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加工厂考察报告范文

工地加工厂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PLL01型155毫米加榴炮是国内研制的第一种采用西方技术的北约制式的大口径火炮，它是我国开始摆脱苏联火炮发展体系，逐步走上独立自主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的火炮研制和理论体系的开端。周燕生（中间者）作为该系统的总设计师在早期的消化、吸收、创新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广泛与国外接触的黄金时期。部队考虑如何改进武器技战术水平，增强国防实力，工业部门则渴望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引进先进研制手段，加速实现科研、生产现代化进程。但当时我们面临欧美各国对我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政策等诸多不利背景。恰在这时，以布尔博士为首的英国A公司推介他们开发的GHN-45型155毫米加榴炮及其生产技术，钻了欧美等国的空子。我方经过洽谈、考察，最后与外方签订全面转让合同，开始引进其火炮样品、研制技术、生产设备，同时对我国火炮工业各厂原有科技、生产线进行改造程。

引进过程

155毫米加榴炮系由名气不大、美国人布尔博士主持的英国A公司研制完成，生产一批售出，又转交奥地利改进、批产（型号为GHN-45型155毫米加榴炮），开始向国际上销售。

布尔博士是工程技术界的传奇人物之一，是个博学多才且具有超前思维，敢于创新的火炮专家。他在火炮研发事业中永不停步，持续推陈出新，极具独创性，直至被人暗杀身亡。早期他在加拿大搞个射程超远距离火炮，又名探空炮，想利用其击落导弹（我国亦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钱学森领导下进行过与此相似的项目，我厂曾为其加工过超长的身管），后因故被美国判罪。出狱后布尔博士奔赴英国，在他的探空炮技术基础上，在炮弹结构上开发了底部排气技术，大幅提高火炮射程，与当时国际上同行的火箭增程弹相比，具有不减少弹丸威力和易于控制散布精度的优点，他同时改进、发展了155毫米火炮，获得一些国家的认可和订货。在洽谈时，我与他多次面谈过，感觉他的确是个较全面的火炮专家，知识面广、思维缜密，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属于勇于奋斗，精于钻研的一个人，值得我们学习，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他当年的技术报告记录。但此人也有软肋，那几年他几乎成了国际火炮市场上的风头人物，不断扩张研制项目和产品，甚至把推销和研制绑在一起，推销还不成熟的在研产品，在客户那里继续搞研制，即使已经成批生产的产品，配套的技术资料也很不讲究，粗糙低劣。如他按照合同提供给我们的工艺资料极不完整，几乎无可借鉴的价值。他经营的A公司里的科研团队，据我们观察，除他以外没有几个人技术专家，大多数人不是水平一般便是临时招聘起来的人，作为搪塞客户的手段。顶尖的技术专家兼精于推销的商人，这也算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特色。 在奥地利某工厂参观精密加工设备（左三为周燕生）

1981年7月，英国A公司的主管来华，向我方介绍该公司研制的GHN-45型155毫米加榴炮的技术和产品情况，提出合作的意愿和建议。同年9月22日，张爱萍副总理批示有关引进的报告，同意与该公司继续接触谈判（即922工程的由来）。1982年秋，兵器工业部的北方工业公司及有关单位人员与该公司主管直接晤谈，由其介绍该炮基本技术状况及西方火炮技术发展现状信息，探讨我方引进的可能与方式，我受邀参加了这个活动，直接听取他们的讲解。1983年，我方先后派出火炮、弹药、引信、火控系统和院校专业人员去奥地利B公司等厂家，对该公司生产的GHN-45型155毫米火炮的生产技术及配套产品作全面考察;我参加了以李洪昌为首的火炮组考察谈判，并购进两门样炮和部分零部件，于国家靶场进行了全面考核试验，深化了对该炮性能的了解，写出考察报告，提供军方和领导机关参考。1984年12月，北方工业公司与英国A公司和奥地利B公司签署火炮全系统技术转让总合同，合同规定A公司提供生产图纸，完整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国际标准，生产工艺过程及所需专用工具图纸;此外，A公司根据选定的项目，提供检测和试验设备，包含液压试验台等。B公司提供生产所需全部技术资料，包括图纸、技术规范和工艺资料;负责订购数控加工中心、数控车床、三坐标测量仪焊接工作台和编程站等;提品毛培及成品零部件;负责我方技术人员到奥方或提供设备的国家厂房进行培训实习，派专家到我厂负责设备安装与调试。在较完整、全面包括生产所需软硬件项目的合同规范下，实质性的引进工作正式开始。此项目由东北地区各厂参与引进，唯原来将火炮部分交华北一工厂负责。后经我出面利用多个场合以地区配套原则和生产技术特点等理由据理力争，1983年夏，部里最终决定改由我厂负责，同时贯彻技术责任制，任命我为全系统的总设计师，兵器科学院火炮处吴景忱处长任机关主管工程师，组织、协调各厂的引进工作。 周总（右）在火炮生产现场 周总向来厂视察的兵器部原副部长唐仲文（左三）汇报155毫米火炮引进、消化、吸收工作情况

与此同时，我们派出多次考察团组对GHN-45 155毫米加榴炮在奥地利的生产线进行较详尽的考察了解，其中有火炮厂、身管坯料加工厂、铸锻工厂、液压管件加工厂、火炮试验射击场以及火炮专业测试仪器研究所参观考察，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条生产线技术、装备属于国际上先进水平，实行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生产模式。其中如身管加工采用旋转锻造机，内外部一次成型，具有极高的效率;液压管件厂采用数控机床加工，精度高，有一套液压测试专用装置保证质量;特别是测试仪器研究所，人员不多，却能巧妙利用科学原理研究发展出多种国际上先进的测试仪器，如弹道测试仪等，体现了围绕火炮研发开展多项先进技术与仪器开发的能力，真是令人赞叹。对工厂的考察增加了我们引进该项技术的信心。

1984年年底开始，我厂陆续接收到对方交付的技术资料，开始消化了解具体内容，着手装备国产化工作，以便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引进与仿制。1985年开始，我厂按照合同安排，派出几个团组到奥地利和生产机床设备的德国工厂等生产线上接受技术培训和设备验收工作，同时组织厂内技术人员做加工、试制各项准备工作。

火炮的试制工作分三步走，1985年9月完成弹道炮，利用我厂现有设备和130毫米加农炮的炮架，攻克加工工艺，提供给弹、药厂进行引进产品的弹道性能试验;1986年7月，根据外方提供的产品图纸，研制出初样炮，攻克了高强度钢板焊接等部分加工工艺;1987年，我们对进口图纸做了完善与改进，通过评审，进行部件、配套件、原材料和技术标准国产化的转化工作，利用已安装完成的进口加工设备，研制出正样炮，进入摸底和设计鉴定试验阶段，1987年11月，得出该产品满足使用要求的结论意见。我厂为“8910工程”生产出一批该火炮，准备参加40周年大庆阅兵典礼。与此同时，工厂继续努力解决一系列加工技术关键，完成全部国产化目标，并配合协作厂技术攻关。在1989年以后，到多个国家进行表演，开拓军贸渠道;1990年9月，获总参、国防科工委批准定型;1995年，获兵器工业总公司部级技术进步二等奖。

通过参与155毫米加榴炮的引进、消化工作，我厂的设计、加工水平获得大幅提高，生产线上的一些设备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对先进技术如身管自紧技术、三坐标测量等专业技术的掌握列国内前茅，工厂经过此番技术改造，生产线的面貌焕然一新，进入了全新的现代化的时代。 周总正在向外宾讲解火炮身管的加工过程

技术改造

155毫米加榴炮这个引进项目的终极目标是火炮专业工厂的技术改造。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一是技术引进，即火炮设计、生产技术的引进，提高火炮整体技术水平的整套指导技术文件资料，包括产品技术条件、产品图纸、设备要求及明细、工艺资料技术标准、试验考评报告、计算书等，属于软件领域;二是在引进产品资料的同时，需要相应地对工厂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进口先进加工设备或生产线，建筑新厂房，改进扩充工作地环境，实现研制和生产线的现代化，使先进的技术物化到产品中，保证产品达到先进水平，属硬件范围。国家为此投入的技术改造资金一部分用于支付技术资料等软件费用，大部分则用于兴建符合要求的新厂房，购买先进加工、检测设备和一些必要的非标准设施等实体可以看得见的项目。根据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下达的统一的技术改造计划，在硬件方面新建总装配厂、搭建铆焊厂房、计算中心楼;改建炮身加工厂房、改建加工中心厂房（利用新建的科研加工基地）、扩建铸钢厂房，改建精铸厂房、改造冲压下料、热处理工房等建筑;从奥地利、德国购进加工机床和非标准设备30种、40台套。

我厂即按此统一部署，组织精兵强将落实此任务，由吴乃胜负责产品和冷加工;郑永源负责热加工并统揽技术改造的规划和实施，负责与搞建筑设计的第六设计院联系;郭景飞负责设备安装等三位副总工程师分别组织领导，具体实施。这三位不负众望，认真负责地执行任务，完满完成所有工作。生产工艺方面，将原品图纸国标化，对比原供的多国技术标准简化为GB或ISO，编制出国产化工艺规程，制造专用工装等，并提出若干技术关键如炮身自紧、炮闩上的开口环、高强度钢板焊接等，并组织攻关工作。硬件方面，我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技术改造资金，建造新总装厂房、改造炮身、铆焊、精铸等原生产线，消化提供的安装图纸及有关机床性能资料，调整工房布局，设置加工中心车间以集中安装进口新设备，并便于管理，做好机床地基、风、水、电气管线等隐蔽工程的铺设和调试以及最后验收的准备工作，培养一批编程人员组成编程站，准备独立编制加工程序，建设专用的计量工房，为安装精密的三坐标机创造密封、恒温、恒湿的工作环境等。软硬兼施，软硬结合，使整个技术改造工作做得井然有序，稳妥顺利，按时或提前进行试生产，如包括机械加工、表面处理和热处理工艺的身管自紧生产线，建成后一次试加工成功。包括软硬件技术的两台高精度三坐标测量仪，异常顺利地开始运行。大家都认识到，所做的一切关系到工厂的进步与发展，故整个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准备充分周到，实施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差错或失误，按计划完成安装、调试以及验收任务，使新设备从1986年开始陆续试车投产，至1988年全部参与正常生产，并掌握了生产技术、操作编程、产品检测、设备运行与维修管理的专业本领，赢得1986年来厂指导安装的外国专家们的赞许，并于1988年工厂技术改造项目全面完成后，成为本行业中首家具备先进生产技术的企业，在一些专业技术上位居同行业企业中的前列，许多项目均取得优越成果和丰富经验，特别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验，然后有所发展提升，而获得领导机关好评。 我国在中东某国展示155毫米牵引炮（右三为周总） 155毫米牵引加榴炮被列为“8910”阅兵工程中的一项，图为周总向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汇报火炮研制情况

引进中值得回味的体验

几年的技术引进工作取得了成功，总结起来，有几点值得回味的体验。

以我为主，不等不靠 我们认识到，技术引进不等于简单的代换，要达到把它最终转换成我国自己的东西，为我所用的终极目标，我们发挥了自力更生精神，一切从自身条件和远景追求出发，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

按合同交来的资料极具西方特色，技术标准多样，物资供应渠道繁复。我们对提供的资料中除必要体现其先进性的少数项目外，按照我国实情和资源情况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制，令对方的资料、指导人员按照我们的节拍和物质基础开展工作，争取到了全盘主动，及时为我们的仿制进程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对于填补我国技术空白点的技术都毫无例外地予以保留。例如，我们保留对方提供的身管胚料成分、冶炼、锻造的专用技术标准，并与钢厂协调完全按其标准试制生产，试制出来的胚料材质、工艺过程和加工质量完全符合技术标准;架体焊接结构所用的高强度合金钢板，也按其技术条件要求鞍山钢铁公司试制，试制样品经我厂焊接工艺和强度试验过关后，落实了供应链;对于身管机械自紧工艺，我们把机械加工、校正、表面处理、自紧设备及工艺、紧后热处理等全部工艺及准备工作，列为引进重点，一丝不苟地在厂内落实。

在舍的方面，如上下架结合所用的座圈大直径滚珠轴承，原资料注明需在欧洲工厂采购，我们在国内走访、调查多个厂家，终于在江苏一家工厂落实了生产供应关系，试制出的轴承完全满足使用要求。

学习中要有鉴别，不能囫囵吞枣 我们引进的产品总体上是先进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部分、内容都必然是先进的。

西方的军工企业没有我们从苏联学来的军方制定装备规划，武器战技要求、试制、试验、鉴定、定型等一系列控制军品的质量、性能水平的严谨程序;在他们那里的产品没有鉴定、定型之说，产品即使销售出去了，也可以随时应买主需求，改进设计、提高性能而不受拘束。可以说，从开发到使用阶段他们产品的不规范性、灵活性很大，他们的技术文件也是如此，没有一套经过严格审定的固定下来的资料。而且西方企业随市场供应形势，其所经营项目经常变换，从业人员也不固定，双方选择的结果使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技术人员可以多次跳槽，在不同专业领域工作或长或短时间，因而专业性不强，这又与我们那时一锤定音，一业终身的国情截然不同。我们在引进时，注意到了他们与我们的重大差别，告诫大家决不能认为舶来的东西毫无瑕疵而盲目迷信，必须毫不松懈，做认真的鉴别工作。

外事中要防止吃亏上当 例如，对引进的产品图纸资料，我们不厌其烦地亲自上阵，一页页地进行评审，反复核对其批准手续是否完备，比照零件失误鉴定它的可靠性，各零部件之间连接是否确实，产品图上所标出的与实际技术标准是否对应等都认真处置认可后，再复制出我厂自己的文件。

我们发现A公司提供的工艺资料看似一箱装着厚厚几个巨册，数量极为可观，但翻阅后却发觉这些技术资料都是该公司首次试制初样品时编制形成的，编制时工作草率、没有必要的审查与签字程序不说，所选用的加工设备杂乱无章，工艺装置资料毫无参考价值，而且没有经过批生产时间考验，看来完全是拼凑起来的伪劣假货，根本不是成熟的工艺技术资料，我们如用来研制，只能起误导作用。更为可气的是，他们派来指导试制的一批工艺专家来厂后，我们在与这些“专家”初步接触后发现，这些人都是临时招来充数、混饭吃的食客，很多人没有在火炮厂工作过，根本没有能力指导试制加工工艺。我们忍无可忍，当面不客气地提出全部辞退，同时批评该公司的违约行为。几个事件后，他们发现中国人并不是容易欺骗、不是好惹的，出现违约事故，他们要承担金钱和信誉巨大损失的后果，我们态度越强硬，他们的态度反而会老实很多。

所幸的是，B公司与我们的合作令人满意。出自B公司的产品图纸资料，经过审查证明可信度较高。B公司驻厂负责人态度冷静、服务周到，他们提供的技术资料质量也较好，基本无可挑剔，我和他一直互敬互信，友好相处。B公司派来的数控、身管自紧和焊接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在机台工作的工人确有真才实学，牢靠掌握精湛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给他们以礼遇和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自然也乐于助人，毫无保留地把关键的技术知识传授给我们，为我们很快地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创造良好条件。

先易后难，仿制工作三步走 我们的产品是仿制苏联30、40年代产品而成的，我们生产线则是50年代建国初创时期建立的，30多年过去，我们的加工手段，包括工房、加工设备以及管理体制都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要在技术引进过程中成功转变绝非易事。面对产品工艺先进而我们的新设备还处于安装过程中的过度、交接阶段，我们采取先易后难，各个击破，分三个阶段实施仿制工作的策略。

第一个阶段，以我厂原有加工条件按需要部分调整改造后，利用59式130毫米加农炮炮架，于1985年9月完成口径155毫米的弹道炮，为弹、药、引信厂先期研制提供试验平台。

工地加工厂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刘锡田是山西人忘不了的水利专家。

历经坎坷年少时

1920年12月31日,刘锡田出生于北京,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的祖籍在山西省汾城县(今襄汾县)南高村,祖父刘笃敬是山西清末民初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其家族号称“南高刘家”,曾经富甲一方,后来家道中落。刘锡田三岁时父亲刘焕之即溘然离世;12岁时母亲也离开了人间。父母亲的早逝让刘锡田童年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戛然而止。不久,刘锡田兄弟姐妹几人告别了团聚的日子,各奔东西。刘锡田开始了跟随远房哥哥刘锡嘏(字公纯)上学读书的日子,这段读书时光成了他一生重大转折的开始。

刘公纯比刘锡田大20岁,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任教于北平汇文高中。刘公纯本人治学严谨,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刘锡田期望很高,要求也很严格。他希望刘锡田走上文科之路,为此,不仅自己给刘锡田教授文学和书法,还请了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熊十力先生给刘锡田讲述古文,这为刘锡田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成为他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具有浓郁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氛围的中法大学附属高中读书的过程中,刘锡田深受物理老师朱兆雪先生的影响而喜欢上了工科,一步步踏上了“科学救国”的征程。

少年求学阶段的刘锡田与祖国一起走过了苦难深重的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目睹了许多东北的青年学生背井离乡流亡到北平所过的悲惨生活,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因为落后软弱而沦亡的痛苦; 1935年12月9日,他参加了北平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活动,深刻地体会到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尊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序幕。为了不做亡国奴,刘锡田兄弟跟随大批难民被迫离开了抚育他成长的古都北平,开始了逃难生活。不幸的是,在抵达天津火车站的那天晚上,恰遇日本人在车站设置关卡盘查,刘锡田因提着三哥的药箱装作卖药的被放行,但大哥刘锡永却被日本人扣留,而这一别就是漫长的40年,相见时已然两鬓如霜……几经周折,他们过济南,经山西,最后到达西安。

当刘锡田来到西安时,孔祥熙创办的铭贤学校为躲避侵华日军的铁蹄也从山西搬迁到西安。经学校校长贾麟炳先生的介绍,他进入铭贤高中三年级学习。 1938年日军逼近风陵渡,对西安进行狂轰滥炸,学校迫不得已疏散到陕南重镇――汉中,刘锡田随之前往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在汉中他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被西北工学院土木系录取,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抗日战争期间大学生活十分艰苦,西北工学院教学和住宿条件都非常差,实验室基本没有,测量仪器不够用,图书馆的参考书也很少。所用的原文教科书、计算尺和绘图仪器都需要千里迢迢从昆明购买;晚上没有电灯,为了节省蜡烛以延长学习时间,往往是三个人点两支蜡烛凑在一起学习看书;没有墨水,就用紫铅笔芯泡成墨水。伙食则是大米和水煮白菜,而且还经常吃不饱。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之照明条件太差,大学二年级时,刘锡田得了严重的眼疾,几乎为此而停学。虽然学习和生活条件无比艰苦,但西北工学院的教师队伍师资力量相当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这让刘锡田受益匪浅。

初干水利遇良师

在西北工学院毕业时,刘锡田应老师的推荐和邀请而奔赴贵州参加黔贵铁路建设,途经重庆时见到了三哥刘公纯。因他与当时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薛笃弼是亲戚,薛笃弼介绍刘锡田到重庆歌乐山全国水利委员会参加了工作。他被分配到了水利示范工程处,任务是利用四川省丰富的水力资源,示范推广小型水力发电站、水动力加工和抽水站工程。在那里,刘锡田遇到了他人生中伟大的导师――曹瑞芝先生。

曹瑞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近代山西水利的奠基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浓厚的创新意识。曹先生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水利工程和水利机械专业,曾先后在晋、豫、鲁、陕、川等地从事水利工作。1927年曹先生在河南、山东沿黄河干流上利用河高地低的特点,创建了一批虹吸管淤灌工程,使黄河两岸的盐碱地变成可灌溉的肥沃良田。1932年,曹先生应扬子江水道政治委员会邀请,参加了我国第一支长江三峡勘察队,写出了长江三峡第一个开发计划,比美国垦务局专家萨凡奇对三峡的查勘早了十多年,打破了长期以来许多人以为开发三峡的计划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的误传。1938年,他在四川发明创造了木制水轮泵、水力筒车等水利机械,利用自然水力能源在干旱贫瘠、无电力的丘陵山区实现了自动灌溉。

与曹瑞芝先生的相遇相识,不仅使刘锡田在水利事业方面得到很大帮助,而且,他的信仰、婚姻等都得到了这位智者的指导和影响。后来,曹瑞芝的二女儿曹素滨与刘锡田相识、相知、相爱,事业共勉,携手一生。刘锡田本是学土木的,但在曹先生的影响下,却确立了一生献身水利事业的远大志向。在曹瑞芝先生的带领下,他参加了修建杨公桥水利机械试验场、达县阁溪桥、遂宁石溪寺两处低水头水电站,并参加了北碚高水头、小流量冲击式水轮机水动力加工厂等的建设。

初入水利行业时困难之多难以想象,但每一次遭遇困难时的不妥协,每一次与其他水利工作者并肩作战、克服困难时的喜悦,每一次完成任务时的激动,每一次征服险山恶水时的自豪,时时激荡着刘锡田年轻的胸怀,这不仅让他感受到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的骄傲,也为他后来成为山西水利事业的中坚力量做了坚实的铺垫。在与曹瑞芝先生一起参与水利建设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曹先生对水利事业的虔诚,也找到了他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方向。

赴美留学归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锡田在重庆先后参加了清华大学和教育部主办的公费留学考试,因感觉考试成绩不理想,刘锡田对出国留学没抱太大希望。谁知在随全国水利委员会第224测量设计队回山西工作时,却收到辗转投递的美国密执根大学留学通知书。1948年8月,刘锡田乘船赴美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根据国内实际工作的需要,他选修水力发电、水工结构、水文分析等方面的课程,同时为了进一步夯实基础,他还选修了复变函数、向量分析等高等数学课程。作为一名穷留学生,课余时间他还要在学生食堂做工挣钱,以补充生活和学习经费。后来,经教授介绍,他参加了水工模型试验和水文计算工作,这不仅让他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还使他学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锻炼。

刘锡田等人在校外所住的出租房的房主是黑人,刚入住不久,就有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住在黑人户主的房子里,白人同学是不会到你们这里来的。”在美国,黑人不能去理发店和饭馆,看电影不敢坐在中间……亲眼目睹种种种族歧视现象,刘锡田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

在美期间,刘锡田没有学会开车也没学会跳舞,闲暇时间几乎全部用在学习和吸收知识上。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他还参加了密执根大学中国学生读书会,在远隔万里的太平洋彼岸读到了许多进步书刊和原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对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科学论述及其明确提出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使刘锡田深深折服,感叹 “如拨云见日,为新中国的美好前景所鼓舞”,坚定了他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的信念。

经过一年的勤奋学习,1949年5月11日,刘锡田拿到了密执根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学位。他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在美国找工作,一是立即回国。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环境对一个孜孜不倦寻求进步的青年人是最好的诱惑,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自己当初的选择时依然毫不后悔,他说:“我认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很先进,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继续学习。但我对他们的种族歧视,对中国人的瞧不起,十分反感。我不愁吃点苦,在美国会有所发展,也不羡慕和留恋美国的优越生活。我深深了解我们的祖国还十分贫穷落后,急需发展,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自己去建设。”1949年夏天,中国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独裁卖国政府的灭亡已成定局。刘锡田与数十位中国留学生不管美国政府的层层阻挠,毅然决然绕道香港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一回到中国天津港,刘锡田等人便受到华北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教育部部长钱俊瑞安排他们入住教育部北池子招待所。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吴玉章先后三次在北京南池子欧美同学会设便宴招待,向他们介绍新中国建设的前景。1949年10月1日,他们被安排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观礼台见证了这个令中国人民骄傲和自豪的历史时刻。刘锡田亲耳听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亲眼看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心中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国大典后,吴玉章又安排刘锡田等人到华北政治研究班学习(即中国人民大学)。11月他接受山西

省政府的邀请,回山西省水利局工作。

生命中不可抹煞的辉煌

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刘锡田是在故乡山西度过的。他豪情万丈、干劲十足地投入水利建设工作,即使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在“”中,他仍一直努力坚守在山西水利建设的行列中,没有离开过他所热爱的事业。

1949年11月回山西后,29岁的刘锡田担任了省水利局技术室主任,挑起了工程勘测、设计、施工的重担。20世纪5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工程遍布山西大地,除了要恢复利用旧社会遗留的一些工程,建设一批新的水利工程,还要规划勘测更大更现代化的工程。刘锡田带领技术人员走遍山西的山山水水,着手绘制改变山河面貌的宏伟蓝图,恢复扩建了老的汾河灌区,新修了潇河、滹沱河、泽垣渠、阳武河、桑干河、浑河、霍泉渠、龙子祠等引用天然径流的灌溉工程,从渠首到灌区全面配套,使874万亩干旱土地得到浇灌。

山西省水资源的特点是既紧缺又分布不均,春旱秋涝,与农作物生长期不同步,有水也用不上。针对这些特点,刘锡田等技术人员提出要搞蓄水和提水工程,从此山西水利建设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过去山西没有修建水库的经验,为摸索经验、培养技术骨干,刘锡田等技术人员结合山西的自然地质条件,先后修建了试验性小水库、中型水库,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1957年,山西开始修建全省第一座大型水库――汾河水库。汾河是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水库是汾河治理的关键工程,它的建设关系着山西经济命脉和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经过多次勘测设计和技术论证后,坝址选定在娄烦县下石家庄。汾河水库大坝的原设计坝型为碾压坝,但刘锡田总结前段小型水库的试验经验,结合当地土质特点和当时的施工条件,建议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筑坝技术――水中填土坝。令人担忧的是,采用水中填土坝的方法修建60米高的大坝,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没有用过的方法,技术人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风险很大,加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内根本没有大型的施工设备,如何完成这史无前例的工程任务,成了每一位建设者心中的最大疑问。当时主管水利工作的副省长刘开基同志全力支持这个建议,给了工程技术人员以极大的鼓励。1958年7月,五万名各行各业的建设者怀着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热情,投身于汾河水库的建设中。他们自己盖工棚、打窑洞,吃住在工地,昼夜不停地建设。由于水库大坝建在主河道上,如果“七一”汛期到来之前达不到40米安全拦洪坝高,就会影响下游地区安全度汛,给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但到1959年3月,大坝工程还未能完成拦洪进度,各方面的压力随之而来。4月份,水利部发来急电:“汾河水库下面就是太原市,汛期就要来到,如‘七一’达不到40米拦洪坝高,就必须考虑下马。”此后不久,水利部派苏联专家和水利部的工程技术领导陆续来到工地,提出如汛前不能达到拦洪要求,就应砍去已建成的部分坝体来泄洪,以确保安全度汛。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山西几万水利建设者们造成沉重的压力。砍去部分坝体,不仅损失严重,而且要推迟水库完工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导致工程下马。

面对这种情况,山西省委、省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省委全体常委亲临工地紧急研究对策,首先要求总工程师刘锡田等工程技术人员拿出60米高水中填土坝的可靠数据以及保证施工进度的技术设计。面对万钧重压,刘锡田带领技术人员彻夜重新核算技术数据,冷静研究新的施工方案,终于在凌晨4时向省委提出保证:设计没有问题,施工进度也能赶上去,保证能在“七一”达到40米坝高,实现拦洪。根据刘锡田谨慎而专业的核算和大胆的判断,省委做出最后决策,再调集2.5万劳力和一定的机械物资加强施工力量,工程按原计划继续进行。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而是千千万万颗心一起跳动的时刻。领导、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学生……在工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实现一个奇迹而昼夜奋斗着。经过3个月左右的艰苦奋战,到7月12日大坝胜利拦洪。汾河水库历经坎坷胜利竣工,它成了山西人民顶着巨大压力完成的一个水利工程建设奇迹。60米高的水中填土坝终于建成了,造价仅5000万元,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坝高60米的水中填土坝水库,是中国水利水库建设史上的辉煌成就之一。1961年水库正式投入运行,历经49年的风风雨雨,今天的汾河水库仍在给山西人民带来巨大福祉。水库从开始勘测设计到竣工,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刘锡田从中受到极大的考验和锻炼,他用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满腔热血力挽狂澜,构筑了他生命中不可抹杀的辉煌。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刘锡田针对山西粮棉基地――晋南沿黄河地区水低地高的灌溉现状,带头设计修建了提水76米,总装机9700千瓦的夹马口电灌站,得以灌溉40万亩旱垣地,这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扬程最高的电灌工程,此后又陆续建成了20余处扬程更高的大中型电灌站工程,总设计灌溉面积达到260万亩。沿黄高灌对粮棉基地解决缺水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西北沿黄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期间,他还积极领导开展引黄入晋工程的勘测论证、并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了山西第一座水电站―天桥水电站,山西省黄河水力发电及全省小水电站建设的起步与发展也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逐步发展壮大。1963年刘锡田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赴巴基斯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考察了美国支援巴基斯坦建设的井管排水改良盐碱地工程。回国后,他撰写的考察报告由于资料充分,措施具体,受到国家科委和水利部的高度重视,成为指导我国北方地区地下水开发和盐碱地改良的重要参考资料。

“”期间,刘锡田身处逆境,却未减报国之心。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求实的科学态度,置荣辱于身外,秉公直言。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极左思潮波及到水利工程建设,如没有设计、没有资料依据就将原来设计的郭庄水库泄洪洞由大坝右岸石层改到左岸的黄土台地进行施工,有的新建水库基础没有经过很好的处理还存在明显的渗漏问题,就草率上马仓促开工等情况时有发生。对此,刘锡田发现一处指出一处,并建议采取措施尽快改正。但在那个非常年代,他的良苦用心非但未被采纳,反而屡遭批判,他被某些领导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事实证明刘锡田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有关主要负责人曾就当年的错误态度当面向刘锡田道歉,刘锡田一笑了之,毫不计较。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被媒体指名批评之后,刘锡田作为调查组成员之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建议妥善处理遗留问题,使这项工程为解决当地人畜吃水困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平定县娘子关四级提水工程的合理性,使其顺利建成,为解决平定县乃至阳泉市的人畜吃水困难,推动工农业发展,都发挥了显著作用。

1979年对刘锡田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年3月,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0年代初,水利部拟安排刘锡田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之职,享受副部级待遇。组织部找刘锡田谈话,但他认为担任“黄委”主任这么高的职位,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起码要从黄河源头考察到黄河入海口。自己年过六旬,体力不支,难以胜任,唯恐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所以他婉言表达了自己不去就职的意见,希望领导另选贤能。他以国家为重的胸怀,体现了他“不做大官,做大事”的高风亮节,也是他对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执著追求。

积极推广遥感技术

1979年4月,刘锡田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水利系统,调到山西省农业委员会担任副主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卫星遥感这项高新科技只应用于航天和军事领域,而刘锡田却敏锐地感到这项技术将会给山西农业生产以及经济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他果断决定引进这项新技术。

实践证明,他的远见卓识让山西农业获得了重大进步。在引进遥感技术的过程中,刘锡田知难而进、白手起家、宵衣旰食、上下奔走,不但争取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广纳贤才,组建了“山西省农业遥感应用科学研究所”。刘锡田经常和科技人员共同研究农业资源调查方法、技术路线、工作步骤以及聘请人才等诸多问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应用美国资源卫星“MSS”进行农业生产条件、地质、地貌、水文下垫面、土地资源评价等专业方面的试验,编制了17幅《陆地卫星相片太原幅农业自然条件目视解译系列图》和17幅《陆地卫星影像目视解译山西省农业自然条件系列图》,探索出一条“信息提取――目视解译――地面解译标志――野外验证――综合分析评价――控制成图”的技术路线。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该项目于1981年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这一成果解决了资源调查的速度和精度问题,达到了当时国际的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农业资源图件的空白,博得美国、法国等国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赏。1982年,国家科委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了“全国遥感技术应用现场会”,会上展示了山西农业遥感技术的研究成果、技术方法和设备,使遥感应用技术在全国得到了推广。1986年到1992年,70多岁高龄的刘锡田一直在为全国遥感技术的推广奔波劳累。 1992年8月24日,第二次全国地方遥感工作会议在山西五台山召开,正式成立了全国地方遥感应用协会,与会代表一致推选刘锡田为该协会名誉理事长。

1986年,刘锡田被推选为山西省科协主席,在他任期的五年中,全省科协工作很有起色,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不断发展和壮大。五年中,全省各级科协和学会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开展了广泛的科学论证、决策咨询、政策建议等活动,提出的决策建议大部分被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采纳。1990年10月,他发动组织中央部委、晋秦两省多学科专家,行程千里,对黄河北干流进行了综合考察,为山西、陕西、内蒙古开发黄河北干流的水利水电资源、重化工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战略上提供了决策依据。

20世纪90年代初,刘锡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以他为首组织了30多位长期从事山西水利工作的同志,从正反两方面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了山西水利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对山西未来水利建设的建议,历时四年,撰写了洋洋百万余言的《山西水利回顾与展望》巨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锡田在山西治水兴利50年,他熟悉山西所有的山川、平原,了解山西地下、地上的水情。50年间,他参与治理、兴建、改造过的大小水利工程不可计数。治水,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滔天的巨浪,臣服于他的智慧;温柔的碧波,洒满他辛勤的汗水。他用他50年的生命,完成了一项庄严承诺:“治水,保一方平安;兴利,得一方安康。”循着时间的轨迹,我们看到的是刘锡田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作碧涛,用生命托起未来的希望!

2001年12月,刘锡田病逝。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