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毕业赠言范文

大学老师毕业赠言范文第1篇

我也曾发现，工作以后，有些中国人偶尔也会看几页书，但大多是在坐马桶的时候。马桶，对有些中国人来说，已经具备书桌的功能。在马桶上，他们无法打麻将，无法看电视，不方便玩电脑，当然只有看书了。等到屁股一擦，那本书立刻遭到冷落，只有等主人下次上厕所，才会再次被拿起。

我也曾见过一些中年人，皮包里不忘装上一本书，厚厚的，但基本是所谓名人传记，《传》、《传》、《阎锡山传》、《李宗仁传》，这些书大多压膜，书页上洋溢着香烟和白酒的气息。他们看几段，将书合上，游目四顾，器宇轩昂，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书中的“名人”。原来他们还愿意读几页书，主要不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而是为了励志。当然，通往理想的道路，本身也是精神享受的道路，称之为精神需求，也不算很错。

读书是一种只该在学校做的事――这估计是国人普遍的看法。我经常被人提问：“你怎么还要写论文？”而这些提问者基本还都有本科学历。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大学教师，读书期间就应该被书本武装到牙齿了，文凭一到手，功德圆满，开始尽情享受生活。那时我才恍然明白，人和人的思维方式原来相差如此之大。中国人的读书率在全世界一直排不到前面，确实是有强大群众基础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抱怨，在中国大多数行业工作，8小时之后都疲惫得像一条落水狗，回家之后，还要赡养老人，照顾小孩，炒菜做饭，就算年轻时有读书爱好，也力不从心。这点我倒是同意的，曾经和一个搞影视的朋友聊天，说起租用那种很昂贵的航拍小飞机，每天就要20万元，而那种飞机，竟然是国外一些悠闲自在的青少年玩儿出来的成果。可见，悠闲是智慧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或许确实过得苦了一点，不读书也情有可原。

所以，如果要劝人读书的话，目标大概只能锁定那些暂时还无家室之累的青年。劝说他们，不要玩游戏，不要打麻将，每天读书哪怕一小时，坚持几十年，其学识也将不可限量。

每天读书一小时，到底够不够呢？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大学老师聊天。她问我每天念书多久，我羞愧地说，只有3小时。过了3小时，精力就不够用了。那时候我每天晚上踏着柏油路去图书馆，10点回来之后，经常有目眩之感。倘若有一天不接触那密密麻麻的古汉字，则似乎充满活力。实际上，每天能否真正读进去3小时，我都不敢保证。然而，当时那位老师的回答很让我惊讶，她说：“不少了，每天读3小时，坚持下去一定事业有成。”我起初还有点释然，但回味“事业有成”四个字，仿佛有一种毕业赠言的感觉，怀疑到底是不是她在用“春秋笔法”暗示我。

前不久，我一个同行还说，他每天有效的读书时间只有半个早上，之后就感觉自己昏聩老迈，一个信息也不能入脑，只能读点闲书消遣。我于是想起唐德刚说的一件事，他认识一个华裔美国人，才40岁，在美国给一个七八十岁的白人退休老学者做助手，深感自己精力不济。因为那老人每天竟跟壮年人一样工作八九个小时，他这个助手体力跟不上。这个故事或许告诉我们，每天要想读书超过一小时，非得再花一小时锻炼身体不可。

大学老师毕业赠言范文第2篇

没有梦想的，应该做梦；梦想模糊的，应该明确：已经有梦想的，应该追梦……

我们不仅要有明确的梦想，而且要把它写下来，说出来，让它像太阳一样照亮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2009年的春天，附中人请你说出自己的梦想――升起你的太阳吧……”

――王占宝校长在2008-200年第二学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王占宝校长的这段话，常常能唤醒我内心对于教育理想和学校责任的思索。在我看来，教育是一项使人积淀生命的基本元素从而使人的生命逐渐趋于完满的事业。教育是一种唤醒，是教育者价值引领和受教育者自主建构的双向互动过程，但是其终极追求是学生的发展。个人的自由，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公正，人类的福祉与尊严，全系于良好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享有他们充分发展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性和想象方面的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而无论是理想的教育，还是理想的学校，都毫不例外地充溢着一种梦想的气息、生命的韵律和智慧的光辉。如果说每一个学生都是一轮等待升起的太阳，那么只有在这样的“场”中，“太阳”才可能冉冉升起。

理想学校的核心

我很难给理想的学校下一个定义，但我认为衡量学校有一个核心要素，即：这所学校致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并且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实践与行动。这个核心要素往往体现为学校的“办学理念”。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八个字据说是南师附中的校训，总能引起我的遐想。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它太朴素，朴素得与流行的观念相去甚远，朴素得似乎与名校百年的历史、地位、声誉并不相称。可后来，越想越觉得这八个字有道理，觉得真是朴素之中见厚重，平淡之中见真理。更关键的是，这八个字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已成为学校教育的行动指南和内在驱动力。与此相反的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学校仅仅是将漂亮的“办学理念”刻在石头上，写在宣传资料上，却并不能落实到行动上，那种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所谓“办学理念”，不过是漂亮的帽子或幌子。这是学校与学校之间境界的差别，也是理想与现实的差别。我不能非议学校追求世俗的成功，但我更赞赏一所学校能坚守自己的理想，并且朝着这样的理想顽强前行。

在“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个理念基点上，南师大附中努力“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跑者――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创造性人格特征的人”，努力在老师和学生身上烙上“责任”和“创造”的印记，努力“高质量地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每一位学生卓越发展”，努力在成就卓越学生的时候做到：“给你一部历史，让你去翻阅；给你一种文化，让你去感受；给你一些时间，让你学会安排；给你一个舞台，让你去表演；给你一些机会，让你学会创造：给你一个期待，让你自我成长。”

掌舵之人

考量一所学校，我很注重校长的气度、理念以及灌注了这种气度和理念的教育实践。我认为，对校长来说，教育就是打破各种传统的惯例、常识和教条，用更加开放、科学、理性的眼光审视教育现实，最大限度地整合现实和理想，通过建构现代学校制度、全面发展教师学生，实现学校教育向善向美步向和谐的人类价值。

要成为像南师大附中这样优秀学校的掌舵人，必须具备几个因素：坚定的教育理想、深邃的教育思想、开阔的教育视野和扎实的教育行动。而王占宝校长无疑是有理想、有思想且有行动的校长。每次和王占宝校长接触，都能感觉到他身上勃发出来的儒雅之气，他不俗的谈吐也总让我心仪甚至是心折――他不浮躁，更不功利，他懂得安静对于一个校长的意义。我经常关注南师大附中网站上王占宝校长在各种场合中的讲话和演讲，一些面向学生的演讲往往激情澎湃，读来令人心潮起伏；而有的却又充满了睿智，富有思辨色彩，体现了他对教育以及学校发展方向的独到见解，常在我心中唤起强烈的共鸣。比如他认为“教育应当是对生命的激扬”，比如他对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问题的思考等等，比如他认为学习的本质在于理解思想、学会思维、解决问题、创造新知，这些无不体现了一个校长独立而理性的思考。

王占宝校长说，南师大附中绝不是他一个校长在管理和引领。胡百良等历任校长的深邃思想和先进理念，他们的执着、激情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已在学校深深扎根。成为了全体教师的自觉行动。从这个角度说，学校的每件事情其实是王校长和历任校长们的“共同决策”，是他们集体智慧的呈现。

培养有德性的真人

学校即人。即以人的理念来化人，以符合人的规律的教育行为、方式和载体促使学生成为有德性的真人。

传统德育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空洞说教，它不是建立在“真”这一伦理基础上的，所以不会产生“真”的道德。学生的道德成长需要真实、真诚的道德教育，学校的德育应该充分体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和浮躁功利的大环境对搏，拒绝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化的游戏与恶搞、物质享受与金钱欲望，坚守真正的文明、践行真正的道德教育，关注真实的道德冲突，营造真实的道德氛围和道德场景，提炼真实的道德教育智慧，建构真诚的道德对话机制。让学生享受真实的、真诚的德育。

基于此，我很欣赏南师大附中在学生研究性学习优秀论文答辩会上要求报告者宣读“论文原创性声明”的做法，其主要内容为：“本小组郑重声明：所呈交的研究性学习论文。是本小组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这样的行为固然有“强制”、“命令”的嫌疑，但我以为确实是一种必须而有益的“灌输”。这样的“灌输”强调了一种鲜明的价值取向：学生乃至我们所有的人得遵从基本的道德法则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是不可突破的底线。有了这样的“底线”意识，“真”与“善”的德性才有可能，教育的理想品格才有可能。

“水”样的教师

泰戈尔有这样一句话：“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在我看来，理想学校的教师就是拥有这样的“水”的力量的教师。

作为知识和文化传播者的教师需要专业化的技能与知识毋庸置疑。但更需要丰富的精神世界来为这些技能铺下基石。脱离了精神的技能，即使能让学生具备较完备的知识，但同时也会如同一条冰冷的缰绳勒住学生的人格发展、个性张扬和创造精神，最终消解了学生的精神和心灵。只有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教师才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水”样的教师不仅注重技艺，更注重精神。“水”样的教师秉持爱、宽容与理想，坚持对自由精神

与独立人格的追索，拥有浓烈的生命意识和创新精神、反思精神和未来精神，他们追求人文关照，努力“关注、批判、纠正一切不公平、不合理、不人性、不人道的思想、制度、规则和习惯”，“唤醒和守护人的尊严，关注并提升人的价值和意义，维护人的权利，表达人的心声”(肖川语)。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虽然不像工农业生产的失误那样会立刻导致严重的后果，但会隐藏在一个漫长的时期，而当其滋蔓之时，真是天命难回。”“如果把那种缺乏人文精神的极端的应试教学也称作‘教育’，是教育的羞耻，也是对教育的玷污。”这些尖锐但却散发出教育光辉的语句出自南师大附中“不跪着教书”的吴非老师。一直以来，他不仅努力以思考的姿态传达教育的理想，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水”的精神。在南师附中，像吴非这样的教师还有很多，他们可能没有吴非这样的名声，但是他们胸怀理想、激情和诗意，关注社会命运、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人格魅力。他们既站稳脚下的这片土地，又放眼头上的辽阔蓝天，在学校这个独特的园地里勤奋地耕耘并收获春秋。

建设适合的课程

课程是实现学校价值的最基本载体，是学校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的具体表现。学校的课程实施和管理水平直接决定学校的办学质量。每所学校的历史传统、现实状况、学生实际各不相同，这样的差异应该体现为各不相同的课程体系和富有个性的课程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所学校的课程实际上都应该是‘校本的课程’”(王占宝语)。理想的学校应该有理想的课程，并且致力于构建真正的校本课程体系。

南师大附中认同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对国家课程进行了校本化改造，纳入到学校课程体系中。学校根据不同类别学生的需要设计德育课程、重新构建综合实践课程等，建设了若干个课程群，进而形成南京师大附中的课程超市，基本形成了多样性、分层次、可选择的动态开放的校本课程体系。目前，南师大附中已经开设了近200门校本选修课程(包含快餐课程)，并且编写了《南京师大附中课程指南》，实行分层次、免修制、学分制的课程管理。此外，学校还开发了新课程教务管理系统，为校本课程的实施提供技术保障。可以说，在南师大附中，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课程，所有的国家课程都经过了学校的消化而成了符合学校实际和学生需求的校本化课程。

在这些课程中，我比较欣赏的是一些富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如“生涯规划”校本课程，培养学生自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为有能力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大学选修课程，请大学老师编写教材，到学校开设选修课程。正是这些独特的课程，为广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重要选择。

值得珍藏的生活细节

理想学校必然致力于为学生今后广阔的学习与生活奠定扎实的知识、精神和人格基础，这样的影响往往需要久远的时间来印证。因为如此，理想学校必然让学生在离开的时候留恋不舍，也必然让学生在离开了以后仍然对学校有心灵上的靠近之感和精神上的认同之感。理想学校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来自优秀的教师，也可能来自丰富多彩、富有青春韵律的校园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很可能让学生珍藏一生。

每次总能从南师大附中的校园活动中发现可贵的教育元素而有惊喜、感动与钦佩之情。南师大附中2009届的毕业典礼典雅新颖，庄重肃穆的仪式与氛围，学生们自豪、快乐、美丽的青春表情，老师们的殷殷期望与嘱咐，还有那些充满感情暖人肺腑的临别赠言，都让人相信这所学校会在他们的心里永远占据一席之地：高一年级的国际文化节上，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民俗风情在这里交汇呈现，舞蹈、音乐、科技等元素在这里得到了综合运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南师附中学生的一颗颗创造之心；传统活动“31公里步行者行动”中，8个多小时的夜行，老师和学生相携而行，用自己的心灵体悟，用自己的脚步回答，在历史与现实的穿行中，他们极强的责任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使一次艰苦的“行军”成为一次精神的盛宴。此外，每周的升旗仪式，寒暑假公益活动，体育节，合唱节，迎新音乐会，国际科技文化节，跨学校的社团活动、联谊活动等等，都是一次次校园文化生活的盛宴，都能让学生从中找到值得自己珍藏的细节。

全球化时代的卓越发展

南师附中所追求的“卓越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卓越发展。附中学子“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天下”，不仅仅是中国，更应该是整个世界；附中学子的卓越发展，也不仅仅是在中国，更应该是在世界舞台上展示独特的魅力。只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培养在国际环境下交流、对话、充分发展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卓越发展”，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公民、国际英才，才能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

学校一直秉持“全球化时代中国卓越中学”的目标，努力“将世界引入附中，让附中走向世界，在附中与世界之间架设一座直通的桥梁”，为培养世界公民、国际英才探求一条自己的路。2007年7月，南师大附中获IB国际文凭组织(IBO)日内瓦总部授权，正式取得IB国际文凭课程的开设权，成为我国第一所开设IB课程并招收境内学生的公办学校。该课程是为全球学生开设的高中课程，同时也是大学预科课程，学制两年，授课语言为英语，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接受国际教育，使学生在接受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继承人类先进科学文化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创造能力与批判能力等。成为面向未来的国际型人才。

通过这个特殊的载体，很多学生正逐渐成为“具有国际情怀的人”。目前，首届IB课程班毕业生全部圆满完成国际文凭课程学业任务，全部穿上毕业服，全部被国际高等学府录取。2007级学生朱皓康同学在美国学习生活期间被选拔为世界青年领袖峰会――美国总统教室项目成员，他的提案成为“总统教室”项目成立四十多年来第二个被所有国家通过的提案；今年五月，两名IB高三学生衡文字、王马捷以及本部戴兴杰同学受国际系统动力学年会组委会正式邀请，将于今年七月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27届国际系统动力学年会。

大学老师毕业赠言范文第3篇

河滩上的大学

我们入学的时候，学校还在宣化城西南十几公里的洋河滩上。我们在这里读了3年，大四的时候才搬到了石家庄。

这所普通的地方师范院校曾经有高贵的身世：最早可以攀上1902年北京的“顺天府学堂”和1906年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但那都是中学的规模；可靠的谱系从大学算起的话，应该是1949年8月始建于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又叫做“河北天津师范学院”）；1958年从天津搬到北京，改名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期间的1969年年底，以战备的名义被赶出北京，搬到了北京西北150公里、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宣化，又称为“河北师范学院”了。

宣化曾经是塞外的军事重镇，唐代称为武州，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就包括这里；李自成进北京，也是从这里一路南下打过去的。我们入学的时候，宣化古城已经风光不再，只有鼓楼牌匾上乾隆御书的“神屏翰”4个大字，述说着自己往日的重要和辉煌。当时宣化的行政建制很特别，是张家口地区所属张家口市下面的一个“区”，级别比市小，比县大，算是对当年“京西第一府”的一种尊重。其实，这里距张家口市区还有将近30公里的路程。

听老师们说，原来学校在北京的时候，为了落实“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给师生提供劳动锻炼的场所，就在宣化西郊的洋河滩上建了一个大型农场，冥冥之中早就为自己安排下了一个落脚点。

我们是10月21日报到的，按农历是九月二十，晚秋时节的塞外已经有些寒意了。从邢台坐火车北上到宣化下车，自己买票坐4路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出城往西南走，颠簸的公路两旁是光秃秃的沙滩，干涸的河道里残留着波浪形的淤沙，枯黄的高粱叶子在寒风中摇曳，西边的山脚下散落着几个小村庄……下了4路车，沿着简易的柏油路和小土路走了一阵子，过了一道沟，打问了几次，才找到了我们报到的地方――“文史村”。

这是在一片丘陵荒滩上建成的校园，东西将近3公里，南北也有两公里，有六七千亩的面积；加上东北角上的校办农场，应该有上万亩。整体看上去，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甚至与当地的村庄农田没有明显的边界，校园与农田菜地相互交错着。中间地带标志性的建筑群，是办公楼、体育馆、一座医院兼招待所的小楼和两座大一些的教学楼。老师们住在最东头靠近公路4路车站的地方，都是一家一户的独门小院。几个教学单位分成了三拨，入乡随俗，都叫做“村”：政教系、物理系、化学系和文体系在最南头，刚来的时候学校的各行政处室也在这里办公，所以叫做“院部村”；数学系和外语系在西面，叫做“数外村”；中文系和历史系在北面，叫做“文史村”。我们从“文史村”到教学楼有五六百米，到4路车站和“院部村”都有一公里多，离“数外村”有七八百米。

各个“村”与当地的于家屯、江家屯一样，也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唯一像个“单位”的地方，是一圈弯弯曲曲的红砖围墙，一尺多高，矮得奇怪。我以为是为了省砖，后来才看明白，原来这围墙有四五尺高，里面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高度，外面已经被大风卷来的沙土堆埋了大半截。围墙的连接处，是一个没人看守、不用关闭的铁栅栏门，朝南敞开着，如同村口一样，指点着我们可以从这里进村。

学校的规模很小，才8个系，1000多学生，没有研究生。人少场地大，集体活动很方便，经常开全校师生大会，正规的大会在体育馆，一般的会随便找个露天操场，放张桌子就行了，连麦克风都用不着。除了体育馆，在教学楼的南面和西面还有两个露天场地，称为“风雨操场”，都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一个用来开全校运动会，有个坐西朝东的简易的主席台；一个用来放电影，中间竖着一个铁架子。我们上体育课用不着这么大的操场，平坦的小场地有的是。冬天的体育课学滑冰，把小操场平整好，围一圈土埝子，泼上水，冻一会儿就成了。

这个地区俗称“坝上”，地势向东南倾斜，是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总是从西北卷来狂风，一连好多天刮个不停，有同学作诗诌词，说：“大风起兮，遍河北师院，非沙即石也。”当地人通俗的说法，是“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一场风可以刮半年。狂风卷起漫天的黄沙，房间里到处是沙土，白天打开荧光灯，灯管全是绿的。最可怕的是冬天，从西北高原倾泻而来的风很硬，干冽清冷，再厚的衣服也能一风吹透。

洋河滩是个办农场的地方，也是个驻军练兵的场地（1981年秋天的全军大演习就在这里，学校搬走以后这里一直是部队的营房），实在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在那个年代硬是办起来了，而且办了十多年。不过，当初这里像是一个避风港，离开了风暴的中心，倒是让老师们喘了口气。到后期，形势稍微平静了，老师们就又开始钻研自己的学问了。王树民先生回忆说，他在宣化的时候，宿舍里没有桌子，就把切菜用的小木板翻过来写字，修改好了《史部要籍解题》一书；胡如雷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前夕在北京的时候写成的初稿，在洋河滩上的小平房里最终修改完成的……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听说的。我们入学的时候，老师们来这里已经10个年头，已经学会“村”里的生活了。

2002年秋末在石家庄搞百年校庆的时候，来了很多老校友，历史系自己搞了个聚会，我在简短的致词意提到了宣化：“在那样的时候，在宣化那样的地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队伍没有散，信念没有变，学问没有丢，我们顽强地走过来了。在我们的百年校史上，这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一页。在此我提议，让我们对从宣化洋河滩上走过来的老师们表示特殊的敬意！”在长时间的掌声里，很多人的眼圈都红了。

我们那些同学

高考制度改革的消息，我是1977年10月21日从广播里听到的。当年底“七七级”第一次考试，由各省组织命题；我们“七八级”是第二年夏天考的，是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两次考试的科目相同，文理科都考政治、语文和数学，都是100分满分；文科加考历史和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第一次加考科目各50分，总分400分；第二次各科都是100分，总分500分，比第一次考试规范了。

在这两次考试中，外语都是参考分，不记入总分，因为期间很多地方没有开过外语课，从我们下一届开始，才逐渐按比例记分了。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有外语课，本来是准备考的，我们县招办的工作人员理解错了，以为除了报考外语专业的都不用考了，所以没有给报上。在我的准考证上可以看到，“选考外语语种”一栏是空的。

高考是1966年中断的，十多年了，积压了好几拨儿人，加上当时大学很少，每年全国只招三四十万人，竞争特别残酷，1977年河北省的录取率仅为4.8%，1978年全国的平均录取率为6.6%。记的1977年河北省的初选线是242分；1978年是300分，重点线335分。按当时考生的实际情况来看，线定的是比较高的。以前中学毕业的考生年龄大了，历史、地理复习起来相对容易些；我们这些期间读中学的基础差，哪门课都没有正规地学过，仗着年轻记性好，死记硬背，也只敢考文科。所以，跟后来正相反，我们那一届考文科的比理科多，我们县总分前5名全是文科。

有一次儿媳妇问我，你们那时候上大学读书，真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吗？年轻一代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只是想尽快从农村逃出来，因为农村太穷太苦了。报志愿的时候，对学校和专业都不怎么在意，能上就行，上了大学国家就包管一切，就有了“铁饭碗”了。城里非农业户口的“干部子弟”上大学也很迫切，尤其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我们有个一起复习的女同学，自身条件和家庭条件都很优越，从知青点选到县广播站当播音员，相当于现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令人注目和羡慕；考取了邢台师范学校代办的大专班，两年制，很不正规，她竟然也去读了。特殊年代的特殊处境和想法，导致了今天看来很难理解的怪现象：理工农医的考生扎堆儿报兽医，农林院校的生源空前绝后的好；我们县总分前4名的考生，分数与录取院校的档次正好拧个：第一名贾锡元，是前高中毕业的，上的张家口师专中文系；我是第二名，没敢报重点，第一志愿就是河北师院历史系；第三名白庚民也是前毕业的，上的兰州大学历史系；第四名程怀灵最幸运，跟我同龄，上了南开大学哲学系。

那时候我们对大学的了解非常少，甚至搞不清楚文科理科、专科本科是怎么区分的。入学以后发现，大家的状态都差不多。本来，河北师院是个排名靠后的普通本科院校，够300分就可以录取，我们班超过重点线的却有一多半，我367分，比我高的还有好几个，最高分是齐长虹的403分，因此得雅号“403”。她是北京知青，在张家口地区插队，凭这分数，完全可以进入北京的好学校，也糊里糊涂地到我们这儿来了。在历史系的开学典礼上，副系主任阎跃斌老师介绍情况，说到我们的学制是4年的时候，底下一片惊讶：很多人还以为3年呢，因为以来大学都改为三年制了。

我们这一届共录取了84个人，分成两个班，上课、活动都在一起，还经常与高我们一届、早入学半年的“七七级”合并上大课。同学们的年龄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大，最大的三十三四岁，占了三分之一，是前夕读完中学的，称为“老高三”，早已成家、家有儿女了；我当时21岁，班里这个年龄段的最多，占半数以上，期间读的小学和中学，已经工作或劳动了四五年的时间；还有几个“小崽儿”，应届中学毕业考上来的，只有十六七岁，比班里的老大哥小一半。真正称得上当时歌里唱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儿”的，只是我们后两拨儿。

多数同学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了，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其中的“兵”有现役军人，也有复员军人，我们班长老殷、副班长老李，还有一个班的班长老赵，都是复员军人，老殷还立过三等功。我们宿舍8个人，没有应届毕业生，3位“老高三”，杨爱民是石家庄三中的老师，高崇是邢台医疗器械厂的车间主任，张录平当过兵，复员后在任县五金厂修自行车；另外5个人中，我已经当了4年的临时工和刻写员，王万里是下乡插队的知青，牛靖华是他们村的团支书，乔福锦在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韩慕愈只读过小学，在他们县当采购员。

我们都是穿着旧衣服、扛着旧行李卷入学的，并不是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确实是没条件。那时候买衣服要用布票，每人每年只能消费1丈7尺3寸，想多买都不行。大家穿的都是蓝色灰色的粗布和劳动布，宽袖肥裆，膝盖、肘腕和肩膀上打着补丁。冬天不分男女，都是厚重肥大的棉衣棉裤，裹着臃肿的棉大衣。上体育课或开会的时候，拉出来站队，老的老小的小，灰蒙蒙一片，像电影里的杂牌军，有个顺口溜说：“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仔细一看，河北师院的。”可是，就我们这些行头也有人惦记，围墙低，大门是个摆设，小商贩和捡煤核的可以随便出入，有时候顺便就把凉着的衣服拿走了。他们唯一欣赏的，可能是这些衣服比他们家的干净。

生活最舒服的是几个“调干生”，他们是工作5年以上的正式职工，上大学期间可以带工资，虽然三四十元，在当时也算是“大财主”。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倒没什么，不用交学费和书费，住宿费更没有听说过，而且每月发给生活费和助学金，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最困难的是农村来的年龄大的同学，没有工资，老婆孩子还在农村，那时候农村都特别穷，他们不能从家里带钱，还要把几块钱的助学金省下来，寄到家里补贴生活。我们班长老殷有两个孩子，二女儿是入学报到的那几天出生的。有一次他跟我讲，当兵、当民办教师十几年了，家里什么都没有，桌子破得不能用了，也买不起新的，一条腿用铁丝捆着。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家好长时间连个破桌子都没有，用砖头支着木头箱子当桌子。

我们入学的第二年，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各干各的了。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希望；对这些从农村来的拉家带口的同学，却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家里的地只能靠老婆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耕种，还不如生产队的时候，能互相帮衬。一时间，在这些同学中引起了普遍的思想波动，请假回家的多了起来，有的同学甚至说，如果知道分地就不考大学了。学校为此专门开了个大会，请刚从县委书记任上调来的一位副书记作报告，讲分田到户的必然性和好处，让这些同学打消顾虑，安心学习。回宿舍的路上，我们班的王书明说：“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不解决实际问题。眼下我发愁的是：我们家的地谁来种呢？”毕业分配的时候，一些年龄大的同学本来有机会留在大城市里，却要求回老家了；还有的为了把老婆孩子的户口从农村转出来，要求去了条件最差的任丘油田子弟学校，后来就在那里退休了。

那时候的课程和老师

我们的课程设置完全根据中学历史教学的需要，以两个大通史为主干，中国通史一入学就讲，世界通史第二学期开始讲，都是讲到第七学期期末；三四年级加开选修课，只有两三门，也等于是必修课。辅的课程有中国历史文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和外语等。比后来课程少，也比较集中。

使用的教材很混乱，刚刚结束，以前的旧教材没有解禁，不敢用；统一的新教材还没有编出来，所以，有的教材是临时组织编写的，也有的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道理选来的。我们发的第一套教材是《中国古代史讲义》，上中下3册，河北师院和北京师大、北京师院合编，内部铅印的小32开本，粗糙简陋，连个硬皮封面都没有。

我们入学的头两年，学校还延续着以来的体制和格局，系主任是虚设的，由总支书记兼着，我们系的老师大致上由三代人组成：

第一代是六七十岁的老先生，解放前甚至抗战以前毕业的，属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治思想史的张恒寿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是刘文典的学生；研究文献的王树民先生是顾颉刚的学生，从禹贡学会时代就从事学术活动；教美国史的黄德禄先生曾留学美国，抗战时期在军队里担任过职务……他们年事已高，有的住在北京和平里的留守处，很少来宣化，张先生只作过一次报告，王先生来搞过一个讲座；我们读大四的时候到了石家庄，黄先生才开设了美国史选修课。

第二代是四五十岁的老师，建国初期毕业的，是教学的中坚力量。胡如雷先生和苑书义先生在以前已经小有名气，我们读书的时候正值壮年，学术上很活跃。不过，这个年龄段的老师中有名气的就他们两位，其他人都很一般。1958年搞“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用出身好的年轻教师取代解放前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正好赶上了，一大批人，有的甚至是三年制的专科生，被留下来当老师了。这些老师读书的时候运动不断，反右、“”、四清，留校后又赶上十年，光搞革命了，没读多少书；还有，冒犯地说，这批老师当初被选中留下来，并不是因为专业好，而是出身好，党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不适合搞专业，教世界史的不懂外语，教中国史的不会写论文，是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后来强调业务的时候，无论教学和科研，他们都很吃力很受罪，很多人到退休还是副教授。

第三代是三四十岁的年轻老师，刚毕业不久。后期大学恢复招生，不考试，从工人、农民和战士中选拔推荐，称为“工农兵学员”。他们的学制都是3年，留校的时候也是首先考虑政治条件。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无论读书的时候还是留校以后，都很难静下心来念书。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边学边教，没有底气，尤其是女老师，甚至有些怯场。

入学后的第一节课，是年逾古稀的潘炳皋副教授讲《尚书・牧誓》。潘老先生早年留学美国，研究黑人运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改行教中国历史文选了。老先生没有讲稿，提着一大包书，在讲台上一本一本翻开，摆放好，看着这些书，一句一句地讲，到下课正好讲完。这是我中断学习4年之后的第一节课，不耽误的话，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我的思绪一直在翻滚，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课后一说，大家的感觉都一样。后来讲到《诗经》的时候，听着那些三十三四岁的同学们老声老气地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忽然憋得难受，想大哭一场。

我们大一的唐五代部分是胡如雷先生讲的。他不像通常那样从新王朝的建立和统一讲起，第一个题目就是“唐太宗与玄武门之变”，从北周后期说起，把隋唐的两次统一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待。后来我当了教师，也讲这段历史，才体会到个中的见识了。胡先生写板书有个习惯，大小题目都用一、二、三，不加区分，我们经常记串了。大三的时候苑书义先生开太平天国史选修课，正值就任系主任的前夕，白衬衫，满头黑发，左手叉腰，右手不停地挥舞，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两节课下来，黑板上没几个字，有时候桌子上的讲稿都没有打开。

其他老师的课就很一般了，没特色也没深度，而且都是一句一句地念讲稿，包括老先生，也从来不脱开稿子讲。他们备课都很认真，300字的稿纸，写得整整齐齐，有的散装在用牛皮纸折叠的文件夹里，念完一页，翻过去，放在右手边，接着念下一页；也有的把讲稿装订成一本，一页一页地翻着念。念到一个问题，就转身在黑板上写上号码，到下课的时候，黑板上全是一、二、三，（一）（二）（三），1、2、3，（1）（2）（3），①②③……讲世界中世纪史的老师记忆力好，也是一页一页地翻，不怎么看，能把讲稿上写的全记住。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在背讲稿，跟念一样，不是讲。

课程的内容也很陈旧，农民战争依然是中国古代史的重点，先引用语录，说明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然后就批判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现代史的前半段按革命史讲，后半段干脆讲成了党史，一直没有“现代史”的感觉，甚至像时事政治课，紧跟形势，建党60周年前夕，中央公布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好我们期末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论述题就选了《决议》上的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占了40分（通常最大的题也只占20分）。世界近代史讲两个学期，每周两次，每次都是从8点讲到11点半以后，讲得很细，现在回想起来，是按国际共运史的路子讲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史印象不深，只记得马克思、恩格斯跟修正主义分子们吵架……就这样的课，我们也是认真地听、详细地记，因为我们太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了。

那些年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老师们都很朴实，胡如雷先生夏天戴个草帽，讲课的时候随便往讲台上一扔，下课后戴上就走；讲先秦秦汉史的曹绍孔老师一身褪了色的蓝制服，两个膝盖补着对称的大补丁；讲的韩毓筠老师提一个很旧的帆布书包，长长的带子是后来缝上去的。也有个别例外，历史系有个哲学教研组，组长四五十岁，一件中式对襟的灰色外套，笔直的裤线加上锃亮的皮鞋，冷峻清高，拿腔拿调，平视前方，不屑一顾的样子，看上去十分了得。同学提问题的时候，这位组长老师的指教总是云山雾罩，不着边际，我们都很失望。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讲中国近代史的，管哲学组是客串。

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对大学老师有一种神秘感。读过一年之后，这种感觉变淡了，随之而来的疑惑是：念讲稿就是“讲课”吗？这与我们自己看书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从二年级开始，逃课多了起来，自己找书看。好在历史专业的课程便于自学，我们这些人又都有过自学的经历。1981年开始实行学位制，本科毕业可以授学士学位，必须学完规定的课程，而且必须平均75分以上，我们逃课才收敛了一些。

当时有个口号，叫做“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我们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尽管内在的动力不一定那么伟大，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被耽误得太久了，能有机会坐下来读书，确实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渴望。那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年代，大家被一种信念和抱负支撑着，时间抓得很紧，排队打饭、去城里的汽车上，甚至蹲坑的时候都习惯性地拿着书看。年龄大的同学需要挣工资养家，准备回去做中学老师，看书很多很泛；我没有这些负担，准备考研，选定专业方向以后就有计划地阅读了。1982年全国总共招收硕士研究生8000多人，我们年级就我和徐永志考取了，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比例了。

单调的校园生活

我们的宿舍是一排排低矮的小平房，当年刚搬来的时候盖的，前面和两侧用红砖砌成，后墙是土坯，挨近房顶的地方再砌上砖，有的两侧也是这样，这种平房有个好听的名字：“干打垒+金镶玉”。里外两间，中间由一个大圆拱隔开，里面住5个人，外屋3个。宣化的夏天舒服，不用蚊帐，冬天特冷，宿舍里没有暖气，要自己生火炉取暖。值日生除了扫地、打水，冬天最重要的任务是照看“扫地风”火炉，轮上个粗心的家伙值日，给弄灭了，大家只好挨冻。大三那年冬天，我们的自习室也搬到了平房里，当过木匠的高宝山露了一手，砌了一个长条形的“壁炉”，省煤，取暖效果好，就是难伺候，经常灭，生火的时候浓烟灰尘特别多，只能下晚自习后再生。

各宿舍的值日生还有一项常年性的任务：早晨起来倒尿罐。公共厕所在院子最南边，是那个时候常见的样式：靠里墙的是小便池，几个凹下去的蹲坑连着墙外的粪坑。我们经常在如厕的时候遇到老师，礼貌地点头，互致问候，大家都习惯了，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厕所离宿舍远，起夜不方便，每个宿舍发一个粗陶的大尿罐，两边有耳，用铁丝牵起来当提手。本来应该倒进厕所的粪坑里，太远了，就都倒在了宿舍前面的大土坑里，然后把尿罐放在土坑边上凉着。各个宿舍门前的最近处是砖垒的饭桌、凉衣服的绳子，稍远处的土坑边是几个斜放着的尿罐，面朝太阳，整齐地排列着。好在宿舍宽敞，院子豁亮，夏天也没有味儿。

与穿衣服需要布票一样，吃饭也要用粮票，大学生的定量是36斤，我们的粗细粮配置比例按张家口地区的标准，只有30%的细粮，平均每天只能吃两个馒头，其他全是粗粮。这本来没什么，我们都吃粗粮习惯了，问题是高粱米太多，而且坝上地区的高粱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据说是喂牲口、做烧酒用的，坚硬苦涩，很难消化，有的同学肠胃不好，高粱米转一圈又原样出来了。肉少，蔬菜也少，尤其是冬天，每天的午饭都是大锅煮萝卜干和窖藏的大白菜，三四个月不换样。

开始都是“份饭”制，饭票上印着日期，年月日早午晚，一顿一张，不能混用；一张票一份相同的饭菜，一个“村”里所有的同学，在同一个时间都吃一样的饭菜。我是生活委员，每到月末就挨个发下个月的饭票，同时收回这个月没有使用过的，集中起来到食堂里退掉。从1980年年初开始，取消了“份饭”制，按月发粮票和菜票，可以挑选饭菜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挑选的，只是饭票可以连续使用，不用每个月去退了。

除了发伙食费，每个月还有6―8元的助学金，分成6、7、8元3个级别，调干生没有，8元的都是年龄大的同学；特殊困难的，每个学期末还可以再申请补贴。每个月的5号我去财务处领全班的助学金，看到表格上的“人民助学金”几个字，总是有一种震动的感觉，说不清楚是觉悟还是良心。

伙食单调，就对食堂有意见。那几年思想解放，流行民主思潮，我们在偏僻的洋河滩上，不能像北京的学生那样去西单搞民主墙，就把劲用在了与食堂吵架上。还闹了好几次，领头的是一位七七级的同学，敢打敢冲，就是头脑简单，做事情虎头蛇尾，害得我们几个生活委员两头跑，像抗日战争时期的维持会长。有一次，几个男生把食堂的狗给吊死了，师傅们早就对我们有气，找到机会反击了，且有高人指点，有理有节，一连几天都是按时把饭菜做好，放在那里，门口洞开，没人管，爱吃不吃。主管后勤的李副院长戴上围裙，亲自到我们村食堂卖饭，才把事情平息了。

吃的住的艰苦些倒没什么，最难受的是缺少娱乐方式。学生会组织歌咏比赛，以班级为单位唱革命歌曲，是任务，提不起兴趣。熄灯后聊天，称为“卧谈会”，成了每天的必修科目，有时候争论起来，吵到过半夜，以至于被隔壁敲墙警告。我们宿舍连个收音机也没有，有一次王万里借来一个“砖头”录音机，放了一中午的台湾校园歌曲，特新鲜，好多同学都过来听。系办公室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周末才支在院子里放两三个小时，一圈一圈的人，前面的坐着，中间的站着，后面的站在凳子上。苏小明第一次唱《军港之夜》，我们正好赶上看直播，荧屏上半尺高的苏小明亭亭玉立，在我们的脑海里定格了好多年。

最大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每周都能演一两场，有刚解禁的以前的老片，有新摄制的故事片，也有译制片。教学楼南面的操场上有专用的铁架子，挂上银幕就可以放映。片子是从宣化影院借的，跟人家轮流用，先拿来一盘演着，演完了送回去，再拿下一盘，有专人骑着摩托车来回“跑片”，有时候要等很长时间。往往是演到关键时刻灯亮了，大家都翘首东望，祈盼着摩托车的声音。放映日本故事片《追捕》那天，是个清冷的冬夜，刚下了大雪，我们吃过晚饭就等着，9点多才开始，断断续续，过半夜才演完。往回走的时候两只脚都没有知觉了，木头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挪动，还伴随着刚刚学会的“啦呀啦，啦呀啦呀啦”的哼唱。

每天中午下课以后，大家从教学楼里出来，分头向南面、北面和西面散去，顺着小路回各村吃饭。这时候，学校的广播站就开始播音，各村的高音喇叭一起响了起来。可能是歌片少，有段时间，天天来回播放李谷一唱的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还有蒋大为的“骏马奔驰在广阔的草原”。宣化的冬天长，雪融化得慢，失去温度的阳光洒落在白茫茫的荒野上，天高地空，歌声出奇的清澈，清澈的一丝杂音也没有。

宣化城里有公园和电影院，我们去得很少，坐班车来回4毛钱，加上门票，超过了一天的伙食费，除了陪老乡、搞对象，一般舍不得。我们平常的娱乐就是看小说，对当时的大腕作家蒋子龙、肖复兴特崇拜，篇篇必看。我们这代人都当过“文学青年”，觉得铅字很神圣，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发表作品，我们的毕业赠言中曾有“新华书店见大作”的期许。多年以后，母亲看到我的书，问我算是科学家还是作家，还勾起我内心深处的一丝憾怅。

毕业30年的盘点

今年是我们毕业30周年，按照古代的说法，算是过了一“世”了。我们同学中的“老高三”已经年逾花甲，当年的“小崽儿”也到了知天命的岁数，盖棺尚早，基本上可以“论定”，盘点一下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过理想，做过大头梦，也努力过，毕竟是草根出身的居多，加之在宣化这么个地方读的大学，限制了后来的发展，我们班一直没有出现“大人物”。在这30年的时间里，同学们多数教书，少数从政，个别人当律师当编辑，没有企业家大老板；从政的同学中有4个厅局级、12个县处级，教书的中间有16个教授、4个博导，还有4个中学特级教师。有几个同学一直没音信，还有两个同学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