能是经济监督、经济鉴证和经济评价。实现基本职能的手段是获取审计证据，对照审计标准，得出审计结论，表达审计意见。健全的法制环境能鼓励、支持审计人员独立行使审计职权，保护审计人员的权益，激发审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准则规范、法律标准明确、法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审计质量越高（T.J.Wong，2000；Kwon，2007）。国内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事务所可能根据被审单位所处地区的法制水平相机决定审计质量（刘峰，2007）。从“老三案”、“新三案”到银广厦事件，我国会计职业界越来越关注审计过程中的法律风险。然而，法律风险构成的三个方面：诉讼资格、诉讼门槛和诉讼收益表明我国会计职业界所承受的法律风险极低。从诉讼资格上看，在2001年底之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不具备注册会计师行为失当的法律资格。2002年后尽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但是严格的四项前置条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风险问题。同时我国“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也将诉讼门槛抬高。最后“退一赔一”（即最高不超过审计收费的若干倍）的赔偿制度使得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即便会计师事务所被并败诉，其赔偿责任也远远低于国外同行。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审计师被真正提讼的概率也会很低。因此我国低风险的法律制度环境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总体偏低（刘峰、许菲，2002）。

（二）监管环境与审计质量 审计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提高会计的信息含量，因此审计师能否把他在审计过程中获得的所有的信息准确地浓缩在审计报告里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些信息对第三方来说是无法验证的。审计师在他的职业判断中有两种信息类型：一类是可以观察并可验证的，我们称之为客观信息；另一类是可观察可推测但不可验证的或较难验证的，只能以一种主观的方式传递给信息使用者的信息，我们称之为主观信息。为保证审计师更好地进行职业判断，把与客户利益有关的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都传递给市场和投资者，监管发挥着重要作用。好的监管环境是有效的独立审计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有效的独立审计市场则可以进一步通过竞争和淘汰机制，督促和激励审计师不断地提高其执业质量。因此适度的审计监管是提高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Michael Firth and Raymond M.K.Wong，2005）。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的产物，代表政府实施监管的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和司法部门在该制度的发展变革中对审计质量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保证作用。政府监管的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如制定准则、实施行政处罚等。研究发现，在监管环境日趋严格的情况下，作为审计师应对监管的一种策略，政府监管关注的领域，审计质量较高，而非关注领域的审计质量则较低。因此良好的监管能够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刘亚莉，2006）。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同样一个问题运用相同的模型，国内外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两点：一是英美国家上市公司中众多的治理机制都在发挥着相应的作用，这就大大削弱了外部审计在缓解冲突、提升企业价值方面的效果；二是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国外的许多研究是基于充分竞争的审计市场、有效的审计监管、足够的法律威慑、及时的信息披露以及忽略事务所内部问题等一系列市场条件的前提之下得出的，而这些条件在国内要么尚不完备，要么还受多因素互动影响，因此除研究角度、变量设置、样本选择及研究方法等技术性差异影响之外，制度背景及其市场环境差异很可能是引致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的最重要原因。独立审计质量反映了独立审计活动执业水平的高低，同时也是独立审计活动达到社会公众——投资者期望目标的反映，高的独立审计质量增强了社会公众对资本市场的投资信心。由于审计质量的不可观察性、不具有可比性，使得审计质量的评价和判断众说纷纭。除本文所列出的审计质量影响因素外，还有审计师变更、非审计服务、公司治理等都是能够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数量之多，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也存在着重叠。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采用一种降维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影响我国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以期能够有重点、有依据地定位审计师在证券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推动自愿性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的形成，提高法律及政府对审计市场的监管，为保护我国中小投资者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相关制度的建设提供帮助。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我国差别报告会计准则体系研究”（项目编号：09YS5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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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审计论文篇5

关键词：IT投资；审计决策；审计意见；审计收费

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浪潮推动市场经济主体快速步入大数据时代，企业日益注重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IT）的投资与运用，其中企业资源管理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是企业重要的IT投资之一。ERP技术融合了先进的IT技术与管理思想，针对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再造，运用IT技术整合协调贯穿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信息流以提高管理水平。企业ERP类IT投资不但改变了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还使得审计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IT审计环境可能对审计人员面临的审计风险产生影响，其采取的审计方法、审计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对其审计决策产生影响。对于事务所而言，最重要的外部审计决策表现在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两个方面。IT投资对外部审计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究竟会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本文对此展开研究。已有审计理论主要从企业和审计师特征这两个层面来构建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模型，而在企业特征层面很少有研究将企业信息技术因素纳入其中。本文把企业IT投资作为企业层面的信息技术特征，将其纳入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模型中，能够丰富IT审计环境下的审计理论研究，拓展对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此外，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师的风险识别能力以及决策行为会对审计质量产生重要影响，通过研究我国企业IT投资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有助于了解我国审计师在面对IT审计环境时的风险识别能力与风险管理战略。本文的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现有关于IT投资对企业运营管理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一方面主要考察IT投资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则主要考察IT投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较多证据表明企业IT投资不仅能够改善经营业绩与加强成本管理，而且能够改善管理层经营决策所需要依赖的信息环境，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精确性，增强高级经理人投资决策行为的科学性［1］。Morris和Laksmana（2011）发现IT投资企业报告了更少的内控缺陷［2］。IT投资会提高企业日常管理业务活动所需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和透明度［3］，改善管理层对未来的盈余预测质量［1］。然而，关于IT投资对上市公司会计审计活动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Brazel和Dang（2008）发现实施ERP类IT投资企业的会计盈余信息质量下降［4］，但Morris和Laksmana（2010）在研究设计中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IT投资企业盈余信息质量有所提高［5］。张子余等（2016）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反映我国企业IT投资会降低会计盈余信息质量，有微弱证据表明盈余信息质量有所提高［6］。关于ERP系统对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的影响，Han等（2015）认为IT投资增加了审计风险，提高了风险溢价；以CI（computer　intelligence）数据库2000～2009年的美国公司为样本，他们发现企业IT投资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在IT审计环境下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7］。综上，我国企业IT投资对外部审计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不利于理解IT投资对我国企业外部审计决策的影响路径与机理，不利于理解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面临IT审计环境时所采取的风险管理策略。为此本文展开相应研究，本文与以往研究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国外相关研究认为IT投资会增加审计风险，从而提高风险溢价与审计收费；而本文则揭示了我国企业IT投资对审计决策行为的影响路径与影响机理在于：IT审计环境下外部审计收费的提高不是由于重大错报风险变化引起的，而是由于追加审计程序以及学习成本增加，造成审计效率降低引起的。

（二）研究假设如果外部审计的重大错报风险加大，出于法律与自身信誉风险的考虑，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会更加谨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会提高［8］；反之，审计人员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不会降低。因此，在风险导向型审计模式下，审计师要审慎评估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需要对审计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分别进行识别与评估。首先，需要对控制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如果在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IT系统中恰当植入关键控制点，会降低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反之，如果ERP系统没有较好整合系统与植入关键控制点，IT投资企业存在较多内控缺陷，外部审计控制风险将可能提高。Morris（2011）发现ERP类IT投资企业报告更少的内控缺陷［2］；曾建光（2012）发现IT投资能降低两种内部控制实施成本———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以及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监督成本［9］；张子余等（2016）认为我国企业IT投资能提高财务报告内控有效性［6］。据此我们倾向于认为IT投资并没有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风险。其次，评估重大错报风险还需要对固有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企业IT投资能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环境以及舞弊动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审计固有风险。第一，当被审计单位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较差时，其固有风险水平较高；反之，当IT投资改善了企业经营业绩时，其固有风险会随之降低。而有较多经验证据表明企业IT投资会对其经营业绩改善产生积极影响［10］［11］。第二，当被审计单位存在有提供虚假会计报表动机时，固有风险相对较大。企业IT系统投资不仅为财务报告编制提供基础，还为各部门业绩考核与评价提供重要业绩数字，数字篡改会引发企业内部业绩评价部门相关人员的激烈争议。此外黄志忠和张娟（2012）还认为IT系统中数据更改需要高层授权，不精心设计容易导致系统崩溃［12］，对系统崩溃的担忧以及业绩考核相关部门对业绩数字的高度关注，这两种力量有利于制约被审计单位提供虚假报表的动机。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企业IT投资不会提高审计的固有风险。最后，如果IT系统本身存在明显系统缺陷，在ERP系统设计与运行过程中，操作者有意或无意造成的缺陷所产生的安全漏洞会增加外部审计的固有风险，某一环节问题可能波及其他相关联的诸多环节，此时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可能增加。但我们不倾向于认为现在较为成熟的ERP类IT投资会存在明显安全漏洞与系统缺陷。尽管如此，基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分析，我们谨慎提出下列竞争性假设：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对于实施ERP类IT投资企业，审计师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会降低（不会降低）。外部审计的审计收费首先会受到审计人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变化的影响。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IT投资使得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增加，此时审计人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程度降低，需要增加审计程序，审计费用增加。反之，如果IT投资使得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减少，此时审计人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程度提高，不需要增加审计程序与审计费用。外部审计的审计收费还会受到审计效率的影响。当IT系统提高了数据输入的及时性，降低了数据输入错误率时，审计工作效率提高，审计费用降低。然而，当企业进行IT投资时，审计师需要扩大审计范围，增加新的审计程序，这将降低审计效率，增加审计费用；审计师在面对IT审计环境时需要学习新的IT审计知识，学习在IT审计环境下专业审计判断的能力，增加的学习成本降低了审计效率，提高了审计费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下列竞争性假设：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我国企业IT投资会提高（不会提高）审计收费。

三、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为控制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我们采用对照组方法进行研究，给IT投资企业寻找配对样本，将没有进行IT投资的配对样本与进行IT投资的上市公司样本混合在一起进行检验，对照组研究方法能够解决遗漏重要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估计偏误问题。譬如，近十几年来审计监管逐渐加强，对事务所审计决策产生了影响，如果只运用IT投资样本进行检验，很容易将审计监管变化因素与企业IT投资带来的变化混为一谈。运用对照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选取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在年报中首次公开披露实施ERP类IT投资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然后给每家当年实施IT投资的企业寻找没有进行IT投资的配对样本。本文按照不放回抽样方法抽取配对样本，给IT投资企业按照行业相同、年度相同、总资产规模最接近原则寻找配对样本，每个配对样本的总资产在IT投资企业资产规模的正负20％以内。表1列示了成功配对的361组IT投资公司与配对样本的描述统计量，IT投资公司与配对公司资产规模的描述统计量非常接近。我们保留IT投资企业与配对样本在IT投资企业投资前三年与后三年的数据，研究样本时间的跨度是2000～2013年。其中，年报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以及新浪财经公告，内部控制指数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ta－ta12．0。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型变量在上下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设定我们采用如下logit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1进行检验。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是表示清洁审计意见的哑变量CleanOpin，变量定义见表2。CleanOpin＝k1IT＿post×ERP＋k2IT＿post＋k3control＋εit（1）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在Simunic（1980）、Ke等（2014）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如下固定效应模型［13］［14］。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是审计费用Ln（AF）。Ln（AF）＝β1IT＿post×ERP＋β2IT＿post＋β3control＋εit（2）另外，本文参考Simunic（1980）与Ke等（2014）的相关研究［13］［14］，控制了影响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的其他因素，最终将上市公司规模（SIZE）、业务复杂程度（ARINV、FOROPS）、财务风险（LIQ、LEV）、盈利能力（ROE、LOSS、CFO）、审计师特征（BIG4）等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见表2。四、实证检验与分析（一）描述性统计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与已有研究一致，将审计费用取对数，取对数后的均值为13．213，标准差是0．646。审计意见的平均值为0．953，说明绝大多数公司被出具了清洁审计意见（不附加任何说明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内部控制指数得分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999．75，均值是679．66，符合得分分布特征。应收账款存货与总资产的比值（ARINV）的最小值为1．4％，最大值为73％，样本间差异较大。流动比率（LIQ）的平均值为1．743，表明样本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好。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值为0．485，表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整体合理。聘请国际“四大”事务所的样本企业仅占6．7％。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均值为6．2％，表明样本公司净资产收益水平一般。

（二）回归分析表4列示了我国企业IT投资对清洁审计意见影响的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Ⅰ）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为0．387，在10％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意味着我国企业在IT投资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Ⅱ）为考虑控制变量的logit模型混合回归结果，（Ⅲ）为考虑控制变量的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这两种情况下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虽然都大于0但并不显著，表明我国企业在IT投资前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无显著变化。控制变量LEV与LOS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0，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以及亏损企业获取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降低。总之，表4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我国上市公司在IT投资前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并没有显著变化。接下来利用模型（2）来检验我国企业IT投资对外部审计收费的影响。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与被解释变量相关的不可观测的公司层面因素。表5列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Ⅳ）为不考虑控制变量时的估计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为0．072，在1％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意味着我国企业在IT投资后审计费用显著提高。（Ⅴ）为考虑控制变量时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为0．052，仍然在1％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另外，表5两种回归中IT＿post的估计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意味着对应的非IT投资企业审计费用也随时间显著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对于没有进行IT投资的配对企业，逐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因素也使得事务所审计收费显著提高。在控制变量中，SIZE、BIG4的系数在1％水平上都显著大于0，这表明被审计单位规模越大以及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时，审计费用显著提高。

（三）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企业IT投资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见表6。表6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是因为Hausman检验发现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Ⅵ）列示了不考虑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为11．951，在5％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我国企业IT投资后内控有效性显著提高。（Ⅶ）列示了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我国上市公司在IT投资前后内控有效性水平无显著变化。除此之外，我们重新定义审计意见，设置变量OPINION：当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O－PINION取值为4，审计意见为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时OPINION取值为3，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或保留意见加事项段时OPINION取值为2，审计意见为无法发表意见时OPINION取值为1，审计意见为否定意见时OPINION取值为0。然后运用ordinal　logit模型进行检验，结论与表4保持一致，这说明我国企业IT投资后被出具更好审计意见的概率无显著变化。另外，在前面本文是按照年度相同、行业相同、资产接近的原则进行配对，其中行业是根据字母行业编码选择相同行业，现在我们根据更加细分的字母加两位数字行业编码进行行业配对，为227个IT投资公司成功配对了227个没有进行IT投资的上市公司。运用新的样本，我们按照表4～6的分析顺序再次进行相关检验，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四）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分析根据上述检验结论我们对重大错报风险展开进一步分析，重大错报风险分为财务报告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与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首先，考察我国企业IT投资是否会影响财务报告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通常，如果企业财务报告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显著增加，此时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会降低。该命题的逆否命题为“如果企业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显著降低，则企业财务报告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没有显著增加”。由于原命题和逆否命题是等价命题，逆否命题也应当为真命题。根据本文发现的“企业IT投资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显著降低”，可推断我国企业IT投资后财务报告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无显著增加，这与张子余等（2016）发现的盈余信息质量无显著变化的证据保持一致［6］。其次，还需要考察我国企业IT投资是否会影响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细分为控制风险与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取决于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我国企业IT投资后的内控有效性水平无显著变化，可知我国上市公司IT投资后的控制风险无显著变化。王立彦等（2007）、张露等（2013）均发现企业ERP投资对经营业绩改善有积极作用［10］［11］。当ERP类IT投资改善了企业经营业绩时，其固有风险会随之降低。因此，我们认为IT投资没有提高控制风险与固有风险，没有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综上，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IT投资不会提高财务报告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也不会提高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我国企业IT投资没有影响重大错报风险，意味着我国企业IT投资后外部审计费用显著提高的原因不在于重大错报风险增加。外部审计面对企业新的IT审计环境时需要重新设计或追加审计程序以及增加IT审计学习成本，这会降低审计效率、提高审计费用。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IT投资与外部审计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企业在IT投资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无显著变化，与张子余等（2016）发现的我国企业IT投资后盈余信息质量没有显著变化的证据相吻合［6］。（2）我国企业IT投资后外部审计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没有降低，与曾建光（2012）发现的内部成本降低的逻辑保持一致［9］。（3）我国上市企业在IT投资后的外部审计费用有显著提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理解会计师事务所在面对新的IT审计环境时的风险管理策略包括：提高审计收费，调整审计程序，客观出具审计意见。从对影响路径的深入分析中可知，我国企业IT投资对外部审计的影响机理在于：首先，我国上市公司的IT投资没有降低内控有效性水平，没有提高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无显著变化，企业在IT投资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显著变化；其次，外部审计费用显著提高的原因不在于重大错报风险所带来的审计风险提高，而在于追加审计程序以及IT审计学习成本的增加，两者降低了审计效率，提高了审计费用。关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运用调查问卷等形式，深入考察事务所对IT审计环境下重大错报风险的分析检查判断过程。基于本文分析可得出以下启示：第一，企业IT投资后在流程再造过程中需要合理设置内控关键控制点，将内部控制关键控制点合理嵌入ERP系统运行中，以进一步提高内控有效性，降低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第二，与系统供应商保持紧密联系，加强对IT系统缺陷的后期维护。系统供应商作为系统的生产者，对该系统的缺陷以及运作流程了解较多，系统使用者应该与供应商加强沟通，以降低IT系统的固有风险。第三，会计事务所需要不断加强对IT审计人员的培训学习，学习与研究如何运用大数据背景下的IT审计技术，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收费，以提高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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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审计论文篇6

关键词：违约风险；审计意见；机构投资者；投资者保护

一、 引言

本文以2004年～2008年国内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审计意见及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且探讨了机构投资者的介入是否会显著改变审计意见及违约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持股比例较低时，审计意见不能为投资者及债权人提供准确的警示公司违约风险的信号；而机构投资者能够辨识具有较高违规风险的公司，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审计师变得更为谨慎，审计意见能够准确地预警公司的违约风险。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审计意见与违约风险。审计师在发表审计意见之前首先要评估客户破产的概率，然后将其与总体破产概率的均值相比较，以此来决定对哪些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当评估的破产概率大于总体概率均值时，审计师会发表非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因此，准确的审计意见能够为投资者及债权人提供重要的决策信号，以警示哪些公司存在更高的违约风险。Kennedy和Shaw （1991），O'Reilly、Leitch和Tuttle（2006）研究结果表明，非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能够有效地预测公司破产。Lennox （2000）发现，负债率较高的公司破产风险更高，也更易获得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但是，审计师发表非标审计意见可能会面临来自客户的压力，从而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之前的研究也已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在宣告破产之前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Carcello，Hermanson & Huss，1997）。制度理论认为，为了寻求社会合法性，企业行为会受到法律、法规及规范等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在不同国家及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决策及行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么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能通过发表审计意见为投资者传递上市公司潜在的违约风险？审计意见能否发挥有效的警示作用？已有的国外文献表明，违约风险更高的公司确实更易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国内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其违约风险更大。

2. 机构投资者的监督作用。国内外的文献研究均发现，机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Sharma （2004）研究发现，机构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发生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越低。Chung、Firth和Kim （2005）发现，机构投资者会抑制具有高剩余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操纵应计利润。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 认为机构投资者有动力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从而获得更多的监督收益。张敏等（2011）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改善独立审计的治理环境，是法制等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替代性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集中了众多自然人的资本，是一个专家化的主体和专家群，代表自然人投资者行使资本经营权或所有权。机构投资者所具有的资金优势、专业优势及信息优势，使得机构投资者能更为准确地认识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更为清晰地辨别审计报告的质量及其给自身带来的风险。因此，机构投资者能够辨识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会更倾向于投资低违约风险的公司。且机构投资者介入后，能对事务所造成压力，使得审计师能够更为谨慎地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其违约风险越小；

假设3：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高低会显著影响审计意见与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

三、 研究设计

1. 模型设计。根据已有文献及研究假设，建立下列多元回归模型以检验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机构投资者、审计意见与违约风险的关系。

RISKit=β0+β1OPINIONit+β2ISit+β3OPINION×ISit+β4DEBTit+β5ROAit+β6CPAFIRMit+β7ASSETit+β8y05it+β9y06 it +β10y07it+β11y08it+εit

其中，RISK为i公司在t年的违约风险，采用Z-Score来衡量，Z-score=1.2×（营运资金/资产总额）+1.4×（留存收益/资产总额）+.3.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0.6×（权益的市场价值/负债的账面价值）+（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如果Z-score4.67%）时，取值为1，否则为0。OPINION×IS为审计意见和机构持股的交乘项，用来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同时审计意见对违约风险的反映。DEBT为i公司在t年的负债率。ROA为i公司在t年的资产回报率。CPAFIRM为哑变量，当i公司在t年的选择四大事务所（安永华明、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进行审计时，取值为1，否则为0。ASSET为i公司在t年的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y05、 y06、 y07、 y08为哑变量，用来控制年度效应，当数据来自2005年时，y05取值为1，否则为0；y06、y07、 y08的取值亦如此。

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沪市A股上市公司，研究期间为2004年～2008年，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共得到1135个样本。本文的财务数据、事务所类型及审计意见类型来自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四、 实证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RISK（Z-Score）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3.14和2.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40.41和-0.78，这说明大多数样本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违约风险较低，但公司之间的财务状况差异很大。OPINION均值为0.02，说明只有2%的公司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其他均为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IISHARE均值为0.12，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75和0，说明近年来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但公司之间的差异较大。CPAFIRM均值为0.13，说明有13%的上市公司聘请“四大”进行年报审计。DEBT、ROA及ASSET在样本公司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2. 样本公司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为检验审计意见和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审计意见类型（非标准无保留及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低进行了分组，以比较不同组别样本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详见表2。

Panel A是根据审计意见类型将样本公司划分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组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组。数据表明，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Z-Score更低，即违约风险更大，其Z-Score均值比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低了1.227 2，两组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该结论初步支持了假设1。另外，获得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其资产收益率更低，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组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获得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均不聘请“四大”所进行审计，两组在10%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两组在资产负债率及公司规模方面无显著差异。

Panel B是根据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高低将样本公司划分为机构持股高组与低组。数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样本公司Z-Score更低，即违约风险更大，其Z-Score均值相对机构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低了0.830 5，且两组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该结论初步支持了假设2。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其资产收益率也更低，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均值相差3.23%，且两组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其规模越大，均值比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高了0.268 7，两组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越倾向于聘请“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两组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两组的资产负债率无显著差异。

3.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表3报告了多元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OPINION的系数不显著为正，说明国内的审计报告并不能准确地辨识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IS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Z-Score越大，即违约风险越低，说明机构投资者能够较好地识别出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高低，倾向于选择违约风险较低的公司进行投资。而此时OPINION的系数仍不显著为正。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IS的估计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机构投资者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越会显著影响审计意见与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其违约风险更大。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2及假设3，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DEBT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负债率越高的公司破产风险越大。ROA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资产收益率越高的公司越不容易破产。CPAFIRM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聘请“四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违约风险越小，但在统计上不显著。ASSET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面临着更高的破产风险。通过年度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现，近年来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有所降低。

4. 稳健性检验。本节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首先，我们特别关注了审计意见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内生性。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可能会影响审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类型以及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程度的高低。因此，本文采用GMM估计方法来控制内生性的问题。回归结果见表4中模型4，结果与表3中模型3基本一致，OPINION的系数不显著为正；IS的估计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机构投资者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大小基本相同。

其次，我们还采用违约风险的前推项（RISKt+1）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以RISKt+1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检验审计意见与公司未来违约概率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4中模型5，OPINION的系数不显著为正；IS的估计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机构投资者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只有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审计意见才能为投资者及债权人提供准确的有关公司未来违约风险的信号。

最后，我们重新划分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高低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大于其当年的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IS1=1，0）。回归结果见表4中模型6，OPINION的系数不显著为正；IS1的估计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机构投资者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估计值基本稳定在-0.5左右。除显著性水平略有差异外，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五、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04年～200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审计意见与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关系。结果显示：审计意见与违约风险之间并没有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审计意见并不能准确地向投资者及债权人警示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违约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能够预先辨识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倾向于投资低破产风险的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公司，审计意见与违约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违约风险更高，表明机构投资者的介入能促使审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准确地预警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审计意见并不能准确地为投资者及债权人提供较强的警示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信号，而机构投资者由于具有资金、信息及专业优势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并且能对审计师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促使其准确地传递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信息，保护投资者及债权人的利益。本文拓展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审计意见的可靠性研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审计的监督作用的研究，为深入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投资者保护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文献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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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国常，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低保审计论文篇7

关键词：成本 外部审计 审计质量

一、成本与外部审计：理论分析

（ 一 ）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成本 Akerlof（1970）通过观察旧车市场的交易，认为因为信息不对称，销售方比购买方拥有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并且交易双方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购买方只有在购买产品并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知道产品质量真正好坏。“柠檬市场”的存在降低了市场上产品的总体质量，最终会不断地缩小市场。Arrow（1971）对保险市场的研究与Akerlof（1970）类似，都是对对称信息的研究假设提出挑战，他们强调信息揭示机制的重要性，用以限制“信息优势者”利用“信息劣势者”获益的能力。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是委托理论。在委托关系下，委托人和人由于具有不同的目标和风险立场，委托人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因此受托者处于信息优势，而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人的行为不可直接观察或者观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这样的风险分担过程中，人可能采取一些私人行为从而影响到收益的分配，道德风险就会产生（Holmstrom，1979）。人可以通过在职消费等方式来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而产生成本。因为人没有采取正确行动的动机，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帕累托最优不能够实现，只能寻求次优方案（Holmstrom，1979）。由于委托关系普遍存在，成本总是非零的。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降低成本的方法：监控和管束活动，具体来讲这些方法包括审计、正式控制系统、预算约束和激励补偿系统。公司的成本一般包括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成本、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成本。（1）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成本。由于现代公司的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来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成本的决定因素。由于人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人对工作付出努力之后，可能要承担全部成本而获取一小部分利润；但另一方面他在消费额外收益时，他能得到全部好处却只承担部分成本。因此，人会热衷于在职消费。这样企业的价值就会小于管理层是企业全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被称之为“成本”。成本具体又分为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Morck 等（1986）认为，股权越分散成本越高，越是采用会计基础奖励方案，成本越高。Ang、Cole和Lin（2000）分析了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小企业的成本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当外部人控制企业时成本很高，成本与股权结构反向变动，股权越分散成本越高。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越具有转移外部股东财富的动机（Chow，1982），因此企业所有权越分散监督管理层的成本就越大（Chow，1982；Demsetz，1983），企业的成本也就越高。（2）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由于目标和利益的不完全一致，公司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La Porta等（1999，2000）研究结果和传统的观点不一致，他们认为在许多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并不是高度分散的，问题主要是大股东和小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水平很高可以降低总的成本，因为大股东有资源和激励来监督管理层，从而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Jensen 和 Meckling，1976；Shleifer 和 Vishny，1997；Boehmer 和 Kelley，2009），带来利益协同效应（Alignment effects），提升企业价值 。但如果控股股东持股水平很高又会导致管理层“壕沟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s）（La porta等，1999；Dyck和 Zigales，2004等），其他的中小股东将很难挑战这些控股股东（Demsetz，1983；Fama & Jensen，1983）。“壕沟效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产的侵占。Johnson等（2000）把控股股东将公司资产转移出公司的行为称之为“掏空”行为（Tunnelling），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掏空”行为是合法的。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根源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在西方、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等的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La porta等，1999）。由于“壕沟效应”会降低公司价值和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会带来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公司成本的上升。（3）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成本。在举债筹资的情况下，管理者作为剩余权益获取者，他有更大的积极性去从事较大风险的项目，因为他能够获得成功后的利润，而把失败导致的损失留给债权人去承担。但因为债权人对此早有预见，因此成本也得由管理者（及其股东）来承担（Jensen和Meckling，1976）。Jensen（1986）认为，如果企业自由现金流比较充裕，管理者可能将现金用于非增值的投资项目，如果采用债务融资就会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者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Parrino和Weisbach（1999）采用模拟方法验证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投资扭曲行为。他们的研究发现，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确实存在，并且这种冲突随企业负债水平的上升而加强。童盼和陆正飞（2005）发现不同来源的负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不同，不同来源的负债所引发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程度也不同。Wellage（2011）对新西兰1998-2008年非上市的小企业的成本进行研究时发现，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以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成本都会较低。Titman（1984）、John和Senbet（1988）、Heinkel和Zechner（1990）以及Stulz（1990）等都发现负债能够降低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成本。

（ 二 ）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 如果要对人的行为实施监督，那么监督的成本由实施监督的人承担，但实施监督的人能够享受到的好处却是有限的，这就是监督活动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监督者提供监督是准公共产品，没有进行监督的股东没有付出监督成本却享受了进行监督活动的股东所带来的所有好处，这就带来了搭便车的问题（Ang、Cole和Lin，2000）。另外，银行作为企业外部资金的提供者，为了防止股东为了自身利益损害债权人利益，银行对企业也存在监督，并且这种监督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但银行的监督也存在搭便车的问题（Ang、Cole和Lin，2000）。随着与企业交易的银行数量的增加，每个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会下降（Diamond，1984）。成本和企业的股权结构等公司治理问题密切相关，在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制度下，有效的监督可以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这已经被广泛的研究所证实。但监督可能随之而来会产生搭便车问题，因此如何设计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在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中，企业被看做是生产要素的一个契约集，每个要素都有自利动机（Jensen 和 Meckling，1976；Fama，1980）。从“契约集”的角度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可以解释为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Fama，1980）。契约经济学的激励理论认为，在道德风险情形下，委托人不能观察到人的行为和决定，解决的办法就是规定足够的契约条款以产生内部化的激励。会计和审计通常被认为是为解决冲突问题而产生的监督工具。企业签订的契约常常包括对各方行为采取基于会计数据的各种限制，因此人们便提出计算和报告这些数据的要求（亦即对会计的要求），……审计也在监督契约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Watts 和 Zimmerman，1983）。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就是设计一种权利制衡机制来降低成本，相关的研究一般是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等机制设置和成本的关系展开。公司外部治理主要是外部经理人市场和外部对企业的接管威胁，以及外部审计等方面来促进成本的降低。外部审计是公司外部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本身也是监督成本的组成部分，成本越高，监督成本越高，从而对外部审计的需求也越强（Jensen 和Meckling，1976；Jensen，1986；Jensen ，1989）。作为企业外部的监督机制，外部审计对成本的约束已经不可或缺。

（ 三 ）外部审计与成本 审计自产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解除受托责任的一种有效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的行为不可观察，或者观察的成本超过收益，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人可能存在违背委托人意志的机会主义动机。这就需要一种监督和约束机制来检验人的行为后果，同时也给人解除自己受托责任的机会。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股东会折价初始投资，管理层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作为一种增进他们补偿的方式（Francis和 Wilson，1988）。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被广泛地看作是缓解成本的一种方式，并且外部审计的监督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审计作为一种监督约束机制，其本身也是公司成本（监督成本）的一部分，但这种成本的产生能有效降低其他成本（吴昊旻，2010）。审计作为企业外部治理的一种机制设计，目的就是通过外部监督的途径降低企业的成本，达到公司外部治理的目的。信息不对称带来了委托情境下的道德风险问题和成本，而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和降低成本又要求存在监督和约束机制来进行信号传递，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在委托关系中承担着解除受托责任和降低成本的职责。外部审计通过合理保证财务信息的公允表达来传递人受托职责的履行情况，但外部审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任品，其审计质量是可靠、值得信赖，就要依赖其他的一些比较直观的外部审计的载体来表征。Francis（2011）认为，审计质量是一个由低到高的统一体。以DeAngelo（1981）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认为，事务所规模是审计质量的担保；而“深口袋”理论则认为诉讼威胁迫使大型事务所有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不管是审计师声誉机制还是 “深口袋”理论都表明，审计服务的质量存在差异，并且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正相关。另外一些研究则以审计收费、诉讼风险等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审计质量的高低。

二、成本与外部审计：经验证据

（ 一 ）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的经验证据 审计通过为的公司财务信息的公允表达提供合理保证来降低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自身价值。根据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成本越高，越需要高水平的保证措施来保证会计数据的真实性，也就相应产生了对外部审计的需求。（1）国外文献。Chow（1982）认为，审计是降低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矛盾的一种机制。利用自愿审计公司数据资料（1926年公司数据），以理论框架来分析企业聘用外部审计的动机。他认为聘用外部审计的目的就是要降低管理层、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规模和基于财务信息的债务契约预期会增加企业自愿聘用外部审计的可能性，而管理层持股水平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Francis和Wilson（1988）检验了成本和审计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他们研究的是股东和管理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成本。他们认为，内部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越严重，但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会使得其他的控制机制失效，从而也会增加成本。另外，管理者倾向于将财富转移到股东，企业负债比例越高，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程度越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师规模与成本之间不存在系统关系，他们的结论是成本对审计师变更更有解释力。DeFond（1992）、Firth和Smith（1992）研究了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需求，发现管理层持股与高质量审计需求负相关。一些学者研究了成本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都是从审计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冲突和审计需求的关系，和以往的研究不同，Copley 等（1995）认为单独从审计需求的角度来衡量成本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是不全面的，审计供给与审计需求密切相关。他们以审计师声誉代表审计需求，以审计费用表示审计供给，以1985年美国162个由外部会计公司审计的城市为样本，研究了政府部门审计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研究结论是，客户特点（规模、风险和财务杠杆）是决定审计需求和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审计需求是决定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Gul和Tsui（1998）研究了自由现金流和负债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他们采用46家在香港上市、被“六大”审计的公司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检验结果支持了他们的假设，即自由现金流水平较高并且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的审计收费要高于自由现金流水平较高但负债水平也较高的企业。自由现金流可能诱导管理者的非增值性投资，Nikkinen和Sahlstrom（2004）假设审计收费与管理者持股比例负相关，审计费用与自由现金流正相关。他们选择了政治经济环境不同的7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检验了单个国家和所有国家放在一起的数据，目的是验证成本对审计费用的解释力是否会因为不同的政治环境而不同。他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成本对审计费用有解释力，并且这种解释力不会因为不同的政治环境而不同。Poit（2001）采用法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审计师选择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样采用法国上市公司的数据，Francis 等（2009）研究发现，随股权集中度和内部家族所有权提高，高质量审计需求下降。Fan和Wong（2005）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弱投资者保护的环境下，外部独立审计能否起到公司治理的效果。在新兴市场上，冲突主要体现在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而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如董事会、外部接管市场等）不能减弱这种冲突。他们选取1994年至1996年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冲突严重的公司更倾向于聘请“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高质量的审计能够增强外部投资者的信心，审计师选择和股权结构的关系对于那些希望在二级市场上融资的公司更为明显；审计师对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行为严重的公司收取高的审计溢价，并更可能发表非标审计意见。他们的研究结论证明，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外部审计在缓解冲突方面的确起到了公司治理的效应。与Fan和Wong（2005）的研究类似，Zerni等（2010）以瑞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董事会的股权激励和高质量的审计是否能够作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来减轻壕沟效应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股权激励的董事会和强势的少数股东希望寻求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督来保护他们的投资价值，高质量审计可以减轻由于壕沟效应所带来的股权折价问题。Nisknen等（2010）研究了芬兰的私有小型企业管理层持股和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些私有小型企业管理层持股对审计质量需求具有重要影响。随管理层持股水平下降，高质量审计需求增加，尤其是CEO持股水平与聘用非“四大”KHT和“四大”审计师的可能性呈反向关系。研究还进一步发现，随着杠杆水平上升，随CEO双重身份下降，聘用高质量外部审计来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成本的可能性增加。他们的研究与Lennox（2005）采用非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的结论类似。（2）国内文献。曾颖和叶康涛（2005）构建了一个两时点大股东掠夺模型，发现成本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他们以Tobins’Q的高低反映企业成本的高低，以“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代表，以2001年和200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的概率与企业规模高度正相关。成本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从而提高其市场价值，同时负债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降低对外部审计的需求。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问题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并将大股东的资金占用作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冲突的替代变量。他们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划分为“经营性占用”与“非经营性占用”，经营性资金往来包括关联方交易中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非经营性活动则包括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以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净占用额占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大股东资金占用指标，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采用2000年至2002年深沪两市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从需求方来看，大股东资金占用越严重的公司越没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从供给方来说，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会考虑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越大，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王烨（2009）利用2002年至2003年我国A股市场数据，从股权控制链的角度考察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王烨（2009）运用（年末其他应收款-年末其他应付款）/年末总资产来衡量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资金净占用，以“四大”来衡量审计质量高低，以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比值来衡量两权分离程度，以上市公司至其最终控制人之间具有控制关系的公司层级数来衡量控制链的长度。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冲突随控制链的增加而趋向严重；这种冲突越严重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聘请“四大”审计；聘请“四大”能够缓解冲突，降低控股股东的资金侵占程度，从而说明外部审计能够起到公司外部治理的作用。杨德明等（2009）从内部控制质量的角度研究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成本问题，以其他应收款/总资产来衡量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以管理费用率来衡量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冲突，以“四大”作为高审计质量的衡量，以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来代表内部控制的质量。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该现象仅在低审计质量样本（事务所为非四大样本）中成立。李明辉（2007）以我国2002年至2004年179家IPO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李明辉（2007）以公司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来衡量成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而财务杠杆、所有权集中度因素均未发现其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因此，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我国IPO公司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动机。王艳艳等（2006）以2001年至2003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用管理费用与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成本，以企业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代表企业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冲突，以“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衡量。研究结果表明，审计需求与冲突之间正相关，高质量审计需求随成本的增加而增加，高质量审计需求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正向关系，随股权集中度增加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增加会加剧。高雷和张杰（2011）以2005年至2009年中国A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成本，以“四大”和审计收费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研究了管理层持股与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会越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是否选择“四大”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研究表明，成本高的公司会寻求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更倾向于聘请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层持股能起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减少冲突，从而降低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 二 ）外部审计与成本的经验证据 道德风险产生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目标的不一致，成本衡量的就是道德风险程度。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很多学者都提出了降低成本的思路，其中主要就是监督和激励措施。审计作为外部治理机制能否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呢？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审计师选择对债务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Pittman和Fortin（2004）研究了审计师选择对新上市公司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国际“六大”通过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可以降低债务监督成本，从而使得新设立公司债务成本降低。但随着公司的成长，公司逐渐借助自身的声誉来矫正信息不对称，审计师声誉的经济价值对公司债务成本的影响逐渐降低。李海燕和厉夫宁（2008）以沪深两市2001年至2003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审计对债务成本是否具有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四大”和国内“五大”与公司利息支出率和利息支出显著正相关，因此国际“四大”和国内“五大”均没有起到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而商业银行对非清洁的审计意见能够做出反应，审计意见能够起到保护债权人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对审计的外部公司治理效果进行了检验。Zerni 等（2010）发现，高质量审计可以减轻由于壕沟效应所带来的股权折价问题，与王烨（2009）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结论类似。Fan和Wong（2005）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外部审计在缓解冲突方面的确起到了公司治理的效应。廖义刚等（2009）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也发现，独立审计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陈信元等（2009）以“盛润股份”连续十五年被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发现独立审计并没有发挥公司治理的功能。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很多又具有政府控股的背景，监管约束低、诉讼机制缺失，这些因素造成非标审计意见没有给上市公司带来显著的市场成本、监管成本和法律成本以促使其改进公司治理。

三、结论与展望

（ 一 ）结论 从成本与审计需求方面的文献可以看出，一般认为高冲突会引发对高质量审计需求。股权结构的变化造成管理层、大股东、小股东、债权人等各利益方在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过程弈力量的不均衡，从而会产生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冲突。公司的冲突越严重，成本越高，公司越需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解决冲突和降低成本。成本和企业的规模、股权集中度、杠杆率等因素密切相关。企业规模越大，冲突越严重，越需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Chow，1982；曾颖和叶康涛，2005）。股权集中度与外部审计需求存在非线性关系。股权比较分散时，成本主要产生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并且随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高质量外部审计需求降低（Chow，1982；Francis 和 Wilson，1988；Nisknen等，2010；高雷和张杰，2011）；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成本主要产生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大股东一方面具有监督管理层的动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大股东会通过各种方式侵占或转移公司资产，大股东也不需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监督（Francis等，2009；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王烨，2009）；而在股权相对集中时，股权集中度则与审计需求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曾颖和叶康涛，2005）。负债水平与高质量审计需求负相关，负债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而减少对外部审计的需求（Chow，1982；Francis 和Wilson，1988；Defond，1992；Firth 和 Smith，1992；曾颖和叶康涛，2005）。对于外部审计是否能够降低成本和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国内外研究者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者发现外部审计能够对大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作出反应（收取更高的审计溢价和提供非标审计意见等），能够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Fan 和 Wong，2005；Lennox，2005；Nishnen等，2005；曾颖和叶康涛，2005；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王烨，2009；Zernic等，2010；高雷和张杰，2011）；外部审计能够通过降低债务监督成本而降低公司债务成本，并且能够通过提供非清洁审计意见来保护债权人。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审计师选择与成本之间存在非常弱的相关性（Francis 和 Wilson，1988；Poit，2001；刘明辉，2007）；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外部审计并没有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陈信元等，2009）。

（ 二 ）展望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成本与外部审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大大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但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笔者认为可能还存在以下问题：（1）国内外研究者对成本的衡量方法可能存在问题。虽然Jensen 和Meckling（1976）已经指出成本所涵盖的内容，但没有指出这些成本的具体衡量方法。在以往的研究中成本的衡量是寻找静态的变量，但是变量能否代表其对应的成本，还没有办法来检验。并且，不仅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等）会影响到成本，公司外部的一些因素（如政府干预、投资者保护等）也会影响到成本，各种力量的博弈使得成本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动中，这也加大了对成本衡量的难度。（2）没有考虑制度环境对审计质量变量的影响。由于审计质量的不可观测，审计质量的高低要寻找变量来表示。在高质量审计的变量的选择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统一的做法就是将国际“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代替，但“四大”在中国能够作为高质量审计的代表吗？以审计师规模来表征审计质量在国外成熟市场环境下可能有效，但在我国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际“四大”可能会考虑制度的完善程度而采取相机审计质量策略（刘峰等，2005；吴联生，2008；吴昊旻，2010）。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考虑制度环境对审计质量变量的影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审计质量的变量，或者在稳健性检验中检验不同的审计质量变量的实证结果。（3）从审计监督的功效方面来检验审计质量对成本影响的文献较少。可能是因为各种冲突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外部审计能够降低哪一种成本很难辨别。另外，高质量审计降低成本的作用也有可能通过一些中间变量的传导机制来实现，所以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发掘这些中间变量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4）研究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就像Francis（2004）所说的内生性问题，“好的公司”更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这样可以传递财务信息质量的信息。在研究问题和外部审计需求时也往往会伴随着内生性问题。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业冲突更为严重，可能存在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但同时，“四大”的客户一般都是规模较大的企业。究竟是成本高时产生了对高质量的审计的需求，还是高质量审计的存在天然地要降低成本？因此在研究成本与审计需求的关系时往往伴随着内生性问题。对于这一类内生性问题的解决，如工具变量的选择等还存在很多问题，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考虑从这一方面有所突破。（5）研究的代表性不足。外部审计与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但上市公司作为公司总体的一部分，是否具有代表性？Ball和Shivakumar（2005）以及Beatty 等（2002）认为，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一些很重要的差别，对于上市公司的研究结论并不必然的能够涵盖到非上市公司。但由于数据获取方面存在障碍，对于非上市公司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国内关于非上市公司的这方面研究很欠缺。另外，笔者认为我国在2005年实行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大股东和小股东实现了同股同权，这是对大股东的一种激励措施，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那么股权分置改革能否影响到低成本从而影响到对外部审计的需求？这方面的文献很少，这可以作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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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审计论文篇8

风险在审计过程中无处不在，有什么样的审计活动就会有与此相适应的审计风险。本文从审计资源、风险文化、法律法规以及信息系统构建四个方面论述加强审计风险管理的对策措施，旨在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效率。

【关键词】

审计 风险管理

现阶段，复杂变化的市场经济活动对审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使审计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层面增多、领域拓宽，内容更加复杂，审计工作所面临的风险也必然增加。为巩固和提升审计质量作铺垫、打基础，努力实现审计有效覆盖、有效监督、有效服务，对审计风险进行全面管理是当务之急。

一、有效整合内外部审计资源

（一）有效整合审计方法、手段

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是多样的，不可能靠单一的方法解决。现代审计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财务报表审计的界限，向更高层次的管理审计、经济效益审计方向发展。从目前地方开展绩效审计的实践看，确实已经逐步采用新的经济技术论证方法，如价值工程法，净现值法、敏感性分析法等。这些代表现代高技术的方法广泛运用于各审计部门，并初见成效。所以，审计部门也应在借鉴地方审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把现代高技术运用到各审计业务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科学地对审计风险起到抑制作用，更加准确有效地控制审计风险。

（二）有效整合审计治理环境

审计环境包括整个经济的运行环境，如政治、法规政策、条例条令、被审单位的机构设置、制度规定等，这些方面都是引起审计风险的因素。审计部门应该与各业务部门、各主管单位相互协调，综合治理，各职能部门充分合作，才能发挥审计的宏观调控作用，避免因不熟悉某一部门业务而带来的风险，将由于经济环境变动而引起的审计风险压缩到最低限度。

（三）有效整合审计人员队伍

审计风险存在于整个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是审计工作的执行操作者，审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审计质量的高低和审计风险的大小，审计人员素质越高，所实施审计的质量也就高，审计风险就越小。所以要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必须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素质。也就是说，审计风险的形成，很大部分是由于审计人员的不懂被审计单位的经济业务、操作流程等情况造成的。但是，要求每个审计人员都成为具有广泛知识的全才也是很不现实的。有效整合审计人员队伍是一个良好的解决这一供需矛盾的方式，也是短期就能奏效的途径。所谓有效整合人员队伍，就是实现审计小组人员结构的专业化，既有审计师也有会计师、工程师、计算机软件设计师等等。有这样实力雄厚、专业技术力量强的审计队伍，对控制审计的非专业知识风险、尤其是经济效益审计风险方面，都十分有益。

二、建立健全审计法律法规体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关键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落实到审计机关就是依法审计，即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审计条例规定从事审计工作。审计风险很大一部分是由违法违规或执法偏差的审计行为引起的，依法审计提高审计质量，提高审计执法水平，是化解审计风险的唯一途径。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审计风险，必须将审计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审计执法监督权。

（一）提高审计人员的法律意识

在实践中，无论法律法规、审计条例怎样完善，人们设计多么严格的制度约束审计人员去遵守，总会存在违反准则和法规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审计人员对法律法规、审计条例缺乏遵守的意识，对自身依法审计缺乏自律。所以，开展审计工作的前提是熟悉与之有关的法律、法规，审计机关要广泛、深入的开展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增强审计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可以经常组织审计人员学习讨论审计失败的案例，警醒审计人员审计风险无处不在，执业时要保持高度的谨慎。

（二）健全审计监督检查制度

搞好审计工作，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审计条例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基本，加强监督检查则是保障。它对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有积极作用，是防止出现执法偏差或过错，避免审计风险的最后一道关卡。从实践看，在审计任务完成后进行执法的监督检查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各级审计人员对依法审计的高度重视。各级审计机关应从强化内部管理入手，建立完善审计执法检查制度，确保审计各个阶段都能依法进行。依法实施回避、回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备案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化解审计执法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三）建立审计执法个人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任何一种在没有约束机制情况下的权利行使，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产生执法偏差。审计执法工作也是如此。审计人员依法行使审计职权，审计独立性是得到法律保障的。我国审计法赋予了审计执法机关超然独立的法律地位，比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独立性更强。在审计部门内部建立一种个人责任机制是为了保证审计工作的依法进行，把审计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个人责任机制可以把责任明确到个人，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分工，把审计责任落实到机关领导、部门领导和审计组，项目审计实行组长负责制，使审计执法个人责任机制成为其他有关机制的前提和重要基础。

三、丰富审计文化内涵外延

审计文化是一种管理文化。审计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对政治活动和经济生活的管理行为，进而而产生的一种具有管理文化鲜明特征审计管理文化。通过建立完善、有机的审计文化，能够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理顺审计关系。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中需要风险文化作为基础。它是风险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风险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和对风险的认识。并且良好的风险文化为风险管理提供一定的约束和支撑。对于审计风险管理来说，审计风险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会推动审计风险管理的完善，为审计人员不断加深对审计风险管理的认识发挥指导作用。

（一）从思想上充分重视，强化责任意识

要想解决目前审计人员风险意识淡薄，被动防范审计风险的问题，就要先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开展审计风险管理建设的重要作用。思想决定行动，只有先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审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意识到审计风险管理不是浮于表面，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参与，才会在审计工作中加以贯彻实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风险管理意识。大力培育和塑造良好的审计风险管理文化，把风险管理文化融入到审计文化当中，才能使审计人员头脑得到充实，道德得以升华，真正成为审计工作的主人，推动审计事业蓬勃发展。审计已由基础阶段发展到提高阶段，由原来的财务收支审计发展到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等，审计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审计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深化。随着审计风险管理文化的加强和完善，将全面提升审计质量水平，降低审计风险，充分发挥审计的职能作用。

（二）在实践中加强宣传，减少道德风险

在审计实践过程中，各级审计人员和审计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努力宣传审计风险管理文化，提高对风险文化的深刻认识。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意识约束，减少审计人员在实践中片面追求利益而忽视审计风险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从制度、准则等正式约束发展引申而来的一种手段。由于审计风险会给审计主体带来负外部性的影响，有些审计人员躲避高风险审计项目，或者为了利益违背道德原则进行审计，所以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将审计风险管理意识转化为审计人员的共同认识和自觉行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风险管理业务骨干要培养成为审计风险管理文化的业务骨干，在宣传教育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促进审计建立系统、规范、高效的审计风险管理机制。

（三）培养风险偏好意识，提高专业素养

现有许多学者对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审计主体均是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就是认为审计主体能发现所有审计风险，只有在没发现审计风险时才会出现风险规避。但是在审计实践中，审计主体的专业素质、工作经验以及所处的环境等都不尽相同，从而导致风险偏好的不同。从展望理论的角度分析，把获得与损失相对参照时，当审计主体面临获得时倾向于风险规避；当面临损失时倾向于追求风险。所以得出在同等大小的损失和收益之间，与偏好水平相比，人们常常更不喜欢损失。加之现行利益制度的缺陷诱发审计主体的非理性风险偏好，所以风险偏好对审计主体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培养审计主体正确的“风险偏好”，提高审计责任意识，树立“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防范意识与行为准则，形成审计风险管理文化。

四、建审计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一）建立数据库

审计风险管理数据库是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是保存基本信息的记忆库。需要选择包含的数据类型及每种类型应收集的数据量，这些数据类型的多少及数量取决于经济单位认为是否满足的条件。其次，该数据库还需要选择数据的格式、类型以及执行与其功能所需要的直接调用能力。最后，定期检查、修改和补充数据库。

（二）软件和硬件开发

在编制该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软件时，编制人员需要考虑一下原则：第一，可行便捷。编制的软件需要紧密集合审计的实际特点，便于操作，程序简单易学，操作界面友好实用性强。第二，兼容性强。开发的软件兼容基本电脑操作系统，和军审军财工程软件兼容性较强。第三，安全性强。由于的特殊地位，导致信息保密性较强。该软件的安全防护功能要满足信息的安全要求。另外，审计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中最重要的是人，人是提供和解释数据的主体，是设计、组建、维修的关键。所以，要提高审计信息系统开发和应用人员的计算机软件知识。

参考文献：

[1]文森特﹒M﹒奥赖利，巴里﹒N﹒威诺格拉德，詹姆斯﹒S﹒格尔森，亨利﹒R﹒耶尼克.蒙哥马利审计学（第十二版）[M].中信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