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治论文范文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严谨治学育桃李 善教乐学吐芬芳

1988年，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到梅州中学后，任高一级政治科教学，做高一甲班班主任，并一直带到高三毕业，成为高三级最年青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于1992年成为全校最年轻的教研组长和年级组长。多次得到市教育局“培养高考高分学生指导奖”和区教育局的奖励。多年来为梅州市教育局编写高三级政治复习资料，均获好评。近年来他所撰写的论文《运用计算机多媒体优化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全国中学政治论文比赛获一等奖，并在《全国教师优秀教育教学论文集》发表； 1999年被评聘为中学政治高级教师。

在8年的班主任经历中，成功转化20多名后进生，他所带班学风、班风良好，每届都被为学校先进班，二班次被评为梅江区先进团支部。

二、致力管理求成效 锐意创新当楷模

1999年4月提拨为副校长，分管政教、团队及综治、体育工作。

XX年4月，丘广辉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梅州中学校长，制订了“发挥百年品牌优势，树立人人成才理念”的发展规划，致力于现代化、制度化管理改革，依法治校、民主治校使学校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完善管理制度：

通过民主讨论制定了183项管理制度，完善和制订了《梅州中学学校管理制度》手册，使制度管理人、制度规范人、制度监督人的管理模式步入正轨。

2.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创造一切机会让老师们进修学习，不定期组织教师进行现代化教学理论、手段培训，打造了一支德才兼备、爱岗敬业、功底扎实、善于合作、乐于奉献、勇于创新的教师队伍。他率先垂范投入教学科研第一线，创设了浓郁的教育科研氛围。

3.完善硬件建设，争取政府、校友、热心人士的支持，投入2千多万元，重新规划了校园设计，实验室、电化教学走在全市、甚至全省的全列，为学校发展打下基础。

丘广辉同志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使梅州中学办学特色不断凸显，示范作用不断增强。提出“以人为本，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办学理念，凸显以“诚”育人的特色，构建了人人都能成才的德育模式，形成了新的评价体系，使梅州中学于XX年4月通过了部级示范性高中初期督导验收，成为梅州市首间通过部级示范性高中评估的学校，于XX年验收通过并评为广东省高中教学水平优秀学校，打造出了一流品牌的示范高中。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 外国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 卸任后身陷囹圄的外国领导人 尊严意味着什么 血型意味着什么 品牌意味着什么? 喂奶意味着什么? 胸闷意味着什么 FTA意味着什么？ 年轻，意味着什么？ 胸闷，意味着什么？ 成熟意味着什么 生成意味着什么 “钱荒”意味着什么 7%，意味着什么 点拨意味着什么 德育意味着什么 生活意味着什么? “爸爸”意味着什么 获奖意味着什么 发现人禽流感意味着什么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外国领导人卸任意味着什么 外国领导人卸任意味着什么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雷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南非末代白人政权总统德克勒克因适时让权给曼德拉赢得美名。

“两个小时前，我说五句话，每个字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现在，我说上两小时，也没人会搭理我。”美国前总统杜鲁门1953年离开白宫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某些国家领导人在卸任后的失落心态。不过，另一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则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再担任总统，我失去了权力，但并没有失去影响力。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把“代议制民主”的发明视为令人吃惊的“想象力飞跃”，不过他也指出，这种制度理论也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比如对政治领导人卸任后的命运安排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认为，目前对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在理论研究、重视程度以及制度设计上都还处于贫乏状态。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哪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作为曾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他们的卸任并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退休”。 不一般的“退休”

著名管理学思想家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在其撰写的《退休综合征：放手心理学》一文中，从心理层面剖析了掌权者退休的心态。他认为，失去权力、地位、关注度以及随着而来的年龄老化，使得领导人“放手”和退休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是痛苦。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将这种领导人卸任后的“痛苦”称作“相关性剥夺综合征”，特指前领导人不再处于决策圈、不再参与决策后表现出的“脱瘾”症状。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甚至把“政治死亡”看作所有死亡中“最可怕”的一种。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离任后创作过名为《离开》的戏剧，描述了政治人物卸任后适应新生活的痛苦过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对一个人来说，放弃或者被迫放弃权力和职位，意味着生活失去了意义，整个世界也随之坍塌。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用“全新、令人讨厌、空虚”来描述自己离开白宫之初的生活。

卸任领导人是否具有埃文斯所称的那种“相关性剥夺综合征”也因人而异。克林顿在谈到离开白宫的心态时就说：“你可以坐在那，为不再是总统而难过，也可以用你的经历和经验，尽力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克林顿离开白宫十多年，但并没有离开政治，在美国社会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英国利兹大学历史系教授凯文·希克斯顿认为，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没有定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选择与政治环境。“在职业政治家时代，领导人的‘总统化’以及政治知名度，加之媒体对政治与领导人的密集报道，使卸任领导人安静地退休与淡出人们视线变得更加困难，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很多人也做不到。” 杜鲁门曾说过，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后，你就不可能指望再成为普通的、平常的公民。也就是说，不管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还是客观地“被关注”，国家领导人的卸任注定与普通人的退休不一样。

对于某些威权体制与转型国家来说，领导人走下权力神坛的意义更加复杂和微妙。在这些国家，领导人放弃权力的方式和后果，往往体现了该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如果把视野聚焦在非洲，领导人下台与政治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者伊安·泰勒曾做过一个统计，1960年至2004年，在4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04个最高权力转移案例中，有105个国家元首的下台是因为、战争或外部入侵，平均占比51.4%。其中，1960年代这一比例是72.9%，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为36.4%，2000年至2004年这一比例降至16.6%。这个比例的变化趋势，与19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政治转型基本同步。 在职业政治家时代，领导人的“总统化”以及政治知名度，加之媒体对政治与领导人的密集报道，使卸任领导人安静地退休与淡出人们视线变得更加困难，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很多人也做不到。 离开权力核心之后

关于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目前的政治科学中并没有相关的完整学说，在立法和宪法框架下也基本没有相关的界定。但从政治实践来看，领导人卸任并不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除了个人选择因素外，领导人卸任后的政治命运取决于该国政治制度设计。从世界范围来看，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领导人卸任基本上意味着从制度性权力核心退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分开任两届的总统。俄罗斯的普京是一个非典型的例外，因为他只是从总统转任总理，并未彻底卸去领导人职务，所以有能量重回总统宝座。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卸任领导人继续参与政治乃至重回权力中心的几率更高。在议会制体制下，即使该领导人因选举失利或失去党内支持而下台，但只要他重新赢得所属党派的支持出任反对党领导人，就有机会重登最高权力宝座。历史上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去年刚卸任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都属于这类情况。

法国比较政治学学者让·布隆代尔在《世界领袖》一书中做过统计，从二战结束至1980年代，超过一半的卸任领导人没有再从事任何政治事业。在他统计的860名卸任领导人中，37%的人重操旧业继续参与政治，其中19%的人重回权力核心担任国家领导人，8%的人在后来的政府中出任部长等职位。不过，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并不局限于是否离开政治权力核心。美国罗格斯大学的艾连娜·贝伦凯通过梳理民主制国家历史，把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归纳为六种类型：雄心依旧型（渴望重回权力中心）、熄灭火山型（平静退休）、浅涉政治型（参与筹款等党派政治活动）、第一公民型（参与非党派公共事务）、拥抱事业型（参与人道主义或全球性事业）以及自我辩护型（改变对自己的负面历史评价）。

高政治知名度、发达的传媒以及全球化进程，为某些卸任领导人提供了通过“跨领域”、“跨国界”的方式，在国家政府范畴之外延续政治生命的可能。1980年就卸任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如今依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并参与外交危机的斡旋。卢森堡前首相加斯东·托恩在卸任两年后，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1981～1985）。2007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发起成立名为“政治元老”的国际组织，成员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吉米·卡特、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等，希望利用前领导人的政治余热来帮助解决世界性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学者托马斯·夏勒表示，对于卸任领导人来说，如今施展“卸任后权力”以及影响政治、政策和公共事务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现代政治环境也更有利于他们发挥影响力。

随着领导人卸任后参与政治事务或公共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多，对现任政府和领导人的执政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卸任领导人与现任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微妙，这一点在西方民主国家体现得非常明显。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就出现了进行系列制度改革的呼声，其中一条就是给前任领导人参与政治游说集团设定数年的禁令。凯文·希克斯顿认为，前任领导人的政治遗产，与继任者的关系以及他们持续的政治存在与政治影响，给现代国家既带来问题也带来机会。约翰·基恩对卸任领导人“干预”的看法更积极。他认为，卸任领导人在社会事务上的“领导”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提醒作用，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领导人”被过度政治化了。卸任领导人在政治领域外扮演的角色，使社会和政府意识到，在权力日益分散化的背景下，民主决策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平息了“8·19”后，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左）、叶利钦下令查封苏共中央大楼。 转型期卸任领导人角色

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高领导人权力转移的方式，对国家政治往往会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非洲是一个典型的考察样本。非洲民族独立浪潮中产生了不少“国父”，在这些国父中，既有朱利叶斯·尼雷尔这样不恋权、主动放权从而确立坦桑尼亚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化的政治家，也有卡扎菲这样个人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时终结的政治人物，还有穆加贝这样多次连任、年届九旬依然手握津巴布韦权杖的总统。同时也有主动放权与曼德拉一起推动民族和解、共创南非转型奇迹的德克勒克。从曼德拉和尼雷尔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出，那些自愿放弃权力、并因此在国际国内赢得声誉的政治领导人，更有可能在退休后发挥建设性作用。 对前领导人的“荣誉性承认”，不仅可以缓解政治紧张，而且也可能打消他们以有违宪法的方式重返政坛的意图。而那些自愿放弃权力、并因此在国际国内赢得声誉的政治领导人，更有可能在退休后发挥建设性作用。

南非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杰·索撒尔在谈及非洲政治转型时表示，对前国家领导人角色的定位，可能构成导致“转型困境”的关键因素。“在转型困境中，总需要在转型正义与政治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索撒尔认为，“退休”的成本越低，预期的收益越牢靠，就越可能把那些前领导人的地位“正常化”，即便在多数情况下可能需要他们退出国内政治活动。肯尼亚政治学者阿里·马兹鲁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前领导人的“荣誉性承认”，不仅可以缓解政治紧张，而且也可能打消他们以有违宪法的方式重返政坛的意图。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月》;新月派(1928――1933);政治制度

新月派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学倾向的纠结,其一是以徐志摩、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文艺派,其二是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为代表的政治派。新月派成员身份背景复杂各异,政治立场并非铁板一块。《新月》作为新月派的文学重阵,从1卷2期开始至4卷1期为止,陆续发表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王造时等人对于“中国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讨论。特别在梁实秋和罗隆基担任主编时期,《新月》的作品定位有一个明显从文学创作为主到时政评论为主的转变期。这个转向让我们可以拨开历史重雾窥探知识分子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构想,以及中国现代化国家政体建设的别样可能。

一、“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立足于人权的政治制度构想

《新月》自1928年创刊到1933年终止,是执政的年代,社会各方所期待的民主、发达的政体并没有建立,相反结束“军政”之后滞留在了“训政”时代,实施、党国一体。这种执政方式与新月派对于国家统一之后的政治构想相去甚远,新月派很快做出了反映。胡适的《人权与约法》拉开了新月知识分子与当局的论战帷幕。《人权与约法》敦促国民政府立即立宪,以便社会各层有法可依。胡适向发难之后,新月内部成员创作了大量此类文章,后来汇集成《人权论集》和《政治论文》两部作品集。

新月派的政论文大都立足于人权,这和他们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新月派成员基本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参照英美体系从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从法律层面,要由人民制定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真正做到在民。二、国家层面实行分权治理的方法,在权力之上不可有高于权力的机构存在,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三、执政党必须由各政党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选举。反对、党国不分。四、吏治方面采用公开的竞争的考试制和普选制,在选举上选民有绝对的集会、结社、思想、言论的自由。

新月派关于建设中国政治制度的设想明显带有模仿西方政治制度的烙印,他们的建议迫使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启蒙了人民的现代政治意识,有进步意义。新月派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构想远比他们在《新月》上表达出来的方案复杂得多,但是基于立场的局限和思维的狭隘,他们无法突破自我,提出更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方案,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遗憾。

二、“专家政治”――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新月派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他们大都试图保持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距离感和独立性,突出表现为梁实秋的《思想自由》、潘光旦的《优生的出路》,对于新月政治派来说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胡适为代表,他们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游移于主流政治之外,对执政当局他们提出种种改良建议,希望国家向他们想象的现代方向前进。胡适日记记载了方面李宗仁派人拉拢胡适的事情,胡适说:“我告诉他们,留一两个人独立于政治党派之外,也是给国家留一点元气”。不能否认的是封建“士”的精神内核对他们影响很大,他们期翼能做国家的“诤臣”,他们有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清高和自尊,既不屑于纠缠政治,又不甘心被政治遗忘。这也是他们后来倾向执政的国民政府的原因。

与胡适相比,罗隆基等人对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的设想则显得更积极一点。罗隆基出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熟悉西方的政治制度,与那些文化程度一般、理论素养不强的党、政、军官员相比,他是个“专家”。他认为知识分子能够胜任各种政治行政工作,应该主动积极投身于国家政治中,国家也应该为知识分子提供各种工作机会。在《专家政治》中,他要求实行“正当的选举”和“公开的考试”选拔专家。罗隆基还参考美国吏治,提出用法律保障官吏的任期,采用科学的分级及订薪制,制定官吏违法舞弊法,制定官吏的退职养老制,吏治制度与教育制度联合进行等建议。

新月派的游移只是一种姿态,他们从未真正远离国家政治,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坦白天真”的徐志摩,“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新月派的很多成员在解放后都选择留在大陆,并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他们身上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令人肃然起敬。

三、“我们走哪条路”――超越英美和俄苏的第三条路

很多人认为新月派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一方,他们对国家政治制度提出的建议完全是参照英美体系来的,没有可行性。事实未必如此。早在2卷2期,《新月》就发表了黄肇年翻译的《共产主义的历史的研究》,这本书是拉斯基的作品,拉斯基主张通过民主和协商的方式,建立一个“计划化民主国家”,废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其民主的政治形式,摒弃苏联社会主义的“专制政治”而保留其公有制度,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1拉斯基的思想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罗隆基、王造时2都曾是拉斯基的学生,他们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拉斯基思想的痕迹。

对于社会主义,新月派亲近过、也怀疑过,胡适曾说过:“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3那么,为什么面对那么有诱惑力和美好理想的共产主义世界胡适毫不动心呢?从客观上说,在《新月》刊行期间,新月派多少将共产主义与俄苏和中共等同起来。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功,人们普遍向往苏联繁荣的经济,但是苏联带有“专制”特色的国家政治统治又是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加上中共当时实力不强,新月派在共产党身上没有看到救国的希望,因此他们最后不得不倾向于。新月派不愿意看见暴力革命的出现,希望有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慢慢地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他们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构想是能够综合英美的民主自由和俄苏的社会主义,摒弃英美的资本主义剥削和俄苏的集权政治,走上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事实证明在那样的年代,和平强国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通过《新月》,我们找到了一把重返30年代的钥匙,我们发现30年代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刻,知识分子考虑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找对一条适合国家发展图存的道路。新月派设计的政治制度综合了西方和苏联因素,他们的理论预设和终极目标是建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他们与御用文人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家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丰富了30年代的文化场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法律、政治启蒙作用。但是新月派设计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在战争肆意漫行的年代,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又如何谈人权、谈政治?强权就是政治!因此新月派从不偏不倚到左摇右晃是必然的。新月派中的政治派们出身政治、关心政治,却在政治上找错了立场,这种政治错位是因为认识问题的程度不深、实现理想的方法太过懦弱,别无其他。

【参考文献】

[1]《新月》(第一至第四卷),新月书店,1928―1933。

[2]《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200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刘娇蕾(1984--),上海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 日本人写的中国史说，日本文化根植于宋代而非唐代 中国沙漠里的“日本人”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蜗居 日本人的“中国观” 在中国创业的日本人 种中国树的日本人 日本人 眼中的中国车 日本人爱写中国字 也说日本人长寿的奥秘在哪里 节俭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收入 日本人的道歉 日本人的宿命 日本人的礼仪 日本人的洁癖 客气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共鸣 抠门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俭” 赎罪的日本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日本人写的中国史说,日本文化根植于宋代而非唐代 日本人写的中国史说,日本文化根植于宋代而非唐代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靳锦")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日】小岛毅 著 何晓毅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46.00元

2005年，日本著名的出版社讲谈社迎来建社一百周年，决定出版一套《中国的历史》作为献礼之作。每月出一本，一套共12本。修史常作为某种阶段性胜利的成果，中外概莫能外，但讲谈社将修中国史作为其重头戏之一，也足以说明其治史之立场与态度。历经五年的协商与编辑，这套书的中文版终于问世。

修史并不仅仅是出版界、学术圈的事情。这套书地图众多，要送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核，有时因两国标准不同，经历过三次退稿。中日关系紧张时，许多日本学者担心出版流产，但最终幸免。不过，这套书的最后两卷《巨龙的胎动：与邓小平》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并未收录进中文版内。

这12本书，从夏王朝开始，一直到现代，皆由特定历史阶段的最著名学者撰写。但这同样是一本大众读物，虽然知识严肃，但表达十分活泼，常可见撰写者个人的特色和笔触，并没有教科书式的语感。本套书的目标读者是日本人，撰写者常常有意与日本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比，在道德和说教上，也有鲜明的日本意识。以《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为例，可管窥一斑：

宋代社会以科举制度为轴心展开。皇帝选拔候补官员的理念得以实现，这是一个赋予考生名誉、培养忠诚心的非常巧妙的制度。科举官僚们与唐末的官僚不同，他们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天子号令天下的野心，具有维护给予自己荣华富贵的王朝体制的保守心理。

王安石在变法中，将《孟子》与《论语》正式并列为儒教重要经典。此后程颢、程颐对《孟子》的重视，以及朱熹对此的继承和发展，从此确立了《孟子》经书的地位。因此，孟子的最大“推手”其实是王安石。

12世纪朱子学的诞生和13世纪朱子学的体制化，从理念上消灭了唐朝的权威。以唐朝为模范的国家建设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高举朱子学政治理念的政权在东亚各地诞生。

现代一般将朱子学放在“哲学”的范畴中理解，与古希腊思想、近代德国观念论并列。但与本来就存在生成论、存在论、唯心论、唯物论等范畴的西洋哲学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这些区分。用这些概念作为分析朱子学的框架有一定的意义，但仅就此认为搞懂了朱熹，笔者持有朴素的疑问。

宗教的本土化是理解朱子学的重要方面。唐代儒教没有解决教义中“心性”的部分，即没有充分关心人的精神问题。自中唐以后，佛教和道教都积极关心人的精神，至北宋，程氏兄弟创立“天之理”的概念，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给“心性”问题一个答案。 王安石在变法中，将《孟子》与《论语》正式并列为儒教重要经典。此后两程和朱熹对此的继承和发展，才确立了《孟子》的地位。因此，孟子的最大“推手”其实是王安石。

朱熹大量引用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既经得起训诂学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系统性，适合科举文化，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宋代印刷技术发达，被道学所用，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没有印刷技术，朱子学的普及是不可想象的。

南宋以后宗族的普及与朱子学的发展，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地方名公多为朱子学系统的人，地方统治的理想形态为：“我作为一个判官虽然只有跟别人差不多的能力，但是我追求的，却是没有诉讼的社会。”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称霸世界的某个大国，实在是令人感慨万端。

直到唐代为止，穷人一直都被称作贱民或者奴婢，是一种私民现象；可到了宋代，基本上全部作为佃户良民登记。单婚家庭的小农经济取代了大规模的庄园经济，政府在政策上根据传统的亲民思想要保护取得自立的农民家庭。这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庶民终于成为政治关心的对象。

清朝对宋代的态度有两面性：推崇宋士大夫的理念，但对华夷思想十分敏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作为一个开放的和平文化国家的宋朝的形象。王安石的新法，也作为一种早期对近代社会的追求而受到高度评价。李约瑟认为宋代科技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宋代在许多方面，至今发挥着激发汉族民族主义感情的重要作用。

宋代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特殊，存在于我们（日本人）内心深处。日本人通常认为的所谓“日本的传统”，根植于宋代文化，现代日本可以说是宋代文化的继承者。换言之，现代中国并非中国古典文化的唯一正统和独占的继承者。认识到宋王朝的统治版图与今日中国的国境线并不一致，认识到宋代文化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才是我们今日研究宋史的现实意义。

|阅读推荐|

知乎 编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1月 42.00元

《创业时， 我们在知乎聊什么？》

创业公司如何融资、招人、做技术、卖产品？如果创业项目被腾讯跟进和复制了，你怎么办？李开复、徐小平、雷军、张小龙、周鸿祎……商界大佬面对面，用“互联网思维”分析创业逻辑。知乎创建三年来的创业问答精华大集结。

王国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年3月 32.00元

《南怀瑾的最后100天》

南怀瑾名满天下，然而生前身后毁誉参半。本书为南怀瑾指定的口述自传，记录其生前最后100天的生活。作者身份颇有意思，是都江堰市某机械厂的技工，因此所记所述，多半流于表面，沦为琐碎。其价值，恐怕仅在只言片语而已。

朱厚泽 著 朱泽厚家人及朋友编辑整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年2月 68.00元

《向太阳，向光明：朱厚泽文存》

本书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的文集、讲话和访谈录，汇集了他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经济工作、文化及宣传工作、环境等问题的思考。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先贤之言，可资为鉴。

【美】拉尔夫·弗里德曼 著周晓阳、杨建国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2月 138.00元

《里尔克：一个诗人》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 峰会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峰会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彰显引领力 协商性外交：全球治理的新外交功能研究 G20 杭州峰会：全球治理风向标 亚非峰会彰显中国外交“全球合作施工图” “新外贸”营造全球贸易新生态 中国开启全球治理的“主场外交” 中国千年外交与全球治理 传承经典 孕育新生 聚焦全球反贪峰会 “农民工能量”孕育中国经济社会新生态 G20戛纳峰会:全球经济治理之痛 G20杭州峰会，为全球治理确立“新坐标” 杭州峰会：G20显露“全球经济联合治理”雏形 杭州G20峰会开出全球治理“中国药方” 快乐孕育新生命 《2017全球产融新生态白皮书》 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中的性别平等性别平等 协同与变革：“全球治理”背景下对于中国外交策略转变的思考 峰会外交:中国复兴之路的外交转型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峰会外交孕育全球治理新生态 峰会外交孕育全球治理新生态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雷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领导人双边会谈这种“典型”的峰会已被多边峰会取代。

今年11月中旬是亚太的“峰会季”，一周之内，北京APEC峰会、缅甸内比都的东亚峰会、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G20峰会接踵而至。不仅APEC峰会，东亚峰会里占绝对多数的亚太国家，以及G20成员里的8个亚太国家，似乎都在暗示世界潮流正进入“亚太季”。

如同1940年代的人们，不可能预知1945年雅尔塔峰会对20世纪历史的意义一样，2014年亚太“峰会季”可能存在的标志性意义，或许只能由数十年后的历史学家来总结。 峰会外交活跃的动因

根据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简・梅里森的定义，峰会外交特指现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国际组织最高代表所从事的外交。20世纪中后期，是现代意义上峰会外交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起初峰会以双边为主，比如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不定期的会晤。1963年法国和德国确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开启了峰会外交机制化时代。法德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也带动了欧洲多边峰会外交，最终形成机制化的欧盟峰会。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区域性峰会大量涌现。美国堪萨斯大学政治史学者西奥多・威尔逊教授认为，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领导人双边会谈这种“典型”的峰会已被多边峰会取代，这反映了日益多极化与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中环境和问题的多元化。

峰会外交成为潮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背景来看，冷战后期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日益活跃的区域外交，给峰会外交创造了可能。此外，后冷战时代外交决策权集中于政治领导人，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趋势。政治领导人外交权力的增加，意味着他们可以动用外交部门以外的资源开展外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实现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就绕过外务省，派遣政治密友、特使与中方接触。领导人热衷峰会外交，还有“自我消费”的考虑。在国际舞台上参加峰会，对刚刚履新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培训机会”;对由于种种原因领导地位尚未稳固的领导人来说，则是增加权力合法性的机会。 2014年11月12日，出席缅甸总统吴登盛夫妇为东亚峰会与会领导人举行的欢迎晚宴。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奠基人汉斯・摩根索，在其1948年所著的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中，把峰会外交称为普通外交的一种补充。但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峰会外交早已不再是“补充”角色，已经成为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国际制度理论创始人罗伯特・基欧汉，在谈及中等强国的角色时提到，中等强国可以通过参与国际机制获得“体制性影响力”。这一点在G20成员的“中等强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G20成员中有G7（不包括俄罗斯）、金砖国家以及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的澳大利亚、韩国、印尼、阿根廷、南非、沙特和土耳其。对主办G20峰会最为积极的，恰好是那些不属于G7和金砖国家的成员国（2010年韩国、2012年墨西哥、2014年澳大利亚、2015年土耳其、2016年印尼）。

通过主办2010年G20峰会，韩国进行了一次较为出色的峰会外交。除了在G20成员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扮演协调角色，韩国还通过倡议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成功地向世界讲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韩国故事”。此外，通过主办峰会能获得议题设置权力，但能否把这种权力转化成影响力，则是对议题设置能力的考验。也就是说，如何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结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利益联盟”，是检验峰会外交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APEC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北京反腐宣言》以及“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宣言，正是中国在峰会外交中议题设置能力的集中体现。 从峰会看世界新版图

如果以地域为划分标准，存在区域性峰会（如APEC峰会）、跨区域性峰会（如金砖国家峰会）和全球性峰会（如G20峰会）。若以关注议题来划分，又有全球气候变化峰会、核安全峰会、世界粮食安全峰会等。长期以来，对世界格局具有影响力的是区域性峰会，但这类峰会的影响力也有天壤之别。有的峰会存在的唯一意义似乎就是意味着它们还没有消失。正如梅里森所称，很难指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峰会产生了什么积极成果，或规避了什么负面结果。同样，除了有利于领导人“见面”，也很难为非洲和拉美的峰会找到充分的理由。

梅里森的观点虽略显武断，但的确也反映了“峰会时代”的事实。而且，不同峰会的“效力”和国际影响力差异明显。成员包括30多个美洲国家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1994年的首次峰会，对消除麻疹这样的议题产生了立竿见影的行动力。但同样在那次峰会上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设想，20年后还停留在设想阶段。同样是每年召开一次且具有相当的机制化程度，欧盟峰会的“国际能见度”肯定远超“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不过，即使是在峰会历史最为悠久的欧洲，区域性的欧盟峰会的对外辐射力也在逐渐减弱。同样是区域性的APEC峰会（某种程度上说还包括东亚峰会），近年来所受的国际关注度却日渐上升。

目前最能反映全球治理新生态的是G7峰会、G20峰会与金砖国家峰会。这三大峰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发展趋势，是国际权力格局演变的最佳注脚。G7峰会最初只有5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是在1975年首次峰会召开前临时加入，加拿大在1976年加入。这个由法国总统德斯坦在1971年提出的倡议，当时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美国、欧洲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和汇率问题。这一峰会的诞生，反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但不管怎么说，G7峰会涉及的还是国际权力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从G7到G20，体现的则是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实力以及全球治理能力上的衰微。

G20的19个成员国，2013年的GDP总额为57.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额的79%，这也是每年G20峰会备受瞩目的关键原因。从成员国地域分布来看，2013年G20成员中，亚洲国家的GDP总额占比36%，远高于欧洲国家的22%。经济实力占比的高低，是经济重心位移的明显体现。虽然G7集团和金砖国家都属于G20成员，但这两大阵营在政治上也体现了微妙的差异。2011年在法国召开的G7峰会，在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主导下形成了干涉利比亚危机的决议。同一年在中国海南三亚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对利比亚危机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表态。G7、金砖国家以及G20都带有某种“集团政治”色彩，具有“大国协调”的功能，三者影响力的消长不可避免会影响未来的全球治理生态。 峰会外交的是非争议

如果把部落首领出面解决部落间狩猎范围争端算在内，峰会外交的历史可以说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19世纪奥地利帝国首相兼外相梅特涅、普鲁士宰相兼外相俾斯麦等聪明绝顶的政治家，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塑造了欧洲政治版图。20世纪以来，尽管精通外交的大国首脑并不多见，但“外交太重要，不能只交给外交官”。这就是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亲自飞赴慕尼黑与希特勒举行面对面会谈的主要原因。这次被丘吉尔批评为“灾难”的会谈，也被认为是峰会外交的开端。

不过，现代意义上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力的峰会外交，其首倡者正是丘吉尔。他在1950年2月提出峰会外交设想，以解决战后国际重大问题。在他倡导下召开的美英法苏1955年日内瓦峰会，加速而不是阻遏了世界滑向冷战对抗。在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大卫・雷诺兹看来，20世纪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峰会外交的烙印。他在2008年新著中详述了影响20世纪历史的6次峰会，分别是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1945年雅尔塔峰会;1961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1972年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1978年卡特召集的埃及以色列戴维营峰会;1985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峰会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所不同的是，人们至今还未看到像1945年雅尔塔峰会那样具有格局塑造意义的峰会。正因为如此，国际舞台上“峰会云集”现象也受到质疑，有的学者认为峰会的数量与质量并不匹配，还有人调侃其创造的合影机会比行动意愿多，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萨科齐任内频频召集峰会，法国媒体曾批其患有“峰会癖”，指责他在外交上投入过多精力而忽视国内事务。美国历史学家基斯・尤班克曾在著作中写道：“峰会不应该被当作抗生素来用，以为多用几次就能治好病人。峰会从来就不是速效药，治疗‘国际病’需要时间、努力和想法。”

不过在梅里森看来，对于现代外交实践来说，峰会外交的发展具有争议但趋势不可逆转。他认为，很难想象没有最高层领导人会面的国际政治，“峰会不可能消失，有理由认为21世纪中峰会将继续发生变化，就像过去60年那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芬・汉普森认为，峰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恳谈会或交流意见和信息的论坛，但如果组织得当，是能产生更大效果的。他认为峰会虽未必能制定新规则，但具有“催化效应”，可以为领导人提供利用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打破僵局的重要契机。在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样的场合，很难断定与安倍会在何时何地实现首次“握手”。

峰会外交的“催化作用”，在11月11～12日的“习奥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奥巴马飞赴北京前，美国国内对这次中美首脑会晤的期望值普遍不高。但奥巴马却带着中美在减排、军事、贸易和签证等多个领域达成的协议离开北京，令外界颇感意外。峰会外交上能否达成共识，既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决断力，也考验着外交系统的高强度运作能力。政治领导人对峰会达成共识的预期越强烈，双方从事具体议题谈判的外交团队压力就越大，也就越可能缩小分歧、达成妥协。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6篇

>> 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浅谈 浅谈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分析 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初中思想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初探 浅谈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实施策略 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试论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研究 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初探 谈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浅谈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谈中学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浅谈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的实践与探索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初探 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探讨 新课改下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浅论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 新课改下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之我见 高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策略 小议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研究 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策略研究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现代化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还要使教学生活化。所以，初中政治教育要紧紧围绕生活化展开，这不仅是初中政治教材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符合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形成的规律。因此，老师要把握政治教学和生活化教学原则，切实注意将课程教学内容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精心合理设计课堂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情境模式，让学生在生活化教学中更好地学习政治。 关键词：初中政治 生活化教学 教学情境 策略

一、搜集生活热点，设置课堂情境。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发达，今非昔比。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了便利的途径学习政治，更加方便让学生掌握现代多元化信息。

初中生要求了解更多教材以外的信息，从国家大事到现实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小事，而这些信息也确实成为学生学习政治的最好途径，能够帮助他们更好掌握和了解政治知识。对于学生无法解释和了解的政治内容，这也要求老师在日常生活里和教学中多多关注新闻材料，并将这些作为学生教学的素材，辅助政治教学。例如：在学习《珍爱我们的生命》这一课时，就可以列举2015年3月1日大学生孟瑞鹏见义勇为，救落水儿童遇难的事迹，以这个实例教导学生不放弃生的希望既指不放弃自己生的希望，也是不要放弃别人生的希望。英雄孟瑞祥为救溺水儿童的生命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就是不放弃他人生命的最好体现。借此来增长学生政治素养，了解珍爱生命的真正意义，培养良好的思想品质。

此外，在政治课堂教学上，老师还应该将一些国家大事、时事要闻等热点素材当做讲学的内容，和所讲政治内容联系起来，这样学生不但对政治课堂上所学的内容印象深刻，而且还对其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了解。在课堂上设计生活中的材料和事件，除了具有教学目的之外，还是为了对学生有正确的思想教育，对学生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且生活实例引用到政治课堂中，也是现代教学一种新方法，是一种新载体，更能引起学生的广泛热情关注，并密切联系关注，这才是政治课堂教学的目的。如果不对学生加以生活化的政治教育，那么学生只有一套空洞的理论知识，而没有现实生活依据，恐怕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发生偏执，陷入复杂的困境中。

二、政治教学活动生活化。

在教学活动中，老师不是课堂的主体，不应该占据课堂主要时间和活动，而学生才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在政治教学活动中，老师应该让学生也参与进来，组织、领导他们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真正亲身经历这些政治生活。

在政治教学活动中，教学不仅仅是三尺讲台，而且可以是室外广阔的天地。老师应该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教室，走出家庭，走向校园，走向社会。有位学者曾经说过：“真正的道德教育应该是走向社会，而不是局限于课堂教室中。这样的教育并非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因此老师应该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学生们也应该大胆走向校园，迈向社会，真正的体验一下政治生活化的感觉。同时老师也应该积极为学生创造这样的政治生活条件。例如在每学期评选班干部或者优秀学生的时候，老师就让大家投票选举，进行匿名投票，让学生体验下民主选举，知道自己还有一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社会中，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出去做一个简单的政治生活调查，。例如，去采访经常去饭店吃饭的人们，向他们询问，吃完饭是否向店主索要正规发票。如果他们不经常索要，应该告诉他们其中的缘由。一般不开发票，饭店就会出现偷税漏税的现象，不向国家缴纳应有的税务，而吃饭的人索要发票不仅仅是一种监督，而且也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么做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能力，让学生体验的政治生活，而且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能力和感悟。

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老师必须让学生亲自去体验，用心去体会。唯有在现实生活中，学生才能更加彻底的体验到政治生活。才会做到明是非，辨曲折。

三、选材要适度，应用要科学。

为了让初中生能够切实体验到政治生活化，首先就该为学生选取合适的材料，并且科学的加以应用。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材料是丰富多彩的，但是他们所体验到的却是复杂翻样的。由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不同，他们看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也不同，并且理解各有差异。他们往往看不到事情的真实面目，而被事物表明的假象所欺骗。为了让更多的学生都能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老师在选材的时候，应该选取大多数同学都能看得懂的政治材料，这样在教学中学生不会有差偏，教学进度也都可以保持一致。

仅仅拥有丰富易懂的材料还是不够的。老师还要懂得正确的、科学的应用。在选取的材料中，老师要进行恰当应用，选取的材料要尽可能精炼。简洁，不要拖泥带水，不然政治课堂教学就会失去严谨性。同时，材料要保持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样才会更具有让政治说服力。如果有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情作为政治教学素材，更能加强学生的亲切感，对学生更有教育意义，政治生活化影响也较大。

四、让学生成为课堂小主人，加强沟通

初中生政治生活化需要彼此多进行交流沟通才能贯彻实行。学生在密切交流后才能知道自己所存在问题，找出毛病所在。

在现代教育中，老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吸收知识，让学生成为课堂的小主人，做课堂的领导者、主宰人。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教学不再是单一的传授知识，而是提升学生能力，提升教学质量。政治教学过程也不是仅仅传授知识和讲学，而是让学生自己成为课堂主人，掌握主动求知的权利，促进学生成为知识、课堂领导者。此外，学生彼此间的经常交流和沟通，便于学生相互了解，解决自身存在问题，激发思维，提高政治生活化学习效率。

结束语：初中政治是一门简单而深刻的学科，它所包含的教学意义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它是学生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的重要前沿，是学生初步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地。初中政治生活化可以使政治课堂教学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很好地让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的政治知识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更加使学生对政治生活有了彻底的了解。讲学习和生活联系起来，既充满了乐趣，又获得了知识。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已成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这将在教育领域引起一番风潮，同时还应该注意如何做好课堂学习和生活的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1]王丽，浅谈如何构建初中政治课堂的有效性，[J] 《速读（中旬）》， 2014（5）.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7篇

>> 日本的地方议会选举 伊朗议会选举的力量角逐 多维解读伊朗议会选举 扭转肌肤的命运 扭转的防治 扭转减振器的设计 独特的英国议会选举制度 前进党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获胜 澳联邦议会选举结果正式公布 伊朗举行议会选举 保守派受挫 叙利亚议会选举在困境中举行 爱沙尼亚首开　网上议会选举先河 36例卵巢扭转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的重要作用 剪力墙结构住宅在地震作用下的扭转控制方案对比 扭转孩子撒谎的乾坤 扭转的诊治体会 扭转你的交际劣势 扭转患者的护理 胃扭转(GDV) 的防治 西班牙当代议会选举制度特点与影响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土耳其议会选举的“扭转”作用 土耳其议会选举的“扭转”作用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晋")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年6月11日，“人民”的支持者在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庆祝其首次进入议会。

轰轰烈烈的土耳其议会选举在6月7日落下帷幕。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虽然凭借40.81%的选票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由于所获议席未过半数，正发党将不得不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其持续13年单独执政的局面将面临终结。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的选举结果不仅反映了土耳其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更将深刻影响土耳其未来政策的走向，也将对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埃尔多安的“大总统梦”变得遥远

“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用这句古话来形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治生命再恰当不过。十多年来，埃尔多安从一个游离于土耳其主流政治之外的“捣乱者”晋升为土耳其国家政治的中心人物，不仅带领正发党在2002年、2007年和2011年连续三次赢得选举并且单独组阁，2014年又成功当选为土耳其首位直选总统，可谓“守住”了自己的功业。不过，野心勃勃的埃尔多安仍希望能够“终功”，即扩充自己的总统职权。土耳其总统一职一直以来更多是个形式，而埃尔多安就任总统后，不仅对土耳其内阁任命加以干涉，还频频对敏感问题公开表态，惹得争议不断。外界普遍认为，自当选总统以来，埃尔多安多次通过群众集会呼吁人们支持正发党，其目的就是为了凑足议会席位，从而为他能够顺利通过修宪将土耳其由议会制变为总统制铺平道路。土耳其的大国民议会一共有550个席位，一个政党要想单独组阁，就必须达到简单多数;但是要想推动修宪，就必须至少得到3/5的议会选票支持，也就是拿到330个席位，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将议会的修宪提案提交全民公投;如果想要在议会中单方面做出修宪的改革，那正发党至少需要2/3的席位来支撑，也就是367个席位。不过此次选举结果显然令埃尔多安失望了。

就这次选举结果来看，虽然从理论上说，埃尔多安可以通过联合其他政党或者静待下一次选举再次推动修宪，但未来的联合政府势必将极大地制衡埃尔多安“说一不二”的政治野心。在此情况下，埃尔多安修改宪法建立“大总统”的梦想也就变得遥远了。

事实上，尽管埃尔多安现仍在正发党内部保留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其权威已经开始受到土耳其现任总理、正发党现任主席达武特奥卢的挑战。达武特奥卢曾是马尔马拉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他能够进入正发党，得益于正发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前总统居尔的帮助。相较于高调张扬的埃尔多安，2007年开始担任总统的居尔低调谨慎，但是在不少事务上仍然有着自己的看法。比如，面对2013年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爆发的反埃尔多安游行，居尔就反对埃尔多安总理采取强力镇压的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对话度过政治危机;2013年末，一系列丑闻事件的曝光将埃尔多安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埃尔多安通过撤换司法界负责人和回避不谈的“冷冰冰”方式应对质疑，而居尔则希望其能够直面丑闻传言。此外，两人在土耳其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严重。因此，当2014年居尔的总统任期结束时，埃尔多安并没有像外界猜想的那样与居尔互换职位，而是直接任命时任外交部长、缺少党内根基的“新人”达武特奥卢担任正发党主席，进而接替总理一职。居尔在黯然神伤中远离了政治中心。

但是埃尔多安的选择却给正发党带来了严重的裂痕。首先，在党内事务中，达武特奥卢作为正发党现任主席，经常无法做出单独的决策，而远在总统府的埃尔多安却凭借前主席的身份任意干涉党内事务。其次，在国家政务中，本应是“虚职”的总统却时常干涉应当行使“实权”的总理职务，使得土耳其总理和总统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第三，在正发党内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居尔多次表达“另建党派”的愿望，对此埃尔多安发动了针对居尔家人公司的调查，警告居尔不要轻举妄动。此举进一步加深了正发党内部分歧，不少人认为埃尔多安太过“绝情”。

关键的库尔德社团

正发党此次选举失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近些年其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失败。在此次选举中，正发党失去的选票恰恰是异军突起的库尔德政党“人民”所得到的，即东部和南部库尔德地区的选票。在此前的几次选举中，由于势单力孤，“人民”采取化整为零的政策，委派其党员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但均未能跨过10%得票率的门槛进入议会。而这一次，“人民”首次以一个政党的形式参选便以超过13%的选票斩获近80个议席，极大地挤压了正发党的席位数量。

在过去数次选举中，正发党由于“同情库尔德人”的形象而得到了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支持。正发党之前的历届土耳其政府，由于受到军方的强大压力而不得不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做出强硬表态，对库尔德人在文化、语言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限制颇多。埃尔多安和正发党上台后，一方面同土耳其军方屡次过招，极大削弱了军队的势力，尤其在2007年一系列针对前军队高官的审判后，军方干政在土耳其已经不大可能;另一方面埃尔多安在公开场合倡导通过民主建设解决库尔德人问题，并且同在狱中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举行了多轮会谈，希望和平解决库尔德人问题。埃尔多安因此得到了国内库尔德群体的广泛支持。然而，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正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叙利亚东北部蓬勃发展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因为这些武装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之间关系密切，正发党政府担心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会成为“库尔德工人党”的大后方。而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肆虐叙利亚北部，叙利亚库尔德人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引发土耳其库尔德人的高度关注。2014年下半年，在“伊斯兰国”的围攻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退守紧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小镇科巴尼。但在战局危急时刻，正发党政府先是保持中立，仅仅派出军队在边界加强防卫;随后允许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通过土耳其转送伤员和撤离平民;最后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后，才允许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经过土耳其领土进入科巴尼，协助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作战。在科巴尼战役中的犹豫不决，使正发党政府深受国内库尔德社团的广泛批评。此外，库尔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早年间埃尔多安许诺的经济发展目标大多没有兑现。随着“人民”在东部和南部库尔德地区崛起，正发党失去库尔德人的选票只是时间问题。

土耳其将被进一步撕裂？

根据土耳其选举法，一个政党必须取得超过10%的得票率方可获得议席。刚刚结束的选举中，超过10%得票率的政党除了正发党之外，还有“人民”、“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人民”党首德米尔塔什已经公开表示不会参加正发党的联盟;而“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大多来自土耳其中产阶级和沿海城市，对正发党有着天然的反感;正发党惟一可能的联合对象是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

“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国内的老牌右翼政党。从上世纪60年代成立之日起，“民族行动党”就大力倡导“土耳其民族主义”，不少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其是土耳其国内的“法西斯政党”。1980年土耳其军队接管政权之后，一度宣布“民族行动党”为非法团体。尽管自90年代以来，“民族行动党”的意识形态和在实际行动中的极端主义有所弱化，但是其右翼倾向仍然明显，倡导“土耳其人的土耳其”。

在此背景下，一个被库尔德人疏远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发党加上右翼民族主义倾向严重的“民族行动党”，预示着未来的土耳其社会可能会被进一步撕裂。在笔者接触到的土耳其民众中，多数人对此十分担忧。而在外界更为关注的外交方面，未来土耳其的“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倾向可能会更加明显。事实上，当前土耳其国内的民调结果显示，民众对于国家的“突厥属性”和“伊斯兰属性”的认同比例逐年提高，认为土耳其应当“担负大国责任”的使命感也逐年攀升。未来的土耳其政府很可能会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到地区局势和全球事务之中。有鉴于此，无论是叙利亚危机、库尔德人问题、伊拉克内战、打击“伊斯兰国”问题，甚至是同中国息息相关的“东突”问题，有关各方都要倾听土耳其的声音，认真思考土耳其可能的行动和反应。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8篇

>> 中日之争与美国的战略两难 战略两难与利益均沾：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澳大利亚亚太战略解析 滞胀显露,宏观调控陷入两难 外遇让我陷入两难境地 面对中国投资：欧洲陷入两难 谁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中国办公软件陷入两难境地 云版阅读器让苹果陷入两难 进退两难，电视盒子陷入尴尬境地 “粉丝”投票让百花奖陷入两难 “找死”与“等死”，为什么有人总陷入两难选择？ 美国经济政策的两难困境 美国在中东进退两难 美国的美元，中国的两难 留学两难 两难 两难命题 美国的亚太战略 微软的两难 两难的时代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美国亚太战略陷入两难 美国亚太战略陷入两难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雷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印尼，就南海问题对华施压，要求按国际法解决争端。

本的亚洲之行，日本方面就传出了对美国不满的声音。据日本共同社2月19日报道，日本首相助理卫藤晟一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发表言论，对美国就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失望”提出谴责，称“应该说是我们感到失望”。卫藤表示：“安倍政府为修复执政时期恶化的日美关系下了不少功夫，为何美国不重视拥有同盟关系的日本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对此回应称，卫藤的言论“是其个人见解，并非日本政府的见解”。

“失望”之说是否与克里的亚洲之行有关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安倍首相的助理，卫藤的言论不太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即兴发挥。“东亚局势摇摇欲坠的罪魁祸首，不是安倍首相，而是无为无策的奥巴马总统。”日本樱美林大学政治学教授加藤郎表示。

因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而公开化的日美矛盾，不仅反映出这对同盟在东亚外交上的分歧，也凸显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正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同盟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美日东亚外交步调的不一致无疑会影响这一战略的实施。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因领土争端与历史认识问题而冷冻的日韩关系上。另一方面，美国把美日同盟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石，但与中国发展“广泛、富有成效、建设性”的关系也是这一战略的支柱之一。也就是说，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既竞争又合作的对象，而日本则更多地视中国为现实且紧迫的威胁。在中日矛盾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协调这两对关系的难度越来越大。 亚太再平衡战略新动向

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一直在进行“微调”。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在表述上由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变为富有弹性的“亚太再平衡”，在内容上也由零散、抽象变得更加系统、具体。

去年3月，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首次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概括为五个方面：强化同盟关系；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加强地区机制建设；帮助建立能维持共同繁荣的地区经济框架。这与奥巴马政府初期的亚太战略“突出军事和安全”已经明显不同。

去年1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亚太战略，被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2.0版”。与多尼隆的表述相比，赖斯在演讲中用更多篇幅谈论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并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了明确、正面的回应。

访问北京期间，克里在与中国多位领导人的会晤中，都表态称美国重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外界预料的不同，中日矛盾、海洋争端等并没有成为克里访华期间的焦点话题，反而是合作成为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

中美两国政府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气候变化问题正是2009年中美关系转冷的引爆点。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教授马尔科姆·库克对《南风窗》表示：“克里对欧洲、中东更感兴趣，在安全问题上立场更缓和。他的亚洲之行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反映了这一点。”

库克认为，奥巴马政府两个任期之初都尽力着眼于与中国的合作，主席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给中美合作开辟更大的空间。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学者塞布丽娜·蔡表示，中美合作的确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我相信这届政府将会以降低中国敌意的方式，继续对华接触的努力”。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之所以摩擦频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亚太外交使中国感受到了安全威胁。如果奥巴马政府能在具体行动上建设性地协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安全疑虑，也有利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埃尔·拉特纳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中国的安全关切，这是该战略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拉特纳看来，美国未来深化在亚洲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接触，可能会强化中国的“不安全感”，“这会限制中美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给双边关系造成额外的紧张”。他认为，美国或许不太可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构建积极的、建设性的美中关系之间实现完美协调，但美国应该尽量缩小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分歧。 日本因素影响美亚太布局

降低中美关系的对抗性、提升合作的重要性，是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在中日外交关系“零和”色彩渐浓的背景下，美国缓和中国安全疑虑的举措，就有可能增加日本的安全焦虑。

安倍政府一直对美国没有在中日矛盾中提供让其满意的安全承诺颇有微词。此外，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也让日本产生再次遭遇“越顶外交”的担忧。加藤郎2013年在一篇题为《日美同盟面临分崩离析危险》的文章中，提到了日本再次遭遇“美国绕过日本突然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冲击’”的可能性。他认为，美中合作而形成“准同盟”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它依然可以维持在亚洲的影响力，即使日美同盟瓦解，但对于日本来说，那将意味着要么被美中联合控制，或者更糟糕，臣服于中国。

加藤郎从日本的角度，表示了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担忧。他认为，安倍首相在美中不断靠近的现实下，针对如何维系日美同盟的战略有其独特的见解和行动。加藤郎表示：“首先必须的行动是修改宪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使日本具有能够积极协同美军参战的体制。一旦围绕问题日中之间发生战争危机的情况下，安倍一定会逼美军卷入，倘若美军拒绝参战，安倍将会立刻取消日美同盟并与美国对峙。安倍不顾美国劝说坚决参拜靖国神社的真意，并不在于追悼过去的英灵，而在于尊崇未来的英灵。这便是日本已具备自主武装觉悟的象征。”

加藤郎的立场是否道出了安倍的真实意图不得而知，但对于不愿意被日本拖入与中国军事对抗的美国来说，最理想的选择就是不让需要做出选择的机会出现。这也是美国竭力避免日本与中国在问题上擦枪走火的原因。

在巩固以双边军事同盟为主要内容的“辐轴”体系基础上，构建多组三边安全合作关系，是奥巴马亚太战略的另一特征。目前，美日澳、美日印三边安全合作都已启动，唯独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进展不顺。尽管面临美国强大的压力，但安倍政府一直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打破日韩关系僵局。这从侧面反映了安倍与奥巴马在亚太外交上的不同调。

“2049计划研究所”学者塞布丽娜·蔡对《南风窗》表示：“虽然日本认识到了与韩国改善关系的必要性，但它把重心放在了通过与东盟国家、印度、澳大利亚的接触来获得支持上。在国际上，日本还在强化与北约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随着奥巴马4月访日日期的临近，安倍通过回避历史认识问题寻求“突破”的空间越来越小。库克认为：“就让日本在东亚安全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帮助美国维持地区主导权方面，美日正在形成共识。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会支持安倍在其中加入历史修正主义的因素。” 新型大国关系与美日同盟

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来说，处理对华关系和对日关系将成为最具挑战的任务，即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升级美日同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处理这两对关系正面临着两难，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升级美日同盟，另一个是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角度看，美国需要加大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这种接触与合作需要达到缓解中国的安全担忧的目的，但同时又不能给盟友和伙伴造成“中美共治”的印象。虽然中方有学者提出“中美共建”，美方这段时间也加大了与中国的接触，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建”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库克提到，在克里访华前几天，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在国会作证时提及了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问题，这是不能忽视的信号。

就升级美日同盟来说，奥巴马政府也在小心地寻求平衡。一方面，美国鼓励日本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又不希望表现得支持日本的民族主义行为，导致日本在中日问题上挑衅。另一方面，美国谨慎地与安倍的右倾化保持距离，同时又不至于使这个距离导致美日分歧而被中国所利用。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奥巴马政府在度的拿捏上并不到位。美国既没有有效管控美日同盟分歧，也没有对日本不利于同盟关系的行为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日本的确在地区安全上获得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但政治右倾化不仅使美国在亚太的同盟构建计划遇阻，还可能给日美同盟的未来走向增添变数。在4月访问日本期间，如何在美日同盟、日本政治右倾化以及历史修正主义等问题上表态，对奥巴马来说将是一个考验。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9篇

>> 伊核协议后，以色列外交面临新抉择 “后伊核协议时代”的伊朗与中东 “后伊核协议时代”的中东格局已经露出端倪？ 伊核最终协议谈判艰难前行 两伊战争时期以色列外交演变的原因 伊核临时协议：只好让它模糊些 伊核框架协议对华利大于弊 国会谈判艰难 伊核协议或免遭否决 伊核协议能否翻开美伊关系“新篇章” 伊核协议达成，会使中东各国展开核竞赛吗？ 核协议后的伊朗政治与社会 以色列的“核宣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证实伊朗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美欧宣布解除制裁 “伊核”“朝核”不相同 伊核为何难妥协 伊核谈判有多难？ 伊核谈判前路漫漫 宏观政策面临新抉择 调控方式面临抉择 伊核与朝核：殊途能否同归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伊核协议后,以色列外交面临新抉择 伊核协议后,以色列外交面临新抉择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晋")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5年7月21日，美国防长卡特（左）访问以色列，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

伊朗核协议的签订，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国际社会对此大多持欢迎态度。但是以色列则忧心忡忡，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核协议，认为“同伊朗签订核协议，意味着伊朗最终将获得核武器，并且打破地区平衡，威胁地区国家和全世界的安全”。为此，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政要纷纷前往以色列，试图“安抚其受伤的心灵”。

为何都变成了“强硬派”

从以色列国内来看，除了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亚阿隆等强硬派人物高调表态反对伊朗核协议外，长期与利库德集团的外交政策“唱反调”的以色列中间翼和左翼政党领导人也纷纷发声反对伊朗核协议，显现出当前以色列国内独特的政治生态。

首先，作为以色列的老牌右翼，内塔尼亚胡之所以能够在2009年之后的历次大选中屡战屡胜，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其强硬的外交立场和灵活的处事态度。尤其是在今年3月的大选中，内塔尼亚胡凭借“伊朗”击败了呼声很高的中左翼政党。此后，出于国内政治选情的考虑，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继续保持强硬姿态。在伊核协议签订之前的7月12日，美国曾提出对以色列进行“战略补偿”，向其提供一批先进武器，遭到了内塔尼亚胡的拒绝。伊核协议签订后，奥巴马又亲自致电内塔尼亚胡，希望以色列接受美国的援助，但是仍然被内塔尼亚胡拒绝。

其次，在野的中间翼和左翼政党对伊核协议持强硬立场，则主要源自其政治形象建构的需要。从2005年以来，中间翼和左翼政党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分裂自利库德集团的中间翼政党领导层在前总理沙龙瘫痪后几经变化;而左翼“工党”也因为党首巴拉克2009年的“出走”而出现分裂，影响力遭受重创。在随后数年中，因为缺乏相对强硬、具有军方背景的领导层，中间翼和左翼政党比较关注社会与经济问题，在国家敏感问题和重大外交问题上无法得到选民足够的信任。因此，为了显示自己在安全问题上捍卫以色列国家利益的决心和立场，中间翼与左翼政党此次纷纷高调反对伊核协议。不过，中间翼政党“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尽管表达了对于伊朗核协议的担忧，但也认为以色列应当更加积极地和国际社会合作以遏制伊朗的核野心，而不是与美国和西方“硬碰硬地表达不满”。

以色列到底在担心什么

以色列对于伊朗核协议的不信任来自几个方面。首先，以色列怀疑国际核查与监督无法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一方面，在过去十多年中，伊朗曾经多次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社会的核查要求，而国际社会对于伊朗的制裁和惩罚往往需要协调较长时间，这让以色列感到十分不安;另一方面，伊朗在过去多次秘密发展核能力，许多核设施都是在被外界情报机构披露后，才遮遮掩掩地予以承认。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认为单凭一纸核协议不足以保证伊朗不会再发展核武器，需要更加强硬的政策和更加严苛的条款来约束伊朗的核野心。

其次，伊朗核协议实施后，欧盟对伊石油禁运和美国对伊第二轮制裁将暂停;伊朗可以重新连接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将释放超过1000亿美元冻结在海外的资产。以色列认为这些资金有可能被用于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时，制裁一旦解除，伊朗很可能利用丰富的能源换取更多外汇，伊朗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一个经济强大但是政治敌对的伊朗，很有可能成为以色列的心腹大患。

第三，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什叶派-逊尼派政治力量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多数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发展核武器的企图，而伊朗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发展核能力的道路并不顺利，因此以色列长期以来是中东地区惟一的有核国家。以色列认为，尽管现在的伊核协议能够约束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建设核能力的企图仍然存在，“民用核技术”转化为“军用核技术”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伊朗获得核能力，将挑战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核垄断地位，削弱以色列的核威慑能力，同时会刺激阿拉伯国家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整个中东地区很可能将陷入核竞赛，届时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也将更加突出。

第四，伊朗核协议的签订预示着美国与伊朗将重新接近，以色列的地区作用将大打折扣。伊朗和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打击“伊斯兰国”等事务上存在着诸多利益契合点，随着美伊关系缓和，伊朗可能会在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久前，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驻阿富汗大使“共进午餐”。尽管当前以色列在上述地区问题上与美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在情报等领域享有重要合作，但是以色列的影响力毕竟有限，既不可能代表美国直接抗击“伊斯兰国”，也不可能公开介入阿富汗问题，更不可能公开、大规模地支持叙利亚国内政治派别。失去独特作用的以色列很可能被美国抛弃，这是以色列最担心、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外交之路是宽了还是窄了

长期以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围绕“一个中心、三个矛盾”展开，即以美国为中心，同时深受巴以问题、教派（民族）冲突和意识形态等中东三大矛盾的影响。其中，巴以问题决定了以色列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的现实;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以及阿拉伯、波斯、库尔德、土耳其等民族间的复杂关系，则为以色列提供了制衡相关国家的机遇;而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也在客观上为以色列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外交资源。冷战结束后，因为存在伊拉克和伊朗这样的“邪恶轴心”国家，美国不得不通过联合以色列在中东构建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包围圈”。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发展核能力的野心客观上促使波斯-阿拉伯和什叶派-逊尼派之间的民族与教派矛盾上升，在给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合作可能性的同时，也淡化了巴以问题的敏感程度，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色列面临的外部环境。

但伊朗核协议的签订，以及随后可能出现的伊朗回归国际社会，将改变以色列所习惯的地区政治环境。伊朗核协议的签订，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次取得相互信任，在一系列涉及教派冲突和民族关系的地区问题上，伊朗的作用可能会被挖掘。在此背景下，巴以问题将会重新成为焦点，以色列的安全和外交环境将受到挤压。

当然，伊朗核协议并不能完全消除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民族和教派矛盾也不可能完全消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以色列改善外交环境提供了机会。在美国方面，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游说美国国会和影响美国公众的态度，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伊朗无核化公民团”，通过各种方式游说国会议员。但美籍犹太人社团的公关努力却起到“反作用”，不少美国非洲裔和拉美裔公民认为应当同伊朗签订核协议，美国不应屈服于犹太人社团和以色列的压力而否决核协议。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以色列的如意算盘可能落空，对此以色列一些智库提出了利用下届美国政府废除伊核协议的设想。总之，对于目前的以色列来说，维持伊朗在美国中东政策中的“威胁”形象，是其重要外交目标。

在地区层面，以色列私下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当前阿拉伯国家内部情况总的来说是利于以色列的：传统大国埃及政局甫定，需要时间恢复国内秩序和发展经济;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仍然处在内乱之中，无暇他顾;而沙特新国王萨勒曼则更强调团结逊尼派来抗击什叶派在也门、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扩张，对于伊朗发展核武器忧心忡忡;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肆意发展，还有就是中央政府孱弱下成长壮大的库尔德武装……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矛盾，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总之，在国际主流社会开始接纳伊朗、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取得斐然成果之际，以色列的反对确实有些势单力薄。不过，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以色列仍将做一个独力抗争的反对者。

大学政治论文范文第10篇

>> 2014年中国经济看点 2014：中国经济外交亮点频现 2014年关税调整新看点 “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素材看点与创新运用 中国的经济外交 2014大国外交 中国气派 2014年:印度经济增速将超过中国? 2014年中国经济前瞻 2014年的中国经济到底会如何 2014年，中国经济可能爆发危机吗 2006年中国经济的“六大看点”　 2009年中国经济新看点：“保增长”是头等大事 2006年中国经济六大看点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十大看点 2014酒店投资看点 中国需要积极经济外交 200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四大看点” 2014中国周边外交政策 2014，历史维度下的中国外交 中国经济2014嬗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中国2014年经济外交看点 中国2014年经济外交看点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雷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还把中国经济外交解读为魅力攻势，已经显得过时了。

戏剧的高潮往往在结尾部分，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大戏也一样，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绝对是重要看点。这次峰会期间以及前后，媒体争相捕捉的如亚投行、丝路基金、亚太自贸区、中俄新的天然气合作、中韩与中澳自贸协定等新闻热点，成为这一年中国经济外交表现的最佳注脚。

外交为经济服务，是中国近些年外交的突出特点，但转折在2014年发生。“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在11月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这句话，可以被视为诠释这一转折点的明确信号。正如世贸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洛在评价亚投行、中韩自贸协定时所说，“中国的真实意图是发挥领导力，在领导整个亚洲方面展现负责任的形象。这些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还把中国经济外交解读为魅力攻势，已经显得过时了。 布局全球，重点突出

从2014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足迹可见，中国外交具有布局全球和重点突出的特点，而且这些出访无一例外都以经济合作为主要议题。截至11月底，与共出访29个国家，这些国家遍布世界五大洲。从出访对象国来看，俄罗斯和德国是今年习、李两度到访的国家（分别在2月和10月访俄，在3月和10月访德）。俄罗斯在中国外交中的优先排序无需赘言。除了能源、军事、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在“一带一路”战略上，莫斯科的支持也至关重要。2月访俄期间，普京积极响应中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俄罗斯也是迄今唯一一个明确表态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世界大国。

在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上，德国无疑是中国在西方大国中最重要的伙伴。事实上，中德合作正进入升级阶段。10月访德期间，中德两国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把“创新合作”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2015年被定为“中德创新合作年”。今年3月访德期间，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表示“中方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对德方很有吸引力，希望这将成为两国合作新的增长点”。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并未对“一带一路”战略表态，但加布里尔算是首位对此积极表态的西方大国政府高官。

韩国和蒙古是中国国家主席单独出访的两个国家，这种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对这两个近邻的重视。从经济外交层面看，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中韩自贸协定。在战略方向上，蒙古从前些年的“摇摆不定”，开始向中国倾斜。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明确表示愿积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此外，额勒贝格道尔吉也是出访期间出现“两度会晤”的4个国家元首之一（另外3个分别是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法国总统奥朗德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一次访问中两度会晤，往往体现的是政治上的亲密度。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是今年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点。截至今年11月，如果不算太平洋岛国、海合会成员国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做的“集体表态”，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对“一带一路”战略单独表态参与或认可的国家有24个。翻开地图就会清楚，“一带一路”战略已向沿线多数国家推销成功。

国际金融合作是中国经济外交另一重点。今年7月诞生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11月启动的亚投行，赚足了媒体眼球。与此相比，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显得悄无声息，但却意义更为深远。截至今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26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近2.9万亿元。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国际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从2000年的55%下降到2013年的33%。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占比自2003年以来增长了400%。无需多大的想象力，就能猜到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分量的变化。美元霸权的确立是以摧毁英镑霸权为前提的。虽然目前人民币还无法与美元抗衡，但无声的较量已经开始。 模式多样，目标具体

除了传统的双边、多边合作模式，中国在经济外交上更加重视“支点国家”的作用。希腊和卢森堡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希腊在中国与南欧的经贸合作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今年6月访问希腊期间，希腊总理萨马拉斯表示，希腊愿将两国合作建设的比雷埃夫斯港打造成区域贸易中转中心，使其成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的门户，促进欧亚合作。今年7月在与希腊总理萨马拉斯会谈时，提出把希腊作为中欧合作的重要桥头堡和中转站。

卢森堡虽为北欧小国，但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不容忽视，而且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态度积极。这也是卢森堡进入中国领导人出访清单的重要原因。总理10月访问卢森堡时表示，中方重视卢森堡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支持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扩大本币使用，支持卢森堡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做了积极回应，称卢方愿与中方加强金融等领域合作，愿做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入欧洲和欧元区的门户，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和银行赴卢发展业务，并将为此提供便利。

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联合投资第三国，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模式。今年3月主席访问法国时，中法两国就在核能领域联合开发第三国市场达成协议。总理10月在意大利米兰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提出，中方鼓励两国企业全面推进联合研发、联合投资、联合生产、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为世界提供更多“中法制造”产品。葡萄牙对中国的意义也更多地体现在第三方合作上。今年5月葡萄牙总统席尔瓦访华期间，中葡双方就“通过中国-葡萄牙语国家论坛机制探索开展面向非洲和拉美的第三方合作”达成共识。今年7月葡萄牙副总理波塔斯与主席会晤时表示，葡方愿意利用自身优势，同中方加强在拉美、非洲事务中的合作。

除了在亚欧大陆上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经济外交在非洲和拉美也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今年5月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与非洲国家合作建设非洲基础设施“三大网络”的主张，即高速铁路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和区域航空网络。今年7月主席访问拉美时，中国与秘鲁、巴西签署筹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的共同声明。 经济外交的战略反思

2014年中国的经济外交，既有宏观的战略设计，也有微观的政策跟进，但实施效果究竟如何，目前看悬念颇多。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教授提蒂南・蓬苏迪拉克认为，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将成为东亚区域发展的“规则改变者”，这些计划也可能把中国提升为周边地区领导者角色。不过，“一带一路”战略带有历史的浪漫，也充满了现实的挑战。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战略的推行都不可能“如丝般柔顺”。比如，“丝路”沿线的重量级国家印尼和印度，并没有做出配合的姿态。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上一直没有松口，而德国正是中国希望打造的这一经济带的欧洲桥头堡。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遍布多个前苏联国家，中国如何平衡与俄罗斯之间在利益上的微妙关系，将是未来必须直面的课题。目前俄罗斯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强势支持，某种程度上是其在西方压力下弱势处境使然。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外交中一大成就―中俄签订数个能源大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价格问题困扰中俄能源合作十多年，但这个问题被欧美解决了。美欧经济制裁俄罗斯，中国收获了制裁的好处。只是，中俄能源供应协议时间跨度有的长达30年，30年里能发生多少故事，或者说多少“变故”，看看冷战结束20多年后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变迁就清楚了。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波波・罗，把中俄关系比作“权宜婚姻”，称这种关系掩盖了两国不平等的地位以及地缘政治利益竞争性等深层次的分歧。不过，卡耐基莫斯科中心学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认为，长远来看，俄罗斯与西方正在滑向新的冷战，对中国资金和金融机构的依赖，将可能是俄罗斯领导人未来数十年面对的新现实。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理查德・韦茨则认为，中国的能源官员希望获得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但也将继续设法限制任何单一的对外能源依赖。“北京的决策者没把俄罗斯视为可靠的、长期的能源供应者。”

对中国经济外交成效最可能制造障碍的是美国，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也最为微妙。目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重返亚太的经济支柱TPP，真正的对手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两个战略也是两种模式的竞争。TPP限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国企的限制，并为此制定苛刻的标准。但“一带一路”战略依赖自上而下的协调，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提升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的作用。TPP基于知识产权保护、高环保标准等塑造亚太自贸新规则，而“一带一路”战略则以生产链、贸易网促进区域经济融合。

在亚投行问题上对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施压，折射出美国角色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它似乎正在从亚太的主导者变成“说不者”。美国更像是在以实际行动向亚太国家宣示：美国可以对中国说不。这使美国“希望中国发挥更大国际责任”的说辞多少显得有些空洞，如果不是虚伪的话。在印度学者特迪瓦什・迈尼看来，北京有太多理由完胜并将华盛顿排挤出局。他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在地理上的邻近和连通，使其拥有对美国的明显优势。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厄利・拉特纳认为，华盛顿应该反思其为何面临这种两难，“尽管美国频频表态‘欢迎中国崛起’，但华盛顿一直还没有给北京让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