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比对工作总结范文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篇1

一、卷烟销售指标完成情况

来安营销部十一月份计划销量1050箱，在上级部门领导的要求下，客户经理需求预测销售量为1159.4箱，实际销售卷烟1147.304箱，需求预测准确率为98.96%，完成计划任务的109.27%，销量同比增加5.6箱，增幅为0.5%;销售收入2338.01万元，同比增加266.55万元，增幅为12.87%;销售毛利525.03万元，同比增加64.28万元，增幅为13.95%;单箱毛利4576.19元，同比增幅为13.39%;单条均价81.51元，同比增加8.94元/条，增幅为12.32%。其中省外烟销售237.964箱，完成计划任务320箱的85.61%，比重占本月销售量的23.88%，销售量同比减少40.31箱，降幅为12.83%，销售比例同比下降3.65个百分点;低档烟计划任务170箱，实际销售了149.776箱，完成低档烟计划任务的88.1%，销量同比下降32.37%。黄山品牌三类烟以上卷烟实际销售424.76箱，完成任务305箱的139.27%，销量同比增加126.328箱，增幅为42.33%，占销售总量比重为37.02%。“双低”品牌本月销售69.444箱，完成促销任务70箱的99.21%，占本月销售总量比重为6.05%。

销售主要特点：

1、卷烟销售总量任务超额完成，销量同比有所上升。主要是本月由于市场卷烟需求量有所增加，社会办事用烟量明显提高，同时营销中心要求本月不予客户增量，大部分客户在市场卷烟需求量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协议量基本订购完，加大了卷烟购进和库存，所以本月总量任务完成率较好，同比也略有增长。

2、低档烟销售任务没有完成，销量同比下降幅度很大。低档烟市场需求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需求量正在逐步减少，并且幅度很大。部分客户有意减少了低档烟的购进和库存，同时在低档烟销售利润低的情况下，客户没有选择替代品牌进行购进，所以低档烟销量同比下降幅度很大。

3、省外烟销售任务本月没有完成，且销售量和销售比重同比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本月省外烟货源紧张，如软玉溪仅供应七天，对省外卷烟销售任务的完成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本月开展主要工作

1、卷烟销售任务完成较好，同比略有增长。卷烟营销中心要求我们在本月卷烟销售量与十月份一样，同比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所以营销要求客户加大了需求预测总量，比原定计划量1050箱多预测了近110箱。同时营销部要求客户经理加强宣传和指导，引导客户加大卷烟的购进、库存量。在公司省外紧俏卷烟货源紧张的情况下，客户经理加强宣传省内同价位品牌，弥补市场的需求。在客户经理的努力下，使得我部本月卷烟销售量同比得到增长，很好的完成了上级领导交办的任务。

2、为进一步推进优秀营销部创建工作，来安营销部加强优秀县级营销部创建资料的整理工作。在市局公司的指导下，我们进一步对PPT汇报材料进行完善和整改。同时对创建工作需要的资料汇编开始着手整理。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县局、营销部领导的亲自过问中，我部继续开展创建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创建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并达到省、市局公司的验收标准，确保通过。

3、本月，营销部按照上半年科技创新工作，选择的“提高网上订货率”为课题的QC小组，开始进行成果汇总，准备在今年底进行成果。按照平时QC小组工作的开展，我部积极对各项工作痕迹化进行梳理、总结、汇编，并制作了成果PPT汇报材料，现已准备就绪，只等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总结时，进行成果，力争使成功成功。

4、按照“全市卷烟零售终端形象集中整治活动的实施方案”的要求，我部本月继续组织实施提升客户终端展示形象集中整治效果评比工作。我部在10月份和11月份分两次对来安营销部八名客户经理，开展了零售终端形象集中整治活动效果评比活动。主要针对客户卷烟陈列展示进行评比，制定了卷烟展示竞赛活动评比表，在每位客户经理上报的20名需要整治客户名单中，随机抽取5户，以每户满分20分，合计100分为标准，由市场经理和信息管理员对所抽取客户的卷烟陈列等活动开展效果，进行拍照存档，最终由营销部经理、市场经理、客户经理对照照片共同打分，整个评比过程严肃、活泼、热烈。通过评比，客户经理蒋友恒、张如安、毛友福三人名列前三名。前三名的同志，在评比后，与其他客户经理交流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使客户经理找出了相互间的差距，使好的工作方法得到推广，为今后工作质量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5、来安营销部始终将卷烟零售终端建设做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开展，按照卷烟营销中心的要求，并在其指导下，我部今年又增加了两户诚信示范店，在11月份中，我们为新建诚信示范店进行招贴的张贴，明示承诺牌上墙，卷烟展示专区的设立和卷烟个性化展示等工作。同时我们将在12月初对两名新增诚信示范店举行授牌仪式，使新增的两个诚信示范店正式进入零售客户“示范店”的行列。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做好诚信示范店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保持诚信示范店的“示范”作用。

6、按照上级部门领导的要求，我部始终加强网上订货工作的宣传和指导工作，确保网上订货覆盖率和成功率得到提高。11月份剔除停歇业客户的影响，我部新增网上订货客户6个，进一步提高了网上订货率。营销部要求客户经理加强对新开通网上订货的客户做好培训工作和电话的沟通、指导，务必使参加“网订”的客户都能熟练的掌握网上订货流程操作，使该项业务顺利开展。通过客户经理的大力宣传和指导，参加网上订货的客户都能较好的利用电脑进行网上订货，网上订货成功率较前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还未达到95%以上，仍需要进一步努力。下一步我部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推进网上订货工作，争取在12月份使网上订货率达到65%以上。

7、本月营销部要求客户经理继续加大“双低品牌”的宣传、推介等培育工作力度，努力提高双低品牌的知名度，使“双低品牌”上柜的规格数量得到提高。营销部在月度卷烟品牌培育方案中，明确制定了按客户价值分类不同的双低品牌上柜规格数量，要求客户经理对照方案要求，加大宣传和推介力度，引导客户购进、销售，努力提高双低品牌的上柜率和上柜数量。通过市场走访和检查，本月双低品牌的上柜规格数量较前期明显上升，客户对双低品牌的认真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

8、为了规范市场信息采集工作，严格执行、落实“市局(公司)卷烟零售终端信息采集工作管理办法”规定，加强市场信息采集工作及市场信息扫码点的监测工作。营销部要求客户经理做好客户的宣传和引导工作，指导市场信息采集点客户如何做好市场信息采集工作，确保市场信息采集的数据准确、及时上报。同时营销部要求客户经理，对信息采集点客户的真实库存要耐心、认真、细致的进行盘点、核对，加强客户的交流与沟通，查看市场信息采集点实际数据的同时，了解和掌握卷烟市场的走势和变化情况。

9、针对前期邮政银行系统的升级、维护，导致目前部分新增电子结算客户货款结算不成功的情况。我们为了减轻配送人员的工作强度和资金的安全隐患，营销部积极与邮政银行联系，查找问题并共同解决问题，同时还要求客户经理及时为那些屡次电子结算不成功的客户变更结算银行，努力提高电子结算成功率。营销部要求客户经理始终加强电子结算工作的宣传和引导，指导客户及时、足额的进行存款，保证客户的卷烟货款能够正常的划拨，使电子结算成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10、本月营销部加强市场走访和检查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客户经理对基础软件资料的填写和上报工作检查，对于出现错误和上报不及时现象及时给予提示和督促，出现的问题纳入到客户经理月度工作质量考核。通过本月对客户经理软件基础资料和市场服务工作检查力度的加大，营销各项工作的质量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营销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力争在上级部门的年度工作考核中取得好的成绩。

11、针对天气转冷，雨、雾天气增多，不安全因素随时出现，营销部加大了安全教育和提示工作力度。利用各种会议的机会，加强客户经理的安全提示和教育工作，要求客户经理在拜访途中，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和“十条禁令”规定，确保安全无事故的同时注意自我保护。营销部还在日常工作中对安全隐患及危险源进行排查，检查中未发现有安全隐患。

三、工作中存在的难题

1、网上订货系统的不稳定，使客户在网订时，出现了不耐烦的情况，很多客户要求客户经理将其订货方式变更回电话订货，还有很多客户干脆要求客户经理帮其订货，给客户经理宣传、解释工作带来难度，工作强度有所加大。

2、电子结算工作由于邮政银行系统的维护、升级，农业银行不予信用联社客户的绑定，使得很多新增客户的电子结算业务不成功，导致送货员劳动强度加大，资金安全隐患增加。

四、下步工作打算

1、认真做好客户元月份订单协议量的需求采集和预测工作，贴近市场，掌握实际需求，确保元月份实现“开门红”。

2、加强元月份卷烟订货时间和周期安排的宣传工作，确保每个客户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订货时间和送货时间。

3、努力做好卷烟销售工作，加强客户的卷烟经营指导，积极消化不合理库存和滞销卷烟，并准备充足的资金。

4、积极开展优秀营销部创建活动，充分准备各项营销工作的基础资料汇编的制作，迎接上级部门的的创建验收。

5、加强诚信示范店的建设工作，加强服务与管理工作，完善新建诚信示范店的后续工作。

6、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的总结，完成营销部QC科研小组的研究课题，确保QC小组活动成果成功。

7、做好营销各项工作的总结工作，查找不足、积累经验，为今后营销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8、加强网上订货的宣传工作，引导客户积极加入网上订货，确保在十二月份内使网上订货率达到65%以上。

9、加强电子结算成功率的宣传工作，在本月内及时解决影响成功率的不利因素，确保电子结算的稳定。

10、加强客户经理软件基础工作和市场服务工作的管理，提高营销各项工作质量，迎接上级部门的考核工作。

11、加大安全教育工作力度，提高客户经理遵纪守法意识，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安全无事故。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篇2

一、建设低碳城市要以发展为前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保定市更是一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城市，无论人均占有财富总量还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2009年保定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300美元，仅相当于英国的十五分之一，相当于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何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降低经济发展带给环境、资源的负面效应，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而非总量降低，寻找到经济社会发展和降低碳排放的最佳平衡点，才是建设低碳城市的关键。

“低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排放特点，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指标值来评判。比如我国能源是以煤炭为主，而法国以核电为主，如果让我国和法国采用同样的二氧化碳指标，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国内，由于自然资源差异和发展阶段不同，让广东和山西采取相同的碳排放指标也是不可取的。同时，“低碳”是一个过程，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不断降低的过程。因此，现阶段保定建设低碳城市的主要思路，就是依托现有基础，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加快发展过程中稳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逐步建成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低碳城市。

总理在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明确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我们认为，这个承诺既展现了我国对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符合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实际能力，是我们制定区域减排的根本依据。据此，保定市结合实际提出了低碳城市建设目标：到2015年，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35％左右；到2020年，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8％左右。这个目标既是积极的，也是可行的。

二、建设低碳城市要以发展低碳产业为支撑

城市离不开产业，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城市排放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有不断降低产业排放强度，才能为低碳城市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提高工业的碳生产率，发展低碳产业，是建设低碳城市的关键。保定市提高工业碳生产率主要有两条路径。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低碳型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保定市实现生产部门低碳化发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要大力发展碳强度较低的低碳产业，控制或限制高碳产业发展，使产业的发展建立在结构不断优化、碳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从保定市现有工业行业构成分析，汽车、新能源行业占工业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全市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可下降0.02吨，同时也要把现代农业、金融保险、科技服务、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碳排放相对较低的行业，作为发展的重点，通过结构调整，不断增加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第二，加快节能技术改造和创新，实现节能降碳。传统产业在保定市产业结构中还占有较大比重，加快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步伐也是实现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电力热力行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工业等行业是保定市二氧化碳排放相对较高的行业，要把这些行业作为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

同时，能源结构的调整对降低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有重要作用。从保定市的能源资源禀赋看，一次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煤炭、电力、石油及产品、天然气等一、二次能源都以调入为主，火电等常规能源在能源总量中仍占有绝对比重。保定市不具备建设核电设施的条件，水电资源也相对贫乏，而地热资源、生物质资源和太阳能资源都相对充裕。因此，保定市能源结构调整的主要途径是围绕本地区的能源资源构成，在国家能源战略指导下，重点发展地热能、生物质能，以及太阳能的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替代常规能源的消耗，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从整体上优化能源结构。

三、建设低碳城市要注重消费领域节能降碳

在注重发展低碳产业的同时，生活消费的节能降碳也是建设低碳城市不可忽视的领域。保定市是一个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在城市建筑、采暖、交通、农村生活等重点消费领域，有许多节能降碳工作可做。

建筑领域是城市碳排的“大户”。截至2008年底，市区现有各类建筑中，节能建筑约610万平方米,仅占建筑总量的15.25%。同时，保定作为一个北方城市，采暖耗能所产生的碳排比重较大，在市区建筑碳排放总量中，采暖碳排量占到总量的69%。因此，保定市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降低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耗。通过对非节能建筑的节能改造、节能电器的推广普及、太阳能和地热能的开采利用等方式，不断降低建筑采暖、热水供应、照明等方面的能源消耗，减少建筑使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二是着力实施集中供热。通过以集约化、高能效的集中供热网络取代传统、低能效的分散式供热设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城市交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样在保定市碳排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近年来，随着保定市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私人汽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碳排放量也随之出现快速增长。分析保定市不同交通出行方式碳排放情况，公共交通是“性价比”最高的交通工具，碳排占比仅为13%左右，却实现了47%的客运性能，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公共交通的碳排量还会进一步降低。由此可以看出，保定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优化交通结构，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倡导公交出行和步行，提高能效水平，调整能源结构等方式，降低交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保定市作为一个拥有近800万农业人口的城市，农村节能减排工作对全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保定全市农村非用电耗能（主要是炊事耗能）占到农村总能耗的83.39%，主要是由于农村生活能源结构单一，效率低下，因而造成了大量二氧化碳排放。推进农村节能降碳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优化农村能源结构，推进沼气、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措施，建立符合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特点的节能体系，降低农村生活领域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通过发展低碳产业和消费领域节能降碳两种方法是“减法”，而通过加快植树造林，提高固化二氧化碳的能力，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就是“加法”。因此，保定市出台了《关于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意见》，加快在城市、农村和重点区域的植树造林步伐，增加森林资源总量，不断增强碳汇能力，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

建设低碳城市，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通过开展低碳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低碳理念在保定市民中已有了较好的认知度。保定市被确定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更提高了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关注度。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低碳教育宣传，加快低碳知识普及，动员全社会力量，从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共同推进低碳城市建设，将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低碳保定”新图景。

作者：中共保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篇3

最低工资制度自从设立开始就一直处于各种争议之中。人们一直担心一个问题:最低工资会不会导致就业的减少，尤其是对弱势劳动者的就业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赞成者认为，最低工资可以确保全日制工人得到足以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年收入;最低工资可以防止垄断雇主剥削包括少数民族、女性在内的非技术工人;最低工资可以促使雇主提高劳动生产率，缓解失业的不良影响。然而，反对者认为，首先，最低工资将增加青少年、女性和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失业;其次，法定最低工资的“溢出效应”将导致未被其覆盖部门的工资率下降;再次，最低工资将鼓励青少年退学;最后，由于大多数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并不生活在贫困家庭中，导致其偏离了减少失业的目标。

从完全竞争和雇主垄断的模型分析来看，最低工资究竟是增加了总就业水平还是减少了总就业水平，在理论上并不明确。数十年来，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评估最低工资对就业水平的真实影响。查尔斯·布朗等人发现，最低工资使青少年工作者的就业减少。最低工资每提高10%会使青少年就业减少1—3%。［4］156但是，这种观点近年来遭到了挑战和批评。新近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水平上升对青少年就业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各项研究之间并未达成一致性的结论。

经济学家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是否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从而消除贫困的观点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消除贫困，但从理论分析来看，这一目标根本没有达到，而且还会有反作用。劳动经济学家普遍赞同，最低工资制度并不是消除贫困的有效政策工具。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反对最低工资制度的声音一直都很大。张五常极力反对最低工资制度，他认为最低工资是一种价格管制，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破坏工商业的分红。最低工资的本意是维护低收入的贫穷工人，结果却使他们找不到工作。［6］吴美华和朱应皋则认为，中国目前并不具备最低工资的实施环境。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借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名义，以达到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使产业结构更加符合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7］

赞成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则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种。乐观派认为，一种合适的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可能会产生三种效应:第一，最低工资制度具有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第二，一个各地区有差别的最低工资限制可能会促进制造业企业向内地转移，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第三，长期来看，最低工资限制可能会强制低人力资本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本的提升。［8］悲观派则认为，目前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没有起到相应的保障作用。都阳和王美艳经过实证研究后认为:第一，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行效果并不好;第二，月最低工资的覆盖率在外来劳动力和本地户籍劳动力之间没有显著差别;第三，不论对何种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言，外来劳动力月最低工资的覆盖情况并不差于城市本地劳动力。［9］黄岩和杨方的实证研究表明，1992—2009年，尽管深圳历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者个人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但对于整个家庭而言则保障不足，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10］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都针对最低工资制度与就业(失业)和消除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之后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保障性程度的影响研究较少。黄岩和杨方只对2009年之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对2010年深圳统一最低工资标准之后的情况缺乏研究与分析。本文试图探讨2010年以来深圳实行全市统一标准之后的最低工资制度能否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2008—2013年深圳最低工资保障标准的变化特征分析

1、最低工资的增长率高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是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一般而言，市场经济国家的最低工资相当于制造业平均工资的40—60%左右。一些欧洲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甚至超过了制造业平均工资的60%。我国《最低工资规定》“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60%的标准。”然而，大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未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40%。基于这一现状，我们对深圳2008—2013年最低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进行比较分析。2008—2013年，虽然深圳的最低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比重均低于40%。其中，2009年的比重最低，仅为24.40%。2013年的比值最高，也仅为30.66%，与《最低工资规定》所要求的40—60%相差甚远。可见，尽管2010年以来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呈上升趋势，但与其他大部分省市一样，离职工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还比较远。深圳最低工资年增长率与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之间的比较。2008年以来，深圳的最低工资增长率波动较大，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则处于稳中有降的趋势。其中，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2009年深圳未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长率为0，远低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在其他年份，深圳最低工资的增长幅度则高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可以推断，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鉴于2013年最低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非常接近，深圳最低工资标准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保障作用仍不容乐观。

2、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衔接比较合理。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为救济收入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的人口而给予一定的现金资助，以保证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福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叫贫困线，是对达到贫困线的人口给予相应补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操作指标。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目的则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占收入分配的比重，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自1997年1月起，深圳开始正式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了方便比较，我们选取有两个劳动力的三口之家为参照对象，通过有两个劳动力就业的家庭与无人就业直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之间的现金收益来审视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的社会保障功能。表2是2008年以来深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数据变化趋势。2008年和2009年两个劳动力最低工资和三家之口最低生活保障的差值保持655元左右，原因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两者均未作出调整。从2010年开始，由于深圳市的最低工资不再划分为特区内的最低工资和特区外的最低工资，政府开始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两者差距开始逐渐拉大。从数据来看，二者差距的拉大，可以缓解三家之口的两个劳动力可以搭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便车”。由此可见，深圳最低工资制度基本发挥了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合法劳动报酬的作用，降低了产生“上班不如吃低保”的制度风险。总体而言，2010年以来，深圳两个劳动力的三口之家的最低工资收入高于直接领低保的三口之家的现金收益，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衔接比较合理。

3、最低工资的增长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长率。在发展经济学中，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也是人们了解和把握该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如果一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随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那么劳动者才算是真正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2008年的深圳最低工资增长幅度比人均GDP增长幅度高13.3%。然而，在2009年遭遇金融危机后，深圳的最低工资和人均GDP增长率皆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2010年，二者的增长率开始回升，直至2011年达到顶峰，其中最低工资增长的幅度达到20%。2012年，最低工资增长率开始下滑，到2013年最低工资增长率已经低于人均GDP增长率。最低工资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最大差距是在2008年，二者百分比之差达到了13.30%。总体来看，近年来深圳的最低工资增长率高于人均GDP增长率，劳动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4、名义最低工资与实际最低工资存在差距。居民价格物价指数(CPI)是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需要参照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单纯以名义工资进行比较分析，则无法消除通货膨胀(或紧缩)给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也无法衡量最低工资在通货膨胀(或紧缩)情况下的真实保障能力。因此，为了避免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因通货膨胀而受到影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需与居民物价指数的调整幅度保持一致。为了方便比较分析，我们将以深圳2010年的物价指数为100的算法，以此来换算出2008—2013各年最低工资的实际金额，即实际最低工资。2008年以来，深圳的实际最低工资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首先，在2008—2009年，名义最低工资与实际最低工资变化不大，且二者差距不大。其次，在2010—2013年，名义最低工资和实际最低工资均有所上涨，不过二者的差距渐渐拉大，其中名义最低工资在这期间上涨了400元，而实际最低工资仅上涨了285元。特别是2013年，深圳名义最低工资的涨幅远大于实际最低工资的涨幅，其中名义最低工资在这期间涨了100元，而实际最低工资仅上涨了53元，二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整体而言，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深圳实际最低工资标准的涨幅低于名义最低工资的涨幅。

5、最低工资低于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是确立最低工资标准时必须参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消费性支出，即指居民以消费者的身份于市场上购买商品和劳务所发生的各种支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国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不断提高，包括消费性支出、财产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购建房支出在内的各项支出全面增长。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的人均消费支出非常高。将最低工资标准与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比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功能。2009年深圳市人均消费支出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值最大，人均消费支出比最低工资少843.84元;2011年二者的差距最小，仅有686.67元。不过，从2012年开始，两者的差距再次拉大，人均消费支出比最低工资少了727.31元;2013年，两者的差距更是达到了801.04元。整体来说，2008年以来的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劳动者个人的基本生活能够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然而，放在家庭这一层次中来看，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难以保障家庭的基本支出，对家庭的保障作用比较有限。

三、结论与讨论

经过上述五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后可以看出，除2009年以外，近年来深圳最低工资的增长率均高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但是最低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仍然低于《最低工资规定》所要求的40—60%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衔接较为合理，而且最低工资标准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低工资的增长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长率，低收入劳动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工资涨幅低于名义工资涨幅;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大于最低工资标准，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虽能满足劳动者个人的基本生活，却难以保障所在家庭的基本开销，最低工资的实际保障力度仍比较弱。

通过对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含4个直辖市)2013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均GDP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深圳的劳动者所享受的劳动收益在国内处于较低水平，仅比大连稍稍多一点。这主要是因为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口结构非常特殊。截至2012年底，深圳全市户籍人口为287.62万，而社会劳动者总数却高达771.20万，而且户籍人口数与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庞大的非户籍人口为深圳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但这些非户籍劳动者却难以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尤为严重的是，最低工资标准甚至成为某些行业(如保洁环卫行业)和企业给出的最高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制度在国外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直到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颁发以后，最低工资制度才渐渐走向规范化。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自金融危机结束以来便不断调整最低工资，并维持在国内较高水平。2010年全市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后，虽然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然而对于深圳特殊的人口结构而言，现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力度仍需进一步强化。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改进深圳的最低工资制度。

一是加大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力度。应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就业状况等相关变量，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保证最低工资标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并使最低工资的调整法治化，让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加强最低工资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

二是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与劳动力结构相适应。由于深圳“人口倒挂”现象严重，非户籍劳动力占多数且流动性大，许多企业的薪酬标准一般以最低工资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与深圳的劳动力结构相适应，以此增强深圳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缓解部分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倒逼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三是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立法层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威慑力。目前，《最低工资规定》仅是一部部级规章，其法律威慑力存在不足。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最低工资法》，并加强地方政府对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监督力度，加大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替代率；结婚概率；总和生育率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6-01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是我国人口和社会福利最为基础的指标之一，它们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社会保障缴费率反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保障支出水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会保障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水平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这里所指的人口结构包括总和生育率和结婚人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导向，但是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人口结构的改变。例如从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角度来看，在剔除由经济收入变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影响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国近些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其得到的结论是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国政府所公布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与此同时，该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实际模拟了我国1972-2008年的人口估算总量，发现中国实际的人口总量比估计的人口总量还减少了约4.58亿人[1]。因此，单以经济收入和政策因素作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解释因素仍略显不足。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的变化对人口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时也使得结婚人数产生了下降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贝克尔（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资本和生育决策之间关系的微观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向利他模型和双向利他模型，开启了社会保障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关系。这种效用研究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收入效应，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数据而难以对该理论进行有效的检验[2]。二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效应。莱恩特（Lainter）将父母的遗产动机同子女对父母的利他性结合起来考查，证明了如果加入年轻人对父母的利他性，特别是子女对父母赡养和赠予要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遗产时，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资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生育水平[3]。埃斯瓦兰（Eswaran）通过纳什博弈分析了生育决策过程中夫妻双方谈判力量的作用，男女双方的不同力量决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决定不同的总和生育率[4]。博尔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降低了总和生育率[5]。霍尔姆奎斯特（Holmqvist）针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1960-2007年的数据作了研究，发现带补贴养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个妇女少生0.5-1.5个孩子[6]。纳蒂亚（Nadia）等人分析了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会降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7]。

社会保障对人们婚姻影响的研究分析指出，社会保障的变化将降低人们的结婚意愿。埃尔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适度社会保障缴费率条件下，人们通常就不会选择利用结婚形式作为维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将会降低OECD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以及结婚人数，并且这种降低的影响不会通过代际转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这些女性选择离婚将不再能够获得丈夫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从而导致离婚女性变得更为贫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维系家庭的稳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对社会保障和劳动供给研究中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劳动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了4.3%-4.9%，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时间的增加将降低女性结婚的意愿[10]。安德鲁（Andrew）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对于男女收入的影响，进而研究发现以上两者对结婚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结婚的意愿，但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会同时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结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家庭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结婚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所带来的效用的降低，社会保障增加并不能很好地维系婚姻，同时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够提高丧偶女性的收入与福利[13]。

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设和基本模型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抚养子女的代际交叠、劳动供给的代际交叠，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际交叠这三种代际交叠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作为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分析的基础模型并扩展该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质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劳动供给的经济体系中，假定婚姻选择除已婚外，其他都作为未婚（包括未婚、离婚以及丧偶）。该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会理性选择孩子数量和质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扩展从孩子的人力资本开始，人力资本模型为Ht+1=A（H-+Ht）ht，H-作为初始人力资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使用的物资资本并假定H0=0，A代表提高知识代际传递的环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用U，并且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pt代表结婚概率，U*m（t）和U*s（t）分别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为：

四、实证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计算方法

对关键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误导，因而有必要予以详细介绍。

（1）主要变量说明。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保障主要沿用了纳蒂亚所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社会保障替代率=社会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会保障替代率需要进行分层计算，普赛尔（Purcell）介绍了具体的计算办法[15]。社会保障替代率的计算需要分为以下两步。第一，计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区分了工作期间的个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个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资年收入表示，所选取的数据名称为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变价购买力，来源：世界银行）。退休人口的年工资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资计算（计算方法来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例如，如果个人在1995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标准为1994年的年工资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没有工资收入，而社会保障替代率事实上反映了对于收入的一种替代关系。

第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计算方法。个人（家庭）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从国家角度看实际上是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因此，个人（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险基金。由于本文选择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涉及东盟各国（不包括文莱），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数据无法获得，为计量实证分析指标的一致性，本文仅选择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作为个人（家庭）社会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在计量中所反映的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JP+2]其他变量说明。第一，结婚概率（MARRY）是作为结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数除以成年人口总量。第二，选择不同阶段的生存概率（π1和π2），π1和π2的上升能够增加n和h的回报率，n和h又涉及消费的跨期替代率，因此会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产生影响。 第三，人均GDP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类似，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也会产生替代效应。第四，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该变量影响结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响了结婚概率，进而影响了总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的收入，将会降低女性结婚概率，影响总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够促进女性的就业，使得女性收入增加，这会降低女性的结婚率，并且影响总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购买占GDP的比重（G），以便于区分开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对婚姻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主要选择中国和东盟国家（未包括文莱）作为样本，统计了上述的主要变量，并且对变量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对所有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

2.主要统计描述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社会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上主要表现在：从中国数据的特点来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长率的总体趋势在不断递增，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结婚概率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在不断下降。从东盟国家数据的特点来看，首先各国的社会保障替代率从1995年开始都在不断地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泰国；其次各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国家为老挝；最后各国的结婚概率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变化最大的国家为柬埔寨。并通过Stata统计软件统计分析了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1）。

从表2可以发现较高的社会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结婚概率的值。确实社会保障替代率和结婚概率呈现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与事实一致，对于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有权获得配偶的社会保障收入时，更有动机和激励去结婚并且很好地稳定家庭婚姻。较高的π1和π2有助于结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够增加青年个体组成家庭的概率。LGDP与LMARRY负相关，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选择行为，也反映了收入与婚姻的替代关系。政府购买支出（G）增加对于维系婚姻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此人们愿意维护婚姻的稳定。女性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越接近1，说明男女比例越均衡，这将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侣的成本方面会降低，使得结婚的成功率会提高。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降低了结婚意愿，女性参与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迟了结婚，因此降低了结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说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间潜在收入的互补性就越大，这能够提高和稳定家庭结构。

（2）总和生育率实证回归结果。表2的后4列是对LTFR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代表了方程（14）的OLS回归，作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代表了方程（14）的GMM回归，作为第二阶段回归。在模型2和模型4中LMARRY（被视为内生变量）与LSEX、LFLFR和LFSCH一起加入模型中进行内生回归。

分析的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替代率与总和生育率是负相关的，这说明社会保障费率的提高将会降低总和生育率，这符合上述的分析。结婚概率与总和生育率呈现了正相关关系，说明结婚人数的增加提高了组成家庭的数量，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选择，已婚家庭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总和生育率。π1和π2的提高通常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结构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家庭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却使得总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抚养孩子将会降低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因此降低了总和生育率。政府购买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会降低总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人们税收负担的加重，这将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数的比例（SEX）增加促进了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会使得结婚的人数增加，抚养孩子是家庭的选择，因此会提高总和生育率。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反映了较高的市场工资，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所以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因此使得总和生育率上升。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障替代率弹性的提高将会导致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弹性的提高。结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适时根据我国国情调整人口政策，虽然减少人口数量会带来人口质量的提高，但人口质量的提高能否补偿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损失还有待商榷。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以此调节总和生育率，使人口结构能够均衡发展，这才是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核心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关法律支持，为保证我国的人口均衡发展，需要相关法律尽快完成以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二，结婚和生育是未来人口发展和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点，因此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良性运行和改善人口结构。结婚与生育是相互影响的，结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结婚人数的提高才能够改善我国目前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与此同时，目前的生育数量将决定未来结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进结婚概率的提高。为此相关政策措施应一起配合来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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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比对工作总结篇5

关键词：贫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地区收入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7-0023-01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这一主要发展趋势不协调的是城镇贫困群体的不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们必须尽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1 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 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1997年达到281万人，2000年达到402万人，2003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 特点

分析2006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06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06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03.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06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 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 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 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 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4）联合社会力量，建立生产自救基地，鼓励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篇6

保定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保定城市建设项目投资行业结构进行数据整理分析，结合保定未来城市建设方向，明确其建设公共项目自身特点。以低碳经济理论及公共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成果为基础，构建并优化低碳经济视角下符合保定实际特点的城市建设公共项目绩效评价体系。

【关键词】

城市公共项目;低碳经济;绩效评价

保定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北京、天津及河北省会石家庄的三大城市的中心，其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展的重要一环。保定城市大建设除了满足经济和社会的物质性发展要求外，更应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顺应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建设发展理念。而要对保定城市建设公共项目建设要落实这一理念，作到合理发展，可持续发展，就要求从低碳经济的视角，针对保定城市建设特点，从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及运营的整个寿命周期内对其进行绩效评价监控。

一、保定城市建设公共项目特点分析

1、城市建设项目行业分析

本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2．0对2010年到2014年五年的保定经济统计年鉴中保定市城镇和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保定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汇总统计等数据信息进行整理统计分析。通过K平均值聚类及个案数据的多因素排序对城市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进行的分类排序。城市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依据年鉴统计分为十九个行业类组，从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到文化、体育、娱乐业，从各年度行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来看，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四个行业组从2009年到2013年五年内每年占比都在74%以上，成为城市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行业组成。其中，制造业城建项目占比最大，连续5年都在51%以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城建项目所总投资比例排第二位，除2012年占比例为6．44%，其余年份均达到8．1%以上，占比排序列在第三位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建项目投资占比平均值在7．8%以上，排序第四位的是房地产业城建项目投资各年占比平均值在6．8%以上。从以上四大行业组的活动形式来看，制造业多为日常生产加工，常以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城建项目包括水利管理业、环境管理业及公共设施管理业多为公共性项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建项目涉及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城市公共交通业、仓储业等行业项目，公共性项目占比较大。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建项目为例进行分析，由数据进一步分析知，这一行业组主要涉及的城项目有:道路运输业、仓储业、铁路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城市公共交通业等几个行业城建项目，其中道路运输业城建项目投资在2009年到2013年五年内，各年投资额占此行业组总投资额比例都在69%以上。铁路运输业城建项目投资在此行业组城建项目总投资占比，2010年到2013年间，在2．90%到6．89%间，但投资额从2010年的25500万元持续增长到54801万元。铁路运输业城建项目的废弃物排放及对周边地区及动植物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但集中在建设阶段，而且还会在运营阶段产生，甚到运营阶段的负面影响会更长且更广。以2015年底建成的津保高铁工程项目为例，路线长180．775正线公里，不设隧道，桥梁长度折合双线占正线长度的65．4%。包括的主要工程有路基、桥涵、轨道、房建工程等，高铁路线穿过多个水源保护区、输水干渠，跨过输水明、暗渠等，建设消用建材有钢材364280吨、木材29300万方米、水泥3685900吨等，各种工程机械设备消耗柴油、汽油、电等能源。铁路工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主要在运营过程，除了占用土地资源，产生白色垃圾，及噪音等方面的污染，破坏周围的植被及动物系统，对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2、保定城市建设方向分析

从保定“十三．五”发展规划看出，保定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保障城为重点，建立“安全、高效、协调、生态、多元”的综合交通系统。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规划将加快火车站和高铁站市政配套工程、标准化菜市场、公共自行车服务等功能设施建设，加强城市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旧城区拆迁改造等项目建设。低碳的轨道交通项目将成为交通建设的重点。增强铁路、公路运输等综合交通能力建设将成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重点之一。

二、基于低碳经济的保定城市建设公共项目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本文遵从全面性、简明性、代表性、科学性、可比性等原则选取评价指标。基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实质，结合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经验及相关学者关于公共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成果，构建并优化保定城市建设公共服务项目绩效评价体系。中央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经验，绩效评价工作贯空于项目的全寿命周期。指标体系由定量和定性两类指标，定量指标由一般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组成，个性指标需结合项目特点及具体目标来设置的指标。湖南大学学者们经过调研，在指导文件所列公共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清析指标选取层次，较深入的设立了较完整的基于低碳经济的公共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体系从项目投入、执行过程、直接产出及项目产生的影响四个目标层，结合项目在建设原材料生产、施工建设运营及拆除的不同阶段特点，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保定城市建设项目的实际特点及城市建设目标、雾霾严重等环境问题治理目标，在城市建筑公共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的设置个性评价指标着重细化项目产出对生态环境破坏及人类健康损伤的影响。基于湖南大学学者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一般性指标调整优化，结合保定城市建设公共服务项目的特点设置个性评价指标。

三、结语

本文基于低碳经济理念来构建筑保定城市建设公共项目绩效评价体系，评价阶段分布公共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在优化前人提出的一般性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保定城市建设公共项目特点设置个性评价指标，形成评价内容的基本面层有项目投入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及设计方案制度;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管理综合绩效、技术应用绩效、物质资源应用绩效;项目产出的直接成果，财务绩效和直接社会效益;项目产生的间接影响，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影响以及造成人类健康损伤方面的影响。但结合保定城市建筑公共项目实际，确定评价体系的各指标的权重，将定性指标量化标准化进行横向比较，进一步简化指标体系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杨雪 马晶 刘顺伶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基金项目:

本文为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题编号201505061)。

【参考文献】

［1］胡芳．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研究［D］．湖南大学，2012

［2］李林，朱沙沙，王雨婧．低碳经济下公共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内涵探析［J］．湖南大学学报，2013(1)

［3］陶晓峰．低碳经济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构建［J］．商业时代，2012(8)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医疗补助; 优化分配; 非线性规划

中图分类号：F840.6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1-0085-05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推行个人医保账户和社会医保账户相结合的医疗费用管理与控制办法。由于受到医疗保险费筹集的制约, 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具有低保障水平的特征, 基本体现在个人医保账户的低额度和社会医保账户用药目录、剂量、开支金额的严格控制。正因为如此, 不少原先医疗费用报销宽松的单位抵制参加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加剧了医疗保险费筹集的困难。如何提高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有效控制成本, 是近几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医疗保险课题组提出由政府作为医疗筹资的主体, 代表患者向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顾昕, 2007)。也有研究尝试建立模拟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运转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对各种费用控制的改革方案进行了模拟和比较分析(王晓燕, 2007)。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进入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内的医疗保障展开的。事实上, 不少医疗费资源宽裕的单位, 在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之外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医疗费用报销福利, 来补偿社会医疗保险的低保障水平。其中不少单位存在着医疗费用开支的不合理或浪费现象。本文针对这些单位提出一种科学方法, 在不降低其职工医疗保障水平的前提下, 通过形成职工自身利益的激励约束机制, 依靠减少不合理或浪费来改进医疗费用开支的成效, 消除对于参加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的抵制倾向, 支持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一、单位参加医疗保险后职工医疗补助优化问题的现实性

单位参加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后，单位和在职职工每月都需要缴纳医疗保险费，依此建立个人医保账户和社会医保账户。在职职工的个人医保账户资金由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共同形成。在职职工个人每月需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进入个人医保账户，单位缴费也按规定比例划入该职工个人医保账户。退休人员参加医保后个人不需要缴纳医疗保险费，本人的个人医保账户资金仅由单位缴费形成。单位缴费按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划入该退休人员的个人医保账户。参加医保后的门诊医疗费首先从个人账户中支出，超额部分原则上由个人承担；住院门槛费自付，医疗费在医保范围和一定额度内的，由医疗保险办公室报销大部分，其余的原则上医疗保险不承担。

由于目前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具有低保障水平的特征, 许多地方政府在出台医保政策时又规定，单位在参加医保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由单位承担大部分费用的原则，自行制定对个人的医疗补助办法。所以对这些单位来说，怎样使单位参加医疗保险后的职工医疗补助优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

二、单位参加医疗保险后医疗费通常的补助办法及其缺陷

根据上述情况，有医疗费资源剩余的各单位，参加医保后自行制定的补助办法各不相同，如有的单位允许职工按比例报销超支医疗费，有的单位每年补助一次性铺底资金或实行医疗费包干等, 也有的单位不制定补助办法而事后由会议决定具体处理办法。一般是实行简单按比例报销的方式：职工的医疗费超出能够由社会医疗保险负担的部分，按比例报销。例如某单位对此规定，在职职工由单位报销90%，退休人员报销95%。这种办法的优点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操作，缺点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报销工作量大。因为个人医保账户的资金额度低，绝大部分职工的医疗费都会超过，每月补助报销的工作量很大。二是不同年龄段职工医疗费负担的相对不平衡问题较突出。年龄大的职工医疗费超支多,个人负担就多。三是不利于节约医疗费开支。由于大家都超支,超支的大部分医药费由单位报销，个人只是承担少部分，所以多开药、超出医疗需要开高档药、为亲友开药等情况很普遍。

三、单位参加医疗保险后职工医疗补助的优化原则、模型及求解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把超支简单按比例报销的通常补助办法, 改进为按超支不同年龄段职工医疗费限额的比例报销。这样改进的关键是, 把超支的衡量标准从能够由社会医疗保险负担的金额, 改为本单位确定的不同年龄段职工医疗费限额。其实质是,依靠科学的方法确定不同限额, 形成职工自身利益的激励约束机制, 控制和改善医疗费使用效果。鉴于真实的医疗费支出属于个人基本的必要支出，立足于解决那些医疗费支出真正多的职工困难，我们确定不同限额的原则是：使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医疗费支出，扣除能够由社会医疗保险负担和得到的单位医疗补助后，实际最终自付医疗费占工资的比重尽可能相等。激励约束机制是, 如果限额节余, 也把节余部分以现金补助给职工本人。

在医疗费总额资源约束下，定额补助标准和超支报销比例是相互影响的。如果划定的定额补助金额多了，可用于超支报销的剩余金额就少了。但为了便于比较优化的结果和被接受,我们在模型中把超支报销比例取为所涉单位过去实行的给定值。又由于职工医疗费支出一般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多，因此我们在模型中采用等差数列的形式确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定额补助标准。我们希望达到的结果是：通过科学地设定不同年龄段职工的限额补助标准，使得各个年龄段的大部分职工医疗费既不超过补助的限额，也没有过多节余，少数职工医疗费确实超过限额，也能够获得比较满意的超支报销，从而使有限的医疗费资源按照社会保障的实需原则得以优化使用。这样，单位参加医疗保险后职工医疗补助的优化问题，就具体转化为按照上述确立的优化原则，在既定的医疗费资源约束条件下，确定对不同年龄段职工的限额补助标准问题。

考虑到退休人员的工资性质与标准都与在职职工有很大差异,而且退休人员超定额医疗费报销比例大，在模型中就不把退休人员实际最终自付医疗费占工资的比重作为直接求解变量，而是通过按年龄段分组关系和总的医疗费约束条件间接求解。构建最小二乘法意义下的非线性规划模型如下：

为使计算结果有实际意义，在测算过程中，可以增加一些约束条件，如为了保证限定额补助不低于个人账户金额，可以确定最低年龄段的限定额补助等。

四、职工医疗补助优化模型的一个实例求解结果和实施成效

我们概括某个单位的2005年度个人门诊医疗费数据，对2006年的医疗费优化限定额补助进行了模型求解。实际经过6～7次迭代计算，就得到了一个满意解。

预算2006年该单位扣除缴纳地方医疗保险机构统筹后剩余能支配的医疗费总资源为222万元。实际计算过程中，用2005年的实际医疗费数据作为2006年的预算职工医疗费数据，并预测了2006年的职工工资,同时增加最低年龄段的定额补助不低于1100元、超支职工人均定额补助在2000元与2100元之间等约束条件。计算结果见表1与表2，其中年龄段共分为表1中所示的9组。解出的主要参数是定额补助基数b1为1100元;按职工年龄段等差递增的公差d为333.02元；各年龄段超支在职职工最终个人自付医疗费占本人工资的比重u超在均为0.65%。

根据以上模型计算出的结果，在能支配的医疗费总资源222万元当中，用于限定额补助125万元，用于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超限额报销72万元，剩余医疗费25万元。在职职工超支需要报销的为190人，占在职人数的47%；退休人员超支需要报销的为54人，也不到退休人员的一半。报销工作量可以大幅度减少。

以上计算结果，经过该单位职工的广泛讨论获得赞同，该单位据此制定的参加医保后实施限额补助与报销的方案从2006年起实际执行，仅仅是将公差d取整为300元。从2006年1年执行的情况看，取得了单位、个人、医保机构三方共赢的效果。

2006年，该单位实际在职职工420人、退休职工126人,总共546人参加地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对个人的限额补助合计124.06万元。补助限额有节余的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共获得限额补助结余现金16.8万元。从不降低职工原有医疗保障水平考虑，超补助限额报销的医药范围也维持参保前的不变，不限于医保规定药品目录和项目。参保人员中有31%的在职、退休职工超补助限额分别报销90％、95％，单位报销支出80.89万元。单位最后用于限定额补助和超限额报销共204.95万元，控制在预算安排能支配的医疗费总资源222万元以内。发生超补助限额报销的在职、退休职工共171人，低于上年的报销人数290人，也低于模型计算出的表2中的244人。地方医保基金从该单位缴费实际筹得资金81.67万元，扣除该单位参保职工大病及住院18人在医疗统筹机构报销20万元，从该单位获得净贡献医疗保险基金61.7万元。而该单位在向医疗保险基金净贡献61.7万元的情况下，全部医疗费支出仅比上年多10万元，与补助限额节余16.8万元相比，全部医疗费支出实际净减少6.8万元。综上结果，在丝毫没有降低职工的原有医疗保障水平的前提下,该单位通过参加地方医保后科学地实施限额补助与报销管理，不但大大减轻了工作量,而且有效提高了医疗费使用效果，减少了浪费，实现了单位、个人、医保基金三方共赢，获得总收益68.5万元。

五、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的方法和模型适用于那些医疗费资源相对宽裕的单位。这些单位有能力在参加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后，按政策规定在单位内实行职工医疗补助, 以弥补社会医疗保险的低保障水平之不足。由于一般单位都按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安排福利费, 而福利费可以用于职工医疗补助, 所以能够在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外实行职工医疗补助的单位, 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单位可以通过职工医疗补助优化, 形成职工自身利益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不降低医疗保障水平的前提下, 靠减少虚高的医药费开支和浪费, 获得单位、个人、医保基金三方共赢的结果, 消除对于参加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的抵制倾向。单位进行职工医疗补助优化的参数, 需要依据本单位职工的医药费开支数据计算得出。配合实施职工医疗补助优化, 单位需要依托计算机技术,做好医药费开支数据和超出社会医疗保险目录用药及项目的记载和分析, 逐步形成本单位的用药及项目目录和控制用量标准。

参考文献:

顾昕. 2007.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新探索［R/OL］. 省略/cpipphtml/guxin/index.htm.

王晓燕. 2007. 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方案的系统动力学模拟［J］. 财贸研究(4)

Optimizing Medical Subsidy to Staff in Institutions

While Employees Participate in Social Medicare

TAO Weiqun1 LIANG Bin2

(1.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Nanjing Branch, Nanjing 210004;

2.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efei Central SubBranch, Hefei 230022)

Abstract: How to improve social medicare efficiency and control the cost is a hot topic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support and perfect the social medicare without lowering the medical level, through employees′ selfst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system and reducing unnecessary expenditure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s of optimizing special subsidy to staff in institutions while the employees participate in social medicare, and made up a model of nonelinear programming.

Keywords: medical subsidy; optimizing distribution; none linear programming

低保比对工作总结篇8

关键词：居民收入　经济发展　同步对策

2011年“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1997年开始，居民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虽然均有所上升，但居民收入增长开始慢于经济增长。因此，在“十二五”期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大跨越的同时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的目标，任务仍然艰巨。

1.湖北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现状

1.1湖北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变动趋势的总体特征

①居民收入增长由快于经济增长变为慢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以1997、2008年为分界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阶段（1979年-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均较大，但总体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二是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阶段（1998-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起伏比较平缓，但总体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速。三是居民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均有所上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显著提高阶段（2009-2011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低于人均GDP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人均GDP增速。

②湖北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一直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靠后。2010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6058元和5832元，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51元和87元。我省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1978年的17.4元扩大到2010年的3051元。

1.2湖北省居民收入增长内部结构变化特征

从收入来源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均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城镇居民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而农村居民以经营性收入为主。

①城镇居民收入内部结构变化特征。从总量看，各块收入均呈不同程度增长；从比重看，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转移性收入比重持续上升，财产性收入比重基本不变，经营净收入比重有所提高。从横向比较看，湖北工资性收入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转移性收入比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比重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②农村居民收入内部结构变化特征。从总量看，各块收入均呈不同程度增长；从比重看，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上升，家庭经营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转移性收入比重略有提高，财产性收入比重基本不变。从横向比较来看，湖北家庭经营收入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6个百分点，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比重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6、1.6、2.4个百分点。

2.湖北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原因分析

2.1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

一是现有分配制度不利于居民收入份额提高。在初次分配环节，企业劳动者报酬未随利润的增长同步提高，导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在再分配环节，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不健全使工薪阶层负税比重过大，对高收入者调节不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对中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不够。

二是“一大二重三小”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效应不强。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带动效应逐渐减弱，就业弹性由1981年的0.448下降到2010年的0.043。2010年我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3.4:48.7:37.9，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分别为-0.143、0.122、0.120。湖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第二产业内部重化工业比重较高，吸纳就业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规模偏小，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不足。

三是“国大民小”的企业结构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难以提高。湖北省国有经济份额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同时，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职工收入高于其他企业，但劳动收入占比较低。此外，由于大部分超额利润没有纳入国家财政收入，使收入分配的“天平”更加向企业倾斜。

2.2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是职工工资未随企业效益同步增长。1978-2010年，湖北省平均工资年均实际增长6.0%，比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低4.1个百分点。2010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是1978年的93.2倍，而职工平均工资仅为1978年的48.4倍，工资增幅仅为利润增幅的一半。同时，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不到一半，拖欠工资现象普遍；参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3%，社会保险水平明显偏低；有42.1%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

二是创业环境不优制约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市场准入障碍、融资难、市场无序竞争等突出问题阻碍了私营企业、个体户发展，导致湖北省私营经济规模偏小，产品结构单一，合作度低，影响了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同时，湖北农业大而不强导致农业生产效益低下，2010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同农业总产值的比率为1.25:1，低于全国1.7:1的比率；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减灾能力偏弱，使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

三是房价上涨、农村土地自由流转、金融投资受限,制约财产性收入增长。房价逐年攀升增加了贷款利息支出，挤压了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来源途径较窄，居民对收入、消费、投资预期的不确定，不利于居民财产保值增值。

四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转移性收入水平不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覆盖面较小，大部分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养老保险，农村低保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相较而言，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但现有养老金、养老保险缴纳门槛高、待遇低，制约了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长。

3.实现湖北省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对策建议

3.1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不断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

一是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经济发展是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带动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支出的增加，又会从需求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因此，要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全省经济科学发展，为居民收入增长奠定基础。其次，要做强投资这个关键支柱，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在资金投向和项目安排上，加大对二、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同时，注重投资由“偏重规模速度型”向“注重结构优化型”转变，以结构优化增强吸纳就业能力，扩大就业规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再次，要突破性发展轻纺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扩大就业规模。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以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为重点，打响品牌、突出特色。

二是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增强就业吸纳能力。首先要完善服务体系。在市场准入方面，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积极构筑中介服务平台，及时提供信息、咨询和中介等专业化服务；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其次，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扶持力度。加大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税收扶持力度。再次，提升发展水平，促进民营企业做强做大。

三是健全劳动力市场，大力促进就业。巩固发展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完善运行机制，形成法制健全、运行规范、竞争有序、调控有力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缓解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

3.2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增加工资性收入

一是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探索制定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收入增长指标与国民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相挂钩，同时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形成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相匹配的增长机制。

二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标准的确立要充分考虑基本生活费用、就业水平、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失业率、社会保险费、失业保险金等因素。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评估机制，定期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合理评估。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规范劳动关系，加强合同管理，鼓励劳资双方就企业的内部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工作时间、加班酬劳、保险、医疗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

3.3发展优势农业，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一是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提高经济作物在种植业中的比重。打造名优品牌，开发名优产品，提高水产养殖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优化水产品品种结构，发展规模养殖与特色养殖。

二是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增加非农产业收入。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壮大一批带动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完善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社通过设立风险基金、利润返还、股份合作以及提供生产基金或预付定金、优惠供应良种、资金承贷转贷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全省农业产业化信用担保体系，放宽融资条件，实现对信誉高、效益好的加工龙头企业的专项贷款由抵押方式向授信贷款方式转变。

三是加快发展先进的农业服务业，拓展农业增收功能。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业，建立新型农产品销售市场体系。加快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农业，培植现代农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3.4拓宽保值增值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

一是构建积极自主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机制。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免除上市公司股票投资者现金分红所得税，按一定比例收取股票投资者资本利得税，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每年度按不低于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一定比例派发现金股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增强现金分红动力。

二是规范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构建合理的住房供应体系，合理确定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的建设规模和结构比例。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房地产市场统计、分析和监测，稳定市场预期。

三是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创造多元化投资平台，引导居民不盲目投资股市、债券、基金、保险市场，根据自身实际作出选择。加快用地制度改革，大力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继续规范征用农村土地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3.5完善社会保障能力，提高转移性收入

一是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省级配套支持力度。通过征收资源税等方式，增加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分红,将其用作社会保障基金。加大社会筹资力度，通过发行社会保障债券、福利、社会募捐等途径筹集一部分资金。重视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二是以“提标扩面”为重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健全省级调剂金制度，加大基金调剂力度，加快提高统筹层次。加大地方政府投入力度，实现全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增设缴费档次，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居民需求。完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全省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的最高支付限额，降低住院起付线。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机制，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

参考文献：

[1]张涛.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竞争力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2]王远鸿.居民收入增长应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匹配[.财会研究2010，(7)

[3]万广华等.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和证据[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6

作者简介：

华娇（1981-），女，湖北松滋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陈 蓉（1978-），女，湖北荆州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