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汉语言论文范文

大学汉语言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汉语新文学 新文学传统 汉语 汉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38-10

汉语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积累，其中新文学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开拓与发展，亦以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与日益充实的内蕴，成为文学研究学术格局中颇为活跃及颇具潜力的学科。不过这一学科从概念而言尚缺少有力的学术整合：明明都是以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汉语各体新文学写作为内涵，却被习惯性地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领域，各自凸显的乃是某种时代属性或空域属性，汉语新文学整体遭到了人为的切割且被切割得有些纷乱、错杂。“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整合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的设置上克服上述纷乱、错杂并奏繁就简之效，而且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规范性的建设。汉语新文学研究者即使面对一些并不科学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也常常习惯于保持默认姿态，轻易放弃了汉语新文学名实关系的思索与论辩，其结果往往导致学科的纷乱与学术的失范；缺少明确、稳定和科学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的支撑，相应学科的学术规范性便会受到频繁的干扰。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1] （P76） 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而其“构成性规则”的紊乱直接导致“范导性规则”的薄弱，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以白话文为主体语言写作的现代文学，从其诞生之时就被先驱者命名为“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新文学的命名体现着先驱者对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学性质、形态，特别是其所必然体现的新的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与准确把握，从而构成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学术基础中的语言因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卓越的凸现，虽然它在后来的学术论辩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但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理论都聚焦于以语言界定文学的学术必然性，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等约定俗成概念的某种理论优势。各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亦表明，这样的理论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学术现实的承认。

一、“新文学”作为概念内核的历史依据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核当然是“新文学”。至少在文学革命先驱者和新文学基本建设者的印象与习惯中，“新文学”比后来俗称也是通称的“现代文学”更易于接受，因为“新文学”概念全面地包含着与传统文言即所谓“旧文学”相对的白话写作，以及作为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这两层含义，而不是像后来的通称“现代文学”那样偏重于凸显其时代属性。同时，新文学概念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于是，以“新文学”统称区别于传统文言的所有汉语写作，具有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作为术语，当始见于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则始于三个月之后，胡适于1917年5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历史譬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2] （P34）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3] （P59） 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及文学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至少，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都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① 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被证明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概念逐渐露出了取代“新文学”概念的端倪，至50年代形成大势气候。这种将主题词由“新”到“现代”的转变，除了特定气候下的国体与时代因素的政治考量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相当关键。刚刚开始运作这样的概念更替之时，“中国新文学”概念也刚刚得到了普遍的学术确认，一些研究者便从反思乃至批判新文学的角度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以示另辟蹊径，这方面最初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乃是钱基博出版于1933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先行态。钱基博不满于新文学，不无偏执地将新文学视为“胡适之所以哗众取荣誉，得大名者”，[4]（P472） 因而自然不同意将“民国纪元以后”的文学概称之为“新文学”，而是认定新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成就还是这一时期的“古文学”，它们都属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与操作。这样的概念把握虽然基于一种偏见，却较之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正统概念更显得健全与科学，因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沿用者基本上都没有将现代历史时期的“古文学”视为自己的当然研究对象，直到近些年在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有限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才部分地体现出类似的自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30年代初期钱基博等人想到用“现代文学”概念冲击“新文学”，并不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现代文学”概念在此后的文学学科发展中更具优势，而是体现了对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现代”一词的敏感与呼应。那时正是中国在战乱频仍的短暂间隙中向世界现代化潮流大规模开放的辉煌时刻，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生活直逼西方摩登时代的前沿风气，“现代”及其译音词“摩登”势已成为时代文化的关键术语，“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流行概念以取代“新文学”一度已成必行之势。那时《现代》成为最具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代》的前身乃是《新文艺》。《新文艺》改为《现代》，作为关键词的“新”为“现代”所取代，正喻示着“新文学”概念将让位于“现代文学”。虽然研究者仍习惯于沿用“新文学”概念，但“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早已隐然成势。据称，杨振声在燕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便称“现代文学”。[5]

新文学概念强调的是与旧文学的相对性，较多地融入了传统因素的考量，所揭示的仍然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现代文学概念关注的是时代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内涵还是从摩登涵义来考察，都是将文学的外部关系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其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相应的学术含量都不如新文学概念。新文学倡导者无论如何偏激地反对旧文学，都是在价值观念上承载了旧文学传统的巨大压力，因而迫切地追求新的文学传统，铸成新文学，以求得解放与超脱。他们深知旧文学具有丰厚的文学传统，文学革命运动于旧文学所反对的，其实不是所有的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学传统，即陈独秀所谓“陈陈相因”的文学“形体”，以及“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的文学“内容”；于是，在斥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之余，并不回避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柳、元、白以及“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的称颂与赞赏。[6] 同样，胡适反对代表过去时代的旧文学，也不过是因为旧文学所体现的“古典主义”传统“当废”，[7] 这并不影响他提倡整理国故。周作人、沈雁冰等在组建文学研究会时立意将建设新文学与整理旧文学联系起来，在改革《小说月报》时也承认给“旧有文学”以一席之地，以肯定其“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都说明他们对于旧文学传统的价值承担。对于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而言，旧文学传统力量是那样地巨大而沉重，一般性地注入时代性因素难以形成克服乃至抵御的力量，于是，文学的“现代”内涵远没有文学的“新”传统的铸成更有力度也更加重要，这便是新文学作为概念远胜于现代文学的深层原理。

因此，作为新文学概念的“新”并不是像人们一般性地理解的那样，体现着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等等，这种浅表层面的“新”确实可以用诸如“现代”或“当代”等时间概念来替代；新文学概念之“新”乃是吁求着新的文学传统的建立，尽管这种新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新文学家的表述中有差异：在胡适的表述中常有“真文学”与“活文学”之称，在周作人的表述中则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在陈独秀、沈雁冰的表述中似成“写实文学”之类，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表述中常是“为人生的文学”。这些都是先驱者试图建立新文学传统以摆脱旧文学传统的思想印痕。新文学家们在提倡新文学、抨击旧文学的同时，每每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多有不满，同时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充满敬意，但他们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心态下坚持新文学的方向，其奥秘乃在于对新文学传统的自信与坚持：惟有从新的传统的角度才能使得新文学家充满着面对旧文学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别的因素，包括时代性因素都无法赋予他们这样的信心与勇气。尽管胡适一贯倡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理论，正像他一贯力倡“白话文学之为文学之正宗”，[8] 但他们却并不十分强调“真文学”、“活文学”的时代因素，更不认同“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的摩登色彩，相反，他们主张普通的抒情写世文学，表现人生之一般的文学，而不是成色十足地体现时代因素的文学，因而，新文学概念比现代文学概念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能体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更具有文学理论的学术厚度。

热衷于“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概念建设的人们忽略了“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新文学传统命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忽略使得新文学概念在时代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强调中变得灰暗不堪。如果说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标志，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还有可能在新文学概念与现代文学概念之间找到徘徊的余地，则“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宣告了新文学作为学术和学科概念的历史性地位。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是以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来表述，① 内涵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某种政治强势，于是在50-60年代之交②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既成格局，将汉语新文学从与传统文学的诸多纠结中擢，完全成了具有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的概念，一个叫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临时性学术概念和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便就此出炉，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和最富范导力的概念，其影响正越出中国内地而辐射到港澳台乃至于国外的汉语文化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的学术概念，无论是在内部关系还是在外部关系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张力。就内部关系而言，正如人们早已质言过的，它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同时在时间意义上也难以达到当年钱基博的认知水平，将这一时段的“古文学”涵括进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来探讨，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的，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在长期的理解习惯和学术实践中，台港澳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特殊性地位，这样的基本事实早已宣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涵盖力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至于离散到海外的汉语文学写作，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更不能为这一学科概念所涵括。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概念，与继之而起的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构成合谋契约，人为设限地试图将它们拆卸为不同的板块。这样的学术尴尬只有通过强调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新传统来加以克服，任何时代性或地域性的分割与强调最终都必须让位于新文学传统的统驭。③

新文学概念有着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它不仅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两层基本含义，而且更体现着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建构新文学传统的根本诉求和本质命意。新文学家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致力于建立和发扬新的文学传统，这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界的统一的意志行动，也是汉语新文学内在统一的根本依据，这一根本依据最终将中止人为的学科分割，促进汉语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整体为历史所接受。近年来“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等概念的陆续出现，[9] 体现出学术界从概念上整合这一学术整体的跃跃欲试心理。

二、“汉语”作为中心词的理论意义

汉语新文学的另一中心词自然是作为语言种类的“汉语”。新文学传统当然会通过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加以承载，可在更沉潜更深入的意义上乃是通过现代汉语得以风格论的呈现。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理论上较之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概念更具优势。

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概念以国家、政体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带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负面影响。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新文学传统强调的语言革新因素甚至思想革命因素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体因素的考量。新文学所开辟的新传统以现代汉语（通俗地说便是白话）为基础和基本载体，这就注定了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对于国家、政体范畴的某种超越性，决定了它作为学术概念对各个时代各个不同区域的汉语文学所具有的高度涵盖力。

汉语新文学，从理论上说，就是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所创制的文学样态，作为概念，它可以相对于传统的以文言为语言载体的汉语文学，也可以相对于以“政治社团”为依据划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等等。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言语社团”即是指依靠同一种语言相互交往的族群，它显然与“政治社团”（国家之类）并不统一。[10] （P36） 文学是通过语言思维创造，也是通过语言载体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无论从其创作活动的内部情形还是从其被接受的外部效应来看，文学的“言语社团”属性总是比其“政治社团”属性更大、更明显、更重要。文学接受的外部实践证明，一般情形下的文学诉诸于接受者的首先不是作者的国籍或作品中的国族意识，而是它借以思维、创造和呈现的语言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一个“言语社团”有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整体的语言风格。由此可见，作为学术概念的一门文学既可以以国家和政治社团为依据进行界定，也可以以“言语社团”为依据加以涵括。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天然地构成了一个无法用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加以分割的整体形态，这便是汉语的“言语社团”作为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在文学表达的韵味、美感及象征意趣上的明显趋近，构成了汉语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文学的特色、风貌，这样的文学风格及其审美特性，往往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度文学或民族风格更能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作出实质性的和整体性的贡献。有些语言学家明确认为一种语言的总体风格与操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文化完全一致：“语言风格首先是指某一种语言在世界上全部语言的总体中，它所特有的全部区别特征的总和。这也可以叫做语言的民族风格。”[11] （P110） 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成果需要多种语言形态甚至需要所有语言形态加以体现，在这种巨大丰富性的积累之中，汉语文学客观上必然是以统一的文学方阵出现并区别于别的语种的文学。事实上，就新文学而言，全世界的汉语写作所承续和发扬的都是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所带来并鲜活地体现的现代汉语巨大的审美表现力和逐渐成熟的表现风格，越来越明显地镶嵌在人类文明的审美记忆之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区域的汉语写作者都程度不同地作有贡献并与有荣焉。

总体上和整体上的汉语写作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无论被称作“中国气派”还是民族风格，其实都不过是中华文化原型的语言体现。任何种类的文化，特别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群体文化，都主要通过语言的表述和写照加以传达；文化有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等等各类形态，不过最切实的文化形态则是由同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共同体”的兴味与情趣，也即是同一语言形成的文化认同；“语言和文化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表象，而且还恰恰是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12] （P270） 而作为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的文化，也还是通过语言承载并体现出来的。因此，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本质体现最终回落是在语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心态的驱使下经常被理解为或诠释成东亚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但通过汉语表达并成为固定文本的精神文化遗产，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任何别的民族都无法强取豪夺的，有了汉语这一硬性的承载，诸如孔子学说这样的灿烂文化传统就不可能被涵括进别的文化系统之中。

汉语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表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验，但用以审美地处理这样的环境与经验，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念依据甚至伦理依据，却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并在现代汉语中凝结成型的新文化习俗和相应的创造性思维。尽管异域文化和文学对新文化和新文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现代汉语及相应的现代汉语思维通过文学创作已经对之进行了无可否认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作为特定的精神遗产积淀下来的一定是为现代汉语所经典性、意象化地固定表达的成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刻画还是在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上，外国文学影响通过汉语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都可能积淀成汉语文学的精神遗产，而不经过这样的语言转化则无法取得这种精神遗产资格。早在80年代初，文学史家唐就对西方文学影响必须与中国人的语言方式相吻合的现象作过精辟论述：“西方思潮和外来形式在同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时，尤其是同中国人民的语言格调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时，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由于不能同中国语言或者中国生活相结合，因而遭到失败的结果，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关于后者他例举到了李金发食洋不化的象征诗歌以及一些人尝试着引进终归失败的商赖体。[13] （P22-23）

由于语言对文学的性质，以及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相互关系有着如此深刻而鲜明的决定性作用，当一种文学需要作为一门学术乃至一门学科进行界定的时候，理应首先作语言分类，在确定语言类别的前提下再顾及这种文学的其他品性。汉语新文学的首倡者胡适虽然未能证明他十分稔熟于这样的理论，但他当时的言论足以表明，他十分清楚这一类道理。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比《文学改良刍议》更加准确地切中了新文学建设的要穴――国语的要素。文章的副标题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相关论述虽未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境界，但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倡白话文学深刻得多，也本质得多：“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3] （P64） 这实际上首次提出了以国语的白话（也就是现代汉语）构建新文学的汉语新文学本质命题。这是汉语新文学富有活力的品质，也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对于新文学的语言品质及其与使命的联系，先驱者貌似浅泛的认识却远远比后人所理解或批判的深刻得多。胡适的“国语的文学”观除了坚持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外还强调白话语言的普通化，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语言规范上有了自明性的内蕴。

文学研究界不习惯于从语言本体看待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在文学革命的一系列论争之中，“新旧”两派的冲突其实更多地聚焦于废除文言的语言策略而不是开放的和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首先站出来反对新文学的恰恰是身体力行地倡导文学和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严复、林纾，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并非质疑新文化倡导者的开放态度和现代意识，而是为了捍卫文言的正统以狙击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对文学语言的侵袭。黄侃、刘师培等国故派以及章士钊的甲寅派攻击新文学的要害问题也在于白话文的提倡。特别是学衡派，在文学上也持有改良之论，其浓重的西学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新文学的天敌，正如梅光迪所言“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他们只是觉得文言和白话分别体现一定时期文学体裁的需要，不应偏废文言而独尊白话：“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14] 至于新文学同路人的一些议论争持，例如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商榷意见，也都集中在对废除文言的某种偏激性言论的不满。这些关于汉语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在五四时代频度较高，它们不仅对现代汉语作文学表现的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主动的或事实上的帮助，而且也为新文学家在不断提高现代汉语表达的艺术性和精熟度提供了或正面或反面的激励与鞭策，从而加速了白话文学的成熟，提高了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水平。关于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并非走出五四时代便已结束，在20年代末的白话“文学专制”论，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的“大众语”讨论，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30年代与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的探讨，如此等等，牵扯到文学语言的争讼一直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即使似乎早已尘埃落定的文白之争，便是到了近些年也常有风生水起之兆。这些都足以说明，新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凝结着汉语语言的若干关键问题，新文学进化的每一个关键时段，其突出的矛盾都会通过语言问题彰显出来响。汉语新文学发展至今，其在总体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意象的创造方面所积累的每一个成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汉语语言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解决有直接关系。

汉语新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发展程度，在各个区域都会大致持平，体现出共同的时代风貌。这样的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同区域汉语新文学的相互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归结为现代汉语的内在基质及其生长、成熟和发展频率的作用。后一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文学史实：即便是大陆与台湾经历了30年的彼此阻隔，当两岸文学可以彼此交流的时候，人们也还是能够不无惊讶地发现，虽然一些术语和表述习惯有了距离，但文学描写、文学表现的语言仍然是彼此相通，且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近些年两岸的汉语新诗都充斥着后现代的鼓噪，看看那些后现代的诗，汉语语言策略和语言秩序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异，但这变异的趋向与幅度，无论在祖国大陆还是台港澳抑或是海外的华人世界，都相当接近。这便是汉语新文学整体性发展的一般情形与基本规律。

汉语新文学超越于国家和区域的整体性发展，需要学术界在重新认知汉语与新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前提下，突破现有的各种以政治疆域为基本范畴的概念体系，建构或还原到以语言为本位的概念体系，实事求是地承认并使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这一概念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新文学整体发展的基本状貌，弥平了由政治板块、政治疏隔和地域分布带来的各种人为裂痕与人造鸿沟，在内涵与外延明确统一的学术前提下建构起和谐、整一、协调发展的汉语新文学学科，使得这一学科能够超越政治板块和地域分割，挣脱各种政治变数的制约，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科学而稳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新文学研究者在新文学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弥平国家和区域分别，整一性地把握汉语文学的学术趋势。即就文学批评史而言，“90年代以来，近、现、当代三个时期断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逐渐多起来；在地域上也有台湾、香港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而近几年来，更提出了撰写整体的、综合的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理论批评史应该是着眼于文学现代化的全过程，将近、现、当代拉通，又涵盖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史。”[15] （P86）“整个民族”乃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按照新文学研究者的基本构成说，应为“整个汉民族”更确切；而说到整个汉民族，则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旅居国外的华人，因此最可靠的整合概念还是应以汉语言为中心，“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在类似的学术吁求中呼之欲出。

三、学术实践的价值与趋势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而深刻的历史依据，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理论意义，其作为学科概念，也体现着相当的现实趋势和实践价值。

这样的学术实践价值仍然首先体现在汉语之于新文学的本体意义上。在实践意义上，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家以及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来说就是文学的归宿，就是精神的家园，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这种对于母语的文学情感甚至会冲淡、覆盖或代替原本应该十分敏感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上个世纪50年代，周策纵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白马文艺社，在汉语新文学写作方面显得尤其活跃，胡适对此倍加赞赏，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① 另外两个中心则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胡适当然不会真的将在美国发生的文学现象算作“中国的文艺”，而且还是中心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白马社是那个时代汉语新文学写作的第三个中心，足以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界并列。当他将这样的意思表述为“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时，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国体概念，而只是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另指。对于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而言，当去国怀乡之思只能在异国异乡遥远地、凄楚地述说，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国族的区分，客观上无法在中国文学大家族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时，其惟一的安慰便是，他们的作品毕竟还是汉语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聂华苓那句“汉语就是我的家”① 才分外显得那么真挚、真切和真实。

并不单是汉语新文学所涵盖的文学现象适合于从语种的范围加以定义，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被中国学者习惯上笼而统之地称为外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文学现象，其实都适用于从语种而不是从国别进行定义，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立足于语言范围的定义总是比立足于国族范畴的定义更科学，更准确，也更富有张力。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过《中国文学史略》并编有讲义，到中山大学后旋即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这里应该包含着从汉语语言角度命名中国文学史的卓越开创之功。中国古代文学资深学者程千帆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前些年合作撰著了一部别致新颖的文学史专著，对于学术概念的“一名之立”特别重视，不惜“旬日踌躇”的程氏，在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史》阵脚中终能别立一帜，以“汉语文学史”为中心概念，将这本专著命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16] 强调文学汉语范畴的“汉文学史”或“汉语文学史”概念比强调国族意识的“中国文学史”概念显然更准确，更科学，也更恰如其分，它谦逊而又实在地表明自己研究的不过是以汉语写作的古代文学史，而不能涉及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当然，汉语文学史有可能部分地超出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早在林传甲、黄人等还没有撰著《中国文学史》之前，德国学人、日本学者已经著有多部《支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连韩国学人都有类似的著作先后问世。日、韩学者的此类著述没有从汉语角度定义中国文学史，可能含有一定的文化防御成分，因为传统的日本、韩国文学有相当部分属于汉语文学，在他们有些人的心目中，本国语言文学是在与汉语文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确实有韩国人就是以“汉文文学/国文文学的斗争史”来写作一部本国的文学史。②

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教授心目中，世界各国的文学史都以国别史加以区分，如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等等。其实，这其间的情形特别复杂，类似的命名往往还是以语种辨别为多，例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等等，因为以语种划定文学品类，才能厘清各种文学的传统，才能体现各种文学的整体风貌。一般理解的英语文学包括英国文学，也包括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以及一些英属殖民地的文学。在中国人的翻译和理解中，英语文学常常与英国文学相混淆，随之这其间的复杂性更显得恍惚迷离。例如中文翻译的美国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在讲述英语文学的第14章所列的有关参考书目书名翻译就是如此，与英语文学或英国文学相关的书籍有：圣特博雷的《英语文学史精编》，高尔兰兹等参加的《剑桥英国文学史》，亨利・莫雷的《英语文学初编》，泰纳主编的《英国文学史》，F.瑞兰的《英语文学编年史》，斯托福特・布洛克的《英语文学》，此外，作者特别提到，“与《剑桥英国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理查德・加内特和爱德蒙・格斯主编的《英语文学史图解》”，“另外一部如百科全书似，比较有价值的书就是B.E.K.谭・宾克和J.J.朱塞朗德主编的《英语世界文学史》”。③ 在这种混乱迷离之中应能看出作者和译者为准确地区分作为国别史的“英国文学史”和作为语种类别的“英语文学史”所作的艰辛努力，更应看到，所列举到的这一类专书以“英语文学”作为中心概念的占到3/4，可见人们更习惯于使用“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的概念。其实英语概念“English Literature”在更多语境下更妥当的翻译应是“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它常常包括美国文学等其他国家的英语写作。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的《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原书名是“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 Art”，译者注意到这里的“English Literature”不单是“英国文学”，于是翻译为“英美文学”，[17] 殊不知这样还是不能涵盖书中的内容，应摈弃国别考量而进入语种界定，译为“英语文学”便顺理成章。同样的道理，“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这样的概念一般情形下都将比“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具有更大的涵盖力和更明确的内涵指向。有些跨国语种的文学从来就无法用国别史来定义，如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18]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吠陀语、巴利语使用地区的文学现象，涉及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其所包容的内涵根本无法以其中一两个国度的文学来定义。

以语种定义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也是一种学术趋势，体现着一种人们乐意承认的学术成果。面对这样的学术事实、学术趋势与学术成果，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应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相并列，从而取得历史的与世界的文学视野和巨大涵盖力；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又十分有必要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定义出汉语新文学，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不仅学术实践可以证明，学科建设的实践也已证明，以语种定位并弱化了政治意识的概念并不会产生任何负面效应：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本科专业被定名为“汉语言文学”并应用了几十年，其所显示的准确性、科学性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汉语新文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名称，纳入“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序列之中应显得更加协调与吻合。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的确立或运用，简洁明快地克服了原先各种概念和名称的混乱、夹缠和模糊，为这门学术和学科的未来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理论空间。当然，这一概念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用医学术语说可能有若干“预后”问题，不过这些“预后”问题仍可以通过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而逐个解决。

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或许是，汉语新文学概念似乎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学的中心地位。但全面而科学的汉语新文学研究将会冲破这种想当然的妄测。汉语新文学概念无论是在学术主题还是在学术科目甚至是在学科意义上确立，并不应遮蔽或替代各个政治实体的文学板块的研究和历史脉络的研究，也就是说，将共时态的汉语新文学整合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不影响更不应阻止对各个条块的汉语新文学作任何国别的、区域的研究，正像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号称是“世界文学”（the World’s Literature）的故事，可他还是必须分列成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等板块进行分别阐述，尽管看得出来他并不十分愿意这样做。当研究者将中国新文学置于国际性的汉语新文学这一全视锦屏之上时，会更加清楚地发现，中国新文学相对于其他离散的汉语新文学，其传统辐射力、现实影响力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地位将更加突出。

从汉语语言的角度定义新文学的概念，并且从文学理论到文学实践论证汉语之于新文学建立与发展的主导性价值，是否会重蹈“语言决定论”的覆辙？这是汉语新文学概念运用之际可能会遭遇到的质疑。表面上看起来，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美国语言学家萨比尔等倡导的语言影响和决定思维的语言决定论，[19] 违反了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类思维的基本命题，但对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而言，他的语言不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体现？因此，“语言决定论”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未必就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确认并注重汉语语言对于新文学概念的某种决定性，由此框定汉语新文学基本的内涵与外延，这只是概念建构过程中的学术论证和理论陈述，并不是对汉语新文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设计与规定；在承认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前提下，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大可以沿着任何学术路数慨然前行，完全不必一定眷顾其中的语言因素。汉语新文学概念旨在拓展这门学术的研究路径，由此概念抽绎出任何更觉限制的学术规定性，都可能是对它的一种误解。

总之，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讨论，所涉及的乃是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语言本体的认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与学科空间的拓展。这一概念吻合于新文学倡导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形态，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以汉语语种定义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这一学术趋势使得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取得了相当的学术地位，而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汉语新文学又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被定义出来；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当然，汉语新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整合性概念当中的一个，它带着明显的理论优势，同时也显露出一些难以圆转的理论缺陷，包括上文提及的“语言决定论”的某种嫌疑。整合汉语新文学学术和学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学术任务，需要在更加扎实的学术实践中积累经验，丰富理论，寻求新的有效的路径。

注：

①均有讲义为证。朱氏讲义后人整理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年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周氏讲义仍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1932年由人文书店发行。

①这样的表述不时地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章和专著之中，如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茅盾《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著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0年，等等。

②一般认为以如下二部集体编著为标志：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③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早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合法”概念的不合理，其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一直处在左冲右突试图寻求概念突破的努力之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较全方位地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课程方面的专书，例如文学史及各种资料集，在陈飞主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提供的目录中可搜得184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设计题名的仅为4部，其他，以“新文学”为中心概念的22部，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93部，以“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53部，即使是以“20世纪”或“百年文学”为中心概念的也有12部，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远远高过以最为流行和最为正式的“现当代文学”作中心概念的专书。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全，且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例如，王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是对国际上“新”的文学史理论的系统译介，与《中国文学专史》所应收列的“新文学”书目并无紧密的联系，但编者也误将之收入书目之中。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092-2106页。

①据周策纵回忆，见王润华《被遗忘的五四：周策纵的海外新诗运动》，《文与哲》（高雄）2007年第10期。

①转引自饶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②参见[韩]柳浚弼《东亚视角的可能性――中日本国文学史叙述的产生、特点及其历史脉络之比较》，《新文学》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81页，注释1。

③[美]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原书名为A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1924年出版。中文译者孙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

[参考文献]

[1]杨玉圣，张保生主编. 学术规范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胡适.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A]. 胡适文集（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 胡适文集（3）[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5]萧乾. 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J]. 新文学史料，1992，（1）.

[6]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第2卷第6号.

[7]胡适. 寄陈独秀[J]. 新青年，第2卷第2号.

[8]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J]. 新青年，第2卷第5号.

[9]朱寿桐. 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文学”[J]. 东南学术，2004，（2）；黄万华. 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曹万生主编. 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李开. 现代结构主义的一颗明星――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导引[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11]王希杰. 语言风格和民族文化[A]. 程祥徽、黎运汉编. 语言风格论集[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2]Ross Pool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A]. Identities: Race, Class, Gender and Nationality[C]. edited by Linda Martin Alcoff and Eduardo Mendiet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

[13]唐.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A].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4]梅光迪. 评提倡新文化者[J]. 学衡，第1期.

[15]黄曼君. 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16]程千帆，程章灿.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17][美]查尔斯・米尔斯・盖雷.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M]. 北塔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8]金克木. 梵语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大学汉语言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艺术教育；文化；教师之乐；从游之乐；美育；中鱼传感；生物圈意识；分享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当教师自有其快乐。但教师之乐究竟在哪里，估计会各说不同。我至今仍欣赏陶行知先生的广为人知的观点：“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①这可是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孜孜以求的绝妙的“双赢”结果啊！不过，我在欣羡和神往这一教师快乐观的同时，又多少感觉到，如此仅仅看重结果是否偏了点，“创造”一词又似乎来得“神”了点，尽管他辩护说“教育者不是造神”，“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②

我以为同时应当关注的，是与上述教育结果视点有所不同的另一视点，这就是教育过程视点及其乐趣。这种教育过程之乐有两个必要的环节：一是教师施教之乐，这一点众人皆知；二是教师受教之乐，这一点虽众人皆知却未必会计入教师之乐中。我的意思是，教师的教书育人过程，就是孔子式的“从游”路上不断“问津”的过程，要携弟子去共同寻觅通向未来人生之路，为其成长成才找到妙策、良方。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教师在此施教过程中，会时时激发起自己当年跟从老师受其教导的具体情境的回忆，由此回忆而产生更真切而深刻的反思和品味，并把这种回头反思和品味的乐趣融化到自己的施教过程中，从而转化为自己的快乐。所以，教师自己的受教之乐也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教师之乐整体中的合理成分。这就是说，教师的施教过程及其早先的受教过程，都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快乐处。而且这一教育过程之乐未必就逊色于教育结果之乐。可以说，教师之乐应是由他的施教之乐和受教之乐相互叠加和交融而成的，如此一来，就显然应当属于一种带有双倍效应和绵长余味的从游之乐了。

简言之，教师之乐在于从游之乐，这是教师在其一生中与自己的师长、友朋和学生的相偕游学问津的快乐。这些快乐交织成教师之乐的完整性、丰富性及其深长余味。不过，我自己这些年教下来，体会最特别的还是从游中的中鱼的角色，它是串联起大鱼和小鱼的必要的中介环节。

一、从游传统及其中鱼角色

说到中鱼，需要回溯到早先梅贻琦先生之“大鱼”与“小鱼”之喻，以及更早的孔子对“从游”传统的开创。从游之乐，就发端于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之“从游”传统中。他给人们留下了习礼树下、言志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子路问津等经典实例。这些经典实例表明，这种从游教育方式意味着先生对弟子的教诲、或弟子向先生讨教，都随实际生活情境展开，随所遇之境而生发创造性发现或领悟，从而促进弟子的思维素养与实际拓展潜能的养成。当孔子忘情地喊出“吾与点也”的内心呼唤时，他的快乐当是无与伦比的。对孔子开创的这种“从游”传统心驰神往的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就在阐发现代大学“从游”式教学时提出了如下明确主张：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③

梅贻琦先生的上述论述，让在孔子那里本是发生在陆路上的游走（“游”在先秦时代多为“”，地上行走之意），转而演化成鱼儿在水中自在畅游的妙喻，突出了从游式教育中教师与学生所分别扮演的施教和受教角色的共通的自由特质。尤其是“大鱼前导，小鱼尾随”八个字，形象又生动，集中凸显了教师作为大鱼角色的引领作用，及其与学生小鱼的平等相处、亲密无间的相偕从游关系。当然，从地上转到水中，比喻方式是变了，但从游教育传统的精神实质还应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在游学情境中随处濡染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展其知识技能和涵养其完美人格，而教师自身的人格特质也在此过程中同时获得认同和展示。

其实，现代大学本身有条件创造出远比古代更为丰富多样和有效的从游教育环境及机制。我自己的从教经历告诉我，光上述八个字是不够的，还需要斗胆在其后加上“中鱼传感”四字，以突出现代大学人才培育过程中那些介乎老师（大鱼）和学生（小鱼）之间的中介性元素的有力作用，例如友朋、学长及教学体制、机制等，它们实际上都对学生个人成长与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于是，我的想法是，可以沿着孔子的“从游”传统，把梅贻琦先生的八个字同“中鱼传感”四字融合起来，构成从游式教育的如下新系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中鱼传感。这个由大鱼、中鱼和小鱼三元素组成的新的从游式教育系统显示，让小鱼在大鱼引导下借助中鱼的传感作用而成长为自己想象的大鱼，正是现代大学从游式教育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我的这一表述，算是在前人对“从游”的经典概括中，添加了我个人的一丁点独特体会而已，希望在传承中国“从游”式教育传统方面能勉力尽到自己应尽的一点责任。

二、与小鱼之乐

教师之至乐，当然首先莫过于能通过授课而直接指导和见证一个个学生（小鱼）的成长了。我清楚地记得从北大硕士毕业后一分到北师大，就先给分校中文系1982级上“美学”课，后来就是在逢单年份给逢单的1983级、1985级、1987级、1989级等班级上“美学”。我和学生们之间那时年龄差距并不大，都一样地年轻和单纯，怀着对人生和美的艺术的向往，把美学课当成了我们相互交流人生体验的奇特的精神圣地。我那时喜欢把它称为“诗意的空地”。我们一道在课堂上下激动地分享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随后假期里，一拨拨同学果真结伴奔向茫茫大草原、滔滔黄河……。他们或许比我更知道人生意义生成的真谛在于个体亲身体验的实践中。我们还一同欣赏赫尔曼・赫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即便在下课后也还在热烈讨论到底是做纳尔齐斯那样的理智之人，还是像歌尔德蒙那样做永恒的荒原流浪者？我们曾一道读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忘记了它的晦涩难懂，仿佛理想的个体人生存在即将或已然“澄明”。

有一次，我刚从北京图书馆翻看到美国心理学杂志上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有关“高峰体验”的十六种特征的论文，激动中马上就翻译过来到课堂上现炒热卖：“1.高峰体验中的人有一种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加整合（统一、完整、浑然一体）的自我感觉。2.高峰体验中的人更加纯粹地成为他自己时，他就更能够与世界、与以前非我的东西融和。3.高峰体验中的人感到正处于自身力量的顶峰，正在最佳地、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④那时正热盼自我实现的同学们，同这些观点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一道沉浸在人生的“高峰体验”的期待和快乐中。直到随后班级集体到龙庆峡考察时，同学们热议的话题还是离不开“高峰体验”之类。那时的课间休息时，同学中的好问者总是立刻围拢来热烈讨论，其中常常还有从外校来“蹭课”的青年学子，一问多是写诗的。那确实是纯真的和诗意的年代，学子们期待自己的未来人生就是诗，就是艺术！但假如那时没有这一批批如我一样热切体验并期待诗意人生的学生们，我的作为教师的快乐如何得以生成、又如何得以强化？与他们的从游过程，难道不正是我的教师生涯的真正的快乐之源？给1991级学生上“美学”课时，我留意到一名来自苏北农家的名叫陈雪虎的男生，长得虎头虎脑，说话老是压不低嗓门，喜欢读理论书，勤于思考文论问题，文笔流畅，而且为人质朴无华、做事实在，心想应是个可以培养的理论苗子。多年后他以自己的扎实的学术发展和周围人们的评价，例如对清末民初章太炎等的现代语文及文论的研究，证明自己确实是可以有独特建树的文论人才。

2003年9月至2004年1月，受我那时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的安排和托付，我给2003级本科生及2002级人文实验班学生上基础课“文学概论”。由于选课学生人数多，只能安排到当时全校最大的教室之一的400座“敬文讲堂”上课。那时全国高校正兴起网络教学热，我也满怀憧憬地投入这一实验，想借助新兴网络课堂去培育学生的文论探究兴趣。在助教唐宏峰等硕士生的协助下，我围绕课堂教学而设计了网络实验课、网络论坛、电子邮件讨论、读书报告等多种双向互动方式，目标就是唤起和培养学生们的文艺理论及美学兴趣。整整一学期，我几乎天天都沉浸在与学生们的无时不在的双向交流中，有时阅读和回复他们的电邮来信或网络论坛提问，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有的好学者的提问，需要花费好几小时才能完成回复，因为你得中间不时地停下来查找资料和思考，这些可都需要时间呢。但我那时乐此不疲，还常常兴奋得难以入眠。下面的网帖《敬文旋风》，正来自我对当时网名为“大浪淘沙”和“不语”等学生在网上展开的有关文学研究道路之争的连夜回应。到底是要审美鉴赏还是要文化研究，他们曾陷入激烈争论中，期待我做出及时回应。记录当年网络课程论坛的硬盘已不幸损坏了，数据无法恢复，幸好有学生替我保存了这篇小文，这里不妨照录如下：

敬文旋风

我在周一（11月3日）课后发出的提问帖《讨论：一些同学为什么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情有独钟？》一经刊登，立即引来大浪淘沙和不语的激烈回应。他们以被压抑而急待冲决而出的凌厉之气和富于才华的文笔，对我在敬文讲堂上有关学生研究路数的“主张”发出尖锐的反弹、质疑和反驳，显示了坚守文学的“审美”圣地的坚强决心！

这种回应出乎我本人预料，但效果却出奇地好，好到了就像师生之间精心预谋似的：把今天文学研究中面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的强烈挤压态势以及这种挤压激发的剧烈反弹和盘托出；而他们的挑战性回应又激发了其他同学的新的质疑性回应。这使得我们的文学概论课程论坛真正成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展开真诚而平等对话的“公共领域”，成了探索文学理论道路的前沿阵地！

我为这股敬文旋风叫好！这是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充满敬意、对自己的专业充满高度责任感和探索精神的文学理论旋风啊！学生们质疑说：“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文系讲堂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将一种非常值得商榷的理念灌输到了如此多的中文学子心中”。“问题在当下的所谓的‘文化研究’已经不是文学研究，根本之把文学看成一傀儡，看作进行文化研究的材料，文学成为社会学的例证，而且还是在国内一流大学文学院顶级教授的课堂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另一些学生对质疑发出质疑：“‘美’这样的非实体观念早就被怀疑是一种人为的构造了，我们‘审’什么呢？”“人有感受美的能力，但要赋予美一定的意义是不明智的；用人类的语言来解释美，美就成为毫无意义了。”正是从这样一些激烈或平和的言辞里，我体验到一颗颗拳拳的心：不仅有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深深的敬仰之情，而且有对于自己的学校北师大文学院的热爱和自豪，以及对我本人的期待和信赖，更有对于自身专业发展道路的认真思考！这，难道不正是文学院、不正是这一代的希望所在吗？

敬文讲堂以及作为其无限延伸的文学概论网上论坛，正回荡起一股文学理论探索的旋风。年轻的学子提出的具体观点是否成熟并不重要，他们的某些表述是否尖酸刻薄也不要紧；重要的恰恰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大胆探索与认真思考精神。能够在我们自己的课程论坛上畅所欲言、放谈文学理论话题，探索并争辩未来文学研究道路，这种敬文旋风正是我所期待的！我为敬文旋风鼓劲！

我喜欢旋风。它不同于顺刮的顺风，也不同于反向逆吹的逆风，而是不规则地回旋着的充满创造力的旋转之风。鲁迅在《野草》里这样描绘“旋风”：“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分散在地上和枯草上的雪花，本来似乎已丧失凝聚力和生命力，但一遇“旋风”，就突然间获得了新机遇：可以“蓬勃地奋飞”，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旋转中把生命的火焰四处传播，“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于是，人们便可以在无边的旷野和凛冽的天空下，到处惊喜地发现“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雨的精魂”。旋风，可以把散乱的雪花重新“旋转而且升腾”为“雨的精魂”，这该是多么令人惊羡的风啊！我们的敬文旋风应当如是。

自然界的旋风通常来得快去得也快。敬文旋风一经吹拂，其力其效不应该随之轻易终结。我们应该问问：旋风过后能留下什么？

放眼21世纪初文论界，往昔铺满鲜花的审美大道如今正在“文化研究”这跨学科推土机的强力开掘下布满坑洼、崎岖难行。其实，从另一方面看，审美大道上的这些坑洼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它自我挖掘的结果。我自己曾经在这条崎岖小道上经风沐雨、招惹是非，有时步履维艰而有时也乐在其中。我的内心充满张力：一方面，作为学者，我对文学的审美大道痴心不改，在“文化研究”的浪潮中默默地孤独持守，在孤独持守中“生存”。我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和《文学理论》等正是这段孤独旅行的笔记。但另一方面，作为教师，我深知今天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正在实现实用型转变，学子们需要适应这种实际生存环境，于是满心想借助研究生教学实习的示范良机而放孩子们到“文化研究”的时尚大道上去轻松地嬉戏，在嬉戏中“占有”。

谁能想到，他们却自有打算？！一些人发自内心地不为时尚的“文化研究”所动，而是钟情于文学的审美胜境；一些人渴望在审美体验与文化批评之间寻求新的融汇点；还有一些人正在苦苦摸索……。这种热诚、这种执著始而令我惊讶，继而让我惊喜！

他们正在按自身的逻辑成长，正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人生道路，能不为他们叫好！

开创自己的时代？好，那就借旋风之力从现在做起吧！

通向新世纪文学理论胜境的大道小径充满诱惑力却又布满坑洼。年轻的朋友，你不妨问自己：真的准备好了？

好，那就借敬文旋风之力“蓬勃地奋飞”、“灿灿地生光”、“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吧！未来的文学理论星空应当是你们的！（2003年11月6日晨）

我当时意识到，自己的最重要任务与其说是为学子们裁定哪条道路正确，不如去肯定和鼓荡他们的日益高涨的学术热情，唤醒和培育他们的文艺理论及文艺美学兴趣。每每读到来自他们的积极的提问信或体会帖子，我的快乐是无法言说的，常常兴奋地连夜回复，大加鼓励。等到后来保研或考研时，他们中不少人，如金浪（网名“大浪淘沙”）、易莲媛（网名“不语”）、林玮（网名“豺狼”）和云韬（网名“嗑瓜子的兔子”）等，都坚定地选择了原来一度被学生们视为畏途的文艺理论专业，靠自己的努力成长为博士或硕士，我终于体会到了莫名的收获的喜悦。

与学生交流的过程，还可以助你产生新的理论领悟。当每个学子都携带其独特的“此在”来与你相遇、伴你从游，一道碰撞出新的智慧火花时，不乐何为？胡继华教授当年就在勤学好问中显示了对美学的执着追求精神。在跟我做关于他的安徽前辈同乡、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博士论文时，他曾深入其中流连忘返，激发深深的共鸣。但给我的感觉，是陷入以深释深的治学困境中。如何走出来冷静地把握，一度成了我们两人都深感头疼和着急的难题。我在同他一道反复分析原因和办法的过程中终于悟出来，现代学术体制要求学位论文的是，不宜说“深”而必须说“透”，就是最终捅破那层纸，达到“透彻”。这就是我后来概括的学位论文九字口诀“他材小新厚面实透返”之“透”字的由来。继华一旦领悟到“与其说深不如讲透”的道理，论文写起来就顺畅了。这部博士论文在答辩时碰巧被教育部抽中列为当年统一送盲审的论文，得到那些匿名评审专家及答辩委员会的优秀评价。我想这是对他的说透之功的最好回报了。

今年恰逢我大学从教30年，而如果算上小学和中学代课，也就该有40年了。回头看去，教过的学生已不算少。有时偶然见面说起，他们会提到至今仍保存着我当年批改过的那份或那几份作业，还特别说上面的批语有励志作用。但真正让我感慨的是，其中有的人已身居高位了，却还能保存下这份记忆，特别是对一位普通老师的感念，这令我不由得对他们心生敬重和感恩。你当年为他们做的哪怕只是一点分内事或小事，人家居然能记你一辈子！能做拥有这样人格风范的学生的老师，岂非人生之至乐？

三、与中鱼之乐

不过，在我个人的体会中，真正可能对学生的成长和成才产出更大或更多实效的，恐怕还是中鱼元素的合理开发和运用。如果说，教师的课堂讲授足以令小鱼对大鱼油然而生仰慕之情（就其理想情形而言），那么，教师对中鱼元素的运用则可促使小鱼在感动中自觉地起而仿效。仰慕可以仅仅属于一种由低处向高处的外在旁观，因为低处或许永远无法与高处相比肩；但自觉的仿效却属于实在的参与，有可能让小鱼为了与中鱼看齐或像中鱼那样成长而积极行动起来。可以说，模仿大鱼难而学习中鱼易。这里说的中鱼元素，其实就是能对本科生的成长产生切实的传感作用的各种教学环境、条件和手段，既包括高年级学长、研究生及其他凡是在某方面有特长或优点的同班同学，也包括研讨课、读书会、学术论坛、学术讲演、游学等教学机制或手段。不妨化用哲学家萨特那句“他人就是我的地狱”的名言说，在大学校园，他人就是我的中鱼。凡是有助于本科生成长成才的有利元素，都可以归入中鱼范畴。我甚至想到，运用中鱼传感的力量去助推学生成长，应是现代大学教师的一项核心使命及快乐之源。教师的教学素养及手段，不仅在于直接去教导学生，而且更在于自觉地利用这个职能去为本科生（小鱼）的成长处处制造出中鱼元素或环节来。因为，年轻稚嫩的学生直接师法作为大鱼的教师并非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愈来愈大时。但就近师法周围的同学或学长即中鱼，却相对现实些，既看得见又够得着，从而更具说服力。

在2003年秋上“文学概论”课时，我把我的研究生助教唐宏峰、单之卉和刘苑三人带到课堂，请她们逐一运用新的文化理论手段去讲解中国当代文艺文本，令学生们惊异于当今文论研究手段的丰富性和有效性，同时更惊异于这种拆解式阐释同个体审美体验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从而反弹地激发起他们对理论探究的浓厚兴趣。他们中有的起初激烈地不服和不悦，有的甚至起来尖锐质疑。但正是在这一不服、不悦及质疑的过程中，他们本来强烈的理论抵触感就于顷刻之间得以化解，而深藏的理论兴趣被迅速唤醒或点燃，强力助推他们的自主学习和自由思考积极性，直到终于有所顿悟，理论兴趣急剧增长。

趁着这种热劲的作用，我邀请已经喜爱上理论的本科生们多次旁听我的研究生读书会。石天强、何浩、罗成、岳雯和陈玮等研究生围绕读书报告而展开认真研讨乃至激辩的场面，更加激发起金浪、易莲媛、林玮、云韬等本科生的理论兴趣，使他们相继产生了未来从事文论研究的坚定的个体愿景。

与此同时，当研究生在完成了自己的课堂试讲及整个课程的助教任务而体验到收获的喜悦时，特别是当他们在做完读书报告后赢得来自本科生的欣羡的目光时，这样的特殊经历对作为中鱼角色的他们来说，想必也具有特殊的反思与启迪价值，并可能在他们今后的什么时候发生某种奇妙的作用。可以说，小鱼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反过来促进和刺激中鱼的成长和成才。这里不仅有“教学相长”，而且也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学学相长”或“本研相长”啊！

还有一次，我从一家权威电视台看到一则配乐诗朗诵短片，由该台九大主持人明星集体朗诵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并且动用了载歌载舞等多种艺术体裁及多媒体艺术手段，渲染出一种诗人热爱日常生活的喜庆氛围。但如此一来，该诗文本却被严重曲解了，完全误读了诗歌文本创造出的意义，令我扼腕叹息。我还了解到，这种误读已经通过中学辅助教材或教参等形式，一直蔓延到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阅读中。有鉴于此，我意识到澄清的责任，本打算自己去重新读解和讲述这首诗的，但为了替大一本科生找到我以为更加适合于他们师法的“中鱼”角色，就改请刚刚确定保研的四年级本科生岳雯同学去讲解。她的贴近该诗语言与意义的准确而流畅的讲解，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我也及时给予了点评。下课后她立即被众同学热烈地围住了，他们纷纷找她切磋和请教。这样的场面让我感到，中鱼的传感力量其实一点也不亚于大鱼本身的引导作用。不妨更进一步说，中鱼的中介作用有时远比大鱼来得亲近、感人和有效。

确实，一个人的经历和力量毕竟都很有限，幸好你拥有同学和朋友，他们会给予你必要的补充、感召和慰藉。这样的作用难道不也正是实实在在的中鱼式传感么？当然，自觉地寻找和建构中鱼传感作用，正是教师为学生成长所需履行的一份天职。

教师本人在从教路上及更早的求学途中，都曾从同学和友朋那里获得过这样的中鱼传感式惠助，对这些经历的回忆和反思，也必然会构成教师自己施教生涯的不竭的资源。尹鸿是我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本科同学，年纪比我轻，身材颀长、俊秀，一副玉树临风的气派。同他一道结伴复习考研时，我惊异于他的博闻强记、才思敏捷及流畅的表达能力，后来更是感受到出众的学术开拓才干。张法在本研阶段都低我一届，其貌不扬又言语不多，但却文笔出众，理论思辨力及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约会或参会都永远是准时的，甚至常常是超准时的，总是早于约定的时间抵达。因为，他不愿因自己迟到而耽误别人，而宁愿自己早到等人。如果说做学生时这还算不得什么优点的话，那么成名成家后至今也依然如故，一副自然而然的淡定。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硕士时的学兄丁涛，一位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老三届”，“”中的学生领袖，还到过北大荒插队，什么风云没见过？但我开初见到的却是一位内向、少语、淡然、甚至有时显得反映慢的大姐。后来接触多了，才不得不感叹她是一位对艺术及人生都有深湛见解、理论造诣极高却又功名淡泊的高人。毕业刚一年后的1985年夏天，我在乘长途客车去九寨沟途中，同车后排的两位男生模样的陌生青年长时间在座位上争相回顾和夸赞他们的老师丁涛，说其对剧本的课堂分析令人拍案叫绝之类，反正好词儿全用上了。这位教师肯定应该就是我那位在中央戏剧学院执教的学兄吧？我心想。一问正是。围绕这位他俩眼中顶呱呱的女老师，我们愉快地聊了一路。内心高远而又外表淡然，只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时才偶露平时深藏不露的旺盛激情与出众才华的一角，这就是丁涛。博士生时的学兄董晓萍，是我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高足，学科路数与我的完全不同，既有江南女性的秀丽、聪慧和精明，又有东北女性的热情和豪爽，再加上做事大气和提气，是我一见就感叹需要结交和学习、后来更意识到这一过程须持续一生的学兄和挚友。

刘恪本是很晚才结识的学术圈外的朋友，一位多年来固执地坚持先锋写作立场的小说家，但我后来发现，自己之需要他，恰如需要一位可以随时随地与之讨论、争辩和讨教的朋友和兄长一样。我和他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约会，而且地点都几乎无例外地总是在书店，除了书店似乎就别无去处了。北京城内外我们所知道的种种书店或书市，都留下了我们从游的足迹。为什么总是书店而非别处？原因就在于，这位“书痴”每天的几乎唯一乐趣就是书，买书、读书、写书、出书和教书。论买书，他家的唯一财富可能就是藏书了。他不仅小说写了好多部，而且近年来文学理论著作更一部接一部地出，且出手不凡，令我艳羡。不过，提起这位“书痴”对书的痴迷，还需要加上送书一项。因为，他凡是看到好书都常常硬要推荐你买，或者时看你迟迟没买就自己买来“强行”送你。反之，你如果有时得到好书却漏掉了向他推荐，他会埋怨你好几回。

我常常感叹，同这样一群如今都还在做教师的友朋一道游学，不亦乐乎？如果说，大鱼的作用更多地在于令人仰视和启蒙，甚至叹为观止或仰止，那么，中鱼的角色就更多地带有令人平视和追赶的意味，尽管有的中鱼的美妙身姿你可能永远也学不像！学不像也没关系，毕竟你发现有了可学的榜样在那里。

四、与大鱼之乐

教师之乐，固然来自与小鱼和中鱼的从游，但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己对当年受教时的老师即大鱼所给予的关怀的回忆和反思。尽管做学生时可能还来不及明确地意识到，但毕竟自己从教后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追忆，从而生出一种反思后的自觉理念和行动来。这种自觉会成为其施教理念和行动所需时时啜饮的源头活水，甚至可能惠及其整个的教师生涯。因此，承受、回忆和反思自己当年与大鱼从游之乐，当是上面所述与小鱼之乐和与中鱼之乐的活的源头。

我在四川沐川中学就读时的高中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张子勋先生，仁寿满井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身材修长、清瘦而精干，讲课时总是双手背在身后，一副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模样。他往往只在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故事时，才偶尔露出点笑容来。但他在“”年代对我的教导，却不惜倾注心血，采取了多种方式和方法。印象深的首先是个别谈话。他总是在下课后把我留下来单独谈，告诉我这篇作文好在哪，不好在哪，勉励我进一步修改。这令我心悦诚服，全力向前。其次是当众表扬。这种表扬具有仪式般神奇功效，让我这个全班年龄最小的人，可以在同学们面前树立自信心，产生荣誉感，逐步坚定了读书成才的内心愿景。再有就是单独布置远比其他同学多的阅读书目，加“小灶”，还鼓励我做中外小说、诗歌、散文、名言警句等摘抄。这些在今天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与其他因受到“读书无用论”毒害而不喜欢读书的同学相比，却使我获得了虽然有限但有用的文化滋养，促使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记得1973年，当全国学校掀起“学黄帅”、学生上讲台当老师的政治风暴时，张老师安排我登台对全班同学讲课，讲的内容是样板戏《海港》第五场。我刚开始不敢接，怕得要死。幸好他耐心鼓励我，指点我备课，打消了我的顾虑。我怎么讲的早已忘却，只是记得当我顺利完成讲课任务，并在他的嘉勉式点评后获得全班同学的掌声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将来是可以当老师的。这件事也许就是我高中毕业后，年仅15岁就敢去远离县城40来里的山村小学河口小学当代课教师，以及后来选择教师做职业的最初的自我认同契机吧！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就是我高中毕业后，张子勋先生的关怀仍然环绕着我：由于他向陈和松校长力荐，在农村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我，得以借调回母校去当高中语文代课教师。这种二年制高中毕业生回头教高中的实例，照今天的眼光看当属“滥竽充数”之类，但在当时毕竟给予我比起在烈日炎炎下劳动来说远为美妙的读书环境。再有就是我后来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想当然地选择了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显然正与张子勋先生唤起的文学兴趣和他个人的人格魅力的熏染相关。一回想起这些往事，做张子勋先生这样的老师的学生，能不幸运和快乐么？多年后当我在大学做教师时，我总会一一想起他当年对我的那些教诲，以及特殊的教育方式，而它们自然地也就成了我指导学生时可以师法的理想范本，尽管我自知，我这些年所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根本就够不上张先生的意趣高远的法眼。

进入大学，随导师从游，其学术濡染会影响一生。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王世德先生在“美学”课上对我在作业里写下的愿把一生贡献给美学的誓言的当众勉励，仪式般地确认了我的激情式承诺，激励我在这条道上奋力前行。在北大做硕士生时，导师胡经之先生带领我们以“艺术美与自然美的比较研究”为题，游历江南名胜，南京、芜湖、黄山、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普陀山等，令我这个首次出川的人眼界大开，且在途中处处能从导师和同学处获取知识，增长见闻。胡经之先生倡导的文艺来自审美体验的观点，经此从游过程中的比对体验和思考，更是深潜入我心。我后来做的“西方体验美学”以及“中国现代性体验”等相关研究，可能同先生的洋溢更多乐观色彩的“审美体验”之说存在些许距离，多少渗进了我在北大图书馆苦读海德格尔及其个体此在论得来的体会。不过，这种“和而不同”的学术境界追求，想必正是先生所期许的。

硕士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专门从北大把我要来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童庆炳先生，马上就安排我讲课，9月初起给已经三年级的分校中文系1982级学生上必修课“美学”。记得他和教研室副主任齐大卫先生特地骑车赶到位于黄寺大街的分校听我上课。他们在教室后排专注地听我讲，下课后即同我讨论，在肯定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这种听课制度带来的细致关怀，给初上大学讲台的我以莫大的力量。我在入职北师大的第二年就幸运地成为全国首批文艺学博士生，师从新中国高校文艺理论事业的开拓者黄药眠老先生，而年富力强的童庆炳先生是我的副导师。黄先生早年先后写出了一批洋溢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泽的诗作，后来转而信奉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并由此走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开拓之路，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参与发起“美学讨论”，后来被错划为“”，遭受长达20年困厄。等到招收博士生时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仍鹤发童颜，待人和蔼可亲，教导和鼓励我在文艺美学领域大胆开拓，直到因病去世。随后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起先对诸种西方“体验美学”思潮肯定过多而缺少必要的批评而困惑，童庆炳先生明白地指出这在当时会有政治风险和学理欠缺，建议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去做分析和评判。这令我的思考和写作转入柳暗花明之境，答辩也顺利通过。博士刚毕业时，他向学校推荐我申报并最终获取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奖学金项目，得以赴牛津大学跟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先生做一年博士后研究。这次出国经历使我有机缘在牛津遭遇突如其来的“语言论震惊”，并借此反思而实现平生第一次自觉的学术转变――我自己概括的是从“体验美学”到“修辞论美学”的转变。回国后，我即开辟了“修辞论美学”这条新路，并一头扎进中国现当代文艺文本的修辞论阐释中，以便具体实践自己提出的“内容形式化”、“语言模型化”、“体验历史化”和“理论批评化”等具体主张。这样一来我走的路就显然与国内文论学者通常的理论路数不同了，想必也超出了童先生原来的预期吧。但他不仅没加责备或劝阻，还欣然为我的连书名也有标新立异之嫌的《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20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一书作序。后来，当我因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而承受巨大压力、一度苦不堪言时，他的一拍肩膀和“坚持住，有我在”的话语，至今仍抚慰我心。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还受惠于那些虽不是我的指导教师、却又给我以热心指点和帮助的师长们。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课程，把我指引到中国古典美学的“感兴”宝库中。谢冕先生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的鼓励，永记在心。乐黛云先生每到其弟子博士论文答辩时，总会邀我到北大做评委，使我得以持续与比较文学及比较诗学的学术前沿相接触。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来自先生的一种别样的关怀和提携。陈传才先生的谈话，总是有着深切绵长的启迪的力量。杜书瀛先生当年撰文对我的“修辞论美学”的意外肯定，给我增添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我斗胆给黄药眠先生当年的友人钟敬文先生的《兰窗诗论集》和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写的学习体会，居然都得到二老的勉励。一想到程正民先生，就如同沐浴在睿智而厚道的长者之风里。我还知道，语言学家王宁先生给予我的学术关怀和人生启迪，会影响我的一生。

其实，谈及大鱼对小鱼的培育作用，还不能不提到我的两位亲人――我的母亲刘素敏和父亲王显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母亲，曾当过一辈子山村小学的公办教师，长时间教的是复式班。我从一年级起跟从她读书，每周一清晨起来从县城跟她走10里公路，再爬几里山路，去到一个叫做任家背的乡下大队小学上学，周六傍晚回城，一直跟了四年，直到转学回县城中学小学部上五年级。有时放学后她爬山涉水走家访，我也跟着。遇到下雨天，山路稀滑，摔倒了爬起来再接着走，风雨无阻，因为她认为学生的事最要紧。母亲是个平凡的教师，朴实、真诚、善良、不善言谈，即便是在“读书无用”和教师受气的年代里，仍然一丝不苟地坚持履行自己视之为神圣的平凡使命，从未有过哪怕一天懈怠。这些也许都在默默地涵濡我吧。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已因病去世7年了，但他留在我记忆里最清晰的一件事，居然就是亲自送我去山村小学代课。那是1974年8月底或9月初的一天。那年我才15岁，却已高中毕业了，但又不到“上山下乡”年龄，于是父亲就建议我先去当代课教师过渡一下。我刚开始不敢去，担心管不住那些调皮孩子，但父亲坚定地认为我行，反复劝说我，母亲也支持。父亲还亲自到县教育局推荐和报名，给我选了估计学生没有城里的那么淘气的建和公社河口小学代课。谁能想到，那碰巧正是我母亲怀着我时教过书、并且走路过河时遇过险的地方。回想40年前那个早上，在秋色斑斓中，父亲和我一人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我母亲当年走过的路出发了。我们骑行20里公路到达建和公社所在的小镇，再徒步走号称“24道脚不干”的水路和山路交织的20里路。路蜿蜒曲折看不到头，山越爬越高，树林越来越密，汗也越出越多。我身背可以吃一周的口粮，终于爬上坐落在深山腰上的小学时，早已汗流浃背、腰酸腿疼了。一路上如何怀着新奇和忐忑不安，早已忘记了，但永远记得的是父亲下山时那渐行渐远的身影和我的依依不舍的目光。当我后来在教学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总会想到父亲送我上山当老师这一幕。有多少人拥有我这般幸运和幸福呢！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后来之所以最终选择了教师这职业，或许正是由于父亲和母亲平时合力养育和点点滴滴感召的结果。同时，父亲对母亲一生怀着柔情，小心呵护，从不拌嘴，彼此恩爱一生，是我眼中夫妻和父母之楷模。无论在教师职业还是在做人上，他俩应当是我于不知不觉中随时师法的一对始终如一地比肩畅游的大鱼啊！

小鱼当其逐渐游成中鱼、大鱼或老鱼时，当其身边也有一条条小鱼及中鱼快乐地环游并逐渐地游成大鱼时，一定会时时缅怀和永远铭记当年大鱼所赐、并且也会自觉地师承大鱼的当年泳姿的。

五、从游之乐与“生物圈”意识

从游的结果固然重要，但其过程本身毕竟包含更丰厚的人性内涵和更多样的人生乐趣，因为那毕竟是众多个体携带各自的丰富多样性而彼此相遇所产生的无法预料的新颖的快乐。假如每一个人都是人们所说的一个丰富的“小宇宙”，那么，从游过程正意味着众多“小宇宙”之间的碰撞及融合，那必然会产生分享、共享或认同的快乐，其结果是一个人可以分享其他个体的存在之精华。真正重要的，就该是这种以分享为核心的从游过程本身的快乐吧！不妨想想大鱼、中鱼和小鱼相偕从游的特殊情境：跟自己的师长从游，“大鱼”让你获得了成长的启示、引领及机遇，也为你找到了后来做人及为人师表的最初示范；同友朋、学长从游，你从作为传感的中介的“中鱼”那里，得到亲密的“传帮带”，知不足，懂奋起，得慰藉；与弟子从游，同比你年轻活泼的“小鱼”相遇、相知、相长，激发你、逼迫你、甚至倒逼你去学习那些他们正在学习、渴望学习或应该学习的种种新东西，让你始终保持一颗不知疲倦和永不衰老的青春的心。学校恰如海洋，大鱼、中鱼和小鱼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畅游，寻觅到各自人生的精神原乡，而小鱼也终将游成自己想象的大鱼。

如此说来，当教师的人的快乐之源，固然在于其自觉的和始终不渝的为师之道，但毕竟更在于与之从游的那些游伴们的忠实在场、亲密陪伴及彼此共在的需要，无论他们是他的老师、友朋，还是他的弟子。正是众多游伴的相偕从游，才助他找到或校正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坐标。而这种从游过程所建构起来的相偕畅游方式，在当今这个越来越注重“生物圈”中的“分享”的时代，或许有一种奠基的意义。“在一个全新的全球紧密相连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生物圈的一部分，以此来进行思考并身体力行。” ⑤这种预测如果是有道理的话，那么可以说，如今的教育目标将不再是仅仅追求超越他人、出人头地或独占鳌头，而是集中致力于全体公民的“生物圈”意识的培育，养成其普遍同情心、同理心或怜悯心，养成“分散式合作”的习惯，共同分享人生意义。“通过学习以一种分散式合作的方法来思考和行动，学生会逐渐认为自己是具有怜悯心的生物，并且是各种关系中的一部分，是更广阔社区的一部分，也是整个生物圈的一部分。” ⑥

我相信，从游式教育及其快乐正可以为这种“生物圈”意识的培育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范式。（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陶行知《创造宣言》（1943），《陶行知文集》（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1页。

② 同①，第891页。

③ 梅贻琦《大学一解》（1941），《中国人的教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④ [美]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57-260页。

⑤ [美]里夫金著，张体伟、孙豫宁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⑥ 同⑤，第255页。

Teachers' Happiness Lies in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WANG Yi-chuan

（School of Art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Teachers' happiness lies in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In the course， little fish could gradually grow up to be his or her imaginative big fish with the help of big fishes' guid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moderate-scale fishes， which is the core spirit of studying and touring wa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y. No doubt， the origin of teachers' happiness lies in teaching， but even lies in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Harmonious way of getting along with one another established in the course of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is significant in the era stressing sharing in an ecological circle. The goal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will be dedicating itself to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circle. The education way of studying and touring together with students and happiness it brings has provided a referential and traditional paradi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