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财政管理范文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财政自治权

中图分类号：D92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001－08

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步伐在不断加快。截止2000年底，西部地区共有各类建制市160个,建制镇6177个，城镇人口10208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8.1％。在160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有8个，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有3个，分别为重庆、成都、西安；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为昆明、贵阳、兰州、乌鲁木齐、包头；50－100万人口的城市有5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有47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有100个。同时，西部各省区市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达到42.68％；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是，只有18.93％。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到2000年底西部地区的云南省共有人口4240.8万人.城镇人口为990.6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23.36％(“八五”末为18.73％)。“十五”期间云南省城市化水平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26％左右，城镇体系进一步合理，城镇功能日趋完善。另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4年的41.8％；城市人口增长率已经达到2.5％，预计2004－2020年间将有3亿人由农村迁移到城镇。《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指出：在“十一五”期间要“大力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大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有序流动。加强民族自治地方就业培训和服务体系网络建设，发展和规范各类就业服务中介机构。开辟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十一五”期间及本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城市化及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将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我国将正式迈入城市化国家的行列。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60％左右，快速增长过程还将持续30年左右。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可能会提出将自治地方改为市的要求。对此上级有关部门应当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不宜随意改变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行这项制度的根本目的，一是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二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那种把民族区域自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那种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民族区域自治巨大优越性的短视行为是不宜鼓励的。当然，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很好地研究。今后在条件具备的地方设立自治市有可能是一条出路，但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作出修改后方可进行。

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财政支持方面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世界各国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多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形式，为城市化建设提供稳定的财政资金来源和法律保障。譬如，美国曾经制定了《陆上运输援助法》、《联邦资助公路法》等法律；德国颁布了《联邦城市建设法》和《城市建设促进法》等法律；日本政府制定了《下水道法》、《工厂排水法》和《环境标准》等法律；瑞士则颁布了《垃圾堆积法》等法律。这也是法治国家依法行政、依法建设、依法筹集资金的必然要求。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把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现阶段在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财政支持存在如下三个法律问题：(1)法律空白和缺失过多。我国在财政法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立法不足现象，只有一部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于国债法、转移支付法等付之阙如，甚至连一部作出全面规定的行政法规都没有。因此，不仅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而且是在整个财政体制运行中都存在着法律空白和缺失现象。这是不能满足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国家要求的。没有法律的约束和调整，财政体制运行就会出现大量的盲区和空白区，不仅降低了运行的效率，还会为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2)财政法律法规执法不严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没有按照《预算法》的要求对小城镇所辖各单位实行部门预算，对预算内外财力也没有综合统筹，小城镇预算编制不科学、随意性大，甚至没有预算。财政法律法规极易被地方性的“土政策”或者“领导的意见”等所取代。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法律责任制度规定操作性差、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执法主体与监督主体互动机制设计不当等。(3)变相举债等隐形违法现象突出。《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目前地方政府变相发放债的现象比较普遍，地方各级政府出于各种目的借债，其债务数额巨大，种类繁多。而且由于这种行为既不合法也不符合财经纪律，地方财政只能进行暗箱操作，管理上出现混乱，形成腐败的温床，系统性的财政风险正在逐渐酝酿。由于西部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财政财力弱，城镇建设资金缺口大，该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必须完善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财政支持的法律保障体系。在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如果没有一个合理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作支撑，政府的财政支持将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难以从制度层面为建设提供保障和服务。对此笔者有如下几点建议：(1)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以此作为建立和完善西部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财政支持法律保障体系的总体思想和指导原则。这样就可以让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更好地代表公民的利益，依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施政，形成纳税人依法自觉纳税(其代表通过参政议政进行公共税收资金决策)，政府作为用税人依法使用公共资金(纳税人享受城市建设收益)的良性循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选择以上策略对政府的财政支持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应当是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选择。(2)健全财政违法行为责任追究机制。只有用法律的力量才能解决政府官员在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式的不科学决策和片面追求政绩的决策模式，财政违法行为人必须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应当将政府的公共决策和行政管理用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3)加强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依法约束政府行为，实现政府公共财政过程的程序化、科学化和民主化。这就需要在财政管理体制、政府预算编制与审查、决算以及地方税费制度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规范城市财政运行机制，提高透明度，使广大人民充分发扬民主，积极参与城市建设，支持政府依法理财。(4)重点研究和调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通过法律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在民族自治 地方城市化建设中，对满足财政风险条件、有可观预期效益的，可以适度地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专款专用、严格监督使用；对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应当依法坚决制止，并追究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责任，以降低财政风险。(5)在法律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资金偏紧，将是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客观制约条件。因此，追求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应当体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中，体现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在财政资金紧缺的约束条件下顺利的搞好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6)民族自治地方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托《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政策，以法律途径争取更好的建设条件。以上这些法律法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支持都作出了相关规定，现在的关键是要将这些规定通过细化，形成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并且保证其顺利施行。当然，这也有赖于各项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中央政府、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

必须完善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我国目前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实际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的，而是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来的用途及以征地前若干年的产值标准进行计算的。譬如，2002年民族地区一些城市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同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照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照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够维持2年多的生活。这种偏低的补偿费不仅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自治地方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而且践踏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耕地的保护权。为了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必须通过立法规定征地补偿以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去降低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建设成本。必须尽快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采取多种办法和途径，解决民族自治地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以及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为此就要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认真做好如下五个方面的法规完善工作：(1)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要保证依法足额和及时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批准增加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定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者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将征地费用足额列入概算。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切实保障。“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在城市规划区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者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对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无地农民，应当异地移民安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提出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性意见。”(3)健全征地操作程序。在征地过程中，要维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益。在征地依法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费标准、安置途径等告知被征地农民；对于拟征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确有必要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要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协调和裁决机制，维护被征地农民和用地者的合法权益。(4)加强对征地实施过程的监管。“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不得强行使用被征土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定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地补偿费用的收支和分配情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并接受监督。农业、民政等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和使用的监督。”(5)要加快清理拖欠和挤占挪用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问题。要设立统一的土地征用补偿金专用银行账户，村民凭银行支票直接领取，征迁工作人员不得经手现金。要形成由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牵头、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村民代表多方参与、齐抓共管、通力合作的监督机制，对土地征管部门、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进行跟踪监督，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理财、村务公开和财务审计制度，确保土地征用补偿金规范使用，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财政管理自治权是国家在财政收支划分和管理权限上给予特殊照顾，使各民族自治地方拥有比一般地方更多的财政自。民族自治地方相对独立支配财政的自力，以及依法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财政上的各项优惠权利，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财政管理自治权的基本内涵。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完全把民族自治地方推向市场经济中去“公平竞争”是不公平的。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适应经济体制的转换，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开发。当然，西部的崛起最终要靠西部人自己的艰苦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必须把地区的发展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带动、加速当地少数民族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后进民族地区接近或赶上先进地区的发展步伐。因为一个地区的发展依靠中央政策的扶持仅是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民族自治地方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中实现自身的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更离不开这些地区和各民族人民的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从一个民族发展的角度讲，自力更生的内在发展动力是促进民族发展繁荣的基础。也只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才能在国家的支持和发达地区的帮助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建国以来，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投资达数千亿元，但大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落后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造血”机制，自身发展能力仍然较差。财政自治就是要在国家的扶持下，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势和潜能，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培育自我发展机制，实现从“输血”型财政到“造血”型财政的转换，最终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民族团结、社会政治稳定和祖国统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总之，用好用活民 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自治权，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必须走多元投资之路。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无疑是不现实的。应当开辟城市建设多元投资渠道，改变单一的政府投资格局。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从单一的公益型转变为公益型和经营开发型并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建立健全与城市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完善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模式。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口登记制度。”这是新时期城市化建设中包括投资在内综合改革的指导性纲领，是完全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实际的。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是资金来源少、缺口大，城镇自我建设、自我发展的能力弱。因此，大力推行和实施包括投资在内的综合性改革，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第二，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市场必须完善开放与准入制度。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它本身就是一个需求量极大的市场。应当允许和鼓励国外资本、民间资本等非国有资本进入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市场，从而丰富建设资金来源。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旧观念、旧制度的惯性作用，部分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以及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交错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和潜规则给非国有资本进入民族自治地方市场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这是与wTo原则相违背的，也是与建设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当依法废除和改革那些不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必须鼓励私人对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进行投资，这是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有利于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放开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允许和鼓励私人投资。在国外私人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一般占全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12―18％，譬如，在阿根廷私人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则高达70％；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私人参与除供水之外所有基础设施部门投资的传统；在菲律宾私人投资也高达40％。某些提供能源等实物产品的行业，如煤气、供热、供电等，还有某些交通运输部门，完全可以引进市场机制，由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委托民间建设与经营。许多西方国家有的已经把原来由政府经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部门逐步私营化。如在日本，城市煤气和集中供热，基本上就是由民间企业经营的。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在这方面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河南省许昌市在液化气、公共交通和西湖公园的经营上就率先引入市场机制，由集体和个人出资1040万元兴办液化气公司、中巴公司和西湖公园部分游乐设施。从实际情况来看，非国有资本进入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市场的主要障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国有垄断企业，二是与这些企业密切相关的行政部门。由于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必将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会形成显性或者隐性的利益共同体，具有强烈的寻租动机，于是制定许多规则来阻碍非国有资本的准入，维护其共同利益。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一要靠法律手段，二要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是指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对非国有资本的准入不恰当地设立行政审批的，一律加以废除；经济手段是指对相关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可以对其实施股份制改革，使得非国有资本可以采取持股的方式进入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市场。

第三，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必须引进项目融资。目前在我国城市化建设中进行项目融资的主要有BOT和TOT两种方式和途径：(一)所谓BOT(Build―Operate―Transfer)投资，其实质就是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e)的一种新形式。BOT的基本含义是经过国家特许，在适当的合同框架内，私人投资者对特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较多)承担建设责任；项目建成后按照合同规定进行提供公共产品的经营活动，获得收益；合同期满后.私人投资者将项目设施转让给政府有关部门。在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推广BOT模式融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使原本急需而政府又没有资金投入的项目可以提早建成投产，从而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使项目立项更合理。依靠国外或者国内有经验的项目发起人和债权人的积极参与，可以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评估立项，从不同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复核，从而保证项目的立项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3)可以借鉴外来的先进经验。利用国外或者国内先进地区的开发建设、管理和运营经验，加快工程的建设工期，节约投资，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4)大大减少政府方的风险。BOT项目大部分风险由贷款人和项目公司承担，政府方承担的风险很少。在我国目前境外融资中，西部地区所占数量很少，西部开发和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必须加大境外融资力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和项目上尽量争取非国有资金的流入。(二)TOT就是“移交一经营一移交(Transfer―Operate―Transfer)”的简称，它是项目融资的一种形式，具体是指中方在与外商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把已经投产运行的基础设施项目移交给外商经营，凭借该设施在未来若干年内的收益，一次性地从外商手中融得一笔资金，用于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期满后，外商再把该设施无偿移交给中方。因此，TOT方式与BOT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B”上，即不需直接由外商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因而避开了在“B”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风险和矛盾，比较容易使中、外双方达成一致。积极采用TOT方式发展直接融资，对于加快西部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尤为必要。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BOT和TOT都不是万能的。它们只适用于那些建成后有收益，并且收益与成本相抵后仍然有可观利润的项目。而对于那些只有投入，没有资金回报的城市化建设项目(如路灯)，资本出于逐利的本性就不愿进行投入。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监督机制作为保障，BOT和TOT往往就会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投资者和官员就会采用串通招投标、在招投标中不恰当地限制其他竞争者、压低国有资产评估价值或者抬高投资者回报等方法来为自己牟取私利，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当地人民负担的增加。现阶段在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中，BOT和TOT方式采用得很少，其原因除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比较落后、资金回报率较低以外，与思想意识上的落后和制度上的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必须抓紧搞好制度特别是有关运作规范方面法律制度的建设。

第四，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必须运用金融融资。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同时城市化也给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城市数量增多了、城市规模扩大了，一方面更适合于大型商业银行的集约化经营，另一方面也会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出更多的服务需求，如工商信贷需求、消费信贷需求、财产保险需求、寿险需求，以及直接融资规模扩大带来的金融需求，等 等。在信贷支持方面，国家信贷管理政策应当适度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以引导国内外资金向西部地区流动。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应当明确其贷款的地区投向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以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基础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用于西部地区项目的比重，并在贷款担保和归还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西部普及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发展项目的软贷款，要由中央政府提供担保，并从中央财政预算中拨专款偿还，以减轻其对西部地方财政的压力。对一些资金利税率低、银行贷差较大的西部地区，可设置有一定浮动的贷款差别利率，或者通过财政贴息，支持西部企业的间接融资。另外，国家要尽快制定出台《西部开发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政策性银行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义务，继续加大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力度，选择那些对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有重大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扶持。

第五，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必须尝试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地方政府债券是指地方政府根据信用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从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建设的实践来看，应当允许部分有条件的城市发行市政建设债券，建立相应的偿付机制并加强管理监督。在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身需要，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种债券通常是为了特定目的，如建设某个大型项目、修建基础设施而发行的。如美国地方政府发行的一般责任债券，就是由地方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发行的，以发行者的资信和征税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保证。发行此种债券的地方政府往往将所筹资金用于修建高速公路、飞机场、公园以及市政设施等。在美国的许多州早已实行这种作法，而且被实践检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通过发行债券，可以筹集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投资额，而且由于其具有追索偿还权，所以又会激励城市政府去加强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现行《预算法》第28条原则上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对城市建设融资的制约作用最大，是减缓城市化建设、妨碍城市生产力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法律障碍。修改《预算法》第28条，打破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地方公债的，给予城市政府发行市政建设债的应有权利，不仅可以促进城市建设，而且还能够有力地推动全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认为，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在合理规范、严格秩序、限定条件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以其资信和征税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保证，发行合理限度的地方债券应该是可行的。由于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财政财力弱，城镇建设资金缺口大，该问题更加突出。笔者认为进行地方政府债券融资的关键，是能否设计出良好规范的运作机制，使得地方政府能够谨慎地估计市场风险，搞好风险管理，做到权责统一、权责匹配。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专家的下述建议是可以考虑的：(1)对现行的《预算法》进行适当修改。规定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地方债券；如果修改法律的时机还不成熟，可以先由国务院作出一个特别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提供法律依据。(2)建立和完善地方债券管理体制。建议由国务院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我国地方债券市场的管理，并在分工的基础上相互协调，保证地方债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计划部门主要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握资金的使用方向；-财政部门则主要是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要求，确定地方债券发行的总规模。(3)硬化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的约束。一是未经中央政府批准，任何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债券；二是只有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才能发行地方债券；三是对地方债券资金的使用方向、使用方式、使用效果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4)建设和完善地方债券市场相应的市场环境。这主要有加强地方债券市场的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建设(如柜台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市场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审计机构等)，必要时可以考虑通过保险公司对发行的地方债券进行保险。(5)地方债券市场的开放要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可以先在一些经济基础较好、市场较为发达、城市规模较大的发达地区、沿海开放城市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开。在发行方式上，可以先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由地方政府负责还本付息)，待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由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或者两种方式并行。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乡镇财政；制度

城乡一体化是我党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提出的重大战略，缩短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因此，要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对于乡镇的财政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不断的完善乡镇的管理制度，避免出财政管理制度陈旧的情况，导致乡镇财务制度不够合理化、科学化。

1城乡一体化对乡镇财政制度的影响

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是使乡村和城市的发展能够同时进行，进而不断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但是，联动发展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并非易事，因此，要促使城乡经济全民发展，就要不断的对农村财政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实现精细化的财务管理模式。

1.1对乡镇财政体系的影响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乡镇财政，乡镇财政是为基层地方提供经济支柱，对基层的财政收入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城乡一体化的影响，乡镇的财政管理职能逐渐出现了弱化的情形，因此，要转变乡镇财务管理职能，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第一，调整乡镇财务的管理体系，完善财政体系中存在的不足，以实现事权一致的乡村财政管理模式；第二，加快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步伐，逐步实现乡村财政多层次管理和收支，分权的同时集权，更好实现乡镇的财政改革。

1.2对乡镇财政管理模式的影响

城乡一体化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财政管理模式由原来的征收模式改变为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为经济提供基本的财力支持，确保基层财政有序运行；管理国家下拨的支农资金，确保资金发放到每户农民手中；对于国家推出的优惠政策，要保证惠农资金用于贫困农民的帮助上；管理农村的财政，要贴近乡村的经济发展，以加强财务管理的引导作用，切实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

2构建乡镇财政管理制度模式的探讨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镇财政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乡镇的财政管理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下，需要对乡镇的管理模式进行新的探讨，探索出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乡镇财务管理模式，做到工作重点着眼于民、方便于民，更好的发挥乡镇财政的管理职能。

2.1构建民生型财政管理模式

乡镇的财务管理不仅能够组织基层的财政资金和财务管理，还对许多民生型的事物做出了财政的支出，例如：教育、公共卫生、安居房、城市基础设施等等都有支出，这种全能型的财政管理模式使乡村的财政支出过大，导致入不敷出，影响了乡镇的民生服务政策的实施；构建民生型的财政管理模式要逐渐减少其他类型的支出，将乡镇的财务支出转向惠农政策上，把更多的精力关注在乡村百姓的身上，真正的为老百姓做事，提高为老百姓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

2.2构建服务型财政管理模式

目前乡镇的财政管理仍然将关注点放在管理上，主要表现在收支管理、会计管理、资金管理等等方面，忽视了服务管理这一方面的职能。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要求乡镇的财务管理要向服务型的管理模式靠拢，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考虑乡镇财务的支出以及财务的应用上，例如：设立便民服务区，在这些服务区域配备财务管理人员、增加专门的办公区域，把涉及老百姓民生的财政职能更加直观的展现在便民服务区；在便民服务区内可以发放惠农补贴款等，更好的服务老百姓，投入更多的精力为百姓做实事，并不断的提高财政管理人员的服务质量，切实将百姓的实际利益作为财政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这样将财政管理和财政服务分开，不断的转变财政管理思想，达到既提升乡镇财政管理水平，又能够便民、利民的目的。

2.3构建线条化财政管理模式

我国现阶段各乡镇的财政内部都存在区别，各乡镇间的财政内部人员身份不明、财政部门管理存在漏洞、财政管理内部机构冗杂等等不同，间接的对乡镇财务工作的开展，对于财务工作的协调、财政人员的的调配、财政干部的轮岗及培养专技能方面产生了影响，更严重的会产生薪资异同的情形，对财政工作的开展极其不利；为解决上述问题，要加快乡镇财务部门的人员技能培训，不断的提高工作人员的从业素质，更好的进行工作协调，对于财政管理部门的建立，要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设立，不能够照搬其他地区的管理模式，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将城市做为“线”的开端，将周边的乡村作为多个“点”，利用城市这一条线将各个点串联在一起，共同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3结语

乡镇的财务管理制度是保证城乡一体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内容。为更好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要加强构建民生型、服务型、线条化的财政管理模式，将原来的全能型管理模式转变为多层次的财务服务管理体系。另外，将乡镇财政的职能更多的转变到老百姓身上，让老百姓能够看到透明的乡镇财政管理，切实的为老百姓做实事，以百姓的利益为基础，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张梅林.浅谈加强乡镇财政建设的必要性[J].中国集体经济,2012(19).

[2]赵德兰,郭娟.浅析乡镇财政财务现状及管理对策[J].商情,2012(52).

[3]成涛林.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镇财政管理制度探讨——基于苏州情况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13(65).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推进 省管县 财政管理 方式

一、引言

近年来，县乡财政困难及其所引发的诸如地方财政风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关于省直管县的讨论和探索也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今年，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明确指出，要“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事实上，自2002年以来，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福建筹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给县一级，并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县财省管”。但是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高度去看待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又该如何因地制宜地进一步推进这项管理方式并无统一认识，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点探讨。

二、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管理方式的政策目标是壮大县域经济

一种制度的创新一定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财政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既要建立鼓励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又要建立着眼于解决市场失灵的公共资源配置问题。作为体现中国农业特点的县域经济，在这两个方面都承受着巨大负荷。因此，壮大县域经济才是推进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县域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地位，其发展的状况与民生问题关系极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06年底，我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有2072个行政单位，全部县域单位人口总数超过9.6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3%，县域国土面积超过全国的90%；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734亿元，比上年增长25.9%，约占全国的1/4；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656亿元，比上年增长29.8%，约占全国的40%；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33239亿元，比上年增长32.2%，约占全国的42%。县域经济的GDP约占全国GDP的60%，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都占全国的1/3左右。2002―2005年，全国县域人均GDP占当年全国平均数的比重不断提高，分别是71%、72.8%、74.8%、77.4%。

2、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如何，直接决定我国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

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富，天下富”。总理在2008年和2009年两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出了要“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和“壮大县域经济”，足见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广大农村的发展速度却比较缓慢，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城镇建设面貌、财政支出、金融信贷、投资方面存在着“六个巨大反差”。由于公共财政的长期缺位，不仅使人民群众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要大打折扣，也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消费长期不足，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环境资源压力进一步加大，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粮食增产与农村增收难度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任务十分艰巨。以往，由于城市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极其繁重，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这个基础不牢，就有可能拖累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3、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在壮大县域经济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财政收支结构和财政体制政策直接反映着政府施政方向。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28个省份推行了“乡财县管”改革，18个省份推行了“省直管县”改革，这些改革取得的积极成果也是显而易见。

一是县级地方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据统计，到2006年底，全国财政困难县的总数由791个减少到目前的437个。2003―2005年，湖北省县级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0.8%、26.1%和19.3%；县级工商税收分别比上年增长13.6%、22.9%和20.6%。

二是调动了县市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湖北省实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后，32个部门先后制定了确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在实施激励性财政政策方面，2004―2006年的三年里，县市新增企业所得税等地方留成部分全部返还，仅此一项，2005年的全省县域获得2亿多元。

三是财力进一步下移，县乡财政困难状况初步好转。湖北省2004年财政直接向县市各类转移支付56亿元，2005年又增加了10亿元，2005年省对县财力性转移支付比2004年增长了19.%，其中对29个国家、省扶贫开发重点县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达到60多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27.%。

四是政策直接贯通到县，政府执行力明显提升。实行新的管理方式后，财政政策从上到下直接到县（市），减少了中转的环节，避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政策曲解和工作延误。会议直接开到县（市）级，从下到上可直接反映情况，商讨问题，提高财政管理和理财行政的工作效率。湖北省财政厅还建立财政工作联络组制度，县（市）级预算合规性审核制度和财政激励约束制度，上下沟通加强，纠错功能大大增强，保证了中央和省出台的各项政策及时准确落实到位。

三、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要着眼于效能的提高、机制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形式变化

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创新，不应与行政管理体制形成根本对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是政府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实现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一种分配工具。管理方式的创新与财政体制的变更是有本质区别的。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就是指预算管理体制，它是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各级预算管理的职责权限和预算收支范围的一项根本制度。财政体制关系到国家的体制，是十分复杂的系统，牵扯面十分广泛。但是，财政管理方式则不一样，它只是对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在省、市间进行了调整，变过去省管市，再由市管到县，为省直接管理到县。因此，没有必要在诸如宪法等法理上寻求突破，更没有必要将行政管理体制的变更作为一个前提，只需要在政府制度层面上进行政策调整而已，在不改变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省、市、县三级政府功能作用的最大化。

1、以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基本点，防止“一刀切”

推进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要以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基本点，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

之所以现阶段要推行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主要是基于市管县体制的部分失灵。我国很多地级市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第二、三产业不够发达，很难有力量来帮助县级和乡村的发展。同时，由于市辖区的财政由市统揽，地市一级要直接对中心城市的居民负责，首先要保证市级财政任务的完成，优先解决好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加剧了市县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差距。而县在市的行政压力下，又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基层的广大农村，使得越往基层地方政府的财政越是困难。

其次，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地级市确实利用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起到了辐射作用，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比如湖北省襄樊市就对所属县每年都给予一定量的财政补贴。而且，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也看到“省管县”后，省级政府由于管辖范围过大，在强化对县级财政的直管上也很有可能力不从心，从而导致“地级市”和省级这两个上级政府对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都被削弱。

上述情况表明，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不能盲目推进，而应以区域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把有利于壮大县域经济，并且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影响力，促进城乡一体化作为前提，不搞“一刀切”。对于与中心城市联系紧密，资源互补性强，主体功能趋同的县市，可以继续沿袭“市管县”的办法，即将“县”视同为“区”对待，省财政可以将对其他直管县的优惠政策，通过地市一级中心城市落实到县。

2、建立体制完善，机制健全的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

目前，大多数省份的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都处于“双轨”运行状态，即省管与市管兼有。比如：湖北省实行的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在形式上实现了“三个直接”，即补助直接到县、支付直接到县、结算直接到县。2005年6月湖北省财政厅制定并下发了《省管县财政体制下进一步理顺省市县关系的意见》，文件要求理顺省市县的关系，赋予市级财政必要的管理权限，以充分调动市级财政管理的积极性。要求“除省财政直接对县（市）进行财政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各项转移支付及专项资金补助、贷款资金管理外，市财政要加强对县（市）财政收入管理、财政支出管理、财政政策和制度管理、综合性工作管理等”。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税收，如烟草行业的税收，还要经过地市一级重新进行分配，并单独由地市财政直接与县市财政结算。这实际上就是“双轨”管理方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省级财政事实上还是没有将管理的重心移到县财政，以委托身份出现的地市财政不可能主动管理县财政，县财政受到省市财政的双重管理，除行政成本增加外，分配自也受到很大制约。这种形式的省管县模式效能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真正意义上的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不是一种折衷和权宜之计，而应该在体制上更完善，机制上更健全。

一是在立法层面上，要对省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有一个基本架构的界定，确定起码的原则和规范，约束行政体制对财政管理方式的负面影响。

二是建立公开透明、便于操作的省与县市分配政策。比如通过扩大县市分享比重，逐渐减少省对县的专项补助，增强县市财政自我保障能力；通过建立较为规范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改变县市财政对省财政的过份依赖；彻底取消地市一级对县市的体制结算，保证县级财政预算的统一与完整。

三是改革税收管理体制，实行省管县税收管理体制。同时，考虑实行国税、地税合并，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强县级财政功能，而且对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强化省级财政监管极为有利。

【参考文献】

[1] 李明强、庞明：“省管县”替代“市管县”的制度分析[J]．财政研究，2007（3）．

[2] 金德万：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体制机制创新――湖北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实证分析与路径思考[J]．农村经济，2007（3）．

[3] 李坤：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思考[J]．财会研究，2007（3）．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税收权限；财政功能区

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财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必须与财税改革的目标想匹配，而财税改革目标的确立又与经济体制改革息息相关。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同时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筹集收入；明确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税收还数额和过渡时期的转移支付办法。

一、财政分权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财政分权理论的最先提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早起仅仅注重财政分权原因的研究，以后逐步深化到研究财政分权的后果和财政分权的最优程度等问题。

财政分权理论是由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华莱士·E.奥茨（Wallace E.Oates）最先提出并发展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乔治·斯蒂格勒、查尔斯·E.蒂布特（Charles E.Tiebout）、华莱士·E.奥茨、理查德·W.特里希（Richard W.Tresch）等人。他们主要分析研究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权的理论依据，即各级政府之间为什么分权，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地方政府的适度规模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政分权理论逐步转向财政分权的后果和财政分权的最优程度的研究上，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他们主要研究了财政分权后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对政府行为特别是对预算约束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别的影响等问题。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华莱士·E.奥茨、哈维·S.罗森（Harvey S.Rosen）、詹姆斯·M.布坎南、福尔纳沙里（Fornasari，F.）、韦布·S.B.（Webb S.B.）等人。哈维·S.罗森认为，实行堆积政府结构及财政分权能够强化政府本身，同时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布伦南（Brennan，G.）和詹姆斯·M.布坎南认为，政府部门的规模与财政分权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政府规模越小。

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还在不断地的发展，对很多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总体上看，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研究表明，适度的分权是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制度创新的，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我国对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分权、地方财政体制以及地方主体税源等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地方税前问题在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引起了理论界广泛的关注。许多学者从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出发，认为地方应该有税收立法权，其代表人物有许善达、苏明、安体福、杨之刚、贾康等。许善达在《中国税权研究》一书中分析了下放税收立法权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具体权限与监督机制，特别是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了“研究中国税权问题必须统筹考虑税收和国家收费”问题，为赋予和规范地方税立法权提供了基本思路。苏明、安体福、扬之刚等人根据我国的政体以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认为应建立起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立法格局，在坚持中央立法为主的前提下，赋予地方对某些地方性税种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二、建立以财政功能区划为基础的财政管理体制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中国已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城市，且其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中。此外，居住在农村中的很大比例的人口都在平时都在城镇打工，因此，实际在城镇的人口远远要超过全国一半的人口数。据统计，十大城市群土地面积占全国的9.99%，人口所占比例为35.02%（2005年数据），GDP所占比例为52.83%。十大城市群以不到1/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1/2以上的GDP。城市无疑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城市主体财政也成为中国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城镇群来建立财政功能区划可以实现的。

（一）现行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框架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各地比照中央对地方的分税制模式，陆续调整了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完善，省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大体可分为两类。

1 “省管县”财政管理模式：“省管县”财政管理模式是省级直接管理地方与县（市）财政，地方政府间在事权和支出责任、收入划分以及省对下转移支付补助、专项拨款补助、各项结算补助、预算资金调度等直接由省财政对地市与县（市）财政；地方不直接与县（市）发生财政关系。

2 “地市管县（市）”财政管理模式：“地市管县（市）”财政管理模式是指地市级政府管理县（市）财政。该模式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县（市）财政完全由地方管理，山东、湖南、甘肃3省采用该方式。二是非完全地市管县（市）财政方式。县（市）财政的收支范围和体制上缴或补助数额由地市负责，但财政转移支付由省直接划拨到县，地市财政不进行调整。其余省区均采用该方式。

（二）城镇群财政功能区管理体制框架

彻底打破行政隶属区划，建立以城镇群（财政功能区）为核心的财政管理体制，消除行政对财政的影响，实现由政府财政向国家财政的转向达到财政分离的作用。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省管县” 财政管理体制 财政收入 预算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022-02

“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是一种明确界定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间相互关系，由省直接领导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在财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市，县财政和市本级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财政挂钩，并明确确立各级财政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原则，划分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范围，规定地方财政收入的许可来源和财政支出的许可用途，明确各级财政间的相互关系。“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反映不同财政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省财政可根据全省各地的不同实际，分类分别确定不同的市县财政体制，保证各级财政体制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既得财力不受影响。省对下级各项转移支付补助按照规范的管理办法直接分配到县。省财政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开通省县直达车。

省管县有两层含义：一是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对县直接划分。二是政府管理体制上的省管县。市县平级，不仅是财政体制，在人事权、审批权等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管理权都由省直接跟县打交道。

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理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总理在2005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和2006年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两次提出要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到2007年，浙江、安徽、江苏、吉林等14个省（市、区）已实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实行扩权强县政策，赋予了县级政府更大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近年来，许多省份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和进行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时还有更多的省份在加强“强县扩权”政策，以期松绑县域经济，大力促进县级财力增长。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利于中国行政层级体制的有效运作，中国的行政层级可以由原来的四级（即中央一省一市一县）变为三级，将让 “市”和 “县”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上，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资源优化重组，而不是通过行政方式，这样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城乡的协调发展。

“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有利于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是深化改革，健全制度，突破现行体制机制弊端，完善分税制改革未尽事宜，改善管理技术手段，合理弥补基层财力缺口，结合财政管理的实际需要，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符合科学理财、依法理财要求，建构完善合理高效运行贯通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成功实践。

聊城市对莘县、冠县进行省管县试点体制改革是提高县级财政的运行效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状况，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进而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和针对全体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推进试点县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使试点的县区可以实现地级市和县（市）分治，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统一由省直管。在乡镇财政收入结构中，预算内收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居于主体地位，而非预算内收入只占较小的比重，如，1986年预算内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83.29%，非预算内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16%，这一比例关系没有保持很久就发生了显著变化，预算内收入在全部乡镇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相应的非预算内收入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如，2000年，预算内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降到了87%，非预算内收入的比重上升到了48.13%。这种情况并非为乡镇财政所特有，而是整个国家财政非预算内收入不断增长的一个侧面。

冠县自2009年开始进行“省管县”财政改革，2009年的税收收入为16590万元，比2008年的税收收入增加了15.8%，而2010年的预算税收收入为26 493万元；冠县的非税收入也有较大增加，从2008年4 352万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6 245万元。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各省市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冠县2009年财政总收入为100 793万元，比上年提高了11%，可以说这次的财政改革起到了一定效果。值得说明的是，上级补助收入的数据2010年的预算值和实际值可能出入较大，但是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上级补助收入比2008年的62 776万元增加了8.3%，这种趋势应该会继续下去，预算的值偏低，同时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财政改革后上级补助较好的落实到了地方，上下级交流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

莘县虽然2009年的税收收入只比2008年的高出5%，但是2010年的预算收入为26 493万元；莘县的非税收入在改革后较快得到了体现，非税收入在2009年达到了6 245万元，比2008年增加了43.5%，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不是偶然，这个结果说明莘县的财政改革现阶段对非税收入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上级补助收入从2008年的75 215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85 067万元，根据类似冠县的分析，2010年的实际值很可能比预算值高。同样面对经济危机，2009年莘县的财政总收入为124 881万元，比上年提高了8%，说明“省管县”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作用。

莘县2008年境内财政总收入为59 676万元，一般性预算收入是21 362万元，人均纯收入仅为8 467元。2008年，该县累计完成各项税收收入92 002万元，占莘县财政总收入的79.6%，占市级总财力199 552万元的46.1%，也就是说，莘县全年80%的收入来自预算内收入，2008年虽然遭遇经济危机，但是莘县的财政收入占到了聊城市GDP比重为1.5%。预计2009年莘县的税收收入肯定达到了1亿左右！而莘县2008年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才21 362万元，政府性直接债务就达16亿元。莘县在聊城市9个县市中排名第七。“省管县”体制改革以后，2009年莘县财政总收入为124 881万元，比上年提高了8%。一般性预算收入为24 139万元，比上年提高了13%。2009年莘县的上级补助收入由2008年的75 215万元调整为现在的85 067万元。莘县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由原来的6 768万元调整为现在的6 570万元。

冠县2008年境内财政总收入为41 800万元，一般的预算收入是20 080万元，人均纯收入为9 995元。2008年，该县累计完成各项税收收入82 409万元，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71.3%，占市级总财力199 552万元的41.2%，也就是说，冠县全年70%以上的收入也是来自预算内收入，而冠县的财政收入也只占到了聊城市GDP比重的1.7%。2009年冠县财政总收入为100 793万元，比上年提高了11%。一般性预算收入为24 139万元，比上年提高了20%。冠县上级补助收入由原来的62 776万元调整为现在的68 020万元。冠县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由原来的6 570万元调整为现在的5 124万元。

从以上情况看，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一是增强了聊城市莘县和冠县的（市）财力，提高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2010年上半年收到的专项补助同比分别增长达62％和68％，当年财政支出同比分别增长64％和32％。原为聊城地（市）级收入的45％的营业税和50％的城市建设维护税留存县财政，新增财力扩大了专项资金支付范围，保障了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增长，促进了试点县各项事业发展。二是缓解了资金调度困难。实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省财政下拨转移支出资金增加，试点县国库存款大幅度增加。莘县2009年国库存款均值8―12月较1―7月增长64％。冠县2009年国库存款均值8―12月较1―7月增长73％。确保了政府机关日常经费的正常使用，基本解决了每月工资发放等集中大额支出前资金调度紧张的问题。三是专项资金拨付到位及时，支出进度加快。随着财政制度改革的深入，各项公益事业、三农投入、城市建设等都需要一定规模的资金来支撑。“省管县”后，专项资金能够及时拨付到位，改变了改革前有指标无资金的局面。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对策；问题分析

近几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处于上升阶段，从而让城建土木工程频繁运作。为了满足需求，作为建筑材料的混凝土制品就成为了关键商品。建材类企业成为热门，本文以混凝土制品企业的财政状况来分析盈亏，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一、建材类企业财政管理的现状

许多建材类的企业都是迎合了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而生的，他们更多的关注利益得失和销售。却没有重视财政管理的重要地位，认为财务部门是属于事后结算的辅助部门，并不重要。其对待态度为――经济利益是做出来的，不是计算出来的。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对财务管的理观念淡薄，对财务管理的综合性知识等方面认识不足。

二、以混凝土制造企业为案例的建材企业财政管理的问题

（一）企业在财政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企业对财政管理的作用认识不足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缺陷，造成该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工作对财政信息的依靠性小，使用者对财政最基本的信息不够了解。更谈不上为相关业务部门提供有效的财务需要。

（二）财政部门的设置存在缺陷

建材企业的相关财政机构的设置存在缺陷，主要是暴露出三个严重问题：1.财政机构的岗位设置不符合要求，岗位分工单一，相关专业人员缺乏。2.财政部门的作用被忽视，财政部门一直被许多人视为不重要的辅助部门，其重要地位没有得到认可，导致相关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财政工作无法顺利的开展。

（三）企业财政管理水平低下，财政人员业务水平不足

该企业财政管理人员的水平与素质有密切的关系，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人才变得非常重要。而我国企业财物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却普遍低下，管理人员的观念一种停留在旧的思维模式，在管理基本知识上也十分匮乏。许多财政人员不思进取，责任心低下，创新意识不强，个人能力和道德素养也不高，这些问题成为对企业财政相关问题造成不良后果，存在腐败的隐患。

（四）没有养成资金成本预计的习惯，缺乏防范风险的意识

该企业没有形成预计风险意识，决策阶层根本就没有做风险估算，对风险欠缺考虑。另外缺乏预计资金成本的习惯，还会发生生产不计成本的现象，导致企业效益入不敷出，从而拖垮企业的财政。

三、改善建材企业财政管理的优化措施

（一）强调企业财政管理知识的重要性，培养财政管理的相关人才

财务管理是企业的重要部分，可以有效掌控资金的流动。财务管理贯穿于企业管理的一切过程。要求企业积极的树立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和资本运作中的关键性。同时，还有积极培训相关的人才，让该岗位拥有更多的高水平的人员，提高财政管理效率，降低失误率。

（二）建立有效的财政管理体制 提升财政管理能力

财政管理，作为企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是我国企业管理中的薄弱点。既要更新财务管理理念，又要运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以改造企业的业务流程和运作模式，以成本、效率为核心，全面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率，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奠定良好的管理基础。

（三）设立内部审计部门，提高抗风险能力

通过建立企业内部审核制度，完善核算方式。审查来做到财政的内部控制机制，并找出问题根源所在。从而做到风险预警，通过内部的管理模式，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要进行严格的审计。同时，建立有效的动态报表体系，这样，记账与财务分析既分工又联系地协调进行，实行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还要加强审计机构的会计监督职能，必须完善会计监督与分析。建立完整的内部审计方面的制度，从而加强风险防范能力。

（四）建立对成本的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通过合理分析，正确计算企业的目标成本，以达到提高企业和职工讲求经济效益的积极性。成立预算、材料、质量等基础部门，专门做材料引进成本问题的计算，尽可的节约成本，提高销售收益。只有完善了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投入计算，才能够最大化的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五）建立业务能力评测制度

要建立对相关人员经营业绩的评价机构，实行打分方式。通过业绩测评、经营成果等好坏标准来决定分数，分数越高，奖励越丰厚。以精神和物资奖励的形式，来鼓励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总结

随着城市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城市建设，土木工程所需的原料市场化能够很灵活的各取所需。经济的进步，也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必须要求相关的企业必须很好的适应节奏。然而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许多企业容易在财政方面出现影响对外销售和亏损预算的准确性。所以企业内部，合理的规范好财预算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事，只有逐步加强财务分析的能力，才能不断完善财政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孙昕.建筑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经营管理者，2014（27）： 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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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理. 探讨建筑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J].中国外资， 2013， 18：148.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财政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管理、规范财政分配关系，划分各级财政主体即政府之间的财权和财力的制度规定。[1]它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般来讲，财政管理体制主要涉及各级政府间事权、财权的划分以及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三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暴露的弊端也就会在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当然，这也正是我们寻找其解决办法的主要突破口所在。

一、当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明确

一是政府间事权划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以及同级政府之间都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确定各自的事权，并且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往往是按行政隶属关系进行笼统而又模糊的划分，这种事权划分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地的实际需要；二是上级政府事权不断下放。随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下级政府自主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上级政府也不断下放事权，这种事权的下放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科学依据，往往造成下级政府事权过度化甚至混乱，出现了“越位”和“缺位”现象；三是政府间事权出现了不合理的交叉现象。在政府支出中，除了部分支出责任相对明确外，如对外援助和城市维护建设，其余支出责任大都由两级或以上的政府共同行使，由此造成事权交叉和支出责任不明确。

2.各级政府间财权划分不合理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并没有充分实现政府间财权划分的合理化和规范化，导致许多地方政府收入增长乏力，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收入分配比例不合理。在“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的分配状况下，地方政府为解决资金问题，往往采取行政手段对下级政府进行“收刮”，对上进行截留来保证其财力，形成“漏斗效应”； 二是体制变动随意性大。由于缺乏固定的、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财政体制，使得上级政府利用其地位优势并根据自身需要随意调整财政收入体制，导致下级政府财力不稳定； 三是地方税税制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和具有稳定增长潜力的税种，有的税种被肢解，致使出现县乡无税可分的现象。[2]同时，由于地方税规模小、零星分散、弹性差、成本高，不能有效的发挥财政收入功能。

3.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调节地区差别，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功能，这项功能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的。这实质上是对地区经济差别的横向调节以缩小地区的横向财力差距，但在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实际运行中，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转移支付的规模过小且力度不够。这致使中西部地区财政的综合调节能力没有明显提高；二是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强。很多财政项目的申报过程不严格且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致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大降低； 三是转移支付难以足额。转移支付资金在转移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往往被部分上级政府截留甚至挪用，造成转移支付的不足额，从而影响所需资金的地方的发展。[3]四是转移支付分配比例有失均衡。现行转移支付给东、中、西部的比例看似合理，实际由于各区域的经济基础不同，这种转移支付并未很好地发挥其横向调节作用。

二、进一步深化财政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1.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合理配置。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国防、对外事物和一些全局性的事务；省级政府主要负责一些中观调控、保证省域内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中央与县市体制的有效衔接；县市政府主要承担一些事关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涉农与城市化等事务。[4]

2.健全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体制

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始终围绕着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有机结合的目标展开，使其财权与事权相匹配。通过法律方式，合理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在省级政府与其辖下的各级政府间建立稳定明确的分税体制是当前我国政府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5]同时，在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各级政府都应该根据事权核定所需财力，若本身财力不足，则由上级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助。

3.健全地方税体系

健全地方税体系的关键是保证地方有较为充足的主体税种，并对各级政府的税种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且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的管理权限，使其拥有更多的税收收入自。在税种划分时，应保证地方税体系趋于健全的同时，也要为中央政府进行转移支付预留空间。同时，还应对当前我国的国、地税两家分立模式进行改革，尝试在全国设一套税务机构，根据税种征税，而后按分税制相关规定，在三级财政之间划分收入。

4.简化财政管理层级

一方面，大力推行财政“省管县”改革。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地方与县（市）财政，取消地方管理县（市）财政的职能，省级政府直接与地市和县（市）政府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收入范围，并由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直接进行转移支付；另一方面，继续深化财政“县管乡”改革。在乡镇实行“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模式，以降低乡镇财政的随意性和缩小收支的缺口。具体来讲，就是实行在乡镇财政预算管理不变、资金所有权及使用权及使用权和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基础上，由县级财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并监督一些特困乡镇财政的收支行为。

5.完善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制度在调节我国地区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应尽快扩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加大其力度，在条件成熟时，将现有的税收返还、体制上解补助、工资性转移支付以及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均衡区域财力分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转移支付形式。[6]同时，还应使转移支付法定化、透明化，并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去向和使用情况的监管，建立起规范的和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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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凌，汪孟丽，谢苹.我国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村经济学，2011（20）.

[3]吴丽.当前财政管理体制下的弊端及解决对策[J].经营管理，2010（02）.

[4]崔军.三级财政框架下我国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基本构想[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06）.

[6]杨灿明.基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当代财经，2006（04）.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8篇

为进一步规范市城区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市城区财政税收征管体制，调动市、区两级政府发展经济、培植财源、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促进市城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政发〔〕6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对现行市城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完善。现通知如下：

一、省级下划收入在市区财政间的分配办法

从年1月1日起，将原财政管理体制规定的省级共享税收收入（增值税8%、营业税30%、企业所得税15%、个人所得税15%）按照现行市城区纳税户的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属地征管、属地入库”，作为市区固定收入。

省级收入下划后，市直税务直属分局征收管理的企业，市直财政分享税收为：增值税25%、企业所得税40%（不含中央独享及中央、省级分享税收）、个人所得税40%、营业税100%以及房产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和其他税收等。

三区税务征收机构征收管理的企业，市直财政分享税收缴入三区财政金库，通过财政结算上缴。市直财政分享税收比例为：增值税8%、企业所得税12%（不含中央独享及中央、省级分享税收）、个人所得税12%、营业税35%。三区财政分享的税收为：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8%（不含中央独享及中央、省级分享税收）、个人所得税28%、营业税65%以及房产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和其他税收等。

二、上解省级财力的确定原则

省在原财政管理体制下分享的税收，以年三区核定的省级收入为基数，采取基数加增长的办法，与三区地方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同增同减，由三区通过财政年终结算上解市财政，由市财政与省财政统一结算。

用公式表达为：某区上解省级财力=上年该区上解省级财力×（1＋该区当年地方税收收入增长率）。

各区上解省级财力以年核定省级税收为基数，若以后年度计算上解省级财力达不到年上解数额的，则按年基数上解。

三、调整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补助政策

现行的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执行到年。为保证三区既得利益，从年起，市对三区以年当年核定的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补助数为基数实行固定补助。

四、建立税收增长激励机制

按照“有保有挂、体现激励约束”的原则，建立税收增长激励约束机制，调动三区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积极性，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市本级财政（包含三区）因税收收入增长超过全省平均增长水平而得到的省财政奖励性返还补助，以及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增长较快而获得的激励性转移支付，市级财政按照三区地方税收和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水平和规模进行分配，实行市对区激励性转移支付。

五、确保调整和完善城区财政管理体制的顺利实施

市、区两级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审计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衔接，尽快调整各项收入划分、征缴、报解、入库及国库资金调度等制度，完善税收征管和国库运行软件，保证新财政管理体制下市区两级财政国库资金的正常运行。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办法，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税务稽查、审计检查职能，加强对各项财税法规的监督检查，确保新财政管理体制顺利实施。

六、实施时间

本通知从年1月1日起执行。有关基数的核定、转移支付补助和具体的财政预算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人行市中心支行另行分别制定下发。

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9篇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城市财政；公共财政

区域经济既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经济的主体。区域经济在发展和形成的历史中，都有一个或几个城市成为其核心，我们把这些城市称为区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不仅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体和导向作用，而且在区域均衡和区域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目前，国内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几个区域：一是以深圳和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二是以厦门、福州为中心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三是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四是以青岛、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半岛经济区；五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经济区；六是以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七是以哈尔滨、长春、沈阳为核心的东北经济区。在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心城市财政呈现出增长性、公共性、均衡性的特点。

一、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特点分析

区域中心城市通常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大的辐射半径和较强的资源聚集能力。国内的几个区域中，区域中心城市以省会城市、直辖市和经济发达城市为主。这些城市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在整个地区甚至全国领先，是区域经济的主导力量。上海、北京、深圳都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快的城市。其次，这些城市的财政能力（包括财政收入和支出）居于全国水平的前列。一方面，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聚财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也要求地方政府提供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再次，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处在从以工业和制造业即第二产业为主体向以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为主体的过渡阶段。最后，这些城市政府职能由全面管理经济向提供公共服务方向转变。此外，这些城市文化娱乐设施需求量不断增加，资源聚集、扩散和流动的速度更快，方式更便捷。与此相适应，这些城市财政有其重要的特点。

1 区域中心城市的财政收支规模较大，并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财政收支规模与城市的财权和事权相适应。财权方面，1994年分税制后，中央和区域中心城市收入的划分在保留原体制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对税收收入划分更加明确，一方面维持了这些城市财政收入规模，另一方面使财政收入划分趋向规范化。同时，由于这些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财政收入的能力也相应比较强，决定了这些城市财政收入的规模相对较大，并不断扩大。北京市财政收入总额从1991年的77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665.9亿元，2004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744.5亿元，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总额增加了667.5亿元，增加了8.6倍①。事权方面，区域中心城市承担的事权除满足本城市发展需要外，在一定程度上要承担区域性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客观上要求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加之目前经济体制转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过渡性，有很多本应由中央财政承担的职能转移到地方政府，也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较大，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已占到全部财政支出总量的70%左右，其中55%以下的支出是在省级政府以下②。上海市财政支出1993年是129.3亿元，2002年达到877.84亿元，2004年达到1395.7亿元；2005年预算财政支出1531.9亿元；2005年比1993年支出增长10倍③。

2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公共性特征。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体制由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决定了财政支出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原来的财政不仅承担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且还要担负对国有企业投资的责任，甚至主要是承担向经营性的国有企业等领域投资的任务。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要求财政支出结构要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越来越呈现出公共性的特征。区域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府职能逐渐规范，决定了这些城市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公共领域倾斜。同时，按照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也要求地方政府提供品种齐全、质量上乘、内容丰富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决定了这些城市财政支出越来越向公共领域倾斜。

3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均衡化的特点。经济发展的初期，城市中心区是资源聚集地，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资源发挥效用服务，决定了地方财政支出主要投入城市中心区。随着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城市核心区半径不断向外扩展，城市范围不断延伸，城市生产和居民生活区域不断扩大，决定了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向平衡城乡发展领域过渡。尤其是我国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要求全社会居民能享受到基本相同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是决定了这些城市的财政支出不断向城市郊区和农村倾斜。北京市政府的城区与郊区投资比例在2004年时是6：4，2005年北京市政府对投资实行重大改革，城区与郊区比例将达5：5，而2003年这一数字是8：2④。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越来越呈现出区域均衡的特点。

此外，区域中心城市的市场化进程较快，城市政府职能向公共行政转变的速度也较快，城市政府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些都决定了这些城市财政预算和监控能力越来越规范，财政体制改革步伐较快，财政管理比较规范。

二、区域中心城市财政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是公共财政体制。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中国1998年提出要建立中国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目前，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我认为在当前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区域中心城市财政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区域中心城市税收结构缺乏主体税种。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主体税种的中央税收体系已经确立，并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高的相关度。但地方税收体系却并不健全，主要是缺乏税源大、征税范围广的主体税种。除了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撑作用较为突出外，其余都是零星小额税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收入不稳定且征收难度大的问题。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个人所得税等都是地方税收体系中比较重要的税种。但由于收入划分体制、税制及地方经济结构等方面的问题，目前都难以发挥主体税种的作用。以体制方面的因素为例，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虽是地方固定收入，却把来自某些部门或项目的税收收入划归中央。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第一大税种是营业税，但由于近年来国内市场需求不旺、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国家调低银行利率等宏观政策及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其增速大幅回落。营业税是大多数区域中心城市的主体税种，但主体税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其他税并无太大差别。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城市财政收入中的主体税种通常是流动性较弱的财产税，一般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0～20%.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收入的财源结构与所有制结构不协调、不对称。目前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收入还没有调整到与现行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状况。虽然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国有经济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国有经济还是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收入的重要财源，出现了与现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脱节的问题。

区域中心城市财源的产业结构档次有待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的地方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其全部增加值的60%以上，与之相适应，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三产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有很大的改变，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但财政收入并未与之相协调发展，目前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收入仍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

区域中心城市税费关系亟待综合治理。国外区域中心城市的收费收入相对稳定，中国地方政府收费收入来源不稳定，乱收费现象严重，以至费大于税。这种状况不仅加重了企业和人民负担，扰乱了正常的国民收入分配秩序，也使税费关系十分混乱。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部门收费项目仅是为数不多的税收附加、养路费、中小学学杂费、市场管理费、预算内管理费等，年收入仅200亿元。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方政府收费膨胀严重，近些年愈演愈烈。有报道，1981年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4亿元，2003年收费收入377.5亿元，22年增长93.4倍，年均增长22.90%.截至2004年9月底，在广东省执行的合法收费项目432项，其中国家规定收费项目332项，省规定收费项目100项。收费总额相当于全省当年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的20%⑤。一定时期政府部门以及政府行政部门和各事业单位以收费、集资、摊派等形式收取的脱离政府预算管理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大肆蔓延，急剧膨胀，大大超出了社会承担能力。与收费膨胀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水平偏低，而预算外、制度外等不规范的收入水平偏高，表明我国各级财政收入结构和税费关系扭曲，总体分配秩序不规范，整体分配关系尚未理顺。此外，区域中心城市隐性的地方财政债务风险不断加大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2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透明度比较低，即使是在财政部门工作的人员也未必能搞清楚预算的科目和内容，这也与预算科目设置不合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财政运作中缺乏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财政支出预算约束不严格，科目设置到支出数额确定依据不明确，缺乏规范性。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效益不高。财政一直充当着“大出纳”的角色，加上财政本身也有重收入、轻支出的倾向，资金使用效益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是效益观念淡薄，多数用款单位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争资金、争基数上，而资金到位以后，如何提高自己使用效益却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的单位领导只考虑任期内的政绩，许多项目的上马属于短期行为，因而根本不从长远、从效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另一方面缺乏支出管理责任制度，在有些地方，事前可行性研究草率从事，事中跟踪不够， 项目验收走马观花，甚至财政资金一拨了之，挪用资金和浪费现象比较严重。

区域中心城市公众对财政管理的监督有限。当前财政监督弱化问题较为普遍，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过程中，从政策的掌握运用到财政拨款和财政监督均合为一体，缺少内在的制约机制和外在的监督机制。普通公众缺乏可以充分了解城市财政支出状况的渠道和途径，导致财政资金体内循环，效率低下。

3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区域中心城市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够明确，在经济生活中存在“越位”和“缺位”现象。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的法律约束比较弱。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地方财政支出以预算为法律依据，有着严格的确定、审核、批准、执行等程序。我国地方财政支出随意性大，主要表现为：法制建设滞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比较突出。1995年《预算法》已正式颁布实施，但贯彻执行不够严格。部门法律之间缺乏协调，在《预算法》颁布后，国家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农业、教育、科技等财政支出项目必须达到一定的增长比例，这就肢解了财政职能，破坏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施主体的统一性、权威性。预算编制的方式、程度等仍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这些现象在区域中心城市财政中普遍存在。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调控职能的规范性不够。由于财政收入机制的不健全和财政支出管理的不完善，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的调控职能也缺乏科学的规范性。

三、完善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的对策思考

首先，区域中心城市财政具有重要的区域资源配置作用。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由市场和政府来协调、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存在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收支进行调整。区域中心城市政府通过其收支行为，一方面可以引导资源向优化产业结构、平衡地区结构的方向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激活经济生活中闲置的资源为区域经济发展发挥效用。其次，区域中心城市财政具有重要的区域收入分配作用。城市范围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政府可以通过其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权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的调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职能。最后，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稳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区域财政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为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区域中心城市通过财政收支方向和数量的调节保证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通过减少环境污染企业税收鼓励企业治理污染，通过减免企业税收鼓励企业吸纳国企下岗员工，这些措施都是通过财政的调控作用，为地方经济稳定保驾护航。此外，区域中心城市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为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区域中心城市财政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构建和完善适合本城市特点的区域城市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近年来，围绕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立和完善，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已经在全国各级政府普遍推行。笔者认为，应该在完善已经实施的各项制度基础上，完善城市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为依据，科学合理地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稳定城市财政收入来源结构，优化城市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强化财政管理。

1 提高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收入能力，保证区域经济发展财力需要。城市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在国家既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区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管理部门要努力拓展和扩大税源，深入挖掘潜在的政府财力资源，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政府通过各项政策鼓励地方政府把税收收入蛋糕做大，把税收入来源的企业做强，增加城市税收收入。对非税收入来源，一方面，核定有经营收入的行政事业单位各项收费性质和收费标准，将与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有紧密联系，凭借其垄断地位及政府信誉取得的，市场潜力及盈利空间巨大的收入项目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延伸项目，全额纳入非税收入的征管范围。对年收入超百万元的重点收费项目要一一核定其成本开支范围，将与其收入密切相关的工程、服务项目纳入政府采购范畴，通过公开的市场化运作，降低成本，加大对其收入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2 规范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支出范围，提高区域经济财力效率。整合财政供养范围，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不仅是各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也是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改革的方向。一是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合理设置机构和确定人员，事业单位逐渐向企业转制，缩小财政行政支出规模，减少“吃饭”财政所占比重。二是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重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逐步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压缩一般性生产项目的投资，节约财政资金，保证重点支出。三是通过建立严格的绩效预算和绩效考核机制，实行部门预算与其工作绩效挂钩，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期财政预算的重要依据，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高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

3 强化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管理，提高区域经济中财政的调控能力。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管理不仅包括财政收支，而且包括相应的配套改革。一是建立健全现行的法律法规，政府逐步实现依法行政，财政实现依法收支。目前，虽然已经有《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在执行中软约束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加强公众对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的监督。通过多种信息公开制度和方式，把财政收支活动纳入公众视野，通过外部约束强化对财政收支的管理。三是提高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保证财政收支公开、透明，保证政府运转廉洁、高效。财政管理工作涉及到财政、审计、预算、管理等多个学科，要求财政管理人员具备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过岗前培训、在岗培训、脱岗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保证区域中心城市财政管理工作在较高水平上开展和运行。

区域中心城市财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财力保证，笔者认为，要保证区域中心城市财政职能和作用的发挥，就要加强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各地特点的财政改革对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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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财政管理范文第10篇

本文通过对**县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建立与实施的回顾与分析，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形势变化的实际，试图寻求作为中国最基层两级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与途径选择。

一、对我县前六轮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的回顾

自1985年我县建立乡镇财政以来，到目前先后经历了大大小小共六轮县对镇财政体制的实施和调整。从“以收定支，超收分成，支出包干”、“核定基数，递增包干，超收分成，收支挂钩”、乡镇“撤扩并”时对原基数进行的归并、完善，到在确保财政收入任务完成的前提下，与县对镇财政补助、与镇财政既得利益相挂钩的“一保两联”政策、到“划分税种，递增上交，收支挂钩，超收全留，歉收全赔”，再到现行在中央、省实行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背景下分类制定的“划分税种、确定基数、收支挂钩、确保既得、超收全留”和“划分税种、比例分成、支出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通过前六轮县对镇（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解决了“分灶吃饭”的问题，基本明晰了各级的权责，改善了各镇的财政状况，有效地调动了全县上下发展经济、培育财源的积极性，对促进全县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是规范县与镇（街）的财力分配关系。通过县对镇（街）财权事权的合理界定，确立了镇（街）的地位和职能，促进了镇级政府新理财观的形成，使镇（街）政府真正成为有职有责有权有财的政府，对调动各镇（街）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发展镇级经济特别是山区镇优惠体制的实施对全县经济持续均衡的发展、推进小康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财政收入总量增长迅速且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由于镇级收入占全县收入70%左右，通过财政体制的杠杆调节，镇级收入快速增长，使我县的财政总收入也同步增长，“九五”期间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5.1%，其中镇（街）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7.8%，全县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由1997年的41.3%提高到2001年的53.6%。三是镇街财力明显壮大。通过体制激励和平衡，镇（街）可用财力占全县的比重收1997年的24.7%提高到2003年的33.5%，绝对额已突破4亿元，年均增长23.46%。镇街可用财力逐步壮大，为镇街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省对县财政体制的调整及我县“保优争强、统筹发展”工作目标的确定，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面临新的课题，再加上现行体制将于2004年底到期，如何适应改革形势，把握新一轮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已成为我县财政管理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新一轮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分析

新一轮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影响。

（一）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影响。

1、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目前国家对出口退税负担机制进行了改革，超过省核定的退税基数外的出口退税，我县财政将负担25%。由于近年来我县外贸出口发展势头较快，从2000-2003年，出口贸易增幅分别为172%、68%、72%、76%，呈连续高位增长态势，预计2004年县财政要承担财力4.0亿元。预计以后年度一般贸易出口增幅均在30%以上，由此出口退税绝对额过大，且财政收入获得的财力增长远远抵不过出口贸易增长带来的退税数额的增长，造成原有的财政支出结构发生巨变，从而直接影响到县镇利益分配格局，对县镇财政体制的设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2、省对县财政体制的调整。2003年省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地方财政体制的通知》（浙政发[2003]38号），进一步明确了县级政府事权和财权，这是继中央所得税分享改革后的又一次财力调整，根据该财政体制，原属我县的钱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所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全部上划省级。因此2003年影响我县地方财政收入4300万，这对现行的县镇财政管理体制也提出了新的调整要求。

3、农村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初出台时直接影响我县可用财力5000万元，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2004年再出台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又直接影响我县可用财力1100万元，这为确保改革后农民负担减轻、不反弹，确保镇（街道）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此需要支付的改革成本也显而易见，这又对县镇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提出了新要求。

（二）适应加快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需要

1、推进城市化，加快一流县城建设的需要。1999年县行政中心迁址柯桥，随着“两个一流”目标的确定，和“一主三副二群”县域城市体系的基本确立，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大，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城市形象进一步改善，要求县财政集中财力加大对县域中心基础性、公益性设施投入的需求也日益增多。据统计：2000—2004年1—7月，我县对县域中心的基础性、公益性设施投入累计已达216亿，其中财政安排30.2亿元。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要求县财政加强调控，提供更多财力支撑的需求也日益高涨。

2、贯彻“保优争强、统筹发展”工作目标的需要。财政管理体制的设立和完善应紧紧围绕县委、县府提出的总目标，运用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充分调动镇街发展经济、培育税源的积极性；按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三有一化”、“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等改革，重点保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新型合作医疗、城乡困难孤寡老人集中供养等大社保体系的构筑，保证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城乡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3、贯彻“以县为主”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根据上级对教育、卫生管理体制实行“以县为主”的改革要求，在教育上，我县已确立“全县统筹、以县为主、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在农村公共卫生上，“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也在逐步深入贯彻。因此，合理界定县镇两级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充分调动县镇两级政府共同办社会事业的积极性，需要对现有县镇财力分配格局作适当调整，以确保上级相关改革政策顺利贯彻到位。

（三）促进镇街经济持续、协调、有序发展的需要

1、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由于历史的、地域的诸多因素影响，平原镇与山区镇之间的发展差距仍客观存在，镇与镇之间财政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一些欠发达的山区镇组织收入难度很大，由此带来可支配财力较少，四个山区镇地域面积占全县44.50%，辖区人口占全县的20.90%，但组织收入只占全县镇（街）的3.84%。虽然在前轮体制中作了适当倾斜和平衡，但积累性问题的解决还需有一个稳定的政策，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治本之策是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财政工作上，要全面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和财政收入完成情况，重新确定财力分配和转移支付格局，进一步完善县镇财政管理体制。同时寻求建立一种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经济发达镇（街）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并有更多的财力贡献。

2、收入级次划分尚不准确合理。一是县行政中心迁址给县城中心带来无限商机，推动了三产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也有了新的增长点。二是但由此部分镇（街）因利益驱动，各自出台一些奖励政策，从县内其他地区“引进注册”房产企业，既妨碍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也造成县镇两级政府可用财力的流失，影响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和预算的严肃性；三是技术原因，未能将国税部门征收的新办企业所得税纳入镇参与体制分成收入，使该部分地方财政收入贡献在对镇的财力分配上得不到体现。

3、现行街道财政体制中事权与财权设置尚不对称。2001年县府调整城区行政区划后，将原城区的三个镇调整为四个街道，在财政结算上作为过渡仍参照镇财政体制，这对于街道职能的顺利实现、城区维护管理和城市社区化建设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但事过3年，现行街道财政体制中的问题也凸现出来，街道与镇之间行使政府职能有所不同，一定程度存在街道事权与财权设定不对等；即使街道之间，在综合经济实力、财政收入、财力分配等方面也存在差距，事权也不尽一致，如果县里不作调控将不利于街道间平衡、协调发展。这种事权分配上差距导致的不合理，需要通过调整财政管理体制予以解决。

三、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和方向

财政体制调整涉及县、镇（街道）的财力分配、事权的划分和既得利益的调整，由于受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制定调整方案中存在着许多改革难点，主要有：

（一）事权和财权如何进一步合理划分

事权和财权关系问题上，事权划分是财权划分的前提，以事权为基础划分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及管理权限，是建立完善、规范、责权明晰的分级财政体制的核心与基础。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在前几轮的财政体制方案中并未真正解决好这个一直困扰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由于县镇两镇政府的事权不清，职能范围边界不明，这使划分各级政府的财力缺乏科学依据。一是街道的事权与财权如何界定。从街道办事处承担的政府职责来看，其主要职责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加强街道居民工作，搞好社区管理与服务，密切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保持基层的稳定，财政应保障其支出的需要。但街道办事处不是一级政府，只是政府的派出机关，是否必须通过设立街道一级财政的方式来解决？二是目前我县已确立了“全县统筹、以县为主、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但在义务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方面仅仅规定了由县、镇（街道）共同负责办学和管理，对事权和职责未作具体的划分。三是2003年国家出台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后，面对日益增加的地方财政负担，县、镇两级如何合理分担等。上述未确定因素都给县、镇如何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二）调控与激励如何进一步科学设置

激励与调控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激励政策需要较大的财力分配来调动镇街发展经济、培育财源，节约支出的积极性，满足镇街对财力分配上较高的期望值；而实现全县“保优争强、统筹发展”的工作主题，又必须增强县级财政的调控能力，集中财力保障公共财政向全社会覆盖的支出需要。激励政策的实施能通过发挥镇街主观能动性，发展经济，做大做强综合财力，使增强县级调控能力得到财力保证，同时县增强调控能力后，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使全县得到持续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在激励政策和调控政策中找到一个较好的结合点，成为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制定中的重点和难点课题。

（三）引导和监管如何进一步有效把握

镇财政作为镇一级政府的财政，应向同级人大负责。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镇财镇理”的原则，县级财政部门对其主要起到业务指导作用。虽然我县已全面推行同级人大对预算早编、细编、执行情况的指导和监督，以强化预算管理，但目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镇人大对财政支出监督管理尚未完全到位。加强财政监管，对财政资金的绩效追踪、监管评估机制的建立等一直是尚待破解的难题。如何通过业务指导、制度引导、加强监管、积极探索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考核，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把，财政预算更好地纳入法制化轨道，已成为县、镇财政急需共同解决的难点问题和重点工作。

三、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县对镇财政体制已取得的成效、改革所处的背景和面临的困难，在新一轮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确定过程中，我们应着眼于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管理体制，紧紧围绕县委县府提出的“保强争优、统筹发展”的工作目标，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有所积累、四要增强调控能力”的要求，合理界定县、镇两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在此基础上增强县级财政调控能力，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坚持发展优先，统筹兼顾的原则，在充分保障镇级财政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管理的原则，以充分调动县、镇两级政府发展经济，培植税源，壮大财力的积极性，并最终建立健全分税制基础上的公共财政体制。

（一）围绕“保强争优、统筹发展”的主题，增强县级调控能力，适度把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随着中央、省对县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公共财政覆盖面的扩大、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财政支出保障重点向社会保障转移等因素，都需要县级财政拥有较强的调控能力。增强县级财政调控能力，主要是提高县级机动财力的可支配和支出效率，其主要形式是在保证镇级财政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通过调节增量财力分配来增强县财政调控能力。根据目前县镇两级政府的职责和事权分配，建议镇级财力占全县比重以25%-30%为宜。增加的县级财力应全部用于对政府必须保障公共财政支出如教育支出、税费改革等所需支出，在财力分配中以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重点保证。同时为统筹城乡平衡协调发展，对镇街超收分成实行统筹金制度，专项用于城乡统筹发展及镇街“以丰补歉”等支出。

（二）根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基础上的县、镇财力分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一个完整的原则。只有效率优先，经济得到发展，效益得到提高，社会财富得到增强，可供分配的地方财力大大增加，才能有条件兼顾公平，并从先富达到共富。只有兼顾公平，协调地区发展，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才能为提高效率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一原则也与我县确定的“保强争优、统筹发展”工作主题相一致，在实践中必须将镇街可用财力的分配与其创造的地方财政收入贡献相挂钩，合理划分收入级次。根据“保强争优”的原则，对镇街上解的财政收入实行上解返还等的收入贡献激励政策。同时根据“统筹发展”原则，核定镇街财政支出基数，并按镇街综合经济实力、财政收入贡献、财政保障规模等指标，按一定的权数综合后，分配给镇街基本发展资金，以促进各镇街统筹协调发展。

（三）加强政策衔接，合理调整镇街事权和财权。

事权和财权相结合，事权划分是财权划分的前提，以事权为基础划分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以及管理权限，这是建立完善、规范、责权明晰的分级财政机制的核心与基础。在新一轮县对镇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也必须对镇街事权和财权进行合理的调整和界定。具体包括街道财政体制的设定、教育及公共卫生及出口退税负担等方面。

对街道实施过渡性财政管理体制。从我县实际来看，街道正处于转轨期，各街道经济发展情况、所处地理位置都不同，其承担的政府职责也不同，因此，在街道财政管理体制的设定中，必须充分考虑街道实际，实行过渡性财政体制，在保障街道的基本财政支出的前提下，提取其机动财力的一部分，作为统筹发展基金，专项用于有关公益性、基础性基本建设项目，使街道之间得到协调发展，并为进一步推进街道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准备。通过采取这种较为规范而又灵活的管理办法。

对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事权和财权进行调整。对镇街范围内义务教育事业、农村公共卫生事业作为镇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予以明确，在县镇财力分配中，为确保镇街义务教育、农村疾病预防和控制、妇幼保健、卫生监督和健康教育等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经费的财政投入，可由县镇两级共同承担，并以支出基数和转移支付的形式予以确保。

根据出口退税负担情况，建立外贸转型县镇联动机制，对超基数的出口退税，县镇两级按一定的比例共同承担。

（四）优化支出结构，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覆盖。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规范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支出使用效益，重点支持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支出。同时县镇两级着眼于确保完成政府职责任务，在确保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确保完成政府职责任务的前提下，区别轻重缓急，合理确定财政支出顺序。镇级财政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发放，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费的支出，以及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生态保护等建设资金。同时县对镇要继续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政策。按照农村税费改革后财政支出水平不低于税改前的原则，加强对镇街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基层政权稳定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以进一步推动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

（五）加强财政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