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管理条例范文

时间:2023-10-17 20:53:58

出版管理条例

出版管理条例篇1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出版物发行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出版物发行,是指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总发行、批发、零售等经营行为。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版物的发行以及与发行相关的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等行为及其管理。

行政法规对音像制品的发行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邮政法对邮政企业发行报纸、期刊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市出版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出版物发行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出版物发行的监督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市出版行政部门领导。

工商行政、公安、物价、教育、邮政、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出版物发行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市出版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市民的文化需求,制定出版物发行的发展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出版物交易市场的设立,应当符合本市出版物发行发展规划规定的总量、结构和布局要求。

第二章从事出版物发行的许可

第六条本市对出版物的发行、出租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出版物发行、出租业务的,应当取得《出版物发行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和全国性出版物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许可手续。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或者从事出版物零售、出租业务的单位、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管理人员;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设施;

(三)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注册资金。

第八条出版物连锁经营包括直营连锁经营和加盟连锁经营。

从事出版物直营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有符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的门店数量;

(三)有符合规定的连锁经营管理制度;

(四)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注册资金。

经营一年以上的出版物直营连锁经营单位,可以从事出版物加盟连锁经营业务。

加盟连锁经营的,应当是经许可设立的出版物发行单位或者个人。

第九条设立出版物交易市场的单位,应当具有出版物总发行资质,并经市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出版物交易市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管理人员;

(二)有符合规定的交易市场管理制度;

(三)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注册资金和经营场地。

第十条单位申请从事出版物批发、直营连锁经营业务的,应当向市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单位和个人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出租业务的,应当向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从事出版物发行、出租业务的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发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经批准取得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出版物连锁经营单位增设直营门店的,应当于该门店营业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接纳加盟店的,应当在签订加盟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人变更出版物发行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事项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重新办理许可手续;变更其他事项的,应当到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人终止发行、出租活动的,应当向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缴回许可证。

出版物连锁经营单位关闭直营门店或者终止加盟店合同的,应当在关闭直营门店或者终止加盟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人有前三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第十四条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办理许可证年度检验手续。

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检验:

(一)从事出版物发行、出租业务的条件;

(二)有无违法经营行为;

(三)有无违反本条例许可证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

检验不合格或者逾期未接受检验的,不得继续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

第三章出版物发行的管理

第十五条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核定的经营场所营业,并将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置于核定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得涂改、转让、出租和出借。

第十六条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在开展业务前,持许可证、网站名或者所链接网站名、电子邮件地址等材料,向原批准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在网站或者网页的醒目位置标明出版物发行许可证编号、发证部门、备案编号,所经营出版物的名称、出版单位及标准书号、刊号、版号,其中属进口出版物的,还应当同时标明进口单位名称。

第十七条出版物交易市场应当成立市场管理组织。市场管理组织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管理市场内的交易活动。

第十八条出版物批发单位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出版物。

出版物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出版物。

出版物交易市场不得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出版物发行的经营场所。

第十九条出版物批发单位,应当在进货之日起三日内将进货凭证复印件报送市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对首次在本市发行的出版物,市出版行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出版物样本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在书面告知的期限内提供出版物样本。市出版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样本之日起十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出版物样本返还给当事人,但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样本除外。

第二十条出版物发行单位在经营场所以外的地点举办出版物展销活动的,应当在举办展销前,向举办地的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备案。

出版物发行行业协会举办出版物展销活动的,按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单位由市出版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物价主管部门以招标或者其他公开、公正的方式确定,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业务。

中学小学教科书的发行单位不得搭配销售或者强行推销中学小学教辅材料。

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行、出租、征订、附送、散发或者展示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内容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

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在出版物发行过程中,不得附送、散发或者展示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内容的其他宣传资料。

禁止发行、出租、征订、附送、散发或者展示非法进口、侵犯他人著作权以及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发行的其他情形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

有本条规定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的鉴定由市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其所属的出版物鉴定机构可以承担具体的鉴定工作。

第二十三条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检查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对被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告知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上缴或者听候处理,不得隐藏、变卖、转移、毁损。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出版管理条例》已规定处罚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无许可证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设立出版物交易市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增设直营门店、接纳加盟店或者通过互联网开展出版物发行业务,未按规定备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核定的经营场所以外营业的,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涂改、转让、出租或者出借许可证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从事出版物发行、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者出版物交易市场,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出版物、购进出版物或者提供出版物发行经营场所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报送进货凭证复印件备案或者提供出版物样本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每种出版物处五百元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搭配销售或者强行推销中学小学教辅材料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十)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含有禁止内容或者情形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的,没收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一万元以下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向无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出版物,以及出租、征订、附送、散发、展示的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内容或者情形的,当事人说明、指认来源,经查证属实的,除没收出版物、出版物宣传资料或者其他宣传资料和违法所得外,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对拒绝、阻碍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市出版行政部门或者区、县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本条例有关用语的定义:

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连续出版物。

期刊,是指有固定名称和栏目,用卷、期或者年、季、月、旬、周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出版物。

图书,是指各类书籍、画册、挂历、图片、年画、年历等出版物。

出版管理条例篇2

我国新闻出版业的性质,决定了它既是大众传媒,又是舆论宣传工具,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需要强调对新闻出版管理的有效控制。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出版合作不断增多,在世贸规则的大背景约束下,各国出版管理法规日益完善,我国出版业管理与国际接轨也势在必行。近三十年来,新闻出版立法与出版业进程基本一致,出版管理法治化牵引着出版业发展;

所谓出版管理,是指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等活动进行管理。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法制建设指出:“出版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改革精神,打破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老框框,创立新章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生产力,促进编辑、印刷、发行的能力较快增长并协调发展。”以此为契机,我国对出版管理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即“一法七条例”:包括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这标志着出版业发展趋于规范并逐步走向成熟。

当然,一个基本的法制平台还难以适应发展的法治轨道,尤其是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出版内在规律的要求存在一定距离。所以,有关部门还专门就出版行业的管理制定了行政法和地方性规范文件。归纳起来有几类:一是宏观管理规范。主要包括《出版管理条例》、《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关于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若干规定》等;二是版权管理。主要包括《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等;三是出版微观管理。包括(1)书报刊编辑管理类如《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等。(2)印刷管理类如《印刷业管理条例》、《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等。(3)音像制品出版管理类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音像制品出版管理办法》、《音像制品复制管理办法》等。(4)电子出版管理类如《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5)网络出版管理类如《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四是出版市场管理。包括《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关于新出古籍的发行办法》、《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等;五是出版行政管理。包括《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当然,各地结合当地实际也制订了一些地方规章制度,对规范出版市场起到了补充作用。

目前,中国已形成了由总法规、单项法规以及实施细则共同构建的比较完整的有机联系的出版管理法制体系。出版管理的法治化已经初现规模。

二、法治化进程中的出版管理模式

我国出版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加强法制管理,具体体现在出版行政管理、出版市场管理、版权管理等方面,对保障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出版行政管理

当前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生存现实和多元文化的交融,在适应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下,政府职能逐步转变,履行宏观调控、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等政府职能,大力推进行政能力建设和管理创新,也成为了出版行业的重点工作。“依法行政不仅是国家管理方式的重要转折,也是新闻出版管理的重大变化。”出版行政管理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及一些地方法规,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法规体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出版管理理念出现了转变,有效提升了出版管理效率。一是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不再主体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等微观活动,而是从全行业的角度出发,集中精力依法抓好宏观管理。从宏观上把握整个出版产业,监督出版企业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定管理本行业的行政规章、宏观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协调出版部门与其他部门、行业、产业的关系,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等。二是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诸如充分运用国家出版经济政策中的税收、价格、财政、金融等政策,管理并扶持出版业的发展,并通过间接的管理主体对出版业进行管理。三是由行政命令向法律监督转变。加强出版法制建设,以法律手段来完善和提高对出版业的管理方式与管理水平。出版行政管理由行政命令向法律监督转变,是加入WTO的需要。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管理体制,在出版领域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体现。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继续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深入落实,出版业不断加强执法监督。如在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新闻出版总署至今累计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33项,目前仅保留行政许可40项。当然,由于长期以来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既是行业的主管者,又是行业的主办者,这既制约了政府职责的有效履行,又不利于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行政企分开是出版行政管理进行调整的必然趋势。重塑政府在出版行政管理中的角色,将政府职能要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切实转变工作方式、风格。同时,政府应严格依法管理,加强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是我国出版行政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出版行业及社会出版活动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2出版市场管理

随着我国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出版市场主体数量呈不断增长态势。出版经营逐渐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出版市场日益成熟。在出版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化经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市场主体素质偏低、市场供销秩序不清、经营诚信缺失等。在产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出版市场存在的问题,出版行业市场管理的作用就逐渐凸显。将出版物管理模式中引入市场机制,配合行政管理,在遵循市场规律前提下管理出版行业经营活动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出版物市场管理综合了多种规范制约手段。例如:运用税收、审计等财政手段监管行业,调控市场,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理顺市场流通关系。出版市场管理模式中的法律规范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营造出了依法经营、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市场环境。出版物市场管理中,出版市场主体主要受到两个层次法律规范的制约。一是各行业通行的市场法律法规制约,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税法》等;二是专门的出版行业规范条例约束,如《出版市场管理条例》、《音像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来看,作为出版市场经营主体,一方面出版行业市场责任主体要遵守国家为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市场活动顺利进行而制定的相关法律,守法经营、依法活动。如出版市场主体要依循《价格法》有关规定,合理定价,建立完善价格规制;为保障出版市场竞争的合理化,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要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要求;为净化出版行业市场环境。市场主体在从事经营活动是要者要依循《反商业贿赂法》,杜绝商业贿赂行为等。借助通行的市场管理法律法规,来实现对出版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基本管理。

另一方面,根据出版行业其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在市场管理中还需要借助完备的专门管理条例规范体系,强化对出版市场经营活动的管理。在各种出版市场管理规范中,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是核心依据。它是我国出版业市场管理的基本法律规范,对出版物发行单位设立、出版物经营活动管理、出版物市场经营活动的违规行为处罚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和说明。这些符合行业特性的专门规定和措施,可针对出版市场经营中存在的特有问题,来管理和优化出版市场秩序。在出版市场管理中,市场管理的法制化以规范的标准约束出版物经营活动,监督经营交易过程,加强了出版市场管理的有效性,有利于出版市场的繁荣。

3出版版权管理

随着我国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版权贸易转移行为逐渐增多,版权管理成为出版行业管理的一个关键部分。版权管理直接影响着出版产业的常态发展,完善和规范版权管理体系成为构建现代化的出版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

版权管理是一定的机构或组织以一定的方式实施版权法律,协调版权关系的活动。它是版权法律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出版管理法制化完善起步较早和发展相对完善的环节。。从出版经营活动来看,对出版物给予平等、严格、及时的版权保护,保证版权的合法转移,使版权纠纷得到公正处理,依法追究侵犯版权的行为,推动正常的国际版权贸易,这一切都依靠版权管理来实现。版权管理的目的是保护版权所有者的权利,协调因使用作品而产生的版权法律关系。总的来看,我国版权管理主要有法律、行政、民间管理几种形式。随着我国出版产业实行“走出去”战略,我国与国际间版权贸易日益频繁,版权管理方式也逐步与国际接轨。因而,法律手段在版权管理中作用日渐突出,版权管理的法制化是建立现代化出版管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版权管理的法制化主要表现在按照法定程序保护版权所有者权益,审理、裁决版权纠纷和侵权行为。法制化的版权管理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借助法律手段有效、迅速地处理版权纠纷,是版权管理体系中效力最大的形式。具体来看,在立法上,我国版权管理体系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较完备的版权法律基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这些法律条例为版权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执行上看,加强版权管理执法,坚决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强调用法律打击侵权行为,保护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出版行业秩序。我国版权管理机构不断完善执法制度,逐步建立起在国家版权局的统筹下,与“打黄扫非”、文化稽查等部门密切配合、与工商、公安分工协作,与法院、海关相互衔接的版权保护和管理运行机制。同时,开展执法检查。增强各级版权管理部门的执法意识,加强版权管理队伍的组织建设,加大对各级版权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提高执法素质和执法能力,以保证各项版权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从意识培养来看,普及版权保护意识和法律知识,推动完善版权法律法规。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咨询、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有关著作权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版权,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版权意识。同时,对外版权贸易的发展也要求版权管理时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各国在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国际版权保护的成功经验,完善版权保护制度。此外,伴随数字出版产业的兴起,数字版权保护的重要性也日益突现,国家版权局开始建立数字版权监管平台系统。近年来,版权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版权保护和版权服务环境不断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版行业的持续发展。

三、出版管理法治化障碍解读

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管理法治进程有力推动了出版业发展,毋容置疑。但随着市场化趋势加剧,出版管理存在的问题正制约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1同业竞争与行业规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我国出版业呈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即区域性强,中央、地方两级分布、数十家综合出版集团为主体的竞争格局。以省级出版集团为主体,各省以行政区划为各自为据,在省内具有较强的垄断优势。但是出版社为争夺作者和出版资源、分割图书销售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一是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中央级出版社利用地利之使,在图书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但体制环境监管较严;而地方级出版社要想占领图书市场,就必须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提高其出版物的水准,由此导致成本提高,但地方出版社出版管理体制相对灵活。这种区域优劣与体制优劣的失衡,导致两层级出版社的利益冲突。二是地方出版社之间竞争明显:主要表现在出版社数量大幅膨胀和隶属关系形成的行政性分工模糊,导致各社之间盈利能力的差异。地方政府部门的制度壁垒与出版业的专业分工引发的矛盾,进而在出版业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对立。妨碍了出版社之间的公平竞争,阻碍了出版业的多元整合运营。所以,出版业在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同时,加强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法律及政策规制建设,既是调整各出版主体的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出版业竞争实力、维持市场地位的有效策略。

2技术变革与管理升级

网络化和信息全球化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发展机遇,网络出版也应运而生。网络出版是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基于网络的出版和发行方式。通过建立书目数据库并提供全文检索和浏览服务,制作多媒体信息电子文件进行网络销售,在网上出版互动电子出版物。这样,网络出版使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编、印、发”三个彼此独立、各成系统的出版模式,实现了创作与编辑、编辑与出版、编辑与印制以及出版与销售之间的互相融合。但正是由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所革新,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通过互联网,入网用户可以随意地调用网络中传输的文字或图象信息,匿名性与实名登记的缺失,导致管理系统极难对接受者进行控制和检查。目前,网络出版管理一定程度上主要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但随着网络环境的变化,它们显然不能对现阶段的互联网进行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导致网络出版管理缺少法律保障。所以,通过完善网络出版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出版经营主体资格,依法认同网络出版机构的出版者地位,严格规范网站对稿件的编辑加工,实现在线作品的内容合法性,需要通过法制管理的升级,对互联网出版活动进行规范并加强监督管理。

3市场开放与本土监管

出版业属于服务业,而服务市场开放是通过承诺实现的。根据我国政府对出版物加入WTO市场准入作出的承诺,关于书报刊分销服务、音像和娱乐软件分销服务要逐步开放,并全面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目前还不能投资出版领域,即不能在华投资设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出版机构。所以,在图书出版领域。目前中国仍不允许外资进入出版编辑环节。出版物市场的开放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协调的。因此,根据世贸组织有关协议,中国逐步扩大了外商在出版相关行业的投资领域:一是在印刷方面,海外投资者目前可在中国投资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出版物印刷企业,也可以设立独资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二是在出版领域。在图书合作出版、版权贸易方面,则完全是开放的,即中外出版者目前可以开展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至2007年底中国书报刊批发市场如期对外开放,即外商可以在中国投资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的书、报、刊批发和零售企业。

随着外资和社会资本的大量进入,国有资本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将改变,一些国有出版发行单位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被淘汰,另有一些国有单位则通过大规模的改革,通过产权多元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与社会资本和外资的逐步融合。在未来几年,图书出版发行业将迎来一个重新洗牌的时期,新一轮跑马圈地、抢夺市场空间和先机将成为竞争的重点。“服务贸易是新纳入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领域。目前出版概念的界定世贸组织与各成员国也不尽相同,作为服务领域的出版和作为商品的出版物在管理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服务贸易关系极为密切的服务贸易的投资问题世贸组织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协议加以规范,因此更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出版市场的开放也就更为复杂。”同时,适应加入WTO要求的出版法律法规体系和宏观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与经营交叉混合现象严重,制约了出版业健康发展。

四、出版管理法治化策略

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管理的法制建设有力维护了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市场,但技术革新背景下的媒体融合、出版国家化趋势下的出版接轨以及行业竞争白热化下的出版转型,迫切需要通过不断创新思路和手段,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加强行业管理、市场监管和版权管理,从而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出版市场执法体系。

一是建立“准入制”法律管理体系,因地制宜依法行政。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国家对新闻出版单位实行企业准入和特殊产品准入审批制度,对业务准入实行审批指定制,对人员准入实行持证上岗制。”2008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强调,重点结合建立以法人准入、产品准入、职业准入、岗位准入这“四大准入”为基础的行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新闻出版法规建设。这是出版管理法治化创新的重要举措。在法人准入和产品准入层面,主要包括《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复制管理办法》、《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规章,起草《出版单位评估办法》、《书号实名申领办法》、《报纸期刊审读办法》和《数字印刷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出台《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在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层面,主要包括《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着手起草《新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修订并完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

但是,法制体系建立后,出版准入制执行是关键,这需要制定详细的针对性的实施细则。有几个方面需要作到:首先是成立专门部门依法行政,可以成立专门的出版质检机构,做定期的抽查和严格的把关;其次是公开透明机制,即对符合条件的出版单位向社会公布,便于接受监督;再次是退出机制。通过建立包括准入年限、条件、审计、效果等要素在内的评估体系,避免准入终身制。关于出版准入制的执行有些地方的经验值得推广。如银川市工商局按照《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大对企业年检验照的审查工作力度,严格审查企业的主体资格及前置审批手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前置许可合法有效的经营单位。当场办结审验手续;对没有通过新闻出版部门审查,不符去定前置审批条件的经营单位,责令取消相应经营项目,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对拒不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的,取消其相关项目的经营资格,吊销其营业执照。所以。根据不同地区新闻出版业发展实际,推动地方依据行政立法职责开展调研,探索新闻出版业发展规律,逐步将成熟的具体制度法制化,实现出版业依法行政和管理。

二是健全“市场化”法律管理体系,有效构建和谐出版。

出版业在性质上既表现了意识形态的事业属性,同时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而具有产业属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运营方式的变革给中国出版法治化进程带来了新的挑战,出版业内部、出版业之间以及出版的国际化,竞争与合作成为主题。由于传统的行政式法制管理是建立在“公共权力”这一核心概念基础上。而市场化运营需要淡化权力色彩。这一状况导致了出版管理出现了行政执法与市场规制之间的失范,也使出版管理如何结合市场变革陷入困局。因此,出版业管理必须积极探求这些出版运营的内在本质和新的特点,并对我国出版业法制体系加以重构,以期对出版业的市场化运作予以有效保障。

根据出版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出版业内外合作平台后,需健全一整套关于出版“市场化”的法制管理体系。包括制定出一系列的竞争规则、服务规范等;建立出版信息、出版资源交流合作机制;行业诚信破坏的行为制约和惩戒规则。这些规则的制定将有效明晰出版界与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出版界与发行界、出版界与读者以及各出版单位内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从而构建和谐的出版环境。

转型期出版思想观念、运营模式的变革,要求出版业尽快建立起符合出版自身规律及出版业实际的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法制体系,为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摘要本文对中国出版管理法治化概况做了系统阐述,并结合其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同时结合出版业发展实际提出了法制建设完善的策略。

出版管理条例篇3

第一条为了保障音像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促进音像事业的繁荣,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录有内容的录音带、唱片、激光唱盘、录像带、激光视盘(含数码激光视盘)、激光唱视盘等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等经营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条音像制品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鼓励传播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

第四条本市保护音像制品著作权人和音像制品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本市对音像制品的经营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第二章管理部门及其职责

第六条*市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是本市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主管部门(以下称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二)负责制订、组织实施本市音像事业的发展规划,并对音像制品经营单位的设立实行总量调控;

(三)负责对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四)负责对音像制品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五)负责对音像制品的鉴定;

(六)对繁荣音像事业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市影视音像管理处负责对本市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日常管理,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七条区、县主管音像制品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业务上受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法律、法规;

(二)根据本市音像事业的发展规划,制定本辖区内音像事业的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对本辖区内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等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四)对繁荣音像事业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五)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八条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以及其他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协同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三章申请与审批

第九条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适应业务需要并具备规定资格的工作人员;

(二)有规定数额的资金;

(三)有必要的财务、统计等管理制度,其中音像制品放映单位还应当有必要的场务、票务管理制度;

(四)有必需的设备和符合规定条件的经营场所。

第十条申请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申请设立音像出版(包括图书出版单位出版配合本版图书的音像制品)、复制单位,由申请单位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审核意见,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由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二)申请从事音像制作或者音像制品批发业务的单位,应当报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三)申请从事音像制品零售或者出租业务的,应当报所在地的区、县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区、县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四)连锁经营单位从事音像制品零售、出租业务的,应当向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五)在客运交通工具内从事音像制品零售或者出租业务的,应当向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经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由批准部门发给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取得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其中,申请设立音像复制单位的,还应当同时向公安部门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

第十一条对音像制品经营者的经营资格每两年复核一次。复核不合格或者未经复核的,不得继续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音像制品经营者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向原发放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音像制品经营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向原发放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音像制品经营者改变经营范围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四章对经营活动的管理

第十三条音像制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展示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

未经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借、出租或者转让。

第十五条禁止经营有下列内容的音像制品:

(一)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二)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的;

(四)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

(五)诽谤、侮辱他人的;

(六)有国家禁止出版、传播的其他内容的。

第十六条音像出版单位可以制作、复制、销售本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销售非本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音像出版单位应当根据批准的选题计划出版音像制品。

第十八条音像制品出版选题计划的审批和音像制品内容的审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音像出版单位应当在出版的音像制品及其包装的明显位置,标明出版单位的名称、地址、版号以及出版时间、著作权人姓名等事项。

第二十条音像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转让、出租、出售本单位的名称或者版号。

第二十一条音像出版单位应当自音像制品出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送交样品。

第二十二条音像出版、制作单位制作故事类录像制品的,参照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向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另行办理审批手续。

音像出版、制作单位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外国的组织、个人合作制作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要求委托方提交有关证明文件,并凭委托方的委托书复制音像制品。

音像复制单位应当与委托方签订书面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复制音像制品。

音像复制单位不得接受非音像出版单位和个人的委托,复制经营性的音像制品。

第二十四条音像复制单位未经委托不得自行复制音像制品;不得从事音像制品的销售业务。

第二十五条音像复制单位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外国的组织、个人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将委托方提供的母带、模版报送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并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复制的音像制品的交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音像复制单位应当保存所复制的音像制品的样品和委托方提供的复制委托书及有关证明文件,保存的期限不少于三年。

第二十七条音像制品经营者进口用于出版或者销售的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八条供研究、教学参考的进口音像制品,不得用于复制、批发、零售、出租或者放映等经营活动。

第二十九条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可以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

第三十条音像制品出租、放映单位用于经营的音像制品,必须向持有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的出版、批发或者零售单位购买。

音像制品零售单位用于经营的音像制品,必须向持有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的出版或者批发单位购买。

第三十一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音像制品,可以用于批发、零售、出租或者营业性放映:

(一)经国家有关行政部门批准的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

(二)国家有关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

音像出版单位出版时声明供家庭专用的音像制品,不得用于营业性放映。

第三十二条禁止音像制品经营者转承包经营。

第三十三条在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医院以及本市规定的其他场所内不得进行音像制品的营业性放映活动。

第三十四条举办音像制品展销等临时性经营活动的,举办者应当在举办临时性经营活动的十五日前,向区、县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区、县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其中参加展销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持有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

音像制品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内举办音像制品展销活动的,不必另行申请。

第三十五条音像制品经营者应当将音像制品的经营报表送市或者区、县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对出版后被国家和本市规定禁止经营的音像制品,音像制品经营者应当及时上交市或者区、县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经营者由此造成的损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原供货单位索赔。

对依法查处的禁止经营的音像制品,由市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统一销毁。

第三十七条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应当遵纪守法、秉公执法。

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人员对音像制品经营活动进行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三十八条对检举或者协助查处音像制品违法经营活动有功的单位和个人,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影视音像管理处或者区、县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违法行为的情节,给予警告、没收违法音像制品、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或者超越许可范围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

(二)音像出版单位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转让、出租、出售本单位名称或者版号的;

(三)音像出版、制作单位未经批准制作故事类录像制品的;

(四)未经批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外国的组织、个人合作制作音像制品的;

(五)音像复制单位自行复制、批发、零售音像制品的;

(六)未经批准进口音像制品的;

(七)批发、零售、出租或者营业性放映供研究、教学参考的进口音像制品的;

(八)批发、零售、出租或者营业性放映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的;

(九)批发、零售、出租或者营业性放映未经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的;

(十)经营本条例禁止经营的音像制品的。

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情节严重的,由市或者区、县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从事出版、复制经营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设备,吊销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其中,吊销音像制品出版、复制经营许可证,必须经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给予行政处罚;

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违反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对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讼,又不履行的,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音像制品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所称的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是《音像制品出版经营许可证》、《音像制品制作经营许可证》、《音像制品复制经营许可证》、《音像制品批发经营许可证》、《音像制品零售经营许可证》和《音像制品出租经营许可证》的统称。

出版管理条例篇4

近日,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司副司长寇晓伟表示,作为国务院归口管理互联网出版的管理部门,为了有力监管网络出版,网络杂志将被纳入监管范围内,新闻出版总署拟起草《互联网出版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届时,总署将对网络杂志实施前置审批,采取牌照式监管。

今后,互联网上出版网络电子杂志,在向信息产业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SP/ICP)前,必须先由新闻出版总署审核同意,取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网络杂志是将出版的杂志内容,或将各种信息内容采用杂志编排形式通过互联网发表的数字化杂志。从2005年以来发展迅速,目前已有上百家电子杂志企业,风险投资对此类企业掷下千万美元投资的案例比比皆是。个人网络杂志网站更是遍地开花。

目前,我国网络杂志出版管理的主要依据是2000年公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2002年公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在此之前,任何一家具有相应的ICP经营许可权的网站,都可以制作和发行网络杂志,并不需要平面杂志出版所需要的刊号等。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法律层级较低,执法效果有限,新闻出版总署拟在此基础上起草《条例》,而该条例也已被列入国家立法计划,将以国务院的名义正式。

“正规的企业都能获得审批。”网络出版商CDM公司董事长梅文华表示,前置资质审批制度有助于规范网络杂志行业管理、提升发行品质,对正式商业机构是正面影响,但大量个人网站出版的网络杂志将受到影响。

据市场调查机构艾瑞与新闻出版总署共同的《中国网络杂志出版业调查报告》表明,2006年中国网络杂志用户规模为4000万,占网民总数的30%。

到2010年,中国网络杂志用户在网民中所占比例将高达40%。

艾瑞高级分析师曹金波指出,网络杂志的发展已具备了一些新特点:男性用户居多;用户年龄多在19到30岁之间;教育水平提高,本科或以上学历人数增多;平均收入水平在中等左右。

目前,网络杂志的盈利模式逐渐清晰,主要包括广告、收费和企业级服务三方面。

出版管理条例篇5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各成员的特点,就会发现,尽管各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例如,有的是接受版权权利人委托而成立的组织,有的是依国家法定授权成立的组织,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有权以其自身名义处理有关版权事务,包括以其自身名义提起法律诉讼。

本书收入的音著协与上海演出公司等版权纠纷案(以下称“本案”),首先涉及音著协的诉讼主体资格,即音著协是否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法律诉讼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史上尚没有可借鉴之前例”(见本书许超的文章)。在此案之前的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在给音著协的一份书面答复中说,音著协在“发生纠纷时,根据合同在委托权限范围内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讼”(详见本书所附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这个答复或许对本案的一审判决起了作用。本案一审判决书认定,“原告通过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对本案系争的30首港台音乐作品被用于营业性演出,享有获取报酬的权利,原告的该项权利受法律保护”(详见本书所附判决书内容)。

应当承认本案判决的重要意义,但也应当看到,本案并没有根本解决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诉权资格问题。在2001年10月2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新《版权法》中,关于版权集体管理有了明确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新《版权法》第8条)。从此,包括音著协在内的中国任何一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诉讼主体资格不再存在问题。

但新的问题仍然会不断地被提出。本辑中李德成的文章就探讨了网络环境下版权集体管理的许多新问题。例如,向公众传播权(李文中使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集体管理,网络远程教育对许可权与获得报酬权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即使在一个有着很长版权集体管理历史的国家,也没有标准答案。

在《版权法》的修改过程中,关于旧法第43条的存废问题,权利人与使用者曾发生过激烈冲突(请参阅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群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235~257页)。旧法规定,广电部门非营业性播放已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不经版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新法则将其修改为广电部门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项修改虽然确认了版权人从播放中获酬的权利(这一点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却把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排除在外。

已有许多文章分析了这场冲突的原因,但有一点可能尚没有被指出,权利人与使用人的冲突源于对版权的误解,即认为版权只是作者的权利。

假设有这样一个小社会,只有三个人,一位作者、一位出版者和一位读者。当作者创作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他是否享有版权,或者说,版权对此时的作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回答只能是,没有意义。因为那部作品没有被出版,没有被阅读,版权对那位作者来说(如果套用版权自创作完成之后自动产生的理论),价值是零。假设在作品创作完成之后再加进一个人-出版者,版权有意义吗?回答仍然是,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去购买、去阅读那部作品。印好的书(即使印刷精美),不过是一堆垃圾,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也无从体现。只有在作者、出版者、读者同时存在,大家都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传播与阅读过程时,版权才真正有意义。《版权的性质》(L.RayPattersonandStanleyW.Lindbeng,TheNatureofCopyright,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1)一书的作者认为,版权不仅仅是作者的权利,它还应当是出版者的权利和读者的权利。

如果我们把这个小社会放大,用作品传播者替换那位出版者,用公众替换那位读者的话,道理便很明白:版权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也可以把版权看成是一种市场机制,它通过平衡作者、作品传播者与公众的利益,实现繁荣文学艺术,造福于整个社会的目的。版权实际上是一种产业,它可以造就一个很大的市场,版权是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由此看来,(播放作品的)作者与广电部门的这个冲突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大家都是“版权产业”的参与者、创造者和受益人。

版权集体管理是把诸多作者和权利人不便行使的权利集中到一起行使,这不仅有利于权利人行使权利,也有利于使用者使用作品,更有利于公众获接触到作品,使全社会都从优秀的创作作品中获得好处。可以说,版权集体管理是版权这种市场机制中重要一环。

应当指出,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是维护版权这种市场机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当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扮演了一个裁判者的角色。要扮演好这样一角色,需要不断总结与交流已有审判经验,发现并提出新问题,积极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出版管理条例篇6

图1 micro-workflow前台定义元模型

(1)简单过程(simple procedure)——这些过程表示树(指定义树,非元模型)中的叶子节点,它既可以是一个代表软件服务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代表用户必须完成的工作过程。 (2)复合过程(composite procedure)——复合过程用于表示对控制流(序列、条件等)的管理结构,是树中的非叶子节点。 2.2 后台定义 采用基础数据结构中的有向图来进行后台定义,其中节点代表活动步骤,节点之间的连接代表流(数据流或控制流)。控制流建立了节点的执行顺序,数据流定义了从一个活动传递到另一个活动的数据,任何图都有一个开始节点和终止节点。 2.3 前台定义到后台定义的翻译 要完成从前台到后台的翻译,前台定义模型与后台定义模型之间必须有一个完备的映射。前台定义模型提供编译规则从而生成后台定义,micro-workflow中的编译是按照自顶向下的方式完成的,它从前台定义的根部开始,递归进行,每个复合过程编译它的子节点作为其相应后台定义图中的表示。每个简单过程编译成图中的一个节点,而复合过程中的信息则成节点之间的连接,生成的结果图就是工作流引擎可任意处理的后台定义,定义编译算法时要考虑所有存在的规则,如控制流、数据流以及发送给各个节点的消息类型等。图2大体描述了一个前台到后台的映射。

图2 micro-workflow的前台/后台定义

3 工作原型修改 一个灵活的工作流管理系统应该具备wft的修改功能,即便是已经有实例运行在wft上,它也可以被修改,下面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介绍wft版本化的概念并给出图1的扩展,然后介绍修改操作(modification operation)的概念。

3.1 wft版本化 wft版本化的主要思想是创建wft的新版本而不是直接修改原有的wft。wft的行为信息保留在它的各个版本中,图3是图1元模型的扩展,提供了wft版本化支持。 一个wft由一个或多个版本组成,并且某一版本只唯一隶属于一个wft,也就说一个版本可以有多个子孙,但只能有一个父亲,每个版本都有一个版本号作为唯一标识。当一个新的wft加入到工作流模型中时,便建立了此wft的根版本。如果要施加任何修改操作,则先创建此版本的一个子孙版本,然后在新版本上进行修改操作。一个版本可处于三种状态中:临时状态、状态及过时状态。一个版本一旦创建便置于临时状态中,处于临时状态的版本可以进行修改或移除,但不能进行实例化也不能产生子孙版本;一旦修改操作完成则变为状态,处于此状态的版本不能修改或移除,但可产生新版本;最后,当状态的版本变失效时,它的状态被置为过时。

图3 支持版本化的工作流定义元模型 3.2 修改操作 为了处理工作流模型,必须有一套定义良好的操作。所谓“定义良好”是指达到两个基本条件:完备性和正确性。完备性是指可以创建或移除wft模型上的所有元素,正确性是指当完成一系列修改操作后可以保持wft模型及实例的正确性。为了达到这两个条件,必须设置某些操作的先决条件,如果先决条件不满足,那么操作就不能执行。修改操作有两类: (1)class 1——创建和移除wft以及控制版本的操作。这一类操作完全独立于前台定义语言。 (2)class 2——修改wft版本内容的操作,这些操作依赖于前台定义语言。因此当前台定义语言改变时,这些操作必须重新实现。 4 工作流实例迁移 wfi的迁移是一个wfi绑定到一个新版本wft的过程。当一个工作流实例w从版本wt[x]迁移到wt[y]时,它便依据wt[y]开始执行。必须保证迁移操作不会产生无效的wfi,只有当w迁移到wt[y]后仍然保持有效状态,才允许进行迁移操作。 4.1 迁移条件 要判断工作流实例w在t时刻是否可以迁移到wt[y],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分析以往w在t时刻所包含的事件,看其是否与wt[y]兼容,也就是说必须检验t时刻的每一个事件,看迁移到wt[y]后是否会导致无效的wfi。很明显这种方法的效率不高,可以采用产生新版本wfi的修改操作(class 2,参见3.2)。为了决定是否可以迁移,必须考虑每个修改操作的先决条件,修改操作op的先决条件保证wt[y]在经过继承自wt[x]的修改操作op后,实例w的正确性。因此如果w在时刻t可以满足所有修改操作的先决条件,则w可以在时刻t从wt[x]迁移到 wt[y],于是迁移条件便可由修改操作导出。需要注意的是,修改操作只与前台定义相关,而迁移条件必须依据后台定义设置,这意味着实现一个修改操作必须了解后台定义模型以便生成正确的迁移条件。 迁移算法在检查迁移条件后执行实例迁移,只要有一个迁移条件不满足,演进策略就将被激活(参见4.2)。迁移算法工作在后台定义的层次上,不需要任何前台定义的知识。 由于修改操作直接依赖于前台定义语言并且要生成不同的迁移条件,因此采用不同的前台语言必然导致修改操作重新实现,而迁移条件按后台定义设置,迁移算法可独立于前台定义语言得到重用。 4.2 演进策略 如上所述,工作流实例迁移依赖于对一组迁移条件的评估,对不满足迁移条件的实例,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abort——放弃此工作流实例的执行。 (2)complete——依据老的wft定义完成此实例的执行。 (3)rollback——回滚实例直到可以进行迁移操作的执行点。 前两种动作很简单,但都有缺点。abort将浪费大量已完成的工作,而complete要求实例运行在一个已过时的wft上,一般是不能接受的,rollback策略则克服了前两种方法带来的问题。rollback动作由单步的undo操作组成,先分析实例的执行历史,然后针对每个活动执行undo操作,通过不断的undo操作来更新执行历史,直到所有的迁移条件都满足。 和迁移算法一样,rollback算法也工作在后台定义上,因此它可以独立于前台定义语言而获得重用。 5 演进组件体系结构 依照上述原理,本文设计了一个工作流演进组件,此组件对工作流管理系统提供三个支持:wft版本化管理、实例迁移管理、定义语言无关支持,以此来实现支持多语言的工作流动态演进策略。图4是该组件的体系结构图,其在逻辑上可分为三个模块:版本管理器、迁移管理器、内容管理器,如此划分可提供良好的复用性。版本管理器对wft版本进行管理,要提供3.2中所描述的第一类操作。迁移管理器提供迁移算法、演进策略并且对迁移条件进行检测。这两个模块都工作在后台定义上,可以得到完全复用。通过前面讨论可知,要支持不同的工作流定义语言,与前台定义语言相关的修改操作是不可复用的,内容管理器正是来完成这一工作,它能提供3.2中所描述的第二类操作,将不同定义语言带来的影响限制在一个模块内。

图4 组件体系结构

出版管理条例篇7

    记者:《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是我国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后,第一次颁布有关著作权的行政法规,由此可见该《条例》的重要性。请问《条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颁布实施的?

    阎: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版权保护在鼓励民族智力创新,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营建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2002年初,国家版权局启动了《条例》的起草工作。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参考了国际惯例和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版权局起草了《条例(草案)》,经国务院法制办多次修改、反复研究论证协调,于2004年12月提交国务院常委会议审议通过,2005年3月1日开始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政府对知识产权立法工作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了中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创新的政策取向。

    记者:“著作权集体管理”对我们还有些陌生,它有怎样的组织或概念?它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有什么意义?它与普通人有关系吗?

    阎:著作权是一项民事权利,一般由权利人自己行使。但是,在很多情形下,由于权利人非常广泛,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利用方式又非常分散,有些权利如表演权、广播权等,权利人自己往往难以有效行使,或者权利人自己行使成本过高。例如,音乐作品一旦发表,作者个人面对全国各地的表演团体、娱乐场所、广电组织等数量众多的使用者,往往无法或难以控制作品的使用;另一方面作品的使用人也因为权利人的分散而无法为海量使用的作品去一一取得授权。为此,国际上形成了一种通行的做法,即由权利人授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自己集中行使有关权利,向使用者发放许可、为权利人收取报酬,将收取的作品使用费分配给权利人,并对侵权者提出法律诉讼,这就是著作权集体管理。集体管理制度是有效实施著作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著作权法律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志。集体管理在实现和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为作品使用人提供了使用作品方便畅通的渠道,有利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广泛迅速传播。因此可以说,集体管理制度在广大的著作权人和众多的作品使用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了顺畅便利的桥梁。

    欧美发达国家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目前,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已建立了相当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集体管理的范围也从最初的文学、音乐扩展到美术、摄影、电影以及网络、多媒体等领域。

    记者: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条件和程序是什么?如何保证使用费的有效收取和转付?

    阎:按照《条例》的规定,依法享有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发起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但设立的条件包括:不少于50名权利人发起;不与已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管理组织业务范围交叉、重合;能在全国范围代表相关权利人的利益;提交章程草案、使用费收取标准草案以及转付使用费办法草案。按照《条例》的规定,申请设立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向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在收到材料之日起60日内决定是否批准;申请人在批准之日起30日内到国务院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在发给登记证书之日起30日内将登记证书副本报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备案。

    为保障使用费的收取和转付,《条例》明确规定,收取使用费的数额主要应当根据集体管理组织制定的使用费收取标准通过协商确定,并且该标准应当经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公告;集体管理组织收取的费用,在提取管理费后应当全部转付给权利人,不得挪作他用。

    记者:集体管理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条例》规定集体管理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组织,如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实施有效监管?

    阎:集体管理组织将众多权利人的权利集中起来管理,对某一种权利行使具有相对垄断性,因此为防止集体管理组织滥用权利,损害权利人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必须加强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管。《条例》从五个方面明确了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管:1.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权益的手段、途径作了明确规定,以实现权利人与集体管理组织利益关系的平衡;2.明确规定集体管理组织的决策机构为会员大会,使权利掌握在作为会员的权利人手中;3.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4.规定了使用者和其他社会组织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督;5.规定了规范集体管理组织运作的各项制度。

    记者:国家版权局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条例》的有效实施?

    阎:国家版权局作为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按照《条例》规定负责主管全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并具体承担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的审批、备案工作,章程、使用费收取标准、使用费转付办法的公告工作以及对其资产使用和财务管理的监督工作等。为保障《条例》的有效实施,国家版权局将在近期依照《条例》要求,加大工作力度,严格标准,规范程序,大力推进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筹建审批和人员培训,包括对现有集体管理组织的重新审核备案工作。由于集体管理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并且涉及面广,《条例》的颁布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国家版权局将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新《条例》,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小资料

    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进行时

    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起步较晚,且发展也较缓慢。从1992年成立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来,我国现有正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家(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筹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两家(中国音像著作权协会、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分别从事音乐作品、音像制品、文字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于1992年,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是我国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会员主要是词、曲作者和部分音像制作者和创作团体,主要管理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包括现场表演和播放背景音乐)、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包括制作广播电视节目、背景音乐制作、音像制品制作、网络下载等)。截止到2003年底,协会共有会员3103名;管理各类音乐作品1400万件,其中中国大陆著作权人的音乐作品16万件,出版商授权管理的作品400万件,海外同类组织委托其管理的作品1000万件;2003年全年收取的使用费2751.4万元,给会员的分配2238.9万元,自1993年年中起,至今累计收入9227.9万元。

    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筹)

    该协会是1999年11月向国家版权局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于2000年5月成立的,但尚未经民政主管部门批准。该协会的筹备工作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共同负责。协会管理的权利主要包括文字作品的法定许可报酬收转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复制权等。现在协会以发展会员为主要工作,同时也借助原有的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开展报酬的转发工作。协会现有会员2200多人,主要为国内各类文字作品著作权人。

    中国音像著作权协会(筹)

    国家版权局2001年11月5日批准中国音像协会负责筹备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主要管理音像制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经权利人特别授权的部分复制权、发行权。从2001年筹备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以来,已有70多家音像单位与协会签订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议,授权协会进行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

    著作权集体管理:喝咖啡喝出的组织

    世界上的作者协会起源于法国。1777年,著名的戏剧家博马舍(《费家罗的婚礼》的作者)创立了法国戏剧作者和作曲者协会(SACD)。但是,在著作权集体协会的发展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则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歌剧《卡门》的作者)于1847年在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的一家音乐咖啡厅里喝咖啡时,发现该咖啡厅正在免费演奏他的作品,于是拒绝支付咖啡费,并到法院起诉咖啡厅,要求咖啡厅赔偿使用费,法院判决比才胜诉,咖啡厅支付比才音乐使用费。接下来,在比才和其他一些音乐家的倡导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管理音乐作品著作权的组织,这就是现在的法国音乐作者作曲者出版者协会(SACEM)。

    随后,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英国以及北欧、东欧各国纷纷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926年,18个国家的音乐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联合组成了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到2004年,CISAC的会员协会包括109个国家的208家集体管理组织,着超过200万名各类音乐作者,成为真正世界性音乐著作权人的组织。同时,其他作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相继设立,如德国文字与科学作品集体管理协会、法国多媒体作者协会等。其管理作品的范围从最初的文学、音乐等领域逐步扩大到美术、摄影、电影、多媒体等领域,管理的权力也从传统的表演权、复制权扩大到了广播权、出租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出版管理条例篇8

三、行政管理法制的体系化

虽然媒介立法的工作属于起步最早的领域之一,而真正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一直要到90年代后期才逐一出台,这就是各类媒介管理的行政法规:音像制品、电影、出版物、广播电视,以及稍后的互联网,涵盖了所有的传播媒介。

(1)90年代后期:各类管理法规基本齐备

这些管理法规是在整个国家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背景推动下,在一二年内迅速出台的。国家提出“依法行政”,《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基本法律陆续颁行,过去以规章和内部文件管理的方式行不通了。媒介数量和种类的迅速扩充,以及媒介经营的市场化,也需要有普遍适用的管理规范。媒介业还要进入国际舞台,没有法律自然是不行的。很清楚,亟须解决的任务是管理,所以采取了行政法规的形式。

一个难题是如何解决公民权利和原有媒介体制的冲突,这在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问题尚不突出,《出版管理条例》就不能回避,不过终于找到了巧妙的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成果。”那么出版物从何而来呢?第八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而设立出版单位的条件之一,按照第十条规定,就是必须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这个以前三个“新闻法”文稿都没有的“三段论”,概而言之,就是“公民有自由,媒介归国家”,是我国迄今为止对于公民出版自由的最权威界定。按此规定,出版物(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必须由国家认可的机构所设立的出版单位出版,公民享有在这些出版物上自由表达的权利,公民不得自行设立出版单位,也不得自行印制出版物。

这些行政法规,为世纪之交的媒介整顿提供了法律依据。在1996年,全国有报纸2202种,另有“内部报纸”6400种;期刊8135种,另有“内部期刊”10915种;电台达到1210座,各类电视台总计3124座,这样庞大的数字,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存在失控的危险。1996年、1999年、2003年,国家对全国媒介进行三次大调整。撤销了所有“内部报刊”,撤销了省级以下政府部门所办报刊和绝大多数县级党报,少数可以保留的并入当地党报报业集团;合并县级电台电视台,合并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撤销专业台。正是由于行政法规规定了媒介主办单位要由行政机关认定,行政机关才具有进行这样调整的权力。全国媒介大瘦身,主要成效是加强了党对媒介的管控,在2005年,全国党报报业集团所办报纸种数占全国报纸53%,总印数占67.86%。

行政法规还成功地解决了改革初期形成的“红帽子”报刊问题。一个典型个案是1999年行政部门对《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产权的界定,这两份报刊是80年代自筹资本创办的,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主办单位。十多年后已拥有巨额资产,它的产权归于谁呢?行政部门在援引了《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后指出,报刊的主办单位即是报刊的投资人。目前尚无可由个人、集体出资创办或拥有报刊的规定,鉴于该报社的主办单位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其形成的资产应为国有资产。报刊创办时若有个人、集体自筹启动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该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这条同解决“红帽子”企业截然不同的政策的意义在于杜绝任何体制外力量对报刊等媒介的染指。

(2)世纪之交:“党管媒体”体制全面确立

中国入世,曾经引发传媒界对于开放的各种遐想。不过后来公布的法律文件证明,涉媒行业开放的范围,就是限于入世谈判中承诺的广告、发行、印刷和电影院建设这几项。仿佛是为了平息那些不切实际的遐想,在2001年下达、以主管机关发言人向新华社发表谈话方式公布的一个著名文件提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思想宣传阵地,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这是“党管媒体”的说法最初见之于正式文件。

按照这个文件,“党管媒体”体制最主要之点就是:党必须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入世前后制定的有关媒介领域法规条文,包括对所谓“一法五条例”的修改,贯彻了这一精神。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许可制的系统化,如《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有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进口;《电影管理条例》规定有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有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音像制品,等等。2003年《行政许可法》公布后,在某些领域大批撤销许可之时,在媒介领域则有一批行政法规未曾设定的许可以国务院决定的方式得到确立,如新闻出版部门实施的行政许可共有40项,其中行政法规设定的22项,国务院“决定”设定的18项。广电部门实施的行政许可共31项,其中行政法规设定的19项,国务院“决定”设定的12项。新闻记者证件核发和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资格认定都成为行政许可的项目。

世纪之交兴起的互联网,虽然在所有制方面只能实行多元化,但是国家迅即通过制定一批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建立了互联网的管理制度,除行政法规《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外,尚有信息产业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卫生部、教育部等14个部门参加了对互联网的管理,了约50件部门规章,据称形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最为完备的互联网法规管理系统。

互联网管理中对新闻的管理,典型地体现了新闻传播必须限制在“党管媒体”体制之内的意图。依照有关部门规章,只有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可以自行采编或制作的新闻(时政新闻及其评论)。非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不得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只可转载、发送中央和省级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这样就可以杜绝中央和省级媒体之外的“小道新闻”在网上流传。

(3)中共十六大以后:进一步完善

十六大以后,在传播领域,公民权利有进一步发展,如提出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概念,开放民营资本进入影视节目制作、重视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确立和扩展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等等;同时,党管媒体也进一步得到强化。换言之,“公民有自由,媒体归国家”的基本格局不变,而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媒体归国家,首先是指媒体一律属国家所有。2005年,国务院以具有行政法规效力的《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规定了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的范围,包括: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以及不得利用互联网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不得经营报刊版面、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时段栏目等。媒体国有虽然一向如此,但以法律作出规定还是第一次。

媒体归国家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大众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必须隶属于一定的国家机关(包括共产党机关)之下。近年来还用“事业单位”的概念来表述媒体对国家机关的这种隶属关系。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实行事业体制。这是大众媒体的核心部分,绝对不容外部力量插足。这种隶属关系是“党管媒体”的保证。

我们还可以从媒体产业化和信息公开来说明这种“软”“硬”消长。

媒介产业化是十六大以后推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头戏,其中的新举措,包括将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和重要出版社的可经营部分转制为企业,将此外的报刊社和出版社逐步转制为企业,对影视节目(新闻节目除外)制作单位,出版物发行、印刷行业,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对除新闻频道之外的广播电视频道实行市场化操作等。具备条件的,可以组建上市公司,涉媒上市公司至今已经超过10家并且将会更多。产业化开拓了媒介的获利渠道,使一批媒介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那么这些举措及其产生的变化会不会冲击现行媒介体制呢?答案是否定的。除了早已在法律和政策上对事业和企业作了切割外,即使改制为企业的媒体,前述四个不变同样一个也不会变。2007年12月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将其部分可经营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新华传媒”而成为后者第一大股东,在正式公告中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列为解放集团、上海文广集团(上海电台、电视台均在其中)等媒体集团的全额出资人,亦即产权所有人。前述主办单位即投资人的原则在此再次得到体现。可见媒介产业化的结果,使得党管媒体,除了政治手段、思想手段、纪律手段之外,还增加了一项资本运营手段。足以表明不同视角的人们对产业化的任何忧虑或者希望都是不切实际的。

政府信息公开,也是近年法制建设的一大成果。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对于突发事件的公开也有规定,此法起草过程中删除了对媒介擅自报道突发信息的处罚规定使媒介深受鼓舞。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明确了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扩大了民众对于重大事件的知情权,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法规的要旨还是在于加强政府对于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重在提升行政效率。《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处置突发事件的政府必须统一、准确、及时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其中“统一”置于首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信息公开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建立信息沟通和批准机制,建立并健全政府信息保密审查机制等,都表明我国信息公开制度与西方信息自由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最近5.13四川大地震信息,我国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透明、开放向世界公开传播,掌握了对此次事件的舆论主导权,赢得了普遍赞扬。而此次信息传播,从总体上说,完全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新华社在网上地震信息是在震后18分钟,这是以国家通讯社的身份受权向世界公告,不可谓不及时,而在这18分钟内,尽管国内大多数媒体都已知悉此事,四川一些地方媒体还身受波及,但是没有一家媒体抢先报道这条大新闻,而外国有些媒体则是在地震发生即时进行同步报道,足见我国媒体处于何等严格的组织纪律状态之中。仔细研究震灾报道的全过程,不难发现震灾报道的成功,乃是在现行媒介体制框架内所取得的重大进步,而不意味着对现行体制的任何“突破”。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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