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8 15:08:15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刘金燕 王丽华 单位：石家庄学院政法系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我国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现状分析
1997年《刑法》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纳入到了刑法总则的范围，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在刑法分则中也有所加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现行刑法在平等保护公有、非公有制经济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非公有制经济刑法主体地位模糊，不具有独立的刑法客体地位，具有较低的刑法价值评价，罪刑设置体现了对公有制经济的重视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等。(一)“罪”的不平等具体表现在刑法条款制定及适用上有“公私区别”，刑法保护上“厚公薄私”。一方面，对于同样危害公司、企业财产的行为，如果危害对象是国有公司、企业的，刑法予以了相应的保护，反之，如果危害对象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其他所有制公司的财产，刑法则排出在保护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公司、企业的性质不同，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定罪不统一。同样是公司、企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同样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但因公司、企业的性质不同而所定罪名不同，侵占国有公司、企业财产的，定贪污罪，反之则是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挪用公司资金，因其身份不同而分别定和公司、企业人员。(二)“刑”的不平等具体表现在:同样是公司、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实施相同的侵害行为，只因所在单位性质不同，刑法规定的罪名和刑罚适用便不相同。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与公司、企业人员、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等各罪中，就存在“罪”与“刑”的不平等。在这些罪名当中，由于行为人“身份”上的差异，刑法为其设置了不同的罪名，因此也就产生了量刑上的巨大差异。(三)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缺乏平等保护意识一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司法解释落后迟延。从1995年1月至2004年12月，我国就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先后颁布18件司法解释，其中专门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仅有《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件。二是“公私”性质混淆，造成管辖不明，削弱了保护力度。如职务侵占罪、贪污罪往往可能同、挪用公款罪等相交织，尤其是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变成国家工作人员时，容易陷入管辖困难的窘境。三是困扰司法机关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重公轻私”“重财权轻人权”、管辖权上的“重权属轻实效”以及立案难、取证难、诉讼难、执行难、维权难等痼疾尚待解决。
完善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之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平等保护是相对的平等，是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相对统一。具体来说，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一)立法方面其一，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纳入到“刑法的任务”。我国现行刑法虽然把“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明确写入，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较之非公有制财产范围要小得多，建议将保护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写入刑法的基本任务之中。其二，扩大单位犯罪主体范围，在刑法第30条中增加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单位。即在刑法第30条之后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的第2款，“前款所称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其三，完善相关罪名体系，包括:(1)扩大“私分单位资产罪”的涵盖面，将私分非公有制企业的资产行为也纳入到打击范围之内;(2)扩充侵犯财产型犯罪的范围，将“虚拟财产”列入犯罪对象，或者单独设置罪名加以保护;(3)增加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单位犯罪，设立单位挪用资金罪、背信罪等。其四，完善刑罚制度，实现制刑平等。应加大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部分罪名提高至无期徒刑;将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处罚也相应提高。(二)司法方面1．树立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司法观念。司法平等要求刑法的适用必须同种情况同种处理，不能因行为人社会地位高低、财富多寡等差别而在定罪或量刑上有所不同。司法人员应树立刑事司法平等观念，在司法过程中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位置，对他们加以平等的法律保护。2．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司法理念和“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的思想。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涉及众多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构成，处置失当，不但会造成妨碍经济建设、破坏法制权威的消极后果，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支付主体必须持积极、慎重的态度。3．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的司法解释应该及时、规范。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解释工作，避免滞后的解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带来相关法律的变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趋势。提倡平等、反对差别对待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依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按照宪法规定的精神，实现我国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需要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要在思想观念上根本树立“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营经济刑法现状不足建议
一、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要保护民营经济，然而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侵犯民营企业相关他权利的犯罪较为突出，损害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犯罪的客观现实，需要刑法对民营经济提供必要的保护。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侵犯民营经济私有财产等经济犯罪的惩罚，才能有效地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实现对民营经济利益目标的最大化。
二、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现状与不足
1.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现状
(1)我国刑法中确立了对民营经济财产权利保护的地位。刑法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是其任务之一，按其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程度对犯罪进行分类排列，将侵犯财产罪排列在分则中的第五章，同时将私有财产所有权规定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
(2)我国刑法具体规定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方式。我国刑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首先是规定了侵犯私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如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规定对私有财产的犯罪行为包括夺取型、交付型、侵占型、挪用型、毁损性等犯罪。这些犯罪行为基本涵盖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对私有财产的侵害情形。其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犯罪人在承担赔偿责任或有正当债务应当偿还时，应当优先于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再次，刑法不仅保护被害人的私有财产，同时对犯罪人的私有财产也予以保护，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抚养的家属应保留必须的生活费用，对其家属所有的或应有的财产不得没收。
2.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不足
尽管现行刑法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行刑法“厚公薄私”的立法状况突出。反思我国现行刑法典，刑法对民营经济财产权利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
(1)私有财产权保护机制缺乏，且不平等，刑事立法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全面保护与尊重。首先，公与私之间的身份不平等。我国刑法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力度对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以特殊的保护，而对私有财产只给于一般性保护。这种在立法上存在的基于所有制形式而导致的刑法保护力度的不公平，不仅体现在罪名设置的总体比重上，还体现在量刑幅度与适用标准上。其次，刑事立法在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平等。(2)民营企业主私有财产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不明确。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私营企业主害怕受到歧视，纷纷将企业产权挂靠政府主管部门或采取集体控股的模式。这种名为“国有”、“集体所有”，实为个体的经济组织导致司法机关对该类刑事犯罪案件定性困难，争议极大。
(3)对政府侵犯民营企业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私有财产所有权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无法划出明确界限，这可能造成政府权力无限膨胀的恶果，甚至出现“依法“侵权现象。因此，只有保护民营企业私有财产所有权，才能构建安全的投资环境。才能真正实现“身份刑法”向“契约刑法”的转变。
三、完善刑法对我国民营经济保护的建议
为彻底体现刑法对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促进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有序地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1.完善刑事立法，消除不平等因素
(1)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应实行同罪同罚，打破主体的差异性带来的异罪异刑。各种经济组织中，不论公有制的还是非公有制的，只要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贪污、受贿、挪用行为的，一律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挪用资金罪。同时，为加强保护力度，适当提高这二个罪的法定最高刑。笔者以为，在死刑存废争议较大的今天，参照国际惯例，上述二罪的最高刑定为无期徒刑较为适宜，这其实是降低了对侵害公有制经济合法利益的惩处力度，同时提高了对侵害非公有制合法利益的惩处力度。
(2)弥补非公有制经济刑法保护的立法空白，打破主体差异带来的罪与非罪区别。对刑法中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造成破产、亏损罪，应把其犯罪主体扩大到所有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即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也构成犯罪。把“私分国有资产罪”修改为“私分公司、企业资产罪”，把私分非公有制企业的资产也纳入到该罪中，严厉打击经理阶层私分非公有制企业资产的不法行为。
2.在刑事司法领域，改善司法环境，转换司法主体的观念和思想，真正实现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
由于历史的影响，一直以来部分司法人员潜意识里视公有制经济为正统，视非公有制经济为“异己”。对“异己”不关心，不支持，甚至有排斥和敌视心理。这种思想导致司法主体工作起来不积极、不主动，能拖则拖、能压则压，这一正一反的两方面，都极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因此，需要转变司法主体的观念和思想，树立市场主体一律受平等保护的理念。对侵犯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一定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才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
参考文献：
[1]刘周: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现实缺失[J].江南论坛，2004.9（28）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3篇
(一)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环境刑法共同特征
1.时间尺度特征是指对生态环境资源使用或破坏的时间长短。
在时间尺度上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具有短暂性,但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持续的或短暂的,要确保在时间尺度上对资源利用的持续性。如河南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兴建了一批化工企业,留下了六百多万吨废料铬渣,因铬渣中含有致癌物铬酸钙和剧毒物六价铬且铬渣堆大多没有防雨和防渗措施,致癌物经雨水冲淋和渗透,成为持久损害地下水和农田的污染源。类似这种能导致持久性污染的违法行为,应从时间尺度上进行刑事处罚而且需从重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时间尺度上影响的持续性和短暂性进行刑罚。
2.空间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或破坏在空间上的面积或体积大小的影响。
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具有空间约束,例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必须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不同生态环境资源在空间尺度上破坏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别,例如废气排放、水体污染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跨国、跨地区的影响,动植物资源破坏在空间尺度上具有局部性。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利用应确保相互间不为损害或要满足相互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空间尺度上影响的面积或体积大小进行刑罚。
3.承载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依据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
能够承载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最大上限值和能够承载不是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的下限值。例如鄱阳湖的重金属的铜背景值为0.0008-1.118mg/L,上限值为1.118mg/L,若某个企业或公民排污的水中铜的含量超过上限值多少倍进行环境刑法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在承载尺度上进行刑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目标
环境刑法要规范企业、社会和公民的行为,在生产经营程中,既要遵循生态环境规律,又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环境刑法要保障“生态环境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存的和相互协调的关系;环境刑法要确保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循“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一生态经济规律;环境刑法最终要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可持续性发展。
二、环境刑法的现状和缺陷
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法典式”是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立法模式,各种破环生态环境的犯罪在刑法典中都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典式”立法模式有利于确保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利于达到威慑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科学化。
(一)环境刑法建设现状
我国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经历了近35年,跨越四个发展历程:
1.1979-1988个别条款阶段。
环境犯罪的条款始于1979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是在个别条款中出现,没有专门为保护生态环境设置章节,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的矛盾不够突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主要以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为主,刑法处罚为辅。
2.1988-1997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增补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需求旺盛,各种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日益增加,现行刑法中的个别条款不能对生态环境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凸显环境刑事立法的滞后。为弥补环境刑法滞后于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客观现实,我国通过制定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以惩罚,如1988年通过的《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
3.1997-2001设置专节阶段。
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第一次对保护生态环境设置专节,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提供了更有力的刑法保障。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六节以专节形式设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9个条文,14种罪名,并第一次将单位规定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这表明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正式实行双罚制。
4.2001-2013完善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新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不断出现,为快速制止这种行为并在实际司法中有效处理,国家通过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方式,颁布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如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环境刑法存在的缺陷
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经过35年的发展逐步完善,但环境刑法在现行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缺陷:
1.环境刑法立法理念未从保护生态规律角度修订。
我国所制订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是从某一生态环境因子考虑,没有从生态系统或生态规律角度去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搁置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议,就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需要而言,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内在地要求以整个地球生态的均衡发展为目的来设计治理机制”。这种观点体现了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种生物,包含其中。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人类才能生存,社会经济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2.保障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法规没有发挥威慑功能。
环境刑法具有极强的威慑效果,体现在两方面:威慑已经环境犯罪之人重新犯罪;威慑一般人实施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破坏生态环境经常伴随的是生态系统破坏和生态环境背景值改变,例如矿山开采导致植被生态系统无法恢复到顶级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系统恢复困难,因此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应采用刑罚加以威慑。发挥刑法威慑功能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规律,防止环境犯罪行为的扩大。英美法系国家等采用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均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3.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体系不够完善。
除遵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外,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还需要根据环境自身的特点设置。刑罚配置体系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资源时间、空间、承载尺度特点来设置,因为不同的破坏环境行为具有不同的科学特性,例如重金属污染具有潜伏性、长久性、科学证明的复杂性等特点。通过刑罚配置量化指标体系建立,则可以依据环境犯罪刑罚配置数量和严厉程度对其进行刑罚。从量化指标解决刑罚判断标准,防止刑罚过重需要社会支出的绝对增加和刑罚过轻又不足以震慑环境犯罪,导致环境犯罪数量增加。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及难点
环境刑法在实际工作存在较多困难,但面对污染对生态经济的影响,必须在重点难点方面有所突破。
(一)严惩环境危险犯和过失犯罪
环境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环境或人身、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4]。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环境危险犯已从学术研究走向了刑法典。如日本《关于处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公害犯罪的法律》中有关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废物的规定,德国《刑法典》中的“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即为有关危险犯的规定。过失犯罪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行为[5],过失犯罪只有在《刑法》中有规定的犯罪行为才负环境刑事责任,这将不利于生态经济健康发展。因此,过失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犯罪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的有效环境
在不遵守规范的生态经济发展行为过程中,环境刑法可以作为一种随后适用的惩罚机制。环境刑法立法上的快速进展与执法上的保守执行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最终因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而收效甚微,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不到节制,更不能推动人类社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突破
在生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案件中,若没有通过其惩罚手段让环境刑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并尊重环境刑法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护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规范是不够的。此外,在环境刑法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环境检察官最有可能环境刑法的违法者,并独立于公共权力机构影响之外。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都是一个重点难点:环境刑法法规的违法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社会上被尊重的企业家或政府官员等公民。这些人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一个环境诉讼案件中,他们会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些权力去规避环境刑法的制裁。只有当环境刑法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并在违法者当中树立起对环境刑法的尊重,环境刑法法律的效力和质量才能显现,生态经济发展才能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保障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刑法的建议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只有进一步完善环境刑法立法,才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的生态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最终才能助力生态环境的保护。本文提出理念更新、完善罪名和强化执法的建议。
(一)确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
因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生物因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本地受到“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制约,要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生态规律,即控制经济发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条件下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发展,只有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中要确立“生态环境尺度”的理念,去掉“以满足人对生态环境需求”的立法理念。
(二)构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体系
破坏环境犯罪罪名大都是针对自然的环境危害,要求必须产生实际的环境危害结果,属于一种事后惩治。这些罪名难以在执法过程中有效实施。应依据生态规律,建立以水、土壤、空气和生物多样性为背景值的量化定罪标准,以生态环境为客体的时间、空间和承载量的环境罪名体系。如设定“破坏生态系统恢复罪(生态系统需要恢复的时间尺度)、破坏自然保护区罪(自然保护区面积减少的空间尺度)、破坏环境背景值罪(生态环境能够分解污染物量的承载尺度)”。环境犯罪不同于人在生活中犯罪,环境犯罪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生态系统一旦造成损害就很难恢复或者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如果等到有实际危害出现才进行刑罚,则迟了一大步,生态经济发展必然倒退。
(三)强化执法的科学性和标准化
环境刑法执法需要较强的科学技术支持和执法过程中的标准化作业。例如,如何判断湖泊中重金属超标排放,需确立测量重金属的科学技术方法和在测量过程中标准化的操作测试。只有做到科学标准的定罪刑罚,才能保证环境刑法执法过程的公平公正。因此,环境刑法执法需要成立专门队伍,例如2013年9月18日河北省公安机关环境安全保卫总队成立,这是全国首支环境刑法执法队伍。主要职责是掌握破坏环境犯罪行为动态,分析、研究犯罪信息和规律,拟定预防、打击政策;组织、协调、指导侦办涉及环境犯罪的刑事案件;建立与环保部门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的相互衔接和协调联动机制。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4篇
一、刑法经济观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上过分强调刑法的政治功能，而忽视刑法的经济功能。这种刑法观念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产生，也是我国计划经济在人们法律观念上的反映，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今天，显然已不合时宜。破除刑法仅仅是“工具”、“刀把子”的思维定势，树立刑法经济观，从经济角度重新构筑刑法调整的重心，突出刑法的经济功能已迫在眉捷。
要强化刑法的经济功能，其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新秩序、新体制的危害行为评价体系，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关于这个问题，刑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是“生产力标准说”。此说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该种行为是否有利于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法律是否规定为犯罪，都不以犯罪论处。二是“犯罪构成标准说”。此说认为，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依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凡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就是犯罪行为，而不能再创设其他标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生产力标准说”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其实，“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标准，不应被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判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犯罪构成标准说”强调法律绝对中心，在新旧体制更迭之际，往往出现法律规定严重滞后的状况，这势必导致刑事司法难以完全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众所周知，某些危害行为之所以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在于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认定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考察。当前，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为对生产力的阻碍和破坏，因此，应该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大小的根本标准。特别是当立法规定滞后于形势的变化，把已经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仍然规定为犯罪时，司法机关就应该摆脱法律条文的束缚，用生产力标准来考察行为的性质：对发展生产力有益的行为要坚决予以保护；对发展生产力有害的行为，只要达到犯罪的程度，就应当予以刑事制裁；对发展生产力既有利又有害的行为，要精心区分利害大小，作出恰当处理。因此，笔者主张建立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危害行为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是社会危害性、生产力标准和犯罪构成三者的有机统一。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保持安定团结和稳定，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危害行为会造成对发展生产力前提条件不同程度的破坏，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现出社会危害性。当某些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时，就会被规定为犯罪。由此可见，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程度的根本标准（而非唯一标准）。因此，在新旧体制更迭之际，判定某种危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要刑法规定不滞后，就应严格依照犯罪构成；当刑法规定严重滞后时，就要摆脱刑法条文的束缚，用生产力的标准判断行为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在对生产力标准的理解上，要避免几个误区：不能把生产力标准曲解为纯粹的经济标准，避免将其庸俗化为金钱的标准；不能把生产力标准等同于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地区的发展标准，避免将其演变为局部的标准；不能把生产力标准误解为排他性的唯一标准，避免将其绝对化；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当作人为自立的标准，避免将其个人化。
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树立刑法经济观必须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要开阔视野，转变观念，防止用计划经济的观念去衡量市场经济中的问题，乱立姓“资”姓“社”的标准；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活动，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同时，要改善执法环境，转变工作作风，不能借“服务”之名，搞“利益驱动”，坚决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以罚代刑，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主动服务，超前服务，努力拓展服务的新局面。
二、刑法效益观
树立刑法效益观，就是在惩罚和预防犯罪活动中，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要求刑罚设置要科学合理；刑罚适用要讲究效益。
刑罚设置科学合理，是指刑事立法要设置一个轻重适中的刑罚体系和法定刑结构。这一问题揭示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是：怎样认识和处理刑罚的轻重与预防犯罪的关系？围绕这一问题，近几年来，刑法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轻刑化说”认为，预防犯罪不能只依靠刑罚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决定了法律作用于社会及其运作过程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多元化，遏制危害需要刑罚和其它社会调节手段（如经济的、行政的、伦理的等）来共同完成。严酷的法律缺少人道精神，使人变得更加凶残，引起刑法的“功能异化”，从而使刑罚只具有消极的惩罚性质，效益极低。尤其是当前，人们往往刻意强调和追求刑罚适用对刑法效果的直接惩罚功能，造成观念上和实务上的恶性循环。因此，“轻刑化说”主张把“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缓和化”作为预防犯罪的对策。在立法上严格控制死刑条款；降低某些罪的法定刑；提高财产刑的地位；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范围。“重刑化说”则认为，犯罪率的上升，说明刑事立法不严、司法打击不力，只有适用严刑重罚，才能发挥刑罚的惩戒作用，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因此，在立法上规定重刑，特别是要增加死刑条款；提高重刑在法定刑中的比例。
在笔者看来，犯罪是一种由多种原因聚合而成的复杂社会现象。刑罚在预防犯罪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仅仅依靠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消灭犯罪。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率升降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就刑法本身来说，无论是重刑还是轻刑都是预防犯罪所必需的，在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中，不能没有重刑和轻刑的差别。作为一种立法思想，“重刑化”和“轻刑化”都不足取，都可能削弱公众对刑法的尊重，都会导致刑罚整体功能的缺损。就现实而言，我国刑法典中的重刑条款已经不少。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些《决定》和《补充规定》又作出了更为严厉的刑罚规定，这确实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不断强化重刑的倾向。从逻辑关系上讲，犯罪是适用刑罚的前提，而刑罚则是犯罪在法律上的结果，它们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形式逻辑告诉我们，逻辑上的结果是不能消灭逻辑上的原因的，换言之，刑罚可以减少犯罪，预防犯罪，但不能消灭犯罪。一部好的刑法应当在罪犯实施犯罪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为他架起一座后退的桥梁，也就是说，犯罪者在犯罪道路的每一点上回头，都比更向前迈进一步获得更为有利的法律后果。刑罚的不断严厉，死刑的不断增加，只会使人的价值被进一步贬低。当这种价值被贬低到某种低微程度时，就人的功利本能而言，刑罚非但不能抑制犯罪，反而会使人铤而走险，实施更多、更为严重的犯罪。由此观之，如何设立科学合理的刑罚体系和法定刑结构，防止刑事立法的一味重刑化倾向，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根据刑法效益观的要求，用尽可能节省的刑罚取得最佳的预防犯罪的效果，这种刑罚既要足以预防犯罪，又不能造成多余和浪费，刑罚的投入是合理，轻重适当的。因此，笔者认为，刑事立法时科学合理的刑罚体系应当包括自由刑、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法定刑的设置应当以公正和最佳适度为原则，它要求以罪刑相适应为基础，以最的刑罚量去获得最大的刑罚效益。
刑事立法是刑事司法的前提，刑罚设置科学合理，刑罚适用讲究效益，才能真正提高刑法效益。刑罚适用讲究效益，是刑事司法中注重定罪效益、量刑效益和行刑效益。注重定罪效益，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把刑罚的使用控制在最低限度，不该用刑罚时坚决不用，避免滥用刑给国家财政带来无谓的开支。注重量刑效益，要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做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同时根据犯罪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选择适当的刑罚；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对经济犯罪，以营利、贪利为目的犯罪，单位＜法人＞犯罪，其它一些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注重行刑效益，执行刑罚时要考虑经济效益，正确处理宏观与微观、整体效益与局部效益的关系。倘若局部上看是有效益的行为，在全局上看来是有害的，应该局部服从全局。所以，刑事司法活动中，要坚决摒弃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和单位保护主义，绝不允许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要处处考虑适用刑罚的合理性，充分发挥刑罚的有效性。
三、刑法民主观
刑法民主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事立法过程的民主化；二是刑事法律内容的民主化；三是刑事司法过程的民主化。
刑事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是指刑事法律的创制必须增加透明度，广泛吸收各个阶层人士的意见，全面贯彻社会主义立法的民主原则，使法律的草创、出台和最终颁行，不能由立法者闭门造车，更不能以少数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刑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法律，要求全体公民一体遵守，这就要求在立法时尽可能合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立法者如何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正确把握社会的客观需要，以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不仅仅是立法技术问题。在目前刑事立法不可能通过全民公决产生时，立法者在法律拟制阶段，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让人们了解立法意图，让更多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进去。纵观近十几年来的刑事立法活动，立法机关在对刑法的修改补充过程中，征求意见的对象、层次、范围还是显得相当狭小。有些法规出台十分仓促，带有先天不足，有些很好的立法建议，由于受到某种干扰最终未被采纳。笔者认为，只有把刑事立法的整个过程真正置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指导下，才能改变目前立法中存在的缺乏超前性、过分追求立法经济和仓促立法、缺乏整体构思以及把刑事立法活动视为权益之计、策略需要的不正常现象，真正使我国刑法全面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刑事立法内容的民主化，是指在制定的刑事法律中最大限度地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利。这是由我国刑法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从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看，在立法内容的民主化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其一，而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却规定了与民主原则直接相悖的类推制度；其二，在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上，近年来通过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个别采用了“从新原则”；其他不少都是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公民没有事先了解和学习法律内容的时间；其三，刑事立法使用了最容易导致对公民民利侵犯的不确定的、模糊的用语（如“情节严重”等内涵和外延极其含糊的用语），实际上赋予了司法人员在定罪量刑上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致使对公民民利的保障往往流于书面的规定；其四，刑法将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有关侵犯公民民利的罪名寥若星晨（刑法中只有4个条文、5个罪名，即142条的破坏选举罪，146条的报复陷害罪，147条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和非法剥夺自由罪，149条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处刑也相当轻微，且体例上依附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没有在立法上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诸如公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民利，尚未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如此等等，严重影响了刑法民主化的进程。要强化刑事立法的民主化，首先应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为我国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并取消类推制度；其次，增设侵犯公民民利罪专章，强化对公民民利的保障，逐步扩大其保护范围，使公民能够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外，充分行使各项民利。再次，改革现行刑罚制度，逐步冲破现行刑法中以剥夺人身自由权为核心，广泛设置生命刑的封闭刑罚体系，使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刑罚体系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手段一起，相互作用，使刑罚朝着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刑事司法过程的民主化，要求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判、执行等环节上，都要坚持民主原则，体现民主精神。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刑法的民主化除受制于刑事法律的内容外，主要受如何解释刑法和如何执行刑法这两个因素的制约，由于受“宁疏勿密”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刑法条文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立法解释又极为少见，司法机关为了适用刑法，不得不颁布大量的司法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司法机关办案不是在适用刑法，而是在适用司法解释。但只有立法机关才能最准确地掌握法律规范的本来含义，如果几乎全部的法律解释工作依靠并未参予立法活动的司法部门来完成，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法律解释的偏斜。这样，司法机关在执行时就会出现偏差和混乱。因此，今后在重视司法解释工作的同时，尤其应加强立法解释，使刑事法律所反映的人民意志得到正确的解释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得到正确的实现。在刑法执行问题上，刑事司法的民主化落脚点在于如何正确适用刑法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就司法人员与被告人、犯罪人的关系而言，司法人员要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犯罪人的人身、财产、民利，严禁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和其他侵犯被告人、犯罪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就司法机关内部而言，不仅要提高全体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责任心，做到严格依法办事，而且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案件的处理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听命于行政干预和长官意志。
四、刑法平等观
等价交换、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固有法则，把这一法则引入刑法领域，就必须树立刑法平等观。刑法平等观的基本要求是：参加经济交往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官民平等，国有、集体与私营企业平等；参加经济交往双方当事人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参加经济交往双方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有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
由于受封建等级观念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严重。从立法上看，没有全面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犯罪构成标准的确定上，在法定刑的设置上，都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从宽处罚的现象。比如，普通公民犯过失杀人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而国家工作人员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其法定最高刑仅为5年；普通公民盗窃公私财物价值300元以上构成盗窃罪，而国家工作人员等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公共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才构成贪污罪；如此等等，与我国政策法律中宣传的“对国家工作人员要求从严”、“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背道而驰，突出地表现了适用刑罚官轻于民的倾向。尽管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刑法上只规定有破坏集体生产罪、贪污罪等，而对破坏个体生产的行为、侵占私营企业资财的行为如何治罪，则没有规定，刑事立法上没有体现公有制和私有制平等保护的原则。从刑事司法上看，在实际刑罚的适用上，官轻民重，对公职人员犯罪以罚代刑、罚不当罪的现象普遍存在，侵犯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合法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由于无法可依往往不了了之，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和蔓延，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遭到践踏。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5篇
“从做学问来讲,刑法给我的印象深刻。刑法的体系特别严谨,在当时的法学各学科中,刑法的体系是最完整的!”
记者(下文简称“记”):据悉您的经历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您能具体讲讲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吗?
王世洲(下文简称“王”):我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小学与中学都是在那里读的。1966年开始,由于我父母是中层领导干部,是“黑帮分子”,我们成为“黑帮子女”,因此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跟着造反。当时,我们年龄也小,人家也不要我们,所以就在家待着,自己读书,读了很多书。但是,我慢慢地觉得生活有点无聊了,就借了初二初三的课程自学。1969年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我们属于“黑帮子女”,很受歧视,因此就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宁化县。当时我表现好,在当地还入了团。不过,那时对未来很迷茫,也没什么理想。
1972年底征兵时,我就去报名参军,当时部队有规定,25岁要么提干,要么复员。这时开始有风声说可能恢复高考,我的心里就有了新的向往。于是决定复员,户口迁回之后,我就开始了复习。
记:当时您选择北大、选择法律专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王:福建省那一年是先填一次志愿,在公布分数之后,再填一次志愿。最初,我选择的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后来,成绩公布了,我知道我考了全县第一,分数很高了。在第二次填报志愿时,有人就建议我报北大。我一想,北京更好玩,有长城、圆明园、故宫、颐和园等,就这样稀里糊涂就改了志愿,填了北大法律学系和世界经济专业,就这样来了北大。
记:您后来出国学习、研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有个很好的项目,就是CLEEC,中文名称叫“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他们在国内各主要院校中大规模地选拔人才到美国学习,我联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
到了美国后,我的导师Berring教授是研究中国法的,但我还是想研究刑法。我在美国的硕士课程需要做一个课题,就选了美国经济犯罪作为题目来研究,我的美国硕士论文就是关于美国经济犯罪的。伯克利法学院的评分标准很特别:最低是Fail,最高是High Honor。我的论文得到了High Honor,这也证明北大的研究生教育是成功的。
记:在您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在哪里?
王: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否能够算贡献,只能由别人去评说了。在这里,我只想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否正确请大家批评。
第一,重视刑法的比较研究。无论是经济犯罪还是刑法基本理论,比较研究是推动我国法治较快发展的捷径。
第二,重视刑法基本概念的构造。例如,我证明了,犯罪这个概念,不是由一个概念,而是至少由两个概念组成的,一个是立法概念,一个是司法概念。例如,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是犯罪。曾说过贪污与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但是,即使在领导的时候,他也没有把浪费当做犯罪来处理。
第三,重视刑法理论体系的建设。多种多样的刑法概念,不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这就需要完整的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能够避免刑法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能够使刑法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2008年完成的对著作权刑法的全球性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通过对亚非拉美十几个国家著作权刑法的调查,基本查清了有关情况。这本书受到了立法和行政机关的普遍好评。
我的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高度评价。2009年底,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选拔委员会授予我2009年度的洪堡研究奖,这是首次授予我国刑法学工作者此项殊荣。这是洪堡基金会选拔委员会根据中国、美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多位著名刑法学者的联合提名做出的。
“美国更注重经验和过程,德国更注重理论和结论。但是,从实质上看,两者又有很大的共同点,例如,都主张严格的法治,都追求完美的法治。”
记:1988年您回国后,当时国内已经开始谈到刑法修改的问题,您参加了当时的刑法起草准备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王:当时,为了修改刑法,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一共7个人,由法工委副主任高西江牵头,刑法室副主任李淳,还有徐霞负责召集。开会时,讨论的基础是高西江同志起草的稿子。当时,最困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犯罪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问题,还有刑法章节的编排问题。高西江同志是主张采纳罪刑法定原则的,在开会时多次论证,采纳罪刑法定原则不会漏掉“吞舟之鱼”。但是,经济犯罪大量规定之后,造成刑法各部分比例不协调的问题,也让大家感到是个大问题。曾经考虑过的方案有小章制,也就是把刑法典搞成二十多章。后来这个第三章和第六章采用节的方式,还是比较理想的。
我当时主要负责经济犯罪的资料。在开会中发现,在立法中对各种情节的说明也很重要,因此,在北大周密老师的支持下,翻译了《美国量刑指南》。这本书对各种量刑情节进行了很详细的规定,是美国刑法的情节大全。再后来,我又发现立法机关急于了解关于死刑问题的规定,因此就专门向法工委提供了一个关于美国死刑问题的研究报告。选择美国首先是资料便利和情况熟悉,当时,在人口众多的发达国家中,只有美日俄三国有死刑。由于语言和资料的关系,我就选了美国。这些工作,对刑事立法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记:您起初研究了美国经济犯罪,后来怎么想到要研究德国的经济犯罪?
王:1990年前后,我在研究美国经济犯罪时,请了美国的教授来访问,紧接着,德国的朋友也来了。他们就邀请我去德国考察。我一想,美国是英美法系的代表,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研究好美国和德国,就等于掌握了全世界的基本情况。1992年去德国时,是德国马普所的所长Kaiser教授请我去,还有奥格斯堡大学的Herrmann教授帮我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申请了一笔奖学金。时间总共是半年,我就去了德国。
“我们是法治后进国家,想要赶上,我认为应当在学术上首先要搞清楚别人说什么、怎么说、说了有什么用。这就是我通常讲的概念、体系、功能,然后再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吸收借鉴。”
记:您认为刑法学科将来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王:2004年,我在英国和德国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国际刑法。最近,我刚刚完成了这个方面的初步研究,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综述性的专著《现代国际刑法学原理》,主要研究的是英美法方向和伊斯兰法方向的理论。另一本是译著,翻译的是德国学者韦勒教授的《国际刑法学原理》。这样,两本书就把迄今为止国际刑法的世界状况展示出来了。我认为国际刑法学原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目前还在兴起阶段,但是,它跟刑法学在全世界的发展都有关系,因此,我国学术界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是法治后进国家,想要赶上,我认为应当在学术上首先要搞清楚别人说什么、怎么说、说了有什么用。这就是我通常讲的概念、体系、功能,然后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再进行吸收借鉴。
从全世界来看,刑法虽然是国内法,是地方性的,因此,好像没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成果。然而,通过比较研究,我发现,目前在世界上的许多理论中,尤其是美国人和法国人,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夺刑法思维方式的创设和构建。对刑法,不仅要看法律的规定,而且要考虑有关法律规定的根据,否则,法律的运用和稳定都会成问题。构建正确的刑法思维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研究发展方向。
记:通过您这么多年对美国、德国经济犯罪和刑法原理的研究,您觉得中国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差距在哪里?
王:在中国刑法的学术界,差距还是很大的。从表面看,国内的研究,在准确、细致方面,与国外理论的差距就很明显。从深处讲,国内的研究也比较容易产生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作为新中国刑法学基础的前苏联理论中,就有着非常强烈的教条主义色彩。另外,我国现代刑法理论在基本原理部分中有大量的舶来品,也容易助长教条主义。另外,司法实践界与理论界的隔离,也使得理论联系实际变得比较困难。这样使得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主张采用原理来解决具体问题,这等于说要去当法官的家,要告诉法官具体案子应该怎么判;而实践部门也有一种倾向,不理睬理论的分析和批评,这等于否定理论的意义,通过强调特殊性来否定规律性。因此,我在刑法基本理论方面强调“信条学”的说法,反对“教义学”的说法。信条是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教义不仅容易与宗教搅在一起,而且容易带上教条主义的印记。
美国和德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在我看来,都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德国的理论虽然很抽象,但是,明显是与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我想,要克服国内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我们还是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我认为,这个思想路线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体现。
记:死刑问题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您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对于死刑的废除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关于死刑的问题,我写过两篇文章,被翻译成韩文和日文。我的观点是:死刑最终是应当废除的,共产党人、宗教人士、人道主义者都这样讲,只有革命尚未胜利之前的革命者不这样讲。因此,在中国,问题不是死刑要不要废除的问题,而是如何废除的问题。我认为,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是正确的废除死刑的道路。我在一次会上说,我既是温和的死刑保留论者,也是温和的死刑废除论者,结果,他们把我的话不太友好地登在报纸上,好像我是脚踩两只船似的。其实,既保留又废除,不是限制是什么?在中国立即废除死刑的主张肯定是错误的,在中国现在这样说明显带有哗众取宠的味道。我主张,先根据国际公约做,既然参加了公约就应当遵守公约。国际公约还允许保留死刑,但仅仅允许对与故意杀人有关的犯罪适用。这样,在具体适用死刑时,就应当通过情节来进行限制,也就是在一定的情节下就不能适用死刑,例如在有正当防卫、从犯、邻里关系等等情节时不适用死刑(至少是不能立即执行)。在这个思路上,我们就可以大力发展这些不适用死刑的情节。很明显,最严格的限制不就是不适用了吗?不就等于废除了吗?
“我觉得,作为一名法学研究工作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记:您认为现在的学术规范执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许多多产的学者,但有些学者几年才写一部书,学生也有同样的情况。您认为写文章应当多写还是少写,应当有话就说,还是需要适当的积淀?
王:北大法学硕士论文,在学术规范上,总的来说有进步,但问题还是有的。有一些好同学,在校期间就能够发表很有分量的论文,让人高兴。但是,在学者方面,情况则是良莠不齐。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刑法的学术界是否丧失了学术批判的能力?这会导致对学术进行评价时,不是看质量而是看数量,不是看内容而是看刊物。
记:最后请您对现在的青年学者、学生提些建议意见。
王:首先是要有理想。曾说过,中国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有志气,不管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公正或者灾难,但是,作为一个法学工作者,无论在做什么工作时,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做律师,都应该努力在自己从事的工作领域中作出较大的贡献。
其次是要热爱学术。我们研究法律,更必须热爱法学。清末大法学家沈家本说过,不懂法学就搞不好法律。热爱学术,需要对学术感兴趣。人生在世,总要做点事情。要把事情做好,就需要强烈兴趣的支持。热爱学术,才有可能进行钻研,才有可能抓住机会。■
主要著作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6篇
题目：中国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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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和文章的创新点
1、选题目的
本文选题目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系统了解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和高技术产业的相关知识；第二，将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运用于高技术产业；第三，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区域政策。
2、选题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产业地理集中度的研究比较充分，对地理集中度的测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但是，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的制造业上，很少有学者将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应用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的不断渗透，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对高技术产业布局特征及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将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的写作希望能通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实证研究，以全国及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年—2007年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数据为样本，对该时间跨度内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和CR指数进行测算，借此分析我国十余年来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的时空变化趋势，并提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区域政策。
3、本文的创新点
将地理集中度应用与高技术产业领域，此类研究在国内还极为少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创新性的利用协方差来计算区域基尼系数；此外，本文还采用了空间变化趋势和时间变化趋势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产业地理集中研的究成果丰硕。Krugman（1991）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测量了美国106个三位数的地理集中度，发现低技术产业在空间上更为集中。Ellison和Glaeser（1997）设计了测度产业地理集中的的指标EG指数，并计算了1987年美国两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产业在州、县等空间单元的EG指数，来测度这些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几乎所有产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地理集中，对给定的空间尺度，产业分类越细，产业在空间上越集聚；对同一类产业而言，空间尺度越大，集聚态势越显著。Amiti（1998）计算了EU十国的三位数水平的27个产业的基尼系数以及五国65个行业的基尼系数，检验了1968—1990期间欧洲的工业地理集中的变化情况，并得出在欧洲产业中间投入强度与其地理集中程度成正相关的结论。Maurel和Sedillot（1999）设计了新的指标（MS指数）来研究产业的地理集中，并测算了法国四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273 个产业中，有211个产业的MS指数大于0，分布比较集中。
在国内，今年也兴起了一股研究产业地理集中的热潮。粱琦（2003）计算了1994年、1996年和2000年中国工业的24个行业的基尼系数值，分析了这些产业地理集中的变化趋势。杨宝强（2003）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分别按省级行政单元和东、中、西三大区域但愿对中国1992年和2000年三次产业的地理集中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仍然很低。罗勇和曹丽莉（2005）利用EG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业1993、1997、2002、200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王业强和魏后凯（2006）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80—2003年制造业行业数据计算了区位基尼系数、SP指数和MHHI指数，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绝对地理集中和相对地理集中并存，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变化趋势。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的研究较为完整系统，他们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测算了1980—2003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情况，发现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区域分散而在90年代趋于集中，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向多元化发展。张文彬和黄佳金则利用熵指数，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在1988—2003年地理集中度的时空演变情况，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行业地理集中度上升。
2、国内外对该论题研究的发展趋势
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集聚、专业化与集群是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魏后凯）。在国外，自Krugman（1991）起，Ellison和 Glaeser（1997）、Amiti（1998）、Brulhart（1998）、Haaland（1999）、Midelfart（2000）、 Overman Henry（2000）、Nikolaus Wolf（2004）等人在该领域做了大量。
相比而言，国内关于产业地理集中的研究比较晚，但近年来已成为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科的热点问题，表现为近几年来，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系统。笔者根据中国知网资料统计，2003年，该领域发表期刊论文3篇，2004年为4篇，2005年为7，2006年为23篇，2007年为25篇，2008 年为33篇。
图1.1 产业集中度问题研究趋势
该领域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实证研究上，国内外的学者都是通过对具体行业的地理集中度进行测度，进而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该领域的文章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这一特点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三、论文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主攻方向
论文主要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阐述地理集中度的相关概念及其测度，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为该产业的发展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2、主要内容
本文对国内外产业地理集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系统地整理了定量测度产业地理集中度的方法和指标体系。利用数学和统计知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区域基尼系数和CR指数进行定量的计算，以此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格局的时空变化趋势；构建数学模型，研究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与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策建议。
3、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数学建模和数理统计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突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证分析相结合，力求研究成果具有理论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责任编辑：1041）
4、技术路线
图1.2 论文技术路线图
四、毕业论文（设计）的进度安排
1. 2008年10月—2008年11月，根据自身研究兴趣以及系里公布的选题指南确定论文选题。
2. 2008年12月-2009年1月，收集阅读论文资料，撰写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设计书初稿。
3. 2009年2月，向论文指导老师提交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设计书，按指导老师修改建议修订。
4. 2009年3月，完成论文初稿写作，提交指导教师修改。
6. 2009年5月上旬，完成论文打印、装订，参加论文答辩。
五、毕业论文（设计）应收集的资料及主要参考文献
[1]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 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 王业强，魏后凯。 产业地理集中的时空特征分析——以中国28个两位数制造业为例 [J].统计研究，2006（6）：28-33.
[4] 王业强，魏后凯。 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04）：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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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ei Wen. Re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J].Journal of5 5. 2009年4月，根据指导老师修改建议修改论文文稿，最终定稿。
论文开题报告模板（二）
一、 综合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1.国外刑法理论界对“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得出了肯定与否定两种结论，同时，亦有学者主张限定的肯定说。
（1）肯定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
（2）否定说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
（3）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
诚然，德、日、前苏联刑法学者主张共同过失犯罪论的日趋增多，但在德、日、俄等国占通说地位的还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否定说。
2.国内理论层面， 我国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失犯罪持否定态度，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共同犯罪，是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内互相利用各人的行为而共同实行犯罪。”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我国刑法已经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这一概念，刑法第25条第2款关于“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规定就是一个证明。只不过，我国刑法对共同过失犯罪人不以传统的共同犯罪论处罢了。
（二）选题的依据
1.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倡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体系并不完善，所以要把共同过失犯罪引入我国法律。
2.我国有些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失犯罪持否定态度；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是否应该认定共同过失犯罪在学术上有很大争议。
3.有相当部分案件（共同实施过失行为，但不能证明死亡结果由谁的行为造成，如脚手架上扔圆木案）只有在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下才能得到妥善的判决；同时，肯定共同过失犯罪，追究其共同过失犯罪的责任，这对于遏制过失犯罪是相当有利的。
（三）选题的意义
1.当前我国提倡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的种类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有的刑法理论已经不能满足定罪量刑的需要。因此，研究共同过失犯罪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2.从立法方面讲，我国的立法否认了共同过失犯罪，使得实际生活中许多的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建立。研究共同过失犯罪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
3.从司法层面讲，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共同过失犯罪的不同罪犯的量刑常常大相径庭，这与我国的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相违背的。对共同过失犯罪的研究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相应的指导。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共同过失犯罪的概述
1.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
2.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依据
3.共同过失犯罪的意义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
1.主体要件：二人以上，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主观要件：违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
（1）共同注意义务的来源
（2）共同注意义务的内容
（3）共同注意能力的判断
3.客体要件：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4.客观要件：数个行为人实施了违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三）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1.共同过失犯罪的处罚原则
2.共同过失犯罪刑罚的具体裁量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外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共同过失犯罪问题，对于共同过失行为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则是该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也就确定了我国应怎样对共同过失犯罪定罪量刑的问题，使这一理论更好的为我国刑法服务。
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一）步骤
1.确定选题方向。共同过失犯罪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大量查找搜集资料。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对图书馆相关书籍和网上相关文章进行大量阅读和收集，丰富自己在这个问题方面的知识。
3.研究分析资料。通过对资料的阅读，了解共同过失犯罪的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对这一问题的逐步有了自己观点和想法。
4.列出论文 提纲。罗列出自己要写的基本内容和提纲。
5.完成论文。
（二）方法
1.比较法：外国学者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比较。结合我国国情与外国相关理论进行比较。
2.从理论到实际的结合：在充分了解国内外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研究现状后，再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实际运用。
（三）措施
1.阅读了大量关于共同过失犯罪方面的著作，如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
2.上网查看和阅读了很多关于共同过失犯罪方面学术论文，硕士毕业论文 等。
3.收集了不少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案例，如央视大火案、共同射击致人死亡案、脚手架上扔圆木案等。
四、研究工作进度
2010.10--- 2010.12 确定选题方向、决定论文题目
2010.12--- 2011.3 收集论文的相关资料、提炼观点、确定论文大纲 2011.3 --- 2011.5 拟好论文提纲 、举行开题报告 、准备论文初稿 2011.5 --- 2011.6 修改论文定稿、进行论文答辩。
五、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修订本 第3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责任编辑：1041）
论文开题报告模板（三）
论文题目：中国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的实证研究
学院：
学号：
学生姓名：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和文章的创新点
1、选题目的
本文选题目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系统了解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和高技术产业的相关知识；第二，将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运用于高技术产业；第三，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区域政策。
2、选题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产业地理集中度的研究比较充分，对地理集中度的测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但是，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的制造业上，很少有学者将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应用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的不断渗透，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对高技术产业布局特征及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将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的写作希望能通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实证研究，以全国及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xx年—20xx年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数据为样本，对该时间跨度内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和CR指数进行测算，借此分析我国十余年来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的时空变化趋势，并提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区域政策。
3、本文的创新点
将地理集中度应用与高技术产业领域，此类研究在国内还极为少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创新性的利用协方差来计算区域基尼系数；此外，本文还采用了空间变化趋势和时间变化趋势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产业地理集中研的究成果丰硕。Krugman（1991）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测量了美国106个三位数的地理集中度，发现低技术产业在空间上更为集中。Ellison和Glaeser（1997）设计了测度产业地理集中的的指标EG指数，并计算了1987年美国两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产业在州、县等空间单元的EG指数，来测度这些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几乎所有产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地理集中，对给定的空间尺度，产业分类越细，产业在空间上越集聚；对同一类产业而言，空间尺度越大，集聚态势越显著。Amiti（1998）计算了EU十国的三位数水平的27个产业的基尼系数以及五国65个行业的基尼系数，检验了1968—1990期间欧洲的工业地理集中的变化情况，并得出在欧洲产业中间投入强度与其地理集中程度成正相关的结论。Maurel和Sedillot（1999）设计了新的指标（MS指数）来研究产业的地理集中，并测算了法国四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273个产业中，有211个产业的MS指数大于0，分布比较集中。
在国内，今年也兴起了一股研究产业地理集中的热潮。粱琦（20xx）计算了19xx年、19xx年和20xx年中国工业的24个行业的基尼系数值，分析了这些产业地理集中的变化趋势。杨宝强（20xx）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分别按省级行政单元和东、中、西三大区域但愿对中国19xx年和20xx年三次产业的地理集中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仍然很低。罗勇和曹丽莉（20xx）利用EG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业19xx、19xx、20xx、20xx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王业强和魏后凯（20xx）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xx—20xx年制造业行业数据计算了区位基尼系数、SP指数和MHHI指数，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绝对地理集中和相对地理集中并存，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变化趋势。贺灿飞和谢秀珍（20xx）的研究较为完整系统，他们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测算了19xx—20xx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情况，发现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区域分散而在90年代趋于集中，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向多元化发展。张文彬和黄佳金则利用熵指数，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在19xx—20xx年地理集中度的时空演变情况，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行业地理集中度上升。
2、国内外对该论题研究的发展趋势
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集聚、专业化与集群是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魏后凯）。在国外，自Krugman（19xx）起，Ellison和Glaeser（19xx）、Amiti（19xx）、Brulhart（1998）、Haaland（19xx）、Midelfart（20xx）、Overman Henry（20xx）、Nikolaus Wolf（20xx）等人在该领域做了大量。
相比而言，国内关于产业地理集中的研究比较晚，但近年来已成为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科的热点问题，表现为近几年来，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系统。
三、论文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主攻方向
论文主要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阐述地理集中度的相关概念及其测度，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为该产业的发展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2、主要内容
本文对国内外产业地理集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系统地整理了定量测度产业地理集中度的方法和指标体系。利用数学和统计知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区域基尼系数和CR指数进行定量的计算，以此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格局的时空变化趋势；构建数学模型，研究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与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策建议。
3、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7篇
我之所以选取许霆案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主要是因为大三的时候选修刑法案例分析课，王老师用了好几节课为我们分析许霆案，当时正值许霆案“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个人对此也比较关注，因此想把自己对本案的一些思考写出来，形成一篇较好的论文。 许霆案从一审开始就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以许霆案为主题的文章实在是不在少数，如果我再老生重谈，既受制于现有文章的观点，又缺乏新意。我注意到，虽然有关许霆的文章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刑法谦抑性，但是少有专门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对本案进行论述的，就算涉及谦抑性比较多的，也是仅仅从罪与非罪的角度来谈。而我个人认为，罪与非罪固然是刑法谦抑性问题的核心之核心，但是在适用刑法过程中，秉承谦抑的思想也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因此我选择了从本案反思我国有关刑法的谦抑性问题，包括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 由文章的主题所限定，我的论文不再探讨本案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且以许霆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构成盗窃罪为基点，从本案一审到终审的过程和结果中进行刑法谦抑性的反思。 从立法的层面，许霆利用ATM机故障，窃取银行17万余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构成盗窃罪。但是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定刑规定出现了断档现象，缺乏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梯度，造成了刑罚上的不衔接，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刑法谦抑性主义来说，这就是刑事立法还不够谨慎，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之前没有做足自我审视，导致刑法不能对犯罪人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这是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的。 如果单从数额来看，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学界普遍指责，该司法解释于1997年出台，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再加之广东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大省，以十万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实在是显失公平。结合刑法的谦抑性，谦抑、谨慎不仅体现在初次制定上，也应当贯穿在法律的整个生命延续中。法律修改是广义上的立法活动之一，因此，当法律严重落后于生活现实时，就应当及时做出自我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此，我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目前仍保留了无期徒刑和死刑为例，作为我对部分刑事立法严重滞后的观点的支撑。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本身出现立法失误，有关司法解释又严重滞后，这二者是造成许霆案一审适用法律僵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司法适用也对本案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法官适用法律称得上是循规蹈矩。但无期徒刑的判决恰恰是社会反响最强烈所在。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之下，即使许霆的特殊情况不能与“政治、外交、国防”等原因相提并论，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依然是为许霆减刑最好的一条出路。可是一审法官适用法律随意，将许霆第一次取款也视为盗窃，同时没有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造成对许霆的量刑与其犯罪情节出现巨大差别的难堪。倘若一审法官知道判处许霆无期徒刑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对，我想那位法官定会想方设法为许霆减轻刑罚。 跟重审相比，一审判决有误，且判决书寥寥数语未详细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许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时，不但没有详细说明核准理由，更将许霆第一次取款数额也算在了盗窃数额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部分司法工作者对待法律不认真、适用法律不谨慎的态度。刑法作为保障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国家对公民的政治否定和道德贬损”的严厉程度是其他部门法不具有的，因此不但要求在制定的过程中保持谦抑，也要求司法工作者在适用刑法时谦抑、谨慎。
法律被制定出来仅仅是一些文字，被实际运用才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此有的时候，如何运用好法律可能比制定好的法律更重要、更需要技巧。对法学耳濡目染四年，法律的神圣性早已根植于我心，深入骨髓，所以我始终认为，面对各种法律关系，法官应当始终秉持“公正、节制、谨慎、坚韧”的司法道德，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把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因为法官的一个判决，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更何况是如此严厉的刑法判决。 此外，我个人认为，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对许霆的第二次取款也可以视为是不当得利。换位思考一下，取款人在正常取款100元时，取款机居然吐出了1000元且账户上只被扣除了1元，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取款机可能出现故障了，但是ATM机出现故障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且第一次出钞出错不见得第二次、第三次也会出错，所以取款人可能会再次尝试以确定取款机是否真的出错，等到第二次取款机仍然出钞1000元，基本可以确定取款机确实出现故障了。因此许霆第二次取款可以视为是尝试，在第二次尝试之后，确定取款机出现故障，这才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我认为这是比较符合正常人的心理的。根据刑法谦抑性在定罪上“可定可不定的，则不定罪”的理论要求，对许霆第二次取款不视为是盗窃也是可以的。 从文章的整体性要求出发，我在反思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对日后类似许霆行为非犯罪化作出了展望。在谦抑性理论概说部分我就对这一观点埋下了理论伏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趋于文明和人权观念的增强，刑法的谦抑性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于是会出现不同时期下不同的刑事政策与法律制度，表现在刑法上就会有犯罪圈的扩大与缩小。“公众对待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情绪和气质是对任何国家文明最可靠的考验之一。”许霆得到很多人的谅解甚至支持，这表示即使刑法对许霆做出了否定评价，社会对于这种行为仍然持宽容态度，毕竟比起很多暴力性犯罪和贪污受贿犯罪，许霆的行为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单独再作一篇论文，所以我并未花大量篇幅进行论述。 毕业论文是对大学四年学习的总结，是四年法律知识沉淀的最终展现。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能感觉得到自己对刑法的学习、理解更踏实了，更深刻了。刚开始学刑法的时候，想着把什么都入罪、把什么非法行为都定罪。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加之思想的日渐成熟，我对刑法的理解不仅仅只停留在“打击犯罪，惩恶治暴”的层面，刑法在我眼中再也不是一个“凶巴巴的恶汉”。他是一位严慈的智者。他严谨，慎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人，但是也不会随意接收一个非犯罪人；同时，他也宽容，开明，他始终以预防犯罪为己任，接纳每一个误入歧途的人，通过教育改造帮助他们重返社会。如同我在论文里提到的，我信奉刑法的美德是宽容。 最后，对于给予我论文指导以及考研指导的王老师、答辩组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表示感谢。我深知我的论文内容平平，不过写作态度还较为认真，各位老师给我优秀的分数是对我学习态度的肯定，也是对我日后学习的鼓励。再次向各位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PS: 本文为优秀毕业论文的说明。至此，我的本科生活圆满结束。明天将奔向另一个新的开始。论文出处(作者):
毕业论文撰写、打印格式要求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刑法学；60年；反思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585-05
一、中国刑法学60年的基本情况
中国刑法学的60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年至1965年是中国刑法学创建和曲折发展时期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的六法全书及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统治时期的刑法，当然在新中国不再适用。新中国建国伊始不可能制定出刑法典，只有根据形势的需要，于1951年和1952年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2.21)，《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1951.4.1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52.4.21)。由于当时国家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采取排斥态度，只有苏联刑法理论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于是，苏联的刑法教材和某些专著先后翻译出版。我国刑法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的。
由于没有自己的刑法典，我国刑法学当时主要借鉴苏联的刑法理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对一些问题，如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刑罚的目的、死缓制度的存废和无期徒刑的存废等都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一度形成学术争鸣的良好局面。1957年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后，犯罪与两类矛盾的问题成为热点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研讨。1957年2月到10月，相继有四种刑法教科书出版和一部《论共犯》著作问世。这一年可以说是那个时期刑法学最为活跃的年份。1957年夏天之后，全国开始了反斗争，刑事法学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如犯罪构成论、有利被告论等均作为观点受到严厉的批判。一时间整个社会科学处于“左”的思想的统治之下。批判文章，占领阵地；争鸣论文，销声匿迹；于是，我国刑法学走向萧条。
(二)1966年到1976年是中国刑法学的停滞时期
1966年上半年开始了。所谓封、资、修受到大张旗鼓地讨伐。法律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货色，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随后，检察院被正式宣布撤销，法院和公安机关都被军管。“公安六条”代替当时的单行刑法成为判案的准则。“这场浩劫横扫各个领域，刑法学自然也难以幸免。在这十年期内，法学刊物停办，法学书籍停止出版，因而既无刑法学论文的发表，又无刑法学著作的问世，刑法学历史进入空白时期。不仅如此，这动乱的十年还是刑法学理论倒退的十年。在这个期间，犯罪构成理论受到批判，成为；其他刑法学的理论也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甚至连刑法学这门学科也被否定了，代之以刑事政策这一名称。”(第19-20页)1976年12月曾有《刑事政策讲义(讨论稿)》问世，这实际上是相当于刑法学的教材，是期间唯一的一本涉及犯罪的教科书，连刑法学的名称都没有敢用，应当说刑法学完全陷于停滞了。
(三)1977年到2009年是中国刑法学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后，国家开始拨乱返正，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我国有了刑法典，这为刑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此后，至1995年底，共计制定了23个单行刑法，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刑法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1982年出版了司法部教育司主持编写的《刑法学》教材，这部教材借鉴前苏联的刑法学教科书，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建立了刑法学体系，并且这一体系为后来不少刑法学教材所接受，因而被称为是通说的体系。1989年出版的《中国刑法学》，将《刑法学》的体系作了适当调整，例如，删去“犯罪及其原因”一章，将“一罪与数罪”从“数罪并罚”中独立出来改放在犯罪论中论述，数罪并罚仍放在刑罚论中论述。这些改变也为后来的一些刑法教材所接受。不过，这一体系也受到挑战。
1979年刑法公布施行以后，刑法研究逐步活跃起来，对刑法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争鸣，最先进行争论的是，犯罪与两类性质的矛盾。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1979年和1985年之间，1991年之后，这一争论也就偃旗息鼓了。其次，和出版著作进行论述和争论的有：刑法学体系问题、罪刑法定和类推问题、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问题、犯罪构成问题、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问题、刑法中因果关系问题、犯罪主体问题、法人(单位)犯罪问题、犯罪的主观方面问题、正当防卫问题、犯罪未遂问题、共同犯罪问题、罪数问题、刑罚目的问题、刑种问题、量刑问题、反革命罪问题、经济犯罪问题和其他犯罪问题。可以看出刑法学中的各种问题得到了相当广泛和比较深入的研究。
1997年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修订，废除了原来规定的类推制度，而采取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反革命罪，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取代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这样，我国刑法进一步走向现代化。此后，国家又制定一项单行刑法，截止至2009年3月，国家对现行刑法进行七次修订。外国重要刑法理论著作的较多翻译出版，在国外留学或进修人员的回国，加上50年左右的学科发展，这段时间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作为通说观点的教材，以1997年刑法为依据重新进行了编写。同时与通说不同的教材也不断出版，在内容上有些教材较多地引进国外的刑法理论，使人们感到中国刑法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这段时间，刑法学者对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论体系、死刑问题。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不少论文，也出版了一些专著，形成了刑法学欣欣向荣的局面。中青年学者往往发表或出版对传统观点挑战的论文或著作，这些论著思想开拓、论证深入，一般都有一定的分量，展现了刑法学界新生力量后来居上的形势与学科愈益发展的情景。
二、中国刑法学进步的主要表现
(一)在学术研究上量与质的巨大飞跃
刑法学研究的成果，如前所述，在1949年到1979年数十年间，只有四种教材和一本《论共犯》专著；而现在刑法学教材，有影响的不下十余种，加上各高校自编的，当在20种以上。至于刑法学专著从1981年至1991年年底即有100余种，如果从1981年至2008年年底计算，当有数百种之多；论文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前30年。可以看到刑法学研究成果在量上的巨大飞跃。
刑法学研究的成就不仅在量上，更重要的是在质上。刑法学研究的深入更让人刮目相看。以关于
共同犯罪的研究为例，前30年仅有一本《论共犯》，全书只有三万多字。本书的出版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现在看来“还较粗糙、浅显”；(第22―23页)。与此相比，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综合论述共同犯罪的著作至少有四种：即《共同犯罪论》、《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理论及其运用》和《共同犯罪理论及司法实践》。就著作的情况而言，《共同犯罪论》一书45万字，研究分析已相当深入。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共同犯罪中的各种问题更有专著出版：如《教唆犯研究》等，对共同犯罪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这里举出关于共同犯罪的研究，只是作为例证说明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当然不限于共同犯罪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同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交往的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近年来谈到他的感受时说：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已与日本很接近了。这显然是从质上对我国刑法学的评价。不能不说中国刑法学研究在质上是惊人的飞跃。
(二)研究成果由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如前所述，在前30年刑法学只有四种教材一本《论共犯》专著，但就其基本思想而言，它们都是属于通说的观点。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可是从总体来看，不过是通说观点之间的争论，因为它们都是学习苏联刑法理论的产物。换言之，它们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刑法学体系为蓝本构成的；《论共犯》也是学习苏联共同犯罪理论的心得，其中的“连累行为”就是苏联共同犯罪理论的观点，可以说那时的通说在刑法学界是一统天下。这种情况至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没有变化。体现通说的《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系司法部、教育部认可的教材，为各高等学校甚至司法干部学习刑法的基本读物，当时还没有受到与通说相左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通说提出不同意见的论文，不时见诸刊物，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提出“去苏俄化”，进而不同犯罪论体系的刑法学教材先后问世：如《刑法教科书》将犯罪构成部分依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的顺序排列，接着另一章“犯罪构成的要素、结构与性能的全面考察”加以概括，一改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学》将犯罪构成部分分为“客观(违法)构成要件”与“主观(责任)构成要件”两章，将“违法性阻却事由”与“有责性阻却事由”分别列于上述两章论述，试图构建新的犯罪论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刑法学》，参考日本教材通说的观点，将犯罪成立条件依“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顺序排列，以大陆法系所谓递进式结构为模式建立犯罪论体系。《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则将犯罪构成分为“罪体”、“罪责”、“罪量”依次论述，构建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论体系，与其他教材的犯罪论体系迥然不同。即使采取通说的学者，对犯罪论体系也有所修正。此外，还有其他不同体系的教材，难以一一尽述。从这里已可窥见我国刑法学百花齐放之一斑。至于不同观点的论文、专著，更是群芳争艳，令人赞赏。
(三)突破“左”的束缚，思想不断解放
建国初期由于废除了旧中国的六法全书，六法观点当然在批判之列，即使所谓的“砖瓦论”也遭到猛烈的抨击。对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完全持批判态度。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小心谨慎，生怕用语不当被扣下资产阶级刑法观点的帽子，人们的头脑受着“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这种情况至20世纪80年代初仍未根本改变。1980年－1981年司法部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在讨论初稿时，关于“行为犯”，“结果犯”概念即有争论，由于认为这些词语是资产阶级用语，教材就避而不用。只是1987年编写《中国刑法学》时，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等概念才在教材中出现，并予以论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加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推动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包括刑法学界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从刑法学界来看，这主要表现在：(1)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著作较多地译成中文出版。如《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国刑法总论精义》、《意大利刑法学原理》等一大批西方刑法学名家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2)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著作的不断引进。20世纪80年代曾引进台湾地区的《刑法原理》、《刑法特论》等一批著作；近几年来，《当代刑法思潮》、《变动中的刑法思想》等若干著作更在我国大陆出版。过去旧法学中的个别观点都要批判，现在属于六法的理论、整本整本著作都可以引进，可谓180°的转变。(3)西方刑法理论引入中国刑法学。在近几年的中国刑法学著作中，引入不少西方刑法理论，如行为理论、客观归责论、责任理论、期待可能性等，均构成为中国刑法的内容。有的著作甚至在体系上也借鉴日本的三阶层论。总之，对西方的刑法理论排斥的态度改而采取学习的态度。可以说我国刑法学今日的繁荣正由于思想的解放。
三、克服不足的努力方向
(一)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论
“刑法总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同样的，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也总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不同的社会里或者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刑法会发生变化，刑法学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否则，刑法和刑法学都会落后于时代而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我国社会情况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加以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对我们的刑事立法、司法是非常重要的，为刑法学研究也指明了方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应当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刑法理论，在刑法学中重视保障人权的研究。我国刑法典明文规定了与犯罪作斗争、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权利，但对保障人权却没有规定，刑法学对此也就没有论述。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但刑法学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直至现在，只有少数刑法学教材在论述刑法的机能或功能时，阐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至于刑法的谦抑原则更是只有个别教材谈到。显然这是不够的，因为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两者具体地如何调和，被认为是刑法中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第3页)。谦抑原则在国外则“被认为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55页)。因而笔者认为，保障人权和谦抑原则在我国刑法学中需要给以应有的篇幅加以论述，并将之在刑法学中贯彻始终，以彰显我国刑法学以人为本的特色。同时，在刑法学中引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所周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提出的，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它与刑法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应当将它纳入刑法学之中，这有利于刑法学切合时代的要求。
(二)科学地开展刑法学体系的研究
我国刑法学的体系是借鉴前苏联刑法学体系构建的，在构建的最初阶段曾经为大家所认同。随着学科的发展和西方刑法理论的引进，也暴露出我国刑法学体系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对传统的犯罪论体系提出质疑，发表重构犯罪论体系的论文，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自己构建的犯罪论体系编写刑法学教材；另一方面有些学者不赞成否定传统的刑法学体系而主张适当加以改善。经过几年的争论，传统的刑
法学体系并未被，新提出的犯罪论体系还没有取通说而代之。我国刑法学体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刑法学体系是否科学关系到刑法学本身的科学性问题，因而应当科学地开展刑法学体系的研究。为此，笔者建议：首先广泛研究各主要国家如德、法、意、日、俄、英、美等国的刑法学体系，而不限于某一国家如日本。研究某一国家的刑法学体系，要广泛研究该国的各种刑法学体系，而不限于某一种体系。在日本，以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虽然是通说，但还存在以行为、违法性、有责性为顺序的体系，以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为顺序的体系，以客观的构成要件、正当化事由、责任为顺序的体系，以及以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顺序的体系，即使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构成要件要素如何安排，前后也有很大变化。不能只看到一种体系，对其他体系置而不顾。其次，完善或构建中国刑法学体系，需要借鉴外国刑法学体系，而不能照搬外国刑法学体系。同时，借鉴外国刑法学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倾听实际部门的意见，吸收他们的经验，使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会有利于刑法学的发展。最后，要对刑法学体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原来学者们大多主要局限于犯罪构成的结构或犯罪成立条件的研究，对犯罪论体系的研究来说这是不够的。因为排除犯罪、刑事责任如何安排，同样是刑法学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刑罚论、分则各类犯罪的排列，怎样才最科学，也应进行研究。这样才可以逐步解决刑法学体系问题。
(三)加强对西方刑法理论的分析
借鉴西方刑法理论，非常有利于我国刑法学的发展，近十几年来，大量翻译西方刑法学著作和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对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西方刑法理论毕竟是西方国家情况的产物，各种理论的出现也有其相应的背景；因之借鉴西方刑法理论需要对之加以分析。在这方面，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例如，对日本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有的学者一味加以赞扬，说三阶层体系是递进型、开放型、前后顺序严密、具有“出罪”功能，如此等等，好得无可挑剔，这就缺乏应有的分析。须知三阶层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其内部构成要件要素的位置前后并不是相同的，并且不论古典的三阶层体系或现代新古典三阶层体系都存在缺陷，就前者而言，故意或过失均在有责性阶段，构成两件仅仅是客观的，那就不可能成为犯罪类型。正如德国学者韦尔策尔(welzel)所说：这个谬误随着主观的不法要素的发展和目的行为论的发展而被修正了。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客观要素和主观的内心的要素(第39页)。就后者而言，故意或过失均移至构成要件阶段，责任能力仍在有责性阶段，可是，还没有确定有无责任能力，怎么认定故意或过失呢?对此，三阶层体系的支持者并没有给予合理的说明。三阶层体系有它的优点，笔者并不否认，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加分析地只说它的优点，以致有的青年学子一味对三阶层体系唱赞歌而不知其他，这就不免有误导之嫌。再如，西方学者认为，刑事法律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正在于此。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上面的话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是300年前欧洲启蒙思想家说的。这只能是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言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要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刑法不是这样，即使20世纪纳粹德国刑法也不是这样。纳粹刑法学者达姆(Dahm)和沙夫施泰因(schaffstein)说：“刑法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作为保存和捍卫国家权力的手段。”(第54页)这是对纳粹德国为什么要有刑法的最好说明。将只适用于一定类型国家的论断，说明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也是由于不加分析所致。因而笔者认为，借鉴西方刑法理论，应当加强分析，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理论。
[参考文献]
[1]高铭暄：《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日]川端博：《刑法总论讲义》，东京：成文堂2006年版。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一、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贯彻实施的表现。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严重。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否定犯罪人或被害人的特定个人情况对定罪量刑的合理影响。在刑事立法、司法，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以及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如果对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有影响，则要求在适用刑法上有所区别和体现。例如，对累犯低于其主观个性及人身危险性而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基于主体的个人情况而减免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孤立、机械、单一化的刑法准则，它必须与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相结合，共同指导刑法适用。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均有体现。
首先，我国刑法总则除第四条明文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这一原则的精神还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刑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表明，搬到我国领域内实施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应适用我国刑法，而不论犯罪人是什么人。又如，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主要是由单位实施的，对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中英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论单位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
其次，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中亦有体现。例如，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体化到各类各种犯罪中，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罪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此外，刑增设罪名亦体现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例如，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对1979年刑法典第125条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而成。该罪名的创设，体现了刑法平等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的精神。
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使司法适用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上的平等是，二是司法上的平等。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立法上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只有立法上的平等而没有司法的切实贯彻执行，，立法的平等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应当注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刑事司法公正。刑事司法公正包括定罪公正、量刑公正和行刑公正。刑事司法公正是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是刑事法制基本精神的体现。
经济刑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诈骗；刑法；非法占有
一、金融诈骗案件并不一定只是经济纠纷
在现实中，金融诈骗案件大多数作为经济纠纷来处理。一般而言，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向法院的经济庭实施金融诈骗的人，法院最后虽然判决被告人败诉，但此时被告人早已挥霍或转移走了诈骗的财物。结果不仅使受害人无法追回经济损失，反而耗费了漫长的诉讼时间以及昂贵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
实际上，很多金融诈骗的案件，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纠纷，而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将金融诈骗的犯罪行为按照经济纠纷来处理，不仅使犯罪分子轻易地逍遥法外，有损刑法的权威，而且还让犯罪分子充分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和缓和性的弱点，从容地游离于刑法与经济法的空隙之间，保留住了诈骗的果实。相反，如果用刑法来处理金融诈骗案件，不仅使犯罪行为“罪有应得”，而且会减少受害人或受害单位的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部门之所以将现实中发生的大量的金融诈骗案件简单地界定为经济纠纷，毕业论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受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所以，对于金融诈骗首先应该考虑运用经济法的手段来处理。第二，没有从法益侵害和具体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对金融诈骗的性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其结果不仅模糊了刑法作为公法的意义，而且也使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流于口头。
金融诈骗是否只应该以经济的手段来防范和调控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误区。民法经济法等私法维护的是私法的秩序，而刑法维护的是公法秩序。私法与公法共同组成和维护着整个法律秩序。刑法的性质决定了刑法有自身调控的范围和根据，刑罚有着与经济制裁不同的目的与任务，两者在功能上常常具有不可替换性。如果认为只有当经济制裁等手段不足以抗制某种行为时才运用刑罚手段，实际上是否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事实上，当某种行为对法秩序和法益的危害程度接近社会一般的犯罪与刑罚观念的时候，该行为就有了成为犯罪以及受刑罚处罚的理由。至于如何恢复被侵害的法益与法秩序，民事制裁手段并不排斥刑罚。用刑罚来处理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基于对刑罚的恐惧，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往往也容易挽回经济损失。
刑法总是将对法秩序和法益的危害程度接近社会一般的犯罪与刑罚观念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以构成要件来描述这种不法的类型。换句话说，当某种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该根据刑法来调整。因此，对于金融诈骗行为的处理，应该看金融诈骗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
二、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
强调加强对金融诈骗行为的刑法防范和调控，并不是说凡是金融纠纷都应该一律以刑法来处理。刑罚手段关系到人的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所以要严格控制刑法的适用。只有当金融诈骗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一社会调控手段，否则，就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侵犯人的基本权利。根据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这也是司法实践在认定金融诈骗罪时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
由于对金融诈骗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存在着理解上的根本分歧，硕士论文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内涵的看法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笔者认为，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排除财物的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而且金融诈骗罪中所有的作为主观要素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其内涵都是相同的。理由是：第一，金融诈骗犯罪归根到底是对财产法益的侵害。其本质的特征就是永久性地非法剥夺他人对财物的权利，自己以财物所有人的身份取而代之。只有将“意图排除财物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作为“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中心意思，才符合取得型财产犯罪（相对于毁坏型的财产犯罪而言）的本来面目。第二，笔者之所以不认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排除“权利人”行使权利，也没有将金融诈骗罪的法益表述为财物的所有权，是因为在金融诈骗罪中，可能存在基于不法原因或者非法债务而仍然构成犯罪的情形。例如，甲受贿了人民币100万元，乙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集资为名将甲受贿来的100万元骗走。假如乙同时以相同的手段从不特定的多数人处非法集资，乙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在该案例中，虽然甲并不是这100万元的权利人，相应地乙的行为也没有侵犯甲对这100万元的所有权。但是即使受害人并不是财物的权利人，并不拥有对财物的所有权，但这并不妨碍行为人非法取得意图的形成和实现，其行为仍然对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他人财产造成侵害。因此，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永久性地排除财物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对财物占有、处分、收益的事实。第三，排他性只是非法占有意图的一个特性，并非是非法占有意图的本质或全部内容。因为占有的实质是对财物的支配或控制，行为人剥夺或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乃至所有权，并不意味着他支配、控制了财物。例如，将所有人的财物直接砸毁，以及将别人鱼塘中的鱼放走的行为，虽然排除了所有者对财物的所有权，却不能说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如果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理论上尚且存在模糊之处，在实践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显得尤为复杂，在金融诈骗罪中更是如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毕竟形成和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世界，不可能像“事实”一样容易被人们掌握或者客观化；而且，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些重罪与轻罪（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与非罪（如盗窃罪与盗用行为）的分水岭。犯罪嫌疑人为了尽可能地逃避法律的制裁，总是会避重就轻不承认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应该十分谨慎和严肃。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以事实主义为基本立场，对客观情况作实质性、综合性的考量，通过推理回溯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当判断的目光往返流转于事实与行为人主观心理之间时，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描述的核心内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媒介。
在将案件归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不法类型的时候，判断者需要对表现出来的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客观情状作各种不同种类的判断。医学论文从方法论上而言，包括判断者个人的感知、正常的程序或逻辑推理、对目的的考量、一般的经验法则的藉助等等。判断者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内涵为基础，透过各种肤浅的表象以抓住事实的本质。
针对司法实践部门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认定上的困惑，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通过列举几种典型的欺诈行为以塑造非法占有目的的不法类型：1．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2．肆意挥霍资金的；3．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资金或者致使资金无法返还的。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列举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全部现实。司法解释的运行是带有规范属性而非纯粹描述属性的。这种司法解释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该解释为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可供比较的不法类型。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还是应该立足于事实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核心内涵，根据其实质对现实发生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的思维，逐步形成案件事实，然后才可能将其归摄于法条之下。在这个应然与实然相对应的过程中，法官善良的感知和一般的社会经验法则在规范与事实的不断往返流转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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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苏．析集资诈骗罪罪状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J].河北法学．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