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传销条例范文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1篇

第一条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制定本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查处传销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查处传销工作的协调机制,对查处传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

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

第五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传销行为，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传销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调查核实，依法查处，并为举报人保密；经调查属实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传销行为的种类与查处机关

第七条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第八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查处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

第九条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含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信息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电信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

第十条在传销中以介绍工作、从事经营活动等名义欺骗他人离开居所地非法聚集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由公安机关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一条商务、教育、民政、财政、劳动保障、电信、税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查处传销行为。

第十二条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协助有关部门查处传销行为。

第十三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

第三章查处措施和程序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停止相关活动；

（二）向涉嫌传销的组织者、经营者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进入涉嫌传销的经营场所和培训、集会等活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四）查阅、复制、查封、扣押涉嫌传销的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等资料；

（五）查封、扣押涉嫌专门用于传销的产品（商品）、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财物；

（六）查封涉嫌传销的经营场所；

（七）查询涉嫌传销的组织者或者经营者的账户及与存款有关的会计凭证、账簿、对账单等；

（八）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应当向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或者口头报告并经批准。遇有紧急情况需要当场采取前款规定措施的，应当在事后立即报告并补办相关手续；其中，实施前款规定的查封、扣押，以及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措施，应当事先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批准。

第十五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六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对涉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

第十七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应当向当事人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查封、扣押财物及资料清单。

在交通不便地区或者不及时实施查封、扣押可能影响案件查处的，可以先行实施查封、扣押，并应当在24小时内补办查封、扣押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十八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案件情况复杂的，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5日。

对被查封、扣押的财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除外。

第十九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查封、扣押期间作出处理决定。

对于经调查核实属于传销行为的,应当依法没收被查封、扣押的非法财物;对于经调查核实没有传销行为或者不再需要查封、扣押的,应当在作出处理决定后立即解除查封,退还被扣押的财物。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被查封的物品视为解除查封，被扣押的财物应当予以退还。拒不退还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或者损毁被查封、扣押的财物，造成当事人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当事人有权陈述和申辩。

第二十二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应当制作现场笔录。

现场笔录和查封、扣押清单由当事人、见证人和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不在现场或者当事人、见证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执法人员应当在现场笔录中予以注明。

第二十三条对于经查证属于传销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开警示、提示。

向社会公开警示、提示应当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时，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六条为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为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通知有关部门依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擅自动用、调换、转移、损毁被查封、扣押财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被动用、调换、转移、损毁财物价值5％以上20％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被动用、调换、转移、损毁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有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行为或者拒绝、阻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依法查处传销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十九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和程序查处传销行为，或者发现传销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支持、包庇、纵容传销行为，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条例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讯，2005年9月20日 《人民日报》）

国务院总理2005年8月23日签署第444号国务院令,《禁止传销条例》，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2篇

近年来，直销逐渐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传销活动。一些不法的单位和个人打着“快速致富”的旗号，诱骗群众参与传销，利用虚假宣传、组成封闭人际网络、收取高额入门费等手段敛取钱财，传销进一步发展为以“拉人头”欺诈等为主要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了逃避打击，传销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采取更为隐蔽、更为恶劣的手段进行不法活动，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严重打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也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引发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还有一些人利用传销从事迷信、帮会、价格欺诈、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针对上述情况，1998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指出，“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对传销活动予以禁止，加大打击力度。从法律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传销，并对传销的定义、表现形式、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和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出台条例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正确引导和规范我国直销业发展的需要。直销是众多现代经销模式中的一种，这种经销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对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经销模式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很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直销人员也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所以，极容易引发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而损害广大消费者和直销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加之直销这种经销方式进入我国的时间不长，公众对直销的认识也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区别合法直销和非法传销的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制定一部能够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既符合我国国情，而又内外一致的直销法规，对直销业正确引导、趋利避害、稳步开放、规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其次，是履行人世承诺的需要。根据人世承诺，我国应当在2004年底取消对外资在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领域设立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并制定与WTO规则和中国人世承诺相符合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这里所称的“无固定地点销售”，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销。作为国际社会间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政府一向十分注重履行自己的对外承诺。制定这两个条例正是我国履行上述承诺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两个条例的立法指导思想

(一)条例的内容要符合WTO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入世承诺

在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在人世3年后取消对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在设立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同时，作为中国人世承诺的一部分，《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310段规定：中国将与WTO成员进行磋商并制定符合中国具体承诺减让表以及中国在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义务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这两个文件中所称的无固定地点销售，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销。根据上述承诺，我国应当在2004年12月11日之后开放直销业，并制定有关直销活动的法规。在起草审查条例的过程中，将直销条例将要确立的法律制度与WTO规则和我国人世承诺作了逐条比对，在两者不相一致的方面，对直销条例进行了修改完善。应该说，现在正式公布的直销条例的有关规定与WTO规则和我国的人世承诺保持了一致。

(二)坚持从严监管

直销条例对直销业确立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直销业的发展。严格的监管制度可以尽量减少违法行为的出现，而只有合法经营，直销业的发展才能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按照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继续对传销活动坚决打击

一是“拉人头”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牟取非法利益的；二是“团队计酬”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是骗取入门费的传销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两个条例规定的监管制度的特点

(一)禁止了多层次直销

大多数开放直销业的国家既允许从事单层次直销，也允许从事多层次直销。考虑到目前我国市场发育还不够完善，监管手段也较为落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多层次直销经营容易演变为“金字塔诈骗”和“老鼠会”，有可能使直销业的发展重蹈1998年以前传销的覆辙，因此，直销条例没有开放多层次直销，并且在禁止传销条例中也作了禁止性的规定，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直销条例第24条规定，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总额(包括佣金、奖金、各种形式的奖励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等)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并对计算的比例作了严格限制。这样的规定，实质上从计酬制度方面禁止了多层次直销，只允许直销企业从事单层次直销。同时，在认真研究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条例还对我国的直销模式作了一些特殊规定：一是从事直销活动的主体只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第4条)；二是直销企业可以直销的产品仅限于本企业生产人的产品以及其母公司、控股公司生产的产品。允许直销的产品范围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共同确定；三是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便于消费者了解产品价格和换退货，规定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还必须在其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设立符合条件的服务网点；四是直销产品应当明码标价，并且其价格应当与服务网点展示的产品价格保持一致。

国外立法既允许从事单层次直销，又允许从事多层次直销，只是分别规定不同的监管制度。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直销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经批准采取直销方式销售产品的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禁止传销条例同时规定，对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进行禁止。

(二)创设了新的监管制度

即市场准入的特别要求、直销产品范围控制和直销员培训制度。

(三)将国外原本为多层次直销监管设计的监管制度实施于对单层次直销的监管上

信息披露、保证金等制度，是国外对防止多层次直销演变为金字塔诈骗而设计的监管制度，对单层次直销没有作这方面的规定，我们虽然禁止了多层次直销，但仍然保留了这些监管制度。如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直销企业或者直销员不履行退货义务，条例确立了对直销企业实行强制提取保证金的制度，其规定：直销企业应当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账户，存入保证金。保证金的数额在直销企业设立时为人民币2000万元；直销企业运营后，保证金的数额应当保持在直销企业上一个月直销产品销售收入15％的水平，但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最低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同时，草案还规定了使用保证金的具体情形，并授权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责保证金的日常监管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保证金存缴、使用的具体管理办法。

(四)监管制度设计更为严格

在无条件退货制度、信息披露、保证金和直销员报酬控制等四项制度的设计方面更为严格。如对退货期限的规定，采用了国外立法例中较长的时限30天；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直销员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条例借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监管经验，规定了无条件退货制度，即：直销员和消费者在购买直销产品后30日内，产品未开封的，有权凭直销企业开具的发票或者售货凭证向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或者推销产品的直销员办理换货和退货；后者应当在7日内按照发票或者售货凭证标明的价款办理换货和退货。

针对直销活动的隐蔽性，以及直销过程中直销企业与直销员、直销员与消费者间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为了便于直销员和消费者及时掌握有关情况，防止上当受骗，同时，有利于监管，直销条例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企业需要进行报备和披露的项目也是较多的：直销企业应当依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建立并实行完备的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直销企业信息报备和披露的内容、方式及相关要求，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五)规定了严格的设立条件

是维持较高的门槛，只允许少数有实力的企业从事直销：还是适当地降低准入门槛，把多数希望进入直销业的企业纳入监管体系之中进行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制度设计思路，哪一个更有利于直销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条例起草中也进行了论证。日本、马来西亚、我国台湾对直销企业的设立条例没有规定，是公司即可。条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规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企业要成为直销企业必须提出申请，并经许可。申请成为直销企业应当具备四个条件：投资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提出申请前连续5年没有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外国投资者还应当有3年以上在中国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依照条件规定在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保证金；依照规定建立了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必须在拟从事直销活动的省级行政区域内设立负责该行政区域内直销业务的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出申请，并经许可。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是，必须在其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建立符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的服务网点，以方便和满足消费者、直销员了解产品价格和退换货及企业依法提供其他服务的需要。

(六)规定了严格的直销员培训制度

直销就是通过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进行推销，因此，包括直销员的招募、培训和直销行为规范等内容的直销员制度，是直销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条例对直销员制度作了严格规定。一是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可以招募直销员，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招募直销员。二是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招募直销员应当与其签订推销合同。未与直销企业或者其分支机构签订推销合同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从事直销活动。三是直销企业应当对拟招募的直销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试。经考试合格的人员，由直销企业颁发直销员证后，方可从事直销活动。四是直销员在直销过程中不得有欺骗、误导等宣传和推销行为，并应当严格遵守出示直销员证、尊重消费者意愿等直销行为规范。

(七)明确规定了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条例的规定，负责查处本条例第7条规定的“拉人头”行为、“团队计酬”行为和骗取入门费的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电信等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含有条例规定的传销信息的。由公安机关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在传销中以介绍工作、从事经营活动等名义欺骗他人离开居所地非法聚集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商务、教育、民政、财政、劳动保障、电信、税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查处传销行为。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协助有关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查处传销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并应当根据需要，建立查处传销工作的协调机制，对查处传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传销行为，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三、认真把握法规、政策尺度

切实贯彻好两个条例

两个条例出台后，虽然有个别企业通过其国家在WTO代表团，向我国代表团提出异议。但应当说，企业界与学界绝大多数给予两个条例积极、正面的回应，认为两个条例的施行，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智慧，对直销提供了保护，向传销发出了明确信号。有关媒体给予了充分关注：《人民政协报》认为，两个条例结束“草莽”时代。《中国物流与采购》认为，政府打造了可控的游戏规则。《中国经济时报》评论，是企业增强内功的时候了。《中国工商时报》认为，条例是合法与非法之标准。《工人日报》认为，苛刻的条件与高门槛卡住了非法行为的喉咙。《南方都市报》说，条例体现了中国政府的管理智慧。虽然业界仍有人认为略嫌保守，但也认为这是中国立法的重大进步。大多数企业完全理解支持，认为利国利民，赞成政府适度放开，循序渐进，并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表示将一如既往遵守国家法律，并依法调整现行经营方式。两个条例对于去掉“灰色区域”，对整个营销界意义深远，可以方便消费者，提升公司质量。有关学界也有理性的评论，认为：两个条例使市场告别混乱，进入法制，可以清理不纯企业，为保证直销业健康发展提供可能。并认为政府对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开放之初持审慎的态度是应当的，是理性的选择，可最大限度地保护直销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然，业界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如认为，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目的是为使进入直销业的经营者都是具备较强实力的大企业，从而确保直销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企业主动规避法律，不再寻求合法地进入直销业，转而从事未经许可的非法经营，游离于监管制度之外。还有，要运行条例规定的如此严格的监管制度，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现阶段能否承担这样大的监管成本。如果监管力量投入不足，在实践中制度的有效性就可能难以得到保证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些担心没有道理，但是通过充分调动业界落实条例的自觉性，通过执法机关的严格执法，这一问题是会最终得到解决的。

切实贯彻好两个条例是我国履行加入WTO承诺的要求，是工商部门履行职能的要求，是规范和完善我国直销市场的前提和条件，也是加强执政能力的要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当然，我们也会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是绝大多数企业要进行转型，一部分会转入地下，给条例的实施和对企业监管提出挑战。二是政府(主要是工商部门)两难选择：在开放市场与建立游戏规则的关键点上，市场自由多一点，还是秩序多一点?三是团队计酬作为一些企业的“精髓”，没有了“生命力”，这些企业能否短期内改变，是否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四是如何防止企业“打球”，执法机关如何掌握政策尺度?五是如何帮助企业练好内功?这些都是作为执法机关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3篇

西安交大人文学院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一家卖磁性保健床垫的Japan Life公司在未经中国官方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偷渡内地，擅自在我国开展传销业务，传销开始进入中国。仿佛潘多拉魔盒，进入中国的传销发展迅猛，大大小小的传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蔓延。

1996年，我国政府经过审查，首次批准了41家传销企业可以开展多层次传销业务。1997年国家工商行政总局颁布了《传销管理办法》，提出单层次传销和多层次传销的定义。由于多层次传销和单层次传销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以至于到1997年底和1998年年初，非法传销大肆猖獗，国家对传销企业管理几乎失控。

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传销活动的通知》，对整个传销行业全面禁止整顿。同年，雅芳等10家外商投资企业转型经营。

2001年，我国加入WTO，中国政府承诺:以商业方式存在提供的无固定地点批发或者零售服务（包括直销）在入世3年后逐步取消限制。2005年9月1日，涉及直销的两部核心条例――《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正式出台，并分别于2005年11月1日、2005年12月1日生效。

通观直销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这两部条例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我国为兑现在WTO的承诺，将逐渐开放直销市场。然而，老鼠会等非法组织借直销之名，聚敛钱财，扰乱市场秩序，使我国在开放直销的道路上不得不采取严格、审慎的态度，那么我国的直销法规究竟呈什么样的特点呢？

一、开放单层次销售、禁止多层次销售

两种销售都是无店铺直销形式，单层次销售是指在“直销企业的直销活动中，直销产品只是经过一代直销商的层次就可以到达消费者手中”。在这种销售模式中，直销商的报酬来自于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利润。多层次销售是“直销企业在具体开展的直销业务中，允许自己的直销产品经过若干层次的直销商的销售行为而进入到消费者手中。在多层次直销中，其独立签约的直销商们往往都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直销组织，只有它的营销组织不断扩大，它才可以通过管理整个营销组织的绩效增长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多层次销售模式中，直销商的报酬不仅来自于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利润，而更主要的来源于其下线的销售利润。相比之下，多层次销售可以使直销企业占有更大的市场，使直销人员获得更多的报酬，但同时多层次销售也比单层次销售更难监管。据统计，美国有80%的直销公司采用多层次销售模式，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约85%的直销公司也是采取多层次直销模式。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直销是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经营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该条例二十四条规定直销员的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并且不得超过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收入的30%。《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第七条规定以下线的销售收入计酬、以下线的人头数计酬和收取入会费三种行为是非法传销。由此可见，我国直销立法所允许的直销是单层次销售，而在世界上广为采用的多层次销售则被视为传销而禁止了。

虽然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以商业方式存在提供的无固定地点批发或零售服务（包括直销）在入世后逐步取消限制。但是从公布的这两个条例来看，中国给予单层次的访问销售合法的地位，但是对于多层次的销售仍采取审慎的态度，予以禁绝。为什么会出现与承诺如此大相径庭的立法呢？

1.监管难度太大

多层次销售本身需要累计计酬，有时甚至不排除以人头计酬（但不是主要的计酬方式），故而很难与金字塔、老鼠会等“卖钱”活动区分。实践中，非法的卖钱活动往往以销售商品为掩盖，以直销为名目，进行非法传销活动，给政府的监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引起市场的混乱，带来社会风险。199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传销管理办法》，允许多层次传销存在，但是到98年年初直销市场已有失控现象，可见对于多层次销售，不得不采取审慎态度。

2.保护民族企业的需求

自1998年我国对传销全面禁止以来，我国国内直销企业发展缓慢，规模不大，能维持现状已属不易，和外资企业差距越来越大。2003年，整个中国直销业的营业额为350亿人民币左右，其中10家转型企业的营业额为300亿人民币，而整个内资企业的营业额却不到50亿人民币，可见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力量悬殊。尤其是安利这样的跨国公司，本身就熟稔多层次直销的经营管理，同时又有较强的品牌优势和雄厚的实力，如果现在开放多层次销售的市场，内资企业很难与之抗衡。倒不如采取谨慎的态度，先开放单层次销售，利用访问推销等形式提高民族品牌的认可度，逐渐扩大其市场份额，到时机成熟再开放多层次销售的市场，使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势均力敌的竞争，这才能有利于我国直销业的健康发展。

二、对直销企业的限制较为严格

目前多数国家为规范直销业，均制订了哪些限制性条款呢？这些条款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1.通观各国直销法规诸条款

入会费限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规定:直销公司对新加入直销商的入会费，在加入后的6个月内，不能超过500美元。英国规定，新加入者支付的入会费，在七天之内超过75英镑即为非法。无论这75英镑是买产品、工具，还是其他服务。

直销商存货负担限制。给直销商强加一个较大产品的购买额，这是金字塔公司常采用的一个手段，即存货负担。加拿大多层次直销法规定:直销公司故意把一个在商业上是不合理的数量的产品卖给参与者……违反此条由法院确定罚款额，或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两罪并罚。美国许多州的反金字塔法规定直销商可以无理由向直销公司退货，退货日期有的州无任何限制，有的州是3个月。

禁止上线以发展下线获取佣金。此条即是防止直销公司让直销商引诱更多的下线（因为他不必销售产品只要拉人头就能发财致富）。美国各州法律都有规定:合法直销公司不能对直销商发展下线支付任何奖励，上线只能通过下线销售额获得奖励。韩国直销法第32条规定，对直销商发展下线支付奖金者“被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亿韩元以下罚款”。

禁止夸大宣传。直销公司或直销商不能对本直销网络直销商的收入夸大。加拿大直销法规规定:直销公司或直销商在对外作宣传时，对其直销网中直销商的收入描述要公正、合理、适中。谈直销商的收益时，只能选择有代表性（即一般的、正常的情况）的直销商为标准。

冷静期法规。此条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高压销售。冷静期的本意是消费者自购物之日起一段时间内可以自由退货，而不受任何补偿罚款，这一段时间即冷静期。美国是三天，欧洲国家一般是七天，马来西亚是十天，韩国（单层次）直销是十天，多层次传销是二十天。

2.我国对直销企业的限制则更为严格

在入会费的限制上，《直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不得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作为直销员的条件。《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第七条都将“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一定费用或变相交纳一定费用取得加入资格”视为传销，而予以禁止。可以看出，直接禁止缴纳入会费比其他国家限制入会费的做法更为严格。

在存货负担限制的问题上，《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直销员在30天内可以退货，该条件与消费者的退货条件基本相同。但该条例无禁止“直销公司强加直销商一个较大购买额”的规定。

关于禁止上线从发展下线获取佣金这一方面看，我国法规更为严格。从概念上讲（见《直销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和第七条），我国禁止多层次销售，不会有上下线的关系，只有直销公司和直销员之间的合同关系，这种关系只有一层。所以不可能以下线的人头数计算上线的佣金，也不可能以下线的销售收入计算上线的佣金。所以《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如果直销员的计酬是以下线的人员数量或销售业绩来计算，则属于法规禁止的传销行为（其他国家并未禁止以下线的销售收入计酬）。此点说明我国的直销业比国外大，体现了立法对直销业开放程度的严格限制。

在禁止夸大宣传上，我国法规则直接禁止广告宣传直销员的收入。《直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不得宣传直销员报酬的广告。根据这一条规定，即使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直销员报酬的广告也被禁止了。这可能是考虑到我国广告业的监管力度较弱，广告往往都有夸大其词，一旦允许直销广告，则很难避免夸大宣传，所以立法直接禁止广告。

关于冷静期，我国规定了消费者可以在30天内退货，这个冷静期比美国、欧洲和亚洲其它国家都长。这也是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限制和监管直销业。

三、市场安全至上

两个条例在立法宗旨中多用“防止欺诈”、“加强……监管”、“保持社会稳定”的用语，而没有“促进直销行业发展”之类的语言。可见两个条例在价值上将经济安全的价值置于首位。这一点在具体条文中也可以体现。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就是《直销管理条例》用一章的篇幅规定了保证金制度，规定直销企业的保证金数额是上个月直销产品销售收入的15%，并应在2000万到1亿之间。保证金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决定。只能用于支付直销员的报酬，直销员、消费者的退款以及直销产品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害赔偿，不能用于担保和违规偿债。在立法上禁止多层次销售，要求直销企业建立完备的信息报备和批露制度，对于直销多有禁止性条款的设计（见“二、对直销企业的限制较为严格”部分）也体现了安全至上的价值选择。

此外，在直销企业的设立资格上规定了8000万注册资本的硬性标准、要求直销企业对培训的合法性、培训秩序和培训场所的安全负责，要求直销企业对直销员的直销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客观上也促进了安全目标的实现。

但是，安全保障往往是通过对于直销行业的诸多限制而实现的，在安全至上的背后就是市场效益的牺牲。比如，2000万的保证金和8000万注册资金对市场准入设立了高屏障，中小企业难以进入市场，所以给外资和较大的内资企业留下了垄断的空间。如何平衡两种价值，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4篇

记者：《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出台这两个条例，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邰：出台这两个条例，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直销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有两个方面的意义，1、履行人世承诺的需要。根据人世承诺，我国应当在三年内开放直销业，并制定有关直销活动的法规；2、规范和引导直销企业发展的需要。直销企业对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经销模式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性，直销人员也具有分散性特点，极易引发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行为的发生，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禁止传销条例》的颁布实施意义也有两个方面:1、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传销组织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组织发展人际网络，骗取入门费，聚敛财产。传销活动的虚假宣传、非法集资、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大量违法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依法打击；2、保持社会稳定。传销侵害的大多是农民、下岗职工、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和在校学生、少数民族群众、复转军人等特殊群体的利益，极易引发违法犯罪，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只有依法宣传教育群众，打击传销，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记者：《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是强化市场监管的法律武器。工商管理机关作为执行这两个条例的主要部门，将如何全面贯彻落实这两个条例?

邰：《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从法律上明确禁止传销行为，进一步加大了打击传销的力度，并对直销加以规范，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打击传销、监管直销的法律依据。当前，全面贯彻落实这两个条例，要做好如下工作：(一)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精神，做好包括培训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二)切实抓好宣传教育。发挥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形成共同参与，联手打击的良好局面，教育群众，震慑违法。(三)组织好专项打击行动。重点打击“拉人头”传销、“团队计酬”传销和利用互联网传销。各地要制定方案，确定重点地区、重点传销组织，挂牌督办；对跨地域的传销活动，组织统一查处。(四)加强配合协作和信息沟通工作。一方面紧紧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与有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另一方面要加强工商部门内部的配合协作；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加强信息沟通工作，做到动态跟踪、及时有效、情况清楚、重点掌握。

记者：自1998年全面禁止传销以来，工商部门在打击传销工作中取得了哪些经验?

邰：回顾1998年以来的打击传销工作，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态度明确，措施有力，取得一定成效，主要有以下经验和做法：(一)领导重视，是做好打传工作的关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先后86次做出重要批示。总局历年都把打击传销列为重点工作，列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内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昔遍实行“一把手”负责制，部分省区市还建立了“打传办”或“整治领导小组”等打传领导机构。(二)依靠政府、部门协作、综合治理，是打传工作取得成效的保障。打击传销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工商、公安、银行、教育等部门形成合力，打击传销工作才能取得实效。(三)建立打击与监管的长效机制，是打传工作长期、有效开展的保证。各地普遍建立了辖区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举报投诉和快速反应机制、部门联系会议和情况通报制度、系统内部区域协作制度、奖励制度、警示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打传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四)坚持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是遏制传销猖獗势头的有力武器。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统一时间、集中力量、确定重点，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对尽快查结一批案值较大、涉及人员较多的传销案件，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教育人民群众，尽快遏制传销活动的猖獗势头，推动打击传销工作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五)查办大要案件，严惩传销骨干分子，是从根本上瓦解传销网络、摧毁传销组织的有效举措。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至2005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传销和变相传销案件16000余起，捣毁取缔传销和变相传销窝点44794个，移送司法机关案件990余起，涉案人员3700令人。(六)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查禁变相传销案件的同时，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积极稳妥地做好接待、疏散、遣送传销人员等善后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七)狠抓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对传销欺骗性和危害性的认识。把宣传教育作为打击传销的治本之策，通过曝光典型案例，深入揭露传销行为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提高和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

记者：今年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把打击传销工作作为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重点。请介绍和分析一下当前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的形势和特点?

邰：打击传销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呈现新的特点：(一)传销活动有所抬头。主要表现在：一些地区传销活动仍十分猖獗；境外企业和国内不法组织蠢蠢欲动；部分转型企业时有违规行为：利用互联网进行传销和变相传销的问题日益突出。(二)传销活动出现向少数民族、学生、退伍军人和农村发展的趋势。(三)手段更加恶劣，欺骗性更强，社会危害更大。非法组织以招工、做生意等为诱饵，许诺高额回报、迅速致富，打着连锁经营、“网络营销”等幌子，实行封闭式管理，人员受到传销组织暴力和精神双重控制，被“洗脑”后，深陷其中，从受骗者变成骗人者，形成“滚雪球”式的恶性循环。一些传销人员形成帮派，对抗执法，危害社会。(四)利用“互联网”从事传销日益突出。(五)群众对传销活动的本质和社会危害仍缺乏足够的认识，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记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分不清传销与直销的界限。如何把握这二者的界限?

邰：根据《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成为直销企业，必须得到批准。根据《禁止传

销条例》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传销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拉人头”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牟取非法利益；“团队计酬”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力口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骗取入门费的行为，即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国家引导和规范直销，严厉禁止和打击传销。两个条例均可以在网上查到，批准从事直销的企业名单也可以在网上查到，如遇到分辨不清的情况，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咨询。

记者：强化直销监管是打击传销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应从哪些环节入手做好这一工作?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直销　直销管理条例 禁止传销条例　对策

一、我国《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的特点

在《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出台前，非法传销肆虐全国，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定。因而，这两部条例以“稳定为主”，体现了严格管制的色彩。

1　直销概念严格化

在《直销管理条例》的制定过程中。世界直销协会联盟对中国直销业的发展建议第1条就是：“对直销的术语和概念达成共识”。因而直销概念的界定和把握，是我国在规范直销行业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也是核心问题。

国际上公认的直销定义是由国际直销协会联盟在《商德约法》中作出的：“直接于消费者家中、工作地点等商店以外的地方进行服务或销售消费品的营销，通常是由直销人员于现场对产品或服务作出详细说明或示范”。这也是各国法律规定所规制的直销概念，通常包括单层次直销及多层次直销。单层次直销指“直销商(兼消费者)将公司产品或服务销售给消费者，根据其销售业绩向公司领取奖金的直销模式”。多层次直销(又称网络行销)：“根据公司的奖励制度，直销商(兼消费者)除了将公司产品或服务销售给消费者之外还可以吸收、辅导、训练消费者成为他的下线直销商，他则称为上线直销商：上线直销商可以根据下线直销商的人数、代数和业绩晋升阶级，并获得不同比例的奖金”。而国际上主要禁止的直销形式是指非法多层次直销即金字塔式销售：其运作完全依赖于不断扩大的参与者队伍，而参与者的不断增多与资金的不断积累所造成的成功与高回报的假象，又诱使更多企盼高回报的投资者加入。其操纵者无须任何以实业投资为主的经营行为，只须将不断加入的新投资者的资金支付给先前的投资者，如此循环滚动，从而造就空前的繁荣景象。一旦没有新投资者加入，这种连续投资的链条就会中断。

我国《直销管理条例》第3条给直销下了定义：“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禁止传销条例》第2条和第7条分别以概括式和列举式从反面对禁止的行为进行了界定。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禁止传销条例》比《直销法管理条例》提前一个月生效，这一点体现了决策层“先破后立”的策略。通过两个条例可以看出，与国际上直销法规侧重规制合法的多层次传销、禁止非法的多层次直销的通行做法不同，我国多层次直销一律是被禁止的，因而对直销这个概念的把握要严于世界通行标准。笔者认为，合法的多层次直销和非法的多层次直销虽从字面上可以规范，但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界限不易划分的问题，特别是非法的多层次直销以商品的形式出现时让大众难以区分，极易被传销分子利用，成为金字塔销售的遮掩。因此，在我国当前市场并不十分规范、消费者心理还不很成熟的情况下，禁止多层次直销是必要的。符合我国国情。

2　准入制严格化

根据加强监管，从严整顿，使直销行业规范化、市场化的需要，《直销法管理条例》规定的直销企业的申请条件也很高：“(一)投资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提出申请前连续5年没有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外国投资者还应有3年以上在中国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二)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三)依照本条例规定在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保证金；(四)依照规定建立了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可以说这样的准入门槛甚至比股份公司设立的基本要求还要高很多。在公司法不断降低公司成立标准的今天，对直销企业要求如此高的条件，进一步反映了我国政府对直销企业从严监管的态度。

为此，《直销管理条例》还规定了严格的审批制度。直销企业的申请实行两级审批制。“由申请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门初审，然后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报送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终审。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经征求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直销经营许可证。申请企业持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直销经营许可证。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可以说在逐步减少行政审批手续的今天，严格的多部门两级审批制度也充分反映了政府对直销企业的严管态度。

3　从业人员资格要求严格化

《直销管理条例》对直销从业人员同样也有严格要求，禁止范围包括：“(一)未满18周岁的人员；(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员；(三)全日制在校学生；(四)教师、医务人员、公务员和现役军人；(五)直销企业的正式员工；(六)境外人员；(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兼职的人员”。而其他国家的法律很少在专门的直销法规对从业者的资格有这样具体严格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可以判断我国兼职直销员的比例在我国会有偏低的趋向，而欧洲直销协会联盟国家直销员兼职的比例高达87％。因为在西方国家，其直销从业人员从事直销多是抱着挣“外快”的态度进行直销。因而他们的心态相对平和。而中国从业者不同，中国的老百姓往往处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对直销知之甚少，非法传销的暴利又十分诱人。因而他们一旦从事直销行业往往把其当作一条致富捷径，将其作为主业，严重影响原来的本职工作。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尤其特定部门的工作秩序和对青少年保护的需要，《直销管理条例》严格规定从业资格，也是我国现阶段过渡过程中的合理之举。

4　直销员和消费者利益保护严格化

《直销管理条例》对于直销员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力度要明显强于其他国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建立冷静期制度。直销商或消费者分别可以在一定情形、一段时间内自由退货，而不受任何补偿罚款。(二)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直销企业在产品销售中，依法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涉及计酬、退货、保证金、招募推销员、售后服务、推销员培训等制度以及店铺、推销员信息，企业重大诉讼事项和主管被处理情况等。(三)建立保证金制度。由直销企业向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缴纳一定款项，以保障直销员和消费者权益，确保直销企业的偿债能力。长期以来，我国市场交易中诚实守信缺失严重，直销市场更是存在着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欺诈现象，因而法律强制规定严格的冷静期和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保护市场中的弱势群体。而保证金制度，作为一种救济机制不仅能够进一步保护直销员和消费者的利益。也有利于政府部门对直销市场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理，既符合WTO

规则和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现阶段直销市场的需要，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是一致的。

二、《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的不足

我们国家立法向来有重经验轻理性的特点，但对一个大陆法系国家而言，过度依赖于经验，往往造成立法体系性和逻辑性的缺憾。我国《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也在一些方面体现出了不足之处：

1　直销概念界定依旧模糊

条例对直销相关概念界定模糊不清。《直销管理条例》的直销定义仅指人员直销，没有区分传统的企业雇用推销员的方式。比如软件生产商或销售商通过招募人员，与被招募人员签订销售合同(非劳动合同)。由被招募人员以生产商或销售商的名义直接向用户进行推销，以推销产品数量获取报酬，没有底薪。此种方式可谓普遍，但是否均属于直销管理条例所规制的对象，条例似乎规定得不够缜密。

2　市场准入门槛过高

我国《直销管理条例》规定8000万的注册资本，这在短期内确实能够达到整顿市场秩序的目的，但较高的市场门槛容易造成寡头垄断的局面，也将众多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尤其是我国的民族直销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从长远来看，这对于行业和消费者都不利。面对严格的准入制，直销在中国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格局：由于得不到批准的企业会很多，原先的直销企业可能面临与合法直销企业合作、转入国际市场、关门歇业、转入地下操作四条出路。其中大多数企业会选择转入地下无照经营，往往演变为传销，造成监管的难度。注册资本只是一个企业开办的原始资本，对直销员和消费者最终能够起到担保作用的还是直销企业的资产和保证金。资产质量可以说比注册资本更具有价值监管价值，这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3　直销员身份关系不明

《直销管理条例》的一大遗憾就是直销员的法律身份没有界定，直销企业与直销员的法律关系不明。没有明确的身份，直销员的合法权利就难以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直销管理条例》中的模糊规定，致使有观点认为直销员和直销企业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这不仅模糊了国际上公认的直销员与直销企业的委托关系，也使条例明令禁止的“团队计酬”方式有了变通的存在空间：直销企业可以将直销人员晋级后成为公司员工并一层层升级，把团队计酬划入企业内部薪酬。由于条例只是对直销企业正式员工招募进行了限制，而直销公司可以采取“非正式员工”的方式轻易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三、现阶段贯彻落实《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的对策和建议

《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的颁布执行虽然有了法律依据，从两年的实践情况来。却还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

1　加强执法职能的整合

西方国家法律针对非法传销行为，都赋予了监管部门独立的有效执法权，特别是在调查取证时可以搜查、扣押物证等一系列权力，来保证查清案件。我国《禁止传销条例》虽然规定工商部门为传销的监管部门，但是在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中，工商部门调查权在法律上还缺乏有效的保证，在执行上缺乏有效的手段。我国执法权力的分散，使传销分子有空可钻，他们往往把重要的证据隐藏于营业场所以外的地方，如没有公安部门的介入，很难查清其违法事实。工商部门不能随意进入民宅，没有搜查权和拘留权，往往你前脚进公司检查。传销分子后脚回家转移证据，最终只能因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使案件不了了之。因此，就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希望政府部门能整合执行权力，工商、公安、商务部门能互通情况，联手执法，以保证传销案件顺利查处，才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2　创新监管方式

直销企业发展中涉及的最大问题是诚信问题。为了推进直销企业的诚信建设，树立全新的行业形象，政府有关部门需在监管模式上下功夫。设计有机的附加结构型或者扁平型的组织结构，以适应现阶段政府监管工作的特点。建设全国统一的监管信息网，做到标准统一，资源共享。做好信息分类，在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将各项数据及时公布于众。加强监管队伍的专业化、信息化建设，监管人员既要掌握直销监管的专业知识，又要能够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促进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

针对直销企业设立明确的市场准入、经营行为和市场退出的指标体系。对一些具体指标，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合同签订和履约、公平交易，要根据直销企业的特点，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加强对失信企业的制约，严肃惩戒失信行为。建立直销企业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对直销产品、广告真实性、纳税情况、消费者权益维护、直销员招募、合同签订和履约、资产质量等情况的实时监控给予信用定级。准确反映直销企业的信用状况。

3　加强直销行业协会建设

直销行业协会在建立完善的直销市场监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任何政府监管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在政府行为、法律规范之外存在着大片灰色领域，政府行为难以有效介入。必须借助从业者的自律行为，予以利益和道德的约束。同时，监管往往由于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对市场进行有效的深入了解，对整个直销市场的敏锐把握就不如直销行业协会及其会员更专业，从行政管理成本上，由业内人士的自我管理也明显优于公共权力的行政管理。

在国外，直销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直销企业间的桥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建立直销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作用，也是各国成熟市场较为普遍的做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成熟，《直销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直销市场将会不断发展，建立直销行业协会将会是直销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当大胆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做法，建立直销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行业自律、自我规范及其上通下达的桥梁作用，促进我国的直销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4　进一步完善直销法律法规体系

《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的颁布，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国直销市场步入法制化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怎样进一步规范直销行业的发展，打击非法传销行为，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作为法律工作者应积极深入研究。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从立法理念上来看，《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有很强的管制色彩，很多国际上通行的直销行为被禁止，更多的体现出“过渡”或者说是“破冰”的色彩。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进程加速以及对直销了解的不断深入。我们有必要通过实践和理论探讨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直销法规。尤其关于“多层次直销”的立法，笔者认为。开放“多层次直销”是我国直销业发展的趋势。怎样规范“多层次直销”这需要我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以及学者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和执法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出适合我们国情的“多层次直销”的法律规范。

任何立法从颁布实施到取得实质性效果都有一段时间的过渡期，我国对于直销的规定与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现行法上的规定有较大的不同。因而需要我们的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把握现行法上的规定，在实践过程中积极探索适合我们国情的直销管理办法，为立法者提供立法建议，进一步规范繁荣我们国家的直销行业。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6篇

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任中国检察官协会常务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杂志编委会主任等职

2003年，调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

职务所系，2005年年初我牵头审查制定《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这两个条例都是规范商品流通领域的法规。两个条例同时制定、同时颁布、先后施行，有很深的寓意。

国务院制定出台《条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正确引导和规范我国直销业发展的需要。直销是众多现代经销模式中的一种，这种经销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对促进就业、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经销模式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很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直销人员也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所以，极容易引发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而损害广大消费者和直销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加之直销这种经营方式进入我国的时间不长，公众对直销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区别合法直销和非法传销的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制定一部能够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既符合我国国情，而又内外一致的直销法规，正确引导直销业趋利避害、稳步开放、规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履行入世承诺的需要。根据入世承诺，我国应当在2004年底取消对外资在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领域设立商业存在方面的限制，并制定与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相符合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这里所称的“无固定地点销售”，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销。作为国际社会间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政府一向十分注重履行自己的对外承诺。制定条例正是我们履行上述承诺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起草审查条例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三个指导思想：

一是，条例的内容要符合WTO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入世承诺。制定条例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履行我国的入世承诺，因此，条例的内容一定要能够满足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需要，要与WTO规则相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在起草审查条例的过程中，将条例将要确立的法律制度与WTO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作了逐条比对，在两者不相一致的方面，对条例进行了修改完善。应该说，现在正式公布的条例的有关规定与WTO规则和我国的入世承诺保持了一致。

二是，坚持从严监管。隐藏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在直销这种经销模式上表现的十分突出，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市场发育还不完善，监管手段也较为落后，群众消费心理尚不成熟，因此，直销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1998年以前传销在我国发展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点。有鉴于此，条例对直销业确立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直销业的发展。严格的监管制度可以尽量减少违法行为的出现，而只有合法经营，直销业的发展才能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走上持续、健康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是，谨慎渐进地开放直销市场。直销用通俗地话来讲，就是以面对面的方式，直接将产品及服务销售给消费者的行为。销售地点通常是在固定营业场所以外的地方，直销员在交易现场对产品作说明或示范。国际上通常将直销分为单层次直销和多层次直销。多层次直销实行复式计酬，即团队计酬。直销条例规定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最终消费者销售产生的收入计算，禁止了团队计酬。为什么禁止团队计酬，禁止多层次直销，主要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多层次直销容易演变为传销。这是制定《直销管理条例》的艰难之处。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美国是直销的发源地，经过了几十年的摸索和发展，联邦政府没有完整的关于直销的法律，但却于2002年颁布了《反金字塔式促销法》，禁止金字塔式促销计划，连锁信件及相关计划。在其他联邦法律中还规定，直销商进入消费者家庭时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消费者在法定期限内可以退货等。此外，绝大多数州制定了反金字塔法，有的州制定了媒介销售法、多层次销售管理法等。这充分说明，直销业的发展必须循序渐进，相关管理、教育、沟通、消费者权益、市场伦理等领域都要有很大发展，法律、政府、行业组织、企业、推销商、消费者等各个环节都要相互协调。

条例对直销企业的市场准入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对直销员的招募培训和直销行为规范作了明确规定，对保障消费者和直销员的合法权益作了科学的制度设计，加大了监管的力度。

从世界直销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直销活动在其逐步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传销、“金字塔诈骗”和“老鼠会”等，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此，各国政府都在严格规范的前提下开放直销经营活动；同时，通过立法严厉打击利用直销名义进行的欺诈活动。如美国的“禁止金字塔计划”法案、日本的《无限连锁链防止法》、马来西亚的《直销法》等。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外国直销公司开始进入中国。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有关管理法规不够完善，直销逐渐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传销活动。一些不法的单位和个人打着“快速致富”的旗号，诱骗群众参与传销，利用虚假宣传、组成封闭人际网络，收取高额入门费等手段敛取钱财，还有一些人利用传销从事迷信、帮会、价格欺诈、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针对上述情况，1998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指出，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

自1998年国务院颁布通知全面禁止传销以来，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工商、公安等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对各种传销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取得了显著成就，大规模、公开化的传销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近年来，传销进一步发展为以“拉人头”欺诈等为主要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了逃避打击，传销活动也由公开转入地下，采取更为隐蔽、更为恶劣的手段进行不法活动，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也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传销不仅违反了国务院禁止传销的规定，还伴随传销发生了偷税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非法买卖外汇、非法集资、虚假宣传、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大量违法行为，给金融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破坏;传销侵害的多是农民、下岗职工、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绝大多数参加者被骗后血本无归，有的甚至生活无着;一些人被骗后走上偷盗、抢劫、械斗、等违法犯罪的道路，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

有鉴于此，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国务院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对传销活动一经发现，坚决取缔。为了进一步加大对传销的打击力度，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国务院在颁布《直销管理条例》的同时，也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从法律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传销，并对传销的定义、表现形式、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和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国务院法制办在审查制定《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中广泛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地方政府的意见、直销企业的意见，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对于我们了解市场的现状，了解市场反应都有很大的益处。

目前，直销管理的两部法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都已经颁布，我们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国直销市场步入法制化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怎样进一步规范直销行业的发展，打击非法传销行为，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希望广大法律工作者积极深入研究，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传销；蔓延；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99-02

一、传销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回顾及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传销这种营销模式进入中国境内，作为市场营销的一种新模式给人们带来了“无商店零售”、“多层次传销网络”、“消费者与销售者两位一体”等新概念，引起了很多人的极大关注和兴趣。短短几年，中国市场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传销”公司和组织七万多家[1]，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从事正常经营的公司并不多，非法操作和以诈骗为目的的“泡沫公司”和“老鼠会”使得消费者深受其害。为此1994年国家工商管理局了《关于查处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通知》，将传销作为一种合法营销方式予以肯定，打击的是传销活动中的违法行为。199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了《传销管理办法》，对传销加以限制，即准许单层次传销，①限制违法的多层次传销。国家对多层次传销的限制，使传销组织非法敛财的网络遭到破坏，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拦截火车、围攻政府，影响了党和政府及国家的形象。基于此国务院于1998年又出台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在我国境内禁止所有传销活动，并要求已被批准的传销企业立即将传销模式转变为其他营销方式。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了与WTO开放分销服务贸易规则接轨，国务院于2005年8月23日，颁布了《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将传销区分为直销和传销两种。将国外易于出现“金字塔型销售”、“老鼠会”[2]等非法的多层次直销，界定为“传销”并加以禁止。对合法的多层次直销以《直销管理条例》的形式予以肯定。《直销管理条例》出台后，雅芳（中国）在继2005年4月8日经商务部和工商总局批准成为首家直销的试点企业之后，于2006年2月22日再次首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证，成为正式的直销企业。随着直销市场的开放，传销组织继续打着“直销”的旗号，迅速滋生蔓延。

二、传销在我国蔓延的原因分析

传销在我国滋生蔓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律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立法对直销与传销认识模糊是传销蔓延的理论成因

首先，《禁止传销条例》第2条规定②的传销概念模糊而矛盾，其内涵为多层次直销，而外延则仅包括非法的多层次直销。显然，该概念有逻辑矛盾且外延过窄的问题。实质上，学界所指的多层次直销其实并无合法与非法之分，它只不过是一种营销模式而已，违法与否，只有以“是否以该经营模式作为非法敛财的工具”为判断标准[3]，才不失法律的公平、公正性。而从我国现行法规中可推知，不管是否合法，只要是未获批准的公司，多层次直销一律给予禁止。这样，不但法理上违背公平、公正性原则，而且还会影响广大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削减法的实效。

其次，《禁止传销条例》第7条第2款第2项规定①的传销行为的具体形式有歧义，即对“组织或经营”的性质未予限定，易和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相混淆，民众容易造成误解。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该规定的不严谨，假借连锁经营或特许经营的名义进行传销欺诈活动，导致传销行为迅速蔓延。实际上，许多传销组织者正是利用“直销”、“特许经营”或“连锁经营”等名义，来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非法敛财活动。

（二）过度依赖刑法和行政法的治理，治标不治本

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及行政法规对传销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实践中对非法传销的治理主要是依靠工商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执法予以打击，而对传销组织者及积极参加者的民事责任却很少涉及。事实上传销是民商事主体间的市场交易行为，这种交易形式被不法传销者恶意利用，演变为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进行非法敛财的工具。而《禁止传销条例》对传销行为的民事责任却未涉及，实践中鲜见真正得到民事救济的传销案例。正因这种法律规范的缺失，才使得传销的组织者、积极参加者本该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却被漠视[4]，其本该赔偿给那些受欺骗和受胁迫的最下层传销人员的受损利益，变成了其甲地被打击、异地再重新组织传销活动的经济基础。

（三）调查取证难是传销蔓延的程序原因

由于传销组织对被骗参与传销活动的受害人进行“洗脑”，诱骗、胁迫他们陷入传销骗局。有些传销人员虽已了解内幕，但因利益驱动，为赢回投资或捞回已有的损失，便对执法人员不配合，拒绝解救，对抗调查。还有些传销案件中被骗群众的上线在异地，被骗群众不知其上线的姓名地址，有的上线推托上上线拿走了钱，查处这种案件更是难上加难。传销活动的一些书证也很难提取，查获案件中的获利收入情况，不是没有具体的书面记录就是账簿不全，有的故意隐匿、销毁，几乎很少能取得完备的证据，使得传销组织者及其骨干分子轻易躲过刑事追究，有的仅以行政处罚了事，易造成传销死灰复燃。

三、传销蔓延的法律对策分析

（一）理论研究应厘清传销和直销的概念

《禁止传销条例》第2条对传销的界定与理论界对多层次直销的解释内容交叉重叠，而我国现行的法规并未对多层次直销加以界定，导致传销与直销的标准缺失，使人们对传销和直销的判断和甄别无法展开，也使治理非法传销的效果打了折扣。因此，理论界要加大对传销和直销的研究力度，如果两种交易外形确实无法区别，不如用“非法传销”与“合法营销”取代“传销”与“直销”的概念界定，以明确区别传销与合法的多层次直销、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其他正常经营活动的界限。传销法规在限制传销行为的同时，也要保护正规、守法企业的利益。

（二）完善与两条例相配套的行政法律规范，提高传销法律的可操作性

要提高现行法规的可操作性，从而有效地遏制传销，需补充具体的行政法律规范。我国《禁止传销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各个参与打击传销的有关部门及单位的职责划分过于笼统，法规可操作性差，这就需要对其增补具体的行政法律规范，或者单独制定一部条例用以打击传销活动，增强传销法律的可操作性，使得打击传销有法可依。

（三）构建传销民事责任制度，完善传销法律责任体系

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营销模式的创新，对多层次直销设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对非法的多层次直销（即我国现行的传销）的法律责任，既有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也有相应的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为了与国际接轨，在未来制定的《直销法》或《民法典》中，我国需明确传销的缔约过失、违约责任或人身、财产侵权的民事责任，以填补我国现行传销法律责任体系的空缺。

（四）建立传销教育机制和直销管理机制

目前，我国的传销、直销立法虽为禁止传销和规范直销制订了行为规则，但还需企业严格遵守，更需要广大民众明白，以提高国民对直销与传销的辨别能力。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未来的行业协会、直销企业、舆论宣传机构等通力合作，建立完善的传销社会教育机制和完备的直销管理机制。同时，直销监管部门还要加强对直销这种经济现象的研习。只有这样，才能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才能使广大民众、公安、工商各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都对传销和直销有个正确、全面的了解，以解除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加强全社会对传销的抵御能力，从而有效地预防多层次直销的异化和传销的蔓延，正确引导直销健康稳定发展，使其在我国真正走向理性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田成有.论中国直销法律制度的完善[D].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08.

[2]赖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398.

[3]张伟燕.多层次直销与我国的法律规制[J].法制与社会：经济与法，2008（1）：上.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8篇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履行加入WTO之后三年内，取消对“无固定地点批发和零售服务”的限制的承诺，在销售领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时至今日，从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角度，对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认定和适用，有必要重新诠释，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无裨益。笔者愿以一孔之见，就教于业内同行。

一、我国《刑法》上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名实不符

“无固定地点销售”，原本是商品交换制度初期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通用的销售业态。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无固定地点销售，是指远离店铺直接将商品或服务销售给消费者的销售业态。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无固定地点或无固定店铺进行销售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必将造成市场与国家的有效行政管理相脱离，使整个国家的市场秩序陷入失序状态。这种远离店铺的无固定地点销售，对传统的固定地点销售模式而言是社会进步中的一次蜕变，但不可能取代传统的有固定地点的店铺销售。据世界直销协会2003年7月公布的数据，世界直销业在2002年的营业额达到850亿美元，在世界社会零售总额中仅占不足1%。这表明无固定地点销售，不会对经济社会带来重大影响，在我国也不应例外。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无固定地点销售却在我国引起了经济社会的重大混乱，很多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不少地方还发生上千人乃至几千人的群体上访事件。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9年2月28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几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这一罪名的适用虽然对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我国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考虑，这一罪名应当取消。具体说明如下。

我国国务院所制定的《禁止传销条例》所规定的传销行为共三种：第一种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俗称发展人头、复式计酬型。

第二种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俗称收取入门费型。

第三种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俗称团队计酬型。

我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上述三种行为在我国并没有全部入罪，只将第一、第二两种行为入罪。而前两种行为，不涉及商品销售，不涉及真实的提供服务，是地地道道的商业诈骗行为，可制订商业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禁止传销条例》中所规定的三种行为中，只有第三种行为是在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据统计，从国务院1998年4月《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到2005年上半年止，全国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查获传销案件10868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990起3773人，其中80%以上属于第三种行为。从法律层面看，将这种没有商品销售行为的诈骗行为，以传销犯罪定罪名名不符实，应定商业诈骗罪。这样名不符实的罪名设置，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混乱。

二、在《刑法》上设立组织、领导传销罪，不利于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加入世贸组织三年之后，我国放开了无固定地点销售，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应通过立法予以纠正。但是，应规定的是商业诈骗罪。为了规范“无固定地点销售”，国务院2005年8月10日同时公布了《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之后，批准了10家来自国外的直销公司。为了惩治传销过程中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2009年2月我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又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从完全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来，上述规定，不仅没有放开对无固定地点销售的限制，还增加并加重了限制，这在国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立法立场错误和立法技术的缺失所造成的。我们应该从完善“无固定地点销售”行为的法律环境入手，并避免对无固定地点销售的行为设限，才有利于争取世贸组织各成员国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从保护开放无固定地点销售业态的立场出发，不是对传销行为本身进行限制，而是提出保障无固定销售业态健康发展的措施，规定防止在开发过程中所伴生的诈骗行为，建议增加商业诈骗罪，专门惩治传销过程中的诈骗行为。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外国公民与国内公民享有同等待遇。WTO的组织规则并没有要求给外商以超国民待遇。在放开无固定地点销售过程中，要求外商遵守我国法律和公序良俗，顺理成章，对于在传销过程中的诈骗行为，无论中、外业者，一律依照我国刑法有关规定进行惩处。

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无固定地点销售”是指远离店铺进行销售。从我国行政法规来看，除农民自产自销少量农产品之外，任何人进行商品营销都必须在政府主管部门注册，要求经营无固定地点销售商品或服务的外商，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公司，无可厚非。任何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开放无固定地点销售过程中，都要求外商与本国公民一样，遵守民法所确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给消费者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的，应予赔偿，因此，国家主管部门要求申请在华从事无固定地点销售的企业交纳保证金，设立退、换货制度，外方也难以提出异议。鉴于无固定地点销售，使消费者与供货者基本上不见面，交易不透明，销售者与消费者所处的地位不平等，销售者处于强势，消费者处于弱势，为了保证公平交易，要求申请来华进行无固定地点销售的企业，设立冷静期和信息公开制度，这都符合完全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任何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无固定地点销售业态的形成，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无固定地点所销售的方式和商品逐步放开，有利于无固定地点销售业态健康成长。我国《直销管理条例》规定放开雇用直销员实行的直销方式，对商品种类划定了包括5类商品的特定范围，对从业区域实行特批制。从保护“无固定地点销售”的业态出发，我国业已形成的所有规定都是正确的。我国《刑法》也应当从保护“无固定地点销售”业态出发设立 “商业诈骗罪”，而不是“组织、领导传销罪”。在我国，从立法到社会舆论，都将传销分为非法的传销和合法的直销两类，从实质而言，两者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在生产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销售。我国行政法上的传销或者直销都可能伴生借商品销售之名而发生的刑事犯罪。无论传销还是直销，均应合法化，但决不准借传销、直销之名实施诈骗犯罪。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乏先例，如美国没有给传销定罪，但规定有《反金字塔诈骗法》，用以限制在传销或直销过程中所发生的诈骗行为。我们只有从选择保护“无固定地点销售”业态的立场出发，制订商业诈骗罪，才能有利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完全市场经地位相匹配，使世贸组织各成员国没有话说。

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和认定

我国《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取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并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构成犯罪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我国《刑法》上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体是处在组织、领导地位的自然人，既可以由中国公民构成也可以由外国公民构成。

我国《刑法》上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主观上是故意犯罪，并以骗取财物为目的。具体说来，就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经济社会秩序的结果，为了骗取财物而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我国《刑法》上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财产利益、经济管理秩序、社会管理秩序。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被组织、领导的对象，以自然人为其领导、组织的对象，因为以营销为宗旨的公司，已经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单独承担权利义务。一旦与其订立合同，就不再是“无固定地点销售”的业态。在客观方面所规定的行为，仅限于《禁止传销条例》第7条中的前两项行为，即发展成员复式计酬和发展成员收取入门费的行为。没有将《禁止传销条例》第7条第三项列为犯罪。即是说，发展成员形成层级，并以下层级销售业绩作为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的情形未予入罪。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客观要件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实质上属于商业诈骗罪。其所禁止的是在销售商品或服务形式掩盖下的诈骗犯罪。对它规定禁止性规范的出发点不是禁止传销，而是与“传销”相伴随的一种侵犯公民财产利益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诈骗行为。

正确掌握和分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正确认定和处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要将《禁止传销条例》所规定的行为主体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区别开来。二者都是自然人，但是前者规定的行为主体包括组织者和经营者两种，后者仅限于领导者、组织者，不包括组织者、领导者之外的经营者。组织者、领导者是指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操作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在此，我们要注意，那些只有其名，无有其实，职位高而作用微的人员，应当被排除在本罪犯罪主体之外。因为依据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8条之规定，对组织者、领导者的确定标准是在传销活动中的作用。

要细致分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故意的内容。我国《刑法》上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故意犯罪，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据此判断，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达到骗取他人财物的结果有所认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破坏经济管理秩序、社会管理秩序有所认识。如果没有这样的目的和认识，即使实行了本罪所规定的两种行为或其中之一种行为，也不能认定该犯罪的故意成立。经过教育帮助能自行改正的，就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属于一般故意犯罪还是目的犯罪，在学界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本罪的终极目标是“骗取财物”，因此，它与所有的侵犯财产罪一样，属于目的犯。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构成犯罪，在客观上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实现作为犯罪的既遂。

对于该行为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危害，要综合行为人在涉案中的表现加以判断。如果知道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仍然继续实施，就应当认定为具备犯罪的明知，那么，犯罪的故意成立。

在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和对象时，必须弄清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披着“无固定地点销售”的外衣，要求参加者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获取入门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的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因此，在定罪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以缴入门费或购买商品、服务作为参加人的入门资格；

组织上形成上下层级，即构成金字塔系统；

以下层级的人数作为上层级计酬和奖励的依据；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没有真实的商品交易，也未提供真实的服务业务；

在认定客观方面行为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利诱”和“骗取财物”的特征。

认定“利诱”这一种犯罪的行为特征，要把握罪与非罪的关键节点。在商业活动中，商品交换的双方，无不是一方为利所诱，一方以利诱人，利诱是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常态。只有当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道者对参加者允诺的利益大于其所得利益，从而使允诺的利益根本不能兑现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属于犯罪形态的“利诱”。因为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商人不会做亏本生意，如果向被动员参加人员允诺的好处，达到甚至超过组织、领导者的可得利润，原则上应认定为利诱。正如欧盟对金字塔诈骗所规定那样，网络的参加者“从拓展网络获取的利益大于消费者从零售产品获取的利益”。这是因为以传销为名的诈骗行为不是以传销商品为目的，而是通过组织网络建立封闭的金字塔体系，以直接骗取下线成员的入门费为目的，这就必然导致网络成员从网络所得的利益会大于消费或出售商品所获得的理由。如果传销的组织、领导者所允诺的利益超过其实际利润所得，就是利诱。

“骗取财物”是一切诈骗犯罪的共同特征，但由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属于商业诈骗，它所危害的不仅是《刑法》所保护的公民的财产利益，还包括国家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所以骗取财物的计算方法与诈骗罪不同，不是直接以诈骗钱财的金额大小作为罪与非罪的标准，而是以发展的人数和形成的层级作为定罪的标准。根据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形成三个层级，30人作为起刑点。正是因为这种骗取财物的行为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才需要单独设立商业诈骗罪，而不能适用普通的诈骗罪。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骗取的财物，在通常情况下包括入门费、价格虚高的商品、服务收费，以及加盟费、培训费、资料费等名目繁杂的费用。《刑法》第224条规定诈骗财物的来源为入门费和以购买商品或服务为名的入门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收的利益是下层级参加者付出的财产利益，而非通过销售商品获取的利润。

我国《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传销行为，不包括变相的传销行为。《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所规定的第三项行为属于变相的传销行为，《刑修正案（七）》没有将其入罪，因此，变相传销行为所获取的利润不可能成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所骗取的财物。

四、传销与直销没有本质的区别

社会上人们把合法的传销称为直销，把非法的传销称为传销，其实直销和传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建立在“无固定地点销售”基础上的销售业态。我国开放传销之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国外早已禁止的“金字塔诈骗”在我国与传销、直销行为相伴发生。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如何取缔这种新的商业诈骗行为，而不是区分直销和传销谁对谁错。

在学界普遍认为传销发源于美国，兴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对这种说法笔者不能苟同。其实这种“无固定地点销售”业态，在我国早就普遍存在。在旧中国，由于我们是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无店铺交换商品，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供的设备，无不实行产销对接，无需经过店铺，涉及国计民生的普通商品，无论直销、传销还是店铺销售，在《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之后，这种销售业态在我国不存在法律障碍。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在中国实行“无固定地点销售”也不存在问题，只是我们不允许借“无固定地点销售”之名，违反中国的法律和维持社会和谐的公序良俗，就像外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所发生过的一样。如在美国规定有《禁止金字塔诈骗法》，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其立法宗旨就是取缔在无固定地点销售过程中所发生的，披着销售产品提供服务的外衣，组织金字塔封闭体系诈骗财物的行为。

2005年8月10日国务院同时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其立法意图是放开直销，禁止传销。《直销管理条例》第39条明确规定违反直销管理条例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对违反直销条例的行为无罪可定。理由如下：

首先，《直销管理条例》所规范的是有实际商品交易内容的行为，我国《禁止传销条例》规定有变相传销行为，而我国《刑法》没有把变相传销行为规定为犯罪。

其次，依照《直销管理条例》，合法的直销行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必须销售自己的产品；必须经过我国商务部批准；必须向商务部缴纳2000万元的保证金；必须设冷静期；必须实行信息公开；必须建立换、退货制度。立法者正是通过这些规定来保证无固定销售地点的销售业态公平、公正、健康地成长，防止引诱、胁迫和骗取财物的行为发生。《直销管理条例》只开放了雇用直销员访问销售一种形式，而且只开放了5类商品可以直销。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未规定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多种无固定地点的销售方式，远远超过了《直销管理条例》所规定的范围。如电话访问销售，面对面访问销售，邮购、网购等形式。销售商品的范围也超过了其所限定的范围。在《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生效之前，我国各地对这些违反该条例的行为适用罪名不统一，有的适用集资诈骗罪，有的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的适用非法经营罪，前两种中，由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所禁止的就是披着传销外衣的诈骗行为，《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之后，只能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就不能再适用集资诈骗罪了；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向存款人支付或变相支付利息，而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形成的资金链与利息无关，所以不能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三种因为对 “其他非法经营行为”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不能适用非法经营罪。生效之后，对这些违反直销条例的行为如何定罪，《直销管理条例》第39条所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只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款，当前尚无法适用，因为既不能适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又没有新的罪名制订出来。

笔者认为，《直销管理条例》之所以把其所规定的直销行为合法化，是因为符合《直销管理条例》的行为能够保证交易双方在自主、平等、公开、保证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进行，可以避免当事人被诈骗的行为发生，因此，对违反直销条例的行为，如果能保证防止诈骗行为发生，就不能定罪。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9篇

关键词：传销；直销；非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144-03

传销是中国所特有的名词，是伴随着直销这一营销模式进入中国内地而出现的，其在我国的法律规制经历了从最初的无法可依到全面禁止、有条件许可，再到刑法入罪等若干变化发展过程，其内涵和外延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刑法修正案（七）》引入了非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从而改变了传销行为长期以来一直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尴尬局面，但是此条规定的不周延性，也导致了其与《禁止传销条例》的相关规定无法精确衔接。本文从经济行政法学和经济刑法学的角度出发，对传销行为的法律界定以及法律规制的逻辑加以分析。

一、传销行为的经济行政法学规制

（一）经济行政法学规制历程的演变

传销这一名词是伴随着直销这一经营模式进入中国而产生的，因而传销与直销尤其是多层次直销长久以来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两者的内涵及外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有学者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出发，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98年禁止“传销”之前，有合法传销（即直销）与非法传销之分，合法传销可以进行登记并开展经营，而非法传销则与“金字塔销售”、“滚雪球”等概念重合；第二阶段是1998年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至2005年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与《直销管理条例》，这段时间内禁止一切传销经营活动，合法传销与非法传销的区分不复存在；第三阶段是2005年上述两个条例颁布之后，《直销管理条例》将单层次直销从传销中分离出来，并设置了合法化的行政许可程序，同时在《禁止传销条例》的第2条、第7条分别对传销进行了概括定义和类型列举。[1]

《禁止传销条例》第2条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在具体方式上此条采取了“等方式”的不完全列举形式，同时在第7条中规定了“拉人头”、“收入门费”和“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三种具体的传销行为。所谓“拉人头”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收入门费”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对于将前两者纳入传销加以禁止一般并无异议，而将“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纳入传销范围则引起了强烈的批评。

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直销的主流是多层次直销，即直销企业通过发展两个层次以上的直销商，并由直销商将本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一种正当经营方式。直销商的收入除了个人销售产品的佣金外，还可以通过推荐发展新的直销商建立销售网，并通过销售网的销售业绩，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作为奖金。[2]有学者认为条例将这一很多国家认为合法的营销方式作为传销一并打击，有违WTO规则，与我国入世承诺（入世后三年内解除“无固定地点的批发和零售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相冲突，难免会引起其他成员国的不满，为贸易摩擦埋下隐患。[3]笔者对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多层次直销”本身并无社会危害性，对于经营秩序亦无明显的破坏作用，相反其在销售中的激励作用是迎合市场经济效率追求的，开放“多层次直销”使之合法化是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必然选择。

（二）比较法视野的考察

进一步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进一步佐证上面的观点。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第23条规定：多层次传销，其参加人如取得佣金、奖金或其他经济利益，主要系基于介绍他人加入，而非基于其所推广或销售商品或劳务之合理市价者，不得为之。日本《无限连锁会防止法》第2条规定：无限连锁会是指作为以出资（金钱或财物，包括证明财产权的证券和证书）为条件而加入者无限递增之组织，先期加入者成为上位者，并依此连锁阶段以2倍以上的倍率递增，后期加入者分别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加入者，然后按加入的先后顺序，上位者从下位者的出资额中领取自己出资的金额或领取超出自己出资数额之分红组织。

由此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所禁止的多层次传销，强调的是经济利益基于介绍他人加入而取得；日本的无限连锁会则强调组织的无限递增性，同时上位者的经济利益来源于下位者的出资额。因此不难看出，国际上的非法“传销”外延一般仅仅包含了“拉人头”和“收入门费”两种，这再一次表明，我国《禁止传销条例》第7条将“多层次直销”规定为传销行为并不是非常恰当。

二、传销行为的经济刑法学规制

（一）非法经营罪规制时期

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之前，对于传销行为定罪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指出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此规定的主要问题在于将“拉人头”、“收入门费”和“多层次直销”三种性质不同的行为统一适用非法经营罪，而前两者并无正常经营活动，其诈骗色彩更加浓厚，适用诈骗罪的相关规定更为合适。此外，传销行为侵害的客体具有多重性，包括了市场秩序和财产权及其它，这种客体特征不能为非法经营罪“扰乱市场秩序”的客体单一特征所涵盖。[4]再者，非法经营罪以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而传销组织层次、传销发展人员数量等传销行为本身的犯罪情节无法在定罪量刑中得到体现。最后，传销不但包括欺诈性的多层次传销，还包括非欺诈的多层次传销，对此一同予以刑罚处罚有违刑法的谦抑品格，且各种传销行为的具体结构和社会危害性程度相去甚远，以同罪论处，有悖于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5]

（二）“双轨制”的形成

在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一个新增的条款被列入了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将传销犯罪归入非法经营罪中定罪处罚的尴尬局面。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罪采用叙明罪状，将入罪的传销行为限定“收取入门费”（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和“拉人头”（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两种类型，从而将争议较大的“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排除在组织、领导传销犯罪行为之外，为今后行政法规将其还原为直销并解除市场准入限制减轻了阻力，具有一定的前瞻性。[6] 同时，此罪仅将组织者、领导者作为犯罪主体。而对于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他们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和教育。这样，有利于彻底瓦解、摧毁传销组织，防止新的传销组织产生，打击范围也不会过大。[7]但是从经济行政法学与经济刑法学衔接的角度看，此条规定严格限制了行为类型、犯罪主体，难以与《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全面对接。

三、传销行为经济行政法学与经济刑法学规制的对接

《禁止传销条例》第7条规定了 “拉人头”、“收入门费”和“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三种传销行为，同时在第24条中规定具有以上三种传销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修正案（七）》仅仅将前两种行为纳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便产生了“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行为如何定罪处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因与刑法规定相冲突，已于2013年4月8日被宣布废止，但是仍然无妨我们将这种经营色彩明显的非法行为解释为非法经营罪，而非法经营罪又设置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样的兜底性条款。从而在我国的经济刑法中，对于经济行政法中明确规定的三种传销行为在入罪方面形成了一种“双轨制”。[8]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犯罪形态上属于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并不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样的话将会增加其入罪的难度，不利于扩大打击传销的范围以及司法对于传销活动的及时介入，违背了立法初衷。[9]而且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二）》的规定，此罪的主体仅限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并不包括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因而此罪与普通的“拉人头”、“收入门费”的行政违法行为的区分，也就仅限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行为才构成犯罪。而《禁止传销条例》第24条所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人范围更广，具体包括了以下三类：组织策划传销的，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和参加传销的。

而非法经营罪为情节犯，行为人面临行政处罚与刑罚的临界点主要体现为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的差别。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二）》的规定，“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行为是否进行立案追诉的标准如下：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同种非法经营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进行同种非法经营行为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显而易见，这种标准是非常狭窄的，难以涵盖传销犯罪自身所具有的犯罪情节，例如传销组织层次、传销发展人员数量等。

四、传销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以及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入罪主体限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而“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的入罪主体包括了组织策划传销的和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人，其立案追诉的标准仅仅要求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而在量刑方面，两者均以五年有期徒刑为界设置了两个量刑幅度。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双轨制”下后者的犯罪主体包含的范围更广，立案追诉的标准也相对较低，但是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后者，因而现行“双轨制”下的法律规制仍然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赋予“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以合法地位，实现“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从而将“团队计酬多层次直销”行为与“拉人头”、“收入门费”此类金字塔式的传销行为实现合法与非法的区分。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两者加以判断：前者在商业活动中无义务发展下线，后者的层次结构则呈现几何式增长；前者主要从市场规模的扩大中获利，利润来自于贸易差价和下线的销售业绩提成，后者则主要依靠发展下线获利。[10]

除此之外，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限于组织者、领导者，而《禁止传销条例》第24条所规定的可能构成犯罪的主体还包括了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人，对这部分行为人如何定罪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在此可以采取扩大解释，将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行为人解释为组织者、领导者，同时要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在定罪量刑时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毕竟这部分人的主观恶意、社会危害性与组织者、领导者相比要轻很多。

参考文献：

[1] 潘星丞.论刑法规制传销的“双轨制”模式——对《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的误解及澄清[A].高铭暄、马克昌等.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2009年度）[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167-1179.

[2] 詹庆.“传销罪”罪名法定化之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组织、领导传销罪”[J].政治与法律，2009（02）：47.

[3] 马志萍. “非法传销”入罪化之评价[N].法制日报，2008-11-23（12）.

[4] 袁彬.传销犯罪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及模式——兼评《刑法修正案（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03）：61.

[5] 苏雄华.中国传销的概念清理及其入罪检讨[J].河北法学，2010，（02）：100.

[6] 潘星丞.传销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05）：48.

[7] 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读[J].人民检察，2009，（06）：12.

[8] 潘星丞.传销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05）：47.

[9] 曹文智、梁彬等.论传销的刑法规制——以司法实务为视角[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138.

禁止传销条例范文第10篇

为了兑现中国政府的入世承诺，进一步规范直销，打击传销，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从立法上规范直销行业的发展，显示了政府对于中国直销行业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现行直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目的

中国现行直销立法的基本法律文件《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从立法形式到立法内容。都秉承着以下立法指导思想：

第一，符合中国政府入世承诺和WTO规则。根据入世承诺，中国政府应当在2004年底取消对外资在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方面的恨制。并制定与WTO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相符合的关于无固定地点销售的法规。这里所称的“无固定地点销售”。其最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直销，作为国际社会间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政府一向十分注重履行，自己的对外承诺，制定《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正是履行人世承诺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二，坚持从严监管。在直销经营模式下，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隐藏性、分散性等特点。诚实信用至关重要。在目前中国直销行业自律不能足以承担起更多的市场规范功能、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直销行业亟待依法规范的情况下，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政府必须在规范直销行业的监管中有所作为。

第三，谨慎渐进地开放直销市场。目前。直销在中国还不是一种成熟的营销方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的监管。中国的直销立法显然要以中国直销行业发展的现状为依据，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直销在中国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中国现行直销立法的目的在于：“为规范直销行为。加强对直销活动的监管，防止欺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防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首先：直销立法的主要目的是规范直销行为。按照《直销管理条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从事直销活动，都应当遵守《直销管理条例》。为此，《直销管理条例》对直销活动做了较为详尽的具体规定，包括对直销员、直销企业，直销企业与直销员关系的规范等等，并通过规范主体。来规范直销行为。应当说，规范直销行为在客观上就是确认直销作为合法经营方式的存在，使直销经营方式在中，国具有了合法性或者正当性。

其次，直销立法的重要目的在于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对直销活动的监管，严防传销行为的发生。《直销管理条例》对于直销企业设立的条件和程序做了强制性规定，对直销企业涉及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制度做了相应的规定，对违反《直销管理条例》的行为做了处罚规定。直销立法的政府监管，包括对直销企业从设立到终止的全过程监管，以及对直销企业运营过程全方位的监管。

再次。直销立法的直接目的是防止欺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禁止传销条例》通篇内容都表现了这一立法目的，通过打击传销，为直销行业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最后，直销立法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以稳定社会秩序为立法的核心。明确政府监管直销活动的职责，防范和查禁扰乱社会安定的非法传销，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中国现行直销的立法形式

直销业进入中国以来，中国政府多次试图通过法律形式对直销行业进行规制，其立法形式也几经变革。所谓直销立法形式，是指规制直销业的法律制度所采用的具体表现形态。我国的立法形式分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从法律的位阶上，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又高于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章，下位法要服从上位法。采用何种法律形式规范中国直销行业，体现了立法者的立法取向。

在直销业引人中国的初期，国家工商总局发出的《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通告》、《关于查处多层次传销中违法行为的通告》，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停止发展多层次传销企业的通知》，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从立法形式上讲，仅属于规范性文件的范畴。

随着直销业在中国的发展和传销行为的日趋泛滥，国家工商总局颁布了《传销管理办法》，虽把直销立法形式上升为政府部门规章，但还不能适应对当时较为混乱的传销市场环境治理整顿的需要，国务院办公厅又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此后，中国直销业发展及其立法陷入低谷，直至2005年8月，国务院正式颁布《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将中国直销立法的形式上升到行政法规的高度，这在中国直销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对直销进行集中规制。鉴于中国直销业的发展需要系统的监督管理，因而选择单独制定一部集中规范直销行业的法规，可以保证立法体系的科学性和立法内容的可操作性。

其次，有利于保证中国直销法律制度的实施效力。从法律位阶上看，行政法规仅居于宪法和法律之下，其他低位阶的规章不能与现行行政法规相悖。由于中国当前直销环境较为复杂，所面临的问题较为尖锐，加之中国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部门规章的出台又相对混乱，地方保护主义广泛存在，因此需要一部较高位阶的行政法规予以规制，以减少直销法律实施中可能面临的法律冲突问题。

最后，有利于协调政府部门的监管关系。中国过去的很多直销立法规定都由国家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以部门规章形式出台，国家工商总局虽然对直销行业有着重要的监管职责，但根据政府部门权限划分，商务部对直销企业准入、申办等也具有管理职责。如果直销立法采用部门规章形式，就可能造成对直销监管的交叉或空白。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立法较好地解决了执法协调问题，便于明确不同执法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使中国直销业的监管体系更加合理。

三、中国现行直销立法对“直销模式”的规制

《直销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

由此可知，我国目前允许的直销模式，仅限于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在这种模式中，仅仅存在直销企业――直销员――消费者三个环节。直销员作为直销企业的雇员，将直销企业的产品推销给最终消费者，但不得通过继续发展下线的方式伸展销售链条。对此，《禁止传销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

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因此，直销员的计酬依据只能是其销售业绩，而不包括其直接或间接下线销售业绩的提成，以及发展下线所取得的报酬，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外广为采用的多层次直销在中国的合法性。

中国现行直销模式有如下特色：

第一，严格禁止多层次直销。与国外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直销立法对直销模式的规定不仅形式单一，而且态度谨慎。不但不允许多层次直销中的发展下线以及复合式计酬方式，而且即便在单层次的计酬中，也有着严格的限定。例如，《直销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直销企业至少应当按月支付直销员报酬。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报酬总额(包括佣金、奖金、各种形式的奖励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等)不得超过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收入的30％。”

第二，中国法律所允许的单层次直销行为与国际上对单层次直销的通行规定存在差别。根据《直销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必须在拟从事直销活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负责该行政区域内直销业务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分支机构)。直销企业在其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应当建立便于并满足消费者、直销员了解产品价格、退换货及企业依法提供其他服务的服务网点。服务网点的设立应当符合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要求。”其中，关于“服务网点”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没有固定销售地点”的含义，此规定虽然允许直销员进行无店铺的面对面推销，但至少在其从事直销活动的地区并非实质上的“没有固定销售地点”。另外，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只有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方可申请成为直销企业。这也消除了国外公司直接到中国进行“没有固定销售地点”销售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直销立法规定的直销模式与国外差别较大，体现了中国当前直销业转型与发展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直销立法理念与国际通行规定脱节。通观其他各国直销立法，大都经历了一个从严格限制到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国政府对当前直销模式的选择，是在特殊环境下权衡的结果，是在规范当前中国直销业的发展，稳定直销市场秩序中的理性选择。

四、中国现行直销立法对“合法直销行为”的界定

按照《直销管理条例》第3条的规定，“合法的直销行为”可以解释为：由“合法的直销企业”招募的“合法的直销员”从事的“合法的直销活动”的行为。由此，“合法的直销行为”至少有如下三层含义：一是直销企业应当合法。只有符合要求并获得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企业方可从事直销活动，否则该行为属非法直销行为。二是从事直销活动的直销员应当合法。《直销管理条例》第三章对直销员资格的合法做了专章的规定。三是直销行为应当合法。直销行为主要包括进行推销时的行为，以及销售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等内容。《直销管理条例》第四章对“直销活动”做了专章规定。另外，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的《直销产品范围的公告》中；将直销的范围作了限制，按照规定。对此范围以外的商品进行的直销活动也属非法直销行为。

在《直销管理条例》对“合法直销行为”做出明确界定的同时，《禁止传销条例》从反方向明确规定了法律所禁止的直销(传销)形式：一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牟取非法利益的。二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是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只要符合上述形式之一，部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传销范畴。这些规定为《直销管理条例》的正面规定做了必要的补充，以防止对“非法直销行为”规定的遗漏。

与国外相关法律相比，我国《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对“合法直销行为”的界定明显严格。这种严格限制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直销业的发展，但统观全局，这是中国政府在权衡效率与稳定后做出的选择，对中国直销业长远发展有益无害。

首先，这是在借鉴其他国家直销法律制度和总结中国规范直销与打击传销的基础上做出的。《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中规定的许多法律制度，例如关于直销活动中的冷静期制度。企业设立中的保证金制度、准入限制制度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相关立法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直销立法又根据中国直销业的现实环境，加入了更多的限制条件，如对直销产品范围的严格界定等。可以说，这种严格的界定是国外立法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其次，中国直销业在十余年发展过程中，合法直销与非法传销鱼目混珠。直销市场极不平静，人们对直销业的社会评价普遍偏低。为了直销行业的全局、长远利益，对直销业必须规范、稳定发展，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部分效率以谋求整个行业的稳定发展。为此，在界定“合法直销行为”时。现行直销立法从直销企业、直销员、直销行为等多个角度进行规制，以防止非法直销行为或其他投机行为危害中国直销业的发展。

第三，有利于创造中国直销业未来发展所需的条件，培育健康的直销市场。《直销管理条例》在界定“合法直销行为”时，设定了较高的直销企业入门条件、强制直销企业培训直销员等等，为中国直销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长远意义将在中国直销业未来的发展中逐渐凸现。

五、中国现行直销立法中的“监管制度”

从内容上看，《直销管理条例》虽专设“监督管理”一章，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等政府部门对直销企业、直销员、直销行为的监管权限和管理职责。但从广义上讲，《直销管理条例》中关于直销企业准入制度、保证金制度、退货制度、信息报备与披露制度等都属于政府部门对直销行业监管的范畴。其中，“准入制度”是对直销企业设立资格的监管，由此可以排除不适合的企业进入直销领域；“退货制度、信息报备与披露制度”是对直销企业经营过程的监管，以预防直销企业或直销人员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保证金”制度则旨在提高直销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属于对损害补偿的监管。

与《直销管理条例》相呼应，《禁止传销条例》对政府机关查处传销行为的权限和程序做了严格规定，是为配合《直销管理条例》的实施而制定的一部专门法规。

《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对直销业的监管是“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所谓“全过程”，是指政府监管贯穿于直销企业从设立前到清算后的整个过程：所谓“全方位”，是指政府监管体现在直销行为所涉及的直销企业、直销人员、消费者、甚至监管机关等各个环节。虽然《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但其中的一些监管制度体现着明显的经济法思想与理念。如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30日内，产品未开封的，消费者与直销员均可要求退货制度，是在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基础上，政府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政府通过干预和限制直销企业的部分权利，达到追求实质正义的目的。

从总体上讲，《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规定的监管制度，一方面体现着政府保护直销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中国直销业发展的良好愿望，一方面体现着政府严厉打击非法传销行为的坚强决心。同国外立法相比，《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所体现的监管制度虽更为严格，但仍然给直销企业保留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当前在中国几家国际知名直销企业能够选择不同营销策略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