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条属于经济手段。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经济法律都强调了“完善宏观调控”这一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1〕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2〕拙作：《经济法新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页。

〔3〕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4〕〔7〕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页、第6页。

〔5〕张尚zhuó＠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6〕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6年3月17日）。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200*年8月26日到9月4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如何使环境保护与发展并行不悖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老牌发达国家早年依靠对外掠夺和殖民性移民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它们来说，今天面临的只是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生存问题，其次便是在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如何克服人炸、资源耗竭、环境恶化这三大难题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是鉴于发达国家至今仍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源头，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改善和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承担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增强全球管理意识，转变发展战略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对“全球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实，也许会严重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协调行动，理论上的反思和转型是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各国在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前提。

一

这里有必要先澄清生存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样几个概念问题。生存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才谈得上发展。亦即“当基本需要有了改善，经济进步使得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个人有了较强的自尊意识，物质进步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这时才是有了发展。”（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瑟尔瓦尔在作这一阐释时借用了古莱特(Goulet)的发展概念，但是在古莱特那里，生存(life-sustenance)与自尊(self-esteem)、自由(freedom)一起构成了发展(development)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也就是说生存不是与发展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从属于发展的子概念。参见D.Goulet,TheCruelChoice:ANewConceptontheTheoryofDevelopment,NewYork:

Athenaeum,1971.）同样道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是同生存与发展类似的两个概念，如果以某一时点为基点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那么就可以说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比如一块10公斤重的蛋糕10个人分1个人可得1公斤，后来蛋糕做大到了20公斤重但却是20个人来分，1个人还是只能分得1公斤，虽然总量扩大了1倍但人均占有量并没有增长。这个例子还启发我们，谈论发展不能不考虑人口规模。而且人口的作用是长期的，它还会通过其结构和质量的变动对经济发展构成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人口经济学已经作了全面的研究。

在马尔萨斯之前，主流的观点一直将发展与人口的增长相联系，以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上交国家的税收增多，从而国富兵强。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广和物质资本地位的上升，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作为消费者的作用开始凸现出来。于是物质资料的增长能否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就成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应运而生的马尔萨斯主义对此给出了悲观的看法，并把饥饿、失业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这一观点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被其继承者作了重新论证，仍然错误地用于说明战争的根源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象。不过由福格特(WilliamVogt)、汤普森(W.S.Thompson)、赫茨勒(J.H.Hertzler)和埃利奇(P.R.Ehrlich)等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出的“人口压力”(populationpressure)说和“人炸”(populationexplosion)说也为科学的“适度人口”(optimumpopulation)论补充了新的营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视野延伸到了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注：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W.S.汤普森：《人口问题》，1953年英文版；J.O.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1956年英文版；保罗·R.埃利奇：《人口、资源、环境》，1970年英文版。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后当人们认识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时，争论的焦点由人口增长转向了经济增长本身。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兴起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经济增长的大辩论，以同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的福雷斯特(JayW.Forrester)和梅多斯(D.H.Meadows)及其他罗马俱乐部成员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的话，由于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加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通过实现人口和工业投资的零增长来达到“全球性的均衡”（注：福雷斯特：《世界动态学》，1973年英文版；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美国伊利诺里大学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授西蒙(J.L.Simon)和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康恩(H.Kahn)及该所其他研究人员为代表的一方对增长极限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供人类使用的能源和资源会越来越多，食物的增长也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无限的空间（注：H.康恩等：《下一个200年》，1977年英文版；J.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便是激起了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反思和对新的增长方式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以往将增长与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认识。

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织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步流行开来，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这一概念的含义明确表述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注：C.S.SmithandG.T.McDonald,1998,Assessingthesustainabilityattheplanningstage.

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52:15）将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系统负荷能力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来，意味着发展从一个代内的问题扩展到了代际的问题。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这一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终于，到1992年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两年后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作了重要的补正。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人们对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人本身，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宣传《我们共同的未来》主旨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今发展面临政策、市场和来自自然科学的三大危机，故而必须重新定义发展的内涵，亦即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扩展人类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以期尽可能平等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注：J.Dales,1998,NewDirection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UNDP。）。学者们强调的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注：M.MunasinghaandW.Shearer,1996,Anintroductiontothedefiningandmeasuring

sustainability.TheBiogeochemicalFoundations,NewYork,19-56.），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在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注：戴维·皮尔斯：《世界无末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并且，在经济体系和生命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繁荣（注：M.MunasinghaandJ.Mcmeely,1998,KeyConceptsandtechnology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概括起来说就是：就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言，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另一部分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这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后代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非人类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因此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和可持续性一同构成了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二

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及其已经明确了的相关原则已成为各国相约遵守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战略。新近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地球峰会汇总和充实各国自主实施的计划内容，将进一步增进各国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但是真正贯彻实施这一战略目前还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个障碍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缺乏成熟的理论作指导。首先，虽然经济学家们循着庇古(A.C.Pigou)的思路对众多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庇古提出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的基本理论；科斯解释了最初权利怎样以各种途径分配；阿罗解释怎样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斯塔雷特曾指出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麦肯齐提出了关于存在一个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均衡的第一个理论；沙普利和舒贝克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心。参见：Sidgwick,H.,1887,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2[nd]end,London:Macmillan;Marshall,A.,1890,PrinciplesofWelfare.London: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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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marketversusnon-marketallocation.InJointEconomicCommittee,TheAnalysisandEvaluationofpublic

;Expenditures;thePPBSystem.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47-64;Starrett,D.,1972,Fundamentalnon-convexitiesinthetheoryofextemalities.JournalofEconomicTheory4,180-99;Shapley.L.andShubik,M.,1969,OnthecoreofaneconomicsystemWith

externalities,AmericanEconomicReview59,687-9.），并正确地将这些问题的存在归因于市场机制的缺陷，然而迄今为止的各种解说和内在化思路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次，像人口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虽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部分原理，但尚未整合成一个利他主义或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来取代主流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因而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再次，沿用至今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并不反映环境成本和资源耗减，而联合国倡导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尚未建立起来，这就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另一个障碍是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球范围内的协调行动比较困难。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微观的经济主体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不仅体现为当代人的环境污染，也体现为后代人将会面对的生态灾难。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要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但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和经济主体利益的独立性使得彼此间的合作机制难以确立，“搭便车”的行为难以避免。如何摆脱“囚徒困境”，需要一种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制度创新。目前在克服南北对立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尝试。由于先进工业国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过去100年中占世界人口20%的工业国制造了全球60%促使气候变暖的碳氧化合物，1990-1999年仅美国排放的碳氧化合物就占了全球总量的30%（注：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保护气候：领导还是僵局？》，2001年，华盛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理应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后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作了不同的规定。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尽管遭到了美国的抵制，与会各方还是达成妥协就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措施形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从而使各国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深刻理解外部性问题是理论界思考这方面制度创新的突破口。研究表明，对付外部性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要让政府更多地承担起责任。还是以控制能源消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例。首先，政府应当改弦更张，取消对矿物燃料庞大而又隐蔽的补贴，那些先进的工业国应当率先将“碳税”引入本国的能源消费领域，并严格禁止将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短期内可考虑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技术援助；其次，政府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加大对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民间投资，推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政府要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说服企业和民众“不能仅仅因为房子还未被烧毁，就说买保险纯属浪费”。要想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变成各国企业和民众的自觉行动，就得使全球管理意识通过宣传和引导深入人心。

三

中国政府为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同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此后，中国又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内容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2001年通过的“十五”计划中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这说明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尚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后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讨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维持多少人口的生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保障多少人口的发展？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重点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平衡问题。研究表明：地球上的潜在可耕地已经非常有限，现有的耕地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因而未来粮食生产的增速将会有所放慢，但是总体上看食物供应的增长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只要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处于可控制的状态，只要确立起公平合理的农产品贸易机制，只要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且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那么由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在地区上的不对称引致的局部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也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食物保障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是在用世界7%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养活世界21%的人口，而从目前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形势和未来可能的粮食进口量来判断，对我国的食物保障前景依然可以得出比较乐观的结论。不过粮食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食物安全，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自己的农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尽管经济适度人口仍然是一个难以准确计量的抽象概念，但适度的人口规模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只是这种境界只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从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同样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人口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并使现有的人口能够分享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果实。但是，一方面，人口增长有很强的惯性，另一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并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理想境界还需要付出很长一段时期的努力。

传统观念认为“人多力量大”，以为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就多，从而生产总量就会相应扩大。殊不知，只有与资本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力，而资本不足恰恰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对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进行的预测表明，中国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显性的、隐性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且由于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和人口总量的惯性增长，这一现象在若干年内会变得愈发严重起来。应对这种形势，政府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以使这些失业人口不致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二要确保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满足新增的就业需求。从趋势上看，未来可行的扩大和深化就业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疏导非正规就业部门，拓展服务业就业领域；(2)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和利用生物技术，尽可能地消化农村隐性失业人口；(4)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5)开放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6)加强学校教育和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建立职业介绍信息网络，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以上途径多管齐下，可望将失业率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不过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失业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特别是忌讳通过减少就业市场的刚性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由此实现的比较高的就业率可能会牺牲工作质量。有许多理由要求逐步改善职工的劳动标准，至少应通过大幅度提高失业人员和城镇贫困人口的补助金标准，来确保现有的已经显得过低的劳动者福利水平不致因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降低。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具有劳动能力、劳动愿望、就业岗位并符合法定的劳动条件；但人口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生产满足可供全体居民需要的消费资料，都必须使消费资料生产同生产资料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研究表明，人口众多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单是这一点就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时中国能够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严重制约，过低的消费率使得在国内市场商品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难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出了国际警戒线；第三是居民收支预期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的分配；第四是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和加入世贸组织后预期的供给面的变化，助长了居民持币观望的倾向；第五是消费环境欠佳，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或者限制了居民的消费；第六是人口基数不断扩大，制约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和投资是一对矛盾，投资率过高会缩小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在消费品市场已经明显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盲目的投资扩张无疑会造成更多的产品过剩，进一步激化市场的供求矛盾，甚至导致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陷入萧条局面。然而投资增长率过低又势必影响景气的回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引导投资流向有需求前景的地方。在消费方面，要因应居民消费呈台阶式增长的客观规律，摒除消费限制，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预期，推动消费升级。要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在分配上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三分之二左右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这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的比重尚不足四成，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对扩大有效需求意义重大。为此，一是要适应市场需求，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二是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三是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适当的政策给予农业必要的扶持和保护。总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长期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的最有效措施，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于以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当然，至此为止我们讨论的消费还仅限于生活消费本身，这对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与此相关的副产品、负效应，并且将话题由生活消费延伸到生产消费领域，因为生产领域在贡献了消费品的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能源、消耗着资源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从现在起就必须选择那些既有益于人类健康、又不影响资源永续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一个社会中，消费者的数量总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人口学将尚未进入或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那部分人口称作从属年龄人口。很显然，这部分人口的比重越大，社会负担水平越高，越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以致社会抚养比的变动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中国在20世纪末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是速度快，从成年型结构到老年型结构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约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完成这一转变仅用了20年的时间；二是呈加速推进之势，2010年后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三是达到的水平高，1995-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从高出2岁会扩大到高出近6岁；四是绝对量大，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五是城市快于乡村，东部快于西部。总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高收入国家遇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其所拥有的资金只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配置好资源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自身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何况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在为如何避免退休金制度陷于崩溃而大伤脑筋，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以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拉美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养老金改革风潮，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目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但是新体制的顺利推开还有待于政府切实解决转轨资金缺口问题，从而使个人账户名副其实。同时还需要开源节流相结合，真正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开源”就是要寻求新的筹资渠道不断充实社保基金，还需要以企业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养等多种养老方式作补充；“节流”就是要因应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

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类型转变是用3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逾百年的历史的话，中国人口就业结构的转换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并表现为人口城乡结构较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落后了十几年至几十年之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按GDP水平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与国际标准模式基本处在同一水平，此后与国际标准模式的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大；若按工业化水平衡量，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在工业化初期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此后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走势与国际标准模式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即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工业比重的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相分离；其次是因为中国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不发达，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并未带来该领域就业比重的同步提高；第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之间，就业结构是个中介环节。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城乡分布就比较合理；就业结构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人口的城乡分布就会陷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使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异常困难，并直接影响到该经济的可持续能力：一方面，第一产业会因冗员过多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进而农民受比较利益低下的制约收入增长困难，农村市场贡献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而且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还会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以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力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预计这一趋势会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叶。目前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我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路子，还是走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路子。力主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观点强调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相反的主张则强调城市化的成本和所谓“大城市病”。事实上城市规模的扩张很少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从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水平低、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的任务特别重的现实出发，有必要在积极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合理规划小城镇，力争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完善的集约化的全国城镇体系。

城市化是改善人力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上说，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关注的重点是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知识经济时代关注的重点将转向人口的质量，可以说，未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将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创新能力，而后者又完全是由该国的人力资本条件所决定的。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严重制约了增长方式的转换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至今仍有8500万文盲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每年仍有100多万适龄儿童不能够入学，中等教育入学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只有10.4年，农村不到7年；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只占不到4%（1997年），企业职工的技术等级相对较低，而且知识面窄、技术单一，用人不当、浪费人才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农业比较效益越低越是向外排挤那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者。大量的经验证明人口文化程度具有生产率效应，劳动者文化程度高，其劳动技能就强，对新技术的反应也就更加敏感；而且文化水平的高低还直接影响到劳动者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从而走向成功的能力。中国人口素质低下不但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还制约着国民科学素养的改善、科技人才的数量进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1.4%，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鸿沟；中国科技人才奇货可居，而且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就是这有限的人才资源也面临着向发达国家不断流失的威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是由国外的投资和产品来驱动的，技术进步一直以引进和跟踪模仿为主，原始性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而原始性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国家在世界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可见，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人力资源是一大瓶颈，而克服人力资源束缚的关键在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首先是要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其次是要深化高教体制改革，推动高教大众化进程；第三是要推行素质教育，倡导终身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第四是要通过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在人才流动中化被动为主动；第五是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投资营养健康，改善全民的身体素质。总之，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知识型社会，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将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只要我们的人口具备了与新时代的需求相适应的身体素质和科学素养，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信息时代的全球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G258.2-3［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1-0065-04

1 引 言

公共图书馆作为大众终身学习的场所和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播科学知识、开展社会教育、提升公民素质等重要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设施条件不断改善,队伍素质日益提高,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信息保障与文化支撑。［1］本文利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2001―2010年10年间我国在公共图书馆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进行年文量、核心期刊载文量以及研究主题等方面的统计与分析，试图揭示近10年来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学术成果、研究主题倾向等，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2 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题名”为检索途径，选取“公共图书馆”为检索词，时间限定在2001年至2010年。同时，为了提高检全率，选取了全部期刊；为了提高检准率，将匹配限定到精确，同时剔除那些属于通知、会议、纪要、讲话、征稿等非原发性论文,统计出共有相关论文4 813篇。

2.2 处理方法

主要借助Excel作为数据分析处理工具,采用信息计量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近10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的发展规律。

3 数据分析

3.1 文献增长规律分析

国内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晚，但进入21世纪之后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笔者统计到的4 813篇论文的具体年代分布见表1。

表1的统计数据表明，论文的年度发文数量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递增态势，尤其是2006年、2007年和2009年发文增长速度更为明显，平均年发文增长率为3.0%，而2010年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量达到972篇，约占10年间发文总量的20.2%。这说明现阶段公共图书馆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和农民工服务、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的服务以及公共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评估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已成为公共图书馆工作的亮点。

3.2 核心期刊载文量分析

在CNKI中以“期刊名”为检索途径，期刊范围限定在核心期刊，确定在核心期刊上刊登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1 154篇。通过对检索到的1 154篇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得出载文量较多的前10种核心期刊及占核心期刊总载文量的比例（见表2）。

表2中的数据显示，公共图书馆研究论文仅在《图书馆论坛》《图书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杂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5种期刊上刊登的数量就占在所有核心期刊上刊登论文总数量的62.1%。这5种期刊在公共图书馆研究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很重要，同时也促进公共图书馆领域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从表2还可以看出，载文量较多的前10种核心期刊均属于图书情报类专业的期刊，这说明国内关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图书情报界。

3.3 主题分析

主题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共图书馆研究领域的热点与重点，有利于了解公共图书馆目前研究的现状和水平，帮助研究人员正确地预测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与方向。运用内容分析法，笔者对检索到的4 813篇研究论文进行微观主题分析,运用Excel处理后,将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分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公共图书馆管理、公共图书馆工作、公共图书馆功能、公共图书馆建筑（馆舍建筑标准）、公共图书馆发展、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公共图书馆事业、公共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精神（公共图书馆的思想、精神、价值以及理念）、公共图书馆运动和活动、其他类型的公共图书馆、技术应用、公共图书馆其他问题研究内容14个主题。如果从宏观角度将上述14个主题再进行分类，又可以分为下面6个方面：公共图书馆管理、公共图书馆工作、公共图书馆精神、公共图书馆建设、先进技术在公共图书馆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等。

3.3.1 公共图书馆服务主题分析

（1）弱势群体服务主题分析。自2001年“弱势群体”作为外来词引入国内，国内图书馆界对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研究日益显著。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尚未有权威的定义，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有以下10类群体：下岗职工、困难企业职工、城乡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群众、受灾地区群众、体弱多病的离退休人员、孤寡老人、特困户、未成年人、伤病残人等。［2］由于近年来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理念以及对农民、农村、外来工、农村留守儿童等的重视，笔者也将这些特殊群体归入到弱势群体当中进行统计、研究。

基于以上定义，在统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论文中，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论文共有384篇，约占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论文总数的31.3%。公共图书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益机构，而弱势群体是公益机构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弱势群体服务是公共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论文中关于为农民、农村、农业以及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的论文有134篇，约占为弱势群体服务论文总数的34.9%。为身体残疾的弱势群体以及老年读者服务的论文数量分别是141篇和36篇，分别占为弱势群体服务论文总数的36.7%和9.3%。统计数据表明，为身体残疾的弱势群体服务的研究仍然是2001~2010年10年间的研究热点。随着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导向，服务农村已成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工作，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今社会公共图书馆倡导的服务均等化、公平化的服务理念。

(2)信息服务主题分析。[JP〗现代图书馆要想在信息社会中获得发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必须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地方形象的树立等提供直接支持，以期获得相应的回报。具体地说，就是要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3］

信息服务研究的论文有162篇，占公共图书馆服务论文总数的13.2%。其中信息服务工作的论文64篇，占信息服务论文总数的43.0%。公共图书馆开展的信息服务主要有社区信息服务、政府信息服务、网络信息服务、企业信息服务、电子信息服务、知识信息服务以及情报信息服务等。其中政府信息服务文献23篇，占信息服务文献总数的14.2%。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来说，政府信息服务是一项新业务。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各级公共图书馆是政府公开信息的查阅场所”。自此，公共图书馆成为政府信息公开体系中的“新元素”。这不仅使公共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政府信息服务有了法律依据，也成为一种法定职责。［4］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为公共图书馆开展为政府提供决策信息服务以及电子政务信息服务提供了平台。

信息服务论文中关于服务理念的论文有157篇，占公共图书馆服务论文总数的40.9%，服务体系方面论文88篇，服务模式论文35篇，服务原则和理念论文34篇。数字时代，用户信息需求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馆要适应社会和用户，就必须转变服务理念，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公共图书馆服务还包括阅读服务、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均等化服务、网络服务、社区服务、有偿服务、知识服务以及情报服务等服务，相关论文分别有58篇、58篇、42篇、20篇、23篇、21篇、15篇、10篇，这些数据表明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具有多元化形式。

3.3.2 公共图书馆管理主题分析。

公共图书馆管理主要包括业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业务管理主要是对采访、编目、典藏、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等业务流程的管理，行政管理主要有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危机管理、规章制度建设、管理体制建设等。公共图书馆管理论文有1 147篇，其中业务管理论文有561篇，约占公共图书馆管理论文总数的48.9%；行政管理论文有586篇，约占公共图书馆管理论文总数的51.1%。

（1）业务管理主题分析。业务管理中数字化建设与管理论文有200篇，约占业务管理论文总数的35.7%。数字化建设与管理主要包括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图书馆网络化建设、数据库建设与开发和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等。其中关于数据库建设的论文75篇，占业务管理论文总数的13.4%。其中数字化建设方面的文章43篇，特色数据库建设论文29篇，还有期刊全文数据库、数字资源门户系统构建等方面的论文3篇。统计数据表明，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国内主要集中在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方面。

信息咨询的论文87篇，占业务管理论文总数的15.5%。这里的信息咨询指的是参考咨询服务。参考咨询服务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活动之一，是衡量图书馆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的参考咨询服务有以下几类：咨询台、网上信息查询、网络导航、特色数据库、提供二次文献、SDI（定题服务）和用户教育。随着信息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现代参考咨询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参考咨询、虚拟信息咨询和企业与政府的决策参考信息服务等内容，服务对象逐渐多元化。但与国外相比，国内的服务对象和范围仍然狭窄。在国外，据2005年的文献显示，数字参考咨询已经可以为开业医生和消防队员服务等。［5］因此，国内参考咨询服务范围仍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业务管理研究论文中关于文献采编工作的论文有57篇，关于阅览室的论文56篇，关于流通服务的论文39篇，关于业务外包、业务统计和典藏的论文共7篇。这说明图书馆业务流程中的文献采访和编目工作仍然是图书馆的业务核心。对阅览的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电子阅览室的发展、服务和管理方面。

（2）行政管理主题分析。公共图书馆的行政管理主要包括规章制度建设、管理体制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和图书馆评估等。其中人力资源管理论文392篇，约占行政管理的论文总数66.9%；规章制度建设论文122篇，约占行政管理论文总数的20.8%，均位居研究前列。

数据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是近10年公共图书馆行政管理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图书馆对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包括绩效管理、人才建设、人才培养、馆员素质和教育、馆员情绪、情商教育和管理、馆员心理健康、馆员职业精神的培养和激励机制等。统计资料显示，人力资源管理中涉及图书馆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的有258篇论文，占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总数的65.8%；绩效评估论文54篇，占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总数的13.8%。图书馆服务于广大读者，靠的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的各种服务，图书馆队伍建设水平的提高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队伍的水平决定着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绩效评估是对图书馆工作效率、技能、态度等的考评，以此达到图书馆业务效率的改进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近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指标体系，更加重视定性与定量测评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估，更加重视评估体系的发展和创新。［6］

在122篇规章制度建设论文中，有关图书馆立法方面的研究论文39篇，占规章制度论文总数的32.0%，图书馆制度、标准、管理办法、条例和行业自律规则论文共计83篇。我国图书馆法的制定于2001年启动，但又于2004年中断。2008年11月18日,文化部召开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会议, 明确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图书馆法从制定公共图书馆法做起。自此, 我国的图书馆立法工作在2004年中断以后又进入到再次启动并加快进程的阶段。因此，2001年至2008年间有关图书馆立法的研究偏少，仅有10篇。2009年1月初, 中国图书馆学会2009年新年峰会在北京召开, 专题讨论、部署公共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事宜。之后对图书馆立法的研究普遍开展起来，2009―2010年该方面的研究论文已达29篇，占图书馆立法研究总数论文的74.4%。图书馆立法问题是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之一，立法是改变我国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包括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管理体制）弊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7］

行政管理研究中还有公共图书馆安全、经费管理、危机管理和战略营销管理等。近年来公共图书馆的危机管理和经费管理的研究有发展的趋势。作为向公众开放的公共服务部门，图书馆面临着各种各样影响安全的危机因素，如近年来的地震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图书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图书馆做好相关工作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势在必行。［8］

4结 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服务和管理两个方面。为大众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职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图书馆必须不断进行服务创新，才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更好地体现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而图书馆的管理可以推动服务的改革，是图书馆向前发展的“护航船”。可以预计，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公共图书馆服务和管理仍然是公共图书馆研究的两大核心主题。

［参考文献］

［1］ 许建业.当代中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之比较［J］.图书情报研究,2009(1):28―31.

［2］ 于良芝,李晓新,王德恒.拓展社会的公共信息空间――21 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5.

［3］ 李松妹.现代图书馆管理概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30―131，150―151.

［4］ 李国新.推进和深化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J］.图书馆建设，2010（1）：1.

［5］ Rockliffs，PetersonM.，MartinK.，CurtisD.. Chasing the Sun: A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 Between SAHSLC(SA)and SWICE（UK）［J］.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ies Journal ,2005,22(2):117―23.

［6］ 李志忠.关于图书馆的绩效评估［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2)：2―5.

［7］ 蒋永福.当前公共图书馆研究的三大问题［J］.公共图书馆前沿，2009(1)：20―23.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两种富有代表性的传统行政法理论——“行政管理论”与“行政控权论”的成因和实质进行分析,并对二者的理论基础进行比较之后,得出本文作者所倾向的观点——行政平衡论,并对其在我国的存在价值和可行性进行讨论。

对于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来说,其在国家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怎样才能对行政法理论基础有一个全面明晰的认识,笔者认为必须从行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找寻答案。

一、对“行政管理论”的认识

行政法萌芽于何时?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如果将公民权的崛起作为行政法产生的标志,行政法确应发端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但如果将权力机关与相对方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作为界定行政法的标准,行政法似应肇始于古代,古代行政法(即指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行政法)是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内核与近现代的“行政管理论”异常近似,对“管理论”的研究有很重要的作用。

古代行政法与当时历史条件下经济上的人身占有和政治上的专制独裁相适应,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其特征有三:1、是专制的附属品,体现帝王的意志,没有任何民主的内容。2、功能单一,只是作为官吏控制百姓,帝王控制官吏的合法工具。一方面表现为多规定行政机构的权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多规定农民和奴隶的义务,甚至不规定权利。3、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与民、刑诸法合体。不难看出,古代行政法所倡导的理念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民主和法治为第一要义的控权行政法格格不入,它没有在西方找到生存的土壤,却在东方生根发芽,在战时的德国、日本,前苏联和我国建国后七、八十年代盛极一时,成为这些国家行政法的指导理论,形成了现代“行政管理论”。

该理论的倡导者往往认为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比保障公民权更为重要,德国的特别权利关系论就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麦耶作为德国行政法的权威人士和集特别关系论之大成者认为:“国家对人民的一般普遍性的综合关系是一种大的权利关系,在狭义方面,国家和个人之间还可成立另一种权利关系,即特别权利关系,……特别权利关系中,行政权享有自由活动的余地,人民有对行政权服从的义务,基于此概括的服从义务,国家和公共团体为达成特定的行政目的所为必要行政命令和强制,不必另有个别之法律依据……”[2]这种具有极强的权力本位色彩的理论“颇能适合亚洲传统之历史背景,尤其符合战前日本军国主义之思想……”[3]日本行政法学者几乎毫无例外的接受了该理论而未提出异议。至此,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为目的,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作为理论内核的现代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重要一支——“管理论”已初步形成,而其发展直至强盛是在前苏联。

前苏联著名行政法学家瓦西林科夫论述“行政法规范”范畴的若干问题时,更是明确行政法作为国家管理工具的性质,“因为行政法调整的是组织国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管理活动的广泛社会关系,所以它的规范就是国家用以进行管理的必要的和非常重要的法律工具。”[4]而另一苏联著名学者马诺辛则认为:“行政法的特点产生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法调整对象的一些性质和特点。……在苏维埃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范的任务是调整苏维埃国家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这种调整的目的在于保证管理关系的参加者的行为符合苏维埃国家的政策。这是通过规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管理活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5]总的说来,前苏联的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都有着极为相近和共同的认识,即“行政法是国家进行管理活动的法律工具。”而我国最初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时,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对行政法的认识与苏联极为相似,这一点可以从我国最初的一些行政法定义中看出如张尚族教授对行政法的定义:“行政法是现代国家据以进行各个方面国家行政管理的法规的总称。”[6]还如张焕光等人合编的《行政法基本知识》是这样表述行政法概念的:“行政法是一切行政组织和管理法规的总称。”[7]依上文所述,管理论的特征已经依稀可见:1、行政法的性质定位于国家管理的工具,其宗旨主要在于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2、行政法的核心部分是关于行政组织、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疏于对公民权益的救济和保障。3、国家行政权力巨大而广泛,干预范围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缺乏相应的、有益于维护公民权益的制度约束。

总体说来,“管理论”在保证国家权力的实施,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是有益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它过于强调国家和公共利益,以行政权的“畅通无阻”为价值取向,对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个人利益“漠不关心”。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种片面的、残缺的理论。

二、对“行政控权论”的了解

以控制行政权力为指导思想的传统行政法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产生,其理念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民主和法治相适应,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它产生并盛行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内自由主义的盛行,而西方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源自于十七世纪的洛克。“洛克的思想的总的趋向是崇尚个人主义,甚至有时把它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与此相适应,他提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思想,以至于他被人们称为‘个人主义之王’和‘自由主义的鼻祖’。”[8]

洛克学说的以下内容对我们了解“控权论”认知模式的知识环境,会有所启迪:1、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2、国家和政府的目的仅仅在于消极的保护公民已经享有的自然权利,法律也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限制权利。3、即使是国家最高权力,未经公民个人的允许,也不得侵犯其财产权。[9]

其思想正与当时英国在经济领域内倡导的“富国裕民”的重商主义不谋而合,同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人们对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的行政法的认识。这种影响深远和巨大,在其后英美法系的法学家关于行政法的著述中屡见不鲜,如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在名著《英宪导论》中关于英法行政法的比较中就可看出。戴雪对英国法治和法国的行政法做了详细的比较以后得出结论,认为英国没有行政法。在这种对行政法的重大误解的背后,[10]我们可以发现戴雪对规范行政机关和公民个人关系的法律的一种要求,即对个人自由的明显偏好和对行政权力潜在的敌意。他认为法国行政法的两个基本观念与英国人的法治理念相悖:一是政府及其领导的公务员享有相对于公民的特殊权力,二是普通司法法院不得干预行政法院行使行政权。基于此戴雪得出英国没有行政法的结论并评论道:“的确,为支撑理性专制主义而创建的机制,渐被法学家和改革者利用,以促进法律自由,但是,永远不应遗忘的事实是,法国行政法肇端于赞成政府特权的观念,认为政府特权系全民利益的适宜保障……而且,对于一个英国人而言,很难相信行政法院会给予个人自由于每一个英国人。”[11]在各方面都深受英国影响的美国,在对行政法的认识上也与英国一脉相承:“哈耶克和德沃金都以不同的方式从戴雪的讨论中发掘出合理内核,并且使他的洞察适应于现代的要求。”[12]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传统“控权论”的形成过程和原因,该理论从形成的那一天起就在英美法系国家树立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其影响力和被认可程度是超过“管理论”的。二十世纪,英美国家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实践以及相应的社会背景条件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1、频繁的经济危机促使英美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放任向国家垄断过渡,尢以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为重大转折点,政府对市场开始进行主动干预。2、与经济制度相适应,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由消极的“守夜人”变为积极的“警察”。3、现代集约化的大工业生产使团体之间的合作趋向日益明显,这就摧毁了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基础。

这些变化使拥护传统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学者出现了分化,一些著名的英美学者并未放弃传统,对待行政法的态度仍未有大的改变:“行政法定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无论如何,这是此科学的核心。”[13]“为了完成如此多的社会服务和管制计划,强有力的政府机器必须设置和运转起来,对它们又必须予以经常的政治和法律控制,以防止其‘凶暴’横冲直撞。”[14]

但是以拉斯基、詹宁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开始对传统控权理论提出挑战并予以变革,他们的理论包括:1、把描述法律和行政的关系作为行政法研究的新目标从而形成新的行政法概念,即“行政法是所有关于行政的法律,而不仅仅是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2、承认行政权为社会利益提供服务是正当的,詹宁斯指出,“法律家的任务不是宣布现代干预主义是有害的,而是在看到所有现代国家都采用政策的情况下,就保证政策效率和赋予个人以正义所必须的技术性设置提出建议。”3、认为以戴雪为代表的传统理念所强调的司法审查是一种外部的、事后的控制,而“现代行政法应趋向于一种内部的、事前的控制。”[15]

现实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行政法理念与经济领域内的国家资本主义遥相呼应,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主流思想。

上述这两种理论是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理论,“控权论“主张私益的保护,但过分强调行政权力的控制,忽视了行政权力有益的作用;”管理论“强调公共利益,以行政权的有效行使为目标,忽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有没有一种综合的、博采二者之长的理论呢?罗豪才教授的“平衡论”正是这样一种适合我国当代国情,适合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理论主张。

三、对“平衡论”的探讨

“平衡论”最早由北大的罗豪才教授提出,他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的过程。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平衡论’:即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在总体上应当平衡。它即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的自我平衡。”[16]

1、“平衡论”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平衡论”在分析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上,采取“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透彻的分析,其分析结论科学合理。

2、“平衡论”与我国的经济状况的适应。我国的经济制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经历了一个重管理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的复杂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利益的多元化,要求我国的行政法不能倾向于保护私益和保护公益的任何一面,而应做到二者兼顾,这正是“平衡论”的价值取向。

3、“平衡论”与我国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我国又是一个封建传统浓厚、法治观念淡薄的国家,我国的这种特殊情况就要求以“控权”为手段,促使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依法行政:一方面,对行政机关予以监督;另一方面,保证相对人行使权利的合法性。从而达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个人权利和自由日益受到重视,对权力机关的认识也开始发生改变,即权力机关不应只是执法的主体,也应是守法的主体,不管是权力机关还是个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应当追究责任。这种认识正是“平衡论”赖以发展的思想基础。总之,“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者在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外国先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实际所做出的一种理论选择,它即非西方“控权法”的翻版,更非传统“管理法”的继续,而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平衡论”具有强大生命力,其必将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焕光.行政法知识手册序言[m].

〔2〕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m].135-136.

〔3〕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m].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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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诺辛.苏维埃行政法[m].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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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焕光.行政法基本知识[m].7.

〔8〕付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m].60.

〔9〕洛克.政府论[m].(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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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w.r.韦德.行政法[m].

〔15〕carll harlow and richard rawlings,law and administration(1988).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 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 现状 对策

随着社会的日趋发展和进步，我国行政单位体制改革也随之得到了深化，以政府采购、部门预算以及国库集中支付等当做前提的财政管理机制，对行政单位会计核算以及财务管理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

1、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定义

我国行政单位财务管理主要指事业单位根据国家的财务制度、政策、方针以及法规等，有计划的对资金进行运用、筹集以及分配，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并对财务进行监督和控制，从而确保事业任务和计划能够顺利的完成。

2、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现状

2.1、没有完善的财务管理体制。单位财务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甚至是形同虚设，人力资源配置以及会计制度也不健全，并缺失相关的监督制约制度，普遍存在随意调用资金的现象。

2.2、缺失有效的预算执行能力。财务管理过程中的资金预算主要是为了科学规范的对事业单位财务支出和财务收入进行统筹管理。这就致使财务预算制度一定具有约束性以及强制性，但就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形式而言，预算管理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度，其普遍存在着预算超支以及支出混乱等现象，以此使行政事业单位具有的社会公信力被大大的降低。

2.3、没有健全的资产管理体制。第一，资产管理体制不健全，没有规范的管理资产资源配置，还缺失合理的资产管理监督制度；第二，没有合理的资产预算管理配置，投入资金利用效率低，致使资金投入严重的超出预算；第三，资产管理现代化和信息化程度较低。第四，没有科学的固定资产核算手段，还具有着严重的资产流失以及资产虚增等现象。

3、加强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措施

3.1、提高财务管理意识。如果想使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则需要使人力资源具备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首先，事业单位可以从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意识着手，这就需要事业单位不断的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导工作以及在岗培训工作，以此使其整体素质得到提升。事业单位可以选取完善奖励机制以及培训机制等方面来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其次，行政事业单位应该创设良好管理氛围，吸引更多优秀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中，以此为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汲取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行政单位还需要从完善软件资源以及硬件建设等方面着手，为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职能提供良好工作环境，在工作中还需要足够的尊重员工，并积极的鼓励员工不断的对工作进行创新，积极的奖励具有贡献的员工，以此使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可以形成良好的工作风气，并潜移默化的推进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更加的完善、科学和先进。

3.2、构建完善的财务管理体制。行政事业单位如果想要构建完善的财务管理体制，可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需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来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但是在实际部署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来对管理细则以及管理资源配置进行制定，主要囊括了执行方案、资金管理系统、设计方案以及经费支出监督等财务控制制度。实行以上制度需要涵盖行政单位的所有部分和所有工作环节，并制定相关的操作细则。制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时，需要严格的对国家法律规定进行遵循，并把此当做标准来对工作规章制度进行细化，以此使相关的资金定额以及项目工资被控制在标准之内。第二，还需要不断的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机制进行完善，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使财务风险可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中，而财务监督机制需要把量化形式当做标准，杜绝出现形式化，从而让财务监督体制存在着更高的操作性。

3.3、加强资产管理。加强资产管理需要在对国家制定的资产管理法规以及法律进行遵循的基础上，对行政单位资产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对行政单位资产管理工作流程进行制定，并对固定资产管理的工作环节以及具体内容进行确定，从而为资产管理配置提高合理的资源支持。提高固定资产的盘查规划，并制定年度、周以及季度的审查细则以及资产管理预算。不断的对固定资产制度进行强化，在责任落实到人以及分级负责的基础上，对所有部门具有的固定资产管理责任进行明确。

3.4、构建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行政单位财务管理需要把国有资产的利用和分配当做重点，构建相关的国有资产监控制度，实现财、实一致。还需要构建健全的国有资产审批制度，设置专门的小组对重大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在资产得到批准的前提下，保证国有资产具有的完整性得以落实。强调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机构统一，则可以使专项设备具有的使用效率得到提升，从而使国有资产的信息化建设得到加强。

4、结语

我国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出现问题的原因具有着独特的历史因素，如果想要对其进行改善，就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以此使财务管理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使财务管理具有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罗晓文，李彦敏.财务制度与财务治理结构、财务管理体系及会计制度的关系――基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编写财务制度的实践[J].财会通讯，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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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毕业论文是电大各专业每位学员都必须完成的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不能免修。要求每位学员在学校指定的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的写作，希望考生通过本文的学习，能对您的论文写作有所帮助。

一、论文选题的要求和范围

(一)要求

(1)论文的选题范围限定在行政管理专业的范围内;(2)要尽可能选择具有一定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课题;(3)要尽可能结合自己的工作，选择行政管理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4)选题要考虑论文所要求的理论性和深刻性：(5)选题宜小不宜大，要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能够按要求完成，切忌选择内容空泛、大而无当的问题。

(二)范围

从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范围上看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

1.从领域上看包括政府管理、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与企业行政管理(如企业内部人事管理问题、绩效管理、企业招聘等)。

2.从对象上看包括组织内部自身管理与对外管理。组织内部自身管理，如国家公务员制度、非政府组织管理、企业的人事、工资、职称改革等。对外管理，如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政府对维持社会秩序的管理等。

3.从功能上看包括计划、决策、领导、执行、控制、绩效评估、组织与人力资源、行政改革，等等。

(三)几种选题的方法

1、寻求科研中的空白点。如：公车应如何改革?

2、寻找学术的争鸣点。如：交警能否暗中执法?

3、寻找社会实践的需求点。如：电动自行车能否上路?政府应如何祝到经济适用房建设?

4、寻找知识的概括点。如：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

5、寻找科学定论的矛盾点。如：干部异地任职的利与弊。

6、寻找个人的兴趣点、熟悉点。

(四)选题中应注意的问题

l、避免过于宽泛。如：中外公务员制度研究。

2、避免人云亦云，敢于涉略新领域。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员腐败。

3、避免选题偏颇，与实践脱离。如：生搬硬套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

二、论文程序

以下是具体程序和时间分配建议：

1.确定一个适当的选题(x月x日至x月x日)。所谓“适当”，是指符合选题要求，在规定的范围内选题，保证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选题的程序和方法是：首先在一个比较大的课题范围内尽可能广泛地浏览相关研究资料，了解这一范围的研究状况，同时进行积极思考，从中选出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真正选好课题的标志是形成解决这个课题的设想。选题要得到指导教师的指导并经指导教师认可。要求写出选题报告。选题报告的内容包括：(1)本课题的意义(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2)前人对本课题的研究情况，(3)本课题预期研究结果和基本思路;(4)本课题的主要参考资料。

2.收集资料和写出提纲(x月x日至x月x日)。在选题阶段广泛浏览的基础上，确定重点阅读的资料，对有的资料要精心研读。需要记录的资料，要根据资料的性质、特点和重要程度，采用摘录、提要、心得札记、复印、网上下载等形式随时记录下来。收集资料的过程也是对课题进行积极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结束，就应该形成解决课题的思路，就应该知道怎样运用这些材料，就应该能写出论文提纲。提纲须经指导教师审阅并认可。如果指导教师对提纲提出修改意见，要认真修改后方可进行下一程序。提纲的内容包括：题目、论点、论述思路的逻辑架构，主要论据(资料)。提纲应分条列项，并尽可能详细：提纲的详细程度反映思路的成熟程度。

选题和收集资料是整个作业过程中两个最关键环节，只要确定一个好的选题并获取充足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一篇是水到渠成之事，不要误认为写作成稿是最主要过程。

3.撰写初稿、修改定稿(x月x日至x月x日)。首先写出初稿，交指导教师审阅;按指导教师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后，再交指导教师审阅。如果指导教师认可，就可定稿。如果指导教师不认可，就要继续修改，直到指导教师认可后，方能定稿。

三、论文格式要求

论文应符合通行的格式规范，要求必须具备如下格式：题目、署名、完成日期、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题目要明确地揭示论文内容，切忌摸棱两可或不知所云。

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宜控制在200字以内。不要分段，也不要分条列项。

关键词是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标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专业术语或具有专业术语性质的词语。最少三个，最多7个。

正文一般包括引言、本论、结论三部分。文中一般不出现“引言”、“本论”、“结论”字样，但一般应有引言段和结论段。本论是论文的主体，一般要分几个部分和几个论述层次，要求加上小标题和数字序号，以显示文章清晰的思路。

论文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不能仅停留在经验和操作层面。论文是研究成果的表达，表述必须客观、冷静，不带感彩。论文要求使用准确、简洁、规范、平易的书面语言，不要口语化，尽量不用文学修辞。

论文正文不得少于3000字。

参考文献是指作者所收集到的对本文的论述有重要参考价值并足以支撑本文论述的资料。格式如下：

期刊类：序号、作者、篇名，刊名，期号和出版时间。

专著类：序号、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

网页类：序号、作者、篇名，网址，发表年月。(如果网上文章来自期刊或专著，应以书面文献为准)

四.论文答辩

论文完成后，要通过答辩确认论文的真实性，评定论文成绩。为使论文能够顺利通过，应充分做好答辩准备。答辩分论文介绍和回答问题两个部分，做答辩准备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论文介绍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选题原因，说明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论题，这个论题的意义何在。二是研究背景，说明前人对这个论题作了哪些研究，有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什么重要观点等。对研究背景的介绍能够直接反映出论文的真实性和对论题的研究程度，因此应是论文介绍的重点。三是对论文本身的介绍，主要介绍论文的的创新之处、基本观点和论述思路，以及本文的不足之处等。在准备论文答辩时，应该就这三个方面准备一份介绍提纲。

对回答问题的准备包括熟悉论文与熟悉相关资料和知识两个方面。首先要认真地反复阅读论文，弄清楚文中使用的每一概念、尤其是重要概念的涵义，能够准确地解释每一条引用资料，发现论文中的不足之处，设想答辩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并设想，如果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我怎样回答，这就要熟悉与论文相关的资料和知识。

五、特别提示

严禁抄袭。如果指导教师发现论文为抄袭，将退回并要求重写;如果答辩中发现论文为抄袭，将判为不及格。如果论文为抄袭，将百分之百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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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正文】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3-612:22:00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字体大小:小大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趋势

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如图所示：

市场状况／宪法职责模式

附图

1、此项服务活动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如国防，应由政府承担。

2、虽属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但同时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门也在从事此项活动，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非一定要亲自提供此项服务，而大可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形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要对其绩效目标进行测定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便不失为一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3、宪法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而又存在着市场竞争者，如影视业，这时政府就完全可以不从事此项活动，而完全由私营部门承担。

4、宪法既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或缺乏从事此项活动的竞争者，如高等院校，这时政府就应积极培育市场，鼓励人们参与此项活动，以提高此项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种公共服务类型，在现实中，更多是介于这四种之间的混合型服务领域，因此，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围、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250万，而政务官仅4000人左右，这使得“两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务官基本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门。如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七位政务官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的96850名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第六，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三、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是不适当的，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简单化。因为相对于政府来说，公众具有彼此冲突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又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纳税人。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税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5、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

6、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和。

7、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所谓“顾客导向”、长期计划和预算总量控制很难付诸实施。

尽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开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从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到英国的“运动”，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体现出新公共管理的诸般特征。归档：公共管理论文推荐度：

、几点启示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NextPage]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主要参阅书目

①ChristopherHood:《TheNewPublic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Vol69Spring1991(3-9).

②OwenHghes;《TheNewPublicManagemen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

③OwenHghes：《PublicManagementAndAdministration:AnIntroduc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

④Metcalfe,LesRuhard,Sue:《ImprovingPublicManagement》,London:SegaPublication1987.

⑤＞DavidOsborneAndTedGaebler:《Rein-ventingGovernment》,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Inc1992,P.25.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行政管理；实践教学；教学形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021-03

当前加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既是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必然。实践教学对于提高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国外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谈谈对于改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一些思考。

一、改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必要性

行政管理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在公共管理教学较为发达的美国大学通常都十分重视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教学、实地考察和技能培养等实践教学。我国当前大学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大学生已成人才市场上的普通求职者，高校培养人才的标准应反映实际社会需求。当前社会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国内高校对于加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已形成普遍共识，实践教学形式主要以案例分析、专题讨论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和以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为主的实践教学方式。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存在一些明显不足：实践教学形式单一，不能与理论教学有机结合；某些实践教学内容更新不足，使实践教学达不到预期效果；实践教学标准制订不合适，不符合人才培养需要；实践教学安排不合理，不符合学生意愿等。

二、改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

针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实践教学中的上述不足，不仅需要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加大实践教学经费投入，同时还应注意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完善实践教学实施细节，本文就此思考提出几点建议：

1.加强行政管理实践教学形式创新。当前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应增加大一、大二学生的参观调研活动，让学生尽早获得对行政管理的感性认识；通过挖掘校内行政资源，使学生在校内行政机关锻炼，亲身体验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流程，掌握行政管理工作基本职业技能。同时积极支持学生的校内实践活动，通过开设行政管理论坛，邀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讲座开拓学生视野，支持学生策划、组织、参加校内外一系列文体活动和创办学生社团和报刊，提高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教师应带动和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全国“挑战杯”竞赛、大学生校级科研课题以及教研项目，为学生培养创新性思维提供机会。同国外大学建立交换培养机制，以及与跨国公司达成实习或赴海外研习的合作。学校还可以尝试三学期制，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暑期增加社会实践能力，但关于如何利用好小学期的问题，还有待探讨，防止流于形式。通过创新实践教学形式，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增长见识和锻炼才干。当前国内一些行政管理专业知名院校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在此方面都做了有益尝试并取得良好效果。

2.更新学生基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管理技能。实践教学内容也应注意与时俱进，通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才能到达实践教学预期效果。办公自动化技术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当时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对办公自动化技能学习和掌握能力较弱，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掌握此项技能就显得十分突出，加之可用于办公自动化实践设备不多，行政管理专业组建办公自动化实验室意义重大。当前上述组织成员素质普遍提高，办公自动化设备非常普及，办公自动化技能已经成为大学生一项基本技能。当前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应掌握的计算应用技术主要指能够利用网络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能够通过统计软件分析信息和输出结果的能力，能够编制网页、利用网站信息或维护网站常规运行的能力，以及利用电子政务系统或管理信息系统解决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前行政管理专业完全没必要组建专门办公自动化实验室，而是针对培养学生上述技能组建多功能信息管理实验室。

3.加强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及案例库建设。案例分析既是教学平台，也是分析工具，对于理解和掌握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培养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案例教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当前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适应我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案例还比较缺乏，案例教学的方法和手段还需改进，熟练运用案例教学的教师也比较稀缺，案例库建设也非常不足，资源共享程度也较低。当前行政管理教学案例库建设和更新严重滞后，国内高校普遍使用国外案例，无法适应国情，行政管理专业要加大案例库建设力度，便于教师在实践教学中随时选用。

4.规范毕业论文写作标准。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通常要求在8000字左右，论文格式也日益冗杂，有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标准趋同的势头，这样的要求虽然更能体现学术规范和追求，但往往却是“揠苗助长”、“本末倒置”。目前高校许多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写作目的不明确、选题材料准备不足，正文撰写时间仓促，并限于知识积累丰度和深度不足，根本不具备撰写这样高标准学术论文的能力和条件，只能为了凑够论文字数而进行大量文字堆砌，乃至抄袭，或过于注重论文格式的规范化，而忽视毕业论文的自身写作质量。这样不仅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学术能力的培养，反而有强化浮夸空洞文风和形式主义之嫌。多数学生在未来工作岗位上一般不需要撰写如此高标准的学术论文，只需要具备在一般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论文写作能力即可。故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应考虑要求在3000字左右，能够符合一般学术期刊格式和标准即可。同时毕业论文也可以考虑采用调研报告、典型案例分析等形式，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5.注意实践教学安排与学生意愿相结合。实践教学安排只有符合学生意愿，才能提高学生参加的兴趣，故在实践教学安排中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诉求和兴趣。如当前多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实习安排在大四第一学期，但这样容易同学生该学期找工作、考公务员和考研究生相冲突。毕业实习时间可以开始于大三暑假，结束于大四第一学期前10周内，这样既可以避免冲突，又使学生在毕业实习后有个“查漏补缺”和反思、定位的机会。在为学生分配实习单位时，应尽可能满足学生合理的分配要求，采取“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原则，有些学生愿意自己选择实习单位作为未来就业跳板也可以考虑予以满足，但都要有专职实习指导教师跟进。当然对于某些学生希望利用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去打工挣钱，认为去实习单位就是打杂，充当廉价劳动力，还要受实习单位约束，不如在学校自习或娱乐等不恰当想法应及时予以教育。通过将毕业实习安排与学生志趣紧密结合，使学生能够安心投入到毕业实习当中去，达到实践教学的预期目的。

学生只有更多地接触社会，具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实习机会，做到能写、会讲、能做，具有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精神，提高了综合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才能符合当前社会需求。就人才培养而言，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应成为具备扎实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因此，实践教学在行政管理教学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改善实践教学中的不足，推动实践教学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我们更多的投入与努力。

参考文献：

[1]陈振明.行政管理专业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01，（10）：23-24

[2]罗湖平.“挑战杯”与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文史博览（理论），2009，（8）：80-81

[3]杨述厚，李百齐.创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06，（6）：78-81.

[4]何颖.加强毕业论文管理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1，（5）：43-45.

基金项目：东莞理工学院2009年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重点项目《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阶段性成果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我国行政法教科书中,对行政法的定义、行政法学的架构以及其他理论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其原因在于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观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法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各学者主要受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三大理论影响,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可帮助我们认清行政法中的各种现象,确认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在我国,行政法经历了曲折发展之后,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重新起步,进而得以迅猛发展。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对行政法的相关问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支撑这些观点的有各种不同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如:平衡论、控权论、管理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保权控权双重说等。分析研究这些理论基础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指导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并回答为什么不同的学者对行政法的相同问题却有着不同的阐述。在所有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大多学者认为影响中国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是三大基础理论: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以下简称“三论”)。本文在此对它们作一比较分析,以廓清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指导我国的行政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实践的发展。

一、“三论”概论的不同界定

改革开放后十来年的行政法发展,由于观点纷呈,许多法学家感到有必要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作深入的探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节省社会和学术资源。其中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罗豪才先生于1993年在综合总结行政学理论研究后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平衡论。为使其与我国在此之前广泛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进行比较,便同时将这两种理论分别概括为管理论和控权论。管理论“是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行政法发展早期,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认为行政法是政府管理公民的法的一种行政法观念”。[1](p17)我国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行政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理论影响。控权论“是一种源于英美国家传统的政府法治理论,主张行政法应是以权利为本位,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2](p20)中国行政法从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受此影响。平衡论是有关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体系,其最基本的理论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3]行政法的本质在于平衡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平衡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和基本价值导向[4]。罗豪才先生的论文《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第一次对此理论作了系统的介绍。

二、“三论”的基本观点对比

“三论”的基本观点都是围绕“行政权与公民权”这个行政法核心问题展开,对行政法的各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一)对于行政法的目的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与之相对立,控权论主张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平衡论折衷为“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为什么行政法对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处理应采取此平衡模式呢?因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4]

(二)对于行政法的基本内容的不同看法。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管理关系,规定国家管理的原则和制度,核心是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5](p50)。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司法审查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时重视行政程序[6](p3)。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行政法的内容除了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成文法律规范外,“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常把管理原则作为法的原则,并且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作为最重要的原则[7](p10)。控权论强调严格的依法行政原则,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政府行为没有自由斟酌、自由选择的余地,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平衡论也承认行政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却赋予其新的内涵。依法行政原则对“消极行政”和“积极行政”应有不同的要求。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前一类行政称之为“消极行政”,后一类行政称之为“积极行政”。

依法行政对消极行政的要求是“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即受法律严格制约;依法行政对积极行政的要求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同宪法、法律抵触”。

(四)对于行政法的手段的不同认识。

管理论认为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命令—服从关系,决定了行政法主要是强制和命令性的手段。控权论认为控制和限制行政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司法审查;一是行政程序。平衡论认为二者都具有片面性,它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

认为前者忽视行政效率,不利于积极行政和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后者忽视相对方的权利,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发展的趋势。于是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即: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而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护两者的平衡”。[4]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作用虽不能过分强调,但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现代行政程序以民主和公正为宗旨,同时兼顾效率。了解程序、公开程序、取证程序、回避程序、听证程序、处理程序、告知程序等是其主要内容。行政程序的设立赋予了相对一方以了解权、要求回避权、辩论权、申请补救权等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公民正是以这些程序上的权利,抗衡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调和基于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对等造成的巨大反差,参与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从而使自己从单纯的行政行为的对象,变成了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约行政行为的主体,从纯粹的被动者变成了一定条件下的主动者。”司法审查“也是现代行政法的重心所在。立法虽然力图公平分派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与义务,但却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完全符合法律。因此,为了纠正行政机关在执法阶段的违法行为,平衡执法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因明显不对等的法律地位造成的巨大反差,保护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遂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2](p23)

三、“三论”的形成基础比较分析

理论总是现实的反映。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论”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因素的影响和需求形成了不同的理论。

(一)管理论形成的基础。

采取管理论模式的国家,以下三个特点构成管理论存在的重要基础。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根据前苏联1977年宪法,前苏联采用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更多地体现为中央集权。在政治机构的设置和操作方面,强调政治命令的国家性、效率性,不重视民主性的问题。这有利于维护国家各种权力,保证国家管理的实现。又如日本,尽管战前一些宪法学者主张民主改革,但始终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二是计划的经济模式。前苏联是采用纯粹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管理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对于计划政策来说,法律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计划的地位等于或高于法律,故在行政法领域自然强调国家经济管理。战前日本的经济兼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特点。“一战”和“二战”使日本的经济围绕着军事工业急剧集中。经济的计划管理成为战时的君主立宪国家经济运作的主要模式。其与苏联在计划和法律的关系上是一致的,经济计划决定了法律。三是个人自由的法律思想匮乏。前苏联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一直受到前苏联各阶层的推崇,个人主义自由的思想受到彻底否定。这反映在法学理论中,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的理论相对较少和疏浅;反映在法律制度上是缺少相应的机制。在日本,起萌于明治维新的自由的法律思想一直受到日本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抑制。战前的日本法学理论受官僚法学、专制法学的统治,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学理论未能占领法学领域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8](p29-30)

(二)控权论形成的基础。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一,英美国家政治自由主义的特点。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运动,以英国的洛克为代表人物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个人自由的非常尊崇,不仅在政治实践中留下了痕迹,法律领域中正在形成的英美国家行政法理论基础也受到它的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1](p122)在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至上和有限的政府权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个人权利被赋予至上地位时,与之相对的政府权力被认为必然是有限的。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得到两个教训:自由难能可贵;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而美国运动的整个过程始终贯彻的同样是两个主题,保护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二,英美国家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18世纪产生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英美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英美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发展与这一思想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它们在对待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控权论主张行政法应当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出发点,控制行政权力;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安排经济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的过度管制只会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在英美国家,强调个人拥有不受限制的选择自由的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是控权论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三,普通法系的法律传统。英美国家法律属于普通法系,由普通法院审理包括行政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案件。这种出于控权目的建构的英美行政诉讼机制,特别是普通法院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普通法院法官所受到的尊崇,进而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成长培植了沃土。普通法系不区分公法与私法,认为这种划分违背了法律的“平等对待原则”,依据此划分设置的行政法院则违背了“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的原则”,不符合普通法的精神。单一的普通法院传统制度的继续存在,为传统控权观念的延续提供着温床。

(三)平衡论产生的基础。

“平衡论理论的产生,是世界行政法及理论发展趋势对中国行政法及理论的深刻影响的结果。”[5](p50)世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英美法系国家机关越来越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英美新的行政法理论开始强调对行政的信任,要求司法机构在行政机关的专业领域充分尊重行政权力,放弃对某些领域的司法干预。

第二,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吸收英美行政法的一些特点。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成为以往强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国家保障个人权利的主要手段机制。

第三,现代行政的多样化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内容的转变。现代各个国家的行政法,都不仅局限于控制行政权力或管理相对方的范围和目的。相对方的权利和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日趋复杂化。一些新的行政内容拓展了行政法的内容和范围,行政法在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负担行政和受益行政等不同领域的表现都有所区别。此外,由于行政手段的变化,也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丰富。一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手段,如行政指导、行政政策、行政咨询、行政契约、行政建议等,这些行政行为同样引起法律关系,而且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行政法走出控权或管理模式的框框,走向多样化、复杂化,是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也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各国行政法的主要问题。英美法等国和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而管理论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中心,控权理论模式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从现代各国的行政法状况看,这两种传统模式都已被打破。无论是立法者、执行者还是司法者,都不再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当然认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优先。进行利益衡量成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方法,而衡量的结果,正是为了实现两者的平衡。从以上可见,不同的理论向平衡理论迈进的趋势,对于中国行政法模式的选择,具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j].中国法学,1993,(1):11.

[4]罗豪才等.行政法的平衡论范畴[j].中国法学,1996,(4):54-55.

[5]甘文.行政法律一般原理[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

[6]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改革开放后十来年的行政法发展,由于观点纷呈,许多法学家感到有必要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作深入的探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节省社会和学术资源。其中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罗豪才先生于1993年在综合总结行政学理论研究后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平衡论。为使其与我国在此之前广泛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进行比较,便同时将这两种理论分别概括为管理论和控权论。管理论“是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行政法发展早期,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认为行政法是政府管理公民的法的一种行政法观念”。[1](P17)我国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行政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理论影响。控权论“是一种源于英美国家传统的政府法治理论,主张行政法应是以权利为本位,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2](P20)中国行政法从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受此影响。平衡论是有关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体系,其最基本的理论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3]行政法的本质在于平衡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平衡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和基本价值导向[4]。罗豪才先生的论文《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第一次对此理论作了系统的介绍。

二、“三论”的基本观点对比

“三论”的基本观点都是围绕“行政权与公民权”这个行政法核心问题展开,对行政法的各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一)对于行政法的目的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与之相对立,控权论主张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平衡论折衷为“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为什么行政法对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处理应采取此平衡模式呢?因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4]

(二)对于行政法的基本内容的不同看法。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管理关系,规定国家管理的原则和制度,核心是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5](P50)。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司法审查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时重视行政程序[6](P3)。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行政法的内容除了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成文法律规范外,“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常把管理原则作为法的原则,并且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作为最重要的原则[7](P10)。控权论强调严格的依法行政原则,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政府行为没有自由斟酌、自由选择的余地,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平衡论也承认行政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却赋予其新的内涵。依法行政原则对“消极行政”和“积极行政”应有不同的要求。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前一类行政称之为“消极行政”,后一类行政称之为“积极行政”。

依法行政对消极行政的要求是“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即受法律严格制约;依法行政对积极行政的要求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同宪法、法律抵触”。

(四)对于行政法的手段的不同认识。

管理论认为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命令—服从关系,决定了行政法主要是强制和命令性的手段。控权论认为控制和限制行政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司法审查;一是行政程序。平衡论认为二者都具有片面性,它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

认为前者忽视行政效率,不利于积极行政和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后者忽视相对方的权利,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发展的趋势。于是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即: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而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护两者的平衡”。[4]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作用虽不能过分强调,但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现代行政程序以民主和公正为宗旨,同时兼顾效率。了解程序、公开程序、取证程序、回避程序、听证程序、处理程序、告知程序等是其主要内容。行政程序的设立赋予了相对一方以了解权、要求回避权、辩论权、申请补救权等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公民正是以这些程序上的权利,抗衡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调和基于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对等造成的巨大反差,参与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从而使自己从单纯的行政行为的对象,变成了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约行政行为的主体,从纯粹的被动者变成了一定条件下的主动者。”司法审查“也是现代行政法的重心所在。立法虽然力图公平分派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与义务,但却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完全符合法律。因此,为了纠正行政机关在执法阶段的违法行为,平衡执法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因明显不对等的法律地位造成的巨大反差,保护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遂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2](P23)

三、“三论”的形成基础比较分析

理论总是现实的反映。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论”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因素的影响和需求形成了不同的理论。

(一)管理论形成的基础。

采取管理论模式的国家,以下三个特点构成管理论存在的重要基础。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根据前苏联1977年宪法,前苏联采用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更多地体现为中央集权。在政治机构的设置和操作方面,强调政治命令的国家性、效率性,不重视民主性的问题。这有利于维护国家各种权力,保证国家管理的实现。又如日本,尽管战前一些宪法学者主张民主改革,但始终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二是计划的经济模式。前苏联是采用纯粹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管理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对于计划政策来说,法律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计划的地位等于或高于法律,故在行政法领域自然强调国家经济管理。战前日本的经济兼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特点。“一战”和“二战”使日本的经济围绕着军事工业急剧集中。经济的计划管理成为战时的君主立宪国家经济运作的主要模式。其与苏联在计划和法律的关系上是一致的,经济计划决定了法律。三是个人自由的法律思想匮乏。前苏联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一直受到前苏联各阶层的推崇,个人主义自由的思想受到彻底否定。这反映在法学理论中,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的理论相对较少和疏浅;反映在法律制度上是缺少相应的机制。在日本,起萌于明治维新的自由的法律思想一直受到日本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抑制。战前的日本法学理论受官僚法学、专制法学的统治,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学理论未能占领法学领域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8](P29-30)

(二)控权论形成的基础。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一,英美国家政治自由主义的特点。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运动,以英国的洛克为代表人物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个人自由的非常尊崇,不仅在政治实践中留下了痕迹,法律领域中正在形成的英美国家行政法理论基础也受到它的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1](P122)在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至上和有限的政府权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个人权利被赋予至上地位时,与之相对的政府权力被认为必然是有限的。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得到两个教训:自由难能可贵;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而美国运动的整个过程始终贯彻的同样是两个主题,保护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二,英美国家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18世纪产生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英美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英美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发展与这一思想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它们在对待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控权论主张行政法应当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出发点,控制行政权力;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安排经济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的过度管制只会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在英美国家,强调个人拥有不受限制的选择自由的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是控权论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三,普通法系的法律传统。英美国家法律属于普通法系,由普通法院审理包括行政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案件。这种出于控权目的建构的英美行政诉讼机制,特别是普通法院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普通法院法官所受到的尊崇,进而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成长培植了沃土。普通法系不区分公法与私法,认为这种划分违背了法律的“平等对待原则”,依据此划分设置的行政法院则违背了“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的原则”,不符合普通法的精神。单一的普通法院传统制度的继续存在,为传统控权观念的延续提供着温床。

(三)平衡论产生的基础。

“平衡论理论的产生,是世界行政法及理论发展趋势对中国行政法及理论的深刻影响的结果。”[5](P50)世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英美法系国家机关越来越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英美新的行政法理论开始强调对行政的信任,要求司法机构在行政机关的专业领域充分尊重行政权力,放弃对某些领域的司法干预。

第二,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吸收英美行政法的一些特点。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成为以往强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国家保障个人权利的主要手段机制。

第三,现代行政的多样化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内容的转变。现代各个国家的行政法,都不仅局限于控制行政权力或管理相对方的范围和目的。相对方的权利和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日趋复杂化。一些新的行政内容拓展了行政法的内容和范围,行政法在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负担行政和受益行政等不同领域的表现都有所区别。此外,由于行政手段的变化,也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丰富。一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手段,如行政指导、行政政策、行政咨询、行政契约、行政建议等,这些行政行为同样引起法律关系,而且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行政法走出控权或管理模式的框框,走向多样化、复杂化,是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也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各国行政法的主要问题。英美法等国和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而管理论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中心,控权理论模式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从现代各国的行政法状况看,这两种传统模式都已被打破。无论是立法者、执行者还是司法者,都不再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当然认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优先。进行利益衡量成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方法,而衡量的结果,正是为了实现两者的平衡。从以上可见,不同的理论向平衡理论迈进的趋势,对于中国行政法模式的选择,具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J].中国法学,1993,(1):11.

[4]罗豪才等.行政法的平衡论范畴[J].中国法学,1996,(4):54-55.

[5]甘文.行政法律一般原理[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

[6]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