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

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城市规划与产业经济发展

一、产业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是紧密相关的

实际上，从规划的本质角度来说，就是对城市土地的合理布局、开发和利用。而一个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落在地域上也表现为各类经济产业对土地的使用。具体的两者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城际联系的影响

由于城市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有形的如城市的对外交通，无形的如邮电通讯以及电子信息等，而产业的生产过程涉及原材料的采集、生产设备的引进、产品的市场销售等都需要与外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每一次产业经济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对外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城市规划要对对外联系特别是大型的交通枢纽的基础设施进行统筹安排，而合理的安排必然会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

（二）对城市内部联系的影响

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所谓“动一发而牵全身”。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城市规划中就要为这些劳动力提供相应的生活设施、交通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设施及其子女的文化教育设施，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对城市的科技文化设施如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设施要求就会更高。重工业则需要提供充足的能源设施与便捷的交通设施相辅助。所以规划中一定要考虑到产业及其相关设施的需求。

（三）对城市功能发展的影响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支撑，在低级产业如原材料生产的地区，甚至影响到所在城市的生死存亡，当然在具有全面与发达的综合性城市，不会由于一种产业的兴亡而决定城市的兴衰。但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健康的产业发展能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将导致城市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功能的失衡与矛盾的恶化，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与城市规划是息息相关的，有了城市规划的宏观指导和综合平衡，产业发展才有了支撑基础，而产业的优化发展又为城市的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对城市规划的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产业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一）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影响

土地是城市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它由于规模大小、地理位置、地质水文、地形地貌等不同呈现的用途也各不相同。

（二）对城市环境规划的影响

这里指的环境一方面指的是环境污染的层面，另一方面指的是地理环境如靠山、沿河、滨海、或临近铁路、港口及城市主要干道等层面，一般来说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需要建立在环境优美离城市中心较近的位置;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通常情况下资源消耗大、污染较严重，所以必须依据情况规划在城市下风向的郊区。

（三）对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的影响

城市的基础设施规划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电力电信、给水排水、环卫设施等等，也包括交通、通讯等设施，产业生产的发展无时无刻离不开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并且对这些基础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对电力电信，除了单位产量耗电量，对电压、电流也根据生产的工艺要求有不同的需求；又如给水排水，各个产业的需水质量、水压、净化程度都各不相同，还有就是用水性质，农业用水、生产用水还是消防用水都有不同的要求。

（四）对城市服务设施规划的影响

产业生产需求对产品原料及成品进行及时地流通，也需要对资金的流通。这就形成了对城市商业、金融、仓储等其他服务设施有了需求，这些服务设施主要来自第三产业，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今天，这种需求度将越来越高。这也对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但要使产业在量上得到发展，更要在质上有新的飞跃，是产业更具有生命力。

三、城市规划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城市规划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存在的几个问题

1．从城市规划的编制依据来看。城市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如GDP目标及其相应的经济指标。相应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如何，现有的产业结构将做哪些必要的调整，产业布局情况如何，都是规划部门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产业经济要想实现城市空间地域的合理落实和布置就必须遵循规划的思想。

2．从规划编制的时限来看。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化，除了对城市进行长远设想外，还必须有一定的规划年限。但实际工作中，常出现规划期限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期限不一致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发挥规划对产业经济的指导作用，就要加强规划时限确定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3．从规划的方法来看。传统的规划方法是先根据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与自然增长预测城市的总人口，然后根据城市规划用地标准计算城市用地规模，并按照城市用地的现状与合理的用地比例进行功能布局与用地划分。而事实上这样是不够的，如果过多考虑人的因素，忽视产业经济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就会适得其反。因此规划期限内应对产业经济的发展模式、规模及各产业结构进行预测来换算成用地规模、基础设施规模，并落实到城市空间中去，这样的规划更具说服力。

4．从城市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传统的规划模式强调功能分区，这就忽略了城市固有的文化内涵。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史脉和文脉，不是靠规划来改造或设计就能形成的，所以不应该过分强调主观的意识，应结合每个城市的独特经济活动内涵，进行规划布置以促进城市更好的发展。

（二）城市规划对产业经济影响的基本因素

基于上面提到的城市规划对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应及时修缮，用新方法、新思路使其对产业经济的影响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1．规划新的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方式中，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如“加速城市地区的新城和卫星城建设、推动工业企业向外迁移、城市中心地区功能的转变和重建”，随着这些规划的实施，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面貌有了创新性的改变，城市规划已经在产业经济结构的空间深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借助新的城市规划手段，增强城市的资本竞争能力。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将会促进个体和群体部门的投资欲望，刺激城市企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有助于城市产业发展的高级化。现阶段高水准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增强城市优势和吸引力，尤其是能够增强引入国际资本的竞争力，所以基础设施规划的好也会促进产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产业竞争力强了就会扩大优势不断创新进步使其自身更加完善更加成熟。

3．加速城镇化脚步，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机遇。城市地域分布格局的转变，将意味着经济的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发展城市及城际的经济联系，促进城市工业分散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扩大产业的竞争能力，提高第三产业的需求，更好地推进城市经济的增长。

四、如何利用两者的紧密关系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城市社会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即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它包含一、二、三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但不同的城市性质，三者的权重不同，但在城市经济中第二产业应该有相当的比重来作为支撑，那么，

如何在城市规划中发挥产业优势，体现产业经济规律，使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重视城市第一产业的发展，创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绿色环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证。现阶段，我国正在全面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又在不断的吞噬着农村的地域，一面是生命的基础，一面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有需要不断的扩展空间占用土地。事实表明：尤其是大城市农业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这样任凭城市扩张忽视农业发展的现象，在城市规划中应得到足够重视。

（二）进行第二产业结构调整，适应城市新空间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脚步，国有企业的干戈、改制工作的逐步推开，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刻的调整，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进入WTO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环境的新格局、新挑战，城市规划也要与时俱进，进行一些必要的创新与改革。

首先，要把握重点，针对第二产业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制定不同的规划发展方案；其次，充分重视高新技术或资金密集无污染型产业即都市型工业在城市中的再定位问题，从而使城市的布局形态更趋合理，使城市发展更为有序、有效、有机统一。

（三）加速城市第三产业发展，重组产业规划布局

在加速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加快信息、金融、商贸、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中介服务等事业的发展蕴藏着极大的潜力。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城市中心的经济结构，扩大第三产业服务范围。把城市中心地区建设成为全市甚至全市域的城市经济指导中心，对未来经济产业诱导和前瞻影响。第三产业用地，不是简单的商业用地、办公用地，只要符合总体规划要求，适合第三产业布局，均可纳入这类产业用地，从而克服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局限性，而对于小型的第三产业布局则可以在社区规划、居住区规划中，使服务的对象更具体化，使产业发展真正贴近居民的生活。

五、总结

综上所述，产业经济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产业经济对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城市经济中心地位的确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提出了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号召，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前瞻理论，这些必将为城市规划和产业经济的各自发展及其相互作用产生有利的影响。城市规划和产业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尽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使我国的城市乃至国家建设朝着有序、稳妥地方向不断的推进。

【参考文献】

[1]胡建东．城市产业经济与城市规划关系初探[J]．上海城市规划，1999，(6)．

[2]史忠良，等．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财经》2013年第22期 “‘’刘铁男”）

刘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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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审批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财经》2013年第22期 “‘’刘铁男”）

刘铁男的腐败能量巨大，就在于紧握审批大权，然后大肆寻租。刘铁男案例之所以典型，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诸多权力部门的现行通病。审批充斥随意性，审批机制不透明，核准无标准，程序不受监督，审批者有权无责。此种严重失范又不能及时纠正的审批状况，导致掌权者堕落是小事，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是大事，至于其扭曲人性、践踏市场精神等负面影响更难以估量。

近些年来，审批改革的方向日益清晰，呼声日高，但人们又听过几个“壮士断腕”的悲壮故事呢？在另一方面，只要审批权还存在，无论掌握在哪一层级、哪一人手中，都有被腐蚀的危险，有效监督因而不可或缺。但从审批改革的实际来看，这往往是被忽略的方面。 北京 滕朝阳 完善地方政府举债的制约机制

（《财经》2013年第22期 “底特律复兴挣扎”）

底特律破产事件在当地反响尚为平静，在联邦体制下，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几乎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州之间及州内各地方政府间财政运营具有封闭性，某一地方政府破产并不会对国民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在中央地方关系、财税政策等方面虽与美国有本质区别，但底特律式破产对于国内解决地方政府财务问题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底特律给城市规划敲响了警钟，城市发展不能单一化。底特律走向破产就是因为产业衰落和人口外迁造成政府税收减少，导致其无法支撑债务偿还、继续承债和公共服务等，且无法通过新增市政债来继续融资。中国政府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债务负担，就是因为没有完善从源头上约束地方政府过度和无序举债的制约机制，使得有些地方一再借担保、影子银行等融资平台来获得没有偿债保证的新增债务，许多地方政府其实已经不具备融资条件，而这蕴藏着巨大隐性风险。 江苏 王辉 诚信和食品安全保证

（《财经》2013年第22期 “恒天然祸殃乳业”）

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建设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城市发展的方向。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都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本文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对策和设想，以期推动我国城市生态化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工作的开展。

1生态城市的内涵和主要特点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简而言之，生态城市是一类生态健康的城市。

1.2生态城市的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比较，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1.2.1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1.2.2高效性

生态城市能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使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使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关系得以协调。

1.2.3可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1.2.4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

1.2.5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于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2中国目前的城市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起步

2.1目前的城市状况

“九五”期间是环境保护大发展的五年，集中体现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全民族环境意识普遍提高、环保措施力度加大、环保投入大幅增加、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等方面。但是，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生态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全国有36%城市河段的水质为劣5类，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点状和面状污染；大气污染十分突出，受监测的341个城市中，有66.7%的城市空气质量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固体废物、城市垃圾、“白色污染”仍然严重；全国城市垃圾真正达到无害化处理的还不到总量的10%；城市噪音扰民十分普遍，2001年监测区域55.7%的城市噪音处于中度以上污染。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市民发生多种疾病。

2.2生态环境建设的起步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1999年海南率先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生态省，2001年吉林和黑龙江又获得批准建设生态省，陕西、福建、山东、四川也先后提出建设生态省。许多城市如上海市、长沙市、宜春市、扬州市、威海市、深圳市等都先后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奋斗目标。最近几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以及他们的地方学会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地方性学术讨论会，将学术研究与交流推到了高潮。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于2002年8月19日至23日在深圳市召开，《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将对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中国如何进行生态城市建设

3.1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笔者认为，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城市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城市规划为蓝本，以环境保护为重点，以城市管理为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新机制，建设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保持高度和谐的城市。

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建清洁、优美、安静的城市，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高效的生态产业和人们的需求与愿望得到满足、和谐的生态文化与功能相整合的生态景观，实现自然、农业和人居环境的有机结合。

3.2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

生态城市建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方向。它不仅涉及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针对环境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提出以下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

3.2.1转变思想，提高环保和生态意识

从不可持续发展思想向可持续发展思想转变。其内涵包括：从追求近期的直接经济效果转向追求长期的间接经济效果；从追求单一的经济高效率转向追求经济、生态合并的高效率。这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转变就不可能有忧患意识、危机感和责任感。这对决策者和企业家尤为重要。因为决策者的思想影响一片，企业家影响一个企业，企业往往是环境污染大户。我国目前的干部制度是任期制，任期内的绩效考核主要还是经济绩效。这很容易使干部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要完成这种思想转变必须把干部任期内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功与过作为绩效考核内容之一。

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就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和应负的环境责任，尊重历史文化，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增强自我调节能力，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运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除了用各种形式加强宣传和教育外，还应：(1)让市民亲身感受到环境和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2)使市民形成“向自然资源索取是有代价的，污染是要付费的”的概念；(3)营造社会公德大环境，规范那些不规范的环境行为。

3.2.2加快理论研究，制定生态城市指标体系

现在可持续发展到处都在讲。但是，如果没有能够指导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经济理论和具体的评价指标，又如何知道决策和实践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呢？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重资源开发，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线兼顾市民的基本生活要求。因此，必须针对我国国情建立一套适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指标体系。

(1)生态城市应采用整体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理解城市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包括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和生态效应。也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为不少人所接受。政府应积极支持和组织环境经济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研究，使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发展成为包括“新财富理论”的多科学、多层次、多分支、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其领域包括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森林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等以及这些领域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以环境经济学和城市生态学指导生态城市建设，同时指导国民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机遇，中国应该走在世界前列。

(2)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分解为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目标、结构优化目标以及效率公平目标。这些目标又应按生态城市建设的阶段（初级、过渡、高级阶段）分解为阶段性的目标，形成评价指标体系。用它在建设的各个阶段来衡量城市生态化速度与变化态势、能力和协调度。设计的指标应灵敏度高、综合性强，既有持续性指标、协调性指标，又有监测预警指标。选择指标的原则应注意因子的综合性、代表性、层次性、合理性、现实性。在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导下来编制城市规划条例、械市建设条例和城市管理条例。

3.2.3建立生态城市环境保护新机制

环境质量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和条件。环境保护是城市生态建设、生态恢复和生态平衡维持的重要而直接的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新机制是生态城市建设的保障。

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从社会主体角度看，社会行为可分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与公众行为。这三种行为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不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发展都决定于这三种行为。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政府、企业、公众的行为都没有考虑到自然环境的有限性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制约，没有把自然环境纳入到经济系统中，致使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大。

政府应成为生态城市建设的主导力量，应加大力度、有效的引导、规定、维护、激励整个社会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行为：(1)国家应提升国家环保主管部门的职能和地位。实质性的参与国民经济决策活动，重大项目从初步方案拟订就应征求国家环保总局的意见；(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队伍的建设，完善体系、加强力量、提高人员素质和敬业精神；(3)在国家、省、市各级政府中设置生态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协调机构，负责政府各部门间管理职能的协调和监控，以推动生态城市建设计划的实施；(4)强调城市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行为中的地位和责任。制订和实施生态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

市场推进就是环境保护引入价值观念，建立和推广市场机制。通过税、费和环境产权的手段明确人与自然的关系、企业与自然的关系，配合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和契约意识，以达到遏止环境滥用，促进公众和企业认识环境的使用价值、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命支持功能，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的目的。但政府应通过政策调控市场价格，既要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又要照顾到公众的承受力。

在公众环境意识普遍不高、企业急功近利的思想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只依靠宣传教育难以遏制“边建设、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情况发生，政府应该强化执法监督。有效执法监督的前提是：有一套完整、严密、可操作的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法律综合体系，使城市生态化发展法律化、制度化；有一支素质高、责任心强、公正廉洁的执法队伍。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化建设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这在西方国家法律上有明确规定。而且公民环境权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充实，现已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议政权和环境索赔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随着环境法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将既有理论依据，又有法律依据，更有群众基础。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公众参与，应体现在环境决策参与、环境监督参与、环境投资参与和个人环境行为等方面。要真正做到公众参与，必须：(1)修订法律，明确公民的环境权，使公民明白自己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2)修改决策程序，使公众在决策过程中有参与环节；(3)培育与生态城市建设相适应的社会机制。

3.2.4把握关键环节——生态城市建设规划

生态城市总体规划应全面的从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人为本制定战略性的、能指导和控制生态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蓝图与计划。它必须具备科学性、综合性、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生态城市总体规划应把生态建设、生态恢复、生态平衡作为强制性内容。生态城市建设规划一旦批准，必须具有法律的权威性，任何改变都必须严格地按照程序进行。

为搞好生态城市规划应采取以下对策：(1)修改现行的《城市规划条例》。充分体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2)改进城市规划管理机制，改变建设项目提出者、计划者、决定者、运作者同属一个体系的状况，使每个环节都能有效的得到控制。(3)建立新的城市规划过程程序，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全局的观点。(4)强调专家论证的科学性和独立性，以避免“拍脑袋工程”、“政绩工程”和“长官意志”。(5)建立公众参与的正常渠道，以提高公共决策的正确性。代表市民的最大利益和生态建设的社会公平。

生态城市规划除了常规内容外，还应重点考虑以下问题：

(1)建设生态城市首先应确定城市人口承载力，人口承载力不是指城市最大容量，而是指在满足人们健康发育及生态良性循环的前提下人口的最大限量。既要考虑人口未来增长的可能性又要考虑满足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规模合理性；既要考虑固定静态人口的分布规律，又要考虑周期性往返于城市——乡村——城市之间和城市商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动态人口分布和涨落规律。

(2)景观格局是景观元素空间布局，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景观规划应遵循以下原则：①整体优化原则；②功能分区原则；③景观稳定性原则；④可持续发展原则；⑤活化边缘原则。

(3)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城市的职能和性质以及城市的基本活动方向、内容、形式及空间分布。因地制宜地按照生态学中的“共生”原理，通过企业之间以及工业、居民与生态亚系统之间的物质、能源的输入和输出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物质、能量的综合平衡。

(4)提高资源合理利用效率，加快资源开发及再生利用的研究和推广，在城市区域内建立高效和谐的物流、能源供应网，实现物流的“闭路再循环”，重新确定“废物”的价值，减少污染产生。

3.2.5突出城市个性特点，树立城市生态风尚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建设条件，要尊重、研究、发扬自身的特点，根据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从一个或几个侧面，抓住优势，体现个性。制定实际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态城市建设方案。融“山水城市”、“园林城市”、“花园城市”、“田园城市”、“森林城市”、“卫生城市”、“健康城市”、“绿色城市”等于一体。既体现生态城市建设的优势，又给人们一个醒目的形象。

为有利于生态城市的建设及其成果的保护，管理者应建立制度，提倡良好的公众环境行为，形成生态城市的规矩和风尚。如：①限制甚至拒绝摩托车进城；②限制汽车数量增长、提倡公交车、使用环保车；③提倡以自行车作为上、下班交通工具，或者以步代车；④提倡使用布袋子、莱篮子、饭盒子，拒绝“白色污染”；⑤提倡“绿色旅馆”、“绿色饭店”，禁止旅馆业提供一次性用品；⑥提倡商店与厂家结合对商品实行全程绿色服务；⑦提倡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家庭；⑧有条件的城市应限制建筑高度，提倡使用洁净能源。

3.2.6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和区域是密不可分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城市间，区域间不断地在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城市越发展，这种交换就越频繁，相互作用就越强。生态城市的建设特别要强调城市间、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协调发展。不仅要注重自身的繁荣，还要确保城市自身的活动不损害其他城市的利益。

4结语

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基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正义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政策研究”（12YJC810015）；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名师培养工程专项课题“城市增长：危机还是机遇？——吉林省城市增长实证研究与政策构建”（20121230）

作者简介：关 静（1982-），女，辽宁朝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管理与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研究。E-mail：

摘 要：对精明增长的研究首先由政府发起，随后与学界对精明增长的广泛热议形成密切的联系，既有理论研究的火花，又有管理实践的共鸣，形成势不可挡的精明增长热潮。精明增长既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也是政府管理城市、应对城市恶性增长的新原则和新目标，同时还包含了政府管理城市增长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其从观念到实践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城市图景。21世纪以来，中国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学习和研究精明增长，试图依此缓解中国城市增长面临的困境，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及政府对城市增长的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精明增长；城市蔓延；增长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26-06

近些年，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普遍存在关于城市蔓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迫切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管理。此时，精明增长的相关研究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精明增长不仅为政府管理城市增长提供了明确的原则和目标，同时也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城市图景。精明增长首先由政府提出，随后便引发学界的广泛热议。政府关于精明增长的观点和实践，与学界对精明增长的研究形成密切的联系，融汇成势不可挡的精明增长热潮。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城市蔓延的困境，研究者们也将精明增长引入了中国，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及政府对城市增长的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研究缘起

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蔓延随着美国城市郊区化的日益加深而受到关注。对于城市蔓延的初始认识集中在蔓延所导致的城市空间范围的急速扩张[1]。此时对城市蔓延的界定没有明显的褒贬意见，只是用“蔓延”描述城市空间扩展的现象和过程。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加入，对城市蔓延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对它的批判声也越来越多。许多研究者认识到一些城市问题都与城市蔓延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城市社区的无个性复制、各种土地资源的流失转而成为工业用地、城市道路资源的极度缺乏，甚至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社会阶层的贫富隔离，都可以在城市蔓延的过程中寻找到问题的溯源。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原有城区与新城区之间交通愈发便利，加上政府有意鼓励拥有私家车和在低密度城区建设高档住宅，这些都是城市郊区化的鲜明体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城市蔓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不同领域研究者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认识和分析城市蔓延，他们的共同点是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城市蔓延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概括地讲，城市蔓延主要是指城市空间的低密度扩张，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农业用地、敞开空间向建设用地的转化问题，并伴生一系列经济的、社会的以及环境的问题。其中，经济问题主要是指低密度扩展造成了人均服务设施成本的增加、土地资源的浪费以及中心区的衰退等；社会问题主要指蔓延造成了种族、贫富在空间上的隔离，增加了社会暴力，助长了种族主义等；环境问题主要指蔓延造成农业用地、湿地的减少，以及蔓延式发展增加了机动车的使用，致使环境污染加重。此时，对于城市空间扩展的关注并没有明确提出“城市增长”这个概念，而是在一片“谩骂”声中被城市蔓延所取代。

对城市蔓延这种恶性城市增长状态进行管理首先由政府发起，并迅速落实到政府的管理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一些州的相关立法中正式引入了“增长管理”一词，如佛罗里达州在1985年、佛蒙特州在1988年和华盛顿州在1990年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增长管理法”。随后，学术界关于城市增长管理的研究日益丰富。Fonder认为增长管理作为政府政策指引，其政策指引方向没有完全的定论，而政府对城市蔓延的管理同样无法定论。因此，增长管理包含所有政府针对城市蔓延而出台的政策和法规，可能是政府有意引导城市增长，也可能是控制甚至阻碍城市增长[2]。Chinitz对增长管理的界定体现出增长管理的目标所在：实现城市发展与保护各种生态环境同步进行，城市空间拓展与各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达到供求平衡，以及实现不同社会阶层民众之间的共同进步[3]。Porter却将增长管理的研究锁定在社区发展的微观领域。他认为增长管理应该有利于解决社区发展中面临的土地利用矛盾，协调社区与外界之间的平衡关系[4]。增长管理是一种政府行为，不是为了使城市不增长或者慢增长，而是力求实现四个均衡：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均衡、各种各样的开发形式和基础设施同步提供之间的均衡、公共服务需求和财政能力供给之间的均衡以及进步和公平正义之间的均衡。所以这种政府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将城市增长维持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实现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且，作为政府行为的增长管理，管理的对象是各种城市要素、城市活动及其在城市增长过程中的速度、时序和总量等问题。而增长管理的工具，即各种政策法规，不同的政策可能发挥预测的功能，也可能起到引导的作用。

虽然此时政府和学界都对增长管理进行了一番探讨和研究，但在实践中却愈发觉得政府的增长管理和城市规划缺乏明确的目标，相关政策的出台没有依据一定的原则形成政策体系，也没有给合理的城市增长一个清晰的图景描绘。于是，对增长管理的研究开始朝着政府实践的诸多需求而深入下去，精明增长应运而生。

二、精明增长的提出

明确提出精明增长概念的是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格伦迪宁，他在1997年提出这个概念时的构想是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影响甚至指导城市的发展。他在任期间首开先河地发起了马里兰州的精明增长和邻里保护工程。这个工程有三个直接目标：一是保护剩余的自然资源；二是州政府资源应该分配到已经有建成基础设施或已经被规划的地方。这样做才能支持现有社区和邻里；三是减轻纳税人不必要的花费负担。不必要的花费指的是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花费。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支持低密度、占地广的开发项目，而不是在基础设施已经存在的地方的开发项目。

米切尔对精明增长的讨论超越了传统的对土地利用和交通的讨论。他对新数字电讯传媒基础设施和它带来的重新审视世界的机会和挑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且描述了空间和时间纽带的日渐松懈。米切尔的建议是，信息和商品的理性分布系统应“迫使城市规划者们重新思考土地利用、土地价值和服务网络建设的关系”，并且使规划者们从复杂、动态的人类行为角度思考这些问题。为了政府的管理更加有效，需要摈弃以往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设计制度，摈弃以往的惯例。

美国规划协会为各州制定了一套以精明增长为题目的模范规划法，并总结道“我们的工具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是过时的。……在有些社区和区域，自从70年代起，高速增长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忧虑。这些忧虑表现在服务成本增长对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不良影响，以及工作和住房之间的平衡问题”[5]。从美国全国住房建筑者协会的网站上我们找到这样的陈述：“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精明增长意味着通过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意见并运用市场敏感和有创新的土地利用概念，来满足由永远增长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带来的住房基本需求”[5]。对于国际城市及县管理协会来说，精明增长就是：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来重建社区并恢复中心城市和旧郊区的活力。新的精明增长更加以城镇为中心，更加以交通和行人为向导，并有住房、商业和零售等混合的土地利用（和现状相比）。它还保留了空地和很多其他环境宜人之物。

当然，对于精明增长也有反对和质疑。佛罗里达州可持续社区中心转述了其州政府社区事物部部长赛伯特对精明增长表示的担忧，认为精明增长只是看起来让人感觉到不采用此策略的人意味着“愚蠢增长”[5]。布鲁金斯协会的唐斯认为，精明增长只适用于住宅建筑和公共交通领域。他列举了不同团体组织间相同意见和不同意见的主要方面：大多数同意对空地的保护、中心再开发、更好的城市设计和区域合作。然而，他发现在城市增长边界、基础设施资金和减少对汽车的依赖上，人们有很大的不同意见[5]。

美国人提出精明增长并且结合美国实际，在遏制蔓延的背景下，提出制止继续开发新区域，强调对已建城区的再开发，尤其是已建城区的土地利用形式的重新划定。总的来说，精明增长将政府的着力点落在包括郊区在内的城市整体，首先阻止城区的空间“肆虐”，进而通过各种资源的合理调配重塑合理的市区和郊区结构。精明增长所蕴含的理念和精神，不仅是管理城市发展的理论工具，更为政府的管理实践提供了可贵的政策指引。例如：城市的交通应该以步行和公共交通为主，城市土地的使用应该考虑功能的组合，自然景观和农田等珍贵土地资源理应得到适当的保护，等等。这些都将成为政府引导城市发展的导向性政策。

三、精明增长的政府实践

1.精明增长的实践原则

美国“精明增长在线”公布了其对精明增长所蕴含的规划原则的总结：土地的开发和利用遵循混合利用的原则，实现多种土地功能的有机结合；城市建筑设计遵循紧凑原则；对住宅的开发遵循机会均等和公平的原则，避免因经济收益差距而造成的居住条件的过大差异；社区的建设遵循以步行为导向的原则，改变现有的交通导向；生活场所的设计和兴建遵循个性化原则，打破现有建筑风格的盲目复制；交通工具的选择遵循多样化原则，改变对小汽车的过度依赖；城市环境保护规划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防止经济用地对农田、景区等原生态土地的破坏；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同时进行，充分利用已建成的生产、生活区域；政府决策遵循可预测、公平的原则，对政策效果的评定要综合考量其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鼓励公众参与到城市发展的相关政策过程中来[6]。纳尔逊列出了一个精明增长基本原则的清单，并且建议所有发展和增长策略都应遵守：保护公共财物；使土地利用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使土地使用的正面影响最大化；使政府财政成本最小化；使社会平等最大化[5]。

精明增长首先肯定城市增长的必然性，但并不代表城市的增长是无止境的，有边界的增长才有可能成为合理增长，这就需要盘活城市中的存量土地并加以有效利用。精明增长又将城市发展目标从城市个体扩展到区域整体，将城市视为区域整体的组成元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文元素等都应成为城市发展的合作伙伴，追求区域整体的生态均衡。遵循这样的发展目标，城市的未来发展不再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此时的城市政府可以适当伸出“看不见的手”，借助合理的政策手段调控城市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原本一些效果不佳的政策应该适时调整和修正，例如：对小汽车作为主流交通工具的倾向性引导，对开发和购买远离市区的大空间高档住宅的引导等。

2.精明增长的改革目标

美国规划师协会认为精明增长重新规划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方式，而精明增长又可以为政府提供政策调整的导向，使政府规划更加有利于合理的城市增长。倡导农田保护的研究者则深入挖掘精明增长通过城市合理拓展对于保护农田所能发挥的作用。阿尔则主张精明增长的目标首先强调不再盲目扩充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供给，有效利用现有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止城市扩张的加剧。Downs和Costa认为，精明增长是规划者新的规划构思的综合表达。新的规划构思主要针对城市蔓延所引发多种城市问题。例如：包括农田、绿地和空地在内的多种土地形态向城市建筑用地转变，就业和生活空间的跳跃式布局等[7]。张娟和李江风提出精明增长作为政府城市发展策略，其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规划城市增长的合理边界、促进公共交通的主导地位，并且将城市中大量功能尽失或者无法有效发挥其功能的土地，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进行重新的开发和利用[8]。

总的来说，精明增长的终极目标可以概括为三个“协调发展”：第一，社会上各收入阶层民众的生存、生活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在形成合理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促进各社会阶层协调发展。第二，通过跨区域统筹规划，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和基础设施的有效利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第三，新城开发与旧城改造并举，将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重新整合，促进城市区域及区域的协调发展。

3.精明增长的改革实践

2000年， 包括美国规划师协会在内的60家公共团体组成“美国精明增长联盟”，成为精明增长实践研究的前沿阵地。该联盟的诸多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精明增长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助推。其中，尤其以《州政府规划法令的现代化——精明增长研究论文专集》最为突出。该论文集由美国规划师协会牵头并最终成稿，收录了美国各州进行精明增长改革的政府作为，有益于政府间改革经验的交流和借鉴，丰富了政府改革思路。美国规划师协会还针对城市蔓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调研，该调研报告也为政府的精明增长推行过程提供了真实的改革依据。尽管如此，依然有学者对精明增长抱有并不乐观的态度。Song和Gerrit-Jan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精明增长倡导者所大量宣扬的原则——土地混和使用对独户住宅价格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其实证研究的结论“土地混合使用并不精明”[9]令精明增长的倡导者不得不反思这种美好的构想。Millera和Lester也表示精明增长似乎也只是一面鲜艳的旗帜，缺乏如果推行其所谓的精明增长的可操作条款[10]。

在大量而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尽管理论研究的争论并未停止，也没能阻止美国政府对于精明增长改革实践的推行。美国有2/3的州选择了精明增长，改革实践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面展开。

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出版的“Smart Growth Policies：An Evaluation of Programs and Outcomes”（《精明增长政策评估》），对美国各州政府实施的精明增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评估。此次评估的目的在于检验达成精明增长的5个共同目标的政策有效性：促进紧凑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提供并促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提供可支付住房；创造积极的财政影响。利用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其它各州和地方提供的数据形成52个指标，多个研究团队对所选择的州之间及“精明增长州”和其他州之间的成效进行比较。评估显示各州的政策及其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虽然个别州在一个或更多的政策领域卓有成效，但是，没有一个州在所有的精明增长原则或者所有的绩效指标中都表现得很好。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是很明确的：实现精明增长是有可能的，但是各州必须充分关注其关键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哪一种方法是适合所有州的，而且那些成效好的州也是运用了管理控制、市场激励以及体制政策等多种方法才得以实现其目标。此研究成果为精明增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证据，在能源价格偏高、住房市场存在问题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压力的背景下，这可以为政府管理增长和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参考。因为随着许多精明增长目标的实现，如促进紧凑发展和提高公共交通可达性等，目前面临的挑战都可以得到解决。此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建议，包括如何通过高透明度增强精明增长计划的结构，明确功能之间的联系以促进政策设计以及促进计划的可持续性和对其的监控等。

四、精明增长在中国的研究

城市精明增长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共同发展， 似乎已被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改革所采纳。无论精明增长是否适用于中国，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移植到中国，对于一种新理念的了解和认识，对于新的改革路径的探索和学习，也总是能给在探索中行进的中国改革之路带来一缕希望。尊重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借鉴西方国家政府所推行的精明增长改革经验，势必有助于中国的城市发展少走弯路。

1.精明增长概念的引进

张雯在21世纪初较早引进“精明增长”概念，他认为“精明增长”强调的是紧凑和高效的城市发展模式[11]。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可以实现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可以使生活品质提升与城市发展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但要以对现有城市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充分、合理利用为前提。梁鹤年认为：“精明增长理论为政府创造出一个既能满足开发利益又能满足环保责任的局面”[12]。这种共赢的局面需要城市和乡村政府的通力合作，需要土地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尽可能低的建设成本（包括生态成本在内的全面的成本衡量），为城乡居民提供住房、公路、就业、医疗等设施和服务的资源共享。

《理性增长——形式与后果》一书的出版，将精明增长在中国的研究推向高峰。该著作围绕着城市增长的表现形式、城市增长所导致的多种负面效应以及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的原因（主要从政府行为角度探寻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发展可供选择的有效路径[5]。和王士君的研究把目光锁定在改革实践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题，例如：精明增长与现有政策法规之间存在的矛盾、各界学者对精明增长的质疑等问题[13]。马强和徐循初认为精明增长理念是一种城市发展观，他主张中国的城市发展改革应该从转变发展观念开始，精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范例[14]。刘志玲等的研究持有较为中立的态度，认可精明增长给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带来的新气象，但也强调中西方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多种差异的客观存在， 对精明增长的理念和西方国家精明增长改革实践都应进行认真考量基础上的借鉴。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制度上的差异，致使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在中国的推行举步维艰[15]。这种辩证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是任何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必要前提。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用几十年的时间经历着西方国家几百年所经历的历练。这对中国各级政府而言都是一番严峻的考验。如何选择中国的城市发展之路，如何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改革路径，西方国家对精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将精明增长与中国城市发展实际相结合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最直接的有益借鉴。重庆市已经开始了以精明增长为指导原则的改革探索，将其应用于重庆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刘洪彪和甘辉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6]。李王鸣和潘蓉提出将精明增长理念所倡导的城市发展观应用于浙江省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和规划，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率；并将浙江省城市发展实际与精明增长改革实践紧密联系[17]。 付海英等的研究可说是对精明增长理念应用于中国具体城市规划研究的典范。他们以山东省泰安市为研究对象， 将精明增长理念的若干原则贯穿于泰安市城市规划构建中，首先用城市发展偏好模型和耕地损耗模型，展示出泰安市城市空间合理拓展的发展方向，探讨了不同拓展方向可能形成的城市格局，并为其良性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规划策略[18]。与此相类似的研究还有杨小雄和黄小兰针对广西沿海城市提出的城市空间拓展战略，该研究紧密结合精明增长理念，沿着发现问题、寻找原因、探寻解决方法的思维线索，为广西省沿海城市发展规划出一条清晰的发展道路[19]。

可见，国内关于精明增长的研究已从概念的引入向实证研究过渡，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同时也显露出目前实证研究存在的局限和禁锢。

2.精明增长能否应用于中国

对任何理论和改革实践的借鉴都会引起“是否适用”的争论。精明增长从提出到实践始终没有脱离美国城市发展现状和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并与美国政治生活的诸多特点密不可分。企图将精明增长完全移植到中国的任何尝试都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徒劳行为。中国与美国的城市发展实际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美国的土地政策以私有制为前提，政府虽然掌握一定的调控能力，但始终无法改变其所有制形式，因此给政府的整体规划带来不少的难题；而中国的土地政策以全民所有制为前提，政府对包括土地在内的城市资源拥有强大的调控能力，因此中国政府要解决的土地问题不是如何实现土地的混合利用，而是控制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进行的不合理土地开发和利用。另外，美国所固有的阶层分化和种族择居偏好，也为其政府推行各种改革举措带来不少的麻烦。虽然中国城市发展现状中也体现出一定的择居偏好，不同收入阶层也形成了一定的聚居趋势，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位住房保障制度的惯性影响，还基本保留着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状态。类似的国情差异不胜枚举，因此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地回答精明增长能否适用于中国。

但不可否认的是，借鉴美国城市精明增长的经验，对于解决中国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难题，缓解城市急速扩张所引发的城市问题，为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方向，以及各级政府所要进行的观念转变和政策调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前提下，我们依然可以在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对精明增长的宝贵经验加以学习和运用。

由于城市蔓延已成为美国城市发展毋庸置疑的现实，因此，作为精明增长研究的前提，缺乏对城市蔓延现状的考量。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蔓延现象，但城市增长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下，还需要我们对现实情况做出考察和分析，进而，才能针对现状提出有价值和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现有研究中虽然提出精明增长，但并未提供一个评价和衡量城市增长状态是否“精明”的分析框架。正因如此，很多研究者对精明增长的操作性、可行性提出质疑。虽然有学者对精明增长的相关政策、法规和做法进行了实证的检验，但毕竟是在美国的情境下进行的。对于精明增长是否适用于中国同样不可妄加论断。在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选择实证研究的对象多数都划定在某一地域范围内（以某省为研究对象，或者以某一城市为研究对象），缺乏普适性结论和经验。在研究方法上，对数据进行基本的分析已成为广泛应用的基础研究方法。然而，缘于精明增长概念的模糊，尚未建立一个分析精明增长的理论模型（进而去发现数据之间的关系，探索社会现实），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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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小城镇；商住楼；建筑设计

Abstract: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faster is located a building types, cities and small town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 landscape, its function is to satisfy people's commercial shopping need, an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ople to the place to live. Located in small town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iving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improve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town and to create a healthy life environment three aspects are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Keywords: small towns; Commerce-residence building; Architectural design

中图分类号: J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小城镇住宅建设发展，是以城镇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同时又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这种相互联系的发展，可促进村镇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人类已经跨入了新的建筑施工论文世纪，旧世纪己经结束了它的建筑施工论文历史使命，新世纪的特征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积极改革，科学技术迅速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高度活跃，伴之而起的信息化和科技化对人类社会生产和居住生活也将引起极大的变化，并将刺激居住建筑与居住环境的建设向更大跨度和更高水平迈进。

1 小城镇住宅建设与城镇经济联动发展

近年来村镇住宅建设即将迎来开发高峰，如何体现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施工与管理论文道路，成为村镇建设中备受关注的问题，村镇住宅的发展需要用战略的眼光来审视。村镇住宅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在建造中心村，中心镇的时候要求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发展现代农业，发展村镇经济，改变农民宅后必有“三分自留地”的生活习惯。村镇住宅建设的发展在市场化战略中，就是结合村镇住宅建设的各种特点，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规范体系，引入村镇住宅建设中，规范村镇住宅的发展，在村镇建造规划区内，由房地产企业开发实施与开发，这样才统一规范市场行为。建立村镇住宅基地与商住楼之间的置换体系，农民可以将多余的住宅基地归还国家或集体，作还耕处理，而在购买房时候，可以得到政府的还耕补偿和奖励，这一方面可改变农民住宅分布格局，节约住宅用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建立规范统一的村镇住宅发展市场。

2 小城镇商住楼设计的原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好的提高，商住楼也越来越多，慢慢发展到乡镇住宅中，考虑到灌阳县文市商贸新城是以商业、住宅相结合。更好的提高灌阳县人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平、完善乡镇人民的生活环境，倡导乡镇新的生活方式。

在住宅建设中应考虑城市规划要求，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环境、经济、合理有效地使用土地资源和空间。住宅选址时应考虑噪声、水文地质灾害、工程地质灾害和有害物质等等的不利影响。住宅应具有与其居住规模相适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道路和公共绿地。住宅的设计应按套型，套内空间和设施，满足舒适、安全、生活起居和卫生等的基本要求。住宅结构的设计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必须具有足够的可靠性。住宅应具备突发紧急事件时人员从建筑物中安全撤出的功能，在住宅设计中应满足人体健康所需的日照、自然采光、通风和隔声需求，在选材中应避免造成环境的污染，设计住宅时必须有节能设计，且住宅及其室内设备应能有效的利用能源和水资源。住宅设计应符合无障碍设计原理。住宅应采取防止外窗玻璃、外墙装饰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坠落伤人的措施，等等。在这个设计中考虑多一点的是提高当地文化水平在住宅上怎么体现，将住宅设计和对当地文化水平相结合，融合为一体，将灌阳县文市商贸新城建成一个文化遗产丰富，商业发达的乡镇。

3 小城镇商住楼设计的发展

类已经跨入了新的建筑施工论文世纪，旧世纪己经结束了它的建筑施工论文历史使命，新世纪的特征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积极改革，科学技术迅速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高度活跃，伴之而起的信息化和科技化对人类社会生产和居住生活也将引起极大的变化，并将刺激居住建筑与居住环境的建设向更大跨度和更高水平迈进。评古论今，人类的住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望未来，住宅的发展有着欣欣向荣的明天。人类的住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从人类诞生初期的巢居、穴居，到原始社会后期的氏族、部落，从奴隶社会的出现到封建社会的大量涌现和飞速发展，伴随着不断的产生、发展、兴盛、桎梏，人类住宅的质量、规模、材质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不说明人类住宅的发展、进步。

21世纪小城镇商住楼设计应考虑特性：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居住功能的适用性；室内空间的可改性；家居科技的智能性；环境景观的均好性；建筑风格的地方性。商品住宅面对社会上的不同经济收入、不同生活模式、不同结构类型、不同职业、以及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提供相应的住宅套型，如设计不同面积、不同装修标准、不同设施的套型以及不同平面布置和空间布局的套型。同时，从尊重人性出发，对某些家庭的老龄人和残疾人家庭还需提供特殊的套型设计，在设计时考虑无障碍设施，如入口设坡道加扶手、门的宽度适当加大、室内地面无高差等，还应注意地面，特别是厨房、卫生间地面要防滑，不宜设吊柜，家电开关与门窗把手适当降低，厨卫的操作台与盥洗台下部应有空位，以方便老人坐着轮椅操作，厕所靠近老人卧室以方便使用、设置紧急呼唤铃以能紧急报警等。两代居和多代居又是一种住宅设计，这是由于我国居民老龄化、传统化以及两代人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不同因素而形成的，在设计中要考虑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4 商住楼建筑设计效果分析

商住楼有两层含义，一是商品住宅楼房；二是不仅有住宅单元，并且同时具有可供租赁或出售的商贸用途的房间。其在设计效果上与别的建筑门类有所不同。

4.1 色彩感的营造

前部的白墙与其余部分的色彩对比起来的面部效果，使建筑沿街面具有鲜明感。该住宅中部窗洞应用对称的手法，用深色外框调节使其建筑平衡，同时增加了形状的趣味和尺度对比的生动感。建筑左上方的蓝色和前面的相呼应，起到了调节平衡的作用。运用色彩造型的方式可以使建筑具有不同的方向感，用以表达特定的性格，趋向和动态。矩形条形色块横向设置表达水平方向的舒展与宁静，竖向设置表达垂直，挺拔之感。垂直和水平是静止和平衡的象征，如果使矩形倾斜，平衡将到破坏，运动的趋势随之产生，色块方向的变化可以表达动感的活力。在建筑中采用简单的线条，百合窗色块可以构成具有指向感的造型。在建筑上，道路上采用具有方向感的色彩造型为行人指示路径。上下一致的横线造型的主体感使建筑界面具有浅浮雕的效果。

4.2 色彩在商住楼空间上的应用

色彩的远近感差异可以使同一平面上的不同色彩在人们的感觉中形成前后的距离，在设计中可以根据这一原理，利用适当的色彩组成调节建筑造型的空间效果，创造空间层次，增加造型的趣味性和丰富感。在人类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色彩”出现在宗教、政治、文化、商业等领域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色彩就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建筑色彩连接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创新和品味至关重要。以老北京来说，灰墙、灰瓦和绿树构成了北京这所城市色彩的基调，透出古都浑厚、朴实、宁静的文化底蕴，也衬托出紫禁城金碧辉煌的气派。 而深圳的高楼和道路构成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感觉，很有视觉冲击力。建筑色彩和建筑形式一样，都是有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装饰风格，文化装饰风格的产物，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就没有依托；如果没有建筑色彩，建筑形式就没有增饰。它们都是遵循建筑美学的原则而构成的建筑美学的基础。这当然也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建筑本身是离不开色彩的，色彩是表达建筑心情最直接的方式。它既有建筑物轮廓的变化，同时也包括外表面色彩的丰富性，一个建筑物外表面色彩的设计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它是否能与传统的建筑物之间的色彩协调起来、统一起来。用色彩区分前后层次，以强调立面的空间感。利用色彩远近感可以强化建筑空间的层次。

5 结果与分析

随着全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国际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怎么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解决好现的住房需求，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挑战。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地球被破坏，被污染，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居住环境以及可持续性发展。住宅是人类生活、工作、学习的重要场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住宅建筑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社会日益关注环境保护的大潮中，“商住楼”不仅意味着房子，也包括住房的内外环境。住宅设计的发展将把“人的需要”又推回到一个最原始的起点上。人的生活需要：空气、阳光、水、动植物等等，在环保方面，着力于保障空气洁净度、污水回收资源化、垃圾无害销纳、建筑节能、环境绿化等。在设计中实现的不仅是每个家庭有一套住房的目标，更使之置于一个健康的、宜于生存的绿色生态居住空间中。在商住楼建筑设计理论与实践中，多层与低层高密度住宅设计模式提供了一个解决人多地少矛盾的方向。应该说它是比较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价值观的建筑模式，可惜对于高容积率的追求使开发商们忽略了在这方面的探索①。

6 结 语

文章以桂林灌阳文市小城镇为例。以建筑学的视角，结合景观美学，游憩体验，文化传统，采取多种手段完善灌阳文市商住楼多样性，景观多样性，丰富小城镇居民的游憩体验，成为将住宅建筑运用到休闲规划的一次尝试。在原有文化保留方面，在规划时具体情况分别予以保护，功能改造和景观营造。土地利用方式将对民用建筑的格局影响深远，本着维护当地文化基质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化的完整性。将文市商贸城营造了一个绿荫遮地，品质优良，自然静谥，空间氛围。一切喧嚣，烦恼和疲惫都在这里平静下来，让居民在这安居乐业，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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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 长江大考 智慧大考 欧元大考 奥运大考 “海葵”大考 大考时刻 河北 林业大考 立法提速，面临大考 李宁大考 中国改革大考 银行腰包经受大考 王建清“大考” 通胀大考 地方债务面临大考 土地财政转型大考 WTO“大考”的启示 地产企业资金大考 “国标大考”考什么 朝鲜面临经济大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河北“大考” 河北“大考”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张倩 相惠莲")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在这一轮的产业格局变动中，环京津的廊坊、保定、唐山、沧州、秦皇岛被划入京津冀功能核心区，会优先承接北京转移的产业。

7月10日和13日，京津两地分别召开市委全会，先后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京津冀规划纲要》）的实施方案。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在两地的市委全会中均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地方的功能定位放到区域整体功能中去谋划。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中长期相对弱势，且“一体化”诉求最强的河北仍未公开发声。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河北省发改委和廊坊、保定等地均已成立专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办公室，工作内容对外密而不宣。

7月10日，保定市协同发展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保定方面多名领导正在北京调研，并会与西城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商讨产业转移事宜。

这是自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三地行动最为“同步”的一次，一改过去数年间，河北穷追不舍，京津不予理会的局面。

在4月30日《京津冀规划纲要》审议通过之后，多名学者就乐观地表示，这预示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由“顶层设计”阶段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对此，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持谨慎态度，他认为，虽然河北多地有很好的硬件条件，但在承接北京转移的产业方面，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软件设施”目前仍未做好准备。 河北的痛点

在这一轮的产业格局变动中，环京津的廊坊、保定、唐山、沧州、秦皇岛被划入京津冀功能核心区，会优先承接北京转移的产业。

但河北多年来的发展模式，使其公共服务与北京存在较大差距，高端人才储备也存在缺口。

“目前的环境还不太适合承接北京的企业尤其是央企。”王金营表示，河北省的管理水平、服务意识急需提高，包括人员培训、干部队伍的建设。此外，理念也需要转变，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公众均处于观念陈旧、安于现状的状态。

造成这一局面，不乏政治体制及政治约束的因素。以长期以“北京南大门”自居的保定为例。纵观保定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轨迹，“稳定压倒一切”是其各级政府一贯的重心。

“每次北京举办大型活动，保定均将安保工作作为工作重点，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王金营指出。

不止保定，从水资源、环境、人力资源等多方面优先保障首都需求，早已成为京畿腹地多个城市的“宿命”。

拿张家口和承德来说，两地长期被边缘化、始终未大规模发展第二产业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而秦皇岛作为沿海城市，GDP在河北省内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衡水，不足唐山的五分之一。究其原因，秦皇岛每年有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处于“保暑期”，地方政府的精力、财力同样大量用于安保。

唐山虽然GDP排名全省第一，但钢铁是其主要产业，产量占河北省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全国产能的六分之一。钢铁产业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才的“封闭”。唐山有多所钢铁职业技术学校，使当地的初高中毕业生过早选定了职业发展路径。“经济这么发达的地方，人口流动很少，没有人去想发展创新。”王金营说。

外在因素的制约、内在开放度不够，二者合力，导致了河北的庸常。

在过去几年，保定曾计划发展养老产业，以吸引北京的老人前来养老，最终失败，这和保定与北京相差巨大的公共服务水平不无关系。

过低的工资是限制河北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河北的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排名倒数。在保定，普通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多维持在每月2500元左右，保定最好的医院――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其医生的工资也仅为每月4000元。

区域活力不够、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在影响北京待转移企业判断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才流失。保定核心城区有30万在校大学生，河北省最好的两所高校――河北大学与华北电力大学均在保定，但这两所高校每年有超过70%的毕业生选择去外地发展。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曾在保定两家企业调研，他发现这两家企业人才的流失率高达70%，离职者多数选择赴京。

河北的人口存量大，但整体素质偏低，这是产业转移与发展的掣肘因素。 借“东风”之力

这次协同发展带给河北的机遇是借助北京的辐射，发展公共服务，吸引全国范围内的企业落地。“北京待转移的产业对河北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我们需要从全局来规划自身的发展。”王金营说。

北京市GDP的80%来自服务业，工业贡献仅为2000亿元左右。即使北京的工业全部转移至河北，也仅为河北GDP的10%，况且还有天津与河北竞争。

目前《京津冀规划纲要》仍未对外公布，但据接近保定市政府的人士透露，保定市的发展思路中，服务首都仍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则是服务业居首，科技创新产业次之。

今年5月，国务院批复了保定区域调整规划。保定的满城、清苑、徐水撤县建区，原市辖区范围由3个变成5个。受此影响，保定市区面积由原来的312平方公里增加到2531平方公里，已经超过省会石家庄城区2200平方公里的面积。同时，保定城区人口，从过去的119.4万，变成280.6万。

此次区域调整打破了长期制约保定发展的县域经济模式。

保定辖区内有23个县市，但主城区面积小，辐射能力有限，导致城镇化率低。区域规划调整后，城区面积增加，能辐射周边更多区县。通过扩容也可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使产业对接时有足够的用地空间。

与保定类似的还有沧州，沧州同样有广阔的腹地，承载产业的空间较大且生态环境承载力好。

纵观河北各地，廊坊的空间较狭小，承接北京的制造业不现实，但因为和北京天然的地缘关系，其近几年一直在谋求和北京实现同城化发展。廊坊的服务业50%以上得益于北京。在河北方面看来，廊坊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承接产业，而是能否与北京实现无缝对接，道路连通、公共设施连通才是最重要的。这种连通已经带动了燕郊及北三县人口的聚集、房价的提升。

与上述城市不同，作为河北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唐山在这次京津冀区域规划调整中，目前受到的却是负面的冲击，也是阵痛最严重的城市。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时，多名学者指出，治霾是此次规划的出发点之一。过去一年中，唐山的产能在逐步被压缩，加之钢铁国际市场低迷，每吨钢铁价格仅为1900元，已经沦为“白菜价”，唐山转型迫在眉睫。

唐山作为沿海城市，拥有河北曾经的一号工程――曹妃甸，河北曾投资数亿元打造曹妃甸的港口项目及配套措施。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和天津港的竞争，曹妃甸并未发挥预期效用。

协同发展也许是重启曹妃甸的机会。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曾长期研究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他建议，河北省要将沿海地区和环京津二市区域的现代化建设作为省内未来发展的重点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经济增长和人均经济增长总量水平有关指标在沿海各地区是最低的。2007年，河北省人均GDP只相当于广东省的60%，山东省的71%，江苏省的72%，浙江省的54%，福建省的76%，辽宁省的75%。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河北省的经济发展重心就置于保定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地带。“河北省的发展重心不置于沿海，是导致河北省经济增长较其他沿海省市发展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陆大道说。

京津冀地区拥有北方最密集的港口群，其中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主要的航运中心，有上百年的历史，其腹地范围包括华北和部分西北地区，开放程度较高。但过去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这个港口群彼此之间没有配合，没有形成对外贸易的合力。天津方面甚至拒绝北京的货物运至天津港，北京不得不绕道唐山。

面对新形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表示，滨海新区、曹妃甸、沧州的渤海新区以及秦皇岛的北戴河新区可能迎来新机会，并预测这些地方会是亮点地区。 大城市群愿景

对于支撑区域发展的产业，王金营认为应首推制造业。在他看来，河北是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制造业一直是其发展基础。保定的10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为制造业，尤其是长城汽车，近几年发展迅猛。

此外，2015年4月3日，北京现代汽车在沧州举行了第四工厂开建仪式。而在紧邻沧州的滨海新区，高端制造业一直是其支撑产业，如空客320的制造。

“河北应利用京津的研发优势，向高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方向发展。河北过去主要在发展重化工业。现在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实现转型。”王金营表示。

除去保定、沧州，环京津的另外两个地级市――张家口和承德，在这次规划中，地位稍显尴尬。两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仅被赋予了生态涵养和水源保护的功能，它们收获的只有来自北京的生态补偿。

在赵弘看来，北京现在给予两地的补偿偏低，如何能达到平衡，还缺乏相应测算。

7月6日至10日，作为河北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王金营跟随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张家口、承德两地进行了调研。在这次调研中，王金营指出，不能因为生态涵养和水源保护的定位就限制这两地的发展。他提出了“生态基金”的概念，“我认为应该将两地的生态保护变成一个产业、一项服务，京津冀三地既然享受了这种服务就应该付费。政府应该购买这种服务，投入资金，设立生态基金，而不是进行简单补偿。”

对于这一设想能否被施行，王金营持乐观态度，如果京津冀成立协同发展银行计划成真，这个项目起步应该不难。

在这次规划中，河北中部南部的邢台衡水、保定西部、张家口、承德西部，均不在京津冀核心功能区中。

一些专家认为，京津冀区域需要发展的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世界级城市体系。

陆大道提出，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的战略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大城市群与产业集聚带将逐步成形。

为此，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在内的多名专家建议：建立部级新区以拉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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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全国多地又陷洪涝。 2013年8月17日，广东省一则“暴雨逼停京广线”的消息，将人们的视线引至涝灾重地——广东；而此时，地图北面的辽宁省同样受困于导致63人死亡的洪涝。此外，广东、广西、湖南近千万人受灾，截至8月22日9时，有70人死亡，28人失踪。强降雨还造成青海省24人死亡。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三地约100多万人受灾。 今年3月、6月，国务院、住建部曾分别下发文件，强令“发生超过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时，城市运转基本正常，不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然而，8月短短几日，全国范围内洪涝灾害已致15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百亿元。 灾难的“引子”早已埋下，却被选择性忽视。尽管诸多城市按国务院、住建部的相关要求，陆续完成防洪规划编制，以及制定治涝方案，有的甚至已花费重金治理。 然而，城镇内涝的根源，在于历史排涝标准低、治理手段单一，工程设计缺乏对洪涝灾害风险的考虑等长期积累的弊端。 防涝体系完善和升级非一朝一夕可完成，各地须因地制宜，让治理工程“多点开花”；另一方面，以政府为主的巨灾损失补偿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救灾资金，但各级财政救灾支出与巨灾损失之间依然有巨大缺口，补偿仍需其他模式进入。这就是中国每年汛期不得不应对的旷日持久之战。 ——编者

8月16日凌晨，家住沈阳市铁西区的徐良被雷声惊醒，“终于要下雨了。”这是徐良的第一反应，在酷热多日后，整个沈阳城都盼望着一场雨水。窗外闪电频密刷过眼帘，惊雷、风啸引来车辆报警音不断。

没有人想到灾难将临。16日凌晨，微博上的沈城人发起了“随手拍闪电”的娱乐。雨，越来越急促。12时35分，沈阳市气象预警中心将暴雨橙色预警改为暴雨红色预警，此时市区降水量达到60毫米-80毫米。

约14时，沈阳市政府门前已一片，城区部分地带的积水没过了小轿车前盖，有的倒灌入地下通道；多条道路被封，上百辆浸了水的车辆熄火，被弃在路中央；尚能通行的道路排起了大长龙，急救车不得不逆行。

最终，这场持续三日的暴雨，导致沈阳、抚顺、铁岭等地180万人受灾，截至8月21日11时，63人遇难，失踪101人，倒塌房屋1万余间，超过3万多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85.6亿元。 沈城“沦陷”

8月16日，沈阳了暴雨红色预警。这并不是沈阳今年汛期第一次暴雨预警。7月15日，沈阳市城市防汛指挥部启动城市防汛一级红色预警；8月8日，启动城市防汛三级黄色预警。这两次，沈阳城区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内涝。

7月15日，辽宁省水文局监测到2013年7月上旬辽宁的平均降雨量比以往平均值多95.7%。辽宁省水利厅提示，辽宁主汛期（7月20日至8月20日）极有可能发生集中强降雨，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

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要求“加强城市排水管网和泵站设施管护，及时疏通排水沟渠，加强应急排涝，确保城市正常秩序”。

然而，这一切未能避免大水淹城。

沈阳网友纷纷将“不可避免”的内涝指向防洪系统。“沈阳今天上午只下了一个小时的暴雨，城市就涝成这样，到处堵车积水，市政的排水系统简直不堪一击。”一位网友的微博得到了众多市民的认同。

而根据2013年3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的一份192页的《城市防洪工作现状、问题及其对策》报告（下称《防洪报告》），沈阳市还是一座防洪达标城市。

该城市于198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水利部管理的25座全国重点防洪城市之一，2007年沈阳市的防洪标准为300年一遇。

这座城市的排水管渠总长3612.63公里，大部分在中心城区，占3105.91公里。以目前的排水系统能够承受大雨（24小时降水量25毫米-49.9毫米）。8月16日沈阳暴雨雨量平均值达59毫米，这超出了排水系统的设计能力。

2013年1月，九三学社沈阳市委员会的一份提案指出，沈阳市城市排水系统滞后是造成内涝的根本原因。

沈阳城70%的积水靠地下排水管线输送，而这些地下排水管网大多建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其中老城区的管网70%至80%都是老管道，口径很小，泵站设备陈旧。也就是说，老旧的排水管线构造根本达不到现有城市规模的排水要求。

不独沈阳如此，《防洪报告》显示，中国城市排水系统建设设计标准本来就不高，而大部分城市的老城区又低于标准下限。即使以历史形成的较低标准衡量，目前全国城市的53%、340座城市都没有达到防洪标准。

而34座特大城市中，仅有7座达到防洪标准，包括已经被淹的沈阳。 比下限还低

到2011年，全国有3.5万公里的城市堤防在汛期护卫城市，城市排水及污水管道总长度为57.4万公里。这些管道在城区主干道基本可防一年一遇的雨情，一些旧城区还不到一年。而欧美、日本等国城市排水设施通常为五年或十年。

1949年后，受当时经济条件的影响，全国城市普遍建设小排水管道，最早甚至还按0.5年一遇的雨量标准设计，允许适当积水。

按照中国现行城镇排水设施建设标准要求，城市一般地区排水设施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0.5年-3年，即可抵御0.5年-3年一遇的暴雨；重要地区是3年-5年。尽管标准很低，但大量旧城区管道仍达不到国标。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城市普遍采取标准规范的下限。

根据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的调查，至今70%以上的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设计暴雨重现期小于一年，90%老城区的重点区域甚至比规范规定的下限还要低。

与此同时，强降雨在一些城市的发生频率增加，与排水管线、沟渠和泵站建设滞后叠加，许多城市每逢汛期便现“海景”。

武汉堪称典型，其中心城区相当一部分区域管线系统排水标准仅为0.33年-0.5年一遇。根据排水规划，全市应有22个排水体系，规划面积1374.76平方公里。实际上，武汉外排泵站按规划形成率仅为56%，管网系统完善率仅为55%，有些已建成的泵站的抽排能力只有需求能力的20%左右。

旧管线改造在北京也是牵一发动全身。北京排水管道长度为1.1万公里，城区尚存明清时期的旧沟174公里，均结构老化。老城区胡同里的管网铺不进去，管网上盖起新的建筑群又无法拆迁，只能“老旧管网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北京雨水管网的面积率仅为50%，属较低水平。

管网铺设、更新的速度未能跟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一些新兴城市甚至不设防。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周玉文曾指出，因城市建设而增加管道，由于未做整体长远规划，以致出现上游用大管，下游用小管的怪事。在沈阳，早期的小排水管道不够用，采取的办法就是接两根小管道。

7月10日，住建部城建司司长张悦在中国生态修复网内部沙龙上表示，各地要系统性地研究气候变化、暴雨公式，尤其在地下管网与雨水调蓄设施、泵站等衔接上，做好规划编制，从防洪体系上做好衔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资金难筹

中央政府显然意识到城市内涝的普遍性以及急迫性。2013年3月，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2014年底前，摸清现状基础，编制完成规划，五年时间完成排水管网改造，十年时间建成完善的排水防涝工程体系。通知还明确建设防洪体系，将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

程晓陶的调研显示，全国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约有四分之一尚未完成编制规划。

编制规划，需要建立专业模型，人才与技术对各地而言都是考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军承认，即便是技术实力最强的北京，在模型建立、工程技术上也力有不逮。

至于排水管网等工程改造，最大考验是资金。依照1989年国务院的《关于加强城市防洪工作意见的通知》，城市防洪工程建设、维修和管理所需经费，主要应由地方自筹解决，中央适当补助。

1998年以前，中央每年固定用于全国重点防洪城市防洪工程建设的资金为3000万元，这一数字在1998年洪灾后，上升为16亿元。但1998年的《防洪法》改变了规则，其规定城市防洪投资，由城市人民政府承担。中央不再对城市防洪进行专门投入。

资金投入不足和地方政府重视不足，成为城市内涝的积弊。

防涝工程改造涉及资金庞大。《财经》记者了解到，北京仅立交桥改造一项，84座桥改造就需投入84亿元，全部来自市财政投入。多数城市难以效仿。

国务院与住建部提出：各地可提高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土地出让收益、城市防洪经费等用于城市防涝改造、建设和维护资金的比例，以及“多渠道筹措资金”。

即便财力雄厚的北京市，也寄望于地产商能在新建建筑时就考虑到相关设施。北京市规划委基础二处副处长徐咏梅说，2003年北京市规划委、市建委、市水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雨水利用的通知》，提出新建项目应配备蓄水池等。该通知只是规范建议。

2006年、2008年，北京市又增加了一些强制性要求。新建工程必须按照1万平方米硬化面积配建不小于500立方米的调蓄池，绿地中至少要有50%为可滞水的下凹式绿地，路面应高于绿地5厘米-10厘米；公共停车场、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和外部庭院，透水铺装率不得小于70%等。

但规划通过后，开发商和使用方都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一位跟踪调研此类工程的专家表示，“小区规划报批时这些设施都存在，等到建设时就变样了，蓄水池最后往往调整成了地下车库。”

徐咏梅认为，从初期的规划条件、方案审查，到后期的许可证和规划验收，都应当强制实施。据其透露，为保证“强制性”，北京市将规范文件升级为强制新标准，已经通过评审，预计很快出台。

除了行政和立法手段以外，其他国家在推行类似政策时，还通过补贴促进实施。比如，日本对于修建调蓄池的费用补贴一半；美国芝加哥对“屋顶绿化”比例高于一半的建筑开发商，提供“密度奖金”，对安装绿色屋顶的商用、民用建筑，按每户5000美元额度提供政府补贴。

北京也开始尝试对建设雨洪利用设施的单位减免防洪费，以及按收集雨水容量给予奖励补贴，但额度较低，对于开发商缺乏吸引力。 局部改造缺失

在全面的排水管网仍待规划、资金未卜时，一些城市把防涝体系改造的重点放在积水点处理上，以减少极端恶性事故发生。

2013年，为在主汛期前改造完成166处积水点，沈阳市投入1400余万元。这笔花费主要用于改造青年大街、文艺路、宁山路以及部分下凹式立交桥等“老”积水点。

8月31日沈阳将举行第十二届全运会，彼时仍处于汛期。沈阳市城建局、市防汛指挥部特别要求对“易积水点位设专人和设备重点值守”，当水深达25厘米时，就实行道路封闭的交通管制。

沈阳市为全运会准备的预案，甚至提出只要降雨量达到中雨水平，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出动，分赴48个泵站和中心城区内所有20个公铁桥及全运场馆、易积水地段。

然而，就在距离全运会15天之际，所谓重点区域再次“沦陷”。青年大街的地下通道被雨水灌满，直达天花板，主要改造点，比如文艺路省医院门前、万柳塘公园南门，都被暴雨验证并无明显改善。

8月16日下午，徐良步行回家途中看到，滑翔五金城附近的腾飞二街与二环立交桥下积水已与桥面持平，桥口附近正好有一处限高杆，标明高度为4.5米。

在全国城市内涝的惨痛史上，沈阳还不如北京显眼。

下凹式立交桥，是北京闻名的风景，也是积水内涝的顽疾。2012年“7·21”暴雨事故中，北京东城区广渠门桥下积水深至4米，34岁的丁志健开车被困水中，不幸罹难。

一年之后，悲剧发生地完成了一个排蓄水改造工程，广渠门桥区的排水标准从两年一遇提高至十年一遇。这是北京用三年时间完成84座下凹式立交桥改造项目之一。

2013年，北京启动了20座下凹式立交桥改造，原计划在汛期前全部投入使用。但是，项目建设单位北京排水集团总经理陈明告诉《财经》记者，全部竣工尚需时日，“工程实施的难度超出了预计”。

陈明举例说，北京西三环的莲花桥有“逢雨必涝”的大名。2004年暴雨导致此处严重内涝后，该桥更换了排水泵站，从原2立方米/秒提升至4立方米/秒，但升级却无效果。因为泵站必须与排水管道配套，后者没有改造，前者徒劳升级。此外，新建泵站的下方需修建一座1万立方米容量的调蓄池，这对寸土寸金的北京三环城区来说，仅选址就是难题。

问题又从局部回到了整体。由于改造工程前期论证不足，缺乏系统规划，应急变成了被动。

因此，2013年6月，住建部要求每个城市在规划中描述近十年内涝积水历史情况，包括积水深度、范围，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之后，据此根据各城市特点实施工程改造升级。 大灾后大治

“大灾之后有大治”是转型期的中国特点。然而，“防涝体系整体升级通常要经过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程晓陶说，现在应急式完成任务，会出现“一届政府一规划”的现象。 由于台风尤特带来的超大暴雨，2013 年 8 月 21 日下午，广东汕头潮南区陈店镇洋老村，积水超过一米，村民们无法顺利外出。

《防洪报告》统计，2010年全国258座内涝城市，直接经济损失3745亿元中，近三分之二是水毁基础设施等造成。而2012年导致79人遇难的北京“7·21”暴雨事件，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元，这无疑刺激了政府治理城市防涝的决心。

富裕的广州市希望“一劳永逸解决内涝”，计划建设90公里长的“一主七副”八条深层隧道疏导蓄滞积水，投资250亿元。参与规划论证的周玉文认为，工程优点是“解决问题彻底”，缺点是造价大，施工要求高，工程安全性以及生态影响方面还须长期观测，各地推广并不适宜。

素有“百湖之城”的武汉市，今年将投资34.13亿元进行防涝体系升级，包括对汉口中山公园和鲩子湖开挖“地下蓄水池”。武汉内涝主因是城内湖泊破坏性开发严重，大量湖泊水面消失导致城区雨洪调蓄功能锐减。专家认为，对像武汉这样湖泊水系发达的城市，应通过整治河道等方面促进排水能力，只有水系与河道没有太大提升空间，才考虑蓄水工程这种备用方案。

东京是多雨城市，年平均降水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却未受困于洪涝灾害，正是得益于长达百年的修建改造。

早在1900年，日本就颁布了第一部“下水道法”。69年后，再颁《东京都下水道条例》，明确规定接入公共下水道的排水管道的直径和坡度。

东京都的排水管道总长度1.6万公里，这相当于东京与悉尼的往返距离。与中国的城市类似，东京战前铺设的下水管道逐渐老朽，但当地水管局并未一味替换，而是进行有计划的维护修缮，比如，在被腐蚀的下水道内侧附一层特殊的新材质，令老旧的下水道焕然一新，且施工时不需要挖开路面。东京水管部门还组织民众参观管网，介绍防雨知识等。

可见，除了法律、经济相结合的措施，要想让城市防涝体系理性升级，需辅之以技术、教育等配套协调。

中国每个城市内涝的成因存在差异，解决内涝各城市应有不同模式。

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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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城镇化是自由的各要素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原因。

城镇化，正成为中国当下地方政府最热衷的发展模式。但全国各地大小不同的城市能否适用于“摊大饼”的土地扩张模式，农民是否在城镇化过程中分享更多收益，农民是否被动地等待被城镇化等问题，在现实中有待厘清。

目前，山东等地先后爆出强制征地事件。一些地方推进城镇化又陷入新一力拆迁和“圈地运动”中。

据《财经》了解，即将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推出的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打破过去城镇化的路径依赖，不再是把农民从他们传统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宅基地中，强制性地搬迁出来，然后简单地集中“合村并居”，也不是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下以“占补平衡”为操作依据的置换，而是重在体制变革、结构调整，以及谋求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调控、监督和引导等方面的作用，更要加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城镇化进程的牵引力，防止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唱“独角戏”的现象。“人口的流动趋势，企业、项目往哪里聚？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握，也不能依赖规划来主导。”

“如果完全看的清楚，没问题，做规划、下指标、干就行了，不会错。如果这里面有看不清的问题，应该靠体制机制把决策错误降低到最低。中国走新型城镇化，就是资源更友好一点，环境更友好一点，浪费少一点，折腾少一点，不要今天做了明天又折腾回来了。”周其仁说。

人口往哪流？城市往哪摆？公司往哪里聚？是有规律可循的。周其仁认为，政府要注意向市场学习，发挥企业的作用。而企业在城镇化这一公共事务上，也要成为积极参与者。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概念来说，这种方式即公私合作。

同时，周其仁认为，城镇化不是搞个城市把人圈到里头。国王都没有那么大能耐。先要想清楚人们在城市要什么，为什么年轻人都喜欢往大城市跑。“不能说我手中反正有权，做几个项目硬邦邦放下去，过几年我就升了，我的政绩出来了，这个倾向要关注。”周其仁说。

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他似乎认为他能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但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原则。”

在城镇化进程中，这一忠告依然有用。 反思城镇化发展模式

《财经》：你对目前推进的新一轮城镇化前景有何看法？

周其仁：工业化后起阶段，中国推进工业化比较急躁。认为政府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认为自己把事情都看明白了，搞规模化工厂比市场来得快。从工业化发展的教训看，城镇化进程很可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政府强有力，也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并有上下一体的官员体系和专家服务系统。自以为对西方发达国家前面走过的弯路已经看明白了，不会再走弯路。

但是，政府主导很可能还是有很多信息成本。世界瞬息变化，中国人均GDP达5000美元的情势与美国人均GDP在5000美元的情形大不一样，那时还没有手机呢，因此，并不能简单重复，会冒出新情况。

《财经》：如果不吸取工业化进程的教训，继续沿袭工业化进程的思维，搞“粗放式城镇化”，会导致什么结果？

周其仁：国家工业化阶段看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有什么就布局什么。上海搞纺织厂，从一棉到二棉一字排开，搞了很多厂子，一个时期来看很对，但时间一长发现错了。其他地方搞纺织比上海更有优势。过去国家搞了很多定点的工业企业，最后变成了包袱，不了了之。因此要注意市场机制，企业家追求利润，前提是满足消费者需求，消费者不买账，利润从何而来？一定要利用市场信号，人往哪儿流，是有市场信号的，根据信号来决定比较稳妥。

行政系统是比较硬的，副处长上头是处长，处长上面是局长，一个城市也分很多级。人口往哪流？城市往哪摆？公司哪里聚？项目聚哪里？好大一门学问。现在可以自由迁徙了，年轻人可以自己出去打工，学生可以自由找工作，这里头到底有什么规律可循？我觉得首先需要学习，不能说我手中反正有权，做几个项目硬邦邦下去，过几年我升了，政绩出来了，这个倾向要关注。要有敬畏之心。

《财经》：城市化是产业布局的结果，是工业化的自然产物？

周其仁：是的，城市化就是工业化的产物。搞个总装厂，就需要零部件供应，零部件不能离总装厂太远，否则，运输成本太高。为了应对市场，总装厂与零部件靠得很近。高度利用能源的产业靠近能源基地，大量煤炭运输接近港口。随着输变电系统的建立，很多码头城市后来趋于衰败，内陆城市则随之兴起。因为人们聚首的条件发生变化，运输条件变化了。因此，人凑到一起是有道理的，一些大都市崛起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广告业更适合放在大城市，不会向县城和乡村聚集。

《财经》：目前城镇化千头万绪，路径也各不相同。你能给出一个可操作的路径吗？

周其仁：中国一个话题越热就越空，所有人都热衷讲这事儿的时候，要听到有价值的东西不容易了。只有让它自生自灭，讲到没有什么好讲的时候就不讲了。你问城镇化的模式，找个农民来，他也有看法。人类不是完全依赖想法的，还要有行动。想法和行动在互动中推进。

《财经》：如何理解城市“化”？更多人是留在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哪种城市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周其仁：没错，是哪里的城市化？县城人说，全国人民都跑我这里来吧。这可能吗？这么多人往哪里跑？落谁那儿？有学者研究了城市在100年到200年间的变迁后发现，城市一旦出了名，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失。城市比公司顽强。公司要死掉很快的。城市演化则很慢，所以它能粘住你。比如义乌，这种小商品市场，不就是盖些大棚子嘛，中国每个县市都有大棚，但只要义乌一搭，生意就扎堆，买卖信用就跟着去了。其他地方搭多少棚子没有用啊，没有人来。再比如深圳，汇聚科技精英、创业氛围很浓厚，到别的地方就味道不对了。它也有很大的粘性。这里面的市场机制很重要，企业家精神很重要，冒险与敢闯的气质很重要。

现在城镇化率低有一个原因，大的镇子有100多万人，但是还不能叫“市”。所以要研究城市规模划分和设立机制的改革，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叫城市。

《财经》：城市设计的决策机制应该怎么定？

周其仁：城市最重要的是规划。过去是谁官大谁就是第一规划师。很多大楼很难看。现在，要有公众参与城镇化规划，可以由使用者参与设计。像万科，企业管理的楼宇和人群好大一片，周围都是开发区，十几万人在里面。开发区是民营公司搞的。其实就是公司制的城市，但是是非营利的城市，是个平台，也没有四大班子。四大班子管国土就行了。

规划重在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则是通过完善体制，推动户籍与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行政管理和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 释放经济新空间

《财经》：你怎么看待城镇化将带来的红利？

周其仁：很难讲。也很难做规划。你可以有想法，但经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顶层设计是需要设计的，但设计完也不能太当真，设计好了，他不来怎么办？不能强来。

因此，一方面，引而不发，中国大，不同条件面对不同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所有问题，都有地方在那里难受，因为他难受，才找办法解决问题。看我们善于不善于从零零碎碎的活动当中提炼出思想、政策和法规，这点很重要。城镇化也是这样，理想和现实的距离逐步收缩，不要用理想来谴责现实，也不要因满足现实就不要理想了。

《财经》：我们是不是高估了未来城镇化可能带来的红利？

周其仁：是不是高估很难讲。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市化率，甚至达到85%，过去认为这样的城市化率会封顶，现在看不会封顶。中国目前是52%，大概是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水平，50年代日本的水平。因此，中国一定会往城市化率提高的方向走。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未来这个广阔空间。中国城市化是落后的，可谓“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

《财经》：投资者都热衷于追逐城镇化的红利。很多企业也希望借此寻找商机。你对企业家有什么建议？

周其仁：企业要琢磨消费者的需求，不是有钱就可以搞个城市把人圈到里头。国王都没有那么大能耐。先要想清楚人们在城市要什么，为什么年轻人都喜欢往大城市跑，什么道理？现在技术进步快，换工种也快，只有多样化的城市，各种不同的产业聚集，才容易换工作。单一化城市，一旦失业，只好一家子哭吧。像底特律就是单一城市，单一产业的城市都是很危险的。曼彻斯特的纺织城衰落了，但伯明翰起来了。底特律不行了，但芝加哥起来了。

提醒企业家，一定要高度关注背后的道理，无论你有什么“梦”，希望得到什么红利，只有解决人家的问题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对城镇化红利这个概念要慎重，没有投资呢，如何奢谈红利。你不做点什么，哪有红利？ 推进城镇化机制

《财经》：在城市化过程中，企业、政府、市场之间，应如何互动？

周其仁：其实，互动早已经开始，政策也在为互动创造条件。企业有意见找政府诉说，企业的行动影响着政府决策，政府现在也不完全靠长官意志，他们也知道城镇化完全依赖政府驾驭不了。有些城市规划虽然是政府做的，但是，是通过招投标来实现，请很好的规划公司来做，这个互动的苗头都有了。还有一种现象是规划的开放性，就是面向社会公众，听取各方意见。相对当下大规模的城市化，应该使这种新的体制机制更完善。

对企业讲，城市建设与单一项目和投资不同，城镇化建设有很大系统性和外部性，不是完全商业利益主导，它有公众性，这个公众性就要政府来主导，不能完全靠企业。不能像搞工厂一样搞城市。PPP模式是很好的探索，公私要合作。政府做事，要从市场、市民、企业家、学者等各个方面吸取信息。多数城市活动有很大公众性，私人的活动也不完全是私人的事，公司的活动也不完全是公司的。讲穿了，就是要扩大民主参与，建立市场机制。

《财经》：也就是要厘清谁来主导城镇化的问题？

周其仁：不能笼统讲城镇化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两面都要讲。对于政府，要不断向市场学习，注意市场信号，市场比你更厉害，不要以为你有权力就可以和市场作斗争，斗不赢的。盖起房子没人去住，建成工业园区，没有企业进去，不是坐蜡了，哪来政绩啊？因此，要看市场发什么信号再发力。

主导这个词是很麻烦的词，最容易让责任不清楚。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官家在社会的地位要高一些。我的想法是政府引导，市场为基础，政府与公司都要往中间靠，要从非自己的类体吸取经验，吸取教训。

《财经》：城镇化方案几度推迟，一个主要原因是圈地开发的旧有模式仍被视为推动城镇化的主要手段。因此，规划修改重点便是改变地方政府固有发展观念，避免地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走弯路。如何避免新一轮城镇化演变成行政规划下的“造城运动”？

周其仁：不能一概而论。城镇化主要是圈地，不圈地怎么城镇化？农民怎么进去？城市不适当扩大不行。我不是笼统反对圈地，而是尽可能少圈错地。圈地搞建筑，人到那里创造新的收入，没有什么不好。当然有个与生态的平衡，粮食安全的平衡问题，这个不是做不到。现在的科学技术、建材技术可以加大密度，城市可以省出不少地。对土地问题要有信心。制度好了不会有太大问题。

另一种情况，地圈对了，城市搞起来了，但里头的利益分配，让一方损失太大也不行。因此，第一不能圈错，这块地本来还种庄稼，变成水泥以后，寸土不长，空在那里，闲在那里，啥也不产出是最大的失败；第二圈对了，产业选对了，人来了，产业来了，收入增加了，土地增值部分分配要大体合理，原住民得多少，政府得多少，开发商得多少，消费者得多少，得有一个大体合理的分配。

《财经》：中国城市实行等级管理制度，越大的行政资源，城市项目、资金流更强，小城市相对资源少。中央的资源多流向大城市了。

周其仁：中国的行政体制就是等级体制，短期消除是非常困难的，只能是往一个方向去走。这种体制有一个弊端，大家都愿意涌入大城市，主要是因为政策有偏向，比如北京的医院就多，学校多，各种机会多，越偏向大城市，城市的负荷就越重，无论怎样阻止别人进来，人家也要千方百计进来。人家知道进来甜头大。

这个矛盾最后只有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不能有这么强的大城市偏向，把甜头去掉一些，所以有一个平权的过程，有一个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

另一面，这种体制变革非一日之功。需要一点一点改善。

《财经》：户籍制度改革会不会引发迁徙潮？

周其仁：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关系，他没有相应关系的调整不可能有健康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结果，允许人自由流动，允许自由迁徙，允许企业自由建厂和设置总部。城镇化是自由的函数。

《财经》：近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频繁发生暴力拆迁事件。即便再强调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到了地方层面，仍有很强的基础建设冲动？

周其仁：人生充满很多僵局。一点办法都没有，粗暴和鲁莽拆迁导致各方只能耗在那里。实际上，全世界都有“钉子户”。在日本机场，飞机都起航了，跑道都修好了，钉子户还居住了多年。因此，不了解原住民的情况怎么可以轻易下手？

中国香港的房子是怎么变成高楼大厦的，那些开发商派多少人扎在村子里，一泡几年，甚至十年之久，他们和村里所有人混的那个熟，你都吃惊。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我们一些地方发个红头文件，开个动员会，就希望一夜之间把人家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城市化了，一定会碰一鼻子灰的。依靠武力解决，像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推土机战略”，只能激化社会矛盾，埋下定时炸弹。城市文明可能就成了巴黎十三区了。

《财经》：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确权是基础性问题？

周其仁：现在都在推。媒体要去推动较快的地方去观察。但永远不会有最理想的现实。只能是靠近理想的现实。

这些年各地都在实践中，特别是城乡统筹改革的地方有一些试验。有一些土地过去完全是由公家拿来，现在要变成一部分农民土地可以直接入市。为了做好这件事，不能侵权。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了要在五年内把土地的确权登记工作完成，就是试图让一些土地不要经过政府变成了市场供应的土地。

《财经》：目前不少地方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利用各种融资平台举债，又采取了引资、搞保险等新的变通方法来融钱。城镇化如何创新投融资模式？

周其仁：目前最主流的模式是，政府征一块农民的地，高价卖给市场。有溢价可能，银行就看在溢价的份上，给土地融资了。这种模式完全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它能整来钱，就折腾。

回忆当年，轻工部定冰箱生产在广州，生产万宝牌冰箱，现在这个牌子消失了，有几家在用？但是科隆、海尔、格力起来了，轻工部哪知道有个格力。市场充满的变数是无法驾驭的。城市化要当心，做错了后果很严重。过去一个厂定错了就是一个厂而已，现在要是一个城定错了，要砸进去多少钱呀！搞不好最后都变成不良债务。

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电子政务既是政务信息化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现代城市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显著标志，还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途径之一。武汉作为我国中部特大中心城市，要实现中部崛起、和在中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必须要不断加快信息化进程，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关键词政务创新行政流程再造保障体系

电子政务是政务信息化的具体体现，是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和衡量国家竞争力水平的显著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传统政府管理中的政策不够透明、管理职能单一和运转效率不高等现象，已难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同时，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加速迈向现代化的同时，客观上也要求政府创新政务处理模式，积极推进电子政务，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

1积极推进电子政务的意义

1.1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创新

电子政务的实现可以有效地向市民提供交互式服务，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政府上网，为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履行职能、实施管理、提供服务的行动平台，政府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双向互动特点，通过建设各级政府网站、及时政府信息以及提供便民利民服务项目，将政府拥有的大量信息资源与市民和企业日益增长的政务信息需求之间架起方便、快捷的沟通桥梁，随时能够倾听市民的心声、接受市民的监督，变"政府管理导向"为"为民服务导向"，进一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以政务公开为突破口，规范政府行政管理行为。政府部门在网上公开各自的工作职能和职责、政策文件、重要活动，以及有关办事项目、办事程序、办事标准，使老百姓了解各部门"主要干什么，具体怎么办"。同时，通过设立网上电子公告牌、投诉信箱等形式，开辟老百姓评判政府部门行为的渠道，自觉将本部门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从而达到杜绝"暗箱操作"、不断规范行政行为、完善政府管理的目的，努力为市民营造一个透明的办事环境。

1.2是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化的切入点

电子政务是城市信息化的核心和重点，率先实现电子政务，必将全面推进城市信息化的进程。电子政务的整体策划和设计应以城市电子政府各项应用和服务为目标，参考城市信息化总体构架和电子政务逻辑结构模型，结合城市信息化建设规划，制定包括网络、安全和应用支撑体系在内的电子政务总体技术方案和实施方案。总体技术方案应给出电子政务的总体建设目标、总体功能目标、总体组成以及各个专业系统的方案等，总体实施方案应明确具体建设项目、项目的工程设计、项目分期建设计划以及管理办法等。

1.3是促进政府行政流程再造的需要

电子政务是一场深刻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革命，它不仅意味着政府行政管理要进一步地公开和透明，政府要通过网络去处理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一部分公共管理事务，更意味着政府工业时代形成的职能式、集权化的政务流程必须再造，才能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对现代政府的要求。政府行政流程再造是电子政务绕不过的门槛。政府行政流程再造是政府根据电子政务运作的内在机理为原则，对传统的以行政职能为中心的行政流程进行再造，转变为以公众服务需求为起点，政府应创造出对公众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为终点，进行一系列借助网络运行的。政府再造后的行政流程以公众满意为目标，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面向公众，以事务为中心；二是跨越职能部门、所属单位的现有边界。再造流程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流程本身，而是适应电子政务的要求，充分利用和发挥电子政务的特点和优势，提高政府竞争力。

2武汉电子政务建设的发展现状

2.1领导体制逐步完善

为科学规划和实施信息化重点工程，武汉市专门成立了信息化建设项目领导小组，适时调整了信息化领导小组组成部门和人员，实现了党政系统信息化建设组织的协调与统一。成立了电子政务建设总体设计专班，包括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的业务人员和有关信息化专家。组织体制的创新，为推进武汉电子政务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有利的技术支撑。

2.2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全市已基本形成光缆、微波、卫星、移动通信、广播电视和计算机网络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信息传输网；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高速发展；推进了信息产品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企业改革和技术进步取得了明显进展；各行业信息化应用得了显著的进步；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初见成效。2002年底，全市固定电话用户达209.6万户，移动电话用户268.43万户，电话普及率接近40部/百人，高出全国近7个百分点。互联网用户达到63.48万户，占全国的1.08%，比上年增长24.7%。随着武汉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的建设，信息制造业发展的优势进一步凸现。"九五"以来，全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在25%以上，2002年全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实现产值150多亿元。

2.3电子政务建设已逐步展开

武汉市电子政务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初步建成。电子政务网络由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构成，两网之间物理隔离，政务外网与互联网之间逻辑隔离。内网主要是指市级政务机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办公业务网，是网；外网主要运行政务部门面向社会的专业业务。电子政务内网已经基本建成了由市、区两级横向区域性网络平台和连接省、市两级网络平台的纵向网络构成的整体框架。电子政务外网以政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电子政务网站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有68个部门和单位建立了信息机构或信息中心，已建成局域网55个，已有44家政府部门和一大批市直机关相继在网上建立了政府网站，成为政府与公众联系的一条方便快捷的渠道。各级政务部门的办公自动化、政务信息化取得长足发展。

2.4规范文件逐步出台

为推动电子政务内网稳健发展，相继出台了《武汉市党政机关内部办公决策服务系统安全保密规范》、《武汉市党政机关内部办公服务系统域名编制方案》、《武汉市党政机关电子政务内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为全市电子政务建设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还起草了《武汉市电子政务建设实施意见》，将作为全市电子政务今后五年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武汉电子政务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武汉市电子政务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与先进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仍然存在各区、各部门电子政务建设发展不平衡，政务外网建设滞后于内网建设，应用和信息资源建设落后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网站缺乏安全防范措施、隐患较大等问题。

3推进武汉电子政务建设的对策

3.1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的规范化

电子政务建设是一项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事关政府管理现代化和行政体制改革全局的，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政府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毫无疑问必须成为信息化建设的先行者。武汉电子政务建设必须按照"三统一稳"的原则，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指挥、稳步推进。一是市信息办根据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和总体规划，具体负责电子政务建设的规划和标准规范制定以及整体推进工作，定期对工程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必要时报领导小组审定。二是加大信息化效能评测机制与监督工程的建设，各部门各负其责，抓好自身系统的电子政务建设。三是推广工程外包和托管服务及跟踪负责制度，重点工程由市信息办建立特别行动小组，负责跨部门、跨区域工程的组织实施，待工程竣工启用后，交给专业公司进行委托管理。四是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电子政务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民服务，以民众的需要和满意度为建设的出发点，做好部门和公民调查，不断改进和完善全市电子政务建设工作。3.2以应用为核心，加快"两网"建设

一是完善内网建设，区级以上党政机关实现办公网络化，建设公文传输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网上电话等。增强电子政务内网的服务功能，扩大电子政务内网的应用范围，提高电子政务内网的使用效率，实现市、区党政机关局域网的互联互通。二是加快外网建设。在各级党政机关政务公开的基础上，重点建设全市统一、面向社会公众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及电子政务综合门户网站和服务于各级党政机关的数据中心，为全面实现网上服务创造条件。在近期，凡是能够开展政务公开的部门，都要开通网上业务，以网上申报、网上审批为突破口，不断拓展领域，搞好跨部门的协调，抓好并联审批。

3.3加快武汉市重点业务系统建设

业务系统建设要遵循国家相关业务系统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统一要求，充分结合武汉市的实际，以满足全市重点政务工作的需求为主，分工负责，分阶段推进。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继续搞好办公业务资源系统、金关、金税、金卡工程和宏观经济管理系统建设，要加强应急指挥系统、金财、金盾、金审、金农、金质、金水、环境保护、人力资源等业务系统工程的建设。

3.4加强四大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按照国家信息资源建设专项规划要求，重点抓好人口基础信息库、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宏观经济数据库等四项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电子政务建设的核心，也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各级政府、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根据业务工作的需要，逐步将办公信息、管理信息、业务数据电子化，建立体系完善，标准统一，内容完整，流程规范的动态信息资源库，通过对整个城市各种信息进行实时、动态的综合处理和分析，为政府管理和领导决策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为政府制定城市整体发展战略、优化城市规划等全局性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保证政府信息的权威性，使电子信息资料库为公众和企业服务，促进全市国民经济与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构筑起"数字武汉"的基本框架。

3.5建立电子政务五大保障体系

包括完善网络和信息安全体系；建立先进的电子政务技术支撑体系；加强立法和标准化体系；加强信息化知识的普及、宣传和培训体系；建立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体系。

3.6明确电子政务建设的主攻方向和切入点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要扎实高效地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关键在于要从电子政务建设的阶段性特点和内在要求出发，从实际发展水平和需要出发，选好政府投入的主攻方向和项目切入点。首先，要遵循电子政务的普遍规律和内在要求。一般而言，电子政务建设大体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建立政务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网上信息交换；二是搭建网上办事平台，实现政府办公业务上网，提供虚拟服务；三是实现智能化决策，构建现代服务型网上政府。其次，要从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出发，以应用为目标，集中力量支持关键领域项目的开发建设。现阶段电子政务建设从内容上来说主要包括础网络设施建设；应用服务系统开发；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第三，在策略上应坚持先试点后展开，统一规划，稳步推进。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电子政务建设还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表现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仍处在改革转变的过程中，业务流程存在不确定性，电子政务还只是刚刚起步，标准和要求不确定，技术演进和不断发展，使应用存在不确定性等。理想上都希望有一个通盘细致的规划来指导电子政务的发展，实际上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很难实现。即便是统一规划，也应有试点为基础，这样实施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3.7积极探索电子政务建设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机制

着重突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运用BOT方式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对基础网络服务设施，通过租赁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有偿使用，待经营期结束后最终转给政府所有。二是采取外包方式，开发建设应用服务系统。赋予开发企业特许经营权，在应用服务系统建设中引入社会民间投资。三是对一些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有需求，且能够自我运营的服务系统，应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主体，在建设上应主要引进企业投资，政府在政策上给予适当支持，在运作方式上采取经营性项目法人招标方式进行。四是对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服务系统以及相关国有经营公司，通过实施股权转让、盘活存量资产等多元化方式进行置换，为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供新的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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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园区积极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先进的公共管理意识、体制和模式。本文分析了园区政府理念创新的三个纬度，论证了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的中介，以及园区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并在提出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立足本国国情相结合原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外辐射的制约因素。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改革大潮中，以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特区开发思想为指引，一大批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动力源。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就是其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由邓小平同志首倡，1994年2月26日，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北京签署《中新两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创造了两国政府之间合作进行土地成片开发的案例，并由于协议中对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规定而使这次合作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如今，八年过去了，园区不仅按照预定的设想运转正常，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且由于其在寻求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方面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价值而受到政府、经济界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园区建设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在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从内到外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理念创新——体制创新——行为创新——经济发展。

一、政府理念创新的三个纬度

理念创新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因，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首先体现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上的创新。它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从管制思维到亲商思维（服务思维）

在全球化趋势日愈凸显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转变传统管制思维，树立权利本位、亲商思维、服务理念。在亲商思维的指引下，政府行为由服务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所谓亲商思维是指园区行政部门以为客商服务为最高宗旨，把亲商思维消化在招商引资、日常管理服务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帮助客商获得满意回报率，同时使园区获得相应收益从而形成双赢格局。亲商思维是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核心，它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这些企业取得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质投资，国家经济才能得到快速提高。亲商思维把政府——工商业——人民利益三者统一于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工商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竞争能力，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

园区管委会将亲商思维溶入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亲商观念的培育，园区各部门依靠高效的招商网络，建立了无微不至的客户服务体系，充分尊重客户的意愿，为客商提供快捷、简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同时采用敲门法的“国际招商网络”，即有的放矢地主动招取优质投资项目；建立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即园区管委会给予客商确定、清楚、快速的答复，一旦承诺，务必兑现；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确立为我而用的招商标准。园区依靠新加坡经发局的国际招商网络，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由浅入深地逐步形成点一线一面一化的园区发展高新技术的招商策略。亲商思维改善了园区政府形象，提升了政府信誉，促进了园区经济发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世界产业巨头落户园区，从而形成了高科技。高税收、高就业的园区发展格局。

2．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

国际贸易中的公正观念。互惠观念、谈判协商观念本质上都与规则观念紧密联系。全球化时代下的公共管理就是要按规则办事，公正、公平、互利。通过协商谈判的途径解决纠纷和难题。政府应制定与世贸组织的原则相一致的游戏规则，完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地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府管理模式从个人权威转向规则权威，使政府理念由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有权威。坚持依法治理。严格执法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园区通过对新加坡法治经验的引进一一借鉴——运用，以法治思维探索建立了依法治园的法规体系和执法机制，形成工业园区完善的法制环境。其内涵表现为：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专家治园的规划管理体制。园区的规划管理体制推行专家治园，公开公布政府的园区规划，然后授权规划师分级管理，行政首长只处理违规申请和上诉案例。同时实行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以杜绝腐败。

其次，完善和明晰园区法规。结合中国国情和园区实际需要，园区管委会共编制了18项管理办法，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才十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外商投资企业行政性收费目录搏动管理办法、公积金管理办法、国家公务员实施细则、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等等，将园区公共管理纳入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化的轨道。

最后，执法透明化。园区制定的《苏州工业园区规划管理办法》明确规划管理的内容。程序和工作时限，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一视同仁，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园区投资环境，使客商清楚地了解园区管理依据、程序和方法，从而使执法主体与外商企业之间形成信息对称。管委会依法治园的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受到了普遍好评，增强了园区的综合竞争力。

3．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思维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公共管理既是对人的管理，也是为人的管理。公共管理的目标木单纯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而且也包括如何促进人的发展。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是园区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内容。“人力资源是新加坡唯一的资源”是新加坡人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共识。它将人的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来开掘和利用，其内涵体现为：充分有效地发现城市内外、国内外人力，做到人尽其才；提供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条件，知识更新和再培训的条件；发展教育和智力投资。

园区通过对新加坡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借鉴，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简单粗糙的管理方式，把人视为经济发展中的第一要素，形成了“人力资源是工业园区最重要资源”、“人力资源环境是工业园区最重要的投资环境”的理念。园区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到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管理中，其基本特点体现为：寓简明于透明之中，寓灵活于规范之中，寓亲商于服务之中，寓动态于有序之中。这一管理方法在建立精干高质量的公务员队伍和复合型经营管理技术队伍的引进等方面效果显著，适应了园区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需求，并使园区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从分散型服务向一条龙服务转变；从低层次服务向高层次服务转变。

二、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的中介

政府体制改革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的外力要求，一是由内向外地表现为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动机。政府体制创新亦是一个过程，表现为：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渐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奠定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地位。

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实践的中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进行体制创新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1．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加人世贸组织必将加快我国政企分开的步伐，使企业逐渐脱离政府的行政控制，保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同一竞争平台上，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随着我国加入MO，政府经济职能又被赋予了新的内蕴，这体现为：引导，政府应研究和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寻找发展经济的最佳路径。调控，政府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扶持，在WTO制度规范的框架下积极寻求发展本国工业的途径，在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的经济。

园区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借鉴和创新优化了园区投资环境，吸引大批跨国企业落户园区，三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已形成了适合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投资产业结构。

2．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政府转变职能应以社会本位为导向，应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要求作为自身价值的参照体系，不断依据社会变量决定自身的结构、权限及其运行方式的转变，把政府全方位控制社会的冲动减小到最低限度。政府主要是社会的服务者、协调者和一定范围的干预者，社会才是主导者，因而评判政府职能的标准将不完全依仗效益和效率，而主要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管理逐渐趋向政府公共政策化、公共管理社会化从而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通过参与式民主给公民授权。”在这样的政府中，公共管理的职能部分地甚至完全地转移给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政府从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不仅自身可以达到消肿减肥的目标，而且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公共管理的质量和效果。

更小的政府——更好的服务是园区管委会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中轴。首先，更小的政府。园区管委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仅设立七套常设机构共12个局和1个非常设机构，定编120人，却承担了相当于市一级党政机构和近百个部门和职能，实现了对外（新加坡20多个政府机构）接轨，对内（苏州市及省，国家）接口的要求。同时，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了高效的公务员管理体制，既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又有利于实现公共管理的法治化、公开化、民主化。其次，更好的社会服务。园区管委会的社会职能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营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良好的园区生活环境。

三、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巨动

现代公共管理以社会需求为起点，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通过体制创新以满足社会福利需求，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形成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形成互动关系。它表现为：经济发展要求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日益成熟，这又为公共管理在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经济制度环境。

1．经济发展呼唤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用脚投票选择投资领域。在全球化环境下，跨国公司根据区域投资环境可以随时将生产转移到法律透明度高、劳工法律松、市场机制完善的区域或国家。跨国公司这种用脚投票方式的微妙方式不仅仅要求而且迫使政府进行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改善投资环境，树立亲商理念、法治理念、从刚性行政转向柔性行政。

园区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和经济管理经验，正是希望通过对其借鉴、消化和吸收，在园区尽快形成一种全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制度创新来构造新的招商优势，并为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构造新的增长点。此外，园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必须依靠体制创新为先导。园区要实现其战略目标，即成为国际最具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以及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超前试验区，以“管理示范”和“产业辐射”有效带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就必须“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体制改革为先导，探索出一条以注重功能效益的体制供给来取代单纯的优惠政策，进而形成新一轮经济成长驱动机制的新路。

2．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公共体制创新的目标是完善政府过程功能，从而使政府输出功能符合社会生态环境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体制创新赋予了政府理念、体制、行为新的内涵。

首先，高瞻远瞩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园区依据产业发展战略、人才资源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的研究，提出园区产业结构发展的原则是“先二后三到二三并重”，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当发展高效益产业、高就业产业；提出园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立足苏州，依托浦东，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开放开发。

其次，亲商思维下更快捷的服务。园区建立上海——苏州工业园区的海关绿色通道。在上海海关和园区海关之间建立电脑联网，使园区的进出口实现直通与口岸式管理，从而极大提高通关速度，方便了客商；园区建立起由网络化职业介绍系统、社会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系统、法制化的管理系统等等。

3．经济发展为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制度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日益成熟，这又为公共管理在更高层次上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经济制度环境，从而形成体制创新——经济发展——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的良性循环。园区在借鉴新加坡经济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一个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管理严格，借鉴新加坡裕廊镇规划模式建设的国际化、现代化的新城区已在金鸡湖畔初现。

园区对新加坡经验的大软件和小软件借鉴已基本完成，园区已经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园区之一。在此基础上，园区又树立了新的战略目标；通过体制创新继续努力把园区建设为与世界经济接轨、符合国际惯例的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园区。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求通过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借鉴和体制创新，从而形成制度供给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良性循环。

四、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外辐射的制约因素

园区八年来的实践证明，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经验，以制度的创新营造一流的投资环境，从而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建立新的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国开发区协会、山东省开发区协会、江苏省对外经贸厅先后在苏州举办了“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研讨班”，对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应该看到，这种辐射的力度是有限的。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由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方兴未艾，加入WTO则构成加速这一改革进程的外部动因。在这种有利的宏观条件之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要求仍要受到种种现实情境的制约：

第一，从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来看，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存在着一个“路径依赖”问题。体制创新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恰恰就凝结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当中，实际地调控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它们曾经有过存在的充分理由，并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于当下人们的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对于体制转变的紧迫性的认识，对于改革将要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更深层次的一定区域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状况和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成为制约体制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影响到园区经验对外辐射的接受程度，同时意味着学习园区经验同样有一个如何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并有所创新的问题。

第二，从体制创新的外部条件来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实践探索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能否争取到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撑构成园区经验对外推广的第二重制约因素。园区作为中外政府间的合作项目，一开始就获得了强有力的组织支撑。从中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到双边三级联合协调体系的建立以及被赋予的一系列“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功能性优惠政策，为园区的运作营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园区作为一个新建的城市实体，是按照一种全新的模式来设计和运作的，它的资金的投入巨大而先天的负担很小，使其得以高起点发展，高效能运转：园区以150人的机构编制规模创造了130多亿元的GDP。园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