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范文

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篇1

为遏制盗版教材、教辅读物的猖獗势头，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版权局、、国务院纠风办、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2004年秋季盗版教材、教辅读物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和省、（上级市）市六部门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市新闻出版管理办公室、市教育局、团市委、政府纠风办决定，自即日起到10月初在全市深入开展2004年秋季盗版教材、教辅读物专项治理行动，并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坚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和“强化职能、落实责任、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的基本工作思路，深入开展秋季盗版教材、教辅读物专项治理行动，切实做到保护知识产权、净化校园环境、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减轻群众负担，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工作重点

1、以图书集中经营场所、学校周边书店及有书刊印刷能力的印刷企业为重点，严查非法印制、发行盗版教材、教辅读物活动；

2、以教材、教辅读物发行机构（单位）为重点，严查非法发行、订购、使用、编印盗版教材、教辅读物行为；

3、以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严查借教材、教辅读物发行之机谋不义之财的违规违法单位和个人。

三、落实责任

这次专项治理行动由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市新闻出版管理办公室、市教育局、团市委、政府纠风办共同组织实施。主要任务是：

1、组织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与检查，协调案件查处，督办大案要案。责任单位：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

2、检查图书集中经营场所等出版物市场，查处非法发行、印刷、复制、盗版教材、教辅读物（含自考教材）的单位。责任单位：市新闻出版管理办公室。

3、清查各类学校订购、使用教材、教辅读物情况，查处订购、使用、非法编印盗版教材、教辅读物的教育单位及责任人，各类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图书代办点、校园周边书店（摊）以及校办印刷单位是重点清查区域。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4、治理盗版教材、教辅读物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采购、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行业不正之风。责任单位：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市新闻出版管理办公室、市教育局、团市委、政府纠风办。

四、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制定方案。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对这次专项治理行动的组织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落实责任，分解任务，周密部署，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务求标本兼治。

2、加强宣传，营造舆论。市教育局要组织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利用学校黑板报、版画、小广播、网站、主题班会、主题团队会等形式开展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活动。新闻媒体要对专项治理行动追踪报道，对行业不正之风予以曝光，广泛宣传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专项治理行动的良好氛围。

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篇2

2012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促进贵州新闻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总署贯彻落实国发2号文件精神，指导和支持贵州新闻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文件，充分体现了总署对贵州新闻出版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对于推动贵州新闻出版业后发赶超，实现贵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贵州新闻出版业现状

贵州新闻出版业大体上讲主要是出版、印刷、发行三大块，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止2011年底，出版这一块共有图书出版社5家、期刊出版单位88个、报纸出版单位44个、音像出版社1个。印刷这一块共有印刷企业715个，其中，出版物印刷企业79个，包装装潢印刷企业121个，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411个，专项排版、制版、装订企业104个。发行这一块共有发行企业210个，其中，出版物总发行企业2个，新华书店86个，出版物批发企业122个。全行业年末从业人员3.29万人。

2011年全省新闻出版业实现增加值19.7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94亿元，增长17.49%；资产总额99.18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23.06亿元，增长30.29%；全年纳税总额5.2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4亿元，增长41.62%。整个产业的基本现状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小、散、弱”。小，就是总量太小。2011年全行业资产总额仅为99.18亿元，在全国所占比重仅为0.69%，排名第25位；实现增加值仅为19.75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0.35%。散，就是分布零散。产业集中度不高，总产出零星分布于各产业，除印刷业所产比重为47.72%外，其他产业所占比重都不是很高，图书出版为6.24%，期刊出版为1.22%，报纸出版为9.55%，音像制品仅0.01%，出版物发行为35.20%，出版物进出口为0.06%。弱，就是实力弱。2011年新闻出版业增加值在全国所占比重为0.54%，排名第26位；利润总额在全国所占比重为0.51%，排名第26位；纳税总额在全国所占比重为0.66%，排名第25位。

《意见》对贵州省新闻出版业

的推动作用

《意见》切合贵州实际，是一个好文件：一是指明了方向。二是明确了重点。三是带来了机遇。总署《意见》的出台，无疑再次鼓舞了贵州出版人，在省委、省政府的的坚强领导下，贵州新闻出版一定能乘势而上，创造性开展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好《意见》精神，在“十二五”期间为全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从发展机遇上看，《意见》为贵州新闻出版业带来了很多机遇。一是政策机遇。总署将在惠民工程建设、报刊单位体制改革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二是项目机遇。总署在《意见》中明确提出在资金和项目上支持贵州新闻出版业，鼓励贵州积极申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专项资金、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三是产业机遇。在出版产业、印刷产业和发行产业方面支持贵州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产业竞争力。

贯彻落实好《意见》精神

促进贵州新闻出版业

又好又快发展

《意见》的出台，为贵州新闻出版带来了新的契机，全省新闻出版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主动性，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从五个方面推进《意见》的深化和落实。

一是用好政策。近年来，国家、总署和省委省政府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各行业一定要加强政策学习和研究，用好用活用足国家和我省一系列优惠政策，尤其是这次总署在《意见》中提出的政策，要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要任务，助推新闻出版产业做大做强，提升贵州文化产业整体实力。

二是抓好项目。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强对贵州新闻出版重大项目尤其是入选总署项目库的8个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争取省委、省政府对出版项目的扶持政策，鼓励和指导新闻出版各行业积极申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专项资金和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通过项目实施，提升贵州出版单位核心竞争力。

三是做好规划。全省新闻出版行业要提高战略思维水平，从时间、空间的战略高度做好行业、事业和产业规划，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要结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贵州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制定行业各自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积极开展规划评估工作，准确把握重点指标进展情况，掌握规划实施效果，完善政策措施，为全省新闻出版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是推动发展。省委、省政府提出在“十二五”期末，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十二五”期末全省文化产业生产总值要达到500亿元以上才能成其为支柱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占5%）。从现在的情况看，到2015年，文化产业总产值要达到500亿元，必须加速发展，确保年均增长达20%以上，才能完成目标任务。新闻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而且必须后发赶超，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篇3

第一条为了规范出版管理行政处罚，保障和监督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出版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出版管理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实施。

第三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必须有法定依据，遵守法定程序，否则行政处罚无效；

(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三)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四)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否则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第四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负责对下列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一)《出版管理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

(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

(三)《印刷业管理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

(四)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由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是指新闻出版署，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计划单列市新闻出版局，地市级和县级新闻出版局，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行使新闻出版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新闻出版管理职能的组织实施出版管理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管辖

第六条新闻出版署负责对下列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一)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

(二)法律、法规规定由新闻出版署管辖的；

(三)其他应当由自己管辖的。

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负责对下列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一)在本行政区有重大影响的；

(二)涉及外国的；

(三)其他依法应当由自己管辖的。

其他地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发生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行政处罚由主要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管辖。两个以上地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对同-违法行为都有管辖权的，由先立案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管辖。

第九条地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就行政处罚管辖发生争议或者管辖不明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指定管辖。该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其中-个地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管辖．或者指定适宜的其他地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管辖。

第十条上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处理下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管辖的行政处罚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行政处罚案件交下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处理。

下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认为其管辖的行政处罚案件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处理的，可以报请上-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

第十一条对出版单位的行政处罚，由新闻出版署或者省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管辖；新闻出版署、省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认为由出版单位所在地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管辖更适宜的，可以指定该地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管辖。

第十二条吊销许可证的处罚。由原发证机关决定。

第十三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认为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四条有关著作权的违法行为，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立案

第十五条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以外，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应当立案查处。

第十六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严格履行职责，对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遵守出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立案。

新闻出版行机关在进行执法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证。

第十七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正在印刷、复制、批发、零售、出租违禁出版物或者非法出版物，情况紧急来不及立案的，执法人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或者纠正；

(二)对违禁出版物或者非法出版物、专用于违法行为的工具、设备依法查封或扣押；

(三)收集、提取有关证据。

第十八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违法行为举报制度，接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违法行为的控告、检举。对控告、检举的违法行为经审核基本属实的，应当及时立案。不予立案的，应当及时告知控告人或检举人。

第十九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对其他行政机关移送的、上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指定或者交办的、当事人主动交待的和通过其他方式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立案。

第二十条行政处罚案件的具体立案工作由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立案应当制作出版管理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报本机关负责人审查，决定立案或者不予立案。

立案应当自发现或者受理案件之日起7日内完成。情况紧急来不及立案的，应当在调查取证或者依法采取有关行政措施后及时立案。

第四章调查取证

第二十一条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后，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必须全面、客观、公正，以收集确凿证据，查明违法事实。

第二十二条调查取证由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立案的职能部门或者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所属的稽查部门负责。

调查取证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有效证件。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三条进行调查取证可以采取以下手段：

(一)询问当事人、证人、利害关系人等有关人员；

(二)查阅、复制与违法行为有关的文件、档案、账簿和其他书面材料；

(三)对违法出版物或者其他违法物品抽样取证；

(四)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五)自行或委托其他组织对证据进行鉴定；

(六)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场所、设备进行勘验、检查。

第二十四条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应制作询问笔录、勘验或检查等调查笔录，笔录由当事人或有关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签名或盖章的，由执法人员在笔录上注明情况。

第二十五条进行抽样取证、先行登记保存和勘验、检查，应当有当事人在场，当事人拒绝到场的，执法人员应当邀请有关人员参加见证。执法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上注明情况，并由参加见证的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六条执法人员对抽样取证、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应当开列清单，一式两份，写明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等项目，由执法人员、当事签字或者盖章，一份清单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和接收清单的，由执法人员在清单上注明情况。

第二十七条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采取先行登记保存，应当经过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并向当事人出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责令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在证据保存期间不得转移、毁坏。认为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确需移至他处的，可以移至适当的场所保存。

情况紧急来不及办理上款规定程序的，执法人员可以先行采取措施，事后及时补办手续。

第二十八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7日内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需要进行检验或者鉴定的，予以检验或者鉴定；

(二)对依法应予没收的，予以没收，对依法不予没收的，退还当事人；

(三)对依法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移交有关机关。

在7日内未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解除保存，并将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退还当事人。

第二十九条非法出版物的鉴定由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指定的鉴定机关和鉴定人员作出，违禁出版物的鉴定由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作出。鉴定书由两名以上鉴定人签名，经机关负责人审核后签发，加盖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出版物鉴定专用章。

鉴定中遇有复杂、疑难问题或者鉴定结论有分歧，或者应当事人申请要求重新鉴定的，可以报请上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鉴定。

第三十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在调查取证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就某些事项代为调查取证，受委托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办理，及时将调查取证结果回复委托的机关。

上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对已经立案的案件可以指示下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调查取证。

第五章听证

第三十一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和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调查取证部门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本条所称“较大数额罚款”，由新闻出版署作出处罚决定的，是指对公民2万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10万元以上的罚款；由地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按照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地方性法规、规章未作规定的，是指对公民1万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5万元以上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在被告知后3日内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听证要求和理由。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申请，调查取证部门应当制作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当事人在被告知后3日内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要求，由调查取证部门记录在案。

第三十三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从本机关法制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比较超脱的相关职能部门中指定一名听证主持人、一名书记员。调查取证部门的人员不得作为听证主持人和书记员。

第三十四条新闻出版年行政机关决定举行听证的，应当制作听证通知书，并在听证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和本案调查人员。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至二人。委托人申请和参加听证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权限。

第三十六条当事人接到听证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不按期参加听证的，视为放弃听证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的，听证可以延期举行：

(一)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到场的；

(二)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理由成立，需要重新确定主持人的；

(三)发现有新的重要事实需要重新调查核实的；

(四)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形。

第三十七条在听证举行过程中，当事人放弃申辩或者退出听证的，终止听证，并记入听证笔录。

第三十八条听证主持人履行以下职责：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

(二)主持进行听证程序；

(三)维持听证秩序；

(四)决定终止听证；

(五)决定听证延期举行；

(六)根据听证情况向机关负责人写出报告并就案件的处理提出意见。

听证书记员如实记录听证情况，制作听证笔录，协助听证主持人工作。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书记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书记员的回避，由主持人决定；主持人的回避。由其所在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四十条听证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听证会开始，介绍主持人、书记员，宣布听证纪律；

(二)告知当事人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询问是否有回避申请；

(三)核对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及人、本案调查人员、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证人的身份；

(四)本案调查人员说明案件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以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

(五)询问当事人或者人、本案调查人员、证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并要求出示有关证据材料；

(六)当事人或者人从事实和法律上进行申辩，并对证据材料进行质证；

(七)当事人或者其人和本案调查人员就本案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

(八)当事人或者其人作最后陈述；

(九)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

第四十一条听证结束，当事人或者其人应当将申辩材料及有关证据提交听证主持人。

第四十二条听证笔录应当在听证后交双方人员审核，经确认无误后，由双方人员在听证笔录上签名。双方人员拒绝签名的，由书记员在笔录上记明。

第四十三条听证主持人应当根据听证确定的事实、证据，依照本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原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及其事实、理由和依据加以复核，向本机关负责人提出意见。

第六章决定

第四十四条违法行为经调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调查人员应当制作出版管理行政处罚意见书，载明违法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处罚意见及立案、调查取证情况。

调查人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三十二条的规定，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调查人员应当将出版管理行政处罚意见书和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材料，连同立案审批表和其他有关证据材料，经本部门负责人同意，送本机关法制工作部门复核。

经过听证的案件，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五条法制工作部门对出版管理行政处罚意见书等书面材料就以下事项进行复核，签署意见后报本机关负责人审批：

(一)认定事实是否清楚；

(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三)处罚意见是否合法、适当；

(四)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五)其他有关事项。

第四十六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负责人对报送的出版管理行政处罚意见书等材料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认为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四)认为应当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的，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提出建议；

(五)认为应当给予当事人或受处罚单位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的，向其所在单位或其主管部门提出建议。

经过听证的和其他较重大的行政处罚，由新闻出版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四十七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事项。

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不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不予行政处罚通知书，说明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送达当事人。

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应当制作建议追究刑事责任意见书，连同有关材料和证据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

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建议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的，应当制作建议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意见书。

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建议给予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行政处分的，应当制作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意见书，送达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所在单位或其主管机关。

本条各款所列法律文书，由调查部门负责制作并送达。

第四十八条对同一违法行为，其他行政机关已经给予罚款处罚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不得再予罚款，但仍可以依法给予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

第四十九条给予停业整顿行政处罚的，应当明确停业的时限和整顿的事项。

第五十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案件重大、复杂的，经本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多不得超过两个月。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日期为准。

第七章执行

第五十一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五十二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有关范围内予以通报或者在报纸、期刊等媒介上公布。

第五十三条罚款的收缴依照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执行。

第五十四条没收的出版物需要销毁的，纸质出版物应当化浆，其他出版物应当以适宜的方式销毁。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专人负责销毁事宜，监督销毁过程，核查销毁结果，防止应销毁的出版物流失。

没收的出版物不需要销毁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报请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处理的方式。

第五十五条对没收的从事非法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和设备，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六条对于给予停业整顿行政处罚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停业期间的整顿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停业期满前进行检查验收，对整顿符合要求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其业务。

第五十七条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指示下一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执行。

第五十八条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纠正违法行为：

(一)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单位予以公告取缔；

(二)责令停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出版物；

(三)其他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的措施。

第五十九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措施处理，。

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应当自当事人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

第六十条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篇4

一、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1．为贯彻落实全国出版情况专题通报会精神，切实加强出版管理，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于今年3月和7月两次召开全省新闻出版单位负责人会议，通报了我省当前出版工作在政治导向和遵守管理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加强出版管理、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提出具体措施和要求。通过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增强了出版单位人员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了对出版物的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出版工作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不出现政治问题。

2．组织开展对全省20*年以来涉及政治内容和敏感问题的图书选题、成品和再制品进行清理检查，共检查图书1837种、在制品3*种、选题400余种。与省委宣传部组成检查小组，对图书出版单位清查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清查工作深入、扎实、取得实效。从清查的总体情况看，我省图书出版情况良好。出版单位能严格遵守管理规定，严格执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未发现存在政治问题和敏感问题的情况。

3.严格执行重大选题备案规定。加强出版前审读，对涉及政治内容和敏感问题的选题严格把关。今年共审核上报重大选题18种。

4.加强对编写和出版中共*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读物管理工作。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精神，与宣传部联合下发通知，加强对中共*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读物编写和出版工作的管理，防止学习辅导读物编写过多过滥，以及通过不正当方式向基层收取各种费用。我省出版单位都能遵守有关规定，没有出现违规问题。

5．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精神，与宣传部联合下发通知，加强对编写《文选》学习辅导读物的管理，规范《文选》学习辅导读物的编写和出版工作，确保出版质量，防止出版过多过滥。

6．做好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出版工作。下发有关文件，提出明确要求。各出版单位结合本社实际，认真做好建党8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图书选题的策划和出版，共策划出版图书5种。

7．做好“三农”优秀图书和服务“三农”图书出版发行先进个人评比推荐工作。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农业部有关通知要求，对各出版单位推荐的“三农”图书和有关人员进行认真审核把关。我省中原农民出版社的《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书系》、《农民科普丛书》和河南科技出版社的《兽医门诊技术丛书》被、新闻出版总署、农业部确定为全国推荐的“三农”优秀图书。

8．加强未成年人图书出版工作。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出版物出版工作的意见》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六一”前夕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及开展暑期读书活动的通知》精神，认真组织做好百种优秀少儿图书推荐工作。推荐的图书要求出版导向正确、图书质量合格，并注重图书的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原创性和可读性，年发行量在一万册以上。对上报的图书进行认真筛选，共向总署推荐优秀青少年图书16种46册。经过评选，海燕出版社的《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丛书》（九册）被总署选入20*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目录。

9．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通知要求，组织出版“三个一百”（人文社科类原创图书100种，自然科学类原创图书100种，文艺与少儿原创图书100种）原创图书推荐工作。对出版单位上报的图书和选题进行认真严格的筛选，确定我省上报“三个一百”原创图书26种。

10．高度重视《中华大典·农业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加强组织和领导。8月，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为我局颁发中华大典立项书，我局获准承担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中华大典·农业典》编纂出版任务，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具体负责编纂出版。我局高度重视《中华大典·农业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局党组会议专门研究《中华大典·农业典》的出版工作，把《中华大典·农业典》列入我省“*”重点出版项目。局领导专程赴河南大学出版社，了解《农业典》出版工作进展情况，对做好出版筹备工作提出要求：一、成立省工作领导小组，为《农业典》的出版提供组织保障。二、抽调出版社骨干编辑力量，组建编辑部，并充分利用河南大学有关专业院系的人才优势，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外编队伍；做好有关人员的培训工作。三、制定科学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进度、方法步骤和分工及责任人。四、要把专项经费管理好、计划好、使用好，专款专用。同时还要积极想办法筹措资金，争取学校支援一点、省政府拨一点、社会筹措一点。五、建立数据库，购置图书资料和可以运行大型数据库的高配置电脑。我局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帮助解决出版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中华大典·农业典》按照国家有关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二、加强宏观调控和规划指导，认真做好图书出版规划制定和实施工作

1．按照《河南省新闻出版业“*”发展规划》要求，制定《河南省“*”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确定我省“*”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180种，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9种、古籍整理项目9种、国家年度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补贴项目1种。

2．检查总结我省“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完成情况。全省图书出版单位共列入“十五”重点出版规划图书项目169个，已按时完成规划项目82个，占49%；部分完成或延期出版的36个，占21%；不能完成撤销的51个，占30%。已出版的重点图书大多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处将继续做好跟踪检查，督促延期出版项目按计划完成。

三、健全制度，加强管理，进一步规范出版秩序

1．加强对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出版管理，制定《河南省重点图书选题管理办法》，对重点图书选题的范围、内容导向、编校质量、时间进度、保障措施等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建立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档案，专人负责，对出版情况全程跟踪管理，将有效促进我省重点图书选题高质量按期出版。

2．加强图书审读，严把图书内容质量关。制定了图书审读工作制度；坚持日常审读与重点审读相结合，“出版前审读”和“出版后审读”相结合，全年共审读图书和书稿60多种，累计1500万字。对重大选题、敏感选题和容易出问题的书稿严格把关，有效地避免了有问题图书的出版。

3．严格执行图书选题审核把关报批制度，对内容存在问题和严重超专业分工范围的选题坚决撤消，保证了出版导向和出版质量。确定我省20*年度图书选题1096种、“三农”选题150种、局定重点图书选题62种、年度“五个一工程”图书选题11种。全年共审批补充选题1470种、更名212种、撤销299种。

4．加强书号管理，一是积极做好协调工作，在全国书号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为出版单位申请增拨20*年度书号500个，其中“三农”书号200个，最大限度地满足出版单位的出书需求。二是加大对“一号多用”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出版单位“一号多用”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对涉及“一号多用”图书的有关责任人予以处罚，促进各图书出版单位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牢固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的观念，严格遵守出版管理规定，防止“一号多用”问题再次发生。三是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认真做好新书号和新条码的换发工作。《中国标准书号》国家标准将于20*年1月1日统一升至13位。自20*年起出版的图书将统一使用新书号和新条码。新书号和新条码换发工作涉及面广、数量多、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为做好我省新书号和新条码的换发工作，召开图书出版单位人员会议，对我省书号和条码的换发工作进行部署，提出明确的要求，并指定专人负责图书新书号、新条码的审核和申请制作工作。目前，各图书出版单位正在加紧清理20*年书号使用情况，由省新闻出版局审核后上报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核发新书号和新条码。

5．加强图书质量管理，促进图书质量不断提高。开展对全省20*年出版的教辅读物和地图等类图书质量专项检查。抽查图书74种，内容质量全部合格；65种图书编校质量合格，合格率为87.84％。这次检查标准高，要求严，原则性强，公平公正，处罚严厉，出版单位的质量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促进了全省图书出版整体质量的提高。

6．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和《关于禁止出版发行“黄金书”等包装奢华、定价昂贵图书的通知》精神，加强对辞书以及“黄金书”的出版管理，确保出版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做好有关出版物的出版和管理工作。

7．与宣传部联合下发《出版物样书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样书管理。建立和完善样书缴送和登记制度，加强对样书缴送情况的检查和通报，对缴送不及时和缺交、少交的，予以批评和处罚。

四、开展河南省优秀出版奖——图书奖评选工作

组织开展2004—20*年度河南省优秀出版奖──图书奖评选工作。图书奖评选设置三个奖项：图书奖35种，其中“三农”图书奖5种；图书装帧设计奖15种；图书校对奖15种。做好评奖准备工作：一是组织有关专家对图书编校质量、印制质量进行检查，其中6种编校质量不合格、7种印制质量不合格的图书被取消参评资格；二是制定评选条件和办法；三是组织成立了评选委员会；四是召开评选预备会议，对评奖工作进行部署，并将参评图书和材料分发给各位评委。拟于12月初召开评奖大会，各评委在对图书综合审阅的基础上，通过小组讨论、大组初评、大会评议、评委投票，确定获奖图书。

五、加强政策研究，为图书出版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

研究起草了设立“河南省重大出版工程、重点出版物专项资金”以及建立“河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方案，为我省重大出版工程、重点出版物和古籍整理出版争取资金支持。两个方案待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论证后报局办公会研究审定。我们将积极做好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争取方案顺利实施。

六、组织出版单位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和第58届全国书市图书精品展。

1．组织我省12家图书出版单位于20*年9月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图书2000余种，其中重点出版物近200种，充分展示了我省图书出版业的良好形象，扩大了豫版图书的国际影响，共达成版权贸易（合同及意向合同）129种，其中输出57种，引进72种，实现版权贸易的稳步增长。

2．组织我省出版单位参加第58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这次书展我省共签署版权输出输入合同265个品种，码洋22.*万美元。

七、做好信息工作。向局办公室提供图书出版和管理信息20余条，全部刊发，我处信息刊登数量在全局名列前茅。

20*年主要工作

一、把握正确的出版导向，服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

（一）认真做好出版单位年度选题和月补充选题的审批工作。加强对重大选题的出版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对涉及政治内容和敏感问题的选题要严格把关;定期对图书重大选题备案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图书出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和健康格调。

（二）围绕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大和*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配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配合学习《文选》的活动，重点推出一批研究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术理论著作。

（三）引导图书出版单位围绕纪念中国人民建军80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认真组织出版反映我军建立、发展与壮大的光辉历程的重点图书；着力宣传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所取得的成绩和中央政府对香港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给予的支持。

（四）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重点支持和培育服务“三农”为主的图书出版单位，实施服务“三农”重点图书出版工程。图书选题向农村倾斜，增加农民群众买得起、读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的品种和数量。计划20*年出版直接服务“三农”的图书200余种，比20*年有所增加。

（五）加大未成年人出版物的出版力度，不断推出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出版物。积极做好总署组织的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工作。

（六）研究确定年度局定重点和“五个一工程”图书选题，按照《河南省重点图书选题管理办法》，加强对年度省定重点图书选题、“五个一工程”选题和“*”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跟踪管理，建立档案，定期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二、加强图书出版管理

（一）加强图书质量管理。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组织开展图书质量专项检查，对图书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进行检查，对检查情况好的前10本图书进行表彰，对内容有问题或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进行通报批评，并按规定予以罚款，改正重印后发行，以增强出版单位的质量意识，促进我省图书质量的不断提高。

（二）加强书号管理。加大对买卖书号和“一号多用”的治理力度，对违反规定的出版单位要予以严肃处理。配合书号实名书网上配发制度，加快我省书号管理电子网络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实现网上审批、审读和检测。

（三）加强审读，严把图书内容质量关。加强对各类出版物的审读，进一步完善审读制度，充实审读队伍。坚持日常审读与重点审读相结合、事前审读与事后审读相结合，重点审读政治理论类、文学艺术类和引进版图书等，及时解决在导向和格调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做好出版单位年检、出版统计以及样书缴送检查工作。

三、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力争为出版创造良好的条件。

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完善落实出版优惠政策，为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在优化出版资源上制定倾斜政策，对坚持正确出版方向和舆论导向、执法严明、效益突出、具有发展潜力以及在省内外有信誉、有影响力出版单位，对双效益俱佳的出版物以及有益于宣传河南形象的出版物等，要在书号、版号等出版资源上优先予以保证。二是在调查研究和借鉴外省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设立我省重大出版工程、重点图书选题和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争取出版专项资金，为重点图书出版创造良好的条件，推动重点图书的出版，

四、加强出版队伍建设，开展图书编辑和从业人员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出版队伍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

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篇5

一般而言，科技期刊编辑在工作中涉及到的对象粗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包括主编在内的编委会成员、审稿人、作者以及读者等。

主编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刊物的灵魂，应该能够把握期刊的出版方向。在主编领导下的编委会成员，应该是所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熟悉本领域里各个不同研究方向的优秀人才，能够组织和保证论文质量。国际上，许多重要的期刊主编是全职办刊人，也有大量专业期刊的主编由科学家兼任。在国内，科技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几乎都是兼任。因此，在国内期刊的现行状况下，需要编辑与主编和编委会成员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使他们乐于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保证和提高所刊登论文的质量，发挥编委会的真正作用。

审稿人对稿件质量的评价将会影响到稿件的取舍，审稿时间的长短将影响稿件出版的周期，因此审稿人是稿件管理工作中的关键环节之一。编辑与审稿人的积极沟通将会及时了解审稿人的心理，及时解决审稿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促进对稿件质量的把关。除此之外，编辑还要建立自己的审稿人数据库，并且对审稿人数据库坚持细化管理：不断更新审稿专家库，比如不断补充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更新审稿人的联系方式、记录审稿人曾经评审过的稿件等。笔者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在返回意见的27个审稿人中有60%的审稿人表示愿意接收到所评审稿件正式发表后的PDF版本，而且有些审稿人表示“如果能够收到该稿件发表后的PDF版本，将感到非常高兴”。这样，当文章正式出版后，将该文章以及本刊物已经发表的审稿人可能会感兴趣的文章一起发送给审稿人，另外再附上几句话：“**，我想您可能愿意读一读这些文章。希望您一切顺利。**”。这也是与审稿人保持联络、建立良好关系的一种办法。

作者是稿件的提供者，是刊物的源泉。一般而言，作者在投稿过程中希望能够得到清晰的信息――比如明确的征稿简则和投稿指南，及时地得到建设性的评审意见等。另外，作者对语言的表达方面也有要求。比如，在我国科技期刊一些度量单位及其简写的表达方法不符合国际习惯。有的作者宁可将评审通过的稿件撤稿，也不愿意书写一个违反国际惯例的度量单位。关于这个问题，邹承鲁院士也曾经呼吁过，认为应该“充分征求科学界的意见，取消所有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规定，以利于我国科学期刊走向世界”（《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1998）。

作为读者，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信息容易获取等都是受到读者青睐的关键因素。目前，网络出版扩大了出版的内涵。科技期刊，特别是综合性的科技期刊，读者往往只是注意整本刊物中的单篇或部分文章，而不是将刊物从头到尾进行通读。这点可以从科技期刊纸介质个人订户的数量上可见一斑。而网上阅读具有便捷、快速、指向明确、经济的特点。因此，加强网络出版的问题，提高网络传输上一些技术性的缺陷、改正一些信息符号不准确的地方、提高网络的下载速度等，势必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提高刊物的显示度。

科技期刊编辑面对的服务对象往往是同一个人同时具有两种、甚至三种不同的角色，即作者、读者和审稿人队伍之间具有很强的重叠关系。想要知道作者、读者和审稿人需求和感受、想要知道当前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最佳方式是参加所在领域中举办的各种研讨会，尽可能多得与科研工作者们建立联系，尽可能多得与他们进行接触。参加学术会议时，多听听学者们对刊物的意见：有人在抱怨，每一个抱怨就是一种需求，一个问题。满足这种需求，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有益于你的工作。

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篇6

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以新闻与时事评论为主要内容,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散页连续出版物。在现代社会,报纸是传播新闻的主要载体。期刊又称杂志,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期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物。在我国,以新闻报道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性期刊过去只有《半月谈》、《嘹望》、《民主与法制》等为数很少的几种,近年各地创办了一批新的新闻性期刊;还有一部分非新闻性的、社会科学类的期刊,也发表新闻作品。

报纸、期刊创办以后,就置于国家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之下。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出版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监督有关出版活动。此处主要介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根据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出版部门对报刊出版的监督管理实行属地原则。

“条例”第三条规定,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传播和积累一切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也有同样的规定。这是一切出版物包括报刊都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也是报刊管理的基本出发点。

一、依法出版制度

报刊属于连续出版物,在履行法定登记注册手续取得合法出版权利之后,在出版过程中自始至终必须遵守所有登记事项,不得任意变更。

按照“条例”和报刊的“管理规定”,有关登记事项必须在出版的每期报刊上标明。报纸在出版时须在每期固定位置标出:报纸名称,报纸出版单位、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名称,国内统一连续出版刊号,总编辑(社长)姓名,出版日期、总期号、版数、版序,报纸出版单位地址、电话、邮政编码,报纸定价(号外须注明“免费赠阅”字样),印本文由收集整理刷单位名称、地址,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国家规定的涉及公共利益或者行业标准的其他标识。期刊的名称和年、月、期、卷等顺序编号应当在封面的明显位置刊载,并且不得以总期号代替年、月、期号,其他记录应印在封底或版权页上。

无论是报纸还是期刊,一个刊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报纸或期刊,不能用同一个刊号出版不同的报纸或期刊。同一种报纸不得以不同开版出版。报纸的所有版页应作为一个整体出版发行,部分版页不得单独发行,报纸出版地方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外文版等,须按创办新的报纸办理审批手续。期刊出版不同的版本,也须按创办新期刊办理审批手续。报纸可以出版增期,应按变更刊期办理审批手续。增期应随主报发行,开版、文种、发行范围和印数应与主报一致。报纸因重大事件可以出版号外,号外必须注明,连续出版不得超过3天,并在出版后15日内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备案。期刊出版增刊,每年每种期刊可以出版两期,期刊增刊应当经主管单位审核后,报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审批,取得一次性增刊许可证。增刊的业务范围等必须同正刊一致。

报纸休刊10天以上和期刊休刊,须向当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备案。报纸休刊不得超过180日,期刊休刊不得超过一年,超过时限许可证将被撤销,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注销登记,并向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报纸和期刊的出版许可证都不许转借、转让、出租和出卖,报刊出版单位的名称、报刊的名称、刊号和版面也不许转让、出租和出卖。

如需改变报刊的登记事项,有两种情况:

一类是重大事项的改变,按《条例》第十七条和两个“管理规定”,包括:报刊出版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者分立、改变资本结构[1]、出版新的报刊,报刊改变名称、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刊期、业务范围(包括宗旨、文种),都应当按照创办报刊的报批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即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转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其中报刊刊期的变更,新闻出版总署可以委托省级新闻出版局审批。另一类是除以上诸项之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如报纸变更开版,报刊社应当经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同意后,报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期刊变更开本,报纸和期刊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在登记地区变更地址,报纸变更承印单位,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部门备案。

二、审读制度

审读制度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了解报刊内容,掌握动态,对报刊进行经常性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出版总署曾就此下达多个通知。在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中,分别规定了报刊出版管理实行报纸、期刊出版事后审读制。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国的报纸、期刊的审读工作,设立报纸和期刊的审读小组,审读员可以专职和兼职相结合。报刊司负责指导全国新闻出版系统的报刊审读。

地方各级新闻出版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出版的报纸、期刊进行审读,也要设立审读小组。报刊处具体负责指导本地报刊的审读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

各报刊的主管单位对其主管的报刊进行审读,定期向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审读报告。

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建立阅评制度,定期写出阅评报告。新闻出版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阅、检查报刊出版单位的阅评报告。

要求审读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宣扬凶杀、暴力、色情、迷信和伪科学的;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的;违反报刊出版管理法规和规定的。

审读结果要出“审读简报’’。各省新闻出版局每月要向新闻出版总署报送一次本地区报刊审读的综合情况。对审读中发现的重大政治错误、重大版面事故以及易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等,各报刊社要立即向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报告;各省新闻出版局要立即向新闻出版总署报告。不报或者迟报造成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三、质量评估制度

“条例”明确规定必须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也规定了实行报纸、期刊出版质量评估制度。近年来,新闻出版工作由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提高为主转移,质量问题得到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报刊质量包括政治质量、信息质量、文化质量和编校印装质量等。1995年新闻出版署制定了《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细则’’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评估办法”。报纸出版质量标准,被分为六个方面,并以百分制进行评定,即办报方针、宗旨、舆论导向(30分),是否依法出版(20分),版面综合质量(包括真实性、稿件质量、版面容量、标题、栏目设置、文字校对、印刷质量,共30分),广告质量(10分),社会信誉质量(10分)。此外,还规定了发行质量。出版质量标准达不到60分的,即视为不合格报纸,应予停办。发行质量是指报纸出版两年后必须达到的最低发行量,如省、地、县三级党委机关报分别为10万份、3万份、1万份,中央、国务院各部委报纸3万份,省及省以下专业报2万份,晚报5万份等。对未达到最低发行量的报纸,均判定为质量不合格报纸,应限期观察,或劝其停办。这项管理标准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目标的转移,即从以“遵规守法’’为目标的行政规范管理转向以“达标上等’’为目标的质量规范管理的积极尝试,曾经在各地作过一定实施,对促进报刊的质量起到一定作用。但对精神产品量化管理的办法还不够成熟完善,各项评分标准是否恰当也还有待于总结改进。

四、违纪违规报刊警告制度

违纪违规报刊警告制度,是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为强化对报刊出版特别是小报小刊出版的宏观管理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于2000年联合《关于建立违纪报刊警告制度的意见》和实施细则。

“意见”规定: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警告的报刊违纪违规问题有:1.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2.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3.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4.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安定;5.宣扬凶杀、暴力、色情、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导向错误;6.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7.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传播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严重错误。

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对中央级报刊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对出现违纪违规问题的中央级报刊提出警告意见,由新闻出版署发出“警告通知书”,抄送该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并向备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负责对本地报刊,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级媒体在本地所办报刊的新闻宣传的管理工作,对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提出警告意见,由当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发出“警告通知书”,抄送该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并向、新闻出版署和当地单位宣传部备案。

“警告通知书”发出后,受到警告的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要作出书面检讨,并对造成错误的报刊负责人和责任人给以相应的处分。检讨和处理意见要在收到通知书10天内报送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

对一年内受到三次警告的报刊,由新闻出版署给予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该报刊的主管部门要撤换报刊的总编辑或社长,给予责任人必要的行政处分。违纪违规报刊停业整顿结束后,如再发生违纪违规问题,出现严重导向错误,由新闻出版署撤销该报刊的刊号。

五、年度核验制度

年度核验,又称年检,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报刊进行阶段性监督管理的方法。根据“条例”第三十一条“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的规定,将从事出版活动的情况向出版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报告’’的规定,一方面,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报刊的经常性检查和年度检查,另一方面,报刊社应按规定向管理部门提交自己业务活动的书面报告,包括年度的书面报告。在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中,对年度核验作出了具体规定。

年度核验的程序是:首先,报纸、期刊出版单位提出年度自检报告,填写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的《年度核验表》,经报纸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审核盖章后,连同样报或样刊,在规定时间内报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其次,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刊出版单位自检报告、《年度核验表》等送检材料审核查验。再次,经核验符合规定标准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出版许可证》上加盖年度核验章,即为通过年度核验,可以继续从事报纸或期刊出版活动。最后,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自完成报纸出版年度核验工作后的30日内,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交报纸年度核验工作报告。

若有违法行为被查处后拒不改正或者没有明显整改效果的、出版质量长期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经营恶化已经资不抵债的、已经不具备出版报刊所规定的条件的,不予通过年度核验,由新闻出版总署撤销许可证,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注销登记。

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篇7

关键词：出版文字差错现状问题

新闻出版总署将2011年确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今年会陆续开展以文艺作品、少儿读物、教辅读物为重点的图书质量专项检查活动；11月9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韬奋基金会协办、中国版协编校工作委员会承办的第三届“韬奋杯”全国出版社青年编校大赛圆满落幕，28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出版单位组成的94个代表队、42名个人，共324名青年编校人员参赛。以上举措可以看出行业主管部门对抓好出版物编校质量的信心和决心。

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文化强国的伟大战略，出版物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如果编校质量得不到保证，各类差错充斥其间，推动文化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再谈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是必要的。

差错，也叫错误。文字差错即文字使用上的错误。文字差错在日常学习、生活、工作中屡见不鲜，如商店标牌、影视字幕、出版物、产品包装和说明书、其他各类宣传品。

一、文字差错的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文字差错的关注较多，如《谈电视屏幕文字差错》（视听纵横，2010.01），从电视屏幕文字差错的主要表现、电视屏幕文字差错的主要原因和避免电视屏幕差错的对策等三方面作了阐释；《如何解决文稿中的文字差错问题》（秘书之友，2008.10），从秘书工作实际出发，提出了提高思想认识、保证校核时间、提高校核能力、改进校核方法等四种避免文字差错的方法。

此外，以文字差错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还有《中央电视台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文字差错一览》（咬文嚼字，2006.03）《专家笔下的语言文字错误剖析》（阅读与写作，2004.02）《小议商品宣传中的文字错误》（当代传播，2000.03）等，对文字差错的关注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

但是，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居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研究，其中又以图书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研究为主。

二、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研究

《中国编辑》《编辑之友》《科技与出版》等专业期刊上刊发了诸多研究成果，如《出版物中常见文字错误的几种类型及其成因》《文字差错源流浅谈》《浅谈图书编校中容易混淆的字与词》《守护编辑的底线：文字安全》等，对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类型、成因、对策等作了系统的研究。从研究的视野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于不同出版物类型的研究

如《学术期刊中的隐性差错及其解决办法》（编辑之友，2010.02），以学术期刊为切入点，将文字差错分为显性差错和隐性差错，介绍了隐性差错的表现、成因及解决方法；《浅析理工类书稿中的常见差错》（科技与出版，2009.06），笔者结合理工类书稿的编辑工作经验，介绍了常见的错别字，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的常见错误，外文字母常见的错误，没有使用新标准导致的错误，译名不统一的错误等五个方面的错误；《报刊差错危害界定成因及对策》《新闻知识，2008.03》阐释了报刊编辑工作中的差错危害、界定及对策。

2、基于某一出版物的研究

如《〈内经〉校勘例说》（江苏中医药，2005.06）《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校注商略》（南京师大学报，2003.05）《〈贵州农业科学〉校对质量分析与控制》（贵州农业科学，2004.06）《要严把编校质量关――校读今年第一期〈上海科技报〉》（报刊管理，2000.03）等，均以某一出版物的文字差错为阐释重点，分析其产生原因。

3、基于技术手段的研究

随着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计算机导致的文字差错特性，并探索利用计算机软件消灭文字差错的途径。这是振奋人心的好事，因为现在的作者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创作文稿，出版编辑工作逐渐趋于“无纸化”，数字出版应运而生。在这一现状下，研究如何更充分地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协助消灭文字差错显然是大势所趋。如《计算机在文稿处理中的应用》（企业科技与发展，2011.06），文章结合笔者工作实践，对编辑电子文稿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使用电脑常用软件提高出版工作效率和稿件编校质量。《中文文字差错率统计软件的实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07），探索开发一种通用的、标准化的中文图书编校质量检测软件，以提高新闻出版行业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的水平，改变中文文字纠错手段的落后现状。

以上列出了目前常见的研究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的几个切入点。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三、再谈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

1、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的界定问题

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对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的界定仍然不够清晰，不够全面，有必要重新界定。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准确掌握“文字”的内涵。“文字”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三层含义为：

（1）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汉字、拉丁字母等；

（2）语言的书面形式，如汉文、英文等；

（3）文章（多指形式方面）。

有鉴于此，可以发现不少文章中对文字差错的界定不准，多将文字差错等同于汉字差错，忽略了外文的差错，显然是不妥的；即使是汉字错误，须明确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我们的研究大都关注形和义的差错，极少关注音的差错，显然是不全面的。所以，出版校对中的文字差错除了常见的错别字、多字、漏字、错繁、错简、互倒、旧字形等，至少还包括外文字母使用错误和汉语拼音错误。

外文字母使用错误主要表现为各文种字母混用，大小写、正斜体不符合规范等。对工作中常见的外文字母有英文字母、俄文字母和希腊字母，由于它们语源相近，所以有些字母形体相似，必须注意区分。英文由26个拉丁字母是世界上应用范围最广的字母。化学元素符号、数学及其科技著作中都用到它，此外还广泛应用于商标、单位及专门名词所写，如kg（千克）、cm（厘米）、ISBN（国际标准书号）。俄文有33个斯拉夫字母，常见于译自俄文书的内文、版权。希腊字母有24个，在数学、物理、天文等方面，用作科学符号较多，常见的有α，β，γ，φ等。此外，还必须区分正斜体和大小写。如三角函数符号（sin、cos），用的就是小写的正体拉丁字母。

出版工作中，涉及汉语拼音应用的情形主要有：

（1）出版物封面上书名的拼写，中文类书刊都应在封面上加注拼音。

（2）少儿类读物，需加注拼音，帮助少年儿童学习知识，认识汉字。

（3）语文教材、教辅，帮助学习者认识汉字，理解其意义及用法。

汉语拼音错误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标注汉语拼音时，应当以词为单位却以字为单位；

（2）轻声、儿化、变调标注错误；

（3）拼音的大小写、标点表示错误等。

在给汉字标注拼音时，要符合《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及《中国地名中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的规定。

上述种种，都是我们研究文字差错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的研究思路问题

目前，从文字差错案例列举，到原因分析，再到对策提出，似乎成了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研究的“范式”，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均采用了这一思路，直接导致“同质化”现象突出。如文字差错的原因分析，不外乎从主体（作者、编辑、校对）、客体（文字本身，像义近字、同音字或音似字、形似字）、技术手段（计算机录入技术导致的文字差错）三方面阐释；对策的提出大都包括提高编校人员素质、健全编辑加工和校对加工体系、建立奖惩机制、培养专门的编校人才等。总而言之，对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的研究缺乏一定的新意，缺少独特的视野，研究的深度亟待提高，期望我们的学者们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

3、利用计算机软件消灭文字差错的研究问题

前文已经提及不少学者展开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是，这些研究目前鲜有直接应用于出版工作实际的产品问世，在出版工作中可以使用的计算机校对软件依然缺乏，且功能有限。笔者认为，要想在这一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有专门的懂文字知识的、懂计算机知识的人才联合起来，需要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雄厚的资金投入，这样才能进行切实的计算机校对软件研发，从而避免使我们的研究流于形式、不切实际。

综上，笔者结合目前出版工作中的文字差错研究成果，谈了几点拙见，贻笑大方。希望我们的研究人员在文字差错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果，希望我们的出版工作发展得更加健康，希望我国更早地立于世界文化强国之列。

参考文献：

[1]申强．文字差错源流浅谈[J]．编辑之友，2009，（6）：67―68．

[2]方华生．谈谈图书编辑中容易混淆的字与词[J]．编辑之友，2009，（11）：85―86．

[3]马大鸿．如何解决文稿中的文字差错问题[J]．秘书之友，2008，（10）：20．

出版物管理工作意见篇8

关键词：出版产业；政策；演变；逻辑

中国出版业转企改制和市场化过程一直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引导，难免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从出版业目前的整体层面看，其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选择，这些选择都需要出版管理部门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来加以引导和支持。此外，通过出版产业政策来审视出版业的改革，还可以探索全新的出版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调动社会各级力量和各部门的资源，加速出版产业的全面升级、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出版业发展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四因素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四大因素的变化发展，中国出版产业政策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一、由计划型政策向市场型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党和政府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以及当时客观存在的出版格局，国营和私有出版业共存了一段时间。在这个阶段，政府出台出版政策，既要考虑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又要兼顾出版业的经济属性。等到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和政府迅速实现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型出版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从图书内容审读、纸张供给到图书发行的诸多环节，都完全由国家机器控制，那个时候的出版机构被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管理，其人事、财务、出版业务等各方面皆由政府部门（宣传部、出版局等）进行指挥和管理，完全不用、不必考虑盈利问题。这样，出版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基本被否定，其主体性基本被抹杀。这个时期，我国出版业泛政治化色彩十分浓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较快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出版业的经济属性很快凸现出来。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了一个关于出版社、杂志社要实行自负盈亏的文件――《1979年21号文件》，提出“所有出版社、杂志社都要提高书刊质量，加强经营管理，除个别情况外，都要实行经济核算，切实做到自负盈亏，不得由国家补贴。如果长期亏损，办不下去，就应该停办。”①这是我国开始重视出版业经济属性的明确信号。自此，出版业开始启动商业化步伐，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业改革便以出版物的商品化和培育出版发行市场为主要特征。

在1992年12月举行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作了题为《贯彻十四大精神，把新闻出版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报告，提出要按步骤建立和发展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1994年3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在一份关于直属企业改革的文件中提出，“最主要的是根据出版产业的特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充分运用和发挥市场对生产经营的激励或约束作用，增强在市场经济中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②此文件正式提出了“出版产业”的口号。但是，由于出版业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缘故，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仍然比较缓慢。直到2002年的十六大，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概念才得以明确界定，这就为经营性文化单位和出版机构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出版业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自此开始加快。2007年的十七大开始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宏观文化政策，更加明确和坚定了出版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改革方向。其后，政府开始着手推动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出版业产业链内部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重组频繁，出版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跨行业发展亦成燎原之势。③在多管齐下的出版政策的推动下，出版业成为文化体制改革步伐较快、成效较大的领域，其发展速度、总体规模和市场化程度都上了一个台阶。

二、由管理政策向治理政策转变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出版单位的主体意识日益高涨，其对出版业改革发展的目的、方向及自身利益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中国出版业逐渐形成了行政管理机构和出版单位两个主体，二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中国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路径。但总体而言，由于出版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党和政府一直坚持对出版业的可管可控。因此，在二者的博弈中，前者毫无疑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甚至可以说出版单位的许多权力都是行政管理机构主动让渡的。

具体而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出版业的经济属性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但其意识形态属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我国出版体制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转移、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转移，出版业需要高效发挥出版的产业功能和经济功能。这个阶段的升级型产业政策具有明显行政强制的计划色彩，如用行政手段控制出版社和书号、强力推行集团化改革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通过对出版社数量和书号数量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出版总量的控制。1995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要求对出版书号实行配额制，此举的实质是将此前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又集中收回，具有明显的复归计划管理体制的倾向。④

真正有意义的转变发生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长期以来，出版业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改革步伐远远滞后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2003年开始，我国出版业以“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离”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在出版业转企改制、企事分开的过程中，政府自身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国有企业在实践中形成的一套有效的具有制度性特征的路径规则可以供经营性出版单位直接借鉴。未来出版产业和一般国企将可能进一步沿着制度趋同的进程发展。当然，由于出版物的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其规制将会更加复杂一些。在彻底实现政府职能由硬性管制向软性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出版业政府规制变革应采取放松与加强相结合的策略。除了从政府主导型控制走向法律主导型治理，由直接决策为主走向间接决策为主，由全面直接管理走向间接宏观引导，建立一个独立、高效、自治的出版行业协会体系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一环。政府部门要通过引导、培育、扶持出版行业协会职能转变，让出版行业协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原有政府的部分职能，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⑤

在法制化方面，政府出台的比较重要的出版法律法规有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006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许多重要的出版法律法规在这期间也进行了再次或多次修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为主的出版法律框架初步形成，围绕“一法七条例”颁布实施的相关配套法规、规章达到32件，使中国出版业做到了有法可依。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事件。2011年7月13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正式启动。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3月31日发出通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各界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包括出版业在内的版权产业从行业管理走向公共治理的标志性事件，国家版权局与出版界、专家、媒体、公众就其中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互动，公开让全民参与到《著作权法》修订事务中来，依靠多元主体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三、由封闭半封闭型政策向开放型政策转变

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出版业与国外仅有一些零星的、断断续续的交流。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出版业经营模式逐步从主要面向国内的封闭半封闭型市场经营模式转型为既面向国内、又面向国际的开放型经营模式。

首先是逐步清除各种体制性壁垒，积极促进全国出版市场的统一。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一，政府努力打破地域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出版市场。在1979年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原国家出版局制定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新出版方针。地方出版社经营方针的调整，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出版市场的地区封锁壁垒。近年来，在出版体制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版业跨地区的重组已开始破冰。第二，政府逐渐打破所有制壁垒，允许不同所有制的出版力量参与到出版业中来。这首先体现在与出版意识形态属性相去甚远的发行领域。原国家出版局于1980年12月2日了《的通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图书零售业务领域。1985年，文化部先后颁发了《关于开展协作出版业务的补充通知》和《关于出版社兼办自费出版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批准了协作出版和自费出版作为国有出版的补充，这极大地释放了公有制以外的出版生产力，为我国出版业增添了一支生力军。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有了质的飞跃的条件下，政府对出版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也有了重大突破。2005年4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支持并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出版物的印刷、发行和广告经营等领域，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资质认定、项目审批和融资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样待遇。这一系列政策在充分肯定国有出版企业主导作用的同时，也支持、引导和规范民营出版机构参与到出版产业中来，这有利于增强出版业的整体实力和推动国有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第三，积极打破出版行业内部和其他行业间的壁垒，允许出版业和其他行业的相互准入。1991年8月12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发了《关于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的暂行规定》，出版业内部出版、印刷、发行专业化分工的局面开始被打破。2012年2月27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推动跨地域联合重组，打破行业壁垒和地区封锁，实现出版传媒集团的“五跨”式发展――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同时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现跨行业发展，可以兼并重组新闻出版领域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而在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合并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两个管理机构的合并为出版业和其他媒介行业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其次，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扩大出版业对外开放的程度。改革开放前，中外出版交流活动以出版物贸易为主，国家对出版物的进出口都是从严掌握的。在出版物进口政策方面，1951年国务院曾经制定《国外印刷品进口暂行办法》，规定了国外印刷品进口的主要渠道和审批方式，其目的是限制国外的反动宣传物的进口。在出版物出口政策方面，1952年原出版总署制定了《对书籍国外发行的指示》，其中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限制较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限制则比较多。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宽了各种限制条件，大大拓展了中外出版交流活动的渠道和方式。如果说之前的出版交流侧重于“引进来”，那么在2002年十六大之后，“引进来”与“走出去”开始并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为改变当时的版权贸易逆差局面，出版业确立了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这一原则。此后，政府在推动“走出去”方面每年都会出台重大的利好政策。2003年，新闻出版“走出去”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上被确定为行业改革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一起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开始对入选图书进行翻译费用的资助。之后，《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等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10年年底又开始实施另一新闻出版“走出去”的重点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该工程计划构建包括国际网络书店和国际主流营销渠道在内的立体化、国际化的营销渠道和网络，以推动更多优秀的中外文出版物走向世界。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新闻出版“走出去”进行规划。201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归纳梳理和新制定了50条扶持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把国际化确立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⑦

四、由单一媒体政策向全媒体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出版一直在追求机械化发展，出版总量一直在稳步上升，但却并无“质”的突破。出版技术的落后严重影响了文化和信息的传播，制约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当时的出版政策也主要以印刷出版为指导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逐渐兴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相结合诞生了数字出版这一出版新业态。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来支持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其中不乏一些比较重大的关于数字出版发展的产业政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指出要积极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物等新兴业态。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加大对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业态。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性新兴出版产业的任务。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还先后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前者指出了发展数字出版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后者则希望用发展电子书产业来带动数字出版业的发展，促使传统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转型。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11年了《数字出版“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发展数字出版业的战略重点、主要目标和保障措施。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出版集团实施数字化的战略性指导意见。之后，仍旧不断有新的鼓励发展数字出版业的政策出台。当然，全媒体出版环境下的政府政策供给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全媒体出版的发展离不开出版体制变革。只有进行出版体制的变革，政府的一系列引导性、扶持性政策的绩效才能通过出版主体的不断创新显现出来。

中国出版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已经蔚然大观，但仍处于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出版业市场化、产业化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出版管理体制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版行政部门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以直接的行政管理为主向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的逐步过渡，最终完成从硬性管制向软性治理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我国出版业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刘大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编审）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中国出版产业政策研究：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建构”（项目批准号：CUC13A26）、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课题重点研究项目“出版权和制作权分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A-2014-1-1）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26.

② 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28.

③ 陈金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12（6）：60-61.

④ 周正兵.我国出版产业政策演变及其趋势――兼及对出版产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J].中国出版，2010（21）：31-34.

⑤ 朱丽琴.出版产业发展需以政府规制变革为保障[J].出版参考，2012（28）：12-13.

⑥ 柳斌杰.高举旗帜 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大发展[M]//中国出版业变革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