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管理条例范文
时间：2023-03-10 22:01:05
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1篇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互联网出版活动的管理，保障互联网出版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互联网出版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应当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传播和积累一切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新闻出版总署负责监督管理全国互联网出版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全国互联网出版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的方针、政策和规章；
(三)制定全国互联网出版机构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并组织实施；
(四)对互联网出版机构实行前置审批；
(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互联网出版内容实施监管，对违反国家出版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出版的日常管理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申请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者进行审核，对本行政区域内违反国家出版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
第五条本规定所称互联网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其作品主要包括：
(一)已正式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内容或者在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
(二)经过编辑加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作品。本规定所称互联网出版机构，是指经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批准，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第二章行政审批与监督管理
第六条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必须经过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出版活动。互联网出版机构依法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止和破坏。
第七条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除符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以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确定的出版范围；
(二)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章程；
(四)有适应出版业务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场所。
第八条申请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应当由主办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
第九条申请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制发的《互联网出版业务申请表》；
(二)机构章程；
(三)资金来源、数额及其信用证明；
(四)主要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编辑、技术人员的专业职称证明和身份证明；
(五)工作场所使用证明。
第十条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书面通知主办者；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互联网出版业务经批准后，主办者应当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章互联网出版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互联网出版机构，应当在其网站主页上标明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文号。
第十三条互联网出版机构改变名称、主办者，合并或者分立，应当依据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手续，并应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办理相应的手续。
第十四条互联网出版机构终止互联网出版业务，主办者应当自终止互联网出版业务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并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同时，到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变更或注销手续。
第十五条互联网出版机构自登记之日起满180日未开展互联网出版活动的，由原登记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注销登记，并向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同时，向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通报。
第十六条互联网出版机构出版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依照重大选题备案的规定，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未经备案的重大选题，不得出版。
第十七条互联网出版不得载有以下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十八条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第十九条互联网出版的内容不真实或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的，互联网出版机构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条互联网出版机构发现所登载或者发送的作品含有本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列内容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登载或者发送，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告并同时抄报新闻出版总署。
第二十一条互联网出版机构应当实行编辑责任制度，必须有专门的编辑人员对出版内容进行审查，保障互联网出版内容的合法性。互联网出版机构的编辑人员应当接受上岗前的培训。
第二十二条互联网出版机构应当记录备份所登载或者发送的作品内容及其时间、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记录备份应当保存60日，并在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第二十三条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著作权的法律、法规，应当标明与所登载或者发送作品相关的著作权记录。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四条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者新闻出版总署予以取缔，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者新闻出版总署予以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的，责令停止登载或者发送未经备案的重大选题作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者新闻出版总署予以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撤销批准。
第二十七条互联网出版机构登载或者发送本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禁止内容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者新闻出版总署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撤销批准。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暂时关闭网站。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本规定施行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的，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60日内依据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2篇
第594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第14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二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国务院决定对《出版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第十条、第四十八条中的“出版事业”修改为“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三、将第六条至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至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的“出版行政部门”修改为“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四、将第七条中的“可以检查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修改为“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
五、将第十二条修改为：“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设立的出版单位为事业单位的，还应当办理机构编制审批手续。”
六、将第十四条中的“自收到设立出版单位的申请之日起90日内”修改为“自受理设立出版单位的申请之日起60日内”。
七、将第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出版单位领取出版许可证后，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持出版许可证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登记，依法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属于企业法人的，持出版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
八、将第十七条修改为：“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九、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出版单位中止出版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说明理由和期限；出版单位中止出版活动不得超过180日。
“出版单位终止出版活动的，由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并经主管机关同意后，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十、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出版单位出版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对所属出版单位出版活动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并应当配合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督促所属出版单位执行各项管理规定。
“出版单位和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将从事出版活动和出版物进动的情况向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报告。”
十一、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出版单位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利用出版活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十二、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免费送交样本。”
十三、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将第一款修改为：“出版物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作者、出版者、印刷者或者复制者、发行者的名称、地址，书号、刊号或者版号，在版编目数据，出版日期、刊期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出版物使用语言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
十四、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中学小学教科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其出版、发行单位应当具有适应教科书出版、发行业务需要的资金、组织机构和人员等条件，并取得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教科书出版、发行资质。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中学小学教科书，其发行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业务。”
十五、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一条，删去第一款中的“公安机关”。
十六、将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合并后修改，作为第三十五条：“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的单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从事出版物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应当经其总部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跨省或者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应当经其总部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经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对申请通过网络交易平台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主体身份进行审查，验证其《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向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十九、将第三十九条修改为：“国家允许设立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发行业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二十、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出版物进口业务，由依照本条例设立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进口业务。”
二十一、将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第四项修改为“具有进口出版物内容审查能力”，删去第二款。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资本结构、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二十三、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发行进口出版物的，必须从依法设立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货。”
二十四、增加一章，作为第六章，章名为“监督与管理”。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进口单位进行行业监管，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
“（二）对出版活动进行监管，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
“（三）对出版物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管；
“（四）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管理。”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和标准，对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刷或者复制、装帧设计等方面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出版单位综合评估办法，对出版单位分类实施综合评估。
“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和进口经营单位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行政许可。”
二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国家对在出版单位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取得专业技术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二十九、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五十五条，修改为：“国家支持、鼓励下列优秀的、重点的出版物的出版：
“（一）对阐述、传播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有重大作用的；
“（二）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以及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重要意义的；
“（三）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有重大作用的；
“（四）对推进文化创新，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科学文化成果有重大贡献的；
“（五）对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有重大作用的；
“（六）其他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科学价值或者文化艺术价值的。”
三十、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对为发展、繁荣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三十一、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六十条，修改为：“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者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罪、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十二、将第五十五条至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中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修改为“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十三、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六十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一项：“出版单位委托未取得出版物印刷或者复制许可的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
将第四项改为第五项，修改为：“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行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印刷或者复制、发行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版物的”。
将第五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出版、印刷、发行未经依法审定的中学小学教科书，或者非依照本条例规定确定的单位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业务的”。
三十四、将第六十条改为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出版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面，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
“（二）利用出版活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十五、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七条，删去第一项中的“刊期”；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出版单位擅自中止出版活动超过180日的”。
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出版物发行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增加一项，作为第八项：“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
三十六、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七十条，修改为：“单位违反本条例，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逾期未办理的，由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三十七、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七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出版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资格证书。”
三十八、将第六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三条，修改为：“行政法规对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复制、进口、发行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接受境外机构或者个人赠送出版物的管理办法、订户订购境外出版物的管理办法、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出版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并对章的序号和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摘自3月21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出版管理条例
（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
根据2011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出版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
本条例所称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
第三条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四条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第五条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
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六条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等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第八条出版行业的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在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出版单位的设立与管理
第九条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
本条例所称出版单位，包括报社、期刊社、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等。
法人出版报纸、期刊，不设立报社、期刊社的，其设立的报纸编辑部、期刊编辑部视为出版单位。
第十条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全国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指导、协调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发展。
第十一条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四）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和固定的工作场所；
（五）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设立的出版单位为事业单位的，还应当办理机构编制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设立出版单位的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出版单位的名称、地址；
（二）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的名称、地址；
（三）出版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住址、资格证明文件；
（四）出版单位的资金来源及数额。
设立报社、期刊社或者报纸编辑部、期刊编辑部的，申请书还应当载明报纸或者期刊的名称、刊期、开版或者开本、印刷场所。
申请书应当附具出版单位的章程和设立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设立出版单位的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书面通知主办单位；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设立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应当自收到批准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领取出版许可证。登记事项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出版单位领取出版许可证后，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持出版许可证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登记，依法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属于企业法人的，持出版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报社、期刊社、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等应当具备法人条件，经核准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视为出版单位的报纸编辑部、期刊编辑部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其主办单位承担。
第十七条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八条出版单位中止出版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说明理由和期限；出版单位中止出版活动不得超过180日。
出版单位终止出版活动的，由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并经主管机关同意后，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九条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自登记之日起满180日未从事出版活动的，报社、期刊社自登记之日起满90日未出版报纸、期刊的，由原登记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注销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发生前款所列情形的，出版单位可以向原登记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
第二十条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的年度出版计划及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涉及重大选题，未在出版前报备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期刊社的重大选题，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第二十一条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
出版单位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利用出版活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二条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免费送交样本。
第三章出版物的出版
第二十三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
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
第二十四条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迷信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二十六条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第二十七条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报纸、期刊发表的作品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有关出版单位更正或者答辩，有关出版单位应当在其近期出版的报纸、期刊上予以发表；拒绝发表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二十八条出版物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作者、出版者、印刷者或者复制者、发行者的名称、地址，书号、刊号或者版号，在版编目数据，出版日期、刊期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出版物的规格、开本、版式、装帧、校对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出版物使用语言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
第二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
第三十条中学小学教科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其出版、发行单位应当具有适应教科书出版、发行业务需要的资金、组织机构和人员等条件，并取得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教科书出版、发行资质。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中学小学教科书，其发行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业务。
第四章出版物的印刷
或者复制和发行
第三十一条从事出版物印刷或者复制业务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许可，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从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
未经许可并办理相关手续的，不得印刷报纸、期刊、图书，不得复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第三十二条出版单位不得委托未取得出版物印刷或者复制许可的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
出版单位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必须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有关证明，并依法与印刷或者复制单位签订合同。
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不得接受非出版单位和个人的委托印刷报纸、期刊、图书或者复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不得擅自印刷、发行报纸、期刊、图书或者复制、发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第三十三条印刷或者复制单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承接境外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业务；但是，印刷或者复制的境外出版物必须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发行。
境外委托印刷或者复制的出版物的内容，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委托人应当持有著作权人授权书，并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第三十四条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应当自完成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之日起2年内，留存一份承接的出版物样本备查。
第三十五条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的单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从事出版物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应当经其总部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跨省或者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应当经其总部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经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
第三十六条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对申请通过网络交易平台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主体身份进行审查，验证其《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向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出版单位可以发行本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不得发行其他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第三十九条国家允许设立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发行业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第四十条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行单位不得印刷或者复制、发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版物：
（一）含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内容的；
（二）非法进口的；
（三）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报纸、期刊名称的；
（四）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
（五）中学小学教科书未经依法审定的；
（六）侵犯他人著作权的。
第五章出版物的进口
第四十一条出版物进口业务，由依照本条例设立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进口业务。
第四十二条设立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四）具有进口出版物内容审查能力；
（五）有与出版物进口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六）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四十三条设立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应当向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取得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证后，持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
设立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还应当依照对外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第四十四条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资本结构、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合并或者分立，设立分支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第四十五条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口的出版物，不得含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的内容。
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负责对其进口的出版物进行内容审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口的出版物直接进行内容审查。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无法判断其进口的出版物是否含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内容的，可以请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内容审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的请求，对其进口的出版物进行内容审查的，可以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标准收取费用。
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禁止特定出版物的进口。
第四十六条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应当在进口出版物前将拟进口的出版物目录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有禁止进口的或者暂缓进口的出版物的，应当及时通知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并通报海关。对通报禁止进口或者暂缓进口的出版物，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不得进口，海关不得放行。
出版物进口备案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七条发行进口出版物的，必须从依法设立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货。
第四十八条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在境内举办境外出版物展览，必须报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境外出版物展览。
依照前款规定展览的境外出版物需要销售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六章监督与管理
第四十九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出版单位出版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对所属出版单位出版活动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并应当配合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督促所属出版单位执行各项管理规定。
出版单位和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将从事出版活动和出版物进动的情况向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报告。
第五十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进口单位进行行业监管，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
（二）对出版活动进行监管，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
（三）对出版物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管；
（四）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管理。
第五十一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和标准，对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刷或者复制、装帧设计等方面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第五十二条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出版单位综合评估办法，对出版单位分类实施综合评估。
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和进口经营单位不再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行政许可。
第五十三条国家对在出版单位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取得专业技术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七章保障与奖励
第五十四条国家制定有关政策，保障、促进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第五十五条国家支持、鼓励下列优秀的、重点的出版物的出版：
（一）对阐述、传播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有重大作用的；
（二）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以及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重要意义的；
（三）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有重大作用的；
（四）对推进文化创新，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科学文化成果有重大贡献的；
（五）对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有重大作用的；
（六）其他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科学价值或者文化艺术价值的。
第五十六条国家对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予以保障。
国家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和盲文出版物的出版发行。
国家对在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在农村发行出版物，实行优惠政策。
第五十七条报纸、期刊交由邮政企业发行的，邮政企业应当保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准确发行。
承运出版物的运输企业，应当对出版物的运输提供方便。
第五十八条对为发展、繁荣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十九条对非法干扰、阻止和破坏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的行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者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罪、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出版、进口含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二）明知或者应知出版物含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内容而印刷或者复制、发行的；
（三）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出版含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而向其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面，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
第六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进口、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禁止进口的出版物的；
（二）印刷或者复制走私的境外出版物的；
（三）发行进口出版物未从本条例规定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货的。
第六十四条走私出版物的，依照刑法关于走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六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出版单位委托未取得出版物印刷或者复制许可的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
（二）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者复制许可而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
（三）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接受非出版单位和个人的委托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
（四）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履行法定手续印刷或者复制境外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的境外出版物没有全部运输出境的；
（五）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行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印刷或者复制、发行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版物的；
（六）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出版、印刷、发行未经依法审定的中学小学教科书，或者非依照本条例规定确定的单位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业务的。
第六十六条出版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经营的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版面，或者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的；
（二）利用出版活动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第六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合并或者分立，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纸、期刊改变名称，以及出版单位变更其他事项，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变更登记手续的；
（二）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备案的；
（三）出版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送交出版物的样本的；
（四）印刷或者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
（五）出版进口经营单位未将其进口的出版物目录报送备案的；
（六）出版单位擅自中止出版活动超过180日的；
（七）出版物发行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八）出版物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
第六十八条未经批准，举办境外出版物展览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第六十九条印刷或者复制、批发、零售、出租、散发含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或者其他非法出版物的，当事人对非法出版物的来源作出说明、指认，经查证属实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其他行政处罚。
第七十条单位违反本条例，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逾期未办理的，由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十一条单位违反本条例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10年内不得担任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出版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资格证书。
第七十二条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收缴的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九章附则
第七十三条行政法规对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复制、进口、发行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接受境外机构或者个人赠送出版物的管理办法、订户订购境外出版物的管理办法、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第七十四条本条例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1997年1月2日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出版监管 制度 问题 建设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2-0057-07
自1997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基本形成了我国出版监管制度的体系框架，对规范出版行为、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面对文化大发展和建设的新形势，我国出版监管制度仍存在诸多缺漏，无法全面遏制出版违法行为、保护出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对出版市场发展进行有效规范。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对我国出版监管制度作进一步的完善是非常必要的。
1 对我国出版监管制度之反思
从我国出版监管制度的现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1 出版监管制度的预防性监管机制薄弱
第一，对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标准规定不够完善，导致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初始监管功能难以发挥。通常说来，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是从出版单位市场准入开始的，这是因为，出版单位是出版市场中最活跃和最基础的主体，所以，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标准对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初始监管有着重大影响。而《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规和部门规章并没有赋予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标准解释的权力，因此，在设立出版单位资格标准不完备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无法保持中立而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甚至片面性。众所周知，对设立出版单位资格标准的确立，只能是唯一的，因此，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在监管时应按照唯一标准进行，没有可选择的空间和比较的方案，只有这样，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初始监管才是有效的。目前，《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规和部门规章虽然对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标准作出了规定，但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出版行政主管机关进行正常监管和作出理性判断。
第二，对出版单位资格瑕疵缺乏规定，导致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出版单位的监管难以到位。在出版市场中，出版单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推动着出版市场的发展，而且对出版市场秩序有着决定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单位的资格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进入出版市场之前还是进入出版市场之后，均应是合法有效的，资格上不能有半点瑕疵，否则，会造成出版市场的混乱。然而，《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出版单位资格瑕疵并没有规定，由此使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很难对出版单位进入出版市场之前进行“静态”监管，同时，也很难对出版单位进入出版市场之后动态监管，以及相应监管权力和义务的配置。
1.2 出版监管制度的充分合理监管程度低下
第一，对监管标准没有进行规定，导致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质量降低。作为出版监管的准绳和尺度的监管标准，对于保证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为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指南，使其监管符合标准，而且促进了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监管行为的统一与规范，从而降低了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成本，还为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在监管上提供了一种责任要求，有助于出版行政主管机关提高监管质量。但目前未在《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对出版监管标准进行规定，因此，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第二，对监管程序缺乏规定，导致操作上存在障碍，使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作用无法有效发挥，不利于我国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发展与繁荣的促进，以及对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保障。监管程序的功能在于通过程序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而明确其权利（权力）义务（职责），使其各司其职又互相牵制，从而减少恣意的发生[1]。但目前《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没有规定出版监管程序，因此，出版监管成为一个只是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权利漠视而恣意的过程，不仅难以达到对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绝对权利的限制，而且难以达到对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绝对权利的限制，甚至难以保证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机会的公平。由于出版监管程序是出版行政主管机关与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之间联系的纽带，在出版监管程序缺乏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没有载体，而导致寸步难行，也无法实现监管的目标。
第三，对监管范围规定过于狭窄，导致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无法达到合理的边界。目前《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监管范围仅限于对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刷或者复制、装帧设计，出版物的发行、进易，出版单位是否具备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出版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监管，而对选题、出版之前计划的编制、出版计划执行情况、委托印刷或复制情况、出版合同的履行情况、出版市场运行情况等方面没有实施监管，因此，没有达到对出版行为的合理监管，留有死角。
1.3 出版监管制度的积极监管功能弱化
由于《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忽视了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秩序与公平实现的需求，因此，将其置于势微的地位，使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出版市场消极监管，而不是积极监管。众所周知，出版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市场，具有特殊性，它需要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积极地进行监管，但积极监管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出版行政主管机关职能的全面和多方位实现。目前，我国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权限规定得太窄。通常情况下，出版不仅关涉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关涉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实现，还关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客观上要求出版行政主管机关有更大的监管权限去对违法事务进行处理，这既是对出版监管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也是对出版监管制度有效实施的保证。虽然《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了出版行政主管机关享有一定的监管权，但所规定这些监管权限难以全面履行其职能，使出版监管无法实现秩序与公平的目的。二是在出版行政主管机关中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出版是一种文化传播，它不仅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严谨的程序作保障，更需要一批专业人士参与，因此，出版活动离不开由既通晓现代出版知识又掌握出版市场运行规律的专门机构的监管。我国目前正缺乏这样的监管机构，使出版专门的监管职责无法真正落实与履行，导致专门监管工作变为对书面材料进行橡皮图章式的“审核”。
1.4 出版监管制度的立体性监管体系缺乏
第一，过分注重事后监管，对事前监管缺乏。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对出版的有效监控，在许多方面的约束性不够突出，因此，导致选题、出版计划的编制、执行、委托印刷或复制、发行、进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尤其是《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出版单位的选题、出版计划的编制和审批程序没有作出规定，这使出版单位的选题、出版计划的编制和审批程序不可能产生制约性，所以，出版单位对选题、出版计划的人为的、不合理的变更较为普遍。可见，我国的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并非从出版单位的选题、出版计划的编制这一环节开始，而是将监管的重心后移，放在事后的监管上。
第二，所构建的“内部监管”不健全。根据《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目前的出版监管主要是由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的监管贯穿于出版活动的整个过程，以及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之间的互相监督。这种“内部监管”的优点在于不仅具有灵活性，而且具有及时性，还在监管与效率之间容易达到平衡。由于这种“内部监管”是以纵向监管为主，横向监管为辅的模式，因此，从宏观上实施监管较为困难。同时，各个监管系统相互独立并有着自己的功能，导致互相之间缺乏制约，无法形成有机的整体。
第三，没有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予以规定，导致“外部监管”乏力。在出版监管体系中，虽然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内部监管”十分重要，但也有“失灵”、效率低下以及出现腐败的时候，因此，需要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如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管。它们不仅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而且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起到明显的威慑和预防作用。不过，它们的监管主要侧重于事中和事后监管[2]，也无法做到全面、随时随地的监管，所以，离不开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它们应是出版监管体制中最为重要的主体。然而，《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未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监督作出规定，使“外部监管”乏力。
上述问题的存在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我们对出版监管制度建构的法理基础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对出版监管制度的完善，首先应厘清出版监管制度建构的法理基础。
2 出版监管制度建构之法理基础
2.1 出版监管制度对秩序价值的追求
“秩序总是意味着社会进程中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人身财产的安全性”[3]。而“作为规则的外在形态之一的法律与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从国家产生以来，不存在离开法律的秩序的社会，秩序作为法律的至爱追求，甚至可以等同于法律”[4]。作为具体法律制度的出版监管制度，其自身无疑是以秩序为价值。换言之，它是通过法律规范对出版市场秩序及出版监管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以促进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就出版市场秩序而言，通过出版监管制度对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市场准入条件和资格进行规范，并建立有效的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参与出版活动的监控体系。例如：对设立出版单位资格标准的确立，能够保证进入出版市场的出版单位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主体，使整个出版市场的运行既稳健又安全；对出版单位资格瑕疵的规定，能够保证出版单位始终是适格的主体，使出版市场变得有序。就出版监管秩序而言，“由于法律对权力的无限制的行使设定了障碍，并试图维持一定的社会平衡，所以在许多方面都必须将它视为社会生活中的限制力量”[5]。因此，“掌握权力的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并服从于法律的强制力”[6]。通过出版监管制度，一方面从实体上严格界定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权力范围，防止权力的过度膨胀而对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不当干预，甚至否认它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实现出版监管的秩序化；另一方面从程序上明确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实施监管行为的步骤和程序，使其权力运行规则化、制度化，维护出版监管秩序。
2.2 出版监管制度对效率原则的贯彻
众所周知，效率或效益，“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除此之外，效率还意味着根据预期目的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最终结果的社会评价，即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使越来越多的人改善境况而同时又没有人因此而境况变坏，则意味效率提高了。如果说前一种意义的效率是属于经济效益，后一种意义的效率则是社会效益”[7]。效率原则在出版监管制度中的贯彻，既是出版监管适应出版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出版监管制度作为法律制度内在的要求。第一，从实践涵义的角度来看，出版监管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不仅包括出版监管的经济效率，即通过监管的作用，使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各类主体之间的正当竞争，以提高出版的整体效率，而不是导致出版效率的丧失，而且包括出版监管的行政效率，即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应以最少的监管费用的支出实现最多的监管目标。这就要求出版行政主管机关依精简原则合理设置内部机构，明确职责，提高监管的运行效率。第二，从制度对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出版监管制度所追求的效率应包括出版监管制度的规范效率和制度效率。一方面要求出版监管制度的内容不仅具有科学性、概括性，而且具有公正性、权威性和现实性，同时，既要对出版运行实践进行深刻而透彻的反映，也要将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未来发展目标的实现作为重点，促进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的繁荣与进步，并提供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要求出版监管制度不仅在体系上是完整的、结构上是合理的，而且在内容上有利于执行和遵守。此外，还应包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虽然出版监管制度的规定都是以获取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但是，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又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毕竟出版具有突出的社会公共利益性。因此，出版监管制度必须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2.3 出版监管制度对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保障
“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8]。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里，应当允许各种不同的思想发表出来，出版自由就是一种个人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对出版自由的保障，就是对表达自由思想的个人权利的保障。它作为宪法权利与人权，国家有义务不断完善和健全出版制度，减少其实现的困难和障碍。但是，要真正实现这项权利，还须出版监管制度的有效保障。具体表现为：第一，通过出版监管制度对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格局进行合理设计，促进公民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严禁出版行政主管机关以不合法的理由限制、剥夺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第二，通过出版监管制度为实现出版监管的目的对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设计诸多限制性规范，这些主体必须遵守，即“不论具体情况如何，对于具有相同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法律将他们划分为同一类型的人，法律在适用时不能有所例外”[9]。对于那些阻碍公民出版物的出版，利用其优势地位侵犯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严厉禁止，以保障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第三，为了保障公民出版自由权利，应以必要的程序作保证。程序的实体意义主要表现为“正当过程”，它能够起到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作用[10]。因此，通过出版监管制度明确规定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程序，即实施监管的具体程式、步骤、方法。对这个程序的执行过程，就是对公民出版自由权利保障的过程。
3 完善我国出版监管制度之构想
基于上述的思考，以及针对我国出版监管制度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对出版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3.1 增强出版监管制度的预防性监管机制
出版秩序的形成是建立在出版监管制度中预防性监管机制基础之上的，是预防性监管机制运行的结果，没有预防性监管机制的存在，出版秩序难以形成。同时，它的有效性是由预防性监管机制所展现的对出版监管参与的广泛程度和深度所决定的。因此，对预防性监管机制的增强，不仅能够促进出版秩序的形成，而且提升了出版秩序形成的有效性。
有鉴于此，第一，完善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标准。也就是将《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关于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标准的规定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例如：把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标准分为“基本资格标准”和“特定资格标准”两类，“基本资格标准”是针对设立出版单位的一般资格条件加以规定的，只要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出版单位就可以设立。至于“特定资格标准”，则主要涉及有关类别、经验、技术手段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根据我国现阶段出版业发展和社会性规制的实际情况，在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标准上，可采取多种方式。一是建立按专业划分出版单位类别的资格认证制度。其中，对于综合类、社科类、文艺类、民族类出版单位的设立，采取较为严格的资格标准，即不仅要满足“基本资格标准”，而且要满足“特定资格标准”；对于科技、教育、少儿、美术、古籍等出版单位的设立，则采取较为普通的资格标准，即满足“基本资格标准”就可以。二是在打破出版单位经营范围规制的基础上，可根据设立出版单位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区别对待设立的资格标准，适当扩大非国有出版单位的设立[11]。第二，对出版单位资格瑕疵的规定。对出版单位资格瑕疵作出规定是构建我国出版单位资格认证制度的重点，在《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可以作出如下规定：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在任何时候发现出版单位提交的关于资格方面的资料为虚假资料或在实质性方面失真，即应取消出版单位的资格；对出版单位资格瑕疵如果出版行政主管机关提出要求，出版单位未能迅速矫正弊端，可取消出版单位的资格[12]。
3.2 提高出版监管制度的监管机能
第一，对出版监管标准进行规定。从本质上看，出版监管标准是一种认识，也是一种具有可接受性的客观依据，它不仅为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提供了标准和尺度，而且反映了出版行政主管机关与监管对象和内容之间的现实联系。由此看来，出版行政主管机关要正确履行监管职责，就离不开出版监管标准。因此，应在《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中规定出版监管标准，但必须遵循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既对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意愿和利益予以体现，也对出版发展规律和要求予以体现，还要对出版政策因素进行考虑。
第二，对出版监管程序予以规定。出版监管程序是一种新型程序规范，是为了满足出版监管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应在《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对出版监管程序作出如下规定：其一，受理程序。它是出版监管程序的初始程序，因以下几种情况而启动：一是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的交付；二是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的提起；三是因争议而提起。其二，听证程序。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出版行政主管机关能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仅有助于落实当事人的一些权利，而且给当事人提供了质证和辩解的最好机会和方式，因此，应确立听证程序。它的内容包括：首先，出版行政主管机关须在举行听证会之前告知当事人关于听证会的日期、地点以及听证的内容。当事人被告知后必须按时到会听证，否则，将受到处罚[13]。其次，除涉及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之外，听证会应公开举行，在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主持下，允许听证双方以事实为根据和以法律为准绳进行辩论。最后，听证过程必须以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作为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处理的依据。
第三，对出版监管范围的扩大。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来看，在《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对出版监管范围的扩大应根据一定的条件，否则，将是一种盲目的行为。通常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特定性。必须是由出版监管对象实施的行为，其他的行为不能纳入出版监管的范围。二是公共管理性。成为出版监管范围中的对象必须是一种职责行为，是从事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的出版活动所作出的行为。三是法律性。纳入出版监管范围的行为应该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行为。这就是扩大出版监管范围的标准。有鉴于此，应将选题、出版之前计划的编制、出版计划执行情况、委托印刷或复制情况、出版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出版市场运行情况等方面的内容纳入监管的范围，这是一种合理选择，使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有恰当的边界。
3.3 强化出版监管制度的监管功能
在出版领域中，出版行政主管机关是重要的监管主体，对出版监管制度的积极监管功能进行强化，意味着不仅要提高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整体地位，而且要提高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的实质性作用。这需要真正赋予出版行政主管机关足够的职权，尤其是独立的监管权，并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使出版监管制度的积极监管功能发挥出来，并提高监管效率，实现出版有序与公平的要求。因此，第一，对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管权限扩大。虽然在《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中规定了出版行政主管机关享有对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刷或者复制、装帧设计等质量方面实施监督检查权，对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等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的权力，对出版单位综合评估权等，但这些权力对保障监管工作有序进行不太足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出版行政主管机关有效履行职能，还必须具备以下权力：一是事前审查权。它是指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出版事务的前期审核与检查的权力，例如：出版单位在选题和出版计划通过之前或之后的法定时间内将选题和出版计划送交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由其进行合法性审查。二是特别调查权。它是指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在审查争议时，有权调阅相关文件和材料，并作出决定的权力。目前各级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看材料、听下级汇报以及检查等方式，但这些方式不易发现与弄清问题，即使发现与弄清了问题，要公正、准确、及时地解决也很困难。因此，赋予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特别调查权是非常必要的。第二，在出版行政主管机关中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由于出版监管的专业性极强，其作业也精细，因此，需要专门的监管机构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这不仅可以改变目前对专门监管职责无法履行或不当履行的尴尬局面，而且可以增强出版监管的客观性与独立性。
3.4 建立出版监管制度的立体性监管体系
第一，建立以事前和事中监管为主，事后监管为辅的机制。出版是一个有序过程，每一环节都离不开监管。如选题、出版计划的编制出版合同的签订、履行、委托印刷或复制、发行、进出易等，都需要监管的保证。事前监管是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出版监管对象进行的出版活动之前的监管，它不仅可以减少事中和事后监管的盲目性，而且可以防患于未然。其主要内容是对选题和出版计划的监管。因为选题和出版计划是出版活动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整个出版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从源头上控制盲目出版、重复出版和非法出版等问题，所实施的监管才是有效的监管[14]。事实上，对出版的监管是为了防止不当的出版行为，绝非是对不当出版行为的事后调查。因此，出版监管体系的重心不在事后监管，而在事前和事中监管。事中监管主要是对出版计划执行情况、委托印刷或复制情况、出版合同的履行情况、出版市场运行情况等方面进行监管，它是出版监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失去事中监管，那么整个监管体系就变成一种责任追究机制。因事中监管实效不仅是由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得到出版活动的全面与真实信息的程度决定，也是由记录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行为结果的系统和出版单位及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报告系统的完善程度和面向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的开放程度决定。事后监管主要是对出版行为结果的监管，看是否存在不合法或不符合出版政策的问题，并对相关负责人予以责任追究。但往往发现问题比追究责任更困难，这是因为出版的效果不仅受国家出版政策、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竞争程度的影响，而且受出版行政主管机关监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很难将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加以准确区分。因此，出版行政主管机关对出版行为的结果进行评价的方式主要是对出版计划执行情况、委托印刷或复制情况、出版合同的履行情况、出版市场运行情况等方面的检查权和对特定事项的调查权。通过对出版计划执行情况、委托印刷或复制情况、出版合同的履行情况、出版市场运行情况等方面的检查和对特定事项的调查，在形成可靠结论的基础上，对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等主体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第二，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予以规定，健全以社会力量为核心的出版监管制度。为了消除“内部监管”的失灵、效率低下以及出现腐败的现象，在强化审计、监察等部门监管的同时，必须借助社会的监督力量，巩固和提升“内部监管”。在整个出版监管体系中，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出版行为承载着知识、信息的传播，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意见的表达，它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况且，这种监督是国家监管的社会基础。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不可能没有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15]。因此，在《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中规定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健全以社会力量为核心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做到“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有机结合。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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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4篇
我国新闻出版业的性质，决定了它既是大众传媒，又是舆论宣传工具，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需要强调对新闻出版管理的有效控制。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出版合作不断增多，在世贸规则的大背景约束下，各国出版管理法规日益完善，我国出版业管理与国际接轨也势在必行。近三十年来，新闻出版立法与出版业进程基本一致，出版管理法治化牵引着出版业发展；
所谓出版管理，是指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等活动进行管理。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法制建设指出：“出版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改革精神，打破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老框框，创立新章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生产力，促进编辑、印刷、发行的能力较快增长并协调发展。”以此为契机，我国对出版管理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即“一法七条例”：包括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这标志着出版业发展趋于规范并逐步走向成熟。
当然，一个基本的法制平台还难以适应发展的法治轨道，尤其是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出版内在规律的要求存在一定距离。所以，有关部门还专门就出版行业的管理制定了行政法和地方性规范文件。归纳起来有几类：一是宏观管理规范。主要包括《出版管理条例》、《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关于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若干规定》等；二是版权管理。主要包括《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等；三是出版微观管理。包括(1)书报刊编辑管理类如《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等。(2)印刷管理类如《印刷业管理条例》、《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等。(3)音像制品出版管理类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音像制品出版管理办法》、《音像制品复制管理办法》等。(4)电子出版管理类如《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5)网络出版管理类如《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四是出版市场管理。包括《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关于新出古籍的发行办法》、《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等；五是出版行政管理。包括《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当然，各地结合当地实际也制订了一些地方规章制度，对规范出版市场起到了补充作用。
目前，中国已形成了由总法规、单项法规以及实施细则共同构建的比较完整的有机联系的出版管理法制体系。出版管理的法治化已经初现规模。
二、法治化进程中的出版管理模式
我国出版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加强法制管理，具体体现在出版行政管理、出版市场管理、版权管理等方面，对保障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出版行政管理
当前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生存现实和多元文化的交融，在适应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下，政府职能逐步转变，履行宏观调控、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等政府职能，大力推进行政能力建设和管理创新，也成为了出版行业的重点工作。“依法行政不仅是国家管理方式的重要转折，也是新闻出版管理的重大变化。”出版行政管理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及一些地方法规，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法规体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出版管理理念出现了转变，有效提升了出版管理效率。一是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不再主体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等微观活动，而是从全行业的角度出发，集中精力依法抓好宏观管理。从宏观上把握整个出版产业，监督出版企业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定管理本行业的行政规章、宏观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协调出版部门与其他部门、行业、产业的关系，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等。二是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诸如充分运用国家出版经济政策中的税收、价格、财政、金融等政策，管理并扶持出版业的发展，并通过间接的管理主体对出版业进行管理。三是由行政命令向法律监督转变。加强出版法制建设，以法律手段来完善和提高对出版业的管理方式与管理水平。出版行政管理由行政命令向法律监督转变，是加入WTO的需要。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体制，在出版领域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体现。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继续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深入落实，出版业不断加强执法监督。如在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新闻出版总署至今累计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33项，目前仅保留行政许可40项。当然，由于长期以来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既是行业的主管者，又是行业的主办者，这既制约了政府职责的有效履行，又不利于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行政企分开是出版行政管理进行调整的必然趋势。重塑政府在出版行政管理中的角色，将政府职能要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切实转变工作方式、风格。同时，政府应严格依法管理，加强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是我国出版行政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出版行业及社会出版活动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2出版市场管理
随着我国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出版市场主体数量呈不断增长态势。出版经营逐渐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出版市场日益成熟。在出版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化经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市场主体素质偏低、市场供销秩序不清、经营诚信缺失等。在产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出版市场存在的问题，出版行业市场管理的作用就逐渐凸显。将出版物管理模式中引入市场机制，配合行政管理，在遵循市场规律前提下管理出版行业经营活动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出版物市场管理综合了多种规范制约手段。例如：运用税收、审计等财政手段监管行业，调控市场，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理顺市场流通关系。出版市场管理模式中的法律规范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营造出了依法经营、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市场环境。出版物市场管理中，出版市场主体主要受到两个层次法律规范的制约。一是各行业通行的市场法律法规制约，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税法》等；二是专门的出版行业规范条例约束，如《出版市场管理条例》、《音像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来看，作为出版市场经营主体，一方面出版行业市场责任主体要遵守国家为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市场活动顺利进行而制定的相关法律，守法经营、依法活动。如出版市场主体要依循《价格法》有关规定，合理定价，建立完善价格规制；为保障出版市场竞争的合理化，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要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要求；为净化出版行业市场环境。市场主体在从事经营活动是要者要依循《反商业贿赂法》，杜绝商业贿赂行为等。借助通行的市场管理法律法规，来实现对出版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基本管理。
另一方面，根据出版行业其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在市场管理中还需要借助完备的专门管理条例规范体系，强化对出版市场经营活动的管理。在各种出版市场管理规范中，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是核心依据。它是我国出版业市场管理的基本法律规范，对出版物发行单位设立、出版物经营活动管理、出版物市场经营活动的违规行为处罚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和说明。这些符合行业特性的专门规定和措施，可针对出版市场经营中存在的特有问题，来管理和优化出版市场秩序。在出版市场管理中，市场管理的法制化以规范的标准约束出版物经营活动，监督经营交易过程，加强了出版市场管理的有效性，有利于出版市场的繁荣。
3出版版权管理
随着我国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版权贸易转移行为逐渐增多，版权管理成为出版行业管理的一个关键部分。版权管理直接影响着出版产业的常态发展，完善和规范版权管理体系成为构建现代化的出版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
版权管理是一定的机构或组织以一定的方式实施版权法律，协调版权关系的活动。它是版权法律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出版管理法制化完善起步较早和发展相对完善的环节。。从出版经营活动来看，对出版物给予平等、严格、及时的版权保护，保证版权的合法转移，使版权纠纷得到公正处理，依法追究侵犯版权的行为，推动正常的国际版权贸易，这一切都依靠版权管理来实现。版权管理的目的是保护版权所有者的权利，协调因使用作品而产生的版权法律关系。总的来看，我国版权管理主要有法律、行政、民间管理几种形式。随着我国出版产业实行“走出去”战略，我国与国际间版权贸易日益频繁，版权管理方式也逐步与国际接轨。因而，法律手段在版权管理中作用日渐突出，版权管理的法制化是建立现代化出版管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版权管理的法制化主要表现在按照法定程序保护版权所有者权益，审理、裁决版权纠纷和侵权行为。法制化的版权管理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借助法律手段有效、迅速地处理版权纠纷，是版权管理体系中效力最大的形式。具体来看，在立法上，我国版权管理体系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较完备的版权法律基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这些法律条例为版权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执行上看，加强版权管理执法，坚决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强调用法律打击侵权行为，保护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出版行业秩序。我国版权管理机构不断完善执法制度，逐步建立起在国家版权局的统筹下，与“打黄扫非”、文化稽查等部门密切配合、与工商、公安分工协作，与法院、海关相互衔接的版权保护和管理运行机制。同时，开展执法检查。增强各级版权管理部门的执法意识，加强版权管理队伍的组织建设，加大对各级版权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提高执法素质和执法能力，以保证各项版权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从意识培养来看，普及版权保护意识和法律知识，推动完善版权法律法规。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咨询、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有关著作权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版权，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版权意识。同时，对外版权贸易的发展也要求版权管理时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各国在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国际版权保护的成功经验，完善版权保护制度。此外，伴随数字出版产业的兴起，数字版权保护的重要性也日益突现，国家版权局开始建立数字版权监管平台系统。近年来，版权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版权保护和版权服务环境不断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版行业的持续发展。
三、出版管理法治化障碍解读
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管理法治进程有力推动了出版业发展，毋容置疑。但随着市场化趋势加剧，出版管理存在的问题正制约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1同业竞争与行业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我国出版业呈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即区域性强，中央、地方两级分布、数十家综合出版集团为主体的竞争格局。以省级出版集团为主体，各省以行政区划为各自为据，在省内具有较强的垄断优势。但是出版社为争夺作者和出版资源、分割图书销售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一是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中央级出版社利用地利之使，在图书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但体制环境监管较严；而地方级出版社要想占领图书市场，就必须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提高其出版物的水准，由此导致成本提高，但地方出版社出版管理体制相对灵活。这种区域优劣与体制优劣的失衡，导致两层级出版社的利益冲突。二是地方出版社之间竞争明显：主要表现在出版社数量大幅膨胀和隶属关系形成的行政性分工模糊，导致各社之间盈利能力的差异。地方政府部门的制度壁垒与出版业的专业分工引发的矛盾，进而在出版业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对立。妨碍了出版社之间的公平竞争，阻碍了出版业的多元整合运营。所以，出版业在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同时，加强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法律及政策规制建设，既是调整各出版主体的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出版业竞争实力、维持市场地位的有效策略。
2技术变革与管理升级
网络化和信息全球化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发展机遇，网络出版也应运而生。网络出版是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基于网络的出版和发行方式。通过建立书目数据库并提供全文检索和浏览服务，制作多媒体信息电子文件进行网络销售，在网上出版互动电子出版物。这样，网络出版使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编、印、发”三个彼此独立、各成系统的出版模式，实现了创作与编辑、编辑与出版、编辑与印制以及出版与销售之间的互相融合。但正是由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所革新，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通过互联网，入网用户可以随意地调用网络中传输的文字或图象信息，匿名性与实名登记的缺失，导致管理系统极难对接受者进行控制和检查。目前，网络出版管理一定程度上主要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但随着网络环境的变化，它们显然不能对现阶段的互联网进行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导致网络出版管理缺少法律保障。所以，通过完善网络出版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出版经营主体资格，依法认同网络出版机构的出版者地位，严格规范网站对稿件的编辑加工，实现在线作品的内容合法性，需要通过法制管理的升级，对互联网出版活动进行规范并加强监督管理。
3市场开放与本土监管
出版业属于服务业，而服务市场开放是通过承诺实现的。根据我国政府对出版物加入WTO市场准入作出的承诺，关于书报刊分销服务、音像和娱乐软件分销服务要逐步开放，并全面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目前还不能投资出版领域，即不能在华投资设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出版机构。所以，在图书出版领域。目前中国仍不允许外资进入出版编辑环节。出版物市场的开放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协调的。因此，根据世贸组织有关协议，中国逐步扩大了外商在出版相关行业的投资领域：一是在印刷方面，海外投资者目前可在中国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出版物印刷企业，也可以设立独资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二是在出版领域。在图书合作出版、版权贸易方面，则完全是开放的，即中外出版者目前可以开展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至2007年底中国书报刊批发市场如期对外开放，即外商可以在中国投资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的书、报、刊批发和零售企业。
随着外资和社会资本的大量进入，国有资本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将改变，一些国有出版发行单位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被淘汰，另有一些国有单位则通过大规模的改革，通过产权多元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与社会资本和外资的逐步融合。在未来几年，图书出版发行业将迎来一个重新洗牌的时期，新一轮跑马圈地、抢夺市场空间和先机将成为竞争的重点。“服务贸易是新纳入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领域。目前出版概念的界定世贸组织与各成员国也不尽相同，作为服务领域的出版和作为商品的出版物在管理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服务贸易关系极为密切的服务贸易的投资问题世贸组织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协议加以规范，因此更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出版市场的开放也就更为复杂。”同时，适应加入WTO要求的出版法律法规体系和宏观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与经营交叉混合现象严重，制约了出版业健康发展。
四、出版管理法治化策略
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管理的法制建设有力维护了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市场，但技术革新背景下的媒体融合、出版国家化趋势下的出版接轨以及行业竞争白热化下的出版转型，迫切需要通过不断创新思路和手段，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加强行业管理、市场监管和版权管理，从而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出版市场执法体系。
一是建立“准入制”法律管理体系，因地制宜依法行政。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国家对新闻出版单位实行企业准入和特殊产品准入审批制度，对业务准入实行审批指定制，对人员准入实行持证上岗制。”2008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强调，重点结合建立以法人准入、产品准入、职业准入、岗位准入这“四大准入”为基础的行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新闻出版法规建设。这是出版管理法治化创新的重要举措。在法人准入和产品准入层面，主要包括《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规章，起草《出版单位评估办法》、《书号实名申领办法》、《报纸期刊审读办法》和《数字印刷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出台《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在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层面，主要包括《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着手起草《新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修订并完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
但是，法制体系建立后，出版准入制执行是关键，这需要制定详细的针对性的实施细则。有几个方面需要作到：首先是成立专门部门依法行政，可以成立专门的出版质检机构，做定期的抽查和严格的把关；其次是公开透明机制，即对符合条件的出版单位向社会公布，便于接受监督；再次是退出机制。通过建立包括准入年限、条件、审计、效果等要素在内的评估体系，避免准入终身制。关于出版准入制的执行有些地方的经验值得推广。如银川市工商局按照《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大对企业年检验照的审查工作力度，严格审查企业的主体资格及前置审批手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前置许可合法有效的经营单位。当场办结审验手续；对没有通过新闻出版部门审查，不符去定前置审批条件的经营单位，责令取消相应经营项目，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对拒不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的，取消其相关项目的经营资格，吊销其营业执照。所以。根据不同地区新闻出版业发展实际，推动地方依据行政立法职责开展调研，探索新闻出版业发展规律，逐步将成熟的具体制度法制化，实现出版业依法行政和管理。
二是健全“市场化”法律管理体系，有效构建和谐出版。
出版业在性质上既表现了意识形态的事业属性，同时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而具有产业属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运营方式的变革给中国出版法治化进程带来了新的挑战，出版业内部、出版业之间以及出版的国际化，竞争与合作成为主题。由于传统的行政式法制管理是建立在“公共权力”这一核心概念基础上。而市场化运营需要淡化权力色彩。这一状况导致了出版管理出现了行政执法与市场规制之间的失范，也使出版管理如何结合市场变革陷入困局。因此，出版业管理必须积极探求这些出版运营的内在本质和新的特点，并对我国出版业法制体系加以重构，以期对出版业的市场化运作予以有效保障。
根据出版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出版业内外合作平台后，需健全一整套关于出版“市场化”的法制管理体系。包括制定出一系列的竞争规则、服务规范等；建立出版信息、出版资源交流合作机制；行业诚信破坏的行为制约和惩戒规则。这些规则的制定将有效明晰出版界与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出版界与发行界、出版界与读者以及各出版单位内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从而构建和谐的出版环境。
转型期出版思想观念、运营模式的变革，要求出版业尽快建立起符合出版自身规律及出版业实际的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法制体系，为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摘要本文对中国出版管理法治化概况做了系统阐述，并结合其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同时结合出版业发展实际提出了法制建设完善的策略。
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第24条 期货市场 QFII 市场放开
期货市场的本源性价值在于风险监管和市场开放。市场的活跃程度和金融的发展、经济稳定情况成正相关。其运行过程对相关的环境有特殊要求。而期货市场的供求信息量、活跃性受开放程度影响。修改后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亮点在二十四条。引入QFII，有益于活跃期货市场，充分发挥期货套期保值的功能。同时，面对QFII进入特定品种的期货市场，相对于现行成熟的国际期货市场，从立法技术、监管程度到具体规则，我国相关期货规则体系仍存在较大差距。修改后的《条例》第24条，使现行国内关于QFII的期货法律规则体系有待巩固。
一 、 我国有关《条例》第24条的法律法规现状和问题
（一）有关《条例》第24条的法律法规现状
修改前的《条例》并没明文规定QFII制度，参与国内期货交易投资者受到身份限制。场内交易封闭性致使市场不活跃，难以与国际期货市场接轨。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和金融衍生品发展日新月异。期货市场须扩大规模，吸纳多元素的投资者，促进市场活跃。为应对期货市场的新形势、新挑战，决定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修改后的《条例》第24条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境外机构，可以在期货交易所从事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QFII进入我国特定品种期货市场得到《条例》认可。放宽期货市场的入场资格，引进QFII，为即将在上海自贸区上市的原油期货提供法律空间。QFII的加入促进我国建立国际化原油期货市场。
特定品种的期货市场对QFII开放，考验我国现行期货市场的监管制度。目前，我国对QFII放开相关期货交易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下文简称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下文简称指引）以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其中《办法》、《规定》、《指引》是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生效前实施的。在金融衍生交易的爆炸式增长大环境下，其滞后性不言而喻。
上述《条例》、《办法》、《规定》、《指引》由我国国务院、证监会制定或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从立法的程序上不如法律的正规和严谨；从效力上，当该《条例》同其他上位法律相抵触，就会面临尴尬局面。现行关于QFII的国内期货的规范位阶最高是国务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仅凭该法第24条和现行《办法》、《规定》、《指引》的规定，有没一部法律统领，对QFII监管力度远远不足。开放后的期货市场也会因没有稳固的法律体系作支撑，而面临资产外流、市场秩序混乱、金融体系动摇的危机。
（二）《条例》第24条的相关问题
1、市场准入制度不明确
修改后的24条第二款："符合规定条件的境外机构，允许进入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市场。"这条的修改缘由主要是为即将在上海自贸区上市的原油期货市场铺路。在市场准入环节上，提供境外机构的方便之门。但"特定品种"的界定，该条款并没有明确，致使"特定品种"处在模糊状态。而"符合规定条件"在该条款中也找不到标准。相关其他规则，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中，也没有专门针对特定品种期货的QFII市场准入条件作出具体说明。
2、 开放程度与国际期货市场存在较大差距
《条例》第24条，修改前无明文规定国内期货市场对QFII开放。修改后增加第二款，给予QFII法律空间和市场准入依据。体现了此条款的前瞻性，可促进即将上市的原油期货市场高效运行。但条款中"特定品种"间接反映对于其他没提及的品种只限于国内投资者投资。外国企业、境外其他投资者继续徘徊在国内期货市场之外。相比其他国际期货市场，如COMEX纽约商品交易所、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EUREX欧洲期货交易所、SIMEX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从开放的期货品种和程度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3、缺乏与国际期货市场接轨监管制度
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修改的内容看出，我国努力与国际形势接轨。接轨不仅仅是市场开放这一环节，更重要是国内市场有良好的期货法律环境和可行的监管制度。
从国际期货市场上看，目前英美两国的国际性期货市场在监管模式上趋于一致，采用三级监管模式--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宏观监管、期货协会的行业自律监管和各期货交易所的自律机制构成。美国的自律监管更是与生俱来，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是从市场起步就获得与法律效力相似的司法裁决权使市场和政府的监管处于平衡状态。而我国现行关于QFII的法律监管集中在政府监管环节。期货交易所、期货行业协会关于QFII的自律监管处于空白状态。单一的监管形式难以与国际期货市场监管制度接轨。
二、《条例》第24条的见解
（一）细化市场准入制度，提高开放程度
鉴于《条例》第24条第二条款中"符合规定条件"的界定处于模糊状态，而具体规定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建议尽快明确具体条件，能让合格的境外机构预先自我对照资格，办理好相关文件，减少申请市场准入时带来的不便。修改后《条例》虽拓宽了市场准入的范围。然而实现建立规范导向型的国际期货市场目标存在距离。例如，内地某些期货公司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其经营权限，既不可内地资本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交易，也禁止国际资本在内地交易。使业务范围大打折扣。建议在原油期货上市后，增加新的期货品种。程序渐进减少对境外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限制，扩大相关业务范围。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同时提高开放程度。使期货市场活跃，实物交割顺利进行。充分发挥期货套期保值、减少企业投资风险功能。
期货市场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重要服务，本身对金融体系危机有巨大连锁效应。《条例》24条修改后，期货市场对QFII开放。如国内法律法规监管制度不能有效实施，可能令国内期货市场受到冲击。我国是GATS的成员方。GATS在《关于金融服务附件》第2条（a）对金融服务的国内管制有明确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谨慎原因而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人托管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同一和稳定而采取措施。此措施，既是《金融服务附录》的核心条款又是GATS规则的例外。建议在制定《条例》24条的"具体办法"过程中，借鉴GATS审慎措施。推进期货市场自由化同时保持稳定高效的期货市场体系。
（二）建立《条例》24条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
修改后的24条，让QFII进入国内特定品种的期货市场。相关QFII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应该尽快建立。目前我国关于QFII规范，最高位阶是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行政法规、规章立法程序没有法律严格，效力上也不如法律。没有一部法律统领，来规定QFII的市场准入、QFII的权利义务；明确各行政部门、期货交易所的监督管理权限，不利于国内期货市场发展。单靠现行的规范，监管力度是远远不足的，制定一部期货法律规则迫在眉睫。
《条例》第24条是对QFII的市场准入规定。在QFII入市的后续监管并没有涉及。而目前配套的法规体系对QFII监管亦处于不明确状态。建议对QFII的后续监管应加强。期货市场对QFII开放，增加了国际资本跨境的规模。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几个重要交易制度进行对QFII的入市后续监管。如美国的投资者头寸报告制度、大客户报告制度、风险预警机制。
再者，QFII与交易所、期货公司交涉频繁。交易所、期货公司应制定QFII监管的行业性规则，提高自身的监管能力。只有在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管处于平衡状态下，相关的QFII制度才能更有针对性、可行性、全方位性。
（三）《条例》24条的配套法律法规应与国际规则接轨
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当时金融业方面处于待成熟阶段，对其进行高度管制。在承诺表中不包括开放期货业。但正给予国内有关期货法律法规制定预留更宽阔的空间。由于期货的交易涉及外汇管理、银行服务行业、保险行业、税收等方面。中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中的金融范围内，保险部门、银行部门、证服务部门作出承诺。期货交易涉及外汇、资金流通、银行各项业务等。在制定、修改或实施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过程中，应参详GATS中有关规定，特别是透明度原则。GATS第3条规定，对于成员方制定或修改会对其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律法规、行政指令的情况，该成员方应及时至少每年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每一成员方应建立咨询机构，及时答复其他成员方提出的有关信息要求。信息披露充分、相关规则透明度高对QFII入市有指导性、预测性作用。利于建立规则导向型的国际期货市场。
三、小结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修改，体现我国建立期货市场国际化的进步。要实现国内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更需要期货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同时，相关匹配的法律规范必不可少。在立法、修改、完善过程中，应结合国内期货市场特点同时与国际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监管模式接轨。期货交易涉及银行、保险等业务，在修改、完善过程中，建议以GATS关于金融服务的审慎措施的立法原则作为引导。做到既开放国内市场，风险又能可防可控。促进我国建立国际期货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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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6篇
【关键词】强制拆迁；行政强制；缺陷；利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D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18-0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发展也在快步前进，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及房地产市场的迅猛扩张中，城市房屋在拆迁中出现的前置拆迁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由此，法学界也希望通过对强制拆迁有关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从而有助于逐步完善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促进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强制拆迁的概念
迁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不能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的，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书所规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豍
二、国现行强制拆迁制度的现状
我国最早规范城市房屋拆迁的法规是国务院1991年3月22日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历经10年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国务院于2001年6月6日对旧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目前规范房屋拆迁的主要立法就是国务院的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以及建设部2003年12月30日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裁决规程》)。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规范强制拆迁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强制拆迁制度是我国拆迁管理法规中一项重要制度。该项制度的施行一直倍受争议，因此这项制度被认为是一柄“双刃剑”。强制拆迁制度在实施中出现了被滥用的情况。一些地政府不依法办事，肆意侵害被拆迁人利益，甚至因强制拆迁出现了人命案件。法律也有所不能承受之重，强制拆迁制度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2007年4月11日，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王克健等二十余名律师上书总理，建议国务院立即修改或废止2001年颁布现仍施行的《城市屋拆迁管理条例》并取消强制拆迁制度。强制拆迁制度在我国拆迁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给我国的立法机关提出了新的课题。强制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并非严惩几个非法之徒或提高补偿标准等所能奏效，这样解决的只是腠理之疾。要彻底解决强制拆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从制度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对强制拆迁的制度从程序到实体上厘清其不合理的地方，并在法治的框架内构建一个科学、公正、规范的制度体系。
三、我国现有强制拆迁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程序方面的缺陷
（1）《拆迁条例》中关于强制拆迁的规定与上位法和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冲突和越位；（2）从立法技术层面看，《拆迁条例》本身也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和立法技术的不足；（3）行政程序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
（二）实体方面的缺陷
（1）宪法和法律与条例之间在主体等方面的规定存在冲突；（2）对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准确；（3）没有进行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的区分；（4）执行手段没有法律依据,野蛮执法、暴力执法现象屡见不鲜。
四、对我国强制拆迁制度的完善建议
首先，协调被拆迁人利益和拆迁人利益、政府利益。在不妨害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被拆迁人的利益应当在“不低于拆迁前居住条件”的基准上得到实现。当然，这也符合“缩小差距原则”和“保护较大利益原则”是正义的。
其次，协调被拆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由于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是平等民事主体的关系,补偿协议应在两者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并使其二者之间的利益达到平衡。
第三，协调拆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拆迁人拆迁的房屋有文物价值，或者是该地段有其他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价值。这种情况需要政府部门严格把关,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绝对禁止这类破坏性拆迁行为的发生。
总的来说，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的核心就是使各方利益均衡，底线是通过对我国城市强制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使我国确立强制拆迁的程序机制、确立公共利益的听证机制，从而在程序合法、理由正当的基础上，保证个案当事人能充分、合理的参与。我们还要建立公正、充分的补偿机制，制定完善、透明的评估制度使其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上一个符合一般公平与正义的，合理的人类生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正确定位政府在拆迁中的角色，使政府真正的以裁判员的身份进入市场，在拆迁中做好相关宏观调控工作,规范拆迁行为,监督双方当事人遵守法律、法规。做好行政指导作用,保证政策稳定,有计划有步骤完成整个城市拆迁工作，从而促进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注释：
豍金伟峰.中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64.
参考文献：
[1]金伟峰.中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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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M].姚大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7篇
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工作，根据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长法治办字[2012]5号文件通知精神，经研究决定，在文体系统广泛开展“与法同行、服务发展”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题宣传活动的目的和内容：
本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目的：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了解文化、体育、新闻出版、文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增强文化市场经营业主守法经营意识，增强文体系统干部职工依法行政意识，全方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本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内容：《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法律法规，《文物保护法》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体育事业法律法规，《图书馆条例》等图书事业法律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市场管理法律法规。
二、主题宣传活动的时间和形式：
文体系统与法同行主题宣传活动由相关职能单位负责，按照不同时间的纪念日做好相关法律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5月24日至28日“图书宣传周”：《图书馆条例》及共享工程相关知识。责任单位：县图书馆。
2、6月12日“文化遗产日”：《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宣传，《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及相关知识宣传。责任单位：县博物馆、县民保中心。
3、8月8日“全民健身活动日”：《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计划纲要》等相关法律法规。责任单位：县业余体校（全民健身中心）。
4、12月4日“法制宣传日”：《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文化、新闻出版市场管理法律法规。责任单位：文化市场稽查队。
三、活动要求：
各责任单位要按照上述要求，认真搞好宣传日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要形式多样化，讲求宣传效果，如通过制作宣传展板、在广场设立咨询服务台、通过电视播发公益广告、编排演出小型文艺节目、播放相关宣传科教电影等多种方式进行。
各责任单位在宣传活动中，要注意做好活动声像图片资料的采集工作，及时向文体局办公室、县委办信息科、政府办信息科及中国网等新闻媒体上报活动情况信息，做好活动自身的宣传工作。
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8篇
出版自由，即公民依法享有的通过出版物表述思想见解的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所谓出版物，我国1997年2月1日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条第2款作了如下界定：“本条例所称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
马克思指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⑵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全部自由的基础和中心，凡是人们不能自由表述思想的地方，其他自由就没有保证。言论与出版自由在探索真理、弘扬民主、监督权力、繁荣文化、完善人格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础。美国传播业巨头赫斯特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言论自由是为了维护真理而设立，以作为延续民主命脉的血流。当言论自由被消除时，民主的脉管就立刻硬化，自由制度就变成了一个没生命的躯壳，共和国立即死亡。”⑶因此，世界各国宪法法律大多对此加以确认与保障。根据荷兰法学家亨克・范・马尔赛文等人的统计，在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有124部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⑷
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言论与出版自由也存在不少流弊，比如败坏风纪，歪曲真相，侵犯隐私，诽谤他人，泄露机密，蛊惑群众，煽动混乱等。因此，各国又均对言论与出版自由予以一定的限制。出版自由的受限制性，可以说是人权发展的普遍规律。
限制出版自由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一、出版单位设立的管理规定。二、出版物内容的法律界限。三、出版活动的管理规定。四、违法出版的法律处分。限制出版自由是为了防止出版自由滥用之流弊，也是保障出版自由的重要条件。同志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正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一切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违法新闻活动，不但不能给予自由，而且要依法制裁。”⑸限制出版自由的出发点与目的正是为了更好保障出版自由的实现，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健全，出版自由的限制正逐步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发展。
出版自由的保障与限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出版自由的保障是目的，出版自由的限制是达到保障目的的手段。对出版自由的限制，不能随意、漫无边际，必须有合理界限。限制出版自由的立法应该确定合理的界限，使保障与限制达到相对的平衡。
出版单位设立的管理规定
限制出版自由，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对出版业的干预，二是对出版物的干预。对出版业的干预，主要体现为出版单位设立的限制规定。
我国的《出版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章、第六章有关条款对出版单位的设立条件、申请、批准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对出版单位的设立实行比较严格的许可和管理制度。例如，该条例第十条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有出版单位名称、章程；（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四）有30万以上的注册资本；（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六）有适应业务范围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该条件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持申请书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单位或擅自从事出版活动的行为应予取缔。我国对出版单位的设立实行严格许可的制度，对创办出版单位的主体实行主办主管单位制，不允许公民享有自行举办出版单位的权利，如条例第十条所设立的条件（二）。按照上述规定，我国报刊社等出版单位都是国家所有。这有利于确保党对出版社的领导，对出版社起到预防非法出版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现存的出版单位设立制度来看，存在着特许制（批准制）、保证金制、报告制（登记制）、完全自由制四种形式。完全自由制，即创办出版单位不需要国家机关批准，也不需要开业者登记注册。如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新闻法第2条规定，创办出版企业可不经任何形式的登记或认可。某些观点认为，除了完全自由制外，批准制、保证金制、登记制均有损于出版自由。其实，并不尽然。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均采用登记制（报告制），创办出版业者在开业前只须在有关机关登记注册，登记注册仅仅是一个程序性、手续性要件，目的是便于有关国家机关事后的管理和了解情况。实行保证金制的，如我国香港地区，其《管制刊物综合条例》规定，只要缴纳一万元保证金，再有两人担保，即可开业。特许制（批准制）目前也有相当部分国家实行。一般而言，完全自由制、登记制、保证金制下均不对开业者的资格加以限制，允许公民个人开办出版单位。
条例第八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公民的出版活动，须通过出版单位实现，公民的出版自由的实现要靠出版单位的自由来保障。我国目前对出版单位实行比较严格的许可和批准制度。从理论上看，对出版单位的设立应予尽可能少的限制，实行登记制及完全自由制，是理想的形式，有利于公民出版自由的保障。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意见，这就是出版自由。”⑹这首先意味着出版单位设立的自由。但是，目前我国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现象比较严重，以及由于长期实行许可制的惯性，因此出版单位设立制度的改革须循序渐进，切不可急功近利。
出版物内容的法律界限
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五）泄露国家秘密的；（六）宣传、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第二十六条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除了《出版管理条例》外，《刑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治安管理条例》、《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也都包含着一些以内容为基础对出版自由加以限制的规定。例如，按照《刑法》规定，在出版物内容上可能发生犯罪的有：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私密罪、制作传播物品罪、损害商业信誉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事实上，各国宪法法律均对出版物内容加以严格的限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但是，在其司法实践中并不排除以内容为基础的对言论出版进行限制的法律，最高法院说：“有一些言论属于明确界定和严格限制之列，对这些言论予以禁止和惩罚从不认为会引起违宪问题。”⑺根据美国的法律和法院判例，出版物内容受到下列限制：（1）没有引发危害公共秩序导致暴乱的言论自由；（2）没有泄露国家机密的言论自由；（3）不得出版猥亵、诲淫、色情的黄色刊物；（4）不得恶意诽谤；（5）不得出版和分发侮辱和取笑任何种族、民族、信仰或宗教的刊物，等等。
由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的不同，各国对出版物内容限制的目的有很大差别，甚至截然对立。但从形式上看，不外乎两大类：一是为保障国家社会利益而设的限制，如对煽动性言论、猥亵性语言的限制；二是为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而设的限制，如对诽谤性言论的限制。我国对出版物内容的限制有一系列的规定，但是对于出版物禁止内容的判断标准及处理措施尚不完善。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些规定，从宪法对言论和出版自由保护的内涵来看，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课题。
出版活动的管理规定
出版活动包括著作、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方面。出版活动管理也涉及到多方面内容，理论上通常着重分析事前审查制和事后追惩制。事前审查制最主要的特征是由政府委派官员实施书报检查，决定允许出版、或不许出版、或删改后方许出版。事后追惩制，是政府对出版物事前不予检查，出版后发现违法内容依法惩处。
从《出版管理条例》来看，我国基本上排除了对出版物内容的事前检查。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的年度出版计划及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经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制定。”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版单位发行其出版物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北京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免费送交样本。”条例三十二条规定：“出版单位委托印刷或复制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必须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印刷或者复制出版物的有关证明。”有人认为，这些规定具备事前审查机制。⑻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印刷品复制品保留一份上交有关机关备查。条例规定的“备查”、“送交样本”、“提交证明”与审查完全是两回事。可以说，《出版管理条例》对国内出版物内容并不予事前审查。我国政府多次明确宣布，我国不存在书报检查制度，也没有设立专门对出版物内容作事先检查的官方机构。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这说明，出版物内容的合法性主要依靠出版单位内部的编辑责任来保证。如果编辑失职，致使出版物刊载了非法内容，那么就要追究出版单位法人和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这种出版单位的内部工作制度同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书报检查制完全是两回事。由此可见，我国对出版物内容基本实行追惩制。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境外委托印刷或复制的出版物的内容，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这说明，我国只是对国外出版物在境内印刷与复制才规定了事先审查制度。
世界上民主法制较完备的国家，大多通过宪法、法律或司法解释宣布禁止事先审查制度。如日本现行宪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以及其他一切表现自由，不得进行检查。”瑞典出版自由法第二条规定：“任何出版物在出版前不受检查、也不得禁止其印刷。”意大利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新闻出版物，无需事前认可，也不得事前检查。”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和广播与电视报道的自由，并不受检查。”美国联邦宪法和法律虽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事前审查，但联邦法院通过判例，也大体确认这一原则。“事先限制原则应受违宪推定”，“尽管这种推定可”。⑼这说明美国一方面确认禁止事先限制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将所有事先限制制度宣布为违宪，只要政府能举出足够符合宪法的证据，这种推定也可。
禁止事前审查制度是民主国家的通例，也是出版自由的基本构成要件。英国学者布兰克・斯通认为：出版自由是“一个自由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特征”，“其意义是指政府对言论出版不作事前的限制”。列宁认为衡量实现出版自由的标准是取消书报检查制度，他指出：“出版自由争取到了，书报检查干脆就被取消了。”⑽我国法律基本上接受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法律尚缺乏明确的规定和相应的保障制度。
违法出版的法律处分
《出版管理条例》对有关违反出版管理的法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该条件对违法出版的行政处罚作详细规定（第45条―第52条），同时规定，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45条、第46条、第47条）；构成民事侵权，依法追究民事责任（第27条、第49条）。
按照条例规定，没收出版物，责令出版单位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均为行政处罚，由出版行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处罚，条例第五十二条：“本条例规定处以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的种类、幅度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决定。吊销许可证的处罚，由原发证部门决定。”
世界上民主法制较完备国家一般都确认，“没收、停止、封闭等处分，在原则上惟依司法机关的命令始能实施”。⑾没收出版物、吊销许可证等处分，一般由法庭行使，在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没收出版物，但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将案件交给法庭审查决定。意大利现行宪法第二十一条：“对出版物的没收，必须根据出版法认为触犯诽谤罪或违反法律统治，才能由司法机关依法律程序处理。”西班牙宪法第二十条第五款规定：“仅根据司法判决，才可没收出版物。”没收出版物、吊销营业执照等，由法院判决（或审查决定），显然有利于保障公民出版自由，为限制出版自由确定了合理界限。
我国未规定没收出版物由法院决定，但根据行政诉讼法，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也起到防止行政机关任意处罚的作用。今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增进司法处分的作用。列宁十月革命时就指出：“一旦新制度建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⑿
注释：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73页
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页
⑶转引自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第1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⑷参见（荷）亨克・范・马尔赛文等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⑸《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1989年11月28日）
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5页。
⑺转引自杰罗姆・巴伦等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第1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⑻许崇德主编《宪法》，第16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⑼杰罗姆・巴伦等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第1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⑽《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4页
⑾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第9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9篇
[关键词]辽宁；文化强省；文化发展规划；文化管理条例；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1-0086-02
一、辽宁省文化强省建设的提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认识到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通过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战略部署。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国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文化事业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全局，这在人类产业发展史上都属罕见。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已经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家层面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并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辽宁建设文化强省而言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辽宁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继续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促进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努力建设文化强省。本文对于辽宁省文化发展规划和相关管理条例的现状、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辽宁文化强省建设工作献言献策。
二、辽宁省文化发展规划存在的问题
中国历来有句警示名言：“未雨绸缪”，对于文化强省建设也不例外，只有强化战略思维，树立规划理念，制定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符合现实状况的发展规划，才能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实现新的跨越发展。调查辽宁省及14个主要城市关于文化发展规划情况，发现目前辽宁省各市关于文化发展规划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规划制定进程不一。有的城市已经制定了文化产业的“十二五”规划，如沈阳市、大连市、抚顺市、本溪市和朝阳市。而有的城市仍在使用“十一五”规划，关于“十二五”规划或是止步不前，按兵不动，或是还在论证阶段，迟迟未能出炉新的发展规划；（2）规划内容详尽不一。有的城市不仅制定了文化发展规划，而且所辖区也制定了发展规划，如大连市的金州新区和甘井子区就分别制定了《大连金州新区“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和《甘井子区文化体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鞍山市的千山旅游风景区也制定了《千山文化旅游产业带规划》。与之相反，有的城市根本没有制定任何规划；（3）缺少文化专题规划。通过对目前文化方面发展规划的调查，不难看出除个别城市制定了凸显本市文化特色的发展规划外，如盘锦市的《盘锦森林公园暨稻米文化产业示范区总体规划》，鞍山市、盘锦市、营口市和锦州市的温泉旅游发展规划外，其他城市均缺少文化专题规划。
三、辽宁省文化管理条例存在的问题
古人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所有社会行为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状态中。对于文化建设亦是如此。关于辽宁省文化相关管理政策进行调查统计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文化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或者决定制定时间比较久。如《辽宁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实施办法》是1986年7月制定的，而至今仍在沿用，并未给予修订，显然有些实施办法无法与当今时代相适应。
此外，一些地级市缺失地方文化管理条例等问题。如朝阳市素有“文明圣地”、“化石王国”、“三燕古都”、“东方佛都”之称，朝阳市的辽西化石，始祖鸟，皮影戏，红山文化，刺绣、秧歌等非常具有文化价值。然而，朝阳市迄今为止，在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和古生物化石等方面仅仅使用文化部制定的《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和《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并没有制定过具有本地方特色、符合本市文化发展需要的相关保护条例和管理办法。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丹东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和铁岭市等城市。
四、加快制定文化发展规划与新的管理条例的建议
如果没有规划就发展文化，那只会是一种盲目的发展，在文化建设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损失的交易成本将造成方向的误判，战略的失策，以至于带来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如果不能及时地制定新的科学规划，不讲究规律，不重视规划，就会出现可能已经是落后的项目还在建设的后果。
针对辽宁省文化发展规划与管理政策上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如下三点对策建议：一是要加快文化发展规划制定的进程。全省和未制定“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的地级市应尽快制定并出台《文化发展规划》、《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或《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二是要注重文化专题发展规划的制定。这是因为辽宁省已经出台了新的《辽宁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其中确立了将出版印刷业、报刊发行业、广播影视业、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文化旅游业和工艺美术业作为辽宁省今后发展的主导文化产业。那么，文化专题规划就不应仅仅重视其中旅游业的发展规划，而应对其他主导文化产业均给予重视；三是对新兴主导产业如动漫游戏业究竟如何发展更应有规划意识，辽宁省动漫游戏业将以沈阳、大连这两个部级动漫基地为主，以丹东、阜新等动漫园区为辅，因此沈阳、大连、丹东和阜新市应尽快出台《动漫游戏业发展规划》或《动漫游戏业扶持政策》等；四是要加快制定、完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相关管理条例，抓紧修订文化相关管理办法。
参考文献：
[1]辽宁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全文[EB/OL].http：///newarea/roll/201204/18/t20120418_23253318_2.shtml，2012-04-18/201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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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代兴.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出版管理条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直接销售;直销;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11002
在王玉章编著的《现代国际商务英语》第一课“Marketing Abroad”中,有如下一句话:
“Direct selling means having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porting company(whether he is the export manager, a traveling salesman or an officer of a branch or subsidiary abroad)and the buyer.”(下划线为作者所加)此句译为:直接销售,即出口商的代表(不论是出口经理、旅行推销员,还是海外公司或子公司的职员)与买主直接进行通讯联系。
这里“direct selling”被翻译成了“直接销售”,但能否翻译成“直销”呢?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1 “direct selling”不宜译成“直销”
笔者认为,此处“direct selling”不宜翻译成“直销”。倘若翻译成“直销”,则意味着其必须符合直销的定义,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我国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直销管理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本条例所称直销企业,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经批准采取直销方式销售产品的企业。本条例所称直销员,是指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将产品直接推销给消费者的人员”。
而在《现代国际商务英语》中的“出口商的代表”(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porting company)与《直销管理条例》中的直销员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出口商的代表与出口商的关系跟直销员与直销企业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二,国际上公认的直销的定义是由世界直销协会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s)给出的:
“Direct selling is a dynamic, vibrant, rapidly expanding channel of distribution for the marketing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directly to consumers”,即“直销系将产品与服务直接行销给消费者,为一充满活力、充满生气、迅速扩张的销售渠道。”
有专家学者根据世界直销协会联盟在其“Codes of Conduct”(“商德约法”)中的表述,归纳总结出了直销的另外一个解释性定义:
“直销是指在固定零售店铺以外的地方(如个人住所、工作地点或其他场所),独立的营销人员以面对面的方式,通过讲解和示范方式,将产品和服务直接介绍给消费者,进行消费品的行销。”(《直销产品的价格剖析》,刘志梅、杨伟文)。
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面对面销售;二是通过讲解和示范方式。而在《现代国际商务英语》中提到的“direct selling”,虽然强调“出口商的代表与买主直接进行通讯联系”(Direct selling means having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porting company and the buyer),但这与直销定义里强调的“面对面销售”还是有一定差别,同时,其中也未突出“通过讲解和示范方式”。
第三,从“direct selling”出现的上下文来看。在《现代国际商务英语》中,作者是在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下,谈论出口公司的营销方法时提到“direct selling”的。作者把国外行销的方法分为:“direct selling”、“indirect selling”和“joint ventures”等三大类。据此,“direct selling”不应翻译成“直销”。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上述开头一例翻译中,“direct selling”只能译成“直接销售”,而不能译成“直销”。当然这也是把“direct selling”翻译成“直接销售”的特例之一。
2 直接销售与直销的关系
我们知道直接销售主要是指生产企业不通过中间商销售产品,而依靠自身的销售力量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或用户。其方式主要有企业门市部、人员访问销售、广告直销、邮寄销售、电讯销售等。
温树斌副教授在其论文《入世与直接销售业的法律规制》中提到“直销包括直接行销(直接邮购、目录购货、电话行销、电子购物等)、直接贩卖、购物服务、直接销售(单层次和多层次传销)。”张艳老师在其论文《直销与直销模式:一个整合的研究》中也把直接销售归类于直销下的无店铺直销之一种。即直销与直接销售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下面我们先看直接销售里的邮寄销售。
在这种销售方式中,厂家首先对目标顾客进行精心筛选,然后再邮寄产品目录和销售信函给最有可能达成交易的对象。这并不符合直销的定义。据此,笔者认为直销与直接销售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再看直接销售里的人员访问销售。
当生产企业通过直接派出人员到顾客家中进行面对面的讲解和示范来推销产品时,这种销售方式则应属于直接销售。但是派出的销售人员中,有些则可能是销售企业的正式员工,而不是招募的直销员。根据世界直销协会联盟商德约法的规定,这种方式属于直销;但根据我国《直销管理条例》,又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直销。因此,也不能简单地说,直接销售包括直销。
3 直接销售与直销的英文翻译
先让我们看看“selling”、“sale”在词典中的解释。
(1)Selling:“the job and skill of persuading people to buy things; sales 推销(术)”(《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由上可看出,“selling”强调“说服某人买某物品的工作或技巧”,侧重一种方式方法和技巧,所以可以翻译成“推销”或“推销术”;因此,笔者认为,“direct selling”宜翻译成“直销”,这既与我国的《直销管理条例》中的“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的规定相吻合,也与世界直销协会联盟中“通过讲解和示范方式将产品和服务直接介绍给消费者,进行消费品的行销”相一致。
(2)Sale:“act of selling, the act of giving property, food, or other goods to someone in exchange for money 出售,贩卖”(《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Sale:“[U] selling or being sold 卖;出售;销售;[C] act of selling something. 卖;出售;销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 牛津大学出版社)。
由上得知,“sale”强调的是“把所有物给某人以获取金钱”,侧重一种目的结果和动作,所以可以翻译成“出售、销售”等意思。
因此,笔者认为,“direct sale”宜翻译成“直接销售”,而不是“直销”。下面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观点:
“direct sale:直接销售;direct sale clause:直接销售条款;direct sale price:直接售价”(《实用英汉•汉英商务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石云龙主编)。
“direct sale price:直接销售价;direct sale clause:直接销售条款”(《外研社最新汉英对外经贸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单其昌主编)。
“direct sale:直接销售;direct sales price:直接销售价”(《实用外贸英汉词典》,浙江大学出版社,戚云方主编)。
综上所述,直接销售与直销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虽有许多共同点,存在着交集,但也不是绝然相等的,二者并不是简单地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世界直销协会联盟对于直销的定义与我国《直销管理条例》有所出入的情况下,尤其应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在任何语境下都把直接销售与直销等同起来;关于“direct selling”,笔者认为宜翻译成“直销”(上述王玉章的翻译除外),但在国内关于其翻译混乱无序的前提下,也应灵活处理。“direct sale”则宜翻译成“直接销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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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bout direct selling. World Federation of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s@www.省略.
[12]Codes of conduct. World Federation of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s@www.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