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会计论文范文

大专会计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历经近10年的发展,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其间存在的问题,值得学术界予以重视。笔者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分工,以及会计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批评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针对部分应用实证研究方法发表的会计学术论文提出了批评性的评论。努力倡导会计学术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宽松的学术氛围.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济类专题的论文)就有20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或经验实证(empirical)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针对会计研究缺乏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和金融财务学理论支持的问题,笔者建议,一方面,扩大“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应当看到,经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飞速的发展。从各种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加以整理、总结,综合利用,可以提炼出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理论供会计学研究参考。另一方面,若没有现成的或比较现成的经济和财务理论,会计学者就必须立足自身,加紧研究,补上这一课。

最后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许多学生,包括不少已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专家学者,只要看到研究论文中没有数理统计的计量分析、数据采样,便会认为是规范研究。这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形式”误区。实证(positive)是和规范(normative)相对应的概念,两者从研究方法的命题选择上相互区别,但由于它们同时都可以进行归纳分析和演绎分析,所以在形式上,特别是在使用自然语言加以理论表述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另外补充一点,在西方,normativeaccounting和positiveaccounting本来的含义是前者是指现值会计(presentvaluebasedaccounting),即符合理想假设前提条件环境下的会计;后者是指现实世界中被各种原则、准则所约束,但同时又具有多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和管理(management)的会计。四、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经济学也好,会计学也好,都是“西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谁能先看到国外的研究成果或者谁先翻译国外的研究成果,谁就能在工作、学术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不管是否承认,当代学者,都以能用英文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为荣耀。既然将在国外刊物作为学术研究的激励之一,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遵守西方的学术规范、使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做到无论在自然语言还是理论概念甚至展开分析论证的方式上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是要向西方靠拢。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成为一个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的问题。

所谓融入主流,概括地说,就是要接受、采纳和遵从主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主要包括学术的自由主义精神、理性主义前提、经验主义内容和实证主义方法。融入主流,首先要在上述四个方面接受并且掌握这些思维习惯。同时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过程,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充满巨大挑战的,很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甚至是传统理论不曾提出的。这就给学者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来记录这段无法重复的历史,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概念并进行理论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无法比拟的地域优势。融入主流不仅意味着要接受和采纳,而且主要是创新和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还做得不够。比如,美国FASB提出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决策有用观”为前提的,这是由著名的特鲁布拉特报告经过广泛的实证调查后提出来的。中国如果要采纳或不采纳这一观念,同样也需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前提。如果能够做一次中国的会计信息用户的研究,结论将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国别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只有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以及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是有国别特色的,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笔者不以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经济科学、会计学,也不相信在基础理论层次上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会计学”。例如,当今中国会计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失真”。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显著和突出。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就不得不为“失真”找到或者说界定一个可供研究的概念,来衡量所谓的“失真”的程度。换言之,必须首先解决何为会计信息质量高或低的判断标准。如果连这个基础性的理论概念或标准都无法确定的话,进一步的有关“失真”的性质、原因、程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就缺乏判断的基础,理论模型的建立就会存在相当的困难。那么经验研究所必需的变量的选取一定存在错误和偏差,又怎能希冀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又怎能找到减少“失真”的药方?

举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两点:(1)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用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可靠性概念,在研究“中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时,为了保持所谓中国特色,为了给人以本土化的感觉,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那么,是否“失真”问题一定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如果觉得美国的概念和标准存在不足,就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之争辩,但是,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主张,更没有看到逻辑严密的模型以及有充分证据的经验验证研究结果。关于“失真”的会计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都未真正地做到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会计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学术课题,无所谓国界的区别,也是无法也无需本土化的。非要在基本范畴问题上强调所谓特色,只能是走入误区。(2)当我们有朝一日对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取得相当的共识后,就必须坚持把眼光聚焦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对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是高还是低、会计信息质量差的程度、引起的原因、解决的途径等问题。

从会计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学术界在最初的研究中积极参与规范研究,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转为实证研究模式,与规范研究分道扬镳,把带着技术开发性质的规范研究留给了实务界和规则制定机构⑤。笔者对上述“分工论”,即学术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而实务界则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进行新的会计方法的开拓和对已有实务的规范,给予肯定。这种分工,既具有学理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又有别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学理上,既然说实证方法解决“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必然的就把会计系统作为一个自变量,放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这个“大函数”、“大方程”当中,研究会计系统的变化怎样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或者反之,找到社会经济环境中是什么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会计系统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实证研究方法,把传统的会计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经济、文化、法律等整个社会。而传统的规范研究,则更为关注应该使用何种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应该采用何种会计信息的呈报方式等会计系统内部的问题。对于解决会计实务问题,规范研究来得更为直接有效。所以,基于两种研究方法本身的特点,学术界更多地使用实证方法而实务界更多地使用规范方法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对于会计这样一门实践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的应用经济类学科,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从来都是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重实证、轻规范或者重规范、轻实证都是不正确的学术偏见。正如厦门大学教授曲晓辉所言:“实践证明,规范研究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的规范会计研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我国现存会计文献资料中的学术性成果的数量远远逊色于介绍、议论类的文字表述。”此外,就中国的现状来看,学术界仍然需要为政府进行政策性、决策性研究,为实务界的对策性研究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值得予以重视的是,学者在身兼数职,既要撰写学术理论文章,研究基础理论问题,又要为政府出谋划策,还要在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为大众答疑解惑的时候,必须摆正角色的定位。

三、会计研究中的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是学者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学术批评可以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学者们的行为和学术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依;二是可以对学术作品进行检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因此,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理论发展的巨大杠杆,也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反观会计学术界的学术批评现状,总感到意犹未尽。学术刊物上的商榷性文章和批评性评论罕见,但“广告式”、“推销式”的书评和文评则常常充斥于序言和文献介绍当中。其实,对学术理论作品的评论,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可以是书面的,如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也可以是口头的,如在学术研讨会上对会议的交流文章做评论、向文章作者指出选题、数据、论证方法等方面的失误和遗漏所在;还有最常用的和最经济的方法是在学术机构的内部,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的会计系,在教授、研究人员、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讨论会,针对同事、同学发表的、未发表的研究习作展开“毫不留情的”批评。

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推广,离不开严肃、认真甚至是尖锐的学术批评,这是由实证研究方法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所以其研究的前提、路径和结论,对他人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被重复执行的。因此,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更具备了被同行专家“挑刺”的可能,进行学术批评也不会落入“一头钻入概念体系”的会计理论争鸣的老套子当中。但也许正因为会计实证研究需要具备更为广博而深厚的经济学、财务学理论功力,付出更多艰辛而扎实的学术劳动,所以目前还很少有“傻瓜”把别人已经完成的研究再重新做一遍的事例,也就无从产生向别人挑战的勇气

注释:

①“POSITIVEACCOUNTINGTHEORY”,PRENTICE2HALL,INC1,ENGLEWWOODCLIFFS,NEWJERSEY,1986。②在此,不得不提到由陈信元、叶鹏飞、薛建峰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的会计环境———一个分析框架》(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8期第8页)。该文以严谨的态度,从会计的角度,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影响中国会计的诸环境因素的行为方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经验实证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③张建伟《: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载于《会计研究》1999年第5期。④孙铮《: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会计》,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2期。⑤这一观点最初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薛建峰在学术讨论中提出的,笔者深受启发。⑥曲晓辉《:中国特色的会计解读》,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大专会计论文范文第2篇

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必须编制人力资源发展规划，该规定应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即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质量是指组织需要什么类型的雇员，数量是每一中类型需要多少名雇员。工作分析、工作祥述是人力资源规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信息人力资源规划来说，首先要分析不同类型的信息工作，然后描述信息工作，进而祥述完成信息工作的具体要求，最后在此基础上拟定规划。

1.信息工作分析。为了招聘、雇佣到适合某项工作的人员，组织有必要事先了解该项工作自身的需求，这个步骤就是工作分析，它是人力资源规划的起点。信息工作分析是对组织的信息管理工作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以确定每一项信息管理工作的性质、特点以及需的技能。在进行信息工作分析时，重点在于明确以下几个问题:（1）谁来做这项工作？（2）在这项工作中，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3）在什么时候完成这项工作？（4）在什么地方完成这项工作?（5）如何完成这项工作？（6）为什么要这样做？

2.信息工作描述。信息工作描述在信息工作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它是一份对组织中某一项信息工作的目标、内容、所需技能、涉及的责任、该项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以及工作条件进行描述的局面报告。这份报告常用于新雇员的挑选、信息工作人员定位、信息工作人员培训和信息工作绩效评价等工作。

3.信息工作详述。信息工作详述与信息工作描述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是描述从事某一信息工作的人员抽应具备的专门资格的书面文件，包括技能、学历、所需的工作经验等。它与信息工作描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的是从事工作的人员的素质，而信息工作描述强调的是工作本身的内容。

二、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与挑选

招聘工作是组织获得人力资源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是为组织中设置的不同职位配备适当的人选,以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为了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招聘标准。由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将信息工作人员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且对从事不同信息工作的人员有不同的要求，所以，不同岗位人员的招聘标准也不尽相同。

1.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当组织中的信息管理部门出现职位空投或者设置了新的职位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要进行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信息工作人员招聘的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内部招聘，即通过组织内部人员晋升或调动来实现。二是外部招聘，即从组织外部招聘人员。外部招聘和内部招聘各有优缺点，应该根据组织的具体情况决定采用哪种方式。

信息工作人员的内部招聘。主要通过下属文件、内部资料、布告栏等方式公布招聘职位和标准，在组织内部公开进行招聘。内部招聘的主要优点包括：完善组织内部的竞争机制，申请人能尽快进入角色，能节省评价时间和费用。主要缺点包括：难以摆脱原有各种关系的制约；无法带来新的经营理念;助长论资排辈。

信息工作人员的外部招聘。主要通过新闻媒体、职业介绍所和猎头公司、人才市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熟人推荐等渠道在组织外部进行招聘。外部招聘的主要优点包括：促进组织创新、节省培训费用；增强组织内部的竞争压力。主要缺点包括：招聘费用偏高；易造成招聘失误；外聘人员融入组织文化的时间较长。

2.信息工作人员的挑选。面对前来应聘的申请人，组织的下一步工作便是人员的挑选。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择效用最佳的人选，是人员挑选工作的中心目的。组织应参照工作分析、工作描述、工作详述、信息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及招聘标准等衡量申请人，并辅以面试、试用等手段进一步考察申请人的实际能力，从而作出聘用的一系列人力资源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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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信息人力资源管理

[日期：2009-01-22]来源：作者：李国芹马瑞平[字体：大中小]

三、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在员工招聘、挑选之后，在员工培训之前，并与二者相辅以成。绩效是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客观过程的产物。员工的绩效是指员工经过考核评价，被组织管理层认可的工作行为、工作表现、工作成绩以及工作结果。儿评价是组织对员工在某一时期内的工作业绩、行为等作出评价的过程。绩效评价是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可以为组织确定报酬，改进员工工作绩效，这培训、晋升及选任或留用员工提供标准或依据。

一般来说，绩效评价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非参与性的绩效评价制度；另一类是参与性的绩效评价制度。

1.非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非参与性的绩效市政府方法又分为客观评价方法和主观评价方法两类。客观评价方法主要侧重于评价员工的付出，评价建立在数量基础上。由于信息工作的特殊性，信息工作人员生产的信息产品不能简单地套用物质产品的讲师方法，如某程序员设计了两个程序与某员工生产了两个零件对组织的贡献为可相比；而两位程序员每人均开发了一个新程序，也不能简单认为他们的工作业绩相同。因而客观评价方法不太适用于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

2.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是目标管理法。这种方法主张各层管理人员与员工必须参加制定目标和实施计划，要求上下级之间就如何实现目标充分交流意见，在确立目标的同时，也确定了考核指标和标准。目标管理能够不断地将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反馈给行为人，以便于行为人能够调整自己的行动。当目标明确、可衡量、有实践性时，目标管理法用于绩效评价很有效，它注重于对员工绩效的定量评价。但对于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来说，目标管理的缺点主要在于较高层次的信息工作难以量化。

四、信息工作人员的培训

由于知识的快速更新，以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部门不仅要向本部门员工提供不断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而且还应承担提高组织全体员工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的责任。这实现这一目的，内部培训和继续教育是较好的方法。

1.内部培训。对信息工作人员实施内部培训是为了使信息工作人员具备开发、利用和管理信息资源的技能，从而改善组织中的信息资源管理，使信息更有效地为组织服务，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2.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仅可以弥补现行信息管理专业教育和组织?扰嘌档牟蛔悖?而且可以优化信息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适应时展的需求。信息工作人员教育的目标是为各级各类组织造就多层次、多门类的，融信息管理、信息技术、学科专业知识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继续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它是为提高专业人才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而开设的深层次教育。信息工作人员继续教育具有社会性、专业性和层次性，必须采用多类型、多途径的方式进行。

大专会计论文范文第3篇

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向被人们视为上层建筑，它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并密切依存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而后又相继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随着经济体制的两次重大变革，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的会计改革，特别是会计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与划时代的进步。本文拟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为依托，就三十年来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特点与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较系统的回顾与分析，以有助于现阶段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全面发展与创新。

一、会计理论研究的重新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无法计量的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我国在建国后十几年所初步建立起来的会计核算体系与会计教育科研体系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会计理论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体现为会计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大学的会计专业停办，会计专业刊物停刊，会计理论与实务停滞并出现倒退，因而根本就谈不上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学术探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上来，接着中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并且提出经济工作要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至此，我国会计也开始进入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转轨变型的全面改革阶段。会计学术界的理论工作者们，也由此开始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新征程，会计学术领域才渐趋活跃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一)会计理论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转变、会计理论研究学术机构的系统建立、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拓宽以及对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引进等方面。 　一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对会计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学术方面也逐步出现了活跃、讲真话的大好局面。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前后，我国会计理论界就以清除“”中造成人们对会计的种种模糊认识为重点，逐步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对会计理论工作的干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组织地对会计的本质、会计的职能、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学的属性、会计学科体系的改革与建设等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为了营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讨论氛围，针对我国在政治思想领域“左”的思想干扰严重的现实，中国会计学会在其《章程》中明确宣布，在理论讨论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同时在其主办的会刊《会计研究》创刊词(1980年3月)中提出，在会计理论战线上，要对极“左”路线，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的公开发表(葛家澍，1978)，“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枪”。通过深入的反思与讨论，会计界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带来了会计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使“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理论观点深入人心，并为社会公众广泛接受，从而为会计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本目标，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各级各类学术机构系统建立。1979年底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和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对新时期会计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成立会计学会被一致认为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重新起步的重要标志。

1979年12月底至1980年1月初，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会议期间，就会计学的属性、会计的职能、会计管理和经济效果、经济核算制的关系等若干会计理论的粮本问题进行了研讨，’并且在本次会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我国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问题。这次会议大大推动了会计学术研究的开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会计学会和建材、机械、粮食、电子、铁道等全国性专业会计学会相继成立，许多地、市、县和大型企业也成立了自己的会计学术团体，还有各个不同区域间横向合作以及依托各大专院校所建立的民间会计学术研究组织。这些学术团体及组织所定期组织的不同专题会计学术研究活动，成为繁荣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在这些会计学术研究团体的组织和推动下，全国会计科学研究人员、会计教学人员和会计实际工作者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了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会计科学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980年10月，财政部召开了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改变了“会计是经济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这一类传统提法，提出“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会议为我国会计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工作方针，从而使我国会计工作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了开拓发展的道路。

三是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大大拓宽。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不同归属的会计学会为主要依托，创办的会计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中既有全国性的学术性和综合}生的会计杂志(如1979年1月创刊的《财务与会计》，1979年4月创刊的《财会通讯》，1980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创办的全国性会计学术刊物《会计研究》等)，也有按行业和地区命名的会计杂志。据1983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出版发行的会计刊物已达九十多种，每期发行量为一百七十多万份，如果再考虑各大学学报及其他与经济相关的专业类杂志也时常刊载会计理论论文这一因素，则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即更加宽广。这些会计刊物为传播现代会计知识、交流学术思想、繁荣会计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四是开始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会计以学习原苏联的经验为主。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会计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曾结合中国国情，力求体现自己的特色，有所创新与发展。可惜到“”期间，此种努力又遭夭折。“”结束后，初期主要对原引入的苏联社会主义会计学的继续学习和研究，并与我国会计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且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恢复和完善“”前的会计理论与方法，是这一时期引进国外会计理论的主要特点。20世纪80

年代上半期，苏联会计学仍然对我国会计研究有着一定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翻译了10部苏联会计著作，有许多苏联学者的会计论文被介绍到我国，但1990－1997年仅有2部被翻译介绍到我国。

在苏联会计模式的长期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对西方国家会计理论、会计学科的进步与发展了解甚少。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则开拓了我国会计界的学术视野，这一时期即出现了一批主张引进和借鉴西方会计理论的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主要有：“结合我国实际，学习管理会计”(阎金锷、汪家佑，1980)、“现代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及其吸收利用问题”(余绪缨，1981)、“对会计领域中吸取国外经验的几点看法”(白肇鲁，1981)、“西方现代内部审计简介”(陈今池、沈小风，1981)、“关于借鉴国外审计经验的一些看法”(孙昌湘、陈今池，1982)、“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葛家澍，1982)、“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对西方管理会计应作进一步研究”(丁平准、杨继良，1984)。此外，在1980年至1981年间，钱法仁在多期《会计研究》上连载论文介绍了西方企业财务管理，娄尔行、石成岳、裴静之在1983年《会计研究》各期连续发表的“中美比较会计研究报告”系列文章，较系统地引进和介绍了当时美国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人们全方位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任何理论都是由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会计理论也不例外，不从会计基本概念探索人手，就不可能把会计研究引向深入。此外，还由于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情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对会计性质及其作用的传统认识。“”后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一轮热点问题，首先是围绕着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如经济核算、会计的科学属性、记账方法、会计的本质、会计职能、会计对象和会计理论体系等。通过探索和研究，一方面延续了因“”而被中断的学术争鸣，对原有会计概念和理论的认识有所提高和发展，进一步澄清了原有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新的内涵对原有理论、概念进行新的研究和表述从而产生了新的认识，而且有所突破和创新，推动了我国会计理论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核算的推广。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曾有过关注经济核算制度改革的尝试。主要体现在1972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状况，在由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经济核算会议”上，制定出台了考核企业的经济指标，并起草了加强企业管理的相关文件，会后还由《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经济核算”的社论，但终因“”的阻挠而使这次改革夭折。直到粉碎“”后，经济核算问题才又重新引起学者们的重新关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吴家骏(1977)、吴炯(1978)和吴水澎(1977)等的论文。 　二是会计的科学属性。关于会计的科学属性，我国会计界于20世纪50年代就已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又掀起了第二次讨论高潮，其主题仍然是围绕着会计有无阶级性这一主题。虽然讨论并没有新的观点产生，但论证的角度却并不相同，而且在争论过程中又对会计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新的认识。 　对会计的科学属性，学术界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属于生产力范畴、会计学是经济学中的一门应用科学或会计学是一门方法性的学科，没有阶级性(王文龙，1979；唐家敖，1980；余绪缨，1980)。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具有两重性(李天民，1980；王晓伟，1980；杨纪琬、阎达五，1980)。第三种观点认为，会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李宝震，1980；何光裕，1980；余光耀，1981)。经过争论，会计具有两重性成为比较一致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会计是带有阶级色彩的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娄尔行，1980)。因此，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中的科学成份，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要结合我国国情，不能生搬硬套。可以说，第二次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是对建国初期否定会计技术性的否定，也是对会计领域中极左思潮的一次拨乱反正。

三是记账方法的选择。记账方法也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会计记账方法的争论以增减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而告终。“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的发表(葛家澍，1978)，引发了关于记账方法的第四次大讨论。这次记账方法的讨论主要表现在记账方法有元阶级性、选用借贷记账法还是选用增减记账法这两个中心问题上。

通过一段时期讨论后，会计界逐步倾向于记账方法是无阶级性的观点，即记账方法本身只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手段，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可以通用，借贷记账法也完全可应用于我国经济实践。但在应当采用何种记账方法的认识上，仍然是存在增减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之争(葛家澍，1978；张以宽，1979；贾光锋，1980)。经过这一时期的争论，主张借贷记账法的观点占了上风，除了商业部门外，许多企业基本上恢复使用了借贷记账法。

这次讨论围绕记账方法这一会计业务处理技术中最基本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在分析记账方法本身的技术性、科学性、通用性以及应当如何选用记账方法等理论问题时，向学界传递了会计方法及其理论发展的基本理念，为20世纪80年代的会计实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在思想观念上扫清了障碍。

四是会计的本质。由于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是研究会计其他理论问题的基础，因此，这一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会计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以前，“会计工具论”或“方法论”作为时展的必然结果，成为学术界对会计本质认识的主导观点。1978年以后，会计界仍有学者坚持“会计工具论”或“方法论”(上海财经学院工业会计教研室，1978；顾准，1979)。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理论界的思想逐渐解放，以及会计实践的不断丰富，人们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日益加深，在我国会计理论界相继形成了“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两种新的主流认识，从而在我国掀起了有关会计本质的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为我国会计学界的百家争鸣揭开了序幕，不仅发展和完善了各种学术观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会计本质的全面认识，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会计本质的争论、特别是“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的论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会计管理活动论”观点既否定了会计是一种应用技术的看法，又否定了会计是管理经济的一种工具的看法，转而强调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管理活动论”将会计提到与管理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受到各级领导和

财会人员的重视，在促使人们重视会计工作和加强会计理论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财政部于1981年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即强调指出，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会计的职能。对会计的职能的认识受制于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因此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与对会计职能的认识有直接联系。虽然我国会计学界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关于会计职能的讨论，但20世纪80年代关于会计本质问题的讨论使会计职能的讨论更加热烈及深化。 　这一时期关于会计职能的探讨，出现了会计“一职能论”、“二职能论”(顾准，1979；葛家澍、唐予华，1983；杨纪琬，1985)、“三职能论”(娄尔行等，1984)、“四职能论”(徐政旦，1980)、“五职能论”(许亚湖，1988)、“六职能论”(李天民，1983；黄逸峰，1984)等多种思想认识。会计职能的讨论可以看作会计本质问题讨论的继续，对会计职能的认识由单一反映职能向参与经营决策等职能的升华，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现代会计客观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也是由当时的经济环境和会计学术思想的发展延续所决定的。 　六是会计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理论界对会计对象没有进行过太多争论，一般认为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财产。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在会计对象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资金运动论”等。其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类会计有各自的对象，但没有共同的对象，财产、经费收支均可成为会计的对象(顾准，1983)。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的对象是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可以用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赵玉珉、黄代民，1982)。第三种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的理论，将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葛家澍，1986)。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相继出现了会计要素概念，使得在会计对象问题上的讨论更为具体。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会计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会计学的一个创新，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我国会计理论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是会计理论体系的结构。如何建立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问题由娄尔行与石成岳(1980)率先提出。1980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也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目标。此后，会计理论界开始对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围绕着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层次结构问题，涌现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和思想。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杨纪琬(1980)、杨时展(1980)、王文彬(1980)和徐政旦(1980)等人的论文。这一问题的讨论，使得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为目标的会计理论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杨纪琬，1983)。中国会计学会在1983年年会上就明确提出，20世纪内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和开展学术理论研究活动的目标，就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探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也必须进行会计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会计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对“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认同，也为我国会计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会计改革应当着眼于发挥会计的经济管理职能。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主要会计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主旨展开，故这一时期会计理论发展亦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具有倾向性的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 主要包括会计改革思路、方向和要点的逐步形成，会计规范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得以展开，西方会计理论的系统引进与消化吸收，会计处理的国际协调研究以及不同学派会计理论研究著作的出现。

一是中国会计改革的思路、方向和要点在探索中逐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保证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稳步前进。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段时间以来会计改革的实践，会计界逐步认识到会计改革是一项较长期的工程，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设想。

1984年10月，财政部会计司提出了《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讨论稿)》。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要求改革传统会计的呼声日益高涨，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会计理论界一方面介绍西方国家的会计政策和惯例，另一方面对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做了大量研究和论证工作，发表了一大批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1987年3月。财政部会计司又提出了《关于深化会计改革的几点意见(讨论稿)》，这份讨论稿经广泛征求意见，逐步形成了《会计改革纲要(讨论稿)》。为使会计改革方案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中国会计学会把会计改革问题列为一个专题并成立专门的研究组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进行研究。《会计改革纲要(讨论稿)》经反复修改，并经199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讨论，由财政部于1991年7月试行。《会计改革纲要(试行)》是在深入研究我国国情、总结我国历次改革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初步明确了我国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主要任务以及改革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会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1995年修改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对指导会计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是围绕会计规范体系建设展开理论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加强了会计立法和制度建设，会计规范体系处于逐步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我国会计学者围绕会计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突破性的进展。 　会计要立法，是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并正式立案的。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法制建设和进行企业整顿的要求，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会计法规和制度建设。1985年1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85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85)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大法，其颁布施行是我国会计规范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会计规范建设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随后初步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85)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系，集中体现了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成果。 　我国的资本市场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逐步成长起来的。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起步。1990年11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分别

成立了两个证券交易所。1992年，《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使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这同时也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对财务会计和财务会计报告产生了需求。因此财务会计理论研究进一步成为会计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中国会计学会和各地、各专业分会都利用各自的刊物，推动研究的深入。1988年，财政部设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1992年11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1993)的颁布实施成为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今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一系列具体准则和会计制度开辟了道路(葛家澍，1996)。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后必须加强会计查证、验证业务工作需要，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逐步恢复并开始建立新的体系。1986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1993年10月31日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此后，财政部又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注册会计师考试考核办法》等规章，使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逐步走上依法管理、依法执业的健康发展道路。1989年2月，经财政部批准，按照国际惯例成立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注册会计师的蓬勃发展相适应，学术界及时对审计的定义、性质、对象、范围、职能、作用和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促进了社会审计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着手研究审计业务的专门问题，包括审计计划、内部控制、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和审计标准等，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审计理论和审计准则的基础上，对这些审计应用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为20世纪90年代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全方位地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比较系统地引进与消化吸收。在这一时期，中外会计学术交流空前热烈和频繁，我国先后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会计组织在会计学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学术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会计学的发展和进步，促使中国的会计学开始走向世界。1983年2月22日，上海财经学院娄尔行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The IntergovemmentslWorking Group of Expel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Ae-counting and Reporting，简称I$AR)的第一次成员国际会议。1991年10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与用友现代会计审计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比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计理论研讨会，也使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与国外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工作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葛家澍(1982)系统地阐述了会计理论继承性的观点后，会计界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共识，认为应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引进和介绍便构成了我国会计研究发展的主流。主要体现在以论文和论著等不同形式从不同侧面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重点传播，既有出版的会计译著，也有系统推出的“世界会计审计名著译丛”，在国外会计理论介绍内容的涉及面上也逐渐拓宽，从范围上看，不再是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由前苏联独领的局面，而是比较全面地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介绍和引进。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9年的10年间，中国会计学术界共翻译出版国外会计著作74部，其中从美国引进的会计著作便达到50部，1990-1997年翻译引进的39部著作中，有30部来自西方国家，其中来自美国的就达20部，这一数据还不包括翻译引进的联合国会计著作(汤云为、薛云奎，1998)。与此同时，大量翻译、介绍和评价西方会计理论的文章也占据了这一时期会计专业期刊的大部分版面。

为促进对国外会计理论的研究，中国会计学会从第三届理事会(1987年)起还专门成立外国会计研究组，并将国外会计研究作为中国会计学会“七五”科研规划的重要内容，以促进对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1988年，财政部正式成立的会计准则课题组，率先着手研究西方会计准则并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西方会计理论的引进与吸收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和会计理论的飞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四是会计处理程式与国际会计通行惯例的协调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的会计理论成果虽然是国际会计理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真正接近以至于加入国际会计大家庭的行列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两个事件：一是1992年11月30日《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的正式；二是1997年5月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被全票通过接受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正式会员。这既是世界会计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在我国会计理论发展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至此，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内容上才真正冲破禁锢和封闭的状态，进入了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改革实践进行具体指导的时代。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会计改革，就已经开始注重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的会计理论成果。如财政部1985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和1986年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在许多方面就吸收了西方会计实务中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与以往的会计制度形成本质的区别，为吸引外资和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而财政部在1992年颁布实施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和《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则在更大范围内吸纳了国际会计惯例。

1992年11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该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体系，规定或重申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一般原则，提出的谨慎性原则突破了传统的制度，明确要求采用借贷记账法；确立了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平衡等式和相应的会计报表体系；实行资本保全原则；改革成本管理制度，采用制造成本法；充分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大胆采用了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许多重大方面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协调与一致。

随着会计改革实践的深入，国内所有的重大会计类学术性会议均将中国会计处理程式与国际通行会计惯例的协调列为一个中心议题，围绕着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及颁布方面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从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以财政部会计司组织编写的“会计准则丛书”为基础，一批与会计准则基础理论研究相关的专著也陆续问世，大批专题论文也相继见诸于各种会计专业期刊，其间所形成的

理论研究成果，对我国各项具体会计准则的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也逐步缩小了我国会计理论与国际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差距。

五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中不同流派学术著作争奇斗妍。会计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开始逐渐跳出就会计论会计的框框束缚，有意识地将会计理论的发展溶于一个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互对接的学术环境中去进行研究，特别是注重与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成果相互对接，从而使会计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并向纵横发展的趋势。从横的方面看，会计理论已经开始注重与某些自然科学、管理科学、技术性科学及其他经济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基础应用科学相互交融发展并形成为新的学科；从纵的方面看，由于一些新的科学方法运用于会计领域，也使各门会计学科的原有内涵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各门具体学科内部新观点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大多数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均处于创建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与稳定的结构，因此也使会计理论的发展在21世纪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就曾将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目标确定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方法体系”，到1983年的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即明确提出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中国会计改革全方位探索的时代，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即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因而，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计改革目标与内容的深入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我国会计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来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会计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借鉴国际惯例，建立新的会计体系。特别是1992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工作由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是探索我国会计发展道路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为推动会计改革问题的研究，中国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专门成立了会计改革研究组、企业财务改革研究组、会计教育改革研究组等七个专题研究组(1990年将专题研究组改称为专业委员会)，并把会计改革的研究、企业财务改革的研究、会计教育改革的研究作为“八五”科研规划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着我国的会计制度如何全面改革这一主题，在会计学科体系建设、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研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刘德银(1989)关于会计改革目标的系统构思；阎达五(1990)和陈亚民(1990)关于我国会计法规的理论建设与发展问题；陈亚民(1992)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改革的总体思路；杨纪琬(1992)关于股份制下的会计改革思路；张兆国等(1991)关于构建会计规范体系的讨论；毛伯林和赵德武(1992)关于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杨纪琬(1993)关于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的问题；张文贤(1993)关于我国会计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杨时展(1993)关于从市场经济看我国会计改革的讨论；刘永泽等(1993)关于改革会计学科体系的问题；张为国(1993)深化会计教学改革的设想；吴水澎(1994)关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许家林(1993，1994)关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会计理论体系结构问题，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会计改革问题；黄菊波和杨小舟(1995)关于会计改革的问题等。 　二是会计准则建设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会计改革的深入，会计学界认识到研究和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于是会计准则成为当时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时期主要讨论了会计准则的含义、我国要不要建立会计准则、如何建立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作用、由谁制定和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层次体系、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具体准则的内容、具体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等方面的基础问题与应用问题，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以及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葛家澍(1989)、杨纪琬(1989)对会计准则的含义、作用等基本问题的介绍；张龙平(1989)、劳秦汉(1990)、冯学武(1991)、魏明海(1992)关于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以及会计准则理论体系的论述；吴艳鹏(1990)关于资产计量的研究；于玉林(1991)和陈毓圭(1991)关于会计要素的研究；王春益(1991)关于会计环境的研究；阎达五(1992)关于中国会计准则模式、结构的研究；谢芳(1995)关于会计计量的研究；张俊瑞(1995)关于会计确认的研究；宋振康(1991)、王世定(1994)和孔庆林(1995)关于会计假设的研究；娄尔行、陈信元(1994)关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问题；阎达五(1995)、葛家澍(1995)对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具体会计准则的含义、制定的必要性、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及其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许家林(1996)围绕会计准则的比较与完善的研究，以及会计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等。

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会计准则研究主要是以引进和介绍西方会计准则为主流，通常仅是从技术层面来研究会计准则国际化与规则制定。就理论层面，刘峰(1992)较早地通过科斯定理对会计准则性质及其制定层面进行了研究。对会计准则的层次体系，主要有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两大观点。如何将会计准则划分为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又各有三种不同意见。在会计准则是否包括会计假设问题上，学术界也有争论。在具体原则的应用上，早在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会计界曾就是否采用稳健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徐政旦、吴减之，1981；杨纪琬，1985；葛家澍等，1988)。有关行业会计制度与具体会计准则的关系，有两种意见：一是用具体准则来取代行业会计制度；二是实行准则与制度并存的双轨制，在条件成熟时再取消会计制度。

我国学术界关于会计准则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进程，在已的会计准则上也留有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理论研究的烙印。 　三是部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对部分会计基本理论的既定结论与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认识。

(1)会计与财务的关系。朱宅仁(1987)认为财务与会计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阎达五、陈亚民(1989)认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实际上是指财务管理与会计管理的关系，财务管理是对现实货币的管理，会计管理是对价值即名义货币的管理(凌志，1987)；张

鸣(1991)对会计两大并列分支提出了质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会计工作与财务工作是否需要和能否分开、如何划分。比较集中的有三种意见：一是财务与会计是否分开，视管理上的需要而定；二是会计与财务应分设，会计负责报表的编制、计划及预算的编制和账表的分析，财务管结算、筹资、保险和有价证券的投资；三是会计与财务应分设机构，会计负责核算，财务负责管理。

(2)会计的本质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出现融合趋势。张新民(1988)从控制论的角度论述了信息系统论，提出了会计控制问题。向德伟(1992)、王世定(1993)从哲学角度分别对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作了进一步论述。裘宗舜(1993)认为会计也是第一生产力。杨时展(1992)对反映论和控制论的论争以及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讲行了评说，并提出了会计控制论思想。

(3)会计要素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会计思想的引进，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西方会计理论中很少明确地言及会计对象的研究，而主要是展开对会计要素的讨论，我国学者在研究吸收了这一思想后，会计要素这一概念逐步在会计杂志和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并且开始替代会计对象的概念，使得会计基本理论在会计对象问题上的探讨更为具体。到了20世纪90年代，会计要素的概念被广泛接受，我国会计界已很少探讨会计对象的问题。1991年，娄尔行教授在其“关于会计要素的若干思考”一文中，首次提出资产、负债、净权益、营业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等会计六要素的观点。随后于玉林(1991)、陈毓圭(1991)、许亚胡(1993)等对会计要素的含义、基本特征、内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另外，娄尔行、张为国(1991)从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环节来考察会计的职能，将会计的职能分为促进生产、节制消费、健全交换、确保合理分配四个方面。这是我国会计界从新的角度认识会计的职能，也是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深化，而且充实了会计管理理论，推进了对会计本质的理解。

四是中国特色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会计理论界不再局限于会计本质、会计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是开始涉及许多新的话题并形成对会计的新认识。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新议题是责任会计。 　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和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会计界开始对责任会计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我国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得到形成和发展，如责任会计的内涵、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责任会计与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关系、责任会计与内部银行的关系、我国责任会计的模式、责任会计的基本点以及如何完善和发展责任会计等。通过研究和探讨，以西方管理会计为借鉴，并综合运用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理论。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丁俊歧(1986)研究指出建立责任会计是改革的核心；龙涛(1986)研究了工业企业责任会计的相关基础理论；阎达五(1987)根据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现实，强调了责任会计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费中新(1988)探讨了行为科学与责任会计的关系；刘志远(1988)探讨了责任会计的概念；阎达五、陈亚民(1988)提出了责任会计应包括内部银行的创新性认识；石新武(1989)认为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是行为科学、人假说和信息经济学；陈信元(1993)介绍了联邦德国的社会经济和会计；宋献中(1993)指出不能忽视社会成本。责任会计的研究充实了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内涵，是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深入研讨。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问题，是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重要议题。但在建国后的近30年里，成本作为会计学的重要概念，成本管理作为重要的会计管理工作，学术界很少对其加以研究和探索。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经济工作中强调讲求经济效益，企业开始重视成本管理，对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尤其是在1981年中国成本研究会成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许多有关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成本理论、成本预测、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等。对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同其他管理工作的关系，存在着不同认识，主要有成本管理中心论、质量管理中心论和利润管理中心论。有学者提出了“全面成本管理”的概念，指出全面成本管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成本预测等六个环节(陈元燮，1982)。在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研究和探讨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成本核算是加强成本管理的基础，财务成本、理论成本、分析成本、目标成本、质量成本、责任成本(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等新的概念相应出现，成本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被充分认识，而且产生了许多加强成本管理的具体方法。代表性的文献有：孙锦华(1983)分析了理论成本；涵方(1986)研究了成本考核的指标；吴顺智(1983)、叶瑛材(1986)建议推行目标成本管理、目标成本考核；张善琛(1983)建议推行地区行业标准成本控制；陈元燮(1984)建议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戴新民(1984)研究了标准成本与定额成本的区别；罗飞(1985)探讨了成本控制的基本原理；欧阳清(1985)从辽宁部分企业经验介绍了成本目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李家贵(1986)、李天民(1986)研究了目标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赵(1986)研究了质量成本的概念、内容及核算方法；梁天德(1987)研究了管理成本的特点与内容；刘明辉(1986)、蒋义宏(1990)讨论了全面成本控制；楼申光(1989)、夏鹏(1993)分析了作业成本法的现实基础、理论原理及决策价值；欧阳清(1993)探讨了当时我国成本管理的现状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制造成本法开始受到重视。

六是重建审计体制的基础理论研究。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还体现在围绕着审计在中国的重建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由于对西方会计和审计理论几乎持完全批判态度，基本上仿照苏联的做法，将其称为会计检查，学术界也很少对审计进行专门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由于中央决定成立审计机构开展审计工作，我国开始重建社会主义审计体系。随着我国审计工作的建立和开展，审计理论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当时，对审计的基本理论以及审计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性的基础性研究，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肖正乾(1983)探讨了审计的基本概念；周舜臣(1983)论述了审计的职能和性质；管锦康(1984)论述了审计的性质、对象、地位和作用；李宝震(1984)、徐政旦和谢荣(1987)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审计的特色和原则；张以宽(1985)探讨了审计的性质及其与会计的关系；张齐新(1986)等论述了审计的基本职能；赵丽娟(1986)、汤云为(1989)论述了审计证据体系；朱荣恩

(1987)介绍了内部会计控制种类与符合性测试方法；阎金锷(1989)综合研究了审计的概念、性质、职能、对象和作用等基本理论；张杰明(1991)论述了审计的独立性；蔡春(1991)论述了审计的基本假设等。

关于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审计的性质，先后形成了四种代表性观点，即：审计主要是查账；审计和查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审计所检查的不限于会计资料；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评价、鉴证活动；审计泛指任何第三者对会计报告、会计记录等的检查等。第二，是关于审计职能，也有四种认识，即：审计只具有经济监督的职能；审计具有经济监督、评价和签证三大职能；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但审计还具有制约与控制功能、促进与推动功能、信息反馈功能、签证功能；审计的职能可概括为监督、评价、保护和促进四个方面。第三，是关于审计对象，有三种观点，即：审计对象是会计工作和会计报表；审计的对象是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审计的对象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活动方面，更要上升到宏观经济行为上去分析、观察。第四，是关于审计地位，主要有三种认识，即：审计处于对其他经济监督的再监督地位；审计处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第三个层次；审计可对国民经济进行广泛、全面和综合的控制。 　除对上述审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探讨外，会计理论界还对审计理论模式、内部审计、承包经营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许多观点，如王允孚(1985)、娄尔行(1985)等研究了经营效益审计的概念、程序和方法；张以宽(1987)论述了厂长离任审计；李恒发(1987)论述了承包经营审计的概念、性质；孔祥帧(1988)研究了如何发挥审计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作用；边恭甫(1988)论述了我国内部审计的地位、职能和作用；谢荣(1993)研究了民间审计职业责任；廖洪(1994)研究了企业审计模式。审计基本理论及相关具体审计问题的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独立审计准则作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七是会计的发展历史问题。郭道扬(1982，1988)对上下五千年中国会计史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中国会计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肯定，被公认为填补了世界会计史库中的空白。其研究涉及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夏商西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唐宋时代、元明时代、清代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系统地阐明了我国会计从简单刻记、结绳记事到单式簿记、复式簿记的发展过程，对中国会计发展历程及其规律作了系统总结，确立了中国会计史在世界会计史中的地位。《会计发展史纲》则是我国第一部会计史教材，分四个专题对中外会计史进行了研究，这一著作对我国会计史教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郭道扬，1984)。

此外，还有其他会计理论问题。这一时期除了责任会计、审计、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这些新论题外，会计理论研究的领域还在不断拓宽，其新的论题主要有：会计与经济效益；管理会计；社会会计；会计研究方法；物价变动会计；会计与社会环境；会计行为；会计模式；会计电算化；审计；税务会计；会计电算化；合并会计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陈毓圭(1990)、唐国平(1990)关于世界会计模式划分的评介；黄寿宸(1987)探讨了中国会计的模式与特点；李敬辉(1987)研究了我国会计模式的选择问题i余绪缨(1984)、李天民(1992)探讨了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刘开瑞(1990)、毛柏林(1993)探讨了会计文化问题；夏冬林探讨了会计管理中的行为科学问题；赵德武(1990)、彭韶兵(1993)对会计行为及其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毛柏林(1992)、张兆国(1993)倡导建立会计行为管理学体系；夏冬林(1991)、冯淑萍(1993)、李平(1993)探讨了所得税会计的沿革、现状及与财务会计的分离等问题；苏嘉锡(1992)指出必须重视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徐兴恩(1991)、周忠惠(1993)探讨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曲晓辉(1989)、娄尔行(1991)、汤云为(1991)研究了物价变动会计的理论基础和模式选择；余秉坚(1991)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研究的有关问题，李中(1993)研究了中国会计史分期问题；张力学(1984)、郭雪亭(1984)探讨了电算化会计的记账方法，唐清亮(1985)研究了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与管理，严绍业(1987)进一步探讨了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内部控制方法和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