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

摘 要：利用中国199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农村金融信贷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农村储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负效应。应采取增加农业贷款的支农力度、强化财政支农的力度，以及避免农村资金“倒流”等措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2；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27-03

一、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国内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例如，温涛等（2005）认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王虎等（2006）认为，中国金融发展对于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此外，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中，谭燕芝（2009）认为，农民增收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但农村金融发展却不利于农民增收；杨小玲（2009）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基础上的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之间不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 Granger 原因。

综上所述，大部分文献均只研究了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即便是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各个作者之间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统一。对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是众说纷纭。但是根据现有中国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于农民的收入有着正向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二、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反映我国农民收入状况、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投资水平和财政政策三组指标。为得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的准确关系，将衡量投资水平与财政政策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剔除二者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具体指标分析如下。

（1）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lNCOME）。该指标反映我国农民收入状况。“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与“农村居民总收入”指标相比，扣除了农村居民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以及缴纳的税费，是可以直接用于生产性投资、非生产性投资、生活消费和储蓄的收入。因此，“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可作为衡量农民收入水平的变量。

（2）农村居民储蓄比率（FS）与农村金融信贷比率（RF）。该指标反映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这里参考温涛等（2005）所选择的指标，选择“农村居民储蓄比率”与“农村金融信贷比率”两个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中，农村居民储蓄比率是金融机构农业存款总量与农村总产值之间的比值，以FS表示；农村金融信贷比率是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量与农村总产值之间的比值，以RF表示。

（3）投资水平（FI）与财政政策支农（PF）。该组指标反映我国其他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计量模型。其中，描述投资水平的变量是利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以FI表示；衡量财政政策支农的变量是利用支农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率，以PF表示。

以我国1990—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为了消除物价上涨的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利用CPI指数对“农村居民年收入”（INCOME）指标进行了调整，同时为消除数据的剧烈波动和异方差，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指标以LNRI表示。而反映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和控制变量均为相对值指标，物价因素已相互抵消，无须进行调整。

2.研究方法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具体步骤如下：第一，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利用单位根检验说明变量的平稳性及单整阶数；第二，如果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则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第三，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讨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二）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1.单位根检验

对变量及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时，检验形式根据变量趋势图确定是否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而检验的滞后期则由Eviews6计量软件根据AIC和SC准则自动确定。检验结果见表1。其中，DLNRI、DFS、DRF、DFI和DPF分别表示相关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项。

由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原始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是不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示平稳。所以，原始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即可以进行农民收人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在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协整检验主要可以分为两种：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以VAR模型为基础，具有非常好的小样本特性，是一种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的较普遍的方法。因此，这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验证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由于协整检验对于滞后阶数的选择非常敏感，因此，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前首先要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无约束VAR模型的残差序列相关性分析表明，VAR模型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的最小长度为2个滞后期，因此可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表2为Johansen协整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检验结果。由此表可以看出，LNRI、FS、RF、FI和PF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如下所示：

LNRI=-11.49135FS+0.408055RF+6.957627FI-29.98015PF

通过协整检验，可以确定我国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进一步考察方程我们可以看到，1990—2011年间我国农民储蓄比例与农民收入呈反向关系，农民储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则降低11.50个百分点，而农村金融信贷比例则与农民收入呈正向关系，农村金融信贷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提高0.41个百分点。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关关系，但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农村金融信贷比率的提高总体上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农村居民储蓄比率的提高则会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金融机构出于提高收益的考虑，往往将农村资金转移到城镇地区，这就造成了农村储蓄越多，农村资金的流失也越多的状况。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投资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农民收入增加6.96个百分点。投资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正向作用与金融发展理论的一般结论是相同的。

财政政策变量与农民收入之间成反向关系，即财政支出中的支农部分不仅未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反而会对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阻碍作用，这一结果与预期并不符合，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农民的财政负担过重。由于我国财政对农业支出的比重较少，同时农民的税赋过重，这就导致了农民实际获得的财政性收入很少，农民收入也因为缺少财政政策的支持而增加缓慢。近几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3.格兰杰（Granger）因果性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变量之间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却并不明确，需要对其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采用VAR模型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看出，在10%的置信水平下，农村金融信贷比率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农民收入也是农村金融信贷比率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农村储蓄比率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农民收入是农村储蓄率的格兰杰原因。

这一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直接推动了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增加，而信贷比率的提高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信贷之间的双向促进作用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即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扩大信贷规模，增强对农民的金融支持，通过这一方式，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收入与农村储蓄比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说明虽然二者在样本区间之内存在着稳定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明显的因果关系，通过农村储蓄比率的提高，并不能对农民收入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无法得出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一定可以促进或一定会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结论。农村金融从不同的方面对农民收入产生着影响，农业贷款的增加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储蓄的增加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负面效应；而财政支出的支农部分并没有起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

如何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地增长，无疑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增收是重中之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增加农业贷款的支农力度。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对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等改革的基础上，扩大面向农业、农村的贷款规模应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可行措施。农业贷款等金融信贷的支持，能够有效地满足农民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需求，同时也为广大农村地区改善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金融工具创新，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设计不同的农业贷款方式，在必要的风险控制前提下，从贷款期限、贷款额度、贷款方向等角度满足农民的信贷需要，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第二，避免农村资金的“倒流”。农村居民储蓄增长无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原因是农村资金被金融机构转移到城镇地区。这一结果使得农村居民储蓄在很长时间内会阻碍农民增加收入，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和农民增收无法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资金的不合理转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的紧张，削弱了农村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利于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制定相应政策，引导、鼓励、支持各农村金融机构立足于广大农村地区，将农村居民储蓄用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

第三，强化财政支农的力度。农业作为弱势产业，需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收入方面，农业税的取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当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同时，政府应在财政支出方面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财政转移支付功能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弥补农村资金的不足。在此过程中，应当加强财政支农资金在分配、管理和使用方面的规范与监督，努力提高支农资金利用效率，使支农资金能够真正用于解决三农问题。