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法律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23:09:27

大学法律论文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律学术论文;英汉对比;引言;体裁;语步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203-06

一、 引言

随着对外开放的领域拓展和程度加深,中国与国际法律界的交流与日俱增,相应地,学术论文也成为中外法律界探讨各种热点问题、交流信息、完善法律制度、解决法律争端的重要途径。就一定层面来看,要让我国法律研究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认可并占有一席之地,当务之急是在国际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因此,了解中英文法律论文的写作差异,掌握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是法律研究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局部分,以简短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目前的研究热点、存在的问题及文章的研究意义,从而引出本文的主题并激发读者对本篇论文的兴趣。因此,引言对正文起到提纲挈领和激发阅读兴趣的作用,在整篇学术论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功能。目前法学界对法律类学术论文中引言的研究则尚显不足,而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探讨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的研究更是极其稀缺。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选取30篇中外法律权威学术论文,修正了体裁分析的框架,对比分析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引言,旨在准确地描述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并探讨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借此唤起国内法律研究者对英文论文中引言写作的规范意识,促进我国法律学者在国外权威法学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二、理论依据

体裁是以交际目的为导向的交际事件,具有其话语社团公认和遵守的图示结构,并且对语篇的内容和形式起着制约作用。〔1〕它不是一般的交际事件,而是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可辨认的交际事件。在建构语篇时,人们必须遵循某种特定体裁所需要的惯例。 〔2〕而体裁分析方法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产物,它综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交际目的与策略技巧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语篇分析从描述扩展到解释,不仅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且考虑心理语言因素。〔3〕

引言也是一种具有特定框架的体裁。为了分析引言的体裁结构,Swales提出了CARS(Create A Research Space)模型。该模型包含三个必需的语步(Move),而每个语步包含若干可选择的步骤(Step)来实现语篇的交际功能,如语步一(Move 1)中包含三个步骤:指出研究重要性 (claiming centrality) ,概述主题(making topic generalizations)、评述以往研究(Reviewing previous re-search)。虽然CARS模式是分析论文引言结构的有效模式,但学术论文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引言的体裁多样性,例如软件工程学科论文引言的某些新语步,如定义术语、举例说明等,无法在CARS模型中找到对应。〔4〕而在不同学科的论文引言里,某些特定的语步,具有独特的语篇功能和位置。〔5〕

笔者在分析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的引言语料时发现,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的引言在回顾文献、通报当前研究和介绍论文结构这三大语步的写作规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为了更深层次的讨论,本研究将它们作为单独的语步列出。同时,笔者也发现英文引言中的一些步骤,如定义关键术语,陈述当前研究,陈述主要计划,概述研究目的,研究问题/假说和研究价值等,在CARS模型中找不到对应。因此,本研究将新步骤加入了CARS模型里,结合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特有的语步,以及CARS模型里缺少的语步和步骤,修正了CARS模型,提出了英文法律类学术论文类CARS模型(见表1)。

三、研究现状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体裁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其中包括对某一特定学科的英汉论文体裁对比研究,发现某些特定学科论文引言里包含了CARS模式没有的一些重要步骤,如定义术语等;〔6〕一些学者从修辞策略的角度,对某一特定学科的跨文化跨语言论文引言进行对比研究;使用体裁分析理论比较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论文的引言结构也是语言学家们关注的焦点。〔7〕这些研究丰富了体裁分析理论,完善了CARS模式,也揭示了不同交际目的下引言写作的多样性。

在国内, ESP教学,写作和翻译研究,〔8〕以及学术语类语篇的模块标注〔9〕等领域是体裁理论研究的焦点。与法律学术论文的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探讨,其中有对法学论文各部分写译规范化的探讨,〔10〕也有对当前法学论文现状和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研究,〔11〕以及对英汉法律语篇和语言差异的研究〔12〕等等。这些探索性研究对体裁分析的应用与拓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有助于对国内法学研究的反思并推动其发展。

纵观以上研究,虽然它们从不同方面对法学论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多数是从理论论证,没有进行大量实例验证,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而且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中文法学论文,对比中英文法学论文的研究涉及甚少,对于帮助国内法学学者了解国际法学刊物的写作规范作用有限。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国内外法律权威学术期刊共选取语料30篇,创建共计30240字数的小型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语料库。英文期刊包括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等。中文期刊包括《法学研究》、《现代法学》。运用英文法律类学术论文CARS模型,对30篇英汉法律论文引言中的语步步骤进行人工标注,用AntConc软件提取,归纳各语步及步骤频率分布特征,总结英汉法律论文中的引言语步分布以及实现形式差异,并深入探讨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力求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更全面、客观地把握英文法律学术类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特征,帮助中国法律学者写出高质量的英语法律学术论文。

五、结果分析与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我们得到英汉法律学术论文中引言的宏观语步和微观步骤分布特征(见表2),我们将逐一分析它们的异同,并探讨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

1.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的宏观语步分布特征

(1)由表2可见,中英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语步特征呈线性分布:确立研究领域开篇-阐述前期研究成果-设置研究空间-通报当前研究-填补研究空间-介绍论文结构。但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的宏观整体结构有较大不同,在语步的顺序和分布上具有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语步1(确立研究领域)、语步5(填补研究空间)和语步6 (介绍论文结构)。

(2)相比中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英文法律论文引言更注重详尽、全面地介绍研究领域。引言开篇采用介绍研究领域,研究背景这一语步,可以让读者能够迅速进入研究情景,了解必要的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文章论证及观点。所有30篇英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十分详细具体地介绍了研究领域,涵盖了相关领域的方方面面,所占篇幅较大,有的达到数千字(由于篇幅有限,作者不再举例说明)。虽然86%的中文法律论文中的引言介绍了研究领域,但篇幅在整个引言中较短,寥寥数语,甚至有2篇引言未介绍研究领域而直接进入了“设置研究空间”这一语步。

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对于介绍研究领域的显著差异主要源于国内外不同的学术写作习惯。国外学者通常采用作者负责型写作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作者详细阐述观点,展示逻辑推理的过程和事物的具体性,这使得文章条理清楚,目的明确,也大大减轻了读者的负担;而中国学者则倾向于采用传统的读者负责型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倾向于含蓄概括,思维委婉跳跃,作者只是提出模糊的意向和帮助理解的材料,大量背景知识需由读者自行查找,作者的观点深意也要由读者从文章叙述中得出, 读者的主观理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在例1中,作者在第一句中就直接切入研究焦点:教育权,第二句高度概括了造成不同理解的原因,并没有展开此话题,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以待在下文中寻求答案。

例1.现代法律一般都承认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各国的立法表述上不同,导致人们对受教育权性质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从国际法角度看受教育权的权利性质》)

(3)英文法律论文更倾向在引言里通报其填补研究空间的结果,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涉及极少。“通报研究空间”这一语步的主要功能是直接说明研究成果,并指出其在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强调当前研究的贡献。

由表2可见,英文法律论文作者一般在引言里直接提出其研究结果,解决方案,观点看法等,80%的英文法律学术论文都在引言里通报了填补研究空间的结果,这使得读者在一开始就对文章的立场清晰理解(见例2、例3)。在例2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常识性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很好的解决前文提出的艺术品诉讼法庭争议的问题。在例3中,作者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文章的结论:修订法不能根本改变被告的权利,从而回答了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

例2.In contrast to the work of such scholars, this Article, written on the verge of a possible dramatic reworking of the rule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al conflicts and judgments, posits a simple common sense theory: courts should defer to the forum exercising in rem jurisdiction will have the most control over the ultimate disposition of the chattel.(〈Crossroads in the Great Race: Moving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Race to Judgment in Disputes over Artwork and Other Chattels〉)

例3. This Comment concludes that the amended rules are not likely to change substantially the rights of criminal defendants with respect to the introduction of prior act evidence.(〈COMMENT: Oregons New Character Evidence Rules〉)

相比之下,中文法律学术论文极少在引言中直接揭示其观点立场或解决方案等,只有20%在引言里指出了研究结果,解决方案等。由此可反映出中英学者不同的论文写作习惯:外国学者写作直接清晰,开门见山,而中国学者写作委婉曲折,倾向于缓慢推进写作进程。

(4)大部分英文法律论文会在引言里介绍论文结构,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都缺少这一语步。介绍论文结构能帮助读者掌握文章脉络,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路,从而更深刻地掌握作者论证的方法过程。此外,论文结构可以使读者更有针对地阅读文章,有选择、有重点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在阅读引言时就能够确定自己阅读的重点(见例4)。表2表明70%以上的英文法律论文都在引言里介绍了论文结构,不仅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还使得读者有了整体的概念,也方便读者快速阅读感兴趣的部分。在例4中,作者用主题句、特点的语法结构,清楚地呈现了整个篇章结构,使读者能迅速地把握文章脉络,选取自己的兴趣点。

例4. The structure of this Article is as follows: In Part I, I briefly survey……In Part II, I analyze……I demonstrate that (a)…… (b)……(c)…… I then turn in Part III to a description of……In Part IV, I examine…… In Part V, I put forward the basic tenets of an IL approach. In this model, (〈Integrative Linkage: Combining Public and Private Regulatory Approaches in th Design of Trade and Labor Regimes〉)

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几乎都没有包括这一语步,中国学者更倾向引起读者兴趣,使其继续阅读,自己探寻文章脉络。

2. 英汉法律论文中引言的微观步骤对比

(1)确立研究领域选用的步骤不同。英文法律论文引言大多通过概括论题内容,介绍相关背景知识来引领读者进入研究领域,而中文法律论文则更多的介绍论题重要性来确立研究领域(见表3)。

55%的英文法律学术论文作者采用概括论题内容来确立该论文的研究领域,由此可见,国外学者重视逻辑思维和严密分析,通过一步步的概括和阐述论题内容,由点及面,由个体到整体的描绘出整个研究领域,引导读者轻松进入研究情境。而近一半的中国学者倾向使用“介绍论题重要性”,是为了吸引读者。在信息时代,高效率的读者会首先通过阅读引言了解文章大致内容是否与自己的研究息息相关或是否具有重要意义来决定是否继续阅读文章。因此,“介绍论题重要性”就发挥了强调当前研究、吸引潜在读者的作用。在例5中,作者通过用一些阐明论题重要性的短语,如“议论的热点”,“热门话题”等,突出了该话题的重要性和时效性,以达到迅速吸引读者的眼球,并促使他们继续往下读的效果。

例5.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领域各种基本规范的确立,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心已逐步从“立法”转向“司法”,与司法相关的话题也逐渐成为实务界和学界议论的热点。“法律原则如何适用”即是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法律原则适用与程序制度保障———以民事法为中心的分析》)

(2)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步骤中,大多数英文法律论文引言都会采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而中文法律论文引言较少涉及(见表4)。回顾前期研究成果这一语步,主要是通过大范围讨论先前研究从而自然地引入当前研究来实现的,它将当前研究与以往研究联系到一起,既可以体现当前研究的重要性和贡献,又可以为设置研究空间提供依据。然而,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并不是单纯为了回顾,而是帮助作者:(1)将论题缩小到当前研究的一个具体点上;(2)找到前期研究的局限性和问题;(3)通过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尤其是知名研究,并提出问题使得文章更具学术性,更使人信服。因此,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兼具交流和说服的作用。

中英法律论文引言在此步骤上的不同与中外的研究传统紧密相关。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根深蒂固,倡导消极礼貌策略,强调个人价值,〔13〕因此体现在学术写作上就是回顾前期研究成果和指出研究差距,既强调他人贡献,又指出缺陷突出本研究的必要性。 如例6中,作者在讨论先前研究时,明确地指出了每一个观点的作者,如Cary和Winter,体现了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

例6. Noting that a large part of Delaware’s revenue was derived from the incorporation business, Cary (1974) opined that Delaware bent over backward to offer a corporation law that appealed to corporate managers. In response, Winter (1977) noted that if Delaware corporations did in fact do poorly, one would expect that their cost of capital would increase to reflect the diminished returns. Winter not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is was the case.(〈The role of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in shaping Canadian corporate law〉)

然而,中国文化深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提倡积极礼貌策略,折射在学术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上,〔16〕回顾前期研究成果的方式十分随意模糊,尽量避免评价他人成果。

在例7中,作者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时,并未明确地指出是哪位或哪些学者提出了这些观点,而是笼统地用“学者们”概括,这就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尽管作者指出前期研究得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法制观念淡漠,中国公民缺乏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结论,但却没有明确指出得出这些结论的文献和作者,这也会让读者疑惑是前人做出的这些结论,还是作者的主观推断。所以,相比之下,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在回顾前期研究成果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作者及文献,这使得引用更具客观性,真实性和说服性。

例7.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法律的有效实施,除了必须具备一些体制内的“硬件”(包括足够的执法力度、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及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等等)之外,还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如果环境不利,法律就难免在其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变形,甚至形同虚设。然而,让人头疼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水土”究竟有哪些成分不适合“现代法律制度”的运行? 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法治观念淡漠,中国公民缺乏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归根到底,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的裂痕,甚至在某些地方格格不入。(《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3)在通报当前研究这一语步的实现形式上,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采用的步骤相差较大(见表5)。在这一语步中,中文法律论文中引言采用的四个步骤比例较均衡,而一半以上英文法律论文中引言主要采用“陈述论文主要计划”这一步骤。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法律论文中比例较高的“陈述研究价值”步骤,在英文法律论文中却几乎没有。

例8.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warding of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in light of Mastrobuono. It determines that, becaus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are due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propos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laims for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Awarding Punitive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s in the Wake of Mastrobuono v.Shearson Lehman Hutton, Inc.〉)

相比之下,中文法律论文引言较多地采用了陈述研究价值这一步骤。国内学者倾向于首先吸引读者关注研究,至于具体的研究过程及问题假说则由读者在正文中自行探索(见例9)。而且,陈述研究价值具有推销性的特征。作者引言中采用“本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研究为……作了重要贡献”,“本研究对……提供了独特的视野和指导”等结构,既使得读者了解了研究意义,同时又间接推销了文章。

例9.了解和研究这些保留和解释性声明,不仅对我国提出相关的保留或解释性声明有借鉴意义,而且对今后解释和适用《公约》,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六、结语

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英汉法律类学术论文中的引言在语步和步骤的使用频率、顺序和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写作方法的不同。国外学者倾向使用作者负责型的写作方法。为了减轻读者负担,让他们更轻松进入话题,作者详细阐述观点,展示推理过程,使文章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而国内学者多采用读者负责型的写作方法,旨在给读者更多的发挥空间,并激发读者兴趣。在确定研究领域,通报前期成果和介绍论文结构等方面都较含糊笼统,让读者自行归纳,理清脉络。

2.价值观差异。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消极礼貌策略充分体现在英语法律学术论文中关于引言的前期研究回顾步骤中。国外作者在法律学术论文中既强调他人贡献,又指出其缺陷,并突出本研究的必要性;相反,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深深影响国内作者,他们在论文写作时采取积极礼貌策略,在前期研究回顾中为了顾及他人面子,尽量避免评价他人成果。

3.思维方式和写作习惯差异。国外学者倾向于直接清晰、开门见山的写作方式,更重视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而国内学者写作委婉曲折,倾向于缓慢推进的过程,给读者留出更大的主观空间,同时也很重视推销自己的文章。

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中所展现在宏观语步结构上的不同取向以及微观步骤上的选择差异,反映了中西方学者潜意识中的不同的心理、写作习惯和社会文化观念。国内法律学者在撰写英文法律学术论文时,必须把握英汉法律学术论文引言在体裁结构方面存有的显著差异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而谙熟英文法律学术论文引言的体裁结构,遵循系统规范的英文引言写作要求,从而提高英文论文引言的写作质量。

〔参考文献〕

〔1〕Swales,J.M.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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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Samra,J.B.Introductions in Research Articles: Variations Across Disciplines.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2,21.pp.1-17.

〔8〕韩金龙,秦秀白. 体裁分析与体裁教学法〔J〕.外语界,2000,(1);李俊.体裁分析法与写作产出〔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秦秀白.体裁教学法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1).

〔9〕黄萍,沈燕.学术语类语篇模块标注的理论整合探索〔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10〕邓勇.法学论文中文摘要规范化探析〔J〕.当代法学,2005,(3);诚.略评法学论文篇目之英译〔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4);张少瑜.谈谈法学论文的学术规格〔J〕.法学评论,2000,(3).

〔11〕周珏,周昱彤.法学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涂四益.浅谈法学研究生的论文写作〔J〕.法制与经济,2011,(8).

〔12〕张瑞瑞.试论英汉法律语篇衔接手段的区别〔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2);陈剑敏.中英法律语言模因研究〔J〕.法学研究,2011,(6).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创新;领导;依法办事; 社会主义法制;

中图分类号:D2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社会主义法制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解决问题靠法、化解矛盾用法、遇事找法的法治环境,让我们的祖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行和坚持依法办事,领导要带头依法办事。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领导是群众的表率,领导带头依法办事,既是我们的领导做好工作,提高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需要,也是带领广大群众学法、用法和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②但是,当前我们的一些领导依法办事的意识不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乱纪的现象仍然存在,极少数人无视法律的权威,知法犯法,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办事,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特别是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增强领导的法律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就更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③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更加深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的情况不断出现,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对此,我们必须坚持与进俱进,开拓创新,紧随形势变化,更新意识,创新机制,强化队伍,不断提升工作水平,才能有效履行新时期赋予的职责。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从目前我们的领导状况来看,个别领导不适应这个要求。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些领导法律意识不够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都有待提高。特别是少数领导“以权代法”的意识还很浓厚,阻碍了依法办事的进行。有的人甚至以身试法,无视国家法律,,贪污受贿,腐败堕落。

领导中产生腐败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这些领导法律观念意识淡薄,有的一知半解,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已构成违法犯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素质的高低是实现依法办事、国家长治久安的决定因素.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更需要领导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否则,即使暂时做出成绩最终还是要裁跟头的。

领导要带头依法办事,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提高自觉性,去掉盲目性。从当前领导队伍的情况来看,要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钱与法、权与法的关系。

当前在一些领导中,对钱与法、权与法确实存在着模糊认识,认为有钱就有一切,有权就有一切。他们把金钱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宝,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了钱,就算犯法也不怕。有这些错误思想的人,置法律于度外,一心只想抓权抓钱,贪图自己的安逸享受。这些人一旦掌了权,就,搞钱权交易。他们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能换钱的先换钱,⑤能享乐的先享乐。说什么“不玩不乐,一生白过”,“人生能有几回乐,何不潇洒过一回”。他们为了钱不顾集体、国家和他人利益,超越法律界限,投机取巧发横财他们甚至不择手段拉关系走后门,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骗官。极少数人还错误地认为“权力是硬的,法律是活的”,“有了权就可以改变法律”,因而,他们敢于以身试法,贪脏枉法,什么道德、良心、人格、法律都不顾,胆敢为犯罪分子当保护伞。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执法关依法侦查、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法律是一架天平,是公平的化身,只有公正执法,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的违法乱纪的问题,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如果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干扰法律的实施,或者利用执法的便利违法违纪;就是一种腐败的行为。我们的领导,一定要坚决抵制那种认为钱大于法、权力大于法的错误思想,同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奉公守法,无私执法,为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二、政策与法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我国的政策和法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因此政策和法律有着密切关系。政策是制定法律的依据,法律是实行政策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要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就要领导依法办事。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有很多。领导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领导来说,更应该依法办事。奠定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国家的政策。”可见,维护法律和贯彻国家的政策是一致的。搞歪门邪道,很大程度上是领导不能依法办事有关。对违法乱纪现象不是视而不见,闻而不管,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者是以罚代法,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三、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提高领导法律素质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前提和基础,提高领导法律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说,又取决于领导的素质的高低。现在存在的主要同题是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在实践中不断完备和发展,领导是群众的表率,提高领导的法律素质,这不仅是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也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用法和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如果自身不正,如何能正人呢?我们有的领导嘴里讲依法办事,但是做的是另一套,搞钱权交易,,违法乱纪,就算你平时讲得再动听,群众也不会买你的账。这样的领导不但不能带领群众学法守法,而且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如果,我们的领导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依法办事就有了可靠保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有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取得成功。

提高全体领导的法律素质,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要作长期的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是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正确处理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做到领导依法办事也不可能一墩而就的。因此,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我们各级领导要自觉地坚持不懈地学法、用法、守法,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管理一切事务,不断推动依法办事的完善和发展。只要我们全体领导都带头依法办事,我们领导队伍整体法律意识素质就会提高,我国国民整体素质也会随之提高,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就会取得更大进步,我们的各项工作就能做得更好。

注解

①《加强法制化管理 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福建法学》2000年03期

②《张福森在第五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3-21

③《1.如何增强领导干部法律意识,》 提高行政.doc - 如何增强领导干部...韩健 2010-3-22

④《刍议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不断提升工作水平》2004-11-05

⑤《浅析贿赂犯罪_法学理论论文》_法律论文__706 - 豆丁网2008-2-4

⑥《怎样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豆丁网2012-9-4

⑦《论邓小平新时期对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期刊论文]《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汪风涛 等

⑧《对资阳市棉麻土产果品公司职工经历内容的评论摘录:》_海玲语录_新浪...2009-03-24 22

⑨《邓小平的团结观论》[期刊论文]《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邓磊 等

⑩《当今中国腐败的七大根源》《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349期总1149期..

B11《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论述研究》――戴立兴2009-3-36

B12《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具有两重意义》――《楚天主人》1995年03期

B13《江民:高小平理大旗,把建有色社主事全面推向二十一世――在中共第十五次全代表大上的告》《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1997年9月12日)

参考文献:

[1]《论邓小平新时期对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期刊论文]《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汪风涛 等

[2]《邓小平的团结观论》[期刊论文]《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邓磊 等

[3]《邓小腐思想初探》[期刊论文]《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曹俊伟 等

[4]《当今中国腐败的七大根源》《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349期总1149期..

[5]《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论述研究》――戴立兴2009-3-36

[6]《浅析贿赂犯罪_法学理论论文》_法律论文__706 - 豆丁网2008-2-4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大学生犯罪 原因 法制教育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是高学历、高智商层次群体的象征,被誉为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从总体上说,其思想道德素质状况是积极、健康、向上的,能与变革中的时代要求相一致,有理想、守纪律是绝大多数大学生思想与行为的主流。然而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现象却时有发生,且呈现出多样化、智能化和快速增长等特点,一些所谓的“学习尖子”也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大学生犯罪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一大因素。法制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已成为衡量人才素质的重要指标。因此,如何加强法制教育,预防大学生犯罪,业已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增多。1976年青少年犯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70%,大学生占其中的2.5%;1992年青少年犯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87%,大学生占其中的4%。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高等学校学生违法犯罪的占高校总人数的1.26%,而且犯罪类型向多样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同社会其他涉案人员相比涉罪范围、性质及其危害并没有质的区别,几乎应有尽有。

二、大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大学生犯罪属于特殊社会现象,其犯罪原因与其他群体犯罪相比较,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教育的原因。主要因为父母溺爱、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缺乏父母与子女的交流沟通。一方面,劣等的家庭教育是大学生犯罪的重要因素。许多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养成了好逸恶劳、挥霍无度的不良习惯,因此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由于父母自身文化素质低、非交流的内向性格或者繁忙的工作压力等原因,加之父母往往只重视子女智力教育,忽略了健康人格的培养,很少与自己的子女进行交流和沟通。有些大学生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生活习惯,更没有形成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容易误入歧途。还有,多年来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学高考阶段,偏重于知识的传播,忽视学生德育培养,把精力集中在高考复习,家长更是推波助澜,从精神到物质予以激励。加之许多独生子女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容易形成自矜、自骄、自负的心理,从小缺乏一定的社会协调性,造成人格缺陷,甚至出现浮躁、越轨、暴力等心理膨胀。

(二)经济原因。一种情况是生活困难。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家庭层次和经济背景不同,经济条件、学习生活状况反差较大。一些条件较差的学生,因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正确对待这种差异,不能抵御物质的诱惑,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望,走上歧途。少数贫困学生犯罪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是歧视和嘲笑他们“寒酸”,其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加重了他们本身或多或少具备的自卑、自暴、自弃和妄自菲薄的心理。加之他们性格内向,缺乏交流,难以找到倾诉对象,压抑情绪得不到释放,轻者产生消极、厌世情绪,重者敌视他人和社会,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主观原因。心理疾病造成了部分大学生犯罪。大学生正处于心理逐渐成熟的关键期,如果引导、教育及时得当,将促进他们心理成熟;如果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引导,他们一旦受外界不良观念的影响和某些不良刺激,容易冲动、失控、行为越轨,必然使脆弱的心理受到扭曲,甚至诱发犯罪。其病态心理的表现为:不顾家庭本人的经济条件,高消费;心理空虚,无度攀比;损人利己,满足自我;追求虚荣,铤而走险;自我定位不准,挫折承受力较差;心理预期过高,严重脱离实际;就业相对困难,行为消极颓废;心理迷乱,情绪躁动;一旦遇到较大的压力,容易产生过激行为。

三、高校应不断加大和改善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力度和环境

(一)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与时俱进、与人俱进。首先,学校要明确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其次,要加强学校法制教育教材的编写,要突出现代法学基础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另外,必须贯穿以人为本的思想,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精神,并内化为其行为的标准。同时,法制教育应该贯穿于大学教育的整个阶段,对于不同年级要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方式方法更要不断改善。

(二)将法制教育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特别要注意利用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进行法制教育。

(三)法制教育要进公寓,进活动场所。平时辅导员、班主任要成为大学生寝室里的常客,与他们交流,一方面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另一方面要求他们遵纪守法,提高防范意识,保持清醒和理智的头脑,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四)扶贫助学,努力减少因贫困而产生的犯罪。学校要认真做好贫困生的助学贷款、困难补助等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顺利完成学业,减少因贫困而产生的犯罪现象。

(五)要加强生命教育。大学生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往往忘记生命的宝贵,由于一时冲动伤害人命而痛失自己人生的案件非常多,大学法制教育应增加生命教育的内容。

(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要帮助大学生培养健康的心理品质,要广泛有效地对学生开展心理讲座、心理咨询、心理问卷调查等项工作,鼓励大学生树立大学生风范,使大学生勇于面对现实。

参考文献:

[1]罗莉娟.当代少数大学生犯罪的成因及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1999,(6).

[2]陈建新.袁贵礼..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透视[J].社会科学论坛,2002,(4).

[3]吕杰.青少年生存心理的危机干预[J].青年探索,2003,(1).

[4]沈义,殷文剑.救救我们的“天之骄子”――关于大学生犯罪的调查与思考.正义网,2003-12-03.

[5]徐升权.浅析当代大学生犯罪原因及预防.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论文资料库.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专门院校;专业法学人才;课程设置;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3-0066-02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法学专业设置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专门的政法类大学,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二是综合性大学里的法律系或法学院,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三是以专门院校里的法学院系,如吉林大学法学院、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等。通常政法类院校是以培养法律应用型人才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以培养理论型人才为特色,而专门类院校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与其他院校有所区别,体现自身的特色,即要培养出专门、专业法律人才。本文仅就专门院校专业法学本科课程改革谈本人之粗浅看法。

一、专门院校法学本科专业课程改革的意义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等学校要办出特色,要提高教育质量。高等学校要有特色、高水平,这不仅是国家发展的要求,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高校自身的选择。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法律人才为数众多,但高层次、高素质、专门法律人才短缺却尤为严重,培养法学专才已成为大势所趋。专门院校法学专业本科课程改革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如下:

(一)专门院校法学专业本科课程改革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要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纲要》还要求:“……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要培养高素质法学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专门院校专业法学本科课程改革是当务之需。

(二)专门院校法学专业本科课程改革是合理配置法学教育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000余所普通高校中已有650余所设置了法律院系或法律专业。《2009年北京市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北京市2008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失业或离职量最多的10个专业,占本科失业量的44.0%。失业或离职者最多的5大专业依次是:法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其中2008届法学类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79%,远低于当年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88%)。专门院校法学专业如果不根据现实的需要、改革课程设置,只能造成法学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剧法学专业大学生就业负担。

(三)专门院校法学专业课程改革是市场经济的需求。笔者由于职业的关系每年都能接触到来自专门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感触颇深:建筑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医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懂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财经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竟搞不清中国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区别……可想而知专门院校法学教育的失败。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现象也比较突出:税收案件中法官、律师不懂增值税发票;建筑纠纷中法官、律师不懂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医疗纠纷中法官、律师不懂医疗常识……社会急需专门、专业化的法律人才。而专门院校对专业法律人才的培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专门院校的法学专业要扬长避短,走专门化特色化的法律专才培养模式,改革现有课程设置。只有这样专门院校的法律专业才有生存的空间与市场的需求,满足市场经济对法学专业大学生的需求。

二、专门院校法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课程设置不合理。专门院校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应当考虑到社会对专门、专业法学人才的实际需求。不少专门院校的法学课程开设没有专业特点,基本上是人家开什么可我们就开什么课程。没有对专门院校的法学课程的开设进行可行性分析,致使已开设的课程比较混乱,没有做到与法学专业的融合与衔接。以财经院校法学专业为例,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照搬、照操政法类、综合类大学的法学课程体系,其结果,专门院校培养的学生法学不仅基本功底不及其他政法类及综合大学,专门、专业法学知识也没有凸显出来。一方面,造成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社会对专业法学人才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

(二)专业基础课程内容所占学分或课时的比重明显偏轻。要做到专门院校法学专门化,专业基础课程的开设尤为重要。以财经院校为例,要打造特色财经法学人才,财经类基础课程应该纳入学科基础课程当中。比如,财经院校应当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等学科纳入学科基础必修课程范围之内。设想在没有开设金融学、会计学、税收学等学科基础课程或在所开课程学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给学生开设金融法、会计法、税法等课程,只能使学生掌握的法律规范与经济学理论相脱节。

(三)专门院校专业法学课程严重缺失。专门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当将本专业的法学课程作为开课的重点,开全专业法学课程。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可能凸显专业特长,又可使法学专业符合本专门院校的特点,满足于本专业的法律需求。但在实际上,各专门院校对本行业的法律课程重视不够。以财经院校为例,目前财经院校中,体现财经法学特色的财经类课程的设置比较混乱,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财经类法学课程类别划分。各院校虽都开设财经类法学课程,但课程类别各不相同,有的为必修课、有的为选修或任意选修课,还有的为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同时财经类课程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随意性较大,财经类核心法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大部分学校在第三学期才开始安排此类课程。财经类课程没有结合相应的法学课程开设。

三、专门院校法学专业课程改革对策

(一)准确定位本专门院校的专业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人才的培养需专门院校应该在办学过程中准确定位,一是学校类型定位。学校要根据区域、行业的需求,选准自己的定位。二是办学层次定位。如财经院校法学专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热门,许多高校都争办这个专业,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保持特色和优势,就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三是在办学规模上要考虑把资源集中到学生培养、提高质量上。学科建设始终是学校的龙头,学校如何保持优势的特色学科,是学校特色非常重要的内容。以财经院校为例,财经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当注意在经济、管理的学科交叉中寻找特色,凸显优势。

(二)优化课程结构,强化法学专业特点

以财经院校为例,财经类院校应该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目标,适当调整适合本校的必修课、限选课和任选课的比例,使课程结构既科学、合理、相对稳定,又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应细化大专业下的小专业,体现财经特色的课程设置,重新整合专业方向课,以突出财经类法学的优势。将限制性选修课作为专业方向课的学校,应增加其总的学分和学时,在总量上提升财经类法学专业方向课的比重。

(三)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及开课时间

为了培养法律专才,专门院校法学专业课程应当有别于专门法律院校。笔者认为,专门院校法学专业课程可分为通识课程、法学基础课程、法学专业课程三大模块,这三大模块中又按照重要程度分成选修课、必修课等,开课的次序、时间应当本着先一般通识课、后法学基础课、最后到专业法学课程这样的程序进行。具体对策如下:

1.通识课程

通识课程是指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不分院校、专业,所有高校必须开设的课程。比如,思想道德修养、军事理论、体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外语、计算机等。对法学专业而言,为了给后续的法学教学打下基础,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法制史、也应当列入通识课程范畴。专业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当将这些通识课程划分为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思想道德修养、军事理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可作为学生的通识选修课;而法学基础理论、外语等则应作为通识必修课。同时对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必须规定必修的学分。除外语、计算机课可在以后学期根据需要继续开设外,其他全部通识课程均应当在大学一年级修完。

2.法学学科基础课

专业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除了要开设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制史、刑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14科核心课程外,还应开设司法文书、外国法制史、律师法、法官与检察官法等课程。这些法学学科基础课也可以分成必修课和选修课。可将法学专业的14科核心课程作为必修课,其他课程作为选修课,同时对必修课和选修课必须规定必修的学分。全部法学基础课程应当在大二全学年修完。

3.专业法学课程

如果说专业院校中通识课程和法学学科基础课程设置没有差异的,那专业法学课程将是打造法学专才的核心与关键。各专门院校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经济对本行业、部门法学人才的需要,设置法学专业专门化的课程体系。以财经院校为例,财经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当开设并强化财经特色,以经济生活中主要法律规范作为课程开设的重点。可将经济法律规范划分为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市场秩序法、经济管理法、社会保障法等。作为经济组织法内容包括公司法、各种企业法等。作为宏观调控法,包括财政预算法、税法、价格法、金融法等。作为市场秩序法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作为经济管理法包括会计法、合同法等。作为社会保障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每一部分又可根据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再做细分。比如,金融法,内容可含银行法、票据与结算法、担保法、保险法等。这些课程也可分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授课时间应当安排在大三及大四第一学期。其他院校可以结合本专业法学的实际需要选课、开课。

当然,专门院校要培养出专业法学人才,对策及措施还有很多,比如,论文写作和实习环节。论文写作应要求写本专门院校相关行业法律论文,医学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就可以围绕医疗法,而建筑大学的法学专业则可以建筑法为方面来确定选题撰写论文。毕业实习也应当有针对性的到医疗、建筑公司等单位实习……这样就能比较好的将所学专业与实践有机、有效的结合起来。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不仅要一批具有一定法律理念、精通和熟悉市场经济法律专业知识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更需要既通晓本行业、专业知识又懂法律的法律专才。专门院校法学本科专业可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定位法学人才的培养目标,而目标的实现重在课程设置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蒋悟真,张西道.财经院校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及改革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3)

[2]财经法学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改革互动探讨[J].中国大学教学,2008(11)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法学论文 数据库 电子资源 中国

Abstract: As the meat-and-potatoes means by which scholars do researches, academic papers help to size up the status quo ante and to keep abreast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 special field of study. This thesis, a somewhat overall survey of the electronic versions of dissertations on jurisprudence by Chinese scholars which actually abounds in resources, focuses on the databases of papers on jurisprudence to gi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hinese databanks of papers on jurisprudence, to balance the shortcomings against their achievements as to pass equitable judgment on them, to make a comparison of these Chinese databases with those sponsored by data-warehouses abroad or in foreign languages, primarily English of course, and to point out the way forward as well as to indicate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in jurisprudential database buildings.

Keywords: dissertations on jurisprudence database electronic resources China

学术论文是了解某一专业领域学术研究最新动态、掌握本学科未来发展方向以及进行学术研究之最基本工具,其蕴涵的信息量之广、之新是学术专著所无法比拟的,故而为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就法学论文而言,其涵盖范围较广[1],本文则专指那些涉及法学研究的学术性文章,包括刊登在各种法学类或综合类学术期刊和报纸上的论文、法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法学学位论文[2]。过去,法学论文的查询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直接从期刊、报纸中查找;二是借助于诸如全国报刊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以及社科文摘和新华文摘等辅工具;三是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所做的专题剪报(刊)资料。专题剪报(刊)资料一般都由专业图书馆人员从所订报刊中精选剪裁而得,并按照各学科体系详细分类归档,简单直观,使用起来极为方便,是研究人员查询学术论文的主要途径。[3]但对于不具备以上便利条件的研究者来说,查找资料就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有时甚至不得不为了找一篇文章或寻一期刊物而走万里路、查万卷书。而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互联网技术和法学论文(索引或全文)数据库与光盘制作则为人们带来了快速、便捷、科学的检索方式。科研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将学者从浩渺无际的信息海洋中解放出来,几乎可以说足不出户就能饱览天下,从而使其能将主要精力放在问题的研究而不是资料的查找上面。传统的纸制索引、目录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也顺应时展,大多制作了数据库和光盘。而各单位内部所做的专题剪报资料今天的情况则各不相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已于2001年停止做剪报(刊)资料,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仍保留剪报(刊)资料的制作,再如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等则将其制作成数据库[4]或纸制形式的目录索引[5]。另外,随着各种官方、半官方或个人学术网站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网络学术资源亦日渐丰富,这些网站荟萃了众多法学界知名学者的真知灼见,其信息更新速度之快、对热点问题反映之迅捷、专业性程度之深广确实为光盘数据库所不及。目前,我国学术电子资源中的论文数据库基本为几大数据公司所垄断:社会科学领域为清华同方属下的中国期刊网[6]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7],自然科学领域则是重庆维普公司的天元数据网[8]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与万方数据公司合作制作的万方数据资源系统[9]。而其他机构制作的光盘数据库则无论信息容量、还是产品种类、抑或社会影响力都远不能与之并论。另外,某些法律网站中设立了专门的法律论文库,如法律帝国、法律图书馆、正义网等。本文首先对我国法学电子资源做出综合概观,并在衡得量失的基础上,为今后法学论文数据库的制作、发展探索性地提供对策,以便使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源更好地为科研服务。作为一种新兴资源形式,电子资源按资料类型分有以下几种:一是电子出版物,这是电子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全文/索引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电子报纸以及地图等,大多以光盘数据库形式发行,有些则以付费网站形式存在;二是因特网信息资源,包括WWW站、电子讨论组、电子邮件、新闻组、公告栏等;三是自建数据库,[10]目前来说,法学论文数据库是法学研究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本文拟对此做重点介绍。

一、法学论文数据库概况

(一)综合性学术论文数据库[11]

1 CNKI工程

CNKI工程即“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的简称。CNKI工程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国家信息化重点工程,被国家科技部等五部委确定为“部级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CNKI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由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教育技术研究院等单位承担该工程的实施。主要从事中国期刊、报纸、博硕士论文、重要会议文件等论文的部级大规模全文文献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面向全社会服务。CNKI包含的数据库有:

(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CNKI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早的产品,分光盘版、网络版两种形式,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公司的背景、实力,还是从所搜集的资源的规模、范围以及数据库的规范性、科学性的角度看,中国期刊网是国内众多法学论文电子出版物中的“国家队”、“航空母舰”, 被誉为“部级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 是中国最权威的、同时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期刊的唯一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收录了自1994年以来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核心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5300种,累积全文文献800万篇,题录1500余万条,分为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科学综合、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等九大专辑,126个专题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

(2)《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了自2000年6月以来中央级及地方级以上重要报纸500多种,每年精选 80 万篇文献,累计文献量220多万篇,包括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等六大专辑,36个专题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光盘每月更新。

(3)《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后面介绍)

(4)《中国重要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是国内唯一的学术会议文献全文数据库,收录自1998年起我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等单位的会议论文集。现已收录1000本论文集、近10万篇论文及相关资料,每年增加1500本论文集、约10万篇论文及相关资料。 内容覆盖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等各方面,已经上网文章60000篇,2003年9月份累计文献量可达10万篇。网上数据每日更新,光盘数据每季度更新。

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光盘形式)[12]

该数据库是《复印报刊资料》的电子版,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与北京博利群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制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65年,是国内最早从事搜集、整理、存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信息资料的学术机构。其包含的有关法学内容的综合性或专题性数据库主要有以下四种:

(1)《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精选全国公开出版的3500余种报刊上发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论文全文,该光盘收录自95年至今100多个专题全文复印资料,分为五大类,法律与马列、政治、哲学、社科总论分为一类。法律类又细分为法理学和法史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和劳动法学、刑事法学、诉讼法学和司法制度以及国际法学等七个部分。2003年,《复印报刊资料》全部102个专题转载的全文总量为21847篇,涉及的报刊数量为3292种,其中全文转载的报刊数量为2588种。其中,法律类7个专题转载的全文总量为1003篇,涉及报刊数量为1235种,其中全文转载的报刊数量为213种[13]。数据每季度更新。

(2)题录型数据库。包括两种数据库:第一,《复印报刊资料专题目录索引》数据库汇集了1978年至今的《复印报刊资料》各刊的全部目录,按专题和学科体系分类编排,累计数据80多万条;第二,《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总汇)数据库汇集了1978年至今的百余个专题刊物上的全部题录(包括每年未选登的目录),总计365 万多条,比《复印报刊资料专题目录索引》数据库数据量更大、信息覆盖面更广。

(3)回溯性全文数据库。其中法学部分包括:第一,《法学》数据库,数据年限为1979—1995年,包括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刑事法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和国际法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从1996年起,《法学》的各部分内容分别设立了专题;第二,《经济法学、劳动法学》数据库。数据年限为1986—2001年,包括宏观调控法、企业组织管理法、市场管理法及各项劳动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

(4)《中文报刊资料摘要》数据库。收录了1994年至今包括法学在内的18种人文社科文献的专题文摘,文摘内容都是经过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提炼和浓缩的学术资料,记录科研成果,反映学术动态,便于掌握某一问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动向。累积数据近5万条,每年更新数据。

3《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14]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是《全国报刊索引》电子版,由上海图书馆制作。2000年起分哲社版和科技版两个单列库发行。其收录的数量与收录报刊品种上都多于报刊索引,是目前国内唯一收录数据总量最大、报道时间最早、时间跨度最长的特大型文献数据库之一。其总数据量已达到560万条,社科版年更新数据23万条,月报道量在1.8万条以上。社科版的数据已回溯至1857年。该数据库具有文献信息量大、检索点多、查询速度快等特点,分为光盘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其社科版收录了全国自然科学类期刊6,000多种,报纸200余种,基本上覆盖了全国邮发和非邮发的报刊。内容主要涉及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学科。条目收录采取核心期刊全收、非核心期刊选收的原则。2000年开始数据分类标引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15]

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1998年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主要包括来源文献检索和被引文献检索两大部类。来源文献检索主要用来查询检索到包括普通论文、综述、评论、传记资料、报告等类型的文章,被引文献检索主要用来查询论文(含学位论文)、专著、报纸等文献被他人引用的情况。CSSCI涵盖了法学、政治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等社科领域主要中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1998年收录期刊496种,99年506种,2000年和2001年419种,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期刊16种,2003年418种。

5《人民日报》索引/全文数据库

《人民日报》索引光盘包括1946-1995年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全部文献的标题及其出处(含年、月、日、版)。《人民日报》1996年全文光盘包含1996年人民日报的图文信息。

(二)法学专业性学术论文数据库

目前,法学类专业数据库主要由各高校(信息提供者)与北京博利群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研制而成。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诉讼法文献索引及全文》数据库

由司法部立项,西南政法大学常怡教授主持的课题组编选、集合而成。数据库共分六个组成部分: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仲载、公证、律师,收录有1949-2001年有关上述六个部分的代表性、权威性专著、教材、文献资料,共2,7000多条。

2《民事程序、实体法学参考资料》数据库

由西南政法大学常怡教授等整理编选,分民事程序法学参考资料和民事实体法学参考资料两大部分。收录著作133册,近3700万字量。其中包含一些从未发表过或绝版的珍贵资料,涉及国内外的历史资料、司法部门文件、专著、教材、论文、国际学术会议、专业文献资料、法典和案例分析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较高。供内部参考教学使用。

3《中国法学文献题录索引汇编》数据库

汇集了华东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自1978-2002年以来编选的25多万条法学题录。具有库容量大、覆盖面广、分类法细、信息量多等特点。

(1)《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索引》数据库。根据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从全国700多种报纸、杂志中挑选的法学论文索引研制而成,时间跨度为1983年至1999年,是目前国内唯一收录各大主要报纸上刊登的法学论文的索引数据库。从法的发展、国内不同法系以及国际法几大类中进行了细致、准确的分类,使查询更方便、更准确。具体内容分类为: 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科技和文教卫生管理法、海商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司法制度、法的理论、法学史、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世界各国法律17大类,数百个子类。

(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索引》数据库。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搜集的全国近千种法学期刊上刊登的法学论文索引制作而成。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劳动法、刑法、犯罪学、监狱学、诉讼法、司法制度、中国法律制度史、外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技术学、法学边缘科学等20多个专题领域文献题录索引。

4《检察日报全文》数据光盘版[16]

本数据光盘检索系统收录了自1991年7月4日创刊到2001年5月31日的十年里《检察日报》所有的图文信息,浓缩汉字1亿4000万余字,各类文章50余万篇,图片7万余幅。

(三)网络学术论文资源

除上述由纸制资料转化为电子版形式的数据库外(CNKI是个例外),还有一类依附于网站存在的数据库。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数据库,我们姑且称之为网络数据库。这类数据库类型较多,但规模一般不大,质量高低各异,并没有形成如CNKI 那样“一统江湖”的局面。一般而言,网上刊发的文章因缺少纸制载体严格的编审制度,故学术水准无法保证,因此也就不为人所看好。但最近情况似乎有所改观。某些依托于政法机构、新闻媒体、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设立的网站,如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7]、中国法官网[18]、正义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检察日报》主办)[19]、《法制日报》[20]、中国法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办)[21]、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学院)[22]、中国民商法律网(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主办)[23]、中国刑事法律网(人大刑事法研究中心)[24]、中国诉讼法网(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主办)[25]、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吉林大学理论法研究中心主办)[26]、中国环境法网(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中心主办)[27]等,或以权威性著称,或以其学术性见长。此外,一些个人网站也做得相当不错,如法律思想网[28]、公法评论[29]等。其共同特点在于,学术色彩比较浓,大都刊有知名学者的文章以及学者文集之类的数据库,有的如正义网还提供搜集自报刊的法学论文资料大全之类的数据库,学术价值比较高,只是都为收费网站。还有一些法律网站,如法律帝国中的论文帝国[30]、法律图书馆的法律论文资料库[31],其商业色彩较浓,对作者及作品的审查不那么严格,因而学术质量难有保证。

(四)法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家法定的学位论文收集机构有:国家图书馆收藏包括全国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部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和海外留学生学位论文(近年来也开始收藏硕士论文);中国科学院收藏自然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社会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社科院都建立了各自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只是论文收录范围不再局限于原规定,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商业性数据公司也建立了学位论文库,如CALIS的高校学位论文库、CNKI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库。目前,还没有专业性学位论文数据库,所以笔者只能就这几较大的综合性学位论文数据库作一简单介绍:

1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资源》数据库[32]。迄今为止,该库已收藏1981年我国实施学位制以来的博士论文(包括所有博士授予单位及其专业)8万余种,收藏率高达98%;收藏硕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万余种。此外,还收藏有1992年以来自海外征集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千余种。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学位论文》数据库[33]。1984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文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收集全国各学位授予单位通过的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并建立全国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库。后来又收藏了部分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收藏博士、硕士论文书目8万种,通过分类号检索方式查询到法学类学位论文9052条。

3《中国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34]。始建于1995年,由万方数据公司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联合制作。收录了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研究论文的文摘信息,至 2004年4月3日,总计437,324条数据,每月更新。

4《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35]。收藏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著名大学在内的83个CALIS成员馆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文摘,到目前为止收录加工数据7万条。

5《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收录质量最高、连续动态更新的全文数据库,迄今已完成2000-2003年8万本论文的数据加工与入库。该库每年收录全国300家博士培养单位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约28000篇 ,分为包括经济、政治及法律在内的九大专辑。网上数据每日更新,专辑光盘每季更新。

二、上述数据库简评

我国纸质期刊的电子化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且进展较快。经过十余年发展,已基本上改变了手工作坊式的资源制作方法及纸制媒介的单一检索方式,提供了更为便利、快捷、准确的检索手段,使得研究人员足不出户就可浏览全国乃至全球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极大地便利了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学术繁荣。而西方发达国家纸质资源电子化进程则起步比我们要早。早在1973年,Lexis公司就进入米德(Mead)数据中心,提供俄亥俄州的法典、案例、美国法典以及部分联邦判例法的全文。1975年,该数据开始在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启用。同年,Westlaw公司开发了首家在线检索数据库——WESTLAW数据库[36]。LexisNexis公司与Westlaw公司是英美法系国家中规模最大、数据最权威的两大商业巨擘。其涵盖范围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判例等原始资源(既有美国各州、联邦的判例和法规,也有英国、加拿大、法国、欧盟等二十五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资源),还有期刊、报纸上的学术论文以及法律新闻等二次资源。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多层次、多侧面的法律资源体系,能同时检索多种不同数据库,可谓相当便利。不仅如此,两大数据库在功能上也各具特色,难分轩轾。如,Westlaw数据库有关键引用(keyCite)、主题摘要(West Topical Highlights)、在线服务、PDF格式文档等特色功能;LexisNexis数据库中依个体需求特设的Shepard报告、案例摘要和核心概念、电子剪贴服务(Eclipse)、实务领域页面等功能也独具特色[37]。相形之下,我们国内的光盘数据库就要逊色许多,总的来说就是缺乏特色、功能单一、大同小异、较少独创性。如法律(规)、判例光盘数据库与学术论文光盘数据库总是单独分开做,而未能将理论与实务相链接,同时满足使用者的不种需求。当然,要想将两者合二为一,就国内现有条件而言确实难以为之;而且,规模的过分庞大必然给质量的把关和内容的精致提出更高要求,做得不好效果将大打折扣,人力和物力自然有付诸流水之虞。再者,内容雷同,缺少特色。纵观我国各个光盘数据库,除个别的在制作技术或信息含量大小方面有所不同外,几乎可以说是千人一面,大同小异,缺乏创新。这种重复在网络学术论文资源中尤为严重,法学界知名学者的学术文章在各大网站几乎都能看到。所以,缺少原创性是网络学术论文的致命硬伤。与成熟的外国同行相比较,我国国内网络数据库无论在种类和内容上、还是在制作技巧上都有不少差距。下面笔者将从宏观上就目前我国网上学术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谈几点看法:

1 数据库品种比较单调。从文献类型上看,我国现有的法学数据库主要集中在期刊/报纸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一次文献上,二次文献数据库也就是目录索引,文摘类似乎只有《中文报刊资料摘要》。从文献来源看,又多集中于学术期刊,专门的或包含报纸论文的数据库则较少[38];数据多为各个报刊的集合体,单独某个专业期刊/报纸的数据库很少。从数据库类型看,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领域的横向综合性数据库较多,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的纵向专业性数据库不多,且规模也较小。

2 从所包含的信息量看,数据库的权威性值得考虑。目前已有的光盘数据库除CNKI外,大多是原有纸质资源的电子版,所以规模都不大;由此,数据的权威性也就值得考虑。那些据以为基础的印刷型资源是否收全?质量如何?保存是否完整?有无缺失?我们知道,囿于经费、人员、场地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是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报刊,各单位一般也不能订全;更何况还有许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订阅的报刊(如有些发行量较小或受地域限制很难订阅的报刊以及不公开发行的内刊),这些刊物中有的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这些缺失的资料如何弥补?特别是时间较早的资料是否都一一予以查找、补齐?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些以纸质资源为基础制作的光盘数据库的权威性、准确性及可信性就得不到保证。即使是口碑比较好的大数据库,也不尽如人意。CNKI存在的问题,早就有学者撰文指出[39],并且全文只回溯到1994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专业水平要高一些则,主要是文献题录,提供全文的比较少,因此还得再次查找原文,故使用起来不甚方便。

3 制作普遍比较粗糙,技术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不注重细节。国外数据库如Lexis(/),分类很细,制作较专业,为用户考虑得比较周到。每个数据库旁边通常都有对该数据库情况的介绍(Sources Description),如在Law Review and Journey数据库中,就有该数据库内容的简要概括(Content-Summary)、收录范围(Coverage)、更新情况(Update-Schedule)以及期刊名录(Complete File)等内容。而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这种提示性的介绍一般比较少或几乎没有。如博利群公司制作的《法学文献题录索引数据库》中包含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个数据库,但在互联网使用界面上并没有关于这三个数据库的各自介绍材料(在纸制广告材料中有),想了解该数据库基本情况的用户还得参照纸制简介。这类事情虽然并不影响数据库的使用,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用户使用起来就会觉得不便。其次,在检索标准的设置上,全国没有统一的规范可循。这方面,问题集中反映在分类检索上。在法学领域,对各部门法的分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本上是各行其是,分类较粗;又没有一个详尽的说明,给用户带来不少困难。如CNKI的分类检索中,法学类被分为法史、法理及国际法,宪法、行政法及地方法制,民法和商法学,刑法、诉讼法学及司法制度等几大块。包括土地法、农业经济管理法、劳动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在内的几个部门法都被分到宪法、行政法和地方法制中。比照法学理论中关于各部门法的概念、抑或中图法中对法学的分类,上述分类方式都不太科学。《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数据库》中有分类号检索,但依据的也显然不是中图法。博利群数据库中的《法学文献索引库》中的分类号检索,因为没有说明,笔者想当然按照中图法分类号进行检索,但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的数据库中分类号、分类名称检索是同一的。另外,有些资源本身涉及多个部门法,甚至跨越了学科,放在哪儿似乎都行,这种情形如何把握?分类标准的不统一自然将导致分类的混乱,从而直接影响检索结果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对某一问题、某一学术领域研究状况的宏观把握。

三、法学数据库发展方向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完善以及法学领域研究的逐渐深入,对法学学术论文电子资源的需求也必然越来越大。受制于资金的短缺,现在还有许多纸制文献未转化成电子版。而现有法学学术论文电子资源无论从其所覆盖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其制作技术上,目前尚不能尽如人意,故仍有很大发展余地和提高空间。这里,关键是如何制作出高水平的专业性学术数据库。笔者以为,从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两方面看,今后短时期内很难建设起一个堪与CNKI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相等量的光盘数据库,而实际上也根本无此必要。其实,数据库种类的多样化,内容和功能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制作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是我们未来发展电子学术资源最应关注的问题,而不必一味追求规模有多大。因此,笔者以为:

1 今后我们应建立品种上更为丰富多彩的数据库。当前的法学论文数据库大多为众多期刊、报纸所载论文的数据库,某一期刊或报纸的专门数据库还少。一些比较重要的期刊、报纸,尤其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制日报》等学术地位较高的专业刊物、报纸,目前还未能做成数据库[40],这确实殊为可惜。实际上,这类期刊、报纸的数据库,尤其是回溯性数据库,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文摘,作为二次文献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对研究的指南作用较单纯的目录索引显然更胜一筹,特别是相对于受版权制约的全文数据库,它更是自有其优势。目前,这方面的数据库还不多,以后无疑应该多做一些法学论文或法学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以便给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

2 有特色、有深度并经过编辑加工的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应成为今后建立学术数据库的主要方向。众所周知,评价一个数据库,关键要看其内在的学术品质而非外在的数量规模。那些规模庞大的光盘数据库,其所包含的学科领域太多,收集的期刊每每多达数千种,虽可谓大而全,但其中真正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并不很多,可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却大都集中于这类核心期刊。法学类核心期刊说来只有20 种[41],南京大学制作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2003年收录的法学类期刊亦不过16种[42],CNKI收集的期刊包括法学类、综合类的期刊种类则远远不止于此,因而检索结果数额庞大,其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用者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精力来去芜取精,因此反倒不如经过一定编辑加工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43]更为学者所乐于检阅。而只涉及某个学科领域的那些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如西南政法学院制作的《诉讼法文献索引及全文》数据库,则因其细致的专业分类和丰富的资料来源而为专家所称道。例如,它将诉讼法总论的三级目录又分为诉讼制度、诉讼参与人、证据、期间、送达、诉讼时效、费用等12个部分,这种详细的分类使得检索者既能准确、快速地找到所需资料,又不致发生任何遗漏,故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目前,国内此类就某一专业领域或某一专门问题而建立的资料齐全、有一定深度、分类又较细的法学类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并不多;而法学各学科的发展则可谓日新月异,新的部门法层出不穷,法学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因此也越来越深、越来越细,相应地对法学文献资源的要求也就自然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细,因而法学专业或专题数据库的发展应该说是大有前途。目前,制约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发展前景的关键是版权问题,这也是任何数据库、网站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些图书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六个所属图书馆都根据本学科内容制作了相关数据库,但受版权限制而无法对外公开。其使用范围相对狭小,无法形成资源合理利用的良性循环,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从而反过来影响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好版权问题,也是我们今后发展法学学术电子资源必须面对的问题。

3 数据库的制作应更加规范统一,功能应更加强大。首先,在分类上应有一个统一标准。印刷型书籍通常是按照中图法(第四版)分类。光盘数据库也应有一统一分类标准,即便不依中图法分类,至少也应出台一个公认的业内标准,从而使检索更加方便、快捷,以此来从根本上避免目前各自为政、自成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其次,数据库的设计应以人为本,时时刻刻考虑到使用者的便利。数据库不过是储存信息的媒介,操作越简单越好,制作愈细致愈佳。应根据法学各部门的特点与文献的类型来设计数据库,使数据库在结构与功能上更具特色,服务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再则,在数据库的内容上,应集论文(索引、全文)、图书、法规(国内外)、判例、动态新闻等内容于一体,更加开放、扩展、动态性,使用户最终通过一个平台就可检索、获取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44]。

[1] 有广义、狭义说。狭义指有一定学术价值之法学论文,广义则指所有涉及法学研究领域之文章。至于因特网上刊载的法学文章,因学术价值高低各异,故只做简要介绍。

[2] 法学学位论文包括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论文,篇幅长于一般学术论文,又不同于正式出版的法学专著,故包含在本文范围内。

[3] 惜其一般没有装订,极易丢失;又没有目录,不易检索。

[4] 华东政法学院与博利群公司联合制作的《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索引》数据库。

[5] 邹育理主编:《中国法律期刊文献索引》(2001、2002),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2003年8月第1版。

[6] .cn/。

[7] .net。

[8] /index.asp。

[9] .cn/。

[10] 赵哨军:《电子资源及其对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3期;赵光林:《试论电子资源的馆藏发展与维护》,《情报资料工作》2002年第6期;林葵:《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宣传、培训与服务》,《图书馆界》2003年第2期。

[11] 为叙述便利,本文将法学数据库以外的其他专业数据库均视为综合性数据库。

[12] 因其包含的数据库品种比较多,故放在综合性数据库中做介绍,各数据库情况介绍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征订宣传手册》。

[13] .net/pm2003.asp。

[14] /chinese/jszx/,/chinese/fwzn/zyly/gpsjk.htm。

[15] .cn/default.htm。

[16] /zyw/sjgp/index.htm。

[17] /‘

[18] /。

[19] /zyw/。

[20] .cn/

[21] .cn/

[22] /。

[23] .cn/。

[24] .cn/。

[25] .cn/。

[26] .cn/。

[27] 。

[28] .cn/。

[29] 。

[30] ,收费。

[31] /lw/,免费的。

[32] 202.96.31.42:9080/doctor/index.htm。

[33] 10.4.131.199/ecolas-c/search/search.php?class=simple_all。

[34] .cn/src/zyzn/wf_zyjs_index.asp?db_id=1

[35]/chinese/CALIS高校学位论文库.htm。

[36] 刘丽君、于丽英主编:《漫游虚拟法律图书馆——在线法律资源研究指南》,第98页、72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37] 同36,第79-80页、第99-100页。

[38] 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只有两家: CNKI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人大的《中文报刊资料摘要》。

[39] 叶新明:《对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光盘的理性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3期;王效锋:《CNKI报纸数据库收录范围的质疑》,《四川图书馆学学报》2002年第4期;朱兰芳:《使用CNKI的实践和思考》,《现代情报》2002年第7期等。

[40]《法制日报》之回溯性数据库正在制作中,现已回溯到2003年,预计今年下半年发行。

[41] 社科类核心期刊的认定,目前权威性的有两家:即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社科文献计量评价中心共同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本文根据的是后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42] /cssci_lyqk2003.htm。

[43] 《复印资料》收录的法律类期刊、报纸有30种,见.net/pm2003.asp。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6篇

《原理》所阐述的法哲学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格尔哲学体系是一个以三段论式展开的、庞大而又封闭的体系。黑格尔明确宣布法哲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门,法哲学就是研究客观精神运动的科学。客观精神不仅仅是自身的绝对存在,它还要通过人的精神体现出来,这就是法。黑格尔认为法是客观精神和它通过人的意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和狭窄的普遍性的领域”,“市民社会”则是 “特殊的领域”,国家就是“普通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关系是完全颠倒的。作为国家的前提的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真正的活动者,而黑格尔的思辩哲学却把这些现实的主体变成了他所虚构出来的某种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产物。

马克思在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体系的影响。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有力批判者,他通过对宗教和思辩哲学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将被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所颠倒的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认为是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相反。把法归结为“感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重要思想武器。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缺陷,那就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同时,还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辩证法。马克思延续了费尔巴哈关于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精神的本体论思想,力图联系现实的社会生活条件,着眼于从“市民社会”来考究法的产生及其本质,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剥去包裹着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吸取其思想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在这里,马克思还是运用黑格尔所用的术语“市民社会”来阐述其观点的,但是,关于“市民社会”的内含在《导言》中已明确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对《原理》的批判是从黑格尔的国家观开始的,因为,黑格尔的国家的理论是“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其中被黑格尔搞得最混乱的就是国家、法与家庭、“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而国家则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因而也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因此,是国家和法决定了家庭、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这一错误观念,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辩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也就是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马克思发现“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为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从而确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诚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最后确立的,但是,正如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所说“马克思阐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评黑格尔法权哲学开始的。”

马克思从批判“长子继承制”这一法律问题入手,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法和私有财产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分析了财产关系与法的内在关系。黑格尔认为国家规定和支配着私有财产,因此,长子继承制就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的证明,长子继承制不是根源于现实的财产关系,而是依赖于政治国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的论点,认为“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就是财产,法是财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财产则是法的实在内容。政治国家是长子继承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国家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

马克思还在《批判》中批判了黑格尔从国家中引伸出现实的人的观点,阐述了人与国家之间的统一,指出国家是从人民那里异化而来又成为统治人民的力量与人民相对立的,认为“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个人才是真正现实的主体,是国家的基础。

在《批判》中,马克思还对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形式进行了探讨。黑格尔在《原理》中,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当着国家的本质,认为国家的本质必然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范畴。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现实国家的非批判性观点,评判了历史上的一切国家的本质,认为历史上的国家或者现实的国家(指当时的德国)只是对国家本质的歪曲,在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人民的意志根本得不到体现,是作为人的异化力量而与人相对立。国家的本质应当是以人民为原则,以人民的普遍事务为国家事务。这种国家的本质只有在“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确立后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得以实现。黑格尔在《原理》中将君主制看成是国家政治形式的最高真理。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民主制是“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的人。” “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辩的法哲学本身。”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阶段,它解决了法的客观性和法的本质问题,这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主义

这一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广大无产阶级,也就转化为武器的批判,成为摧毁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

参考文献: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7篇

一、现状和回顾

从文学(广义的,但主要指叙事文学)来研究法律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在中国,至少自90年代以来,法学界[1]经有一些法律学者已经以不同的进路和方式触及到法律与文学的领域。其中在我看来比较有意义的有:贺卫方的论文《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文章就涉及了古代官吏“司法”中判决书写作的文学色彩,特别是那种有明显文学追求甚或有“玩文学”之嫌疑的“花判”;[2]梁治平的《法意与人情》,[3]主要以古代文人的笔记、小品、故事为材料,比较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简单提出和阐发一些法律的问题;刘星首先在《南方周末》以一正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法律故事,后来汇集成册以《西窗法雨》出版,这些故事的分析都相当细致,说理性强,文笔也简洁明快;他的《古律寻义》中也有类似的追求,[4]而刘星的同事徐忠明则多年来一直坚持史学家的“以文证史”、“诗史互证”的路子,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发掘、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史料,在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中作出了长久、持续的努力;[5]与徐的研究思路类似、但材料有所不同的汪世荣则从中国古代判词,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判词,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6]此外,强世功讨论女权主义的论文不仅涉及到中外三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而且还有浓重的中外法律比较的色彩。[7]

回头看来,即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构建和解释,这些著作或论文几乎已经触及到美国学者首先创设并界定的法律与文学领域的一切主要方面。贺文实际是讨论“作为文学的法律”,但侧重的是司法文本;刘作也可以属于“作为文学的法律”,但范围比贺文更宽,他实际侧重把历史记载的整个法律故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来研究;梁作、强文都更多涉及到“文学中的法律”,但略微偏重于理论问题;同为研究“文学中的法律”的徐之研究侧重的是法律史,注意的是开掘文学作品中可能作为法律史研究的信息;汪的判词研究则同时涉及了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

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法律与文学,但就总体而言。上述著述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自觉(强文略有例外)。例如,梁作虽然利用了中国古记、故事,这些材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学的文本,但是作者的短论常常流于杂感和随想,且侧重于法律文化的讨论,与法律往往只有若即若离的联系;刘的《西窗法雨》相当善于从各种法律故事提出具有法理学意义的问题,但由于报刊专栏的篇幅限制,未能也不可能深入分析;贺文涉及了、但其关注点并不在“作为文学的法律”,自然就放过了其中可能隐含的一些问题;汪世荣的研究同样有这个问题;徐的论文最关注法律与文学,但从其专业出发,他更多是从法律史学的角度进入法律与文学,关心的是从史学的进路处理古代文>:请记住我站域名/法理学分支之间游离,并侧重于女权主义考察。[8]

在这一时期,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的法律与文学写作者也许是当时执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冯象。尽管他在这一方面的有关作品并不很多,但由于他横跨两个专业的学术训练背景(哈佛英国文学博士和耶鲁法律博士)以及他年轻时的文学爱好,[9]使得他的这些不多的作品中的每一篇都显示出相当深厚的法律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功力,敏感的艺术感受力,乃至娴熟的叙事技巧。例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永存不移》[10]从作者的法律专长知识产权出发,讨论了文学艺术与广告的边界,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和广告的意识形态问题;又如在《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11]作者以小见大,进一步分析了“秋菊”困境的社会构成(为什么秋菊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和历史构成(秋菊是如何在现代化法治话语中变成“法盲”的),并且深刻地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法治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其中隐含的悖论;不仅如此,他还娴熟地用蒙太奇的手法把秋菊同美国电影《接触》勾连起来,从时空上的无关创造出意义的相关,造成一种相当奇特的阅读效果,表现出一种在当代中国常规法律论文中所不见的叙事和论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冯象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当代法律与文学的另一个问题,即叙事(narrative)的问题,或“通过文学的法律”。而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产权-至少有一部分就是“有关文学的法律”冯象的长篇论文《法律与文学》[12]则在中国第一次系统、概括且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诸多问题;并在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关于法律与文学的一系列比较系统的具有理论潜质但未展开论述的看法。其视野的开阔和深入,其叙事和论证的方式,在我看来,甚至超出了目前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勾勒的边界。

既然提到了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了,就不得不多说两句。尽管法律与文学的题目在美国法学界早就有了,[13]但是作为一个法学运动或领域或流派,却是自1970年代以来主要在美国法学院内发展起来的;目前,美国各主要法学院都设有法律与文学的课程,反映了这一运动的广泛影响。对这个运动,冯象已经作过很好的概述,[14]无需我在此再多说什么。在此,我只想交代一下这个运动对我的影响以及与我目前这一研究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细致分来,如同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有四个分支,一是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将法律文本以及司法实践当作文学文本来研究其修辞和叙事,从这一进路看来,法律不过是另一种应当予以解释和理解的故事;[15]近年来甚至有一些作者用文学方法讲述法律,[16]这就是通过文学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同时还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法律分析其他可能的贡献,特别是解释;三是有关文学的法律(law 0f literatu re),研究各种规制文学艺术产品(包括著作权、版权、出版自由、制裁文学书刊、以文学作品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法律;以及四,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出来的法律。[17]但一般说来前两者可以且常常被归为一类,第三分支与传统的法律研究特别是知识产权的研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更多学者认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两大分支,即作为文学的法律(作品和理论),以及文学中的法律。[18]这两个方面都对我有所影响,前者影响我更早,但后者对我的启发更大。

先谈论前者。如同70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我也曾经爱好过文学。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不可能之生活的一种弥补,它帮助人们理解他/她当时甚或永远无法进入的生活和人。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专业的限制,由于对于理论思辨爱好的增长,由于到美国留学、远离了中文的文学环境,我已逐渐放弃了年轻时的梦。我接触到了美国的法律训练,尽管我不喜欢它太过技术化的一面,但是美国法学院的不尚空谈、反对宏大理论的思维训练却给我很大影响。事实上,当时美国法学院流行的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故事和法律文本展开的解释。这种训练使得我开始越出传统的法律边界,看到了我自己关心的法律与社会问题。但由此而来的我的判断是,文学和法律截然不同,并且很难交叉。

改变我的一个主要影响来自“作为文学的法律”。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可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当时主要关心的是法律解释问题。大约在80年代中后期。当时(至今仍然如此)我对美国宪法和美国司法制度、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和解释很感兴趣;但我又感到困惑,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宪法的解释总是令我难以捉摸,特别是如果仅仅从宪法的文本或围绕美国宪法的大文本来看。从注重法条和概念的学术传统中出来的我当时还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案例法传统,我还是倾向于把法律视为文本;我不能理解美国的宪法实践其实与宪法的原始文本没有如同人们想象得那么多的关系,不理解宪法法律话语更主要是一种社会的话语实践,其含义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的传统中界定的;我不理解语词的标准含义和实践含义从来都不是来自字典(包括英汉词典),而是社会实践界定的。特别是在80年代中后期,美国曾有一场关于宪法文本的原始含义或本质含义是什么的大规模的争论。[19]这场争论实际是一场政治力量的角逐,[20]但以学术的名目展开,各方都运用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作为一个不熟悉美国实际政治过程的外来者,我居然把这场有强烈政治背景的学术争论或者用学术包装的政治斗争当成了一个纯学术问题,努力从理论上寻求某种解。

就在这一寻找过程中,我遇到了作为文学的法律。这一分支的当时的核心观点大致是,文学作品的解释方法可能有助于法律的解释,例如文学作者的原意,理解者的再创造,理解者再创造的社会条件,语言的问题等等。也是在这个探索和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接触了哲学阐释学、分析哲学以及与阐释学有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

但是,到1992年回国之前,我已经基本放弃了发现一种解释方法或解释学来保证法律解释的统一、准确的天真想法。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作为文学的法律”的研究者没有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命题,无法用作个人理解解释文本的指南,甚至准则;而是说,在政治利害不同的群体间,在政治倾向不同的学者间,甚至在因其他原因而有不同判断的个体间,这种方法基本是没有用的。因为即使有这种准则或指南,其运用也是使用者冷暖自知的,没有一个可以反复测试的“客观的”标准。特别是当文本解释涉及重大的利害冲突时,当社会公识不存在时,至少在某些问题上,你无法要求也无法迫使冲突双方得出一致的意见。法律解释更多是一个争夺利益的战场,而不是划分利益的标准或方法。那种理想的解释状态实际上要求所有的人都诚实,要求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程度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人世间不可能发生,而且,如果真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需要法官了,至少不需要律师了。因此,美国的这场围绕宪法的解释学运动进入了90年代以后就基本偃旗息鼓了。表面的原因是争论双方都发现文学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解释无所裨益;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80年代末期以来联邦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因年事已高而退休,新任的大法官们就总体而言渐趋保守,“解释”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某种“现实意义”。理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多问题都不是理论解决的,而是时间和人事更替解决的,是自然的力量。

尽管以文学的解释理论乃至阐释学或语言分析哲学获得正确解释方法的幻想已经破灭,但是这种经历(包括这种幻灭的经验)仍然给我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种追求毕竟带着我游历了-尽管是粗略地-一些相关的领域。阐释学使我看到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解释中读者的重要性,读者的偏见(不具贬义)以及这种偏见的历史性,使我不仅看到文字、法条、书本而且看到“文本”以及文本的历史和社会构成。分析哲学使得我更加重视语言的用法和功用,重视语词使用的语境,而拒绝“正确的”语词和定义,理解了语词与其他符号之间的相通之处和互补。福柯的话语理论使我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语言的表征作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学术话语、命题的历史构成。但最重要的是,在这种追寻中,这些概念和命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再仅仅是概念,不是文字的学术装饰,而是一种对自己阅读和理解经验的提醒,它或多或少地已经溶人了我的学术研究,促使我更多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使得我对事实、事件、权力、语境和文本都比以前更敏感、更宽容同时也更苛刻。这种能力的获得大大扩展了我的世界。

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法律与文学之看法的主要是美国著名法学家、法官波斯纳,并且主要是在我1992年回国以后。1993年起,我开始翻译波斯纳法官的《法理学问题》,[21]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法律与文学,另一节在讨论女权主义时也讨论了一些文学作品。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一些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从平凡的甚至是非法律的故事中提出非常实际的法律问题、法理学问题,使我大开眼界。他的另外几本重要著作也曾对文学作品做了细致的分析。

除了书名《法律与文学》的专著外,[22]他在-例如-《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以荷马史诗为材料分析古希腊社会的法律制度,分析古代传统社会的其他一些制度,[23]在《征服法律》中他也不时分析了法律与文学。[24]1997年,为编《波斯纳文集》,我开始翻译他的《法律与文学》(1988年版),更仔细地阅读了此书,这些阅读给了我重要影响,日益感受到文学作品对于理解法理学问题,理解特定时代的法律制度问题的可能性和意义。

波斯纳以法律经济学成名,但也是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个几乎是绕不开的人物,[25]但严格说来,波斯纳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倡导者;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个批判 者。

他的《法律与文学》第一版的副标题就是“一场误会”。第二版删除了这一断言,但他仍然对法律与文学的许多研究者以及基本命题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波斯纳的批判并不是一般的反对,不是站在圈子外不着边际的拒绝,不是用他的另一擅长法律经济学来攻击他人的法律与文学(这种类型的反对在学界-不仅在中国-是常常发生的)。他是一种接触的(engaged)、参与的反对和批判。他充分利用了他对西方经典文学(在《法律与文学》的第二版中,他甚至包括了一些当代的流行文学作品)以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熟悉和敏感(波斯纳本人本科从耶鲁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并且是最优秀的毕业生),同时充分调动他的法律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训练、知识、洞察力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提出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其他解释,让自己的解释同其他学者的解释在“学术和思想的市场”中竞争。波斯纳的这种进路对我的这一研究有最大的影响。

必须指出,波斯纳尽管以古典自由派(libertarian)的经济学家闻名法学界,但是他在研究法律与文学以及其他的“法律与××”中,[26]他的分析问题的基本进路-在我看来-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兼容性。他总是把文学作品的故事放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予以考察,高度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性对于制度和人的行为制约,只是他所使用的术语更多是受当代制度经济学传统的影响;并且由于经济学训练的严格和文学训练的敏感,特别是高度关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技术发展,使得他的分析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更为细致和严格。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波斯纳的分析进路不仅在文学分析上而且在其他一些社会基本制度的研究上,都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的一种改进和精致化。尽管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波斯纳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概括说来,波斯纳至少在两个方面给了本研究以启发。一是波斯纳勾勒的法律与文学的领域。他使我重新审视法律与文学的关系,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发现了一些可供法理学研究的材料。另一则是他处理法律与文学的进路,注重制度,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充分理解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注释:

[1] 事实上,一些文学研究者也触及了法律与文学,例如对元代公案戏、包公戏或清官戏的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路子是文学的或史料的,因此,本文暂不讨论。关于元代戏剧中的有关法律的研究,可参看,张月中主编:《元曲通融》(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7页以下辑录的有关论文。

[2]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203—219页。

[3] 《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

[4] 《西窗法语》,花城出版社,1998年;《古律寻义:中国法律文化漫笔》,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5] 例如,“从薛蟠打死张三命案看清代刑事诉讼制度”,《法学文集》(4),中山大学学报丛书,1992年:“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看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特点”,《历史大观园》,1994年9期:“武松命案与宋代刑事诉讼制度浅谈”,《历史大观园》,1994年11期:“《活地狱》与晚清州县司法研究”,《比较法研究》,1995年3期:“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4期:“《窦娥冤》与元代法制的若干问题试析”,《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包公杂剧与元代法律文化的初步研究(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这些以及其他论文汇编为《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6]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安提戈涅、窦娥与鲍西亚:文学中的法律-女权主义视角及其批评”,《比较法研究》。1995年2期。

[8]这里的批评并非对这些研究的全面的学术批评,而仅仅是就其对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之理论贡献的分析批评。

[9]见《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作者简介。

[10]《读书》,1997年2期。

[11]全文的一部分以“秋菊的困惑”为题刊登于《读书》,1997年11期,全文载于《木腿正义》,同上。

[12]《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687—711页。

[13]早的,例如,著名美国法学家卡多佐1925年就曾发表题名《法律与文学》的>论文,但讨论的是司法文件的文学风格、修辞等问题;见,Beniamin N.Cardozo,“Lawand Literature,”in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Nathan Cardozo,ed.By Margaret E.Hall,FalIon Publications,1947;又如,庞德作导论的法律与文学选本,Amictls Curiaeced.,Law in Action,An Anthologyof the Law in Literature,Bonanza Books,无日期。

[14>《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687—711页。

[15]Cf.Sanford Levinson,“Law aS Literature,”Texas Law Review,vol.60,1982,p.373ff.;Daniel A.Farber and Suzanna Sherry,“Telling Stories Out of School;An Essay 0n Legal Narratives,”Stanford Law Review,vol.45,1993,p.807.

[16]例如,Patricia J.Williams,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由于此书作者同时又是女权主义者和少数族裔人士,因此,此书又被视为女权主义的著作和批判种族理论的著作。

[17] 例如,Richard H.Wesberg,The Failure of the Word:the Lawyer as Protag-onist in Modern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18]参看Richard A.Posner,Law and Literature,2nd 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eter Brooks and Paul Gewirtz,Law‘s Stories,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dC Lathe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3;以及,Gary Minda,Postmodern LegalMovemMovements’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150.冯象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论文也是这样处理的,(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第687—711页。

[19]两篇针锋相对的代表性文献是,Edwin MeeseⅢ,“Speech befor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July 9,1985;以及William Bren nan,“Speech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Oct.12,1985.两篇文章均重印于,The Federalist Society,The Great Debate:Interpreting Our Written Constitution 14(1986)。

[20]请看,Sanford Levinson and Steven Mailloux,eds.,Interpreting Law andLiteraturc,A Herrneneutic Reader,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特别是第一编“政治与解释理论”。

[21]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22] Richard A.Posner,Law and Literature,A Misunderstood Rel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此书10年后修订且扩展了,且删去了副标题。中译本,请看,《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23] 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特别是第五章。

[24]Richard A.Posner,Overcoming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中译本请看,《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第九、十四、十八、二十三和二十四章。

[25]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自1988年初版以来一直是法学院使用最多的教科书之一,并且也是法律与文学运动中引证最多的著作之一。1998年此书修改之后发行了第二版;封底上广告语称“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轻松实现了当年《华盛顿邮报》的预言,该书‘将在未来的许多年中一直是精华读本’”。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法治 伦理 师生关系

一、问题的由来

法治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野,无义务即无权利、权责对等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准绳。法治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构建的基石,作为公民社会的现实形态,高校治理尤其是高校师生关系体系的治理也在法治视野中向前推进。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同志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上揭示了法治的基本含义,即“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是党的正确主张同人民共同意志的统一,基本出发点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各项事务的法治化。党的十六大再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指出,“实行依法治教,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是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完成新时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①依法治校成为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国运兴衰的战略角度提出,“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先发展教育”,在各项教育发展规划中,依法治教被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所谓依法治教就是要“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要在普法教育、依法行政、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的基础上尊重教师权利,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公平与公正,同时还要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②可以认为,从党的十五大以来,法治方略从宏观的层面逐步过渡到中观的政策层面乃至微观的行为规范方面,这一发展不仅使公民的法治意识得以生成和发展,而且使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打上法治的烙印。

二、师生关系:从伦理走向法治

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彼此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等。学校中的教育活动,是师生双方共同的活动,是在一定的师生关系维系下进行的;师生关系既受教育活动规律的制约,又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反映。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价值系统单纯且教育不普及,传统的“师道尊严”自然极为尊崇,师生关系近似于父子关系并与之并列,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极为清楚并形成教师稳固的权威关系。这种极具伦理色彩的文化传统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各个个人借以从事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其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③作为生产关系的演化,师生关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伦宗法约束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必然催生出对师长尊严这一传统权威的尊崇。第二,具有极强的伦理依附关系。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族体制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载体,宗族思想强调忠君尊亲并扩展到教育领域,形成了“师严”、“师尊”等观念并使之与天地君亲并列。《苟子・大略》中说:“言不称师谓之畔,教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这体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尊卑关系,教师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师是一切行动的准则,违背教师的言行就是离经叛道,要遭受君子们的唾弃。第三,尽管存在多种主张,但“师道尊严”是传统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准则。柳宗元曾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呼吁师生朋友般的平等关系;朱熹则倡导修导式教学法,即以学生自修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方法,这显然是一种学生为主体,教师主导或引导的师生关系理念;《学记》也诠释了“教学相长”的意义。尽管形形的教育理念启发了人们对新型师生关系的思考,但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教师是统治者认可的伦理规范“道”和“礼”的化身,是“道”和“礼”的传播者、践行者和示范者。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所以正礼也,无理何以正身?无师君安知礼之为是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传统的师生关系理念将师生定为主客体的关系,即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客体的关系。

近代以来,随着民主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人们逐步走出传统型社会关系的桎梏并开始运用法律这种“新的结合形式”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尊严和主体地位,从而塑造了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平等,这符合法治的特征,即人们遵守的是规则而不是自身之外的任何主体。法治社会里师生关系摆脱了人格依附而实现了二者平等的社会关系:教师无法强制作为平等公民的学生,学生因与老师拥有平等的地位而可以合理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因而基于法律尊重基础上的新型师生关系得以生成,它使师生双方获得自由交流和广泛沟通的机会。

新型师生关系代表了现代社会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趋势,其意义体现为三个层次:在观念上,教师是什么,学生是什么,这一概念得到澄清,它摒弃了对父权的敬畏而实现了观念上的更正;在制度上,师生关系被纳入规范化的渠道,师生双方的权利义务在教育立法的基础上依法进行;在行为上,师生双方必须约束行为以维持公共生活秩序,对于越界行为必须予以制裁和惩处。这种由观念、制度和行为互动的共同体及其变动不居使得现代社会充满活力,并实现了多元的价值问题转化为一元的程序问题,促进了社会的持续进步。

三、法治视野下师生关系的特征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法治以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追求,通过法律的具体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在法治社会,师生双方通过社会化习得法律知识并形成法的意志,在相互交往中,通过法律条文和法的意志规范自身行为,维护自身权益,并在实践中推动法律的完善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师生关系是建立在对法的尊重和运用之上的关系,具有鲜明的法治特征。

1.师生法律地位的平等

平等源于两种社会背景,即身份和法律,身份基于一种自然关系如血统、地域等,古希腊时期对城邦公民的界定及后来的血统理论均属此种类型。法律是一种契约,它立足于现代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互动与规范。在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过程中,“进步社会的运行,迄今为止,始终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④

现代师生关系基于法治而不是身份,它体现为公民资格而不是长幼尊卑。公民资格是师生关系法治化的保证,在我国,宪法第33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这一规定,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中国公民,他们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对应的公民义务。教师不得侵犯学生享有的宪法权利,不得妨碍学生履行宪法义务,学生对教师也如此,否则侵权方或妨碍方要承担相应的宪法法律责任。除宪法规定之外,在民法意义上,教师和学生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教师和学生都享有民法所规定的民事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民法所规定的民事义务,彼此之间都不得侵犯对方的财产权、人身权(姓名权、名誉权、生命权、健康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否则须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我国的教育法规也把教师和学生作为平等的主体而予以规范,教师法和教育法明确规定了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权利,在义务层面,教师需要在遵守现行法律道德和为人师表的基础上尊重爱护学生,维护学生的权益,保证他们在德智体方面的全面发展,也即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和人格尊严。从一种二元对等关系来说,教师的权利就是学生的义务,教师的义务即为学生的权利。尽管这一对应关系在我国教育法规中还存在许多值得发展的概念,在政策法规的执行层面仍有待于科学化和辩证化,但是在基本原则中对人的尊重和主体权利的平等却一览无余,它体现了教育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这对于教育关系中各种矛盾纠纷和利益主张提供了基本框架。

2.权利义务关系的均衡

之所以要重提师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因为在执行层面的不均衡体现和自古以来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师生关系特殊性的考虑。师生关系在传统型权威社会里被纳入伦理关系的调整范围,到了近代,师生关系发展为“特别的权力关系”,它被定义为国家和公民的特殊关系而归入内部行政而不属于法律调整领域。⑤只有到了当代社会,师生关系才最终实现并从立法上实现两者权利义务的均衡。

在教育实践中,教师不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学生也不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反之亦然,这是教育法的基本精神,并且在我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对教师和学生权利义务都有十分明确的说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师和学生分别应当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须依照法律规定而不是道德上的反省或舆论上的压力,从本质上讲,师生双方在法律框架内是自由的。但是,按照我国源远的传统及现实中的道德和教育观念,师生双方不仅仅存在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在很大程度还包含管理与被管理、保护与被保护、服从于被服从的关系。在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出于对未成年人的考虑,人身保护和日常行为的管理尚属于正常的权利义务范围,但是在以成年公民为主体的高校,法律之外的这层依附或附带性质的关系就显然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在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中,由于行政色彩浓厚,政府、高校、教师和学生关系尚未厘清,因而许多原本属于行政层次的职责义务被转嫁给执行层次的教师,从而使教师不得不承受教师和管理者的双重职责。与此相对应,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培养机制和评价体系下,功利思想浓厚的学生习惯于屈从教师的权威而不能正常主张自己的权利;而部分自我意识较强的学生则滥用人本主义的错误原则,在漠视义务的基础上借助社会舆论主观地追求自我的权利,从而导致膨胀的权利观和扭曲的权利意识。

当前我国在立法上已趋于完善,近年来,在教育立法的基础上“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先后成为我国教育执法的主要理念,在这一进程中,师生关系的权利义务关系逐步实现了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的飞跃,并进而走向规范化和均衡化。2003年教育部提出《关于依法治校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行政管理职能,“要按照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的要求,切实转变不适应形势需要的行政管理方式、方法,依据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与程序对学校进行管理”,“要维护教育活动的正常秩序,依法健全和规范申诉渠道,及时办理教师和学生申诉案件,建立面向社会的举报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学校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学校、教师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⑥2010年我国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发[1993]3号)的基础上发展了“依法治教”实践价值,强调在大力推进依法治校的基础上“尊重教师权利,加强教师管理”,同时“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对学生实施的奖励与处分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⑦可以认为,源于我国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基础上的法治型教育理念在法治社会的构建中奠定了法的精神及其在师生关系中的指导地位,师生关系的权利义务在从法制到法治的进程中逐步明晰、明确,从一般性的抽象意义发展成为具体的规则秩序,从而实现了均衡化的特质。

3.基于人格基础上的相互尊重

人格是“个人的心理面貌或心理格局,即个人的一些意识倾向与各种稳定而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⑧人格形成于不同的心理特质和身体机能,因而具有个体的差异性。人格最初是从心理学意义上进行解释的,它被描述为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现代法学理论中,人格“由于其将所有生物人均置于法律调整的秩序当中,因而真正认所有生物人为人,从而实现了所有生物人在法律秩序中的平等”。⑨在我国民法中,人格即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或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它具体表现为人格权如自然人的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由此可见,人格基于不同的心理特质而表现为人的不同的自然性,但是在法学上意义上,人格“唤起了人们对理性的崇拜及对个性的尊重,促进了以法治、平等、自由为核心的近代法观点的成长”⑩。

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时,任何一方既可以是主体又可以是客体”。{11}因此,师生相互交往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主体关系{12},互主体关系体现了教师与学生双方共同拥有某种和谐与一致,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师生人格上的某种一致,即师生人格上的相互平等。可以说,这种以相互交往形式构建起来的师生关系,本身就意味着师生双方都是具有同等的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体。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总是处于共同的教育情境中,由于人格上的平等或互主体关系,相互尊重就自然成为实现教育效果的剂。

师生人格平等及相互尊重理念的确立将彻底打破“教师是知识的储户,学生是知识的机器的灌输式”教育和“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是被动的客体”的陈腐教学观念。在师生人格平等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平等的人格,他们共同交流与对话,共同学习与提高,相互尊重和欣赏,不再有教师的学生及学生的教师{13}。这样教师不再是权利主义的象征,学生也不是被外在塑造的对象。在教师尊重学生人格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独立人格被唤醒,教师的身份被广泛认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而潜在的创造力也被最大程度的挖掘。总之,人格平等构建了师生双方民主平等的关系,而相互尊重推动这种关系形成一种长远的机制。

四、结语

在法治社会,师生关系应当具有法治的特征,通过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在整个教育领域树立尊法、重法的意识和依法治学的信心。我国具有悠久的人治历史,国家的强制性统治在教育领域影响深远,尊教、重教固然无可非议,但师生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对称及被教育者人格上的泯灭和漠视扼杀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竞争意识,使学生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新中国建立以来,行政包揽一切,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关系领域而带有极强的行政色彩,管理而不是服务,秩序重于和谐,师生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依附于官僚性质的行政关系。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依法治国被普遍运用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即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法治型教育体系所应具有的各种法治特征逐步体现出来,如教育的规范化,教育救济制度,以及对教育行政的改革等。尽管在当前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仍存在主观冲动和师生观念上的冲突,但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呈现出主观意志性和情感性――人终归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在当前法治社会新形势下,法的意志和法的精神成为重要的行为价值判断标准,因此如何把师生关系引入理性化的发展轨道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2003.7.17.

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67.

④J.M.凯利.王笑红译.西方法律思想简史.法律出版社,2002:312.

⑤哈特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169.

⑥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03]3号.

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⑧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

⑨吴玉玺.“人格”概念探源――从民法的视角出发.“法律图书馆”法律论文资料库./lw/lw_view.asp?no=4369.

⑩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35.

{11}王维亚.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和地位问题的考察.载于《教育评论》,1997,(2).

{12}欧阳丽.人格平等:和谐师生关系养成的策略选择.载于《攀枝花大学学报》,2002.4.

{13}毕淑芝,王义高.当今教育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58.

参考文献:

[1]哈特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

[2]毕淑芝,王义高.当今教育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孙霄兵.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史哲学的范式.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现行宪法、修正、意义

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由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分五部分:①序言(13段1700多字);②总纲(第1至32条);③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3至56条);④国家机构(第57至135条);⑤国旗、国徽和首都(第136至138条),共有138条,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本文现就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修宪理由、修宪内容和修宪意义做些肤浅的探析。

一、修宪的理由

(一)、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理论观点,总结了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立宪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加以修改完善,以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1]以前我们对宪法的认识比较肤浅,现在有了新的认识、新的体会,就要及时补充;2002年12月4日,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2]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成修正案,于2004年3月8日向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

(二)、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上了几个大台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为国家创造较多的财政收入。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时进行变革,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更要如实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相适应,引导和促进经济的向前发展。

(三)、为了保障人权和改革政治体制。前三次修宪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对保障人权和改革政治体制关注不够,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建设“政治文明”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特别是轰动全国的“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孙志刚案件;[3]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4]“不明不白被关十二年”的杨志杰[5]和“处女案”的麻旦旦等案件的发生,人们开始反思现行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努力探索完善的具体对策。2003年是建设年,孙志刚、杨志杰等案件在因特网上广泛传播,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促使公、检、法限期清理超期羁押,推动了人权事业的向前发展。

总之,根据“十六大”精神和党中央的修宪建议,按照我国的入世承诺和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有必要对现行宪法进行部分修改,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

二、修宪的内容

按照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13条修改宪法建议,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与会的2890名代表经过认真审议,高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主要增加了九个方面的内容:

1、“三个代表”成为国家指导思想。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后面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是本次修宪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验结晶,是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把“三个代表”写入后,又载入宪法,作为党和国家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吸取前苏联和东欧剧变的教训,防止我们的领导干部,形成利益集团。因此,要求所有国家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沿着小康社会迈进。

2、把政治文明载入宪法。在序言中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反映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协调发展观。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摆到重要的位置,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之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政治文明包括党的领导、人民和依法治国三方面,政治文明入宪是对我国国情的一次新认识,既填补了理论的空白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将这一理论创新成果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对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3、扩大人民民主的内涵。在“序言”对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内容,人民民主是我国的国体,爱国统一战线是人民民主的特点之一,此次修宪涵盖了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办人员,技术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表明我们的政权基础更加牢固,人民民主的联盟范围更加广泛,有利于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4、加大私有财产保护力度。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都明显加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去宪法仅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次保护的范围扩大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对私有财产实行征用或征收时,要给予适当“补偿”;三是用“财产权”取代原条文中的“所有权”,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受益者不止是私营业主和个体户,还包括城市拆迁户和农村失地农民。加大私有财产保护力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资金外流。全国到处搞开发区,近20年来征用的土地相当于三个台湾省的版图,而且征地范围宽、补偿标准低,难怪群体性上访增多,现在没有业主点头,房子不能说拆就拆。

5、继续提升非公有经济地位。对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表述是前三次修宪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1988年修宪时提出“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修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9年修宪认为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次修宪,在宪法第11条中把原来的“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扩大到“非公有制”,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国家政策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保护、鼓励、支持和引导”,并对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过去我们对公有制经济才使用“鼓励”一词,现在对各种所有制均等对待,这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6、明确提出保障人权。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前面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人权以前被列为,把人权写进宪法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使老百姓梦想成真,这是前所未有的,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以人为本”,国家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二是从国际上看,我国签署了二个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10月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1998年10月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B公约人大常委会尚未审批(因为公约中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即被告拥有沉默权,这跟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6])。按照国际法规定,条约必须遵守,对于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我们要承认其效力,遵守其规定,除了个别条款中国政府声明保留的以外。对这两个公约,我国又没有声明保留。

7、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据统计,我国严重缺乏社会保障体制,有80%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有90%的人缺乏医疗保险。这次修宪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即“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人为本”首先就要落实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让群众看病有医保、退休有养老、生活有保障,并根据财力,逐步加大社保力度。

8、扩大国家主席职权。在第80条中增加了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这将对我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外交往大量增多,各国元首互访频繁。这就要求国家主席能够参与更多的国内外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因此赋予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权力就显得非常必要。

9、把“”改成“紧急状态”。这是吸取应对“非典”和“禽流感”的教训,“”就是实行军事管制,只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暴乱和严重骚乱,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或者重大事故,用“”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而“紧急状态”的适用范围更广,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直接规定紧急状态的有三个条款,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的紧急状态决定权。把传统的非常状态改变为现代的非常状态,与时俱进,保证了国家长治久安。公共危机往往是社会变革的起因和理由,将“紧急状态”入宪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权不因为发生公共危机而动摇和改变。《紧急状态法》作为贯彻实施宪法原则,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部重要法律已经列入2004年的立法规划中。该法将调整紧急状态下对政府的授权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障,这是一个国家水平、法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

此外,这次修宪还把序言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宪法第59条“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改为“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和直辖市”,扩大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范围;把宪法第98条中乡镇权力机关的任期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5年;在第四章中增加“国歌”,并把国歌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三、修宪的意义

大部分人大代表反映本次修宪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和“修宪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同志总结两个特点:一是充分发扬民主,自下而上地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二是近几次修宪都是执政党审时度势,及时按照法定程序向权力机关提出建议[7]。中央党校教授傅思明博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指出:“我国此次修宪是关于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兴衰荣辱的一个战略性问题,经过修改后的宪法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指南。”[8]

本次修宪关系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又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认识的深化,从而使宪法更加完善,成为体现时代特征、符合国情、与时俱进的宪法,对于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着巨大作用。

参考书目:

[1]孟鑫:《关于宪法修改的几个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J].《理论前沿》2004年第1期。

[2]:《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3]《21世纪环球报道》2002年12月30日(第7版)。

[4]《南方周末》2003年5月15日第1005期(第1版)。

[5]《南方周末》2003年1月29日(第7版)。

[6]陈光中、张建伟:《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论文资料库.www.law—

[7]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

大学法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市犯罪行为 运行轨迹 犯罪场

一、人类一般行为形成机理

所谓机理指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人类行为的形成机理在于解决人类行为产生、发展及变化的道理。社会是一个“行为场”,整个社会系统尤其是行为系统无不同人的存在有关,它们是一种由许多关联的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1按照一般系统理论与控制论的原理,不同的人处于统一系统中对相同的刺激输入的反应方式通常并不一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对同一环境刺激输入的反应方式通常也会不同。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会对他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揣测,也会对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做出事先估计。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因人类本身行为的复杂性也变得极为复杂,因此对于内部含有诸多变量因素和各种类型关系式的行为系统控制自然也就是一个异常浩大的工程。而对犯罪行为的研究也应该从微观单一的方法即局限对于犯罪行为的研究视界与论证过程的方法向宏观整体方法即将研究方向概统定位于一般人类行为及与社会各范畴之间关系阐解的方法进行转变,这样更有利于揭示犯罪行为深层原因及奠定犯罪行为防控的理论基石。

(一)人类一般行为与社会关系

1.人类行为是社会关系发生的中介。社会关系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诸方面的各种复杂的关系的综合体,是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关系,是社会大众在共同认可及遵守的行为标准规范下的一种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个人以其独有的社会地位为基础而扮演不同的角色。人们基于人类特有自然与社会属性必然成为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与推动者,从最早期的生存结盟到后来的发展结盟,人类基于生命的要求、发展的要求、尊严的要求以及社会联系的天然规定性,在追求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形成了人际之间的联系,而追求本身的行为就成为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回避的唯一桥梁或者纽带,我们可将其成为中介。比如,在茹毛饮血的野蛮而残酷的原始社会,人们依靠本身所萌发的天然依赖过着一种亲密而团结互助的生活,这种天然依赖来自最原初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关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形态中,人类是软弱的,生产工具的原始人不可能离群索居,一旦他们脱离群体,迎面而至的残酷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乃至于弱肉强食的生物蚕食世界就会令其不堪重负而遭受灭顶之灾,离开集体的原始人根本无法抵抗所面临的任何一次的外界侵袭。在这样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中要满足生存的利益,就必须共同劳动、在团体中生活、做集体中的成员,任何离开集体单独的个人只会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死亡。正如古人所言“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2而此时的共同劳动成为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必然凭借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中介。

没有行为就没有人类与其需求之间的衔接互动,也就没有了利益与资源之间的结合。即便是同样的主体、同样的需要、同样的资源、同样的环境,但社会关系也会由于行为中行动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外部样态。比如,采用交换的行为方式获得某种物质资源,就会形成买卖关系;采用一方主体无偿给予的行为方式就会构成赠与关系;采用窃取的行为方式就会构成侵权关系。3凡此种种更加深刻地向众人展示了行为是社会关系的中介这一常理。

2.社会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4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而社会指的就是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所谓利益,英文中称为interest,本意为利息。在中世纪,它主要被用来表示债权人对利息的要求是正当的。后来,利益作为个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体现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比如,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学者庞德就是将利益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的核心的。中国人则一向将利益指称为“好处”,比如《后汉书・循吏传・卫飒》中载“教民种殖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民得利益焉。”而庞德则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直接涉及个人生活的要求或希望,并被断定为是这种生活的权利”,5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处罚,以个人生活的名义所提出的主张、愿望和要求。公共利益是“涉及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或需要或希望,并断定为是这一组织的权利”。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而由各个人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6它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维护道德、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个人是最基础的人类历史的单元,个人利益则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通过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私权关系来加以实现。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所以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又可以被称为微观利益、宏观利益、中观利益。7社会关系的形成是在人类不断去获取或寻求获取这些利益的过程中产生的,没有人们利益的所求,就不会人类行动的起因,也就自然不会形成行动的进取。不同的社会活动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同一的交互点是社会活动个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成因,人与人的关系的形成,无论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建立,都离不开利益的导引与左右。如直系血亲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利益需要而形成;夫妻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人类之间感情及生理利益要求而形成。人们发生各种交往,进行各种合作,结成各种关系,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满足自身利益的要求。人的各种需要和利益要求直接导致人的各项实践活动,直接产生社会交往,结成社会关系。人的利益要求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实际内容,因而,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3.人类行为是涉利行为。从利益构成的角度来看,利益可以被分解为三个要素,分别是利益主体、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指向的对象。8利益的主体即是利益的享有者,其种类可分为个人、集体和社会等。主体是利益的载体,没有主体,利益也就没有依附,当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正是由于主体的存在才使得利益实现具有了意义。利益主体是三个要素中最基础的要素,其他两个要素都是在这个要素的前提下而存在。而利益的三个构成要素都离不开人的行为,反过来人的行为的动因形成及展开都离不开对于利益的期待与追求。

前苏联学者列昂节夫认为“需要本身作为主体活动的内在条件,只是一种否定的,即贫困和匮乏的状态;只有与客体会合才能获得自己肯定的特征。”9也就是说由于主体活动的内在否定状态,即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得主体需要得以现实产生。比如,伤害是个体与外界生活互动过程中的不平衡状态,解决伤害问题使得人类要求健康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饥饿是个体与外界交换中出现的生理不平衡状态,解决饥饿问题使得人类要求温饱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物质有限是个体发展过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平衡状态,解决物质有限问题使得人们要求财产利益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个体需要是客观的存在,并不以主体的主观意识作为前提。

利益的三大要素,个个都离不开人类的行动,而反之,人类所进行的每一项活动同样也离不开利益的驱使,有时这种驱动表现为显性,是行为主体积极的追求,比如为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而积极进行各项政治组织活动;有时表现为隐性,是行为主体不自知状态下的不得不为,比如为获得生命有机体的生存延续而进行的呼吸脉动。人类的任何一次的行为都是关乎利益要求的行为。

4.犯罪行为是极端逐利行为。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讲“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具有不法的本能。”10事实有行为与事件之分,而犯罪是一种行为而非一种事件。研究犯罪行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犯罪行为得以形成和进行的原因,也就是人为什么会犯罪的问题。而据北京大学的白建军教授的统计,关于犯罪原因的理论已达130多种,这种局面直接说明两个原因:一个是犯罪学研究的花团锦簇,一个是罪因理论的非权威困境。

西方犯罪学发展经历了古典犯罪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和现代犯罪学五个研究阶段。犯罪古典学派认为犯罪原因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犯罪生物学派认为犯罪原因是隔代遗传;犯罪社会学派把犯罪原因归咎于社会;犯罪心理学派研究了心理因素与犯罪的关系;现代犯罪学研究则更为广泛。11

波兰学者布鲁伦、霍维斯特认为是:“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为法律所禁止并 将受到法律制裁的一切现象的总和”。贝卡利亚认为:犯罪是一种对社会的损害,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反映。边沁认为:犯罪是人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结果,是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受处罚的行为。黑格尔认为:犯罪是不法中的一种,是故意进行的、丢掉了法的名义或假象的不法,是公然对法的根本否定。 萨瑟兰和克雷西提出:“犯罪行为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除非为刑事法律所禁止,否则不为犯罪。而刑事法律则是由官方机构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套集体规范。它应毫无判别地引用至社会各阶层,而由国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提出:“社会制造犯罪,犯罪人仅仅是社会制造犯罪的工具。”12而无论是上述哪种原因都不同程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行为的逐利特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得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空间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拓展,但由于各项资源地限制,它的扩大面临阻碍,于是在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空间相对较小,而人口密度却在不断增大,加之人的逐利本性,人与人之间在各种固定利益和可变利益的追求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稀缺导致摩擦与冲突的几率升高,矛盾和纠纷逐渐增多。而人作为一种生理机体的存在,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使得其逐利行为成为必然,加之整个地球资源的稀缺状态不可能实际得到改观,那么各种利益之间的就不断发生着碰撞与争夺。社会中的各项规范,尤其是法律规范都试图去平衡各种冲突的利益,但从某种意义上却无法挡住人们基于本性而逐利的行为,于是越规行为必然在社会中发生,而严重越规行为,即犯罪行为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产生。而为了使社会共同体不毁灭以及社会统治秩序免遭瓦解,那么就必然需要对犯罪进行预防与控制。

(二)人类一般行为的发生规律

人类行为发生的规律可以概括为六大环节:环境影响、主体需要、行为动机、行为、客观结果、主体满足状况。这六大环节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环境影响指的是主体所在环境对于主体本身的作用力。环境影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消耗已有,产生了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状态下的不平衡状态;二是导引需要,产生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状态下的不平衡状态。

而环境影响带来的这两个方面都使得主体需要得以产生,需要是人类基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即基于人的本质属性而产生的欲望表达,其一般内容或者说是概括性内容指的是主体在环境影响下将自身的不平衡状态具体化为恢复平衡状态或达致新的平衡状态的要求。

行为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事情的念头或愿望,是需要驱动主体事实一定目标的内心力量,是直接推动行为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动力或动因,是主观意识的内容。按照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的行为因需要引起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行为趋向目的,目的实现满足,满足导致新一轮的行为循环。动机的形成过程是极为复杂的,需要的激励性因素是其形成的主导,但也还会取决于一定的行为情境和主体的人格特性。

此处环形链条中的行为指的是动机外化后的活动。行为总要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行为形成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的主观性因素,但是行为的客观性却是行为区别于纯思想的根本。行为必须将动机外化为行动才可能完备其客观特质。而外在的行动又分为物质性行动和信息性行动,物质性行动表现为一系列的躯体动作,形成一定的物质现象表现。而信息性行动则表现为一系列的言语相向,形成一定的精神激励与压力。一个外化的行动有时是单一的物质化行动,有时是单一的信息性行动,有时有时物质性行动与信息性行动的结合。

客观结果是主体通过行为获得外界资源的状况。没有结果的行为必定是不完整的行为,要么它正在行为的进行中,要么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客观结果体现的是行为在客观领域的终结性标志,意味着行为在客观领域的谢幕。

主体满足状况体现的是通过行为的努力、行为链条的联动效应使得主体与外界社会的不平衡状态的颠覆,平衡状态重新得以建立的状态。然而这个满足的过程并没有办法阻挡住发展的步伐,新的不平衡状态又出现,形成了新的环境影响,又开启新一轮的行为过程。这是一个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的过程。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世界才有了新旧、老少、长短的对比,才有了地球的运转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法律行为的形成机理

(一)法律行为释义

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中的一类,以法律关系当事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13

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要素,又可以称之为主观要素。一类是外在要素,又可以称之为客观要素。内在要素包括法律行为的动机、法律行为的目的及行为主体的行为认知能力。外在要素包括法律行为的外在行动、手段及结果。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法律行为虽然属于人类行为,但其形成机理却和其他的行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其不同点体现在在其行为的环形链条中,行为主体行为认知能力的法律标准检测,行为主体的行为认知能力指的是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结果的认识程度及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通常情况下,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设定了既定的行为认知能力的标准,比如,中国的民法通则中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18岁是一个判断行为人行为认知能力的一个标准。达到这个年龄即具备了行为认知能力,表明其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结果,也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其所为的行为才不只是一般人类行为,而成为了特殊的法律行为未达到则不具备认知能力。另外需要点明的是此处的结果虽然仍是客观结果,但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后果涉及到的行为之后的法律评价,比如,实施了违背法律规范中设定的行为模式的行为则承担否定性后果,实施了合乎行为模式行为则承担肯定性后果。而无论是肯定性后果还是否定性后果都是法律行为完毕之后的问题。而行为结果则处于法律行为运行的环形链条之中,缺乏这个客观结果,行为便不是完整的,当然也更谈不上什么承担何样后果的问题。法律行为的运作机理,如图2所示:

(二)法律行为分类

法律行为的分类情况很多,其中比较普遍与意义重大的分类便是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文类,这是根据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内容要求为标准而对法律行为做出的分类。合法行为是行为人所实施的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与法律规范内容要求相符合的行为。违法行为则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违反法律规范的内容要求、应受到惩罚的行为。违法行为与不法行为指称范围一致,仅仅是强调层面上的差别,不法往往强调对于法律的违背,不强调行为主观过错问题,而违法行为则不仅强调行为对于法律的违背,还强调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犯罪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违法行为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法律行为的分类图谱,如图3所示:

三、犯罪行为的归属及形成机理

(一)犯罪行为释义及其归属

犯罪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严厉处罚的有意识的客观外在活动。14是犯罪人的犯罪活动,是犯罪动机及其要求的犯罪结果之间的联系通道和作用杠杆。同犯罪心理,犯罪心理形成的环境因素,以及犯罪心理发生、发展的控制因素与运作结果就构成了一个行为机制。15存在这其中的道理即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人的行为都有社会效应,究竟哪些情况应该被确定为犯罪?人们的认识在此有很大的差别,起初的规定比较含糊、笼统,还带有一些随机性。各国法律文件中都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地位。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该原则从立法上表明了一个基础性观点:犯罪是由法律规定的,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性质,它是对社会现实行为的法律性的确认。人的行为都有社会性,各个社会主体的行为都会相互发生作用,如果社会主体的行为与其他主体不发生关系(纯个人行为、隐私),那么它就不会(或不应)受到来自法律的压力,当然也不会被定为犯罪。16在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冲突总是难于避免的。法律就是要将社会主体的行为纳入到一个合理的模式范畴中,以减少冲突,或矫正冲突的状态,或弥补冲突的损害,同时对冲突行为的实施者予以惩罚,限制其行为范围和能力。17所以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结构就是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来自于实际行为,但又不是简单的实际行为,它是生活中实际行为的范式,是对于实际行为的理论抽象与奠基框架。如果人们行使的行为与法律给人们设定的行为模式出现背离,就意味着违法,如果这种背离的极端表现就是犯罪行为,可以说犯罪行为是个人极端过错行为模式与法律一般行为模式的冲突表现结果。

(二)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各个概念的构成是理论思索的基石,不同的目的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架构,不同的理论架构会达致不同的实践预期。搞清楚犯罪行为形成机理就必须要理清犯罪要素的相关概念

1.刑法学的角度。现代刑法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现代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客体(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客观方面(犯罪活动的外在表现)、主体(达致责任年龄的人)、主观方面(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在每一个构成要件内部,又存在不同的构成要素,比如客观方面的构成要素有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间、地点、方法。

犯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行为人产生犯罪意识,然后将犯罪意识付诸行动,该行为被法律认定为犯罪。这个时候犯罪就产生。换言之,犯罪的形成有三个要素:一是犯罪意识,二是犯罪行动,三是法律明确规定。

而犯罪意识反映了社会的客观环境对于人的主观世界的影响,它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以总体概括为:人与外界的不平衡状态带来的差异性的结果思维。这句话的意思实说,任何的犯罪行为都必然包含着行为人的目的,解决着行为人的某种需求,行为人必然从中受益,而之所以产生行为的需要并形成一定的目的的原因在于主体与外界的不平衡导致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差异性状态,包括既得利益的差异、身份地位的差异、资源占有的差异、所受教育的差异等等。这些差异状态在行为主体大脑中经过辨别后而寻求相应的行为方式,就是俗语所讲的“罪恶的种子的萌芽、生长”。而就其差异来源,主要是物质方面、生理方面、心理方面、教育方面、家庭方面、社交媒介复杂化方面、社会治安方面、社会政治方面等。犯罪行动是犯罪意识确定之后的结果,然而又有着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当人们选择犯罪行为时,可能的情况有四种:一是按照犯罪意识的引导按部就班为犯罪行为;二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仅是部分为相应的犯罪行为;三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为犯罪行为,而是在特殊的情境影响下产生新的犯罪意识,为新犯罪意识导引下的行为;四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为犯罪行为,放弃为犯罪行为。犯罪行动并不必然是犯罪意识的客观结果,但反言之,任何犯罪行动一定存有相应的犯罪意识却是成立的。之所以会出现犯罪行动独立性的原因是行动的具体实施总会受控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心理等等因素。

2.犯罪学角度。犯罪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达致对犯罪行为的防控。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要素主要包括主体(犯罪人)、受体(受害者)、载体(空间)等。

所谓犯罪场,是将物理学中的概念引入犯罪研究当中,来表明犯罪行为的连续性。关于犯罪场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从犯罪学的观点来看,犯罪场是犯罪原因产生犯罪效应的特定领域,或者说,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领域。18从犯罪地理学的观点来看,犯罪场是犯罪行为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实现其犯罪行为的特定空间。也就是说犯罪场是主体与客体相交融、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存在于潜在犯罪行为者体验中的特定环境。19犯罪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犯罪时间因素、犯罪地理环境因素、犯罪行为者的作用对象因素、犯罪行为的结果是信息载体,犯罪行为者是信息受体。信息载体与信息受体的结合,使犯罪行为者得以对犯罪场信息提取、处理、再现和施效,使潜在犯罪行为者变成现实犯罪行为者,而现实犯罪行为者的行为过程,导致了犯罪场的形成。任何的“场”都存在空间结构,犯罪场也不例外,其空间结构模式可以表现成这样图形,如图4所示20。

四、 城市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城市犯罪行为如影随形于城市产生、发展的过程,是以特定空间为立足点的犯罪行为类型。

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地域实体,是周围区域发展的中心。相对狭小的地域空间里集聚了众多的人口和巨量的物质、能量、财富和信息。21所以个体与社会的不平衡状态在拥挤的城市中更为频繁的出现,因此逐利行为愈演愈烈并最终演发成城市犯罪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犯罪率高于乡村犯罪率的原因。

城市犯罪的类型是非常特殊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城市犯罪所具备的这样一些特点:“现代型”犯罪不断出现、“侵财型”犯罪居高不下、追逐热眼利益,“寄生型”犯罪逐渐滋生、权钱交易土壤依存,“寻租型”犯罪时有发生、劳动就业容量被挤占,“过剩型”犯罪量大面广、步西方不良文化后尘,“堕落型”犯罪蔓延、社会矛盾积淀,“激化型”犯罪萌发、家庭功能弱化,“离弃型”犯罪增多、犯罪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

城市犯罪行为的构成包括三个要素:主体(犯罪人)、受体(受害人)、载体(城市空间场),如图5所示。其形成过程同样遵循法律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的运行轨迹,并结合城市犯罪的特点,如图6所示。

犯罪需要是犯罪人对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已然状态,是犯罪人对自身与外界环境不平衡状态的认知。在犯罪需要被犯罪人以清晰或模糊的方式感知即形成犯罪意向,需要通过意向转化为动机,犯罪动机固定为犯罪决策之后,犯罪行为就进入到实质阶段,即外化阶段。犯罪决策是犯罪人对于犯罪目的、犯罪对象的选择、犯罪计划的涉及与确定、犯罪时间与空间、犯罪手段选择等问题的斟酌后并决定做出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在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并达致相应的结果时,一个完整的城市犯罪行为即告成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与城市这个特定环境紧密相关,受其制约或影响,比如一般来说,城市中有住宅生活区、文化娱乐区、工业区、商业区、郊区和飞地等,在商业区,因为这个区域中经济往来活动是商业区主流,所以犯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其能够感知的不平衡状态主要集中于财产获得、商品交易、金钱占有等方面,所以在商业区,“侵财型”犯罪是主要的犯罪形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法理法史教研室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65

1 谢邦宇、黄建武:《关于法行为的一般研究》,黎国智、马宝善(主编),《行为法学在中国的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2 班固:《汉书》之刑法志。

3 同注1。

4 司马迁:《史记》之货殖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

5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6页。

6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页。

7 董保华:《社会法源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谢邦宇、黄建武:《关于法行为的一般研究》,黎国智、马宝善(主编),《行为法学在中国的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9 (前苏)列昂节夫:《需要、动机、情感》,莫斯科出版社1971年版,第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页。

11 王冠:《西方犯罪学理论百年嬗变脉络梳理》,《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总第151期)。

12 傅孙满:关于犯罪行为的分析,法律论文资料库/lw/lw_view.asp?no=4075。

13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14 许章润主编:《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15 宋浩波:《试论犯罪行为机制》,《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1年2月第13卷第1期。

16 胡振民:《犯罪的实质分析》,《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7月第4期。

17 同16。

18 储槐植:《犯罪场论》,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9 孙峰华:《犯罪场地理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3月第29卷第1期。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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