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委员履职报告范文

纪检监察委员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职能，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相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目标任务

要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要通过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积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深入推进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三、工作原则

围绕“转隶开局、平稳过渡、逐步深化”的思路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改革重点，着力解决监察范围过窄、反腐力量分散等问题；坚持边转边融，在转隶过程中根据个人特点、特长，将部分转隶人员融合到不同的内设机构，同时将纪检监察业务工作融合到相关的内设机构；坚持积极稳妥，把握好动态平衡，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实现内涵发展；坚持统筹协调，整合反腐败职能，在法治上和制度上形成相互衔接、又相互制衡的机制。

四、重点工作

（一）对涉改情况进行摸底

要做好前期基础性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重点要摸清涉改机构、编制、领导职数；人员数量、身份、职级等基本情况；线索掌握、案件办理情况；固定资产情况；涉改人员思想状况。

（二）加强思想引导

加强学习讨论，组织学习中央、省、市委关于监察体制改革的精神，切实把县党委和涉改部门领导干部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中央、省、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顺利推进试点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三）做好编制划转和人员转隶

1、编制划拨。由县编办牵头，县纪委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两个“纪检监察室”。同时，按照“编随事转”的原则，人员编制按照不低于县检察院现有政法专项编制23%的比例进行划拨，比例不足23%的由县编办从县检察院的政法编制中增加划拨。对于目前检察院辅助于三项工作的事业人员编制和工勤人员编制，由县统筹根据工作需要将编制及人员相应划转，事业编制划转至监委机关相关事业单位，工勤编制划转至监委机关。

2、人员转隶。涉改转隶人员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与职务犯罪预防三科室中，在编在岗的公务员和服务于检察院三科室的事业、工勤编制人员，实行一次性全部转隶。同时，组织、编制等部门牵头，将转隶人员的党组织关系、行政关系转入新组建的县监察委员会。涉改部门人员的相关待遇暂时不变，检察官员额制继续推进。

（四）组建监察委员会

X县监察委员会由X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监察委员会，撤销县监察局和县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三部门（科室），将相关职能整合至县监察委员会。县监察委员会增设两个纪检监察室。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共同设立综合部门、部门、执纪监督部门和执纪审查等部门，形成内设机构互相协调、互相制约的工作机制。

（五）确定领导班子组成人员

县监察委员会设主任1名，由县纪委书记兼任；副主任2名，由县纪委副书记兼任；委员4名，其中县纪委常委兼任2名。县监察委员会主任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主任、委员，由县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X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六）明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

县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监督：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调查：对涉嫌贪污贿赂、、、权力寻租、利益输送、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处置：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处分决定；对在行使职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七）明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和监察对象

维护宪法和法律；依法监察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情况，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监察委员会对本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

(八)赋予监察委员会的权限手段

根据相关规定，县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运用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收集、调取有关证据，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需要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的，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在调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中，对已经掌握部分涉嫌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调查的被调查人，具有案情重大、复杂，可能逃跑、自杀，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等妨碍调查行为等情形之一的，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将其留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特殊情况下经批准，可延长一次，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也可采取留置措施。县监委会采取留置措施，需经市监委会审核把关后，报省监委会批准。试点期间，县监委会要向吕梁市监委会和县党委请示报告工作，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监委会负责，并接受监督，与司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接受社会监督。

五、实施步骤

按照转隶开局、平稳过渡、逐步深化的思路要求，结合我县实际，2017年3月上旬，完成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具体分两大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准备及转隶阶段

1、领会精神、提高认识。集中传达学习中央、省、市有关监察体制改革的会议、文件和领导讲话精神。起草县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月中旬征求市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意见，再提请县试点工作小组和县委常委会研究后，正式上报市试点工作小组审批。

2、拟定“三定”方案建议。在市改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拟定县监委会组织架构和“三定”方案建议。

3、落实办公场所。按照“相对集中、符合标准、确保安全”的原则，将原公安局旧址办公楼维修改造为新组建的县监察委员会办公场所。

4、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及领导班子人选。3月初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县监察委员会，选举县监委会主任。根据县监委会主任提名，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县监委会副主任、委员。

5、组建挂牌。2017年3月上旬，全部完成县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工作，正式挂牌运行。

6、做好衔接移交工作。按照谁批准谁负责结案的原则，监委会组建完成之前，检察院涉改科室已立案或尚未办结的案件按原程序运行。对转隶涉改科室线索、工作资料、案件档案以及服务于涉改科室的可移动技术设备、执法车辆、固定资产、相关设施等要登记造册，统一移交新组建的县监察委员会。按照“思想不乱、人心不散、工作不断”的要求做好其他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深化融合阶段

1、开展业务培训。针对当前纪检监察干部的实际情况，提前开展干部培训。转隶前，首先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普及培训，力求使每一名纪律监察干部及早进入工作角色。挂牌后，要根据县监察委员会工作需要，大力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尽快适应新要求，高效开展工作。

2、探索建立协调衔接机制。探索建立监察委员会与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线索处置、证据转换、案件移送等方面的协调机制。

3、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监督制约机制。参照省、市纪委监委出台后的工作制度，结合X县实际，制定X县监察委员会监督制约等机制。

六、具体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顺利推进，县委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人大、县政法委、县编办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X县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纪委，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兼任。

2、强化分工协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好各自的职责，要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特别是相关部门一把手要把握时间节点，做到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把握方案，亲自组织协调，亲自破解难题。县纪委要担好专责，细致谋划，具体操作，扎实做好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任务落地，政法委和人民检察院要配合做好转隶工作，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部、编办、财政局和后勤中心要就改革所涉及的机构编制、人员调配、后勤保障等事项进行深入研究，牵头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按时完成。

3、审慎稳妥推进。这次试点改革是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一定要加强研究，认真学习中央政策和文件以及省委、市委和县委的部署要求，对改革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准、找细，妥善解决。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确保改革工作高效推进，高标准完成。

纪检监察委员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会议传递出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反腐败斗争新信号？

反腐败斗争总体趋势如何？

――关键点：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会议提出：经过全党4年多的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

专家解读：统计显示，92.9%的群众对去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腐败存量大大下降，要从反腐向防腐转变，在不敢腐、不能腐体系相对完善的基础上，在思想层面建立不想腐的堤坝。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表示，2017年将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一年，制度反腐的框架已经搭建，反腐正从治标向治本迈进。与此同时，党中央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没变，仍然要零容忍、无、全覆盖，同时也要继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

全面从严治党如何向纵深发展？

――关键点：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党内监督

会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个根本，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党内监督；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为中央和地方换届提供组织、干部保障；深刻剖析典型案件，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充分发挥反面教材作用。

专家解读：高波表示，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干部、党员队伍建设，净化政治生态，重点是持之以恒。前一阶段重点清除了有问题的干部，下一步还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选好人、用对人。在标本兼治的过程中，需要把选人用人的导向、责任落实和长效机制建设、制度规则完善等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监察体制改革如何推进？

――关键点：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

会议提出：扎实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落实改革方案，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

专家解读：监察体制改革意在实现对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监察体制改革是今年制度反腐的重点。北京、山西、浙江三个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将在今年推出一系列实质性举措，陆续建立权威、统一的监察机构，要在工作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真正实现监督执法和监督执纪有机统一，用改革的方式破解反腐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下一步推行改革积累经验。

“关键少数”如何抓住？

――关键点：加大问责力度，激发担当精神

会议提出：推动各级党组织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抓住“关键少数”，层层落实责任。

专家解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抓好“关键少数”，令不少干部印象深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表示，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强化“一案双查”，不让监督制度空转。既要监督权力，也要探索限制嗔Φ那宓ズ捅呓纾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此外，应当加大自下而上的制度“探头”设计，如媒体监督、社会举报检举监督、同级和下级监督等。

纪委自我监督如何加强？

――关键点：纪委自我监督与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

会议提出：全会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规则紧扣监督执纪工作流程，明确请示报告、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工作规程；规定谈话函询的工作程序，执纪审查的审批权限，调查谈话和证据收集的具体要求；提炼有效管用实招，上升为制度规范，把纪委的自我监督同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机结合，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专家解读：十以来，纪检监察系统在保持高压反腐态势的同时，还强调正人先正己，严格自律。全国有数千名各级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因违法违纪问题被处理，其中不乏一些查办过大案要案的高级纪检干部。

庄德水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防止“灯下黑”，需要根据规则、制度，带头强化自我约束。把纪检干部履职行为的每个步骤，都更加公开、明确，杜绝风险隐患。赋予纪委权威地位和重要职责，每个纪检干部都要认识到，这既是信任也是考验。

巡视工作的重点将有哪些？

――关键点：实现党中央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目标

会议提出：完成对中管高校的巡视，实现党中央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目标，总结提炼党的十以来巡视工作经验，把巡视创新实践固化为制度成果。

专家解读：巡视“回马枪”成效显著。中央巡视工作不断创新形式，加大力度。截至目前，中央巡视组已经巡视了240多个党组织，实现了对地方、央企、金融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四个板块的巡视全覆盖。

庄德水认为，今年的巡视工作将进一步扩大巡视领域和范围，真正做到全覆盖。同时，将以政治巡视为重点，坚持“回头看”“零容忍”，尤其要紧盯换届选举等重点领域。

反“”将有什么新举措？

――关键点：坚决防止反弹回潮

会议提出：把纠正“”往深里抓、实里做，紧盯老问题，关注新动向，坚决防止反弹回潮。

专家解读：高波表示，反“”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作风本身有顽固性、反复性，要不松劲、不减压、不换频道，保持零容忍态度，有问题发现就查。同时，要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衔接，让反“”全天候，保持对“”变形和隐身的警惕，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如何面对百姓身边的腐败？

――关键点：严肃查处

会议提出：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级级向基层延伸，让广大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加获得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专家解读：2016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侵害群众利益问题70369件，其中，扶贫领域腐败问题13285件，处理16487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百姓更关注身边的“苍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公报提出进一步加大对百姓身边腐败的监管力度，重点要解决基层党委和纪委监督责任弱化问题，重点惩治扶贫领域贪污“保命钱”和群众身边的“”问题。

纪检监察委员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廉政公署； 纪检监察部门； 法律地位； 职责； 对比

中图分类号： D925.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6.04.010

贪腐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宣称已经完全彻底地杜绝了贪腐现象。但“廉洁是各国普遍追求的一种政府状态”，[1] 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反腐措施，在成功预防和惩治贪腐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创建于贪腐横行时期的香港廉政公署经过四十余年的运作，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反腐典范，而香港政府和社会在回归前后一直以廉洁形象闻名于世。①基于香港和内地实行不同的制度，分析两地反贪腐机构的运作模式，对于目前正在大力反腐的内地来说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反贪腐机构的设立背景、法律地位与人员配置比较

（一）反贪腐机构的成立背景对比

香港廉政公署（ICAC）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的香港公共部门特别是警察系统贪腐横行，市民对反腐的呼声极高。时任港督麦理浩顺应这一呼声，于1974年成立了香港廉政公署，开始大力肃贪并迅速扭转了民众观望怀疑的态度，赢得了香港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但由于触及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和利益，1977年曾引发警界强烈反弹，最终由港督宣布对1977年1月1日之前发生、尚未进入司法程序、且无其他重大罪行的公职人员予以特赦，1978年又强令一百多名警员提前退休，之后肃贪阻力大为降低。几年之后，香港一跃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廉洁政府的典范。回归之后，廉政公署继续发挥其职能作用，让香港始终保持着清廉的社会风气和政府形象。

内地的反贪腐机构由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监察部门、国家预防腐败局和检察院组成。国家预防腐败局加挂在监察部，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主要负责腐败预防、协调和国际交流工作，当前在反腐败领域并无多大作为，甚至不为公众所知。侦查贪腐罪行是检察院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其主要职责是作为公诉机关对所有需要公诉的犯罪行为进行审查，以及作为司法监督机关对公安、法院的日常业务进行监督。因此，合署办公的纪委和监察部门就成了专职反腐机构。纪委作为党内纪律监督机构，其前身可追溯到 1927年4月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部门作为政府内设的行政监督机构，其前身则是建国之初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的人民监督委员会。1993年后，纪委和监察部门开始合署办公，开始了一套机构行使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纪检监察部门也成了目前反腐的主力军。

从两地反腐机构的设立背景来看，香港廉政公署作为唯一的反腐机构，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成立之初就背负着香港民众和最高长官港督的殷切期望，而在成立之后它也不负厚望，短期之内迅速扭转局面，让贪腐者彻底断了念想，让民众彻底折服，让香港民风政风为之一新，并将这一作风延续至今。反观内地的反腐机构，多头设立且权力分散，[2] 各机构成立之初大都没有面临太大的反腐压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贪腐现象时，纪委和监察部门则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腐成效并不能令人满意，贪腐问题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关乎党和政府的生死存亡的地步。

（二）反贪腐机构的地位对比

香港廉政公署设立之初就被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回归之前，廉署最高长官即廉政专员由港督任命，向港督负责。回归之后，根据《基本法》和《廉政公署条例》的规定，廉政专员由香港特首任命，向特首负责。根据《廉政公署条例》第5、8条规定，廉政专员由特首任命，廉署工作人员由廉政专员委任。（委任条件须经特首同意） 实际操作中，廉署工作人员全部实行雇员制，不符合雇佣条件时，随时可能被解聘。但雇用期间及退休后都享有相当不错的福利待遇。

内地纪检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但仍是两套班子。作为党内纪律监督机构，按照《中国共产党》规定，中央纪委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工作，地方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作为政府内部的监察机关，按照《行政监察法》第2、7条规定，各级监察部门都属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完全依照行政区划设立，接受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领导并向其负责。也就是说，无论是纪委还是监察部门，都实行双重领导体制，既对本级党委或政府负责，也对上级纪委和监察部门负责。并且由于内地的特殊国情，无论纪委还是监察部门，其工作人员全都是公务员编制，福利待遇严格按照级别确定，一般不会被解聘。

独立的地位决定了香港廉政公署可对任何政府、公共部门任何职位的工作人员（行政长官、廉政专员也不例外）进行有效监督，工作人员的独立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也决定了他们能够没有任何顾忌的完成任务。而内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让地方纪委监察机关根本无法有效监督本级党委和政府，也让纪检监察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极易受到职位、待遇的诱惑或威胁而在工作中缩手缩脚。

（三）反贪腐机构的内部机构设置与人员配置对比

香港廉政公署在廉政专员的领导下，内设行政总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四个部门，现有工作人员1200余人，与香港超过700万总人口相比，廉署人员与香港总人口之比约为1∶6000左右，亦即每6000名香港人中有一名廉署工作人员。而内地实行纪委和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以中央纪委监察部为例，内设27个处室，既有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部门、也有接受举报调查贪腐的部门，有法律政策理论研究部门，还有宣传、组织、党委等党组部门，各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的机构设置也大同小异。全国约有81万名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3] 占全国13亿多人口的比例约为1∶1600左右。

再从反贪腐机构工作人员中在一线从事反贪腐调查工作的人数来看，香港1200余名廉署工作人员中，有800多人是专职从事调查打击贪腐的，占廉署全部工作人员的70%左右。内地全部81万纪检监察人员中专司调查贪腐行径的工作人员具体数字不详，但以最高一级纪检监察部门――中纪委监察部来说，经过2014年年初的机构改革后，27个部门编制总人数不到1100人，其中12个纪检监察室总共配置360名人员，[4]加上其他几个部门中从事贪腐调查的人员，中纪委监察部里专司调查贪腐的工作人员占全部1100名总编制数的比例绝对不超过50%，全国81万的纪检工作人员中专职调查贪腐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也不会高到那儿去。

两组数据对比一下不难看出，以反贪腐机构工作人员占社会总人口比例来看，内地的比例远高于香港。（这还不包括检察院中从事贪污渎职等贪腐罪行的侦查人员） 而以专职调查打击贪腐行为的工作人员占反腐机构全部工作人员的比例来看，内地的比例却远低于香港。再以前些年反腐的效果来看，内地与香港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二、反贪腐机构的职权与履职手段的对比

（一）职权对比

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中国共产党》第44条赋予各级纪委的职责包括：对党员进行守纪教育；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纪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监察部门的任务是对监察对象（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而《行政监察法》第18、23、24条规定监察部门的职责主要有：检查权（对检察对象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进行检查）；立案权（受理对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调查权（对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处分和建议权（根据检查、调查结果对监察对象予以行政处分或建议其他有权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就在其使命宣言中将其任务明确定位为：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的方式，肃贪倡廉。《廉政公署条例》第12条明确规定廉政专员的职责为：代表行政长官接受、调查对贪污行为的指控；调查涉及《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中指明的罪行；调查订名人员的相关贪污行为；审查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的规程以揭露贪污，并修正其中可能助长贪污的内容；向任何人提供反腐咨询、协助；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害处，争取促进公众对打击贪污的支持。廉政专员为履行职责，可根据工作需要对廉署人员进行授权。可见，廉政公署的职责不但是对违反法律的贪腐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审核贪腐漏洞、提供廉政咨询、争取公众支持也是香港廉署的重要职责。

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是对党组织、党员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违纪或政纪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核实的违纪行为给予或建议给予党内或政纪处分，这种处分的性质是一种纪律处分或行政处分。近年来内地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组织性（塌方式）、隐蔽性越来越强，潜伏期越来越长。[5] ①因为内地刑法对构成犯罪的贪腐行为有金额的最低要求（起刑点为5000元人民币），纪检监察部门只能调查非物质的、或达不到起刑点金额的财物贪腐行为。对于真正构成刑法认定的贪污渎职等罪行的，纪委监察部门既无权调查，更无权处理，只能将案件线索移送司法部门也就是检察院侦查。纪检监察部门有限的权力已经远远不能应付日益复杂的腐败现象。但在香港，由于法律对于贪腐的数额并没有规定下限，“利益”二字可谓包罗万象，无论多少均属犯罪，香港廉政公署也有权力调查任何贪腐行为。这充分说明香港廉署的职权远远比内地纪检监察部门的职权大很多。

（二）履职手段及后果对比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5、28条规定，纪委调查取证的措施有：（1）与调查对象谈话；（2）查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材料；（3）采取“”措施（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做出说明）；（4）必要时对相关人员和事项进行录音、拍照、摄像；（5）就专门性问题提请专业鉴定；（6）经纪检机关负责人批准，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纪行为的资料物品和非法所得；（7）核查调查对象的存款，并可通知金融机构暂停支付。

而《行政监察法》第20、21、22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纪行为时，可采取的措施与纪委有相似之处：如扣留、封存相关材料；查询涉嫌单位和人员的存款，但冻结存款需申请法院保全，监察部门无权直接采取措施；还可以采取措施，但要求不得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也可以责令涉调查对象不得变卖、转移案件相关财物。对比纪委和监察部门履职手段，可见党内机构纪委的权力甚至比政府机构监察部门的权力还要大。但很明显，纪委的权力并非法律授权，它采取、通知银行止付的措施合法性存疑。即使与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监察部门采取、冻结存款的权力也是很有限的。

而香港《廉政公署条例》则在第10条明确授权，廉署人员为了调查取证，可以采取：（1）逮捕嫌疑对象，必要时无需法庭手令，并可使用武力进入该对象处所以执行逮捕，嫌疑对象被逮捕后可被带往警署或廉署或拘押在其处所以备进一步调查；（2）搜查嫌疑对象处所或人身以取证；（3）获取嫌疑对象的指模、照片及非体内样本。

从调查措施的力度来看，香港廉政公署能够采取的调查取证措施明显比内地纪检监察部门的措施更具威慑力，也更有效。因为涉及贪腐的“利益”没有金额下限，不论多少都是犯罪，香港廉政公署作为专职反腐机构，对嫌疑人进行跟踪、监听监视、监控其通讯往来，甚至卧底、收买污点证人都是常见的取证手段。而内地纪检监察部门因为调查的对象局限于违纪政纪的行为，涉嫌犯罪的贪腐行为超越了它的职权范围，它无权对嫌疑对象采取监听监控跟踪手段，更不可能采取卧底、收买污点证人的做法。但是谈话、查账等缺乏威慑力的取证手段是很难得到真正有用的线索的。即使是、冻结存款等强制措施，如果嫌疑对象心理素质过硬，事先又有周密安排，也很难达到有效取证的目的。何况纪检监察部门并非司法执法机构，在大力倡导以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这些措施的合法性也是值得商榷的。

从调查后果来看，如果取得的证据足以支撑对调查对象追究责任，对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被调查人是否提讼的问题，香港廉政公署没有决定权，而是应将所有调查材料和调查意见移交律政司长，由律政司长决定是否对被调查人提起检控。同样的问题在内地结果也不一样，对调查确认构成违纪的行为，纪检监察部门可以给出处理意见或建议；对构成犯罪的行为，纪检监察部门只能移送给司法部门，连调查的权力都没有，更谈不上如何处理了。

三、香港廉署的成功经验对内地纪检监察部门的借鉴意义

新一届党中央及政府上任以来，铁腕反腐的决心和意志全社会有目共睹。但反腐效果却不取决于打虎拍蝇的数量，而在于以“托关系走后门”为耻的廉政观念是否能深入民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为官心态是否已彻底扭转，“不愿贪不想贪”是不是成了为官信条和官场常态。从各国反腐的经验来看，廉政依赖于事前防范而不仅是事后惩处。[7] 香港与内地虽然实行不同的制度，但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对正在大力反腐的内地纪检监察部门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全方位加强廉政教育，树立以廉洁为荣以贪腐为耻的社会新风气

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上任两年，打虎过百，拍蝇无数，但廉洁之风并未盛行，贪腐行为并未杜绝，只是更加隐蔽，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还不能说已经实现。究其原因，从官员方面来说，不贪不腐不合群，不跑不送没前途，贪腐的大环境让一些不想贪腐的清廉之士无法在仕途上走得更远。从普通百姓方面来说，虽然大力支持反腐，但遇事第一想法就是扒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期望从中找出一些能够说上话的关系户，好让事情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和结果发展，不拉关系走后门更多是因为没关系后门可走，不是不想走。

近一年来虽然各级政府社会机构在传统媒体上制作投放了大量的反腐广告，但这些广告更多的是针对公职人员特别是大权在握的官员制作的，广告内容也是大同小异：控制不住贪欲就会锒铛入狱。但是对权力的监管环境和制度不改变，托关系走后门的社会风气不改变，这样的反腐广告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社会反腐是反腐的最高境界，有效的廉政建设需要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8] 从香港廉政公署内的机构设置、职责和四十年来成功运作的经验来看，审查公职部门规程防止贪污漏洞，提供反腐咨询、协助，宣传贪污害处，争取公众支持，是香港几十年来保持官场、民众和社会风气清廉的主要原因。朱元璋剥皮实草的失败也证明，酷刑重典不能治贪，只有社风民风官风彻底扭转，民众从心底里拒绝贪腐并以之为耻，贪腐行为才能最大限度的得到遏制。要做到这一步，需要在调查惩治贪腐之外，把更大的精力和时间花在预防贪腐上。国家和民众都要充分认识到，政府不是反腐败的唯一合法力量，公私机构、公民社会的合作互动才是治理腐败的根本途径。[9]

因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反腐力度：

1. 加大对社会公众的宣传力度。对公众的宣传更多地应从腐败带来的机会不公并使每个人的竞争成本增加的角度入手，教育社会公众从心底里接受廉政。鉴于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10]而民众的心理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建议廉政教育从学生抓起，可像“两课”一样，将廉政内容也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

2. 在纪检监察机构增设审查部门，对各政府部门制定的与大众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审查，对其中可能导致领导集权、监管失察，存在权利寻租空间的内容予以事前审核，最初可将审点放在发改委、城建、土地、资源等以前贪腐高发的部门，随着经验的积累，可逐步扩大至所有政府公共部门制定的规程；

3. 在纪检监察机构内设咨询部门，联系方式向全社会公开，接受社会民众和企业的廉政咨询，并对咨询中发现的贪腐线索或可能导致贪腐的政府规章，及时转交调查或审查部门，并定期或应企业等特定对象的要求，就法律制度、财会审计等知识内容向社会提供反腐培训；

4. 改变反腐宣传内容和方式，除大量增加贪腐对社会公平造成危害的宣传资料外，宣传媒介和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除在电视广告时段进行宣传外，网络、路边广告、政府办公场所等空间都应加大宣传力度，并根据宣传场所的不同确定适合宣传对象的反腐内容，如政府机构增加廉政文化及因贪腐入狱、福利待遇消失的宣传内容，电视、网络、街边广告更多针对贪腐对社会公平的危害进行宣传。

（二）通过立法赋予纪检监察机构独立的执法地位

如前所述，合署办公各级纪委和监察机关都实行双重领导，属于地方财政供养的公职机关。因为人事、财政等掣肘因素，地方纪委监察部门处处受制于同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不可能对作为顶头上司的同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有效监督，上级党委和政府又很难及时发现下级党政机关人员的贪腐线索，“下级监管太难，同级监管太软，上级监管太远”，这是纪检监察部门尴尬地位的真实写照。

有效的解决办法只有修改法律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完全的垂直管理，而不是双重领导，以彻底摆脱本级党委和政府的从属地位。中央纪委监察部作为专司反腐的最高机构，其领导由全国人大选举任命，党中央可有推荐权。地方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由上级纪检监察部门产生，受其领导并对其负责，人事财政完全由国家统一主导。地方党委和政府失去了人事财政权，也就失去了对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干预的机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全国司法机关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也值得纪检监察部门借鉴。如果能够像法院那样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设置，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动力和效率。

法治国家的一大特征是一切依法行事。按照法治精神，任何公权力部门行使权力需要有合法的法律授权，并依法定程序履行职责。而调查贪腐行为，无论是违纪还是违法，都需要扎实的调查取证工作。但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纪检监察部门并非执法部门。作为执纪机构，依据党内规章和《行政监察法》，查扣文件账目、要求或申请银行冻结存款都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实施更是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有关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中纪委监察部背负了太多的民众反腐期望，而执纪不执法的尴尬地位，让它想要不负众望却缺乏法律授权。

因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涉贪腐的法律进行全面修订：

1. 贪腐罪行不应依据查获的财物折算金钱来确定，也不应设定5000元的起刑点，这样就可以将一些非物质利益的滥权行为也归入贪腐的行列，使得权色交易、互相安排亲友就业介绍商业活动、安排退休后职位待遇等当前高发的隐性贪腐行为也能够得到合理的刑事制裁，而不会因为涉案金额不足而仅仅作为违纪行为处理；

2. 使纪检监察部门成为合法的司法部门并扩大其职权，将原由检察院行使的贪腐渎职等罪行的侦查工作全部交由纪检监察机构行使，而不再区分违纪还是违法。凡贪腐线索，只有监察部门能够接受举报投诉，也只有它有权侦查取证。还应强化监察机构的执法手段，公安机关对普通刑事犯罪可以采取的取证手段，监察机关全都可以适用。针对贪腐罪行的特点，甚至可以授权监察机构更大更广泛的侦查权力，以适应调查打击贪腐罪行的客观需要。剥离了贪腐罪行的侦查权后，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和司法监督机关，职权更加专业，也避免了既侦查又审查的尴尬。对监察部门调查后认为构成贪腐罪行的，像公安机关处理普通刑事犯罪一样，移送检察院进行审查即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法律上落实证人的作证义务和责任，加大对举报人的保护和对报复举报人的打击力度，也是打击贪腐走向廉政的必要内容之一。

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立法赋予纪检监察部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合法的职责权限，以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避免落下以党代法的口实，也让反腐机构更能取信于民。但惩治腐败只是治标之策，治本还需要加大事前防范，落实民众监督。只有全社会都认识到贪腐给每个人造成的危害，也才能唤起每个人的监督热情和对贪腐行径的自觉抵制。这是内地反贪腐工作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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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传利.1990年至1999年中国社会的腐败频度分析[J].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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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婷，任建明.利益冲突管理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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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婷，吴木銮.关于以薪养廉有效性的探讨：基于中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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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海红.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社会监督机制研究[J].中共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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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庆钰，寇凤超.北欧廉洁政府的经验与启示[J].国家行政学

纪检监察委员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次依法治国的表率之举

如何在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中，按法治的思路和方式把党的主张有机的转换成国家意志，这是考量和提高执政党治国理政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在这一点上做出了表率。

首先，从程序公正角度看，此次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获得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正式授权。改革试点涉及宪法和相应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因而须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出台授权法律，这样试点才具有宪法和法理上的正当性。2016年1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与此同时，由于改革试点需整合原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涉及有关法律的适用问题，据此决定也对行政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条款的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作了相应规定。

其次，改革试点中的监察机关如同所有国家机关一样，其职能活动拥有了明确的法律根据和规范规定。这一改革，一方面需要重新架构国家权力和监察组织体制，“监察权”成为一项与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权力。另一方面，需要整合、重塑过去分布于政府、检察机关等机构的反腐力量，包括腐败预防和打击的各个环节以及采取侦查、取证、审讯等各种监察手段，同时其监察对象也拓展到所有的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此重大的公权力的产生与运用如果没有国家权力机关给予明确的法律规范（比如使“”变得“有规有矩”），那是不可想象的，也不是法治国家之做法。从目前试点情况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试点省市的地方人大常委会都对试点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意见，特别是监察组织的设计、反腐资源的整合、监察范围的调整、监察手段的充实和革新都按照法律要求进行了规范。

再次，从法治的实体公正看，此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人民”与“权力制衡”的法治要义。突出表现在，一是国家权力进一步向人大倾斜，人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改革使得原来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政体制演变成“一府两院一委”，监察机关成为直接产生于人大并受人大监督的国家机关，这无疑强化了国家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和监察权的支配权和话语权。众所周知，人大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并建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之集大成者。如果某项改革最终能落在完善人大制度和增强人大权威性之实上，那么这一改革无疑就具有正当性与生命力。二是政府公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削减与制约。监督政府和控制公共力是法治之核心。此前监察机关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因而其监察政府公职人员的功效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此次改革把原来隶属于政府体系的监察机关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个与政府并驾齐驱并以监督政府公职人员为职责的国家机构，这就在削减政府权力的同时反过来又把政府权力进一步控制在笼子之中，法治意义彰显。

最后，更重要的是，此次改革是我党治国理政方式上的一次重大改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党在国家重大决策上通过自己的政党机制来综合方方面面的意见，最后形成党的意志和主张，再由人民代表大会机制转变为国家意志。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这样一次实践，通过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使号召性、建议性的意见变成强制性的法律，从而使党的执政方式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

二、审计体制改革却难言是一次依法改革

现行审计体制与现行监察体制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即都是政府体制的组成部分；这种体制的弊端也很相似，即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有纪检干部说，“现行监察体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监察部门主要受本级政府领导，同级监察的效能会受到较大影响，履职过程中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扰。”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问题不也是如此吗？为提高审计独立性和有效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措施。《决定》出台之后，2015年12月中办和国办出台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之后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管的改革在江苏、浙江、山东等7省（市）先行试点。事实上，审计的几次重大改革都是依据中办和国办的“红头文件”，比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经济责任审计。那么，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相比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此次审计体制改革试点恰恰存在法律依据缺乏的问题。对于审计体制这一宪法层面规范的政治制度而言，其改革试点必须要有来自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解释或授权。进一步看，宪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意味着审计工作必然要受控于本级政府和政府首长。多年来地方政府对审计拥有实质性的人财物控制，这既是事实也是合宪之举。而目前的改革实际上架空了地方政府对审计的控制权从而使得宪法第一百零九条名不符实。同样，审计法只是说“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应当事先征求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意见”，也没有“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的规定。由此可见，这一改革试点事实上已经与宪法和审计法本来意思或原意之间出现了重大差异。

对此，就需要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解释或授权法律。审计体制改革属于宪法和法律制度上的个别枝节或环节作的决定，确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可比较的事例是，2015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拟提请全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两周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通过了注册制的授权决定，这一决定也标志着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在法律框架下推进的。相比之下，审计体制改革涉及比证券法更为上位的宪法，在没有经过或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审计体制改革中调整适用宪法和审计法有关规定的决定就实施，在今天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妥的。

如果上述问题仅仅是有违法治之程序公正的话，那么进一步从实体公正看，这一改革的法治意义也是极为有限的。这一改革试图切断审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从而提高审计的独立性，但改革后的体制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行政模式，在削弱政府横向集权同时却又强化了纵向集权，与此同时审计独立性在整体上依然是缺乏的。法治强调的是审计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中也把审计看作是“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故著名审计学家杨时展先生曾说过，“现代国家审计是一种向下的审计结构，即监督权对下负责，代表‘民’对‘官’进行审计监督制约。”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让公众在地方分权和垂直管理这两种选择之间打转呢？我们改革思路为什么就不能在束缚权力本身上多下工夫，加强像‘两会’这样的代议制机构的权力……让民意能畅通且理性地表达，把公权力这头怪兽关进‘笼子’里”呢？

三、审计应与纪委或监察委合并吗？

有人建议，为加强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工作，可把审计合并过去。比如中央纪委机关干部张耀军建议“将现行分散在纪委、政府监察部门、预防腐败部门、检察机关乃至政府审计部门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反腐败资源和力量进行整合，将是本次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践中，广东省顺德区前些年的“大部制”改革就把审计机关设立在纪委之中。

对此我持有不同看法。别说把审计放在纪委或监察委，就是纪委和监察委合并也是不妥的。因为从机构属性和组织体制上看，一个是按照党委任命并依照党规产生和运行的党内监督机构，一个是产生于人大依据宪法和法律运行的国家机构。再从监督范畴看，o委主要监督的是党内干部，而监察委的监察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不论是党员、派还是无党派。目前试点的监察委与纪委合署办公是因为两者在监督目标和职责上存在一定的联系性，便于工作开展――而这并不是两者可以合二为一的法理所在。实际上，中共中央的《方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表述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区别：《方案》明确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决定》中则没有这样的表述。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待条件成熟时，在腐败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进入常态之后，就存在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分开办公的可能。这也符合小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党政分开”指导思想和原则。

同样道理，审计机关不能与纪委合并。除上述所说的机构产生的法律依据以及机构属性不同之外，两者监督范畴也存在大的差异，比如审计是以监督财政收支事项为本，而纪委是以监督党员干部及其遵纪守法行为为主。进一步看，如果把审计放在纪委，那么党的纪委能是宪法和预算法规定的履行预算执行和决算审计的国家机构吗？纪委还能受政府之托向本级人大报告工作吗？这无论从法理上还是实践上都说不通。

那么，审计能否合并到改革后的监察委？尽管都属于党委之外的机构，同样存在机构属性与职能定位上的差异。一个是查事的财政财务监督机构，一个是查人的反贪机构，这实际上也是难以合并的。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要考虑到，那就是财政监督是审计之永恒职能，而这一职能的有效实施必须要与立法机关的监督职能相联系，国际上也是把审计看作是立法机关的“看门狗”。审计如果脱离于财政监督和立法监督而成为一个反贪机构，那就既违背了现行宪法第九十一条对中国审计制度的基本规定，也有失审计立足之本，如此的话国家审计也就将名存实亡。反而，只有建立和维护强盛的独立的国家审计制度，才可能会形成遏制腐败和治理官吏有效的制度环境。

这么说，审计与纪委或监察委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也不是。目前审计机关中设有经济责任审计，且与纪检监察联合办公（通过经济责任审计联席办公室）多年。这一审计从其定位和目标上看本来就不属于财政预算审计，而从“查人”方面看却是与纪检监察工作极为一致；目前把这一审计放在审计机关既影响审计机关财政预算审计工作又与现行宪法不协调。既如此，何不如借此次监察体制改革之际把经济责任审计分离出去，转移到其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监察委呢？此次监察委从“转隶”而来的部分原检察机关职能中天然获得侦查权，拥有了留置、讯问的权力――同样，监察委拥有了经济责任审计权和相应的审计技能不也对搞好监察工作很有必要吗？

四、法治，从修宪开启

制定一部好宪法，是法治建设之重心。总结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不难发现中国法治建设之路，也恰恰是从一步步修宪开启的。尤其是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法保障。

监察体制改革对于现行宪法而言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将会形成大量条款需要修改。特别是如何将“人民监察委员会”作为宪法之一“节”或某“节”的一部分写进宪法，在宪法中增加关于人民监察委员及其与其他平行国家机关职权衔接的规定。但现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此次修宪仅仅是为了创新国家监察体制的话，那么修宪的意义将大为降低――而如果把此次修宪看作是全面完善现行宪法和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契机的话，则意义将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由此看，我觉得此次修宪还亟需考虑和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与宪法解释程序机制问题。前面曾讨论过当前的审计体制试点改革缺乏来自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解释，而实践上这一宪法实践或工作机制也是不存在的。从目前党的文件与讲话中，可看出完善和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与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已经成为关乎我国“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尽管现行宪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与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分别确立了由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制度，然而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与具体制度还不健全，主要是缺乏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基本程序法以及缺乏具体实施宪法的专门机构，这也是30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对现行宪法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次修宪的确是该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二是如何进一步理顺宪法总纲与相关章节之间的衔接问题（核心是理顺法第三条、六十二条和一百零九条之间关系）。总纲与其他章节条款的关系是纲与目、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或者说其他章节条款内容是宪法总纲内容的具体化。宪法总纲第三条规定了监督职能是宪法赋予人大基本职能之一，随后的宪法条款则要落实和细化这一职能，比如第六十二条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的规定之中提出了“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财政预算审批和预算执行情况监督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也是人大对政府进行工作监督的重要方面。所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把财政预算的审批监督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但目前在人大实施和加强财政预算监督方面缺乏必要的手段和机制。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利用审计来辅助立法机关有效实施预算监督职能，为此各国在审计设置上均要求独立于政府。唯有中国在宪法第九十一条、一百零九条中将审计设立在政府，这就从体制和职能上隔断了审计与人大监督之间的直接联系。由于宪法第九十一条、一百零九条没有从法理上、制度上支撑与配合之前的第六十二条，从而影响和限制了第六十二条中相关人大职权的有效实施，其结果是没有更好的维护和实现宪法总纲的宗旨。

由此建议把现行审计机关预算执行审计组织与职能划归于人大。无论是作为审计工作委员会（作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并向人大财经委提供专业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与辅助），还是在全国人大成立专门的审计委员会（作为人大专门委员会之一，工作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目前从必要性、合理性和操作程序上看都是可考虑和可行的。人大新设机构这在人大发展史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1998年设立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不过，这一改革因涉及复杂的政治权力及其变迁（而这正是改革的所难之处），如果没有从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和完善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之高度去认识则很难成行。

到此，如果把审计机关的经济责任审计归位于监察委，预算执行审计归位于人大，而剩下的企业审计、投资审计、社会审计等则紧紧围绕着政府经济监管需要开展工作，那么从整体上看审计监督不就较为全面的兼顾了党统一领导下的不同政治主体及其治理目标了吗？

最后要说的是，此次由监察体制改革引起的修宪将是我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体量巨大的修宪，切忌像1982年审计入宪那样匆匆而为和匆匆了之，更应彰显人民当家作主之宪法精神，举全国人民之智慧，开门立法、广纳民意、充分酝酿、统筹考虑，从而形成最大的公约数。

纪检监察委员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本文作者：袁峰工作单位：上海行政学院

正是由于存在公职人员以各种方式鲸吞国家财富的现象，才有必要对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状况等进行监管。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形成了两种监管机制。第一种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向社会公开。它强调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是反对腐败的最佳利器，保持公职人员廉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让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定期公开他们的收入、资产、投资及债务状况，通过由外向内的监管机制防止他们拥有的财产可能与其执行的官方职责发生利益上的矛盾。瑞典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新闻出版自由法，它规定每个国民都享有查阅官方文件的自由，包括允许普通公民查阅任何公职人员的财产及纳税情况。2011年瑞典的清廉指数①为9.3，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4位。［2］美国、日本通过制定《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等法律赋予公民查阅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状况的权利。为了最大可能公开官员的财产信息，近年来俄罗斯、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也尝试使用计算机电子技术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工作。第二种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内部审核。它强调在腐败治理领域主要依靠执政党及其政府自身的自律机制，针对官员的财产状况，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机制。它将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重心，放在对申报资料的内部审查与核实上，而不是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监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例如，新加坡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不限定行政级别；申报内容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申报资料不对社会公开。新加坡依靠内部权力监督机制成功地抑制了腐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2011年新加坡清廉指数为9.2，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5位。［2］瑞•维斯尔认为：“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享有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运用它，但没有听任任何权力滥用、专横统治、、管理不善，以及对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漠视，这是非凡无比的。他们以超乎寻常的正直、奉献和对法治的尊重统治着这个岛国。”［3］233采取与新加坡类似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式的国家，还有越南、泰国等。我国自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已出台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是，从实际的反腐效果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对公职人员的非法收益获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涉案金额是衡量腐败者贪腐程度的主要指标，是把握大案要案发展动向及分析涉案人员状况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它是评估国家腐败控制力的重要参数。从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实际追诉与侦办的大量案件情况来看，贪腐数额远高于立案标准，并且大案要案在数量上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犯罪金额比较小，达到十几万就会被判死刑（死缓）。从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中因贪腐被判死刑官员的受贿金额来看，少则500余万元，多则上亿元。［4］2011年我国的清廉指数为3.6，列全球排行榜第75位。［2］分析以往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未能产生显著反腐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报告信息有限公开的规定未能全面落实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还没有公开申报信息的规定。1997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颁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填写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书》的内容，由报告义务人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的范围内通报。作为对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①“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5分为及格，满10分为最清廉。2012年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曾引用“透明国际”给予中国的清廉指数评分。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6年又颁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仍然保留了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的内容。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直到2009年才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探索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试点，目前还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做法。（二）对报告信息的核查未能完全展开作为对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修改，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以往文件中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相比，该文件突出强调了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材料的汇总综合、查阅方面的职责，并对经群众举报或反映突出的干部的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审核机制，但由于缺乏财产审核所必需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条件，干部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工作目前还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例如，需要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建立全国性的房屋产权信息登记与查询系统；在清理匿名、假名存款账户的基础上实现金融机构的完全实名制管理等。正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以往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相关文件未能充分发挥财产监管效能。2012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务院总理的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指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5］7文章在强调要严格执行以查阅、调查核实申报资料为特点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同时，提出要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依此思路，中国对领导干部财产状况的监管将形成组织审核与有限公开为特色的双重监管机制。当前在中国实施这一监管机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制度适切性的角度，论证该项制度是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家类型相契合；二是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通过操作层面的设计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出实际的反腐功效，进一步健全针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管功能。

（一）政治文化的适切性文化价值的认同构成了制度认同的核心，一种制度设计只有体现出被认可的价值时，人们才会产生现存制度适合于自身的信念。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依据儒家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领导权必须由有道德的儒生来掌握，他们在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普通民众。这种儒学遗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易于树立权威人士或贤明之士的高尚地位。统治者希望人们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好人”是对政府权力正当行使的唯一保障，人们将明智的决策、公正的判断寄托于具有优良个人素质的官员身上。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贵族清除不正义的帝国王室的权利，帝国皇帝取代不合位的君主之权利，以及官僚劝谏怠位的统治者之权利，都是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赋予的。这信念就是，政治领袖主要靠道德说服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格，一个王朝的变革性权力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伦理品质。［6］73-74因此，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如当官不能参与经商。《臣轨》中指出：营私家则官事不成，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言货利则公门不正。①《天人三策》中讲：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②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同任何官僚道德一样，儒教的道德也反对官吏本身参与赚钱，不管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被认为有背伦理、有失身份。［7］209对执政者的谋利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作为传统政治伦理，不仅为当代中国民众所信奉，也为当代执政者所接受。中国的公职人员是否如实呈报有关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不仅是检验公职人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人民信任的重要方式。（二）制度规范的适切性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对其进行监管是否具有法理依据？笔者不认同公职人员不存在隐私权的说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属于个人隐私，公职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即使对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尊重隐私权传统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1）人人有权使他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2）公共机关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的干预以及在民主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和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进行干预者，不在此限。［8］1012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认为，当特定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时，个人隐私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他指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9］253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由于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担负责任的公共性，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隐私权隐藏贪污所得。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应当实施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监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2010年7月11日执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删除了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的第十条“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内容，更改为“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表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已不再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不久，2008年5月25日中共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要求对干部申报的个人事项进行审核，并对部分内容实行网上公示。之后，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包括浙江省慈溪市、湖南省浏阳市和湘乡市、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三）国家类型的适切性“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10］92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詹姆斯•R.汤森与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描述中国的国家类型时认为：“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11］30自主国家在政治上强调自我约束，依靠自身设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来制约掌权者的行为。当这种约束力处于弱化状态时，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就有可能带来畸形自主（给予主管部门广泛的随意处理权）。自主国家由于缺少在体制外促使官员向社会负责的权力制约机制，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来克服。［12］431962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党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13］309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规定，对于报告信息，主要采取组织内部查阅或调查核实的方式。即使近年来一些地方要公开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也大都仅限于部分内容的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抑制腐败，而不是完全依靠体制外的力量。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来看，大都属于限制性公开模式。（1）限制公示内容。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没有要求在网络上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而是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当地廉政网及媒体向社会公示的仅有4项（需要申报的内容共有11项）。（2）限制公示范围。先行试点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地区，如浙江省慈溪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都是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政府办公大楼公告栏、单位内部网络、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提示等对公职人员财产状况进行有限公开。

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为基础的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各自拥有对公职人员非法财产来源进行监管的独特功能。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的廉政状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机结合，发挥出对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合力作用，使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成为有效检测公职人员廉政程度的“利器”。（一）公职人员财产审核制的特性由官方专门机构组织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监管方式。尽管通过公示申报信息而引发的举报式监督，威力不容小视，但是通常不具备官方专门机构在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面的优势。（1）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权威性与规范性。为了查阅及调查核实有关信息，有关监管机构有权要求公职人员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否则，将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处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2条第5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免职的处理；构成违纪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14］9而且，有关监管机构一旦发现官员申报的个人资产与正常收入不符，可以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2）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专业性与协作性。通过有关机构的组织、协调，有助于建立起与个人身份信息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①有关机构可以通过银行核实申报人提供的个人资产信息，有效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以及防止事后受贿等腐败犯罪活动。金融机构不仅要对在任以及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重点审查，而且要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审查。政府部门通过确立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的义务，可以使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交易活动，是预防和监测犯罪资产转移的重要制度基础。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将于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核查，发现并清理一批匿名、假名账户。②有关机构可以推动建立重大利益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防止发生虚报、瞒报的情况。目前，房产已成为一些官员腐败后的主要投资品，在贪官不如实申报在各地的房产情况而审核又不严的情况下，即使向社会公示其房产情况，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也会受到限制。我国正在建立的房屋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①，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家庭房产状况的现象。③有关机构通过完善公职人员国外利益的登记管理，有助于追回被转移到国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确立了公职人员对国外资产的报告义务，而且为了鼓励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要求缔约国的主管机关之间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资料进行交换，以便对公职人员转移到国外的犯罪所得进行调查、主张权利并予以追回。2011年我国第一次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登记管理。国外从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审核的机构通常是具有独立性的。鉴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干扰以及财产审核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审核不宜由本单位、本系统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员来承担。建立具有独立性的专业审核机构，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58•2012.6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拥有对党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只能依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与监察权力进行监察，由于在监督对象、职权范围上的差异，由二者分别承担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职责势必会造成多头管理。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体制下的产物，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并且，作为我国的专业预防腐败机构，已经具备了开展财产稽核工作的能力与手段，其工作职能包括对与腐败有关的金融、土地、建设、医药、电信等领域信息进行采集与分析，与检察院、法院、公安、银行等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等。因此，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成为我国负责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专业权威机构。（二）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的特性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义务与公职人员适当保留隐私的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在当前中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是基于平衡两者关系的折衷性考虑。（1）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稳妥性。“有限公开”避免了因采取过于冒进的措施而导致相关信息的过度传播引发的副作用，减少了制度推行的阻力与社会敏感度，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有关公示工作。由于“有限公开”减少了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对外曝光度，反而便于有关部门对于公职人员公布个人情况的全面性提出要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产、投资等方面的事项，这与《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中有关公职人员全面公布个人情况的要求尚有差距。例如，还缺乏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情况的申报信息。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关切的舞弊问题，制定出公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财产的具体要求。（2）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有效性。“有限公开”可以充分发挥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作用，鼓励机关工作人员对内部腐败者进行揭露，以克服腐败行为固有的隐蔽性。比一般公众更为了解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情况的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更有可能对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差距作出清晰的判断。一旦有内部知情人举报其申报信息与事实不符，将会对腐败者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指出：机构工作人员很可能对其工作和观察范围内的任何营私舞弊行为有较大程度的了解或有把握的怀疑。［1］12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13］310因此，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有限公开制同样是一种颇具有效性的监管方式。2009年，浙江省慈溪市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对现职副局（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住房、私车等情况进行公示，并由所在单位员工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公示结果，不满意票达1/3将被追究责任。知情人的举报常常受到卖友求荣、不忠诚、自我晋升等各种指责，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塑造适应与鼓励内部人正直举报的组织文化以及制定相应的规范。例如，向谁举报；举报的渠道；举报的时限；提出指控的明确标准以及对最初的指控进行初步的分析；对指控的提出者或接受者建立必要的档案记录；在确定所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之后支付奖赏；建立起为举报人保密的制度；对新的政府雇员定期讲授政府部门要求的道德责任等。韩国《反腐败法》将公职人员举报内部腐败行为作为一项义务，该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公职官员如果得知其他公职官员有腐败行为，或者，其他公职官员迫使或提议其进行一项腐败行为，应该立即将此事实向侦查机构、反腐败委员会或审计与监察委员会举报。［15］36-37（三）实现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应当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廉政规范，借鉴国际上公职人员财产监管两种不同机制的优势与长处，积极寻找推进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途径，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理性选择审核与公示的对象。从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制度设计来看，一般并不需要所有公职人员都申报或公示财产状况，通常会聚焦于那些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及职位上的公职人员，而且有的国家对财产申报、财产审核以及财产公示的对象分别进行了制度性限定。例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军警以及学校、国有企业与地方自治团体4级以上的公务员要登记财产，并由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上述人员的登记事项进行审查；另外，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在官报或公报上要公布1级公务员本人和配偶、直系亲属的财产登记事项。［1］355-360结合目前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实践，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申报、审核、公示三个层面分别对有关对象进行限定。①需要申报的对象。申报对象应当聚焦在那些更能在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决策、重要执法行为中产生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主要应当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领导干部。②需要审核的对象。鉴于我国目前需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人数规模庞大，当前对有关人员申报的财产信息进行查阅与调查核实的工作应当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情形：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的履职工作；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受理有关举报的工作；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③需要公示的对象。目前我国相关的制度规范允许有关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应当申报对象的有关信息。由于实施干部财产公示所需要的配套条件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成熟度不同，这样的探索目前仅仅出现在我国的一些个别地方，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经验。不过，这样的地方性探索案例正在呈现增多的趋势。一些地方结合当地的廉政状况，有选择地将一些部门、单位、特定岗位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2）科学设计审核与公示的实施步骤。对申报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之前先进行组织内部审核，是实现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重要设计思路，这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首先，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缺乏有效的财产审核机制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未必能够在申报中提供真实的财产信息。因此，盲目公示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2009年，俄罗斯将官员的收入与财产信息在网站上公布之后，俄罗斯的“干部门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的被调查者相信网站上公布的官员财产与收入信息是真实的，71%的被调查者对此给予否定，21%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回答”。不相信者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官员的奖金、补贴等间接收入以及各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没有在申报信息中反映出来。［16］其次，配套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举报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和个人接受监督，会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举报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压力和风险。普通举报者要想扳倒有实权的官员在现实中是有困难和风险的，如果没有正式反腐机构给予举报人的保护机制，人们的反腐热情会受到腐败者的嘲讽甚至无情打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17］此外，如果缺乏廉政文化机制的配合作用，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推行将难以在官民中达成共识，并形成上下齐动的局面，单位内部人是否选择举报很可能受到人际关系的干扰。受上述因素影响，盲目公示可能导致“有公示无举报”的情况出现，最终使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徒具形式。再次，注重制度实施的稳妥性。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是通过审核的资料，可以为保证更大范围监督的有序性与有效性提供支撑。有关机构在组织公示之前可以出于对公职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对申报资料中的部分信息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对申报人的权益进行必要的保护。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不是一项单一性的制度，而是一项制度集合，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才能推行，盲目出台欠缺系统性、协调性的财产公示措施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3）实现审核与公示功能的有效叠加。一些国家为了增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力度，对公职人员实行财产申报后既审查又公示的监管措施。上世纪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韩国为了有效地监督公务员的财产状况，防止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财产增值，在制度设计上改变了由公职人员所在部门的首长负责审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的做法，专门设立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同时，根据《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的有关规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总统、总理等政务职及1级以上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及地方国会议员等12类最高级别公职人员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财产登记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将申报内容在官报或公报上公开。与韩国将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叠加作用于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不同，中国则不宜将财产审核与公示的重点聚焦于这部分公职人员。第一，中国绝大多数的腐败产生于基层公职人员，中高层公职人员涉案人数不多。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18］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省部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198人，而县处级干部则有2319人。［19］第二，广大干部与群众对基层公职人员更为了解，对身边的腐败问题敏感度高。当前我国基层腐败案件呈现出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在基层公职人员中实施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示制，将会提高专业反腐机构与广大干部群众发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两种财产监管方式叠加的反腐效应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第三，对于中国的中高层公职人员，只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考核考察等环节上加强财产申报审核工作，同样可以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2008年至2012年上海市对800多个新提任的市管干部进行了包括个人经济情况在内的廉政申报，有些申报不清楚的问题要本人说明，通过有关部门加以核实。其中确实有个别人因为故意隐瞒、故意瞒报、提供信息不真实而没有得到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