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手术范文
时间：2023-02-23 16:23:07
变性手术范文第1篇
“全国变性手术禁令解除了！”日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烧伤整形科通过卫生部组织的审核，成为全国首批、四川省首家合法开展变性手术的医疗单位。而据记者了解，全国将只批准10家医院开展变性手术。这意味着，两年前卫生部对变性手术叫停的禁令已经解除。
变性人被一些医生当成“试验品”
2010年，有媒体披露了东北大一男生孙某求助社会、欲做“变性”手术的消息；一时间，从学院到其父母、再到社会各界，人们对其怪异的行为给予很多的非议。
变性人，医学上称之为易患者，一个在中国饱受争议却正日益增大的群体。据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约有5万人想使自己“变性”。在众人鄙视的目光中，他们从迷失到自闭，身心备受煎熬。
变性手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给变性人带来了一线曙光。变性人可以通过手术解除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
据了解，变性手术是指把原有的外生殖器改变成异性的结构并切除性腺。其标志手术是阴道再造术、再造术。同时进行表形重塑，如喉结整形、整形等，以符合自我性别再认定。术后患者原来自觉性别与生物学性别之间的矛盾缓解，心理得到平衡，恢复正常，可以结婚组成家庭，但无生育能力。
其中，男性转变为女性的易性手术，包括喉结整形术、隆乳术、切除、尿道口成形、成形、阴道再造等。阴道再造可用皮瓣或阴囊皮瓣或阴股沟皮瓣来完成。如条件许可，手术可分组同时进行，男变女的易性手术常可一次完成。
而女性转变为男性的易性手术较为复杂，难度大，风险也大，需多次手术才能完成，疗程长。手术包括乳腺切除、生殖器的切除、再造等步骤，其中最难的是尿道形成。
说起变性手术这个敏感的话题，四川华西医院烧伤整形外科主任、四川省美容整形协会会长岑英告诉记者，其实，中国开展变性手术的历史已经有20余年，但由于相关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出台监管措施，让变性手术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运行了20年。
岑英几年前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性患者，要求她为自己做第二次变性手术。“我一看，她第一次做的哪叫变性手术哦，就是简单将切除了，而没有进行再造手术。”岑英说。
自中国第一例变性手术成功后，一时间，面对诱人的市场，大医院、小医院，甚至美容院和私人诊所，不管是否具备医疗条件，纷纷来瓜分这块“蛋糕”。甚至没有人知道国内有多少医院可以做变性手术。
变性手术在中国出现泛滥状况。有媒体报道，在北京海淀区就发生过患者投诉，一位女孩被医院当成一个“试验品”，在做完女变男手术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给患者造成身心上的巨大伤害。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医院、医生在钻法律的漏洞：没有法律说禁止做变性手术，也没有法律说可以做变性手术，对于变性手术是否成功，更是没有一个权威标准。”岑英说。
想要“变性”不容易
基于这些乱象，2009年6月16日，卫生部印发了《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变性手术规范》)。它规定，承接变性手术的医院、实施变性手术的医师以及接受变性手术的患者都将接受卫生部分资格审查。
“《变性手术规范》的出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叫停了变性手术，等待卫生部的资格审查。”岑英说。
但是，岑英坦言，虽然正规医院停止了变性手术，但是，一些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还在私下顶风做变性手术。
根据《变性手术规范》，变性患者需同时满足5个条件：自己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以其选择的性别公开地生活和工作至少两年；接受心理、精神治疗不少于1年且无效；年龄必须大于25岁；更重要的是，在进行变性手术时，必须是没有结婚或已经离异的。
对于变性手术的费用，岑英告诉记者，四川华西医院是严格按照全国规定标准收费。其中较为简单的男性变为女性的生殖器切除、喉结去除、再造3项手术费用大约在5～10万元。而对于女变男的变性手术由于手术过程复杂，费用要高一些。
变性手术是治疗易的无奈之举
易指的是人从心理上否定自己的性别，认为自己的性别与外生殖器的性别相反，要求变换生理的性别特征，又称变换性别癖或性别转换症，属于性别身份识别障碍。此种行为男女都可见，以男性较多，男女比例约为3:1。
对于易产生的原因，医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与患者幼年时期的生活经历有关。如有的父母生了个男孩，却偏偏想要女孩，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打扮、教育孩子，使孩子的性心理被扭曲而导致易。
“目前，对于易的病因，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很难找到治疗该病的根本方法。变性手术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说到底，易是一种心理障碍性疾病，病源是患者的性别自我认识发生障碍。治疗易，方向在于通过心理治疗和行为纠正，使患者认识到顺应自己的天然性别，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
变，还是不变？变性对于患者自身来说不仅是一次最激烈的心理、生理上的变化，它还牵涉到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等国已先后制定特别的法令，规定做变性手术者在具备了某些医疗及法律方面的条件后，可合法更改自己的性别。另一类国家，或通过法院判决（瑞士和法国等），或由“仲裁者”向行政部门寻求批准（奥地利等），变性人方可更改其性别。
变性手术是最后的不得已之举，如果可以通过心理治疗达到目的，绝不做变性手术。“不管变性手术做得多成功，一查你的基因，也就是决定性别的性染色体，你还是原来的你。”岑英说。
变性手术范文第2篇
“清明节做手术，是个好兆头”
4月5号，清明节。那天谁都不做手术，说不吉利。我说：“他们嫌不吉利，我做手术。”护士说：“金星，你要知道4月5号是清明节!”我说：“清明节怕什么?清明嘛，把多余的清除了也就明了啦!清明节是个好兆头。”
我是早晨9点进入手术室，全麻，整个手术做了16个小时。其中，我发生大出血4个小时。杨主任也辛苦，她跪着做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手术最后做得非常成功!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医疗事故。我是坐在生孩子的架子上做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他们没锁好我的左腿架子，架子跑脱了，滑到我的小腿肌肉上，卡住了血液向下流通的渠道，血液不循环，肌肉高度痉挛。我的腿是被蒙住的，但护士16个小时都没有检查我的腿的温度是否正常。
16个小时后，我还在手术室做观察。麻药醒来一看，左小腿肿得比大腿还要粗，五个脚趾甲盖，变成了五个小点，深陷在肿胀的肉里面。
第二天，我的小腿肿的跟镜面似的，皮肿胀得亮亮的，如果用针一扎，就有一种爆出来的感觉。杨主任把神经科、运动科医生叫来会诊，然后到隔壁办公室开会。我妈妈也参加了会议。诊断结果：小腿肌肉到脚趾尖神经全部坏死，很难恢复，即使恢复过来，也是一个瘸子。
妈妈听完诊断结果，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妈妈一边哭，一边说：“金星跳舞跳得不好也就罢了，她跳舞跳得那样好，跳舞就是她的生命，这样的打击，她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啊!”
“我的腿是赔偿一千万”
我在纽约最好的姐妹汪燕燕回来了，她来医院看我，一进门，看到眼前的情景，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燕燕把医生全叫来，大声地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把一个跳舞的天才给毁了!”
汪燕燕回北京后打电话，花钱从美国把最好的律师朋友请来了。我劝燕燕说：“不要打官司了，这不是杨主任的责任。”燕燕说：“金星，你已经残废了，不能跳舞了，你如果不打官司的话，你将来心里一辈子都会不平衡的。你打赢了官司，将来还有点钱，我保证你后半生有依靠。”
我说：“那好吧，那就打官司!，'我的腿是赔偿一千万。
那时，我一直躺在床上苦苦煎熬着。腿非常痛，这种痛像是有千万根针扎着腿肚一样，我只好要求护士给我打杜冷丁止痛。打了杜冷丁，我可以睡上一天。连着打了两天，当第三天我要求继续打时，护士拒绝了我的要求。
护士说：“天天打，上赢了怎么办?病治好了，你就有毒瘾了。”我疼得没有办法了，要求护士给我再打一针。
护士说：“好，就再给你打一针。”
这一次护士是在骗我，她给我打了一针蒸馏水。由于心理作用，我当时感到舒服多了，竟慢慢地睡着了。
后来，护士每天就用打蒸馏水的办法骗我，但我仍然被蒙在鼓里，
一天，我用意念盯着左脚的中趾，看了它好一会，看见它微微动了一下。我兴奋极了!心想，还有希望，我要让小腿的神经慢慢苏醒过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坚信，只要有信心，坚持下来，恢复还是有希望的。于是我马上打电话，让律师撤诉……
两年后，我的腿终于恢复了。
“你每换一次纱布，就等于女人做一次人流”
这只是我的腿的痛苦，而更痛苦的是做下身的手术。
由于阴道是人工造的，每天要把堵塞进阴道的纱布抽出来，然后换上新的填塞进去。抽出来时，那种连着肉的疼痛，钻心的疼痛，就像是把你体内的一团肉给撕扯下来。医生说：你每换一次纱布，就等于女人做一次人流。就这样，我每天都得做一次炼狱般的“人流”。
由于做了阴道造型手术，我必须依靠导尿管往外排尿。一般导尿管最多插两个星期，而我插了两个月。为了保证今后不失去排尿功能，我每次用夹子夹住导尿管，等自己有了排尿感觉，才把夹子松开排尿。一个半月后，要换排尿管。尿管抽出来的感觉，疼的我失声叫了起来!这种疼痛已经无法形容了，而换上新导尿管再去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更难以言说。新导尿管换上后，由于尿管插得过于靠后，顶着膀胱壁，致使尿管堵塞。当天晚上，我尿不出来，我的肚子胀得发痛。我喊医生，医生帮我按摩肚子，按一下，出来一点尿，按摩了一个半小时，尿才全部排完。第二天早晨，我的肚子又鼓起来，仍然排不出尿。我痛得在床上打滚。医生来了问：“怎么回事啊?”这时，我都快成了半个医生，我说：“可能是导尿管贴在膀胱壁上了。你试一试，给我一点点。”
我被抬到治疗室，医生把导尿管只一丁点，我的尿便顺利排泄了出来。过了20天，我开始进食，又要过解大便这一关。我的病腿不能弯曲只能一条腿搭在凳子上，另一条腿支撑着身体。我的手还得赌住阴道的棉纱，不让它掉出来。就这样，解一次大便，出一身大汗。加上病后虚弱的身体，每一次大便完，从厕所走回病房，得花15-20分钟。爬到床上休息半天才能缓过气来。
变性手术范文第3篇
一、关于变性手术的争议
变性手术,是指通过整形外科手段(组织移植和器官再造)使易病患者的生理性别与其心理性别相符,即切除其原有的性器官并重建新性别的体表性器官和第二性征。①变性手术作为易性症者改变性别的一种特殊治疗手段,常引发医学和伦理学上的争议,由此导致法律上是否允许的困惑。
(一)反对意见
1、从医学的角度而言,变性手术具有不可逆性,会给病人带来永久性创伤。事实证明,“由于没有产生相应异性性激素的性腺及输精管、子宫,不可能有遗精或月经等现象;再造的性器官不可能有正常人的性感受;除非使用克隆技术,变性人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遗传学后代;变性后患者为了从外观上更接近其要求的性别,必须长期使用外源性激素,常引起恶心、头昏甚至血栓形成、肿瘤等问题,并将对内分泌产生影响;即使移植异性内生殖器官,术后患者必须长时间使用免疫抑制剂,不但会让人在性格、性情上发生变异,也将不断地摧残人的身体,使身体变形、体内腺体萎缩、精神食欲不振、抵抗力降低并易诱发其它病症”②。重庆医科大学冯泽永教授认为:“变性手术不是纠正其病态之心以适应正常之身,而是变完善之身为残缺之身以适应变态之心,这不是治本之术,决非上乘之选。”③
2、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变性触及了一些敏感的人伦之理,必然引来广泛争议。性别是人的自然属性之一,是性关系以及婚姻家庭的基础。以手术的方式来改变人的性别,这是社会传统道德所不能想象的。“它改变了人类正常的健康准则,从根本上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并据此怀疑当代科学发展的某些趋势是否弊大于利,是否把整个人类社会引向一个比核战争更恐怖的深渊。”①
3、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变性改变了个人的性别身份,他们新的性别身份往往被社会普通大众所歧视,所误解,因而导致他们的心理产生极大的痛苦和反差。“事实上是,接受变性手术的人并不意味着从此就真的找到了‘幸福’。瑞典1986年的一项实验报告显示,瑞典曾对13例变性手术进行平均12年以后的追访,结果大部分人对手术不满意,其中8人术后性心理没有改变,4人后悔,1人要求重新改变性别。”②
4、从法律的角度看,不少国家的法律规定禁止变性。如西班牙、土耳其等国家法律规定,对易性症者施行变性手术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台湾学者黄丁全就认为:就现行法而论,除医师为阴阳人实施整形手术,属于医疗行为范围,并无法律上困扰外,将性别转换为异性之性别,需毁败其生殖机能即去处其或阴道,始能实施转换,因之其为刑法第十条第四项第五款所称之重伤应无疑义,且性转换手术去除其自然之性征后,无法再回复,亦无法如器官移植以移植他人之性征,仅能以人工性征取代,实该当于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之构成要件,应无任何阻却违法之事由。③我国大陆也有学者认为:变性手术是与易容手术、处女膜修补手术并列的改善(改变)身体外观行为。它不同于矫正畸形行为,即以手术等医学手段矫正身体畸形如连体婴儿分割手术、去除多余手指、脚趾等行为。而是属于“非医疗行为”,实施者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④
(二)赞成意见
但也有不少学者支持变性手术。本文也赞成异性症者有权通过变性手术变更自己的性别。
1、从医学的角度而言,首先,“易性症”非普通的心理障碍,而是一种心理疾病。他们在心理上痛恨、厌恶、不认可自己的生理学性别并且渴望改变它,甚至因此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或严重的有自残、自杀倾向。⑤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所下的定义,心理疾病也是疾病的一种。因此,既然是一种心理疾病,就有通过医疗行为加以治疗的权利。其次,变性手术能满足易性症者的心理需求,符合“对病人有利原则”的医学伦理。医学的目的不仅仅是防治疾病,更注重提高病人的生命质量。对于易性症者而言,尽管心理治疗十分安全,但往往没有持久的疗效,因此,最终都不得不求助于变性手术。正如国际性焦虑协会于2001年2月在其最新版的《性身份障碍诊疗标准》(第六版)中提出:“在任何意义上,性别重塑手术都不是一个‘实验性、研究性、选择性、美容性’的手术。它对易性症和严重的性身份障碍是一项非常有效和适当的治疗方法。”⑥
2、从伦理的角度而言,自主和宽容是一个社会最大的伦理。首先。一个人选择变性与否,涉及的是他个人的自我选择问题,我们应当尊重他人的自我选择。“人们有选择接纳自然性别的权利,也有选择变性的权利。个性选择将是性别平等的核心,也是终极目标。”⑦实际上,在与传统医学及社会、伦理观念的冲撞中,社会日益走向宽容和多元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变性人持理解、容纳态度并将他们接纳于社会群体中。在性别上给予他们自我选择权,无疑是对他们实在的关怀。其次,应当用一种多元的、渐进的眼光来对待易性症者们的特殊人格,保留他们充分的权利空间。作为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一员,他们往往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遭受冷漠、歧视和排斥,我们不能野蛮地将他们囚禁在“边缘性”、“变态者”的圈子里,而应该努力去探究原因,理解、帮助和接纳他们,给这些独特的人群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正如学者所言:“变性技术修正了社会对性别的判断和认识,实现了性别自认和社会道德要求的统一,因而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①
二、变性手术的民法基础
尽管变性手术在医学和伦理上都有极其充分的依据,但要在法律上允许变性,必须要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本文认为,变性是异性症者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而变性手术又是易性症者有效的治疗方案,基于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等一般人格权,基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具体人格权,易性症者请求施行变性手术,借医疗技术以摆脱心理上的痛苦的自由和权利应当作为异性症者特有的一项人格利益被法律允许和确认。
(一)一般人格权
从民法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角度而言,一般人格权包括人格尊严、人格平等和人格自由等。其中的人格自由就是允许变性的法理基础。“所谓人格自由就是每一个人遵照自己所想象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力量维持自己的本质属性———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所以,这种自由就是用人本身的判断和理智以最恰当的手段做每一件事情的自由。”②也就是说,法律对人格自由的保护,就是保护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依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因此,对那些经受性别认知扭曲而带来极大痛苦的患者来说,法律应当允许他们打破原有的选择限制,去选择自己认同的性别存在方式,充分享受自己人格发展的权利,让自己成为更加完善的人。
(二)性别权
从民法具体人格权的角度而言,性别权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人格权。因为性别具有表征身份的权能,是与人的生命、健康、身体、肖像、姓名一样表征人的独立人格不可或缺的要素。“性别对于自然人的这一人格法律意义,在法律确认之前属于自然权利,在法律确认之后则属于法律权利,即性别权”。③因此,性别权实际上也是人格权保护的内容之一。由于现有的人格权体系并没有性别权的内容,因此,变性的法理只能从其他具体人格权中加以阐释。
(三)健康权
从民法生命健康权保护的角度看,一个人实现自己心理性别的权利也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一种具体的权利形式。传统上,人们只注意到了生理健康,而忽略了心理健康。新的健康概念不仅包括传统健康概念中的躯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一个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满足自己现有的生理上的性别需求而终日忧心忡忡的时候,这种状况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他的身体健康的损害。当心理治疗等常规治疗已无效的时候,变性手术无疑成为他们最后的希望。因此,可以说,变性手术就是一个人治疗自己疾病时使用的一种方法而已,身有“病痛”,通过医疗手段使之消失,正是生命健康权利的应有之义。
(四)身体权
从民法身体权的保护而言,身体权就是指“自然人维护其身体组成部分的完全性、完整性,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的具体人格权”。④变性手术通过改变器官和身体构造从而达到改变性别的目的,实际上是对身体权支配的一种表现。因此,自然人的身体权是自然人施行变性手术从而改变性别的权利基础,即自然人有对其自身身体依法支配与合理处分的权利,只要这种支配与处分不侵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各国变性手术立法规范及借鉴
性别在法律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性别是区分自然人的重要依据,不同性别的自然人在社会生活中分工不同,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享有不同的权利和承担不同的义务。性别的变更必然带来社会秩序、法律秩序的变化,因此,对于性别变更的主要途径———变性手术,各国法律在允许的同时也都加以必要的规范。
(一)日本
日本判例认为,“要使变性手术在法律上受到正当的评价,应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手术前必须进行精神医学、心理学的诊断、检查;第二,进行患者家族关系、生活史以及将来的生活环境的调查;第三,手术的适应性必须由数位医师讨论后再做决定,并由有能力的医师执行,应保存调查与检查结果等等医疗记录;第四,手术应得当事人的同意,有配偶时,并应得其配偶的同意,如系未成年人,应得其监护人的同意。”①可见,日本对变性持较保守的态度,规定应允变性较严格的条件,但没有禁止已婚之人和未成年人的变性。
(二)瑞典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有关变性法律的国家。1972年4月21日制定的《有关特殊状况确定性别的法律》第一条就规定:“1•自幼即认识自己具有与教会记录簿上所记载的是不同的性别,并且在长时期内已过着与这种性别相符的日常生活,而且即便是将来,也仍会继续这种性别下的生活,根据该人的申请应允许他们变性。2.本条仅适用于年满18岁且因变性手术摘除生殖腺或其他原因而不能生育之人。”②可见,瑞典对变性的条件较为宽松,但对变性者的年龄和身体条件作出限制。
(三)德国
德国1980年9月10日通过《变性人法》,并于1981年1月1日生效。立法理由书提出:“至今日为止的现行法都是以性不可改变为原则来制定的。人类无论是男性或是女性总应归属一个性别(偶尔也会有阴阳共存一半阴阳的情形)。其性别,是根据身体外部的器官来确定的。但是,这种性别不可改变的原则,是否应该坚决地贯彻,围绕着此问题产生了分歧的观点。最近有人强调,变者强烈要求达到灵肉一致这件事其实是和尊重当事人的人权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看法和最近医学界的见解相一致。根据医学界的看法,性别的确定除了根据身体外部器官确定之外,在特殊的情形下,精神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为了使已接受变性手术的变者过渡到灵肉一致,也使变性者不至产生困扰及能与社会相适应,在其出生登记表中,可考虑改变其性别。联邦也在1978年11月11日,从法律角度承认了利用现代医学知识也不可能再改变的变者。而且在变者接到变性通知时,基于受宪法保护的,尊重人及人格自由发展的基本权利(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一项),做出判决应改变其出生登记簿所记载的性别。因此,为了使与其相关的各种问题都能从法律角度予以解决,制定法律变成非常必要。”③《变性人法》于2007年7月20日进行修正。删除原来的第三章第13至第15条关于修法之程序规定,一共有15条内容。第1条至第7条规定更改名字之要件、程序与效力等;第8条至12条规定确认性别认同之要件、程序、效力以及对既有法律关系之影响等;第13条至第15条规定过度条款、柏林条款与法律生效日期。综观德国《变性法》之规定,可以发现,德国《变性法》一方面开启易性症者寻求身体与心理性别之一致的大门,同意变性,并依是否进行变性手术分为大、小解决方案供当事人选择;④另一方面,规定一定的条件以规范这种变性要求。可以说,《变性人法》是世界上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有关规制变性的法律。
(四)法国
法国没有专门有关变性手术的法律。1976年之后,一些判决开始支持变性。如1976年1月,茨鲁兹地方法院作出以下判决:“变者不管是基于自然的原因或是外部因素,不可能或很难维持其出生时的性别的情况下,经过医学鉴定予以变性是可能的。如因此需要变更姓名应该受到允许。”1979年桑坦沁奴法院也做出如下判决:“人类不能变性,依据性别不可变更的原则而不承认变性主张是错误的。一味对变性患者进行精神医学上的治疗,除见失败之外,并难有他效果,而要消除变性患者的痛苦,除了进行变性手术是无能为力的。在女变男的情形下,承认具有男性的性别,并不至破坏公共秩序,也不致扰及社会。相反的具有男性长相却过着与男性相符的生活的人,却非要受到女性的待遇,这不是骇人听闻吗?”①可见,在法国,尽管对变性问题,法律上还有许多争议,但由于上述几起案例的出现,变性事件从此在社会上引起重视。人们逐渐认可,性别的决定并不是单纯依据染色体、生理特征等生物学要素,还应综合心理上的要素。
(五)泰国
泰国为全球变性人比例最高的国家,但泰国直到2009年11月29日才实施一项新法,即规定泰国男性实施变性手术的最低年龄为18岁,向18岁以下男性实施变性手术为违法行为;18岁至20岁男性在实施变性手术前需向有关机构递交父母同意证明;20岁以上男性可自主决定是否变性。此外,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单位还需在手术前核实申请者是否具备变性资格,其中包括至少已持续进行1年时间的荷尔蒙疗法等。泰国的变性人组织“泰国变性女”对政府这一新法表示欢迎。尽管泰国社会普遍“默认”变性人,但有关修改变性人身份证及护照性别的议案在国会仍未获通过。至今,变性人在出国旅行等需要性别证明的活动方面仍受不少限制。②
四、我国规范变性手术的主要内容及其建议
综观各国立法,对于变性的态度大多经历了从禁止到允许的过程。法律允许变性一般都附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大多涉及允许变性的医学条件和法律条件。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借鉴各国立法规范,本文认为,我国规范变性手术的立法应当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变性手术的医学条件
由于性别转换手术是不可逆的,因而应规定具体的适应变性手术的医学条件。变性手术的医学条件主要包括患者本身的心理需求条件、实际异性生活条件、心理治疗条件以及详尽的治疗知情条件等。
1、对于患者本身的心理需求条件,通常应
规定要具有强烈渴望转换成异性的意志,且这种意志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以上。如德国的《变性人法》规定,改变性别的前提条件是:“……由于变者性格上的原因,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性别与出生登记簿上的性别不同,且至少三年以上处于一种压迫感中,强烈要求与心理上的性别一致……”③我国《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规定,手术前患者必须满足的心理需求条件是“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④。
2、对于实际异性生活条件,通常应规定要
连续以异性身份在社会上成功地生活了一定期限。如国际性焦虑协会认为要推荐的手术适应症为:“……对自己的解剖生理性别感到不适应,并连续以异性身份在社会上成功地生活了一年以上……台湾一些医院施行的评估变性症的标准流程中要求“在扮演另一性别角色的生活适应性上,至少有两年以上满意且良好的适应状况。”⑤我国《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没有规定实际异性生活条件。借鉴其他各国的规定,本文认为应当要求变性者具有两年以上的实际异性生活经历。
3、对于心理治疗条件,通常应规定在手术
之前必须有一定期限的心理治疗经历,且这种治疗是无效的。如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昭和1944年2月15日的判决指出,性别不明的阴阳人实施变性手术,使其性别分明,该手术属于医疗范畴并无疑问。变者为阴阳人以外的人时,需具强烈可望转换成异性的意志,始得实施变性手术,其条件如下:1、变者手术前必须经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外科医师,一定期间的观察,变者应予配合……。⑥我国《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规定,“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
4、对于治疗手术的知情,通常规定变性者
要知悉变性手术的内容、后果极其危险性。如国际性焦虑协会认为要推荐的手术适应症为:“……充分了解和认同手术的费用、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术后康复等诸多问题。”我国《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规定,“实施变性手术前,应当由手术者向患者充分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手术后的后续治疗、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变性手术的后果,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可见,对于变性手术的内容、后果极其危险性只要求医疗机构做到告知义务,并没有强行要求变性者本身的知情条件。为防止异性症者的轻率决定,应当补充规定变性者对变性手术的知情同意条件。
(二)变性者的主体资格条件
变性者的主体资格问题主要涉及变性手术是否需患者本人同意?患者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已婚者是否能够变性?特殊身份者是否能够变性等。
1•变性者“本人同意”问题
在法律上,施行变性手术是否应该由患者本人同意,即易性症者本人对手术的允诺是否有效,各国的立法不同。“在阿根廷,异性症患者的允诺被认为是无法律效果的,因为法官们认为这种允诺是患者本人的病态表现,是非本意的。因此,法律上易者是被作为无行为能力人来看待的。而在美国,易性症者被认为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只要患者和医生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就可以施行变性手术。”①在中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接受变性手术的决定应由患者自己作出,还是应由患者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作出。但实践中,通常要求除了患者本人必须签署同意书外,还要求患者的父母或监护人签署同意书,还有的甚至要求患者所在地民政部门或派出所出具证明,同意变性后为其改变性别才能实施手术。可见,我国施行变性手术必须经过患者、患者的近亲属、医生以及患者所在的单位、居委会、派出所等的一致认可。所以,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易性症者是被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来对待的,这样有一定的好处,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的了解易者的心理状态和意愿,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了家庭的因素,不否认易者的行为能力及意思表示能力,也不完全承认这种能力,使变性手术的实行不致产生轻率带来的恶果”②。但笔者认为,变性者本人对变性手术拥有自我决定权,具有变性自主决定权的主体资格。这是因为,首先,正如前述,变性人变性的欲望是一种心理疾患,但有别于精神疾患,不归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支配和处分具有自我决定权。其次,变性手术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最终是由变性者本人来承担,因此,变性人本人对是否手术享有最终决定的权利,由变性人本人签署手术同意书,这也是变性人意志自治的体现。第三,变性手术关涉变性人重大生活改变,由此必然导致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问题,所以,接受手术的自主决定权也只能由患者本人行使,其他任何人均无权作出决定。我国《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规定,手术前患者必须提交的材料中须有“患者本人要求手术的书面报告并进行公证”③。由此可见,在我国,变性人本身拥有变性的自我决定权。
2•变性者年龄问题
变性者是否该有年龄上的限制?未成年人可否接受变性手术?如果父母同意就可以为未成年人施行变性手术吗?论者的见解不一:有的人认为变性手术是一项重大改变自然、社会生活角色的行为,同时严重影响到自然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要求接受变性手术的,必须是具有意识能力与智力都能够了解变性的实质意义的成年人。也有的人认为,对要求接受变性手术的当事人不应作年龄上的限制,以便让具有变性条件的人及早地脱离痛苦,尤其是未成年人,如果存在严重的变,就应及早依其自愿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的要求,进行变性手术。笔者认为,除为两性人进行医学上认为必要的定性手术外,一般应禁止将未成年人作为变性手术的对象。其理由如下:第一,异性症具有明显的心理疾病,许多患者经过心理治疗是可以得到矫正的,特别是未成年人可塑性强,进行心理、行为、环境等诱导,有可能恢复健康。第二,性别变更关涉人生重大改变,不仅改变生活方式,而且将改变他们生活的环境。易性症者必须充分认识将要面临的人生的各种境遇,复杂或艰难的变化,而未成年人一般无法有这种认知。因此,未成年人对于变性手术的同意不能认为有效。第三,变性手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变性后必须长期补充性别激素,以维持新的性征。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折磨。因此,应当禁止未成年人变性,待其成年后再自主决定是否变性。台湾地区关于变性者的年龄限制:年满20岁,不超过40岁者才被允许变性。根据我国《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手术前患者必须满足的条件中的规定,患者的年龄要大于20岁,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变性者婚姻状况问题
已婚的异性症者可否变性?对此问题国外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对于要求变性的已婚男女,只要其婚姻状态继续存在,不论其是否为严重的变者,也不问其是否符合其他变性条件,都不宜施行变性手术。因为,此举必然破坏现存的婚姻关系。例如:“意大利的法律虽允许已婚公民接受变性手术,但同时规定术后婚姻关系解除。前联邦德国的法律则明确规定变性手术只适用于未婚的公民。”①我国民政部曾规定:变性人在变性前的结婚登记合法有效,变性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可以参照协议离婚处理,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婚姻关系;如果双方对财产问题没有争议,登记机关可以参照协议离婚处理,离婚的效力自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算;双方因财产分割发生争议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在解除当事人婚姻关系的同时一并解决财产问题。②民政部的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法律仅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变性后的婚姻关系如何处理做了具体规定,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是否能做变性手术,我国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这不仅导致理论上关于已婚者是否允许变性的争议,也导致司法实务中的异议。如2005年南京变性第一案中,一审判决认为,“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变性势必造成同性的婚姻,有违我国婚姻法规定”。但二审判决却认为,“对已婚者能否变性均未作规定,地方性法规及国务院部门规章也未见诸述,中华医学会或整容行业协会对此未作相应的行业规范,而东方医院提供的《整形外科学》一书中所阐述的有关已婚者应于解除婚姻关系后变性的学术观点,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诊疗常规,所以并不能作为审判依据。就公民个人权利行使而言,在法律对已婚者变性未作禁止的情形下,应当允许公民个人选择是否于变性之前离婚。只要其权利行使不侵犯他人利益或违背公序良俗,即应受法律保护”。③笔者认为,一方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变性的确会存在以下不良后果:其一,对现有婚姻家庭秩序造成冲击。夫妻一方擅自做变性手术,必然造成婚姻关系的实际死亡,引发家庭的不稳定。其二,损害配偶利益。无论哪一方变性,另一方都失去实质意义上的原有配偶,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其三,损害子女利益。无论是父亲变性或母亲变性,都会造成父亲竞合或母亲竞合的现象,这种环境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在社会上也极易遭到歧视。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已婚男女如果是严重的变者,他与其他未婚变者一样,都有得到治疗、实施变性手术的权利。正如前述,性别的自主决定是人格权的体现,夫妻双方都有对自己性别选择的自。2005年南京变性第一案中,二审法院的判决也认为,“变性是对自身身体的处分,而配偶权所能支配的仅是配偶之间的身份利益,对身体的处分权仍为夫或妻一方所拥有”。④因此,不应以变性影响配偶一方的身份利益而否定夫或妻对自己身体的处分权。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易性症者原则上应在无婚姻关系的状态下才能变性;如果处在婚姻状态,须征得配偶的同意,如果配偶不同意,则应先解除婚姻关系。我国《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规定“患者必须处于无婚姻状态”,实际上不是禁止已婚者变性,而是倡导变性者须在无婚姻状态。
4•变性者特殊身份问题
在变性问题上,所谓的特殊身份者主要是指在案犯罪记录者、犯罪嫌疑人等。对于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是否禁止变性,不同国家有不同态度。据俄罗斯《真理报》2005年7月25日报道,保加利亚公民斯雷科伊什卡夫为了逃脱牢狱之灾,在开庭之前,做了变性手术并改女性名字阿尔贝业娜•米哈伊洛夫。开庭审理时法官没有冒昧判处已经不是被告的被告有罪,因为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法律上,她都变成了一个绝对不同的人。法官裁判认为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替男人犯的罪承担责任呢?因此阿尔贝业娜不必为伊什卡夫所犯下的罪过承担后果。最终法庭宣布被告失踪,其犯罪文件被归档,阿尔贝业娜被当庭释放。①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2002年1月2日,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刑警赴上海抓捕两年前逃逸的犯罪嫌疑人易某。易某在逃逸期间做了变性于术,给刑警办案增添了不少困难。北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说:“第一次审理易某的案件时,其变性于术还没有做完,只是外观上是女性,生殖器官还是男性,因此他只能关在独立房间,至于定罪后是关在‘男号’还是‘女号’都是个问题。”②实践中,许多人为逃避法律的制裁,会利用变性手术达到目的。如果不禁止犯罪嫌疑人做变性手术,就会给犯罪嫌疑人通过变性逃避抓捕提供捷径,因此,应禁止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变性。根据《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规定,手术前患者必须提交的材料中就要求患者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
(三)变性手术的程序要件及相关的法律文件
因为变性手术涉及人之性别变更,所以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和提交一定的法律文件。
1、患者本人要向医疗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的法律文件。正如上述,由于变性手术的不可逆性以及变性的隐私性,变性请求只能由患者本人决定。患者应提供的法律文件通常包括:适宜变性的医疗证明书、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无婚姻关系证明等、已告知直系亲属拟施行变性手术的相关证明等。
2、施行变性手术的医疗单位应当要求变性人办理登记手续,并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为维护患者的隐私权,患者只需在医疗机构登记,并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即可。登记备案手续主要是为了查证犯罪嫌疑人为逃避刑事追究而变性。
3、患者要与医疗机构签订手术协议。由于变性手术具有特殊性,而且目前缺乏手术成功的统一标准,因此,变性人应当与施行手术的医疗机构签订书面的变性手术协议。协议内容除了一般的内容外,要特别详细签订手术方法、效果、风险以及法律责任等。
变性手术范文第4篇
国家对变性人手术后的法律文件更改都有规定，包括我们中国。其中美国关于此问题的一些建议值得借鉴。
【关键词】变性人；变性手术；法律文件；实践
【中图分类号】d922．1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4—0240—04
on practice and revelation of legal document change after srs． liu guo-sheng．guangdong police officers college，
guangzhou 510230
【abstract】legal ident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after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srs)．we have to solve it by
changing their legal documents．many countries，including china，have regulations on legal documents change after srs，some sug—
gestions from american practice on it are meaningful for us．
【key words】transgender person，sex reassignment surgery(srs)，legal document，practice
一
、变性人法律身份更改概念与分类
变性人法律身份更改权是指变性人更改性别身
份的权利，即在进行变性后。经过有关机关的确认其
变性手术已经完全成功．为使其变性后的自然性别与
法律性别完全一致，而对有关性别身份和名字的法律
文件予以更改的权利。户籍上性别的更改以及由何部
门在何种情况下更改．可分为两类：
一类包括采取特别立法调整变性人法律地位的
国家(有瑞士、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规定变
性者为得到法律性别变更，应满足医学和法律要求。
医学要求包括：认为他或她不属于官方登记性别、长
期不能生育、完全外科手术(变性手术)；法律条件包
括：最小年龄、本国公民权、未婚状况等。
另一类国家没有仅针对变性案例的特别立法。只
通过司法裁决允许法律性别的转换(如瑞典、法国)，
或通过行政机关条例(奥地利)。或适用其他法规中的
解决方式。如关于改变和纠正民事身份注册信息(依
利诺斯州、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制度)。
二、各国(地区)规定
1．泰国。男变女后仍然保持法律上的男性。即性
别置换后。他们的出生证、身份证和护照显示他们还
是男性。他们不能与男性结婚
2．南斯拉夫。变性人法律身份的改变只有通过一
般档案登记规则才能实现。由于事实上档案登记纠正
的决定属于行政机关管辖．南斯拉夫法律采用的方式
实际上与奥地利的法律最为相近。档案登记法第16
条规定“档案登记簿完成登记前，由记录员注明的错
误可由记录员予以纠正。完成登记后，由记录员导致
的错误，有关机关裁决该档案记录应该完成该纠正才
行。档案簿中的纠正在职责范围内或该利益方请求下
才可以实行。南斯拉夫法律对变性问题没有法律解决
方式。也没有任何司法实践，只有在市政机关的少数
条例中颁布了10页裁决。允许变性人在进行民政登
记前改变性别。
3．土耳其。新增加在1988年《土耳其民法典》第
29条的条款规定：“如果出生后。医学专家委员会出示
报告认定有过变性，那就要对出生证做必要修改。”从
1981年起长时间法律斗争以这种结果结束。当时军事
政府采取特别强硬姿态。认为任何形式变性都是社会
越轨。现在建立了一个医学法律程序。授予一份红色
身份证(替代男性的蓝色身份证)交给持有者以示充
分的女性法律地位
4．瑞典。1972年4月21日。瑞典就性别重置(变性)颁
布第1 19号法案，如果需要手术更改身份．相应行政
机关可以进行特别授权。
5．德国。1980年10月颁布更名和性别身份变更
[作者简介】刘国生(1975一)，汉族，江西宜春人，法学硕士，讲师，从事比较法和经济法教学与研究。tel：13924083807；e—mail：liumn—
ny@hotmail．com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3卷(第3期)
特别法案(即变性人法)。德国的解决方式特别新颖和
重要。它提供两种选择，且可以互相独立或连续适用。
《变性人法案》第1条规定“次要解决方法”，即更名。
如果他3年来不再感觉自己属于自身的生物性别，法
官可以授权申请人更名，更名不意味着进行变性手
术。如果申请人在做出决定后成为父母，则法官的决
定就废止。该法案第2条规定“主要解决方法”，确立
手术后．法官可以授权变性和更改法律性别，但法案
要求申请人未婚且不能生育。
6．意大利。1982年意大利国会批准关于性别重置
164号法案。从此变性人在意大利法律制度中有了规
定。法案确立了性别重置是由判决决定，可以在公民
身份记录和档案中更改法律性别和名字。法院必须任
命1名以上专家鉴定个人心理、身体情况，专家必须
起草参考意见．必要时。法官也可以授权手术治疗。一
旦变性完成，法官命令更改身份档案和记录，现有婚
姻随着法官的决定而解除。该 法案：(1)调整变性；(2)关
于更改身份档案和记录还不清楚。因为它没有确立法
官必须遵守的确定标准；(3)没有提到更改法律名字(特
别是关于在变性期间或变性后)。
关于变性人更改名字的3部法案于20__年7月被
意大利国会采纳。ill这些法案是关于意大利法律制度规
定变性人手术前或当变性人不能或不打算进行手术时
更改名字。提供不同的法律解决方法。这些法案是：
(1)2939号法案：关于使名字与心理、身体身份相
适合的条款，20__年7月2日由众议院的艾立特和逖
蒂提议。制定与德国类似的更名程序。
(2)2990号法案：是2o00年11月3日第396号
总统令第89条解释．关于20__年9月众议院提议的
名字和姓氏更改，针对现有更名条款确立新解释。以
便包括变性人更名。不论法律性别和名字的差异。
(3)3031号法案：更名和使名字适合于性别身份。
2o02年7月16日由众议院艾立特和逖蒂提议．对个
人名字基本权。确立所有公民更名程序。对变性人规
定特殊条款。
7．日本。对变性人有很多讨论。第一份关于变性
人的著名判决在1970年，变性人在该群体和医疗与
法学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该案叫“抑郁男孩案”。[21
该案涉及变性手术的合法性。《优生保护法》。即后来
进行了修改的《母亲身体保护法》禁止没有合法理由
废除个人生育能力(例如遗传疾病或高风险怀孕)。变
性人面临的另一主要问题是变性人性别和名称在政
府家庭登记处的更改(一种出生登记文件)。一些在国
外(有时在日本秘密进行)进行变性手术的人试图在
· 241 ·
文件上更改性别，但大多数案例都以失败而告终。例
如，名古屋高等法院拒绝个人的申请，因为法院判决
个人的性别只由性别染色体决定。[31《正式家庭登记
法》规定，如果文件上有错误或疏忽，那么就可以更改
记录 变性人新获得的性别不认为足够满足这些条
件，变性人法律性别的更改直到最近才成为可能。
事情直到1996年才有转变，当时日本精神病学
和神经学协会jspn正式承认性别置换手术。几个被
诊断为性别认同障碍gid的人进行了变性手术，但法
律性别仍不变。因此，日本精神病学和神经学协会要
求法律专家帮别认同障碍的人在手术后更改法
律性别。
20__年．随着社会对性别认同障碍逐步了解，一
份《性别认同障碍特别法》草案提出来予以讨论。该法
提出要更改法律性别要满足5个条件：(1)20岁以上；
(2)未婚；(3)没有子女；(4)因变性手术而没生殖能
力；(5)外生殖器官类似于变性后的人。在申请者完成
上述条件及被家庭法院判决更改法律性别，申请者可
以根据《民法典》和其他法律及条例的申请条件，按法
律性别成员对待。例如，女变男的变性人更改法律性
别后可以与女性结婚。尽管在公众中，包括变性人和
同性恋群体以及医学与法律专家间有很多赞成和反
对争论。[41
8．巴西。在巴西没有针对变性人的特别立法，直到
现在，这个问题还是由一般性法律所调整．特别是
1973年的民事登记法。
(11更名。更名是医疗介入性别置换的重要法律影
响。在巴西，名字具有不可变更性原则。[51只要在4种
情况下才能改变名字：11在孩子收养时；2)在入籍过
程，当该人想改名或翻译他的名字时；3)在出现直接错
误时；4)~ei果不改名字使其遭到他人嘲笑时。最后一种
可能性经常被变性人所利用，因为手术后．他们以前
的名字(男性或女性)与新的身体状况不相符．会遭人
嘲笑。公诉人过去拒绝这种解释，认为以前的男性或
女性名字不可笑或消极，而且手术本身不足以决定
“法律性别和名字更改”
实际上，巴西法律规则开始看起来适用于这些案
件。一个人具有相反性别外貌特征的男性或女性化名
字使人遭社会嘲笑。1973年民事登记法第58条和第
55条授权更名。事实上．更名只是一个从属问题．但还
需要同样的解决方式。最近的判例法有两种趋势要注
意：一是希望改变出生证资料的人通常提出两种变更
(名字和性别)，这使得目前立法应用艰难；其二某些
法官趋向接受更名。最高法院却不接受更名。
· 242 ·
f2)性别确定。在巴西没有关于性别确定的特别立
法。1973年民事登记法在出生登记时需要孩子的性别
信息。该信息直接由父母提供，没有必要得医学确认。
如果两性人，就会出现问题，根据巴西法律原则，在确
定性别时出现错误，以后可以通过司法法令更正。这
些案件中，变更出生证，因为人的性别身份已经改变。
这种决定的惟一法律基础是类推于收养法令对被收
养孩子的民事身份变更。通过这种类推，在遇到变性
人案件时，在实践中也能克服缺少特别立法的情况。
9．南非。根据内政部目前的法律要求。该问题由
《1992年出生、死亡登记法》第33(3)条所规定：“该法
生效前，正在进行变性的人变性过程的完成则适用于
1963年《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法》第7b条来更改他
出生证上的性别记录”。随着1992年l0月废止该法。
现为《1992年出生、死亡登记法》，性别登记变更条款
也废止。该项废止是因wvw 1976(21 sa 308(wld1
一案“法院裁决人的性别不能进行医学性变更”而废
除的。结果，任何人1992年后想进行变性在法律上没
有改变性别身份的诉求。变性人享受不到宪法承认变
更后的性别身份保护。i61
20__年初期应提交国会的《性取向重置法》处理
几个关于性别重置的问题。该法案由法律委员会提
起。允许个人向内政部长申请更改出生证以反映新性
别。但该法案没提交，但随后又准备了一部草案，即
《性变更和性身份法》，由内阁考虑。该法确认变性并
颁发修正后的出生证以反映变性人新身份。性别委员
会目前追踪该法案进展。实践上。法律不允许承认性
别变更，因此，变性人是根据出生性别来确认。
l0．中国。公民实施变性手术后。申请变更户口登
记性别项目，须出具地市(含外省)级以上医院为其成
功实施变性手术的证明。经县、市公安机关审核后。公
安派出所为其办理性别项目变更手续；凡是在国外或
国内县级(含外省)以下医院实施变性手术。须经各省
辖市 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院出具性别认定证明。经
县、市公安机关审核后．公安派出所为其办理性别变
更项目变更手续。派出所为其办理变更性别手续后。
重新为其编制身份证号码。并在”常住人口登记表”背
面的登记事项变更和更正记载栏内注明变更情况。其
中已经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公安机关予以收缴后注
销，重新为其办理居民身份证。i7]
l1．英国。估计有5000名变性人，他们现在可以
改变护照、驾照和医疗证上的性别．但不能得到新的
出生证。也不能以新的性别结婚。181
l2．中国台湾。台湾变性人可以申请变更性别身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3卷(第3期)
份。但要手续齐全。有不少有变的人到泰国或其
他国家做变性手术。由于没有精神科医师鉴定，以致
无法到户政事务所改变“性别”。
三、变性手术后的法律文件更改条件
变性手术完成后，要对有关文件予以更改．大多
数国家规定要取得一定的授权．有的国家还规定变性
人本身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1．行政机关特别授权。例如。瑞典要相应行政机
关进行特别授权；南斯拉夫则由行政机关予以裁决。
2．法院与法官命令。例如，德国由法官授权；意大
利由法官命令更改身份档案和记录；日本则由家庭法
院判决；巴西在确定性别时出现错误。以后可以通过
司法法令进行更正。
3．变性人本身要满足一定条件。例如，德国要求
申请人未婚且不能生育；日本20__年《性别认同障碍
特别法》提出更改法律性别的5个条件：(1)20岁以
上；(2)未婚；(3)没有子女；(4)因变性手术而无生殖
能力；(5)外生殖器官类似于变性后的人；巴西只有4
种情况才能改变名字：(1)孩子收养时；(2)人籍过程，当
该人想改名或翻译他的名字时；(3)出现直接错误时；f4)如
果不改名字使其遭他人嘲笑时。
四、美国变性手术后的法律文件更改建议及启示
法律上的更改对婚姻和就业是最基本的，如果想
在主流社会生活。这些措施完全有必要。
1．更名法院令。在做任何事情前，先从法院获取
更名令。如果首先获取了这个文件。就不会遇到任何
困难，因为任何人都承认它是一份有效的证据。其他
文件在某些案件中可能不够。
2．社会安全卡。获得更名法院令后。下一步更改
社会安全卡。这假设你已有社会安全卡号，只要你更
改名字和所希望的性别。如果没有。就不适用你。有些
州更改驾照名字时要社会安全卡。但有些州只要旧驾
照和表明更名的可接受文件(法院令)。你需要更改社
会安全卡来改变就业和经济信息。直到手握新安全
卡。否则老板不会更改你的工作文件。需要文件包括：
更名法院令。诊所、医生或医院证明(从你的临床医师
获取安全和官方信函以获得法院令)，驾驶执照。下列
文件可确认先前身份：学生证、档案或报到证、结婚或
离婚档案、参军档案、收养档案、教堂成员资格或确认
卡、医疗保险卡、保险单、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雇员身
份证、美国护照。
3．驾驶执照。有些州将档案与社会安全档案连接。
在更改驾照或州身份证前，可能要修改社会安全信息。
可能要出示下列某些或全部证件：(下转第214页)
· 214 ·
本组病例中间接损伤主要发生于左侧，直接损伤主要
发生于右侧，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这与人群中右
利手型的优势相一致。[61本组病例中女性与男性略多，
与既往文献报道 不一致，推测可能与近年来家庭暴
力增加相关。
鼓膜周边镶嵌于鼓环沟内，保持鼓膜的张力。由
于瞬间冲击力作用，尤其在一瞬间击中外耳道口部，
因外耳道内完全密闭，气压的骤然升高会使鼓膜急剧
向中耳内过度活动而破裂。鼓膜的解剖位置及组织结
构决定了其穿孔好发部位为紧张部，而以紧张部前部
最易受伤．[91直接损伤由于外耳道的曲度也不易累及
松弛部，与本次观察结果一致。本组病例中有12
(28．57％)耳穿孔缘上皮明显外翻，其机理为当鼓膜受
冲击波冲击造成穿孔的一刹那，破损上皮突向鼓室。
由于鼓室内压骤然升高，而此刻咽鼓管未及开放，当
外耳道压力解除时，鼓室相对于外耳道则成为正压，
空气经穿孔外逸，从而导致穿孔缘上皮外翻。本组病
例中鼓膜周边有血污的24耳(57．14％)与既往文献中
主张以血污作为判断新鲜穿孔的证据的观点相符。本
次观察中未发现所谓对冲性鼓膜外伤【-0】的存在，仅有
的1例双耳外伤穿孔从外伤史分析也是双侧均受到
击打导致。以往认为比较少见的鼓膜双穿孔也有一定
的发生率，与李东祥等报道[111一致。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3卷(第3期)
总之耳内窥镜成像系统可以精确记录外伤性鼓
膜穿孔．结合图像分析软件可以定量地分析穿孔面
积．为法医鉴定和临床干预决策提供依据，为诉讼提
供客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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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冀建华，崔际论，李新奇，等．外伤致鼓膜穿孔318例分析啪．法律与医
学杂志．20__，12(1)：57～58
【9]许朝．220例鼓膜穿孔性质分析啪．法医学杂志，20__，17(1)：28
【lo]戴戈异，仲济龙．对冲性鼓膜外伤的诊断商讨【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志，20__，13(13)：1740
【l1]李东祥，夏同春，王钧镖．外伤性鼓膜穿孔应用内窥镜录像156例
分析啪．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7(01)：30
(收稿：20__—04—27)
(上接第240页) 旧名身份证、新名社会安全卡、两
份其他表明新名的身份文件，如有效账单或医疗记
录。为日常生活，更改驾照和社会安全卡及更名法院
令应足够改变大多数官方文件。
4．出生证。各州情况各异，如果不居住在出生州，
可能要从现住州出示法院令，然后寄送到出生州。变性
手术后建议立即修改出生证：1)婚姻和其他法律文件，
有些变性妇女去领取结婚证时，甚至结婚很久以后因
出生证矛盾，遇到法律麻烦。例如，得克萨斯州一案件
中，一寡妇被否认从其丈夫不正当死亡诉讼中获取赔
偿的权利，其未经更改的出生证成了对她不利的证据。
2)旅行：如果没有美国护照，使用原始出生证可以到世
界某些地方旅行。如果计划旅行，那么姓名和性别应与
出生证一致。3)秘密和隐私：在申请法院令后，提交出
生州的健康与家庭服务部，在收取适当费用后，对出生
记录做如下修改：将名字修改成新名字；将性别改成新
性别；没收旧记录，创设新出生证给登记者予以登记。
5．护照。要在有效护照上更改姓名和性别．需要
更名法院令和医生出示的已进行变性手术的证明。
6．旅行证件。9ll后乘飞机、火车或汽车在美国和
国外旅行时，更加要求一些必要文件。因此，所有变性
旅行者尽快处理所有文件，特别是护照和出生证更改。
除要向航空机构或海关解释文件中的姓名或性别不一
致会带来障碍外，文件矛盾会延迟或甚至取消旅行。
7．临时护照。给变性人颁发的新护照没有记录别
名、没有指明变性身份，要注意这是张临时护照。可将
该护照延迟10年，但要求给动变性手术的医生发送
信函证实做过变性手术。[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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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手术范文第5篇
准备做变性手术的男子叫程菲(化名)，49岁，他和妻子生有两个女儿。在许多人眼里，程菲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程菲却觉得自己生不如死!提起原因，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厌恶自己的性别。
一个特殊的家庭
程菲小时候就不喜欢和男孩子在一起玩，爸爸给他洗澡时，他总觉得特别别扭。同妻子刚结婚的3、4年还好，慢慢地，程菲的变化开始越来越大，他话说变得细声细气，喜欢女性的服装和化妆品，喜欢留长发，从不去男浴池洗澡……渐渐地以至和妻子连性生活都没有了。
看着整日躲在屋内擦胭抹粉、举手投足与女人根本没有半点区别的丈夫，妻子终于忍不住了，她开始和程菲大吵。“我真讨厌自己是个男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程菲一说到这里，情绪就无法控制，多少次他竟昏倒在地。大女儿3岁时，程菲在家中企图上吊自杀，幸好被妻子及时发现救了过来。看着丈夫每天处在痛苦和煎熬中，妻子的心软了：“我不逼你了，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毕竟我们还有一个家啊……”
从那时起，这对夫妻之间开始以姐妹相称，两个懂事的女儿在外人面前管程菲叫爸爸，在家里就喊他“姑姑”。
一个惊人的抉择
这些年，程菲不知遭受了多少同村人的指点和白眼。对这些，他根本不在乎，令程菲最痛苦的是他的内心。“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女人，我这种痛苦到啥时候才能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程菲的痛苦愈发强烈，他一次次想到了死。但亲情阻止了他，于是，他想到了变性手术!
“我要做变性手术，我要当一回真正的女人!”令程菲没想到的是，他这个大胆的决定竟得到了妻子、女儿甚至80岁老母亲的同意。“爸爸都快50岁的人了，我们不能看他下半辈子再痛苦下去了，妈，咱就让爸做这样的手术吧……”当他听到女儿与妻子的对话时，感动得哭了。“你做了手术后，愿意嫁人就嫁人，要是还愿意和我这个妹妹生活在一块儿，我们就在一起过一辈子！”妻子的话，更让程菲泪雨滂沱。程菲开始从媒体上密切关注变性手术的报道，两个女儿也上网帮程菲搜寻有关变性手术的资料。
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和了解，他们来到沈阳某整形医院，准备开始“变性之程”。为了让父亲做上变性手术，女儿两次陪同父亲来到整形医院。
程菲的手术将包括面部整形、喉结整形、隆胸、生殖器改造等部分，手术将陆续实施。
打开变性神秘之门 走近变性手术台
变性手术专家说，按照中国估计的发病率，应该做变性手术的发病人数也要以万数来计。
提起变性人许多人都会想到五个词：流氓、变态、人妖、同性恋、精神病。其实这些病人只是“性中枢系统”出了毛病，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女(男)的，可身体偏偏却长成了男人(女人)的样子，常年承受着来自心灵和肉体的压力，有人甚至想到死。
四类人该做变性手术
据了解，需要做变性手术的人大致有这样五类：
第一类：是心理上的疾病，由于种种因素(目前病因尚不清楚)，病人的自我认知性别是错位的，本身是男孩的认为自己是女孩，本身是女孩的却又认为自己是男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易病”。
第二类：主要是生理上的的两类畸形，这类人一般都会有两套生殖器，需要他长大以后认定自己应该是男还是女。
第三类：是指定性别，这里又包括两种，一种是由于父母、祖父母因为种种原因从小就把孩子当成异性来养。一般来说，孩子在2～3岁就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明确的认知，由于被误导，导致他们对自己性别的认知与生理性别不同。还有一种是由于医务工作者自身的素质不高造成的，他们不清楚一个人的性别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往往接生的医生或者农村的接生婆在接生时，看到有些性器官发育不是十分完全的小孩，也搞不清楚这孩子该是男还是女，就不负责任地胡乱写上一个，孩子长大后才发现搞错了。
第四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男人婆”、“娘娘腔”，这是一些健康的人群，他们的性别特征不是很明显，严格地说他们需要的是美容手术。
做变性手术也要“考核”？
做变性手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术后性别的改变，让他们在社会上一度屡受挫折，有少数术前意愿非常强烈的患者，真正做了变性手术后又会后悔，心里也非常痛苦!说起“考核”，有时候还真有必要。
比如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性别重塑中心做变性手术，它的第一条规定就把许多人拦在了门外：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之所以要求这样，首先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理解手术的难度，他们能够较为理智地看待自己的手术，以减少术后的后悔率。据了解，国外的术后后悔率为7％，但性别重塑中心陈博士做的这100例中尚无一例。二是这些人走向社会后可以立足于社会，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人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每1个职位就会有5个人盯，连“原装货”都找不到工作，就不要讲“改装货”。
曾经有罪犯去做手术，贼眉鼠眼看上去就不像好人，手里提着一大袋子钱，他们说：医生，你就给我做了吧，钱不是问题。这种情况，一般医生都会让他出示公安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在国外要一个群体来参加性别工程，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大的工程。首先是由整形外科医生牵头、妇产科医生、心理医生、法律专家、社会工作者都要参加。而在我国，这方面尚需进一步加强。
另外，做变性手术的人在户口本、身份证上更改性别是比较难的一关。首先，我国没有法律支持变性手术，但也没有法律说不允许变性手术。所以，目前做的变性手术都是在钻法律的空隙，但通过努力和多方面协调，这些困难终究是能解决的！
手术的两种形式
男变女手术包括切除和、将尿道移位、再造阴道、成形、隆乳、喉结整形等。其中最主要是形成一个符合美学要求和功能满意的人工阴道。
女变男手术包括切除子宫和卵巢、切除阴道、将尿道移位、再造、阴囊成形、切除乳腺、喉结成形等。其中最主要是形成一个符合美学要求和功能满意的人工。
心理及性激素治疗
目前心理调节、精神干预、行为修饰等心理治疗往往不能奏效。关于激素治疗，一般认为男性患者应用雌激素是有帮助的，它可产生一个暂时性的化学性作用，并有镇静效果。女性患者应用雄激素，可使体毛增多、喉结突出、肌肉发达、嗓音变粗等，使其在第二性征上接近男性。
术后并发症及其实
“易病”治疗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解剖学上的性别改变，更在于患者生理和心理协调统一，以术后的性别身份正常地生活、工作和学习。
变性手术范文第6篇
顷刻间，我的心里掀起千层浪，怎么会？明明是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
我礼貌请坐，疑惑地看着他。他坦率地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我原名叫杨刚，今年38岁。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两个哥哥均已成家。由于母亲想要个女孩，所以从小给我着女儿装，留小辫子，与女孩子一起玩。长大后，我暗暗在想，若是一个女孩子该多好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做女人的心越来越迫切。不知从何时，无意中撞了一下女孩子的手臂，顿时，全身起鸡皮疙瘩。面对男性确越来越兴趣不减。我从心底想，要做女人，要找男人成家，做夫妻，我要做变性手术。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时，父母、兄嫂坚决反对，骂我神经病！要我看心理医生，我觉得我很健康，没有什么病，做变性手术是我的正当要求。
两年前，我不顾家人反对，坚持要做变性手术，就跟厂里编了个故事，说我有肾病，要做移植手术。东拼西凑，借足了手术费，住进了武汉的某大医院。
刚开始，医生、护士都多次劝我，要我去看心理医生，别做手术，即使躺在手术台上，一位漂亮的护士小姐深情地对我说，我嫁给你，放弃手术吧！无论怎么说，都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经过第一次变性手术，我失去了男性的真正性器官――，出院后又带回大量女性雌激素服用，半年后第二次手术去除，移植尿道做了人工阴道及女性外阴的成型手术。
第二次手术当晚的痛，使我尝到什么是撕心裂肺的痛苦。我没掉一滴泪，没叫一声痛，我咬着牙，闭着眼一天天的挺过来了，之后给阴道换药，塞阴道模型，也是苦痛到了极点，我又一次尝到了改头换面的刻骨痛心。在我内心时刻默默重复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来临……。
我出院回单位了，可曙光没有如期而至。原来车间的重体力劳动我再也胜任不了，住的集体宿舍，男舍不要我去，女生不要我进。去厕所方便时，去男厕所，别人说我是女的，去女厕所，她们又说我是男的，吓得她们不敢进厕所，还骂我流氓！其实，我小便时很困难，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蹲下，只能半蹲半站的弯屈双膝，艰难地排尿。
单位领导只好安排我守职工单车，在单车棚旁搭建一个棚子，我吃住在这里，大小便用一个破旧脸盆接着，当厕所没人时去倒掉。做人做到这个份上，我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问他：“你后悔吗？”
“不后悔，只要能做女人，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了。现在与父母、兄嫂、亲戚统统没有来往，断绝了关系。”
“现在唯一要解决的是阴道要扩开，再找个男人结婚。”
出于医生的职责，我与几位医护人员共同检查了他的人工阴道。发现他的盆底肌肉已长拢，扩开有困难，效果不会理想。要真正解决问题，要重新做“乙状结肠代阴道术”。也就是将盆底肌肉切断、造一腔穴，将一段乙状结肠植入腔穴中。这个手术是治疗女性“先天性无阴无子宫”畸形的一种手术方法，比较复杂，但成功率较高。
这时，我目睹了他的整个身躯，除没有男性生殖器外，全是男儿身，他身高约1.76米，身材魁梧，面部稀疏的胡须清晰可见，颈部的喉结存在，胸部部位脂肪堆积如日本相扑运动员一样，小腿上也可见少许粗大的汗毛。
不久，他完成了这个手术。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遇到了他，他告诉我，他已与一位农民结了婚，为他洗衣、做饭、操持家务，过上了夫妻生活，很幸福。他还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是属于我自己，我的人生是美丽的。所以将我的名字更改为“杨美丽”！
医生点评：
1、手术者的条件问题：
据中国医学科学“中国性别重塑外科中心”陈焕然博士制定的变性手术的条件是:术前接受心理、精神的治疗不少于1年，术前必须有1年以上的激素治疗。由于变性手术具有不可逆性，切除的都是具有正常功能的器官，而残害器官是犯法的。因此，陈博士还要求，患者必须以他（她）们选择的性别在社会上公开生活和工作至少3年。并办理登记手续。受手术者要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他共制定了变性手术的16个条件，有人形容变性手术的“术前考核难于考清华”。他还指示：要区别易与同性恋。易者鄙视同性恋行为，并厌恶自己的性器官。
上海411医院的何清濂教授是我国做变性手术的权威人士，何教授认为，并非所有易患者都必须做变性手术，能不做就不做，能熬过去就熬过去，能用别的方法就用别的方法。毕竟，变性不仅对患者自身来说，是一次有生以来最激烈的心理、生理上的变化，而且它还牵扯到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变性手术已经超越了传统医学范畴，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医学，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何教授还认为，易是一种心理障碍疾病，治疗方向在于通过心理治疗和行为纠正，顺应自己的天然性别，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最主要的治疗是和病人沟通，长时间的了解，要把手术的后果向病人交待清楚，不要轻易做手术，因为变性手术，并不是治疗易的根本方法，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
对于那些病史长，症状典型，已严重影响生活乃至生命者，非做手术不可，才考虑手术。医生是治病救人的，你活不下去了，医生有义务救助你。但一定要排除一时冲动或别有用心的变性要求。
用这些条件来衡量，本例主人公的术前准备是不充分的，条件也是不够的，不该轻易手术。
2、社会认同问题：
本文的主人公在术后的生活中，带来很多尴尬和无奈。既然已经手术，术后就应得到社会的理解，不应遭受世人的冷眼，甚至鄙视。
3、严格把好手术关：
变性手术范文第7篇
光天化日之下，上海街头有一个女子竟敢持刀杀人
2000年5月23日下午1时15分，上海闸北警方突然接报：在太阳山路和长兴路交汇处有一男子被杀。奇怪，在繁华热闹的大上海街头，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发生凶杀案？公安局刑侦支队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只见一名青年男子俯卧在太阳山路，刑侦员上前揭开死者身上覆盖的硬纸板，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血流满地。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左肩部、左胸部和臀部共有六处刀伤，其中左胸部的刀伤最深，刺破肺部和左主动脉，引起大出血死亡。
警方一边紧张地进行现场勘察，一边及时地向周围群众了解情况。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有个目击者说，他亲眼看见杀人凶手是个女的，留着披肩长发，穿着裙子，脸长得还蛮清秀的。而有的目击者却说，那人手粗脚大，脖子喉结突出，怎么会是女的呢？凶手到底是男还是女？众说不一。但对凶手所操东北口音是无异议的。
警方紧接着对住在附近的东北人逐个展开调查摸底，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原来凶手叫刘少婷，住在东华旅馆。他本来是男的，几年前做了变性手术，但他的喉结依然十分明显，所以样子有些不男不女。
刘少婷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她为什么会在光天化日下持刀杀人？
2000年6月15日，凶手被上海闸北警方抓获，经审讯终于解开了一个个谜团。
他先是恨女人，后来又特别想做女人
刘少婷来沪前，在黑龙江某矿务局工作。他本为男性，三年前做了变性手术成为女性，并把名字中的“庭”改为女性化的“婷”。
据刘少婷的父亲反映他自幼生长发育并无异常，从小学到中学与其他人都一样，初中毕业后到矿务局工作，后来结婚还生有一个儿子，一切与他人无任何区别。
发生变故是源于1992年的工伤。当时，他腰椎损伤、腿部骨折，连生殖器也受到损伤，使他失去了生理功能，后来又遭家庭破裂、妻离子散。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刘少婷在思想上产生了对女人的强烈仇恨。之后他又开始觉得还是做女人好，因为他觉得东北的男人比女人辛苦得多。他这种想做女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终于在1998年11月，刘少婷到沈阳某医院，切除了男性的阴囊和，施行了双侧隆乳及阴道再造术。经历了这番痛苦的手术后，他终于初步实现了变为女性的愿望。出院后，刘少婷便留起长发，穿起裙子，俨然以“女人”自居。
然而没过多久，刘少婷那种初为“女人”的快乐心情就没有了，她发现身上的手术刀口满是疤痕，而且脸上还继续长胡子，喉结突出，这与她高耸的胸脯非常的不协调。为了变成地地道道的女人，他先后到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医院做了四次变性手术，可效果始终不理想。万般无奈之下，刘少婷来到了上海。
刚做“女人”就被欺负，于是她变成了罪人
来到上海后，刘少婷暂时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住下。火车站附近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在这期间她结识了一批无业人员。
一天晚上，三个外地来上海的四川人碰见了刘少婷，他们误以为刘少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便把她推拉到一个胡同里，将其按倒在地强拉下衣裤欲施。刘少婷拼死反抗，被四川人抢走了身上仅有的240元钱。当天晚上月亮高挂，刘少婷借着月光看清了其中一个叫杜林的面孔。
2000年5月23日下午1时，刘少婷正在一家餐厅喝酒吃饭，恰巧被正在马路对面吃饭的四川人杜林看到了。杜林走过来以挑衅的口吻叫刘少婷为他买酒买菜。积怨已久的刘少婷在酒精和仇恨情绪的混合作用下，当即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摸出一把折叠水果刀朝杜林的臀部猛刺一刀，杜林马上用手捂着伤口向外逃去。此时刘少婷想起杜林曾“”过自己，她发了疯似地追了上去，又向杜林的腰部、胸部猛刺数刀，直至杜林倒在血海中一命鸣呼。
杀人后，刘少婷即逃离作案现场，随后乘车潜逃到苏州、杭州等地，凶器扔在潜逃途中。但是她心中对进一步做好变性手术的事情还是念念不忘，在外逃匿20几天后，6月15日，刘少婷怀着做一个真正的女人的美好憧憬又回到了上海，可是等待她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在看守所里，她装扮成“精神病人”企图逃避法律制裁
据看守所管教介绍，刘少婷被关在看守所里并不安分，她整天大喊大叫，还不时地高声叫骂，经常随地乱撒大小便，甚至把大小便解在身上，弄得全身恶臭。有时她还全身，嘴里胡言乱语、装疯卖傻。她把毛巾挂在窗上说：“不给我解开脚链我就自杀”。
在审讯时，刘少婷又自称其母亲患有精神病，自己也有家族遗传，并说她根本不知杜林已死一事。她的种种表演，都为了证明自己刺死杜林是因为精神病发作而造成的。
刘少婷是否真的有精神病？尽管她的种种表现令人感到做作和虚假，但为慎重起见，闸北检察院还是委托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对刘少婷作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
2000年7月10日，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内，自称双脚不能行走的刘少婷被置于手推车中推到了两位鉴定医师面前。当时刘少婷双脚盘坐，手扶着车把低头不语。当鉴定医师问其姓名、年龄、地址等问题时，刘少婷吊着嗓子用尖细的语音简单地回答。当问及其家庭成员时，她称“有个爸爸”；而当问到是否结过婚，有无子女时，她忸忸怩怩、含糊其词地回答：“没有的，小孩是她（前妻）和相好生的。”对于变性手术，她有意识地避而不谈，最后经鉴定医师反复追问才回答：“我想做女的，做女的好，但现在我又想做男的了。”
鉴定医师认为，刘少婷意识清楚、谈吐有序，智能上并无缺陷，交谈问题避重就轻，对作案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后果有完整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000年11月17日，闸北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了判决：被告人刘少婷虽然实施了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但被害人杜林也有主观上的过错，故在量刑上应当从轻，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少婷有期徒刑10年。另外，被告人刘少婷应一次性赔偿原告家属3.1万元。
专家呼吁不要让变性手术泛滥成灾
刘少婷的心理扭曲及行凶作案行为是否与“变性”有关？为了对当事人负责，刘少婷的辩护律师高琦于2000年11月7日拜访了上海市长征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江华医师。江华告诉律师，变性手术是对性别意识颠倒、强烈要求改变性别的易的治疗手段。须严格掌握适应证。易的患病率约为10万分之一，其基本病征表现为强烈要求改变自身性解剖结构，并按照改造后的性别面目和方式进行生活，是一种很痛苦的疾病。在我国，选择“变性”是个人的自由，也是合法的，变性手术在我国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被医务界所认可。一般变性手术前需经过精神科医生鉴定其为精神正常者，方可考虑实施手术。这些男变女、女变男的患者不应受岐视。但社会上对他们往往很好奇，这些变性人也对性别问题很敏感。一旦受到外界刺激，较易采取过激行为，心理承受力较常人脆弱。
我国变性手术的首倡者、原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何清濂多年来一直呼吁社会给变性手术一个存在的空间，但最近他却言辞恳切地说：“有关部门该出手管管了，别让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国变性手术事业走向歧途。”
前不久，上海媒体又公布，一名被公安部网上追捕的男性逃犯到一家医院做了变性手术，摇身一变成为“窈窕淑女”，9个月后才被警方擒获。
对此，何清濂十分气愤：“以上涉案变性人的变性手术都属失败之例，应该追究有关医务人员的责任。”他说，刘少婷变为女性后又想做男人，说明医生的诊断、甄别有误；那名男性逃犯轻易就获准变为女人，说明医院的变性手术审查形同虚设。
变性手术范文第8篇
关键词：变性人 民法 变性手术 “酷儿理论”
英国有句著名的政治谚语：“英国的多数党除了不能够把男人变成女人或者女人变成男人之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一论断随着科技和立法技术的进步，已显出其局限性。世界上第一例变性手术出现在1931年，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变性手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不鲜见，目前已有超过一万人实施了变性手术。
变性手术，即采用整形外科手段（组织移植和器官再造）使“易“患者的生物学性别与其心理性别相符，即切除其原有的性器官并重建新性别的体表性器官和第二性征。产生“易性”心理的原因尚不十分清楚，除了胚胎期性染色体分化对脑部的影响和性荷尔蒙分泌水平的影响因素外，通常认为与后天的生长环境密不可分[1]。例如父母从小以对待和教育异性的方式抚养子女，使其长期惯于生活在异性的角色里，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地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强烈地要求变性；又如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子女，由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往往会在生活中扮演父亲（或母亲）的另一半，从而逐渐形成性别的自我认同障碍。根据著名的“易性病”现象研究专家何欧尼格概括的“易性病”特征为：（1）深信自己内在是真正的异性；（2）声称自己是异性，但躯体发育并非异性，亦非两性畸形；（3）要求医学改变躯体，成为自己所体会的性别；（4）希望周围人按其体验到的性别接受自己[2]。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易性病”患者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有身体器质性损伤或疼痛，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应属于心理疾病，而这种心理的病态又很难甚至几乎不能用心理矫治的方式得到痊愈。
一、变性手术的法理基础和现实可能性分析
（一） 变性手术是否可以视为整容手术
整容，应当属于权利人符合伦理地处分、改变自己身体的行为。由于变性手术涉及行为人性别的根本改变，且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具有不可逆转性，属于对自己较大人身利益的处分，同时变对于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的影响，也远远大于整容手术，因此很难单纯地适用与整容手术相同的“被害人承诺”理论。
性别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理象征，一种人出生后便事实上存在的状态，通常只会发生性别上的歧视，而性别本身则几乎不会受到外在的侵害，因而与民法上规定的姓名、名誉等人格权利相比，具有特殊性。
（二） 变性手术可以改变行为人的外生殖器和第二性征
尽管自然人的性别有多种划分方式，但法律对于性别的区分和认定通常是依据生理性别。如我国公民的户籍管理中的性别确定，即是以出生时的外生殖器特征来判断的。现有的变性手术，实质上是通过外科手术对外生殖器进行切除、重组从而实现性别的改变，但就染色体表达的性别来说，行为人实际上还是原来的性别。因此，变性手术会造成行为人在法律上所认定的性别的改变，因而需要对变性人进行新的法律定位。
二、变性人现象对传统民法的挑战
（一）个人是否有决定变性的权利
寻求变性者往往已饱受内心的矛盾煎熬以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待遇，其心理上也已达到承受的极限，故而只能选择变性手术来免除心理上的痛苦。因此法律应当本着尊重人权的宗旨，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人的变性诉求。
个人选择变性的，对其行为的约束应当视情况而定。（1）成年已婚的，由于其变不仅单单涉及本人的利益，因而在决定变性时应当取得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同意，擅自变性造成他人损失的，利害关系人应当有请求赔偿的权利；（2）成年未婚的，此类行为人若选择变性，则应当先对其原来以性别作为要素的民事关系做出妥善处理，例如模特、演员等；（3）未成年的，由于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健全，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改变对于自己性别的认识，因而不宜赋予其决定改变性别的权利；（4）精神病人，出于对其较大人身权利的保护，法律不应当赋予精神病人决定变性的权利。
（二） 变性人对于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
未婚的自然人变性后是否有结婚的权利？虽然尚无立法对变性人是否可以结婚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男女双方自愿结婚的，应持各自的户籍证明到民政部门进行结婚登记，由此可知，只要自然人变性后将其户籍证明中的性别项目改为变更后的性别，即法律所承认的性别，就应取得结婚的权利。
若“异”患者为已婚自然人，其变性后将会对婚姻关系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根据民政部《关于婚姻当事人一方变性后如何解除婚姻关系问题的答复》的规定，有配偶者变性后，与配偶的婚姻关系按正常离婚程序处理。这一规定仅涉及有配偶者变性后，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情形，但若双方不愿离婚，在我国尚不承认同性婚姻的情形下，则难免会陷入法律与现实相背离的困境。
（三） 变性人对于传统亲属制度的挑战
有未成年子女的变性人实施变性手术以后，会涉及对其称谓如何确定的问题。不论是承认自己有两个父亲（或母亲），还是继续称呼已成为男性的一方为母亲，或已成为女性的一方为父亲，都有悖事实和常理。
若有配偶的变性人与原配偶协商离婚，对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探视的权利，双方是否应当平等对待？事实上，变性的父亲（或母亲），其本身的生存常常会遭遇现实的许多挑战，很难保证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不仅未成年子女本人在心理上很难理解这一事实，甚至还可能受到外界的不公待遇。因此，很难在法律上给予变性人与其配偶同等的监护、探视等亲属权利。
二. 我国民法对变性人应有的态度
（一） 变性人的伦理问题
现实中有许多人将变与个人的道德挂钩，认为变性人“下流”、“可耻”，这是对变性人的一种偏见。“异”患者在实施变性手术前往往已经经受了多年的心理痛楚，同时因为其行为的非常态，可能还会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自然人有权以不危害公共利益为前提，摆脱自身痛苦，追寻基本的利我价值观。这是最根本的人权的体现。因此不能以民法理论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来剥夺自然人变性的权利。
（二） 民法对于变性人应有的简直取向
以严格的性别二分为基础而建立的传统制度，已随着变性人、同性恋等亚文化的突显而受到质疑。1991年的“酷儿理论”被美国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提出，它向传统的异性恋、同性恋两分结构，以及男、女性别两分架构的分类提出挑战，鼓励所有被权力和主流文化边缘化的人们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提出挑战，粉碎性别本身[3]。这一激进的理论为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知识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而使各种分类的界限模糊，使对于不同权利的追求和实现得到公平的对待。
作为民法中与变性人法律规制最为密切的《婚姻法》，应当主动接纳新的法律价值观，打破传统的两性划分格局，给予变性人应有的权利空间。（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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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迎秀.变性人婚姻家庭权利研究.[J].河北法学，2010.（06）
变性手术范文第9篇
周围的亲朋好友，有他们的担忧与祝福；
同病相怜者，有他们的期待与愿望；
专家们更有话要说。
面对“被神弄错了性别”的人群，我们应该流露什么样的表情？
背景链接：
2004年7月16日，26岁的刘炎在中铁一局陕西伊丽整形美容医院进行乳腺摘除手术，这是她变性手术的第一期。
据院方介绍，在决定为刘炎进行手术前，中铁一局陕西伊丽整形美容医院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核程序：
首先由刘炎本人提出申请，并得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同时也取得了家长的同意签字。
术前，院方为刘炎进行了一系列严格、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脑电波、雌激素水平等，并确定没有手术禁忌症。
同时，院方聘请心理专家为刘炎做了500道题的心理测评，从心理角度反复进行接触论证，结果证实她确有易性病倾向，可以行变性术。
最后是签属手术协议书，期间医生详细解释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术后对生活带来的影响。
为慎重起见，刘炎的手术分三期进行，全程要进行三至四次手术，总共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
刘炎：手术是对我生命的延续
从小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男孩子，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为性别苦恼。走入社会后，常发觉周围人总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这给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在此后的十五六年间，我的心态一直处于压抑状态，感觉很痛苦。
开始有通过手术改变性别的想法是在1997年。对我而言，做变性手术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愿望，而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就像氧气跟人的关系一样。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而我现在身体是女性的，灵魂却是男性的，没法统一，如果不进行手术，我的生活根本没法继续。
一期手术完成后，我感觉很欣慰。
不少关心我的人觉得我只要做了手术所有烦恼都能消失，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人生有许多烦恼，而性别困扰并不是唯一的，我清楚地知道手术只是让我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以后的人生问题还会有很多。
我喜欢称自己所进行的手术为“性别恢复术”，我只是恢复了本来应该有的性别。
我知道社会上还有很多与我面对同样问题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情况和心态，我觉得我只能代表自己，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当所有手术完成后，我会积极地继续自己的人生。至于后半生的梦想，是办一个弥陀村（一种佛教思想下的社会福利机构，类似于大型养老院）。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实现它，但这是我的梦想。
变性手术没有后悔的机会
艾玉峰（中铁一局陕西伊丽整形美容医院院长 ）：
对于刘炎的手术，我们是很慎重的，从她提出要求到决定手术，我们与她接触了两个月，除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还特别找心理专家为她做心理测评，以评估她的心理状态。
在我们的日常接触中，可以看出刘炎虽然是女性，但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是男性化的，由于她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性，因此无法以女性身份融入社会，甚而产生痛不欲生的感觉。作为医院，我们出于人道，希望能通过手术来帮助她完成心理上的转换。目前看来，通过第一期手术，她已经减轻了不少心理负担。
当全部手术完成后，公安机关会给她一个男性身份证，这样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一个男性角色融入社会了。
相较于“男变女”，“女变男”手术开展比较少，主要是因为难度较高，再造生殖器官以及保证其功能是首要问题。
严格地说，通过手术患者只是成为医学意义上的中性人，术后还需要长期服用激素。另外，手术可以帮助她完成外观上的改变，并具备一定的，但要做到完全有是困难的，而且不可能有生育能力。所以说，手术最大的作用是让患者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是男性了，并以此取得被社会认同的男性身份。
刘炎的事情经过报道后，我们收到许多此类患者的求助。我最担心的是有人会因一时冲动而盲目求医。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变性手术绝对不同于锦上添花的整形美容术，一旦施术就不可能再挽回了！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做变性手术呢？心理上确有易性病，没有其他方法可治疗，只能通过手术治疗的；得到公安机关证明，没有犯罪史，没有不良企图的；得到家庭认可的；身体健康，无手术禁忌症的。
需要强调的是，站在医生角度，我绝不希望做太多这样的手术。
应首先寻求心理治疗
陈青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 心理学博士）：
术前我们已确诊刘炎为重度性身份认同障碍。从生理上讲刘炎完全是个女性，但因患有性身份认同障碍，所以她有不可遏制的变性愿望，且已到了以命换性的地步：“不变性不如去死。”
在我们2004年4月介入治疗前，她自己也采取过很多方法，既做过心理治疗，也尝试过许多自我调节的方法，但都没有成功。
性身份认同障碍（就是通常所说的易性病或易），在临床心理学上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心理疾患。患者虽然在生理上完全正常，但却有一种强烈的要成为与自己生理性特征相反的性别的念头。这种心理疾病萌芽于童年，发展于青春期，虽然不能完全否认生物学上的遗传因素，但从大多数例子来看，都留有童年的痕迹。人们对性身份的认同始于1岁，如果此时家庭教养有偏差，就很可能出现导向性身份认同偏离。目前尚无法完全解析它的成因。
对于刘炎，我始终认为她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极个别的例子。而一般对于性身份认同障碍患者（包括重度患者）都应该首选心理治疗，而不轻易建议做变性手术。
变性手术不仅牵扯到生物学特征的改变，还牵扯到社会分工、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适应问题。变性手术后，患者仍然会面对一系列心理适应问题，比如：
变性后以女性生理状态和体能能否承担男性的工作压力、面对男性的社会竞争？
没有生育能力和正常性能力，家庭生活很可能会出现矛盾，双方心理是否能够适应？
社会交往中能否进入并适应男性社交圈？
美国研究者对做过变性手术的患者追踪观察20年，截止目前发现其中有2%的人术后完全不能适应，并有自杀倾向；还有10%～15%感到不如意，甚至希望恢复自己原有的性别。
所以我再次强调，有性身份认同障碍的人首先应寻求心理治疗，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选择变性手术。
承认他们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
李银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学博士 ）：
从整个社会来讲，变性手术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变性者并没有妨碍到他人。但是，手术对于变性者个人的生活影响比较大，可能周围的亲朋好友会暂时难以接受或难以适应，他们的心理也会因此而度过一个漫长的适应期，至于能否安全完成性别过渡，则是变性人最为重要的一点。
对于性别模糊的群体该不该做变性手术，我个人观点是比较矛盾的。我觉得最理想的是社会能给他们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取向，这样就不用再忍受手术之苦了。
目前这一人群之所以会选择做变性手术，是出于得不到社会承认，由于我国较为保守的性别观念，性别错位的这一人群碍于社会压力而强迫自己过着违背真实心理的生活，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变态，面临失业、被孤立的困境，并受到主流社会的忽视甚至蔑视。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同样是变性人，女变男比男变女更难被社会所接受。这是因为女性地位一直比较低，因此那些女变男的人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排斥，从而被认为他们的目的不单纯，是想通过改变性别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西方模糊性别群体运动所取得的进展，整个社会对这一人群的态度逐步在向理解和尊重方向发展，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总的来说，我还是呼吁社会能给予他们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和应有的尊重；同时，承认他们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开放度。
医学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何伦（东南大学医学人文学系副主任）：
刘炎是一种典型的易表现。
从医学角度来看，DNA决定着男女性别，但生物的多样性表明基因从来不是单纯地、绝对化地决定着性别，因为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关键的幼儿时期把女孩当男孩养或者把男孩当女孩养，此后就会形成截然相反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社会角色的混淆。
医学上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性角色的认同障碍，基本上采取药物、手术或心理疗法，但易毕竟不是一种完全的病理状态，因此目前比较普遍的以手术刀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容易走极端，具体表现在：它有利的一面是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患者的身心痛苦，而令人担忧的是会不会由于医学的错误干涉导致生命遭受再一次摧残？
如今，医学技术对人性、对生命的干涉越来越广泛，体现在变性人身上无疑代表着一种社会的宽容与道德观念的觉醒。而我们所要考虑的有两点：一、是否严格把握了患者的心理适应症。这种形和心分离的技术必须达到治疗后的人性化统一，因为期望值与实际效果很难保证完全一致，而且手术伤害是巨大的、不可恢复的，不能低估其后续影响；二、必须掌握技术的合理使用。男女变性在技术上不完全一样，女变男技术要求更高，也可能对患者构成伤害。
另外，社会伦理和医学伦理在整个社会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矛盾还相当突出，特别是当变性人公开身份进出某些特殊场合，比如洗浴中心、公共厕所以及婚恋时，很多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甚至拒绝，所以变性人未来的生存很成问题。
因此，这里我提出几点忠告：
1、对自己的决定要充分认同。
2、对手术效果要态度明确。
3、对社会反应要具备足够的承受能力。
4、要清楚用医学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5、要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尽快融入社会生活。
刘炎的父母：
我们尊重刘炎的选择，目前最担心的是她手术恢复后是否能找到如意的工作，今后能否过得好、过得幸福。我们企盼社会能给像刘炎这样的人多一份宽容，多一点生存空间，让他们好好地生活下去。
与刘炎“同病相怜”的朋友：
我们有着与刘炎相似的经历，对她的境遇和心情都很理解，看到她手术顺利都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会通过手术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变性手术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变性权；配偶权；婚姻过错；赔偿
中图分类号： F2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105-08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公开报道，变已经进入了社会公众的视野，变性人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在法律上，自然人是否享有变性权利？已婚者变性是否应当以离婚作为前提条件？对于配偶一方变性造成婚姻破裂的，配偶另一方是否可以提出婚姻过错赔偿请求？这一系列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而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此目前尚无明确具体的规定。笔者在此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变性权概述
（一）性别权是自然人独有的一项人格权
自然人是民事主体，在法律上享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民事权利。其中人身权又可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是由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普遍享有的人身权利，是民事主体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例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等。人格权的取得是与自然人出生同时发生的，它是民事主体的必备权利，人人皆有。这是人格权的特点。在传统民法上，自然人只有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名誉等人格要素。同时，与之相对应的自然人所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则通过立法得到确认。以上这些人格权是目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但对于自然人是否享有性别权，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学理上也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笔者认为，就性别而言，由于自然性别是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任何行为去加以取得，也是任何其他人均无法否认和改变的，因此，就其本质来说，性别同样具有人格属性。性别是人人享有的、用来判断人之性区别的基本要素，应属自然人的人格要素，它承载着“人类繁衍、主体角色辨认和特定秩序维持的重要功能”[1]。从法理上说，性别对自然人来说，不仅在身份领域发生效能，在人格领域也有其法律效能。性别之所以能够在法律身份领域发生诸如亲属称谓的效能，在法律行为领域发生诸如结婚条件规制的效能，都是因为性别具有人格属性。虽然我国法律目前未规定性别权，但由于性别权涉及对身体的处置，如整容、换脸、器官移植、器官摘除或者器官再造等，与身体权关系密切，完全可以通过身体权进行延伸解释。身体权是自然人维护其身体完全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人格权[2]。而性别权是自然人享有的维护其自然生理性别的原始性，并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变性手术改变性别的人格权。因此，可将性别权归入人格权中的身体权。由此推论，性别权的内容包括性别维护权、性别选择权和性别变更权等。
（二）变性权是自然人性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上分析可知，性别变更权是自然人性别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性别变更权（以下简称变性权），是指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并依法通过变性手术改变性别的权利。本文所称的变性手术仅限于对易性病患者进行的医学整形外科治疗手术，不包括对两性畸形人的定性手术和其他非治疗目的的变性手术[3]。接受变性手术的过程是彻底改变原来生理性别的性征器官以支配自己身体权的过程。如前所述，既然性别权属于人格权的范畴，其必然具有人格权自然权利的性质，与姓名变更权一样，自然人就应享有变更性别的权利。即使尚未被法律确认，也应借助现有法律规定和法理通说探寻一个合理合法的推论或者解释。
从我国实践来看，这一项权利已经得到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承认和保护。我国公开报道的第一例变性手术是1990年在上海长征医院由我国著名整形修复重建外科专家何清廉教授主刀进行的，并己做了108例。1992年7月，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研究中心夏兆骥教授又完成了世界上首例男女内部性器官同时互换手术[4]。在我国，只要公安机关确认了其变性身份，且更改了变性人户口簿和身份证上的性别登记，从2003年10月1日起，变性人可按更改后的性别办理结婚登记[5]。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变性人结婚的实例，并且越来越多。例如2003年8月，成都双流县彭镇38岁的章士林做了变性手术，并到派出所办理了性别变更和姓名变更手续，领取了新的身份证，更名为章琳，性别记载为女性。后其以新的性别和姓名与其热恋的男友杨启成登记结婚，举行了婚礼[6] 。2009年11月13日我国卫生部办公厅印发了《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该《规范》开宗明义地指出“为规范变性手术技术审核和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制定本规范”，并对医疗机构基本要求、人员基本要求、技术管理基本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确了手术前患者必须提供的材料和应当满足的条件，并规定了“实施变性手术前须经过医院和伦理委员会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 “变性手术后，医院为患者出具有关诊疗证明，以便患者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医务人员应尊重患者隐私权”等具体条款。其中，变性手术前患者必须满足的条件有：（1）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2）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3）未在婚姻状态；（4）年龄大于20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5）无手术禁忌证。此外，我国四川省公安厅、河南省公安厅和卫生厅、江西省公安厅也就变性人户籍登记中性别项目变更手续的办理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例如2008年11月底，江西省公安厅专门发文对实施变性手术后的变更户口手续作了明确规定：实施变性手术的公民申请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时，应当提供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经地（市）级公安机关主管部门核准后，由公安派出所办理性别变更手续。性别项目变更后，重新编制公民身份号码。其中已领取居民身份证的，公安机关将予以缴销，并为其重新办理居民身份证[7]。由此可以预见，我国今后要求变性的人可能会不断增加。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这些《答复》、《规范》或者地方性《规定》等尽管其操作性比较强，但其在效力层级和使用范围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随着变性人群体的不断扩大和其引发的问题不断增多，这个问题需要从国家立法层面上予以解决，在将来立法时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换句话说，自然人是否享有性别权？是否享有变性权（包括婚后变性权）？对变性权的行使应如何规制？此类问题应在法律效力位阶更高的国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中加以明确规定。
二、自然人婚后应享有变性权
（一）法律并没有完全禁止已婚者变性
首先，从国外情况来看，有一些国家允许变性，且并不要求在变性手术前就应“未在婚姻状态”，婚后变性也在允许和保护之列，一些国家还规定了变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所不同的是，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采用医学性别变更确认标准，而英国、西班牙、德国联邦的判例采用自我认同性别标准。对变性人申请更改性别条件要求最严的国家当属日本。2003年7月日本通过的《性同一者性别特例法案》对申请变性者规定的条件之一就是：在婚姻家庭方面要求当事人未婚且无子女。与日本不同的是，英国对变性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2004年《性别确认法》（于2005年4月4日生效）是英国议会允许变性人改变其法律性别的法律。该法给予变性人的新性别以法律确认，允许变性人申请新的出生证明，在法律上全面承认他们可以为各种目的使用新取得的性别。它并不要求必须经过变性手术。当然，变性手术可以作为支持证据向性别确认专门小组提交。性别确认专门小组批准后，为申请人签发性别确认证书。如果申请人未婚，证书是完全性别确认证书，如果申请人已婚，则证书应是临时性别确认证书。临时性别确认证书签发后婚姻解除则可取得完全性别确认证书[8]。因此，英国法律确认性别变更不以变性手术为条件，也不要求在变性手术前就应“未在婚姻状态”，而只是要求在法律确认变性人的性别变更前已婚的变性人应先解除婚姻关系，这样才能取得完全性别确认证书。
其次，从我国情况来看，如前所述，我国在法律层面上目前并没有关于禁止变性（包括已婚者变性）的具体规定，多数人认为变性是健康的医疗行为，法律应当予以确认、保护和规制。笔者认为，按照“法无禁止即许可”原则，只要其符合医学上有关变性的一般条件，就应当确认和保护他们的变性权，允许他（她）们变性。而实际上，我国的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事实上已经确认了自然人的婚后变性权。例如2002年民政部就变性人如何处理原婚姻关系问题，经商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婚姻当事人一方变性后如何解除婚姻关系问题的答复》（民办函[2002]127号），该《答复》指出：当事人“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结婚登记合法有效，当事人要求登记机关撤销婚姻关系的请求不应支持。如果双方对财产问题没有争议，登记机关可以参照协议离婚处理，离婚效力自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算，双方因财产分割发生争议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在解除当事人婚姻关系的同时一并解决财产问题。”这是民政部针对婚后变性所产生的问题而作出的答复。但民政部的这一答复只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变性后的婚姻关系如何处理作了具体规定，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对方同意，夫妻一方是否能擅自做变性手术，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允许或者禁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变性手术的规定。但从该司法解释推论，司法机关对婚后变性的事实是肯定和承认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对其所涉及的婚姻关系及财产问题进行认定和处理。因此，按照“法无禁止即许可”原则，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该《答复》复》本身已经肯定和确认了自然人婚后仍享有变性权。当然，从完善我国法律的角度看，已婚者的变性权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立法来确认、保护和规范。
（二）已婚者的变性权应受到合理的规制
由于已婚者变性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较多，客观上也违背了自然的和谐定律，在家庭生活中必然会出现新的矛盾，甚至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不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和规范，可能会造成人际交往秩序乃至社会公共秩序的混乱，给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善良风俗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一方面，我国立法上应当确认和保护自然人的变性权利，另外一方面，应对变加以法律上的规制。即对变性权的行使不能听之任之，随心所欲，已婚者变性权或自由的行使理应受到合理的限制和规范。包括通过制订法律、法规管理变性、人工生殖和克隆技术，明确规定变性的条件，限制变性次数，防止变性权的滥用。对于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的行为，分别规定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等等。此外，还可以通过规定配偶权制度和侵犯配偶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来限制已婚者的变性权等等，使婚后变能够有所规范。
三、离婚不应作为已婚者变性的前提条件
（一）我国关于申请变性者主体条件的规定和学界的观点
如前所述，为了规范变性手术技术审核和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我国卫生部办公厅于2009年11月13日印发了《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并自2009年11月13日开始生效。该《规范》对变性手术作了界定：“本规范所称变性手术，是指通过整形外科手段（组织移植和器官再造）使易病患者的生理性别与其心理性别相符，即切除其原有的性器官并重建新性别的体表性器官和第二性征。”对于变性的申请条件，该《规范》规定的变性手术前患者必须满足的五个条件之一就是“未在婚姻状态”。这里的“未在婚姻状态”，依笔者理解，既可以是未婚者，也可以是离婚或者丧偶者。按照这一规定，很显然，已有配偶者不能进行变性手术。
可见，卫生部对实施变性手术的条件规定得比较严格，它要求变性手术之前患者须为“未在婚姻状态”，这就意味着已婚者如果要求变性，则须先解除婚姻关系。该《规范》主要起草人陈焕然教授主张：“易者在接受变性手术之前如果与配偶的婚姻关系处于存续状态的，婚姻关系应予解除，否则在变性手术以后，这种婚姻关系就是同性间的婚姻，是法律所禁止的。” [9]在学界，也有一些专家赞成这一观点。主要理由是：夫妻一方做变性手术，会出现“同性婚姻”，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结婚和婚姻主体须为一男一女的规定。如果已婚变性者，则侵犯了另一方的配偶权利，应向其原配偶承担过错损害赔偿责任[10]。在实践操作中，许多医疗机构也要求已婚变性者在做变性手术之前须先离婚。
（二）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笔者不赞成以上观点，并认为卫生部《规范》所提出的“未在婚姻状态”这一要求是不合理和不妥当的。主要理由如下：
1.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由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婚姻法》（修正案）第2条也规定了婚姻自由原则。它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的内容。任何人的离婚行为均须由其本人自主决定，不允许第三人干涉、强制或者包办代替。《规范》提出做变性手术须在“未在婚姻状态”下，这一方面限制了自然人的变性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也有强制当事人离婚之嫌。如果当事人夫妻双方均能够接受变性事实，且不愿意离婚怎么办？现实生活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案例：东北农民陈某在变性之前，为了变性手术的实施，被迫与妻子离婚。陈某于2007年4月变性后说“我不会离婚的，这是我的责任。”陈某和其妻子选择继续共同生活，她们认为家可以由两个“女人‘组成。至今陈某与妻子以姐妹相称，仍象以前一样在一起共同生活[11]。这就使国家有关部门遭遇合法的异性婚姻与非法的“同性” 婚姻并存的尴尬境地。事实说明，强制变性人离婚是行不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婚姻的解除是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的，我们的婚姻立法是不可能规定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干预个人婚姻家庭而设置的“义绝”制度（即强制离婚制度）的[12]。
2.干涉了当事人的离婚自由权
对于婚后变性人而言，其变性前的婚姻关系依然是婚姻法所承认的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因为在法律上，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经过依法登记的，具有法律效力，且在变性之前当事人还是其结婚时的性别，双方依然是婚姻法所承认的异性婚姻关系，因此，如果当事人自己没有提出离婚，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双方先离婚，显然是侵犯当事人的婚姻权利的。将离婚作为实施变性手术的前提条件，虽然可以避免变性之后产生一系列“后遗症”，包括变性后婚姻关系和子女抚养问题的认定与处理，但却违背法理和当事人的意志。相形之下，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就比较人性化。例如由法律、医疗政策和性别科学领域的专家参加的“变性人法律和就业政策国际联合会” 制订并于1993年8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变性人医疗法律标准》中规定：如果患者已经结婚，医生不能要求患者离婚，但可以要求患者配偶签署知情同意确认书，确认书包括表明支持患者变性、已被充分告知变性医疗的性质等内容[13]。这样则既保障了变性手术患者自己的医疗决定权，又保障了配偶的知情同意权，是一种稳妥合理又比较人性化的措施。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并建议删除“未在婚姻状态”的手术条件规定，赋予已婚者以变性权，将变性前是否离婚的选择权交由当事人自己行使。
3.混淆了“基于一方变性而产生的同性婚姻”与同性恋婚姻的区别
有学者认为：该《规范》混淆了“同性结婚”与“同性婚姻”的概念。“同性婚姻”既包括基于同性结婚产生的同性婚姻，也包括基于一方变性而产生的同性婚姻，这两者之间差别极大。同性结婚是同性恋者为实现其自身权利而追求的高级目标，其基础是“同性恋”这种非主流的“性取向”。[14]笔者赞成这一观点。
首先，我国法律不允许同性结婚，也不承认同性婚姻。在我国，不论是我国传统亲属法还是现行婚姻法，对婚姻主体的要求都是必须为男女两性，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对婚姻的基本认识和态度，这也是婚姻成立的主体要件，是婚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因为婚姻是以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为前提和基础的，只有异性结合，才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婚姻的宗旨，符合现代人类公认的共同道德观念和法律理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婚姻家庭担负着繁衍后代即生育的功能，这是婚姻家庭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功能。同性结合无法实现这一功能和使命。从法律层面来看，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法律对同性恋是否合法、同性恋者是否可以结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我国《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这些规定已经在法律上实质性地从性别上限制了结婚的主体，从法律上否定了“同性恋”这一性取向，表明在我国，结婚的主体必须是男女双方，同性恋者在我国是不可以结婚的[15]。未事先离婚的已婚者在变性之后仍与其配偶共同生活，虽然在外观上出现了“同性婚姻”，但其变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同性恋”，与“同性恋”婚姻这一性取向根本不同[14]，不能混为一谈。正如我国著名婚姻家庭法学家杨大文教授所指出的：“这两者毫无关系。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是同性，所以不存在一个同性恋者通过变性手术达到结婚这一问题。”[16]当然，如果同性恋者为了达到与同性恋对象结婚的目的而实施了变性手术，并与原同性恋对象结婚的，就可能变相引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这需要将来从法律上加以明确禁止。总之，实施《规范》所规定的“未在婚姻状态”的条款以禁止“基于一方变性而产生的同性婚姻”，则很可能会破坏当事人原先建立的合法婚姻和家庭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现行法律及行政法规并未禁止婚后变性手术，对于在变性后不愿意解除婚姻关系的，应如何对待和处理呢？这一问题解决起来确实比较棘手。笔者建议：能否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对待呢？即在只承认和保护两性婚姻的前提下，将变性人的婚姻关系作为一种例外予以承认。理由在于：第一，其变性前的婚姻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即变性人在变性前与其配偶符合结婚条件，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其婚姻关系是合法有效的。我们不能因为嗣后出现影响婚姻存续的事由即变性而否认此前成立的婚姻的合法性。第二，变性人婚姻家庭权利同样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应将选择权赋予当事人，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继续维持双方婚姻关系。因为婚后变性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同性婚姻。如果原配偶愿意继续维持双方婚姻关系，并在一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原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备案的，则为同性婚姻；如果不同意继续维持其婚姻关系，并以书面形式备案的，则可作为离婚的条件。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则可以通过诉讼离婚来解决。这样有利于尊重婚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护当事人的婚姻家庭权益和愿望，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甚至激化矛盾。当然，这样处理，在目前我国的法律框架下，可能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相违背。这一问题如何处理才是最佳选择，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研究，并通过立法加以解决。如果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同性婚姻，则在法律上需对现有家庭的概念（包括家庭结构、形式）进行扩展，即家庭不但包括目前通常由异性配偶和子女等组成的家庭，还包括由特殊婚姻形式组成的家庭。这就在法律上明确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在目前条件不成熟，暂时不可能通过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来解决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国家行政机关制订单行条例、法规来解决。”[17]
其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并不承认离婚应作为变性手术的前提条件。例如高婷婷诉南京东方医院案即为其中典型案例。2004年6月7日，原告高婷婷与被告南京东方医院签订协议书，约定由东方医院免费为他做变性手术，高婷婷配合医院接受媒体采访，保证医院的独家报道权。高婷婷依约兑现了自己承诺，但医院在为高婷婷完成鼻子整形和激光脱须手术后，即以他未提供其与妻子的离婚证明，不具备手术条件为由决定暂缓手术。为此，高婷婷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医院继续履行协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原告明知做变性手术是需要提供离婚证明的，但是目前并未提供其与妻子离婚的合法手续……”，并认为高婷婷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变性势必造成同为女性的婚姻，有违我国婚姻法规定，并以此为依据判决驳回高婷婷的诉讼请求。高婷婷不服一审判决，遂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南京中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效。高婷婷在已提供了妻子对其变性所给予的理解和认同的证明后，东方医院以高婷婷不能提供证明其已经离婚的法定文件为由，单方提出暂缓施行手术，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以高婷婷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变性势必造成同为女性的婚姻，有违我国婚姻法规定为由，作为支持医院暂缓手术的理由欠妥。同时，一审判决以变性影响配偶权的行使作为驳回高婷婷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也欠妥。该中级法院认定高婷婷上诉理由成立。鉴于东方医院明确表示拒绝为高婷婷施行变性手术，合同继续履行的基础已不存在，该合同应终止履行。最后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东方医院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高婷婷损失5万元[18]。在该案中，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创制出一项新的审判规则：离婚不应作为已婚者变性的前提条件。而二审法院根据自由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对案件的处理加以解释，其立场要比《规范》中的“未在婚姻状态”条款的拟定者更加中立，因此也更可能接近公正。这一审判规则的创制不但弥补了目前我国法律存在的漏洞，而且为理顺变性人的婚姻家庭关系，解决变性人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为将来的立法提供了司法实践经验。
四、配偶一方变性与婚姻过错赔偿问题
（一）婚姻过错赔偿制度
1.我国《婚姻法》关于婚姻过错的有关规定
婚姻过错赔偿制度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因法定过错行为的发生而导致离婚，基于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由过错方赔偿无过错方损失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一种婚姻法律制度[19]。
根据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第46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2.婚姻过错赔偿的适用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婚姻过错赔偿既适用于协议离婚，也适用于诉讼离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7条规定，对于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婚姻法》（修正案）第46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在协议离婚时，双方可以就赔偿数额、给付时间、给付方式等问题协商一致后，写入离婚协议。如果协议不成时，则可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调解或判决[20]。
3.婚姻过错赔偿的构成要件
根据《婚姻法》（修正案）有关规定，婚姻损害赔偿的构成需符合下列条件：
（1）必须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过错行为的发生。即行为人一方违背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实施了使对方人身、财产或配偶身份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第46条将承担过错赔偿的行为限定为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
（2）必须要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因过错方违法行为的发生，给无过错方的人身、财产和精神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事实。
（3）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实践中，当事人财产利益的损失，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而无过错方精神利益损害的认定，则只需证明对方存在家庭暴力、婚外同居、虐待、遗弃等行为即可。
（4）行为人主观上基于故意，即行为人违法过错行为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害对方的合法利益或明知其行为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却故意通过违法行为的实施，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
（5）违法行为导致了婚姻关系的破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过错方，且当事人的离婚是因一方的法定过错行为所致。换言之，离婚是损害赔偿发生的前提条件，不离婚，就不能启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二）配偶一方变性与婚姻过错赔偿
由于我国法律目前对变性问题没有具体规定，在实践中，对于婚后性所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如何处理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例如对于配偶一方变性是否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如何防止变性权的滥用？如果配偶一方实施了变性手术，配偶另一方能否向其主张婚姻过错赔偿请求权？这些问题现在均不明确。我国有学者提出，如果已婚变性者，则侵犯了另一方的配偶权利，应向其原配偶承担过错损害赔偿责任[10]（6-7），但现在从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第46条的规定中，这显然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已婚者变性不在《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赔偿范围之列。这需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明确。一方面，我国法律上还没有规定配偶权制度，另一方面法律现有关于婚姻过错的赔偿范围显然过于狭窄。所谓配偶权，是指夫妻双方相互间平等专属地享有的表明配偶身份和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身份权。它是由婚姻关系产生出来的一种基本身份权，也是合权利义务为一体的新型权利。笔者建议：第一，立法上应当确立配偶权制度，并通过规定配偶权制度和侵犯配偶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来限制已婚者的变性权，维护配偶另一方的身份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第二，将来在修改《婚姻法》或制定《民法典》时，应把变性作为确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理由加以规定，并将配偶一方隐瞒配偶对方进行变性而给配偶对方造成伤害的行为也一并列入现行《婚姻法》（修正案）第46条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过错行为的范畴。
对于配偶一方变性与婚姻过错赔偿问题，可以区分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处理：
1.配偶双方已就变性和婚姻等相关问题经协商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已通过意思自治来解决变性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后果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决定和选择，自无干涉的必要。
2.配偶双方未就变性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种情形，如果当事人一方反对进行变性手术，且不愿意与欲变性一方继续共同生活，则首先应从法律上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在此基础上，应由欲变性一方对无过错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尽管已婚者婚后变性是否需要经过其配偶的同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在理论上也有争议[17]（63），但无论如何，也不管当事人离婚与否，未经对方同意的变性毕竟给配偶另一方的配偶身份利益和其他婚姻权益造成了损害，变性一方应承担婚姻破裂的过错责任，受害一方有权主张损害赔偿。
3.配偶一方隐瞒对方而实施了变性手术。一方隐瞒实情而变性的，属于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对于这种情形，应由变性一方向无过错另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配偶一方隐瞒对方而实施了变性手术，违反了民法上的诚信原则和告知义务，改变了婚姻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实质要件，侵犯了对方的配偶身份利益和其他婚姻权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形的出现，往往影响到婚姻关系的继续维持。在无过错方能够谅解的情况下，可以先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21]，并就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协商或者调解。当变给无过错方精神上和生理上造成损害，在无过错方不能谅解而直接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该变应认定为变性一方故意实施的侵害配偶权（包括配偶身份利益）的行为，应作为变性一方的重大过错，由其承担婚姻破裂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并由其向无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变性一方的人格利益和无过错配偶一方的配偶身份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防止变性权的滥用，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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