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本人于**年11月从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团市委副书记，20**年9月开始任团市委书记，20**年2月至今任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主要协助区长分管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法制办、外侨事务办、体改办、接待办、无线电管理办）、为民服务中心、机关事务管理局、人劳社保局、国土资源分局、建设规划分局、城管局、交通局、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开发管委会、远东商贸广场管委会，联系规划处、老干部局、档案局、邮政分局、电信分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预备役营等单位。三年多来，无论在共青团还是在党政领导岗位上，我始终坚持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人，在上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帮助下，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理论学习，不断增强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理论学习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近年来，随着职务的变化和岗位的变动，我一直将理论学习作为自身的重要任务，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自觉做到勤学多想，努力增强党性观念，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三年来，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党政管理专业本科班、中央党校成人教育学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积极参与了**市领导干部论坛、**区中外名家论坛和平时的中心组理论学习，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并努力在掌握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自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注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审视工作，谋划思路，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通过深入调研，完成了若干篇**社会经济发展、党团建设和**城市化推进问题的调研文章。重视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改造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自己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牢固的群众观，努力做到讲党性、讲纪律、讲原则、讲风格。

二、注重思路创新，不断推动工作取得新进展

在团市委期间，从团的性质出发，注重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提出“以学习求提高，以探索求深化，以创新求发展，以作为求地位”的总体思路，创造性地推进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和团的自身建设，推进农村青年中心建设、开展中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探索基层团组织民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多项工作受到了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团中央常务书记＊＊的直接批示和肯定，有5项工作受团中央表彰，其中新世纪青少年读书活动、青年中心建设和强乡带村等3项工作在全团推广，多项工作受团省委表彰，团市委20**年、20**年连续两年获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创新奖。

到**区工作后，立足区情，面向未来，在主要领导支持下，提出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面对国家宏观调控，必须全面深入疏理和提升城市规划水平，大力推进“都市**”和“一体化**”建设的新思路，并提出加快远东新区和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开发，建设新行政文化中心，规划螺洋火车场站，实施**沿海产业带建设等一些牵涉全局、事关长远的发展战略。尤其在关于远东区块发展问题上，提出全面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提高远东城市建设档次的发展思路。这些思路经集体决策后，目前正逐步付诸实施，并初见成效。针对城市建设档次不足、效率不高、速度不快等问题，提出了抓规划、抓建设、抓管理的“三抓”工作思路，成为提升**城市建设水平的有效举措。

三、狠抓工作落实，努力推动工作取得新成效

在团市委工作期间，深化青少年新世纪“天天”读书计划，在全市建立了读书俱乐部50多家，新世纪书屋100多家，会员5万多名，受到了团中央、团省委的高度肯定和青少年的广泛欢迎，并在全团推广。开展农村团组织建设试点，开展乡镇（街道）团委班子直选，取得了圆满成功，荣获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鼓励奖。大力开展农村青年中心创建工作（全国12个试点市县），初步构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青年中心建设体系，取得了明显成效，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同志专门作批示给予充分肯定，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书记处书记尔肯江专门在**召开现场会，推广**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围绕省委、市委各项中心工作，团结组织全市团员青年积极参与“接轨大上海，主动融入长三角”系列活动，此项活动受到了市委、团省委的高度肯定。为增强**经济创新活力，组织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博士来**，开展了“百名博士**行”活动，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开展了“造绿色长城、固海塘堤坝”活动，组织全市广大青少年共植树55.49万株、227.5公里。同时，带领团市委开创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绩，三年来，团市委分别获得全国增收成才先进集体、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先进集团和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协会、全国青年文明号活动优秀组织奖等荣誉称号。

到**区工作后，我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土地、城建、交通等工作中，突出疏理**城市规划，狠抓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推进“立改套”，迎接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处理等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征求人大、政协等各方意见，完成**分区规划、城乡一体化规划等重大规划，交通、绿化等专项规划，以及村庄布局等村镇规划编制。强化了**松塘、中心大道、马铺等三个入城口的城市设计和建设，推进了远东区块以世纪大厦为代表的近30幢高楼建设。狠抓**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二期老街修缮和东方大道等重点项目建设，以及“康庄工程”建设，目前老街修缮即将完成，滨海大道按计划已建成通车，“康庄工程”全面建成，在全省率先实现公路通村率和通村公路硬化率100%目标，受到了省政府的奖励和表彰。强化督查，着力推进“立改套”安置小区建设，依法快速处理影响小区建设的各个环节，确保顺利推进。加强调研，全力协调，充分维护村民集体利益，抓好**二期供水樟岙水厂建设，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动员和部署各镇（街道）和有关部门，8次迎接国务院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检查，并顺利通过了验收。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及时出台政策，强化巡查，加强灾后建设管理，加快了村民受灾房屋的建设进度，有效控制了村民建房乱搭建现象。重视村民工作，极力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处置城建、社保等上访20多批次，信件30余封，其中99%做到满意和息访。在人事劳动社保工作方面，强化宣传，出台有效措施，全面推进社保扩面和失土农民的社保工作，在全省经济发达的26个县市区中率先完成全覆盖任务。为提高机关办事效能，出台了重大事项挂牌销项制度；主动适应形势发展，按照行政许可法有关要求，积极改革原有机关弊端，清理规范性文件和有关事项；实施了机关大楼保洁市场化运作，积极开展环卫体制改革调研。

四、注重求真务实，不断提高自身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直面工作难点，不回避矛盾，不上交责任，从容应对，深入细致地解决急、难、险、重问题。如带领工作组进驻路北后蔡村，解决全区阻碍“立改套”的关键一结，并主动到后蔡村和群众代表对话，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目前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多次到户看望企业干部，约代表谈心，通过诚恳踏实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上访人员受到感化，表示满意并息访，从而很好地处理了比较棘手的企业退休干部群体性上访事件，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有效解决了近六年来上访不断的路北马铺农场建房问题。深入基层调研，耐心细致解释，有效解决了多年来群体性频繁上访的“农嫁居”问题。多次亲临垃圾填埋场，积极和群众对话，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垃圾填埋场管理，努力维护群众利益，很好处理了因垃圾填埋场污染周边环境而引发的**农垦场300多群众围堵公路、阻截垃圾车事件。多次深入基层现场踏勘，下访上访群众，很好地处理了金清汝泉、塘上、林家等村一批老上访户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从而使涉及城建线的事件基本得到处理。注重协调，及时研究，狠抓落实，妥善处理了峰江街道**南收费亭附近几村在村道设卡乱收费事件。亲临抗台第一线，在“04·12”号台风中指挥各线作好防台准备，及时转移、疏散人员，加固绿化、建筑物，把损失降低到最少限度。

五、不断改进作风，注重廉洁自律

时时处处从严要求自己。在常务副区长的岗位上，能坚持民主集中制，摆正角色，维护大局，注重团结，以诚待人。平时工作中任劳任怨，扎实细致，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在团市委，经常到乡镇（街道）、村居和企业调研，了解各项活动开展情况，特别在青年中心建设、乡镇团班子直选等工作中，几乎每周一半时间在试点镇（街道）、村居，了解情况，指导试点工作的开展。在**区，经常走村访户，实地察看，了解村居建设情况，解决群众实事；经常和办公室同志一道，深入街头巷尾，踏看市容市貌和环境整治工作。特别在处理工作中，始终做到耐心、专心、尽心，使上访群众舒心，在干部群众中有较好的口碑。始终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坚持干净干事，特别是在“四个多样化”表现较为突出的**，我分管的工作又多是权力较大的部门，容易引发腐败问题。我时刻牢记权力是把双刃剑，只用其服务人民的一面，不为自己谋求私利。一方面，通过制定政策，尽力使权力公共化、民主化，并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注重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时刻做到自重、自醒、自警、自励，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思想境界，筑好道德防线、党纪防线和国法防线，做到警钟长鸣。在工程发包、土地供给、规划安排、人事问题等方面从不，自觉遵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能严格要求亲朋眷属及身边工作人员，不为他们谋取私利。

当然，工作中也有一些不足和问题。诸如学习还欠深入，不够全面；对下属同志交任务、压担子多，要求高，生活上关心不够。等等。这些问题和不足，有待于在今后工作中努力改进。

干部考察报告范文（二）

×××，男，汉族，湖北××人，19××年××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19××年×月参加工作，1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市××协会下属××××地产有限公司经理，工程师。

现实表现坚持学习，严格要求。该同志自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不断注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自身党性修养和锻炼，自觉维护党的形象。能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参加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工作勤恳，业绩突出。该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市××设计研究院、××分院工作，他每到一个工作岗位，都能爱岗敬业、认真学习钻研业务知识，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和胜任工作，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水平。**年机构调整后，该同志借调到市××局后又到××协会下属的××公司工作。

在工作中，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常常加班加点，有时还带病坚持工作。在带领公司员工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始终把经营生产工作摆在首位，积极主动地为客户服务，跑手续、搞协调，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遵纪守法，作风廉洁。该同志无论是在××市××设计研究院，还是负责××城源地产有限公司工作，处事低调，从不以干部自居，热情服务于工作对象，设身处地解决被拆迁户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困难，不厌其烦地给予耐心解释，对公司的同志以诚相待，团结尊重，关心爱护。在工作生活中，认真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划国土局的各项规章制度。淡薄名利，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定。在干部民主推荐中，获得推荐票35张，占收回35张有效票的100%，有较高的群众公信度。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更加大胆地管理，不断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促进拆迁服务工作的更好展开。

拟任建议根据《干部任用选拔工作条例》的规定，鉴于×××同志的突出成绩和工作表现，推荐该同志拟任正科级职务。

干部考察报告范文（三）

20xx年3月日，按照市局党组的安排，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率市局人事教育科科长***对**质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同志拟任**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进行考察，考察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女，汉族，生于**年3月，四川省三台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文化程度。**年6月至**年2月，在**县东河电站工作；**年3月至**年12月，在**县计量检定测试所工作；**年1月至20xx年4月，在**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工作，**年1月至20xx年4月期间，担任**县质检所副所长、所长；20xx年4月至20xx年5月，在**质监局工作，担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纪检组长；20xx年5月至20xx年4月，在**质监局工作，担任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工会主席；20xx年5月至20xx年8月，在**质监局工作，担任法制科副科长；20xx年8月至今，在**质监局工作，担任**质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二、德能情况

（一）思想觉悟高，政治立场坚定。该同志主持**局工作以来，能够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自觉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市局党组的各项决定，政治立场坚定，有很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组织纪律性强，在原则问题和重大事件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二）组织能力强，工作重点突出。在她主持工作期间，一是能站在全局思考问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她将**局工作情况制成表格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报送，争取他们对质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积极协调好与各部门的关系，仅半年时间就争取到省、市、区等各项资金54万元，打开了**局工作新局面；二是能围绕区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支持**产业发展过程中，积极发挥品牌战略优势，将**生猪、紫云猕猴桃列为“四川省名牌”精心培育，将**猕猴桃列为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进行争创，还将**韭黄列为**首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并组织紫云猕猴桃参加了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与陕西省政府在第十七届杨凌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期间共同举办首届全国农业标准化成果展，使**区农业标准化工作跃上新台阶。三是大胆创新机制，服务园区建设。对入住园区企业实行提前介入制度、挂联帮助制度、绿色通道制度，提出了派出人员进驻园区服务的设想，促进**食品工业园区发展。

（三）关心职工，工作作风踏实。她关爱职工，组织开展的“我为质监献计献策”问卷调查活动，得到了省局主要领导的肯定。为职工办实事，挤出资金解决了职工午饭难和午休难两大困难，使**局职工更加团结。工作作风踏实，经常带队开展食品、特种设备、建材安全专项检查。深入食品工业园区、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特别是在迎接省局检查的准备工作中，她带头加班熬夜，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三、廉政情况

她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以政治坚定立德、以廉洁从政立身，以爱民为民立本，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做廉洁勤政的表率。在个人品质上，为人正直，坚持原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在工作作风上，讲究民主，善于调查研究，能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廉洁自律上，坚持用《廉洁准则》规范自身行为，在出差、接待、交往等方面，不搞特殊化，反对铺张浪费。不利用职权谋私利、办私事，不在工作中贪便宜、要好处，没有接受与公务有关的宴请和礼品。能严格管好身边的配偶、子女，堂堂正正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她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局局工作管理有序、成效显著。20xx年，**质监局被区政府表彰为**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工业经济及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政务服务工作先进单位”，被四川省“巾帼建功”领导小组授予四川省“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被市局党组授予“四好领导班子”荣誉称号，她本人被评为**市质监局先进个人。

四、考评情况

经过民主测评，其结果如下：参加测评12人，发测评表12份，收回12份，有效票份，在推荐意见中，同意票，不同意票，弃权票。经与**局工作人员座谈，并征求区人民政府、区委组织部、区纪委领导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该同志完全能够胜任**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希望**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学习，注重协调，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为**质监事业发展多做贡献。

五、考察组意见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杨团：首先是因为我早年和农民、农村建立了很深的情感。1966年，我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关起来后，我一个人长征串联，从北京走去延安，得到的全是农民的照顾和支持。我回城以后，同学对我有很多侮辱，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也是农民出来替我说话。

2002年，我又去了一趟延安，还特意去了杨家岭看我父母住过的窑洞。当时在农村看到的情景让我吃惊。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父母那一代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贫穷的人群。另外，我1966年长征时，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没那么大呀，怎么2002年再去，差别会大了那么多？我想，这不公平，而且意味着上一代人所期望的所有人都能享受公平的权利、共富的中国并没有实现，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继续艰苦奋斗。

还有就是做综合农协非常困难。做这个很多人会联想到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误以为是搞农会，是跟共产党对着干。其实，综合农协和过去政治性的农会没有一点关系，是我在考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乡村后的新发现，是兼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农民自治组织，对于探索三农难题的突破口意义重大；而且我强调十六字方针，就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但是，很多人还是一听就连接触都不接触，那就我去做，带队伍一起做。经过这些年，我对政府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跟它相处、界线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比较明白了。

《中国慈善家》：新中国成立将近70年了，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但是据你观察中国的城乡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杨团：中国农村成为今天的样子，政府有最大责任。社会政策不是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推进）。社会本身不是把人本身和人的生活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要位置，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这样就导致我们推动的经济增长和以城市为主体的繁荣都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

现在有一些政策还在犯错误。所以，必须改革，必须拨乱反正。这样的改革是极其艰难的。有没有成功的希望？这得看整体的环境条件有没有大变革。这个大变革指的其实是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没有这种大变革，现在也应该努力为后代留下一些可追寻的东西。

今天的中国跟过去不同的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空隙，我现在所做的其实是在这些空隙中留下一些种子，为将来的改革打基础，如此而已。所以，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是因为知道要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是应该做的。

《中国慈善家》：同样是改革者，不少人认为中国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是先进行顶层设计。你怎么看？

杨团：我原来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做过社会政策研究，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整整两年的停职和隔离审查；但是，心里希望国家好的火从没有熄灭过。只不过随着越来越成熟，我能够把现实和历史连接起来，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做。也就是说，你想让整体变好，一定要先把基础打好。什么都是顺着长的，不可能倒着长。一棵大树肯定得从根部慢慢积累力量。所以就算是顶层设计，它的主要内容还是要解决基础结构的问题。这可以有一群中央的高参去做。我选择认认真真靠自己的双脚走到农村去观察，去寻找看什么方式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慈善家》：你曾说，你现在在农村做的推动已经超出了三农的概念。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杨团：我讲的农民是农村居民，而不局限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我讲的农业包括了农村广大地域的所有业态，而不是简单地只看到粮食。我讲的农村是一种未来的生态、宜居的生活之处。以后大城市不要建那么多，能疏散的人口都往周边的农村疏散；大城市应该作为例如交通、商品交换、金融等方面的枢纽，而不是生活的场所。

《中国慈善家》：目前，你正集中精力在河北省做供销社基层社改革试点。这个改革有何独特之处？和你之前做的综合农协试点有何联系？

杨团：2015年4月颁发的国务院文件明确指出要进行供销社综合改革，并且把一些实力比较强的基层社办成以农民为主体的综合性合作社。我认为这个方向和综合农协的方向契合，都是要打造适应农民各类需要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和服务机制。所以，调研、选点、沟通之后，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向河北省供销社提交了基层社改革试点方案，在涉县、内丘两县同时展开试点。

做综合农协试点的时候，我想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叫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新农协。我们最早的试点是2008年在湖北建始县成立的河水坪地区新农协，后来农禾之家网络的成员有7、8家也登记注册成了新农协。我认为，与供销社系统合作，在乡镇组建新农协，纳入国家基层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是推动新农协发展的一次历史机遇。

而供销社综合改革的方向是把供销社打造成中国三农领域的法定机构、公法社团。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都兼有这两种法律属性，它不是政府行政机构，不是公司法下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社团，而是兼有公共性与经营性的高效法定组织模式，受特别法或专门法的保护和规制。这是弥补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让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新的组织规制方式。这在国际上既有理念又有实践，但在中国一直空白。这个改革的方向超越了党和政府现在的提法，但是更长远。

《中国慈善家》：试点现在进展如何？遇到了哪些问题？

杨团：试点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在之前的工作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干部和农民都对新农协是什么组织缺乏基本认识。这导致动员农民入会时过分强调新农协以低价提供购销优惠服务，使一些农民误解新农协就等于供销社贱卖农资和消费品，不给实惠他们就不参加，或抱怀疑态度。

我的概念是要把乡镇供销社彻底变革成一个新型的农村基层社会经济主体，也就是新农协。它可以保有供销社的一些功能，但一定不能把它视为供销社的衍生物或替代名称。它会适应农民和政府的需要，新增供销社原来不具备的提供生产、金融保险、农技推广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还可以受政府委托开展相关涉农政策的资金发放、项目实施、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以及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的民间公益活动等等。因而它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其实是基层社会结构的一次改革，是通过“一口进出”来连接党、政府和农民。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本报告考察了影响延安市农民增收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在营销环节上要大力发展农民营销合作社，政府要为其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缺乏资源的主要原因，一是县乡两级的事业单位体制占有了财政资源，二是村级财政缺乏农民组织治理下的公地制度，需要进行事业单位体制和政府体制的彻底改革。

2002年5月20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分成城乡就业、农村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个主题下到县、乡、村进行考察调研，现将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的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方式

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一行九人，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民族所、法学所、历史所、文学所、拉美所、宗教所、外文所及党校总部。课题组于21日上午聆听了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市农牧局、教育局、卫生局、民政局、文化局的简要介绍，下午又与卫生局、教育局、科协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讨论。自5月22日至26日，由市政策研究室郭桂林牵头，市卫生、教育、民政各局派员参加，与社科院考察团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专题考察组赴安塞、洛川、甘泉三县考察。5天时间内走访了延安北部的安塞县沿河湾镇杨家沟村、候沟门村、方塔村，谭家营乡桃树湾村，招安镇招安村、闫庄村；延安南部的洛川县京兆乡三涿洼村、来往村，旧县镇荆尧科村；延安中部的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曲里村，下寺湾镇下寺湾村，共7乡（镇）12村。此外，还考察了三个县的博物馆（文化馆）、2个镇医院、3个乡村小学、一个县种畜场和一个乡办养鸽场共10个社会机构。

尽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在市政策研究室的精心安排和严密组织下，在延安市各有关局的大力协作下，在延安的3县7乡12村的紧密配合下，课题组的调研活动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本次调研时间虽短，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效率调研模式。

第一，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收效，课题组明确了此次调研的三个方向，分别是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建设，并依这三个调研方向将课题组再分为三个小组，社科院的学者和延安市局工作人员依各自的研究或工作方向混合编组，形成双方密切合作的组织形式。事实证明，这种组织方式能够充分发挥本地干部情况熟、语言通、了解政策、沟通便捷等特点，对于帮助社科院的学者迅速进入情况、拉近与调研对象的距离、缩短主题调研的准备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鉴于延安市地广人稀，我们这次考察确定的3个县又是从北到南、纵贯全区，

为了节省时间，在延安市政策调研室的帮助下，每到一县所辖区域，均按照远近顺序，沿途先进乡（镇）看点、下村、入农户访谈，再回乡镇座谈。到县城后也先看点，把听取县里全面情况介绍和座谈讨论放在该县考察的最后。这种安排方式科学计划了所有的工作时间，并使得调查过程先具体后抽象，符合从感性到理性，自然提升、形成概念的基本认识规律。

第三，5天调研时间一般只能走马看花，为了对于调研对象的了解尽可能深入，社科院提出，入农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和必要的。在市政策调研室的努力下，自第2天起就将下村调查的重点放到了入户调查（包括田间地头找农户调查）。每次农户调查均按照农村组织、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文化三个小组分别进行，调查内容在了解农户基本状况基础上各有所侧重。结果不仅扩大了调查面，而且有益于对三个重点调研方向加深理解。三个小组在3县5乡6个村庄共调查了30户农户，力争做到了下马看花。

二、营销是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环节

延安市近年来大力开发林果、畜牧、棚栽三大产业，规模和效益不断提高。产业开发使农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粮经比达到48：1：51.9，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1.4%，非粮作物产值年均递增11.1%.发展非粮农业的政策，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农民吃饭问题，还对于农民增收、生活有余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以来，延安市积极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全面推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使得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一些重点治理区域的生态开始恢复，这为未来林业、畜牧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给农民的长远增收提供了根本的保障。所以，农民对于新的产业格局衷心拥护并对未来的生活怀有憧憬和渴望。

延安非粮农业的三大产业——苹果、蔬菜和畜牧业，有两大产业的主要矛盾都在于营销，畜草业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如形成规模后未来的主要矛盾也将集中体现在市场营销环节。

市场营销是延安市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瓶颈。而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的农产品推向现代化销售市场，面临着双重矛盾：一是产品品质差异性很大的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与产品规范化标准化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矛盾；二是收购、储运、上市分散化的营销模式与集中化的公司营销模式。这两重矛盾又以市场的最后检验功能统一起来，非标准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低，售价上不去。所以，解决这双重矛盾的最佳模式，在国际社会已有公论，即规模化的农场生产与规模化的公司营销。但是，这种模式与我国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过剩的现实发生冲突，我国必须探索另外的道路。即在保障就业人口能够获得就业岗位——不论这类岗位是否经过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推动规模化的生产与营销。

1、规模营销的现状、经验与启示

在延安，规模化生产的矛盾相对解决的较好。目前，洛川、富县的苹果、安塞、甘泉的蔬菜规模生产都已经成形。矛盾突出表现在产量集中、保鲜周期短（蔬菜保鲜周期更短），果菜的商品转换率低，市场销售压力大。为了解决规模营销的问题，不少县份由政府机构直接成立果菜销售公司，在收获季节突击销售。还建立销售经纪人制度，协调果商和果农的矛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在收获季节起到了类似销售经纪人的作用。

但是，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销售，尽管在市场不发达的阶段可以部分替代市场的功能，见效快，不过其负面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占据了市场发育的空间，阻碍了市场竞争，还侵占了本应归属农民的所得。

调查中发现，延安市的果菜营销主体，除了政府行政性销售公司和销售经纪人之外，还有一类农民合作组织，其中包括由政府官员、村干部兼职或者参与组织领导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主要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果农、菜农协会。例如洛川县旧县镇荆尧科村的果农协会，由农民自行管理，干部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村干部不兼职。自1998年起，协会以统一销售为主题，先后采取了广告招商、组织修建果库群、进行返季节销售、在外地设果行等方式，取得了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尤其组织果农集资兴建果库群，采取村上出地、农户出资，统一修建、统一管理、单库产权由出资农户所有的方式，既有储存规模——16个单库共计可储存160万斤果，又有灵活弹性——单库或群库出租可分可合。2001年，不仅单库的农户因返季节销售，平均每户增收万元左右，而且由于单库拥有者向缺乏储存和销售能力的农户提前收购，也帮助这些农户得到了稳定的收入。由于农民得到了看得见的利益，增收有了保障，对果协倍加拥护。

据调查，荆尧科村所在的旧县镇，在2001年以协会与果农合作方式共修建群库5座，并且还以农民出地、果商出资的方式建成了6座果库，目前全镇的果库已经建设了二百七、八十个，总库容量占到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从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开始的农民建群库，将苹果产业的生产环节延伸到储存环节，从而造就了苹果常年销售无淡季的新的营销方式，有效地提升了苹果的销售价格，带动了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一系列新的产业的发展。这种抓住关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的做法，目前正在洛川县进一步推广。

再以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蔬菜协会为例。该协会是全县第一家专业协会，会员10人，均为种菜能手，有县里发的农民技术员证书。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本村人进行技术指导和新品种引进示范，义务服务，不收费。在蔬菜销售上，协会会员发挥中介作用，为菜商和菜农牵线搭桥，收取相当于售价5%的差价作为报酬，相当于蔬菜销售经纪人。据调查，该村蔬菜总量的约90％通过协会会员的中介作用销售。

上述两类专业协会不仅组织方式不同，一为农民自愿参与的合作组织，一为技术能手的专业组织，而且功能结构也不同，前者以营销功能为主，后者以技术指导为主。显然，以营销为主的协会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利益，能够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政府如何在营销环节上功夫，洛川旧县镇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启示。第一，并非只有政府才能搞规模营销，公司＋农户并非等于政府＋农户。协会＋农户甚至是农民营销合作组织＋农户完全有可能搞规模营销。第二，政府需要摆正与市场和农户的关系，抛弃以往直接干预市场和农户的经济统治模式，改换角色，实行以规范市场、提供技术与信息服务，运用政策引导和发动农民自组织合作机构搞规模营销的治理模式。

2、农业产业化初期，规模营销是否必须依靠政府进行？

不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认识农业经济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从规模营销的农业产业的性质上看，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的目标，如粮棉油等国家调控价格的生产项目，一般需要通过政府的服务补偿市场服务的不足。此时，政府加农户的模式具有必要性。不过，延安的果菜业、畜草业产品并非属于政府调控范围之列，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在市场可以做也做得到的领域，以政府加农户的方式规模营销，后果非但达不到帮助农民增收的目标，反而以政府帮助的名义占有了农民原本可能得到的利润，结果导致手段与目标的错位。如果政府本来能够生成利润的那部分涉农的空间也占满了，将可能生成利润的领域都垄断了，利润都进了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口袋里，农民到哪里去找增收的门径呢？

所以，在政府以行政力量大力推进行政性销售公司和农技协时，的确需要拷问一下自身，出现这种政企、政社职责不分，以政代企、以政代社的现象，到底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又有多大成分是为了自己——以突出政绩换取进阶的速率。如果真正为农民利益着想，起码需要承认对于农民增收这个目标而言，行政化手段不过是饮鸠止渴而已。更为长远性的政策应该是：由政府构建起一个市场体系；规定对这个体系施加影响和取向的社会经济政策；通过法律和政策对于市场进行整合与管理。

在这方面，洛川县创造了有效的经验，他们组建了苹果交易批发市场、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和苹果交易信息服务中心，还建成了一厅式办公的苹果交易信息平台，将各地的苹果交易信息以大屏幕展示出来。苹果交易仲裁委员会由县工商局主管，县法院、植保站、苹果检疫站、苹果产业局、以及公安、技术监督局和工商局共同参与，专门解决交易过程中的各种纷争和矛盾。

3、如何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

首先是这类合作组织的定位问题。我们所言的农民合作营销组织，是前述洛川县旧县镇荆尧科村果农协会一类的组织。它到底属于社团还是企业，农民和干部们都存在不同看法，导致这类组织在开发各类服务和经营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很不明确。例如，荆尧科村的果农协会正在向着以销售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组织转变，经营和获取利润成为促进这种组织发展的动力。但是协会的组织成本目前主要依赖领导人的志愿和奉献精神化解，该会会长——一个很能干的农民告诉我们，果协需要向企业化发展，否则无法继续支持。可见，组织起来的农民已经意识到，为了适应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发育、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需求，企业化道路非走不可。

那么，这类组织的企业化道路是否通向市场上的专业销售公司呢？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够帮助农民方便和低成本地进入市场，获取收益，又能够保持其团体内部的自助、自保、自我监督、民主决策的社会组织的品质呢？找到这条道路，不仅是政府制定规模营销政策的需要，对农业经济实施有效治理的需要，更是农民公众进行自我管理的需要，因此，它关系到延安市未来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革。

我们认为，这类组织的最佳模式是农业营销合作社。农业营销合作社是每个社员以劳动参与的平等的自治、自助经济联合体[1]，是一种不同于专业公司的特殊企业。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参与者个人自助、自担责任基础上的民主、平等、公平与团结，因而与专业公司不同而与社团类似，它的运营特点是等份入股，一人一票，社员控制，按劳动量或交易额比例返利，这一点不仅与社团不同，而且与专业公司也不同。专业公司是老板雇工人，老板管决策，工人管干活老板分红利，工人得工资；合作社是人人是老板，共同决策共同劳动，不允许有只决策不劳动的社员，劳动所得为收入主题，股份所得即股息类似利息可进成本，所以它是社员控制下的自治、自助的独立组织。据史料载，这类组织早在国际社会走入工业化初期时就存在了，并且还组成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CA ）。抗战初期，中国曾成立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当时，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组织过各类的合作社。根据近期的国际性研究，合作社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和下岗工人的组织。在荷兰、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畜牧业、果菜业的营销合作社占据合作社总量的70%-80%.这些经验值得延安研究和借鉴

延安要发育农民合作营销组织，需要认清以下几点：

第一，分清协会与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有其必要性，不能统统改成合作社。

第二，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不能搞强迫，不能拔苗助长。

第三，合作社是一种社会化营销服务的组织形式，但与政府办的供销社一类组织性不同，它不属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未来合作社组织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构成自己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与政府体系形成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前提是自愿和市场交易公平，不应有任何政府的授意或者其他形式的干预。

第四，关于合作社的适用法律。许多国家都将其确认为法人组织，但其实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即劳动合作性质的经济法人。所以，它常常被归类到第三部门即既非公司又非政府的社会其它组织，而且获得经营免税资格。中国目前还没有为国际通行的这类合作社量身度作其适用法律，延安市可以考虑根据本地情况先出台适用办法。

延安要造就农民营销合作社这类新型的经济组织，政府的思路和政策必须做较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政府要为农民营销合作社让出空间，将那些由政府部门翻牌而成的行政性公司或脱钩或解散；

第二，政府要构建市场框架、包括法律法规和交易仲裁、监督等基本秩序；

第三，对农民营销合作社实施鼓励政策，可以考虑免税以及鼓励销售，多销多奖，将

政策实惠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

第四，摆正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推动村委会的职能变革。村委会应该成为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自治组织，而农民营销合作社是农村社区的经济自治组织，两者之间完全可能形成功能互补的形异质同的同构组织。

总之，发育农民营销合作组织，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与延安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的方向无疑是发育政府以外的机构以及社会经济的纵经横纬，使得“弱社会”逐渐强大起来。尽管目前我们对于新的结构和新的体制的框架尚不清晰，不过，基本原则就是不能由政府包打天下。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农村，需要能够集合农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集体行动的组织。这些组织与政府之间需要结成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三、农村社区公共事业调查

本次调查，我们除了在安塞、洛川、甘泉三县的座谈会了解农村社区公共事业发展状况外，还走访了三县的3所中小学和2所乡卫生院，并在下户调查（30户）中了解农民家庭收支以及用于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费用的情况。

1、我们的主要印象

第一，近年来，延安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乡乡通路、村村通电，

程控电话到乡，电讯网覆盖了80%的乡村，大多数的村通了自来水，农民的生活质量比5年前大有提高。

第二，延安市通过加大对于教育、低保、医疗卫生的投入，积极推进教育和医疗卫生

事业改革，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全市农村地区的公共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较突出的是全面推行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头。表现为起步早、方向明、政策对头，效果显著。特别是全市确定了“小范围、低标准、先启动、后提高”的原则，摸清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的底数[2]，摸索了关于农村低保对象的资格认定方式，并创造了统一兑付时限、持证开单、信用社领取的一整套效率高、有保障的低保金领取方法。

第三，三县均很重视农民减负工作，使之取得明显成效。例如，安塞县推行农民负担

“明白卡”制度，统一票据制度和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同时，认真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检查。2001年，全县人均负担提留统筹费24.8元，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5%.不过，调查显示，农民负担重并非主要由于三提五统等规范化、制度化的措施，而是在此之外的各类临时性缴费，特别是公共事业的达标活动，无论交通、教育、卫生，各部门统统要农民出资搞创建。从而引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农村公共事业应该由谁来出资？

第四，延安市坚持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立了“教育奠基、科教兴延”

的发展战略。在农村中小学教育方面，近年来实行“普九”攻坚，布局调整，质量管理、“四制”[3]改革，贯彻国务院关于“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农村义务教育领导和管理，强化了县政府的统筹管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责任、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办学责任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不过，教育方面的问题还很明显，表现在：a 、投入仍然不足。延安全市中小学目前还有14万多平方米的危漏校舍缺乏资金。b 、人力资源前景堪忧。高素质的教师短缺，目前只能拔高使用。d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校舍投资不断地追人口高峰，但是高峰期过后人去楼空，现在小学校舍已经过剩，初中校舍也将过剩。c 、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与就近入学有冲突，布局调整难以两全。e 、学校管理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乱收费的等现象。

2、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财政问题

（一）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

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事业严重缺乏资源，主要表现为各项社会事业的经费一直严重不足，除了计生一项的经费由中央按人数直接划拨专款外，其他各项如教育、卫生、计生、低保和文化均存在重大缺口。

首先是教育。今年4月以前，教育政策一直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在资金拨付上，国家只管公办教师基本工资，其他各项民办教师工资、按教职员人数发放的公务费，班主任津贴、危房改造、教师培训、设备配备等各项开支均要由县乡两级财政承担。仅教育经费这一项每年的开支就占据了县乡两级的基本财力，给县乡两级财政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乡一级几乎90%的财力全用于教育，例如洛川县京兆乡共1348户5638人，2001年的财政总收入167万元，全乡干部有97名公务员、150名教师，年工资总额高达188万元，财政收入全部吃掉还不够，只能由县财政补差21万元。再如安塞县，教育经费每年约需230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人头费，即按照学校教职员工人数拨付的行政费、津贴等，还有校舍维修费。其中，用于民办教师工资的部分并不多。安塞县有民办教师850人，月工资每人300元，年开支需要306万元。县财政只开支133万元，占民办教师工资的43.46%，其余173万元，占56.54%的部分要靠每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中解决。2300万元教育经费尚未计入设备购置费。最近国家教委要求各地中小学配备电脑，如果按照要求配齐，安塞县需要4400万元。由于缺乏经费来源，安塞县教育局只有以向学生收取上机费、与供货厂家协议借款等方式筹措这笔资金。

其次是医疗卫生。1985年国家规定卫生系统的资金由地方财政拨付。而卫生尤其是农村的医疗卫生一直没能排上位置，致使各县级财政在造预算时压低对县乡两级卫生机构的拨款。据了解，延安各县均实施差额拨款，一般只拨付工资的60%，高者为80%.而工资外的其他费用，包括房屋修缮、设备购置、医疗用具、行政开支统统得由医院和卫生院自行创收解决。医疗的市场化机制对于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农民群体无疑起着社会排斥的作用。

第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部分资金也是由地方财政负责。延安市县两级财政为保障农村贫困户每年出资350万元，所保障的农户已经占农业人口的2%.但是，按照目前的测算，还有一半农村贫困人口的低保资金尚无着落。

文化方面的资金拨付就更加捉襟见肘。现有资金只够勉强维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地方

财政对县以下的文化事业和文化设施无固定拨款，只有搞活动时专项申请，才可能有少量拨款。可以说，文化事业排延安各项社会事业中的最末一位，尽管延安历史悠久、民俗文化积淀深厚，但却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导致文化事业的发展趋于边缘化。

为了补偿资源的严重不足，教育、卫生、交通等各公共部门，不断提出各种创建活动的

达标指标，发动各县乡作捐献。据调查，农民负担沉重，主要在于费多而不是税重，而费多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三提五统，而是在此之外的名目繁多的各部门的缴费。

（二）事业单位体制是衍成矛盾的主因

导致延安农村地区社会事业经费严重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延安的事业单位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以来，企业、国家行政机关都实行了有足够力度的减员增效的人事改革，唯独事业单位不仅本身的改革力度不够，而且成为另两项改革的防空洞，从国家机关和企业才减下来的人员第一选择不是市场而是事业单位，致使事业单位愈加庞大，人头费占据了大量资源。延安2001年的财政支出结构[4]中，事业费开支总额占到财政支出总额的42.43%，而行政管理费占总额的20.4%，仅这两项就占到财政开支的62.83%.而用于城市基建、企业挖潜改造和农业生产和开发的资金不足10%，其中农业部分只有3%.另据统计资料表明，延安市事业单位2001年末总人数为65449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年末总人数的37.62%，其中，国营和集体的事业单位在岗人数分别为64584和841万人，分别占到这两类单位年末总人数的39.8%和8.7%，自然，由事业体制所决定的事业费只能首先用于满足人员开支。

综上所述，延安市的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矛盾，表面看来，是事业单位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矛盾：机构多、人员多，人头费比例过大，占有了大量财政资源，致使人员工资以外的事业发展项目缺乏必要的资金，似乎需要在现有的财政开支42.43%的份额中进行调整。不过，问题的本质并不在此。我国的事业单位体制是计划体制的重要遗产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习惯了一涉及事业发展，就必然铺摊子、增机构、增人员，先保证人头费，而不是先考虑项目成效，造成了事业发展的国家包揽的低效率模式。这种模式的缺陷，不仅仅在于行政和经济上的低效率，而且，对于民间社会力量的自组织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以与三农相关的县乡两级的各类事业单位为例。如农技推广站、植保站、种子站、林业站、水利站、粮管所等“七站八所”都属于政府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构，也都是按照计划体制的指导思想建构起来的。市场体制改革以来，这些机构中有一些组织例如科技协会的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式有所转换，但是多数机构依旧我行我素，并未树立为农业为农民竭诚服务的思想，而是只为自己的职业和职位服务。这些机构拿着政府的工资，赚取农民的金钱，遍布农业方面所有领域，几乎将所有可能产生利润的涉农领域全部垄断起来，显然，这给农民自组织互助合作组织和自行增收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改革的新思路

面对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延安市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在原有的事业单位体制之内作改革，新增事业拨款必须以改革旧的事业体制——减机构、减人员为前提；二是打破现有事业体制框架，大力发展现行体制外的“新事业单位”即国际通行的第三部门机构，促进新旧事业单位之间的结构替代。所谓第三部门，是既非政府又非企业的社会的第三大部门，所谓第三部门机构，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或者互益产品的非企业的生产服务机构，他们的资源来自依成本计费的社会服务收费、社会捐助以及向政府申请的社会服务项目的专项援助。因此，这些组织可以视为不拿政府工资的从事社会公益的“新事业单位”。

发展社会事业，不可能再走老路，而任何新路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彻底的事业单位改革要走第二条道路。即事业单位除了必须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之外，大部分机构要撤销或自理，自理的方向一是转向企业，第二就是转为第三部门机构。政府的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必须适应这种方向性的变革，实现社会事业单位结构的彻底转换，即社会事业单位结构从依赖国家支付工资的国办事业单位为主转变为主要以民办公益事业单位为主。为此，需要一面削减国办事业单位和人员，一面扶持非政府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成长。扶持的方式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民办公益事业单位的项目，同时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审查委员会根据项目申请拨付专项援助资金，基金来源于从削减国办事业单位机构人员中节省下来的经费。这样做的效果，将彻底改变社会事业费的开支结构，从发放人头费为主转换为支持社会事业项目发展为主。

总之，上述社会事业单位的组织变革，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事业费财政开支结构的变化，构成了延安市事业体制的改革两大目标，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延安市的需要，也是我国事业体制改革的需要。改革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能够实现改革目的——保证社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的组织方式。发展第三部门，其中包括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正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

3、税费改革引发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两级政权的运作成本主要来自农民负担，取消农民负担，等于取消乡村两级政权的公共管理费用，致使乡村两级组织无法运行。

二是教育方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作为乡村一级教育主力的民办教师，其工资一直缺乏制度化来源，税费改革造成了新的资金缺口。由于现行政策规定，民办教师转公办，必须是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而在此之后20年间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无论如何优秀都不能转公办，他们的工资只能在预算外筹措解决。由于安塞县850名民办教师中，有720人都是于近20年间才参加工作的，属于民办转公办的政策界限之外，所以，他们的工资还是只能由县乡负担。费改税后原由农民负担的教育费附加取消，国务院又下达了教育“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指示，民办教师的工资要由县级财政完全负担，从而形成县级财政的新缺口。

三是以农民负担不减反增的怪现象揭露了以往搞浮夸追政绩的恶果。农业方面的数据大都不是统计的而是调整出来的，例如延安全市只有400万亩土地，而退耕还林按照各县报送的数据要退出1000万亩。这主要是因为多报土地可以少算产量从而降低计税基数，少缴税款，所以年年因交通、工业的农田占地，上报统计数据时大量未能未照实报减。同时，也有一些乡镇，鉴于国家对退耕还林给粮给钱，就有意调高本地耕地面积。总之，统计数据根据需要调整。这导致税费改革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全被腐败风气吃掉。农民负担本应比原税负下降20%，但是由于过去虚报土地面积、虚增产量，虚减纳税基数，现在要按照实际情况重新计税，结果核算下来，农民的税负不减反增。

4、村级社区的公共财政问题

（一）一般状况和范例

本次调查涉及7乡（镇）12村。村一级的财政由村委会掌管。例如洛川县来往村，村委会将150亩果园交26户村民承包，年收入1万元，干部工资3000元，招待费4000元，小学校1000元，其余为修路等费用。该村的财政收支可以反映一般状况，即村委会的主要功能不是本村的公共服务，而是完成上级的行政任务，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提供行政。

另从甘泉县城关镇姚店村更可看出这一倾向。该村是全市和全省的典型模范村。该村距县城2.5公里，是蔬菜产业村。由于地处主干道公路旁，前几年又有石油勘探队驻村，曾建设了道路两旁的门面房租给村民经商。据该村提供的2000年下半年村委会财务收支清单显示，在该村收入的155525.20元中，收回社员的菜地、荒山、果园承包费占53%，其余47%为非农收益。非农收益的主要项目为：外来户地基费、油田占地租赁费、用水租赁费、县牧草站土地承包费、镇农经站分红利息、预制厂承包费、房租费。可见，该村的非农收益是通过村委会实施对土地资本化的介入，从而参与收益分享而获取的。这类收入已经脱离了农业，不再与农民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其支出也与农民的需求没有密切关系。该村支出175374.91元，其中，与农民需求关系较为密切的有：a 、独生子女优待金和教师节慰问金，共1160元，占总支出的0.66%；b 、公共设备维修费17840元，占总支出的9.2%；c 、建蔬菜大棚的材料、人工、农膜，以及放水浇地的人工的付费共19484.77元，占总支出的11.1%；以上三大类的开支总共占总支出的20.96%.而用于行政开支包括招待费、出差费、报刊费、作横幅标语等宣传费、干部吃派饭费等等共39721元，占总支出的22.61%.其它大项开支有：a 、还资金局贷款和支付个人贷款利息57220元，b 、付土地局、土地所房地基管理费等11400元，c 、付元庄大会战款12495元，d 、付给村民占地补偿费9690元，这三大项总共占总支出的51.78%.从该村的财政支出表可以看出，村委会的主要功能既不是农业生产也不是公共服务，而是行政性的收益分配，它所代表的，主要不是村民的利益，而是将土地资本化的各类主体包括相对独立的政府部门的利益。

（二）公地制度支撑下的村公共财政

本次调查中还发现了村财政的另类典型——安塞县招安镇闫庄村。该村地处山梁沟壑之间，自然条件差，地广人稀。全村有11座山、17个台、14个湾，总土地面积12.8平方公里，4个自然村，5个村民小组，134户、583人。2000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2800元，超出全县平均水平%.该村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了公地制度。1974年，村集体（即生产队）开辟了1700亩林地，在80年代撤销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时，当时的队干部眼见外村分林地后树木被砍伐一空，下决心林地不予分配，从而保留了这块“公地”。如今，集体的林地已经发展到4000余亩，使村集体的年收入稳定地达到2万多元。1999年，该村还利用集体林场的沟底坝地建成了3个鱼塘，并发展舍饲养羊和养鸡。预计3年后村集体年收入可达10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的各项收入分配均由村委会提出、村民小组讨论通过。主要分配的项目有：本村小学民办教师补助、校舍维修和办公费、育林人工资、打坝整地封山绿化出工费、修路架电、安装自来水和电话、本村困难户补助、干部补助、卫生专干补助、为村公共事业出力的人员奖励（教师、卫生专干、育林人、村干部）等等。据调查，该村分配状况与其它村的最大不同，是全体干部的补贴和奖金总额每年不超过2200元，只占全年集体收入的不足10%……由于村委会有效地提供了村公共服务，改善了村公共设施条件，并且利用公共资源推广新技术和开展扶贫帮困，实施政府退耕还林政策，成为村民利益和需求的代表，所以得到了村民的拥护。据村委会记录本载，5个村干部经村民投票，满意程度除一个为百分之六十几外，其余均为百分之七十多到八十多。

（三）农村社区发展公共服务需要改变治理方式

闫庄村的经验证明，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解决资源来源问题。即“有钱办事”的问题。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一是政府转移支付、向小农社会提供足够大的财政补贴，另一种就是让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实行社区自治。选择那种方式治理农村，前提条件是资源从何而来。既然政府没有可能做到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足够的转移支付，那么，就只有走后一条路。为此，村庄“公地”显然很有必要。公地资源成为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源，由村民选举的村委会成了村公共服务集体消费的组织者和信息沟通渠道。这样的村委会由于被公地制度赋予了公共经济的组织功能，其功能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功能从协调农业生产、为农业服务和上级政府服务的社区行政功能演变为社区公共服务。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同时也发生了变化，从字面上的村民自治体实质上的基层政权组织演化为真正的社区自治组织。放手让农村社区建设一个自我协调的自治机制，是将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凝聚成团粒结构的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方式。

闫庄村的实践还表明，村庄公地制度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首先是公地的来源。1996年，中央政府明文规定，集体保留的机动地的总规模不得超过5%.闫庄村只所以能够不断扩大公地，是因为该村地处荒山僻野，可以发动村民继续开荒。而姚店村地处城关，公地大量为工商业用地所占，而工商业占地的收益并不稳定，姚店村曾在几年前，用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分享为本村小学盖新房，但现在已经无钱继续投资公共事业。其次是公地的经营。

闫庄村的经营方式有两类，一是由村委会出工资雇村民负责集体山林，二是与32户村民合股、村民出地、村委会投资、分户管理，建成100亩干果生产基地，收益后村委会与村民按6：4的比例分成。这两种方式都保障了村委会的公共权益，即依村民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权益。姚店村则是将所有公地都统统化整为零交由村民承包，另在几年前开发第三产业，村委会盖门面房，租赁给村民作商店。对于这些公地的使用和收益，村委会缺乏管理监督，只能有钱收钱，无钱拉倒。第三是公地的收益分配。闫庄村村民监督来真格的，大家不同意的项目不能开支，村委会主任必须到村民小组一一做工作说明情况。村干部和村民小组会至少半个月一次。姚店村尽管财务开支的透明度很高，每月都在村头黑板报上公布，但是大量与村民无关的开支仍然照支不误。村民没有多少兴趣参与意见。由此可见，制度的效用来自农民的参与，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来自农民的利益，只要让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就能够通过社区民主的方式鼓励参与和分享，从而使制度建设成为保障农民收益的工具。

5、关于农村医疗卫生的状况和建议

近年来，延安市的卫生工作按照“整顿村级、强化乡级、提高县级”的思路，狠抓了医疗机构、卫生监督体制、卫生事业单位三项改革，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碘盐配售制全面启动，地方病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例如甘泉县，狠抓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把重点放在改厕改水，合作医疗和农民健康教育三个环节上，使80%的群众的饮用水得到了根本改善，通过普及卫生知识、提高农民自我保健意识、改变农民不良卫生习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卫生行政部门由过去的计划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按照“保机构、保职能、放经营”的原则，对乡镇卫生院实行了保本增值承包。

（一）现存的主要问题

根据我们的考察和延安市卫生局今年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医疗服务的抽样调查，延安地区的农村卫生健康方面存在着令人堪忧的三大问题。

第一，医疗服务需求大而利用差。今年以来，为掌握全市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与医疗

服务状况，延安市卫生局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为原则，根据经济水平和自然地理位置选取志丹、宝塔、洛川三县，每县随机抽取4个乡，每乡随机抽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对于3县12乡24村（居委会）的4740名城乡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两周内患病率21.44%，慢性病患病率13.75%，两周就诊率3.61%，年住院率3.40%，88%的人自费看病，40%的孕妇产前不检查，57%的分娩者在家中接生。其中，与1993年的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中的两周内患病率和年住院率者这两个可比指标相比，延安的两周内患病率高出1.35个百分点，年住院率低1.5个百分点，可见延安的医疗服务需求高出全国水平而医疗服务的利用状况低于全国水平。

第二，农村卫生体制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具体是：a 、乡镇卫生

院改革与发展举步唯艰。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活，多数经营效益低下，人员连基本工资都拿不齐。b 、乡镇卫生院和计生服务站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乡镇卫生院有专业技术人员却没有较好的设备和诊疗仪器，而乡镇计生站有先进的仪器，却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计生站还向着医疗领域延伸，与卫生院争夺市场。c 、村卫生室处于瘫痪状态，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合作医疗名不符实，乡医半医半农，年龄知识老化，无力承担农村社会卫生工作。d 、缺乏人才，后继乏力。如甘泉县几年未分配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分配来的多是中专学生，而且往往还不能到岗到位。主要原因是基层卫生单位效益差，待遇跟不上，多年有声望的和技术较强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人才外流现象严重。

第三，农村的公共医疗事业正趋于瓦解。表现在：a 、本属政府管辖范围的预防保健，目前也进入了市场。如小儿麻痹预防疫苗，应该由国家支付疫苗的购买费和注射费，但是据我们调查，不少乡镇的村医都帮助县卫生院收取注射费和疫苗购买费。另外，流脑、甲肝、流感、狂犬病作为特殊的医疗服务，注射费用均未列入国家支付，甲肝的疫苗购买费也由个人支付。b 、未重视农民健康教育。基本上是以治为主而不是以防为主。由于对于健康保健知识的传播不够，使明显对群众有益的盐加碘制度，只能依靠工作人员签署目标责任书，以行政方式贯彻。c 、合作医疗解体。七十年代中期，合作医疗作为依附集体经济的农村福利形式，在延安地区90%的村普遍建立起来，依靠村的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初级医疗保健作用。近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合作医疗也瓦解了，尽管政府倡导恢复，但是未能解决资源来源问题，是政府要办而不是农民要办，所以各地的积极性都不高。据近年的调查，延安市村级合作医疗仅存7.8%.

第三，卫生投入不足，卫生事业总费用占市县两级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0.29%

和1%.农村合作力量发展缓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相当突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增加，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下降。入户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延安出现的这种状况其实与全国大同小异。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据有关专家研究，关键的原因在于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的下降。[5]尽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增长了，但是，这并不必然带来健康和生命指标的相应改善，因为，个人收入的上升不见得会投资给公共健康，如果公共支持即政府的努力和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个关键因素不能随着收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加强，而是简单地放给市场，那么，个人收入的上升则不可能抵偿公共支持的下降。

由此，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市场体制下，采用何种政策和制度设计，才能有效地强化政府对于农村卫生的公共支持。

（二）关于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设想

根据我们以往对于农村医疗保障的研究，结合延安情况，我们提出一种农村医疗保障新模式，既在保障农民健康的总目标下，建立农民医疗互助合作社（简称农医合）体系，与政府及企业长期合作，担当农民的预防保健、门诊和大病医疗，同时建立和试行为农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社会化医疗管理体制。（见附件）

（三）关于能否在延安市试行农村医疗互助合作社的简要论证

首先，这种模式构想具有理论上的经济有效性。目前，全国无论城市农村，卫生事业都面临着政府的公共支持水平和有效性下降的局面，农村尤甚。根据世界经验，在健康和医疗服务上，挑战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两方面的资源形成最有效的生产组合，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单方投入和单方生产。投入能否互补，如何互补，是决定能否产生经济有效的社会化协作的医疗保障模式的关键。如果投入是严格可替代的，就不存在协作的可能。孰优孰劣要由谁的生产率高、成本低来决定。我们设计的模式建构在政府部门和农医合投入互补的规律之上。政府部门投入的是农村医疗保健政策、预防保健体系的设备、人员、资金，以及对于农医合的人力资本——社区医生的全部投资；农医合投入的是用于门诊购药的资金和大病住院医疗的保险费，以及选择和监督社区医生及医院体系、政府卫生服务管理体系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政府与农医合各自投入的资本均属于对方较为缺乏而自己较为富有的那一类，因此，双方的投入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从而增加产出效率。

其次，延安具有实施这种模式的相对优越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延安近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大，战略正确，以抓生态治理为龙头，推进新型农业，农民收入增加明显。同时，财政也稳步增收，这为实施新模式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延安各县在发展非粮农业中，开发了农民自组织的潜力，已经有了一批农民自办的类似销售合作社的农民专业协会，这为实施新模式打下组织基础。第三，延安市委市政府以及卫生局的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为矢志为农民服务的坚强决心。这是实施新模式的思想基础。第四，延安已经出现了锐意改革的乡镇卫生院。如黄陵县仓村乡卫生院，实行了由乡卫生院投资兴办的村级社区门诊、将乡卫生院的医生一对一地配给到各村的社区门诊，实行包村服务。内容包括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门诊，除药费外，不收任何费用。这种模式在社区医生方面，已经与我们的理论构想相当类似，证明在延安市已经出现了改革现行体制的强烈需求和实际行动。这是实施新模式的制度改革的基础。第五，由于延安迄今为止并未实施其它医疗体制改革模式，因此尝试新模式不会受到其它模式的冲击，从而可以减少制度试验中的政治成本。第六，延安作为革命老区，理应得到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兄弟地区的理解和支持，延安尝试这种新模式，阻力比其他地区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关于尝试新模式的风险问题。鉴于目前农民在医疗保健可及性方面已经掉到了最低谷，所以，只要精心设计、精心实施，有较大的把握取得比现在好的成效，即收到付费少而保障多的好成效。

参考文献：

孙志明，西部开发与延安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熊景明等，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农民需求座谈会纪要，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杨团，社区管理与社区建设研究——从社区公共服务的角度探讨，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报告，2001年

杨团，医疗机构的分类制度研究，中国卫生资源，2001年第3卷第4期。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是，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走在合作社的空间，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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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第22期干部进修班延安考察团农村社会发展调查组的调研成果。调查组成员为：张联瑜、刘纪新、李玫、汪学群、刘小芹、霍群英、吴兴旺、熊秋红、杨团。本报告执笔人：杨团。

[1]关于农合的各项定义参照了1995年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

[2]根据延安市民政局的统计，全市还有24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占全市农村人口165万人的14.5%.其中，根据家庭人均收入不足450-500元的最低生活标准计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为5.5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165万人的%.截至目前已经列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为24951人，占应保人口的45.4%，按照每人元计算，需要支出350万元。由于中央和省上并未安排农村低保专项资金，所以资金来源只能依靠市县两级。市县两级虽已经安排，市一级出资200万元，县区安排150万元，但是按照目前的测算，还有一半人口（54.6%）的低保资金尚无着落。

[3]校长聘任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岗位目标责任制。

[4]2001年，延安市地方财政支出总额为20.972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与企业挖潜改造资金13913万元，占总额的6.6%；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6340万元，占总额的3%，农林水利气象、工交和流通部门的事业费分别是17218、7134和1736万元，合起来占总额的12.43%，属于社会事业方面的事业费支出，教育40360万元、文体广播10110万元、卫生为11152万元、科学666万元，总共62288万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0%.而行政管理费42842万元，占总额的20.4%.以上数据根据延安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手册，2001年，延安市统计局编。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河道；长效管护

农村河道本身具有防洪、供水等自然属性，同时兼具航运、旅游以及河流生态等资源属性，成为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当中极其重要的条件。绝大多数的农村河道主要分为乡县河道也就是跨乡村的骨干河道，以及诸如村庄附近的小河水塘，为农民的农业生产、饮用等提供必要的水资源，由此可见整治和长效管护农村河道与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1 农村河道长效管护的重要意义

（一）保护农村水资源

农村河道长效管护有助于保护农村的水资源，该工作将彻底清理干净河坡内外垃圾、废弃物，同时清除河底污泥，落实开展河道长效管护工作能够有效保障生活以及工业废水不再直接排入河水当中，为广大农民提供干净清洁的水资源。

（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落实农村河道长效管护使得管理范围之内不再有垃圾肆意堆放，违章建筑私搭乱建，同时有效遏制人为破坏河道、肆意取土、乱占河道等行为。河道与河面当中将不再有漂浮物、恶性水生植物等，从而能够有效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最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提升农村经济效益

长效管护农村河道将使得河面与河岸周围的环境规划进一步落实，农村道路、绿化和收集处置垃圾也将得到有效改善，农村的整体风貌将焕然一新，干净整洁极富自然气息的农村必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赏游玩，因此将全面提升农村的经济效益。

2 现阶段我国农村河道长效管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河道界限较模糊

虽然现阶段我国推行的《水法》、《防洪法》以及《河道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当中均明确规定了河道管理范围以及河岸线的利用管理问题，但由于在农村当中普遍存在河道众多、分支庞杂的情况，因此也为集中管理力量增添了巨大的难度，特别是某些中小型农村河道岸线的界限比较模糊，个别农户以及企业单位为了一己之利常常争抢河道用地，这也使得河道越来越窄，很多原有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1]。

（二）工作标准比较低

当前大部分的农村将河道整治工作简单认为是清除水面杂草与河道淤泥、清运河坡垃圾、保持河岸干净整洁的集合，甚至将河道整治与长效管护等同于河道环境美化工作，因此导致在制定河道长效管护工作时标准过低。忽视了对农村居民家前屋后垃圾堆放、河道周边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等进行严格管理，同时将绿化河道工作想当然地认为是植树造林，缺乏整体的景观设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河道的长效管护工作。

（三）工作主动性较弱

通常情况下，市政府对于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工作较为重视，但落实到乡县政府，特别是村镇政府时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较为薄弱，加之村镇政府更加看重的是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常常将农村河道的长效管护工作看做是负担，只有在上级检查时才会走走过场进行突击清理。部分辖区为了减轻工作负担，直接让保洁队伍承包河道负责完成整治与管护工作，但在平时的实际工作当中却鲜少能够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与考察，导致农村河道长效管理工作的过程当中存在较多盲点。

（四）资源未充分利用

目前对于农村河道内资源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很多农村对现代化水利工程以及智能化管理措施并不十分了解，特别是在河道开发利用工作当中随意性较大，未能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也很少能够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统一指导。而且部分已经开发利用的项目与河段功能之间存在冲突，加重了水土流失情况，因影响河势稳定与河道安全，严重影响环境美观。

3 加强农村河道长效管护的具体措施

（一）加强宣传发动农民

首先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力度，采用各式各样的宣传工作譬如说开设农村河道长效管护重要性的知识讲座、派发传单画册等，发动农民合作组织号召广大农民共同加入到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工作当中。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也需要加大对该项工作的重视力度，并且结合宣传部以及乡村媒体等联合发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倡导，督促农民不随意排放生活污水，向河道内丢弃垃圾，不私自占用河道等，不断提升农民的自律意识[2]。

（二）高起点的规划设计

针对当前农村河道长效管护的工作标准过低的情况，各部门需要适当提高起点，坚持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尽可能保护河道自身功能并积极开发更多功能，秉持科学合理、统筹兼顾的原则规划设计农村河道水系及整治方案。实地考察当前农村的河道水系，了解导致水系阻塞的原因，并且结合近期和远期分别提出不同的疏浚整治规划，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适当进行方案调整。最后，还需要充分融入当地农村的风格特色，结合最新的科学技术以及时尚理念，确保农村河道的“原生态”，对于靠近公路、村镇的河道可以适当种植色彩艳丽的花草树木，提升其美观度。

（三）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政府及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在公告栏当中公开招标专业保洁公司的信息，同时招聘专业优秀的保洁人员组织一只长效管护团队，由专业人士统一为其进行岗位培训，帮助保洁人员正确认识河道长效管护的工作内容，明确自身责任。

（四）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相关部门需要积极开辟其他渠道用以争取项目资金，为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县区政府需要将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工作视作重点工作内容，在得到上级政府资金支持之后第一时间用于河道长效管护，同时为了确保资金能够得到充分合理使用，还需要建立专门的资金账户，确保专款专用，配合严格的审计监督保障资金使用落实到位。另外，为减少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可以通过对河道冠名、道路命名等方式吸引民资，为农村河道长效管护筹集资金，并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探索“以水养河”等新途径，不断增加财政收入来源。

（五）充分开发利用资源

对于当前农村河道中的水土资源还需要加大开发利用力度，并且将管护责任落实到位。比如说，在确保汛期排涝、灌溉引水，以及生产生活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针对范围内比较适宜发展水产养殖的沟塘、非行洪河道等进行水面养殖权与河道保洁责任的同时落实，也就是说农户在拥有水面养殖权的同时也肩负该范围内河道的保洁责任，为规范并监督落实管护工作，可以与承包人签订管护合同。另外，对于随意排放污水、倾倒垃圾、占用河道等影响农村河道长效维护工作的个人及用户进行严厉的处罚，切实维护管护效果。

4 结论

总而言之，在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农村面貌基本上已经焕然一新，在河道整治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河道界限比较模糊等，为此在新时期下，农村还需要发动宣传教育工作，号召广大农民加入河道长效管护工作当中，并且乡县政府也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河道整治以及长效管护的工作力度，并组织专业的长效管护队伍以及加强对管护工作的监督与考核，从而切实做好农村河道整治与管护，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张会文，蔡勇，仇荣，周钧，刘敏昊，朱伟. 江苏农村河道治理现状调查及分析[J]. 水资源保护，2015，01：69-73.

[2]陈永吉，许健，王根宏，王宏根. 建立姜堰市农村河道长效管护机制的调查与思考[J]. 江苏水利，2016，07：46+48.

[3]江苏省南通市水利局农村河道长效管理调研考察组. 农村河道长效管护调研考察报告[J]. 水利发展研究，2015，12：47-49.

作者简介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阶层状况；演进趋势；重塑结构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18-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单一阶层模式被打破，阶层分化明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活跃，低层群体向高层流动的趋势明显，特别是接近市场以及掌握文化资本的两大群体向上层流动的现象突出。但是，由于改革初期的一些负面因素没有得到适时的调整与控制，以致于越演越烈，导致阶层结构扭曲，社会问题丛生。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解决，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

一、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迄今未见好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980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对我国经济状况的考察报告显示，1979年，我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仅为0.16，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城乡合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该报告还表明，当时中国最富的10％的人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为22.5％，最富的20％的人占全部收入的39.3％，这与国家统计局同时期的相关资料大体相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表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介于0.16至0.18之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则介于0.21至0.31之间。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都在迅速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不是很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人的研究数据表明，198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还不是很高，为0.382，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1994年已经上升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到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而且李强教授认为，从趋势上看基尼系数还在进一步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的北京师范大学李实的研究表明，收入最低的10％人群和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可见，我国贫富差距的巨大悬殊是从20世纪末迅速形成的，而且不断拉大。

从反映贫富差距的财富集聚指数来看，我国的这一指数是非常高的，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底，有41.5万的富人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占总人口的0.03％。这些富人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60.1％，是全国财政收入的2.895倍，是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10.8倍，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35.8倍。而且，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还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2009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1％的家庭却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的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0年12月2日，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挑战犹存》的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万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然而财富迅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国民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这一报告称，虽然中国的富人家庭数量已居世界第三，但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总数的0.2％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相应的比例为4.1％、瑞士是8.4％，而香港则达到了8.8％，报告认为，中国财富分化的程度异常严重。无论从哪种数据来看，我国的财富聚集指数都是相当高的，高得超出了人们能容忍的程度，更关键的是财富的来路不正或不明，一些人“仇富”、“仇官”的心理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反映。

我国的贫富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方面，这些差距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呈现出明显的持续扩大的趋势。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改革开放的头几年，由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农民收入提高，城乡差距缩小，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现逐年拉大的趋势，2002年，城镇家庭实际收入是农村家庭实际收入的3.1倍，到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23：1，这一比值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平均每年扩大4.4％。201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我国城乡差距这些年并没有缩小，2010年保持在3.23：1。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些年里之所以没有缩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的结果。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的工资高一倍甚至是两倍。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很少能超过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40％。以2008年的东莞为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农民工是971元，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到60％来计算，这些农民工连东莞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这就是这几年“民工荒”问题的真正原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如果按市场规律办事，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获3000亿元至5000亿元收入，这远远多于免除农业税和家电下乡等惠农措施。月因此，相关研究预测城乡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2011年的差距会达到3.26：1。

与此同时，地区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02年，最富裕的上海人均GDP是贫穷省份贵州的12.9倍，广东省的人均GDP是贵州人均GDP的4.8倍。与个人相关的收入方面的差距也相当明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的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一线职工与上市国企高管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与国有企业高管相差128倍。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新京报》的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宋晓梧认为，最权威的数据来自于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提供的

《居民收入和分配报告》。这一报告显示，2008年，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1.5倍到1.6倍，其中美国、德国是2倍到3倍。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稍高一点，但超过4倍的基本没有。而我国的收入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目前已达到5倍。可见我国的收入差距之大。

二、社会底层庞大，中间阶层薄弱

我国财富高度集聚的结果是――社会底层庞大，社会中间阶层极其薄弱。有关我国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的统计，我国官方数字与世界银行的差距很大，其中的原因就是界定标准不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的属于“绝对贫困”，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的属于“贫困人口”。而我国的贫困线要远远低于这一标准。1985年，我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1986年，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了入户调查，当时确定的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6元，2003年为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经过20多年后，中国的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30.7％下降到3％左右，也就是说贫困人口是2900万，而同时世界银行按照世界通行标准计算出的我国贫困人口数量是2.1亿。2009年至今我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此前的贫困线为785元，按2005年汇率折算每天收入只有0.57美元，与联合国确定的标准1.25美元相差甚远。有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确定新贫困线为1196元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但如果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计算，这个数字应是1.5亿和3亿。科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平坝县高峰镇麻郎村支书刘乔英说，中国现有的贫困标准仅够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到“由于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和部分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生产生活支出增加，加上人们生活水平整体提升，贫困标准是该提高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雯在递交给2011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称，“中国的贫困人口标准低得让人惊讶，太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居民人为地‘被脱贫’。”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在目前仍采用国内自定义贫困线的86个国家里，贫困发生率最低的是中国，2009年为4.2％，大大低于86国平均水平的37.4％。据沈雯的了解，中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长期依据的都是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大卡路里来推算，1985年首次测算贫困线时，在整个基本温饱的测算体系中，食品消费占到60％，而在1997年调整时，食品开支比例高达85％。沈雯认为，即使现在每人每年收入1196元，也就是每天消费只有3元多人民币，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几乎无法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贫困线仍只是一条保障‘吃饭权’的贫困线。”为此，他建议，“中国应把现有贫困线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我国目前至少有1亿多人属于几乎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基本收入，更没有什么最低生活保障；有2亿多人仅仅能够维持基本温饱，他们没有任何资产和储蓄；还有2亿多人属于自给自足型，但他们缺乏基本的消费能力。除了那些所谓的金领或白领等富人和中产阶级，剩下的几亿人都属于所谓的“夹心层”，他们名义上过着所谓的小康生活，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面对高涨的物价、房价，他们随时都会成为贫困线之下的群体。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底层民众确实过多，那些暂时还不算底层的“夹心层”，在目前的高房价、高物价、昂贵的医疗教育费用情况下，很容易进入社会底层。

再来看一看我国中产阶级的状况，这是一个我国研究者一直寄予厚望的群体，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划分方式对这一阶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最终的结论都是――我国的中产阶级还是一个很薄弱的阶层。李强教授基于对第三、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2004-2005年间，我国的中产阶级不到15％。同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按职业、收入、消费、认同等单项指标来划分，我国目前中产阶层的相对比例和绝对数量都不算低：16-70岁的社会适龄人口中，职业中产阶层接近1／6，收入中产阶层接近1／4，消费中产阶层超过1／3，主观认同中产阶层接近1／2。但是如果综合各项指标来衡量，目前我国社会适龄人口中则只有4.1％的人属于实际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即使加上“老中产阶层”(这里是指的个体工商户)，中产阶层的比例也才达到7％。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根据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中产阶层占11.9％。2007年，李强教授在相关研究中更改了以前的比例，他认为，尽管人们的期待很热切，但是我国的中产阶层仍然很少，算来算去大概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12％。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数量随着社会发展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以前还要少。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以数字化的标准对“中产”进行了界定，本次调查把我国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按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限定在6万元-50万元之间，这一标准是来自263584份有效问卷的结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次调查样本中，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家庭为250217户，占94.9％，5万元以下的家庭为241746户，占91.7％。按照该标准，最终确认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为5.04％。根据这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中产阶级仅从收入来看就很薄弱，才占5.1％，如果再以其他的综合标准衡量就会更少。那些中产阶级下层在通胀的情况下稍遇波动就会很容易陷入贫困。我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之少、承受力之脆弱，反映出的是我国底层的民众的庞大。尽管学者们对划分中产阶级的边界问题不能完全统一，有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的边界不清晰”，但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承认“中产阶级比重很小”这一事实。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底层规模不断扩大而中产阶层却在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现象很值得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城乡贫困人口、无业失业及半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的1.3亿，直至当前的2亿多。如果按2009年国家新确定的标准计算，城乡贫困人口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如果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计算就会更多，超过2亿人；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的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无论按照我国的低标准计算，还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计算，我国贫困人口随着社会发展不降反升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把农民工也归为底层社会群体之一，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是一个生活不稳定，生活水平严重偏低的群体。这一群体包括很多失地农民在内的“被城市化”的群体，因为我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

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这些“扛锄头的市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城里和乡下都没有稳定的栖息之地，生活动荡不安。

尽管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但是形成了比较理想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这是社会稳定运行的根本：“美国80年代以来，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产阶层或日‘中产阶级’的地位上”。尽管人们热切期待中国中产阶级能够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能够在社会稳定中起到“隔离带”的作用，但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决定了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而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存在将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瓶颈，对社会和谐和稳定具有反向影响作用。

三、社会流动凝固不畅，阶层等级性的复制功能明显

社会流动能够从侧面反映一个社会的活力与生机，也能反映社会的动荡与安定。我国许多相关研究都表明，当前我国阶层结构呈现定型以致凝固的状态，这种状况无疑会使人们失去创造未来的动力和希望。早在新世纪之初就有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预警，比如张宛丽的研究表明，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其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㈣她认为，这种现象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而“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却在增强，这种现象，失去了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才能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孙立平教授也指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阶层流动门槛加高，流动机会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许多学者在阶层流动受阻以及阶层定型化方面都表示了相同的观点。

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在相当“稳定”的状态下进行着明显的“复制”――富人与权势阶层复制出了“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穷人阶层复制出了“穷二代”与“蚁族”，这种复制作用即是阶层凝固化的具体表现，它意味着上中下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化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越来越艰难。中国社科院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有钱人20岁就可以当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就可以成为房地产企业老板的“富二代”。内地私人财产过亿以上的人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于子弟，占亿万富翁总数的91％。而垄断行业的“行规”是把好工作先瓜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空缺的岗位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三代人都在民航工作、一家人全在电力行业等人们所说的“垄二代”现象并不鲜见。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一些事业单位“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的事情。而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的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在强势群体竭力维持本阶层他人“不可染指”的观念下，公权化为私权，肆无忌惮地侵害着其他阶层的权利，特别是社会底层的权利――强拆、被脱贫、被城市化等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

当前，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受到严峻挑战，世袭式的传承和复制成为构建社会阶层的主流。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也就是“蚁族”的研究即是底层复制作用明显的典型事例。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涉及的“蚁族”年龄主要是集中在22-29岁之间的“80后”，这个比例占到全部调查人数的92.8％。调查显示，80％以上的蚁族是“穷二代”，大部分的受访者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蚁族”的父母大多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而且三成左右的“蚁族”出自“211”工程的重点高校。“蚁族”自身生活难保，自然就更谈不上结婚成家，其中86.9％的人未婚，只有13.1％的人已婚。廉思认为，“蚁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蚁族’’可以传染、继承甚至世袭。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比较和主观评估均表明，蚁族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和贫民后代”，而他们自己的收入，月均仅为1903.9元，但支出就要1867元，勉强维持生活。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通过对50万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也表明，家庭所处阶层对其就业有着明显的影响。调查显示，在“21l”工程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他们找工作则要艰辛得多。从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半年的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15％未就业的比例，而且前者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年、2009年两届毕业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也就是说，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要想“跳龙门”跃升到高阶层实在是太难了。调查显示，那些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也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的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的标尺的时候，不仅有违社会公平，而且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四、政策是调整我国社会阶层问题的关键

我国社会阶层的发展轨迹表明，政策对我国社会阶层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构建中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的问题，严重的财富集聚是导致底层民众过多、阶层流动乏力的根本原因。因此，改变我国当前不合理的阶层结构，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进行调整。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在研究中，提出了要通过公共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建议。课题组认为，政府制定和出台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首先应注意不要扩大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还应该对以往制定的缺乏公正性并带有明显歧视的制度和政策进行坚决地改革和纠正。因为社会的发展，不但需要政府为每个阶层和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且还必须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网”。学者余南平也认为，有效的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基本社会保护，不仅是任何形式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社会稳

定的制度支撑。社会对经济不平等的容忍度，往往取决于社会政策的涵盖面和有效性。缺乏公正合理的社会政策的社会不仅是脆弱的社会，同时也是社会资本贫瘠的社会，是难以建立人与人信任的社会。因此，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实行全面有效的社会政策，既是今天新形势下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我们在反思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改革的基本保障。我国的GDP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是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却越来越少。1995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在GDP当中的比例从51％下降到39％，同时企业盈余从23％上升到31％。7n2010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占GDP的比例与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了同一水平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欧那些国家的人们享受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我国仍然是世界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人之所以有喜欢“存钱”的“癖好”正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手里的钱不足以抵御生存的风险，人们不是不会消费，而是因为消费不起，如果对中国这一民情的实质不能够深入理解的话就不会制定出正确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政策。上世纪90年代，一面是居民的高储蓄率，一面是经济的萎靡，为了刺激消费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让人们把手里的保命钱用于医疗、教育、住房，以刺激萎靡不振的国内市场。但是在昂贵的生存保障面前人们不可能去消费，即使在储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时也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血汗钱不断缩水。由于利率不足以抵抗通胀，贷款成了有利可图的投机手段，大量贷款以不正当方式流入非工业领域，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使房价成了中国大多数百姓的梦魇，即使是政策的组合拳也难以抑制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房地产业成为一个吸金的产业，掏空了几代人的腰包，面对高昂的房价多数人都变得贫困，中产阶级不断萎缩，有的滑向了社会底层。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异常的现象很普遍，东欧、比如俄罗斯，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差距形成的机理是否合乎逻辑。美国的差距是在中产阶级将近87.19％的条件下形成的，绝大多数人生活都比较富裕，这种情况下的贫富差距是由于个人基本能力的差异导致的，社会自然会稳定。我国贫富差距与俄罗斯转型期间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有不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矛盾，是因为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对民生问题做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即使在经济最低迷的转型之初，国家财力首先保障的也是与民生有关的住房、医疗、保健、收入、就业、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就拿最基本的住房问题来说，据世界权威机构调查，俄罗斯居民住房可支付指数(住房市场标准价格与家庭年平均收入比)不但低于世界标准，而且相当低，大部分都是由国家支付的。这种治理理念使俄罗斯免于国家危亡。我国贫富差距既没有体现美国式的凭个人能力致富的公平性，也不具备俄罗斯式的对民生基本保障的前提，差距迅速形成且不断升级的状况值得警醒。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就说过：“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人要想快乐，便脱离不了享受的物质手段，这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主要就是财富，但是人们可以在拥有较少财富的情况下达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境地，而在财富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却仍可能非常痛苦。和社会利害攸关的主要是财富的使用和分配问题，而不是财富的多寡。”

我国社会阶层构建中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超出了社会预警的范围，这些问题持续多年得不到有效解决，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进步，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失控，公信力降低，社会矛盾时有发生，这将是我国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本来，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正常的“差异”能够催生人们向上层流动的源动力，在向上层奋争的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会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发达的美国、发展中的俄罗斯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仍然能够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问题不在差距，而在于这种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否合理。如果今后人们的社会地位擢升还取决于拼家庭背景、拼行政垄断权限、拼的手段，其结果就会导致我国更加扭曲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风气。那些本应当属于社会精英的“蚁族”和庞大的社会底层民众，如果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仍然享受不到改革的成果，很可能会产生情结，威胁社会乃至政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04，(6).

[2]璩静，泰亚洲，姚润丰，学者调查称中国不同群体收入最高相差23倍[EB／OL]..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满载中国民主政治色彩

政治的民主化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政府参事室的诞生即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时代产物。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建立联合的民主共和国。1941年11月,主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在被问及跳出执政由盛到衰、人亡政息这个周期律的途径等民主政治问题时是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主席的话讲到了家,要巩固政权,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民主政治之路。随着“三三制”政权的实践,建立有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实践中国政治民主协商的思想理念。

选择“政府参事室”作为政治民主协商的形式参与政权建设,是在中国政府系统内部规范地实践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这样安排,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派、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以及爱国将领的鼎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浴血奋斗之下取得的,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新生的新中国,拥有一大批热血沸腾的爱国人士、精英人才,这些来自不同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不同战线的精英人才是国家建设的急需人才,他们是有能力、有抱负、愿意报效祖国的难得人才。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为他们发挥作用、参政议政、咨询国是创造机会,提供平台。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组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1949年4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主席电示华东局领导人,提出解放后应设立政府“参议室”这样的机构(后改称参事室),政府参事应以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为上海建设出谋献策。同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通过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1949年10月21日宣告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成立。政务院秘书长之下设了秘书厅、参事室、人事局、预算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条例》规定政务院参事室的职责包括:一、关于政策、政令、法案等之研究及草拟事项;二、关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呈院有关政策、法令、规章之专案审议事项;三、关于政策、政令推行实况之调查研究事项;四、关于政务院与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之间工作联系事项;五、关于总理临时派遣或交办事项。参事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政务院参事室设参事若干人,分组进行工作,由总理指定各组召集人。当时的国家机关非常精简、朴实,从“参事室被排在其中,参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聘任,参事室主任、副主任、参事小组召集人由政务院会议决定或总理指定”的事实得知,参事室的存在非同寻常。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内设办公厅,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并得设参事室。

1949年11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成立,它几乎与共和国同时诞生。当时的国务院参事室叫“政务院参事室”(1954年改称国务院参事室,属国务院直属机构),办公地点由总理在建国之初的百忙中亲自选定,即北京北海公园内北边的园中园“静心斋”。该园共有房30多间,建筑面积1759平方米。自1980年起国务院参事室搬进距前门500米远的前门东大街11号――原荷兰大使馆内。可见,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国内局势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政府参事室的建立亲历亲为、费尽心思。不难看出,政府参事室的设立与定位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49年政务会议通过了任命首批政务院参事,共32人。参事室主任是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委、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郭春涛先生,廖鲁言为政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副主任,中共党员。政府参事主要从非中共人士中遴选,他们是有代表性、有影响、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望较高的人士。他们没有“乌纱帽”,身份“超脱”,不代表任何党派,而是以个人的身份,站在全局的高度参政议政,咨询国事;参事不光要提出问题,更要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参事没有级别之分,都是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命或聘任的工作人员,称谓一律是:“姓+参事”。

政府参事积极参与

新中国建设

政府参事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开展工作,参事室制定了《政务院参事外出视察办法》等工作制度和严格的纪律,以规范参事的工作方式。参事的工作范围涉及政府工作的全方位,有着特殊的权限与使命。仅1949年、1950年期间,国务院参事即参加了一系列。如:赴西北视察财经工作、手工业情况和少数民族工作;赴天津、唐山、沧县视察司法工作;赴河南、安徽、江苏视察水灾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赴河南参加生产救灾及治淮会议;参加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听取政法工作总结及今后计划;列席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会议;出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集的有关留学生事务的会议;出席办理留学生事务委员会会议等。

参事审议新闻总署的3个文件:(1)《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草案)》;(2)《关于建立广播接收网的决定(草案)》;(3)《关于分发《〈参考消息〉》办法(草案)》。参与草拟文教部门组织条例;到中国科学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出版总署和卫生部商讨各部门组织条例修改事宜,并将组织条例(草案)送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审核;对教育部报请通令各大行政区执行的《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办法》提出修改意见;审议政务院秘书处送来的文教部门51件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审议《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草案)、《成药管理暂行条例》(草案)、《医师暂行条例》(草案)、《中医师暂行条例》(草案)、《关于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关于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关于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及其实行细则,并提出修改意见。研究“教师节”应以每年何日为恰当的问题,等等。参事分为五个业务组办公,其小组召集人由国务院领导确定。

1953年参事们开始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问题;1955年2月16日国务院参事室同国家法制局联合举办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大会,一致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的《告世界人民书》,此举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务院参事还参加许多重要活动,发挥着不一般的政治作用。如:国务院参事唐生明,受总理之托,为国共两党的沟通和两岸同胞友好往来发挥了特殊的桥梁作用;参事们参加苏联、罗马尼亚等六国驻华大使在北京饭店为以彭真为首的全国人大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参加欢迎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来我国访问的活动;参加庆祝国庆节天安门观礼;参加接待派往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原高级将领,并陪同他与总理会晤活动等。政府参事为咨询国事、统战联谊日夜操劳。如:在1955年12月15日至1956年1月3日短短的十多天中,仅陆续参事一人就向秘书长并总理上报了5件视察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中有关政府工作的一些问题》、《关于干部工资待遇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后农副业税问题的报告》、《关于地方编制问题的报告》及《关于地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机构编制问题的报告》。1957年参事们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许多参事建议。如:关于开垦荒地增产粮食的建议报送秘书长和总理;关于上海市区工业远景规划、全国风景区的建设方针和城市卫生工程、绿化设计、房屋管理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报送秘书长和;关于加强对青年工人、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意见报送秘书长和总理等。

国务院参事室从一诞生即满载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色彩,并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条例》中得以固定与规范。很快,全国各地的政府参事室也相继成立,老一辈政府参事为新中国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国务院参事室和地方政府参事室,如同中国大地的任何机构一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且受挫重重。1984年中央文件,要求进一步恢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参事室,以满足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需要。1988年后改为聘任制(之前为任命制),聘期为5年,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续聘。中国政府参事室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舞台上,历风雨而前行,国家利益至上,始终沿袭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协商的轨道不断发展、壮大,并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未来。

政府参事室不负众望

认真履行职责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国务院参事室和全国地方政府参事室肩负着时代的重托,人民的希望。政府参事对促进国家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各方面,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和维护世界和平,均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国务院参事室经常组团赴国内外考察,不畏艰辛地深入基层,到全国各地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真实材料。1979年国务院参事提出了两项建议:1.建议财政部发行一种专门以华侨为对象的外汇公债。2.建议搜集台湾现任党、政、军、文教、工商业内中上层人员名单,分发有关人士,开展写信活动,以促进两岸交流。这就是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及台湾和平统一的前期工作之一。参事室开展了一系列统战联谊工作,如宴请参事的亲戚――美国泛太平洋船舶总行经理,原金门防守司令刘恩荫之子刘宗武先生;吴庆彤主任在日坛宾馆宴请唐鸿烈参事的老同学、台湾评议委员陈尧圣先生,唐鸿烈、岳参事,陈先生的老友,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萧乾夫妇,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柯在铄以及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海容(主席的亲人)、吴空出席,等等。为配合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参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利息、专利收入税法(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向国务院领导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对外国工商企业在华机构征税的规定》、《关于外经部经营进口物资的办法应加改进的建议》、《关于合资合作宾馆亏损问题的调查报告》及《从天津、山东看亚洲金融危机对当前出口的影响及我扩大出口的几项措施》等参事建议。撰写文史资料《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和《北平和谈附录》等。

参事们对恢复生产,纠正冤假错案,解决民生问题,整顿社会次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如,对《确定和提升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提出《恢复中学六年和小学六年的学制的建议》、《为加速开发智力资源大专院校可实行两班倒教学制的建议》、《为调动专职放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适当修改的建议》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试行)》、《全国农村(牧区)畜牧兽医站暂行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畜防疫条例(草案)》、《国营企业职工奖惩试行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讨论三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试行)》(送审稿)、《兽医药品药政管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褒扬革命烈士条例(草案)》、《农业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条例》、《外语翻译干部职称和晋升暂行规定(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女工保护条例(草案)》、《煤炭矿井采掘工人实行工役制的暂行办法(草案)》、《关于调整二类农副产品收购分配政策的意见》等均提出了修改意见。

1981年,国务院参事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报送或转送《国务院参事建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如,《关于从速制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单行法规的建议》、《关于解决北京市群众严重缺房问题的建议》、《关于改善农村居民饮水的建议》、《关于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前景的调查报告》、《关于开展狩猎旅游,保护野生动物的建议》、《长江水污染的治理不容忽视》、《关于红水河碍航闸坝恢复通航问题》的建议等。

对三峡工程建设,参事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陈修和参事《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建议》等报告均报送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王秉忱参事就三峡工程中的移民工作、城镇规划、工程质量及地质灾害、生态环境保护等课题,赴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重庆市的丰都、万县、巫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返京后提出了《对三峡工程移民迁建城镇地质与规划、建设工作的建议》和《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环境生态保护问题的建议》,报送总理、邹家华副总理和宋健国务委员。总理、副总理批示给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郭树言。三峡建设委员会为此向、邹家华同志就有关问题作了专门报告,并抄送王秉忱参事。重庆市政府参事张学良提出的把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作为重点,以减少泥沙进入三峡库区的意见,已被国务院纳入三峡工程整体建设之中。

政府参事从问题的由来、改革的方向和具体的改革设想等多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递交了《关于广东、湖北两省部分党政干部以权谋房的调查报告》、《关于调查资金外逃和外流的报告》、《关于抓紧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几点建议》、《特区要“特”――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调查报告》等。余湛邦参事将他在参事座谈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言寄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参阅,等等。参事们参与《文物保护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口岸卫生监督办法》、《电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征求意见稿)》等法律、法规草案的修改、审议工作。递交了《关于改善威海港现状的建议》、《关于请从速考虑绍兴市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建议》、《关于限期整治金沙江宜宾到巧家一段水道,年通行五百吨级船舶的建议》、《关于抓紧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几点建议》等报告,分别上报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事赴广西省调研,返京后写出调研报告《关于红水河碍航闸坝恢复通航问题》和《广西三个海港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上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先后做了批示。

政府参事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同样表现出高度关注,并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递交了《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浅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有关党政分开和机构改革的建议》、《关于党政机关办经济实体、干部经商的新情况、新问题,希望中央尽早表态的建议》、《对于国务院体制改革的一个初步意见》、《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意见书》等报告,并先后几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修改意见。

全国各地政府参事在不同的岗位上同样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1979年,安徽省政府参事郭崇毅,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了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取得空前丰收的情况,认为增产的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郭参事凭借着良好的理论功底和所掌握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3次上书党中央,最早向党中央反映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并呼吁在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郭参事在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书信中是这样写道:“恳切请求中央将农业文件中‘也不要包产到户’一段,改为生产队采取哪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由社员自行讨论决定”,“在中央一再号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同时,如果仍然由上面硬压着不准责任到户,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与损失。”曾被二次入狱,却宁愿再次坐牢也要直谏的郭崇毅参事,让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了解安徽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农民对自主经营土地的企盼,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大包干”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为1980年全国农村改革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蒋明麟等同志在《关于改进中央企业管理体制的建议》中,提出组建统一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制定规范的经营者经营效绩考核和评估体系,明确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责任等建议,为后来的国务院机构调整,建立国资委提供了重要参考。国务院参事陈修和提出的“南水北调”的建议,受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98年他再次向朱基总理提及此事,朱总理对该建议也十分赞赏并将之付诸实践。安徽参事戴善仁首先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表述;安徽参事何开荫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研,提出了“农村费改税”的建议,大大加快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高层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的税费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戴参事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参事们提出在加快健全艾滋病相关立法的进程中,必须关注保护艾滋病患者权益、关爱艾滋病人的建议。这建议一提出很快成为了新的立法关注点,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从此开始了纠正人们对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偏见与歧视的行动。

积极开展统战联谊,发挥政府参事海外关系的优势,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如,1993年上海参事张锐的亲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杨雪兰女士来中国探亲,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与市外办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通用汽车公司落户上海;上海参事室促成与北丹麦奥尔堡市合作开展“循环经济”研究,与新加坡合作开展清洁能源研究,与东京大学合作进行“上海-东京城市建设经验交流”研究等,为加大对外开放添砖加瓦;由上海市参事室牵头的13个沿江省、市参事室共同参与调研的的“开发长江黄金水道,促进区域连动发展”的参事建议,得到了总理的批示。运用组织的力量,联合各省市政府参事一起开展跨省市的大范围调研是近年来的一种尝试。

2003年非典流行时期,疫情形势极其严峻,而切断传染源是控制控制疫情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处理医疗垃圾是非常时期的一大难题,国务院参事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急国家之所及,想领导之所想,运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群策群力,提出了运用现有的水泥加工的设备与技术彻底地处理医疗垃圾的办法。这样,可以抢时间争速度,且不用重复投资就能马上解决医疗垃圾的处理问题。建议很快递上国务院总理的案头,温总理很快批示,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控制非典疫情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广东省参事室为帮助政府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提出了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合理见解。如《广东要重新扳开观念上的三大“启动源”》、《营造广东文化品牌》、《新形势下金融风险及防范对策的思考》等6份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同志的批示;《促广东金融发展》、《警惕国际粮价飙升的背后玄机》、《根治西江洪患,根除粤西旱灾》、《对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制度的建议――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的启示》、《双眼看“三农”》、《化解广东人口、耕地、粮食之间矛盾》等建议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广东省委书记同志说:一个大省,必须有一批能够跳出具体事务凝神聚气研究问题的人,这是支持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条件,参事室有这样的职能和优势。赞成你们围绕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所做的思考和部署,希望继续积极稳妥的抓好贯彻落实,做出新的成绩。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之后,成都市6名参事迅速前往河北省唐山市、邢台市就灾后重建进行了日以继夜的专题调研,快速整理汇编出近七万余字的《唐山市、邢台市地震灾后重建经验资料汇编》,并撰写了《唐山市、邢台市地震灾后重建考察报告》和14期《唐山市、邢台市灾后重建经验系列观点综述》,以翔实的数据、科学的分析,及时向灾区领导全面介绍了唐山市、邢台市灾后重建工作经验和教训,得到了四川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及借鉴。各级政府参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出谋献策,成为政府领导得力的参谋助手。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参事们在浙江调研发现中小企业状况不好,亏损增加70%多,便写出了《关于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困难和对策的建议》。2009年4月送了上去,那时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参事们已经较早地为解决中小企业困难进行了呼吁,并及时地提出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是“三农”问题及民生问题。在全会召开之前,国务院参事室组织了“安徽农村调查”和“城市公立医院改革”两个专题调研组。其中,“安徽农村调查”课题组由国务院参事、地方政府参事、部门专家和机关干部组成,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亲自带队。整个调研组在安徽农村蹲点了一个多月,走村进户,拉家常,并尽可能的低调、不给当地添麻烦,甚至给予因配合调查研究而误工的农民一定的劳动报酬,与农民兄弟建立了很好的感情。调研组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开展了集体座谈、个人访谈与问卷调查。在真情的感化下,调研组听到了最为真实的声音,了解了农民真实的期盼,撰写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农村新一轮大发展的若干建议》等5篇专题报告,受到、回良玉、马凯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为解决“三农”问题,制定新农村建设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积极地配合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蒋明麟带领国务院参事“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课题组,同时吸收了地方参事室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行程9省市,40多家医疗机构,走访900多名医护人员和患者,召开了70多场座谈会,作出了50万字的访谈记录,200万字的文字材料,形成了《关于大力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建议》。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分管副主任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于2008年12月22日专程到国务院参事室与参事们座谈,进一步听取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并希望参事们跟踪调研,继续关注和支持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帮助完善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这是一项解决民生问题的重大调研,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讨。同时,国务院参事室越来越重视同发达国家的政府咨询机构的横向交流,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我国政府参事室“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民主监督,统战联谊”的水平。政府参事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保密性。今天,我们将其中的部分给予公开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政府参事工作任重而道远

统战性是参事工作的存在之本,咨询性是参事工作的发展之源。参事工作的民主监督,其本身不同于人大、政协、派的监督,它是设立在政府系统内部对政府工作的民主监督,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参事工作的政治协商是以直接参与政府工作为形式的民主协商,是政治协商在政府系统内的具体实践。60年来国务院参事室先后有206位参事,现任国务院参事53位。国务院参事均为国务院总理亲自任命或聘任。全国有上千位参事,由同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命或聘任。政府参事就是这样站在全局的高度,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敏锐的洞察力,急政府领导之所急,想政府领导之所想,奔走在第一线,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说真话言实情,提出了许多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政府参事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和批评,可以直接送达国务院领导的案头,这种被称为“直通车”的形式,是政府参事另一种特殊的“权利”。参事们帮助政府领导解决难题,成为了政府领导的重要智力支持。

仅近5年,共上报国务院参事建议近150件,国务院领导同志累计批示360多人次,其中总理先后做过40多次批示。国务院参事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共计500多条,对《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案(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领事保护和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800多条。政府参事认真履行职责,反映社情民意,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事,民主监督,统战联谊,为人民利益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真可谓功不可没。

历届中央领导、国务院总理对政府参事工作都给予高度信任和充分肯定,赞赏政府参事是国务院领导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智力支持。总理多次表示:国务院很需要参谋助手,需要听到真话,及时了解真实情况,参事室就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应该加强,切实发挥作用。每逢重要节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亲自看望政府参事,与政府参事亲切交谈。去年1月16日国务院总理亲自到国务院参事室与参事们一同欢庆新春,再次强调了参事工作的统战性、咨询性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第二,强调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第三,在推进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去年是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11月6日国务院出台了《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并将在2010年1月1日实施。2009年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把国务院参事和全国地方参事室主任接到中南海座谈,总理亲自主持了座谈会,并高度赞扬了政府参事的作用,再一次肯定了政府参事的无私奉献。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一,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乡关系的发展轨迹是"城乡隔离-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当城市化水平提高到30%后,城市文明逐步加快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城乡差别明显缩小,城乡融合步伐加快;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后,即实现了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城乡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改变"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状况,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现象较为突出,"三农"问题成为困扰经济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笔者认为,用推进城乡一体化主动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手段.因此,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首先要认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城乡一体化建设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相联系."三农"问题,即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城乡一体化建设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其与解决"三农"问题相联,就是要通过减少农民,改造农业,改变农村这一系列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举措来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减少农民,就是变农民为市民,城市化将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和现代化问题.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减少农民不等同于变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告别乡间搬进楼房,而是要改变传统意识,建立一支具有现代商品意识且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农民队伍.改造农业,就是要解决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对接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改造传统农业,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舞台,将农村经济彻底融入城市经济的浪潮.改变农村,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形成合理的城乡分布格局,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安康,社会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二,城乡一体化建设要准确把握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城市与农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孤立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有的学者提出了"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公式,其涵义在于城市化并不仅仅是城市的现代化,还涵盖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过程中建设新农村,要求城市和农村共同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使其起到相辅相承的作用.

二,对推进我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集中力量抓好我区工业园区建设.首先要切实解决好空间布局问题,包括解决城镇布局的分散问题,工业园区布局的分散问题,以及村落布局的分散问题,避免低集聚度格局.其次,创新工业园区发展模式,防止产业集中的低层次,同构化倾向,构建利益激励机制,保护乡镇积极性,强化产业集中度,注重特色产业聚集,强化产业外部扩散.

(二),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抓好一批具有强大吸引力与示范作用的中心镇和中心村.结合我区实际,领先发展一批中心镇与中心村,通过改造旧村,治理环境等形式,以点带面,从而形成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带动发展以此为聚核的一般城镇,中心村,然后实现城乡一体化.

(三),以人为本,注重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加速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城乡一体化,说到底最重要的或者最重要的内容是人的素质和文明程度的一体化.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与城市,最明显的差异则是人口的素质不高.因此,要将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农村文明程度,作为加快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战略任务来抓.通过教育这个"传送带",将科技成果,科技知识源源不断地向农村传送,才能为郊区经济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总之,城乡一体化关键是要实现城乡劳动者素质的一体化.

(四),依托社区力量,推动乡村社区向城市社会的转化,推动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化.城乡一体化建设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农村社区结构向城市社区结构的转化,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农村人到城市人转化滞后,势必影响到社区环境,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顺利解决.因此,要充分发挥社区优势,通过加强乡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扭转农民在思维方式,思想意识,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上与城市人的差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化.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制度的衔接,建立与城镇社会相类似,相协调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延伸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使新迁移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在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出台新的居民失业救济制度,使新迁移居民在工作无着的情况下得到生活保障.

(六),形成多元化投资机制,为加速城市化注入新的动力.创新投融资体制,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投资的多元化投资机制.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财力对启动社会投资的杠杆作用,努力形成政府推动,多元投资,市场运作的城镇资本经营机制.二是充分发挥土地级差效益,实行土地有偿使用招标的市场化运作,即进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拍卖转让,实现土地增值和滚动开发.三是动员大公司,大企业共同组建城镇开发公司,提高城镇开发建设的筹集能力和开发水平.四是积极吸引外来资本参与郊区建设,特别是要将基础设施建设引向市场,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或投资建设城镇的公用设施.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区水务局张松

此次苏州之行让我感受颇多,用自己的双眼真切应证了我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让我们思想与灵魂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淋浴.苏州经济为什么发展如此迅猛秘诀在哪里

一是苏州人大胆解放思想,善于抢抓机遇求发展

纵观苏州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善于发现机遇,抢抓机遇,充分利用机遇,是苏州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秘诀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人大胆解放思想抓住了两次重大发展机遇:

一为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机遇.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短缺,企业生产什么就能卖什么.在其他地方还在等待观望中,苏州人率先抓住这一商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形成村村办厂,户户冒烟的景象.

二为抓住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苏州人敏锐地洞察到这是发展苏州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提出"拿到指标,批文是硬道理",派出专人到省上,中央要指标,拿批文,不拿到批文誓死不归;到1993年全市创建了5个部级开发区,10个省级开发区,为苏州利用外资,吸引民间资金创造了舞台.苏州人以园区为载体,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切实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和利用了外资,鼓励企业增加出口,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使苏州的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中,快速提高了苏州经济质量.2004年全年涉外税收208亿元,占苏州税收42.3%.

二是坚持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苏州人思想解放,敢想敢做敢闯,走在了全国前列.苏州太仓市璜泾镇北靠长江,交通闭塞,处于苏州经济落后发展区,无条件吸引外来投资者.为了促进璜泾镇经济发展,他们提出"三不靠"一不靠老外,二不靠外来投资,三不靠国家扶持,走一条自己的路.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了"双带"活动,要求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签订合同,规定45岁以下的党员,干部必须自己办企业,否则退出领导干部岗位;提出党员干部要"做给群众看,带领群众干","不能带领导群众致富的干部不是好干部","自己不能富的干部也不是好干部",要以党员干部为主体发展民营经济.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办企业带动了全镇了民营经济发展,如今璜泾镇已成为中国化纤加弹第一镇,占全国市场18%.2004年璜泾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达2.2万元.

三是栽好梧桐,引来凤凰

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用一流的管理服务,吸引外来投资者,推动了经济发展.苏州工业开发园区多,规模大,档次高,环境优,产业规划布局科学.园区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尤其是IT产业占苏州产业60%的份额,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世界的1/3.新加坡工业园区傍湖而建,占地70余平方公里,绿化率达到42%,吸引了9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经过十余年的运作,湖水依然清澈,环境怡人.

四是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

营造优良投资环境是政府的主要职能,通过软硬环境的不断提升和整合,让环境产生倍增效应,吸引了更多人才和资金的聚集.环境代表着形象,体现着实力,始终把环境建设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来抓,苏州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要将营造环境从"物"提升到"人"的层面,创造引得来,留得住,有奔头的投资环境,建立"亲商,安商,富商"的意识,让投资者无顾虑来投资,有心情来发展.

五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

紧紧围绕发展经济,富裕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苏州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把小城镇建设作为发展农村非农经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农村消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载体.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增加农民收入,跳出农业调整农业,农村发展农村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财政出资,农村老年每月发放80元养老补助金,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对中青年农民政府鼓励参加养老保险,给予40-60%的补贴.2004年苏州张家港市农民参保率达到95.5%,使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改变了千百年来"养儿防老"的农村养老体制,促进了城乡和谐发展.

通过8天的学习考察,让我感到不虚此行,增长了见识,开拓了思路,看到了差距.学习苏州,就是要学他们的精神,思路,胆略.在差距面前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丧失斗志,差距就是潜力,压力就是动力.作为青年干部,我们要增强信心,建设好自己的家园――青白江.

1,要大胆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

实践证明"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要实现我区经济跨越式大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增强忧患,危机意识,敢于创造性执行上级政策,敢为"天下之先",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要有所为,才有所发展,要敏锐地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利用机遇,用先进的理念,创造一流的业绩,推动青白江经济飞速发展.

2,高标准,大手笔建设我区工业集中发展区.

我区工业集中发展区,还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对其进行高标准,大手笔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始终把园区建设作为吸收外来投资,推动我区经济发展的载体,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充分发挥其投资"洼地"的作用;让有实力,有魅力的企业来此安家落户,提升青白江区经济质量.加强选资力度,选配适合我区经济发展的企业,带动和辐射全区经济发展.

3,优化我区投资软环境.

进一步加大力度,将优化投资软环境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公布招商引资政策,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进一步转变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千方百计吸引和利用社会资本和外资.

针对我区经济发展现状提出几点建议:

1,加快成青快速线建设,打通我区至蜀龙路通道,多道路全方位对接成都,主动接受大都市的辐射,将城市的人,财,物吸引到我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让更多人愿意我区安居,投资兴业.

2,做好生态区规划,加快实施,消除人们对我区固有的认识,让"工业化并不等于破坏污染生态环境"这一理念,在我区得到全新应证,建立青白江人信心,恢复青白江人自信.

3,引水入城.清城河的建设美化了新河片城市环境,带动了两岸高档房地产的发展,提升了整个青白江建设档次.建议在规划新城区内高标准建设一条生态型人工河流,为钢城青白江增添几分妩媚.

4,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力争引进一所大学,拉动青白江的消费,提升我区文化品味.

突出比较优势,围绕产业链招商

外经局温晓红

通过此次考察学习,感受颇深,震动很大,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差距,进一步理清了思路,更加坚定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园区建设步伐的信心和决心.通过我们走出去的学习考察,不仅听到而且目睹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先进的大手笔招商引资,城市化建设的经验,一片片开发区建设.作为自己也是做招商引资工作的区外经贸局的工作人员深深地感到:要发展首先就要大胆解放思想,冲破一切计划经济观念束缚,要树立敢于负责,敢于创新,敢于争先的雄心壮志.把抓经济发展作为地方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抓工业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线,把抓工业园区(开发区)建设作为发展工业的基础.结合本地区特点和实际,敢于大胆创新,坚持高规划,实施大手笔,上规模,建设上档次,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一片片宏大的工业园区,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一,所参观考察工业园区的突出特点

此次参观考察日程安排紧凑,但大家深感时间太短,要学习的太多.虽然听取了各地领导向我们作深动的介绍,但大家还意犹未尽,希望能多接受他们先进的观念和理念,多接受"洗脑".好将东部地区先进的理念带回去,指导自己的工作.

第一,规划起点高,超前意识强.所参观考察地都有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因临近长江,即采取沿江开发,如太仓市以"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发展思路和定位.并鼓励党员干部带头发展民营经济,提出:不靠老外投资靠老乡;不靠外地人投资靠本地人;不靠国家投资靠党员干部和老百姓.立足自己,走自己的路.并且定下了四个三的目标:领导干部在三年内要有自己的企业或股份;50岁以上的党员干部自己在企业的股份要平均达到30万元;党政领导干部三年内要有自己的小汽车;农民人均年收入要达到3千美金.所以太仓市由于立足自己,与其它城市错位发展,开创了一条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从而创出了四高:一是向国家上缴的税收高;二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快和利润高;三是企业的利润高;四是老百姓的收入高.同时出现了三个推动:一是推动了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推动了社会事业的发展;三是推动了党员干部作用的全面发挥.

第二,投资力度大,基础设施完备.如江苏省的有2500年历史的东方水城苏州市拥有四大名片:一是历史文化名城;二是风景旅游城市;三是江南古镇,是全国重要的丝绸基地和淡水鱼基地;四是历史上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整个苏州市办了五个部级开发区,在工业园区建设上致力于大投入,大开发,大发展,力求以完备的基础设施,优美的投资环境吸引各方客商前来投资发展.全市经济发展区发挥的五大作用是1,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2,对外开放的窗口;3,科技进步的基地;4,新体制,新机制的试范区;5,开发区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载体.苏州经济发展快的主要原因有四个:1,政治原因,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27年来把潜在的生产力解放出来;2,地理位置原因,交通发达,交通是地方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地理位置优势,水,陆,空都发达,有2500年历史的苏州城自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曾是世界十大城市,45%左右的钢材,水泥,木材等都靠水运,而且陆地距国际大都市―上海市仅一个小时,杭州市仅需80分钟,无锡市仅需30分钟的车程,各种生产要素流动快,而且农村处在大中城市包围之中,接受各种城市的新思路和新理念快;3,文化原因,苏州文化:不是海洋文化―开放;也不是内陆文化―保守;而是苏州独特的水文化:勤劳,精细,包容(海纳百川),灵活(机智).

第三,紧抓机遇,成效显著.早在92年4月苏州市委,政府就抓住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契机,对苏州的发展战略做了调整,率全国之先提出在全苏州市县两级都要办开发区,并做好攻坚的准备,提出"办开发区拿到批件就是硬道理,"通过各级齐心协力16个开发区除新加坡工业园区是94年拿到的批文而外,全部在92年这年拿到批文,从而为苏州赢得了十几年的主动.4,人和原因,全市从上到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未动摇,实实在在,兢兢业业的搞开发区建设.并要求各级部门领导懂得本地经济的运行现状,做到心中有数;懂得经济的优势,劣势,做到心中有底;懂得经济的发展思路,做到心中有谱,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开展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才使苏州不断出现国内首创,全国第一等新举措,成为发展的领跑者.

二,启示和建议

通过外出学习考察,深深体会到,工业园区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栽体,其发展的速度,膨胀的规模决定着一个地方经济的总体实力,也是一个地方经济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

回顾我区近年来的招商引资工作,我区作为成都市的老工业区,要构建成都工业高地,真正实现跨越发展,困难就在招商引资,希望也在招商引资.虽然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通过宣传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广大群众普遍树立起了"人人都是招商引资主体,处处都是招商引资环境,事事都关招商引资大局"的观念,营造出了尊商,亲商,富商,重商的良好氛围,促进了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但由于我区工业园区建设滞后,对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影响很大.经常是我们千方百计努力把投资商邀请到青白江来考察,而投资商考察工业区看到我们的投资硬环境就直摇头,青白江缺乏的是看点,亮点.来了很多也走了很多,(特别是立邦漆公司,是我区第一个得到信息,上门拜访并邀请来考察的,虽经过长期跟踪联系,但最终因为其选择了在部级开发区的龙泉驿区境内办厂)究其原因是我区投资软硬环境亟待改善,正如孙书记在会上提出的应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青白江发展的生命线来抓".

(一),紧抓机遇,借项目年东风,始终将开拓创新贯穿于工业发展的全过程,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敢于冲破一切束缚,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勤于实践.昆山市招商引资的密决:一是靠感情投入,提出了"关系就是资源"的理念,强调文化的融合,着力于招商引资的长期性与后发优势;二要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和"盯劲",提出了"外向强,一强百强;外向好,一好百好;外向优,一优百优"的口号,全市上下形成了"一把手带头招,机关干部一起招,人民群众齐动员"的大招商格局.三是视野宽,他们关注的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跟踪的是世界最前沿的发展动向,瞄准的是国际一流的水准,而且始终把自己置身于全球发展的大潮中,以此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而我们作为西部老工业区,应以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为契机,深入调查,研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特点,找准与我区合作的结合点,我区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工业经济特色,具备了加快发展工业经济的比较优势.因此,从我区的产业基础和潜力来看,完全具有承接东部地区化工,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等方面产业转移的条件和能力.我们应以工业园区为招商平台,明确以化工,冶金,建材为主攻方向,以产业链招商为依托,瞄准几大支柱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实施以企招商,实现产业集聚和产业链的形成.还要梳理出各产业的优势企业,摸清企业的投资意向,深入重点城市,有针对性地拜访与我区产业发展相符合的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群,积极搭建平台,寻找合作商机.

(二),应加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提高项目承载能力.我区自1960年建区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工业经济特色,具备了加快发展工业经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我区构建成都工业高地进程,我区将原有的工业园区进行整合,重新进行了布局调整,形成"青白江工业集中发展区".根据成都市对我区工业重点发展冶金,化工,建材三大行业发展的定位,我区又将发展区相对独立地划分为冶金,化工,建材三大板块:以攀成钢为中心向南辐射重点发展冶金;以川化集团为中心向东辐射重点发展化工;以台玻,巨石为中心重点发展建材.并依托大弯火车站和成都集装箱集散地建成都重要的物流基地.

(三),要围绕产业编织产业链,围绕产业链招商引资.要实现我区工业发展的规划和发展目标,承载构建成都工业高地的重任,产业的支撑及重大产业化项目的聚集成为了我区招商引资的必然选择.我们应瞄准带动性强,产业链长的优势重点企业,深入研究企业的产业链及供货商,客户,合作伙伴的投资动向,依托我区产业优势,发展循环经济.以工业园区为招商平台,注重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集聚和产业链的形成,着重发展化工,冶金,建材,物流等支柱产业.如:目前已实施的亚鑫矿渣水泥项目即利用攀成钢公司的矿渣;米高化肥硝酸钾项目即利用川化的硝氨;目前在谈的科勒洁具项目即需要巨石集团的玻璃纤维;攀成伊红石油钢管项目即是对攀成钢公司无缝钢管的深加工.通过产业链的连接,在各个企业间形成资源共享,副产品互用的大循环圈.通过重大产业化项目入驻,由此带动一大批"下游"企业纷纷抢滩,一个个"唇齿相依"的产业链逐步形成.

(四),加强联络,实施以企招商.积极发挥企业招商的主体作用,实施以企招商.通过攀成钢,我们引进了亚鑫矿渣水泥项目;通过虹波股份公司,我们与厦门钨业将进行新项目投资的会谈;通过三洲核能公司,我们将引入奥地利安德里茨公司建不锈钢铸造厂;通过台玻公司,我们建引进一批玻璃深加工企业.这样以现有区内企业为载体,实施以企招商,达到招商引资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奇效.

(五),充分利用省,市驻外办事处的招商引资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努力构建青白江区在北京地区,长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地区招商引资的平台.努力摄取我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相关资源.确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工作思路.既突出区位优势,做到与其它区,市,县的错位发展,如针对锦江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高新区打造高科技产业园,金堂县着重建设食品基地,房地产等,确定自己的定位:即化工,冶金,建材,机械,物流为主的工业基地,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依靠办事处,与当地商会,协会,企业进行深入地接触,特别是成都籍在外地经商办企业的企业老总加强联络,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困难,及时为他们想办法,建立起好的人脉网络.密切我区与驻川的浙江商会,福建商会,昆山台商协会,广州台商协会等的联系,依托商会沟通和争取招商引资项目;还要充分发挥台玻,巨石的示范效应,加大对台资,浙江企业的招商力度,逐步建立在长三角,泛珠三角,环渤海湾以及昆山,桐乡,东莞等经济圈重点城市招商引资工作平台.以西部大开发政策背景,向企业介绍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在四川,四川的重点在成都,成都的重点在青白江.面对企业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考虑企业的整体战略和资源分布情况,"投其所好,有的放矢",以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为出发点,强调抢占西部制高点必须要走内地扩张之路.设立招商联络处,就是要为企业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用内地优势吸引其到内地,到青白江发展.创造一种"双赢,多赢"的态势,从而提高我区竞争优势,积极推动我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快速发展.

(六),积极实施四大战略:1,科教兴区战略;2,经济国际化战略;3,可持续发展战略;4,城市化战略;

(七),在工作中一定要有新思路:1,高度重视规划.坚持规划先行原则(空间规划,道路交通规划,区域性规划,农田保护规划等);2,定位.坚持用自己的优势来定位(现代冶金制造基地,机械制造基地,建材基地,现代化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等);3,加快调整.(产业布局调整,经济类型调整,产业结构调整);4,加强环境建设,努力营造好全方位多角度的环境.因为环境就是竞争力,环境就是生产力:一是努力营造好公开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重点是诚信的环境);二是信息化环境(优越的交通,通信环境);三是安全舒适的人居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四是文明和谐的人文环境.以实现"生态立区,工业强区,建设北部新城,构筑成都生态工业高地"的奋斗目标.

关于解决城中村和乡镇中小企业发展相关问题的

建议方案

红阳街道办事处曾青松

经过这次异地考察,在学习别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区的现实情况和本人在基层的多年工作实际,现就如何解决我区城中村和乡镇中小企业发展受到城市规划限制,引发的诸多矛盾提出如下建议方案.

一,如何破解城中村与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要求,现在,相当部份的农村与社区进行了资源整合.形成了新形势下的新型社区.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我个人认为,这种新形势下的社区整合,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问题.现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矛盾.其一,城市规划建设束缚了城中村经济的发展:从我现在工作的红阳街办玉带村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玉带村是一个拥有较大集体固定资产的村,全村土地总面积约900亩.1200余人农业人口(耕地640亩,人均耕地占有量0.53亩).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早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村人就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现在由于城市建设规划,在玉带村境内规划了绿化隔离带占用玉带村1,5,7,8组土地面积约400亩.而全年每亩的租金为800元/亩,人均每人每年只有260元,日均收益仅0.7元.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的收入还在发生相应的降低,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专门的技能,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月均收入不足300元,目前不少的农村家庭的生活都面临困难.

由于城市规划建设,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由于受城市规划的限制,村民不能改造现有的居住条件,玉带村的村民住的仍然是自然形成的农家院落,吃的仍然是没有通过净化的地下水,米菜仍然是不能自给自足,进出的通道仍然是乡间小道.虽然整合后形成了新型的玉带社区,但村民就其生活习惯和基础设施条件而言,仍然是典型的小农生活.

结合玉带村的现实情况,我认为要妥善解决规划区内城中村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可以采取以下两个途径.

途径一:结合新居工程,整合城中村现有的土地资源.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就我街道玉带村而言,将其自然院落和绿化隔离带的全部土地由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划分为居住区和开发区.(1)开发区集餐饮,娱乐,文化,商住于一体,建议采用集体土地着价入股,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实施,其收益可分为三个部份.政府,村集体,个人,实现国家,集体,个人都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开发区选址建议在沿绿化隔离带两则和即将形成的文体广场沿线.利用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建成一条青白江老城区的餐饮,娱乐,文化长廊.同时由于采取集体土地入股的方式,可获取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开发区就业资格.从而尽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2)居住区建议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采用川西民居风格模式,统一由政府配套基础设施,由村民承担其建设的部份费用,从而达到统一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从生活方式和意识习惯上逐步由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

途径二:将城中村居民按现行拆迁安置政策,统一进行异地安置.将城中村现有的土地,由政府进行统一规划,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将城中村现余土地整合,统一进行开发,政府收益.

二,如何破解乡镇中小企业与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

回首我区近年的经济发展,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规划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招商引资成绩喜人,工业园区初具规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由于近年来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强,大项目大投资不断落户青白江,极大的提高了地方的经济实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政策上忽视了对本地乡镇,中小民营企业的扶持.首先,从我区的工业园区规划而言,其定位就没有考虑到本地的一些中小企业.例如在我工作所在的红阳片区,除永红村外,基本上都规划为商贸居住区.现辖区范围内的大部份本土中小企业都面临被拆迁.而这些企业,极少一部份拥有国有土地,而相当一部份都是租赁的集体土地,由于投资额度和生产规模的限制,不能够进入工业园区.而在园区外要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又不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只能解体.而这些企业由于规模小,生产方式粗放,对工人的从业素质要求较低,可以解决相当一部份的失地农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所以如何保持和发展现有的乡镇中小企业的问题,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结合我个人的工作实际和现行的规划要求,建议规划一片专门的中小企业工业园区,专门用于解决这类受资金和规模限制不能进入现工业园区的企业的发展问题.建议方案一:(1)建议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由公司先期投入,在园区内企业的税利中分批收回并受益.(2)选址建议在永红村境内,理由有三:其一永红村紧邻华明公司,攀成钢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村民生产生活受到这些企业的工业污染,其粉尘,噪音,振动经相关部门鉴定,均超过国家允许排放标准.村民集体上访连续不断,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因素.其二辖区内的中小企业大多依托华明,攀成钢等国有大型企业建立,在永红村内拥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其三永红村紧临新都区龙虎镇,有利于将龙虎工业园区的资源优势变为我区的资源.(3)按现行的拆迁安置政策,将永红村现有的村民进行异地安置,将全部土地由政府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成中小企业工业园区.建议方案二:按新村工程土地整理模式,将永红村现有村民集体外迁,异地安置.园区的土地由村集体以土地入股的方式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其收益按比例由政府,村集体,个人受益.

以上是我个人参加区第十期青干班学习考察的体会,以及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谈了一点青白江区的现状和建议,有不成熟,不妥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苏州考察总结

城厢镇卫生院康辉

苏州过去在我眼中仅仅是一个地肥水美的水乡,园林风景秀丽,才子佳人众多的地方.这次有幸作为第十期青干班的一员,到苏州培训考察8天,开扩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有了几点感受,吸取了一点经验,有了几个问题,总的来说是不虚此行.

结合苏州的考察,我认为苏州的各级干部在苏州的经济腾飞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对他们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胆识,有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苏州我相信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堂课,应该说给大家都是一种震撼,让大家从无头绪的思维中一下就安静下来.王文其主任给我们讲的是苏州太仓市磺泾镇的民营经济发展.磺泾镇2001年仅300万的生产总值(经济基础差),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全镇仅一条通向外面的公路,多次招商引资失败,这样的条件下,磺泾镇的领导干部开始带领大家发展民营经济,提出党员干部带头办企业,50岁以下的党员干部必须有自己的企业,首先要自己富,然后带领群众致富.就这样磺泾镇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2004年全年总产值20多亿,全年上税1.8亿元.在磺泾镇的发展过程中,众多新闻媒体部先后做了报道;包括《人民日报》,也惊动了中央,应该说当时整个苏州到磺泾镇这条线的各级干部都存在着巨大压力,最终磺泾镇的发展成绩说明了一切.王主任有两句话值得我们回味:①上面的精神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只要目标一样.②实践已经突破了理论还未跟上.这也看出磺泾镇的干部不仅有胆,还有识.总书记近期指出:我们的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就此11月24日的《南方周末》有篇评论:"攻坚―推动改革涉过深水区",谈到在此关键时期唯有以大勇气,大智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当断则断,敢于必要时壮士断腕,决不反受其乱.磺泾镇的事例正如孟主任所讲,反应出苏州干部身上的时代精神.

第二:思维活跃,观念转变快,有激情,对政策的解读能力强,有创新能力.思想是行动的指挥棒,红塔集团有句理念:"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仅仅这句话就能感受到这个集团公司职工的自信,决心,干劲,素质,奋斗精神.而这句话用在苏州各级干部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在苏州,我们听孟主任给我们讲了当年建开发区的事,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苏州马上提出了大开放,大开发的战略,市委对下面各级领导提出了到北京拿到批文才是硬道理的精神,从而在1992年苏州就办了五个部级开发区,并赢得了十几年的收益.苏州农村干部学院也是在面临解体的情况下,转变观念,大胆创新,由一个地级市的农村干部学院,走向全国,成为全国各地干部的培训基地.百强县第一名昆山市工业管委会副主任,黄主任对昆山市1984―2000年经济腾飞的原因做了两句总结:①醒得早,抢了机遇.②成功在于理论观念的突破;并指出各级政府制度创新的问题,才是影响发展的主要问题,需改革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中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王文其主任也说过,上面的精神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只要目标一样.一件件成功的典范,一句句充满实战经验,充满激情,充满挑战的语句,给我们展现了不断学习,努力创新,富有思想,有活力,有实干的干部群体.

第三:苏州各级干部的基本功扎实.到了苏州听了几堂课,几位老师(也就是几位干部)有四个共同点:1,讲话全部用普通话.2,全部不用讲稿.3,思路清晰.4,讲课内容详实.而且基本上都是实战与理论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印象特别深.我认为这些都是做为一名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而他们的基本功显得特别扎实.一个地方有一群这样的干部,那这个地方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有了必然因素.

但这些认识又让我产生几个问题:

1,为什么他们的干部就有那么大的胆子,就敢突破制度,理论的瓶颈,并创造了值得总结的经验

2,难道他们就不怕丢官帽吗

3,促使他们这样干的动力和压力是什么

4,为什么他们就屡屡能在政策变化的时候抓住机遇呢

5,为什么他们的干部身上就能体现出那种对工作的激情(主动性,创造性)

6,那影响我们青年干部的激情是哪些因素呢

7,是环境造就了他们,还是他们创造了环境

8,他们的种种做法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

9,这难道真的就是内地和苏州文化的差别吗

我相信答案是多方面的,因为时间短,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就带回了青白江,希望在同学,老师,同事,领导那儿得到答案,并从中吸取经验,并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我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才是区委,组织部安排我们青干班去考察学习的目的.

这次学习对他们宣传工作印象也特别深,从一下飞机到上车就接受他们对苏州的宣传,到学校,实地考察,都在接受他们对苏州的宣传,而且很详细,很具体,而且各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宣传手册.这时我明白了做宣传的人他们的资料都来源于这些小册子,因此我想我们为什么不也多做点手册呢1,可以详细地介绍我们青白江的发展概况;2,风土人情;3,发展规划;4,企业介绍;而且对各单位人员要求都必须掌握,而且今后的青白江动态,也可以以手册的形式发放,这样也可以弥补青白江报刊停版的不足,这样青白江就会人人都成为一张名片,大家都来宣传和关心青白江,让大家对青白江发展充满希望和信心.

赴苏州,上海等地学习考察报告

红阳街道办事处王学芬

11月22日至30日,区第10期青年干部培训班赴苏州,上海等地学习考察.先后到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张家港,江阴市海澜集团,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等地进行了学习考察.各地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异军突起,集群经济以及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次异地学习培训,使我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启发了思路,收获非常大.

一,主要体会和基本经验

这次学习考察的城市,都是经济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城市.所到地方的党委,政府各地都把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作为争创区位新的优势,增强地区经济实力,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工作来抓,走出了一条高速,协调,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坚持把工业园区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基地和窗口

园区是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是吸引外资的主要载体,是对外开放的主要基地和窗口,最富有吸引力的招商载体.苏州中新合作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区,都十分重视园区建设,规划早,定位准,投入力度大,是当地招商引资的主阵地.如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IT产业的重要基地,台商投资密集区,欧美客商投资重镇,开发区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严格实施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区域环境.先后投入70多亿元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开发区视项目开发为生命线,昆山开发区先后创办了出口加工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和国际商务区,作为招商引资的新载体.来开发区投资合作的有36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引进项目呈规模大,独资多,层次高,技术新的特点.进区项目平均投资规模1050万美元,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270个,高新技术项目占总数的40%.世界500强有18家在开发区兴办项目.

(二)民营经济有特色

在民营经济发展中大放异彩的璜泾镇,坚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富裕的突破口.璜泾镇主要实行"经济社会,高位运行",采取以党员干部"带头创业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双带"和"全民创业,实体创业,科技创业"的"三创"机制,提高"三靠三不靠"(即:不靠老外,靠老乡;不靠外地人,靠本地人;不靠国家投资,靠党员干部投资).目前,璜泾村民营资本超30亿元,50%的农户成了股东老板,年销售千万以上规模企业达150家.化纤加弹是璜泾镇主导产业.

(三)注重教育,文化氛围浓厚

"经济是形,文化是神".苏州经济发展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底子厚.并以"水文化"体现苏州文化特点.2004年全市初中升高中率达到96.4%,普通高中毕业录取率达91%,18―22周岁上大学率达50%.璜泾镇在发展中明确提出:"今天发展靠投入,明天发展靠技术,后天发展靠教育"的教育理念,并要求领导干部重新学习以此来提高领导水平,要求做到四个学会(即:学会讲话,学会写字,学会走路,学会洗身).江阴市海澜集团在发展实业,做好产业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企业文化建设,形成了完善的文化产业链,其内涵涉及思想政治,管理,品牌,人文和建筑等方面,海澜集团被誉为中国最具文化魅力的企业之一.

(四)观念超前,思维创新

我们考察学习的城市之所以发展快的最主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地党委,政府领导层超前的思维和敢于人先的魄力.比如苏州市委市政府切实抓住了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影响力深远的机遇,在当时就向中央审批了今后20年的土地用地指标,用于开发区的建设.并善于审时度势,提出了在宏观环境有利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宏观环境紧张时迎难而上克服困难,确保发展增长,以赢得今后几年的发展机遇.再如璜泾镇党委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中提出"听话要听党的话,讲话要讲自己的话;走路方向跟党走,走路要走自己的路."由于认识的提前和创新的思维,使当地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五)重视城市形象打造,服务意识强

考察学习的各个城市,都注重从软硬两方面提升城市形象.在改善硬环境方面,张家港围绕"工作在现代化的园区,生活在花园式的城区"的目标,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围绕建设最适宜人居,创业,发展的现代化港城,突出以人为本,实现全市公路总长度达到1244公里,公路密度1.75公里/平方公里;城市绿化覆盖率42.2%.在软环境方面,昆山强调规范服务,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建立了完善的配套服务机构,成立了外资企业服务中心,开通了陆路口岸通关点,构筑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璜泾镇致力着力打造"商务成本盆地,政府服务高地,外商投资福地",着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软环境,竭力推行"一切为了企业,为了企业的一切"的服务宗旨,努力构造"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商务平台.

二,对我区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借鉴外地成功经验,加快我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园区建设力度,重点发展壮大骨干和民营企业

1,抓好园区载体建设.工业集中开发区建设要突出载体招商,本着扩大规模,调整结构,完善功能,优化环境,增强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学习和借鉴外地特色工业园区的先进管理模式和经验,打造新型工业园区和绿色居住环境.除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道路,雨污水管)要加大力度外,还应加大环境的绿化,美化,亮化,增强园区的集聚功能,孵化功能和辐射功能,建成具有独特优势的工业园,使之成为引领青白江区经济新发展的排头兵.

2,大力招商引资.立足我区实际,紧紧依托辖区大中型企业,确定招商引资的具体项目,"以企招商";提高招商项目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有针对性的引进企业,建立起循环经济产业链;建立与重点招商对象的密切联系,多渠道获取招商引资的信息和门路,重视招商引资的高效性和延续性;引导现有优势企业进行高位"嫁接","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努力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同时,努力搭建政企服务平台,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3,大力发展民营企业.鼓励以多种形式创办民营企业,采取最低税收政策.理顺产权关系,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不断壮大民营科技企业队伍,提高民营企业负责人的综合素质,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如举办民营企业家培训班,区工商联开展民营企业经验交流等活动.目前,我区的民营企业同外地相比,还没有形成产业规模,科技技术含量不高,应鼓励和促进民营科技企业进行"二次创业",朝高新化,规模化,集团化的方向迈进

(二)城市规划大手笔,提升城市形象

青白江作为北部新城,在规划中需要大手笔投入,以构建成都生态工业高地为目标,注重规划的前瞻性,聘请国内外专家为我区量身打造,把新城区建设和旧城区改造有机结合.注重提升城市品味,完善城市配套功能,修建高档的休闲娱乐场所,打造出有青白江特色的"城市名片".同时,建立一个强调多样性的文化氛围,提倡信息共享,注重学习和交流,合作和团队精神,鼓励参与,宽容失败,奖励成功等的文化环境.

(三)创新机制,建立健全政府服务体系

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大力倡导"政府有限,服务无限",提高服务效率,建立新型政企关系.从根本上改变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对立"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生力军.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配套改革,为我区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提供体制保障.

(四)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干部驾驭工作的能力

这次考察学习,使我们学习到了外地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对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创新我们的思维方式,激发我们的工作潜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努力造就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开拓型,创造型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采取"走出去"学习的方式,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不断提高干部的素质和接受现代管理理念.同时,举办各种形式的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班,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干部驾驭工作的能力.

三,对乡镇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征地拆迁工作

近年来,征地拆迁工作由于政策,赔付标准,审批手续的繁复,拆迁安置不能及时到位等方面的原因,使征地拆迁工作面临的困难比较大.

建议:征地拆迁工作在执行政策上,适当考虑前后政策的衔接性;在进行住房安置时能否适当调整相应政策,对安置房修建的时间和质量进行严格把关;能否简化审批程序,保证按协议时间兑付,维护诚信政府形象.

(二)工作

目前,引起工作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原因.一是由于近年来征地拆迁政策及社保政策变化快,使村民在对政策的理解上意见较大,以致出现一直缠访的现象;二是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群访,缠访比较突出,如我街道永红村,同井村部分村民对攀成钢所产生的噪声,粉尘,污染反映比较突出;三是失地农民就业难度大,失去生活来源,易引发群体性上访;四是失地农民安置房方面的问题.

建议:第一在接待上访群众时,对于缠访户应统一解释口径,避免引起歧意;第二对待要求过高的上访户,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第三对失地农民增加就业渠道.能有效解决失地农村劳动力就业,以有效缓解目前的上访压力.

(三)劳动力转移培训

随着我区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不断深入,失地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相应增加,就业形式十分严峻,给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目前,红阳街道共有失地农民1800余人,通过采取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岗前培训等方式,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11期,培训1025人次,解决了部分人员就业,目前还有600余人未就业.从组织情况和培训效果来看,一方面组织工作难度大(主要是村民的认识和文化基础较差,主动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就业情况不好(主要原因是村民觉得报酬太低,不愿意去);第三方面是企业对村民要求太高,多数村民达不到要求.

建议:一是做好村民的思想动员工作,增强村民主动接受培训的意识;二是了解分析市场需求和村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有针对性的组织村民分层次的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三是主动联系企业争取用工岗位,对村民进行专项技术培训,合格的进企业就业;四是做好全程服务工作,掌握村民就业动态,解决全心全意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坚持科学发展观

促进青白江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区农牧局袁学全

(一),苏州市经济高速增长及协调发展的经验

1,苏州人独特的文化内涵,像水一样灵活地思考问题,认真领会并及时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经济环境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实现了苏州经济跨越式的发展

(1),苏州市从上到下统一了认识,形成合力,不管东西南北风,始终坚持咬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各级党政干部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方位为经济建设,运行服好务.明确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整顿市场秩序,维护市场运行.具体就是第一要求每个干部要懂得本地经济的运行情况,平均每半个月就要开一次全市经济发展分析会.第二要求每个干部要懂得本地经济的优势和劣势.第三要求每个干部要懂得本地经济的发展思路.

(2),加快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多种形式的改革,全面发展多成份,多层次,多形式经济,走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的道路.

(3),逐步把乡镇工业培养成全市经济的生力军,农村经济的支柱.这样就跳出了农业,支持了农业,繁荣,安定,致富了农村,改造了农民.

2,苏州市辖区内各个县级市各有特色的发展区域经济,有力地确保全市经济增长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1),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主要借鉴新加坡多年来建设管理国家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一是规划和建设现代化城镇并为之招商;二是按照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管理城镇的经济和社会;三是廉政,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

(2),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重抓招商引资工作,是全国引进利用外资最为成功的地方之一,号称"每走一千米,能见一台企".他们的总结是:利用外资,发展民资的差距,表面上看是数字的差距,实际上是思想观念的差距,是经济发展后劲的差距,也是综合实力的差距.最主要作法是更新观念,把招商外资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招商队伍.在最近5年,他们先后分十多批选送500多名青年干部到上海外贸学院进行脱产培训,专攻英语会话和招商技能.每年选派50名青年干部到新加坡,美国进行培训.

(3),张家港市大力弘扬了"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精神,做到了三个优化:一是不断优化总体规划,围绕"一城四片区"的城市发展目标,对市,镇,村三级实施统一规划,统筹协调人口,产业,基础设施和资源的关系,不断提升城市品位,丰富城市的内涵;二是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围绕建设最适宜人居,创业,发展的现代化港城,突出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工作在现代化的园区,生活在花园式的城市"的目标.城市森林覆盖率达42.2%,成为全国首家卫生镇创建满堂红的县市;三是不断优化人口素质,全市户籍人口已连续9年实现零自然增长,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一以内.实现了老百姓收入和对国家的贡献两个较大的增长: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1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930元,上缴国家各类税收168亿元,在全国县级市中名列第一.

(4),太仓市走的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主要作法是三不靠三靠:不靠老外靠老乡投资;不靠外人靠本地人投资;不靠国家靠党员干部投资,根除了"等,靠,要"的投资思想.明确政府是做环境的主题;企业是做市场的主题;党员干部是做企业的主题;农民是做财富的主题.江苏省委总结太仓市的经验是"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

3,苏州的发展还得益于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把环境当作第二生产力

他们的总体认识是:只有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苏州市在发展的同时加强了生态环境,人居生活环境,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三,对青白江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

(一),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辨证学习的理念,深刻理会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实质

这次赴苏州,上海学习考察,除了感受到沿海与西部巨大的经济差距之外,我还折服于那里人们对政策的学习理解程度以及对中央文件精神的把握尺度.思想上的不发达造就了经济上的大差距,不认真学习把握政策的内涵,就会错失一次次发展的良机.因此,我认为青白江区的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辨证学习,充分理会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才能实现自我变革,真正成为推动青白江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主力军.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高标准,高起点,大手笔建设北部生态新城的发展思路

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苏州市的指导思想,发展定位,在规模化区域化发展工业经济,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举得的经验.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强区之路,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规划的作用,充分发挥和保证规划的严肃性,原则性,指导性作用,以区府为中心,加快工业开发区域的建设,实现青白江区内,青白江区与邻近区市县的和谐协调发展,最终融入到成都市北部经济带的建设当中.

同时加大城乡环境建设力度,营造对外开放的优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重点加快公路,供电,通讯,信息"四网"建设,增强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以争创全国文明卫生城市为契机,在全区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开展"清洁家园,清洁街道,清洁村庄,清理河道"治理.加大社会软环境的建设力度,强化规范观念,在推进政治文明中增强动力,在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中提升素质,实现青白江区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三),以统筹发展为导向,进一步协调城乡之间关系

依靠城市化,土地整理带动农村,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一是继续抓好优质早熟梨,晚熟桃产业带和毗河两岸万亩生态食用竹产业带建设,扩大龙王,祥福蔬菜基地,城厢,姚渡食用菌基地,福洪优质杏基地规模.

二是在征用农民承包土地过程中,结合我区实际,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试点.鼓励农民以出租,入股等方式,加快土地流转,避免征用农民承包土地一次性"买断"存在的诸多弊端.

三是在招商引资中引进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大对我区民营经济特别是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使"自主创业,促进就业,兴办物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确保城乡居民普遍实现安居乐业.

(四),在全区上下形成一种学习制度,建设一个学习型的青白江区

进一步加强提高我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加大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使更多的青白江人能与时俱进,素质更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了解,关心青白江的发展,并积极投身到建设北部生态新城的潮流中去.

赴苏州学习考察报告

区农牧局秦继健

11月22至30日,青白江区第十期青干班39人赴苏州等地进行学习考察.这次苏沪之行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差距,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势头给我们至深的印象:一是工业园区起点高;二是招商引资里力度大;三是产业结构层次高;四是投资环境引力强;五是人才储备力量足.从中得到"五大启示":一是有眼力才有魄力.要具有抢抓机遇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以开阔的眼界,超前的思路,超凡的措施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二是有外力才有活力.要善于体制创新,挖掘优势,借助外力来激活发展的细胞.三是有载力才有张力."没有梧桐树,就引不来金凤凰".四是有引力才有实力.环境代表着形象,蕴涵着实力.要树立"软环境也是后劲"的观念,确立"亲商,安商,富商"的意识.五是有智力才有潜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素质高低决定着事业的成败.要在建设中敢于突破,造就经济发展的人才金字塔.

现结合考察学习体会,对我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从进一步解放思想和转变思维方式入手,各项工作都要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要抢抓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路加快发展,以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推进新跨越,以大手笔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以"生态立区,工业强区"为指导,实现我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二)从推进改革开放入手,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强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继续深化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搞好体制创新工作.突出优势,增强招商引资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全力引进一批具有带动效应和市场潜力的企业和项目.抓住机遇,引导资金投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造,重组,鼓励外商来青白江建立研发基地和生产制造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扩大对外贸易,逐步形成以货物出口为主,技术,劳务,信息等商品兼容的出口结构.

(三)从努力改善发展环境入手,加强各种环境建设.1,要努力营造优越的基础设施环境,大力实施经营城市战略,搞好城市规划,维护城市规划权威,着力抓好旧城区改造和新区建设,营造城市现代气息,不断提高品位和质量.以大弯,华严,大同,三镇为重点,弥牟,城厢两镇建设为依托,不断扩大城区规模,完善城市功能.以清泉镇建设为重点,将其建成为辐射毗河以南乡镇的青白江经济,文化,商贸副中心.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综合服务功能,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市化进程.提高水,电,气,通信等公用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大水利,农村电网改造,"微水治旱"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2,优惠的政策环境,使区内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3,优良的法制环境.4,优秀的人才技术环境,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培养,选拔,引进,使用人才的具体措施,创造集聚各类高素质人才的激励机制,大力倡导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5,优美的人居环境,创建园林生态组合型城市,实现青白江的净化,绿化,美化,亮化.要充分认识到环境也是生产力.

(四)从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入手,千方百计提高工业经济整体实力.1,以市场为导向,协调和指导各企业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市场占有率,立足国内,走向世界;2,进一步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搞好技术创新,同时搞好项目特别是大项目的储备,筛选,论证及开发工作,在政策,项目,资金,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3,调整工业布局,以工业园区为依托,以川化,攀成钢等工业企业为重点,做大做强大型工业企业;4,积极发展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的高新技术工业企业,形成工业企业群带.把青白江建成成都化工,冶金,建材,轻纺,机械基地.

(五)从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入手,大力发展富民经济,为经济发展增加动力源.按照市场需求和城市规划,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进一步细化硬化措施,千方百计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做到政治上关心,法律上保护,政策上鼓励,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使其成为加快我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六)从狠抓项目工作入手,加强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投资拉动和导向作用.首先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WTO的大好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抓紧包装储备一批,加快实施一批,尽快建成投产一批上档次,上规模的重大项目,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并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高级技术产业发展.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实施一批重大城市及基础设施项目.第三,继续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第四,加强房地产开发,商品流通等第三产业项目建设,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七)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入手,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思考:

1,培植产业发展新优势是建设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建设新农村的物质前提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发展富民优势新产业,新农村的建设才有产业支撑.发展富民优势新产业,必须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新时期培植新优势产业的范畴经过探索会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优势农产品出口,乡镇企业,农村二三产业和劳务输出等方面,都是培育新优势产业的着力点和增长点.

2,培育新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措施.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要把培育新农民当作一项根本措施来抓,通过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致富能力,为增产增收和改变乡容村貌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一定要把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首要的是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要让所有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要按照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标准,培养新型产业农民和务工农民,大力实施以农村实用技术,务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的"阳光工程",有针对性地举办相关技术培训.要将农民工培训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增加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

3,发育新经济组织是建设新农村的有效途径.要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组建新经济组织来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了使合作社能在经济上逐渐自立,各级政府必须在税收优惠,财政补助和金融支持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为了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培育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要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特别是在提高对农户的贷款覆盖面,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切实加大中国农业银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鼓励,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充分发挥小额金融的作用.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发育,培养民间金融机构,放宽民间资金进入金融业的限制.

4,以城带乡新机制是建设新农村的有力引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进一步调整城乡关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应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进城农民视同常住人口对待,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要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

5,资源新配置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在取消农业税以后,不要急于对农民开征新的税种,"以税惠农"应该成为今后国家财政对农民支持的一项重要政策;切实增加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要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加快实行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在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的基础上,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要在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对"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保证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并开辟新的财政支农资金渠道.

6,塑造新风貌是建设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未来新农村是阳光的,健康的,文明的农村,是"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农村.人与环境有一种互动的关系.长期以来,一些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代,应该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要建设新农村,必须在农村广泛开展塑造新风貌活动,使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要大力开展"除陋习,树新风"活动,促使新风尚蔚然成风,不断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全面启动乡镇基层政权组织改革,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要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为重点,加快乡镇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强化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紧紧围绕服务群众这个中心,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和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坚持村务公开等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利.

(八)从改革完善体制和机制入手,在加大责任的同时下放权力,强化乡镇领导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理顺乡镇和部门关系,强化部门服务经济服务乡镇的作用,大胆为乡镇松绑,使乡镇真正能够承担起作为一级政府应尽的职责,使乡镇敢闯敢冒,大胆探索各地经济发展路子,充分发挥领导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主体的作用.

(九)从改革完善目标管理办法入手,在全面考核的同时突出考核重点,发挥考核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调整目标考评办法,指标要紧紧围绕发展要务来设置,做到简洁,科学,突出考核重点,少而精,管用,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使考核真正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

(十)从最大限度地激发党建工作活力入手,突出"抓人"这个工作重点,提供加快发展的组织保证.

赴苏州学习考察心得体会

区劳动局陈静

经过短短八天紧张的学习考察,特别是对中新合作工业园区,张家港,昆山经济开发区,江阴海澜集团,华西村,上海大众集团等地的实地考察,使我深刻的感受到他们的思想观念之新,之高;思路之前,之清;措施之硬,之全;工作之实,之真;发展之快,之大,这些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了强大的震撼,也使我们深刻的反思自己:为什么我们同样都把招商引资,工业经济,民营经济,园区建设作为经济工作重点,而我们经济总量,规模实力,发展速度却比他们低很多,透过这种表象的差距,从深层次上解析,我想主要是差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思想观念上.首先是我们的机遇意识不如人家强.参观考察的这些先进地区,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强烈的机遇意识,他们能敏锐地察觉机遇,迅速地行动抢抓机遇,尤其是能千方百计地创造机遇.苏州市人大副主任孟焕民为我们介绍,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们立刻派人到北京争取国务院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块牌子,而且要求他们派去的人必须争取到,可见他们的机遇意识多强,现在的苏州已经有五个经济开发区,为苏州利用外资,培育经济增长点,搞活开放型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我们在认识机遇,抢抓机遇上,有时反应迟钝,动作缓慢,使自己丧失了发展良机.其次是我们的风险意识不如人家强.这些地方只要是看准了的事情,就敢冒着风险干.风险回报成正比.正因为如此江阴市海澜集团做成了部级服装集团,它从简陋的小厂到欧陆风情的"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从30万元的资产到今天成为最大的男装生产基地,从18个人的作坊小厂到目前拥有万余名员工的"中国企业500强",这一切发展变化是海澜人"不断否定自己,不断追求卓越"企业精神体现,也是他们敢闯敢敢冒险干出来的.而我们在有些事情上,闯劲不足,稳重有余,总是"怕"字当头,稍有一点不合常规就说三道四,遇到困难就退避三舍;一些企业上项目怕不保险,好项目贷款怕举债,别人入股合作怕吃亏,怕这怕那,失去了机遇,贻误了发展.这也是有些企业老是做不大,甚至萎缩的根本原因.

二,在运作办法上.这些地方运作经济的办法活,手段巧,办事情是"水路不通走旱路,条条大道通罗马",善于独辟蹊径把事干成.从太仓市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可以看出,他们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致富,要求党员干部在企业都必须有自己的股份,而又不能违背有关规定成为企业的法人代表;他们为了追求发展速度,提出一个发展方针,二个发展规划.一个方针是"不靠外国投资,靠老乡投资;不靠外地投资,靠本地投资;不靠国家投资,靠党员干部投资",这样解决了资金,解决了项目,就发展了经济.二个规划是"为了发展经济,建成零储蓄镇;为了推进城镇建设,进行镇的合并",要发展民营经济就要靠工业,就有要项目,要有资金,所以他们动员干部带头拿出自己的存款,把自己的存款变化为自己的资金,投入工业经济.而我们在运作手段上往往思维僵化,办法单一,往往直线思维,不敢变通,不善变通,一棵树上吊死,凿死铆子.

三,在发展环境上.所到的这些地方,上上下下创业发展的氛围浓,人气旺,亲商富商的环境优,商气旺.在软环境建设上,人家已经把重点由纠风治乱转向了规范服务,诚信服务,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打造自己的环境品牌.苏州市人大副主任孟焕民对我们说,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竞争力,苏州市正在逐渐建立"公开,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方便快捷的交通,通信环境,安全,合适的生活环境,文明,和谐的人文环境".昆山市政研室主任给我们讲,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来说,深化环境理念,突破思想观念,创新管理方式,完善服务方式,一方面是对环境理念的提升,一方面是对政府软环境的改变.昆山技术经济开发区去年财政收入85.8亿元,引进40多个国家和地区1100多个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软环境平台"的效应.近年来,尽管我们的软硬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善,特别在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服务环境上有了明显进步,但这种进步是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取得的,远没有达到自觉自愿的程度.况且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要真正形成引商,留商,亲商,富商的环境氛围,需要我们下决心,用狠劲,持续不断地整治优化.

四是人才培训上.苏州的大学毕业生比例是沿海经济开放城市平均数的1.4倍.投资商不仅可以从当地招聘人才而且可以面向全国招聘最好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以人才兴业为主题,实施人才带动战略,大兴改革创新之风,以加强学习为手段,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切实明确发展差距,强化开放意识,坚决破除传统的思维定势,在全市上下逐渐形成了开明开放,敢创敢干的浓厚氛围,从而带来了事业上的大发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海澜集团的展厅我看到了这么一名话:"智慧甚于知识,人本重于资本",实施人本经营是海澜集团发展的一大特色,他们采取"外聘"加"内培"的方式,注重加强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为海澜集团构建中国毛纺业绿色"硅谷"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通过考察学习对照检查,发现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其实是人才的差距.总的来说,我们的干部思想尚趋保守,风险意识较强,不敢迈开步子创业,无过便是功的思想比较严重,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工作很难实现跨跃式发展.俗话说,国以才治,业以才兴.纵观苏州市发展的各项举措,归纳起来,其实都是围绕"人"做文章."以人为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由此,我们应该实施"人才兴业"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机制,彻底抛弃闭门造车,坐井观天,不思进取的思想,尽快从以往那些破旧的,不合时宜的思维中解脱出来.在全区上下营造一种比学赶超的发展氛围,增进机遇意识,忧患意识,改革意识,开放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发展意识,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争以思想上的大解放,观念上的大转变,能力上的大提高,求得认识上的大统一,工作上的大突破,事业上的大发展.

五是在精神境界上.所到之处,我们看到人家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永不满足,争强当先的进取姿态,亲身感受到了人家那种高昂旺盛的图强斗志,拼搏奋进的精神状态.在苏州,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张家港精神"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他们突出在"争先,创新,求实,富民"上下功夫,使之成为全市人民自觉行动和共同追求.通过努力张家港市荣获首批国家卫生城市,首家全国保护模范城市等80多项部级荣誉称号,100多项省级荣誉称号.张家港市去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76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85亿元,发展到这种程度还告诫全市"骄兵必败",需要冷静思考,积极应对,创新思维,调整策略,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解决好自己存在的问题,他们把发展定位在同行业争第一,在世界争位次.而我们的企业做到上亿元的规模,从上到下和企业自身就觉着相当不错了.小进即喜,小成即满,的确是影响我区跨越发展一大思想障碍.

通过学习考察,使我们不仅看到了差距也,差距就是潜力,就是我们赶超先进的突破口.看了受震动,听着很激动,关键是付诸行动,我们应该快速行动,落实措施.

1,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发展.参观考察的这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领先,根本的是源于思想观念的领先.思想观念上落后一步,发展上就会落后十步.要奋力赶超,跨越发展,首要的是打开思想这个"开关",冲破观念这个"瓶颈",解开制约发展的"死结".要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掀起一个解放思想的新高潮,使广大干部群众换思想,洗脑子.针对目前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提升发展境界,鼓起创业干劲.二是坚决破除循规蹈矩,唯书唯上的旧观念.要以"发展没有,凡事敢为人先"的勇气,以"舍得一身剐,倾心为事业"的豪气,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敢干别人没干过的事,以超常的灵活招数促进经济的超常跃进,尽快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2,要抢抓发展机遇.错过一次机遇,就会失去一个时代;抓住一次机遇,就会赢得一次跨越.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转型,体制转轨,市场配置资源还没有完全成熟,各种资源要素重新"洗牌",大流动,大变革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抢日争时,抢抓项目,抢争资金,抢夺外商,抢占市场.利用好机遇,再加上科学运作,拼搏实干,实现跨越发展就大有希望.

3,要重视环境优化.先进地区的经验证明,目前招商引资,经济发展最后比拼的是环境平台的优劣.要建立规范化服务性的政府,做事要讲求诚信,优化服务;要在加快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搞好城市开发建设,全力打造硬环境的同时,下功夫精心培育我们的软环境.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各类犯罪分子,严厉惩治各类害群之马,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要把软环境建设制度化,要以政务服务中心为重点,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在抓好工作督查的同时,搞好环境督查,及时清淤除障,排除梗阻.各级领导同志检查指导工作,督促工作落实,要重点查找问题,着力解决问题,使推进落实的机制和环境建设的机制高效运转起来,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和创业环境.

4,要提高干部素质.干部队伍素质是兴业的根本.一个地方的工作,要想开创新的局面,首先必须抓住这个地方的有作为的干部,抓住了好的干部,就抓住了工作的主题.通过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综合素质,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热情,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为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可靠的动力来源.

5,善于创新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定准了,工作才有目标,行动才有方向,在实践中才会有的放矢,产生最大效益.苏州的经济之所以长足发展,是因为有创新的发展思路:"一是重视规划,他们认为规划本身就是生产力,提出规划先行;二是确立正确的发展定位,要善于发掘自己的优势;三是加快调整,一是产业部的调整,二是经济类型的调整,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经过这次在苏州的学习考察,使我个人的思想认识经历了一次全面洗礼,对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困绕心中许久的一些观点也都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将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好的思想方法,带到我的工作中去,认真履行好工作职责,创造出色的工作成绩.

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厢镇(街道)朱章林

2005年11月22日――30日,第十期青干班学员共39人赴江苏省苏州市农村干部学院,学习考察苏南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苏州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这是向先进地区学习借鉴好经验,接受新理论,新观念的重要时机,也是一次查差距,寻突破的重要契机.通过深入到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张家港工业展馆,江阴市海澜集团和华西村,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学习考察,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与先进地区之间的差距,使自己的思想与灵魂得到一次次前所未有的洗礼.

苏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幅员面积8488平方公里,下辖5市(县)7区,有5个部级开发区,10个省级开发区.200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50亿元,跃居全国城市第四名,超过重庆,深圳,直逼广州,北京;完成财政收入220亿元.户籍人口598.85万人,其中市区220.75万人,另有外来人口300万人.水,陆,空交通发达,自然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苏州现已不再是单纯的"人间天堂",而是一个新兴现代工业发展的天堂,中国经济崛起,腾飞的天堂.

此次考察让我受益匪浅,既开阔了眼界,又看到了差距.苏州工业开发园区多,规模大,档次高,环境优,规划科学."工业化不等于破坏生态环保"在这里得到了全新的应证.园区内无一烟囱,全部为污染极小的电子类等高科技产业,身处其中乃以为在景中,湖水清澈,环境怡人.

回眸我区,仅有一个工业集中发展园区.配套设施不完善,规模小,档次低,带动作用不明显,辐射能力差,规划,建设手笔及魄力远不可与苏州相比;落户园区的企业基本为污染较大的化工,治金,机械,建材产业等.没有营造优美的环境来吸引污染小,附加值高的高科技产业进入园区.

在招商引资方面,我们注重"引",引进来再说;而苏州却注重"选",选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企业.一"选"一"引",充分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差距.在感叹之余,深感苏州的发展模式,先进理念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推广:

一是抢抓机遇,开拓进取

在改革开放初期,苏州人大胆提出发展工业园区经济,1984年形成园区雏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们抢抓机遇,在全市形成一股建工业开发区热潮,1993年即建成5个部级开发区,10个省级开发区.他们以开阔的眼界,超前的思路,超凡的措施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错过一个机遇,便丧失一个世纪",我们虽地处西部,但也应向东部沿海地区看齐,把握机遇,勇于创新,敢于拼搏,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与东部之间的差距,甚至赶上东部沿海地区,走在时代的前列.

二是突出规划,引进业主.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曾狄教授、廖宏斌博士

课题组成员：

李彦靓、张蓉、闵联佳、罗锋

目 录

绪 论 1

一、当前绵阳市社区建设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3

二、当前绵阳市社区建设面临的形势 6

三、绵阳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9

四、关于建设和谐社区的基本思路 14

绪 论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主动地探索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路径，不断以社区和谐推动城市和谐，进而促进全社会和谐，已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迫切的现实问题。本项目正是在项目组成员长期研究城市社区建设问题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城市社区发展的现状、特点、问题、对策，进行的跨学科、系统性、综合性的调查研究。

2006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绵阳市社区建设调研组深入绵阳市进行实地调研。本调研报告对此次调研情况做一总结，并针对绵阳市社区建设提出一些探索性对策和建议。

当前绵阳市社区建设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绵阳市有19个街道办事处396个社区居委会中，现阶段已涌现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和“全省社区建设示范区”各1个，全省社区建设模范镇2个，市级社区建设模范乡镇(街道)10个，创建示范社区52个。“全国百佳学习型社区”、“全国青年文明社区”、“全国文明示范社区”5个，市级“文明社区”、“先进社区”25个，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我们通过听取工作汇报与实地调研、随机采访与定量测定、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从绵阳市主城区131个社区居委会中抽取出三大类别共8个社区居委会，作为调查和研究的对象。

在调研组的实地考察过程中，得到绵阳市委、绵阳市各区各职能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各位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令调研组成员深深感动，谨此深表谢意。希望这份调研报告能够对绵阳市及其他西部城市社区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绵阳市社区建设调研组

2006年12月

关于绵阳市社区建设的调研报告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社会正在经历空前变革的时期，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根据本地社区工作的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探索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路径，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以社区和谐推动城市和谐，进而促进全社会和谐，已成为绵阳市委和市政府面临的迫切的现实问题。

科学决策是确保执政、施政正确的前提和基础。中共绵阳市委，就社区建设问题，在充分调动民间参与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借鉴国外政府决策模式，加大引智入政的力度。这既反映了其战略性的前瞻思维，也反映了其对科学和民主决策的充分重视。11月29日至12月1日，受绵阳市委的委托，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师生一行6人，在行政与公共事务管理资深专家、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曾狄教授的带领下，深入绵阳就社区建设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

此次考察主要采取听取工作汇报与实地调研、随机采访与定量测定、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从绵阳市主城区131个社区居委会中抽取出三大类别共8个社区居委会，作为调查和研究的对象。根据此次调查，我们初步发现，政府与社区间之事政事不分，权责不明;居民社区意识淡漠;社区服务功能较弱;社区建设资源供给不足;工作绩效考核机制不科学、不完善和信息化建设滞后等6大问题，是制约当前绵阳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因素。其中，政府与社区间之事责职不分，权责不明;社区建设资源供给不足，是核心制约因素。目前绵阳社区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认真归纳、总结和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制约，有些建议是方向性的。仅供参考。

一、当前绵阳市社区建设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社区建设的基本情况

自中央和省委关于社区建设的有关文件下发后，绵阳市委和市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工作。在市委和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政府普遍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社区建设新路子，形成了上下齐心协力、同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绵阳市有19个街道办事处396个社区居委会中(其中城区131个，市县城区和乡镇265个)，现阶段已涌现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和“全省社区建设示范区”各1个，全省社区建设模范镇2个，市级社区建设模范乡镇(街道)10个(市级10个，县级3个)，创建示范社区52个。“全国百佳学习型社区”、“全国青年文明社区”、“全国文明示范社区”5个，市级“文明社区”、“先进社区”25个，先后有2名社区干部荣获“全国优秀社区工作者”称号，有2名社区干部荣获“全国社区志愿者先进个人”称号，有18名“社区优秀工作者”受到省委组织部和省民政厅的表彰。

1、社区建设工作制度逐步趋于完善。2003年以来，绵阳市委和市政府陆续制定了关于《绵阳市城市社区建设五年发展规划》、《关于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健全和完善社区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等十多项社区建设规章制度，促进了社区建设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并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成立了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和指导全市社区建设工作。

2、构建新型社区工作初步完成。靠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全市社区，是绵阳社区建设取得的有效经验。涪城区朝阳街道办事处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自治”的原则，以构建适应核心城区具有共同地域和认同感的现代新型社区为出发点，成功探索出了社区居委会的新型管理体制，并成为全市社区建设的典范。游仙区开元中街社区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深化社区服务功能，大力推进社区便民利民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服务，再就业培训服务，凝聚了人心、增强了居民的社区意识。

3、社区建设瓶颈现象局部缓解。尽管目前绝大多数社区居委会的办公设施和居民活动设施严重不足、社区工作人员待遇普遍偏低，社区建设经济瓶颈现象突出，但市民政局等部门在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积极争取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通过采取财政支持、划拨土地、减免费税、房屋置换、改造或新建等多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局面。目前部分社区如高新区、经开区、农科区等地所在社区的办公和服务用房已达到300平方米。大多数社区的年度总开支平均达到3万元。

4、社区服务和社区活动初具规模。目前虽然绵阳的社区服务网络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完善，但以区市县为龙头、街道为主体、社区为依托、辖区单位和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社区服务网络框架已基本形成。全市已建成社区服务中心12个，社区服务站396个，各类服务网点1900多个，已全部覆盖区市县政府驻地。建立社会捐赠站点136个，接收捐赠衣物10万余件，接收社会各界赠款560万元。落实“星兴计划”项目91人，建设各类老年服务设施780余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休闲、娱乐、健身场所不足的矛盾。通过提供就业信息、职业介绍、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形式，帮助25000余名下岗失业和失地无业农民的就业问题。

全市已建社区图书馆和阅览室213个，建全民健身路径86条，并通过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方式，有效地扩大了居民的健身和娱乐活动范围。建社区法律服务机构167个，900多名法律工作者参与了社区法制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活动。成立了100多支各类老年文艺活动团队，丰富了社区文化活动。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个，社区卫生计生服务站24个，有社区服务工作人员487人，一定程度缓解了社区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建社区警务室317个，建社区治安巡逻队392个，落实社区民警388人，交警、巡警和消防队员236人，巡防队员1900人，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已基本形成，社区治安综合治理进展良好。

(二)社区建设的特点

1、社区类别不同。根据调查情况初步分析，绵阳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1)纯居民式社区，即游仙开元中街(属城市拆迁居民聚集区)、涪城顺河社区(属老城区居民聚集区)和金菊社区(属工薪阶层聚集区);(2)国有企业职工和下岗职工较集中的社区，即东材社区和工区街道办事处;(3)城乡结合区，即游仙六里社区(属“村改居型”社区)、高新东段社区(属农转非、企业职工和小区居民混居型社区)和经开区板桥社区(属“失地农民安置型”社区)。其中，既有建区时间较长，功能发展比较成熟的社区，如游仙区开元中街、涪城区顺河社区等，也有建区时间短，各项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的社区，如游仙东材社区等。此外，各社区所辖面积和人口规模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2、社区实力悬殊。由于特殊的政策偏好，某些社区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如游仙六里社区拥有规模较大综合农贸批发市场和种子批发公司，其可从社区经营的公司中获取充足的财力支持用于发展社区建设;但多数社区的经费开支严重不足，一些社区甚至处于长期负债状态，如涪城板桥社区的负债累积已过60万元，社区建设工作难以为继。

3、社区需求各异。尽管各类城区存在某种共同的需要，但基于社区类型不同，面临的问题各异，居民的社会需求也不尽一致。办公和服务设施严重匮乏的社区，目前更关注的是基本办公设施得到切实保障;在已得充足保障的社区，更关注的是如何深入开展社区服务;居于核心城区的社区，更需要拓展和深化社区服务功能;国企和下岗工人比较集中的社区，更侧重于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安置;地处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最需要的是对失地农民提供最低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服务以及就业培训等问题。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社区，政府应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稳步推进社区建设。

二、当前绵阳市社区建设面临的形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其他城市一样，当前绵阳已步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政策决策的深刻变化，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在给绵阳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对该市的社区建设工作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一) 当前绵阳社区建设面临的机遇

1、宏观政策的调整，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过度偏重于GDP的增长，而对于地方政府政策创新重视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关于向基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和解决基层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问题的探索与创新。可喜的是，自十六届四中全会来，中央连续提出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系列新的执政理念和政策。10月11日，十六届六中全会集体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为地方政府构加强社区建设，探索以社区和谐促社会和谐的新路子，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策指导和支持。

2、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绵阳社区面临发展契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工作，普遍认为绵阳市社区建设“第二个春天”即将来临，并对社区建设工作充满热情，这是我们开展此次调查所始料未及的。绵阳市相关部门领导，受市委谭力书记的指示，对上海、南昌等地的社区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市委政研室根据实际整理的考察报告，受到了谭力书记的肯定性批示。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职责、社区管理制度、社区政策性事务办理条件和程序等作出了具体的明文规定。市民政局、涪城区、游仙区等相关部门领导，也普遍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近年来的社区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目前，全市各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干部对于社区建设工作上下一心、高度重视，必将有利于促进和推动全市社区建设工作的开展。

3、经济实力壮大，社区建设瓶颈现象有望消除。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绵阳市经济规模逐渐壮大，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目前绵阳全市GDP为560亿元，财政收入为50亿元，并还在以近10%幅度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壮大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解决当前绵阳市社区办公场所和公益设施严重不足、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待遇偏低和工作经费紧张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有利于缓解目前制约绵阳社区建设遭遇经济瓶颈制约的状况。

(二)当前绵阳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1、社区管理旧模式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原本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被打破，不同级别与种类的单位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绵阳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和失业人员。宜于人居的环境和相对发达的经济状况，导致周边农村地区的居民也纷纷涌入绵阳城区。全市流动人口已近10万，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7。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同上述人群一样，均游离于传统单位体制之外，对绵阳现有社会秩序构成了极大压力，对原有的社区管理模式也构成了巨大挑战。

2、利益团体及民众需求多元化，社区建设难度加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催生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新利益群体。这些群体分散居于城市各社区之中。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就业、医疗、住房、养老、保险等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与所在社区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不仅关注社会的发展，参与社区的活动而且对社区的服务和管理、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方面提出多层次、多样化的要求。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居民，不仅要在城市完成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角色与身份的转变，同时其社会需求也逐渐从单一的物质需求向政治、社会乃至内心情感和归属意识的多元需求方向发展。这加大了社区工作和治理的难度。

三、绵阳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工作机制不健全，社区工作偏离正常轨道

1、领导定点联系，部门结对帮扶制度功能弱化。为帮助解决社区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加大对社区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力度，2001年绵阳市委和市政府联合印发了加强市级领导干部和部门定点联系等方面的文件，并确定了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府等五部门46名领导，92个市级部门定点联系绵阳城区9个街道办事处的46个社区的定点帮扶制度。在当时，这对于积极帮助社区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近年来，领导联系和定点帮扶制度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而逐渐流于形式化，制度功能明显弱化。其直接表现是，住在社区的有关领导对社区建设的重视力度不够，社区建设明显缺乏推动力。

2、社区的责、权、利之间不对等现象突出。2002年绵阳市委办、市府办联合的《关于转换政府部门部分职能、加强社区管理的通知》明确指出，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之间都是指导与服务、协调与监督的关系。但是，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区级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间权责界定不明，社区的责、权、利之间不对等现象突出。主要表现在：社区在承担着繁重工作任务的同时，却没有享有到对等的权利和利益。据不完全统计，社区办公室除承担社区党建、城管卫生、综治维稳、计划生育、民政优抚等工作外，还要完成招商引资、财税指标、消防督查等一系列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务与权、利不对称，致使社区自身根本无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3、社区工作 “行政化”倾向严重。由于权责界定不清，绵阳市各社区普遍存在着工作“行政化”倾向。我们按照其他城市的经验，对一份绵阳市社区工作任务明细进行粗略分类之后，发现目前绵阳市各社区所承担的151项(有些区实际上还远不止此数)工作中，应完全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有61项，占40.4%;应由政府和社区共同承担的有43项，占28.5%;完全由社区承担的有47项，占31.1%。一些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把本应该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交由社区办理，无形之中，既加大了社区的工作量，又直接导致个别社区干部视社区为行政机构，从而弱化了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功能。

(二)居民社区意识淡漠，社区建设缺乏内在动力

社区意识指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认同意识，自主责任意识，共荣共辱意识。社区建设的真正建设者应该是社区成员自身，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正是社区成员(从自然居民到驻区单位)社区意识淡漠，不能有效形成推动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这主要表现在：

1、社区身份的定位意识淡漠。据调查发现，目前绵阳市多数社区里的驻社区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等单位的人员社区意识比较淡漠。他们普遍认为自己仍是“单位人”，而不是“社区人”，“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的转化，似乎与己无关。更有意思的是，就连一些社区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并不主要把自己当成是“社区人”，而自认为是政府的公务人员，给自己定的工作要求是“勤政为民”。

2、社区生活的自主意识淡漠。由于人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所居住(或工作)社区的一员，也不会自主地去考虑社区的建设发展与自己生存发展的关系。因为，若自己遇到问题，可以去找单位或者政府解决，社区是与自己是无关的。

3、社区建设的责任意识淡漠。这种淡漠任然是与社区身份意识淡漠联系在一起。驻社区单位或个人也可能基于某种特定的考虑，为社区建设捐“钱”、捐“物”，但并没有把社区建设当成自己应尽责任来承担。

4、社区文化的认同意识淡漠。由于把自己当成了外人，社区的特有文化就不能引起共鸣，更不会为保护、延伸、弘扬社区文化尽心尽力，而是以局外人漠然视之。

(三)服务功能较弱，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服务需要

社区服务主要包括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开展面向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面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和面向社区居民的文化教育和社区安全服务等。绵阳市社区服务功能较弱，突出表现在：

1、政事不分，机构重叠，便民利民服务实施难度较大。据调查分类，目前绵阳社区事务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它不仅包括办理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就业服务、劳动保障、医疗保障和计生服务登记等，还包括对来绵人员居住登记等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保障密切相关的诸多事务。由于政事不分，机构重叠，导致便民利民服务难以切实有效地全面开展。

2、再就业服务存在局限。再就业服务对象单一，重点放在解决“4050”人员的就业上，对其他就业困难群体，如残疾人、贫困户、优抚对象和缺乏工作技能的青年人群体的就业服务关注程度不够。再就业服务范围较狭窄，主要集中在公益服务和便民服务领域。就业信息资源缺乏城区间和社区间的整合。就业培训形式单一且缺乏针对性，主要集中在烹饪、裁剪、电脑等方面，偏离了部分受训者的实际情况和个人爱好，不能充分适应劳动力的市场的需求。政府组织的培训要求虽具刚性，但对受训人员的约束和激励重视不够，很难在社会上产生广泛持久和强而有力的示范效应。

3、社会保障和救济服务供给不足。对社区内生活的困难群体，多数社区都只是在国家法定重大节日对他们进行慰问，长久的、行之有效的社区社会保障工作机制尚未完善。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尚未完全展开。由于建立这样的工作机制需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提供保证，目前的状况还很难做到，对此我们仅提供方向性建议，以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解决。

4、社区文化教育服务形式单一，不具针对性。一些社区干部认为其作用不明显，对社区文化教育服务的重视力度不够，进而把社区文化教育服务简单化、单一化、形式化。社区文化服务的形式和内容较单一和贫乏，针对性不强，如老年人和离退休人员的社区文化娱乐生活主要是到活动室玩麻将等，适合该群体的社区性文化教育活动以及青少年和儿童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几乎没有。

5、服务站点少，卫生和计生服务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绵阳市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个，仅占社区总数的2.5%，社区卫生计生服务站24个，仅占社区总数的6.1%，社区医护人员487人，这与绵阳社区居民的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需求相去甚远。在很多社区，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服务、生殖保健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基本诊疗服务无法落到实处。

6、资源缺乏整合，社区安全服务函待加强。社区安全的建设不仅需要行政机关的指导，也需要公安、检察、司法机关的积极参与。虽然绵阳的综合治理工作进展良好，但也存在指导、支持和扶助社区平安建设各行政和执法部门功能不协调的问题。对于政府和民间组织参与社区安全建设的整合力度较差，过度依赖政府参与的特点，这导致了社区安全服务过于简单化，制约了社区安全服务的长远发展

(四)资源供给不足，社区建设遭遇经济瓶颈

1、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跟不上社区建设需要。办公和公益设施建筑面积，按绵阳市政府有关文件要求，至2007年全市80%以上的社区不应低于300平方米，80%以上的乡镇社区不应低于150平方米;新建商住小区应按建筑总面积的1-2‰的标准配置。但目前全市绝大多数社区的办公用房平均用房不足80平米，公益设施严重匮乏，部分社区甚至还没有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

2、社区工作经费远远低于社区发展的需要。财政开支不足，活动经费有限，已成为各城区社区发展的瓶颈。调查发现，目前绵阳绝大部分社区居委会的年度开支为3万元左右;各社区工作人员的月工资(补贴)仅为400-600元/人;社区年度办公办经费总计不足2000元;多数社区干部的劳动与社会保险根本无法落实。

(五)考核机制不完善，部分社区工作没有到位

1、社区工作人员职责模糊。虽然《居委会组织法》及相关文件对社区工作人员职责作出较明确的规定，但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履职要求、工作标准、需要具备的能力知识等方面的规定模糊不清。同时由于当前的目标管理只将可量化的工作任务分配到人员个人，而对其他任务一般没有作细化分解，对质量、效率等没有提出更明确详细的要求，从而导致社区工作安排的随意性较大，部分社区的工作不能到位。

2、社区工作人员考核标准模糊。目前绵阳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社区工作监督考核机制。即使个别社区出台了社区工作绩效考核标准，但存在着评价标准比较笼统，绩效考核随意性较大，实际操作性不强，以及对社区考核标准行政化指标过多，对社区干部在社区文化、卫生、便民服务等方面考核重视力度不够的现象。

3、过程控制措施缺失。仅有的考核标准中，目标管理以结果为导向，对整个社区工作过程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现缺乏动态记录，对人员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的行为规范也只以工作纪律等加以约束，没有建立边工作边纠正错误的机制，只定期对既成工作结果进行评估，属于“年终算总帐”的方式，社区工作的运行情况不能得到及时反馈，这不利于规范个人行为，也不利于社区工作的有效开展。

(六)缺乏信息交流平台，社区信息资源不能共享

由于社区组织分散且承担的社会事务十分繁杂，社区服务项目较多，因此借鉴先进社区的建设经验，整合社区内部资源，实现城区与城区，社区与社区间的资源共享，对于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根据我们调查发现，目前绵阳市除电子政务网站外，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城区、社区间关于就业信息等资源共享系统尚未启动，这既不利于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社区长远发展，也与绵阳是四川，乃至全国都十分有名的科技城形象严重不符。

四、关于建设和谐社区的基本思路

(一)创新工作机制，确保社区工作正常有序的开展

1、创新领导机制，切实加强对社区建设工作的指导。市委、市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班子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社区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绵阳的重要社会意义，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不断加强和完善对社区建设工作的领导，并在形成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力推进社区建设的责任意识。切实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建议市委、市政府每年召开一至两次社区建设推进会，充实完善有关政策，建立科学考评体系，与部门、街道考核挂钩。

各区县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党政工作的主要抓手。建立领导责任追究制度，实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导责任追究制，督促各区县、各单位部门党政主管及分管领导将抓社区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承担起创建和谐社区的政治责任，真抓实干，全面落实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各项措施。完善联动责任机制，建立健全针对社区领导工作的“一把手”负责制，建立健全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分工负责的责任体系，将目标层层分解并周密部署，落实具体工作部门及责任人。

各社区要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确立社区党组织作为社区组织和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结合各社区党员的分布情况，在所有社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明确社区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按照“上级党组织为基层党组织服务、党组织为党员服务、党员为群众服务、党建工作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服务”的要求，把服务作为各项工作的切入点，在社区建立党员服务中心及党员志愿者服务站，推进党组织之间结对共建、党员领导干部扶贫帮困、党员奉献社区。

2、实行分类指导，建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分工协作机制。首先，因事制宜，对社区工作进行科学、合理分类。根据通行标准，当前社区承担的工作可分为四类：一是必须由政府履行的工作;二是由社区承担的工作;三是由政府主导社区协助完成的工作;四是由社区主持需政府支持才能完成的工作。分类之后，应根据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明确规定，凡属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职能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履行，政府部门负责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属政府部门承担的职能必须由政府部门独立履行，不得转嫁给社区;需社区协商的事项，在征得社区组织同意的前提下协商办理;对工作量较大、持续时间长的行政事务和临时性工作，应按照“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给予社区相应的工作经费和补贴后，交由社区执行。

其次，因地制宜，实行社区工作分类指导。明确事权范围后，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面临的实际情形，实行分类指导原则。对于财力物力都很充足的社区，如六里社区，应给予宽松的政策支持，以放手让其探索社区建设新机制，在物质上无需予其太多支持;对于办公场所和公益设施奇缺，自身造血功能差的社区，如东材社区这类企业改制新建社区，应予以必要的物质支持。因不同社区的建立背景、发展水平和人员构成不同，工作重点和服务方式也应所有不同，如老年人多的社区，文化娱乐、医疗保障是工作重点，发展滞后、外来人口多的社区，如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其工作重点是维护社区治安和稳定，协助解决就业问题;资源缺乏、发展空间有限的老城区，工作重点是在得到相应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发展。

再次，建立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整体联动的社区工作机制。社区工作不只是民政部门的工作，它还需其他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与配合。对职能部门派驻街道和社区的干部，应充分重视社区居民的意见，并将其纳入派驻干部的工作绩效考核;对社区管理中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适度引入市场竞争，以适应社区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应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地配合社区工作，社区要在保证这些单位正常工作的基础上有偿或无偿使用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制度性条款对社区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约束，如规定开发商在项目建设以前必须按开发规模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在项目完成并且出让社区办公场地和活动场所以后再返还。把对社区工作的支持纳入各单位的工作职责，将单位所在社区的发展情况作为对单位的绩效考核的参考。

(二)着力培育社区意识，确保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工作

1、合理划分社区，奠定社区意识形成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城市社区划分要以生存地域为特征，以方便自治自理;要以文化特色为纽带，以形成文化认同;以守望相助为标准，以满足社区人互助互利的基本要求。在自然，文化和利益的连结下，社区意识就具备了形成的现实条件。

2、适度授权社区，建立社区与社区成员(包括自然居民和驻社区单位)的密切联系。在社区建设中，政府可以把一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权限授权到社区，从而赋予社区一定的政治资源，让社区成员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工作离不开社区，从而催生社区意识并，加强政权的政治权威。

3、深入宣传社区，彰显社区的内在价值。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充分展示社区建设与社区成员体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要让全体社区成员认识到社区是安身立命的第一家园，社区是参政议政的第一平台，社区是养身愉心的第一乐园。这样，社区意识就深入人心了。

4、开展社区活动，给社区成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就业与社会保障，从社区文化活动到社会环境治理，让社区成员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方式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中来。只有让社区居民享受到社区生活的各种实惠，社区意识才能转化为社区生活的实际内容，才能真正培养起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和现化公民意识。

(三)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确保居民社区服务需求变现

1、建立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积极推进“一站式”服务。以建立规范化和服务型政府为契机，深化现有的“政务中心职能”，将为民便民服务向街道办延伸，向社区延伸。建议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各街道和社区设立的各类行政事务服务机构和场所进行归化和优化，统合设立“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作为街道办统一管理、方便社区群众就近办事的“一站式”服务机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就业服务、劳动保障、医疗保障和计生服务登记等，以及对来绵人员居住登记等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保障密切相关的诸多事务。对于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窗口不能当场办结的事项，实行“社区事务制”，成由各居委会福利干事、就业援助员、房屋协管员等组成的社区事务队伍，切实将便民利民服务工作落到实处。

2、认清职责，因势利导，积极开展社区再就业服务。强化劳动保障部门对社区就业工作的认识，重新定位社区就业服务。劳动保障部门应认识到，解决就业问题是政府的职责，社区的任务是帮助职能部门做好统计、调查、登记、审查的工作。应将分派给社区的就业工作进行重新分类，做好份内工作，整合全市就业资源，取消条块分割，做到资源共享。依托社区摸清基层情况，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充分尊重就业培训者的个人意愿，加强就业培训的针对性，积极开展适合用人单位需求的就业培训工作。实施约束和激励机制，参加次数少或不参加再就业培训的人员，收回再就业优惠证或取消优惠待遇，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积极参加再就业培训者。拓宽社区就业范围，将更多失业人员纳入社区就业体系。除“4050”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外，逐渐将残疾人、外来劳动者和新增劳动力纳入社区就业范围。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便民服务岗位和弱势群体服务岗位，鼓励相关企业通过连锁经营提供购物、餐饮、家政服务、洗衣、维修、再生资源回收、中介等社区服务，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社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全市就业信息和服务岗位资源，加大就业信息的资源共享。

3、调动整合民间力量，加大社区保障和社会救助服务。针对各社区目前经费少、人手紧的情况，除适度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预算拨款外，建议政府充分发挥党组织、群团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充分了解对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需要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各种应急服务，为优抚对象、残疾人及特困群体缓解生活困难提供服务，为社区困难群体提供辅生活救助。支持和鼓励社区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服务的组织，使社区居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充分发挥社区民间组织的作用，建立社会志愿者工作机制，加大社区公益事业服务力度，并根据因人而异的原则，帮助扶持弱势群体。

4、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拓展社区文化教育服务。以社区教育学校平台，增设教育培训的科目种类，扩大教育覆盖面。设立各类社区教育点、教育课程班，教育科目应涉及基础教育、网络、英语、艺术、戏曲等多个种类。结合不同群体的需求，深入开展特色文化活动，积极孵化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区文化团体，如戏曲沙龙、书画爱好者协会等组织。结合重大节庆日，组织居民广泛开展各种纪念活动，进行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和社区文化等传统教育。适当引进各种专业文化表演队伍，为居民送上艺术大餐，在满足需求中努力提升社区的文化品位。在鼓励社区文化体育团队开展活动的同时，引导文艺活动骨干重视活动品牌的原创性，打造社区品牌文化。

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根据不同社区对文化教育需求不同的特点，开展富有富有区域特色的文化教育活动。如在核心城区的开元中街、顺河等社区，可以风土民俗等作为切入点，定期举办一些活动，结合春节、中秋、端午节等传统的民俗节日，开展猜灯谜等活动，保护和弘扬地方传统文化。在城乡结合部的东段和板桥等社区，可以增强社区凝聚力为主线，组织家庭才艺表演大赛、家庭趣味排球比赛、社区建设宣传口号征集等活动，吸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居民参加。在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社区，如六里社区等，应以健康社区为主题，除举办社区篮球大赛、羽毛球比赛等健康文体活动，以及开展普法讲座、禁毒宣传、计划生育宣传外，还要营造一种关注贫困、关心弱者的社区文化教育环境。

5、加大投入、加强监督，加大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加大对社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和计划生育的财政投入，切实保障社区卫生服务站和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基础设施落到实处。以运营状态良好，深受社区居民信赖的卫生和计生服务站为典型，不断扩充和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为社区居民提供充分的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服务。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实行收支两条线和医护人员收入与卫生服务中心收入脱钩的政策，切断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与市场联结的利益链，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的医疗卫生和生殖健康等保障功能。

6、全面参与，整体联动，不断强化社区安全服务。在社区建立融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于一体，兼有问服务功能的民事调解服务中心，以及时疏导和化解群众矛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创新工作机制，推行“员”与“律师参与涉法接待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把化矛盾于萌芽状态。同时制定和完善相关责任制度，确保的事项及时得到办理。配合各方力量，建立及时有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监外执行人员和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的帮助、教育和转化工作。整合民间力量，组织开展以社区保安、联防队员为主体，专职和义务相结合的巡逻守望、看楼护院等活动。加强特殊群体的管理和控制，预防和减少各类违法犯罪。加强社区防控队伍建设，强化社区治安防范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的自防意识，鼓励群众参与群防群治和见义勇为，形成治安防范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四)加大资源供给力度，确保社区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1、加大财政投入，动员社会参与，切实解决社区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使社区工作者能够专心于社区建设，优化社区服务，政府必须加大对社区工作经费的投入。根据绵阳市社区发展的现状，我们认为市、区两级财政应共同承担至少5万元的社区工作经费;具体拨付金额应该根据社区人数多少按比例分配，适当照顾转制企业社区和有特殊困难的社区;逐年适当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以满足社区工作的需要。同时还应广泛争取企业单位的财力支持，积极争取社会捐助和有奖募捐资金投入，为社区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和物质保障。政府部门还可以从倡导和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入手，鼓励企业从实际能力出发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也可以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搞好生产经营的同时积极支持社区建设。

2、共驻共建，大力推进社区资源共享。社会参与是社区建设的核心，社会共建是加强社区建设的有效途径。民政部门要建立和完善社区共建组织，健全共建体系，深入开展社区共建活动，增强社区辖区单位、各类组织和全体成员的地缘意识、参与意识、公共服务意识，形成“共驻社区、共建社区、共享社区资源”的良好态势，最大限度地实施人力、物力、财力和其他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利用。各级政府要指定部门、指定专人带领社区组织代表前往社区辖区单位落实具体事项，包括资源共享时间、要求和办理相关手续，切实保证这一措施的有效实施。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应该首先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3、将社区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建立领导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有关政策落到实处。加大城市规划实施管理的力度，把社区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作为城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在编制、审批城市规划方案中，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充分保证社区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的建设用地。在组织审查城市规划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将社区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作为规划审查的重要内容。对于因工作失职，导致社区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无着落、建筑面积和质量不合格等问题，要严格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的党纪、政纪甚至刑事等责任，确保社区办公用房和公益设施落到实处

(五)建立科学绩效考核机制，确保社区工作落到实处

1、科学界定社区工作绩效考核的主体。社区工作绩效考核的主体应是社区居民。社区居民应根据或委托居民议事会等机构参与在制定绩效计划、实现绩效的过程、评价绩效结果等一系列绩效管理的活动，使社区居民能在实施自己参与制定的方案或计划中，不断增强社区意识。社区工作人员应以此作为开展各项社区工作的基础，并将其个人的发展计划和社区工作目标结合，促进社区工作人员的创造性和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此外，社区居民应委托居民议事会等针对因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工作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或社区工作人员本身能力的原因，而可能出现的偏离工作绩效计划要求的情况进行跟踪考察，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绩效计划，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给予引导和支持，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

2、确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内容。由于社区工作人员绩效计划的内容包括职位说明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两个部分，前者针对具体的职位，明确每个职位的工作职责和标准，其内容相对稳定，后者针对具体的人，明确每位社区工作人员在本绩效周期内需要完成的目标，可以适时调整修订。职位说明和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共同构成社区工作人员当年的绩效计划。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岗位的不同，社区工作岗位的职责性质、工作模式、人员分工和组合等有许多差异，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多样化的绩效标准来体现或适应这种差异。所以实施绩效管理先应在工作分析的基础上制作职位说明书，确定每个岗位的职位关系、职责范围、工作项目、工作标准、承担责任和任职资格。

3、建立科学的定员、定责、定酬考核机制。确定岗位职责后，应根据相关职责要求，建立科学的定员、定责、定酬考核机制。根据因事设职原则，以基于工作本身需要制定职位设置和职位标准，以工作性质、责任大小、难易程度为职位设置的依据，以该职位固有的职能要求来设定工作项目、标准和所需资格能力。确定职位时，应根据系统整体性原则，必须考虑其功能、作用、安排的层次是否得当、合理，职位之间是否协调，所设职位和职责是否科学、合理。应根据最低数量原则，在能有效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尽量少设职位，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冗员和开支。在科学定员、定职基础上，实行科学的定薪定酬机制。实行二元工资制度，将工资金额从社区工作经费中划拨出来，分成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基本工资按月发放到社区工作人员的银行帐户，绩效工资根据年终的绩效考核情况按等级发放，以增加社区财务透明度和充分调动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六)打造信息技术平台，确保社区信息资源共享

1、加快基础建设，构建社区信息化服务网络。健全社区信息化设施。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以科技城的建设为依托，以现有成熟社区为先导，逐渐加大政府对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投资。分阶段为社区居委会配备电脑、传真机、数码相机等电子设备;将社区工作人员电脑利用光纤接入互联网;建立社区电教室社区电子图书室和电子触摸屏、社区服务缴费通等设备，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

加强信息队伍建设。在增强、社区户籍、外来人口、市政、治安、环境等管理的效能，开展社区劳动就业、帮困扶贫、敬老养老、便民利民、法律援助等信息服务的同时，不断强化社区信息化队伍建设和电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通过举办培训班、网上教学、开展业务骨干指导等形式，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计算机操作以及网站维护和建设技能，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工作的无纸化办公。

2、围绕居民需求，搭建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完善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和打造阳光救助服务平台。完善全市电子政务网络的建设，以市委、市政府等核心网络系统和区、街、居多个节点的城域网络系统为依托，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类别的信息资源，以使其足不出户就能全面了解政府信息和在网上完成办理申报手续等工作。着力打造“绵阳市社区门户网站”，建立公益信息数据库，让困难群众自主选择援助项目和物品，以增强救助工作针对性。促进社会各界通过社区门户网站，实现救助形式救助项目、救助内容的有效对接和快速交换。利用电子政务网络整合救助资源，为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提供物质、医疗、就业等全方位的援助，实现社区信息化的成果共享。

建立社情民意服务平台和便民利民服务平台。在建立“绵阳市社区门户网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置“社区工作效能投诉、区长信箱、网上评议、民调新闻、意见征集”等栏目。依托社区门户网站，成立“民意调查中心”，集网络调查、电话访问、入户访谈于一体，多角度、全方位地获取社情民意，不断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并通过社区信息化网络，对失业医疗、保险、就业等业务，实施网络动态管理;建立“网上社区缴费通”，使居民群众可以轻松完成水、电、气、数字电视、电话等各种费用的缴纳和票据打印;实现社区房屋管理、社区安全、社区环境、工商业户管理、地名公共服务等日常信息的一体化管理，将社区居委会从繁杂的数据统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抓好和谐社区建设。

建立社区教育服务平台。在“绵阳市社区门户网站”增设教育信息频道，开设“教师频道、学生频道、教育法规“等多个社区教育栏目，并将全市中小学网站联接在一起，方便社区居民及时了解教学信息和实现图书资源的共享。建议根据循序见进的原则，先在有条件的社区进行示范，建立电教室，实现社区电子图书室与全国文化的信息资源共享，开展互联网电化教学、电视会议、网上浏览、在线交流等多种功能的基础上，以点带面不断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纪60年代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所凸现出的全部矛盾，酿成20世纪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以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

1.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由于现代化造成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引起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较少且受西方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其独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而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结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曾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作为“农民的儿子”，对现代化启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p631）。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其二，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p487）在中共创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命者的标志。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p21）。之后，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看来，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

其四，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的思想和做法有显著的差别。这反映了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主要代表人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治方等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问题的良方。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正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从而产生了20世纪上半期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最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研究由于属于纯学术研究，因此被称为学院派。1926—1927年间，李景汉就曾指导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京郊挂甲屯等四村160户家庭进行调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1933年李景汉又根据自己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的同仁进行的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当然，在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费孝通，其主要著作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1936年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调查。此后，在其导师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文。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不仅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和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p200）。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外力量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外国人也开始涉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1933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的美国学者库尔普（DanielKulp）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州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另一类研究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从研究角度看，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费正清。费正清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居住过很长时间。在《美国与中国》这部书中，他将中国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从主要扶持中国中央政府转而关注地方实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连设立了“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主要目的是搜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从而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乡村，是农民，要真正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农民，要征服农民，就应该了解农民。因此，他们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农村的调查上，其调查范围和内容也随着侵华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扩大，涉及全国大多数省份。主要调查方式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村庄，包括村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据统计，目前在日本及美国的大学里保存的满铁调查报告和文章有10514种之多。现已出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关于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议，有的认为这是日本为侵华的需要进行的，缺乏科学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满铁的调查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但是这些资料是值得重视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料。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现在国内外有不少学者正在利用这些资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当前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杜赞奇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就是利用满铁在华北调查的几个村的资料写作的，新也利用满铁在山东和河南的资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写的《旧中国东南农家经济研究》也是在满铁对江苏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总之，满铁的调查资料是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停滞与国外研究的进展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初的之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

后的农业集体化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生产，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问题；二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三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两极分化。集体化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是以户为单位，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苏联有村社集体共同生产的传统。但是，受苏联模式影响，我们对集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集体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合，而且是劳动的集合，以致集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由此就脱离了中国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国情和传统。先是1955年左右出现了所谓“生产力暴动”，农民以破坏生产工具等消极方式反抗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的，加上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党的号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所以，集体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通过这种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千亿元的资金，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做到了大体均等。

但是，一成立，就面临着致命的弱点，即无法解决劳动管理和生产动力问题。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下，受“不劳动不得食”的铁的规律支配，人们自觉劳动。进入集体以后，许多人共同劳动，劳动态度和贡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却难以通过报酬体现出来。由于报酬的平均化和科层制管理，势必出现集体性偷懒和少数人占便宜现象，从而影响生产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率先提出“集体劳动必须包工包产”的责任制主张，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兴起“包产到户”。由于反右，这一试验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达3千万，才引起我们党对农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为此出现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产到户的探索。由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日益紧张，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并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二是坚持体制。起初支持包产到户，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他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体制。认为的主要问题是一平二调，核算单位太大。主张通过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和报酬脱节的问题。随着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的秘书田家英由过去坚决反对到支持包产到户，引起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与体现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一大二公，可以大体平均；包产到户一小二私，会出现两极分化。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将包产到户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不仅激烈批判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后发展到“”。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旅美华人杨庆kūn＠③根据自己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2）威廉·韩丁根据他对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身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3）1975—1978年，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Chan）、JonahanUnger和RichardMadsen对广东陈村的研究。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撰写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84），Madsen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1984）。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实证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学者如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Pasternak）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英国人类学家华德（Ward）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意识模式》。

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这次高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步显露，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其三，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为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广阔理论资源。在此情景下，在学术界和政府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兴奋点，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衔接的三个波浪段：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其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多。

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随后而来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我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所形成的席卷全国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其中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如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如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如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如辜胜阻等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尽管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从学术分科来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学者所作的，而这与农村人口流动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3.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干部由时期的给农民转为向农民要，因此，干部必须重建合法性权威，即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向群众负责；二是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着一定资源，由于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松驰，干部可能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化。为此，国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虽然上收到乡镇，但功能性权力却深入到基层。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在农村迈出的步子较大，原因是农村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村民自治的可控性较强。但是自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对村民自治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起初有人担心村民自治会削弱国家权力，引起农村的政治不稳定，这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长期处于试行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正式通过后，人们仍然存在疑虑，担心乡村民主能走多远。争议的存在促使争议各方都努力从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求于已有利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或证伪对方的观点，这种努力推动着村民自治研究的不断深入。

80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引发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大大推动了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探索，从而创造出以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并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也是20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另一伟大成果。

随着农村改革及其“扩展效应”，大大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通览80年代以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学科和方法的多元化。就学科和各自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纷纷介入，既考察宏观制度，也关注微观社区，既有学理分析，也有实地调查，同前一次高潮时期的研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的特征。但是，由于学术分工传统积累起来的深厚知识和相应的学科壁垒，使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不同学科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因而研究成果往往会带有明显的研究偏好乃至偏差。同时对方法论方面存在着的缺陷也少有明确的自觉和自省。

2.这一时期的研究经历了由政策选择向学理研究的转变。80年代前的农村研究大多属于政策选择，90年代后才进入学理的层次。其原因一是80年代学术界笼罩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问题。认为“学术本土化首先是一个寻找和确立知识‘主体性’的问题，它要求研究者不是盲目地信从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而是以知识社会学的态度分析和洞察所有知识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5](p182)二是一批学者从80年代的主义之争走了出来，进行问题研究和实地考察，认为外来的理论只能提供普遍性的法则和意义，而无法真正地面对和解读中国特殊的人案。他们努力面对中国本土的特殊问题，运用本土的经验材料，提炼出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理架构，从而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种学术觉悟在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具体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对历史的反思。主要成果是对的研究。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是林毅夫的研究。林毅夫较早注意到的问题。认为公社组织本是农民自愿参加的集体组织，可以进入，也可自愿退出。后者正是保证集体组织的活力所在。但公社组织事实上只能进入而无法退出，以致造成低效率。二是张乐天等人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告别理想——制度研究》。张乐天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背离了家族共同体传统，并最终导致家族共同体的瓦解。

（2）对现实的思考。核心是乡村变迁中的现代性和传统性问题。乡村变迁太快，对既有秩序进行了强力冲击。在此情景中如何进行乡土重建？在问题的探讨中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现代性取向。这种观点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全面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二是现代化可以从传统中挖掘有用的东西，即借鉴本土资源。

3.这一时期不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数量远远超过第一次高潮时期，而且在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上也有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吴怀连的《农村社会学》、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张乐天的《告别理想——制度研究》、张厚安和徐勇主笔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和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从第一个高潮时期的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和揭示乡土社会的特性，逐渐深入到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乡镇企业、农村人口流动、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心理变迁、农村传统文化、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各个方面。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日益引起国外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研究，目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总的来看，当前国外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领域广泛，可以说是一种多元化、全方位的研究。目前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运用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涉及中国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第二，研究人员日益增多，研究受到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研究中国乡村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和基金会及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9个单位进行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美国卢斯基金会出资支持美国一些学者进行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联合国也投入大量资金加强中国乡村干部的培训，推动乡村问题的研究。此外像美国卡特中心、和平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英国萨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等都展开了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总之，当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受到不同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乡村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第三，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尤其是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据我们所知，当前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乡村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到中国乡村进行过实地考察，有的在乡村一个社区驻住和生活相当长时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问题进行研究，如爱德华·弗里德曼就是典型。弗里德曼从1978年5月开始对河北省五公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在10年中他先后12次到中国，对这个村及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与数百名干部和村民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访谈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对我国建国前后20年的社会变革及其影响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国外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有：

1.小农经济的内卷化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黄宗智利用满铁资料和自己的调查，写了两部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以充足的史料为依据，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他进一步提出：“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Geertz）在研究爪哇农业时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过密型商品化”指的是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1979年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使中国农村真正走向现代化。

2.乡村经纪人观念。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之后，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是“赢利型经纪”，他们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一是“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的侵犯。“经纪人模型”注意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研究。近来，有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提出以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三层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版权所有

村居干部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社；治理结构；制度变迁；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64-06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由传统的带有行政性色彩的集体经济组织开始向具有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转变。转变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虽然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没有在全国大范围的推广，但是其作为适应农村生产关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在理论上，这种新型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基于此，笔者实地调研了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股份经济合作社，并从产权基础、治理结构、法律地位、组织绩效、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等方面对天乡路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农业中应用合作社的思想，最早是由Sapiro和Nourse两位美国学者提出的。后来该思想被应用到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等。

在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的生产队模式其实质就是政经合一的合作社形式。目前，国内学者对合作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合作社，二是股份经济合作社。下面分别给予介绍。在国内，郭红东、钱崔红（2005）综述了合作社理论[1]，而王军（2010）则综述了合作社治理问题[2]。赵鲲、门炜（2006）从组建主体、经营过程、决策权分配、作用目标、退出机制和财产组织形式六个方面比较了合作社与有效责任公司的不同点[3]。应瑞瑶（2006）以江苏省泰兴市七贤家禽产销合作社为例介绍了专业合作社成长的三个阶段：起步、规模性成长和纵向成长[4]。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2011）用Bootstrap-DEA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问题，认为纯技术水平、合作社负责人的企业家才能和成员的人力资本水平等是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关键因素[5]。一些学者还介绍了国外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如国鲁来（1995）[6]、刘文璞、杜吟膛、陈胜华（1997）[7]、苑鹏、潘劲（1998）[8]、杰克.尼尔森（2000）[9]、张刚峰、于薇薇（2003）[10]、冯开文（2007）[11]分别介绍了德国、瑞典、以色列、台湾、美国、意大利特伦蒂诺省、印度的合作社的发展经验。

与专业合作社不同，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它既具有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功能，又具有社区性质的社会功能。在我国，最早对现代意义上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做出理论解释的是蒋励、彭力（1992），他们研究了广东省出现农村股份经济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概括出来三类农村股份经济类型：集资新建的股份经济、集体经济改进为股份机制和个体、私营经济体参股集体企业，并认为农村股份经济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的一些特征[12]。芮黎明（2004）分析了无锡市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案例。他认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并且提出了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成功的几个关键环节：清产核资、设置股权、量化股份、制定章程、建立机构、分配收益等[1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09）分析了成都市温江区“两股一改”的案例，提出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仅仅是一种过渡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14]。孔有利、刘华周（2010）以江苏省的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为对象，从所有权、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三个角度剖析了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产权问题[15]。丁关良（2011）认为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的组织形式是一种可以适应我国当前农村地区情况的最好的模式，但是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内部治理、领导人监督和财产分配等问题[16]。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这一新兴组织形式的理论分析还是较多的，但是对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形成过程中的公平性、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对农民的收入增加影响等方面却鲜有人做详细的考察。为此，笔者专门调研了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天乡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并从产权基础、治理结构、法律地位、组织绩效、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等角度对股份经济合作社进行深入的剖析。

二、温江区“股改”的源起与发展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温江区作为成都市的“后花园”，也面临着两大转变，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为了及早实现两大转变，在借鉴宁波市江东区提出的“一化三改造”①经验的基础上，温江区政府早在2003年就在部分村社试点了“股改”，即农村资产的股份化改造，农村土地的股权化改造，其目的是为了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以便获得财产性收益；同时也为了尝试土地的集中经营，产生规模经济。

2007年，随着成都市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启动，温江区又进行了“产改”的试点。“产改”的主要内容是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颁证”。确权，一方面是对农村各类土地的确权，另一方面是对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对农村各类土地的确权主要是利用卫星等高技术测量方法对原来农村集体的整片土地进行测量，同时对农户所承包和使用的耕地和宅基地等进行了物理边界的确定。确权以后，不仅农民所承包和使用的土地边际清晰了，而且集体所有的土地比原来多出了几乎30%，这部分多出的土地被称为“未确权地”（当然，“未确权地”的处置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确权是对农村集体的资产，主要是现金、固定资产、债权的清理和量化。颁证，就是对已经确权后农民的耕地、宅基地和房屋给农民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利证书。

“产改”完成后，温江区政府又继续推进了“股改”，并明确提出了“两股一改”的改革方向。“两股一改”具体来说就是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即以队或者村民小组为单位，以农村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和“农龄”为依据对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净资产进行股份量化；农民的土地股权化，即以队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资格为依据对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权进行“折股量化”；转变农民身份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为社区方式，以创新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完善其治理结构。在“两股一改”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

（一） 集体资产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

在集体资产量化的基础上，将集体资产分级并打包，出租或出售给承包商进行集中经营。这些承包商主要是引进的一些外部老板，他们负责资产的经营，在规定的期间向发包的集体交付事先谈判好的租金。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万春镇天乡路社区的“国色天香”大型游乐园项目。为了综合利用集体资产和土地，社区在上级政府的帮助下引入了由置信集团投资的“国色天香”大型游乐项目。该项目主题公园占地千余亩，餐饮、住宿、文教等配套设施齐全，是国家“AAAA”级景区。在该项目的土地使用方面，政府采取了整片出租的形式，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合约中规定承租方交付的租金与实物挂钩——每亩地每年交付以1 200斤大米为基数，以当地商铺出卖的中等米的市价折算后的货币总额为租金。为了利用市场机制壮大集体经济组织，天乡路社区还在“国色天香”项目的周围进行了配套设施的投资，主要是一些经营性设施的投资，并鼓励周围的农民提供相应的餐饮和住宿等服务。

在集体资产股份化和土地股权化的改革过程中，改革者（政府官员和农民等）最深刻的认识是“产改”是“股改”的基础。因为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农民入股或进行土地流转的前提。

（二）创新集体经济组织形式

在“确权颁证”的基础上，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原则上以农民“自愿”入股为基础，在地方政府的倡导下，农民将自己手中已经量化的土地使用权和集体资产所有权入股形成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以天乡路社区为例，天乡路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10月。成立之初，有1 104户农户入社，合作社共有成员2 131人，农地153.22公顷（2 298.37亩）。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将土地集中起来后统一将土地出租给有资金和技术实力的土地承包者。目前集体经济合作社主要是以“组”，少量的以“村”为单位组织。土地的承包者承包的土地以种植花卉苗木为主业。股份经济合作社还将集中后的农户商铺（8平方米/人，共计3.6万平方米）和1.2公顷（18亩）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出租给金川公司。商铺的租金采取阶梯式定价模式，即第1年为5元/平方米，2年后为13元/平方米，此后每5年按5元/平方米·月的方式递增，租期为20年。1.2公顷（18亩）集体建设用地用来修建农贸市场，其所有权归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营权免费转让给金川公司。但是，金川公司需要每年向股份经济合作社缴纳18万元～33万元不等的土地使用权租金。另外，天乡路股份经济合作社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卫鑫公司，其主要负责绿化、物业管理等业务。

（三）创新农村的社会管理模式

具体做法是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实现农村向社区的转变。即在交通和地理位置好的地方统一建立居住区，按一定的规则分配住房给当地农民居住。在其过程中，农民需要放弃其宅基地来换取一定面积的房屋。政府负责土地的平整或置换，在连片的集体建设用地上引进投资项目或者是对外集中流转。按照每人8平方米的标准，社区还会分配商铺给个人，但是这些商铺一般是集中后由集体统一转租，通过向商铺的运营公司收取租金来向商铺的所有者分红。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不仅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即由村民转变为了市民，而且其享受的权利和公共资源也发生了变化，其可以实现自由迁徙，同时可以享受均等化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农村变社区的过程，改变了传统的农民经社合一的管理模式，实现了社会管理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分开。社区委员会专司社会管理职能，而股份经济合作社专司经济职能。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决策上的独立性、自由性，防止农村基层政权对其进行过分干预；有利于实现社区公共物品的集中供给，增加公共品供给的数量，提高公共品供给的质量。

三、天乡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结构解析

温江区“两股一改”的亮点之一是创新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形式，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在股份经济合作社中，主要有两种入股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农民以手中的农地使用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将集中起来的土地进行流转，流转的方向主要是引入外来的农业投资者。第二种形式是农民以所有的集体资产和商铺的所有权入股，形成资产型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集体资产和商铺的管理、招商引资或者再投资等。这两种类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往往是合二为一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有什么特殊之处？在表1中我们列举了天乡路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一些结构性特征。接下来我们将结合表1的部分内容和现实情况对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展分析。

（一）组织形式

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基于农民的资产和土地入股而形成的新型经济合作形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因为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是以“公共公有”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民只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或者是使用权，他一旦退出集体，则集体可以自动收回其土地使用权。而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以“按份共有”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实行按份共有，农民可以在相关的制度约束下自由行使进入和退出的权利，其本身的土地使用权不受损害。从“共同共有”向“按份共有”的转变真正体现了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有利于农民依靠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其经济上的选择权和收益权。

（二）治理结构

为了完善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一般会选举成立议事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其中议事会负责合作社重大事务的决策，监事会的职能是监督议事会成员的决策和执行行为，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则负责集体资产的管理工作。权力分立和制衡型的治理结构设计有利于防止行为的发生，也有利于合作社决策的科学性和分配的公平性。另外，为了防止公权力的干扰，“三会”里一般不允许现任的村干部参与。

（三）法律地位

股份经济合作社不属于现代的公司制形式。现代公司一般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主体，其设立需要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并需要承担缴纳税收等义务。股份经济合作社不具备法人资格。由于涉及到破产等问题，目前法律也不允许此类组织在工商部门登记获得法人资格。股份经济合作社虽然从传统的政社合一的集体体制下解放了出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但是却没有取得合适的法律地位。温江区的做法是依据在技术监督局备案的农村集体组织的原代码进行登记，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然后利用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土地和资产等注册成立公司（如卫鑫公司），取得法人地位。虽然通过这样的迂回方式，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成立公司取得了法人地位，可以实施民事行为，如可以利用其资产进行抵押或者是贷款，但是破产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他们的难题。因为农民的土地经营，国家法律是不允许其进行破产清算的。由于不拥有资产独立的所有权，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实践中最大障碍就是法律没有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人格。

（四）分配问题

股份经济合作社中涉及到三类分配问题。首先是合作社初始成立前的集体资产的分配问题，它涉及到集体资产的量化、作价评估和分配问题。为了实现初始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天乡路社区的做法是聘请外部的中介组织进行集体资产的评估，由议事会等自治组织进行分配方案的决议。其次是合作社运行中收入的整体分配问题。为了保证入社农民的收益权，也为了实现集体经济合作社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从整体上设计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在万春镇天乡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年收益一般会分为积累和分配两部分，各占50%。积累部分主要用作公积金（30%）、风险基金（20%）等；分配部分作为“股利”分配给农民。积累部分是为了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性作风险准备，而“分红”则是为了满足农民入股的原始动力——增加收入。再次，“股民”的收入分配问题。合作社的收入来自于经营性收入和资产等的租金收入。依据农民所占的土地股份和资产股份，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民”每年可以获得分红收入。

（五）绩效问题

衡量一种组织创新或制度变迁好坏的标准，要看其绩效如何。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在农村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组织创新。这种组织方式把经济组织从经社合一的传统农村集体体制中分离了出来。这既有利于土地、人力资本、资金等要素的集中，也有利于转换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体制。制度和组织创新会释放出一定的生产力，如农村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前五年就释放了较好的生产力，农业生产绩效显著。天乡社区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分析，在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新体制下，成立了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小区物业的管理，成立了租赁公司负责集体资产和土地的管理和租赁等事务。在天乡路社区近几年的情况是平均每人每年的资产收益可以达到3 000元左右，土地租金收益每人每年平均2 000多元。目前，从该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营的情况来看，其经济绩效是相对较好的。

虽然股份经济合作社不在受传统集体机制的制约，但是其仍然会受到地理位置、市场等要素的约束。以土地为例，由于存在级差地租，城市郊区的土地价值相对较高，容易流转，也容易获得较高的土地租金。而纯农村地区，由于距离城市较远，其土地潜在价值相对较低，大规模流转相对困难，流转的收益也相对较低。集体资产的流转效率和收益一般也与距离城市中心的物理距离具有一定的联系。在城市近郊的村子，其集体资产容易整体出租，可以获得较好的收益，而距离城市中心远的村子，其集体资产的流转相对要困难，其收益也会相对较低。

（六）与专业合作社的异同

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专业性的合作社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在调研中一直追问和企图找到答案的一个问题。目前在全国各地兴起了各类合作社，如花木合作社、养殖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组建的自治经济组织，负责农业相关领域的生产、销售、信用合作以及服务等环节，目的是为了实现成员间技术、销售等方面的互助合作，共担市场风险等。专业合作社是以私人产权为基础，具有行业性质的经济合作组织。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以“共有”产权为基础的，以农民自身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资产所有权入股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股份经济合作社实质上是以“共有”为基础的具有社区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它摆脱了传统集体经济体制中“公有”的虚无性，而实现了“按份共有”的成员权和收益权等权能。目前，天乡路社区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主要以组和村为单位进行，为了壮大经济合作组织，增加其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该区领导设想以后要组建农村组与组之间、村内、村与村之间的更大规模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规模经济范围在哪儿？效率边界应该是值得考虑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不设置相应的制度性“制止”装置，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助推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规模，可能会掀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革的“”，使得入社的农民遭受福利损失。

（七）与政府的关系

温江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除了农民的自愿和自发行为外，背后最大的推手是地方政府。启动“股改”和“产改”最先是由地方政府发起的，所有的改革思路也是由地方政府设计的。虽然“确权颁证”和“两股一改”都是在尊重农民意愿和农民积极参与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但是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既扮演了改革设计者的角色，也扮演了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地方政府设计了改革的思路、目标、路径等；也在改革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任务，如聘请中介性质的资产评估专家，解决改革中的司法困境，监督各个村组改革过程的公平性，搭建组织服务平台，整理和归档各类资料等。可以说，“两股一改”完全是在地方政府“精心呵护”下进行的。那么地方政府推动这项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是地方政府中的政治精英自觉自发的行为？还是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和激励机制的延伸作用？还是地方政府在此项改革中有获益动机？复杂现象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多重的。有获利的动机并不可怕，因为有激励地方政府或者是官员才会有动力去推动此项改革。可怕的是，地方政府或官员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出台“剥夺”农民长期权利和利益的政策。一个具有决策权的利益集团的短期行为可能会导致其他利益集团，尤其是弱势集团的未来收益受损。因此，在此类改革中既要设计好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推动改革，又要设计好“预防”和“监督”机制防止地方政府实施损害农民成员利益的行为。

（八）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组织方式

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不是一种终极形式的经济组织方式？不是。因为它只是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②。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农村人口会逐渐从农村转入城市。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农民的股份如何处理？即他所拥有的土地、集体资产等如何转让？他如何退出集体经济组织？他退出后收益如何保障？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制度创新。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农民融入城市生活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会对入股的土地使用权和集体资产所有权产生转让的意愿。如果正式制度允许，这种转让会顺利发生。随着转让数量的增加，股份经济合作社中成员会逐渐减少，或者是成员结构会发生变化，如出现股份集中趋势，进而出现大股东。继续向前演进，股份经济合作社会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如引入外来股东，向着现代股份公司制方向发展。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目的，需要适应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进一步制度创新。

四、“股改”与农民的收入问题

（一）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

在农村制度改革中，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制度创新，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在温江区的“两股一改”中农民的收入情况如何呢？我们仍然以万春镇天乡路社区为例来做一个比较说明。股改后，天乡路社区居民的收入主要有五部分组成，一是入股收入，主要是保底收入+分红，现在人均可以达到3 000多元。二是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农民个人所有财产所获得的收入。三是打工就业性工资性收入。土地集中后，农民可以就近打工或者是在外地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四是经营性收入，主要是指农民自己经营农地的收入。五是补贴性收入，主要是耕保基金等补贴，其中耕保补贴一类地是360元/亩·年，二类地是270元/亩·年。五种收入加在一起，该区农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中，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人均收入分别为6 500元、9 545元、10 008元和12 028元，可以说农民的人均收入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温江区“两股一改”中比较好的一种作法是在农民的土地和集体资产“入股”后，强制性地为其购买了一系列的保险，尤其是社保。这样可以确保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市场风险，农民的生存不会受到威胁。

（二）农民收益的可持续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和经济组织变迁的目的实质是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温江区“两股一改”后，新的制度和经济组织从某种方面说是把生产力从传统的集体经济体制中解放了出来。如前文所述，“两股一改”后农民的收入来源从传统的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又增加了一项——股份红利收入。农民从自主经营土地的村民变成了依靠土地财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社区居民。从土地和传统耕作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外出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或者经营工商业获得利润。在此过程中，农民的短期收益是提高了。那么农民收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农民的土地集中以后，其收益主要来源于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土地和资产集中经营或出租的收入。既然是市场化的经营或者是出租，就一定会存在市场风险。如果发生市场风险，如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经营状况不佳，入股农民的收入如何保障？其实，农村土地和资产完全市场化运作后，农民收入主要依赖于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营和发展状况。“社荣，民富”，只有股份经济合作社运作良好，入股农民的收益才能得到保证。那么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成为了决定“入股”农民能否获得可持续性收入的关键。

另外，农村居民的生存保障机制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在当前的一系列农村经济组织和制度创新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土地集中和居住集中等强制性措施来搞“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这一过程中往往违背了农民的意愿，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在考虑增加农民短期收入时，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可持续性生存问题。如果在有限范围或者是区域内，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农民不能实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强制性的土地集中势必会危害农民的生存利益。天乡路社区的土地集中和集中居住是在区域范围内第三产业（国色天香大型娱乐项目）和工业发达（临近成都市多个工业区）的客观条件下以及农民实现了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效果很好。但是，处于偏远的纯农业地区，强制性的土地集中未必合适。也许，因地制宜才是土地规模经营和实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理念。总之，无论是土地集中经营还是搞现代农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在保障农民可持续性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可持续性。

五、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股改”中初始均等与过程公平的问题

在温江区的“两股一改”中，农民和地方政府都特别注重“初始公平”和“过程公平”。因为要使改革的路走得更远，号召更多的人参与改革，一是要体现改革的公平性，二是要体现改革的潜在收益。在“产改”和“股改”中，为了体现公平性，政府引入了外部的中介机构来负责资产等的测量和评估，股份的分配方面实施了均等化的原则，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中排除了现任村干部或社区干部担任议事会和监事会中成员的可能性。

改革初始和过程的公平性是人们参与改革的“保健因素”，即如果不公平，人们不会参与这项改革。改革的潜在收益是人们参与改革的“激励因素”，即如果改革的潜在收益远远小于不改革的收益，那么人们肯定不会参与改革。所以坚持了“公平性”是温江区“两股一改”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关键。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设计相关制度防止村干部多占和“公权力”的介入，保证公平的持久性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未确权地”的处理问题

温江区在“产改”中出现了一些未确权地，即除了确权给各户的耕地和宅基地以外，出现了一些以前就未确权的农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原因是在确权的过程中，采用了卫星测绘和其他的先进技术，农地的实际面积增加了大约30%左右。这些新增加的农地如何处理？目前政策法规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地方政府的意愿是想将其转变为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土地整理和指标置换等形式形成整片土地，然后出租或者是出售。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未确权”的土地是不是可以作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土地储备”，通过出租或入股来让农民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收入呢？如果这些未确权地被地方政府直接拿去出售或者是转为工业建设用地，那么相当于剥夺了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土地财产权利。

（三）“股改”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可持续性问题

温江区的“两股一改”一直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通过宣传、示范等方式鼓励农民参与其中。这种自上而下的农村土地和经济组织制度变迁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点是可以提高制度变迁的速度，通过一定的政治措施使得某项制度在大范围内推广。但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可能会违背参与者的真实意愿，发展成“制度运动”。因为由政府发动的制度变迁往往会演变成制度强制。如何在政府发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尊重农民的意愿，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这需要设计一种法权和制衡的参与式治理机制。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持制度运行可持续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推动的，如果制度建立起来后，政府的“有形之手”撤出，制度会不会继续有效地运行？如果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和农民的真实意愿和切身利益相吻合的，那么当制度变迁的倡导者——政府撤出后，制度仍然能够持续运行。如果强制性制度变迁是违背农民意愿和切身利益的，那么当地方政府撤出“有形之手”后，制度就可能成为“坏的制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56年以后的农业互助组到合作社和农民公社的制度演变过程，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违背农民的真实意愿和客观经济规律而遭受失败的例子。所以，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必须尊重制度运行的真正维护者——即实际的收益或受损的主体。

（四）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创新问题

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创新的一个缩影。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股份经济合作社完成了农村集体资产 “公共共有”向“按份共有”的转变，真正实现了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成员权，明确了其在集体经济中的部分剩余索取权。股份经济合作社还实现了产权，尤其是土地使用权由“分立”向“联合”的转变，既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具有了现代股份公司的一些特征。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创新尤其是商业组织的创新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果要想激发经济发展的潜力，就需要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唯有多样化的创新，才能破除农业发展的瓶颈。一项制度或者是组织创新，其效果如何需要实践检验。当被实践检验了是正确的和有生命力的制度和组织创新，就需要国家调整相关的制度约束，给予其发展的空间。因为改革和创新要想取得稳定性的效果是需要法律作为保障的。

注释：

①宁波市江东区的“一化三改造”主要是宁波市江东区自2001年以来实施的撤村改居、股份合作制改革、旧村改造，实现农村城市化，统称“三改一化”。

②由郭晓鸣负责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分析“两股一改”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详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成都“试验区”建设中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创新——以成都市温江区“两股一改”为例，《农村经济》，2009年第9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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